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31日星期日

美國大選與中國脫鈎﹖

【咫尺地球】很多論者喜歡考據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對華友善度,從而測度兩岸領導人買誰的暗盤。這些考據可歸納為三套理論,不過都存在盲點。

第一代理論單從候選人的對華政策言論揣摩其思想。例如克里在民主黨初選說過「一中兩制」(One-China Two-System)料理台灣,便立時被寄予幻想。布殊4年前的政綱有「中國是戰略競爭者、美國不會對中國有錯覺」等「傷害中國人民感情」重話,今年亦換成「建設性合作」。於是學者認為中國在九一一後不再成為美國的意識形態敵人,無論誰當選都沒有分別。

問題是這些分析以候選人對華的片面言論為獨立涵數,然而對華政策只是選舉枝節,候選人談論中國的潛意識,往往與其主意識相反。單是布殊「脫歐入亞」的全球軍事重構,已推翻所有對華迷湯。

第二代理論加入黨派利益,即政黨本位論,認為民主黨代表福利主義,必會與中國進行貿易戰;共和黨代表軍火商和工業寡頭,必會挑起台海衝突。結論是當國防是中國要務,便希望克里上台;要保證貿易增長,便要靠布殊。然而克里也要向軍火商顯示強硬,布殊也要訴諸貿易保護,問題亦非如此二分。

第三代理論則突出每任美國總統都會對華猙獰6至12個月的量化統計(例如布殊的撞機事件),認為此後總統便受到官僚體制(特別是國務院)制約,再變不出花樣,只能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評論員認為中國領導人為免經歷新適應周期,情願舊人連任。然而為何美國總統任內後期又會對華忽然冷淡?近日的「胡溫暗挺布殊論」自然語焉不詳。

智囊興起影響美國外交

上述三套理論的盲點,在於只把焦點放在總統、國務院、兩大黨之上,而不知冷戰結束後,建制單位在外交政策研究上的主導性正下降。這是因為研究後冷戰是一種新技術,建制的「技術替補」速度往往比民間緩慢,既得利益者又要延續冷戰思維保住飯碗,所以現在最能影響着美國外交的,是「由下而上」的智囊機構。

目前的形勢是,互聯網興起和官僚威信下降,正令公投治國(麥迪遜民主)逐漸取代代議制(杰弗遜民主),邁向直接民主時代;智囊興起則推動了跨黨派新精英主義,令原有政治光譜變成空殼,形成諸子百家人人自薦的妙局。

智囊爭風呷醋對華政策反?

目前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最明顯的四大智囊,由左至右,實是各界應該特別注視的新光譜:

一、號稱網羅一半中國通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主張與中國合作貿易反恐,曾經說服布殊把APEC的中美峰會升格;

二、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維持台海現狀的理論發源地;

三、蘭德公司(RAND),以冷戰研究成名,擅長分析各國軍備,與國防部關係曖昧,被北京視為給「中國威脅論」敲邊鼓;

四、布殊內閣大本營美國新世紀計劃(PNAC),雖然中國研究實力薄弱,卻極受政府重視,僅有的在野成員甚至批評布殊對華政策不夠右,主張放棄「一中原則」。

近年美國對華政策反覆,某程度是智囊爭風呷醋的結果,因為總統都會同時延攬不同外交智囊:應該是左的克林頓一直重視蘭德報告,應該是右的布殊的對華政策亦不受母體PNAC影響,獨崇布魯金斯。

中國盼從美國兩黨政治脫鈎

北京洞悉上述轉變,對美台軍售閉目養神,明言「發展穩定的中美關係是共和民主兩黨共識」,就是要將中國從美國兩黨政治脫鈎。不可不知中國在「政府-國內智囊」這層互動關係進步神速:江澤民訪美前接見布魯斯金代表團,便是近年統戰代表作。相反台灣卻落伍得多,陳水扁的台獨國師辜寬敏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刊登全版廣告,要求美國重新評估「一中政策」,結果拔苗助長、被評為「干涉美國內政」,反映他活在「政府-政府」對話代表一切的前全球化年代。

沈旭暉、吳凱霖:巡遊四州美國間接選舉悖論

美國總統大選雖然比不上50年內只展出10次的畢加索《巡遊》,叫座力卻不下於帷幕展覽。我們隨機「巡遊」4 個美國州份,卻發現布殊、克里其實都只是大配角,兩黨政治原來也可以與港式比例代表制一樣膚淺。

