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9日星期日

四種民族主義的蒙古爭奪戰

【咫尺地球】上月內蒙空難,令這個自治區難得地受到國際注視,不少西方讀者才知道蒙古內外有別。其實蒙古正惹來四大勢力逐鹿,也是中國外交的潛在危機,只是被各國低調處理。

有些人會以「破爛的海棠葉」形容中國國土,破爛出去的一塊就是外蒙。這就是提出中國威脅論者最恐懼的一種民族主義形態﹕ Irredentism(以恢復所有前度國土為目標的民族主義),因為對這一類民族主義者而言,收回香港、澳門、台灣和蒙古,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中國的領土復原民族主義( Irredentism)

蒙古由前蘇聯一手策動獨立,冷戰時是蘇聯實際上的「第 16個加盟共和國」,其傀儡程度比滿洲國之於日本不遑多讓。冷戰後,俄羅斯對蒙古失控,中國商人大舉北上,「蒙古回歸」漸漸在「人民日報強國論壇」一類民族主義大本營成為「熱點」。蒙古大呼拉爾(國會)的親華議員(多來自戈壁省)曾討論蒙古併入中國的提案,以解決蒙古經濟危機,一些內地網民認為這是「人心所向」,甚至有提議搞公投讓蒙古「回歸祖國懷抱」,其狂熱程度連中國政府也感震驚。

俄羅斯的仇外民族主義( Xenophobism)

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甘願放棄過往在蒙古的特殊地位,聲稱由普通朋友重新開始,但影響力今非昔比,令蒙古成為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發泄面。有「狂人」之稱的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者日里洛夫斯基有一幅著名的「獨家」世界地圖,主張恢復俄羅斯的整體偉大,向東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蒙古,最終目標甚至包括阿拉斯加。

但蒙古從未正式成為俄國領土,其染指蒙古的民族主義其實屬於仇外民族主義﹕因為民調顯示對俄羅斯人而言,最具威脅的外患並非美國或日本,而是中國。由成吉思汗開始,「黃禍」都是俄羅斯的噩夢。中俄邊境人口和經濟發展的失衡,令海嵾威等俄國遠東省份漸漸中國化。俄國勢力從蒙古消失,自然也被視作「黃禍」的一部分。

美國的道德民族主義( Moralistic Nationalism)

但中俄都想不到,在美國出兵伊拉克而四出搜覓聯軍之際,居然有 180名蒙古勇士不請自來。這支奇兵是蒙古親美議員的明買明賣﹕希望付出最小,收穫最大。美國自此把蒙古看成中亞 5國的延伸,又是加緊經援、又是提供軍備,甚至在今年邀請蒙古與傳統盟國泰國、新加坡、菲律賓一起參加「金色眼鏡蛇」東亞軍演。

美國拉攏蒙古打的也是民族主義旗號。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 1998年訪問蒙古,盛讚蒙古民族偉大,嘉許其「毅然拋棄共產主義」,並認為美蒙都認同「民主主義」價值觀。蒙古親美分子就是希望在中俄兩個「後威權主義國家」之外得到民族道德認同,所以美國本土的道德民族主義,也合脾胃。

對極端蒙古民族主義者而言,中美俄都是外國勢力,他們本身也有一個「三蒙統一」方案,主張把中俄境內的前蒙古領地統一,並取代現有缺乏民族特色的蒙古政府,創立「大蒙古國」,並常拉出流亡外蒙的內蒙和圖瓦(俄羅斯蒙族共和國)異見人士以示支持。

蒙古的圖騰民族主義( Toten Nationalism)

這種思潮認為中俄蒙三國境內的蒙族都不是按傳統生活,所以它並非要蒙古兼併外蒙和俄蒙,而是要蒙古人像庫爾德人那樣重新立國。在他們眼中,滲入蒙古的外族勢力都應該利用,所以中美俄 3國的活動表面上都獲得部分本地人支持,但支持背後卻有蒙古圖騰民族主義的陰影。雖然中國基本沒有「蒙獨」潮流,但境內的蒙族人還是希望境外有一個蒙古國殘存,既是以防萬一,也是對剎那歷史光輝的永恆祭奠。

