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9日星期六

所羅門之亂﹕「失敗國家」的典範?

九一一前,英國首相貝里雅的外交顧問庫柏(Robert Cooper)出版了《後現代國家和世界秩序》一書,將世界各國劃分為「民主國家」、「轉型國家」、「流氓國家」、「失敗國家」四等。九一一後,庫柏見分類被廣泛使用,再接再厲,改而將各國劃分為爭取利益的「現代國家」、以共同價值建構新秩序的「後現代國家」和未能行使國家機能的「前現代國家」三類。「前現代」,就是「失敗」。

土著的反大國經濟情結

最近爆發排華騷亂的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在全球格局彌足珍貴,因為它可以看成是繼阿富汗、索馬里、蘇丹、哥倫比亞以後有數的「失敗國家」。

所羅門群島人口50萬,在太平洋算不上小國,如此命名,源自一個大誤會。1568年,發現島嶼的西班牙探險家蒙塔拿看見島民手持閃閃發光的棒,不知道那只是陽光折射,以為都是純金打造,於是「推論」傳說中的所羅門王寶藏就在那兒。時至今日,所羅門群島不但沒有寶藏,340美元的人均GDP更令它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和富裕的鄰國新西蘭或瑙魯屬於兩個世界。

這次騷亂的導火線是被批評為「華商傀儡」的連尼當選總統,並打算繼續在兩岸外交格局中獲利,令所羅門人擔心國家經濟進一步被華人壟斷。表面看來,這案例和另一個太平洋國家斐濟相似﹕斐濟近年政變頻頻,都是源自原住民和印度人的鬥爭。不過斐濟印度人原來是由英國殖民政府系統性輸入,用以承擔島上的商業和勞力工作,時至今日,他們的後代人數幾乎和原住民平起平坐。所羅門華人卻多是自願冒險創業的商人,佔全國人口不到1%,大多經營餐館一類小生意,對該國經濟並沒有壟斷性影響。真正惹火的其實是所羅門和台灣的外交關係﹕所羅門獨立以來就和台灣建交,30年風雨不改,其間收取了大量經援,自不待言。這次台灣當局對撤僑反應遲鈍,北京將拯救所羅門同胞罕有地作出第一動員宣傳,都是外交戰的欲蓋彌彰。

太平洋恐怖主義溫牀與澳洲「反恐」

華人以外,所羅門人對美國同樣不滿,認為經濟低迷也有美國一份責任。事源1984 年,獨立不久的所羅門拘留一艘美國捕魚船「戴安娜號」(Jeanette Diana),因為它非法闖入所羅門的200浬絕對經濟區(EEZ)捕魚。行動大掃美國業界顏面,於是美國民間組織「美國吞拿魚協會」聯合全體魚商向政府施壓,逼令華府禁止從所羅門進口任何魚類。捕魚業佔所羅門經濟收入 40%,弱國自然受不了強國禁運,兩國唯有談判,自此美國漁船越境捕魚,成了例行公事。所羅門對國際社會的不信任,也愈來愈深。

有見國民經濟沒有起色,所羅門人開始訴諸暴力,組成大量民兵,互相搶奪資源,背後原因之一,正是不信任自由貿易的國際秩序。50萬人的島國出現大量「軍閥」,這在非洲或不稀奇,但在太平洋是罕見現象。所羅門群島的鄰國巴布亞新畿內亞一直有外島布干維爾(Bougainville)搞獨立,叛軍經常以所羅門為後勤,令兩國關係大為緊張,也令所羅門承擔着叛軍避難所的角色,這正是索馬里一類「失敗國家」的慣常身分。內政方面,所羅門政變連連,曾經有總理被綁架,這又教人想起另一個「失敗國家」哥倫比亞。

九一一後,不但美國在反恐,軍力弱小的澳洲亦不甘後人,除了大力派兵伊拉克,還希望成為太平洋反恐領袖。可惜,太平洋的恐怖組織不多。九一一前,所羅門要求澳洲派兵維持秩序,石沉大海。九一一後,有了反恐這框架,澳洲才在2003年召集一批太平洋國家,發起命名為「援友行動」(Operation Helpem Fren)的軍事行動,派出2000多名士兵到所羅門「反恐」。單看行動的名詞,已可見澳洲的大國心態﹕「helpem」不是「helping」,「fren」不是「friend」,這都是太平洋土著的洋徑濱英語。這次騷亂,澳洲立刻牽頭派兵平亂,澳所兩國的關係,只教人想起美國和伊拉克。

