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31日星期二

奧運獎牌榜暗示全球化未來

【咫尺地球】中國成為奧運獎牌榜亞軍也強調「和平崛起」,比俄德等國拋浪頭更富中國特色。雖然清流鄙視獎牌,但由體育資源的分配到影響裁判的潛在能力,都是綜合國力指數(Composite National Capability Index)的一環。普京上台時保證提升綜合國力,重回蘇聯時代金牌榜首便是內涵之一。


除了小學層次的全級排名,獎牌榜的結構性問題,也反映全球化三大趨勢。首先是俄羅斯的金牌雖然只有27面,前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的金牌總數相加卻高達44面,甚至拋離美國。這呼應了「全球化分裂學說」﹕它認為國家主權反正有限,同一文明圈技術性獨立為數國,反而符合經濟成本。當大一統國家發展到達瓶頸,國家主權上繳國際組織、下放地方勢力,蘇聯解體便是「進步行為」,其時中美等大國說不定會自願細胞分裂。


在獎牌榜中游,中東只有伊朗、阿聯酋和敘利亞三國共獲3金2銀3銅,中東女選手的服飾依然「內斂」,伊拉克足球也淪為政治宣傳。上述數目不能反映綜合國力,卻印證了中東在全球化外圍環境的低度融合力﹕它的體育水平和特色比非洲更難「與國際接軌」,奧運會便成為美國「泛中東計劃」的棋子。


榜末厄立特里亞的一面銅牌也大有文章。這個在1993年從埃塞俄比亞分裂的小國自稱「非洲新加坡」,但獨立後一直與母體打邊界戰,僅有的精英只有三項選擇﹕歸化埃塞、外流西方、或成為狹隘民族英雄。在雅典奧運,厄國田徑隊的前埃塞隊友獲兩面金牌,入籍美國的厄國選手得馬拉松銀牌,本土選手只有一銅、但已是零的突破,似乎已預視圖騰民族主義的沒落。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8月27日星期五

中東分裂陰謀﹖

【咫尺地球】納杰夫已變成什葉派三大勢力﹕總理阿拉維、最高精神領袖西斯塔尼和反美教士薩德爾的互動。什葉派一直視薩達姆政權為「遜尼殖民統治」,上述互動也屬於典型的後殖民範式﹕原住民的最大勢力追求當家作主,於是出現了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的不同奪權路線。

然而什葉派不過佔伊拉克人口六成,下台後的遜尼派和庫爾德人才是他們的世仇。伊拉克戰爭前,中東流傳着瓜分伊拉克為「什葉國」、「遜尼國」和「庫爾德斯坦」的陰謀,以便西方劃分勢力範圍,同時把阿拉伯的「剩餘人口」放逐到其中一國。現在什葉派分裂,原來的三分天下便出現了幾何級數的變數﹕ 例如巴士拉副省長馬利基忽然渾水摸魚,宣布南部諸省脫離巴格達「獨立」﹔ 扎卡維在中部「大手吸納」遜尼派信徒﹔庫爾德族的副總理Rowsch Shaways乾脆與全國分享他研究「伊拉克聯邦制」的心得﹕「合則來、不合則去」。

其實分裂陰謀論一直在中東盛行,另一個對象是沙特阿拉伯。自從美國和沙特公開翻臉,便傳出美國醞釀分裂沙特為「漢志」和「內志」兩部分(沙特統一前的原來國界),外加一個石油特區,作為西方享受中東能源、又能從中東問題抽身的最後方案。

這類陰謀論自然有歷史先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原來承諾建立統一的大阿拉伯國家,後來因為英法要分贓、阿拉伯精英又內鬥,致令阿拉伯被人工分割為英國保護國(伊拉克、外約旦和巴勒斯坦)、法國保護國(敘利亞和黎巴嫩)和沙特王國。

今日的伊拉克和沙特面積有限,但歷史重演三四次的土地,應該還是有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沈旭暉

2004年8月24日星期二

從馬家軍翻案看中東

【咫尺地球】輿論都認同後薩達姆的伊拉克是「後獨裁政權」。但在不計個人道德成敗的大歷史角度,薩達姆是中東現代化關鍵人物,必有學者為其翻案。

華人常以為伊拉克事不關己,其實最能與薩達姆翻案類比的案例,正來自中國。西北諸省的穆斯林社會,民國時期由回教軍閥「馬家軍」統治,代表人物馬步芳是中共「信史」的標準反面人物,有一切薩達姆式的殘暴,其名言「除我生及生我者外無不姦」更是「震古爍今」。

