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27日星期六

收購哈薩克石油的國情透視

【咫尺地球】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簡稱中石油)擊敗印度財團,成功收購哈薩克石油公司,成為歷來最大宗的國內能源企業兼併。縱使價格偏高,內地輿論依然士氣大振,認為是對美國滲透中亞的漂亮反擊。但這宗收購對哈薩克的象徵意義更大,是一個認識哈國國情的良機。

哈薩克是全球面積第九大的國家,在蘇聯時期負責國防工業,境內依然有火箭發射基地,盛產太空人。哈國現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是葉利欽的同期領袖,國家獨立前已掌權,一度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權鬥中被內定為「新蘇聯」總理,曾因講稿精闢而被戈爾巴喬夫搶去使用,在「中亞五老」中威望最高。筆者剛到過哈薩克舊首都阿拉木圖,每天都要面對他的標準像,這已經是當地僅有的旅遊紀念品之一。

「絲路外交」的全方位落實

中亞五國獨立時,納扎爾巴耶夫形象健康,既沒有烏茲別克總統卡林莫夫的殘暴獨裁,又不比戈爾巴喬夫優柔寡斷。發行本國貨幣抗擊俄國金融風暴、自願放棄核武換取美國安全保證這兩樁代表作,令這位總統晉身國際外交家之列。但自從美國推動七色革命,哈薩克也不能倖免﹕納扎爾巴耶夫目前的任期是1998年公投修憲賦予的延長任命,在華府眼中已是「民粹」口實,美國各級官員都不斷提醒人家的總統要準時下台。

哈薩克前駐港領事Bulat Sarsenbayev在閑談中認為他的國家有龐大中產階級,不會出現吉爾吉斯式革命﹔他那曾在香港念書、自稱視Edison Chan和Daniel Wu為偶像的女兒,卻在背後說當地也有不少一家人住在一張板間牀的故事。其實那裏的中產階級只局限在新舊兩大首都,距離「龐大」尚有大段距離。

中石油進入哈國無疑是當地的應變措施,但不代表人家就是「親華」,只反映一種全方位外交戰略。九一一後中國也聲稱實行全方位外交,版權正是來自納扎爾巴耶夫 ﹕後者利用國家新獨立的契機,塑造「先天全球化」形象,這與其他國家為了戰略目的才搞分散投資並不相同。哈薩克族成分相當混雜,前蘇聯又大量遷徙各地勞工到當地開荒,結果除了黑人,任何人到了那兒都不會被一眼看出是遊客。這種非純化現象正成為哈薩克外交的王牌﹕納扎爾巴耶夫宣傳哈薩克是歷史絲路中心,也是「歷史上全球化的中心」,所以搞平衡外交比各國都要天經地義。

等待拍賣到等待收購的國情

在此等思路指引下,哈薩克除了同時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和支持美國反恐,還充分利用各種邊緣定位,一方面參加中日韓主導的東亞運動會自居「東亞國家」,另一方面卻退出亞洲足協、寧願成為歐洲足協的魚腩部隊。哈石油被中石油收購前數月,哈國政府卻高調接受美資興建阿塞拜疆輸油管,這類平衡習作已成為哈薩克特色。目前中國三大油公司分別負責中東、中亞和南美石油,中石油的工作難度最高,中國把哈薩克視為盟友,多少有點一廂情願。

這樁收購也是當地「官商一體」國情的產品。據西方說法,「官商一體」是以權謀私或貪污,當地人則演繹為「精簡政府效率和匡正市場規律的制度」。這次在哈薩克拜訪的一位首富是工業大亨,他的官方身分就是鐵路部長,大兒子牛津畢業子承父業,小兒子正在上海留學﹔當地一些大學校長也在弄權批地興建社區學院,以便退休後繼續「貢獻社會」。哈石油正是蘇聯私有化的副產品,只是經營不善,一度陷入破產邊緣,又擔心政府會效法俄羅斯普京清算寡頭大亨,才希望大舉引入外資洗底。

現在哈薩克企業家都爭取成為國際老實商人,這樣既能挾洋自重鞏固個人利益,又能利用企業力量配合政府搞全方位外交立功。各國投資銀行和企業大舉進入哈薩克平原掘金,價錢往往不是要務,雙方自然有着心照不宣的目的。在可見將來,前蘇聯各國繼十年前的官產大拍賣後,又可能出現國際大收購熱潮。中石油之戰只是前哨戰,任何因之而下的單一判斷,都未免見樹不見林。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21日星期日

