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30日星期日

黎巴嫩「恐怖分子」﹕燈塔電視台被炸的未來

【咫尺地球】以色列和真主黨開戰後,我們忽略了一個被重點移除的對象﹕在中東和卡塔爾半島台齊名的黎巴嫩燈塔電視台(Al-Manar)。以色列攻擊真主黨的同時,也對燈塔台作出針對性空襲,希望令其停止廣播,認為那是傳播反猶思想的大本營。作為無厘頭上了美國恐怖組織榜的唯一媒體,燈塔台代表了對西方資訊壟斷的挑戰﹔而這項挑戰成了氣候,除了因為意識形態,還基於三條副軸。

新華社→燈塔台

燈塔台是真主黨在千禧年一手建立的電視台,成名作是播放以色列從黎南撤軍的畫面,由節目設計到市場定位,都以半島台為模仿對象。半島台意譯應是「海島台」,由卡塔爾王室在1996年建立,接收了大量BBC培訓的新聞工作者,同時對中東和西方進行批判,迅速獲得公信力。香港對半島台的研究並不多,港台高層陳耀華是相關專家之一。

其實就是沒有拉丹的獨家錄像和美伊戰爭的虐屍硬照,半島台也顛覆了中東的傳統媒體規則,引起了大量競爭。例如沙特王室見半島台對其獨裁政體不友好,籌辦了親建制的「阿拉伯電視台」(al-Arabia),阿聯酋阿布達比電視台(Abu Dhabi TV)更請得伊拉克前新聞部長「大口」薩哈夫下台後擔任「時事評論員」。

這次以色列空襲燈塔台不但被人權組織批評,更被國際記者協會譴責,結果以色列三日前宣布退出記協,以示抗議。針對新聞工作者的戰時攻擊自非以色列原創,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期間都轟炸了半島台支部,令它的一名記者成了烈士,其全身肖像至今成為半島台總部標誌,以示沉冤未雪。再回看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有內地學者相信是使館內的中國記者扮演了叛逆角色,才讓領事館成為目標。有趣的是自此中國和中東記者的聲望直線上升,而且建立了自發的類同盟關係。國內僅有對燈塔台的報道,就來自名記者吳小莉。

與半島台的後台相比,真主黨對燈塔台投資更少,後者比例上成效更大﹕今天有一千萬個家庭接收燈塔頻道,定期觀眾超過1億人,令電視台不但成為真主黨的重要宣傳渠道,更成為其潛在財源。燈塔台得以迅速發展,原因之一是放棄了半島台開宗明義的中立原則。事實上,雖然西方批評半島台與蓋達關係曖昧,但也明白它懂得平衡,所以鮑威爾、貝里雅等人都願意登台露面。燈塔台則強調被壓迫的身分,乾脆以「否定以色列的國家地位」為開台宗旨。

半島台→燈塔台

例如半島台有一個名為《針鋒相對》的王牌節目,邀請持不同政見人士辯論,曾請得親猶分子和巴解領袖同場辯論「誰是恐怖分子」。燈塔台王牌則為問答遊戲《使命》,問題圍繞真主黨烈士事迹,答對的觀眾可以邁向地圖上的虛擬耶路撒冷﹔走入殿堂,就響起真主黨黨歌,被美國戲稱為「我最喜愛的恐怖分子選舉」。當然我們可以批評燈塔台過分強化意識形態,但當地觀眾覺得這和美國媒體911後的愛國並無分別。

東突→燈塔台

根據國際法,意識形態宣傳只要不涉及直接軍事含義(例如指出敵軍所在地並號召攻擊),都應獲得平民設施的保護。但由於燈塔台的反猶太色彩被以色列拿來和希特勒相提並論,而宣傳納粹主義在歐洲多屬非法,所以歐洲多國都禁播燈塔節目。燈塔台也承認曾製作鼓吹「用基督教孩子的血造麵包」一類過激劇集,並同意這是失誤,不過已失去歐洲信任。