澳洲派兵所羅門「反恐」後,也和美國在伊拉克一樣,壟斷重建工程合約,澳洲總理霍華德好友科拉根(Kim Corrigan)的建築公司尤其獲利不菲。雖然所羅門群島有大量水果和無窮的食水,澳洲硬是為所羅門人輸入澳產香蕉和礦泉水。這樣一來,所羅門人愈來愈犬儒,愈來愈有孤立傾向,覺得無論是美人、澳人還是華人都是一丘之貉。卻不知在上述一干人等眼中,它已經成為太平洋第一失敗國度。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22日星期六

南韓民族主義與北韓「主體思想教」

南韓為獨島問題再次掀起大規模反日浪潮,政府考慮否定以往的寒蟬外交,更有老人剖腹抗議。但日本並非南韓民族主義的唯一目標﹕駐韓美軍一直是南韓群眾眼中釘,富有中國色彩的「漢」也因為自主原因,被正名為「首爾」。不過北韓用來洗腦的「主體思想」,其實也和南韓目前盛行的民族主義有相當共性。筆者剛從平壤回來,對此深有所感。

「主體思想」的「獨創性哲學基礎」

根據北韓官方宣傳,「金日成主席是舉世罕見的偉人,創立了永世不滅的主體思想」。雖然關門皇帝的自我陶醉從來毋須理由,但似乎金氏一家,確信他們創造了一門驚天動地的新哲學,而且脫離了馬列思想的境界。所謂「主體思想」(Juche),是由金日成在1956年正式提出,目前最高演繹權自然屬於金正日,但據說真正的作者是已經變節到南韓的高層黃長燁。金家認為主體思想能登大雅,因為他們相信「主體」調和了唯物論和唯心論的二元對立﹕根據他們闔家的說法,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只能解釋「物理運動」規律,唯心論則流入虛無,唯有金家懂得在唯物論基礎上強調「人為主體」的重要性,否定人作為馬列世界觀的一種物質,認同人有無窮意識和「創造性」(changuisong),解釋了「社會運動」的規律。

這樣的「哲學」,曾經在冷戰時代大有市場。例如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由於要遊走兩大陣營之間,也仿效主體思想創立了另一個不知所謂的「現代意識論」。當然,金家哲學的終極目標,還是個人崇拜﹕既然人是社會政治的主宰→ 父親給人肉體的生命→「領袖則賜予人政治的生命」→「領袖是父親一樣的恩人」。經過一輪自慰式吹捧,連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也不敢放棄的馬列道統,卻被北韓公然在1977年(毛澤東逝世後一年)以主體思想取代為國立意識形態。 1997年開始,金日成出生年變成「主體元年」,平壤更豎起一座全國唯一不停電的「主體思想塔」。有好事學者將主體思想列為「全球第六大宗教」,其實不無道理﹕金日成好比聖父,金正日好比聖子,主體思想就是聖靈,三為一體,值得三鞠躬。

獨立自主的夢囈

剔除上述肉麻當有趣,主體思想的另一宗旨「獨立自主」,卻是為大韓民族度身訂做,有着對南韓統戰的色彩。事實上,「主體」這名詞並非北韓勞動黨的創造,而是結合了韓國近代史的論爭。自從日本在甲午戰爭侵入朝鮮半島,當地出現了「主體思想」和「依附主義」(Sadaejuui)兩個流派,後者泛指對日本殖民文化乃至對中國儒家文化的依附。北韓建國後,金日成面對黨內「親華派」和「親蘇派」兩面夾攻,又不甘心接受政權由中蘇扶植的事實,乘着赫魯曉夫在 1956年搞非斯大林化運動,在同年宣布樹立主體思想,把親華和親蘇路線分別影射為「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由於北韓是一個「主體」,它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都必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幾乎和毛澤東的各省自力更新思想如出一轍。今日金正日堅持的核計劃,也是自力更生的貫徹。

在兩韓的板門店休戰區,北韓樹立的口號是「自主統一」。統一前先要自主、不假外人,似乎反映着兩韓的共同願望。兩韓同樣對日治歷史忿忿不平,都對雙方的「恩人」(美國和中國)有一定抵觸情緒,都喜歡重新建構自己的傳統,都抬出商紂王的叔父箕子為民族英雄,從而將儒家傳統搶到朝鮮半島。南韓的韓劇固然有這層文化含義,北韓將高麗王朝太祖王建樹為秦始皇式始祖、規定所有遊客區的講解員都必須是穿著民族服裝的「傳統」女性,也是欲蓋彌彰。

