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7日星期一

後昂山時代的緬甸新國旗

【咫尺地球】昂山素姬獲釋是2010年其中一項國際大事,但同年緬甸的其他動作還有很多,除了舉行民主選舉,還有改用新國旗,這是今年極少數的新旗之一。說起緬甸國旗,它不但縮影了緬甸政局的改變,和兩岸關係的互動也息息相關。

中華民國國旗與緬甸國旗

在2008年北京奧運,「緬甸隊」居然得到大量華人支持,不過揮舞緬甸國旗的都是台灣人﹕由於主辦單位明言不容許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台灣支持者無旗可揮,又不願揮舞政治正確的國際奧運會旗,唯有找跟青天白日旗最相像的疑似旗,於是,找到了緬甸。中華台北對古巴的棒球比賽是北京奧運最有趣的比賽之一,雙方都是棒球勁旅,全場卻滿佈毫不相干的緬甸旗,開創了「反河蟹」的創意一頁。

台灣觀眾在2008年揮舞的那支緬甸旗經過改良,那是緬甸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於1974年制訂的版本,再順利過渡到1988年後更名的緬甸聯邦。旗上有稻米圖案,部分寄予社會主義的階級屬性,不過遠看,倒真的跟中華民國國旗使用同一底色、同一設計,足以魚目混珠。緬甸於1948年建國時,使用的是另一面國旗,設計大同小異,除了左上角圖案是一棵大星和被包圍的五棵小星,一切似曾相識,堪稱中華民國國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完美結合。

緬甸國旗和中華民國國旗相像也許純屬巧合,但也有可能並非全然惡搞。緬甸官方對國旗的含義自有自己的解釋,不會評論是否抄襲別國國旗,但有台灣學者認為1948年緬甸使用這旗就是刻意與中華民國拉關係,原因是緬甸要脫離英國殖民管治,希望借助當時管理全中國的中華民國。無論這解釋是否屬實,不能否認的是當時中緬關係十分密切﹕二戰期間,蔣介石擔任盟軍遠東戰區最高司令官,管轄區就包括了緬甸。國軍赴緬甸聯英對日作戰,打通滇緬公路的補給線,一直為國人津津樂道,也在緬甸得到人心。

不過中華民國敗走台灣後,緬甸政府迅速倒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在1950年,緬甸就承認中共政權,是最早與之建交的非蘇聯衛星國之一。究其原因,除了緬共在緬甸冒起,也因為國民黨有從內戰敗退的軍隊退到緬甸境內,由李彌將軍帶領,再結合二戰後殘留當地的國民軍,與當地毒梟結盟,威脅緬甸政府的管治,令仰光當局對國民政府態度出現改變。那支軍隊被接回台灣後,台灣繼續對昂山素姬表示同情。台灣人在北京奧運集體揮舞緬甸國旗,這國家其實卻為他們討厭,實在諷刺。

緬甸換新旗,台灣轉投薩摩亞?

2010年10月21日,緬甸宣布更換新國旗,自此台灣人的創意再不能出現了。這次不是小修小補,原有的疑似青天白日滿地紅設計已被徹底揚棄。新國旗由黃、綠、紅三色橫紋由上至下組成,「黄色象徵團結,綠色象徵和平、安寧以及代表青葱翠綠的國家,紅色象徵勇敢和決心」,中間是一棵白色大星,「代表聯邦永久長存」。這三色旗的原型也曾在歷史上出現,不同的是以往中間使用孔雀圖案,使用者是1943至1945年管理緬甸的日本傀儡政權「緬甸國」。緬甸更換國旗並非要與中華民國旗區別,而是跟一系列大動作相關:公投修憲,民主選舉,國號也改為「緬甸聯邦共和國」,為顯示一切是新開始,才需要新國旗。據匿名緬甸官員向記者透露,當局還規定必須由周二出生的人降舊旗、周三出生的人升新旗,「一定是奉了占星師的指示」。

假如台灣體育支持者還要找疑似國旗突破封鎖,剩下的選擇,就只有同樣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設計的太平洋島國薩摩亞國旗了。假如台灣的自我定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與緬甸還有一點歷史淵源;但假如像民進黨定位那樣自稱「海洋國家」,薩摩亞與台灣同樣位於太平洋,相互共同性卻比緬甸更大。那時候,北京也許情願台灣人揮舞緬甸旗了,畢竟薩摩亞旗有「脫亞入洋」的聯想,而說到底,緬甸始終是北京友邦。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新加坡vs.香港體育形象工程

【咫尺地球】香港申亞在即,常被拿來和香港比較的新加坡又是如何制訂體育形象工程?

新加坡1963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時,李光耀訂下多民族國家的國策,以及基本民族組成比例:約七成多華人,一成半馬來人,一成以下印度人;定英語為國家語言,同時承認普通話、馬來語與泰米爾語為官方語言。新加坡發展的體育項目,需要包含這些民族擅長的強項,例如華人擅長的乒乓球,馬來人擅長的羽毛球、壁球,乃至印度人喜歡的板球、曲棍球等,它們綜合起來,才是新加坡的總體形象。

多民族國家 融華馬印擅長體育項目

近年新加坡啟動「體壇精英移民計劃」,雖然參加者大多來自中國,包括為新加坡奪得2008年奧運乒乓球女子團體銀牌、也是新加坡建國以來第2面銀牌的3名運動員李佳薇、馮天薇和王越古,而被內地憤青嘲笑為「挖角」,但依然兼顧上述項目的平衡發展,好讓新加坡國家隊面向中國、馬來西亞、印尼、印度這些區域大國時都有共同話題,都可以搞體育外交。李顯龍對依靠新移民達成體育突破欣然接受,說「你們讓我們感到驕傲,讓我們深感榮耀」。

獎金體育總會分帳 長遠照顧運動員

2010年,新加坡乒乓球女隊終於在乒乓球世界錦標賽戰勝中國,得到立國以來的最高成就。

新加坡開宗明義以社會贊助的方式支持體育發展,反對中國式舉國體制,也許它自知沒有足夠資源搞由上而下的體育,自然得對由下而上的發展有個說法。對獲獎的運動員,新加坡也管得挺嚴,一般讓獎金、甚至廣告收入交由運動員所屬的體育總會,扣除行政開支,才向運動員分帳,再以這些上繳中央的金錢負擔運動員日後的退役開支,甚至指定部分獎金必須用在日後的進修。這手法一貫新加坡的家長制,不過新加坡政府的解釋倒合情合理﹕不少他國運動員成名後一朝暴發,反而破壞他們的運動生涯,也為社會樹立壞榜樣,還令他們習慣揮霍而缺乏長遠規劃,退役後無依無靠,新加坡的做法就是要既照顧運動員的長遠人生,又要加強社會效益。自然,這也是新加坡形象的一部分。

量力而為 青奧總花費24億港元

新加坡雖然面積細小,但既然定位為國際都會,也希望成為體育中心。新加坡曾主辦的體育盛事甚多,最著名的是3屆東南亞運動會,以及剛在2010年舉辦的第1屆青年奧運會。青年奧運會雖然惹來重重爭議,例如15歲以下的運動員是否應採用同樣模式比賽、究竟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等,但新加坡對成功為一項國際性體育比賽開荒感到十分自豪,認為這是對新加坡精神很好的宣傳,新加坡的工作效率與紀律,也為國家形象做到促銷。比賽完結後,力主申辦的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兼交通部高級政務次長張思樂人氣急升。從新加坡選擇主辦的比賽可見,它是量力而為的,像「青年奧運」聽起來很宏大,參賽隊伍來自國際奧委會全體二百多個成員,但總花費只有4億坡元(約24億港元),不及一般亞運的零頭。

爭辦國際體育會議 省宣傳費用

談及成本效益,新加坡除了挑選國際體育盛事來主辦,也積極爭取主辦國際體育會議,這是其他國家較少看重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Belinda Yuen曾在城市規劃雜誌《城市》撰文介紹這策略,並以2005年新加坡主辦國際奧委會第117次全體大會為案例。她認為主辦這類會議本小利大,只要來自世界各國的媒體轉播新加坡3分鐘,就等同一整年的公關宣傳。不少國際體育組織參加會議後,對新加坡的安排讚不絕口,立刻建議在新加坡舉辦他們的項目比賽,已令新加坡應接不暇。這會議更突出了新加坡的長處,即要當「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而避開了新加坡體育水平不足、民眾投入程度不夠、基建不及中東國家不惜工本等短處,充分發揮了小國的相對優勢。

當然,新加坡還是希望在國際體育界更上一層樓,但它訂下一個前提,就是先讓新加坡變成一個由下而上的體育強國,才爭取其他。新加坡政府為此推行「卓越體育計劃」,目的是發展「有利於推廣新加坡品牌和符合人民需求的頂級體育項目」,說白了,就是要體育同時獲人民支持、傳銷國家形象,以及得到成績,是三位一體的。

新加坡沒有申亞,自也明白舉辦盛事與否完全可平心靜氣討論,當他們知道香港極個別自稱愛國者以如此邏輯為申亞定性,自會會心微笑﹕「贊不贊成申辦2023年亞運,說到底是一個愛不愛香港、想不想港人健康快樂、愈來愈愛香港這個家、並且好客地邀請周邊的運動員到我們家玩,以及分享我們運動員得獎的喜悅的問題,其他都是無關宏旨的枝節。不過,如果在反對派長期蠱惑底下,香港人多數已經缺乏了這一點心,這是港人的共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們可以因此為香港未來擔憂,但也只能由它去吧。」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12月13日星期一

南亞的「類申亞」﹕巴基斯坦板球世盃 恐襲泡湯

【咫尺地球】香港討論申亞,鮮有論及反恐開支,儘管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也曾出現襲擊香港馬術比賽的情報,但未受注視。在不少國家,這卻是申辦盛事的頭號考量,對此我們可參考巴基斯坦板球世界盃的案例。

板球洋化 不符伊斯蘭理想

板球作為大英帝國運動而盛行於南亞次大陸,卻被極端教派深惡痛絕,巴基斯坦板球員受到的壓力在當中最為明顯。巴基斯坦以伊斯蘭立國,促成印巴分冶,近年宗教保守派勢力大盛,在他們眼中,板球員的作風過分洋化,和伊斯蘭的理想背道而馳。2004年,隸屬遜尼派激進主義德奧班德教派(Deobandi)的巴基斯坦著名恐怖組織「羌城軍」向板球發下聖戰動員令,號召取締這項全國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並威脅襲擊板球員。最終威脅付諸施行:2009年3月3日,本身也是世界勁旅的斯里蘭卡國家板球隊,在巴基斯坦遇到伏擊,這是巴勒斯坦游擊隊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突襲以色列運動員後,首次有大規模針對國家運動員的跨國恐怖活動。

是次襲擊發生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府拉合爾市的體育館場外,事前斯里蘭卡板球隊已被巴基斯坦特工重點保護,但還是遇上12名蒙面恐怖分子伏擊。他們的武器除了自動步槍、手榴彈,甚至還有火箭炮,火力足以與巴國特工交火30分鐘。事件造成6名運動員受傷,6名巴基斯坦特工和兩名平民死亡。過程中,巴基斯坦司機臨危不亂,被巴、斯兩國政府高度表揚。

斯里蘭卡本來懷疑襲擊由爭取斯國北部獨立的泰米爾之虎游擊隊策劃,但這游擊隊已瀕臨崩潰,策劃跨境襲擊並非易事。巴基斯坦警方則一度懷疑印度搞小動作,反正巴人一向把大小襲擊歸類為印度挑釁,但這也缺乏證據。最後,各方還是基本確定襲擊應是發出聖戰動員令的羌城軍所為。羌城軍成立於1996年,曾與拉登的蓋達組織有合作關係,也是塔利班的盟友,但最近已變成本土化的巴基斯坦組織。它最針對什葉派,但同時以顛覆巴基斯坦政權為目標,曾策劃暗殺巴基斯坦前總理謝里夫不遂,不過也曾成功處決了不少外國人。

巴國主辦權得而復失

我們也許以為巴基斯坦國內對恐怖襲擊見怪不怪,但針對板球的恐怖活動,卻特別引起公憤,造成深遠的連鎖效應。巴基斯坦板球隊曾得到1992年板球世界盃冠軍,實力和鄰國相若,但鄰國針對板球的恐怖活動並不多。板球在巴基斯坦原來也是整合國家、促進和平的群眾運動,2004年印巴簽署協定恢復中斷15年的板球隊互訪,更成為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里程碑,對此巴基斯坦前外長沙赫爾亞爾.汗(Shaharyan Khan)卸任後出版《板球﹕和平的橋樑》一書,頗客觀地講述板球在巴國的社會功能和局限。恐怖分子破壞板球運動的安全,就是破壞巴基斯坦和國際交流的基本能力;巴基斯坦政府不能保護國民最喜愛的運動,充分反映了他們的無能。

恐襲破壞重要外交手段

最教巴基斯坦人失望的是,巴基斯坦原來與印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共同獲得的2011年板球世界盃主辦權,在襲擊發生後,板球總會即以安全為由被取消。巴國城市主辦的比賽被其他三國攤分。籌委會原設在於慘劇發生的拉合爾市,也被搬往印度孟買,估計將令巴基斯坦喪失逾億港元經濟利潤。巴基斯坦一度威脅拒絕就範,也一度要求讓眾多巴國勞工聚居的阿聯酋取代為第二主場,但均不獲受理,唯有眼巴巴看着鄰國取而代之。

其實恐怖主義困擾巴基斯坦體育的「傳統」由來已久,1978年的第8屆亞運會,原來由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奪得主辦權,也是因為國內局勢動盪,才臨時轉讓給已舉辦亞運多次的泰國曼谷。90年代開始,巴基斯坦極端勢力抬頭,恐怖襲擊頻繁,被期刊《Foreign Affairs》歸類為有可能解體的「失敗國家」,因此板球雖然盛行,世界強隊卻都避免到巴國比賽。澳洲早在1998年禁止板球隊到巴基斯坦,其他英聯邦國家在九一一後也相繼抵制。2002年,新西蘭板球隊訪問巴基斯坦,就在他們的酒店門前發生自殺炸彈襲擊,嚇得這批隊員立刻折返祖家。斯里蘭卡是僅有勇於赴會的國家板球代表隊,巴基斯坦承諾為他們提供「總統級保護」,派出的特工裝備遠勝一般警察,結果依然中伏。這樣的開支屬隱性預算,並非數字遊戲足以涵蓋。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 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0年12月6日星期一

當卡塔爾也可辦世界盃……

【咫尺地球】國際足協把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交予卡塔爾,引起體壇震動,也對國際關係的根本範式帶來改變。假如卡塔爾獲選全因經濟因素,那麼英美就不應落選,畢竟評估預測後者盈餘最大。假如西亞要選足球代表,3次打入決賽周、人口超過7000萬、政體比卡塔爾「較為民主」的伊朗才是傳統選擇;但假如伊朗申辦,相信成功機會甚微。卡塔爾勝出的意義,實在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

香港可辦冬奧?

卡塔爾不但是歷屆人口最少的主辦國,也是唯一公民不及常住人口的主辦國,全國百萬人中,超過3/4為非卡塔爾公民。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勞工,卻是卡塔爾世界盃的主要「本土」觀眾,也是接待遊客的主力。當顧問公司評估卡塔爾對足球的熱情、對遊客的接待水平,被評估的根本不是卡塔爾人,這是罕見的;香港申辦亞運被評估時,菲傭的體育熱情就不會被重點考慮。今天住在卡塔爾的非本國公民,在2022年卻相當可能不在,所以被評的,其實是卡塔爾引入人口的機制,以及非公民在主辦國的角色。

世界盃強調通過主辦國的基礎建設普及國內足球、提升技術水平,但對人口只有香港約1/7的卡塔爾而言,興建十多個國際級足球場毫無內需;近年卡塔爾聯賽引入眾多過氣球星,球場還是空空如也。卡塔爾也知道這會被批評為浪費,宣布在比賽後把新建球場送到第三世界國家,物盡其用。換句話說,評核卡塔爾基建對足球的貢獻時,考慮對象並非本國,而是第三世界,具體還不知是哪國。

變相默許體育僱傭兵

卡塔爾興建的冷氣球場十分有看頭,據說溫度會被調較至恆溫27℃,以突破40℃、50℃的沙漠高溫。這是電腦遊戲的夢想﹕按一下鍵盤,球場就會下雪、下雨、陽光普照,甚或製造高原效應。但什麼才是卡塔爾的真正主場?為什麼是20多度,而不是適應非洲球員的30多度?為方便轉播,是否可在凌晨比賽,而把球場調較得如同正午?「去本土化」的發展,會把比賽的地域元素降至最低,假如這成了日後劃一的球場模式,球員再沒有適應主場的需要。那樣香港也可申辦2030年冬季奧運了。

在南非世界盃以前,無論主辦國球隊多麼不濟,也起碼打進次圈;就是作為首支首圈出局的主辦國,南非也曾三度打入決賽周,曾獲非洲國家盃冠軍。世界盃主辦權落入從未打入決賽周、水平在亞洲也屬二流的卡塔爾,不但讓主辦權和國家實力完全脫鈎,也是相信卡塔爾國家隊不會過分失禮,這其實是對卡塔爾的體育僱傭兵政策變相默許。須知數年前,國際足協修改條例,規定需住滿一定期限才可入籍,就是為卡塔爾「度身訂做」,以阻撓卡塔爾引進巴西前鋒艾爾頓、達達、李安盧——這不同德國隊吸納新移民,卻更像球會主動購入球員。當時卡塔爾被視為破壞規矩,曾被威脅制裁,但現在卡塔爾的僱傭兵化必會變本加厲,到了2022年,卡塔爾隊有多少本土球員實在難說。這次卡塔爾申辦團也貫徹僱傭色彩,當英格蘭由本國王子首相球星領軍,卡塔爾的王牌是施丹和哥迪奧拿。