四種民族主義在沙漠化的蒙古草原馳騁,固然縮影了大國外交的現實,也反映蒙古作為一主權國家,並未經歷「本土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甚至成吉思汗的形象,也是在 90年代才被重新發掘。對有心人而言,蒙古便成為擴充意識形態勢力的國際真空。中國有此鄰邦,是幸運,也是不幸。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中日未來戰 Vs 中日共同體

【咫尺地球】日本內閣剛通過修正《國家防衛大綱》,自1975年以來首次提出中國威脅論,此前亦有右派「設想」中國攻打日本的3種可能情況(釣魚島衝突、台海戰爭時美日台聯盟、東海天然氣田資源危機)。中國外交部呼籲日本拋棄冷戰思維、擱置中國威脅論,在「右Vs右兩黨制」治下的日本,似乎是對牛彈琴。這時候,我們反而應重溫日本近年如何提出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後者正是嘗試從區域整合一體化的角度解決中日的結構性摩擦。

中日共同開發泰國克拉運河﹖

一個著名提議是中日共同開發泰國克拉運河(Kra Canel)。自全球在18世紀興起運河熱,在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外,也有提議在泰南泰國灣和安達曼海之間的克拉地峽興建「克拉運河」。近年計劃復活,明擺着與新加坡馬六甲海峽對着幹,因當地是海上恐怖主義黑點,潛伏全球六成海盜,又是美軍大本營,卻是國際能源航線必經之地,東亞各國都有意分散風險。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稱之為「馬六甲困局」,已成內地學界專門名詞。

泰國方面對運河態度分歧,有人擔心南北從此分裂,南部鬧獨立的回教5府會乘機脫離。但支持或反對的泰國人都認同,泰國國力不足興建運河,希望在財政上置身事外。

日本對海上進口石油的倚賴比所有國家都重,86%進口源油都要路過馬六甲。難怪日本在二戰與泰國結盟開始便對克拉運河興致勃勃,前首相佐藤榮作、田中角榮等甚至炮製了一份秘密檔案,內裏連「以核彈爆破運河」也是可行方案之一。中國三峽工程動工後,日本有人鼓吹中日共同另起爐灶開發克拉運河、共同承擔資金和人力資源,卻不單是為了一條運河,背後更隱藏着一個抵制新加坡、割裂東盟、淡化美國影響、東亞能源共享的大藍圖。

「大東亞共榮圈」這名詞對國人而言無限反感,但日本認為這個由江戶時代政論家山田方谷提出的「共存共榮」概念,是類似歐洲融合的「歐羅巴主義」的亞洲「亞細亞主義」先進思想。日本新版教科書有下列一段﹕「日本的戰爭目的在於自存自衛,並將亞洲從歐美支配中解放出來,及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當年日本決定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官方解析,正是解決能源危機,也就是反制所謂的「ABCD包圍網」(指美國[A]佔領的菲律賓、英國[B]佔領的香港、中華民國[C]、荷蘭[D]佔領的印尼聯合封鎖日本的資源安全線)。

中日共建「大東亞共榮圈」﹖

ABCD包圍網的組成單位已經推倒重來,但日本能源危機從未消減,而且對東南亞、東北亞資源的需求比二戰還大。每當美國和中東的角力都累及日本經濟,另日本也又要看新加坡臉色。東京有論者便希望建立類似歐盟的「亞盟」,仿效「法德核心」建立「中日核心」。日本富士通研究所田邊敏憲是如此提案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目前東盟+中日韓的「10+3機制」足以成為「亞盟」基礎。

由能源整合到政治整合,早有先例可援﹕歐盟的前身,正是解決純資源問題的歐洲煤礦鋼鐵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更值得反思的是現在的法德軸心在ECSC成立以前,何嘗不是一對百年宿敵。這派理論認為若東亞各國建立能源共享機制,「大東亞共榮圈」的亞細亞主義便成為「亞盟」的指導思想,而一切都可以由克拉運河開始。

中日危機不在於兩國民族主義者不相信對方懷有善意,而在於兩國領導層還未意識到未來國際關係很可能出現「基層無政府」和「跨國政府邦聯」並存、並治的尷尬局面。若中日在最高層面不能整合、仿效德法兩國在歐盟捐棄前嫌,兩國民族主義者的亢奮還會遠嗎﹖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4年12月5日星期日

