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恐怖主義就沒新沙特

一波恐怖襲擊不會砸垮沙特，沙特政權卻實在不符合長期生存的邏輯。

回教各國一律有民族主義存在，只有沙特一家例外。利雅德不過是膨脹了的部落政權，其價值就是保護境內聖地。沙特國民不是忠於麥加，就是從部落時代便忠於王室圖騰的忠僕，效忠對象硬是缺乏了中間的「國家」一層。佔沙特人口1/6的外勞，更是開宗明義的第五縱隊。

更糟的是沙特部落的兩名守護神，正同時失效。一號神稱為瓦哈比主義，地位源自1744年沙特老祖與「恐怖主義鼻祖」瓦哈比的結盟，那時候他們聯手炮製了第一個回教原教旨主義國家。自此瓦哈比主義成為沙特國教，也「啟發」了拉丹、塔利班等一代人。海灣戰爭後，美軍進駐聖城，沙特被瓦哈比主義視為叛徒，但瓦哈比教士依然擔任沙特國師，充滿無間道色彩。

二號神美國視瓦哈比主義為眼中釘，國內學者早鼓勵美沙絕交。911後，華府逐漸標籤沙特為黑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最震撼的政綱，就是放棄「挺沙」。這時候，美國為了一次襲擊而撤僑，未必無因。

沙特王室貌似富強，其實左右不能逢源，又沒有由下而上的「沙特民族主義」足以憑藉，瓦哈比和美國都密謀取而代之。兩大勢力的唯一共識，是他們都相信沙特家族在歷史洪流的最佳出路，就是做回一個部落該做的事。

伊拉克決議觸發新外交戰

中法德俄在戰前締結的反戰同盟，去年5月已向布殊屈服，在聯合國一致通過授權美英管治伊拉克。一年後，中國提出修訂美英的伊拉克決議，同盟又告復合。如此反覆，只因為此布殊不同彼布殊，已淪為外交戰和總統戰的雙重弱勢主角。

近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爭相展示強硬，一個比一個愛國。全球外交官都懂得避免與選舉年的美國打交道，前外長錢其琛的《外交十記》更顯示中國在這方面尤有心得。現在各國一反常態，爭着與選舉年的美國討價還價談反戰，正是因為外交罕有地成為路線之爭，各國也有了選擇。

在這雙層棋局裏，支持布殊的元首也開始留有餘地。貝理雅首次與布殊分道揚鑣，指伊拉克政府對聯軍有決策權；波蘭、意大利、烏克蘭亦抬出聯合國，擋盟友美國要求增兵的駕。蔣介石在1948年一面倒向共和黨候選人杜威、開罪當選的杜魯門，教訓令人難忘。

面對內政和外交的互動，布殊顯得進退失據。他宣布拆除「虐囚聖地」阿布加里卜監獄，國內稱之為欲蓋彌彰，國際諷之為浪費資源。他「先發制人」欽點的伊拉克總理人選不識抬舉，聯合國順道揶揄一句「於事無補」，盡在不言中。未來數月，各國將繼續以選戰牽制布殊，克里也自然會利用國際形勢競選。布殊化雙輸為雙贏的寄託，就剩下「硬銷」恐怖威脅了。

《移交草案》將衝擊油組

美英周一提出的《移交伊拉克權力草案》，一如所料地受到法、德、俄非議，但更敢怒不敢言的，還有石油輸出國組織。

油組在1960年成立以來，一直以控制產油量與西方周旋，曾製造多次能源危機，成為美國心腹之患。只是伊拉克基建被嚴重破壞，其產油量在2005年前無法超越油組上限，美國才在戰後容忍其留在組織，但這並不代表美國放過了油組。

聯合國安理會於去年5月通過1483號決議，決定在伊拉克中央銀行成立「伊拉克發展基金」，負責管理生產石油和天然氣的收益，和接收各國凍結的薩達姆政權資產。基金的使用權，自然由佔領國「暫時」負責，唯一的準則就是用來「重建伊拉克」；2007年前，基金甚至不能用來償還伊拉克的4000億美元外債。

《移交草案》表面上把發展基金移交予新政府，但監督基金使用權的「國際諮詢和監督委員會」由美國操控，依然繼續運作；部分存放在美國聯邦銀行的基金，也易入難出；產油的決定，更難逃過華府指導。至少在石油議題上，巴格達新政府將是一枚橡皮圖章。油組在去年9月已決定暫停伊拉克會籍，但伊國政權「移交」後留與不留，油組都需要勇氣。

石油不可能是美國出兵的原動力，但《移交草案》確令伊拉克石油化為改變世界權力結構的槓桿。比起純粹獲得廉價石油，這才符合美國的機會成本。

以巴多元政制殃及麥當娜

以色列轟炸巴勒斯坦難民營，巴人威脅暗殺猶太教徒麥當娜。因果的孽，除了萬般帶不走的怨，還有以巴有利邊緣派系的政制。

以色列採用比例代表制的「漢狄法」(編按：d'Hondt Method)選舉議會，全國只有一個選區，得到1.5%選票的泡沫黨派已能擁有席位，聯合政府遂成為常態。激進派系哪怕只有1席，也能討價還價，主流政黨便被迫與極端思想調和。