回族學者許憲隆在其著作《諸馬軍閥集團與西北穆斯林社會》,卻嘉許馬家軍是回教現代化功臣、西北大開發先驅。他認為穆斯林社會在民國初年處於原始封建階段,門閥林立,各派各族有強烈分離主義傾向。要不是馬家軍破除門閥、提倡洋務、制定保甲制、拒絕日軍繼滿洲國後成立「回回國」的誘惑,蒙昧西北不可能與現代社會接軌,亦會由中原脫腹而去。

薩達姆及復興黨的歷史地位,似亦可作如是觀。伊拉克原被撥歸哈希姆王朝管轄,這家族就是聖城麥加的千年守護人,致令教士勢力極大,不同教派離心也大;加上伊拉克國土由奧斯曼帝國的三省拼成,內外異見人士都希望裂土封王。沒有復興黨的現代化運動,伊拉克必與今日海灣諸國一般閉塞:事實上,薩達姆剷除教士勢力,加強民族國家意識,西化程度在阿拉伯首屈一指,全盛時被「肯定」為伊斯蘭和基督文明的橋樑。

馬家軍的現代化屬於「外發晚生非自覺模型」,是外力衝擊下的回應;薩達姆的現代化更富內發性、更有自覺成分。究竟是暴君成為人類進步的必需品,還是大歷史觀歌頌暴君,又是一個雞與蛋的悖論。

2004年8月23日星期一

美大選的「軟硬錢革命」

抹黑克里的廣告不僅是宣傳傑作,更是美國競選經費改革的副產品。這次大選和2000年的最大差別,正是2002年的這場改革。

美國政治獻金有著名的「軟」「硬」分野。根據舊版《聯邦選舉法(1974)》,「硬經費(hard money)」針對個人對候選人的直接捐款,每次上限1000美元,每年上限25,000美元,企業和工會不得奉獻。「軟經費(soft money)」針對企業和工會的間接捐款,只要他們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即不設上限。

結果美國各級選舉成為「軟經費」的直接比拼,獨立候選人幾乎絕跡,「如何改革競選經費制度」一直是美國政治學生的必修論文。然而改革牽涉太多既得利益,民主共和兩黨都要保證不會犧牲。在這前提下,經過安然倒閉醜聞的衝擊,美國國會終於在兩年前修訂《競選金融法》,規定所有「軟經費」一律非法,背後則有心照不宣的平衡:

◆「硬經費」的上限被提高至每人2000美元,與財團關係較密切的共和黨得以直接受惠(布殊籌得的「硬經費」便數倍於克里);

◆法案無權監管被豁免繳稅的非牟利獨立政治組織(即被《美國稅務條例第527條》認可的「527組織」)作出政治捐獻,與各種民間團體關係較友好的民主黨得以間接受惠。

克里對退伍越戰軍人組織的廣告反應激烈,固然是競選需要,但背後有着更深層的原因。一方面,民主黨認為共和黨破壞了競選經費改革的遊戲規則,醞釀推倒重來;更堪玩味的是克里不惜直搗有利於民主黨的「527結構性特權」,顯示他的越戰綜合症相當沉重,難免令人感覺此地無銀。

2004年8月20日星期五

毛派游擊隊迴光返照

馬列主義「完成歷史使命」,馬列政黨集體易容,毛派傳人鳥獸散。招牌毛派游擊隊只剩下三支:新聞主角尼泊爾毛派游擊隊、秘魯光明之旅(Sendero Luminoso)和墨西哥薩帕塔(Zapatista)。雖然他們對政權還是有威脅,但傳媒只是以獵奇角度白描這批最後武士。