和歐洲相反,美國在2004年乾脆將燈塔台列為「恐怖組織」。自從美國國務院公開恐怖名單以來,這是首次有媒體得以和蓋達、奧姆真理教並列。根據美國反恐政策,榜上有名的四十多個組織都要被凍結資產,其核心支持者可能被捕。不過名單上包括了明顯的外交妥協,例如華府為了換取中國默許對伊戰爭,才將東突組織放上榜,燈塔台的案例則是應以色列請求。各方對這類「外交性上榜」心裏有數,東突因而愈批愈香,其領袖成了「非主權聯合國」(UNPO)明星,燈塔台上榜後的威望也迅速拋離競爭對手。畢竟媒體不同於軍事、社會組織,在時空壓縮的全球化時代,並不能被當今的反恐機制調控。西方跨國調控得過分,不但有反效果,而且顯得心虛。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7月22日星期六

黎巴嫩大戰略

以色列和真主黨之戰,是近年中東最迷離的衝突。表面上,它由偶發事件引起,加上美國支持以色列,以方對哈馬斯殺雞儆猴,才令戰事迅速擴大。但單靠偶發理論,解釋不了五大遠因﹕

一、以色列每年都受挑釁,當年被伊拉克飛毛腿導彈襲擊沒有還擊,80年代末被真主黨綁去士兵也沒有還擊,何以這次有別﹖

二、黎巴嫩是中東政經重建得最快的國家,本月還提供恐怖分子襲擊紐約隧道的情報,貝魯特的戰後生活則極盡奢華,總之是西方的重要驛站。何以西方冒險讓它重陷亂局﹖

三、為何真主黨後台伊朗表現得異常克制,和它在核談判的態度大相徑庭﹖

四、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去年被神秘暗殺,至今陰謀處處,和現在的衝突有否聯繫﹖

五、黎巴嫩國防部長說一旦以色列進行地面攻擊,政府就和真主黨並肩作戰。這是黎國政府首次如此表態,和以往以國入侵的反應大異。何以美以官方還規定稱呼戰爭為「以真之戰」﹖

要解答上述疑問,我們應以宏觀角度分析真主黨的身分和整盤美國佈局,才不會見樹不見林。

大中亞.泛中東

本欄曾述及美國的「泛中東和北非計劃」,也就是通過武力在中東扶植西式民主政權,來擴大對地區資源的掌控。這計劃實行了五年,最大障礙就是最東的目標伊朗。美國國務院去年推出又一巨獻﹕「大中亞計劃」,即通過合法選舉在中亞扶植親美政權(七色革命),目標也是擴大對地區資源的掌控。所謂「大中亞」,除了有前蘇聯共和國,也包括巴基斯坦、伊朗、乃至新疆,最大障礙又是最西的目標伊朗。美國地緣學派的終極策略,是要讓「泛中東」和「大中亞」兩大計劃合流,那樣才足以組成一條暢通無阻的能源管道。美國在9/11後建立的反恐同盟已經瓦解,借基地予美軍的中亞國家都不願參與中東事務,只希望兩大戰區割裂。美國不斷向伊朗施壓,除了公開目的,還包括打通兩大計劃的潛藏目的。

伊朗剛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希望引導上海六國一同抗衡「大中亞計劃」,拉攏它們反串連,中俄因此被美國國防部長批評為「荒謬絕倫」。筆者參加了一些內地研究中亞的組織,被告知抗擊「大中亞」也成了中國前沿戰略。有見及此,美國忽然成立了一個叫「大中亞國家代表會議」的組織,在上海組織開會同一日開張打對台,由土耳其、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國牽頭,討論如何把中東的美國優勢繞過伊朗引入中亞,顯示華府對打通兩大計劃越來越焦慮。

真主黨.NSA

美國正面攻擊伊朗不能達到上述目的,卻會令中亞各國對美國武力存有戒心,也和強調和平「革命」的前提背道而馳。伊朗扶持的真主黨就足以扮演要角﹕我們應注意美國輿論並未將真主黨和伊朗看成整體,而是開始將真主黨演繹為蓋達那樣的非國家個體(NSA)。

