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27日星期日

布殊各個擊破的歐洲行

【咫尺地球】美國總統布殊訪問舊歐洲,希望瓦解伊拉克戰爭前的「法德俄反戰同盟」,媒體稱之為「破冰之旅」。其實布殊的歐洲行並非針對歐洲,只是落實連任後發表的「新布殊主義」——終結全球暴政、弘揚美式民主——的第一步,對象反而是「新布殊主義」的三大「不民主」受眾﹕伊朗、敘利亞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他選擇法德俄三大領袖為主要會談對象,因為他們分別與三大不民主受眾有特殊關係,這樣才可以各個擊破。

布殊的第一站是比利時,會面對象是一道吃French Fries的法國總統希拉克,針對的卻是敘利亞。自從布殊炮製邪惡軸心論,黎巴嫩內戰恐怖襲擊的後台敘利亞早已被列為「外圍組織」,儘管美國的眼中釘總統阿薩德已經過世,繼位的兒子被普遍認為是修正主義人物。早在19世紀,老牌帝國主義已有興建3B鐵路的計劃﹕由德國柏林(Berlin)到匈牙利布達佩斯(Budapest)到伊拉克巴格達(Baghdad),這條路線今天被認為是最佳油管路線之一。伊拉克「民主化」後,不民主的敘利亞收容了不少薩達姆復興黨的前高層,已成為美國全面控制中東能源外交的最後障礙。

聯合法國壓制敘利亞

在芸芸中東國家中,法國一直視敘利亞為勢力範圍,一來它曾是法國在中東最大的殖民地,二來法國希望把環地中海文化區吸納在法語體系,所以「法敘特殊關係」一直是客觀存在,巴黎不但遠早於華盛頓提供「政體改革方案」予敘利亞參考,而且反對把敘利亞在黎巴嫩支持的真主黨民兵列為恐怖分子。美法峰會成功利用希拉克的私人朋友、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被殺來訴諸感性,促使兩國對敘利亞採取統一立場,齊齊要求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這對敘利亞自然是重大打擊,即使它繼續獲得俄羅斯軍售也無補於事。

拉攏德國迫使伊朗棄核武

第二站德國,會面對象是德國總理施羅德,針對的是伊朗。歷史上德伊關係一直相當友好,在伊朗備受英俄兩國壓力時,由德意志帝國到納粹德國都曾對伊朗政府實行多方援助,納粹主義和極端伊斯蘭主義更曾建立反猶太聯盟。德國統一後,把伊朗列為重點經貿對象,又推動德國主導的歐盟與伊朗建立合作計劃,目前德國更是伊朗的第一進口國。布殊讓德國改變對伊態度的方法,就是在核問題大造文章,因為德國作為二戰戰敗國,一直把反核武作為外交主軸,儘管伊朗是否擁有核技術依然言人人殊。布殊和施羅德的峰會居然以「建立美德伙伴關係」為高潮終結,兩國齊向伊朗呼籲放棄核武,這正是另一個擊破,即使法國繼續庇護伊朗,也不能扭轉歐盟對伊朗的態度。

斯洛伐克峰會牽制普京

第三站斯洛伐克,會面對象是俄羅斯總統普京,針對的是俄羅斯的最後後院﹕未變天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表面上這些國家一律實行民主政治,不過美國視之為「莫斯科操控的民主」,所以制定了一套「七色革命方案」——先是格魯吉亞的天鵝絨革命,然後是烏克蘭的橘子革命,下一步據說就是以中世紀殘暴統治馳名的中亞五國(也就是伊朗的鄰國)。由於美國經已在格魯吉亞、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等國建立基地,「七色革命」甚至牽涉到俄羅斯的根本生存,所以普京姿態比法德都要強硬。俄國也是伊朗和敘利亞的主要武器供應國,兩害相權下,普京在後院和中東的選擇便呼之欲出。

