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8日星期日

撕裂烏克蘭,延續反恐戰﹖

【咫尺地球】烏克蘭東西分裂雖然源遠流長,但雙方對統獨和族群議題原來有着共識,當地頭號智庫「再生基金會」對分化後遺症的警告也家喻戶曉。為何當地大選有了美俄兩大「黑手」越俎代庖,便加速邁向分裂的質變﹖

烏克蘭沒有不同國家意識

烏克蘭立國基礎源自1654年的《佩尼亞斯拉夫協定》(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反波蘭同盟),結果俄國吞併盟友土地,是為今日的東烏克蘭。東烏雖然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認同,但這認同卻臣服於泛斯拉夫文化圈,此所以雙重效忠對一般國家都難以接受,親俄候選人阿努科維奇卻敢以「俄烏雙重國籍」為政綱。廣義的烏克蘭國家意識幾乎就是泛斯拉夫主義,也就是公然以俄羅斯為龍頭的跨國民族主義;俄國也義不容辭支持斯拉夫獨立國,(自稱)與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塞爾維亞和黑山都血濃於水。

狹義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卻是另一回事。烏克蘭雖然是歐洲第二大國、被德意志銀行評為最有潛力的獨聯體成員,歷史上卻只是地理名詞,多次獨立都為時甚短,烏克蘭民族主義自然相當後現代──從定義「烏奸」的過程建構出來。事源東烏被併入俄國後,其他烏克蘭人聚居地輾轉淪為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領土,最後由蘇聯在二戰奪回,是為西烏克蘭。西烏人把所在國和俄羅斯一視同仁列為侵略者,卻單以所在國的西方文化自豪。烏克蘭在1991年獨立後,西烏自命握有正牌文化,以此與東烏工業社會的親俄「烏奸」劃清界線。其實烏克蘭出現經濟危機時,連西烏也贊成與俄國建立「更緊密聯繫」,反映他們並不對泛斯拉夫主義排斥。

上述框架內,還有克里米亞半島的反烏克蘭民族主義。克里米亞超過60%居民都是俄裔,原是「俄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白衣天使」南丁格爾就是在俄羅斯對抗西方聯軍的克里米亞戰爭成名。直到1954年,當時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為了「紀念俄烏聯盟300周年」,把半島作為賀禮贈予烏克蘭,更附送黑海艦隊基地:背後玄機是把反烏主義送入木馬屠城,來監察本土民族主義。想不到烏克蘭居然獨立,令克里米亞也興起獨立和回歸俄羅斯運動;雖然運動在西方調停下作罷,克里米亞主義卻成為把東烏拉向俄國的助力。

避免反恐戰和新冷戰合二為一?

不同國內意識在太平盛世的聯邦其實足以並存。例如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政治哲學,就是以泛斯拉夫主義為向心力,容許內部堆砌不同圖騰。今天的泛斯拉夫主義對西烏太激進、對克里米亞太溫和,結果淪為東烏顯示獨特性的信仰,也就喪失了國內普世性。但烏克蘭不過出現「親西方Vs傳統社會」的二元裂痕:雖然歷次大選的票源分佈大致一致,但西烏支持的開國總統克留夫卓克並非盲目親美,只是希望加速現代化;東烏支持的現任總統庫奇馬亦非盲目親俄,只是主張新威權主義。這是現代化的必經階段,哈佛教授亨廷頓稱之為「撕裂國度(Torn States)」。

撕裂國度多不勝數,墨西哥、土耳其甚至俄羅斯都是案例。表面上,烏克蘭危機又屬於老掉牙的文明衝突論(東正教核心圓Vs天主教核心圓),實質上則是冷戰思維的延續。在美國右派眼中,反恐戰和新冷戰,不管有沒有文明,都只是建構對立面的手段。

美俄寧願原來有限的烏克蘭分離主義產生質量互變、進而成為主流,無疑是因為俄羅斯全力重建「泛蘇聯」,希望由鞏固核心開始;美國亦相信一旦西烏獨立,會對東部起垂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兩國都不希望新冷戰和反恐戰合二為一,普京尤甚。兩條戰線在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已首次找到交合點:其時格國也是如此撕裂,兩派勢力都與伊斯蘭聖戰士藕斷絲連,互斥對方包庇恐怖分子:若反恐對象包括對方,對美俄都是噩夢。