區域合作比日韓世盃強

體育盛事容許多國合辦,既是希望效益延伸,也希望合辦國分工。卡塔爾雖是獨自主辦,但對鄰國需求甚多,例如它獨自反恐是不可能的,世界盃期間,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反恐部門大概要全體動員,假如局勢不穩,甚至可能要聘請僱傭兵公司,這就不會在俄羅斯發生。卡塔爾容許多少和伊斯蘭教義的衝突出現,例如球員公然進行同性戀行為會否被捕,這也不能完全由多哈政府決定;一旦過分開放,影響整個地區,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就不能接受。在一般國家,一旦某區發生騷亂,可移師到其他區域比賽,但在面積不過等同10個香港、主要地方又是沙漠的卡塔爾,要是發生意外,逼在一起的球場就不能使用,臨時徵用球場就得打鄰國主意。某程度上,卡塔爾變相成了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合辦代表,和相關國家的合作,會比貌合神離的日韓世界盃更強。

全球化勝利 「主辦國」概念受挑戰

主辦國一般把世界盃定位為單一盛事,營運預算直接,但要準確評估卡塔爾世界盃的經濟,則必須把世界盃和卡塔爾要舉辦的其他盛事等量齊觀。以卡塔爾作風,必會把包括世界盃在內的一系列盛事包裝成「西亞國際都會年度亮點」,再在這些盛事之間舉行其他活動、興建消費中心,希望盛事間的經濟效益互相滾動。由於單是世界盃未必能改變世人對卡塔爾的觀感,假如卡塔爾將申辦/舉辦的其他活動未如理想,卡塔爾世界盃也不易理想。

說到底,卡塔爾還是一個國家嗎?當然是,但它主辦世界盃的一切考量,在人、事、地、物、時各層面,都把自己當作是商業公司,依靠傳統國家元素甚少,他國元素的參與比歷屆都多;模式延伸下去,「主辦國」的概念會備受挑戰。卡塔爾的勝利,其實是全球化的勝利,也是國家主義的警號。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朝鮮半島危機的六局鬥雞博弈

【咫尺地球】北韓(朝鮮)轟炸延坪島無論如何發展,也肯定會成為博弈論「鬥雞博弈」(Chicken Game)的經典案例。「鬥雞博弈」其實應譯為「弱者博弈」,設定場景為兩架車在十字路口,雙方都不讓即兩敗俱傷(-10,-10),假如一方退讓,讓的會被嘲笑為弱者(1,-1);雙方均讓步,則等待下一局(0,0)。牌面弱的一方,常向強者宣示玉石俱焚的勇氣,希望博得讓步,是為「戰爭邊緣策略」(brinkmanship),也就是北韓外交的指導思想。

但這次危機和以往不同,使用戰爭邊緣策略參與鬥雞博弈的玩家不止北韓一家,由於中韓朝美日五方都同時進入權力過渡期,各國內部玩家也不止一人,可歸納為六大棋局,或可再細分為其他小局。各方都以為根據自己設定的遊戲不會爆發大戰,也沒有一方希望出現大規模衝突,只希望在危機邊緣多賺一些,但這麼多玩家一起互動,一個稍微的計算失誤,就足以令局勢失控。

局一﹕北韓vs.美國

●韓戰結束後,北韓把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列為頭號外交任務,一直希望繞過六方會談機制自己和美國談,只是美國一直拒絕,中國心底裏也不願。北韓以為通過激進手段可逼得美國直接對話,例如六十年代扣留美國軍艦事件,就成功迫使被俘美軍簽悔過書。只要美朝對話,無論說什麼,也是金正恩的偉大成就。

●美國最理想的策略其實是放下北韓不管(這是Brian Myers的理論),但自從小布殊在美朝關係相對緩和時無故將北韓列入「邪惡軸心」,美國已失去道義上不譴責北韓的彈性,也需要持續妖魔化北韓捍衛自己的價值觀。

●可能失控點﹕北韓假如只攻擊南韓軍事設施,美國尚有迴旋空間,但若一再傷及平民,經媒體發酵,美國不可能不干涉。

局二﹕北韓vs.中國

●北韓挑起事件前似沒知會中國,目前最擔憂的卻是中國,說明北韓已有了勒索中國支持金正恩、增加援助的王牌﹕假如不對我們好一點,讓我們繼續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就隨時製造事端。任何不可測性都是處於政權交接期、不斷宣傳「和平發展」的中國最不願看見的。

●中國對金正恩接班並非沒有保留,派出級別有限的周永康出席北韓大閱兵、拒絕給予北韓殲10戰機等,都是傳達信息。根據北韓「邏輯」,這也可算挑釁。但西方傾向不理會這一面,令北京只能在「背盟」和「援朝」之間抉擇。

●可能失控點﹕西方朝野不斷向中國施壓,惹來中國強硬派反彈,全力支援平壤,正中金正恩下懷。

局三﹕中國vs.美國

●奧巴馬為了向國內右翼交代從伊拉克撤軍的軟弱,以及證明自己有力駕馭中國崛起,特別在中期選舉受挫後,有在適當時機對華強硬的需要。美國高姿態重返亞太,保住日本、南韓的軍事基地正是戰略部署的一環,緊張局勢升級,可向日韓證明美軍角色的無可取代。美國到黃海軍演,對中國的震懾力更大於北韓。

●中國解放軍多次警告美國不要在黃海軍演,對希拉里拉攏連串亞太盟友十分反感,加上也有自己的接班問題,也不能過分宣示軟弱。

●可能失控點﹕美國過度向北韓「抽水」作出針對中國的部署,北韓卻可能以為自己才是主角亂應一通,也可宣傳「協助中國抗擊美國」拖北京下水。

局四﹕中國vs.日本

●日本外交近年以「普通國家化」為目標,爭取自衛隊正名、「希望對維持區域和平作出貢獻」,釣魚台事件也好、延坪島事件也好,只要能達標,朝野多樂觀其成,特別是目前政府要宣示和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軟弱劃清界線。目前日本即宣傳要保護南韓日僑。

●一旦日本有角色直接扮演,中國最敏感的神經會被觸碰,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壓力會令官方不得不正視。

●可能失控點﹕激進中國愛國者可能做出宣示主權一類行為,令「反日」和「援朝」被迫合流。

局五﹕南韓執政黨vs.在野黨

●李明博當選南韓(韓國)總統後,放棄前任的陽光政策,以對北韓強硬著稱,加上出現被指以非法手段監控在野黨人等醜聞,更需強硬回應北韓來轉移視線。何况南韓雖然姿態強硬,其實它並不能發動戰爭﹕南韓軍隊依然由駐韓美軍指揮,十年前美軍交還了和平時候的韓軍指揮權,但依然握有戰爭發動權,因此不少南韓領袖認為自己的激烈言行沒有實質後果。

●南韓在野黨宣傳李明博為局勢惡化的始作俑者,希望借危機揭露其色厲內荏。(今日《星期日生活》刊登了本人對一名南韓在野黨學者分析南韓內部回應的訪問,詳見003版)

●可能失控點﹕在野黨的路線贏得民望,南韓經濟惡化,李明博判斷軟下來同樣會下台,情願衝突升級敗中求勝。事實上,假如北韓不是發炮,根據國際慣例,任何國家在主權有爭議的海域進行軍演並非無可議。

局六﹕北韓金正恩系vs.非金正恩系

●金正恩接班人身分確立後,評論早預計會不斷出現類似衝突,因為在「先軍政治」管治的北韓,金正恩必須靠衝突做三件事﹕得到擊退美日韓的「戰功」,提升「有功」親信和支開非嫡系將領,並方便他繼承先軍政治的釋法權。

●北韓內部對金正恩不滿的人應有不少(不可能有老將對八十後大將信服),但他們不會以溫和派面貌出現,不少北韓元老巧合地先後死亡(例如被槍決的「經濟沙皇」朴南基、剛「病逝」的二號人物趙南祿),不會對「非金正恩系」沒有壓力。愈是非嫡系的北韓高層愈要強硬,以維持自己的地位,並讓控制不了局面的金正恩啞子吃黃蓮。

●可能失控點﹕北韓前線軍官出於不同動機謊報軍情,傳達敵人大舉挑釁的信息,金正恩就算心裏有「縮沙」的念頭,也要在維繫威信的前提下被迫回應。

假如上述棋局只是單一棋局,雙方懸崖勒馬的默契還是有的。但當這危機觸及六大鬥雞博弈,涉及數國複雜的內政、外交雙層遊戲,只要有少許失控而各方缺乏溝通,蝴蝶效應可不堪設想。最諷刺的是上述博弈當中,根本無一觸及南北韓雙方的結構性矛盾。假如上述提及的可能失控點出現一至兩項,作為盡責任的國家,必須離開這個多重鬥雞博弈場,主動改變遊戲設定。最有條件這樣做的,正是中國。

一旦北京發現可能被捲入深不可測的危機,就不可能再以「中立方」自居,而應主動照會美日韓等國暫援行動。既然不可測的北韓是一切危機的根源,北京那時候應嚴肅考慮主動除掉金正恩,扶植受控而有一定認受性的人上台,讓北韓變成可測性高的鄰國,效法中國搞改革開放,又不致倒向西方。金正恩的長兄金正男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曾說「反對北韓政權三代世襲」,與中國太子黨有一定交情,去年被金正恩密謀暗殺,卻在北京保護下生存下來,應被中國考慮為突破形勢的秘密武器。假如沒有這類非常計劃,只是不斷被動回應,後果難以預料。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

阿曼駱駝騎師﹕運動員還是私奴﹖

【咫尺地球】香港足球隊上周在亞運被阿曼淘汰,終於令港人難得注意這個西亞國家。近年西亞體育依靠僱傭兵異軍突起,但不少有真正西亞傳統特色的項目,反而未被列入正式競賽,例如賽駱駝。最正宗的賽駱駝,正是在阿曼舉行。

阿曼是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之一,也通過盛產石油致富,但風氣和阿聯酋、卡塔爾等國頗為不同,在發現石油前數百年,已建立了海上貿易的阿拉伯帝國,國土一度涵蓋遠在東非印度洋沿岸的桑給巴爾島,成為富國的歷史遠比其他海灣國家長。在阿曼的年度賽駱駝大賽,參賽隊伍分別代表阿曼的11個城鎮,而且對「阿曼化」有嚴格規定,例如參賽駱駝必須來自阿曼本土、更務必為純阿曼種,駱駝主人必須是阿曼籍,每鎮駱駝也必須來自原籍,不能代表其他城鎮,可見在位已40年的阿曼蘇丹王卡布斯.賽爾德對保留本國特色的苦心。何况阿曼駱駝一向以品種優良、飼養得宜聞名西亞,也毋須從其他國家輸入駱駝。在傳統賽駱駝比賽,有些跑道全長4公里,有些長達10公里,觀眾可坐車跑在駱駝後面觀賽,比西方賽馬更符合沙漠風情的刺激。

嚴格規定駱駝主人來自原籍

阿曼賽駱駝什麼都講求原產,有一點卻是不堅持的,就是駱駝騎師的國籍。這是賽駱駝最受爭議的一環,也是它未能列入亞運項目的主因。由於騎士體重愈輕、駱駝跑得愈快,西亞歷來習慣以兒童為駱駝騎師,而且不是發育期的兒童,而是年齡不足7、8歲的小童,甚至可以小至4歲,他們的體重一般只有30多磅,甚至更輕。作家馬遜(Prue Mason)的小說《駱駝騎師》改篇自真人真事,把這些小童的苦况傳遍世界。這些童工沒有馬術騎師那樣風光,反而被當作廉價勞工,飲食都被主人嚴格控制,甚至被逼挨餓以保持體重。他們的生活待遇甚差,活像軍訓,有時要每天工作18小時,乃至常被主人鞭打。土耳其達官貴人從前就盛行私養兒童當性奴,王宮也會把兒童從小送入宮當太監,他們會兼做騎駱駝一類雜活;至於現代駱駝騎師被精神虐待和性虐待的報告,也時有出現。

兒童騎師被批不人道 機械人騎師失傳統

當西亞國家富起來了,本國嬌生慣養的兒童,自然不會擔任辛苦的駱駝師,各國唯有從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亞國家或埃塞俄比亞、蘇丹等非洲國家引進。兒童騎師普遍被西方認為是不人道,講求與國際接軌的阿聯酋於2002年立例,禁止再用兒童駱駝騎師,把駱駝騎師的法定年齡下限定為15歲,更研發出一種機械人騎師駕馭駱駝,又開始培植試管駱駝。不久,卡塔爾也宣布禁絕兒童騎師。不過這樣大失傳統色彩,令喜愛賽駱駝的觀眾進一步湧向捍衛傳統的阿曼,令觀駝成了阿曼旅遊業重要支柱。這又是一個悖論﹕只要一天賽駱駝繼續用兒童騎師,它就不可能成為國際規範的競賽;但假如使用成年騎師或機械人,西亞卻失去傳統。

駱駝的最高速度不遜馬匹,但耐力遠勝賽馬,照顧了沙漠地區的交通、飲食、日常生活,奶可以飲、肉可以食、毛可以做衣。賽駱駝在西亞受歡迎,表面上是保留傳統之故,但實際上這也是賭博的功勞。一些酋長擁有千多頭比賽駱駝,每頭優質駱駝的價格,可以比名車更貴﹔為供優質飲食,主人又會養一大批奶牛提供鮮奶,可見這運動不可能是平民運動。阿聯酋失去了兒童騎師的駱駝賽,更進一步大灑金錢,搞出不涉人工的「年度駱駝選美大賽」,勝出的駝主可獲近千萬美元獎金,眾多優異獎得主也可一共獲得一百輛小轎車作獎品。

一般奧運、亞運競賽項目的關鍵在於運動員,金銀銅牌也是給予運動員。賽駱駝卻徹底否定了這假設,那些兒童「運動員」是整個比賽最不重要的一環,勝出的關鍵在於駱駝主平日的培養,乃至比賽時從旁開路的駱駝山莊員工。就是賽駱駝能進入亞運,金牌應頒給誰呢?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假如和平獎得主是一行禪師

【咫尺地球】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華人社會對歷屆和平獎得主重新關心起來。其實不少獲提名和平獎的候選人同樣值得注視,包括將於今夜在香港公開演講的越南一行禪師。

今夜在港演講

一行禪師16歲出家,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獎學金深造,曾於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說流利英語,也通中文、法文,以反越戰成名,主張南北越雙方共同撤軍,成為當時和平運動的代言人,又組織「青年社會服務學院」,對受戰爭影響的青年提供教育、醫療、福利等社會服務。他在美國期間被視為左翼佛教代表人物,與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交好,金博士稱他為「謙卑忘我的聖人」,更熱情洋溢的強烈推薦他得1967年諾貝爾和平獎。然而馬丁路德金作為1964年和平獎得主、也是歷屆最年輕的和平獎得主,極高調地為一行禪師拉票,反而令一些和平獎委員產生憂慮,認為這破壞了和平獎的傳統,結果當年和平獎懸空未頒,不過一行禪師的世界聲望還是持續上升。

反越戰 馬丁路德金稱「聖人」

在60、70年代,越戰是國際社會最關注的議題,就是中文媒體也多以此為每日頭條。一行禪師在越戰巴黎和會也是一方代表,他代表的是和平佛教使團,被視為各方都能相對接受的中間人物。然而對越共而言,佛教勢力畢竟是潛在威脅,越南僧侶一度成為國際焦點,特別是釋廣德在1963年自焚一幕,令世界人民記憶猶新,雖然他與一行禪師並非同一派系,他針對的也不是越共,而是越共的對手南越總統吳廷艷。到了1973年,巴黎和會簽訂協議,美國同意撤軍,越共統一南北之勢至為明顯,一行禪師卻被越共吊銷了越南護照,自此流亡海外。

和平貢獻超基辛格黎德壽

最諷刺的是,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由美國基辛格和越南黎德壽共同獲得,他們的功勞就是促成巴黎和會協議。這是歷屆最受爭議的和平獎之一﹕黎德壽當時以越戰未結束為由拒絕接受獎項,輿論原以為這獎項能讓北越停戰,結果北越不久就揮軍南下,滅掉沒有美國撐腰的南越,製造的人道慘劇絕不和平。基辛格也因為其他外交政策有違和平原則而備受批評,例如他策劃政變推翻智利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導致右翼獨裁者皮諾切特上台,就令一些人權人士提出把他通緝。

對越南船民最早發聲

雖然越戰是和平獎重點關注題目,不少研究員心目中的真正和平獎得主並非基、黎二人,而是一行禪師。一行禪師及後對越南和平的貢獻也遠遠超出了前者,對越南船民問題最早發聲,也持續關注越南宗教自由。在世界層面,他在法國、德國、美國等成立了多間「正念禪修中心」,推廣「五項正念修習」,被視為「人間佛法學派」領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把五項正念修習寫成宣言,至今已有逾7000萬人聯署。單在宗教界而言,他的成就被西方拿來與另一名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相提並論。2005年一行禪師終於獲准回越南,進行公開演講,越南文著作也翻譯出版,雖然他繼續批評越南宗教自由,但也反映越南確已邁向開放。事實上,就是在流亡海外期間,他不但成了超越國界的精神領袖,客觀上也為拓展越南軟實力作出了獨特貢獻。到了這境界,是否曾獲獎已毫不重要。他的香港公開演講,值得期待。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美國中期選舉的張力﹕佩林與金里奇

【咫尺地球】美國中期選舉一如民調所料,由共和黨取得大勝,控制了眾議院,但民主黨依然維持了參議院微弱多數,這其實是美國政治常見的鐘擺效應,不宜過度演繹。無論是小布殊還是克林頓,都曾面對反對黨主導的眾議院,但他們並沒有變成跛腳鴨政府,畢竟各種權力互相制衡的設計,正是美國憲法最自傲之處。反而在共和黨勝利的背後,好些幕後角色的動態,值得我們關注。

