2001年9月28日星期五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近日媒體報道中東戰霾時,每喜佐以一卷附上國旗的戰棋圖,以收圖文並茂之效。如斯國旗點綴卻似一律不離技術錯誤:忽略了「兩個阿富汗」的既成事實。這不但彰顯各國對「阿國國情」的輕視,更反映國際社會對美國重新介入別國內戰的漠視。

國旗也政治正確?

媒體常用的阿富汗綠白黑三色旗始用於一九九二年,在塔利班游擊隊於九六年攻陷喀布爾後,仍代表國際認可的阿國政府。查塔利班政權並無襲用前朝章典,而另行頒布一面白底上刻回教禱詞「Shahada」的新國旗,甚至連國名也另起「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此爐灶,以示與原政權「阿富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Afghanistan)」分庭抗禮。敗走麥城的游勇則與倒塔分子組成「北部聯盟 (Northern Alliance)」,以黑紅綠三色旗為標記。一國兩制三旗,遂並列屹今。

凡此種種,足證阿富汗早如南北兩越海峽兩岸般一裂為二。強調政治正確的傳媒,於韓戰時亦無以青天白日旗借代「赤色中國」,今卻潛意識把阿國內鬥按下不表,一面以美國承認的前國旗強加於塔利班,一面又稱未來戰爭為「懲阿戰」,把兩阿並立的事實輕輕帶過。吾人惟有以干涉觀審度美人躑躅兩阿之局,才能識其另番景象。

今美國反客為主卻但聞刀霍,乃因布殊政府尚未決定復仇的干涉廣度,當波及以拉丹為核心的三個同心圓中哪一圓。第一圓:只針對拉丹嫡系,不牽涉庇護此君的塔利班政權。第二圓:一併教訓塔利班,間接惠及倒塔聯盟。第三圓:蓋盡所有涉嫌支持恐怖運動的國家:伊拉克、利比亞固不可少,不少亞非拉政權亦難免俗。

拉丹的三個同心圓

三圓論衍生上中下三策,箇中下策稍疾、上策略除,學者多以為美國將先選中策,先料理拉丹暨塔利班,再順勢行下策根絕恐怖主義。此舉卻為越戰式干涉主義的遺產,不獨暗合昔時兵助南越之由,於世界史上亦何其相似乃爾。

葡萄牙於一九七四年撤出安哥拉,惹來三支游擊隊爭霸。美國防部對上述番號一律不解,卻匆匆標籤三者為善人、佞人與閒人,並全力支持「善人」 FNLA,以其根絕非洲共產主義勢力,結果慘敗於得助於古巴的「佞人」 MPLA之餘,亦恍然其嘍囉與宿敵乃一丘之貉。美國一無所知地干涉別國內戰之傻層出不窮,除卻四野結怨,一無所獲。

安哥拉模式還魂

不久冷戰劇終,克林頓借史鑑今,力求與各國各派同時對話,把以夷制夷之道擱諸一閣,令其全球化外交暫有小成。是以塔利班控制大局五年,鷲嗥佛滅,仍能自建洞天。但若美國此役順道倒塔,扶植同為拉丹之友的「倒塔聯盟」為保護國 (protege),就是有政治正確國旗的包裝,仍難掩安哥拉模式的借屍還魂。在兩阿局中,縹緲的恐怖主義取代了虛無的共產主義,美國遂設「恐怖陣營」為新天敵,又視泛泛之輩為新諍友。科索沃式的「特別干涉(ad hoc intervention)」個案,又返回意識形態式的「程序干涉(sequential intervention)」之境。

潘朵拉黑盒再開,渾沌難逃。布殊若在教訓拉丹時波及其二圓,繼而其三,不啻宣布奉新冷戰干涉主義為國策。一切獲垂青的恐怖大亨,將一如當年被鎖定的共產傀儡,重飾烘托天使的妖魔一角。克林頓政策將一筆勾銷,北韓之流的傳統外道又得打回原型──大概這並非眾望所歸的。

2001年9月19日星期三

主權與人權的零和遊戲

九一一事件後,回教世界扳回零和一局,以恐怖主義取代核威脅,原能構成一種類冷戰式「恐怖均勢 (Balance of Terror)」。然而這種陽光式均勢,將是極其短暫的。一俟美國軍事行動,兩大陣營重新部署,一襲推倒重來的大風暴,似是終不可免了。

「九一一」一役以降,多有論者認為美國當反省此事之因果關係,或從上述前提汲取教訓云云。但若以西方大歷史觀審視之,我們當能發現美國的遇襲與其對回教世界的干涉容或有一帶之連,二者之因果卻難成一線性邏輯--蓋空襲世貿與濫炸油城,本為兩套互為轅轍的國際政治哲學的體現。

主權高於人權?

