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整為零襲擊戰略﹕印度虔誠軍與泰米爾之虎

【咫尺地球】印度是盛產本土激進組織的大國，每年都有數千人在恐怖襲擊中喪生。新德里發生連環爆炸後，政府一如所料鎖定克什米爾分離分子「虔誠軍」為嫌疑犯，正如印尼逢襲擊必祈禱團、中東逢恐怖必蓋達，司空見慣。但襲擊在印度教「排燈節」前夕進行，除了因為心理因素，也與這類組織近年的化整為零策略有關。筆者剛隨同樂施會考察印度鄰國斯里蘭卡泰米爾分離地區的賑災，一些觀察對這次印度恐襲也有參考作用。

泰米爾人的賑災精英

南亞海嘯發生後，慈善團體對斯里蘭卡一片陌生，只能在當地挑選賑災伙伴。其中一位樂施會伙伴Devorajah最值得研究﹕他是少數族裔泰米爾人，有典型的英式殖民地氣派，因為當年英國是以分而治之政策，提升少數族裔為管治精英，壓制多數派的僧加羅族佛教徒。斯里蘭卡獨立後，泰米爾族組成老牌激進組織「泰米爾之虎」爭取立國，得到同樣信奉印度教的南印度各邦支持，打了多年內戰，暗殺了大量獵物﹕代表作包括今年遇刺的斯里蘭卡外長卡達加瑪，和被指出賣泰米爾人的前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也就是現任執政印度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的丈夫）。

目前泰米爾之虎簽署了停火協議，政府軍也控制了其主要根據地。但是每當提起「政治問題」，Devorajah都相當警惕，既擔心身旁的白人是間諜，又警告政府軍和游擊隊員都會在晚上把嫌疑分子槍斃。局勢愈是平和，Devojarah這類人愈是提心吊膽，因為泰米爾之虎的主力並未受損，卻完全融入社區，被賑災民必定包括游擊隊成員。Devojarah主持的 NGO名叫SEEDA，與一般外來慈善團體不同，有嚴密會員制，一些援助工程更有原始社會主義色彩，無論有沒有賑災這回事，都掌握了游擊隊的潛在生命力，和游擊隊員自然不可能零接觸。

化整為零的地區網絡

海嘯被稱為世紀天災，在泰米爾人眼中卻不能與內戰相提並論。但他們懂得藉此爭取國際注視。Devojarah認為辨認海嘯災民根本沒有意義，因為大家一般窮，賑災只會「製造社會分化，令部分人忽然富起來」。因此他提倡把賑災定義「虛化」，希望吸納海嘯捐款到非海嘯項目，完善泰米爾社區經濟。我們遇到的一些受援災民，都要左思右想才說出海嘯的影響，例如一家人笑說海嘯破壞了他們的生產資源、勞動工具和流動資本——冲去一架老單車。一所女子學校工場的成員都是在內戰期間喪夫喪父，有記者不識趣地問誰在海嘯失去家人，負責人只能尷尬地說「剛好她不在」。

當停火的定義只是正規軍停火，泰米爾之虎自然化整為零，憑藉發展社區經濟支援生計。結果當地NGO面對這樣的兩難 ﹕沒有天災就沒有外援，有了外援卻又間接為游擊隊注入生命力。樂施會的撥款過程已經比同類機構嚴謹，而且有專人在當地建立自己的社區聯繫，但也面對另外的兩難﹕依靠政府賑災經常難敵貪污，依靠社區網絡則可能令激進組織受惠。批錢與否，都相當惹火。

恐怖襲擊「節慶化」之謎

說了這麼多泰米爾，其實印度的克什米爾分離分子在「九一一」後也是採取同樣策略。南亞各國洞悉這趨勢，都廣設路障、又刻意進入從前的三不管社區，我們在泰米爾地區便幾乎遇見十步一警崗。表面上，這是希望化整為零的「零」只能製造個別事件，實際上卻是國家集權化的部署，甚至是解決失業問題的另類藥方。此所以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政府，都被認為是「九一一」贏家。

有了上述背景，我們便能明白何以節日是四方八面化零為整的最佳時機。伊拉克什葉派在阿舒拉節襲擊，東土耳其斯坦曾經在農曆新年發難，正是因為他們發現政府的常規警備難以完全在節慶生效，非常規警備又漏洞百出。