真主黨無疑一如蓋達,除有軍事組織,還有政治支部(負責參與選舉)、社會支部(負責提供福利)、外交支部(代表作是令歐盟拒絕承認它們是恐怖組織),更有跨國支部。例如阿富汗塔利班垮台後,美國聲稱部分塔利班和蓋達成員逃到黎巴嫩接受真主黨庇護﹔真主黨和哈馬斯建有策略性聯盟﹔而且正如電影《油激暗戰》所述,中亞油田、阿富汗鴉片和中東武器的黑市市場,多依靠中亞—伊朗—真主黨這條美國較難監察的管道進行貿易。

當伊朗抵抗美國而自衛,中亞或會寄予同情﹔但伊朗抗美以只是為真主黨,則難以拉攏上海組織。核談判在伊朗掌握當中,但這波危機不同,伊朗希望它愈快解決愈好。假如以色列和真主黨全面開戰,伊朗即陷入兩難﹕若不提供支持,即難以向盟友交代,也令其中東反美「英雄」形象受損﹔若公開出手,則無可避免波及唯恐動亂的中亞,其邁入「大上海」的算盤就難以打響。所以以色列攻擊真主黨,多少能夠令中亞政府和地下集團在免於武力衝擊的前提下受到物流衝擊,感受到和伊朗走近的風險。美國更可以利用真主黨的NSA身分,名正言順和中亞、中東各國串連,一如打擊蓋達的副策略一樣。

哈里里.非敘利亞化

我們也應回顧哈里里的暗殺。這位前總理不是一般政客,而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超級大亨,被視為重建黎巴嫩的總設計師。他被殺時置身於戒備森嚴的保安系統,由私人軍隊和國家同時保護,但最終被遙控炸死。哈里里以反敘著稱,所以美以立刻製造敘利亞是黑手的輿論,結果敘利亞被迫從黎國撤軍。但中東同時流傳另一陰謀版本,認為敘利亞毫無動機謀殺哈里里,因為它不想撤軍,也明白這樣的暗殺,帳必會被算到自己頭上。

布殊近日老是說敘利亞沒有盡地區安全義務,但日前以色列北方戰線高級指揮官弗里德曼放話,表示只要敘利亞不「直接」捲入戰鬥,「我將保持現行政策」。似乎戰爭原來的對象不但不是敘利亞,美以還可能經過盤算以免敘利亞捲入,打亂孤立伊朗、開通兩大計劃的目標。當然,戰場容易失控,敘利亞還是可能在民粹壓力下軍事支援真主黨,但單論戰前的理性部署,真主黨在整個黎巴嫩大戰略中,只是奇貨可居的載體而已。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

Que Sera Sera——世界盃終曲的政治正確

世界盃雖然曲終人散,但在港觀賞直播的觀眾,卻沒有多少機會留意現場曲目。在我們欣賞林尚義和澤文西的同時,德國大會在中場休息、賽前賽後,原來都在別具寓意地播歌。歌曲也許忽視亞非拉文化,但強調政治正確,對此我們不妨倒敘說起。

威爾第《阿依達》Vs華格納《女武神》

意大利奪冠後,現場除了響遍皇后樂隊的《We are the Champions》,就是奏起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的《阿依達》大進行曲。這段曲目來自歌劇第二幕第二場景,背景是埃及大將擊敗埃塞俄比亞軍,法老和群眾出城歡迎,將士衣錦還鄉,所以是球員憑歌寄意的選擇。加上這齣1871年首演的歌劇以虛構的非洲為賣點而盛行全歐,地位和歐盟盟歌貝多芬的《快樂頌》相若,只有非洲國家聽起來或覺帶有東方主義味道。

威爾第的音樂,和同期德國作曲家華格納屬於互相競爭的兩個流派。曾幾何時,德國主辦的國際盛事,每選擇華格納首本名曲、也是發表於1871年的《女武神》揭幕﹔德國旅遊界宣傳世盃,亦將參觀華格納故居萊比錫列為套票內容。

