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30日星期六

東非混戰與政府功能的自然分拆

一度成為貧窮代名詞的埃塞俄比亞出兵索馬里,新一代驚覺「埃塞俄比亞也能出兵」,殊不知這兩個東非國家昔日曾爆發小冷戰。然而新戰役和舊冷戰異曲不同工,因為兩國已由主角淪為配角。

「埃塞俄比亞霸權」與代理冷戰

根據舊遊戲規則,埃塞俄比亞並非一般第三世界國家,而是和60年代的伊朗、日本、以色列一樣,被美國選定為維持地區穩定的代理人,算得上有國際影響力。埃塞老國王塞拉西有擊敗意大利復國的威望,也是當時最資深的王室成員,在不少場合因論資排輩被安排在首席,成了國際元老。根據內地學者的說法,由於埃塞那一千名參與韓戰的士兵「被解放軍狠狠教訓了一頓」,老國王「覺今是而昨非」,轉而和中國改善關係,成為不結盟運動要員。但在國際層面,塞拉西始終是公認的美國打手。

埃塞在50年代兼併了前意屬殖民地厄立特里亞(現已重新獨立),並有意外擴,鄰國索馬里則希望將埃塞境內的同胞聚居地奧登加納入版圖,所以兩國成了冤家。美國力挺埃塞,蘇聯就全力援索。後來埃塞發生政變,老國王被推翻,共產黨上台,得到蘇聯全力支持;美國人棄我取,改和索馬里結盟,兩國打了一場大戰。美蘇影響在那場戰爭顯而易見,兩大非洲窮國不切實際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樣昭然若揭。

無政府狀態=大政府外判?

時至今日,埃塞支持索馬里過渡政府,打擊民望更高而又反埃塞的索馬里新軍,但潛規則已完全改變。國際社會認可的傀儡政府自稱「恢復和平與反恐聯盟」,實際上是軍閥大雜燴,一些士兵更是鄰國戰後走來「爭取就業機會」的僱傭兵,只能控制首都部分地區,代表以戰養戰的嘍囉(也就是非西方世界眼中的真正恐怖分子)。高民望的叛軍「伊斯蘭法庭理事會」源自境內清真寺,因要自保而先後組成法庭和民兵,再逐步擴張,像巴勒斯坦哈馬斯、埃及兄弟會、印尼回教祈禱團那樣兼營慈善事業,其領袖謝赫艾哈邁德原是一名教師。負責調停雙方的則是索馬里境內一群部落酋長,代表土地利益,聲稱誰不停火就打誰。

這些勢力背景不同,但都有下列共通點:一、並非代表單一種族或國家算盤,分別代表僱傭軍事、宗教福利與宗法土地;二、和國外聯繫並非以政府為主,例如軍閥聯盟盟友是埃塞軍人,伊斯蘭法庭支持者是各地瓦哈比派穆斯林,部落酋長只與其他部族有聯繫;三、架構相對簡單,無整全行政能力,卻分別取代了政府的軍事、社會、意識形態、文化、農業等局部功能,也就是無形的手已有效將大政府「分拆外判」。所以今日東非混戰同樣有各國參與,國家卻不再是代理人,戰爭已非國家化。索馬里陷入無政府狀態十五年,在美國眼中固然是「失敗國度」,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實驗中的新原始秩序﹖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2月16日星期六

皮諾切特的「大智利外交」

智利強人皮諾切特病逝,其佛利民經濟和反人權紀錄再帶來爭議,但他那頗有國際視野的外交卻沒有引起注視,因此這裏希望介紹一些冷門書籍,來重構皮氏的「大智利」。

皮諾切特@Piccadilly

雖然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是眾所周知的皮氏密友,但二人緣何交好卻是一個謎,英國左翼作家Andy Beckett的《Pinochet in Piccadilly》(Piccadilly廣場為倫敦景點)即嘗試解謎。例如它講述皮諾切特在英國探訪戴夫人時被起訴,令鐵娘子一反多年低調,四出奔波演說營救老友,甚至騎劫自己的黨大會來聲援皮氏 ——當時她才首次披露智利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秘密為英國提供阿根廷情報,又給予後勤支援。

但這本書以穿皮諾切特軍服的戴太為封面,稱後者為「英國皮諾切特」,還是因為作者認為英國右派上台,也是受皮氏「感召」。事緣英國在七十年代處於左右過渡,戴夫人出道時的顧問 Robert Moss曾以皮氏推翻左翼總統阿連德後帶來經濟奇蹟的案例,警告英國再不打擊左翼就會「令民主崩潰」,並著有《Collapse of Democracy》一書,大大鼓舞了保守黨人。

