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命名與經濟命名

【咫尺地球】紐約市長彭博推出新猷，公開兜售地鐵站命名權，似乎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市場考慮。如此有心插柳，卻也可以看作是落實「小政府」的必經之路，因為公眾地方的命名權一直是政府功能的最後堅持。

其實耳熟能詳的地理名字，一直受政治經濟學的投標影響。以紐約兩大機場為例，一個名為「拉瓜迪亞」(La Guardia)，以紀念1933-1945年的紐約市長；一個名為「甘迺迪」(JFK)，以紀念這位死得離奇的美國總統，都曾經受到爭議：

拉瓜迪亞被右派視為民粹主義者，其代表作《諾里斯-拉瓜迪亞法案》便限制了干預罷工的司法權力，直接促使工會坐大。而且這個機場的命名除了與左翼勢力的堅持有關，據說拉氏的少數族裔姓氏「能夠代表紐約的包容」，也是考慮點之一。甘迺迪機場是全球機場的龍頭，其命名過程同樣經過討價還價與「投標」，甘迺迪家族在紐約的多代影響力自然成為關鍵。

財團買下公眾地方命名權，不過是以經濟圖騰取代政治圖騰、以市場取代政府建立社會核心價值。當一個公眾地方因財團之名流芳百世，當地的寄生壓力團體、社會組織和文化機構，都不會容許財團的名字與社區完全抽離，財團與社區的形象便逐漸出現共生關係，蓋茨也會比彭博更關心「微軟地鐵站」上蓋下崗的一站式配套。

對建制內到建制外的功能轉移，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的全球化學者，大概又視為「歷史的終結」的一環了。

仿真品東西夾擊獅城

【咫尺地球】李顯龍「登基」前夕訪問台灣，被視為新加坡立國哲學---梅特涅式平衡外交(Metternichian Balance of Power)的重新宣示。這又以「雙重鑲嵌策略」為指導思想：讓列強的利益同時嵌入新加坡本土、讓新加坡的生存空間鑲進各國外交，以免一邊倒。

然而新加坡的國際空間已出現結構性危機。首先是「東方新加坡」即將出現，中國已幾乎敲定為南泰國開鑿克拉運河，令其毋須依賴馬六甲海峽。克拉運河固然有利於中國地緣政治，更是泰國朱拉隆宮國王(電影《安娜與國王》的王子)以來的夢想，但令其成事的還是三峽工程：這個世紀性工程的支援團隊已成為既存的勞動大軍，必須自我移植開枝散葉；自我解散像戰後裁軍，只會衝擊中國內部穩定。克拉運河最快可在2020年完工，其時新加坡便有了東進極限。

美國的「泛中東計劃」也以2020年為初步目標，深信在兩伊和敘利亞等國相繼投誠下，由地中海到印度洋的石油絲路必會暢通無阻。亞丁、科威特一類海港解除安全系數負擔後，便足以成為「西方新加坡」，為正牌獅城設定西漸極限。

從李光耀回憶錄可見，此公嚮往當世界領袖，一直以全球範式轉移帶領國民，霸主是英國、美國還是中國都押得快而準。一旦新加坡的東西仿真品面世，李顯龍卻只能在「界限街」內的東盟發展，新加坡也要由世界城市「正名」為「東盟國際都會」。

上述微妙變化令新加坡對中美兩大勢力都不能跟得太緊，不得不設計「東盟自主外交」取代純粹的平衡外交，就像南非身為非洲聯盟領袖，便要肩負設計「非洲路線」的責任，否則連最後的腹地也將脫腹而去。

柬埔寨直選的啟示

【咫尺地球】西方媒體報道香港選情，依稀有柬埔寨十年直選的影子。

柬埔寨在1993年落實和約，重新奉西哈努克為國王，各派強人紛紛宣布「還政於民」，先後舉行三次國會直選。親越軍閥洪森的人民黨、拉那烈王子的奉辛比克黨和反對派桑蘭西黨成為三大勢力。