眾院前議長強勢 劍指總統大選

第一位值得一談的是眾議院前議長金里奇。他在克林頓任內出任這職務,一度企圖為共和黨完全制衡克林頓,在一切議案都與克林頓對着幹,令他成了近代最有影響力的眾議院議長,更當選《時代》年度風雲人物,這是其他議長極難得到的全球注視。他的強硬作風令自己樹敵頗多,最終發表了道歉聲明,但個人作風強悍依舊。金里奇並非過氣人物,他多次表示有意代表共和黨參選2012年總統大選。奧巴馬當選後,金里奇是對他批評得最狠的共和黨元老,形容奧巴馬是「美國史上最差的總統」,警告他的醫療改革將把美國帶往「社會主義式獨裁政體」。由於他主政的眾議院是共和黨最「輝煌」的時光,今天共和黨再次以反對黨姿態入主眾議院,令不少老一輩黨人懷念起他的強勢領導,也令他的潛力再看漲。

另一位沒有明顯台前角色的,是2008年的副總統候選人佩林。她的國際形象十分糟糕,但在國內人氣高企,特別在共和黨內,有眾多獨一無二的優勢﹕年輕、女性(而且比希拉里有女人味)、有網上動員和籌款能力,而且長期身處偏僻的阿拉斯加,因而遠離被視為僵化腐敗的共和黨建制派。

佩林力撐茶黨 反幫民主黨一把

這次選舉奇兵突起的茶黨,與佩林關係千絲萬縷﹕她幾乎是第一位大力支持茶黨的知名政客,不斷為茶黨造勢拉票,把茶黨形容為共和黨的希望,也令她被一些茶黨支持者視為精神領袖。在初選期間,數位寂寂無名的茶黨候選人爆冷擊敗建制派得到黨提名,被認為與佩林的支持大有關係。在全國大選期間,佩林提供了一份支持名單,名單上的幾乎都是茶黨成員。

無論是金里奇、佩林,還是亨格比、羅姆尼等共和黨疑似2012候選人,似乎都積極爭取茶黨等激進派,情願在爭取到黨提名後才向中間傾斜,以免連初選也勝不了。弔詭的是,這策略正正幫了民主黨的忙。佩林被共和黨建制派視為不識大體,因為一些她支持的候選人儘管在黨內獲勝,面對民主黨人卻不堪一擊。以特拉華州為例,佩林大力支持形象和她本人頗為相似的非主流派候選人奧唐納(Christine O'Donnell)參選參議員,她在初選擊敗共和黨建制派屬意的候選人卡素爾(Michael Castle),後者曾任本州州長8年、眾議員17年,從政經驗與從未成功擔任要職的奧唐納不可同日而語。特拉華州原被視為搖擺州份,參議院的位置原屬現任副總統拜登,但由於奧唐納政綱過分保守,對中間派毫無吸引力,又缺乏政績,唯一本錢就是佩林,加上曾於2008年以30%的極懸殊比數大敗,這次在正式選舉同樣潰敗。共和黨建制派相信假如代表黨的是卡素爾,他絕對有機會奪下議席,而民主黨目前在參議院的優勢只有1席,佩林的「任性」令共和黨喪失了更大優勢。從這勢頭看來,只要奧巴馬調節政策,加強向中間路線靠攏,競選連任還有優勢。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11月1日星期一

前原誠司要做什麼

【咫尺地球】近日外交界出現罕見羅生門,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和中國外長楊潔篪會面後各自表述,日方聲稱會面氣氛「良好」,中日問題幾乎是什麼都解決了,日本首相和中國總理也快將會面。對此中方強硬反駁,力證絕無其事,批評日方聯同「某國」製造事端。有評論認為前原誠司「太業餘」,不能掌握和中國打交道的精髓,隨便對外傳話。然而,從他當外相後中日關係的發展所見,很難說他是業餘的。

非傳統鷹派 精讀中國研究

前原誠司是典型的日本新生代精英,畢業於京都大學國際政治系,在日本外交界屬於名門。他被日本傳媒稱為「日本的貝理雅」,甚至是偶像派「堅尼斯系」,是民主黨的人氣新星。現任日本首相菅直人雖然是他的上司,但也曾是他的手下敗將﹕2005年,前原曾擊敗菅直人當選民主黨黨代表,也就是黨魁,資歷並不淺。在日本國內,前原的外交專家形象已確立,而他的路線很清晰﹕重視美日關係,支持日本「普通國家化」,也就是修憲,列明什麼是日本的自衛權,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宣傳「中國威脅論」,被北京視為鷹派代表。但我們應注意前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鷹派。他與昔日自民黨小泉純一郎的作風不同,因反對參拜靖國神社而受到傳統右派批評,他對上一代有軍國主義記憶的右派並不賣帳,更嘲諷小泉是「只有一隻眼睛的獵人」。北京認為他不懂中國,但他精讀了日本學者中島岭雄、永井陽之助等全部關於中國的研究,而且他本人的中文水平不俗,太太也懂中文,更曾在香港生活。

視中國稻草人 凝聚民意爭相位

前原師從日本國際關係權威高阪正堯(Masataka Kosaka),高阪曾任哈佛大學、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等客席研究員,成名作是發表「現實主義者的和平論」,是日本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主張通過發展日本軍力捍衛東亞秩序。這派主張日本擁有自己的外交實力,鞏固日美同盟,但也不願完全倚賴美國,最好通過中國激起日本內部鬥心,擺脫過去20年經濟發展的低迷。高阪正堯曾勸前原不要當純粹的外交官,因為那做不了首相。因此前原的外交並非以對中國怎麼樣為目標,也許根本沒有長遠的中國政策,只要把中國當稻草人,凝聚新一代民意,再把他送進首相府。有趣的是,他似乎對中國模式頗為欣賞,多次批評自民黨的程序官僚、官商勾結,曾整頓日航、處理豐田回收,似乎把中國樹立為對手後,還會私下號召日本學習中國的效率,奪回失去的20年。

惹京高調批評 成前原政治資產

這樣看來,他近來的表現就不難理解﹕對內他要證明自己已「盡力」維繫中日關係,只是中方愈來愈強硬,所以日本也不得不強硬。在他演繹下,釣魚台撞船是中方製造的,沒有北京首肯,那艘船不可能到達釣魚台,邏輯就是北京不久就證明了它有能力禁止保釣船出海。在他演繹下,中日領袖會面擱置自然是中方出爾反爾。北京近日對他的高調批評,是他的寶貴政治資產,這樣一來,他可名正言順扭轉鳩山由紀夫的親華外交,走回美日合作軌迹,但同時顯得只是借力打力的被動回應,又可對國內的反美情緒有所交代。北京通過批評他向菅直人施壓是行不通的,一來前原有實權,並不完全受菅直人制約,二來北京愈是針對他個人,他愈是得分。至於長遠對華政策,對前原來說,他成為首相後,就會想好的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中國網絡社會的非洲印像

21世紀初中國高調重返非洲,適逢互聯網已成為中國人發聲的主要平台,通過研究網上討論區來建構中國人的非洲觀,應該是十分有趣的。筆者曾為英語學術期刊進行相關研究,通過系統觀察8個中國討論區,發現中國網民對於非洲現狀、中非關係的整體認識仍與實際情況存在一定偏差,不過其中仍然有一些思維的火花值得政府和社會機構重視和回應。

非洲相當於過去的中國?

首先,華人對非洲的傳統偏見在網絡社會反覆出現。當然,正面意見是存在的,例如「純樸的臉與柔和的音樂」、「卡薩布蘭卡的浪漫傳說」、「維多利亞瀑布的壯觀景像」等,但這些都不是主流。網絡小區最普遍的印像還是認為,無論經濟上還是精神上,非洲都是一塊貧瘠的土地,即使最具同情心的網民也會把非洲歸為中國的「窮兄弟」。他們普遍認為非洲人在工作場所既懶惰、又缺乏效率,與中國工人的高效形成鮮明對比;又相信中國境內的非洲非法移民佔用了社會主義福利系統的資源,阻礙了社會發展。少量維護非洲人的評論也是從社會達爾文主義出發,認為非洲人的懶惰是「受到熱帶氣候的影響」。

在上述負面印像主導下,非洲對中國的貢獻被輕易忽略。有網民「創造性」地提議:非洲人應在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區域為中國人開發資源;另有網民提議為維護中國在尼日利亞的利益,非洲人應消滅在當地的美國間諜。在網民眼裡,與中國社會崇高的公民道德、古老文化相比,非洲人唯一的價值在於其充沛的體力。有趣的是,中國網民多以為非洲除了保持低人一等的姿態與中國合作之外,別無選擇,盡管類似的不對等關係只曾在封建王朝出現。

為什麼上述明顯帶有偏見的觀點會在中國網絡小區流傳?一種解釋為中國網民希望利用非洲的落後形像,來對比中國近年的發展成就。對他們而言,現在的非洲相當於過去的中國,因此在模擬過程中,中國人會獲得今勝昔的優越感。例如有網民在就非洲文明衰落的評論中說:「一些非洲村民不允許我們拍照,正如我們在‘文化大革命’時不希望被人拍照一樣,在傲慢的態度背後是極度自卑的心理。」「當我看到非洲村民在樹下坐著聊天的時候,我仿佛回到了1970年代的中國,事實上我正位於2006年的尼日利亞。」

然而,這種優越感自會阻礙網民對非洲形成正確的認識。雖然非洲與中國擁有相似的屈辱歷史,但大多數網民拒絕承認非洲在將來會創造出如「中國奇跡」般的「非洲奇跡」,他們普遍把非洲無法趕上中國發展水平的原因,歸結為非洲內部問題,以及非洲的「文化缺陷」。一名在非洲工作過的中國網民這樣表達他對非洲人能力的質疑:「當我抵達非洲時,我發現之前的官方宣傳都是錯誤的,非洲人懶惰並且低效,社會腐敗,一如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另一種看法則把非洲的落後歸因於「非洲社會政治系統」。對比下,中國社會政治系統被看作是解決非洲混亂局面的有效方法之一:「非洲發展已經陷入惡性循環:發展——民主(或專制)——戰爭與動亂——發展——戰爭與動亂——民主(或專制),一如中國朝代變遷時的歷史軌跡。這樣的非洲如何提高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中非關係是雞肋?

由於上述原因,許多中國網民對發展與非洲的密切合作關係表示質疑,尤其當涉及金錢的時候。就是民族主義掛帥的「強國論壇」用戶,也多認為毛澤東時期非洲對中國的潛在利益已不復存在,本著理性主義原則,網民最關心中國對非洲的投資能否獲得相應回報。大多數網民認為中國重返非洲,至少從金錢方面考慮,並不會帶來對等利益;甚至有人認為中國之所以選擇非洲,僅僅是因為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塊西方人沒有興趣探索的地方,而對西方在當地盤根錯節的利益全然不知。四川汶川地震後,一些網民直言不諱:「援助非洲與為中國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相比,政府認為兩者之間哪一個更重要?」由於缺乏對中非經濟社會關係的全面認識,支持非洲與支持四川變成了對立雙方,而二者選其一對於中國網民來說,答案無須猶豫。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台灣發生地震時,這種二元對立性就不容易凸顯出來。

盡管一些網民承認非洲擁有的豐富資源對中國有吸引力,但大部分並沒有認識到非洲能源的潛在戰略價值,以及非洲在中國外交中的戰略地位,也就是認為中非關係是雞肋。這情感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也充分反映出來。在世博園,非洲各國展區集中在中國出資興建的非洲聯合館,不少網民卻認為中國不應資助,因為民生問題較重要,動用國家財富舉辦此類活動只是往少數人臉上貼金,與被強制拆遷戶的待遇形成強烈對比,而「如果把資助非洲聯合館的1億元資金用於抗旱,南方五省已走出困境」。在人民網,有2048名網民對非洲館發表看法,大多表示浪費金錢,雖然有人轉帖官方輿論贊揚中國文化如何為非洲人所仰慕,跟帖回應卻是「非洲館比較冷清」。

不願在非洲「丟臉」

與此同時,一般網民卻不希望中國放棄非洲。如果中國在非洲「丟臉」,他們也會民族主義地指責北京在對非事務上做得不夠好。非洲任何關於中國的負面評價,都會在中國網民當中激起反響,而他們通常否認非洲人對中國人存有負面印像,例如當討論到埃塞俄比亞與尼日利亞出現綁架中國人事件時,就有網民將其歸因為中國人被錯當成日本人。更流行的看法認為,綁架事件受西方國家的「中國陰謀論」影響,而不願相信非洲人對多年支持他們的中國同志不友好。另一例子是,今年9月中地海外公司的員工劉道友在乍得東部工地上被不明身份武裝分子綁架,最後蘇丹解放軍在北達爾富爾州遇到一未知組織,從中成功營救人質,對於這則涉及前蘇丹達爾富爾叛軍對華示好的新聞,中國網民反應冷淡,除了稀疏的轉載,不見任何討論。

但一旦非洲對中國人的不友好舉動證據確鑿,中國網民就會對政府施壓。例如2008年8月一艘中國貨船在南非遭到攔截並被驅逐出南非海域時,許多網民憤怒了。在他們的印像中,南非與其他非洲國家一樣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們不了解的是南非政府直至1997年以前,一直與台灣保持「外交關係」,並對北京多有批評。中國網民驚訝於「連非洲人都不允許我們的船只停泊,並且驅逐我們」,將其視為一種「羞辱行為」。網民將這種不友好舉動歸因為「政府對非政策缺乏成效」,要求官員進行反思、親自去非洲解決問題,更有甚者要求政府做出正式抗議。上述例子證明,中國網民無法接受非洲人的不友好舉動,對他們來說,失去非洲這個伙伴,意味著失去了可以凸顯中國成功以及獲取優越感的途徑。

迥異於官方政策之處

誠然,網上評論並不代表全體中國人的想法,但網絡小區建構的非洲印像,無疑構成了中國人非洲印像的重要部分之一。這個「非洲印像」可分為三個層面:在認知層面,非洲人被當作中國過去的、而非現在的朋友,正如網民所強調的,現在的非洲與中國有著巨大的差距;在價值層面,網民對中非關係背後的非洲動機持懷疑態度;在人類行為學層面,任何來自非洲方面關於中國的負面評論或者舉動,都是不能忍受的。

網上評論最顯著異於官方政策之處,在於缺乏對中國在非洲發展的正確認識。在西方學者眼中,中國為近10年來在非洲獲利最多的國家,但一般中國人並不了解。加上北京一直對外否認其爭奪非洲能源的動機,中國網民更容易錯誤估計對非投資的實質和無形價值。但如果上述形像被國民認可,中國進一步投資非洲所遭遇的內部阻力應會小得多。

盡管大多數網民並不支持中國對非的投資與援助,民族主義的虛榮感卻確保了中國在非洲投資發展的可能性。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強勢增長,網絡小區還是會推動中國對非外交的,畢竟創造出更多響亮的口號,足以滿足民族自尊心。與毛澤東時期相比,現在的中國更關注如何塑造正面的國際形像,以及如何謹慎部署在非洲的投資。然而,如果中國經濟出現明顯下滑,恐怕減少開支名單上的第一項將會是非洲。若希望中非關係持續發展,並得到民間力量支持,中國政府必須讓民眾更了解國家重返非洲的全盤布局,及在投資以外非洲對華的戰略重要性,否則中國網上公民社會所制造的輿論壓力,足以對中非友好合作產生一定制衡。

沈旭暉 南風窗 2010年11月

2010年10月25日星期一

空手道.「琉球手」全球化與中日整合

【咫尺地球】近日中日關係緊張,反日示威處處,彷彿兩國從來水火不容,其實同時東亞整合的提議不斷出現,涵蓋了不同議題,體育層面的合作是其中之一。廣州亞運舉行在即,空手道項目的歷史發展就是有趣的案例。

我們常以為空手道是日本又一國粹,以為當奧運有了日本主辦時加入的柔道、南韓(韓國)主辦時加入的跆拳道,中國也十分希望把武術推廣進去,空手道在不成文的名額分配下,更難走向國際。其實空手道應視為「琉球全球化」產品,它的源頭琉球王國(今沖繩)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不應被簡單歸入中日韓任何一國體系。歷史上,琉球長期獨立自主,作為中國藩屬國,也跟日本保持緊密貿易關係。1609年,日本南部薩摩藩向外擴張,也將琉球變成屬國,空手道起源,與兩國有密切關係﹕親華派說法是唐代將中國武術傳到琉球,因此空手道原稱「唐手」,與廣東南拳相似;親日派則說空手道原型是日本武術。

無論誰是誰非,「唐手」是古代全球化的例子,結合了中日武術和琉球本土文化「琉球手」,成了琉球土產特色,並因為琉球歷史上的兩次嚴禁武器發揚光大。第一次發生在15世紀末,距鄭和下西洋不久,由缺乏安全感的琉球國王下令武器集中在首都;第二次發生在薩摩藩入侵後,日方徵收全國兵器,琉球人為對抗外來政權壓迫,唯有學習「唐手」。兩次禁武其實都有局限,不少記載說明武器並未被禁絕,但「唐手」發展再次受古代全球化影響,當可肯定。

日本兼併琉球 「唐手」大師赴中國

到了清末,日本明治維新後奉行擴張政策,一舉在1879年兼併琉球,琉球國王雖向大清求助,但滿清已力不從心。迅速沒落的日本武士階層在琉球找到「唐手」,認為值得往本土推廣,好向社會、軍隊推廣武士道精神。1922年沖繩尚武會會長赴東京表演「唐手」,令「唐手」正式登陸日本本部,進一步結合了劍道、柔道等,「唐手」高手又在京都武術比賽擊敗俄羅斯西洋拳手,教人想起電影《葉問》,令這項體育成為日本時尚。為抵消它的中國、琉球身分,日方將之化為「日本武道」,1936年正名為「空手道」。同時,由於「唐手」長期作為琉球民族主義代表,琉球亡國後,也有不願服從的「唐手」大師走到中國,令這運動與中華拳術結合。這是琉球手全球化第三波。

