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2日星期一

恐怖主義權威 談奧巴馬反恐

【咫尺地球】筆者早前在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拜訪了當代恐怖主義研究權威、期刊《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力》主編舒密特教授(Alex P. Schmid)。原籍荷蘭的舒密特有歐洲多國混血血統,除了是相關領域的領頭學者,也曾於1999至2005年擔任位於維也納的聯合國反恐部門主管。他對恐怖主義的定義,雖然和中國官方頗不相同,卻被廣泛應用於教科書和各國政府指引當中,值得華文世界加以研究。他談及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後的反恐政策,也值得重視。

新人抗舊作風 談變言之尚早

舒密特認為,雖然奧巴馬承諾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停止執行酷刑、改變全球反恐戰爭策略和海外應急行動,但目前評價美國政策有否顯著改變乃言之尚早。「新政府不能用70天的時間,改變進行了7年多的政策。依舊沒有改變的多的是,例如秘密引渡和使用無人駕駛飛機在巴基斯坦的轟炸,都造成大量的間接傷亡」。對舒密特而言,奧巴馬面對的反恐挑戰,並非技術性的微觀層面,而是政策性的宏觀層面﹕「他必須對穆斯林明確表明,打擊恐怖主義並不是針對伊斯蘭,因為這是蓋達成功塑造的形象。他最大的挑戰是以行動削弱蓋達的理論基礎,不要讓穆斯林把苦困歸咎於猶太人和所謂十字軍戰士上」。月前奧巴馬在埃及與穆斯林對話,明顯符合上述理念。

舒密特預測奧巴馬要在華府的恐怖組織名單中剔除個別成員十分困難,「把組織加入名單,往往比除名容易。某程度上,這全是政治過程,從名單中除名意味着給回一個武裝組織合法性,希望除名的組織,則必須不斷討價還價,乃至為此付出代價」。換言之,激進組織要除名,首要改變其引發衝突的方式,「參與和平的政治,必須有一個政治空間,讓組織追求合法的目標」。但他相信奧巴馬更改名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並認為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將是最值得注意的案例。「哈馬斯很可能從名單上除名——要是它希望參與上述政治過程,及肯放棄對以色列的火箭襲擊」。

舒密特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被學界廣泛引用﹕「恐怖主義一方面以製造恐懼及強制使用暴力為有效改革的信條,另一方面透過精心設計、對外宣示的直接暴力,無視道德及法理常規,以達到向不同受眾及敵對組織傳達的宣傳及心理效果」。根據這定義,哈馬斯的非恐化,就不是不可能,而讓世界遠離暴力,也是他的願望﹕ 「許多人拿起武器戰死,對弘揚目標卻徒勞無功,不但沒造就一個美好的未來給自己或子女,更甚的是就算他們得勝,也不能確保帶來美好新世界﹕看看眾多後殖非洲國家,穆加貝的津巴布韋便是一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剛宣布接受一個非軍事化的獨立巴勒斯坦國,但條件極嚴苛,舒密特的預言能否落實,尚未可知。

伊朗糾紛與反恐大氣候不協調

由此推論,奧巴馬的反恐外交是下了工夫的,也似和舒密特的預言不謀而合,畢竟在經濟危機難以迅速解決的前提下,外交得分是他短期內能保住民望的最有效途徑。舉一反三,伊朗選舉糾紛儘管滿足了一些美國右翼分子的意願,卻與中東反恐大氣候頗不協調,似乎也不是奧巴馬政府希望出現的事。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帛琉這個「國家」……

【咫尺地球】本欄過去曾談及美國關塔那摩基地囚徒和中國疑似恐怖分子的關係,想不到最後捲入這問題的國家還有太平洋島國帛琉(編按﹕即Palau,北京官方譯名為帕勞)。九一一後,由於有「獵頭公司」隨意抓中亞平民向美軍濫竽充數,不少維吾爾人被無故囚禁。經過數年調查,好些在關塔那摩的維吾爾人被美國查明無辜,中國則認定他們是東突恐怖分子,他們唯有留在監獄,直到有國家願意接收為止。由於沒有大國願意公然為疑似恐怖分子開罪中國,連最願意接收這類難民的德法等國也加以拒絕,美國費盡心機,最終出手的就是帛琉。

以「獨立」外殼為美服務

為什麼這個面積不及香港一半、人口只有2萬的小國,居然不怕開罪中國?表面原因是它跟台北有邦交,連新建的總統府也是全靠台北金援,台灣內部盛傳陳水扁曾以訪問邦交國之名,把賄款親自帶到帛琉收藏,該國自也不介意進一步頂住北京壓力。實際原因則更簡單﹕雖然帛琉是聯合國成員國,被視為正式獨立國家,但在某程度而言,視乎對主權的定義,帛琉也可算作美國的外圍主權部分﹕它的存在就是為了以「主權國家」的外殼,為美國服務。