三次選舉過程，具有下列特色：

一、1993年贏得選舉的拉那烈，雖然貴為人民王子，始終無法奪取洪森的軍權，終於因為「涉嫌」勾結赤柬和台灣「挾洋自重」，被洪森掃地出國，大量支持者離奇暴斃；

二、1998年選舉前夕，洪森放棄舊式統戰規則，通過暗殺、平暴等連串「深入民心」的「競選活動」，令選民「反思」他沒有撕破四方圓桌會議簽訂的聯合聲明，已是一項功德；

三、1998年，人民黨大勝，奉辛比克黨大躍退，柬埔寨人民了解到愛柬埔寨是一個與時並進的「整全概念」，必須同時愛人民黨、選人民黨，才符合柬埔寨的「長遠利益」；

四、2003年，人民黨再次眾望所歸執政，桑蘭西黨要員被柬埔寨刑法第62條「提供虛假信息罪」拘捕。選舉沒有舞弊，投票率逾八成，證明「沒有人民黨就沒有新高棉」。國際媒體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60%選民「沒有意見」，與人民黨的氣勢相映成趣。

洪森在第一屆選舉屈居第二副總理後，輾轉讓選民知道人民黨執政是比人民黨專政更好的選擇。政治學上，這稱為期許管理(Expectation Management)。這位管理人才，特區值得輸入。

以巴衝突與人口轉移

【咫尺地球】以色列總理沙龍推出單邊計劃，主動撤除加沙地帶的猶太人定居點，埃及又「義助」巴勒斯坦培訓臨時警衛，但以巴衝突只是面臨轉型、而不是解決。沙龍方案被右派視為「賣國」，但它的主旨其實是「脫離」巴勒斯坦人，與玉成巴勒斯坦立國的「路線圖」相距甚遠，背後更隱藏着人口轉移理論。

國家性人口轉移的經典例子，自然是194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人口交換﹔ 1923年希臘和土耳其交換200萬名穆斯林和東正教徒，亦與中東息息相關。其時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瓦解，希臘乘機入侵土耳其本土，卻被凱末爾領導的民族政府打敗，協約國遂修改《塞夫爾條約》，將希臘獲分贓的土地「還地於土」，大量難民逃返希臘，雅典唯有把境內穆斯林送回土國「交換」。

沙龍的單邊計劃聲稱要猶太人撤回「安全邊境線」，並以此為以巴國界，又控制所有通往巴勒斯坦區的通道，一切都是以高壓人口轉移為基礎。巴勒斯坦談判代表埃雷卡特便認為，這是以色列將加沙「監獄化」﹕巴人進入以色列要經過重重關卡，以色列放逐「剩餘人口」到「監獄」卻輕而易舉。既然以色列本土的23%阿拉伯裔人被視為第五縱隊，巴人認為單邊計劃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純種猶太國家、製造變相種族隔離，便不難理解。

沙龍於上周警告猶太人「愈快愈好」地離開反猶太主義重新抬頭的法國、遷居以色列，言行甚不符現代外交基本禮儀，受到法國總統希拉克猛烈抨擊。其實希拉克只要明白「純種」以色列人口的增長全靠移民，便能夠諒解沙龍這番「難言之隱」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印度去甘地化的背後

【咫尺地球】今年是印度國父暨前國大黨領袖甘地重返印度從政90周年。儘管國大黨重奪政權後立刻遇上水火二災，不可能假借偶像崇拜粉飾太平，但對紀念甘地的明顯淡化，也能從側面預測印度何去何從。

甘地單是身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先驅，已足以成為世界偉人。但自從印巴分治，印度教原教旨主義持續發展、又與民族主義結盟，在上任瓦杰帕伊政府最舉足輕重。他們批評甘地過分西化和菁英主義，政綱由宗教融合到自製食鹽都是空想主義，算不上人民一員，所以希望以其他羅賓漢式獨立英雄或山卡拉等當代印度教大師取代甘地。

另一方面，甘地從來是個怪人，私生活之「騎呢」在近代不作他人想，令接受西式教育的新生代對甘地的聖名局部翻案。例如甘地自招性慾旺盛，又以為禁慾與不合作運動具有精神上的共性，所以37歲時便發誓謝絕性交為政治鬥爭第一步，又不惜以羊奶取代牛奶為飲料「降慾」，晚年甚至有邀請少女裸睡來訓練自制力的創舉。