西傳美國 多國設空手道組織

到了日本二戰戰敗,佔領日本的美國一度像當年琉球王那樣下令禁武,擔心武士道精神是軍國主義的靈魂,但後來認為空手道等危險性有限,反而頗能強身,又主動把空手道引向美國。原已歸入日本的沖繩又被劃分開來,交由美國託管,發行的郵票也回復了「琉球郵便」,美國在當地的軍事基地維持至今,經常和琉球/沖繩人接觸,進一步強化了美國與空手道的互動。不久功夫電影熱潮在西方興起,受惠的除了中國武術,也包括空手道。美國1972年將琉球歸還日本,空手道西傳是這關係的最好見證,也是空手道全球化的第四波。

到最後階段,空手道需要成為全球體育項目,就需要符合當代全球化的基本方針﹕制度化、商業化、國際化。為此不少空手道組織紛紛成立,在日本本部最具影響力的是1963年創立的極真會,數十年來在全球成立了大量支部,注重「一擊必殺」的實戰技術,忽略過分繁複的理論基礎,容易被世人接受。1990年世界空手道聯合會成立,總部並非在日本,而設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以方便接近世界市場,目前已有180多個會員國,也得到國際奧委會承認,管理全球修習空手道的數千萬人。自此聯會承擔了推廣空手道的責任,將之在1994年列入亞運、於2005和2009年兩次申請加入奧運,都是它的傑作。

中日可合作 武術空手道申奧

空手道全球化的故事尚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由於日本佔領朝鮮半島期間大舉推廣空手道,中國近年也擺脫「親日運動」的包袱,承認空手道為中華文化產品之一,成立了中國的空手道協會,空手道足以成為中日韓東亞整合的理想項目。由於中國獨自推廣武術進奧運的機會不大,近年有提出中日合作,把武術和空手道綑綁在一個大項一起申請入奧,假如東京奪得2016年奧運主辦權,這並非不可能出現。另外,由於美軍進駐沖繩,近年令當地再次激起獨立情緒;就是不談獨立,不少沖繩人也希望爭取在日本治下獲得類似香港、澳門的身分。假如成事,空手道自是琉球國粹/「琉球特區粹」。倘若琉球手經過全球化數百年的宏大旅程,最終落葉歸根,不但是傳奇的結局,也是全球化教科書的必讀。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從人質慘劇回顧菲律賓拳王議員

【咫尺地球】在最近因香港人質事件而備受關注的菲律賓,國內貧民一直有濃烈的英雄崇拜文化,令電影明星、運動員往往在退役後選擇從政。近來最著名的例子是菲律賓拳王帕奎奧(Manny Pacquiao)﹕他目前還在事業高峰,已當選家鄉的眾議院議員,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帕奎奧並非一般國內體育明星,而是菲律賓僅有登上國際舞台的風雲人物。他不但和不少菲律賓總統一樣登上美國《時代》封面,更曾被這雜誌選為2009年世界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同年又被《福布斯》選為世界百大明星,以及世界最高薪運動員的前10名,估計年薪超過4000萬美元,身價和美國NBA籃球傳奇人物勒邦占士平起平坐。這樣的身價源自他在拳壇獨一無二的成就﹕他不但得到不少輕量級拳王的金腰帶,更是全球第一位獲得7個不同級別世界冠軍的拳手,曾擊敗不同級別的一大堆名將,這清單足以令他成為永遠的傳奇。

窮小子打天下 贏民眾信任

但帕奎奧在菲律賓的影響力更源自個人背景﹕他自小家貧,生於分離主義盛行的南菲律賓棉蘭老島,小時候隻身到馬尼拉碰運氣,參加職業比賽前也曾打過黑幫操控的地下黑拳,對民生疾苦和中央地方矛盾都有第一手了解。這樣的背景令菲律賓人相信他是人民一分子,不會像傳統政客家族那樣貪污腐敗。2007年帕奎奧開始加入政黨,首次競選議員而落敗;到了2010年6月,他改到妻子家鄉參選,順利當選南部薩蘭加尼省眾議員,票數雙倍拋離管治該地數十年的地方家族。

政壇騎牆派 數度轉換政黨

然而帕奎奧以拳王姿態從政,畢竟難以令人完全放心。他初入政壇時受到前總統阿羅約夫人大力扶持,夫人曾送上一塊印有紅色拳擊手套的奶油蛋糕慶祝他成為世界拳王,甚至公開說﹕「帕奎奧在菲律賓的影響力比我更大。」她又欽點帕奎奧為持旗手,代表菲律賓參與北京奧運開幕式。這是十分有爭議的,因為帕奎奧已成為職業運動員,並不參與奧運拳擊比賽,阿羅約此舉明顯有拉攏成分。不過帕奎奧的政治忠誠並不受這些因素影響﹕從政短短數年間,他就數易政黨,包括一度加入親阿羅約的政黨,當選議員時則依附前獨裁者馬可斯所屬的國民黨,入黨前又先組織了自己的政黨,當選後卻又宣布加入這些黨的宿敵自由黨,因為現任總統阿奎諾三世就是自由黨人,他解釋這是為了獲得更多資源發展地方經濟,而他數年前也曾加入自由黨,所以這次也可算是重返。這些往績、這類口實,不禁教人想起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他原來的形象也是國民英雄,從影30多年,主演逾百電影,飾演的都是菲律賓羅賓漢,可是當選後不斷出現誠信問題,而且大舉貪污,和銀幕上的形象完全相反,令國民大失所望。

從政拍戲打籃球 利益網絡惹質疑

何况帕奎奧既已成為菲律賓頭號明星,參與的項目已極其氾濫。除了繼續職業拳手生涯和從政,他也進軍影壇,客串不少電影,雖然口碑和票房均欠佳,但相信這會是他退休後的重點興趣。他也發行唱片以示有音樂天分。在其他體育項目方面,他加入了不少隊伍,包括一支半職業籃球隊,並以這身分參與菲律賓籃球聯賽,因為這球隊已由他本人購入。無論是國內產品還是國際體育用品,都不斷邀請他拍廣告,他的肖像在藥物到食物無處不在,不禁令人懷疑他的形象資本會否迅速燃燒,也令人好奇他的利益網絡究竟已有多廣。

帕奎奧的崛起充分反映了菲律賓的國情,選民對政壇清流的渴望,百姓對脫貧的嚮往,和所有人對現實政治的無奈。須知拳擊雖是菲律賓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之一,菲國拳手也經常在奧運、亞運得到獎牌,但選手們的榮譽與帕奎奧相比,則絕不能同日而語,因為菲律賓人要產生像帕奎奧那樣身價的人極難,也令他比純運動員得到更多群眾崇拜。帕奎奧和外國對手爭奪拳王金腰帶時,政府軍和地方叛軍居然達成停火7小時的臨時協議,好讓雙方專心看拳賽;據說在他比賽前後3小時,菲律賓這個「國際綁架之都」的全國犯罪率是零。

不過當我們將帕奎奧與《時代》選出的另一來自體育界的最有影響力人物﹕科特迪瓦球王杜奧巴比較,就會發現背景相似的後者,似乎實在得多,沒有不斷競選公職,卻捐出大量金錢成立慈善基金,更直接調停內戰。在門多薩也是「地方英雄」的國家,帕奎奧要得到群眾支持並不難,但要成為真正的羅賓漢、而不是下一個埃斯特拉達,長遠而言,社會會期望他調解棉蘭老島分離主義、改變貪污風氣,而不是繼續顯示自己多才多藝的明星一面,否則就乾脆不要從政了。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0年10月9日星期六

異見人士妻代領和平獎有先例

【咫尺地球】本屆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予劉曉波,國內外社會自有不同反應。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說,諾貝爾和平獎應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這是諾貝爾的遺願,而劉曉波「所作所為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背道而馳」,因此不但不值得獲獎,更是對和平獎的褻瀆。

然而,和平獎的準則從上述定義被後人延伸,並非始於劉曉波,我們可追溯至35年前的1975年,當年得主是蘇聯科學家沙卡洛夫。沙卡洛夫成為異見人士,是因為他反思自己參與的反彈道導彈技術可能帶來戰爭,認為導彈是核戰威脅,鼓吹蘇聯放棄開發這導彈。從這角度,他的得獎完全符合推動裁軍、和平等傳統基準。但是由於他生活在蘇聯,本人又有參與與國內人權有關的其他活動,長期被西方視為蘇聯良心,這個雙重身分,令他的獲獎同時成了對國內人權運動的肯定。

北京早應預視異見人士會獲獎

此後,不少和平獎得主都不是基於傳統基準而獲認同,但由於人權在西方是一項足以「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的普世價值,各國人權人士普遍被西方接受為實至名歸。這些得主包括1980年的阿根廷人權人士佩雷斯,他得獎前先後被厄瓜多爾和阿根廷軍政府監禁;1983年的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當時這工會已被波共列為非法組織,波蘭更在1981至1983年實行戒嚴;1991年的緬甸昂山素姬,緬甸軍政府禁止其領獎;2003年的伊朗女人權人士伊巴迪,她的獎項後來被伊朗政府強行沒收,目前已流亡海外。假如北京覺察諾貝爾和平獎的基準已從傳統演繹延伸,應預視到中國異見人士獲獎只是早晚問題。

中國政府自不認同西方定義的普世價值,不可能接受劉曉波獲獎,也不可能短期內改變。但與此同時,近年中國外交相當重視國際社會的反應,努力為抵消中國威脅論而宣傳中國是盡責任大國、和平持份者、現狀保護人,對任何不可測的風險都盡力規避,反映在中國能影響國際話語權前,北京對西方輿論其實是很重視的。有了上述國家的先例,西方如何看中國對劉曉波獲獎的回應,值得北京思考。

妻子代往 蘇聯波蘭均放行

當年沙卡洛夫雖然被蘇聯禁止出國,但當時正值冷戰較緩和時期,他的妻子獲准代夫領獎,並讀出感想宣言。華里沙自動放棄出國領獎機會,擔心波蘭當局會讓他變相流放,因而也是讓太太領獎,波共明知潛在影響,居然也同意了。伊朗雖然視伊巴迪為眼中釘,後來也沒收了她的獎座,卻顯示了對諾貝爾獎的充分尊重,不但以「伊斯蘭共和國政府」名義歡迎伊巴迪獲獎,更容許5000多名群眾在機場為她舉辦歡迎儀式。可見就是處於冷戰的蘇聯、東歐共產黨,乃至被美國列為邪惡軸心的伊朗什葉派伊斯蘭政權,都不願否定整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公信力,嘗試在監控異見人士和尊重國際價值之間取得平衡,因為他們明白客觀現實﹕國際媒體只會演繹「某國打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而不會說「諾貝爾獎頒發予某國麻煩製作者/在囚人士」。假如沙卡洛夫夫人、華里沙夫人足以代夫領獎,伊巴迪被伊朗政府歡迎獲獎,劉曉波夫人卻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出國代領殊榮,只會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構成打擊。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2010年10月4日星期一

假如香港主辦亞運﹕國際關係篇

【咫尺地球】特區政府提出申辦2023年亞運,無論最終會否申辦、能否成功,這都是國際關係的特例,因為用什麼名字形容香港也好,擁有同級別身分的單位從未成功主辦亞運,遑論奧運、世界盃等世界體育盛事。僅可比較的案例還是來自香港﹕不算規模太小的東亞運,香港曾在1956年主辦相當於歐洲國家盃的第一屆亞洲國家盃足球賽;另一例子是主辦過一些國際棒球比賽的波多黎各。今天香港已回歸,情况又相異。

亞運、奧運都以城市為申辦單位,但基本法規定香港可獨立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國際體育活動,因此,廣州申辦和香港申辦,身分完全不同﹕廣州代表中國,香港代表中國香港。城市申辦過程常隱含國力比併,各國元首不時在最後階段親自拉票,個別國家甚至以中央資源支持城市申辦。假如香港申辦,相信中國全力支持,但理論上,這只是一個成員對另一成員的支持;要拉票,最高級別的依然是特首。假如馬尼拉競逐同一屆亞運主辦權,馬尼拉市長固然要和香港特首在城市層面平起平坐;但要是菲律賓總統隆重其事拉票,又會被迫在特首身旁,因為後者又是香港最高負責人。各國元首會否採用菲律賓的思維,因為香港「地方官員」主持開幕禮的「不對等」而拒絕出席,尚未可知。

我們不必因為菲律賓小家子氣而介懷,但得回應其他國家的疑問﹕廣州申亞有中國為腹地,多哈申亞有卡塔爾的豪富王室撐腰,而香港腹地只有中國香港,那發生特殊事故時,香港有沒有能力解決,或發生什麼中國才協助?當然,沒有龐大腹地也可舉辦大型運動會,新加坡就剛主辦第一屆青年奧運。但它就是超支了兩倍,總支出也不過4億坡元,是香港申亞的零頭。

「外交」還是「外事」 中央援助難定論

這延伸到另一問題,就是體育也可觸及國家層面。以北京申奧為例,這不但是體育盛事,也對中國外交有深遠影響。假如香港成功申亞而不願花費,也許被「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演繹為中國國力下降,又或反證北京、廣州好大喜功;假如香港獲申辦權而爛尾,像印度英聯邦運動會那樣,或忽然有議員發起抵制,又會影響中國國際形象。這些算是「外交」還是「外事」,香港能否以任何原因臨時請中央援助,中央有沒有責任出手,出手會否影響香港的獨立會員身分,都不能簡單定論。反恐是否香港自己處理,涉及國防還是保安,也涉及相關撥備的計算。

中國在非操作層面支持香港,自為情理之中,但這樣的支持,也可能讓一些朋友想多了,例如澳門人。澳門回歸以來,一直爭取像香港那樣以「中國澳門」身分參加奧運,但由於國際奧委會在薩馬蘭奇時代決定只接受新國家參加,原因是巴斯克、加泰羅尼亞等西班牙分離主義地區不斷向身為西班牙人的薩馬蘭奇施壓,澳門入奧並不成功,中央也沒有太積極爭取。假如中央強化香港的獨特身分申亞,但同屬特區的澳門連奧運門檻也進不了,難免不是味兒。

這些國際關係的視角對我們有什麼啟示?要是不談成本,香港主辦亞運確有效益,不過特區政府列出的好處,與其他地區合辦一樣得到,以少得多的資源舉辦世貿會議也可得到。只要香港與深圳、澳門合辦,中央可名正言順對深圳提供具體財政支持和後援,澳門可得到邁向參加奧運的台階,中國國家的整體效益也可彰顯,香港就可量力而為。

合辦裨益大 減成本可睦鄰

問題是亞奧會、國際奧委會不容許合辦,但這是違背時代發展的。世界盃、歐國盃等,早已將兩國合辦變成常態,亞國盃年前更出現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四國合辦的先河。要單一國家承擔世界盃全部場館,負荷已極重,令主辦競爭出現寡頭壟斷;要單一城市承擔現代奧運、亞運所有基建,其實更不切實際。奧運、亞運不同項目之間缺乏連貫性,假如分散在兩地主辦,反而更集中主題,也可鼓勵中小型會員主辦。

特區政府應做的是說服中央牽頭提議修改亞運章程,容許多個城市合辦,結合鄰近城市一併申請,以達成本效益,確立鄰近地區的群聚效應。先例一開,大有潛能﹕日後香港也可和其他城市合辦,例如首爾或新加坡,這對促進國際雙邊合作甚有功效﹕廈門亦可和台北申請合辦亞運,那可是兩岸整合的神來之筆。有了資源善用的近景、區域整合的遠景,香港申亞才符合香港精神。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9月27日星期一

中國沒有贏 日本沒有輸

【咫尺地球】釣魚島撞船事件未有隨着日本放人而解決,但不少媒體已從「日本屈服」、「中國勝利」的出發點加以分析。其實從國際關係角度,中國並沒有任何得着,日本也沒有任何損失,嚴格來說,有利益的還是日方。

一如以往,中國官方繼續阻撓民間保釣,香港保釣號也出發不成。問題是,撞船事件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有中國漁船能接近釣魚島。於是,日方演繹的「邏輯問題」在西方大有市場﹕既然中國政府有效阻撓民間保釣,那成功接近釣魚島的中國漁船,怎能不是官方策略一部分?我們不認同上述觀點,但也要知道美日已成功通過這案例炒作中國威脅論,西方主流媒體多認為製造事端的是中國,日本放人是「顧全大局」。弔詭的是假如北京容許民間保釣,上述邏輯是不能成立的。

未能爭取無條件放人

再說中國「成功爭取」的是日本放人,但不是無條件放人,而是「考慮到中日關係而根據日本內部章程放人」。日本在釣魚台的「有效管理」還是得到落實,而且會成為案例。何况日本外交界不時這樣宣傳﹕中國也經常在爭議地區拘捕別國漁民,例如在南沙群島拘捕聲稱擁有主權的越南人,而中國手段更兇,一般要求賠款才放人。這裏有兩個伏筆﹕假如中國不能成功要求日本賠款,日本佔領釣魚島的理據在放人後只會更充分;越南等國會援引這案例,在下一事故發生時,宣傳要求賠款的中國比日本更不講道理,西方媒體會詳加報道。

日本最大的得着,還是來自美國﹕希拉里聲稱釣魚台在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範圍內,這比撞船事件本身有更深遠影響。其實釣魚島爭議每隔數年發生一次,美國難得明確表態,為什麼這次例外?須知2月前,希拉里剛在越南表示美國關注南沙、西沙等南海爭議,說相關海域是「國際性水域」(也就是並非中國主權範圍內),暗中鼓勵越南爭主權,早已令中國十分不滿。美國的釣魚島表態,無疑具有延伸性﹕假如越南等國和美國結盟,那它們實質管治的主權爭議區域,也受到美國保護。