對皮諾切特來說,美國支持雖屬必不可少,但他更願視英國為第二祖家,而這涉及文化政治考量。一方面,不少智利上層人物都有英國血緣/聯繫,就是其政敵阿連德亦如是,阿連德女兒目前更是英國名作家,這成了智利精英「去南美化」的本錢。

另一方面,皮氏並非對美國完全信賴,當年阿連德信任這位日後推翻自己的同鄉,就是看重後者的「愛國心」。加上智利異見人士不少和前宗主國西班牙有關係,皮氏相信唯有英國能制衡西班牙,遂更積極拓展英智關係。

南錐禿鷹行動的南美一體野心

此外雖然皮氏暗算阿根廷,但也算得上推動南美一體化的先驅。他的理念和左翼玻利亞維爾主義自然全不一樣,但後者將南美視為整體,卻符合皮氏的自強欲望。於是他在政權穩固後,聯繫了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的情報機關,商討統一對付左翼分子,稱為「南錐禿鷹行動」,由情報分享到暗殺無所不包,馬德里大學博士邱稔壤的著作《從政治外交層面看南錐禿鷹行動引發之人權爭議》對此有專門討論。

皮氏在倫敦曾參觀蠟像館,刻意走到列寧像前說「你錯了」,是忠實反共信徒,在冷戰大氣候搞跨國反共,原是意料中事。然而禿鷹行動未受美國認可,反而它的對象包括華府和歐洲的親共人士,最後美國甚至主動警告西葡兩國加緊防範,認為「皮諾切特南美集團」已開始失控。

南美刻意隱瞞的這段往事,反映其獨裁者有不靠美國聯合行動的意願,而當時唯有皮諾切特具聲望號召各國。這就像沙特阿拉伯在七十年代為防北也門共黨入侵,卻怕引美國狼入室,最後居然邀請急需突破外交孤立的台灣兵協防,是為台灣外交史奇案「大漠案」(見當事人劉忠武著的《大漠案揭密》)。至今不少智利人懷念/容忍皮諾切特,除了因為他帶來經濟復蘇,也許和他在位時的「大國」風範亦不無關係。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2月9日星期六

從美國新伊拉克政策看「有機智庫」

美國伊拉克研究小組發表報告之時,正值駐伊美軍死亡數字突破二千九百、邁向三千大關。這數字恰恰和9/11死亡數字首尾呼應,反映「三千」這個死亡上限已成為美國人心理關口,極可能成為日後美國考慮出兵與否的量化準則。下述準則在伊拉克政策調整後,似乎顯得順理成章。

三千死亡上限的遊戲規則


首先,拉姆斯菲爾德力倡、以加強空權和高科技武器為主的軍事改革並沒有被放棄,反而美國人相信軍備還不夠厲害,更有效在游擊戰減少傷亡的武器——諸如音波武器——會被進一步研發。然而就是有如斯武器,只要潛在敵人基數過大,美國也會用回基辛格時代的外交思維,也就是先合縱連橫施以現實主義壓力,再借用代理國家和內鬼打代理人戰爭……

但當這套邏輯應用於實際政局,我們卻發現它已難自圓其說。假如伊朗政府被更狂熱宗教分子取代,美國要先發制掉,但又不敢貿然出兵,怕製造另一個伊拉克,按上述邏輯它就會先通過聯合國制裁,再培養一批「伊奸」,繼而慫恿阿拉伯鄰國共同出兵,頂多派專家指導作戰。這樣問題就出現了:冷戰時代美國需要代理人,目的是圍堵共產陣營,幾乎不講求代理人自我管治的能力;但現在美國外交利益卻要維持穩定,而這是資助嘍囉推翻伊朗政權後不可能出現的。既不捨得軍隊傷亡,又不容被干涉地區長期動亂,基辛格外交就不可能全面復活。

中世紀十字軍也是「有機智庫」

突破上述兩難的方案,是美國智庫一直探討的問題。這樣的方案,須符合下列條件:一、有和正規美軍相等能力的軍事人員參與戰事和戰後維和;二、上述人士在戰場出現不會引起內政反彈;三、上述人士可傳遞美國政府不能傳遞的外交信息,讓交戰各方繞過華府便宜行事。

