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29日星期二

烏代庫賽之死弄巧反拙

美軍擊斃薩達姆大小公子,並發放二人遺照示眾,希望對伊拉克門醜聞發揮移情作用,卻可能成為醜聞新溫床。

二次大戰後,國際舞台出現新遊戲規則:不能滅國、不能跨境暗殺別國領袖。前者只有印度吞併錫金等少數例子破戒,暗殺則由極權國家包辦。美國前總統福特於1976年頒下行政指令,禁止公職人員從事「政治暗殺」,自此美國公敵的最慘淡下場,也是引渡審判而已。

布殊上台後,徹底修訂了規則:一為宣布容許暗殺與蓋達有關的恐怖分子;二為讓美國處於長期反恐狀態,以求通過戰時「截頭行動」截殺對手。但烏代和庫賽身為「薩核心」領導,好歹也算被「政治暗殺」,與蓋達處於敵對關係,並不受布殊修訂涵蓋,在布殊宣布戰事「基本結束」後三個月才被殺,亦不符合戰時截頭的基本定義,因此並沒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法律依據。

何況二人之死與伊拉克門醜聞,又構成另一個吊詭。二人被殺源於親信背叛,而成分相同的復興黨叛徒早告知薩達姆無大殺傷力武器的事實,這是美國的情報系統A。與此同時,來源獨特的情報系統B五次透露薩家已被滅門,情報形式與伊拉克門的問題情報完全相同。二子之死,反映系統A的可靠,卻同時揭露了系統B的水分,醜聞又怎會被忽略?

斷水絕糧的伊拉克人,即使對傳聞曾要求自首免求一死的烏代庫賽並不同情,也沒有估假領袖的興致。布殊、貝理雅大笑「歡迎」二子之死,只能對薩家闔家施以港式詛咒,如此膚淺「又唔守規矩又無禮貌」,與中共堅持「改造」國民黨戰犯統戰相較便高下立判了。

2003年7月21日星期一

凱利之死各方利益交叉重疊

醜聞在政治學上,有雙向與多向式之分。前者攻守雙方壁壘分明,結局非黑即白,水門事件便是典型。但當攻守各方的利益輻射滲透、互相排斥,醜聞便會淪為不能證實的陰謀論。以甘迺迪暗殺案為例,當兇手再被殺、證據被毀、牽涉國際局勢,則民主黨與共和黨、CIA與FBI、親美派與反美派都有暗殺與反暗殺的理據。

如今伊拉克門醜聞,正在英美分道揚鑣。在美國,守方以右派「行政─企業─軍事」鐵三角為主軸,以布殊、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為代表;攻方以鐵三角邊緣集團為主軸,以民主黨、傳媒企業和中情局技術官僚為代表。臉譜清晰,震央清明。

在英國,醜聞卻牽引出四大軸心。

一為當權派工黨與反對派工黨之爭:前者傾向自民黨、後者傾向保守黨,令英國正出現1920年來首次政黨重組。

二為公關主任坎貝爾的政府公關系統與以BBC為代表的工黨宣傳系統之爭:前者被指偽造證據,後者則被指偽造「政府偽造證據」的證據。

三為親美派與親歐派之爭:前者指誤證源自法、意等國,後者指英國情報科正為美國揹黑鑊。

四才是政黨之爭:攻伊主力保守黨指工黨行政機關欺騙國人,不少反對出兵的工黨議員則被迫支持政府自衛。攻守八方利益交叉重疊,醜聞的終極演化原已殊難預視。

數天前,被指從國防部向BBC泄密的凱利博士在國會作供後離奇暴斃,更令全國邏輯上都能成為疑兇、又能是受害人。在伊拉克門框架下,凱利之死已經「甘迺迪化」,是為當代英國黑暗的一天。醜聞亦正式脫離雙向軌道,恐怕將變成難以得到法理公正的羅生門了。

2003年7月14日星期一

布殊非洲之旅利益掛帥

美國總統布殊大駕光臨非洲,官方目的為推廣反恐、反愛滋、反貧窮。但布殊出訪五國的信息卻互相違反,背後又暗示了什麼?