美圖改東海南海現况

這些姿態的連鎖反應,就是希望將目前東海、南海的各國控制區域變成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現狀(status quo)。中國一直在不同場合向西方保證,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是要當一個現狀保護者(status quo defender),而不是當年納粹德國那樣的現狀挑戰者(status quo challenger)。中國不少人希望改變「共同開發」的既定政策,但任何改變也會被西方演繹為「中國威脅論」。奇怪的是,朝鮮(北韓)擁有核威脅也是現狀,美日在中國促成六方會談時,卻希望中國牽頭改變status quo。

這樣發展下去,中國對主權爭議只能採取守勢,這是十分不利的。改變的關鍵不單是國力的宣示,而是要爭取話語權,也就是要有定義「現狀」的能力。事實上,日本、越南都沒有這樣的能力,但配合了美國,就有了「次話語權」,中國應從這層面開始反制。例如中國早應獨自開發春曉油田,但日美反彈在預期之中,北京始終要爭取其他國家認同,手段可以是以優惠價把石油輸送至某國,再共同影響話語權,這是西方的常用槓桿。釣魚島危機是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難得契機,若錯過這機遇,無異於默認上述現狀,那美日的佈局就完全成功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FTA﹕港台、港外關係的未來

【咫尺地球】次主權爭議過後,更是時機深化香港涉外關係。數年來,筆者在中央政策組的施政報告諮詢均重複同一論點﹕讓香港同步發展涉外、涉內關係,突破一邊倒的錯覺,才能維持國際都會的身分。除了設立涉外統籌單位,簽訂更多自由貿易協定(FTA)也是關鍵所在。

本欄曾提及,以往政府對「積極不干預」有教條式迷戀,加上缺乏涉外專才,又有政治包袱,結果FTA拓展進度極慢。除了CEPA,香港FTA就只有剛簽訂的新西蘭(新西蘭與中國簽了FTA,這被稱為CEPA+內地FTA的「接軌模式」實驗),給新加坡遠遠比下去。直到早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訪台,主動提及和台方簽定FTA的可能性,台方也積極回應,方向才令人欣慰。

根據世界銀行和牛津大學共同出版的研究,Schiff和Winters總結出的FTA 4大現代特點已被普遍承認,包括﹕

●不屬封閉型區域主義,強調促進、而非控制國際商業活動;

●須超越純粹減低關稅與配額的層次﹐才能擴大雙邊營商環境協調;

●南北貿易區紛紛出現,顯示發達地區與發展中地區可成為平等伙伴;

●FTA不限於鄰近國家,美國-新加坡FTA、日本-墨西哥FTA等為典型。

基本法賦予港對外經貿權

要了解香港簽訂FTA的法理基礎,固然不能繞過基本法,但也不能忽略海外學者研究。對外經貿是基本法賦予的香港涉外權之一,香港簽訂FTA以世貿及其前身GATT的條款為基礎。根據《馬拉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註解,「本協定及多邊貿易協定所用國家(country)或各國(countries)等名詞,包括任何WTO之個別關稅領域成員」,也就是說「country」只代表關稅區。要是沒有基本法授權,香港不能簽訂FTA;但既然早已授權,就大有空間。

不過這樣的空間並非沒有爭議。根據世貿章程,成立FTA須符合若干條文,例如簽署協定的自由化程度必須達到「絕大多數貿易」(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SAT),達成這程度的時間表不應超過10年等。簽訂後,須向世貿的貨品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貿易與發展委員會等提出通知,由上述機關轉送區域貿易協定委員會審查核實。換句話說,審查核實的機制已不由自己掌握。

西方從不爭議香港特區法源來自北京授權這一事實,從來無人有興趣討論之,據說,這就是傳說中的偽命題了。大家有興趣的只是這授權本身在國際關係的高度如何演繹、對世界有何啟示,儘管這超出了一些本土評論的認知。例如學者James McCall Smith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問題重重的主權》有專文研究香港,認為北京通過基本法賦予香港涉外經貿等重要授權,固然權在中央,但也修正了傳統威斯特里法體系對外權威的排他性;這本書的編者Krasner另著有《有組織的虛偽》形容近數十年的主權概念,立論更單刀直入。類似論述在西方學界汗牛充棟,可以想像,從前香港拓展FTA,不會沒有庸人自擾的政治包袱。

正因為有了中國入世及其後續反思,香港才開始免除壓力,連帶與台發展FTA也獲綠燈。FTA不涉主權,中國入世時即不斷強調,但還是被一些人批評為「喪權辱國」、讓世貿凌駕國家。朱鎔基當年罵名不少即源於此,但也令內地政府和學界逐漸調節相關認知,否則央行行長周小川不會提出「超主權儲備貨幣」這類敏感構想。這類構想的學術層面是一些朋友目前難以掌握的,但回到現實,只要證明是「基本法授權」,大家就不得不支持FTA了。

中銀﹕兩岸三地須建多邊經貿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銀行的《中銀經濟月刊》剛發表報告,說兩岸三地需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經貿合作架構為多邊制度;劉遵義以行會成員之身,也表示港台可建成商品和服務貿易並重的自由貿易區(GSFTA)。似乎內地已肯定港台簽訂FTA有利無害,那香港簽訂其他FTA也不能迴避;曾俊華的台灣行被形容為「偷偷摸摸」,但假如開了這條路,也不失為做了實事。何况台灣除了這路,也沒有多大選擇﹕對此現於澳洲教學、曾於香港科技大學當訪問學人的內地學者Chengxin Pan剛於《中國政治學》英文期刊發表《威斯特里發與台灣難題﹕主權和身分作為排他性建構的反例》一文,值得參考。

香港推FTA大勢所趨

台灣以外,香港FTA路線圖如何﹖香港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已同意就FTA展開談判,這「聯盟」聽來很大,其實只由冰島、挪威、列支敦士登、瑞士等歐盟以外的小國組成,但可視為與歐盟發展關係的實驗場。此外,中國已與新西蘭、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秘魯、哥斯達黎加等國簽訂FTA,香港也可以新西蘭接軌模式逐一接觸。鄰近的東盟、構想中的亞盟,也是方向所在。

筆者對政府推行FTA是否有利民望不感興趣,只知道在學術層面,這是大勢所趨。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言,筆者與批評次主權這名詞的朋友在內容上並無分歧;相關內容一直是筆者研究範圍,有信心這些朋友不久就會在名字以外全加採用。50年後,歷史會說明一切,筆者有信心我們都能看到那一天。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沈旭暉

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梅德韋杰夫.曾蔭權.塔維斯耶夫.劉兆佳

【咫尺地球】曾蔭權上周訪問俄羅斯,獲俄總統梅德韋杰夫高規格接見,不少俄國人頗感意外。為了解大國俄羅斯為何對菲律賓總統口中的「一個省長」如此重視,筆者致電一位俄羅斯朋友請教,他是曾蔭權訪俄的內部知情人,也有學者背景。論級別,這電話是不對等的,不過論國際關係研究身分,或勉強平起平坐。

電話接通了。

原來梅德韋杰夫決定接見曾蔭權前,俄方曾討論良久,因早前訪俄的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雖然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級別,但只得到副總理接待,令俄方內部有人提出「特首級別更低論」。這位朋友笑說假如曾蔭權覺得與有榮焉,應感謝車臣分離主義分子——筆者大吃一驚,擔心港獨勾結車獨,忙問其詳。

克宮高調接待曾蔭權有玄機

原來,與俄羅斯政府關係密切的富商以往視倫敦為投資熱點,令那裏有了「倫敦格勒」之稱。但自從英國不斷收留從車臣出走的車獨人士,例如在俄羅斯頗具盛名的塔維斯耶夫,俄國就指示富商分散投資。歐洲各國多有收留車臣「亂黨」,也不為莫斯科所喜,因此俄方開始認為身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既有英式制度,又懂中國國情,說不定可以取代倫敦,才決定「統戰」曾蔭權。由於烏克蘭總統已決定接見特首,俄方擔心假如梅德韋杰夫不見,有人就想多了。

他又透露,梅德韋杰夫把原訂的40分鐘會面臨時延長為2小時,又說考慮下次訪問東亞時順道訪港,給足面子,說不定香港還可以和一些俄羅斯自治單位緊密合作云云。對等嗎?據他解釋,俄羅斯聯邦的自治共和國、自治區都名不副實,根據俄羅斯憲法第3條,早說明這些自治單位不享有主權,不少又是俄方授權建立出來的形式主義東西,並非主動加入聯邦那種,卻能參加個別國際會議,香港應該很熟悉……我對他說,跟胡主席說好了。

這類對話是筆者日常生活一部分,在此分享是回應一些讀者關心,這裏自會繼續評論香港涉外關係。不過這陣子確受到「壓力」——來自《明報》編輯的壓力,投訴筆者將次主權相關文章連同終篇都放到《信報》論壇,希望最後的句號出現在本報。雖然實在沒有什麼補充,但作者是沒有次主權的,遵命狗尾續貂﹕

對劉兆佳教授文章感欣慰

筆者周二在《信報》發表《最後的次主權》一文,回應數位朋友,翌日劉兆佳教授在《信報》發表《授權還是次主權》,不少媒體和朋友追問是否覺得官方打壓,又有誤將劉教授與論爭另一方混為一談。筆者認真說一遍﹕對劉教授的文章感到發自內心的欣慰。對此有興趣的朋友可細閱上述數文,抹調語氣用字,可發現《最》文和《授》文的共識超過九成﹕

●劉認同「次主權」是西方新興學術思潮,不是另一方說的「偽學術」。

●劉認同「正反雙方其實對事情的具體內容並無分歧,即是香港是中國主權下的地方單位,其國防及外交事務由中央處理,通過授權,即通過基本法,香港可以處理一些涉外事務」,即否定對方說筆者鼓吹另一種「次級主權論」。

●劉說特首致電菲總統是基於APEC建立的私人關係,筆者前文曾說若只基於APEC機制致電而沒有得到中央認可就是粗疏,兩者沒有衝突。反而是劉說菲總統「接受」特首致電,這位總統又反口不接受罷了。

●劉說剩下來的問題是「用詞不當」,並列出嚴峻後果﹕「會令一些人覺得……」這只是客觀事實的陳述,論爭另一方自然代表「一些人」。筆者一直認同只要「一些人覺得」,也應在用字上消歧義,以往就更改了好些用詞。

所以唯一分歧,在於劉認為「用詞不當」因為學術不夠嚴謹認真;筆者不認同,已提出反例,也相信相關理論在國際關係學界頗有潛能,對此可參考本期《亞洲週刊》紀碩鳴先生的文章。但重要的是,這樣我們就把議題帶回學界,得到向公眾另用詞彙的共識。相關學術討論在學界事屬尋常,和公眾利益無關,對諸如阿速爾群島能否與香港比較一類問題,筆者自會私下向劉教授請教。

把「次主權」議題帶回學界

筆者認為劉教授讓學術回歸學術,開啟了討論香港涉外關係的空間,肯定了討論者沒有其他動機,杜絕了無人要討論的中央分權問題,令論證另一方「認同其看法」擱筆(恐怕也要修正偽學術論),唯一改變是讓公眾在非學術語境改用一個歧義詞,就像其他學者年前放棄「次國家」,這樣的終結,各方都能接受。張炳良校長以過來人身分教導﹕做好學者本分,其他的不必管,也不用管。

不少朋友問有什麼要幫忙,有素未謀面的網友主動提供學術資料,有泛民議員說要打氣但擔心其政治背景變死亡之吻,有政協委員說對方小題大做,筆者都衷心感謝。我想無論另一方是否如劉銳紹先生所分析有人動員,個人回應這個我引進的理論是最合適的,這是學術討論的常態。筆者不相信中央庸人自擾,所以相信社會也毋須自擾。最後,由於另一方提及呂大樂教授,筆者希望就早前一場論爭的個別用字向呂教授致歉;假如呂教授因筆者之故,被誤與論爭一方相提並論,筆者更感抱歉。

說到底,時間在我們的一邊,地球村是我們的平台,曾蔭權民望、阿奎諾三世、這樣那樣的唐人街利益目的動機陰謀,一年半載,就是過眼雲煙。但一個學術理論千錘百煉,不爭朝夕,批判修正,細水長流,足可長存。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9月7日星期二

最後的「次主權」——回應劉迺強先生、王岸然先生、張楠迪揚小姐

「次主權」成為社會議題﹐筆者感謝聲援阮次山先生的劉迺強先生、王岸然先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張楠迪揚小姐同步批評指正。為終結這場風波﹐筆者希望讀者分辨兩個概念﹕

* 次主權名詞借用者﹕也就是把西方名詞「次主權實體」涵蓋香港身份的筆者﹐在阮方筆下有「偽學者」和「小政客」之稱。

* 次主權論者﹕包括劉、王、張等。他們通過「次主權」這名詞﹐判斷筆者發明了一種叫「次主權」的主權種類﹐認為筆者定義了一種叫「次主權」的權力﹐並從中演繹了一個筆者聞所未聞的框架﹐然後反過來﹐對他們建立的框架、以及和這框架無關的名詞引進者批判﹐再打倒這是「偽議題」。這手法稱為「稻草人」。

明白了兩者分別﹐會立刻發現從來沒有辯論存在。以下簡稱劉、王、張為「阮方」因其立論相近﹐非指三人有組織聯繫。

次主權名詞借用者Vs次主權論者﹕一個身份Vs一種權

1. 什麼是「次主權實體」和「次主權」﹖在阮方﹐次主權被望文生義演繹為和中央分權的「次級主權」、「部分主權」(張)﹔「次主權實體」據說是分割中央主權的地方。

筆者的世界觀其實很簡單﹐只是認為國際關係的國家層面有三種不同身份﹐分別是「國家」、不能獨立參加國際活動的普通「城市」﹐以及獨立參加國際活動的國家內單位(如香港)﹐將後者歸類為「次主權實體」。學者涵蓋香港這身份的其他名詞有「次國家」(張炳良)、「準國家」(鄧特抗/ Roda Mushkat)等﹐筆者原來也用次國家﹐直到其原用者遇上小風波。每個次主權實體享有什麼授權就是其「次主權」﹐所以每個例子都不同。吳邦國說﹕「香港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權,就有多少權」﹔換句話說﹐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次主權。

2. 「次主權實體」有哪些例子﹖阮方指都是要搞獨立的地區。

筆者認識的「次主權實體」當代有近百個﹐由蘇格蘭到阿蘭群島﹐有的爭取獨立﹐有的沒有﹐沒有的比有多。

3. 「次主權實體」學術出處在哪裡﹖阮方認為是本人獨自祭出﹐是「學術上的自我繁殖」(王)﹐「不知所謂的假學術」(劉)。

其實這名詞在西方學界使用過百年﹐筆者掌握學界來源百多條﹐早期例子可見William Hungtindon的The Peace of the Church(1891)、《愛爾蘭普及歷史》等。冷戰結束後﹐Krauthammer、Michael Ignatieff等廣泛使用﹐也被亞洲發展銀行等採用。

4. 「次主權實體」的學術出處都形容分離主義嗎﹖阮方指這是筆者的偽學術﹐暗示度身定造。

其實這是國際學界、經貿平臺普通用字﹐以亞洲發展銀行2004年基金報告書為例﹐它以sub-sovereignty涵蓋地區經濟體﹐無一要求獨立。筆者從國際邊界研究會年會所見﹐不少報告使用sub-sovereignty﹐只為方便各地學者溝通。

5. 香港特首可在某些場合與菲律賓總統並列嗎﹖阮方﹕「退一萬步說,如香港真有次主權地位,按照對等原則,特首需要打到菲律賓一個代表其次主權的人物。這個人物是誰?肯定不是總統,我甚至傾向認為菲律賓沒有這個人物。」(劉)

走回一萬步﹐APEC的「菲律賓主權體」授權「菲律賓經濟體」﹐「中國主權體」授權「香港經濟體」﹐不是香港特首對等菲律賓總統﹐而是「香港經濟體領袖」對等「菲律賓經濟體領袖」。筆者傾向認為他就是這個人物。

6. 世上有沒有部份主權的概念﹖阮方深信「就共識而言……主權是排他性的,且不可分割、不可轉讓」﹐次主權這名詞就是在西方也是「一種意淫」的「偽學術」(張)。

以筆者在耶魯、牛津等學習經驗﹐不同層級的主權更似共識﹐像美國每個州都有州主權。主權分層論在國際關係和地理學實屬根本﹐從不聞相關學者被視為偽學者﹐亦不見他們批評對手為偽學者。若說上述是阮方共識﹐則明顯是事實。

7. 沈旭暉認為香港有沒有「次主權」﹖筆者認為香港有次主權﹐因為按上述定義等同基本法授權。就是基本法授權只有今天的千份一﹐香港依然有次主權。至於阮方催生的「次主權」﹐筆者肯定香港沒有。

阮方堅持本人說「有」(他們演繹的版本)。

8. 香港涉外權限包括什麼﹖基本法第151條說「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阮方演繹這八大範疇為香港涉外權之所有﹐認為第151條沒有「治安」是本人「自己插進」(王)﹐以論證特區有人籍故挑戰基本法授權。

筆者認為第151條的「等」雖然含義略不清﹐但應以第13條的「非外交」定義附註﹐也應參考其他指引﹐例如外交部特派員公署、駐港解放軍職能﹐他們不參與的始為特區可參與。假如阮方觀點成立﹐似暗示第13條的精神是虛文、151條的「等」等如什麼也沒有﹐那樣香港一直參與的諸如國際反恐﹐即為非法。事實上﹐香港參加涉外反恐背後也有中央溝通機制﹐相信北京不認為負責人「挑戰基本法授權」。

9. 沈旭暉相關文章有什麼其他失誤﹖說明什麼問題﹖阮方提點「中國香港」能獨立參加世衛(而非筆者說的不能)、陳馮富珍以「中國香港」(而不是筆者說的中國)身份當總幹事(王)﹐以證明筆者研究粗疏。