印度教「排燈節」洋溢火炬崇拜，沒有襲擊也經常產生慘劇，自然成為已經「社區化」的激進組織的襲擊時機。反而對正規軍來說，除非對手真的在節慶慶祝，否則在期間行動只會增加不可測性和機會成本，並非最理想的選擇。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拉米攔車事件引起的思考

【咫尺地球】世貿總幹事拉米訪港，惹來示威人士包圍座駕請願，事件被政府演繹為「過激行為」。這也是政府的期許管理﹕暗示世貿會議期間比這更「激」的行為將不可接受。吊詭的是即使用這樣的方法，反世貿、反全球化的理論基礎依然無人注視，請願信是什麼內容幾乎無人關心。筆者這幾年任教「全球化與政治」課程，一直思考何以港人就是對題目沒有興趣。

市場經濟=社會穩定﹖

全球經濟體系對巴西可可豆、博茨瓦納鑽石的影響，並非和港人生活毫不相關。何以內地黑市諾基亞手機市值數百乃至數十、在香港卻賣數千，更是相當 laymen的日常思考。問題是當香港的values言人人殊，和諧穩定、民主自由成為泡沫語言，香港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升格為社會最後的穩定支點，也就是香港真正的核心價值。

反全球化人士近年最富創意的運動之一，是「合法使用盜版運動」。他們認為知識產權屬於全人類，而非某些壟斷的大企業。與此同時，港人非法BT下載是家常便飯，稍有點「辦法」的人都懂得各種黑市渠道。為何兩者從來不能掛鈎﹖這是因為企業壟斷已是港人保留向上提升動力的最後保證，已沒有其他社會制度選擇。在倫敦、在紐約，反全球化比香港接近主流，被認可為公民社會的一環，和民主制度融為一體﹔在香港，這卻易被演繹為對整個社會價值的衝擊，難獲任何主流政治光譜的支持。

企業責任=慈善賑災﹖

港人對企業壟斷資本固然充滿意見，但我們的教育少有談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只停留於「回饋社會」一類口號式概念。企業都有從事一定慈善項目，都會在歡樂滿東華捐款、邀請（前任）特首夫人剪綵，亦懂進行跨國賑災，作為回應全球化的手段。所以定義上，所有香港富翁諷刺地都是企業家，所有企業家更諷刺地都是慈善家。

問題是 CSR是一個講求社會性的概念，在香港一類尚未步入全面民主的地方，更是另類民主機制。它的本質不是施捨，而是對當地社會需要的責任性回應﹔ 主導單位不是企業，而是它們的社會clients（不是商業clients）。一些財團聘請智囊「研究」社會責任的方向，再捐錢予相熟慈善團體以填補免稅額，這不是CSR。反全球化原來的主軸是相當建設性的，就是重構「人民」在CSR的主導地位。這甚至不是反全球化的專利﹕世貿組織本身就不斷組織CSR討論會，特別重視在年青學人界別的宣傳，筆者在英國時也曾充任其電子CSR會議的所謂moderator。可惜在香港連CSR也沒人關注。

反全球化=社運化身﹖

時至今日，整個反全球化的概念，在香港成為與傳統左翼社運幾乎完全重疊的運動。當然，兩者在全球都緊密合作，但英美的反全球化運動滲入了相對豐富的哲學層面，不少中產階級、BOBO族、民族主義者，都各取所需地加入反全球化的大框架，塑造了一個新的群體。他們的共同語言，不過是人類如何回應科技帶來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造成的各種現象。

相反在香港，對全球化的批判研究幾乎由同一批社運背景的人進行，是為自我矮化，這是他們也慨嘆的現狀，連學生也常嘲笑「點解反親全球化都係果班人」。結果香港的反全球化人士和國際同行不易接軌，在世貿會議舉行期間無論如何「激」，也難免淪為小巫﹔他們和本土的主流政治同樣不能接軌，無論如何溫和，都是「過激」。

香港的反全球化話語，套用福柯的話語研究，容易讓「外行」人得出只是為群體生存而表述的印象。對真正的dreamer，這樣的形象無疑不公，但國際政治研究近年的新興學派正強調這樣一個殘酷現實﹕perception makes reality。究竟世貿會議是香港反全球化人士難得「做騷」的機遇，還是運動進一步被邊緣化的催化劑﹖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球星韋亞﹕利比里亞後精英總統﹖