又如他信奉天譴論，教導國民地震是梵天對輕視賤民的懲罰﹔他絕食既是為了抗爭，更是為了感動天穹。他帶着羊群到倫敦參加圓桌會議，最愛在會議中席地打坐祈禱，在當時西方社會的形象就像月前帶帳幕訪問歐盟的利比亞領袖卡扎菲。

「去甘地化」現象就是傳統和改革兩面夾擊的結果。對甘地的歷史定位見樹不見林，居然是兩極化的印度的罕有共識，實在是最無奈的諷刺。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沈旭暉

中東應「質變」回應美方案

【咫尺地球】中東各國對「泛中東計劃」表示不值一哂，其實都感受到危機，一直密謀反制。可以視為中東本土回應方案的，一為阿拉伯聯盟於5月23日發表的《突尼斯宣言》，二為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直接批評計劃的「穆五點」，可綜合為下列三項：

一、強調「循序漸進」、照顧各國「實際情況」為改革原則，規定改革不能破壞阿盟框架，並以「阿爾及利亞模式」導致原教旨主義者民選上台為反例；

二、各國當權派自居改革領袖，聲稱人權、婦權已大幅改善，並已着手推動經濟共同體；

三、為改革設下先決條件，即解決以巴衝突。

然而中東計劃講求穩定，極其量只能帶來量變；美國計劃可能引起大亂，卻可能提高中東人民的經濟水平，帶來的可能是質變。中東各國不能理解資本主義從伊拉克震盪到四周，自然成為一股經濟向心力，逐步令鄰國成為美國寄生體；那時候政權更迭、價值轉移，都顯得順理成章。以「反」中東計劃的量變方案，抗衡質變的外來衝擊，本身就不符政治物理定律。

其實中東的質變回應，可以選擇徹底民主化(在美國勢力控制中東前全面開放政權，以民族民粹主義抗衡)、徹底非民主化(拉登路線)和「以夷制夷」(例如歐盟提出的阿歐結盟)。若繼續蹉跎歲月，分裂重重的中東怕難以倖免，只有埃及等龍頭能夠在大限前夕選擇一種方案逃避。

泛中東計劃的敗筆

【咫尺地球】美國媒體稱「泛中東計劃」為1975年的《赫爾辛基條約》翻版，這是嚴重謬誤。

《赫爾辛基條約》由當年全體35個歐洲國家(除了阿爾巴利亞)共同簽訂，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第八條：「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意識形態、宗教和信仰自由」，和第九條：「人民享有的共同權利以及自決原則」。條約被視為冷戰由熱轉冷的里程碑、促成低盪政策(Detente)的關鍵，催生東歐人民成立小組監督本國人權，甚至加速共產帝國崩潰。

姑勿論勝者為王的事後孔明有否誇大，泛中東計劃與之有最根本不同：《赫爾辛基條約》由蘇聯首先提議，並非美國強加於人。蘇聯當然不打算簽約自毀長城，它的着眼點是條約另一部分：第六條「不干涉別國內政」，以此鞏固東歐帝國的勝利，認為人權條款不過是虛無飄渺的官樣文章。正如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公民對國家》所說，當時「這個條約似乎可以說是蘇聯在國際政治領域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

《赫爾辛基條約》的貢獻，不是迫使蘇聯承認人權原則，而是為共產陣營提供了一個「人權服膺霸權」的虛擬框架。當時蘇聯並沒有想到主客易勢的可能。

泛中東計劃的敗筆，是它的殖民主義(最少是東方主義)味道太重，沒有中東國家像當年蘇聯主動提出簽約，因為沒有一國能獲得哪怕是虛文的表面勝利。若美國要參考《赫爾辛基條約》，它應該加入「不干涉中東內政」、「承認伊斯蘭教在中東的主導地位」一類「第六條式讓步」。這才是以史為鑑。

布殊在中東搞「四化」

【咫尺地球】月前G8、北約、美歐峰會都成為「擴大會議」，因為要「討論」美國總統布殊的心血結晶大中東計劃。計劃最後被正名為「泛中東和北非計劃」，把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非阿拉伯國家剔除在外，但它以民主伊拉克和以色列為「新中東」雙重槓桿、繼而推動鄰國變天的「夢想」絲毫未變。

