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28日星期六

「美國曾灶財」之死

【咫尺地球】「九龍皇帝 」曾灶財駕崩,報道的版面不是港聞花絮,而是頭條。這除了代表本土文化的反彈,大概也是主流媒體對非主流人物的最隆重待遇,教筆者忍不住再提起「美國皇帝」諾頓一世(Norton I)的故事。

諾頓一世其人其事

諾頓是生意失敗的商人,和九龍皇帝一樣,有局部被迫害情結,在南北戰爭前夕豁出去,自稱「美帝兼墨西哥攝政王」。曾灶財有「墨寶」傳世,諾頓則發行「貨幣」,曾下令武力解散美國國會,「詔書」和「國鈔」都出現大量盜版,原裝正版已成為拍賣行珍品。九龍皇帝晚年喜得文化人認同,諾頓「稱帝」晚期同樣深受群眾歡迎,發行的貨幣獲店舖接受,不少餐廳和歌劇院設有「御席」(「皇家認可制定餐館」),連他收養的雜種狗去世也得到市民哀悼,大文豪馬克吐溫更為「御犬」寫墓誌銘。香港警察曾多次檢控曾灶財,近年才對他優禮;彼方同樣曾有不識趣的警察拘捕諾頓到精神病院,結果激起民憤,要三藩市警察局長正式道歉,自此美國警察見到「陛下」都要敬禮,諾頓亦開恩赦免「無知犯事」的警察無罪。曾灶財字跡獲設計師化為衣物,三藩市市議員則曾贈送一套衣服予諾頓,龍顏大悅的皇帝投桃報李,冊封全體議員為「終生貴族」。

挑戰單一社會的「社會非常契約」

為什麼19世紀的美國人一方面積極擴張領土、將資本主義推向極致,另一方面又對一個另類奇人兼失敗者,散發超越法律的人情味﹖我們都知道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放棄個人的天賦自由,授權予政府,來換取人人平等的自由,當政府違背公意,就是毀掉社會契約,可被推翻。問題是「公意」受不同元素影響,包括選舉遊戲,也包括經濟制度,經常造就單一標準,予表面上的自由人不同無形壓力。九龍皇帝也好、美國皇帝也好,都是顛覆常規的甘草,證明社會契約並非無可突破,否則社會更易走向偏峰,人性更易像馬克思所說的化為機器。當然,曾灶財和諾頓的表演亦要恰如其分,不能為民眾和官方帶來太大尷尬,也不能利用發行貨幣的「權力」和「書法名家」身分致富。結果,在他們身上,出現了度身訂做、不能轉移他人的「社會非常契約」。

時至今日,諾頓因有調停美國暴民排華的「政績」,被視為美國多元文化精神的捍衛者;因「下詔」倡議成立聯合國,被看成國際主義先驅;因「市民都接受了既定事實」,有國際法學者論證他的統治是「合法存在」,近年甚至有一個微型國家聯盟舉辦「諾頓獎」,獎勵有意「立國」的左鄰右里;更有好事者把諾頓神化為「哲學先知」和「宗教聖人」。諾頓多次「下令」修建連接三藩市和奧克蘭的大橋,終於在20世紀築成,官府在 2004年將之命名為「諾頓大橋」。127年前,諾頓崩逝,三藩市媒體全部尊稱他為「陛下」,就像日前的香港媒體一樣。「美國皇帝」的葬禮有三萬群眾送別,不知下周的「九龍皇帝」大殮,又有哪般待遇?

註:部分內容節錄自作者舊作《美國新保守骷髏》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達富爾危機 顯示中國崛起矛盾

【咫尺地球】中國習慣了因人權、民主、自由一類問題被西方「說三道四」,想不到荷李活 明星牽頭的杯葛北京 奧運 運動,居然以遠在天邊的蘇丹 達富爾人道危機切入。要求中國以影響力向蘇丹獨裁政府施壓,明顯是政治掛帥,但也突顯了崛起中的中國外交有自相矛盾的隱憂。

3個不能並存的外交綱領

9/11以來,中國外交同時有三個綱領,但它們幾乎是不可能並存的﹕

一、和平崛起,當「盡責任大國」,承諾遵守國際社會秩序的規範,維持既定秩序,不當麻煩製造者和霸權挑戰者;

二、進行「全方位外交」,祈望和所有國家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特別重視與美國 不和的國家,以作為外交力量的憑藉,並依然強調拒絕干涉別國內政,來建立和美國不同的國際普世價值;