筆者認真翻查在《Pacific Affairs》發表的論文﹐確定陳太代表的是中國﹐中國一度考慮的人選是劉培龍。香港參加世衛區域委員會﹐只是像其他次主權實體參加聯合國委員會﹐正式世衛成員確限聯合國成員﹐否則台灣不能以此塑造悲情。陳太以「中國香港」身份參選、以「中國香港」參加委員會為參加世衛﹐恰為中文維基百科錯漏﹐這是阮方研究來源還是「大香港心態」反噬﹐筆者未能掌握。

學者一時大意自屬平常﹐沒人敢說阮方「假是自己丟」﹐但這例子有其啟發性。阮方既肯定香港能獨立參加世衛﹐而「衛生」也沒有列入第151條﹐這是否把「衛生」概念偷運進第151條﹖還是說第151條的「等」包含衛生﹐但不可有治安﹖

10. 為什麼使用「次主權實體」形容香港﹖筆者工作是研究國際關係﹐本著公共知識分子責任﹐分享理論而已﹔如何擅用基本法賦予的香港涉外權為國家帶來利益﹐是筆者研究方向。

阮方分析筆者懷有十大不可告人之目的﹕

(1)「暴得大名」(張) 、「借學術包裝擦鞋,想謀點好處」(王)

(2)「引用幾個洋文、洋名,說幾句模糊不通的廢話,嚇唬一下其他年輕人」(劉)

(3)「打倒呂大樂、司徒薇、阮次山等」(劉)

(4)「使一些人可以乘機理直氣壯的揩油」(劉)

(5)「把大香港中心主義以假學術語言包裝」(劉、王)

(6)「小政客逗着市民的情緒說話,為抗拒中央作論述」(劉)

(7)「在中央與特區之間搬弄挑撥,想引起某些人非份的遐想」(劉)

(8)「突出自己別具隻眼,和敢於捍衞香港,抗拒中央的合法權力」(劉)

(9)「用搞分離運動的地區對次主權做具體闡釋,再把次主權套用在主權歸屬十分清晰的香港……混淆連接的效果和暗示十分清晰」(張)——似指分裂祖國推動港獨

(10)「一人製造的事端,需要整個社會承擔代價」(張)

筆者對「真理越辯越明」信心不大﹐但信公道自在人心。筆者讚同把容易引起誤解的名詞留在學院﹐過去即曾被提點﹐也曾提點別人﹐儘管表達方式不同阮方﹐但對不同文化體系的表達方式表示尊重。筆者對這名詞引起的不便感遺憾﹐建議讓「次主權」回到學界﹔至於取代﹐「非主權非國家授權行動體的涉外權」應政治正確。

筆者亦決定撰寫《香港涉外關係》一書﹐以「次主權事件」為導讀﹐希望阮方繼續指正﹐暫名《次主權﹕國際關係禁書》。若真「暴得大名」﹐真相應能大白。

這是筆者對「次主權辯論」的最後回應﹐餘事一笑置之。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再解讀阮次山現象──曾蔭權有錯嗎?

筆者曾談及阮次山認為曾蔭權沒資格致電菲律賓總統一事,並提出學術上的次主權框架。安裕兄說,阮的受眾不是香港人,自有內地人受落,很對,相關訊息筆者也有耳聞。另有評論員回應拙文,進一步批評曾蔭權犯了錯誤,可歸入「阮次山現象」。筆者不怕再次肯定,曾蔭權在這案例「有理有節」,當然有缺憾,但不應被拿來作文章。

為什麼一些內地朋友認為曾蔭權致電犯錯,並開始反彈?我們必須理解其思維﹕

有內地前輩指教,《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空間(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對外交往權)極大,加上經常有人報告所謂「港獨」潛在危機,中央擔心一旦由不獲信任的人領導,香港將變成「變相獨立實體」。若把涉外權分拆,特區可演繹成「經濟體」、「司法體」、「體育體」、「文化體」,足以繞過中央。曾蔭權的電話,觸動了最敏感的神經。

權限令保守派不安

本欄曾談及香港參與APEC、世貿,其實北京更在意其他,例如律政司國際法律科 ﹕它把香港定位為獨立司法管轄區,然後「負責國際協議的談判工作或派出法律專業人員在談判中提供意見,以及處理香港特區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司法合作請求」。香港警員到菲律賓調查就因為這科與菲律賓簽訂刑事司法互助。這權限令保守派不安,因為,這是雙向的。

根據同一邏輯,北京朋友建議筆者避免跟某些人使用「次主權」這西方名詞,因為很多觀察員不看內容、只看文字,一句「主權沒主次之分」,就寫報告。

筆者深信,這一切邏輯上並非不可能,但如果太過慮、大張旗鼓會適得其反,只會挑起原本不存在的中港矛盾。曾蔭權這次行為的「理」和「節」,還需由這次主權概念談起﹕

一、「次主權」和筆者另文說的「涉外關係權」是同一概念,名詞源自學術用語,並非「次級主權」,不應粗淺的望文生義。在中文,「次山」是「次等山」,但英語的「次」(sub)並非「次級」,正如「次文化」並非「次等文化」,是指從主流文化衍生而被前者涵蓋的新文化。

次主權指由主權國家授權予其組成部分在個別範疇與主體保留差異,作為該主權國家的另一表達形式(例如國防外交以外的涉外交往),兩者並非取代,而是衍生關係;在這些範疇,被授權的地方足以和主權母體並列而享有後者的能量;這不是一種新權,而是同一主權的一體兩面,是基本法這授權法授權的內容,因此香港才被容許出現在APEC、FATF。

二、學界形容香港身份除了「次主權」,還用「非主權實體」,我們數年前是用這詞的,但北京對「實體」同樣感冒,有內地朋友翻譯西方這詞就被批評。外國按殖民地例子用「準國家」(quasi-state),更感冒。有時用「自治體」,北京擔心西藏傚法。結論是中國國情不同,不能參照西方,外來名詞不應使用。筆者尊重中國國情,一直把次主權保留在與國際接軌的地方作學術討論,在內地用「涉外權」,贊同《明報》社論所言,為免觸動這些人,建議香港非學術語境使用「涉外權」。

三、假如觀察員要上綱上線,應先批判翻譯一國兩制為one-country two-system的人。有外國學術朋友討論這詞,笑說是分離主義主導,因為「country」指不涉及主權的土地,蘇格蘭、威爾士在國際都是名正言順的country;在各國入境表、購物資料的country of origin,我們被要求填上香港。一國兩制譯成one-state two-system,倫理才清晰。但我們沒有深究,因為香港還有互信和普通常識。

四、香港有沒有權到菲律賓調查、談判、救人?香港在涉外關係權限,早與各國簽定不涉及國防外交的大量雙邊協議,只要有協議為基礎,絕對有權。葉劉淑儀提議考慮以飛虎隊支援等回應,認可的香港涉外權遠多於筆者,但也只停留在保安的範疇。

五、香港特首能否致電總統?在次主權平台,例如APEC,各單位領袖的身份,包括菲律賓總統和中國授權出來的香港特首,都是次主權領袖,在那平台上平起平坐,一直在直接溝通,這是常見國際慣例。回到主權平台,他們之間自有等級差異。假如特首連在授權平台內的致電權也沒有,那他在APEC的每一句話,就必須請示。

六、在操作層面,曾蔭權不能在主權平台發言;在次主權平台致電,須註明是以APEC或FATF領袖致電對等的領袖;假如致電時沒有交代,也沒有先知會中央代表,他那刻只是地方首長,這是技術失誤。這身份表露了,對方可說這事不在相關範圍,讓其轉交國家層面商討,但不能不理會。在這平台碰壁,特首應主動找北京在主權平台協助。不過,假如特首在非常時期評估致電可帶來幫助,我們不相信有任何港人會怪責。

人本精神發揚光大

上述問題是值得討論的,我們沒有權威能一錘定音,但以這案例一口咬定批評特首「亂碰亂跳」、「架是自己丟」,態度固然涼薄,而且無視中央授權香港的涉外權,似是借題發揮。無緣無故在這些場合也製造敵我矛盾,而得出奇怪的結論,大是不必,有時港人對中央的信任,正是這些人破壞的。

慘劇最教人感動的是,立場不同的港人和政府似有默契,讓人本精神和香港法定涉外功能發揚光大,個別挑動族群矛盾和中港矛盾的言論只是白璧微瑕,這才是香港精神。有人想起問責就滿腦子等級、賠償,但曾蔭權除了情急致電菲國元首,還在沒有講稿下衝口而出說「現在不是討論撫恤金的時候」,那可不是政治化妝。起碼在那一刻,他的精神代表香港,也代表我。

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解構香港次主權 — 從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談起

【明報專訊】菲律賓慘劇發生後,有認為香港不是國家,只應通過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周旋﹔也有認為曾蔭權致電菲律賓總統乃自取其辱,因地位不對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曾以「飽暖思淫慾」評論香港遊行的前輩阮次山先生﹕

「香港悲痛之餘不要過分……香港地區的特首,你不該打電話給人家的總統,你只能打給人家的外長或警察總長。菲律賓總統是國家元首,香港地區的特首不是國家元首,你不要搞錯了。要打也是胡錦濤打,不是你打﹗何况胡也不可能打,這小題大做……香港你這個特首必須知道你的地位,不是有這個悲劇就可以亂碰亂跳的……要菲律賓提出責任報告,報告提出來,誰有責任,關你香港什麼事?……我們碰到災難,碰到意外,就是要考驗政治人物的智慧跟你的處理方式。」

主權國家從不是唯一單位

阮老的代表性,在於其主權思維停留在前全球化時代。現實主義學者將1648至1991年演繹為威斯特里法主權體系,但主權國家從不是唯一單位﹕

●主權國家之上有歐盟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

●主權國家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多是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主權之旁有「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像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取代國家的跨國企業。

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主權成分」興起。筆者曾在不同文章參與了相關概念的研發,可作參考。

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

香港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北京處理國防外交,但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作為一國兩制的最後憑藉。何解非得把營救人質鎖定在國防外交,而非涉外關係﹖

●不少國際組織的參加單位是「經濟體」(member economy)。在亞太經合組織,香港、中華台北與中國平起平坐,特首與菲律賓總統一起穿民族服裝合照。香港參加世貿,因為是獨立關稅區﹔不能參加世衛,因為世衛出自聯合國。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反洗錢金融工作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成員。9.11期間,香港是FATF輪任主席,領導了不少國際金融反恐議題,美國曾專門表揚。菲律賓沒有參加FATF,反被列入「不合作洗錢國家」,特首足以在FATF表達對菲律賓安保不滿。就是派代表營救、談判、調查、起錨,也毋須觸及國防外交。

●警隊負責治安,軍隊負責國防,香港警隊、海關一直獨立和國際交往。9.11後,美國成立貨櫃安全計劃(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參與單位不是國家,而是港口。香港同意加入,成了中國境內唯一開放予美國檢查的貨櫃碼頭。菲律賓同樣沒有參加。

●香港獨立派隊參加奧運,澳門不能,因為在1996年,前奧委會主席西班牙人薩馬蘭奇為打擊祖國分離主義制定新例,規定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賽,舊成員不在此限,讓次主權變相分流,香港「舊權」略高一籌。

可惜回歸以來,香港未有充分發揮次主權優勢,經常因政治正確或其他原因投鼠忌器。像新加坡以經濟體身分簽署了大量自由貿易協定,香港才剛與新西蘭簽定第二個協定(CEPA為首個),這已是多年破冰成果。涉外危機出現時,政府明顯沒有次主權的既定方案,僅靠應變。就此筆者一直和當局交流,卻擔心特區政府根本沒有對口單位。若不制度化涉外方略,一國兩制是不能長久的。

轉捩點正是那電話

為比較,我們可舉另一次主權例子﹕菲律賓附近有一個北馬里亞納聯邦,它並非獨立國家,而是美國自治邦,塞班島就是其部分。世人多分不清其性質和帛琉等鄰近主權島國有何分別,反正後者也由美國內政部照顧。但假如塞班人在菲律賓被綁,北馬里亞納民選總督致電阿奎諾三世,相信可以接通。

在上述結構性局限下,我們卻須肯定特區政府的後期處理,轉捩點正是那電話。直到致電曝光,阿奎諾三世變臉,菲律賓上下才發現香港是次主權實體,不是上海廣州。筆者的菲國大學朋友嘗試解釋﹕政府絕非歧視香港,阿奎諾三世當時在會議指揮,警局不駁電話以免騷擾,只是基層警官行政失當。「香港特首致電要聽」這信息忽然傳遍世界,曾蔭權的電話、他將議題主動交給公眾的策略,捍衛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值得久違的掌聲。這電話並不易打,不少港人一句「不是國家」即閉關,何况特首身旁不無自我矮化的信差,外頭還有阮老。電話撥出後,特區政府愈加得體,要求菲國提交報告、提出參與種種善後,都合乎次主權涉外關係章法。這不獲接聽的電話,將成為曾蔭權的政治遺產﹕「這次意外是對領導的政治智慧和處理方式的考驗」,阮老說的。

2010年8月24日星期二

跨境拯救人質的輓歌

【明報專訊】菲律賓人質挾持事件足以作為教材﹕跨境拯救人質的反面教材。

事件發生後,特區政府表示高度關注,特首「親自處理」,方法是成立專責小組。保安局表示派員「提供協助」,派出的是警員和入境處職員。這是否就是政府應做的全部﹖

反面教材

在國際關係,跨境拯救人質是專業學問,由反恐課程教授。經典案例有兩個﹕一是以色列特工在1976年到烏干達拯救被巴游挾持的百多名人質,不但救回幾乎所有人,還順道全殲烏干達空軍。另一是西德特種部隊在1977年到索馬里拯救劫機人質,同樣凱旋而回。在中國,不少邊境居民因涉及跨境賭博,被越南、緬甸、寮國等國黑幫綁為人質,由於當地警方不重視,中國公安也頗有跨境經驗越俎代庖。

那我們如何制定跨境營救的基準,風險如何評估﹖

首先,我們需考察當地反恐水平,這有四類。有些國家本身和恐怖主義千絲萬縷,自需直接插手。第二類國家軍警有貪腐傳統,有時兵匪一家,面對熟悉的半兵半匪式恐怖分子效率低下,這需要國際壓力監督,像菲律賓。第三類軍警反恐能力薄弱,只懂以原始格殺方式「營救」,像上述索馬里政府,就是在西德總理要求下同意讓西德特工拯救。第四類才是有反恐經驗、透明度高的國家。

其次是當地暴力傳統,這又有四類。最嚴重的殺害本國人和外國人同樣頻密,像阿富汗。第二類有通過殺戮外國人傳達政治信息的傳統,南部伊斯蘭游擊隊盛行的菲律賓即屬此類﹔就是這次槍手只有個人訴求,也反映他沒有不殺外國人的顧忌。第三類有外國人因經濟原因被殺的恆常經歷,但當挾持是基於其他原因,往往較易和平解決。第四類鮮有外國人質出現,像香港。

再次要看本地人的海外風險。這有兩大元素﹕一是有沒有類似往事,對香港而言,不多。另一是本地人和當地社會是否有足夠互動,因為這較容易招惹暴行,一方面可能雙方有怨氣(例如菲傭在港待遇),另一方面這有助傳訊效果。假如有港人和俄羅斯人在菲律賓同時被綁,香港人的風險更高。

政府可以怎樣?

評估了風險,政府可以怎樣﹖西德案例得以成功,就是吸收了1972年慕尼黑人質事件的悲劇,從此西德設立了一組內部指引(protocol),到危機發生就可以即時回應。特區政府似乎沒有這樣的指引,危機出現才積極思考回應方式。但假如有指引,又可以怎樣﹖

首先,事發後它必須盡快派有實戰反恐訓練的保安人員(例如飛虎隊),用處一是提供技術意見,二是對當地警員施加壓力,因為這有國際層面的潛台詞。同時特區政府需與菲律賓當局取得默契,讓港方參與營救,這樣當他們發現菲律賓特工缺乏(或不使用)反恐器材、或欠缺全面營救策略,就可以拖延來爭取迴旋。在上述案例,西德特工在短時間內邀請了英國同僚帶來「反恐眩暈閃光彈」,據介紹它爆炸時「可製造160分貝的巨大聲響、15萬瓦特的眩目強光,而且沒有任何碎片,可使人在3至5秒內眩暈」,這3至5秒就是拯救的最佳時間,對只有一名綁匪的危機最宜使用。

此外,還要盡早有一名特區政府全權代表親自到菲律賓,負責外交層面事宜。這人層級不能太低,對方才會足夠重視,若事件仍在僵持,綁匪也會覺得被重視。這代表應帶同談判專家,他們可為談判增加彈性,例如表示特區富商願代支贖金,或願意為綁匪安排第三國庇護等。他也需隨機應變,例如在一般反恐現場,不會容許隨便發放未經證實資訊,以免同黨改變策略。政府不應糾纏於菲律賓駐港領事,而應由特首直接致電菲律賓總統。假如對方未能聯絡,這本身也可被報道,用以反映港方的最高重視。

最後,懂廣東話的心理輔導員必須立刻前往當地,不能待人質死傷後才出發,因為就是事件和平解決,心理創傷也會立刻迸發。

特區政府的嚴肅態度值得肯定,但亡羊更需補牢,期望特區政府吸收經驗,落實跨境反恐協定。香港自稱是國際都會,但從來忽視國際關係,浪費了一國兩制賦予的次主權身分,應急時往往力有不隸,這才教人痛心。

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華府逆轉之謎──政改方案與中美關係

究竟「外國勢力」和香港政治有沒有聯繫?閱讀愛國媒體,我們會發現「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陰謀借香港顛覆中國」,和西方外交人員交談,他們則訕笑不已,認為香港早淪為純經濟單位。中美剛就香港政改公開互動,與二零零五年版本構成微妙反差,誠為研究的難得資料。