歷史上,帛琉和鄰近島嶼一樣,曾先後受西、德、日管治,二戰後成為聯合國委託的美國托管地。它在1994年獨立的方式,並非發表獨立宣言,而是通過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這協定文本早於1986年落實,但直到1993年才被公投通過,因為帛琉自治政府原希望國家是無核區,但美方反對,最後居民被迫妥協。根據協定,帛琉的國防由美國負責,外交需與美國咨詢,而且美國在未來50年有駐軍權,這是默許美國將當地列作核子基地,教人想起香港的一國兩制與 50年不變。同時,帛琉的收入來源除了旅遊業、漁業和敲詐海峽兩岸,主要還是來自美國援助,這類援助在「自由聯合協定」也被概括,居然是由美國內政部島嶼事務辦公室而非外交部負責。

從上述內容反映,帛琉作為獨立國和香港作為特區的具體分別,就是在於前者擁有形式上的國家主權,但實際運作上,美國政府當它是獨立國與國家特殊部分之間。

陳水扁嘉許為建國楷模

除了帛琉,太平洋還有馬紹爾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都是以類似方式獨立,世界各國法學家一度質疑究竟這是否真正獨立。如斯獨立,對美國有百利而無一害﹕它的戰略、軍事利益完全得到保證,也可減少對當地的援助數目,因為帛琉有了「與台灣建交」一類從前沒有的生財途徑。在外交層面,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一類孤立狀況時,可以輕易動員這個主權國家支持,也可以利用這個主權國解決關塔那摩維吾爾囚徒一類敏感問題。在兩岸議題上,帛琉經常被陳水扁嘉許為台灣公投獨立建國的楷模,這符合美國意願而又毋須華府赤膊上陣硬銷。

這案例再次證明世界已步入次主權年代。假如美國持有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一寸不能退讓的思維,帛琉是不可能獨立的,但獨立的帛琉卻能拓展美國利益。

日本的濱下武志教授一直研究主權國家以外的次主權國際行動體,相信香港、沖繩等實行由下而上的管治,以及享有一定程度的次主權,會更能促進地區經濟網絡發展,也會對所屬國家作出更大貢獻,帛琉模式不過是更進一步吧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6月8日星期一

從六四20年看「外國勢力論」的10個悖論

【咫尺地球】在六四20周年,有評論認為香港今年連串悼念活動乃「外國勢力與少數港人內外策劃的結果」,或相信若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利益」,港人就不一定熱中。作為專注國際關係的港人,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和中美互動,數年前開過一門關於香港涉外關係的課,對相關邏輯略有考據,並在筆記錄下10個悖論。它們應用於上述論據,也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根據「外國勢力論」,國與國的衝突是敵我矛盾,國家內部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前者凌駕後者,辯證是「敵人」主張的就是對「敵人」有利,對「敵人」有利的一定對「人民」不利——這是一個悖論。例如自從美國發表各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國也針對美國人權狀況發表白皮書,假如美國跟隨中國報告改善國內人權,其實不一定對中國有利;就是對中國有利,改善美國黑人待遇也不會對自己不利。舉一反三。

2.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人渴望推翻中國政權,自然也會捍衛其自身政權——這是一個悖論。甘迺迪被殺、越戰、水門事件等,令美國行政機關權力大幅下降,立法機關坐大,也未能承繼行政機關的執行力,這是威望盡失的美國政府的真正危機。然而美國國力不見大幅削弱,因為新興非國家個體已開始接收部分能動力。真正捍衛美國國家利益的,是成熟的、能匡正當時政府缺失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政府本身,這才是以「大局為重」的人民。

3.根據「外國勢力論」,「外國」的主體自然是「國」,三權分立、民間組織,一律都是國家機器的幌子,全球化的「國將不國」論述也是西方欺騙發展中國家的陰謀 ——這是一個悖論。外國組織有自由意志是客觀事實,不少更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根據建構主義學派,蘇聯崩潰的關鍵是話語權戰多於硬權力戰,而話語權戰爭的推動者多是各國民間組織,包括源自蘇聯本土的。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促成蘇聯崩潰的組織,多以1970年代的反美反戰運動起家,華府也是運動針對目標之一,可參閱David Meyer的論文「和平人權運動與冷戰的終結﹕國家之上、之外和比鄰」。

4. 根據「外國勢力論」,「外」的定義是清晰的、非黑即白的——這是一個悖論。在全球化時代,早已不可能輕易定奪內外,例如年前內地出現反日運動,一度湧現罷買日貨風潮,但轉瞬無以為繼,因為這已不是五四運動的年代,「日貨」的資本、勞工、原料、知識產權早已國際化,內裏中國利益甚多。假如「罷」的對象是從內到外再到內一切牽涉「日」的東西,效果可能和罷買國貨一樣。文革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共元老兼特務之父康生有一門絕學,能把所有有需要的人演繹為特務和叛徒;他名聲恐怖,但同時是公推的才子和文化領袖,書畫造詣和齊白石齊名,時人稱「康老」。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一切難為內外定分界,而根據六度分隔理論,任何人都可輕易和外國勢力/愛國勢力扯上關連,康老絕學已流落民間。