結果布殊一輪訪問,美國國會提議成立的「民主活動及過渡辦公室」推動變天時可以省時得多﹕在敘利亞問題拉攏法國,在伊朗拉攏德國,以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七色革命牽制俄羅斯,法德俄就不容易對「新布殊主義」結成反美同盟,甚至連伊朗、敘利亞和中亞五國結盟也因為後台各有牽制而變得被動。這只是賴斯接任國務卿的見面禮,手法已顯得比鮑威爾進取、較拉姆斯菲爾德細緻,好戲應該陸續有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2月20日星期日

黎巴嫩古代教派的現代政治

【咫尺地球】黎巴嫩前總理哈里裡被殺,我們才發現這個世界前熱點已闊別頭條多年。 黎巴嫩曾經被稱為「東方瑞士」,卻淪落至與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並列,原因之一是它身為宗教馬賽克,內部矛盾比以巴更複雜;原因之二是鄰國敘利亞、以色列和巴解都利用黎巴嫩拓展勢力,美國特工亦活躍當地,令其進一步支離破碎。 但同時還有被世人忽略的原因三:那就是黎巴嫩主角都不是世界舞台的主流,名字一般只會在歷史教科書出現,雖然不斷受到各國干涉,卻不能徹底融入國際,始終保存著黎巴嫩特色。

自從黎巴嫩於1943年從法國手中獨立,它的政府便按照宗教派系分配職務:總統都是天主教馬龍派(Maronite),總理都是回教遜尼派,議長都是回教什葉派,參謀長都是回教德魯茲派(Druze),此外希臘東正教、亞美尼亞東正教、唐朝傳入中國的景教、備受排斥的伊斯瑪爾回教等歷史名詞,都是黎巴嫩的客觀存在。 它們不約而同選擇黎巴嫩,因為當地地勢險要,便利獨立發展。

馬龍派和德魯茲派的孤寂

黎巴嫩內戰前,馬龍派是當地的最大教派。 歷史上這曾是「泛基督教」的一個大宗,相信基督單意論(Monophysitism),認為耶穌基督只有一種屬性,即既是神性、又是人性,在公元451年被宗教會議宣佈為異端。 馬龍教徒來到黎巴嫩山區就是為了避難,除了和教宗保持禮節性關係,千年來和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各大宗都缺乏往來,自我優越感卻越來越旺盛,自稱是北非迦太基王國直系後裔,自詡為古代文明復興的橋樑。 黎巴嫩在1920年淪為法國委任託管地,自居天主教保護者的法國大力扶植馬龍派;以色列在黎巴嫩內戰時,亦利用馬龍派的「長槍黨」民兵屠殺多個巴勒斯坦難民營難民。 不過馬龍派在國際上從來沒有真正的贊助人,因為他們的宗教始終是異端。

今天黎巴嫩回教徒以遜尼派和什葉派為主,但最好戰的一支則是德魯茲派(即世代擔任參謀長的派系)。 德魯茲派與馬龍派是世仇,但同樣身處邊緣位置:他們源自10世紀的一個回教分支,相信他們的教主是真神的化身,認為只有人類才有資格輪迴,也被主流穆斯林視為異端,也逃到黎巴嫩山區避難。 德魯茲派與馬龍派一樣,一切訴諸歷史,自稱是相當富裕的北非法塔米回教哈里發的直系子孫。 德魯茲民兵在黎巴嫩內戰威望最高,但亦最難獲得別派支援,敘利亞、巴解都對他們相當猜忌。