回歸前,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政策法》,效果筆者曾於《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介紹。這法案形式重於實際,美國評論香港內部事務時其實頗謹慎、頗林瑞麟,一般不談超越《基本法》賦予的自治範圍,不談香港民主和內地民主互動,只會淘空一切內涵支持民主﹕「加快民主進程符合香港最佳利益,美方支持香港透過改革選舉制度及普選加速民主化,並相信一個高度自治及法治的公開社會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必要因素」……

按照上述劇本,美國對2005年政改的回應是「香港市民和政府應該根據《基本法》決定政制改革的步伐」,這是國務院外交部發言人麥科馬克的官話,也是李柱銘一行拜訪賴斯時所獲的說法。然而,美國還是被北京認為反對方案,原因包括﹕

1. 李柱銘拜訪美國,被北京視為「漢奸」,國務卿賴斯跨級別接見,已是表態﹔

2. 賴斯說「強烈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選」,仍是空話,但也超越了低調的傳統﹔

3. 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海德曾對政改方案表示「失望」,雖然後來說是「曲解」,但信息已廣泛傳遞﹔

4.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警告美國領事不要對政改「說三道四」,反映北京認為美國早已不是旁觀者。

到了2010年,形勢急轉直下。篇幅所限,這了裏只介紹新任美國駐華大使6月訪港時在一個晚宴的指標性發言。當時正值世界盃,他化身保羅,預測政改方案「將會通過」,親口說出區議會方案、增加十席等細節,並「肯定」它們對落實普選有正面作用。當年賴斯對香港民主表同情,今年大使卻「有信心爭議性議題可達成共識」。這和以往美國不引述香港枝節、不作預測性表態、不演繹如何促進普選這「三不」默契背道而馳,當時筆者在座,印象特深。方案通過後,美國表示歡迎,北京沒有警告不要說三道四,愛國媒體高調報道「美國支持政改」。個別北京認為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媒體也在關鍵時刻逆轉性支持方案,同一集團的雜誌卻在同期社論唱反調,充滿懸念。

對比下,英國則相對連戲。2005年,英國駐港總領事說「改革建議明顯未能滿足期望2007、08年普選的人,但香港正朝這方向前走一步」,暗示方案可接受﹔2010年,外相夏偉林說「方案令爭取終極普選的人失望,但仍可讓普選時間表進展」,如出一轍。2005年,英國批評北京干預一國兩制,今年英國說功能組別應在2020年取消,北京均視之為倫敦認可的前提。反而美國駐港領事被問及功能組別時多番迴避﹕「民主沒有既定的模式可循,但卻存在一些至關重要的概念」,「是否合乎民主應由香港內部達成共識」……

美歡迎方案通過 產生陰謀論

上述落差對公眾並不明顯,但足以在圈內產生陰謀論。沒有證據的陰謀論很討厭,但畢竟具有相當代表性,不得不參考,其中又可歸納出兩類。第一類相信北京為瓦解泛民佈局多年,不惜在幕後拉攏華府,還成功爭取其運用影響力協助方案通過。另一類認為北京強硬派希望方案拉倒,以免出現不穩定因素,美國卻發現激進而不熟悉的民主勢力在港冒起,一旦方案否決,他們的友好就失去能量,於是通過「義助」,讓對手啞子吃黃連。

同時,圍繞特區政府又有三小陰謀。一派認為曾蔭權一切依從中央指示,忍辱負重,立下大功。一派認為他的「起錨」出現反效果、邀請被愛國媒體形容為「敗軍之將」的余若薇辯論,而沒有先知會中央,都是西方的苦肉計(不少疑似聯絡員那時紛紛打聽他在幹什麼)。還有一派相信北京原來不打算出手,但見特區起錨令民望急挫,擔心方案否決令施政癱瘓,唯有硬着頭皮讓支持者打倒昨日的我,又硬着頭皮在最後關頭爭取美國。

中美互動帶來的實質影響

誰是誰非,讀者可自行想像。對港人而言,重要的只是中美互動帶來什麼實質影響,我們可簡述如下﹕

1. 經此一役,直接邀請美國參與香港的民間手法大受打擊,新一代會視之為禁忌,李柱銘一代的國際聯繫格局面臨終結,相似個別人士會受到進一步孤立,北京視之為民心回歸的勝利。

2. 北京希望泛民和外國完全脫鈎,卻不相信這目標會立刻達成,因此要重新標籤某些人為美國新代言人。沒有了公開聯繫,獵巫在密室政治的變數更大,北京如何看待「激進但沒有外國背景的反對黨」和「較溫和但背景可疑的反對黨」,足以對特區政情一錘定音。

3. 北京深信美國的取態與方案民主成分無關,而純粹是國家利益評估。北京決定對港政策時,重點也不全是港人,而會有相當比重算計美國。推出新23條的時機非但要看民情,還會看國際形勢。

4. 昔日個別美國議員關心香港,但未來美國涉港政策會由行政、情治機關主導,民意元素愈來愈弱,議員發現香港「無水可抽」,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公開關注度將降低。

5. 香港也許是中美關係一環,但這不代表其國際性獲保障。恰恰相反,假如兩國有默契以幕後運作處理香港,其他國際機構也懂潛規則。在澳門,國際集團競爭激烈,卻有默契讓社會去國際化。假如這是後政改時代的香港,中美都會接受,而且心安理得。

納米比亞國父香港受辱記

【咫尺地球】本欄早前談及非洲桑給巴爾第一夫人訪港被指「不夠格」的故事,其實類似的故事筆者近年聽過不少,反映香港處理涉外關係時,始終不是得心應手。今天這個故事出於另一渠道,主角同樣來自非洲,名氣比桑給巴爾第一夫人大得多,他就是納米比亞的開國總統努喬馬(Samuel Nujoma)。數年前,他卸任總統後路過香港,原本已走進他習慣到達的機場貴賓室,卻被趕出來,特區官員說根據政府內部指引,他只是前元首,「不夠格」,結果努喬馬悻悻然回國,據說視之為恥辱。

胡錦濤貴賓被趕出機場貴賓室

也許特區政府堅持既定程序有其特定原因,但努喬馬被趕離貴賓室,足以成為外交風波。他那次路過香港,乃官方訪問中國後的中轉站。他雖然在2005年起已不當總統,但那時依然是納米比亞執政黨「西南非洲國民大會」主席,新任總統就是來自同一政黨,也是他欽點的接班人。在努喬馬路過香港的一刻,他在國內被普遍看成在垂簾聽政。最重要的是那次他訪問中國,邀請人正是胡錦濤,不過不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身分邀請,而是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身分邀請,所以這是執政黨對執政黨的對等官式活動。努喬馬訪問中國期間,既然身為胡錦濤的貴賓,自然全程使用中國不同機場的貴賓室,想不到來到香港,身價忽然暴跌,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定義。

開國總統地位猶如曼德拉

就算努喬馬訪問中國不是胡錦濤正式邀請,特區政府將所有前元首一刀切當作過氣人物,也是奇怪的,正如鄧小平成為「普通老百姓」後要是出訪,無論到哪裏,都肯定是貴賓。今天在世的「開國總統」已不多,努喬馬正是其中一位。在一般國家,開國總統等同國父,一般在卸任後,還會保留一些儀式性的領袖身分。努喬馬就有法定「國父」名銜,卸任後又獲授予「納米比亞革命領袖」稱號,以讓他維持國家元首的待遇。其實,利比亞的卡扎菲也只是持有類似稱號而已,根據官僚指引,恐怕也不能成為貴賓了。何况努喬馬在非洲是與南非曼德拉同輩分、同經歷的名人,納米比亞原稱「西南非洲」,由聯合國交由南非託管,因此努喬馬成功領導納米比亞在1990年獨立,也被看作是曼德拉和平革命的先驅,起碼在非洲被當作當然貴賓,是毫無問題的。

基於納米比亞的獨立背景,中國和努喬馬建立關係已數十年。當年中國捲入安哥拉內戰,又視與台灣建交的南非白人政權為敵人,因此積極拉攏納米比亞獨立領袖,努喬馬一直被牢牢鎖定在「中國人民老朋友」名單上。早在當游擊領袖時,努喬馬就不斷訪問中國,一生先後訪華十多次,堪稱中國常客。數年前,胡錦濤的兒子捲入一宗轟動西方的納米比亞賄賂醜聞,事件至今還是懸案,不過足以反映中納關係非同一般。雖然努喬馬在港受辱事件發生在醜聞以前,但特區政府似乎也不會對此留神。假如他再路過香港、再被趕離貴賓室,遇上狗仔隊隨意包圍問「胡公子好嗎」,那就尷尬了。

港忽視前元首 偏離外交常規

事實上,香港作為國際關係的次主權實體,應有能力作出和北京不同的涉外關係處理,這正是次主權外交的奧妙之處,對此筆者曾於《亞洲週刊》多有介紹。問題是,次主權外交需要經過周密部署,才能發揮配合國家外交、同時維持自身身分認同的客觀效果。假如只是因為對國際知識有所缺乏,而作出偏離外交常規的行為,那就略為失禮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

從已沒落「非洲國際都會」看香港


【咫尺地球】外交界的朋友月前轉告了以下故事﹕

一天,特區政府收到來自非洲坦桑尼亞的官文,說「桑給巴爾第一夫人」路過香港,希望使用香港機場貴賓室。根據外交慣例,各國元首、副元首或政府定義的「政要」及其配偶,均可享有類似待遇。特區政府收到官文後,也許不清楚什麼是「桑給巴爾第一夫人」,大概以為是一個坦桑尼亞普通市長的妻子,認為「級別不夠」,予以拒絕;同一時間,卻准許同樣路過香港的坦桑尼亞總理使用貴賓室。

港官不識「桑給巴爾第一夫人」

這在坦桑尼亞外交部看來乃不可思議,因為坦桑尼亞是一個聯合共和國,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給巴爾(Zanzibar)兩部分組成,前者是內陸部分,後者為印度洋的沿海小島及其屬島。兩者合併出現於1963年,此前它們都是短暫的獨立國家。坦桑尼亞成立後,桑給巴爾維持高度自治,有自己的民選總統、自己的國會,也曾派獨立代表隊參加非洲國家盃足球賽。在坦桑尼亞國內排名,桑給巴爾總統比坦桑尼亞總理更高,所以當坦桑尼亞總理成為香港VIP、桑島總統夫人被認為「級別不夠」,這對近年興起分離主義的桑給巴爾而言,可謂侮辱。結果坦國外交部直接派駐京大使寫信予香港,批評上述安排違背國際友好慣例,但也發現原來香港政府對其他國家的狀態沒有專業了解,唯有長篇大論介紹本國架構,才「成功爭取」特區政府改變決定。

「中國香港」不認「非洲香港」

這個小故事的重點,並非要苛責特區政府負責涉外關係的朋友缺乏國際視野,畢竟我們的公務員沒有相關訓練,屬於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其有趣之處,在於桑給巴爾和香港本身具有直接可比性﹕桑給巴爾最輝煌的時候,根本就是非洲的香港,今天「中國香港」不認「非洲香港」,難道是他朝君體也相同的黑色幽默?

中世紀開始,桑給巴爾就是印度洋貿易中轉站,亞、非、歐三大洲的航運中樞,令這小島擁有當時最國際化的身分,和非洲大陸全然不同。葡萄牙是首個對其殖民的國家,但在17世紀末卻被阿拉伯人趕走,自此桑給巴爾成為阿拉伯半島阿曼蘇丹國一部分,今天到當地旅遊,依然可以找到不少阿拉伯皇宮遺迹,當地名勝石頭城最能現身說法什麼叫曾經滄海。在阿拉伯人統治下,商業在桑給巴爾蓬勃發展,他們為抗衡歐洲殖民勢力進逼,進行了不少現代商業改革,令當地富裕程度直逼歐洲大陸,上層社會來自世界各國,成為首屈一指的「非洲國際都會」。

雖「一國兩制」 黃金歲月不復回

後來桑給巴爾沒落的原因有結構性的,也有人為的。首先是英國興起廢奴運動,令當地的奴隸貿易面臨重大打擊;其次是蘇彝士運河通航後,歐亞商旅毋須再繞過南非好望角,而可以直接通過埃及進行貿易,令桑給巴爾的地理優越性立時消失。後來當地淪為英國保護國,再在1963年獨立,其時本土經濟已崩潰,社會矛盾尖銳,終於爆發血腥革命,左傾領袖屠殺阿拉伯精英,率領國家併入坦桑尼亞,雖然有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但黃金歲月已一去不返。筆者在當地購下不少官方版本的歷史書,多開宗明義傳遞兩大重點﹕一、昔日輝煌不可能再出現,大家要面對現實,重新定位,不要別人說自己不行,就說人家歧視;二、阿拉伯管治是殖民管治,桑給巴爾屬於非洲大陸,乃坦桑尼亞不可分割的部分。

當我們擔心香港「威尼斯化」,其實比較對象已十分正面,假如說的是「桑給巴爾化」,那更能營造危機感——假如社會了解桑給巴爾的話。有沒有類似蘇彝士運河的事件正在香港周邊出現?有沒有和廢奴運動同等影響的經濟變革正改變區域經濟結構?假如桑給巴爾第一夫人還願意再來,希望特區政府能邀請她為香港精英講一課「桑給巴爾對香港的啟示」,那時候,我們會發現那個貴賓室物超所值。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戈爾巴喬夫「賣國門」的中國啟示﹕第4個波羅的海共和國?

【明報專訊】剛聯同WikiLeaks公布「阿富汗戰爭日記」的德國媒體《明鏡》,月前獨家揭露了另一個有趣故事,雖然沒有在西方引起注意,卻在俄羅斯引起軒然大波。這對特別關心統一、分裂等議題的中國,也有所啟示。

險被出賣的加里寧格勒

消息發布人通過解密20年前的電報,發現在蘇聯解體前夕,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為了力挽狂瀾,一度無所不用其極,曾在1990年向當時的西德駐莫斯科大使館發放絕密電報,建議把蘇聯領土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售賣予西德,換取巨額援助。這對今天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而言是奇恥大辱,報道出現後,早被憤青視為賣國者的戈爾巴喬夫誓言不知情,說這只是一名高級軍官的「個人提議」,而這位軍官又恰巧已辭世,所以什麼也不用查。

加里寧格勒在東方世界名聲不響,但在西方歷史十分重要,有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特色。我們攤開世界地圖,會發現俄羅斯聯邦有一塊和本土毫不連接的飛地(enclave),位於立陶宛和波蘭之間,面積和波羅的海3國差不多,不留神會以為那是第4個波羅的海國家。這片土地就是加里寧格勒。它原來是德國領土,以往德國的涵蓋範圍比現在位置靠東,加里寧格勒就是東普魯士首府。後來德國在兩次大戰戰敗,東方領土被肢解,東普魯士最終被波蘭和蘇聯完全瓜分,蘇聯吞併的就是加里寧格勒。莫斯科不願將之併入立陶宛,情願將之劃入俄羅斯聯邦,讓俄羅斯擁有西部不凍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就繼承了這塊飛地。

從上述背景可見,把加里寧格勒「歸還」德國並非沒有歷史根據,但德國卻不會對此積極。德國並非對統一前領土沒有興趣,早在兩德統一前,西德就在1957年完成「小統一」,兼併了二戰後淪為法國保護國的薩爾蘭(Saarland),這「國家」曾獨立參加奧運會和世界盃外圍賽,一度被安排完全獨立。但在1990年,西德以忙於兩德統一大業為由,對戈爾巴喬夫的「賣國」一笑置之;就是在今天的新納粹分子眼中,真的要擴大疆土,也首先盯上其他德國人居住的地方,特別是和德國愈來愈融為一體的波蘭西部,而不是所有德國人早被趕走、今天距離本部遙遠、立陶宛和波蘭都有領土興趣的加里寧格勒。

西方木馬屠城式肢解俄國?

那俄羅斯憤青為什麼對「醜聞」義憤填膺?須知普京上台後,俄羅斯民族主義愈來愈高漲,對被西方肢解的陰謀十分感冒,早就假定西方有意讓加里寧格勒「自然」脫離俄羅斯,好讓這對手失去最後的西方不凍港。上述憂慮並非源自這片飛地十分西化,和俄羅斯本土完全不同,也不是因為當地有殘存德式建築,或有把德治時期浪漫化的個別行為。根據《衛報》調查,當地人依然一面倒認同自己是俄國人。

問題是從俄羅斯本部到加里寧格勒,陸路必須通過立陶宛。立陶宛和俄羅斯原來有免簽證協定,還雙安無事。但自從立陶宛2004年加入德國主導的歐盟,無可避免的要放棄部分國家主權,包括需要嚴守歐盟貿易邊境,令俄羅斯本部和加里寧格勒的溝通出現了天然斷裂。俄國認為這是歐盟霸權、乃至德國陰謀的赤裸裸體現,擔心繼續下去,加里寧格勒人會滋生本土主義。因此莫斯科委任了以反德著稱的Georgi Boos為當地行政長官,不斷宣傳「德國威脅論」,並安排當地人可享有全體俄羅斯人都沒有的待遇﹕免費獲得護照,當地小孩也獲免費安排到俄羅斯本部旅遊。

然而經濟制度的疏離,還是令要求加里寧格勒自治的呼聲湧現;對西方而言,假如它脫離俄羅斯,利益遠比德國將之兼併更大。西德當年放棄收購加里寧格勒的「義舉」,今天反而被看成「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木馬屠城式算盤。此情此景,俄羅斯可怎樣?

