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

金正日Yamaha

【咫尺地球】再到朝鮮(北韓)期間,參觀了(據說是)金日成幼年時曾就讀的小學。現在那自然成了朝鮮「重點小學」,金氏父子數十年來一直定期打點獎賞。小學大門也一如所料豎立了巨型金日成銅像。雖然這個像是參照其小學造型打造,感覺較為「新鮮」,但遊客也未能倖免,照樣被告知必須「入鄉隨俗」三鞠躬。

金日成母校放 Yamaha電子鼓

教人意外的卻是這小學的學生歡迎來賓的表演﹕台上正中,放置了日本 Yamaha組合電子鼓,商標品牌的顯眼,在強調「主體思想」的朝鮮,顯得特別格格不入。鼓的兩旁,是彈奏電結他的男生,和撥弄電子琴的女生。演奏的曲目除了《阿里郎》、《跟着將軍走》一類朝鮮「民歌」,也有專門排演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雖然效果和 80年代中國唐朝樂隊重唱《國際歌》一類效果不可同日而語,而學生在台下老師指揮下,也不得不擺出好些機械動作,但畢竟已脫離了純革命歌曲年代的套版形象。最難忘的是表演中途加插了學生電結他 solo環節,樂譜居然是搖滾樂——那可是一幅詭異的圖像。須知演出男生依然穿著白校服、繫着紅領巾,禮堂依然掛着金日成巨像。而這演出,據說,依然是按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將軍的教導進行。

如此 crossover,頗發人深省。朝鮮一直予人的形象,就是推廣極端的集體主義,打壓個人思想,所以有了阿里郎十萬人表演一類經典,教張藝謀也甘拜下風。就是參觀那裏少年宮,無論琴棋書畫也是集體教導,難得有個人 solo空間。金日成母校的學生居然獨奏搖滾樂,這不得不算是異數。當朝鮮小學生有機會獨奏搖滾,而且從他們的神情可見其頗為自得,就不大可能真心真意天天參加十萬人團體操的排練,當一顆可有可無的棋子。不少人將朝鮮和文革期間的中國比較,但朝鮮人並不像當年中國人那樣批判「資本主義物質生活」;使用日製 Yamaha和數碼相機時,只要是黨首肯,看來沒有多大思想包袱。

朝鮮人自我中心不變

這類改變當然相當微小,但也不能低估,因為這只是冰山一角。廢美元用歐元、開城開發區、找外國人合資建酒店、丹東邊境貿易、遼寧銀行的朝鮮帳戶,加上和美國互動的各種外交迹象,均可推算朝鮮邁向改革開放的道路大概漸近,相信在民間也不會有太大反彈,只是挑選最合適的政治時機才粉墨登場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那真是金日成的母校嗎?根據中國資料,金日成年幼時早就到了中國,在中國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但根據朝鮮說法,金日成是在本國接受一切基礎教育後才毅然走到中國,「建立境外革命基地」。朝鮮處處景點都與金家扯上關係,在朝鮮人看來只是個人崇拜的應有環節,但在中國人看來,卻有點欲蓋彌彰。就是朝鮮改革開放,朝鮮人的自我中心卻似乎不會改變,拋棄社會主義而擁抱民族主義,從來都是順理成章,也許這就是後金正日時代的未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

【明報專訊】曾幾何時,山西平遙是中國金融中心,佔有全國一半票號,但始終發展不了其他產業,到了20世紀,就被上海取代,剩下一堆沒有多少人看的遺蹟,直到出現電視劇《匯通天下》。威尼斯曾是全球金融中心,但自從它的地緣政治角色終結,就徹底退出歷史舞台,變成遊客的寵兒。繼而興起的阿姆斯特丹也是金融中心,至今它的交易所還熱熱鬧鬧的吵吵賣賣,徒具形式,但也不再具有全球、乃至區域影響力。可以說,它們和全盛時的視野相比,今天已一面倒本土化,失去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神采,儘管這不一定是原意。香港,又如何﹖儘管我們不能從施政報告得到香港與世界融合的遠景,但按現在的宏觀政治發展推論,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似乎並不遙遠﹕