若論者視九一一事件為回教世界對美國歷年頤指氣使的教訓,此訓之理論根據當為一套廣義的「主權高於人權論」。以此論邏輯推之,凡一國之內事務皆應交由本國人處理,就是該國出現暴君、獨裁者、種族衝突,亦為其主權內之「人民內部矛盾」。美國以客卿之身,先後對以巴兩伊等不關己之事予以勞心,與主權論有所違,是為「敵我矛盾」,故應予以訓斥。

欲推斷此訓的成本效益,論者該以西方對回教世界的歷史教訓為鑑--此即得道於一廣義「人權高於主權論」。遠在去年貝理雅祭出此詞前三世紀,其祖先已借人權論對當世邊地殖民,理由為「當地獨裁統治不能為人民帶來有效管理」。殖民主義已矣,西方仍認為第三世界統治者難為境內人民迎來人權,故每加干涉之,衝突遂應運而生。

美國出兵科威特持的是主權論,故得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制裁伊拉克,號召推翻薩達姆持的卻為人權論,因而在回教世界失卻市場。此類制裁與活捉諾列加、出兵格林納達、空襲科索沃一脈單傳,皆為西方對反人權論國的教訓。其教化反效之昭然若揭,回教世界教訓之效能亦當作如是觀,豈有他哉。

大歷史內的單向對話

文藝復興前,世界本無主權與人權論的明鬥,只有神權與主權論的暗爭。在耶教與回教世界皆為神權論主導時,雙方就是發生十字軍東征那樣的劇震,仍分享著相同的國際哲學。故耶路撒冷城的屢次血腥易手,對雙方最終皆有所教。在無損雙方生存的基礎上,汲取教訓的機會是存在的。

但自宗教改革伊始,西方神權隕落,主權國家躍起,殖民主義抬首,廣義人權論在擴張性的西方漸成主流。與此同時,回教世界的神權卻濃縮於鄂圖曼土耳其一身,帝國內不同民族皆以建立民族國家為綱,主權論遂成現代中東國家的立國基礎。二戰後,回教國家的領土主權仍相對脆弱,故廣義主權論向為防守性的中東的安全閥。

西方與回教世界的對話遂失去共同語言,主權論與人權論的存廢,幾繫本世界之存亡。故人權論者的科索沃教訓、主權論者的九一一棒喝皆注定為單向,難收共震之效。

全球化時代的零和遊戲

上述理論之先天相衝性,早為是次全球化悲劇埋下伏筆。二者之衝突在互動影響有限的二十世紀,仍有相應緩衝區:像美國以人權之名擴展勢力時,強調主權的中國亦能自求多福。但到了今時的地球村無垠時代,此衝突業已發展為一局零和遊戲:人權論的弘揚必證西方列強的慢性主導,主權論的盛行則必助亞非拉國家的急性茁壯。在前者節節勝利下,後者另闢零和戰場便非無跡可尋了。

2001年9月17日星期一

恐怖襲擊見證多維全球化

美國面對恐怖主義此隱性敵人的彷徨,與東亞各國對索羅斯的乾怒、法國民族主義者抗擊迪士尼入境的徒勞如出一轍。二○○一年世貿中心的消失,不但見證了政軍全球化的成熟,亦宣告多維全球化時代全面來臨。

多維全球化的里程碑

九○至二千年的全球化片面地以經濟為主軸,文化為副軸,政軍全球化的進展卻瞠乎其後,但是次美國遇襲,說明了恐怖主義等跨國組織,擁有影響主權國家政治及軍事生態的能力,顯示了強國也不能確保對國內的絕對掌握,更象徵了世界各地「干涉內政」的互動雙向性。只要把上述政軍全球化與經濟、文化全球化的特徵類比,我們當能察其共性。像無遠弗屆的跨國組織,政軍代表為恐怖主義,經濟代表為索羅斯之流的投資銀行,文化代表則為大美國文化。美國面對恐怖主義此隱性敵人的彷徨,則與東亞各國對索羅斯的乾怒、法國民族主義者抗擊迪士尼入境的徒勞如出一轍。因此二○○一年世貿中心的消失,不但見證了政軍全球化的成熟,亦宣告多維全球化時代全面來臨。

三度空間遊戲

多維全球化的革命性,源自「三度空間」新遊戲規則。自一六四八年《威斯特法里條約》起,民族國家一直是國際舞台要角,但基於地理與信息空間的消失、主權國家對國民監控的減少、主權國家受國際條約的桎梏、跨國主義對世界公民的向心及後者獲取信息及技術的便捷,跨國組織已異軍突起。是次事件黑手不是任何敵國,說明國家不再是國際唯一舞者,非政府組織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將紛至沓來。主權國家除了要周旋於盟國敵國,還得應付不受各國與國際法約束的跨國組織。像阿富汗與拉登的淵源,可比索羅斯與美國的關係,然則馬來西亞能與美為敵否?是以原來的國與國二元關係,將被這三度空間的互動關係取代。

新時代的舊概念

令人擔憂的是,布殊政府一直被前全球化思維主導,導彈防禦系統更屬典型冷戰產品。布殊在美國被襲後的宣言,亦充斥「正邪之戰」等冷戰詞彙,固令人感到其箭在弦上的憤慨,卻也令人預視其箭不得不發的悲哀。其倡議的反恐怖主義聯盟,實際上還是鎖定一二國為目標,充其量是製造一把殺雞用的同盟牛刀。這樣的思維,還是二元的,而非屬於全球化三度空間的。

且自亨廷頓發表「文明衝突論」以來,西方已預定廿一世紀為耶教、伊斯蘭與儒教文明衝突的世紀。文明衝突在新時代或會加劇,但我們該注視的是衝突雙方的嶄新單位,而非衝突的陳年內容。美國社會強加回教和儒教世界的異教性,來塑造合乎其利益的新世界秩序,卻忽略了位處本土的跨國組織的威脅。需知就是同屬耶教的大衛教派,也有足夠動機與人力發動類似突襲。

若美國於新時代還苛求霸權,則不但徒增國家層面的橫向衝突,更將催化與跨國組織間的縱向衝突。相較下,中國政府內對法輪功步步為營,外則力主深化多極世界,便深諳全球化遊戲規則。美國若資源錯配,兩面受敵,後果對其將是毀滅性的,對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更是毀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