東西撕裂烏克蘭不是美俄的最佳選擇,但吊詭的是如此「竹幕」能相對維持兩國的反恐「和氣」,避免亂局吸引各方「恐怖大亨」。反恐還反恐、冷戰還冷戰,不啻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2004年11月21日星期日

太平洋小國瓦魯阿圖的宿命政治

在過去兩週,南太平洋小國瓦魯阿圖(Vanuatu)以實踐檢驗「一中一台」的構想,嘗試與台灣建交、再澄清這只是瓦盧阿圖總理的「私人交」;先由國會拒絕承認總理決定、再由總理親自容許中華民國大使館營業,後來又回到北京,情節扣人心弦。小國「人氣急升」,它的外交卻失去國際社會的基本尊重,被揶揄為價高者得的拍賣。瓦魯阿圖國總理沃霍爾(Serge Vohor)坦率地說:「我們跟兩岸都做朋友﹐因為我們需要錢」,已成為繪炙兩岸的名言,嘲笑瓦魯阿圖也成為兩岸網民的共識。他們都在問﹕為什麼這個國家臉皮這樣厚﹖

其實,瓦魯阿圖比前任台灣外長陳唐山口中的「鼻屎小國」新加坡大約20倍,面積在島國而言,算不得小。相較下,它的兩個鄰國瑙魯(Nauru)和圖瓦魯(Tuvalu)一個靠鳥糞化成的磷礦致富、再在礦產耗盡後破產,一個以出售互聯網國家區碼「.tv」予西方電視臺為生,人口都只有約一萬,瓦魯阿圖卻有20萬;在西方瘟疫傳入前的1800年,甚至一度有超過100萬,算得上「區域大國」。

然而,按個別國際關係學派的演繹,瓦魯阿圖還是沒有立國規模,因為它沒有足夠能力獨自保護國土、謀取人民福利,更不用提「履行國際義務」。Jacques Rapaport的《小國及領域》即以「微小國」(microstates)概括這類天然、地理或歷史的孤立國度﹐認為它們缺乏「國家的合理性」。

先天局限並非致命,致命的是不少太平洋島國獨立後,依然被變相殖民。它們都有國際法稱為「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的大片領海,卻不能承擔保護領海的費用,於是,國防都交由美國、澳洲等「盟友」「協助」。結果,這些盟友尾大不掉,例如這些島國迎來了一個名為「美國吞拿魚協會」的工會成為太上皇﹐自此工會魚商就視太平洋的他國領海為美國內海;所羅門群島曾經鼓起勇氣,拘禁美國魚船,美國政府的回應是禁止輸入所羅門吞拿魚,所羅門技窮,唯有就範。在軍事、經濟、政治發展都不能全面控制的前提下﹐澳洲學者John Anglim乾脆稱這些島國的獨立為「形式獨立」。

理論上,瓦魯阿圖的最大收入來源是旅遊業。那麼瓦魯阿圖有甚麼好看?自然風光以外,瓦國傳統文化也別具特色,例如其本土部落的決策心戰室名叫「納卡男人屋」,全屋椰葉製造,只准男人一邊以椰子殼享用椰子酒,一邊商討要務,相信原始綽頭,正是東方主義的遊客至愛。不過就是有賣點,瓦魯阿圖的旅遊業還是由澳洲壟斷,遊客大多由澳洲入境,事前由澳洲中介商人承包一切。時至今日,瓦魯阿圖依然是聯合國公佈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

難怪瓦國政府唯一能夠發展的「本土經濟」,就只剩下販賣外交關係、人口政策的「建交經濟學」。總理沃霍爾上臺前,曾承諾降低對澳洲援助的單一倚賴,自然要向大中華地區打主意。以國王肥胖聞名的湯加王國,在冷戰期間,就曾靠在澳洲和蘇聯之間遊走自抬身價,瓦魯阿圖現在不過在效法鄰國而已。

媒體嘲諷瓦魯瓦圖外交不成體統時,不但忽視了瓦魯阿圖的人民感情,也忽略上述政策的導火線,其實是外來的。

一般的第三世界國家,從前都是西方某國的單一殖民地,唯獨瓦魯阿圖經歷獨特,在列強默契下,成為罕有的「英法共治殖民地」(condominium),一國有雙重制度,架床疊屋,被瓦國開國總理李尼神父(Walter Lini)稱為「群魔殿」(pandemonium)。時至今日,瓦魯阿圖國內依然分為英語和法語陣營﹕急於與台灣建交的總理沃霍爾來自溫和黨聯盟,這政黨在獨立前支持「回歸」法國;不斷向北京保證中瓦關係未變而被降職的外長索普(Barak Sope) 出身於瓦努阿庫黨,這是英國當年直接扶植的議會政黨。