古代和現代的不協調

如此另類的casting令黎巴嫩內戰與其他冷戰戰爭不同,不是典型的代理人戰爭,主要教派都是歷史上的孤臣孽子,它們在黎巴嫩的存亡幾乎就是在地球的存亡,所以互信更難達成。 法國殖民主義者為獨立黎巴嫩設定的宗教平衡是依據「泛基督教」與「泛伊斯蘭教」的比例製成,不過回教徒快馬加鞭,人口迎頭趕上,馬龍派則撒賴拒絕舉行人口普查,內戰就此產生。 這不是單純的權力鬥爭,而是一批長期被孤立的古代教派對現代政治的失衡回應:以馬龍派為例,他們不可能再遁走烏托邦,也不可能絕對信任法國和以色列的外援,只能一面逃避,一面自力更生。 而且馬龍派也好、德魯茲派也好,他們身為歷史異端,對叛離「泛宗教」陣營反而沒有太大枷鎖。 西方基督文明國家以為馬龍派是盟友時,部分馬龍派成員卻逐漸成為親敘利亞分子;穆斯林把德魯茲人納入保護網內,大量德魯茲人卻越過邊境參加以色列軍隊服役。 這都是對他們教內主流的潛意識挑戰,與「文明衝突論」眼中非黑即白的世界觀剛剛相反。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哈里里身為億萬富豪投身黎巴嫩政壇,希望以商業世界的管理方式解決教派衝突、同時滿足身旁所有比黎巴嫩強大的國家,本來就是另一個古代和現代的悖論。 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誰是殺害他的主謀,但這位主謀似乎知道這類陳年曆史問題,不是一紙《塔伊夫協定》能夠一錘定音。

2005年2月13日星期日

他信連任與CEO管治危機

【咫尺地球】泰國首相他信連任,成為繼《國王與我》的蒙卻王和朱拉隆宮王以後最知名的泰國人。根據近年特區「與國際接軌」的視野,果然立刻有評論「分析」泰國人民選擇和諧穩定,「所以」香港需要強勢領導……(下刪萬字)。

能夠與他信比較的案例自然不在香港,而應該是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二人都是超級富豪,都以行政總裁(CEO)方式治國,都以口沫遮攔著稱,都壟斷傳媒,都是超級球迷。為何「CEO治國學」在冷戰後才普遍化,這又是否管治危機的出路?

CEO治國源頭

意大利政壇二戰後形成了類似日本的萬年體系,共黨萬年在野,總理不斷更迭,卻來自同一個右翼聯盟,體系的穩定自然與恐共症有關。至八十年代末,執政聯盟出現司法人員被黑手黨集團式賄賂的醜聞 (稱為Mani Pulite Affair),選民還是接受不了共產黨,於是貝盧斯科尼組黨參選,憑藉他在球壇的知名度和對傳媒的控制,一時成為「清流」,忽然當選。

泰國在冷戰時則由軍人干政,並得到美國默許,因為鄰國都「淪陷」共黨,令右翼獨裁者成為必要之惡。後來軍人半推半就還政於民,民選政府卻備受貪污困擾,又出現金融風暴,民眾對所有現存政黨失去信任。他信由組黨到勝出比貝魯斯科尼稍長,但也不過用了3年。

單看兩黨的名稱「泰愛泰黨」和「意大利力量黨」,沒有自由民主共和一類老牌用字,已表明它們沒有經過冷戰的泛意識形態洗禮,可見兩大亨都是乘着格局瓦解上台,其間更大量利用個人資源和社會網絡。這樣的優勢在和平盛世並不顯著,在範式轉移的臨界點卻變成關鍵。

CEO治國模式

二人上台後的政綱似是大相徑庭,貝氏提倡列根式減稅,他信則創立嘍囉吹捧的所謂「他信經濟學 (Thaksinism)」,大搞民粹福利主義,代表作「三十銖治百病」和「一區一產品」依稀有八萬五影子。但是他們真正的政綱只有一項:效率和反官僚主義。