外間經常以為兩韓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但有了民族主義這層共性,兩韓統一並非沒有基礎。一旦統一,「大韓」相當可能以外向型政策轉移內部矛盾的視線,屆時中國愛國憤青和大韓民族主義的互動,不一定比中日關係和諧。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15日星期六

先發制人?霸權主義? — 中美峰會前夕概念釐清

【咫尺地球】胡錦濤下周和布殊會面,據說由反恐到人民幣匯率都會觸及。不過對雙方國內鷹派來說,最關心的始終是兩國如何演繹對國際體系的不同了解。無論針對北韓還是伊朗,美國右派總要中國默許「先發制人」原則,少說三道四﹔中國民族主義者總希望國家領袖能夠警惕美國步步進逼、不斷民主革命的「新霸權主義」,別讓美國攻勢和台海局勢出現連鎖效應。諷刺的是後者其實並不完全理解美國的「先發制人」思想,前者亦不完全理解中國對「霸權主義」的含義。討論,也就成了永遠的討論。

先發制人的「嘉洛琳準則」

美國人的祖先,曾幾何時對「先發制人」十分反感。事源1837年,英屬加拿大發生動亂,一些美國人以私人船隻嘉洛琳號(Caroline)運送物資予騷亂者,雖然是民間身分,但也被英國軍隊以先發制人為由擊沉。事後美國國務卿韋博斯特(Daniel Webster)向英國提出一項國際習慣法,認為先發制人攻擊必須符合兩大準則﹕(1)是否沒有其他方法(「必要性」)﹔(2)打擊度和危機度是否成正比(「比例性」)。

韋博斯特是19世紀最著名的美國外交家之一,出身貧苦,後來與同僚創立自由黨(今日共和黨前身之一),曾經成為總統候選人,兩次被任命為國務卿,有促成南北雙方妥協「奴隸州份」比例的政績。他提出的上述準則,日後被稱為「嘉洛琳準則」(Caroline Criteria),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先發制人緊箍咒。美國作為全球首個提出「有限度先發制人論」的國家,形象原來是相當正義的。

布殊在西點軍校提出幾乎是無限度的先發制人論後,學界劣評如潮,例如法律學者保耶(Michael Byers)曾在《倫敦書評》重提嘉洛琳準則的舊事借古諷今,惹來不少回響。有關先發制人的實效,不少鷹派學者—包括以強硬著稱的進攻現實主義學派(offensive realism)領袖米爾舍默爾(John Mearsheimer)— 也認為對付伊拉克只應該用傳統的圍堵、遏制,再加上霸權威嚇,而不是先發制人,否則戰線無限延長,只會令國家更不安全。有見及此,雖然布殊沒有出言承認,但從近月伊朗危機可見,美國外交已經逐漸回到「嘉洛琳準則」的定義,沒有伊拉克戰爭那樣赤裸裸。中國外交人員不能認識這一點,就難以理解美國先發制人的自我完善,容易予美國無知的感覺。

「霸權主義」的三個含義

另一方面,當今日中國說起「霸權主義」(hegemonism),這詞彙有了被毛主席濫用的經歷,也不容易令美國人明白。「霸權主義」並非正規英文詞語,其字面原意是一個國家因為具有資源優勢,在某範疇居於主導的「霸權」地位。在中國,則泛指強國欺壓弱國的作風。

根據漢學新星布琳(Samantha Blum)在《當代中國期刊》的演繹,中國眼中的美國霸權主義,其實有三個不同含義,分別指﹕(1)美國已經是一個霸主、需要履行霸主的責任﹔(2)美國並未稱霸,只是在尋求霸權﹔(3)美國無論霸業如何,都在橫蠻地進行霸權行為。這三個含義對美國來說,差別很大,但中國人反而常常混為一談。

不過通過文字分析、前文後理的演繹,我們還是能夠得出下列結論﹕中國近年批評的「美國霸權主義」,主要是布琳所說的第三類霸權﹕霸權行為,因為這樣可以避免了標籤美國是否一個霸主的尷尬問題,而正面回應這問題極容易跌入政治不正確的陷阱。假如美國認識到這點,就可以按每一項個別行為,和中方進行是否帶有霸權性質的確認,而毋須就整個外交政策和中國周旋。例如美國在伊朗問題上搞霸權行為,其實不代表中國認為美國是霸主或在尋求霸業,所以也不代表中美在其他議題上不能合作。這可說是當代中國外交的務實。