沃霍爾和索普兩位主角,都是瓦魯阿圖政壇教父,都不止一次擔任總理,都自承其中一脈的白人思想文化,都懂得把對方塑造為「外來者」。他們一直有擴大各自陣營影響力的使命,爭取外交主導權自然是一大戰場,即使接受精英教育的他們,骨子裡明白這樣的外交,實在頗為失禮。

2004年11月18日星期四

美國大選後記

[2004-11-04] 沈旭暉、黃兆強:港傳媒報道美國大選的誤區

美國總統選舉塵埃大定,但通過本土傳媒了解美國大選,卻未免太富「香港特色」。

參照美國傳媒,當發現它們的關注點除了是候選人在各州份的預算得票率,還有同期的參眾兩院和州長選舉,以及同性戀婚姻法等州級公投。這種近似台灣「公投綁大選」的策略,牽涉本州執政黨派的資源調配,選舉期間不同議題之間的互補作用,選民「一票多值」和「內在配票」的深層心理,以及同一州內不同層級選舉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都是政治學和選舉學相對未被發掘的處女地,遠比被過分炒作的拉丹露面、反恐立場、錢其琛鴻文等能夠影響結果,香港傳媒卻從來按下不表。美國大選與港股升跌的關係、美國華僑投票取向,又或是兩大候選人對華政策的異同,卻是香港報道的「重點環節」,因為它們在香港報章有各自的「對口單位」,結果自然見樹不見林。

本土媒體又令人感覺美國的全國民調與選舉結果有直接關係。其實它們只是一雙獨立涵數:一名全國領先的候選人,理論上能夠單單在五個大州取得全部100%選票,卻在其他所有州份以一票之差飲恨,經過選舉人票的間選制度,結果可以是慘敗。

更吊詭的是某報曾引述CNN民調指出「投票率可創40年新高」,亦把重點放在是次大選的投票率上,並「分析」克里可以從中獲利。然而美國總統大選以各州選舉人票計算,關鍵州份的投票率與總投票率必有差異,兩者並無必然關係,此其一。

雖然上屆大選顯示布殊支持者的學歷明顯較低,學歷高的選民的政治參與相對冷漠,但這並不代表學歷低的選民沒有票源被開拓的空間:關鍵州份俄亥俄州便有不少低學歷老人是在嘉年華動員下首次投票,此其二。

部分媒體以民主黨、民建聯對號入座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以為投票率高等於克里獲勝,這是根本的謬誤,何況這類過分簡化的雞精邏輯連應用於香港立法會選舉也是謬誤,為何舉一不能反三?


[2004-11-05] 沈旭暉、黃兆強 Roundtable:克里認輸的盤算
克里親自致電布殊認輸,此前數小時,其拍檔愛德華茲卻高呼要「點至最後一票」。前後落差,涉及兩個不同概念。

選舉前,民主黨智囊以史為鑑,早已決定若選舉形勢拉緊,絕不認輸。這裏的「形勢」,包括兩個意涵:一是上屆民主黨贏票輸選舉的「直接民主勢」,二是上屆佛羅里達州的得票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勢」。所以戈爾能夠選擇不同對策:從技術角度,他可以要求不斷點票,以及核實疑似選民資格;從法理角度,他可以交由聯邦法院裁定被剝奪投票權的選民身分;從憲政角度,他可以發動議員要求釋法;從政制角度,他可以發動輿論戰質疑選舉人票制度,或提議進行徹底兩黨制,以免理念較近的綠黨候選人納德再取得4%選票成為敗選關鍵。這類制度性爭拗的目標並非只是翻案,亦有改善下屆選舉制度的前瞻性意義。美國的總統兩任制、法國的總統總理同居制,乃至這次美國選舉大規模採取「臨時選舉票」以免選民資格成為疑團,都是修正前次選舉爭議的後續行為。

克里在這次選舉既沒有贏票的氣勢,在參眾兩院的三合一選舉同時失利,俄亥俄州的得票又明顯處於統計學的誤差範圍以外(這是白宮幕僚長「勸降書」說得最有說服力的一點)。若選舉爭拗還是持續,這就是純粹的權力爭拗,因為沒有任何制度變革能夠從中提煉。當俄亥俄州的票數拉近,不少本土傳媒均以「佛州第二」的角度報道,令人以為克里必定輸打贏要,便具有嚴重誤導。愛德華茲卻居然按既定計劃延誤認輸,他的危機管理,也令人失望。