二人是商界精英,執政後都要求下屬像對待CEO般向他們隨時彙報,一切據死線和quota行事。兩國國民正是欣賞這樣的雷厲風行,但這只是對CEO的信任,而不是對公司的信任。兩國政治飽歷50年官僚醬缸,管治機器本身已失衡,二人才有機會上位,所以無論政策是左是右,只要令機器重新運作,貝氏和他信便功德無量。但機器理順了,二人放手大幹,卻可能是另一回事。例如「他信學」的開支並非泰國能長期承擔,福利主義也不是防止泰國金融風暴重現的藥方,泰國的借貸更令人憂慮;貝氏的稅務改革同樣不能解決官商黑手黨三重勾結的客戶主義(Clientelism),也未能配合歐盟的貨幣政策要求。二人的處事作風上升為一種信仰,本來就是危機。

CEO治國的另一特色是公關特強,本末卻錯置。二人每次面對危機都仿傚商場作風,利用媒體聲東擊西,顯示個人魅力之餘,也令外間以為另有大計。例如貝氏外交陷困時會忽然批評AC米蘭為何只用一名前鋒,他信在禽流感高峰除了示範「日日食雞」,也大談收購利物浦。如此伎倆足以令「公司」年度業績持續發展,「公司」的結構性問題,則不妨留待下任CEO承擔。

1992年美國富商佩羅特自資選總統,民望一度力壓老布殊和克林頓,也是按照同一道CEO公式,美國人卻在馬拉松競選過程領略上述本質,最終返回主流。今天貝氏和他信成為強人,對民主都持有一定犬儒態度,都有「大公司沙文主義」的傾向:貝氏崇拜墨索里尼,他信亦自比布殊,對分離主義鐵腕,對外言論則以「串」著稱。因二人壟斷國內傳媒,泰國兩院制的監察制度尤其失衡,CEO的地位表面上似是更加穩固,但兩人的政黨都是一人黨,黨大會完全走過場,沒人知道若他們欣賞球賽時心臟病發,國家會怎樣,「黨」又會怎樣?

2005年2月6日星期日

俄羅斯油王艾巴莫域治的「車路士足球政治」

俄羅斯富豪艾巴莫域治天價入主英超球隊車路士後,終於獲得首個歐聯冠軍。究竟這位40歲出頭、而比李嘉誠更富有的羞怯小生錢從何來,投資足球為的又是什麼﹖

收購「代金券」換國家資產暴富

艾巴莫域治與其他俄羅斯寡頭一樣,利用共產時代計劃經濟邊緣的「第二經濟」(依靠關係、小資本和非法渠道運作的市場經濟)累積投機經驗。在蘇聯時代,人民擁有兩類金錢﹕現金和「非現金」,後者指國家對各行業提供的票面津貼,只能以記帳方式運作,不能兌換為現金(因為國家沒有能力提供實質援助)。直至改革開放,政府官員包庇親信下海,以特許方式准許現金和非現金交叉使用,「有識之士」便不斷成立能獲得政府票面支助的組織,再通過關係讓「非現金」變成現金。前首富霍爾多科夫斯基就是靠大舉成立空殼「研究所」無本生利。

正如荷夫曼名著《寡頭》記述,寡頭正式發蹟還是全賴蘇聯向俄羅斯過渡的「震盪療法」。療法源自經濟學家丘拜斯幾近歇斯底里的理論﹕以最快速度私有化所有國營企業,不必管誰獲得這些財富,因為新貴先富起來就會制定市場機制,是為毛式大躍進的逆轉——跑步進入資本主義。1992年8月,俄國實行第二波私有化計劃,把國營資產以「代金券」方式逐步轉移往私有產權,每一企業都變成數萬張「代金券」,分發予工人和市民。「代金券」在通脹下迅速貶值,艾巴莫域治在此時以慈善家面目大肆向國民收購「廢紙」,擁有足夠數目後再通過關係以官價換取國家資產,一夜暴發。