【咫尺地球】三料世界足球先生韋亞（George Weah）以熱門姿態進入利比里亞總統選舉最後階段。球壇中人大為雀躍，左翼人士一如既往審視西方通過足球對非洲的「再殖民陰謀」，民粹主義者則視韋亞為新圖騰。假如韋亞真成為總統，在上述標準答案以外，我們也可以研究案例的普世性﹕第三世界創造「後精英政治」的企圖。

「利比里亞—美利加」精英

利比里亞今日無足輕重，但它是非洲首個共和國，在人類歷史曾佔有特殊地位。它並非在20世紀從英法獲得獨立，而是早在1847年建國，立國階級來自美國殖民計劃。計劃由「美國殖民公司」設計，將獲得自由的美國黑奴送回西非建立國家，是為美國第一個衛星國。

建立利比里亞的黑人自稱「利比里亞—美利加人」，希望將新國家變成非洲美國，以美式英語為母語，仿傚美國憲法實行民選總統制，信奉基督教，一直獲華盛頓資助。他們最早的野心甚至包括統治整個西非，直到英法殖民主義者出現才退回邊界。但這群精英與本土黑人格格不入，人口只佔全國5%，成為實際上的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只能直接運作於首都蒙羅維亞，鄉郊國民唯有不斷學習精英文化，才可得到社會地位的提升。由1847至1980年，所有利比里亞總統都來自「利比里亞—美利加人」，終於釀成土著多伊上校發動政變，推翻非洲第一共和。

多伊上校的政變原來廣受基層歡迎，而且他懂得一面倒親美，將列根語錄背誦如流，政權起始並不失禮。為何政變終於帶來兩場恐怖內戰，令利比里亞淪為盛產童兵的全球最窮國之一﹖

除了非洲經濟的種種結構，多伊政權的失敗，在於他一下子廢除行之有效百多年的精英政治結構，而找不到解決社會間隔(alienation)的替補。當然，舊式精英政治常淪為「裙帶資本主義」，造成貪污和貧富懸殊，但新政府更糟，因它一方面甚至不能將貪污建立成制度，另一方面又找不到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的平衡，令利比里亞人不知怎樣才算是社會階梯，是為典型的轉型期陣痛。於是，一切回歸血緣宗親和權力政治(realpolitik)。

多伊上校在香港鮮為人識，但他在歷史亦得佔一席位，因他可能是首位被電視直播殘虐兼處決的國家元首。繼而當權的獨裁總統泰勒又是殘殺成性，他們的案例，可被解讀為「反精英主義」的破產。

第三世界需要「後精英」﹖

韋亞的主要對手瑟里夫被稱為「非洲鐵娘子」，哈佛畢業，曾任世銀高官，代表的是傳統精英道路。一般人要走這條路，比參與當年「利比里亞—美利加」的精英遊戲更加超現實。生長於貧民區的韋亞深受貧民歡迎，不單是因為什麼人民力量、明星效應，而是他代表一條「後精英」道路。這條路代表了當地人對西方設計的世界階級觀念的抗拒，但又承認出人頭地必須融入西方設計的全球體系。韋亞的球技，象徵了兩者的結合。球場上更有創造性的巴拉圭「出擊守門員」芝拉華特據說也要選總統，也是基於同一考量。

韋亞無疑有使命感，可能是一位稱職的精神領袖，但他的個人成就不可能建構一個更符合利比里亞國情的階級。正如菲律賓演員埃斯特拉達靠羅賓漢形象當選總統，當時民眾期望這是菲傭和舊精英以外的第三道路，但他因為貪污，令僅有的浪漫化為烏有。貪污並非關鍵﹕除非韋亞能效法偶像南非總統曼德拉甘於當一個虛君，否則就算清廉似水，身旁也難免出現裙帶分子，自我建構一個其實不存在的「後精英」階層。那就是歷史的玩笑。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峇里尋兇之「恐怖慈善共同體」