本欄曾介紹薩帕塔領袖馬可士如何利用網絡通訊和形象塑造求存,其實另外兩支游擊隊也是箇中高手。例如光明之旅領袖古斯曼(Abimael Guzman)是哲學博士,自稱馬列毛後的「馬列主義第四寶刀」,拿手好戲是翻印《毛主席語錄》並將自己的語錄放在裏面「插敘」,志願是重溫文革和大躍進。尼泊爾毛游領袖則自稱普拉昌達(Prachanda,意即「勇士」),得意傑作是設立人民法庭公審地主,同時按印度電影中心寶來塢(Bollywood)的「印版羅賓漢」造型武裝同志。

「九一一」後,光明之旅被列為恐怖組織,尼泊爾毛游亦被加德滿都政府稱為反恐對象。然而他們懂得現代宣傳,視不殺遊客為第一紀律,對記者態度殷勤,相關報道反而形成輿論保護網,薩帕塔根據地更變成遊客區。

尼泊爾毛游與記者鬧翻、又封鎖首都,接連破戒,正是因為他們在轉型。形勢比人強,毛游已經接受議會政治,距離取代得位不正的國王賈南德拉只是一步之遙。物以罕為「騎呢」,他們的當務之急不是統戰,反而是希望不再「騎呢」,以加添接收政權的「信服力」。

毛游要壯大必須走回「背棄理想」的議會路,要生存則要成為遊客寵兒「為藝術犧牲」。普拉昌達稱這是「最後一戰」,具有相當哲理:無論成敗,正牌馬列主義迴光返照,都是唯物的辯證。

2004年8月19日星期四

委內瑞拉「新反恐」

一般人難以將委內瑞拉公投與反恐聯繫,只有「反恐權威」美國例外。

今年3月伊拉克戰爭一周年,美軍南方司令部希爾將軍適時向國會提交報告,淺入淺出地「分析」危害西半球和平的「三害」為恐怖主義、販毒和「激進民粹主義」。被認為是拉丁美洲激進民粹主義者的,包括巴西左翼總統盧拉、阿根廷總統「新貝隆」基什內爾、視查韋斯為榜樣的厄瓜多爾總統古提雷斯等,而查韋斯自然被認為是精神領袖。

《希爾報告》把反恐與「反激進民粹主義」混為一談,堪稱神來之筆。美國撮合劃時代經典「邪惡軸心」後,似乎又逐漸把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等組成「民粹軸心」。軸心既以民粹為名,又能夠與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玻利維亞原住民「邁向社會主義運動」等武裝分子掛勾。

然則什麼是民粹?它的近代起源是俄國革命口號「到民間去」(went to the people),通過煽動民眾來結集國家精粹。民粹成為「制度」則不出兩類:一為民粹式獨裁,由魅力型領袖繞過常設機制演繹上台承諾;二為民粹式民主,一切議案通過公投交由直接民主決定。

公投前的查韋斯醉心五年計劃,屬於民粹式獨裁;公投後,他的首席顧問伊薩拉宣布首階段改革「勝利結束」,下階段改革將「主打」社區直接民主,明顯要轉型為民粹式民主。民粹式民主牽涉更多人民、更易令社會兩極化,更類似希爾眼中的「激進民粹主義」。

邊緣左翼學者杭斯基(Noam Chomsky)警告拉丁美洲將成為下個反恐戰場,一士又諤諤。不過槍打出頭鳥,委內瑞拉絕對勝任反恐對象:何況它還是世界第五大產油國,太恐怖了。

2004年8月17日星期二

查韋斯被迫上梁山﹖

【咫尺地球】查韋斯宣傳公投是「查韋斯Vs喬治布殊」,美國中情局也是2002年那場戲劇性政變的黑手。其實查韋斯並非一貫反美,而是有「循序漸進」被迫上梁山的味道。

他在1998年當選時奉英國首相貝理雅為偶像,認為新工黨的「第三條道路」就是委內瑞拉的路。為鼓勵這位新門徒,貝理雅破例派特使勞埃德恭賀查韋斯當選,傳授「第三條道路」心得。雖然查韋斯的口號是「和平民主革命」,比英國更強調威權主義、民粹主義和國有化經濟,又大搞陳水扁式的公投修憲,但拉丁美洲金融風暴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公信力,「查韋斯主義」依然被西方媒體認為是拉美範式轉移的希望。

轉捩點是1999年。查韋斯堅持以民粹方式成立「制憲議會」來取代舊國會的「孤臣孽子」,親美右翼政客紛紛逼美表態。那時美國大選臨近,候選人「寧右勿左」,查韋斯恐懼步智利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被殺後塵,才視美國為假想敵。

