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4日星期六

六方會談﹕由「囚徒博弈」到「鬥雞博弈」

【咫尺地球】第4輪六方會談簽署共同聲明後不足24小時,北韓堅持美國先提供輕水核電反應堆「顯示誠意」才放棄核計劃,評論認為這是「邊緣策略(brinksmanship)」,是節外生枝。其實北韓的行為是聲明的必然結果,因為聲明只為美朝兩國的博弈換了場景,並不代表博弈的終結。即使這裏篇幅所限不能刊登那些(1,0,-1,1)的量化數字,我們依然可以使用博弈論(game theory)的原理探討這盤棋局。

「囚徒博弈」的起點

首輪六方會談舉行於2003年8月,背景是美朝雙方的極度互不信任。北韓公開承認提煉核元素、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擺明對美國絕不賣帳﹔美國把北韓歸類為邪惡軸心,令它在伊拉克變天後成為高危國家,亦顯示了布殊主義的一貫挑釁。雙方失去直接溝通的空間,因為金正日擔心作出「薩達姆式合作」只會令美國受惠﹔布殊在不知虛實的情况下,亦有理由擔心若不乘伊戰餘威對北韓「先發制人」,駐韓駐日數萬美軍將淪為核人質。這裏有兩大資訊盲點﹕北韓不知道鄰國會否援手,美國不知道北韓真正斤両,都朝最壞方向打算,放棄任何合作的選擇。

上述背景,大部分符合博弈論的「囚徒悖論(prisoner dilemma game)」。根據這個悖論,當兩名同黨被單獨囚禁,都會擔心對方招供成為污點證人,累自己成為判囚20年的主犯,所以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主導策略(dominant strategy)」下各自招供,寧願一齊成為共犯入獄5年,卻不知若雙方保持緘默,反而判刑更輕。美朝雙方的資訊落差,就是監獄那道牆。布殊和金正日,都是囚徒。

樂觀其成的「鬥雞博弈」

六方會談的主要工作是拆除那道牆,而不是改變客觀環境。兩者相當不同、也經常引起誤解。中國作為主要調停人,角色只是向各方摸清底牌,草擬不同方案讓各方接受。假如美朝在六方會談之前合作能夠得到「一籃子」好處,調停後不會變成「兩籃子」。會談最大功能,只是令美朝雙方更了解對方的底線,消減資訊落差。六方聲明不過敬告世人一聲「收到」,沒有作出任何人事地物時的具體承諾。拆除那道牆以後,又會怎樣﹖這就是典型的「鬥雞博弈(chicken game)」。

美朝雙方現在不再相信共同不合作會帶來利益、而且明白這會帶來災難,這和會談前的格局已經不同。但根據理性計算,他們知道各自的讓步只會便宜對方,所以繼續堅持「框架下的立場」來謀取最大利益。整份六方聲明,實在是讓美朝兩國自行「鬥雞」的指令。它的第五條最堪玩味﹕「六方同意根據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原則,採取協調一致步驟,分階段落實上述共識」。甚麼是「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北韓承諾放棄核計劃,美國承諾尊重北韓主權和提供經援,兩個承諾的「對」,就是一場鬥雞博弈。究竟是北韓先放棄核計劃美國才尊重北韓主權提供援助,還是相反﹖語焉不詳。北韓在談判後立刻鬥雞,是意料中事。

假如六方會談在外交以外,製造了新的東亞環境,加強美朝雙方放棄對抗的誘因,甚至真的搞出「東北亞合作組織」,那又怎樣﹖這就變成一局「聚合博弈(convergence game)」,兩國都相信合作是最好選擇,就不會有第五論會談。

為甚麼不是「聚合博弈」﹖

問題是六方會談另外四方,固然擔心美朝「囚徒博弈」拖垮經濟製造難民殃及池魚,但假如兩國變成真正合作伙伴,出現強大的大韓民族主義也好、讓美國加強在北韓的發言權也好,對其他大國都沒有好處。

結果會談的大贏家不是美朝,而是大有面子的中國。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北京不斷強調要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問題,但這次它能夠扮演獨特角色,就沒有拉出聯合國解決北韓問題,否則那裏的談判,倒可能有好事者質問為何沒有出現「聚合博弈」。這是近代中國外交代表作,大概也會成為外交史經典,但至於是一本什麼樣的經,就見仁見智了。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9月17日星期六