由抗戰到南北戰爭的「以X鑑Y學」

【咫尺地球】當抗戰勝利60年的紀念鋪天蓋地,中日關係再次成為國際焦點,內地媒體強調毋忘(一些)歷史,而且要結合實際情况,「以史鑑今」。同時,近年中國學者特別強調國際視野,愛借用外國案例夫子自道,「以外鑑中」。

南部美國邦聯=台灣﹖

這兩門學問,是研究世界的竅門,但有時也是製造片面認識國際的原罪。同樣應用「以X鑑Y」邏輯,我們可參考內地學界一個無關日本的流行觀點﹕「南北戰爭對兩岸關係的參考作用」。理論的出處,可以《現代國際關係期刊》一位學者的文章為案例。

據這派論點,南北戰爭的北部美國聯邦,應該類比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章所指的「分裂勢力」南部美國邦聯,自然是搞獨立的台灣。這樣的類比,據他們所說,有大量驚人的雷同。例如當時美國綜合國力位居全球第5,謀求崛起,「正如」現在(按未明準則)也是排第5的中國。當時19世紀的「一超多強」格局領袖是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又「不希望美國強大」,故在戰爭中作出表面中立、暗中支持南部的姿態,甚至承認南部「實質的獨立狀態」,「正如」今日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暗挺台獨,將台灣視為「實質的國家」一樣。

最不容錯過的部分當然是結論﹕「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大國對美國內戰的干涉,沒有阻止住美國的統一」。原因﹖相當精闢,因為北軍獲勝除了有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獲得解放黑奴支持等一籃子因素,還有大一統的「道德力量」,「所以」中國「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比較政治學的實質應用

這不是一篇個別的學術文章。南北戰爭和兩岸關係的正對應用,已深入中國高層的集體意象。就是以開明見稱的溫家寶在美國演說期間,也多次以南北戰爭反諷美國的兩岸政策。

但上述理論體系一直是西方學界的揶揄對象,幾乎被拿來和文革的經典作品「李白杜甫儒法之爭」相提並論。被揶揄的內容,由中國「推己及人」的作風開始。例如南部美國推行的邦聯(confederation)制度將主權進一步下放至各州,台灣本土卻相對集權﹔當時國際關係未演化為全球治理體系(global governance),今日才普遍受全球化理論的實時規範支配﹔歐洲列強互相競爭,不可能對南北戰爭持有單一意向﹔英國毋須對南部邦聯負有保衛責任,一直分散投資,美國則有台灣關係法。這些都是枝葉﹕最重要的是北軍的「統一」口號並非建立美國「民族國家」、單講「愛國」,而是要捍衛一個「憲政國家」,將新平等主義滲入南北兩部的核心價值,此所以林肯被追認為美國憲政之父之一。

反觀國際比較政治當下最常比較的中美國情,卻總是被內地學者按下不表。九一一後中國出人意表地在國際社會強調(居於主權之下的)人權價值,美國則不斷以反恐和推廣別國人權之名收緊人身自由。結果雙方共同建立了一種「威權自由主義」(Authoritarian Liberalism),變成一對精神摯友。布殊式的美國愛國,讓意識形態和法理思想平起平坐,其實是九一一後「新國家」逐步完成的後現代重構,與當年的北軍思維,甚至有根本衝突。

由於這類類比政治不大正確,比起「南北戰爭=兩岸關係」一類「常識」在日常生活的曝光率,也就頗有不及。同一人民通識系列,還包括將以往同grade的鄭成功和岳飛分割處理﹕前者被提升為統一英雄、變成康熙朝平定台灣的施琅的拍檔﹔後者所反的對象既然為今日中華民族一員,應降格為人民內部矛盾參與者﹔一名以往難得和「崛起」沾上邊的太監被奉為「和平崛起先鋒」,孫中山卻因和日本的嫌疑關係,開始被一些憤青懷疑為漢奸(筆者亦曾自本土愛國政黨要人口中得聞這份懷疑)。

國際社會也有各自的「以X鑑Y」公式。於是,在戰後60年,歐洲出現了戰勝戰敗國的共同盛事大閱兵,亞洲發現了戰勝戰敗國的共生憤青和濫觴。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13日星期六