中國的「後九一一拉美牌」

【咫尺地球】北京近年的「全方位外交」被形容為突破冷戰二元政治,「對中國和平崛起作出重要貢獻」,但其實姿態多於實際,唯獨胡錦濤上月訪問拉丁美洲不再韜光養晦,卻也甚為罕見。

拉丁美洲的後九一一變革

雖然中國以「亞非拉人民大團結」為(昔日)外交目標,但它在「亞非」的外交成就遠比在「拉」優勝---畢竟在結構層面,中國和拉美本來難以互動。美國在1823年發表的《門羅宣言》令拉美成為其排他性「私房」,連歐洲列強也不敢擅進;台灣乘美國餘蔭,亦以當地邦交國為外交後盾,所以直至70年代才有古巴以外的第二員拉美「弟兄」承認北京---左翼總統阿連德治下的智利。加上拉美在上世紀後葉興起新自由主義,盲從貿易自由化、國企私有化、市場經濟化「三化」,一切都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指導為藍本,中國亦無孔可入。

直到九一一後,拉美出現為人忽視的變化,中國外交忽然能夠對號入座。現在美國以中東弧線為外交重點,儘管布殊首次當選時的「前九一一外交」卻聲明拉美優先。九一一後,美國原來對拉美的財政預算或是被重新調到別處,或是勉強以反恐之名用於拉美人民(例如哥倫比亞的反毒、秘魯的反毛派游擊隊),結果削弱了華府對拉美後院的操控。於是拉美各國在九一一後也搞起各自的全方位外交:除了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公然與薩達姆稱兄道弟,巴西和阿根廷也忙着與大國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中國來湊趣,正是求之不得。

適值此時,一批原來執政無望的左翼領袖先後上台,包括阿根廷的基什內爾、巴西的盧拉和智利的拉戈斯,他們控制了著名的南美「ABC三大國」,而它們亦成了胡錦濤訪問的3個站。新左派在拉美興起,象徵拉美新自由主義在金融風暴後全面崩潰,長毛式口號「反貧窮、求公義」成為時髦,「巴西零饑餓運動」、「阿根廷反饑餓運動」、「不一樣的烏拉圭運動」等左翼政策一家獨鳴。拋棄了思想包袱,各國也就不再遵守IMF規則,重新相信國家操控經濟和社會保障制度。尾隨胡錦濤訪問的一籃子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大亨對南美石油的針對性投資倍感興趣,且樂於讓拉美政府控制國內資源,沒有美資處處以市場掣肘政府的狐貍尾巴,也令中資更受捧場。

當意識形態改變令中國成為拉美的學習對象之際,台灣捐獻又引爆出賄選醜聞,令其一半拉美邦交國(如巴拿馬、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海地等)都傳出關係可能生變。胡錦濤興致勃勃地說「希望和所有拉美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無疑是向台灣外交的殘餘大本營宣戰。

「負責任大國」Vs戰略敵人

北京「全方位外交」的目標,若以真正的人民語言演繹,不過是讓美國和其他地區強國感受到中國的全球化潛能,令中國在每個地區都保持參與,「利益均沾」。這本來與美國吸納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交叉接觸策略(Engagement)異曲同工。牛津大學教授Rosemary Foot等主張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以此反擊中國威脅論,就是以全方位外交為前提:必須先讓中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責任可負。

然而這理論似乎不無軟勒索意味(若沒有責任可負怎麼辦),而且還有一定硬風險:只要交叉接觸損害美國根本利益,中國在美國眼中就是戰略敵人。胡錦濤此行不單利用拉美政治、經濟、外交和意識形態的後九一一體系,落實針對台灣的遠交近攻部署,更希望在美國後院建立外交基地。所以他沒有一如既往硬銷中國如何融入全球,反而處處軟銷中美差異,在拉美大受歡迎。

結果美國右派一方面覺得中國engaged得過了頭,另一方面則認為拉美各國捧場是利用中國形象樹立反美對立面、從而與美國討價還價。這是中國的拉美牌還是胡錦濤反被當地的中國牌利用,恐怕很難算得清,但這兩張牌是否對「美國新世紀計劃」的「善意責任」,美國相信「心中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