另一條蹊徑是成立「銀行」。過渡期間的俄式銀行毋須靠借貸盈利,甚至毋須資本,只消在中央開放市場價格的範圍和計劃經濟尚存的範圍之間進行投機、在外匯浮動的過程進行投機,便能夠化零為整。富豪斯摩凌斯基就是「三把菜刀搞革命」那樣靠兩套Armani道具西服起家,通過籠絡官員發放假消息影響匯率謀利,空殼銀行便化為神奇,進而成為侵吞IMF資助的合謀。

最後一波投機出現在1996年,其時葉利欽競選連任,聲望低至3%,被共黨的久加諾夫拋離。富豪害怕共黨回朝重新國有化,全體結盟力挺葉利欽,通過財力、傳媒和非法組織的壟斷,最終成功保住政權。在競選過程中,富豪向政府大量借貸,指明以石油、天然氣等國家資源為抵押,只要國家無力償還款項,抵押品便變成私人財產。這就是著名的「借貸換抵押」大拍賣,設計者是被稱為「克宮教父」的別列佐夫斯基——也就是艾巴莫域治的前老闆。

國外投資足球撤出資本

發蹟後的富豪自覺拿取不義之財,一直擔心被翻舊帳。普京上台後,宣佈「寡頭作為一個階級將不復存在」,希望以「國家資本主義」取代「寡頭資本主義」,先後拿教父和首富祭旗。艾巴莫域治不像霍爾多科夫斯基那樣與普京對着幹,成為被打的出頭鳥﹔也不屑像Vekselberg那樣自居愛國商人,以天價買回流落美國的沙俄文物送往普京獻媚。他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一方面在不同國家進行足球投資,希望將資本逐步撤離俄國,更有意將業務轉型,以免普京翻臉時一無所有。另一方面,他利用足球自我塑造為俄國英雄﹕由於俄羅斯人熱愛足球,認為艾巴莫域治的足球投資也是為國爭光,普京有所動作也會投鼠忌器。何況他也擁有莫斯科中央陸軍等國內球隊,轉介俄國球星予歐洲大球會也是一件大功﹕例如車路士便簽下了技術不怎樣的史馬田,和在俄國走紅的捷克球員查路錫。

利用足球塑造英雄形象

艾巴莫域治的足球政治是以實際經驗為藍本的﹕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俄國楚科奇州(Chukotka)州長,在一窮二白的當地同樣以經營車路士的豪情大報施,最愛搞專機接送貧童到倫敦觀看歌劇《Ma Ma Mia》一類宣傳,同時卻向全州居民保證為他們尋找新天地集體移民。當艾巴莫域治忽然愛球、每場比賽都親自督師,足球便與楚科奇州一樣,成為他同時「去俄羅斯化」和「再俄羅斯化」的雙重中介。

2005年2月1日星期二

日里諾夫斯基——俄羅斯憤青領袖

俄羅斯政客一般面容呆版﹐性格劃一﹐唯獨自由民主黨領袖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線條粗獷而行為騎呢﹐素有「狂人」美名﹐在國內知名度僅次於普京——須知「狂人」在貪污橫行的俄羅斯官僚體制幾乎已是清譽。

俄羅斯的第三條道路﹖

西方輿論矮化日里諾夫斯基一手創立的自由民主黨是法國勒龐那樣的極右黨﹐「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才受矇騙。極右明顯是事實﹐狂人路線卻比西歐的極右更有賣點 ﹐因為它代表了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以外的第三條道路。日里諾夫斯基在九十年代對葉利欽和俄共左右開弓﹐一度成為第三號人物、國會第二大黨領袖﹐就依稀有希特拉崛起時三反五反的影子。加上狂人也是苦學成才的律師﹐擅長煽動群眾﹐對手俗套的抹黑令他聲名大噪﹐一度是俄羅斯混沌歲月的pretender。