不過,由於華格納被指是積極宣傳反猶太理論、提倡優生學的種族主義者,死後被希特勒引為知己、嘉許為先知,納粹掌權期間,華格納音樂就成了樣板戲代名詞。結果戰後德國為免麻煩,輕易不敢以《女武神》代表日耳曼民族。要是德國奪冠,是否另當別論,已無從稽考。

《 I Will Survive 》.後現代宣言

這屆比賽每以十二碼決勝負,現場都響起1978年美國黑人女歌手Gloria Gaynor主唱的的士高名曲《I Will Survive》,寄意比賽球隊在最後階段survive。這歌已成為跳舞經典,近年出現了大量翻唱版本,令它在新一代的地位壓倒瑞典組合Abba的《Dancing Queen》。最具代表性的新版本來自樂隊Hermes House Band 2000年錄製的lalala mix﹕每當DJ在派對推出這歌,高潮每每出現,狂歡中途更有一個停頓變奏,其時現場忽然漆黑,情侶懂得這是濕吻時候。世界盃播放的版本,自然是 lalala mix。

值得留意的是《I Will Survive》和另一首香港大學生熟悉的《YMCA》,都被視為女權主義和同性戀運動的聖詩。前者講述分手後的女性如何survive,什麼「I used to cry but now I hold my head up high」、「I’m not that chained up little person still in love with you」,多少帶有性別顛倒意識,十分黃偉文﹔後者由不少成員是同性戀者的組合Village People角色扮演演繹,被當成是走到「男」青年會的出櫃之作,在七十年代,都算得上是顛覆傳統社會結構的後現代先驅。在一個舉世矚目的國際體壇盛事,德國選擇《I Will Survive》,除了獲得年輕球迷共鳴,也隱隱傳遞了足球並非只是男性玩意的信息。

《 Que Sera Sera 》.施丹式隨緣

大會最具匠心的選擇,還是在90分鐘完場打和到加時的休息期間,播放1956年希治閣電影《擒兇記》主題曲、老牌荷李活影星桃麗絲黛(Doris Day)主唱的《Que Sera Sera》。曲名是西班牙文,「que」是「what」,「sera 」是「will be」,英文副題是《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原意直譯為「天知道」,原是交代電影結局的出人意表。簡煉的歌詞,內含慧黠的哲學﹕小孩問母親將來如何,女兒問情人將來如何,人老了答小孩問將來如何,都是一句「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那是以另一方式講述東方的隨緣,又比Beatles的《Let it be》積極。以如此心境迎接加時,可算神來之筆。

歌曲以拉丁文為題,官方記載的作者是美國人Ray Evans,然而據旅居法國的傳媒前輩高潔考證,詞人其實是法國的Eddy Marnay。他出生於阿爾及利亞,曾與各國頂級音樂人共事,每有新人與他合作,都免不了翻唱一次《Que Sera Sera》。

歌曲也曾被改篇為時代曲,一是白光的《世事多變化》,一是葛蘭的《將來是個謎》。這樣的背景、這樣的詞意,讓各國人民對歌曲都倍感親切,甚至數十年前香港轟動一時的「三狼案」主犯被執行死刑前,寫信向英女王求情,也引述《Que Sera Sera》歌詞。身為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的施丹,在決賽加時應驗了鄉里的預言,也許是玷污了剎那芳華,但人生就是如此,que sera sera。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

2006年7月8日星期六

葡萄牙.巴西.安哥拉﹕由足球走向政治的拉丁鐵三角

葡萄牙打入世界盃四強期間,筆者恰巧身在該國,眼見大街小巷除了掛滿葡萄牙國旗,還經常出現兩面姊妹旗,代表同樣使用葡語的巴西和安哥拉,因為這是3個葡語國家首次同時打入決賽周。凡是它們獲勝或打得出色,酒吧幾乎都有贈飲,酒店都會送贈球衣。這個拉丁鐵三角的出現不止是球壇的事,也是對歐洲一體化的挑戰、對「拉丁一體化」的強心針。要探討這個鐵三角,我們應首先認識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