三、放棄口號外交,重視務實的能源和經濟效益,以提高在各地的市場佔有率,奉行新現實主義。

中國打進蘇丹,原來是同時落實三大綱領的代表作﹕

一、中國確有援助蘇丹人道危機,還有意調和當地政府軍跟叛軍的衝突,以求樹立不偏不倚的形象;

二、蘇丹名列美國「欽點」的最後獨裁國家、準邪惡軸心,是全方位外交的理想對象,胡錦濤 今年親訪蘇丹的震撼,好比當年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 訪問伊拉克 ;

三、蘇丹新興石油是中國能源外交鎖定的目標,目前北京對蘇丹的經濟操控率遠高於英美,故蘇丹才被看成另一個「中國的北韓 」。

美國外交更能兼容理想與現實?

問題是,到了今天,「蘇丹計劃」已不能調和內在矛盾。根本原因在於「盡責大國」的建構身分,由西方話語權掌握。中國理想的「盡責」,一方面避免意識形態的是非判斷(暗示「人權並非高於主權論」),另一方面又要當無既定立場的仲裁者﹐這是歷代天朝上國最情有獨鍾的角色。所以北京聲稱無論對非援助多少、做多少生意,都「沒有任何附設條件」。西方眼中的「盡責」,則對若干普世價值有單一判斷,對有違這些價值的國家、政權、組織、個人施予全方位壓力。

由此衍生了兩個邏輯循環:

假如中國服膺西方普世價值->需干涉別國內政->沒有了「不干涉別國內政」保護傘->蘇丹一類國家會否讓中國佔有市場和能源,實屬疑問->沒有和北韓、蘇丹之流的緊密關係,純靠經濟崛起,能否成為廣義「大國」大可商榷。

假如中國不干涉達爾富爾->不尊重既有國際價值->並非盡責大國->沒有「是非之心」->全方位外交就是圍堵西方->專制國家讓中國佔有市場,只是抵制和挑戰西方影響->中國威脅論。

上述矛盾,其實也曾在冷戰時的美國出現,當時尼克遜的現實主義、列根的保守主義和威爾遜後人的國際主義互相攻伐,世人曾相信理想和現實不能並存。時至今日,在建構主義盛行下,美國外交卻出現了三派合一的共識,以「自由現實主義」為指導思想,推行同時符合美國利益、(美國提倡的)普世價值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政策。不能掌握話語權的中國,又當如何?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7月14日星期六

西方「和平學」眼中的中國崛起

【咫尺地球】夢想中國崛起的上一代人近年感覺夢想成真,他們的集體回憶狄娜 女士在電視大談崛起,東方學界紛紛推介「和平崛起論」,西方學者卻總是提不起勁合唱。政治原因以外,這是因為中國學界的和平研究和西方大異,洋人始終感覺「中國和平崛起」是掛羊頭賣狗肉。在西方,「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是一門新興學科,Johan Galtung等教授為主要發起人,擁有自己的方法論,和衝突管理、風險管理、社會心理學等結成跨學科實體,和「我們崛起了、不挑戰任何人」的「理論」頗為不同。

英國學者Alan Hunter剛出版了一本輯錄中西和平研究的結集,雖然客氣地稱許華人學者「很有潛質」,但也忍不住指出兩地研究不同的主因:

中國「和平崛起」Vs西方「和平研究」

1.西方研究和平時,重視群眾運動和公民社會的角色,最愛追溯話語權由下而上的擴散,所以能預計政府所受的限制。中國學者重視建制主導的和平,最關心國家是否開戰一類問題。

2. 西方和平學者重視量化分析,包括以數字檢查政府軍費趨勢、或將和平決策的風險因素製成模型,喜歡通過研究結構、而不是人的主觀意願,來推斷避免衝突的可能性。內地學者則以質化研究為主,輔以近日香港忽然很hit 的「存在決定意識」唯物主義,相信政府政策思維,是戰爭或和平的關鍵。

3.西方和平學者無可避免地觸及人權、自由、民族自決等議題,因為「和平學」的定義就是防止衝突,弘揚上述價值是防止衝突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國學者基於政治正確,頂多擦邊球。