[2004-11-06] 陳貞禮、梁宇軒、沈旭暉:美大選少數族裔叛變
不少輿論認為布殊勝出是選民「對反恐的肯定」、「對領袖的支持」,其實從數據觀察,真正關鍵反而是少數族裔的「叛變」。

共和黨攻拉丁社區

美國少數族裔主要包括非洲裔、拉美裔和亞裔三部分,在這次選舉分別佔選民人數的11%、8%和2%,足以成為名副其實左右大局的中間人。以往少數族裔以絕對優勢傾向民主黨,因為其多元主義相對顯明,移民政策也比共和黨寬鬆,不同於共和黨歷史上的大白人主義「土右」。96年克林頓順利連任,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共和黨建議限制移民數目、禁止非法移民的子女入讀公立學校和享受福利。

2000年開始,共和黨的布殊開始留意少數族裔的「價值」,不敢再掉以輕心。共和黨近年一再在拉丁社區強調反對同性戀及墮胎,目的就是希望利用這些具爭議的話題,挽回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拉丁裔支持。共和黨今年初向非法移民提出臨時勞工計劃,一改以往的強硬立場,亦是為從墨西哥北上美國南部的拉丁裔選民度身訂做。這是一個相當功利的策略性聯盟,也是意識形態和族群政治的成功結合:拉丁裔在2000年只有35%投布殊,這次飆升至44%,實在是共和黨勝出的關鍵。

非洲裔是民權運動以來的民主黨忠實盟友,歷屆最懸殊的投票結果都來自哥倫比亞特區,因為那裏的黑人都會令民主黨候選人以9:1之比勝出。這次克里獲得88%的非洲裔選票,守住戈爾上屆90%的黑人基本盤,反映共和黨的少數族裔政策具有相當針對性,並非在弘揚普世價值。

非洲裔仍留民主黨陣營

拉丁裔逐漸傾向共和黨,非洲裔則留在民主黨陣營,是美國政局呈現兩極的另一個關鍵趨勢:這不但是少數族裔的內部兩極,更是「族群+宗教」結合的兩極。克里在選前連續數周在黑人教堂參加禮拜,就是因為黑人宗教票是布殊的新基督運動唯一難以奪取的意識形態票。雖然布殊和克里在選舉過後都呼籲國民團結,但言行一致,實在不符合政黨利益。


[2004-11-08] 沈旭暉、黃兆強:美國第三黨的衰亡?
這次美國大選另一不被談論的話題,是第三黨運動被暫時畫上句號。

故事起源是92年總統大選,冒起了口才極佳的德州富商佩羅特,其民調支持度甚至一度領先克林頓和老布殊,最後獲得全國19%選票,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到了96年,佩羅特自創「改革黨」捲土重來,但聲勢大不如前,最後只有8%得票,但依然令改革黨成為全國性政黨,並獲得明尼蘇達州長文杜拉加盟。然而改革黨後勁不繼,2000年推出民望低下的極右派布坎南出選,令內部陷入分裂,第三黨主角換成綠黨的納德。

納德在上屆大選獲得4%選票,被民主黨指摘是戈爾落選的元兇,因為綠黨吸走了民主黨的極左選票。有了這樣的前科,今屆納德搞局的支持票少於1%,便不令人意外。

其實這個意識形態薄弱的年代,原來正是第三黨的搖籃。美國學界認為兩大黨由大學開始培訓建制人才、近似共產黨式任命制度(Nomenklatura Appointment)的結構性壟斷,是第三黨夭折的主因。但問題其實是所有第三黨都缺乏革命性創見,不肯放棄循吸納黨員、參加選舉、要求被兩黨接納等「新君王公式」發展:例如佩羅特的選票在96年大縮水,居然以「被兩黨排除於電視辯論」為由解析(他在92年倒是能夠參加辯論);綠黨由壓力團體轉型為泡沫黨的經歷,也令不少社運人事惋惜。另一方面,第三黨卻有非主流的包袱,不肯或難以拉攏現任議員集體變節,以致不可能有類似台灣親民黨的出現。美國第三黨便成為邏輯奇怪的「建制內的外建制運動」,先天性排拒了獨當一面的可能,此所以美國政壇甚難出現長毛。


