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權力考﹕假如08年是三藩市奧運……

【明報專訊】北京奧運前夕出現連串風波，學界對軟權力的研究再次得到重視。不少人以為硬銷就是硬權力、軟銷就是軟權力，這自然是望文生義的誤會。我們可嘗試通過一個假設案例了解這問題﹕若本屆奧運是由美國三藩市主辦，又會怎樣？

可以肯定，針對主辦國的示威不會比針對北京的少。布殊作為近年最不受國外歡迎的美國總統，每次出訪都引來大批反戰、反全球化、反氣候變暖的示威群眾，其聚焦反對陣營的能力，不作他人想。他在02年鹽湖城冬季奧運會時，下令以世貿中心遺址發現的破國旗恭迎聖火，被反對派批評為騎劫奧運精神，相信要是三藩市奧運安排全球傳聖火，不可能沒有人搶奪。至於有意騷擾會場的各類恐怖分子，更保證比北京奧運多。

輕鬆處理示威 有別一般政治事件

面對如此形勢，布殊首先會以一堆爛gag(例如「catch me if you can」)，又或提議把搶聖火納入奧運項目，來回應挑戰。他要表達的意思，其實也是「體育和政治應(選擇性)分開」，但美國幕僚會告訴各級官員﹕要傳遞上述信息，就必須對體育場外的示威輕鬆處理，必須和處理政治事件有所區別。幕僚也會教導親政府媒體捕捉示威的嘉年華氣氛，用以宣示「運動+示威」是劇本的正常組成部分，就像G8峰會要是沒有了唱對台的LIVE8音樂會贈興，反而若有所失。布殊的偶像列根當加州州長時，面對學生的反戰示威口號「make love not war」，就是以「我不認為他們有能力做任何一樣」回應，目的還是要學生返回校園，但這樣表達，就得到降低事態層級的效果。

此外，美國幕僚會教導媒體擴大個別示威常客的身影，把杭斯基一類被主流社會視為「左王」的文章拿來揶揄一番，甚至主動通過白手套，鼓勵各式被邊緣化的社群參與示威。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全球示威調低至國內黨派之爭的級別，那樣國外示威的反美色彩在本國國民跟前，就得以沖淡，就毋須單靠民族主義解決困境。另一方面，擴大激進人士圖像有助進一步演繹示威為常規劇目，因此美國長期供奉着一批被一般人看成是「凡事反對派」的名人，不但不會把他們放進監獄，反而刻意讓他們得到世界注視，好讓他們在關鍵時刻令致命的示威「日常生活化」。

放大個別示威常客 讓名人一錘定音

到了新聞讓一般讀者感到厭煩了，搶聖火與護聖火一律淪為政治甜點，美國官方就會找出一些原來未參與相關辯論的重量級思想家、宗教人士、諾貝爾和平獎過氣得主，為本屆奧運的獨特價值重新定性。例如面對聖火象徵什麼、和美國有何關係的核心問題，權威可以說﹕假如美國在反恐戰期間依然能舉辦安全奧運，就反映了恐怖主義可以靠團結克服，因此本人謹此呼籲世界人民不分國籍、不分立場，都應協助辦好三藩市奧運，辦完再示威不遲。這樣一來，反對奧運的人承擔了更大的道德壓力，又得到希望有的下台階，無論是否示威下去，整個運動的調子已被一錘定音。這才是弘揚軟權力的真諦。

沈旭暉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奧運建構的民族主義

當「奧運應否政治化」變成相當政治化的議題，評論焦點都集中在杯葛、施壓、反圍堵一類行為，卻忽略了奧運和民族主義掛鈎的本身，其實就不是必然產品；比賽那些國旗國歌英雄愛國事，都是人為建構的概念。

國家定義由模糊走向絕對化

今天被稱為現代奧運之父的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其實是法國民族主義者、多於今天我們定義的世界人本主義者，他復興奧運的導因之一是法國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敗，促使他相信加強體育教育是拯救法國的途徑；顧拜旦畢生推動的童軍，原來也為同一目標服務。否則，現代奧運完全可像古希臘那樣，以城市為單位，又或以贊助商為單位；這裏的民族主義，源自一重建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雖已發揚光大，但民族國家的定義依然有一定彈性﹕除了世界盃容許四支英國隊伍參賽的特例，澳洲早期參與奧運時是否算是國家也模糊不清。早期奧運會亦容許跨國運動員組隊參賽，所以在歷史獎牌榜有一些「0.5面金牌」的記載，例如英國運動員可與美國運動員組隊參加雙打。直到二戰後，現實主義興起，主權國家的定義變得絕對化，競賽場上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具有排他性，這是另一重建構。

就是奧運必須以民族國家(或被容許的行政實體)為單位，為什麼運動員領獎時必須奏國歌？中國「國歌」在1896年首次出現，當時李鴻章訪問歐洲，在各國代表唱國歌後才知道中國沒有國歌，唯有清唱一首喜愛的古詩代替﹕「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不倫不類之至，他卻成了中國史上唯一能在國際場合「自選」國歌的人。