威尼斯化的未來香港﹖
  • 正如不少學者擔心,香港的經濟發展向內地一邊倒時,自身的相對優勢也愈來愈少﹔當內地其他城市完全掌握香港的軟件資源,香港就不可能重新連接國際網絡。這現象現在已頗明顯,起碼香港經濟單邊化是鄰近經濟體的共同觀感。筆者就「亞洲國際都會」的國際認受做了不少研究,基本上,從未聽過外國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他們只知道香港不再是什麼,正如威尼斯今天連「地中海國際都會」也不是。
  • 當政府只重視短期民意,變成消極回應的政府,自然會將拓展不具備即時效益的國際關係、涉外議題,放至最後次序。更謹慎的政府甚至會為免麻煩,而主動將《基本法》賦予的不涉及主權、外交的涉外關係權讓予中央,令其他國家不再重視香港。筆者曾與澳洲駐港前領事傾談,她認為駐港期間是一生最無聊的時刻,後來終於難奈寂寞,要求調去斐濟群島,在那裏果然有所發揮。
  • 難發揮的不只是駐港外國人﹔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發展個人涉外聯繫,在目前政治生態下,亦同樣難以應用於社會。例如李柱銘的美國網絡,應是全港的重要無形資產,假如在私人公司,這足以被量化為天文數字的資本,但特區政府(和他的政黨)基於政治正確的認知,往往不懂如何為己所用。又如梁振英提出的「內部外交」,多少保存了香港作為非國家個體的身價,但因為他的愛國背景,始終無人認真跟進上述提議。這類自我監察,未來可能更自律,比威尼斯共和國覆亡後的「天然自律」更可惜。
  • 在目前教育制度下,下一代英語必然愈來愈退步,普通話程度固然進步了,但中文根底依然難以趕上內地和台灣人。當中國經濟成為霸權,連帶內地普通話也成為語言霸權,屆時,港人無論在內地還是海外,相對競爭力都會愈來愈弱,語言會成為內地或外國人和香港交流的無形障礙。須知威尼斯終成威尼斯,語言也是原因之一。
  • 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在現在,不用說在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
說到這裏,好像還是很抽象。其實,我們不妨參考一個名叫「全球在地論壇」(Glocal Forum)的國際民間組織的7點綱領。這組織目標是推廣城市間的國際交流合作,總部設在意大利羅馬,不少活動像城市外交計劃、國際青年全球在地化議會等都十分有趣,我們可以將其下列綱領,看成是本土社會維持國際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方案﹕

一、強調城市(而不是主權國家)在國際關係的核心角色。這是因為城市相對容易聯繫個體和海外,而毋須過渡涉及主權的政治考量。

二、增加不同本土社區的政治能量,從而讓它們與其他本土社區及全球資源接軌。這是「由下而外」(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實驗,相信本土動力整合後,組織和精英不必一定向上爬,也可以向外拓展。

三、為本土社區提供全球資源,來得到社會和民主的改善。當然,在國家層面,這得有防止政治滲透的機制監控,但原則上,這是讓本土和全球視野結構掛鈎的設計。

四、通過跨國企業和機構,鼓勵本土社區年輕人參與國際和平和發展計劃。這是通過正面、務實的國際接觸,來讓下一代超越本土視野﹔但由於他們代表本土,又會同時顧及國際視野在本土的應用。

五、向國際網絡派出更多本土青年代表,從而草擬同時適用於本土和國際議題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價值同上。

六、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予年輕人,讓們參加本土和世界的社區和機構。也就是主動向聯合國、國際NGO或國際金融機構等爭取本土名額,無論是當全職僱員還是青年義工。

七、通過製造公營和私營機構的伙伴計劃,發展可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的「戰略性活動」。這其實是為本土青年連接國際視野提供經濟誘因。

這並非筆者草擬的,而是國際社會現存的智慧,但假如這能成為香港的國際關係宣言草稿,為政府、商界和民間共同接受,筆者會十分欣慰。當然,這些綱領看來還是有點虛,而且知易行難,但以整個城市之力確立全球在地化的遠景,起碼是防止威尼斯化所必需的。

需要超越本土政治的國際研究

教人不安的是,現在似乎沒有誰有既得利益,去扭轉上述情况,因為無論是香港政府還是政黨、商界還是社會,都需要面對更「微觀」的挑戰。能稍作傳訊的,目前也許只有在民間。我們需要超越本土政治的國際研究,才能同時向不同社會持份人不斷推動,以期它們分別出現參與國際事務的對口單位,否則,又是當局者迷了。假如有一天,香港連國際關係研究也容納不了,談論國際視野必須予以本土化處理,這和唐人街,有什麼分別﹖當大家都在討論究竟應轉移基地,還是當快樂的威尼斯人,當局者又如何取捨﹖當然,有心人會繼續在其位在本土推動全球在地化,但正如梁文道所言,多和內地或國際受眾溝通,參與那裏的經濟社會文化,再讓其反射回香港,價值,也許還要大些。

沈旭暉

延伸閱讀

  • Glocal Forum 網頁(www.glocalforum.org)
  • Neil Brenner, "Global Cities, Glocal States: State Re-scaling and the Remak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 Thesis, 1999)