當這些定義問題不清不楚,中美關係容易出現概念錯配,兩國國內有心人都可以借題發揮。他們究竟是拒絕研究,還是故意忽略,這就不得而知。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8日星期六

21世紀泰國的《 國王與他 》

【咫尺地球】泰國首相他信終於在一個民主的機制內不民主地引退,官方理由是「為免給泰王添煩添亂」。泰王蒲眉蓬在這場政潮的角色遠比從前主動,只是輿論有泰國實行「虛君制」的誤會,才不易察覺而已。

泰王權力大於英女王﹖

泰國1932年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但並不代表泰王的影響從此下降。事實上,泰國在19世紀政出多門,除了有國王,還有「副王」、「攝政王」等一干人等互相平衡,國內建制分為「南方部」和「北方部」,地區封建領主又各行其是,泰王對全國的實際掌控能力原來不強。君主集權的背景源自電影《國王與我》的父子拉瑪四世蒙固王(1851-1868)和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王(1868-1910),二人不但廢除所有競爭對手的職位,更重要的是廢除了封建農業社會的「薩迪納制度」,削弱了封建領主的實力,從而得到農民擁護,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成為「泰國史上的明治天王父子」。泰國立憲的背景,也是泰王「強政厲治」的顛峰。

根據泰國憲法,國王保留了三項基本權力﹕被首相諮詢,對國內重大事件施加「鼓勵」或「勸告」,警告政府施政和廣大人民利益不符。和這些「權力」配套的是憲法第七條﹕當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應該按照「以國王為元首的民主國家的傳統習俗」解決。這些虛無縹緲的文字要化成實效,國王必須在民間擁有足夠威望,否則一錘定不了音,只會弄巧反拙。

今年是拉瑪九世蒲眉蓬登基60週年。這位接受西方教育、多才多藝、廣受歡迎的國王,幾乎十年一閏地行使非常權力一次。例如在六十年代,泰國軍人政府拒絕接受國際法庭裁決有關泰國和柬埔寨的領土爭議,幾乎導致國際制裁,最後是泰王出面逼軍人就範。1973年,軍人政府流血鎮壓學生示威,泰王下令三名軍師領袖出國,平息了學潮﹔3年後,泰王對過分自由化表示擔憂,軍人又得以重新執政。 1981年,軍人內部發動政變,泰王公開走到軍營支持下台領袖,政變迅速失敗。記憶猶新的還有1992年,泰王通過電視直播,調解軍人和反對派的矛盾,促使軍人「還政於民」至今。

泰王捍衛君主立憲制的最後一博﹖

當然,泰王在上述事件的角色有時只是各方的下台階,但這次泰王「建議」他信下台,卻和過往大多案例都不同,不但化被動為主動,針對的並非軍人獨裁政權的過分舉措,而是一位不能不算是勝出民主選舉的國家領袖。為此,我們應該回顧泰國君主立憲制近年面對的威脅。

近代泰國雖然習慣了貪污,但他信以巨富、首相兼傳媒大亨身分建立的裙帶資本主義制度,比軍人獨裁者更成為王室的潛在威脅,因為泰王的種種權力都必須依靠這樣的大亨才能夠廣為傳播。傳統上,佛教領袖的任命是泰國王室勢力範圍,這樣泰王才得以被視為半神,但他信卻多次通過委任僧侶,企圖干擾這樣的權力。何況正如剛才所說,由朱拉隆宮開始,農民成了泰王最忠實的支持者,現任泰王一直以能夠和農民打成一片著稱,他信的「泰愛泰黨」卻也是以農村為根據地,客觀上有競爭效果。

縱使他信政府有意無意間削弱王室特權,只要今天德高望重的泰王在位,一切都不是危機。但泰王得以在全球「民主化」進程保留超然的地位,靠的並非全是傳統和學識,同時還有「民意」。1985年,泰國進行了一項相當有趣的全民公投,結果全國5500萬人當中有4000萬人支持授予蒲眉蓬「大帝」稱號,接着由首相正式在泰王加冕周年慶典授予這頭銜。相映成趣的是泰國王儲是典型的花花公子,曾兩次離婚,脾氣暴躁,又在國民厭惡軍隊期間從軍,完全沒有父親的聲望。假如泰王駕崩,花花公子繼位,面對一名支持者和王室有同質性的強勢首相,泰國政局可能翻天覆地。泰王這次78歲高齡的出手,難免面對西方投資者的指摘,不過對整個「泰式君主立憲」道統來說,也許是一個機遇。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4月1日星期六