(一)明尼蘇達州 漁人民主

明尼蘇達州所以成為焦點,是因為它出產過一名屬於第三黨的州長傑西‧文圖拉(Jesse Ventura)。此人摔角出身,五官不端正,硬銷另類和次文化,但明尼蘇達選民卻相當受落。文圖拉所屬的獨立黨為地方組織,並非全國政黨,然而該黨在明尼蘇達州的勢力依然強大,一直以改革競選、非黨派政治和反游說活動等口號吸引中間選民,並自稱是兩黨腐朽機器的敵人。

有趣的是文圖拉在位時鼓吹自由主義,成功挖掉民主黨牆腳,卻削弱了民主黨的基層組織,令共和黨漁人得利,一切都與台灣的故事似曾相識。1928年以來,民主黨只有3次在這裏失守,今天的明尼蘇達州卻不再是民主黨票倉,加上這州的選民已養成選擇另類候選人的BOBO族品味習慣,這次對綠黨候選人納德的支持度也明顯偏高,更令這10票有可能歷史性轉向布殊。問題(一):這是共和黨幸運地利用了兩黨壟斷的唯一漏洞,還是它在明尼蘇達的治州才能令選民信服?

(二)俄亥俄州 嘉年華民主

俄亥俄州的20票從來是兩黨必爭之地。年鑑學派告訴我們:除了1944年和1960年,沒有共和黨總統會輸掉俄亥俄州;自從1964年,凡是贏得俄亥俄州都成為白宮主人,可見當地民意具有指標作用,也被認為是這次選舉的最後關鍵。

2000年,戈爾低估了這個焦點戰場的重要,在投票前一個月調離一眾嘍囉,結果以3.55%之差輸掉俄州。然而俄州作為夕陽工業區,在布殊上台後已損失了23萬個就業機會,失業率高達6%,所以克里今年不斷在當地主打經濟與就業,更抄襲布殊,穿上迷彩軍服在俄亥俄農場打獵「射票」。

從兩名候選人到訪俄亥俄州前後37次的天文數字,以及兩黨給予俄州跟人口選票嚴重不相符的高度關注,以至兩黨發動的「人盯人鄰居嘉年華拉票運動」,都令不少美國選民慨嘆自己「生不逢地」,因為俄亥俄選民從未這麼增值過。問題(二):為何首都華盛頓的選民每年都不受重視(因為這是民主黨的必然勝出地),一個從未投票的俄亥俄老婦卻天天得見候選人,並有幸從嘉年華氣氛中決定神聖一票?

(三)夏威夷州 人質民主

夏威夷一直是美國多元文化的實驗室,是自我標榜多元的民主黨鐵票倉,今年卻爆發了政治地震。《檀香山明星報》及夏威夷本土電視台的民意調查均顯示,布殊的支持率在夏威夷已突然超前克里,成為20年來首名在度假天堂領前的共和黨候選人。在民主黨內部,這被認為是後院失火的最戲劇性時刻。

然而戲劇背後的內心戲,依然不是布殊的魅力,而是基於一種地區防務的自我思維:夏威夷處於美國邊陲,安全系數最低,每次拉丹恐嚇或布殊自我提高警戒級別,甚至連菲律賓、印尼發生恐怖襲擊,夏威夷都是最害怕的孤兒---滋味似乎與扎卡維刀下的人質同病相憐。問題(三):若夏威夷因為本土直接防務危機投向共和黨,這算是因為實際威嚇而叛變,還是與其他各州一樣,只是以「半哲學」態度看待整個反恐外交而叛變?

(四)加利福尼亞州 公投民主

加州是美國第一大州,擁有十分一的55張選舉人票,是美國選舉不能承受之重。雖然共和黨元老列根在擔任加州州長期間發跡,但加州近年已變成民主黨地盤,在過去3屆大選,民主黨連中三元。自從阿諾舒華辛力加代表共和黨在去年當選加州補選州長,不少人認為加州必會風雲變色,《華盛頓郵報》於去年10月亦指阿諾當選是加州政治史的一大轉向,意味着共和黨從民主黨手中奪回「全美第一州」。

當大眾以為加州已淪為阿諾與克林頓的明星之爭,卻忽視了11月2日與總統選舉同時舉行的16項攸關加州民生的提案進行公投表決。正是由於加州已受到公投的直接民主管治,阿諾一類共和黨紙板明星才能夠順利當選,因為民眾已懂得繞過政府直接當家作主,並不代表共和黨忽然捲土重來。