諾貝爾獎得主的《石筏》狂想曲

薩拉馬戈和不少諾貝爾獎得主一樣,是公開的左傾分子,曾經加入葡萄牙共產黨。他在獨裁者薩拉斯(Antonio Salazar)統治期間固然是異見人士,就是在今日的民主葡萄牙也是個邊緣人物,因為他的作品有明顯無神論傾向,屢屢挑戰宗教禁忌,立論比《達文西密碼 》更富挑釁性。葡萄牙卻是傳統天主教國家,境內的小鎮花迪瑪(Fatima)更是聖母最後顯靈的聖地,保守勢力經常對薩拉馬戈口誅筆伐。最終這位文豪選擇自我流放到大西洋的西屬加那利群島。

儘管如此,薩拉馬戈作為史上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語作家,還是成為葡萄牙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地位比華人社會的高行健還要崇高。他對全球一體化持強烈反對態度,這除了源自他個人的共產信仰,也源自他對歐洲大陸的不信任。相反,他認為整個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和葡萄牙)擁有和歐洲大陸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經濟體系,強行加入歐盟只會被德法主導的大陸國家「消化」﹔半島應該和拉美及其他前殖民地靠攏,從而疏遠歐洲。

1986年,薩拉馬戈發表寓言小說《石筏》(A Jangada de Pedro),講述伊比利亞半島忽然從法國邊境的庇里牛斯山斷裂,成為大西洋的孤島,慢慢向西漂浮,最終座落於非洲西岸的安哥拉和南美洲東部的巴西之間,構成一個地理獨立的「拉丁洲」。這樣的佈局,除了方便三國球隊打聯賽,更重要的是作者將融入歐洲歸類為「全球一體化」,卻將融入拉美和非洲歸類為與之相反的「本土化和在地化」。這樣的辯證,不但在葡國有市場,而且在拉美和非洲同樣有市場,因為它們相信依靠一個世界邊陲的前宗主國,既可以享有一體化的經濟效益,又能避免被強權全面消化,並維持一定本土特色。這樣的思維,催生了一個被英語世界忽視的組織﹕葡語國家共同體(Comunidade dos Paises de Lingua Portuguesa,CPLP)。

「葡語國家共同體」異軍突起

CPLP在1996年成立,成員除了葡萄牙,還包括所有前葡屬殖民地,包括巴西和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畿內亞比紹、佛得角群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002年再加上剛獨立的東帝汶。組織還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是表面上相當愛國的澳門,另一個是前西班牙殖民地、位於聖多美旁邊的赤道畿內亞。這個組織以文化為名,實質目的是建立類似英聯邦的鬆散網絡,成立共同體,以抗衡歐盟。葡萄牙一直希望CPLP成員國可以擁有更緊密流動關係,曾提出互相承認國民身份、讓成員國民自由往來。雖然建議因為歐盟強烈反對而擱置,但CPLP國民依然在葡國海關享有特別服務。

值得留意的是 CPLP的非洲國家多是新興產油國,近年成了各國爭奪的對象,美國固然加強當地駐軍,中國亦大力進駐投資。葡萄牙這時候強化CPLP,無疑令它的國際影響力死灰復燃。例如聖多美數年前發生政變,黑手包括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兒子,CPLP最終對穩定局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大國反而力有不逮。東帝汶獨立時,大多數人主張使用印尼語,少數精英卻堅持用葡語,背後也有CPLP幕後獻策。假如遊客在葡萄牙發現C朗拿度和胖朗拿度球衣並列,請不要驚訝﹕畢竟他們都是CPLP兄弟,還可能成為皇馬隊友,Touchwood。

沈旭暉

2006年7月1日星期六

「多哥式民主」﹕球隊兵變Vs軍隊家變

世界盃小組賽結束後,不少稀客已經打道回府,包括決賽周球隊排名最低的多哥。多哥可能是本屆予人印象最深的新丁,原因不是他們的球技,而是由獎金問題引發的陣前兵變、教練辭職、3日後又復職的連場兒戲鬧劇。其實多哥這個國家不久前也經歷過一場類似的政治鬧劇,雖然暫時大團圓,但也顯示了非洲民主的結構性局限。