換句話說,中國的主流外交評論會閱讀領導談話來揣摩動態,也根據純數字判斷崛起還是一泄如注。西方學者認為在華談「和平」,只是談政府負責的國防和其他硬權力,國防進步就是「和平崛起」,覺得很狹隘。從上述東西差異,我們可預視和平崛起論的下列盲點:

「早晨,崛起未﹖」——和平崛起論的盲點

1.假如中國民族主義憤青在互聯網和媒體奪得話語權,足以對政府施政構成壓力,令和平外交的誠意受到制約,政府有何把握防止衝突發生﹖

2.假如中國軍方和企業結成類似美國 的鐵三角集團,需要製造局部衝突來延續集團生命力,整天說和平的政客有何能力改變集團結構﹖

3.假如對人權、自由一類價值作出讓步能避免衝突,世界輿論又當那些是普世價值、並期望中國尊重,北京 如何取捨它們和主權的矛盾﹖

近年西方嘗試把「和平研究」引入中國,南京大學也開設了「和平研究所」,以示與國際接軌。然而該所舉辦的國際會議的精華論文,依然以中國方式演繹和平,例如「香港應在發展民主的過程保持社會和諧」,也被算作國際和平研究新猷。雖然北京下令不談和平崛起、只談發展,但「崛起」在西方已淪為「早晨」一類套話,「早晨,你今日崛起未呀」,已變成洋人遇見華人最識時務的問候。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7月7日星期六

BBC人質事件的「巴勒斯坦教父家族」

【咫尺地球】在加沙被綁架的BBC記者在哈馬斯 壓力下獲釋,這卻進一步強化了「巴勒斯坦 一分為二」的西方成見。當哈馬斯武裝佔領加沙、法塔赫退守約旦 河西岸,國際社會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也就變得公開透明。其實巴勒斯坦分裂已久,分裂的並非只有統治階級,而是整個社會在「半無政府狀態」下的自動分裂。綁架BBC記者的部落軍隊「伊斯蘭軍」,正是這狀態的典型產品。

「巴爾幹化」必產生「結構性恐怖分子」

伊斯蘭軍來自一個名叫達莫什(Dagmoush)的部落家族。這個加沙世界大族原來在國際社會寂寂無聞,如今卻因為和哈馬斯正面衝突,令人「刮目相看」。其實在過去一年,家族在強人族長Mumtaz Dagmoush領導下異軍突起,已成為半個加沙的實際管治者:連同所有旁枝計算,達家據說人數有一萬五千,在勢力範圍Sabra城有自己的防衛軍,也有加入政府建制的成員;有正規老實商人以壟斷加沙基建合約致富,也有成員以黑社會為生,Mumtaz即有「加沙教父」(Soprano of Gaza City)之稱。達家原來頗低調,和哈馬斯建立了策略性同盟,直到去年,有說哈馬斯拉攏其他世家、有說達莫什倒向敵對陣營,總之兩家反目。

類似案例在伊拉克 、黎巴嫩等國層出不窮,因為外國勢力干涉後,它們都變成「巴爾幹化」的實體,社會不完全受政府控制,產生了大量非國家個體(NSA),以各自的方式生存、競爭。他們的極端派系,雖然以恐怖方式爭取同一生存目標,但依然和母體的合法支部難捨難分。結果外來勢力的利益,就不會受到整合的挑戰。一位中東駐港領事認為,「巴爾幹化」是美軍出兵伊拉克的最大目標。其實在伊拉克以外,美國對其他中東國家,何嘗不是希望滋生大量NSA、甚至支持反美NSA成立,來取代單一政體﹖

製造「傳奇教父家族」方便西方「懸念外交」

至於真正的達莫什家族究竟是何方神聖,也頗堪玩味。他們現在被指是伊斯蘭軍幕後黑手,而這民兵組織又被指和蓋達有聯繫,「證據」是達家從前只顧經商、對伊斯蘭意識形態毫無興趣,現在卻兼營綁架勒索一類蓋達商標活動,「可見」有可能已被拉登收編。這樣的邏輯、這樣的辯證、這樣的宣傳,和扎卡維在伊拉克冒起時一模一樣,現在我們卻知道扎卡維的「傳奇」水分甚多,灌水的倒不是他自己,而是西方媒體。