[2004-11-10] 沈旭暉、黃兆強:美全國山河一片紅?
美國選舉總統的同時,也在進行參眾兩院議員改選,是為「三合一選舉」,這是港人相對陌生的概念。僅有對國會大選的分析,也是着重於共和、民主兩黨所佔的議席比例。這些分析建基於一個假設:政黨的影響力非常大,大得可以左右國會議員的決定,所以媒體都報道共和黨「奪得兩院控制權」,認為美國已經「全國山河一片紅」。

其實美國學者Ross M. English在其著作《美國國會》早已指出,議員競選時從來都是以個人為單位,政黨的最大角色其實是篩選精英進入政壇的審查站,而不是影響選票的洗腦機。何況美國聯邦制度造成一種「結構性連任現象」,更令黨派政治失色:

一名美國公民若以當國會議員為志願,在野的策略就是批評現任議員沒有通過哪些議案,現任的策略就是比潛在對手更努力地通過議案,只此而已。當議員在位愈久,經手的議案愈多,愈容易在國會掌控關鍵委員會,愈容易取得聯邦資源來回饋本州。感性上厭棄現任議員的本州選民,往往基於理性計算,認為新人難以在短期內超越其他各州大老惠澤鄉親的能力,結果被迫忍受並非心頭好的議員。所以美國議員的連任價值遠超香港議員連任的象徵意義,議員當選後,自然有相當空間「超然」於政黨之外。

這次共和黨大勝,並不能保證新保守主義的議案會被集體開綠燈,因為議員一直結成橫向的跨黨派地區同盟,以及縱向的跨黨派利益集團同盟,它們才是國會運作的真正核心。曾與布殊競爭總統提名的共和黨元老麥凱恩(John McCain),就是以善於與民主黨「溝通」馳名。

「全國山河一片紅」只是量變、不是質變,毋須大驚小怪。


[2004-11-11] 沈旭暉、吳凱霖:為何善良的人選擇布殊
本土媒體一向視布殊為好戰分子,不是誤判他在本土不受歡迎,就是認為他的票源「邪惡」,而忽視不少投布殊的美國人卿本佳人,更忽視布殊比歷任共和黨總統更擅於偷換自由主義的概念。

英國哲學家Isaiah Berlin在1958年發表《兩種自由概念》以來,學者都樂於採用他對自由的分類:以個人為主體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重點是提升個人獲取資源的能力(例如我喜歡找什麼工作);個人免於被社會和政治機制干涉作出選擇的自由稱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重點是避免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例如我如何在共產制度下找工作)。

在布殊以前,重視基督核心價值的共和黨相對推崇「消極自由」,不習慣運用大政府推廣理念,最討厭左派福利社會,認為它是「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典型教材;願意使用國家機器的民主黨,則絕不會推動新保守主義。布殊的創見在於輕輕放下「消極自由」,改為採用「國家力量支配個人意志」的方式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婚姻、限制單幹細胞研究:這樣一來,家庭主義和宗教運動比從前更願意歸入共和黨旗下。

最諷刺的是布殊限制「消極自由」的措施,都是以自由之名進行:他一再強調要破除走進歪路的無政府主義(例如倫理敗壞、信仰危機),美國國民才能提升生活質素和「獲取資源的能力」。4年來,布殊一方面緊縮「消極自由」,另一方面卻對「積極自由」示意表面的尊崇,保守主義者大為「心折」,部分自由主義者亦被其蒙蔽,最後獲得七成教堂鐵票,也是順理成章。


[2004-11-13] 沈旭暉、黃兆強:美國民主黨難英國工黨化
美國民主黨只輸了兩次大選,布殊顧問羅夫便斷言它長期在野,未免言之尚早。然而正如《時代周刊》記者James Carney引述「權威人士」透露,民主黨的結構性檢討勢在必行,但似乎「新民主黨」不可能仿效英國工黨的第三條道路。

貝理雅的著作《新英國: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新願景》指出,工黨要擺脫以往那種「好心但做不出事」的形象,只能進行「第三路線」改革,其最大特點為擺脫以往「高福利開支Vs自由經濟」的困境,提出一種調和兩者的新左派路線,即提高國家開支於教育等層面來造就機會平等(是為「絕對平等主義」),但同時也容許市場競爭(是為「古典平等主義」)。這倒像黑格爾的辯證法,從兩股思想之間趨向「絕對理性」。事實亦證明改革確能幫助工黨奪得政權,保守黨反而變成弱勢在野黨。