加上布殊與「未來戰士」在墮胎、幹細胞研究、槍支控制和同性戀婚姻等多個中心議題上的觀點迥異,阿諾雖然在荷李活的演技只算二流,但還是懂得借位技術,在助選時能夠與布殊保持明顯的「禮貌距離」。從加州州長辦公室發言人羅勃‧史圖茲曼(Rob Stutzman)發言中,我們亦可以看出端倪:「州長把時間放在關心加州事務上是他一貫作風,這也是他對選民的承諾及贏得民眾支持的原因。」結果,向來支持民主黨的荷李活大明星包括里安納度狄卡比奧、莎朗史東等都表態支持克里,共和黨在加州的競選機器已經放軟手腳,態度相當消極。問題(四):直接民主干涉下的兩黨政治,壁壘不再分明,為何繼續以間接民主方式影響總統選舉?

(明報-周日話題)

2004年10月24日星期日

《華氏9/11》的概念偷換

【咫尺地球】國際影評對《華氏9/11》評價甚高,主因是國際社會對布殊評價甚低。雖然電影對布殊的評價大快人心,但導演米高摩亞的「通識教育」卻令人失望。就理論框架而言,電影前半部暗示「全陰謀論」,認為布殊政府抽手(甚至催化)911的出現、替真正禍首(拉登和沙特阿拉伯)開脫,情節比法國作家Thierry Meyssan的《911大謊言》更曲折;後半部屬於「半陰謀論」,只承認布殊利用911出兵伊拉克發戰爭財,「危機管理」意識一流。

兩個框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前提是布殊利益集團和美國國家利益構成直接衝突,這是導演希望揭露的;後者的邏輯容許布殊利益和美國利益相輔相成,這是導演希望隱蔽的。電影後半部忽然由理性探討變成感性反戰,並非偶然:如此偷換概念,才容易令不熟悉國際事務的觀眾理性認定布殊是「壞人」後,再被感性畫面深化,相信布殊由取得較少票數上台到911到伊拉克,都是一籃子大陰謀,對世人、對美國人,都是禍胎。

批攻伊為何不談新保守主義?

然而得出上述結論前,我們必須參考陰謀論的源頭: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的智庫。 PNAC在1997年成立,成員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包括現任副總統切尼、防長拉姆斯菲爾德、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三大右王」,以及被劉迺強反覆「揭發」的李柱銘前助理Ellen Bork。他們的論文寫於在野年間,確是建議美國攻打伊拉克、控製石油命脈來保障霸權「可持續發展」。如此證據確鑿,為何電影居然按下不表?

其實,PNAC及其「同志」成分亦不是清一色。例如克林頓時代的中情局長James Woosley便是現任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這委員會正是911後提議嫁禍伊拉克的機關;若大力向PNAC及其同志「埋手」,無疑會淡化電影為民主黨抱不平的暗軸。

PNAC其實早於老布殊在位的1992年醞釀。當時的國防部政策次長沃爾福威茨對老布殊「欠成熟地過早從海灣撤軍」極有微言,遂撰寫《國防計劃指引》,主張美國必須防止另一個超級大國出現,並要行使單邊主義。民主黨上台後,PNAC積極開拓理論陣地,研定出美國繼續領導全球的路線圖:一、控制全球能源和戰略資源;二、壓制所有潛在對手(包括以法德為代表的「舊歐洲」和聯合國一類超主權組織);三、結合上述兩點,通過控制戰略資源這槓桿,扶植「新歐洲」、「新中東」一類新興附庸。伊拉克戰爭完全按照這劇本演出,最受國際社會垢病的一幕:美國繞過聯合國、踢開舊歐洲組成「志願者攻伊同盟」,其實是整個計劃的主菜。

為民主黨避談美攻伊利益

問題是《華氏911》始終迴避一個事實:布殊確是為狹隘的美國利益服務。其理論基礎是全球化催生了三大「邪惡」:核擴散的軍事失衡、令聯合國變得重要的多邊秩序在共產主義消失後的再復興,它們均導致美國霸權衰落,所以美國必須在軍事、外交、文化三方面轉守為攻,而且三者必須像十字軍那樣結合。不用說不少「愛國」的美國人認同上述觀點,就是米高摩亞「暗銷」為正義朋友的民主黨也不斷試用PNAC公式:例如PNAC在1998年向克林頓建議攻打伊拉克,克林頓便發動「沙漠之盾」,空襲現在看來也不大存在的伊拉克軍事基地。