巴勒斯坦流亡民族議會在1968年通過《民族憲章》，則成為首個採取議會制度的阿拉伯實體，不同派系的武裝分子均設有代表。然而議會淪為官僚天堂，卻無助於阿拉法控制內部分歧，反而令少數派系的激進行為被議席合法化。

以巴並存、巴人立國等原則，早在1993年的《奧斯陸協定》被雙方認可，可惜簽訂協議的代表，欠缺長期整合內部的能力。以色列移民不願搬離西岸殖民區，懂得找右翼利庫德集團申冤；巴勒斯坦難民營被轟炸，哈馬斯也會以自殺式襲擊報復。在處於戰爭狀態的地區，多元制度往往比兩黨制對激進派有利。

諷刺的是，若以巴領袖確是對方聲稱的獨裁者，就像世仇希臘和土耳其的強人在1925年強行交換兩國人口一樣，以巴和平反而較易落實。現在沙龍只能推出自相矛盾的「彩虹行動」，以定點清除激進巴人來「推動」和平；被央及池魚的麥當娜，又怎能指望阿拉法援手？

《華氏9/11》力量有限

《華氏9/11》勇奪康城金棕櫚獎，但其價值並不同於七十年代的反戰電影。民調反覆顯示，美國人並不願意把反恐的「小量違規」上升為國策問題，反戰亦未成為主流。導演米高摩亞固然希望影響大選選情，但前提是反戰、自由主義和民眾的日常生活，必須互相結合。

事實上，國會於2001年10月通過的《美國愛國法》和2003年1月成立的國土安全部，都是三者的交合點。這「一法一部」獲授權採用特務和情報手段「促進」反恐，自然受到自由主義者和國際媒體非議。但令一般民眾不滿的，卻是它們成為行政和司法機關的龐然大物，令荒謬的官僚主義應運而生。

例如上周訪港的耶魯大學校長Richard Levin在私人場合表示，留學生大減的原因，不過是國土安全部須以半年時間調查錄取的新生，令其難以趕及開課。「指紋入境法」也是效率低下的典型，是為旅遊業面對恐怖主義以外的另一憂患。《愛國法》的「鄰舍反恐指引」鼓勵民眾檢舉「嫌疑鄰居」，更是擾民。

反戰、自由等口號，對一般人而言略嫌虛無飄渺，積小成多的怨氣，反而更易觸動人心。美國人看過《華氏9/11》後會否對號入座、反思社會民生的改變，才是電影成敗的關鍵；金棕櫚獎卻相對不足道。畢竟，美國人也是不喜歡別國干涉內政的。

千呼萬喚的沙林？

美英聯軍忽然宣布在伊拉克發現沙林和芥子氣彈，希望藉此證實薩達姆政權藏有大殺傷武器(WMD)。但究竟什麼才是WMD？

這名詞首次出現於1937年，用以形容德軍在西班牙內戰使用的轟炸武器。及後其範圍被縮窄至原子(atomic)、生物(biological)和化學(chemical)武器三類，統稱ABC武備。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第687號決議以核子取代原子，這便是當代的WMD定義。

有趣的是，美國對WMD另有附註，那就是「能造成重大傷亡的常規武器」，並常以此為推翻赤化地區政權的理據。由於薩達姆倒台、WMD卻遍尋不獲，其定義於去年又再被擴充：現在凡有使用WMD動機的政權，都應被先發制人除掉。由是觀之，即使兩枚彈頭只是海灣戰爭遺物、甚或毒氣已失靈，它們依然是WMD。美英再無限上綱，也是符合「邏輯」的。

問題是這邏輯也令下列一干人等成為伊拉克的WMD用戶。他們包括：一、英國名相丘吉爾，他在20年代擔任內閣大臣時，已下令以生化武器鎮壓伊拉克原住民；二、前美國總統列根和老布殊，他們在薩達姆於1984年和1988年對伊朗和庫爾德人使用化學武器後，還向其輸出炭疽等生物戰菌；三、現任美國總統布殊，他下令向伊拉克投放的集束彈已是「能造成重大傷亡的常規武器」。

既然上述WMD用戶不會成為戰俘，國際社會對伊拉克戰爭的態度，又如何會因為兩枚逾期化學彈頭而改變？

土國民族主義者抗拒入歐

英國首相貝理雅訪問土耳其前夕，土國匯豐銀行遭連環襲擊，與其認為爆炸又是蓋達盟友受拉登「感召」發動，不如以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角度分析襲擊的動機。

在反恐例行公事以外，貝理雅的訪問將集中討論兩項議題：土耳其入歐和塞浦路斯統一。雖然土耳其在1963年起便成為歐共體(歐盟前身)聯繫國，但以法德為首的「舊歐洲」一直以宗教、政治和經濟理由反對吸納土耳其。相映成趣的是對歐盟毫不熱衷的英國和連歐盟成員也不是的美國，卻大力鼓勵土耳其加入歐盟；法德輿論則一直視之為陰謀，擔心土耳其將成為美英顛覆歐盟的屠城木馬。針對英國的襲擊，不但是對土國「脫亞入歐」的否定，更是對親美英當權派的警告。