5.根據「外國勢力論」,影響別國內政的嘗試都是黑暗的、秘密的——這是一個悖論。國內外的利益互動,也可以變成正常機制﹕若論美國本土政治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各國游說團當名列前茅,它們公然以不同手段影響議員投票、政策制定,以迎合本國利益,更不時與本國在美僑民「裏應外合」,捐款規定並不能對它們制約多少。除了以色列、阿美尼亞等,最著名的游說團原產地還有從前的中華民國,以及近年積極開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6.根據「外國勢力論」,對付外國勢力應採取「果敢」行動,例子是柏林圍牆倒下時,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軍到場鎮壓,才引致東德倒台——這是一個悖論。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果敢鎮壓示威,同樣倒台;1990年代古巴曾爆發群眾運動,卡斯特羅沒有果敢鎮壓,容許示威人士到美國,政權反而延續至今;曾幾何時大清、沙俄的群眾運動被說成是外國第五縱隊,這些政權鎮壓群眾運動的作風,似乎也不能說不夠果敢。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否果敢」在這類命題不是一個變量。

7.根據「外國勢力論」,最有效的反擊方法還有防微杜漸,把一切消滅於萌芽狀態,所以要不斷警惕國民——這是一個悖論。筆者曾修讀英國間諜學權威 Bernard Porter的滲透與反滲透課程,從箇中文獻發現,真正結構性顛覆國家的外國陰謀,不可能為一般人隨便發覺;對付此等陰謀的內部手法,更應是不聲不響的引蛇出洞。史上最極端的反外國勢力案例,針對對象多是安內而不是攘外,例如美國麥卡錫時代。天天宣傳反美、暗中反華的朝鮮,以此宣傳金家主體思想,更不待言。

8.根據「外國勢力論」,義憤填膺的論者愛向社會進言,更彷彿有大戰略要領袖採用——這是一個悖論。說得激動的,不可能不清楚其提議不可能在現實世界落實。在《當代中國期刊》,英國學者Christopher Hughes曾發表一篇以後結構主義分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文本的discourse analysis,分析不少愛國者的論述表面上跟隨中央路線,實際是在威權政體下開拓言論平台,打着紅旗反紅旗說別的事情﹕有些其實在批評中央不能緊貼人民,有些藉此開拓個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些聯繫到微觀層面的政治生態,不一而足。

9.根據「外國勢力論」,論述主體理應是「我們」Vs「他們」,只有敵我鬥爭——這是一個悖論。在擁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的地區,這類論述真正針對的,根據文化研究框架,其實是「你們」。假如「他們」是外國勢力,「我們」是中央路線,「你們」就是本土主義。根據這邏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港人有「你們」的原罪。在不少內地網上討論區,憤青批判外國勢力的同時,更流露對港人治港的不信任;直接表達這種不信任略為敏感,但以反外國勢力之名,則政治正確。

10.根據「外國勢力論」,愛國者發表評論警惕外國勢力,是發揮愛國熱情報國的重要平台,不可能被終止——這是一個悖論。「平民死了,就是不對」,這不但是斬釘截鐵的人本普世原則,更是規範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關係、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制度基準。假如沒有這基準,一旦愛國群眾舉行示威活動而過分激情致局面失控,令中央判斷形勢刻不容緩,使群眾被殺,他們的生命如何被保障,愛國熱情又如何被保障?

當然,外國勢力是存在的,各國政府希望拓展本國利益的訴求是真切的,但正如趙紫陽回憶錄所說,聯繫六四和外國勢力的具體證據和推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也許的確「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但美國同時也不想歐盟變得富強,不斷拖歐盟後腿,這還是美國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1999年報告書開宗明義提出來的。歐盟內部、特別是「舊歐洲」成員也反美,為什麼沒有產生上述邏輯?