【咫尺地球】峇里島爆炸後，各方懷疑印尼伊斯蘭祈禱團是幕後黑手，它和蓋達 的聯繫被舊事重提。曾有研究報告「揭露」9/11事件的「完美」版本，是要在東南亞同時劫一批客機亂撞，因為太難掌握越洋實時(real-time)爆發 的「藝術」才被拉丹決定「暫緩執行」。原來的東南亞經手人，據說就是祈禱團領袖巴希爾。這刻澳洲和美國向印尼施壓取締祈禱團，卻超越了純粹反恐，因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幾乎都是在各地民間有一定聲望的社會服務機構、甚至慈善團體。

我們可稱之為「恐怖慈善共同體」現象，並舉出兩個著名案例參考。

沙特扶貧基金倒閉之謎

一個是以沙特為總部的「哈拉曼基金會」(Al-Haramain Islamic Foundation)，成立宗旨是進行「民間教育和慈善活動」，在全球各地廣設支部，活躍區包括非洲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每年撥款5000萬美元，是扶貧+傳教的結合。9/11後美國大力整頓反恐黑錢，認為慈善組織不受政府監管，是恐怖分子盟友，開了張黑名單讓各國自行算帳。哈拉曼基金會被指為拉丹白手套兼策劃肯尼亞爆炸的元兇，在2004年被沙特王室下令取締。在貧富懸殊的沙特，這類組織承擔社會中介的責任，民眾對「沙特東華三院恐怖倒閉」的反應可想而知。

歷史更悠久的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它1928年成立時的衝擊對象是親西方的腐敗王室，擁有百萬會員，有相對正義色彩，一度是埃及清流。不論意識形態，兄弟會確是 身體力行地提倡「穆斯林兄弟互助」建立伊斯蘭化社會，最大成就是設立了一支巡遊軍上山下鄉搞經濟建設，對老弱貧苦都提供義診義學。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名義上 也是兄弟會分會，也是在當地搞大鑊飯籠絡人心。當地人不相信光顧哈馬斯醫院等於「與恐怖分子為伍」，就是相信也會繼續，因沒選擇。

印尼祈 禱團的前身成立於40年代，也是反殖運動產物，和印尼革命軍曾是盟友。因被前總統蘇哈托大力整肅，祈禱團在印尼的慈善功能不如基金會和兄弟會，但它在90 年代「回流」後也有「慈善創建」﹕除引入哈拉曼基金會賑濟災民，還建立它的「社區慈善網」，鼓勵團友通婚、鼓勵子女入讀祈禱團推介的寄宿學校。

兄弟式慈善Vs修女式慈善

有意識形態背景的組織以慈善面貌得到一些人心，除因各地政府不能/不願提供同樣服務，也反映各國貧民對「慈善」有各自的理解。基金會、兄弟會、祈禱團式「慈善」，多少有集體主義色彩，有相當直接的救助，且援助體與被援體能建立社會關係。對缺乏這種關係網的弱勢社群，這是一種自我肯定的提升。至於貧民何以對外來慈善團體多少存有戒心，我們可以德蘭修女的仁愛會為例。

德蘭修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成為「活聖人」，但一些社運人士對她評價奇低。她每年獲千萬元計捐款，但堅持用最原始方式「救助」病人，就常被批評為人為製造「倚賴關係」(dependency)，順道建構一種東方主義式落差，顯得慈善者更高更大。曾有朋友專程朝聖當義工，回來後用最sarcastic的口吻說得到義工最想得到的﹕「感覺」。德蘭旗下直接救濟的貧民為數不多，效果不彰， 和當地社會脫鈎，仁愛會甚至曾多次傳出貪污醜聞，也有報道指她們曾「無意中」接受恐怖分子捐助。除了最後一點，整個體系與前述「兄弟式慈善團體」恰巧相反。若各地貧民接受涉嫌恐怖分子共濟、躊躇於天使的blessing，無論「我們」觀點如何，「他們」不一定視之為大逆不道。

「恐怖慈善共同體」除了「恐怖」一環針對的政治對象，也有「慈善」一環針對的社會對象。兩者合二為一，「加爾各答的天使」和「峇里島的烈士」變成一對荒謬的辨證，其實一切只是建構的形象。對它們的反建構，只能是正牌社會中介的責任——而不是恐/或反恐的責任。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建構主義與艾巴莫域的勝利