然而美國政治卻不能同日而語:基於美國國情,就是布殊繼續削減綜援,他也不能超越當年小羅斯福「新政(New Deal)」制定的福利框架;民主黨再傾向於自由經濟,卻不可能拋棄工會這個結構性包袱。所以二戰以來,共和黨相對容易借用民主黨的經濟主張,民主黨即使是克林頓,也難以把共和黨的經濟賣點改頭換面成為「新左派」。不少人以為整個美國愈來愈右,其實就經濟層面而言,羅斯福的新政奠下了左的根基,甚至令其成為美國核心價值,結果受惠的反而是共和黨,因為它早已搶先佔領了美國第一代的「第三條道路」。

此所以民主黨的結構性檢討,已不可能採取英國工黨的經濟第三路,結果只能在新基督教運動等意識形態領域和稀泥,可能與日本政局由「左右兩黨制」變成「右右兩黨制」一樣,這才令人憂慮。


[2004-11-18] 沈旭暉、吳凱霖:美總統大選的拉票權威
不少人認為克里缺乏個人魅力,外貌潦倒,不易樹立權威形象。我們卻認為美國人對「權威」的追求愈來愈偏向傳統價值,才令共和黨相對受惠。

社會學教父韋伯的《經濟與社會》列出了三類權威,每次選舉的拉票活動都是圍繞它們展開。第一類為「魅力型權威」,純粹建立於特殊個人稟性之上;第二類為「理法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由制度賦予的地位延伸。在這次大選,民主黨的拉票手法明顯依靠這兩類權威:一方面,克里汲取戈爾在2000年與克林頓劃清界線的教訓,將克林頓請上神台,派他往所有重要邊地,認為其個人魅力足以拉攏游離票,因為克林頓當年的第三條道路曾攻克了不少共和黨票倉,結果累得克林頓心臟病發。另一方面,已經貴為參議員克林頓夫人希拉里一度被傳為克里的競選拍檔,亦高調交叉使用上述兩類權威身分為克里拉票。結果這對近年美國頭號政治明星對選情毫無影響,連帶美國媒體也對拉票的遊戲規則產生質疑。

共和黨陣營在列根後已出不了魅力型權威,所以它放棄了民主黨式拉票策略,只着重韋伯的第三類「傳統型權威」:其權威來源是由家產世襲制主導的資本主義,就中強調非理性的壟斷。美國開國初年,主流政壇人物(除一名牛仔總統積臣外)都是傳統型權威受惠者,但其影響力在二戰後已被另外兩類取代。布殊首次競選時,「子乘父蔭」一直備受詬病,4年來這卻成為他建立「傳統型權威」的資本,世襲性、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在家庭價值的標籤下,開始重新得到尊崇。特別是共和黨得以重奪南部新墨西哥州和愛荷華州,反映這種傳統性權威對當地稅收農業經濟的導向作用,比魅力+理法型權威更實際,再次顯示「新保守主義」革命不能小覷。

2004年11月14日星期日

阿拉法之死與「泛中東計劃」

【咫尺地球】「不死鳥」阿拉法終於死了。他的葬禮號稱「國葬」,但其死亡到下葬的急促、以巴雙方對其「暫葬」的快速共識、為免「引起混亂」而臨時取消的群眾瞻仰儀式,都予人一種敷衍的感覺,而且敷衍得山雨欲來﹕因為美國同時在臥龍吊喪。

布殊圖建虛無巴勒斯坦國

左翼學者批評布殊搞「新帝國主義」之餘,大多對其推動以巴和平路線圖大惑不解。布殊多次以招牌牛仔腔警告以色列「enough is enough」,甘願冒犯境內猶太選票,更與其一貫作風不符。阿拉法在生時卻不肯對路線圖買帳,一大原因是布殊樂觀其成的獨立巴勒斯坦國,只能是一個虛無的小國﹕ 一、沒有控制人口的能力(由巴勒斯坦向以色列的人口流動是封閉的,巴勒斯坦卻成為以色列放逐剩餘人口的監獄)﹔ 二、沒有中央決策的能力(美國只以巴人總理一職為談判對象,間接容許所有派系「劃派而治」)﹔三、沒有影響大局的能力(巴勒斯坦問題的宗教普世性會被立國的民族主義淘空)。這個小國的藍本是鄰國黎巴嫩﹕曾幾何時,那裏也是熱點,也曾與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等糾纏不清,現在卻已與全球格局的中東問題脫鈎,國內的亂局也自然依舊。