《油激暗戰》續集﹕非洲石油篇

《油激暗戰》(Syriana)大概是筆者近年看過最優秀的國際政治電影之一。這裏不談電影,只是幻想電影10年後拍續集,場景可能不再是中東、中亞,而是非洲。但酋長的角色,卻不易被「非洲油王」取代。

以往我們想起石油即想起中東,其實近年新發現的石油區都在非洲,它的石油貯存增長率是全球平均增幅的9倍,貯存量已佔全球10%。非洲油田多是離岸油田,不像伊拉克油田那樣易被戰火破壞,更成為各國新寵。西非幾內亞灣逐漸被塑造成「新波斯灣」,尼日利亞也被美國視為「非洲沙特」﹕事實上,美國從沙特入口的石油量,已少於非洲。但這個石油新貴的議價能力,因種種結構性原因,卻遠低於海灣各國。

由「暗戰」到「明戰」﹕

民眾對非洲石油的參與


西非和中東的最大差異,是當地油田被發現時,各國已進入民主化和市場化階段,改革卻尚未完成,不像中東酋長當年能絕對專政。因國際組織已迫使非洲各國開放市場、放棄政府干預,各國石油公司較易根據市場規律獲得非洲石油專營權。像尼日利亞那樣擁有過億人口的大國,就算總統再貪污獨裁,都不可能像科威特國王那樣生活腐敗﹔石油工人不滿待遇而罷工,已成尼日利亞日常生活一部分。最吊詭的是本土石油工人什麼時候罷工,卻頗易受西方國家影響。

非洲各國無疑有豐富石油,各國企業卻只有興趣開採,而不會為這些國家提煉石油,讓他們的人民享用。非洲各國偏偏缺乏自行提煉的技術,石油產品還得依靠進口,結果石油產量愈大,人民內部愈不滿。這樣一來,各國油商在非洲都不能不顧及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起碼也要裝模作樣「協助」各國煉油。換言之,非洲政局雖不穩,但各國在非洲的石油競逐,卻比中東暗戰更需要牽涉一般民眾,不能像電影那樣,靠一幕又一幕的幕後操控大功告成。幕前操控是否更易,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非洲油國好打交道﹖

黑非洲目前主要產油國除了尼日利亞,還有安哥拉、幾內亞、赤道幾內亞、加蓬等。除尼日利亞,其他都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美國亦積極游說尼日利亞退出油組。所以這些國家的油價都不受超國組織監控,交易各國都不用投鼠忌器。當然,非洲國家亦提議成立類似的能源同盟,非洲龍頭南非的工作最積極, 04年成立了「非洲石油大會」。但非洲各國間矛盾甚深,發展速度差距很大,始終出現不了「油價一體化」局面。

評論員可能認為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是它拓展能源霸權的最赤裸展現。其實美國在中東搞政權更迭愈來愈不易,一來美國對伊斯蘭教投鼠忌器,二來中東各國的各個派系都在華盛頓培養了龐大的國會游說集團,一場政變,可以牽涉大量國內平衡政治和官僚程序。黑非洲缺乏上述機制,令各國在非洲策動政變時相對容易,例如前英揆戴卓爾夫人的兒子馬克經營的僱傭兵公司,曾計劃在赤道幾內亞策動政變,目標就是壟斷該國石油。美國九一一後忽以反恐為名,宣布駐軍1萬在面積小於香港的新興西非油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幾乎全無引起國際反彈,這在最親美的科威特、巴林都做不到。加上非洲石油發展前,世銀IMF等已控制了借貸,假如這些國家選出了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一類的左翼領袖,也難應付IMF以「不符緊縮貨幣政策」進行的制裁。

難怪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喜歡和非洲石油新貴打交道。北京對「民主化+市場化+反恐化+福利化」這道非洲石油爭奪規則雖算不上擅長,但總比打進西方壟斷的中東油壇容易,也終於讓中非「友誼」出現毛澤東時代以來的第二春。上月非洲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產油國毛里塔利亞,它的第一桶原油居然輸往中國,就是一個「友好指標」。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