一個陌生國度.一半饑荒國民

【咫尺地球】還記起南亞海嘯期間,災情圖片處處,人性光輝也是處處。近日西非國家尼日爾爆發饑荒,數十萬人瀕臨天劫,當地政府依然拒絕調低物價,如此「花絮」,卻幾乎絕迹本地媒體﹔連西方媒體也無意「大做」的人道危機,還有來自東非窮國厄立特里亞 (Eritrea)﹕那裏一半國民急須糧食援助,比率相當駭人。究竟這個國家何以完全被國際漠視﹖

美國在東非的四十年爛帳


若以為厄立特里亞知名度低,大國對它了解不足,則大錯特錯。過去半世紀,這地區都是大國的爭霸劇場﹕正是源於這種「關切」,西方媒體才有意無意對劇場的今日情况按下不表。

厄立特里亞曾是意大利僅有的殖民地之一,墨索里尼正是通過它入侵鄰國埃塞俄比亞,建立「意屬東非帝國」。二戰後埃塞俄比亞一度成為僅有的數個非洲獨立國,相對不傾向泛非社會主義,故美國視埃塞國王「猶太獅」海爾塞拉西一世為非洲頭號盟友,韓戰、越戰都靠埃塞提供軍事後援基地。在這前提下,美國支持塞拉西在 1952年兼併厄立特里亞,燃起了當地持續40年的獨立運動。

到塞拉西被左翼政黨推翻,埃塞俄比亞忽然變成蘇聯盟友,美國立刻翻臉支持厄立特里亞游擊隊。1993年厄國游擊隊聯同另一支埃塞叛軍共同推翻後共產政權,厄立特里亞正式脫離埃塞獨立,埃塞則改由游擊隊統治。這個紅海國家重生時,媒體一致唱好,認為它有條件成為「非洲新加坡」﹔加上當地女權高漲,女兵在內戰期間佔去游擊隊三成兵源,當地人以為理所當然會成為西方寵兒,與國際接軌指日可待。

諷刺的是厄國和新埃塞這雙昔日盟友不久就因邊界爭端反目成仇,雙方都自以為得到美國支持,在1998至2000年爆發了學者稱為「EE問題」的無聊戰爭,死者逾十萬,繼而災荒處處,國際社會幾乎無人理會。

「饑荒預警網」 (Famine Early Warning System)

當埃塞俄比亞還是共產統治時,美國搞We are the World賑災搞得街知巷聞﹔敵人變成今日盟友,反而不值一顧,實在吊詭。

來到今天,這些非洲國家面臨饑荒的消息發佈,並非來自該國政府,而是以下兩大途徑﹕一為當地人臨急學上網,再「點對點」向各國發電郵求助﹔二為靠一個名為「饑荒預警網」(FEWS)的統計中心發出報告。中心由美國國際開發署撥款成立,屬全球同類機構的先驅,為非洲各國設立了「四級警報訊號」,分別為「正常」、「關注」、「危機」、「緊急」。事實上,後三級狀態在已發展國家而言,都已是災害。FEWS判辨危機的準則,主要是科學儀器衍生的不同指數和地圖,包括耕地、雨量、氣候、水分需要程度等。指數都是逐月逐日加以觀察,以便及早向各國預警。當然我們不能排除FEWS的政治色彩,例如「預警」這概念,就和布殊主義「先發制人」的概念掛鈎,自此四級警報的曝光率才愈來愈高。但FEWS的出現,畢竟改變了各國賑災「後發制人」的國際傳統,完善了海嘯以後各國嚷着設立卻設立不了的系統,始終是歷史的跨代貢獻。

對厄立特里亞一類知名度甚低的國家而言,問題不是它們得不到警報,而是不懂得國際公關。由於預警區的危機未出現,市面一切如常,難以提供骨頭嬰兒災難圖片沙龍,自然也難吸引國際媒體和NGO。但假如警報是來自拉丹、瓦扎希里或扎卡維,CNN、BBC卻必會如獲至寶。過去數年來厄立特里亞的見報率一半與蓋達有關,不是說拉丹在當地招兵買馬,就是說恐怖分子在也門對岸的厄國港口密謀策劃襲擊。

根據上述邏輯,難道唯有讓恐怖主義和天災人禍這兩種預警掛鈎,才能讓厄立特里亞全面曝光﹖否則正如斯大林所言,100萬、200萬,都只是個統計數字﹔就算配上FEWS的high-tech圖表也毫無人氣,that's it。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6日星期六