【咫尺地球】艾巴莫域收購車路士後成為風雲人物，半年前本欄曾述及他的足球政治。前幾天他完成整個部署，把西伯利亞石油公司（Sibneft）轉售予普京控制的國營天然氣公司Gazprom，成為世界第三富豪，修成正果。這是少有的創意案例，適宜以建構主義解讀，比車路士領隊摩連奴以451假裝 433陣式更具欺騙性。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冷戰後的新興理論，以彌補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泛利益/泛市場話語，相信國家和非國家組織（NSA）的行為，都是由思想信念和社會認同共同決定。主義以溫特（Alexander Wendt）為代表，他的代表作包括解析何以美國戰勝勢均力敵的蘇聯、北韓原始核武又何以比英國核武更威脅華府，方法論就是將物質實力嵌入（embedded）國際社會建構的認同之內。

打破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宿命

理論沉悶，卻救了艾巴莫域一命。他由一個售賣塑膠鴨仔的「商人」，在私有化高峰期發迹，成為前克宮教父別列佐夫斯基盟友，搭上掌握實權的葉利欽千金，在前首富霍爾多羅夫斯基打下天牢以後，成為「大家族」集團巨頭。他侵吞的國家資產，已經不可能靠自由主義解決﹕他在九十年代曾多次嘗試變賣公司，只是無人敢惹禍上身。寡頭的實力，又不足以依靠現實主義抗爭，首富正是因為組黨挑戰普京才加速敗亡。

艾巴莫域的五年計劃，不單是為了增強實力或消極避世，而是要建構新的國內外社會認同，來反過來影響普京的規範，為自己訂造新角色。我們可以通過三個建構主義概念來理解整盤佈局。

概念一﹕規範（norm）。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創造的規則、標準、法律、習慣，是對各國行為的集體期望。冷戰的形成，正是因為美蘇分別厚着面皮打破民族國家的主權，艾巴莫域同樣希望打破當代主權概念。他在寡頭中唯一懂得建立個人NSA，希望通過收購車路士和其他球會成為不受國家監管的世界公民，得到蓋茨、巴菲特等人的身分，也就是和國家元首平起平坐的NSA領袖。

愛國樣板與戰略文化

概念二﹕認同（identity）。建構主義相信利益通過社會認同建構而成，這種認同能夠將自身化成「他者」的延伸，讓「他者」產生移情作用。艾巴莫域要一勞永逸，必須建構普京認同、讓自己成為總統的延伸。這方面的功夫，花在由他擔任州長的楚科奇州（Chukotka）上。這個西伯利亞遠東自治區名不見經傳，卻是地緣政治的重要一環。戰棋 Risk玩家都知道可以從阿拉斯加打進俄國，楚科奇歷史上就是和阿拉斯加隸屬同一行政區。當地在蘇聯解體時渾水摸魚升格為自治區，弱勢中央被迫承認，但已經擔心邊區分離主義。艾巴莫域當選州長，正要成為宣傳樣板﹕普京反貪污，楚科奇前州長因此下台，艾巴莫域自然無貪污需要，大可愛民如子﹔普京反地方，今年剛廢除地方長官直選，艾巴莫域大力贊成，多次以「開支太大」為由以身作則表明無意連任，令他逐漸得到普京「認同」成為愛國樣板。普京廢直選，據說卻委任艾巴莫域連任州長，頗有清朝「改土歸流」的意味。

概念三﹕文化(culture)。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存在「戰略文化」，國內文化（例如民族主義）能夠成為「國格」，改變國際體系。艾巴莫域明白他的存在價值，全憑俄羅斯確立挑戰世界霸權的「戰略文化」，否則就算多麼愛國，向錢看的政府也可以拿他開刀。他對建構戰略文化不遺餘力，轉讓西伯利亞石油時，也懂得說「只是對俄國重拾輝煌略盡綿力」。他遠在南美購買球會，也是代表俄國打進新興石油市場的一着，正如中石油殺入哈薩克，政府不會無動於衷。套現公司的他坐擁巨資，服膺同一戰略文化，擁有能源企業實戰經驗，已經成為俄國王牌白手套，不但毋須擔心被掃地出門，反而成為上賓。這時候，霍爾多羅夫斯基剛在莫斯科監獄結束絕食，蝴蝶效應之下的費爵爺擔心飯碗，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