布殊的路線圖比克林頓主理的《奧斯陸和約》更令阿拉法躊躇,因為布殊有更宏觀的格局﹕把以巴問題與「泛中東和北非計劃」聯成一氣。這個計劃在美國佔領伊拉克後才被重構,官方目標是在中東全面推行美式民主、自由經濟和社會個體化(也就是深層結構的去伊斯蘭化),從而令中東成為美國後院﹕這是不少人眼中的「陽謀」。真正隱藏的陰謀,卻是美國要通過計劃令以色列和伊斯蘭世界得到根本同化﹕當伊斯蘭國家達到上述目標,它們的內部結構便不會與以色列構成根本衝突,屆時以色列不但不是伊斯蘭敵人,反而會融入「中東」這個地理名詞,成為「新中東」兩大龍頭之一﹕這似乎是相當哲理的辯證法。美國盤算的第二龍頭,正是「民主自由」的新伊拉克。屆時阿拉伯半島的資源、以色列的先進軍備、猶太人和美國的血緣關係,乃至伊斯蘭聖城對全球教徒的向心作用,足以結成一個整體,成為美國抗衡俄羅斯、中國和歐盟的資本。

阿拉法阻泛中東計劃推行

龐大計劃的漏洞,偏偏在阿拉法。一天沒有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以巴的宗教衝突便依然遮蓋着以色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對鄰國的垂範作用﹕這是沒有多少哲理、卻實用的矛盾論。阿拉法為公擔心美國令巴勒斯坦「黎巴嫩化」,為私也擔心「巴獨」令其喪失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的最後裁決權,總之就是不妥協。美國原來的算盤是慢慢弱化阿拉法的權威,方案是逼以色列鷹派大老沙龍推動「單邊計劃」,單方面撤出部分猶太殖民區予巴人,從而增加巴勒斯坦內部權力真空。與此同時,「泛中東計劃」的重點則轉到伊朗和敘利亞,以待阿拉法問題自然解決。

就在這個時候,一切都似乎解決了,美國的反應,是亢奮的。英國首相貝理雅因為一個不能算是一級領袖的人的死去,飛到華盛頓與布殊商量要事,商量過後聯合發出「會在未來4年全力運用我們的資源支持巴人立國、但巴人必須發展民主和放棄恐怖主義」等說過無數遍的聲明,就很司馬昭。官僚文言的背後,白話清晰不過﹕路線圖和泛中東計劃又要來了,所有巴勒斯坦的派系領袖們,只要接受計劃,就會受到「美國資源」的協助,成為巴勒斯坦國父,足以與「新阿富汗國父」卡爾扎伊、「新伊拉克國父」阿拉維齊名﹔沙龍的「單邊計劃」毋須撤得「過分」﹔伊朗和敘利亞暫時有福了﹔最重要的是,「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這樣一來,巴勒斯坦內部權力鬥爭精彩可期,以色列內部也有極右派質疑沙龍「誤判」形勢,作出不必要的讓步。阿拉法葬禮原來預定成為世界焦點,怎料布殊連任後得到「冲喜」,急不及待宣示下回題目,令以巴雙方都有本難念的經。陪伴阿拉法到不知天堂還是地獄的,就只有布殊在他彌留時預告的「願主祝福他的靈魂」這句Freudian Slip。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1月7日星期日

新保守主義的4本天書

【咫尺地球】布殊順利連任,支持他的新保守主義者立即提出進行「保守革命」。這是一個矛盾的詞彙,因為「新保守主義」顧名思義與「保守主義」並不相同,反而具有一定董建華特色,就是「不知道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

保守主義源自英國哲學家Edmund Burke和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二人的著作都以批判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為主,相信「性惡說」,特別反對民粹民主。保守主義傳到美國後,定義受到修正,泛指立國時不得不與英國分家的理據,包括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小政府等﹔與之相反的福利社會、保護主義、民權運動,則成為美國的自由主義。

傳道味較舊保守主義更濃

一般都不知道美國「新保守主義」原來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經歷了60年代的火紅歲月,認為自由主義變質成為「新左派」,只懂得濫施民粹福利,令社會價值崩潰,才變成資本主義的堅定信眾(這是與保守主義的共通點),但同時堅持「宏觀調控」對自由價值的執著(這是與自由主義的共通點),只是認為必須通過重構基督文明的核心價值,才能通往自由之路(這就是「新保守主義者」的創見)。在內政和外交,新保守主義都有大量傳道意味,比舊保守主義者更有「使命」﹔反過來說,更令人難以消受。