這套製造「懸念敵人」的手法,本小利大:(1)假如哈馬斯向西方示好,西方可以將恐怖行為算在達家頭上;(2)假如哈馬斯不識相,西方可以形容他們勾結黑社會家族,後者又「明顯」勾結拉登,「可見」他們都是一丘之貉,這就是當年美國在伊拉克捧紅扎卡維,來「協助」拉登和薩達姆結盟的故技;(3)假如達家真有實力取代哈馬斯,成功後又可以變成反恐義士。Mumtaz Dagmoush是人還是鬼,並非沒有人看得出,而是根本毫不重要。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7年7月5日星期四

當《世運在莫斯科》變成「Beijing」……

【咫尺地球】月前有報道稱一名昏迷十多年的波蘭 植物人奇蹟蘇醒,一夜間見證滄海桑田,比電影《快樂的謊言》更具戲劇性。假如主角是香港人,在今年七一蘇醒,應驚訝於1980年的林子祥 舊歌《世運在莫斯科》,居然被日前的回歸慶祝節目改成《世運在Beijing》。驚訝原因,不是北京申奧成功,而是改曲顯示的國際文化疏忽症,難在當年出現。

「成吉思汗樂隊」的文化意涵

《世》曲並非香港原創,而是來自德國 樂隊「成吉思汗」(Dschinghis Khan)。這樂隊以各國獵奇題材為特色,代表作《古都羅馬》、《成吉思汗》等,都曾被林子祥改編。走如此路線,除了迎合七、八十年代的士高熱,也因這樂隊成名於歐洲視野歌唱比賽,開宗明義要以歐洲眼光,介紹他們意想的世界、特別是東方。今天看來,他們舞姿極度騎呢,主音打開胸膛「飾演」大汗,其他成員大跳連大學O' camp學生也甘拜下風的「舞步」,比《YMCA》的同志樂隊Village People還要camp。Camp歸camp,成吉思汗樂隊在前蘇聯大行其道,一方面因為他們顛覆傳統的造型,對鐵幕青年具同樣顛覆性,就像英倫組合 Pet Shop Boys的《Go West》,後來成了東歐青年指導歌曲﹔另一方面,也有賴其首本歌為1980年莫斯科奧運宣傳,獲蘇聯當局邀請即場獻唱。其實,蘇聯在成吉思汗樂隊歌舞下,已淪為西方的他者﹔邀請樂隊獻唱,也完成了自我東方化程序。以「北京」取代「莫斯科」,對外國聽眾而言,難免有同樣判斷。

《牙買加人在紐約 》改名藝術

我們不要上綱上線,也明白台慶化的太平節目,不可能沒有口水歌這必殺技。但改歌曲國名,在國際社會一向十分敏感,這不是教導人學習邱吉爾的幽默、羅斯福的睿智,不能以脫離背景的 decontextualized方式隨便了事。台灣 陳昇的《One Night in Beijing》,以featuring京劇選段為靈魂,就不可能變成「砵蘭街一夜」。其實只要有文化底蘊,歌名輕輕一改,也可成為經典。例如Sting 有名曲《Englishman in New York》,講述英國 藝術家在紐約大都會的異鄉生活,是探討這命題的經典。後來牙買加樂手Shine head將「英國人」改為「牙買加人」(Jamaican in New York),原有色士風變成加勒比風味,與原曲金句「I’m an alien, I’m a legal alien」,依然配合得天衣無縫,更開闢了探討拉美人和美國 關係的曲種。

港版《莫斯科》在林子祥的精彩演繹下,並沒失去原曲的文化神髓,而且還出了一首姊妹曲《狂歡》。《狂歡》並非成吉思汗樂隊出品,而是源自希伯萊民歌《Hava Nagila》,在猶太社區相當流行,包括俄羅斯 的猶太上流圈子。

杯葛「狂歡化」的莫斯科奧運

少人留意的是,林子祥的港版《狂歡》結尾配上《莫斯科》主旋律,令兩首背景大異的音樂變成連體,主旨似是帶領冷戰時代的青年人,在世紀末到不可知的秘地狂歡。後來蘇聯入侵阿富汗,西方、中國同時杯葛莫斯科奧運,令比賽極度冷清,這系列歌曲也就多了政治諷刺意味。今日俄羅斯人不當1980奧運是驕傲,只覺尷尬。當《莫斯科》配上一聲聲「Beijing Beijing」,老了20年的林子祥身旁,又不知何故有少男組合Sun Boyz 做早操,除了令毛骨悚然的觀眾情願他們合唱《La La世界》,也教期望08奧運是驕傲的華人更尷尬。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