風災的智慧﹕黑人明日之星奧巴瑪

【咫尺地球】美國風災過後,民主黨的Howard Dean聲稱救災失當是種族主義作祟,密謀競選08年總統選舉的克林頓夫人希拉里高調要求布殊交代責任。各地評論大談美國黑人備受歧視的事實,內地自然有網評家「順帶」翻華人被妖魔化的舊帳。這時候,美國唯一的黑人參議員、民主黨的奧巴瑪 (Barack Obama)卻和布殊肩並肩賑災,認為歸咎責任於種族主義是過分簡化,意想不到地為「黨的敵人」渡過難關。這位被預言為「美國第一任黑人總統」的政壇新秀在美國人氣旺盛,在香港知名度雖不高,但實有深入觀察的價值。

自馬丁路德金1955年發起蒙哥馬利罷車運動,種族問題一直是美國的夢魘﹔ 以為它能夠隨便拉票,卻漠視了歷史進化論。若馬丁路德金帶有公民抗命性質的民權運動是起點,他被暗殺後,黑人運動就進入第二階段,其他領袖(例如暴力革命黑豹黨Black Panthers)激進化,反而令運動淪為邊緣。

黑人民權運動階段論

到了70、80年代,黑人通過平權運動得到和人口比例成正比的升職、入學各類配額,令第三代黑人領袖習慣訴諸法律,並集中挑戰企業「不合比例的黑人成分」。80年代最著名的黑人領袖、兩次競選總統的Jessie Jackson,就常被批評「勒索白人」,例如他以「黑人批發商比例不足」為由,發起杯葛Budweiser啤酒,就被指是以奪取批發權為鬥爭主軸。

時至今日,單就膚色劃派的時代過去,「後平權時代」的黑人亦難得找到突破性議題。在黑人人口比例愈來愈高的前提下,黑人領袖再不甘於「黑人的領袖」這樣的銜頭。運動邁入第四階段,演變成一種「半吸納政治」﹕接受高等教育的新黑人精英明白要出類拔萃,免不了要玩白人設計的建制遊戲﹔但進入遊戲後,膚色不但不受歧視,反而可能成為成功關鍵。現任國務卿賴斯、民主黨的田納西州眾議員福特(Harold Ford)和奧巴瑪都走這條路,都旨在承擔全國融合的角色。福特支持伊拉克戰爭,反對給福利予同性戀者,認為民主黨「在某些議題上應支持布殊」,就是為免予人種族分裂者的感覺——畢竟,他的父親老福特正是以挑起種族仇恨起家。

在半吸納政治格局中,只有43歲、祖籍肯尼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在芝加哥大學教授憲法、有職業籃球員身型和明星樣貌的奧巴瑪,成為《時代》 2004年百大風雲人物之一,兼民主黨寄予厚望的明日之星,自是理所當然。但除了單純的「黑人上位夢」,奧巴瑪從出版自傳《父親的夢》開始,更同時默默建構一個「新美國夢」,希望將民主黨的左傾路線重新扭回中央,和不時硬銷婦權的希拉里大為不同。

奧巴瑪的「新美國夢」

在 2004年民主黨大會,奧巴瑪首次亮相全國政治舞台,被邀請作代表黨的基調發言(1988年作基調發言的正是當時的明日之星克林頓),刻意把「紅州」 (共和黨控制)和「藍州」(民主黨控制)描述為一家人,口才魅力比全黨大老都要出色,說得上一鳴驚人。他不時批評民主黨自由散漫,把黨信奉的自由主義描述為沒有信仰支點的「濫自由主義」(Liberatarianism)乃至「放縱主義」(Licentiousness),主張加強共和黨式價值灌輸,讓美國人懂得自律、不過分依賴政府,同時保留社會安全網一類平等思想。說穿了,就是希望將共和黨的價值高地和民主黨的草根低地結合為一,通過他的黑人身分,宣傳「新美國夢」。

奧巴瑪一向自高身價,從不上美國政客必到的清談節目。這個不成文規例終被這次風災打破,因他認為這是「新美國」的危機、而不是黑人危機﹔他批評共和黨政府漠視窮人,但不忘「補充」民主黨也沒盡好照顧內城的本分,故才仗義執言,希望將種族議題還原為跨黨派經濟議題,以免國家進一步分裂。這樣的姿態,既顯得希拉里懷有私心,又讓布殊領了人情,一舉兩得,棉裏藏針,人才難得。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9月10日星期六

