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不效美舉行聽證會

李柱銘一行出席美國聽證會惹來爭議，只因為聽證作為「法治與政治中介體」這個政治學概念未為人熟悉。把美國國會此舉演繹為純法治與純政治，都不符合美國國情，也不見得符合中國特色。

聽證的最早基礎為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的「自然公正原則」，原來只是在司法領域履行，至18世紀傳至美國，移植於行政和立法機關，再在全球發揚光大。國會舉辦的立法聽證於二戰後才廣為盛行，一般分為三類：一、監督聽證(如監督財政預算)；二、法案聽證(在審核法案過程中邀請公眾發表意見)，及三、調查聽證(就社會熱點公開調查)。

「香港民主狀況」與克林頓性醜聞，都屬於第三類。

理論上，國會舉行聽證是為了令立法過程規範化，通過技術專家出席聽證來降低法案的政治爭議。然而聽證機制本身就是政治一部分。聯邦政府、各州各市幾乎天天聽證，動機之一就是貫徹開國思想家麥迪遜對「代議獨裁」的反對，希望依靠市民去信舉行聽證來加強直接民主，抗衡代議政制的集團利益。然而亦由於聽證強調正反辯論和資訊公開，令利益集團政治和媒體的「第四權」依然被相繼確立。

所以正宗聽證會應具備6大原則：民主、公開、公平、專業、規範、高效。國會召開內政聽證和「國家利益」聽證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容易達到表面的正反平衡，因為國內利益集團決不會錯失公開辯論和公眾曝光的機會；但後者若邀請國外人士作證，不同利益則顯然毋須同時靠第三國曝光。

法治與政治之間的概念

問題是中國以此批評美國或李柱銘，都缺乏制度基礎。若批評聽證是國會干涉內政，偏偏它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調查」，說它是抽象的「政治干預」，則中國官員與美國洽談商貿協定提供資訊，也應與之級別相同。對中國的抨擊，美國只會嘲笑其不懂法治，也不懂政治。這是一個介乎法治與政治之間的問題，只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鮮為人知的，是中國在80年代末已開始發展聽證制度：首先是深圳在公共價格的決策過程引入「資訊委員會」(聽證會前身)，及後出現了行政處罰聽證會，最後是2000年九屆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34條與58條均列明：在立法和行政法規的審議過程中，應採用包括聽證會在內的方式聽取各方意見。

筆者曾於清華大學訪問研究中國聽證制度，感覺這是中國由下而上、地方包圍中央、不能為外人道的實質改革之一。內地學者認為聽證會有一定民主元素，能夠暫時取代代議制體，亦比愈來愈形式化的「信訪制度」有公信力，甚至能巧妙地通過「以法治國」口號來解決政治問題。

例如武漢在99年審議《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條例》便曾召開聽證會，甚至邀請外籍外商作證，又高調安排電視直播，成為中國首例，似乎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大有振奮作用。中國學者不應對聽證處於法治與政治之間的模糊地位沒有了解。

既然有了硬體規程，人大其實可以召開「外國與香港政治」聽證會，邀請美國的「香港民主狀況聽證會」主持人布朗巴克與親中美國商人共同出席。若美國證人拒絕應召，則未免予人口實；手口並用地出庭作證，則高潮迭起了。

馬德里爆炸西國拒怪罪蓋達

九一一後的911日發生西班牙「三一一事件」，美西兩國領袖一反「逢恐必蓋達」常態，「肯定」襲擊為「巴斯克祖國與自由」(Eu-skadi Ta Askatasuna，ETA)所為，甚至迫使聯合國譴責ETA。然而三一一不但沒有ETA特色，更與巴斯克的獨立目標相違背。

巴斯克(Basque)為歐洲最古老最神秘的民族，其語言Euskara不屬任何主流語系而自稱「史前語」，一直有強烈自主意識，獨立運動已持續數百年，1968年開始更明確要求合併西、法兩國的巴斯克地區建立「大巴斯克國」。ETA於1959年成立，45年來造成1000人死亡，其中又以80年代為恐怖襲擊高峰，一直與愛爾蘭共和軍(IRA)並列為歐洲兩大恐怖泉源。

然而巴斯克人近年已遠離恐怖主義，這與冷戰結束、美國霸權、文明衝突一概無關，只是源自南歐革命和歐洲一體化的啟動。其實ETA靠攏恐怖主義比愛爾蘭共和軍更「合理」，因為西班牙二戰後還是由獨裁者佛朗哥統治，ETA多少含有公民抗命成分。然而在西班牙參與「第三波」民主化後，ETA的本土支持已被巴斯克溫和政黨取代，越發成為一個無機生命體。

巴斯克自治政府現在享有比某些特區更高度的自治，筆者曾恭聽巴斯克主席Juan Jose Ibarretxe關於「次主權」的演說，感覺其「曲線獨立」策略實在頗具新思維。Ibarretxe認為靠武裝鬥爭民族自決已不合時宜，毛主席「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等名言已不能與時並進。巴斯克應該一面放棄 ETA，一面利用歐盟機制，派出駐歐盟的獨立代表、同時鼓吹擴大歐盟的中央權力。這樣一來，巴斯克就能夠通過拉低其他歐洲國家的主權來催生「次主權」，而毋須挑釁性地把主權自我拔高。所以他強調不搞「漸進式巴獨」，只利用地區一體化趨勢創造解決剩餘民族爭端的新模式。這個對台灣也有參考價值的模式被稱為 Plan Ibarretxe。

若怪罪蓋達 民眾質疑支持美國

這模式自然不獲西班牙接納，亦不獲ETA諒解，然而在巴斯克民選政府得到全力支持。Ibarretxe上台後不斷打擊ETA，也令馬德里當局更難忽視「次主權」運動。

所以三一一若被演繹為ETA新襲擊，西班牙執政人民黨便能繼續右翼立場，同時將ETA和巴斯克溫和派的關係予以模糊處理，從而打壓Ibarretxe模式這個對西班牙的更大挑戰。這就是一種向他人問責的危機管理。

相反，若西班牙怪罪蓋達，不但幾乎無破案可能，更會令民眾質疑支持美國反恐是「引狼入室」。10名西班牙作戰部隊死於伊拉克已引起民間嚴重不滿，三一一二十倍之，若責任全在外國勢力，則會變成邀請反對派向政府問責的局面。誰策動襲擊，便自然「清楚」了。

事實上，ETA一向採取「傳訊式」襲擊，先埋下炸彈，然後主動通知警方，進行鬥智遊戲來顯示不同聲音的存在。暴力，只是中介。三一一卻屬於「震懾式」襲擊，以殺人多寡為考量，而ETA對西班牙卻已無震懾需要。何況襲擊據報涉及自殺式炸彈，這更是ETA和IRA均鄙視的手法：在物資社會發達的歐洲，自殺式絕不能得到所屬民族支持。加上ETA最高軍事指揮官去年已在法國被捕，ETA的2003殺人紀錄降至3名，這對一個恐怖組織來說已是從良徵兆。若媒體發現更多襲擊不涉及ETA的證據，西班牙版情報醜聞隨時緊接而來，其時只有蓋達會幸災樂禍地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