只要正規美軍退役加入國際保安公司,以打工心態承擔軍隊任務,就可符合條件一二。當保安公司發展研究機關,以經濟計算方式和各陣營打交道,以確保前線僱員得到最低死亡率,就會為了達到這經濟前提,來自動從事非政府外交,而且比政府外交更不講求理念,這樣條件三就能達到。上述情况並非遙不可及,相信在下場美國不願直接參與、但為理想為現實都不能不表態的大戰就會出現。

問題是這樣的公司變成有機實體,就要為自己的生存尋找商機,它們的研究部必會研究哪裏「適合」出現戰爭,再肩負影響政府、製造輿論等工作,像商業公司和政府的暗標玩意,自我宣布中標。這樣的實體,其實和現有智庫無大分別,只是它們有直屬武裝和其他機關,毋須單靠捐款為生,更能製造生存空間。那時候,美國政府軍只負責自衛,國民也不容許他們出擊犧牲,「有機智庫」就成為一具跨國活動怪物。

其實中世紀十字軍(特別是後期十字軍)正是當時的跨國有機智庫,他們先製造出兵理據,再從教王和封建領主得到出兵合理性,繼而靠打仗為生,突破國界限制,為自己提供一站式服務,有時又無厘頭和穆斯林妥協,反而攻打其他基督徒,所以有人認為他們都是敵基督。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6年12月2日星期六

輻射特工案的結構性前瞻

俄羅斯特工利特維年科被神秘毒殺,由於涉及輻射,已被看成大殺傷武器擴散的微型恐怖行為。調查幕後黑手一如估領袖遊戲,屬新君王們的專利,但我們從中不妨預測一個結構性現象,就是涉及特工的政治暗殺會否愈來愈多。

特工缺乏復員制度

9/11 後,美國重新認可特工「維護安全」的行為,大力加強國土安全部的行政裝備,以往屬於聯邦密探和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得到全新支援,進入事業高峰。不少資深特工表面上離開政府,其實是轉道私人機構,例如伊拉克戰爭催生的新興行業「承包商」,讓不少華府友人以私人方式管理伊拉克,內裏自然包括職業特工隊。歐洲各國配合反恐,也普遍縱容特工勢力膨脹。到了今年,反恐需要被調低,連英美都也釀調整政策,國會很可能縮小相關開支,人已在江湖的特工面對失業困境,究竟如何自處?除了自我增值轉型,他們最大的出路就是(降價)搜尋新客戶、特別是各國以外的新客戶,例如黑市大亨、秘密幫派和老實商人,因為這起碼少了叛國的麻煩。

評論員和媒體習慣一切以小見大、無限上綱,其實不少政治趨勢源自非常微觀的切身問題,例如官僚結構如何保障自身利益而影響國際關係,就是美國學者近年發掘的新興趣。冷戰結束後,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大批特工流落街頭,種族隔離後的南非又淘汰了一堆過剩專才,他們除了靠販賣回憶錄度日,就是改投「明主」,於是九十年代恐怖主義全速發展,也復興了僱傭兵這行業。

出兵科威特自辯的「結構性理據」

剛被判死刑的薩達姆庭上自辯時,相當耐心地向法官解釋﹕要是伊拉克不入侵科威特,兩伊戰爭期間入伍的新兵就無所事事,復員又沒有合適工作,「唯有」通過戰爭解決問題﹕ 由於西方當年支持他抗衡伊朗,卻沒有顧及善後,也有他們的結構性責任。當然,各方視之為強詞奪理,但這也反映了不少大趨勢都不一定源自無可無不可的野心,正如蘇聯撤出阿富汗後,西方支持的「聖戰士」在想何去何從,不少人其實想回家,但是英美支援反蘇的資金並沒有包含復員金,於是拉登得到最後勝利,將他們收編成蓋達,也為前線戰士解決了生計,和更重要的身分問題。

由此可見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剩餘戰士,以及英美的過氣特務,都有社會經濟層面的共性,結果前者加入的是恐怖市場,後者則加入非國家特務市場。後9/11特務為顯示反恐時代學得的新技術,來淘汰冷戰遺下的前輩,自然要使用種種奇幻戲劇性做案方法來吸引買家。年前黎巴嫩大亨總理哈里尼被謀殺,就涉及高科技軍隊式炸彈爆破,當時評論就懷疑是某國軍隊所為。「似可敵國」對經手特工來說,是最具宣傳效用的CV,正如這次毒殺俄國特工的高手也被懷疑是政府外腦,百倍身價同樣可期,類似好戲只怕陸續有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