家天下政變﹖——兩位叔父的忠告

多哥原是德國殖民地,和德國依然關係密切(那位世界盃教練就來自德國)。德國在一次大戰戰敗後,殖民地被「充公」,多哥一分為二,分別由英法管理,後來英屬西多哥併入加納,法屬東多哥宣布獨立。獨立後,多哥產生了近代史上其中一位在位最長的元首﹕埃亞德瑪總統(Gnassingbe Eyadema),前後統治38年。雖然他被批評不能與時並進推動民主化,大搞個人崇拜,但也被看成文藝復興時期的「開明獨裁者」(enlightened despot)一類。在他管治初年,多哥被成功宣傳為「非洲瑞士」。

2005年2 月,埃亞德瑪忽然去世。根據多哥憲法,應該由國會議長臨時執政,直到大選。埃亞德瑪控制的軍隊卻立刻宣布,擁戴主公百多名子女中唯一從政的公子納辛貝(Faure Gnassingbe)繼位,而且為了「符合憲法」,軍隊控制的國會宣布罷免原議長,「選舉」公子為新議長。此舉被非盟和美國視為「實質政變」,高呼「非洲再不是從前的非洲」,宣布制裁多哥,要軍隊「還政於民」。

這時候,納辛貝面對嚴峻的政治危機,卻選擇出國訪問,向兩位叔父輩的父親好友問計。兩大叔父一位是利比亞狂人、但已被美國招安的卡達菲,另一位是非洲在位最長領袖的新紀錄保持者、1967年執政至今的加蓬總統邦哥(Omar Bongo)。兩人在非洲都是重量級人物,也是歷史見證人,一人由反西方領袖轉型成西方新寵,另一人由獨裁治國過渡到民主治國,對合法搞家天下和應付國際輿論,都有獨到心得。兩位叔父英雄所見略同,一同勸世侄暫時辭職、參加民主選舉,保證政權不出埃家。納辛貝言聽計從,回國後宣布辭職參選。兩個月後,他在被美國鑑證為「公開公平公正」的正式大選壓倒性當選,驗明正身成為「民主領袖」。在世界盃和球員就獎金討價還價的多哥足總主席,正是納辛貝之子。

投鼠忌器﹖——非洲民主的「鼠」與「器」

兩位叔父相信納辛貝有力在民主選舉獲勝,因為他們了解第三世界民眾對民主的認知,停留在「怕亂」的前提。即以加蓬的邦哥本人為例,他在1993年宣布廢除一黨專政後,一直以「在不穩定地區建立穩定的加蓬」為口號,依然鼓吹國民對他進行部落式效忠。國民明白一旦邦哥落選,軍隊可能譁變,邦哥的石油經濟又得到前宗主國法國的全力支持,都不希望出現難測的改變。這就像柬埔寨也進行民主選舉,不斷連任的總理洪森形象甚差,但國民對洪森軍隊的威力心知肚明,情願投洪森神聖一票了事。

不但選民投鼠忌器,重量級政客挑戰納辛貝也投鼠忌器。去年美國國會發表了一份調查各國元首洗黑錢的報告,一所對獨裁者服務慇懃的美國里格斯銀行(Riggs Bank)因而聲名大噪,世人才發現智利軍事強人皮諾切特、赤道畿內亞總統恩圭瑪等人貪污得來的主要財富,原來大部份存在這銀行,而且銀行負責人據說和布殊家族關係密切云云。恩圭瑪是最踐踏人權的非洲領袖之一,卻因為赤道畿內亞近年發現石油,成為美國重點發展的好友,不得不惹人想像。埃亞德瑪也是里格斯客戶,多哥政客都不知道內裏是否有什麼密議,更不知道戶口密碼,因為那是埃亞德瑪傳給家族的秘密。多哥政客洞悉虛實以前,自然離不開公子。

可惜在海外效力的多哥球員毋須投鼠忌器,勇於明碼實價要錢,也沒有被「民族大義」和足總主席放在桌上的手槍嚇倒。納辛貝順利接班的神話,也就隨著多哥出局而一去不返。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