卸除偽裝後，計劃主軸可概括為下列「四化」：

一、經濟自由化：鼓勵中東採用自由市場主導的資本主義，統一以美元為結算單位，慢慢拆散油組等「自由經濟敵人」，讓中東石油與非洲、南美的天然資源一道接受世界銀行和IMF劃一監管；

二、政制民主化：讓中東各國廢除君主專制或一黨專政，「還政於民」，讓美國在各國的代言人有機會登場；

三、意識形態彈性化：貶抑伊斯蘭文化為「落後文化」，推行西式普及教育，逐步減低伊斯蘭教的單一影響，讓中東政教分離，一如東正教在東歐的現狀；

四、社會個體化：以人權標準取代家族和宗教標準，令伊斯蘭社會結構解體，消除出現集體反西方運動的根本可能。

在「四化」後，若伊斯蘭文明淪為「學術」，還有什麼資格與西方價值衝突？若以色列成為中東民主模範，怎能不被鄰國模仿？若社會根基全盤西化，恐怖分子從哪裏招募新血？若美國的三大噩夢：文明衝突、以巴衝突、恐怖主義，都能通過泛中東計劃解除，世人怎能低估美國落實計劃的一切合法與不合法、理性與不理性的決心？若單論藍圖、不論「循序漸進」與「實際情況」，泛中東計劃可說是劃時代傑作。

日本政壇大陽謀

【咫尺地球】旁觀者迷，可能只察覺日本參議院選舉的各黨政綱大同小異。其實選舉舉行已是自民、民主兩黨的共同勝利，因為它象徵着一場大陽謀大功告成：正如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卓南生去年警告，經過十年毀黨造黨，日本的「左Vs右兩黨制」已改造成世上罕見的「右Vs右兩黨制」。這個比李登輝摧毀國民黨難度更高的世紀工程，有一雙黑手包辦幕前幕後，就是小澤一郎。

小澤有等身學說「普通國家論」，主張「對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把它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實行」，目的是修憲讓自衛隊出擊。

然而日本在1955年形成右翼自民黨萬年執政、左翼社會黨萬年在野的「55體系」，「普通國家論」受到結構性反對黨以護法之名制約。曾任自民黨幹事長的小澤為此臥薪嘗膽，用盡權術：

一、首先帶領自民黨少壯派出走，成立一系列右翼新黨；

二、在1993年聯合其他小黨趕自民黨下台，社會黨出現執政機會，開始與保守主義「溝通」；

三、改選舉制度為「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令淪為小黨一員的社會黨進一步邊緣化；

四、門生利誘社會黨村山富市與自民黨結盟奪權，社會黨分裂成左右兩派；

五、帶領旗下政黨取代社會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社會黨權力、理念「雙失」；

六、為防社會黨東山再起，再次從聯合政府出走，拉攏右翼民主、自由兩黨合併，聲稱以挑戰自民黨為「使命」，宣告「右Vs右兩黨制」誕生，戲碼比法國的「希拉克Vs勒龐」更一家人。

利用民主制度更改國家理念，讓「普通國家論」由夢想變成現實，如此手段，教人嘆為觀止。

克愛配政綱未可當真

「克愛配」進入蜜月期，評論員立刻翻查二人的政策宣言，意圖預測民主黨施政報告。但美國政治有一項不成文規定，就是每任總統就職前後各100日，都會被一籃子因素牽引，這些因素卻大相徑庭。

就職前100日是選舉關鍵期，所有候選人都爭相愛國、減稅和硬銷家庭責任，中國例必成為批判對象，中產家庭的傾向性日漸模糊，傳統社會團體則乘機爭取資本。例如克林頓上台前聲稱嚴懲中國、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最後卻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落實永遠最惠國待遇的功臣；上台前聲稱復辟左翼路線、破壞列根的小政府，上台後卻委任共和黨元老大衛葛根為特別顧問，建立「第三條道路」；上台前包裝為模範男人，最後卻成為首名被彈劾的總統。

這是因為總統就職後的首100日得到不成比例的重視。研究美國總統的學者歸納出下列公式：國會、傳媒、行政官僚只給每任總統100日自我表現，隨後就會不斷放大這100日的套版；總統則會趁這段時間洗刷就職前100日的形象。