一、布殊聲稱出訪非洲是證明美國對第三世界有「道義責任」,對出兵利比利亞維持和平的「道義要求」卻慷慨讓賢;

二、他訪問塞內加爾是獎勵其促成非洲簽訂挺美的《達卡反恐宣言》,但同時出訪的南非則屬反戰領袖;

三、他訪問南非是為了爭取這毋須依賴美援的「非洲良心」的象徵性支持,但對同樣反戰的津巴布韋的象徵性支持則不屑一顧,甚至要求其總統穆嘉比下台;

四、他訪問烏干達是嘉許該愛滋源頭近年的反愛滋成效,並讓其優先取用150億元人道撥款,但對南非居於全球前列的愛滋病發率卻按下不表;

五、他打著民主化旗號訪問博茨瓦納是鼓勵這民主歷史最悠久的黑人國家,對「愛滋鬥士」烏干達獨裁總統穆塞文尼卻愛屋及烏地縱容;

六、他訪問尼日利亞是為了廉購非洲石油,對該國抗議降低油價的「恐怖行」卻視若無睹……

若上述互相衝突的邏輯能引證布殊在進行「三反之旅」,則無疑是自欺欺人。布殊針對性地出訪非洲五國,只是嘗試在非洲建立東亞、東歐式的戰略伙伴網絡:戰略本來就沒有必要的原則,也沒有原則是必不可少。布殊出巡教導我們:即使在利益範圍外挑戰美國,則無論犯多少次閑規,也能是伙伴;在利益範圍內不容於美國,則無論賣多少次閑好,也是敵人。

戰略伙伴開宗明義利益掛帥,比「反恐」式替天行道一刀切,原來是一種退步。但當拿著刀的是布殊,卻也許是一種進步。

2003年7月3日星期四

攻伊莫須有美國難現危機

情報莫須有的伊拉克門醜聞,是不能有水門結局的水門式憲政危機。

美國奉三權分立為祖宗之法。約翰遜於 60 年代通過民粹主義擴大總統權力,國會便借水門事件設立「獨立調查員」一職抗衡,克林頓民望甚高,但依然被右派法院與國會聯手通過調查員司塔爾彈劾,是為三權互制的典範。

然而布殊經司法覆核上台,共和黨又歷史性勝出 2002 年國會中期選舉,三權歸一萬佛朝宗,成為 1934 年來首個「全天候執政黨」。

萊溫絲基與克林頓的雪茄被兩權公審,伊拉克門調查聽證會卻不受法理約束、又以閉門進行,不但反映沒有一權逃出此門,更說明三權分立不敵一黨獨大。

布殊又以二戰羅斯福特例為常例,在九一一後刻意擴大行政權力,成立國土安全部為太上集權機關,反恐條例以戰時「仁義獨裁」為藍本,予總統乾綱獨運。這是布殊強調反恐尚未完結、同志仍需努力的關鍵:否則未完的行政獨裁如何努力?

反恐是持久戰,政府推出的戰時愛國主義也欲斷難斷。民族主義上綱至此,每出現哲人 Anthony Smith描繪的排他性和自戀性,到極致常以法西斯化告終。這是中國「說不」時的美式憂天,今天卻君體相同。

民主黨除了 84 歲的元老議員 Robert Byrd 外,無一敢言反戰,對伊拉克門也難免疫。總統選舉臨近,民主黨三權盡失,連第四權──媒體──也在美式 23 條下愛國化,又有誰能超然地追究伊拉克門?

這道門暴露了三權分立的盲點、愛國與憲法的二元衝突、布殊的行政主導實驗,無疑是憲政危機。但危機卻可能無疾而終,因為,門內門外都找不到一隻白烏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