另一方面，美英原來希望分裂為南部希臘裔管治區和北部土耳其裔管治區的塞浦路斯，能夠在5月1日以統一身分加入歐盟。方案雖然被南部否決，但土裔的合作態度卻予人好感，美英甚至考慮承認北塞「獨立」作為回報。問題是北塞一旦在美英庇護下獲得國際承認，它的附庸地位也就全面落實：對希望「伊斯蘭化」北塞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而言，這無疑是為他人作嫁。所以貝理雅對土耳其再友善，反英還是會成為「大土耳其」的團結象徵。英土兩國近年成為足球世仇，亦源於此。

被邊緣化的反戰權威

《紐約客》記者赫什(Seymour Hersh)揭露拉姆斯菲爾德批准虐囚，似是希望一錘定音。然而從下列例子可見，正是因為赫什身為反戰權威，拉氏才有望苟延殘喘。

以同樣成名於反越戰的麻省理工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為例，他曾揭露美國顛覆各國的案例數十宗，但九一一後又牽頭反戰、稱美國為「流氓國家」，卻令反戰陣營聲勢銳減。又如俄裔的哈佛大學教授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1999年力排眾議，質疑科索沃戰爭是「虛擬戰爭」，也被部分輿論邊緣化為「冷戰餘孽」。

要解讀上述迷思，我們必須了解越戰是反戰的高潮，也是反戰運動由盛而衰的關鍵。美國政府自此明白操控民意對落實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開始為隨軍記者提供方便，並通過內閣、財團和傳媒的互動，為戰爭的「正義」製造輿論。對反戰分子的揭秘，軍方則一律以學界的嚴謹態度回應。例如批評赫什的報道是「充滿怪異、陰謀，錯誤連篇而且充斥匿名者的臆說」，就是五角大樓的典型公式，目的就是質疑消息的可靠性，和以陰謀論演繹記者的動機。

事實上，泄露軍方機密只能匿名透露，其真確性亦只能從官方核實。於是反戰人士在邏輯上永遠都是懷疑論者，公信力愈來愈低，逐漸成為言論具有預設立場的利益集團。舉一反三，拉氏下台與否，也不會歸因於「異見人士」的一篇報道。

「虐囚門」相當水門案

美英聯軍在伊拉克濫虐囚犯，逐漸成為水門事件一級的「虐囚門」醜聞，然而人道主義並非醜聞發酵的關鍵。這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說明。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虐囚新聞早已層出不窮。最著名的自然是在阿富汗戰爭後被監禁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的「疑似塔利班分子」，一般連日內瓦公約的戰俘身分也不符，卻遭受納粹式拷問。儘管受害人已站出來控訴，並有人權分子敲邊鼓，但阿富汗戰爭被國際一致認可，「關塔那摩門」便築不起來。

伊拉克的虐囚也被美國主流媒體「以全概偏」地定位為個別事件，而不是建制的集體責任。這與水門事件暴露美國總統權力過大、令行政機關從此被削權的結構性醜聞，或與媒體以偏概全地報道中國鎮壓法輪功，便有根本差異。

所以虐囚之成「門」，不過是美國總統選舉的中介。關塔那摩的指令能夠上推不同行政部門，伊拉克虐囚的問責則只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具有針對性。若拉氏毋須承擔責任，邏輯上即代表布殊才是黑手；若他被迫下台，則無疑證實布殊在四年來被「半架空」。

醜聞續後發展的重要性，已不是拉氏會否下台，而是是否「挺拉」的決定，將迫使布殊提前鎖定選戰形象：要繼續樹立強勢領導的樣板，還是乾脆以無辜姿態，重拾2000年選舉的鄰家男人包裝。

菲國大選拉丁美洲化

菲律賓的地緣政治隸屬東亞，但它的總統選舉卻與拉丁美洲的其他前西班牙殖民地面對同一挑戰：民主失衡的挑戰。

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學者亨廷頓曾以「第三波」形容80年代的民主化進程。那時候，軍事寡頭紛紛下台，民選政府取而代之，包括了15個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後馬可斯時代的菲律賓。

然而政制民主化徒具形式主義，卻忽略了其他民主元素。上述國家的貧富分佈大多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列為「非常不平等」，既出現利益財團的經濟壟斷，亦有政府內的集團式貪污，這樣影星波埃等紙板式「貧民英雄」才能夠異軍突起。這是「社會民主」的失衡。

民主政制亦未能保證「公民民主」的落實。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與西班牙母體相同，由天主教文化價值觀單極操控，言論自由受到社會文化的軟性監察。結果國內的反對派往往由被迫武力自衛，演化為訴諸武力的叛軍。

民主化失衡帶來的，是兩個結構性現象。一來國民普遍對民主感到失望，從而認可奉行非常手段的民粹領袖；二來民選領袖若單純依靠民主機器施政，則只能充當弱勢元首。在菲律賓而言，影星政客埃斯達拉達和波埃的冒起象徵前者，科拉桑與阿羅約的蹣跚步履引證了後者。這與拉丁美洲公演的劇目，幾乎完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