適逢第二屆石油出口國組織首腦會議在委內瑞拉舉行,查韋斯認為機會難逢,推出「石油重新分配」方案,主張大幅度推高油價,協助石油輸出窮國經濟轉型,更與伊拉克薩達姆和利比亞卡扎菲稱兄道弟。結果第三條道路變成「左傾盲動機會主義」,查韋斯的政敵便得到外援。

查韋斯的經歷與他的偶像卡斯特羅相當類似。古巴革命初年沒有向蘇聯一邊倒,卡斯特羅一直希望美國承認,只是古、美兩國右翼勢力結盟,後無退路,內部社會革命才走向國際共產之路。

如今薩達姆被擒、卡扎菲投誠、卡斯特羅老而不堅,查韋斯究竟要承先還是啟後,只怕公投後的他也不知道。

2004年8月16日星期一

馬爾代夫騷亂港人有責

港人難以相信(廉價)度假聖地馬爾代夫也會騷亂。其實騷亂早在去年出現,而且從宏觀角度,和香港遊客亦不無關係。

馬爾代夫近代史一直處於「鎖國Vs開國」的二元矛盾。12世紀,馬爾代夫追隨印度信奉回教,此後一直屬於回教文明圈外圍,又糅合小國寡民思想,歷代蘇丹都希望獨善其身,認為回教法沙里亞(Sharia)最適宜在這樣的小國作模範實驗。

馬爾代夫在19世紀淪為英國保護國,但未受西方思潮衝擊。該國廢蘇丹、立總統,但政體變更只是新瓶舊酒:1932年開始,蘇丹已是民選產生,獨立後的民選總統則一律獨裁。舊任總統納西爾(Nasir)自知仇家處處,在1978年流亡新加坡;繼任的加堯姆(Gayoom)同樣奉行一黨專政,成為亞洲在位最長的領袖。

可惜馬爾代夫天然資源奇缺,必須依賴漁業和旅遊業,不可能鎖國。加堯姆的最大功績就是狠心開國招徠遊客,然而鎖國政策繼續並存。當地政府對遊客管制嚴密,遊客到達的都是精心炮製、人跡罕至的西式天堂,以免污染回教文明。遊客接觸原住民並不容易,進入民居需要通行證,獲得通行證則要原住民簽保證書。

在這二元悖論下,馬爾代夫居民還是受到遊客衝擊:源頭不是民主自由一籃子教科書概念,而是每人都希望從旅遊業受惠。香港遊客不會對馬爾代夫人宣道人權:大家就算懂得也沒有這份雅興,有這份雅興也不能接觸聽眾。但不能接觸聽眾的事實,卻直接影響馬爾代夫國民的「商機」。經過連鎖經濟政治效應,「為什麼人民不能揚聲」的原始問題,突顯了政府的獨裁,也注入了民主運動的能量。

2004年8月11日星期三

圓桌武士、梅林法則與蓋達精神

電影《王者無敵》重拍圓桌武士傳說,刪掉阿瑟王、王后和首席武士Lancelot的三角戀,又把巫師梅林(Merlin)加工為原住民Woads部落領袖兼阿瑟殺母仇人,一切現代化,圓桌概念也被簡化成「平等主義」。

其實阿瑟王不是硬銷平等,他的建制架構長期被借題發揮,最與之相似的現代「企業」居然是拉丹的蓋達,這自然不是劇情範圍了。

1997年,美國管理學家史密夫(Charles Smith)出版《梅林法則-企業王國的鑰匙》一書,這個梅林就是阿瑟王的巫師梅林。按「正統」傳說,梅林是阿瑟的部下和導師,立國後成為國師兼丞相,是傳說中最神秘的人物。

史密夫看準這角色,認為他是處於管理階層(阿瑟王)和執行階層(圓桌武士)之間的關鍵中介,稱他為「組織文化領導者」。梅林的功能為設計整個圓桌文化:令阿瑟和武士獲得同等發言權,同時確立阿瑟為核心。他說服雙方妥協的論據是宣傳他們利益一致,而且必須靠一名家傳戶曉的強勢領導擴大利益。