再見朝鮮之朝鮮歐元

【咫尺地球】時隔兩年再到朝鮮(北韓),筆者以遊客立場能發現的最顯著改變,當首推一切遊客區都棄用美元、改用歐元的事實。理論上,朝鮮早於2002年12月,已決定以歐元結算外貿活動;但實際上,交易一直使用美元,直到2006年7月,才以美國制裁為由,嚴格下令所有公司和旅遊團以歐元結算,各地貨物標價,亦一律使用歐元。當然,美元還是流通貨幣,但由於換算不直接,並不太受歡迎。反而人民幣兌歐元的匯率方便使用,一般受標準化為10﹕1。

這似乎對實際外匯收入影響不大。畢竟朝鮮的美元旅遊收入只有約一百萬美元,跟中國的邊境貿易則一直以人民幣結算,甚至那些隱形朝鮮小型富豪的錢,也是存在吉林邊境的中國銀行。因此,朝鮮一直開宗明義說,這決定是政治決定,目的是顯示對美國的不滿,好在六方會談向對手施加壓力。

朝鮮選歐元以平衡利益

但假如我們脫離政治框架看朝鮮的歐元,這無疑已與國際經濟潮流連成一氣。近年世界各國貨幣紛紛與美元脫鈎,最具參考價值的例子,包括強烈親美的科威特 在2007年5月將貨幣第納爾和美元脫鈎,改和一籃子貨幣掛鈎。表面原因是美元價格持續下跌,導致科威特通貨膨脹,但背後也是為迎接美元時代終結及早準備,可見政治已不能凌駕經濟考量——何况第納爾和美元脫鈎後,科威特國內通貨膨脹狀况幾乎一模一樣。同樣希望和美元脫鈎的沙特卻不敢行動,怕動搖整個石油美元經濟體系,儘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8年8月再建議沙特可「考慮」和美元脫鈎。

朝鮮始終擔心中美兩國在東北亞影響力太大。選中歐元,明顯有平衡利益的計算。它今天是最不受金融海嘯衝擊的國家,但改革開放不可能不出現。假如金融海嘯真的帶來「後美元年代」,而朝鮮成了這年代的新玩家,驅使各國拿歐元開發其處女地,就顯得比面對金融海嘯才與歐元掛鈎的冰島有遠見。這難道不是東北亞地緣經濟的突破?其實,韓國 (南韓)也一直希望拉攏歐洲,平衡中美兩國在區內的影響,韓圜於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前已全面浮動。朝鮮釘上歐元,說不定和韓國同胞的意願也是暗合。

金正日與美和解能增「功績」

朝鮮對內宣傳,一直將苦况歸咎於美國制裁,和伊拉克薩達姆一模一樣。一旦金正日與美國和解,這代表他帶來全民大躍進,只會增其「功績」。難怪自從朝鮮研製出核彈,外交界不但不擔心金正日真的使用它,反而都預算北韓和美國和解的歷史日子。這是「防守性現實主義」理論框架,本欄曾多次介紹。隨着美國把朝鮮移除於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也就是把它從邪惡軸心除名,朝鮮全面經濟開放的契機,似乎不遠了。屆時,要重溫平壤一望無際無廣告的街道,就不可能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8年10月13日星期一

反思「金融海嘯引發三次大戰論」

【咫尺地球】國際金融海嘯出現後,香港媒體集中報道雷曼苦主和立法會,世界輿論卻紛紛探討美元時代終結、全球去自由化、國際左翼NGO「50 Years Is Enough」的勝利等結構問題。內地一份愛國憤青常看的國際評論刊物,則發表了不少教人不安的警告,預言一旦金融海嘯帶來1929年那樣的全球大蕭條,各國極端民族主義就會興起,可能紛紛瘋狂出兵,屆時也可能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終結這場災難,正如二次大戰也是大蕭條產品一樣。

這樣的立論,也許有參考價值,但未免不符學術嚴謹度。當年納粹德國一類極端民族主義興起,政權推行擴張政策,這是傳統現實主義學派經常引用的案例,以為國家的最高綱領,就是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爭取最大利益。但這學派的沒落,正正因為納粹德國的下場,帶來上述假設的崩潰,令當代世界領袖多明白,國家只應盡力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屆時才有利益可言,於是就連北韓金正日那樣的領袖,都強調核均勢和平。