聯合國安理會混戰之後

【咫尺地球】爭論了十多年的聯合國改革面臨表決,以擴大安理會為重頭戲。評論都比較哪個方案較好,但這些方案的共同盲點,又何時才能被「再改革」﹖

國家與民族﹕三大方案的盲點

方案一來自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的「G4聯盟」,要求增加6個常任理事國和4個非常任國,口號是「正面反映當今世界,而不是1945年的秩序」。這樣的口號,最後只能訴諸綜合國力評估,任何國家忽然超英趕美,就應成為新貴。但「綜合國力」的定義一直相當飄忽,最經典的指數由美國中情局前副局長克萊恩 (Ray Cline)在1977年設計,公式是「P=(C+E+M) x (S+W)」,就是說一國之國力是「關鍵因素(C,人口和土地)+經濟力量(E)+軍事力量(M)和國家執政能力(戰略目的S+國家意旨W)的相乘」。根據這公式,中國當年勉強排第7,似乎沒資格入常。近年中國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也設計了公式,由資源、經濟、軍事和科技四大範疇評估,再寫出一些常人難以明白(所以也難以質疑)的方程式。由於研究的「戰略目的」是消除中國威脅論,所以中國在2000年的綜合國力——根據自家人評說——原來也是第7。假如 G4入常成功,各國都沉迷這局電腦遊戲,只會強行將現實主義結合到跨國主義舞台。

中國支持的「團結求共識」聯盟改革方案,則要求單獨增加 10個非常任理事國,按各洲「洲情」分配,以免會員國衝突云云。表面上這是理想主義產品,背後卻極有針對性﹕聯盟成員墨西哥為了杯葛巴西,巴基斯坦不滿宿敵印度,南韓仇視日本,意大利不願成為唯一沒有國際VIP入場券的西歐大國。「共識」其實是第三梯隊防止二奶扶正的一夜聯盟。它們維持現有安理會的理由,是說不出口的「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正如非洲聯盟宗旨之一是維持殖民邊界,儘管它們都身受殖民主義之苦。但這理論的中心思想,正是每個霸權/體系都有興衰,若大國本身已不能穩定,又何來霸權﹖

非盟方案的理論成分更低,要求新增的2個非洲常任國都要有否決權、分發予非洲的非常任國數目也要比G4方案多出一個,明擺着是為還價而討價。它們知道非洲 53票在目前框架舉足輕重,又不知改革後會否再讓它們有如此影響力,所以正如尼日利亞外長所言,要「把握機遇」。但非盟方案的聲勢,本身就是聯合國改革的議題﹕正是因為聯合國會費來自發達富國,財政撥款卻由第三世界把持,一國一票,致令美國一類國家不斷賴帳。前蘇聯算是相當有先見之明,即使是分裂前,在聯合國也有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票,這才是懂得利用「以國為本」的程序漏洞。

被忽視的三大改革﹕直接民主 區域主義 權力下放

3大方案都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掛鈎,無論聯合國變成世界政府還是社交晚會,都不可能一勞永逸。以下對大方向更關鍵的改革,則始終未獲重視,原因是它們對「國家」這種組織構成威脅。

第一案是實行直接民主,讓各國人民繞過國家直接表決,或像歐洲議會那樣選出代議代表,在「世界議會」按黨派劃分,而不是按國家劃分,美國和人口1.3萬的瑙魯共和國就有了分別。

第二案是深化區域主義,像「團結求共識」提議那樣,根據各區區情自行分配席位,同時包括既得利益者。事實上,一直有學者提議取消英法的常任國席位,改由歐盟分配,雖然目前不可能實現,但世界整合已是如此發展。

第三案是加強國際法的subsidiary原則,也就是把某些特定議題的決策權下放至最低相關單位,甚至連國家一層也繞過,以免安理會否決權被當年蘇聯那樣濫用。這些改革對聯合國效率的改善,自然比一局全球爭霸RPG更立竿見影。它們要在現實主義主導的聯合國框架內得到代言人,卻比苛求內地憤青支持日本入常更超現實。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8月1日星期一

埃及恐襲: 隱藏的在地化現象

埃及西奈半島的恐怖襲擊,死傷比倫敦「七七事變」更嚴重,輿論將它聯繫為國際恐怖主義一環,又是以蓋達支部作為天然問責對象。本欄曾述及這樣的演繹放在倫敦案例已頗有問題,在埃及更有倒因為果的意味。