美國孟加拉化﹕天災Vs人禍的危機意識落差

【咫尺地球】新奧爾良風災逐漸變成「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羅生門,內地評論「提議」美國應向孟加拉學習救災。提議大概一時未能為布殊接受,但我們不妨借鑑各國案例分析美國救災制度和相關行政體系的盲點。我們選擇的比較,來自前超級大國俄羅斯的「民防、應急和減災部」,通稱「特別情况部」(Ministry of Extraordinary Situation)。

俄羅斯特別情况部﹕「天人合一論」

這部門由葉利欽在1994年成立,和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的職責十分類同。FEMA出現於1979年,當時發生三里島核電廠意外,卡特總統決定成立一站式危機管理機構。FEMA在9/11後被併入國土安全部,前者的對象是天災,後者的對象是人禍,救災就多了一重行政手續,又多了一重政治工序。例如這次FEMA救援部隊必須先集合災民逐一檢查,確保沒有「恐怖分子」混雜,才可宣布起行,事倍功半,和整個國土安全部的設立一脈相承。

俄羅斯的特別情况部則開宗明義將「民防」和「減災」並列,這不能單說是視野不同,其實也是誤打誤撞的產品。1994年是俄國丘拜斯的「國家大拍賣」私有化高峰,包括讓民防軍隊私有化,原來的民防設施被迫移交特別情况部,部門才能夠以軍級配備同時應付天災人禍。它每年舉辦的演習,都假設《超限戰》提出的「人為厄爾尼諾」那類天災人禍一體化場景,一如軍事演習,內裏又分「恐怖式天災」(恐怖分子改變氣候或地理製造天災)和「天災式恐怖」(恐怖分子趁火打劫)兩大類。它成立時在卡巴蒂諾—巴爾卡利亞州的經典演習,就是假定當地同時出現自然和人為災害(即恐怖襲擊)。此外特別情况部不像FEMA那樣有明確版圖概念,毋須等待地方一級向聯邦一級信息傳遞,可主動出擊,甚至有一支救災小組跨國境執勤。

「美國例外主義」﹕「天、地、人」盲點

當然,美國人會說他們才是國際危機管理權威,每年都派大量專家到第三世界用最時髦的「3B5C1D」MBA理論教導各國賑災。問題是美國人本身未有相應危機思維,孟加拉人願意主動撤離,新奧爾良人卻不一定有此覺悟。自冷戰時代,美國人對人禍的敏感度相當高,甚至有家庭防核地下室,又有防外星人熱,但卻逐漸喪失同等的天災意識。不少風景優美的美國大城市建立在活火山旁,居民卻對國土安全部的傑作「鄰舍反恐計劃」(即幼稚園教材說的警惕陌生人)比防天災指引更熟悉。

九一一後,布殊民望急升,舉國團結,事前警告的視若無睹被按下不表,分配責任的《九一一調查報告》不受注視,大家相信God Bless America,共和黨皇朝一役確立。今天舉國大談問責,行政枝節被政治演繹,種族問題被重新炒作,FEMA官員人頭落地,一切變成God Damn America,民主黨希望靠一場天災扳回人禍造成的敗局。

這樣的對比,除源自官方危機意識的單軌灌輸,和2006年國會改選的「客觀需要」,也反映美國人不能接受對「第三世界式天然敵人」的無助。不能接受的背景有一個哲學基礎,就是所謂「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理論解釋何以美國在地球獨一無二,出自法國托克維爾的《論美國民主》,被19世紀末Frederick Turner等一群美國本土學者發揚光大,是美國大學社會科學的熱門課程內容,論據包括「天、地、人」三策﹕美國是上帝委派弘揚自由平等價值、不是建立於種族的國度﹔新大陸包含兩大海洋之間的處女地崇拜﹔人類在等級不森嚴的國家機會無限。這樣的教育總會影響潛意識,加上布殊政府和福音派教會結盟,美國獨特論和政治宗教重新結合,不少國民相信美國對外那一套的受眾「天、地、人」不同,未必會出現在如此「例外」的本土。卡特里娜直接衝擊了「天災人禍二元論」和「美國例外主義」兩大國民心理,在歷史的地位,足和九一一等量齊觀。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5年9月3日星期六