捍衛國家利益是沒有社會反對的,港人都希望中國當盡責任大國,「外國勢力論者」——不少是在其專門範疇研究出色、治學嚴謹、對後輩可親的前輩——的愛國熱情本身也值得尊重。但這不等於「外國勢力論」的邏輯應存在。恰恰相反,愈是希望中國強大,「在歷史的長流來看」,上述邏輯才不能捍衛國家利益,反而會延緩國家進步發展,影響一代人的思維模式與世道人心。如何把必然存在的外國勢力納入制度框架,而不是訴諸民粹,這是所有大國的責任。

筆者曾應邀為一愛國團體舉行講座,被問及對香港與國際干預的看法。當時分享了一個從不同途徑聽過不下5、6次的故事,跟我說故事的人,都是真正的社會賢達高官顯要紫荊JP,似乎這是政圈廣泛流傳的黑色幽默。故事說,按前特首董建華的表現、對二十三條的某些推展態度、他對凝聚港人本土意識的貢獻,再聯繫他歷史上和美國與台灣的淵源,「很難相信」他不是美國特務;幸好中央英明,不但讓他腳痛,更安排他擔任政協副主席,指定他以這新身分協助促進中美關係,從而將計就計還治美國之身,通過董建華把錯誤情報傳過去,唯有當事人蒙在鼓裏。一葉知秋,沒有證據的陰謀論違反社會科學倫理,可以天馬行空得荒謬﹕根據同一邏輯,六四周年前夕這類文章適時在港出現,也可以說,未免太符合西方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2009年6月1日星期一

美斯 馬勒當拿 與拉美左翼串聯

巴塞隆拿技術性擊倒曼聯,奪得歐洲聯賽冠軍,隊中阿根廷球星美斯成為焦點之一。但美斯本人卻可能不察覺,他的光芒四射,在蝴蝶效應下,可能直接影響整個拉丁美洲的未來。

當他成了阿根廷國家隊重心,被當地媒體形容為「新馬勒當拿」,而正牌馬勒當拿此刻已是阿根廷國家隊領隊,他倆的合作,對阿根廷在2010年南非世界盃的表現,絕對舉足輕重。假如阿根廷在二人帶領下,奪得2010世界盃,那可是政治事件。

卡斯特羅三大門徒

熟悉足球的朋友提起馬勒當拿,除了想到他的精湛球技,也了解他作為隱君子的履歷,以及在意大利期間與黑手黨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身處局外,似乎難以想像他有政治前途。然而自從馬勒當拿在古巴戒毒,他對政治參與的熱情愈來愈高,意識形態傾向則愈來愈左。

在古巴,他是卡斯特羅的貴賓。喜愛足球的卡斯特羅深知古巴隊難以得到世界一流地位,唯有追捧阿根廷,更嘉許馬勒當拿為「球場上的捷古華拉」,認為他當年的盤扭英姿,就像捷古華拉的游擊戰術一樣出神入化。馬勒當拿被一些西方國家當成不受歡迎人物,在古巴卻被最高領袖引為知己,自然產生心理反差。加上卡斯特羅不時向他講解一些左翼思想入門,教導他要利用自己的聲望「為人類做點事」。一輪身教言傳,球王慨嘆人生有幾多個十年,變成革命領袖關門弟子,更在身上印上卡斯特羅和捷古華拉的紋身。近年的拉美反美、反全球化示威,馬勒當拿都牽頭參與,例如在2005年中美洲峰會,拉美各界左翼人士舉行反美大串連,三大領袖正是以反美著稱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原住民出身的玻利維亞左翼總統摩拉里斯(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以及馬勒當拿——這三人被視為卡斯特羅晚年三大門徒。畢竟,這位革命教父大概明白古巴的歷史角色已終結,薪火相傳的責任,將落於新興拉美群眾領袖身上。對馬勒當拿刻意結交,是他精心計算的最後殺着。

馬勒當拿的總統資本

筆者上月曾與研究拉美政治的阿根廷學者Ariel Armony聚會,他認為假如此刻馬勒當拿競選總統,已「很有可能選上」,特別是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施政開始出現問題,令選民對她和丈夫基什內爾的家族統治產生求變心。因此,據說不少阿根廷有心人已開始向球王灌迷湯。這不單是因為馬勒當拿在一個對足球狂熱的國度,擁有世界球王的威望,也因為他持有令人舉足輕重的身分﹕名嘴。自從戒毒成功,馬勒當拿主持了一個名叫《10號之夜》的清談電視節目,在西班牙語系的拉美大受歡迎,嘉賓不單包括比利、施丹、泰臣等體育明星,更包括恩師卡斯特羅。在拉美,媒體明星往往自動成為人民英雄,查韋斯就因此堅持親自主持電視節目。

當然,馬勒當拿缺乏從政經驗,只能依靠團隊輔助,自己專注飾演領袖角色,而他目前也沒有選總統的意願。但假如阿根廷奪得2010年世界盃冠軍,身為領隊的馬勒當拿,就肯定獲得君臨天下的威望,其時從政則順理成章。要是他成了總統,堅持目前的意識形態,再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結成拉美反美同盟,以阿根廷在拉美的影響力,將為美國帶來大麻煩。對奧巴馬而言,阿根廷在2010世界盃的表現是一個嚴肅課題,假如有球員把巴塞隊中靈魂「新馬勒當拿」美斯踢傷,就太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了。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