穆斯林兄弟會與埃及政府恩怨

早在蓋達出現、拉丹出生前,所謂「埃及恐怖組織」已成型,是同類組織最早藍本之一。1928年,著名伊斯蘭學者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和庫特卜(Sayyid Qutb)等人在埃及創立慈善團體「穆斯林兄弟會」,強調救濟窮人的兄弟情,含有若干社會主義元素,在民間社會大受歡迎。只是兄弟會同時以極端教派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為指導思想,鼓吹簡樸生活、反對官僚腐敗、主張再伊斯蘭化,強調富對貧的救助義務,組織在埃及本土便成為政治實體。

自「埃及國父」納塞爾1952年發動革命,「納塞爾主義」就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他主張阿拉伯應靠民族主義而不是宗教主義整合,一方面容許社會生活西化,一方面領導各國「反帝反猶」,一度是泛阿拉伯頭號英雄。但就是這樣輝煌的背景,也沒有阻止穆斯林兄弟會持續發展:革命前,兄弟會和納塞爾是推翻王室的盟友,此後泛阿拉伯主義和瓦哈比主義卻成為正面競爭對手。

兄弟會系統逐漸成為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根本是埃及內部鬥爭的結果。納塞爾1952年只是一名中級軍官,政變後不得不捧出高級軍官尼古卜(Muhammad Naguib)任總統。1954年納塞爾又發動政變拘捕總統,罪名是支持兄弟會策劃暗殺他的陰謀。結果陰謀「果然」出現,同年年底納塞爾演講期間被一名兄弟會會員極近距離連開8槍「暗」殺,8發子彈奇蹟地全部落空,保鑣旁若無人,納塞爾若無其事繼續慷慨激昂完成演講,事後人民群情洶湧,兄弟會立刻變成非法組織,領導全部被捕---整個故事對台灣陳水扁若有啟發,亦未可知。

1966年納塞爾以「顛覆國家罪」將聲望極高、20世紀伊斯蘭最有影響力思想家庫特卜處死。不少人認為埃及政府比兄弟會的手段更粗暴更恐怖。

蓋達和兄弟會支部整合

正因政府逼迫,部分兄弟才開始大規模走上暴力路線,出現若干激進分支,包括以色列的哈馬斯和成功暗殺納塞爾接班人薩達特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IJ)。因兄弟會原來確是慈善團體,在全球擁有70多個支部,當每個支部都出現激進分子,世上就彷彿出現恐怖聯盟。蓋達其實是取巧地挪用一些兄弟會支部改裝而成,因拉丹1998年成功拉攏EIJ領袖扎瓦希里過檔,擔任蓋達二號人物,EIJ和一些激進兄弟分支才和蓋達合流。

這波恐怖襲擊無論是誰策劃,都是埃及60年「兩條路線鬥爭」的插曲。近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既不敢全面普選,又不能回應兄弟會土地改革、打倒貧富懸殊的主張,管治危機早已出現,這是正面挑戰。組織性暴力,則被演繹為對非民主政權的側面挑戰。但即使扎瓦希里和拉丹結盟,也不應改變襲擊的在地化(localized)本質,沒有令它忽然變得全球化(globalized)起來。

恐怖在地化Vs 全球化

因事故發生在西奈半島,有論者追溯歷史,認為它在6日戰爭後被以色列佔領、1979年才收回主權,就是耶路撒冷、戈蘭高地那樣的國際敏感點。問題是西方遊客死傷,並不代表針對西方是襲擊者的唯一目標。筆者剛在上月到過西奈,那裏除了一座西奈山已沒有名勝古蹟,整個半島是個毫無埃及特色的遊客城,每個商販司機都等待宰殺水魚錢包,相當恐怖。把半島發展成度假區的不是埃及,而是以色列統治的12年。它成為襲擊對象,符合瓦哈比主義原則,就是沒有西方人旅遊,只有筆者一個人在途上,依然有象徵意義。

恐怖襲擊自然必須譴責,埃及政府卻一直混淆在地化和國際化,讓國際譴責暴力以外加料支持「埃式反恐」。這種藝術師承納塞爾的埃及精英大師智慧,布殊、貝理雅和沙龍都是後來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