讀管理出身的拉丹一直重視建立蓋達的「組織文化」,宣傳真神面前人人平等,卻害怕鬆散的網絡尾大不掉。他經常聲稱策劃大規模襲擊,半虛半實,目的之一就是以此為藉口,派出一批「梅林巫師」到各地擔當組織文化領導者,對支部進行溝通,以戰養戰。這樣既容許了支部的獨立意識和需要,又保存了團隊的劃一性和拉丹的對外領袖形象;襲擊是否實行,反而流於支葉。

美國輿論視「流產襲擊」等同蓋達下坡路,反映其對拉丹的現代管理視而不見,不知道在這年頭,人人可以飾演阿瑟王。

2004年8月10日星期二

拿下沙拉比不是鳥盡弓藏

【咫尺地球】伊拉克法院以涉印製偽鈔和謀殺為由,下令逮捕昔日美國紅人沙拉比,輿論多將此事演繹為「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旨在「揭露」美國外交的偽善。如此結論雖然屬實,推論過程卻失諸偏差。

沙拉比其實是美國「軍事-工業-行政鐵三角」的直接當事人。他出身伊拉克封建貴族,身兼麻省理工學士和芝加哥大學博士,與同屬長春藤普林斯頓大學的美國右翼中東權威路易斯教授(Bernard Lewis)關係密切。路易斯是共和黨「國師」,其探討伊斯蘭世界轉型期的名著《哪裏出了錯?》乃新保守主義必讀,最忠實的讀者有三人: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即鷹派「三劍俠」。沙拉比通過這條「線」成為「伊拉克海歸派」領袖,雖然策動的起義一律失敗,切尼的國防工業集團卻從不介懷,一切都顯得瓜田李下。

五角大樓通過武器資助爭得伊拉克發言權,以中央情報局為代表的行政體系認為職權被干涉,對沙拉比一直冷嘲熱諷,甚至在沙拉比策動庫爾德起義時宣布中立,是以兩派結怨已久。

伊拉克戰爭初期,由軍人加納出任臨時總督,國防部全面掌權,沙拉比被欽點為臨時管理委員會第一任輪任主席。但隨着「三劍俠」分別受軍購和虐囚醜聞衝擊,行政系統的布雷默成為伊拉克行政長官,集團一枯俱枯,沙拉比水退船低。布雷默公開與沙拉比翻臉、搜查其住所,國防部居然也是從新聞才得知大勢已去。

沙拉比忽然顯示出「反美」「獨立性」、與伊朗拉關係,都是果,不是因,源頭都是美國權力鬥爭的孽。

既然他屬於半個建制中人,連當一把弓的資格也算不上,只是個別弓箭手的掠影浮光,又何來鳥盡弓藏?

2004年8月6日星期五

蓋達的細胞分裂管理

蓋達領袖拉丹來自沙特上流社會,沒有受過專業宗教教育,而是在世俗大學主修公共行政。蓋達的管理模式,並非一如對外宣傳般宗教至上,而是結合了現代管理學的最新知識。

英國就算捕獲蓋達支部領袖,也不可能剷除支部。這是因為蓋達並非以金字塔式官僚運作,不像共產黨層級分明。根據美國研究恐怖主義權威 Rohan Gunaratna的第一手資料,筆者稱蓋達的管理為「細胞分裂管理模式」:由阿富汗-巴基斯坦總部委派沒有行政實權的「中介管理人(agent-handler)」駐世界各國,由他們在地方上物色同志,把建立支部的實權下放予這批真正的中介人,再由他們招募基層成員。

中介管理人完成使命後返回總部,剩下的地區中介人互不統屬、互不相識,發展完全獨立自主,能夠自行決定小型襲擊目標,成為網絡的一個個細胞(cell)。

當年共產支部的另一敗筆,是經費來源直達莫斯科。蓋達細胞卻連財權也獨立,因為它們與回教世界的hawala系統(地下銀行)關係友好。那裏不設帳戶、不受國際金融組織監察,運作以宗法血緣為主,西方情報再紮實也難以滲入。

當蓋達總部有「重大工程」需要細胞聯合行動,就會派出新的中介管理人到當地便宜行事:這是整個組織最易暴露的時刻。所以這名非常設領導不會調動支部所有力量,亦不會被告知支部所有虛實(因為他並非設立人),就算落網,支部也不會連根拔起。