電影的敗筆,就是將外交簡單兩黨化,故意忽視跨黨派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由是觀之,《華氏9/11》本身也可以說是一個陰謀:「全陰謀論」部分鋪排得理性,是要證明布殊得位不正,以權謀私,完全與國家利益脫節;「半陰謀論」部分鋪派得感性,是因為這部分的理性結論(出兵伊拉克並非與美國利益脫鈎)不符合拉票效應,反而可能受到民族主義者激賞,唯有硬銷反戰的濫觴。如此偷換概念傳道,自然缺少政治電影應有的subtlety。國際社會把這齣電影​​捧為經典,證實布殊國際聲望之差,不作他人想,奈何越俎不能代庖,這是更大的悲哀。

2004年10月17日星期日

中國人質事件挑戰三秩序

【咫尺地球】巴基斯坦人質事件血腥落幕,無論是中方、巴方還是「恐方」,都強調這是個別事件,既不針對中國,也不影響中巴同盟。官文背後,人質事件並非個別事件,確是針對中國,也會影響「中巴人民友誼」,因它的目的是挑戰三重世界秩序。

挑戰一:超國(supra-national)反恐秩序

第一重被挑戰的,是國家主權之上還有反恐原則的後911體系,也就是超越國家層面(supra-national)的秩序。挑戰源頭在古巴關塔那摩開始,因為生於巴基斯坦的綁架黑手馬哈蘇德,一度成為塔利班軍官,被美軍囚禁于關塔那摩基地,在那裏認識各國恐怖分子,發現「世界恐怖大同」。

在關塔那摩被囚的,包括了22名中國籍人,他們都是支援塔利班的維吾爾人,被認為是疆獨嘍囉,右派人權組織國際特赦5月便指出,中國政府曾在2002年派員到關塔那摩「協助美軍審訊中國公民」。對在關塔那摩被虐至殘廢的馬哈蘇德而言,中美兩國都是一丘之貉,而且中國「欺騙性」更大,何況今次肇事地點正是東突基地之一。

挑戰二:國際(Inter-national)外交秩序

馬哈蘇德綁架中國人除了因為中國同胞「能見度」高,更反映他有意挑戰外交秩序。自從印巴分治、中印交惡、印蘇結盟、中蘇反目,巴基斯坦對北京一邊倒,巴國經濟發展和核技術均有強烈的「中國特色」。但巴國伊斯蘭教徒認可中巴關係,卻與上述貢獻無關,而是因為兩國是僅有的「反美蘇同盟」:美國每次批評巴國伊斯蘭社會人權狀況,中國都會擋駕;每次印巴邊境衝突,中國軍隊都會在另一方牽制印度和背後的印俄同盟。

911後,中巴同盟出現美國這個第三者,美軍既進駐巴國邊境,美巴亦組成針對阿富汗的情報網路。然而巴基斯坦內部普遍同情塔利班,美國引進的西方文化亦不受伊斯蘭長老歡迎。穆沙拉伕本人不敢為美國開罪中國,所以兩次秘密訪華,向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請示能否挺美,獲指示「welcome」。中巴兩國人民共識就是從這聲welcome開始退減,因為中國的反西方守護價值已不復存在。

事實上,人質事件宣示了上層外交不能漠視下層社會秩序。自從三峽工程啟動,中國不斷輸出水利工程師,但改變自然體系的水壩工程在巴基斯坦一類社會價值傳統的國家卻備受爭議,中國工程師在5月和9月便先後在巴國兩度遇襲。無論中巴高層如何粉飾太平,事件必會增加華商投資巴基斯坦的機會成本。若中國企業在伊斯蘭堡的安全系數降至與巴格達同級,接受「高風險高回報」原則的企業又何不選擇伊拉克?