美國本土和國際社會近來興起「布殊學」,一批布殊推介的天書尤其走紅。今天特此推介4本,因為我們須易地而處,才能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改革」和「保守」如何並存。

福利社會「荼毒」窮人

天書一﹕Marvin Olasky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重構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錯誤教導國人,令同情心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偽裝,只會搞出福利社會,令窮人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又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取代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取消社會保障計劃,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殊所謂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

60年代種「頹廢禍根」

天書二﹕Myron Magnet的《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是「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這正是新保守主義者由自由主義變節的年代。作者認為民主黨的甘迺迪和約翰遜總統錯誤推動「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革命」,造成頹廢年代的無政府狀態,年輕人出走家庭、濫毒、同性戀、墮胎等「時尚」遺害至今,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所以今天要上帝再救贖。

基督文化「解救」中東

天書三﹕Bernard Lewis的《哪裏出了錯﹖》(What Went Wrong﹖),副題是「論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此書作者與國防部稱兄道弟,主張西方文明的優勢在於基督文化,中東危機則是因為伊斯蘭文明喪失自我更新的能力,卻不斷不負責任地「自我受害人化」、再令他人也受害,自然也就需要布殊救贖。

天書四﹕Edmund Morris的《羅斯福王》(Theodore Rex)。這個羅斯福不是民主黨的小羅斯福,而是20世紀初共和黨的牛仔總統老羅斯福,布殊曾表示與其有「再生緣」。老羅斯福對弱小民族的「大棒政策」是今日先發制人論的先驅﹔對「海權論」付諸實行,是一個世紀前全球軍事部署的大規模重構,與今天布殊「脫歐入亞」也有所暗合。老羅斯福因調停日俄戰爭,是19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他本人卻是美國擴張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奠基人,扭轉了孤立主義的傳統,擴張的台詞正是救贖地球。

先發制人救贖地球

只要結合上述4本以史鑑今的天書和新保守主義的教條,再觀察布殊當選後的實際情况,我們毫不懷疑在未來4年,美國人和地球人都會得到布殊「救贖」。雖然救贖內容以新保守主義掛帥,過程卻仿傚民權運動的「革命」舉措﹔雖然目標相當功利,但同時也有最崇高的理論基礎。新保守主義的目的,已明確定為把信仰變成美國國教,這種「心繫天國」的思想教育,才是未來4年的關鍵。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1月5日星期五

美國大選出現「穩定結構」?

美國總統大選最富啟發性的現象,並非誰人獲勝的估領袖遊戲,而是50州的選舉結果,居然有47州與上屆相同。這在美國史上頗罕見,特別是過去4年出現大量爭議,候選人亦換上一半新面孔,選民卻難得專一。這象徵着兩個重要改變:

從前州級選舉結果每屆不同,一大原因是地方改朝換代,州長或議員的得失直接影響所屬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成敗。這次兩黨管治的州份卻大量投向敵營,而且共和黨在民主黨大本營加州出了阿諾舒華辛力加州長,對選情毫無影響;新澤西的民主黨州長James McGreevey捲入性騷擾醜聞、公開「出櫃」並辭職,也無損克里在當地的支持度。美國選民對地方和國家議題愈來愈懂得區分,暗示選舉人票間選的根本理論---州級和聯邦利益存有衝突---已被局部修正,因為公投一類直接民主已逐漸成為主流。

排除了地方中介,選民的「長情」便反映了危險的事實:兩極政治正成型。其實美國兩黨制一向並不兩極,民眾只對議題意見相左,在意識形態層面多找到共識,很少總統像布殊那樣令人愛恨分明。布殊與克里沒有嚴重的議題矛盾,雙方選民卻愛以逆向邏輯投票:anything but Bush,or vice versa。僅有形勢逆轉的3個州都是「光復區」:東北的新罕布什爾重回民主黨貴族圈,中南部的新墨西哥和愛荷華則與布殊串連,東西民主、中南共和的版圖難得如此劃一。若布殊的一群連體嬰:單邊主義、新保守主義、基督復興運動都成為被批判的對立面,兩極現象很可能在未來4年被強化。

美國總統受制度和政治文化監察,重要性其實有限。選舉人面依舊,桃花全非,政治文化的根本變革,才值得注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