根據「前後100公式」，總統的反應可分為三類：一為傳銷型，例如列根懂得單獨「主打」小政府概念；二為遲鈍型，例如福特耗盡蜜月期適應環境，結果主要政綱都未能實行；三為過敏型，例如卡特刻意在100日內推動法案100多條，結果無人得知其施政理念。目前「克愛配」政綱僅屬前100日預告篇，不必當真。

中非皇帝對薩達姆的啟示

伊拉克不知道如何處置薩達姆才符合「成本效益」。薩達姆上台的1979年，適逢著名暴君中非皇帝博卡薩一世下台；薩達姆最殘暴的一面，都有博卡薩影子。前輩的下場，對後輩總有啟示。

博卡薩與薩達姆一樣靠政變奪權，也有過一定德政。但他的暴行更可怖：把犯人餵鱷魚、處決政治犯前當眾挖眼只是家常便飯，烹食人肉的嗜好令他遠近馳名。表面上，博卡薩下台是因為屠殺兒童，實際上還是因為稱帝不自量力、外交政策大變，惹怒了前宗主國法國，被政變趕下台。

博卡薩擁有法國國籍、曾為法軍賣命，下台後居然獲得法國政治庇護。中非政府進行缺席審判，以鯨吞國家財產罪、烹食人肉罪等判處前皇帝死刑。他卻以為國民緬懷「帝國」歲月，在下台後七年之癢回國，這才被送入監獄，不久獲得特赦，1996年在家鄉病逝，得享國葬，被中非國家電台稱為「本國偉人」。

中非政府對博卡薩的寬容原因複雜，但主要還是與民族潛意識有關。無論博卡薩如何殘暴，他治下的中非畢竟勉強登上國際舞台，一度成為法國、蘇聯和利比亞等不同勢力的爭取對象；他的加冕大典雖然荒謬，卻滿足了中非民族尊嚴。博卡薩下台十多年，中非還是赤貧，他的殘暴被淡化為陣痛，帝國夢卻昇華而成圖騰。

美國拒絕把薩達姆移交國際法庭，審總統便和審皇帝一樣成為內政。若中非政府有信心為後帝國帶來巨變，博卡薩必死無疑。薩達姆的命運是否「博卡薩化」，能側面反映新伊拉克的自我形象。新總理阿拉維表明審訊難以在數月內完成，也就是不會在他任內完成。信息，是清晰的。

伊拉克軟硬改造工程

媒體將美國駐伊拉克前「總督」布雷默比喻為新麥克阿瑟。麥帥把日本由軍國主義帝國改造為西方民主盟友，布雷默則更有野心，希望連伊拉克文化也一併改造。

《華盛頓郵報》日前興致盎然地列舉了「軟改造」清單，可見布氏心細如塵。例如他教導伊拉克司機必須雙手緊握方向盤，緊急時才能響號(阿拉伯人有邊駕駛邊響號的習慣，以示對重要乘客的尊重，連內地作家余秋雨也有如此待遇)；嚴打盜版光碟和書籍；取締不尊重版權的黑市商場；提升庫爾德語為「共同國語」；規定國會必須包括1/4女性委員……

這教人想起蔣介石在統一全國後推行的「新生活運動」，表面上教導國民不得隨地吐痰、走路走左邊等「核心價值」，實際上不以百姓為對象，只是對上層及外層建構的交代。

內地媒體則重推介布雷默的「硬改造」。他炮製的《選舉法》設立了有權吊銷任何政黨和個人參選權利的七人選舉委員會，規定政黨不能接受「民兵勢力」(而不是外國勢力)支持，又否決恐怖分子和前朝僱員(不愛國人士)的參選權，與特區選舉法東西輝映，自然也淪為新精英的遊戲規則。布雷默的軟硬改造，徹頭徹尾建立於黃仁宇強調的「間隔」(alienation)之上。

不過論者不能一廂情願地認定布雷默會失敗。若美國找到能夠互通伊拉克上下間隔的建構成員，像麥克阿瑟請得吉田茂合伙，美國設計的表層價值也可能慢慢下滲，因為本土特色自然會在下滲過程出現，成為鐘乳石的根基。當然，要令形同「平民陌生人」的伊臨時總理阿拉維成為吉田茂，卻是強人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