拉丹的設計配合了他的高風險事業,每個細胞都有生命力,又同時為同一「理想」服務,與西方的舊日對手迥然不同。如此「創見」,甚至對跨國企業的管理哲學亦造成衝擊。

2004年8月5日星期四

瘋狂外交﹕蓋達Vs伊拉克

【咫尺地球】英美忌憚蓋達,卻視薩達姆為紙老虎。諷刺的是薩達姆在獄中承認,他以為有了用生化武器屠殺庫爾德人的「光榮」前科,又刻意對武器調查員故弄玄虛,會讓布殊在未明伊拉克還有沒有恐怖存貨時,便不敢冒險。

上述邏輯類似北韓不打自招擁有核彈的「瘋狂外交」。這種「決策以理性計算」的基本假設,假定對手是理性對手,卻相信建構反理性的國際形象能夠令己方受惠。

然則何以蓋達做到的,薩達姆做不到?

瘋狂外交鼻祖東有毛澤東,西有他的知己尼克遜。「瘋狂外交」這名詞,正是尼克遜在海灘漫步時向幕僚哈德森「腦震盪」提出。1972年,尼克遜更把理論付諸實行:先是千方百計「溝通」北越,卻在美越氣氛空前友好之際轟炸北越海豐港。對手傷亡慘重,又覺其「深不可測」,只得重回談判桌。

關鍵是瘋狂外交得逞,必須建築於正和遊戲基礎上。北韓對美國使用核彈,美國不能消受;不使用核彈、美國被迫談判,也是勝利,nothing to lose。蓋達亦如是。

薩達姆並非失敗於不夠瘋狂,只是美國出兵前,已令伊拉克的瘋狂外交變成附和遊戲。當布殊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武器為由出兵,薩達姆愈瘋狂,愈為出兵提供理據;當美軍包裝成「仁義之師」,以微不足道的死傷抵消反戰運動,只要薩達姆不瘋狂,這前提便有了數據支持。結果薩達姆nothing to win。

美國在沒有證據下,精挑「大殺傷武器」為突破口,世人多不求甚解、只視之為橫蠻,不知道這正是破解瘋狂外交的精心佈局。

2004年8月3日星期二

巴拉圭曾經滄海

【咫尺地球】巴拉圭大火釀成眾多死傷,導因竟是超市老闆唯恐顧客趁火打劫而阻人逃生,這是極度貧窮地區才孕育的「小資產階級病」。

巴拉圭不同於剛果,曾經滄海,一度是現代化前沿國家。當巴西還是帝制、阿根廷處於蒙昧時,它便傚法古羅馬共和,由兩名元老共同執政。後來先後出現了洛佩斯父子統治(1840-1870年),雖然獨裁,卻大搞洋務,鐵路、工廠、經濟、軍隊都是當時南美第一流,被視為「南美普魯士」,創建了巴拉圭的黃金時代。

就是因為「普魯士化」,小洛佩斯終於忍不住在1864年對沒落強國巴西宣戰,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結成三國聯盟還擊,軍力對比為1﹕10,巴拉圭還能直入三國內陸,支撐至1870年才戰敗。這場戰爭是南美版的迷你世界大戰,也是南美史上最慘烈的戰爭,戰敗的巴拉圭比德國承受更嚴苛的待遇﹕國土被吞併一半,人口減少一半,喪失全部海岸線,自此萬劫不復。

巴拉圭的致命傷,還是戰敗的軍事獨裁後遺症。巴拉圭軍隊此後幾乎無用武之地,軍人卻加倍干政,這是純政治性的軍事主義﹔它淪為內陸國家,卻反而以「半鎖國」自保,不敢勾引外國勢力翻案,這是純政治性的保護主義。兩大指導思想,反映巴拉圭只求迅速在既定現實重新定位,不是密謀臥薪嘗膽推倒重來。

巴拉圭的唯一世界級文學家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著有《權力一神論》三部曲,就是描述歷代沒有多少兵的軍事「強人」的荒唐統治和狹隘視野。拉丁美洲淪為美國後院,固然集體弱化﹔但即使南美復蘇,巴拉圭也難以重生。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