日本危機論與「亞盟實驗」

【咫尺地球】當我們聽慣了「日本威脅論」和日本政客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在日本大選前,也不妨一聽相反的故事。筆者剛到日本福岡參加一個當地政府舉辦的有關東亞整合的學術會議,官方欽定的議題是在「東盟+3(中日韓)」機制上,建立自由貿易區(FTR),再進一步引入「東盟+3+3(澳、紐、印度)+2(港台)」模式,建立歐盟一類的「東亞聯盟」。但是這樣的聯盟,除了經濟掛帥外,究竟應以什麼為基礎﹖

新舊東亞價值的融合﹖

亞洲金融風暴後,原來由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提倡、一度成為熱門話題的「東亞價值」,被美國學者集體揶揄為「非人權價值」,已變成票房毒藥。但是各國放棄的其實只是「坡式儒家思想」等內容,對建構一個集體東亞價值來整合各國,以抗衡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世界觀,依然興致勃勃。這樣的嘗試,正如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主張通過建構「歐洲價值」來整合歐洲、繼而徹底分割「民族」和「國家」兩個單位一樣,與一體化的世界潮流是與時並進的。

但這種價值的內涵,常會淪為各自表述的習作。日本學者在會議提出的公式,是「和平+繁榮+進步+開放+透明+全面發展」,多有參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的作風,箇中隱然暗示以NAFTA中的美國自居,幾乎被其他國家批評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與之對立的公式來自大馬代表,據稱是受到他們以反美著稱的前首相馬哈蒂爾感召而創設,即「互愛互助+平等均富+共識形民主+反霸權主義+多邊主義高於單邊主義+與全球體系維持和諧」。這公式雖同樣是泡沫詞語,但已徹底貫徹了東盟的閉門協商藝術和面子外交,每一組詞彙更似在暗諷布殊主義,與日本的方案根本南轅北轍。這兩道公式如何交合,是亞盟能否出台的預設前提。

「日本危機論」﹖

然則為何部分日本人出錢出力推動東亞整合﹖正如與會者說,若沒金融風暴,日本也許不會瞧得上東南亞。但縱然日本能滲入「大東亞」,也不可能擔任「共榮圈」的單一領袖,屆時國內右翼政客必會出現反彈,WTO部分協議的自由原則又會受到牴觸,正如當上述提議到了澳洲,當地政府也因為「參加亞盟有礙澳洲先發制人」為由暫時婉拒。日本何以要如此吃力不討好﹖為答此問題,日本學者提出了「日本危機論」。

據早稻田大學浦田秀次郎教授的說法,若亞盟成立而沒有日本、只有中韓東盟,各國都會得利,其中泰國和印尼得益最大,日本年均GDP則會下降0.6%。這似乎不是「危機」,但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山琦朗的預測更驚人﹕他推算日本人口將於明年到達頂峰,以後將急速老化和下降,到2050年將減少1/5人, 2100年的最低可能人數可能只剩現在的1/3,幾乎回到19世紀幕府時代的水平。生產人口比率(Production Age Population Radio)的大躍退圖表自然更為誇張。同時,日本人口賴以競爭的質素教育,又會逐漸被各國迎頭趕上。故他們認為日本新一代應培養憂患意識,以加入亞盟作為日本經濟進入結構性瓶頸以後的出路。事實上這和中國一樣,多少是「引用外國勢力」衝擊本土金融改革的策略。

問題是這樣的數據和「日式東亞價值」一樣,並不比流行暢銷政治漫畫《金正日入門》和以胡錦濤為主角的《中國入門》更易被各國相信和接收。始終亞洲各國習慣了從陰謀論閱讀大和民族,最順理成章的解讀包括認為日本要成為東亞龍頭、為美國建構地區霸權、通過亞盟確立和東南亞國家的新殖民關係、讓東盟變相成為它的墨西哥。日本學者多少覺得不忿﹕為何面對一個經濟議題,各國人民依然像劉德華接受某雜誌訪問時答「最不喜歡人物」的model answer一樣,說「我不喜歡小泉純一郎」﹖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