其實日里諾夫斯基和普京一樣﹐曾經長期為KGB工作﹐但對蘇聯和共產時代沒有絲毫感情﹐多次呼籲取締俄共。他也和別列佐夫斯基和艾巴莫域治一樣﹐在私有化時期發跡﹐利用亂局成為政壇巨人﹐但厭惡寡頭政治 ﹐主張把富豪財產一體充公。他也有一個夢﹐夢想俄國政體是納粹德國的元首獨裁制﹐認為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最適合俄羅斯扶貧﹐能夠落實他身體力行宣傳的競選口號﹕「每人一瓶廉價伏特加」和「為我們的女人製造更優質胸圍」。所以狂人多次鼓勵正牌領袖普京攬權﹐希望廢除總統一職而以俄語改稱元首﹐就像希特拉是der Fuhrer、墨索里尼是Il Duce。為了不假外求﹐狂人也仿傚希特拉與各國「進步力量」建立鋼鐵同盟﹐推動各國落實國家社會主義﹐曾派使者協助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保衛科威特﹐與塞爾維亞極右政黨結成姊妹關係﹐甚至連美國保守派的布坎南也不肯錯過。

左右對壘到右右對壘

到了普京搶去第三條道路的精華﹐日里諾夫斯基搖身一變成為親政府盟友﹐聲稱普京走的就是他的「國家社會主義」﹐他的責任就是壯大「泛普京陣營」﹐像台聯和民進黨在台灣的分工一樣﹐由在野黨負責說執政黨不方便說的心底話。普京大概參考了日本由左右兩大陣營轉型到右右兩大陣營的經典案例﹐明白現代社會不可能永遠一黨獨大﹐寧願自制親密敵人﹐對這位十月芥菜的盟友坦然接受﹐不斷在選舉扶植自由民主黨﹐令狂人成為國會副議長。普京連任總統一役﹐狂人表態全力「挺普」 ﹐又怕普京有如某地特首自動當選般失禮﹐所以派出他的貼身保鏢馬雷什金陪跑﹐堪稱用心良苦。

不過「執政黨不方便說的心底話」都在外交層面、而不是自由和民主﹐這才是自由民主黨的獨家商標。由創黨開始﹐狂人即開宗明義要顛覆政體﹐認為俄羅斯應該對外重組蘇聯﹐對內廢除聯邦制、改劃15個省由中央直轄。為了挑動俄羅斯的大國沙文主義﹐他以簡陋錯體地圖復刻版為道具﹐聲稱應該在美國阿拉斯加和伊朗「恢復行使主權」﹐西防北約東擴、兼防土耳其復興(他也是突厥語言專家)﹐東防中國移民的黃禍、兼對日本實施核威脅(他對日本足球興起尤其「既羨且妒」)﹐ 將核廢料拋棄到德國﹐把俄羅斯外債一筆勾銷﹐因為俄國每年賣軍火就可以賺取400億美元。俄羅斯軍隊士氣最低落時﹐他不斷「泄漏國家機密」﹐告訴全球俄羅斯有大量秘密武器未派用場﹐單是蘇聯時代的聲波武器就能夠摧毀北約。

近年狂人訪問西歐時受盡權力精英的臉色﹐被認為已沒有執政可能﹐不再被重視、也不再被藐視。但他代表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卻正如中國愛國主義﹐是一把雙刃彎刀 ﹐負責在普京理性處理東西問題南北矛盾時重提感性往事﹐對普京的綏靖外交產生抵制作用。普京大搞聖彼得堡建城400週年典禮民族劇﹐卻不能阻止格魯吉亞和烏克蘭落入親西方陣營﹐自由民主黨旗下的俄羅斯「憤青」早就忿忿不平。就在這時﹐狂人忽然進軍商界﹐推出以個人名字為品牌的高級男用香水﹐標榜「陽剛氣慨」﹐直接挑戰Chanel的陰柔美﹐居然大受歡迎﹐俄羅斯各大商店全線熱賣。

——日里諾夫斯基確是開拓了一個潘朵拉的市場﹐無論在政壇內外﹐其實都精打細算得理性無限﹐與所有狂人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