就在那年，舉行了第一屆奧運。要是每名運動員都有李中堂的權利，香港獲獎運動員自選演奏陳冠希的《香港地》，奧運不難同時成為音樂交流場所。當儀式變得千篇一律，只能指向硬梆梆的民族主義，這又是一重建構。

奧運成政治角力場的必然性

假如在同一國家內，運動甲有大量優秀運動員，運動乙只有一名優秀運動員，運動甲的專才自然被國家配額制支配。這安排貌似保障了體育弱國的利益，其實它也是一種「平權」，不少優秀運動員不過因為來自同一國，就得不到表演/進步機會。為什麼運動員的質素不是入場券的第一標準，這再是一重建構。

這些民族主義的建構有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讓奧運變成民族國家的政治角力場。歷屆國際奧運會讓比賽變得愈來愈民族主義化，也有必然結果，就是令奧委會成了影子聯合國，得到政治影響力。在這為各國民族主義度身訂做的平台，就是有心人真的要談人權一類普世價值，自然會被受壓的一方視為虛偽。假如民族主義者否認這平台是他們的平台，同樣宣傳奧運與政治脫鈎，這自然被另一方視為更虛偽。

沈旭暉

奧運聖火與黃蓮聖母﹕北京忽視建構主義的教訓

【明報專訊】萬名護火使者，一把熊熊聖火，北京奧運彷彿讓我們回到武俠世界，存心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1992年的巴塞羅拿奧運會備受巴斯克和加泰隆尼亞分離主義威脅，1988年的漢城奧運，原是西方批評南韓民主化進程的平台，2002年鹽湖城冬季奧運被布殊以「9/11英雄頌」騎劫而遭到自由主義者圍攻。為什麼它們對主辦國的挑戰，都沒有這次聖火之戰嚴峻？

奧運屢成宣傳價值觀平台

假如我們隨便問一名中國人，為什麼聖火不能熄滅，表面答案可能是聖火代表「和平、友誼、進步和光明」（溫家寶語），實際答案可能是這大損國人面子（網絡論壇語）。再問為什麼要辦奧運，答案大概一樣。但聖火代表什麼？它在古希臘代表的是對主神宙斯的祭祀，以當年中共標準，可算是封建迷信行為；它在柏林奧運被復興，代表古希臘和納粹雅里安人種論薪火相傳，全是右翼玩意；到了美國利用冬季奧運點聖火的一刻，以世貿破國旗宣傳9/11精神，那還是同一保守意識形態圖騰。

奧運又代表什麼？在世界大同口號下，它的可塑性同樣甚大。例如奧運以往象徵發展主義，墨西哥城主辦奧運時，不以奧運場館和散佈污染的煙窗並列為恥，反而看成是肯定本國工業化的光榮，直到近年奧運才變成和環保掛鈎。總之，主辦國都有意借用奧運宣傳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而不是在配合一成不變的奧運精神。

北京奧運要傳遞的價值觀和信息，又是什麼？千頭萬緒，可歸納為下列三項﹕證明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宣揚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的胡溫精神；從而證明中國是一個盡責任大國。但細心推敲，以北京目前做法，這些信息是不可能同時達成的。對國際社會而言，和平發展、和諧世界都是未被定義、虛無的泡沫，假如北京奧運雲集不同運動員就是促進「和諧」，那麼雅典奧運、亞特蘭大奧運無疑都很和諧，北京以此為價值觀，就被看成官樣文章。

未深化建構價值 中國失議題設定權

要證明這些理念不止是官腔，而是足以和美國價值、法國價值相輝映的實質內涵，邏輯上，它不但要顯示今日中國和昨日不同，也必須顯示這屆奧運和從前奧運有別，而不是完全相等。假如北京老早為08年奧運定調為「和諧社會年」，安排和馬英九、達賴乃至香港泛民主派對話來顯示什麼是和而不同，從中暗諷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不和諧、單邊傾向，今天的護聖火行動就能往上述價值層面轉移，「奪火使者」可被宣傳為曲解上述價值的人，北京不用如此被動。這是建構主義者Alexander Wendt強調的「三建構」﹕建構國家需要的合理常識、行為規範和身分認同，並通過非國家個體在國際社會傳播開來。

中國未掌握建構主義遊戲規則

可惜，除了民族主義的亢奮行動，上述價值的深化，幾乎什麼也沒有。中國要借奧運宣示進入國際社會、當盡責任大國，承諾按國際標準迎接奧運，它就放棄了對奧運背景的話語權；當中國價值觀未成功建構，面對國際輿論就難以招架。結果，作為主辦國的中國反而失去了議題設定權，也錯失了借奧運定義中國價值觀的機遇。當西方輿論對失去這些權力的中國進行集體批判，中國只能訴諸民族主義情緒，又反過來證明了中國還未成為價值觀國家。護火使者不會讓西方人想到和平發展、「Hexienism」，只會讓犬儒的西方漢學家想到義和團的紅燈照，她們崇拜的是自稱能在空中放火的黃蓮聖母。