挑戰三:國內(Intra-national)自治秩序

馬哈蘇德是無根的恐怖分子,但亦是有根的部族領袖,這是與伊式綁架的最大分別。須知巴基斯坦雖由軍人干政,卻不是有監控能力的列寧式國家,部落長老、土幫後人一直進行實質自治,都擁有私人軍隊,這就是後封建現象。

近來綁架都由長老調解,其影響力似乎比國家機器更神妙,因伊拉克、阿富汗、沙特等國的中央政府嚴重弱化,社會體系面臨徹底重構,這與全球化時代「次主權」興起一脈相承。巴國政府在911後渾水摸魚,以反恐為名進駐部落轄地「剿匪」,遂與長老集體結怨,例如巴軍在2002年7月強行進駐人質事件所在地南瓦濟裏,用盡扣押長老等伎倆奪權,部落前領袖穆罕默德被巴軍擊斃,馬哈蘇德才能扶正。巴國政府對人質事件如臨大敵,也有害怕長老集體起義的含義。

大國借反恐擴張勢力、外交結盟偏袒高層、主權國家忌憚自治,在911後引起「超國—國際—國內」連鎖互動。馬哈蘇德的關塔那摩地獄之旅,令他意識到以美國為首的反恐聯盟、以中國為首的中巴同盟和以巴國中央政府為首的反地方勢力,都是他的敵人。這些敵人的共同對立面,又豈只一個馬哈蘇德?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

日本也先發制人的「後政府時代」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發表國防顧問報告,建議發展先發制人的先進軍備。內地網民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要求北京對東京也要先發制一制。

形勢發展反映日本右翼勢力的結構性抬頭,但主導的並非日本政府,而是以右派元老小澤一郎為首的「普通國家基本教義派」。所謂「普通國家論」只有兩重點,就是認為日本戰敗已半世紀,應有一個普通國家的權利(即自衛權,以趕走美國駐軍),也應盡普通國家的國際義務(即出兵權,以幫助各國先發制人反恐)。然而其他國家的抗議對象,卻只能是日本建制,因為小澤派系並非一個「國家實體」,對這些回應無受理的義務。這個悖論反映先發制人表面上是「新帝國主義」的手段,實際上提倡這個理論的政府們,也是自己的掘墓人。

以日本為例,本欄曾詳述小澤一郎如何運用馬基維利式權謀,陰乾堅持反對出兵海外的左翼社會黨,把日本政局由「左右兩黨制」轉型為「右右兩黨制」。小澤最出色的計算,是不斷擴大兩個右翼政黨的雞毛蒜皮問題為「路線問題」,例如挑起狗仔隊逐一查核兩黨政客有否付養老金,讓國民以為有兩個勢不兩立的右黨可以「選擇」,從而潛意識接受兩黨共同信奉的右翼綱領為既成事實。

這是近代史最成功的人為範式轉移。問題是小澤始終不代表政府,他的「普通國家論」信徒是一個細胞組織,而像扎卡維聖戰組織那樣的細胞組織,是不受國際秩序監管的。中美都不喜歡普通國家論,卻只能向東京施壓﹔日本鄰國的民間反日情緒,只能投射於一般日本國民身上,保護國民則是政府的責任。結果真正主導日本政壇範式轉移、施政方向的是小澤細胞,為它承擔責任的是日本政府,而日本的政府機器又確實沒有能力推動範式轉移。這樣的下場,在英美兩國也頗有雷同,而並非巧合。英國首相貝理雅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參考顧問庫柏的意見,提出人權是普世價值、侵犯人權的國家不能以國家主權為擋箭牌而令其反人權內政免被干涉。西方人權組織當然大受鼓舞,但一些國際輿論卻大譁,認為這是大英帝國殖民DNA的反祖現象,質疑「人權高於主權論」的國家衝着英國政府的說三道四提出抗辯,並就西方人權狀况作出反擊。結果國際人權監察一類機構勢力大增,英國政府卻一年比一年弱勢。

幕後人推動政府幕前受壓

美國總統布殊亦在2002年為出兵伊拉克提出「先發制人論」,由最初說的只要潛在敵人有威脅美國的能力、到現在說的單單有威脅美國的動機,都應該予以勾銷。這理論源自一個名為「美國新世紀計劃」(PNAC)的右派智庫的1999年計劃書,當時的成員包括現任布殊內閣所有紅人,背後則有國防工業、石油富商和新基督徒運動撐腰。美國勾銷伊拉克後,世界各國幾乎都不認同它的出兵理據,然而無論是伊拉克的斬首還是盟國的反美示威,都是直接挑戰美國政府的執政能力,無從挑戰PNAC利益集團的分毫。

中國的「單一政體」邏輯,自然認為小澤和小泉、貝理雅和人權監察、布殊和PNAC都是同一陣線,都是國家擴張的「亡
我」陰謀。其實三對絕配,本質上與塔里班和拉丹、阿拉法和哈馬斯並沒差異,都是後者力圖利用政府的框架達至細胞組織的目的,一切後遺症則由前者承擔。世界吹右風,其實人在做、天在看,政府管理能力正在不知不覺間被漸漸架空,地球正在跑步進入後政府年代。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0月3日星期日