經濟蕭條難與當年同日而語

即使擴張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能短暫改善國內經濟,那也是因為佔領某國能掠奪其天然資源,而毋須過分擔心本國海外資產化為烏有,儘管當時的佔領國其實也面臨金融危機。例如納粹德國後期幾乎破產,才想起打金融戰,要大舉印刷 偽鈔解決外匯問題,故事可參見電影《偽術大師》。時至今日,要是一個二等強國受金融海嘯影響而出現經濟大蕭條,也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因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現狀下,它其實依然有不少資產在國外,只是不能立刻轉移為有型資本而已,一旦開戰,就是自動從這體系除名,國民即時損失就十分驚人。

事實上,關於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政黨會推行擴張外交政策這假設,也是國際關係學一大悖論。二戰後,各國政黨鼓吹民族主義、仇外外交,通常都是建基於一個認知:他們就是掌了權,也沒有能力,或沒有意欲將口號化為現實,其激進姿態,只是在競選期間集結對現狀的反對票。我們也許會想,這是因為一旦它們變成執政黨,就會受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政商金權體系無形秩序規範,其實這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現代戰爭幾乎不可能即時為國民帶來具體經濟利益,頂多能帶來定義含糊的「國家利益」。

如911重構國際秩序

假如民族主義政黨是基於國民集體意識形態而擴張,那還可能支撐一會;但假如它們是為了解決國民生活問題而擴張,則容易垮台,哪怕是實施獨裁管治。至於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局部戰爭,大多源自利益集團的內部利益,多於國與國之間的整體利益,無論有沒有金融海嘯,亦復如是。這場金融海嘯無疑會像911事件那樣,成為國際秩序重構的又一里程碑;但新秩序是什麼,不一定能從歷史得到比較。散佈片面觀點,只會誤導內地同胞;正如散佈非脈絡式片面資訊,只會是「唐人街化香港」。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8年10月6日星期一

麥凱恩救市哲學與老羅斯福

【咫尺地球】當金融海嘯成為美國大選首要議題,麥凱恩和奧巴馬的救市哲學,已成了兩人的最大差別。然而無論勝出的是誰,甚或就是布殊繼續在台上,也彷彿已宣告列根經濟時代的終結。然則在經濟層面以外,理應是自由市場堅定捍衛者的共和黨,應怎樣向歷史交代?麥凱恩又如何繼續顯示自己是改革者?

干預「對人不對事」

面對危機,奧巴馬代表民主黨主流態度,認為政府有責任調節市場運作,以免在金融市場勝者全得,相信政府也應主動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對評論員而言,這並沒有意外驚喜。但麥凱恩一方面要維持「建制改革者」形象,另一方面卻要爭取共和黨保守派支持,唯有走出一條「對人不對事」的路線﹕強調加強監管金融機構內部運作,但反對大規模動員政府調節整個制度。因此,他不斷渲染投資銀行高層如何揮霍無度、不惜拿布殊任命的證監會主席考克思開刀,希望選民相信共和黨的理想制度本身沒有問題,只是其內部倫理出了問題。假如奧巴馬代表的是宏觀干預路線,麥凱恩提倡的,就是相對的微觀干預。

問題是,美國政府要宏觀干預,不一定要改善管治和執政能力,只需大刀闊斧擺出幾個姿態,倫理就會改變。但要微觀干預、加強監管,卻必須提升管治和執政能力。那時候,也許政府還是小政府、市場還是大市場,但政府對既定方針的干預能力,卻可能比現在強大。麥凱恩的「change」和奧巴馬的「change」之不同,全在於此。

老羅斯福力倡「公平交易」

歷史上,像麥凱恩這樣的微觀干預共和黨人,其實頗不乏人。尤其是在小羅斯福總統推出「新政」前,不少共和黨領袖,都對自由市場的內部流弊不滿,最著名的是被布殊視為偶像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老羅斯福任內除了開疆拓土,最著名的政績就是推動「公平交易主義」,大力取締企業壟斷業務,有「托拉斯馴獸師」之稱,又主張加強監管商業和鐵路。對他而言,自由市場固然是金科玉律,社會福利政策也不見得值得支持,但一旦發現市場充滿不公平競爭,政府就不應畏首畏尾,而要主動干預。後來,老羅斯福的繼任人塔夫脫背棄了公平交易主義,他甚至憤而退出共和黨、自組「進步黨」參選總統,雖然失敗,但已是美國第三黨運動的輝煌一頁。

麥凱恩曾明言自己是「老羅斯福共和黨人」,似乎就是要繼承上述遺產。假如他走的是這路線,而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繼續存在於共和黨,則美國像老羅斯福自組政黨時期那樣出現三派並立,並非不可能。畢竟,麥凱恩和老羅斯福有頗多相似之處,特別是二人都不喜歡資本主義精英的排場和氣焰,不少施政的針對對象,都是同一陣營內的富有對手。面對目前困局,麥凱恩路線大概也只能這樣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