事實上，每一屆奧運都充滿批評，但批評多集中在一至兩項主軸，例如針對鹽湖城奧運的新保守主義傾向，又或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破壞主權。只要議題鎖定了，主辦國依然握有主導權，在其他層面得到安全閥，足以繼續弘揚價值——莫斯科、柏林和鹽湖城奧運都充斥着明確價值觀，無論喜歡它們與否，它們確實達到了傳訊效果。

國人常謙稱「我們的公關做得不夠好」，以致如此這般。誠然，否認火炬熄滅的新聞發言人不能算是好公關，教人想起袁木。但軟權力的弘揚遠不止是公關遊戲，當年希特勒通過奧運讓英國右派士氣大振、日本通過奧運來隱晦控訴美國使用原子彈，這些都牽涉和國際組織的互動、對跨國媒體的掌控、本國核心價值的建立。到了北京奧運，價值觀建構不出來亦傳播不開去、對融入國際的需求比從前更多、主辦國的話語權喪失、民族主義情緒卻早被激發，這樣的格局，只反映中國未掌握建構主義的遊戲規則，軟權力比想像中弱得多。明天，無論護火不護火，對建構完備的西方話語完全無關宏旨，這才教人痛心。

沈旭暉

由「兩岸共同市場」到「日台共同協會」

【明報專訊】台灣大選後期，民進黨主要文宣集中抹黑馬蕭陣營的「兩岸共同市場」為「一中市場」，宣傳單張使用網上百科全書的斷章取義，來「預言」台灣未來的失業苦况和劣質食品肆虐，其邏輯之混淆，足以作為中學考試題目。然而這類文宣的出現，始終反映了不少台灣民眾恐懼大陸、希望同時與其他地方保持聯繫的事實，民進黨在野後若要承接這思維、又要化破壞為建設，可以怎樣？也許它首先要參考的，是關於共同市場的不同國際案例，特別是同屬海島身分的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bbean Community）。

加勒比海共同體Vs.加勒比海國家協會

加勒比海共同體成立於1973年，目前有15個成員、5個副成員和7個觀察員。它的前身是成立於1965年的加勒比海自由貿易組織（Caribb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再前身是1958-1962年由英國強行將其加勒比海殖民地湊成的西印度聯邦。因此加勒比海共同體有強烈的英屬背景，並催生了一個獨特案例：在15個正式成員「國」當中，包括了英屬蒙特塞拉特島（Montserrat），這是非獨立國家得到共同體正式成員身分的罕有例子，其他殖民地都只是副成員或觀察員，在其他共同體亦如是。這條界線定得相對嚴謹，因為非獨立國家往往與其母體維繫着其他整合，例如蒙島全體島民都是正式英國公民，都有自由往來歐盟國家的權利，所以它以獨立身分加入加勒比海共同體需倫敦正式批准。雖然歐盟法律不適用於蒙島，但人數不到1萬人的蒙島島民，可說是同時受惠於兩個區域整合。

抹黑「一中市場」Vs.建構「北太平洋協會」

同區另一個有趣案例來自多明尼加共和國。這個我們眼中的小國，在加勒比海島嶼中是一個龐然大物，其面積和人口都遠遠拋離加勒比海共同體的島國，共同體成員都不太願意接受其加入，只批准它成為觀察員，心態有點像台灣深綠人士對大陸的保留。然而多明尼加畢竟是加勒比海一員，因此該區又在1994年成立了加勒比海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作為不涉及共同體一類超國（supranational）體制的跨政府（intergovernmental）區域合作組織，容納了25個成員，多明尼加就在裏面和其他小島互動。

這些遙遠的加勒比海案例，對台灣可有不少啟發。首先，不同共同市場雖然一般不能容納同一成員，例如英國、葡萄牙 等國加入歐盟前身的歐共體後，都要退出自己一手策劃的歐洲自由貿易區（European Free Trade Area），但主要成員身分是蒙島那樣的次主權國家，它依然有力和其他地區進行另一模式的整合。其次，從多明尼加的案例可見，雖然它與加勒比海小島進行單一市場式的經濟整合未能實現，但區內都認同它屬於同一文化圈和地緣政治圈，依然願意確保雙方在平起平坐的跨政府層次要有足夠合作。這說明了兩岸共同市場並非絕對的排他概念，台灣依然可主動提出和鄰近地區整合，例如可以將和台灣有邦交的什麼馬紹爾群島、帛琉共和國等小島國建構成北太平洋區域協會，甚至可包括日本在內，畢竟包括台灣在內的這些島嶼從前都曾接受日本管治。

大陸其實亦不妨乾脆假手台灣外交部資助這些小島，當它白手套用就是。這樣無損於兩岸經濟整合的實惠，又保存了台灣保持自主和國際空間的需求，就比單純批評「一中市場」來得積極了。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