布殊的形而上反恐 Vs 克里的形而下反恐

【咫尺地球】美國大選首場辯論,外交成為角力重點,這是越戰後從未出現的現象。不過今日反恐不同當年反戰,對美國國民經濟、社會秩序都未帶來危機,反恐辯論只為求證「誰更理性」這個感性問題,並不代表伊拉克戰爭真有不能承受的重。其實雙方只是借這個平台,為其核心價值宣道。

克里核心:防新九一一襲擊

克里樣貌呆板,常被媒體建議注射肉毒杆菌素固定臉部肌肉,但他其實是耶魯大學辯論冠軍,擅長邏輯推論。他建構的反恐體系六環相扣,便深符辯證妙締:(1)反恐天經地義;(2)伊拉克不是九一一元凶;(3)出兵伊拉克與反恐無關;(4)「錯誤戰爭」令美國被國際孤立,複製了更多敵人;(5)美國獨力承擔伊拉克重建的代價(包括人力、外交和經濟消耗)得不償失;(6)克里能夠繞過(2)至(5),所以預防美國受「九一一式襲擊」的能力比布殊優勝。

上述框架的支點是「九一一式襲擊」一詞:民主黨整個競選假設,就是下注於這個詞彙,即認為美國國民對總統的要求,就是要避免新九一一的出現。

克里的反恐體系以聯合國1988年對恐怖主義的定義為基礎,認為恐怖主義是「焦慮感染法」(anxiety-inspiring method),屬於純技術層面,是追求各種政治目標的中介、是討價還價的「經濟供求關係」,受害人本身並非目標。克里認為要防範九一一,必須令美國不再成為恐怖分子的「夢幻中介」、襲擊美國失去「傳道」作用,因此必須抽離不必要的戰爭,減少美國被襲的價值;通過減省上述資源消耗,又能加強國內的反恐基建。上述邏輯由「形而下」出發,自然鮮有觸及布殊的一籃子概念。

布殊展現新保守主義二元世界

面對克里的辯論攻勢,布殊建構了另一反恐體系反制。體系物似主人,不以邏輯取勝,而是建基於六個互相偷換的概念,包括:(1)反恐天經地義;(2)反恐戰沒有可能獲勝,敵人永遠不會以傳統方式簽下停戰協定,所以是持久戰;(3)無論出兵伊拉克的情報是否錯誤,薩達姆下台令世界變得更美好,所以是反恐一環;(4)「世界好,美國更好」,伊拉克變天符合美國國家利益;(5)唯有有決斷力的領袖,才會作出上述正確決定;(6)布殊久經考驗,能提供更好的反恐領導和判斷。

上述體系的精神是「反恐戰沒有可能獲勝」這個哲學概念,和「世界更美好」這個宗教概念。表面上它們相當「晴朗一天feel」,實質上卻展現了新保守主義深邃的二元世界觀:

敵人永在 反對絕對平等主義

新保守主義源自自由主義,只是不滿美國在60年代開始過分自由化、要求撥亂反正,所以雖然保守,卻自動承繼了民主自由等綱領。根據1976年新保守主義教頭Irving Kristol在《新聞周刊》發表的定義,信徒必須捍衛五大核心價值,包括:(1)維系基督文明社會道德觀,以宗教取代大政府監管;(2)認為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是為「古典機會平等主義」;(3)堅持經濟自由化,反對社會主義;(4)鼓勵個人主義,反對福利主義; (5)相信一切與上述價值有衝突的觀念、以及按此建立的國度,都不能並存。

去除五大法則以經濟為主的兩項,我們便能洞悉布殊反恐「形而上」的一面。他軟銷反恐「大是大非」,就是暗示薩達姆不能與美國並存,出兵是「廣義反恐」的必要之舉;他批評克里對伊拉克軟弱,就是暗示他在國際社會信奉絕對平等主義,會放棄美國的機會;反恐既是精神戰爭,即使克里能在短期內避免形而下的襲擊,也難以帶領美國價值得到形而上的長存。

布殊和克里的反恐框架都通過重重推論,避免平面說教,不少人誤會它們系出同門。其實「形而上反恐Vs形而下反恐」已成為選舉主軸,並深化到內政、經濟、文化各層面,對美國本身可能差之毫釐,對全世界卻是謬之千裡。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