中國有不少加里寧格勒

其實同一問題也可問中國。中國憤青經常認為為了捍衛領土,就必須反對共同開發邊境或主權爭議地區,不相信這比堅守壁壘能加強向心力。但是,中國的加里寧格勒可不少。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我們的部落.我們的正面歧視——回應博艾敦先生

【明報專訊】編按:沈旭暉本年5月17日在本版刊出〈假如功能組別議員是部落酋長——非洲人做到的,香港人做不到?〉一文,香港大學語言學、非洲研究副教授博艾敦(Adams Bodomo)及比較文學助理教授司徒薇6月14日來文〈回應沈旭暉先生的文章——〈假如功能組別議員是部落酋長〉回應,本文是沈旭暉的最新回應。

Dear Adams*,

謝謝你協助我的加納行。當時你提及,有一位你的後進,把我的文章節錄翻譯,批評本人侮辱非洲,自居第二作者,請你牽頭回應。謝謝你把其電郵先轉寄來,我當時說,感謝你的指正,惟該後進翻譯與演繹似欠忠實。我不愛回應文章,但為響應你介紹非洲,遵命再拋磚引玉。

該電郵說本人自居非洲專家、「多有歧視非洲言論」,坦承沒有水平回應,為打動你出山,謬讚本人是「社會有影響力的教授」、「受歡迎作家」,警告若不批判,「沈文會被當作政改和5區公投後的尊敬觀點」。我從無自居非洲專家,你是知道的。但我的老師是非研權威,在下是中國國務院智庫研究亞非的客席研究員,曾獲美國邀請對非洲留學精英主講,到過非洲10多國調研,深慕非洲文化,你也是知道的。

提起部落就是貶低非洲?

是不是提起部落就是貶低非洲?部落源自希臘文「Phyle」,可譯成tribe、clan或race,中文成了部落、氏族/部族、種族。在一些地方,「race」政治不正確,「tribe」卻正確﹕美國有印第安Tribal Council,巴基斯坦有塔利班根據地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我們一年級時學習Phyle橘越淮而枳,了解只是個別左翼學者說「tribe」政治不正確,但還是避免用這字,免麻煩。但不少並不特別無知的人不以為然繼續tribe,包括多有非洲專著的Kenneth Christie、《Foreign Policy》撰文的Stanley Meisler等。奧巴馬去年訪問加納,在貴國首都說「government that is not engaging in tribal conflicts…」,貴國受教育的人似乎沒有抗議這位肯尼亞之子「辱非」,微斯人,許是貴後進分身乏術之故。

翻譯必須參照語境

究竟誰對非洲充滿成見﹖本人恰巧對華人非洲觀略有研究,發表於《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你知道,這是非研頂尖期刊﹔另有研究華人印度觀,將發表於《China Quarterly》,你知道,此乃中研權威。遺憾地,找不到貴後進在主要期刊有相關分享,無從學習,只好回憶昔日我們不止研究歧視,國際關係權威更訓誨要避免「正面歧視」的無知與無聊﹕不看前文後理盲目封殺所有殖民、封建字詞,只會突出缺自信的偏執,對非洲復興破壞更大。邏輯至極致,難道以 Dagaare溝通才是正義戀非達人﹖東交民巷在文革被改為「反帝路」,豈非所見略同﹖

何况在中文,tribe、clan等Phyle子詞之間,沒有英文的相應敏感﹕blog也是部落﹗一般讀者看過拙文,不會觸動辱非的神經,正如西方並非提及「叩頭」、「小農」就是辱華。有記者曾要求我評論日文文章的辱華性,但在下缺乏瞎子摸象的培訓,儘管嘗試學日語,也不敢冒學術風險而評。翻譯必須參照語境﹕選擇刺激非洲友的「tribal chief」,還是「clan leader」、「indigenous ruler」、「head of Phyle」,說「Tribal Council」還是「Racial Court」,或音譯加註釋,這涉及譯者水平、知識廣度、國際視野與學術忠誠。

該電郵並陳列本人其他罪行,例如「酋長」——但酋長院在非洲,包括加納,根據貴國憲法第271章,乃明文存在,有自信的非洲人視酋長為傳承。又說本人渲染「羽毛勛章的傳統」——何不參考月前CNN和新華社均有報道的「烏干達國王18歲親政」﹖國王來自Tooro,在大典身穿傳統服、頭戴巨型羽毛,獲臣民送長矛。「所有非洲傳統統治者都會在雨中裸體跳舞」——此乃明顯曲解。

構想資助學生到非洲交流

找出「部落」、「酋長」、「求雨舞」,對後殖基要派而言,grade已A-或B+。但比較政治學,就唔是咁的矣。「皇后」就被內地學者視為「只有右派、崇尚種族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的知識分子」的詞,但要保育皇后碼頭「隨着對後殖民研究的加深,重新審視這些殖民者的語言」再抗爭,汗已滴。

非洲做到香港做不到也好、教院做到港大做不到也好,分析後封口,似自欺欺人。比較政治就是借他山之石研發新框架,酋長和功能組別自不同,可比的,只是淡出權力的方式精神和啟示。貴後進從拙文發現「非洲民主國家有功能組別」、暗示文章陰謀保留香港功能組別,其閱讀理解不求見林、不求見樹,似別有所求。

一生何求﹖我不在意「5區公投後的尊敬觀點」,但衷心希望在你本人指導下推動非研。我在構想資助學生到非洲交流,暫名「墨子計劃」,取墨子兼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跟墨色膚色,或一小撮人眼中墨子墨守成規、狐假虎威、獨愛抽水(一守城方法)卻力有不逮無關。拙作《國際政治夢工場III之中華魅影》剛出版,一章觸及非洲達荷美,正牌非研學者有69折優惠,盼獲一視同文翻譯指正,並願我們的對話有助貴系落地生根。

Yours,

Simon

* 即香港大學語言學、非洲研究副教授博艾敦(Adams Bodomo)

2010年8月2日星期一

「阿富汗泄密門」反而是美國外交福音?

【咫尺地球】網站Wikileaks公布9.2萬份據說是美軍和聯軍在阿富汗戰爭的「絕密日記」,網站創辦人聲稱這些日記「極其震撼」,影響足以和揭露美國不能戰勝越戰的報道相提並論。各大媒體多參照上述觀點,認為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因而備受壓力。

但事實的真相,遠沒有這麼簡單。對一些美國外交人員而言,這批文件反而是久旱逢甘露,因為近月他們面對的真正壓力,並不是美軍作戰不力,而是被質疑對手不夠強大,自己別有用心。為此我們應參考反恐戰線的最新動態﹕

炮製蓋達北非支部騙局

奧巴馬上台後,高調承諾從伊拉克撤軍,卻低調增兵阿富汗,積極搜尋新的阿拉伯反恐戰場,以便維持美國在阿拉伯存在的「理論基礎」。美國鷹派明白把伊拉克和蓋達聯繫在一起,已連大學生也欺騙不了,但假如能證明蓋達在另一個地方愈來愈活躍,則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依據,卻得以重新成立。種種迹象表明,這個新反恐戰線將於北非出現,為此筆者在華盛頓訪問了美國國務院的反恐首席顧問Bruce Riedel,他認為蓋達的各地支部都到達瓶頸,包括早前炒得很熱的也門,唯獨在北非「表現未符理想,有大量進步空間,值得特別警惕」。本月法國人質在北非被殺害,經手人據說就是「蓋達北非支部」,證明蓋達不止鞏固了阿富汗基地,還有餘力發展。

正當美國剛啟動宣傳,研究美國在非洲反恐的倫敦亞非學院專家Jeremy Keenan就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整個「蓋達北非支部」是一場局,暗示類似騙局也在其他地方存在。根據他的研究,美國中情局個別派系一直與中東情報機關存有默契,一方面不讓恐怖組織坐大,另一方面卻不讓它們消失。像這個「蓋達北非支部」,幾乎由阿爾及利亞特工一手策劃,領導層多曾擔任官方情報人員,不少地方團體都無故「被」加入這個組織,以增強其實力。這個劇本,像是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翻版﹕當美國需要巴基斯坦的盟友身分,這行為就是協助滲透敵人;不需要了,巴基斯坦就變成潛在敵人。但不會改變的是,總之美國有值得對付的敵人。Keenan的文章代表了愈來愈多學者問的問題﹕究竟蓋達有多少實力是被人為建構出來?俄羅斯經常這樣說﹕打擊塔利班,很好,我們支持,但還有多少塔利班或蓋達武裝存在,1萬還是2萬,值得美軍這樣無了期耗下去?

外界憂阿富汗資源遭侵吞

同樣在上個月,阿富汗發現了極豐富的天然資源,這對國際局勢潛在影響極大,但和中國早前發現並開發新能源「可燃冰」一樣,未得到應有注視。這發現的重點是新能源「鋰」(lithium),這被認為是石油替代品之一,阿富汗的鋰資源和其他新發現的礦產,估計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這新聞公布後,中俄等國擔心美國獨佔,希望直接和阿富汗政府談判「共同發展」,美國自然不願沒有駐軍的中俄「無功受祿」,潛在的能源拉鋸已埋下伏筆。數周前,又忽然有新聞披露美國侵吞用來重建伊拉克的90億美元發展基金,但這批基金其實是伊拉克自己的資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氣收入、薩達姆政權的凍結資產、聯合國「石油換糧食」的款項等,在美國佔領伊拉克時,「被」委託交由美國管理。新聞結合在一起,更讓外界擔心美國依樣葫蘆侵吞阿富汗的新能源。

「泄密門」塑造強大敵人形象

因此美國需要證明的,並不是它能戰勝阿富汗反恐戰爭,而是要證明這真的是一場戰爭。這份「泄密報告」沒有提供任何我們不知道的新消息﹕塔利班死灰復燃,武器不太落後,巴基斯坦情報部門在背後支持,聯軍攻勢效率成疑,這些都是普通常識。但通過「泄密門」包裝,普通常識卻登上國際頭條,重新塑造了「塔利班—蓋達恐怖集團」這個強大敵人。

這批文件除了來自美國軍方內部,也盲目引述不知名阿富汗情報提供者,這些人不少為了餬口隨意寫報告,就像不少人嗜好捕風捉影向北京寫黑材料揭發香港「特務橫行」那樣。報告最奇怪的一條、也是唯一真正爆料的一條,揭露一名蓋達高層曾率團到朝鮮平壤拜訪金正日,換來朝鮮導彈。這說法在外交界聞所未聞,真實性令人懷疑,教人想起布殊一手人為成立的邪惡軸心。

有了這批名不副實的「機密」,反戰人士固然會向奧巴馬施壓,但主流社會卻得到「敵人還是很強大啊」的信息,相信未能戰勝只是戰略部署問題。這對近年千方百計要證明「千萬不要忘記恐怖主義」的美國右翼綱領,不謀而合。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科索沃獨立「不違法」為何與中國無關?

【咫尺地球】海牙國際法庭裁定科索沃單方面宣布脫離塞爾維亞獨立「並不違反國際法」,不但成為國際關係的爭議案例,也開啟了國家獨立由「超主權單位」背書的危險先例。然而,其目前判決的影響,還是局限在特定範疇內,因為法庭只是對若干國際法、聯合國決議作出演繹,沒有觸及最敏感的問題,也就是「民族自決」和「主權完整」之間誰高誰低;也沒有像國際聯盟於1930年代說「滿洲國並非依照當地人民意願成立」那樣,直接捲入現實政治。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高洪柱認為這判決是「個別例子」,雖然有托辭成分,畢竟其他個別例子也會接着找國際法庭,但科索沃案例確實不能直接被援引。擔心決議對中國分離主義有直接影響,目前是過慮的。我們可從下列依據加以分析﹕

中國分離主義者控訴未獲受理

判決第一依據首先是搞清楚國際法有沒有禁止單方面宣布獨立。答案,確是沒有的。恰恰相反,假如個別地區被侵略,或管治者進行廣泛違反人權的行為,這都是被接受的宣布獨立的基準。不少國家宣布獨立時,都是單方面行為,後來才得到原宗主國接受。科索沃獨立的理據之一,是當年南斯拉夫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在境內進行種族清洗;而米洛舍維奇被同一國際法庭列為戰犯,罪行正正包括科索沃,雖然過程充滿爭議,但畢竟為科索沃獨立得到法源。中國分離主義者同樣認為地方被佔領、管治者違反人權,也一直向國際法庭控訴,但一直不被受理,這和科索沃根本不同。

判決第二依據是科索沃單方面獨立有沒有違反聯合國決議,主要研判內容是安理會第1244號議案。它一方面重申南斯拉夫聯盟(及其承繼者塞爾維亞)領土包括科索沃,並承諾尊重其領土完整,另一方面讓聯合國暫時託管科索沃,直到啟動新一輪機制,去最終落實科索沃的地位。對此,塞爾維亞認為議案已明確排除科索沃獨立,否則就不會說「尊重塞爾維亞領土完整」,因此它才有信心把案例主動送到聯合國和國際法庭來爭取支持。但支持科索沃獨立的國家則認為,議案的「終極機制」,沒任何預設前提,何况諷刺的是,議案通過時的南聯盟還包括黑山,黑山獨立已令原南聯盟領土不完整,可見科索沃地位的落實是「實」,領土完整只是條約簽定那一刻的「虛」。以西藏為例,聯合國在冷戰期間先後通過3項決議,「莊嚴地呼籲停止剝削西藏人民的包括自治權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問題是,當時代表中國席位的是中華民國,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類似議案再難以通過、甚至難被提出,北京也不會承認上述議案。何况上述議案也只列出「自治權」,沒像科索沃議案那樣,提出討論其終極身分的可能。

京《反分裂法》禁單方面獨立

判決第三依據是目前令科索沃保持穩定的憲法,有沒有排除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可能。事實上,並非所有國家都不容許境內分裂的,例如加拿大憲法就容許魁北克有啟動獨立的機制,並於2000年進一步通過《清晰法》,就啟動獨立公投時需要如何協商、達到什麼準則有「清晰」規定。塞爾維亞和黑山分家後通過新憲法,開宗明義說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自治部分,塞爾維亞學者認為,這已反映科索沃單方面獨立違憲;但科索沃人則認為,這部憲法並沒有說自治區沒有宣布獨立的權力。對此塞爾維亞哭笑不得,因為他們也確實沒有寫清楚。這就像俄羅斯為報復科索沃獨立,承認親俄的格魯吉亞分離主義地區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所持法律理據之一,也讓格魯吉亞哭笑不得﹕根據前蘇聯憲法,阿布哈茲這類自治區無權宣布獨立,除非格魯吉亞本身退出蘇聯——這原來只是一種邏輯思辯,想不到在俄國學者眼中,卻變成了阿布哈茲脫離格魯吉亞的法律基礎。中國一直十分擔心類似情况出現,所以「不可分割一部分」等字眼才充斥法律文件,年前甚至通過《反分裂法》,儘管立法過程充滿爭議,也以偏概全(例如把加拿大《清晰法》演繹為「加拿大反對單方面宣布獨立法」),卻起碼確立了一點,就是在國際法基礎上,一旦中國分離主義宣布獨立,會被演繹為違反母國法律。

假如國際法庭有關科索沃的判決只是含混過去,說「目前國際法沒有清晰準則對這個別案例予以認可或不認可」,日後案例就有了迴旋空間。如今雖然科索沃是個別例子,但新的個別例子也會湧現;立刻被判決影響的不會是中國,卻會另有其國﹕首先就是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其次是早就從索馬里分裂、而且遠比索馬里管治有效、剛剛再度完成民主選舉的索馬里蘭。假如它們都要國際法庭判決,無論結果怎樣,都會變成純政治事件。

「沒違法」不等於「承認獨立」

有沒有解決方法?其實國際法庭應說明白﹕「沒有違反國際法」不等於「國際法庭承認其獨立」,也不等於認同其獨立符合主權國家的要求。正如在英國對岸公海一艘破船宣布獨立的3人國家「西蘭公國」,也許其行為同樣沒有違反國際法,因為人造破船、公海、無人認領等西蘭公國的「立國基礎」,都鑽盡國際法的空子,但就是國際法庭如此裁定,也不等同國際法庭承認「西蘭公國」是獨立國家。這點搞亂了,就容易被各國分離主義偷換概念。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

世界盃國際政治﹕回顧與前瞻

為期一個月的世界盃決賽週終於結束﹐無論比賽結果是否盡如人意﹐從國際政治角度﹐我們不妨作出下列三點的回顧與前瞻﹕

一、不少政府對球隊表現差都高調以政治姿態介入﹐例如尼日利亞一度表示要禁止國家隊在未來2年參加比賽﹐後來BBC也揭發尼日利亞可能「打假波」的醜聞。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則放下重重內外問題接見捲入球隊內訌的球星亨利﹐如何減少球隊內部裂痕也成了意大利、英格蘭、阿根廷、巴西等國政壇人士的關注內容。由此可見﹐疑似造球或「更衣室政治」不但已全面影響球賽﹐其嚴重性還到了政客不得不正視的程度。針對前者﹐相信各國政府早晚會聯手整頓國際賭博集團﹐起碼希望將之納入地下經濟的監管﹔日本政府目前針對國粹相扑被黑社會操控的嚴打態度﹐可作為參考。針對後者﹐各國足協的人事任命將難免越來越政治化﹐因為調解力和親和力﹐可能比技術層面的執教能力更重要。這些姿態﹐反映國際足協強調所謂「政治足球分家」的傳統備受挑戰﹐而事實上﹐輿論對國際足協本身的高度政治角色、乃至牟取暴利的行為﹐早就越來越不滿。

二、除了政府直接參與足球政治﹐連國際足協本身﹐在全球化時代﹐也變成了一個具有政治決策能力、足以產生大量經濟產業的「非國家個體」。在這個非國家個體統治下﹐其主要員工—球證—的「誤判」每屆都會發生﹐但隨著科技高度發達﹐加上足球被賭博全面滲透﹐「誤判」再難被觀眾容忍。輿論對國際足協拒絕引入鷹眼﹐普遍不相信是基於「維持足球純潔性」這個官方原因﹐不是說國際足協食古不化﹐就是乾脆以「方便造球」的陰謀論角度演繹。加上國際足協和各國足協關係千絲萬縷﹐與不少洲際足協或國家足協的頭面人物存在疑似利益輸送﹐各國球員也有不少因為打算在足協「從政」﹐而在球場內外有「奇怪」表現。因此﹐相信新生代以引進科技大改革為政綱、從而在政治層面推翻現有國際足協領導的劇情早晚出現﹐只是不知道將會和平演變、還是出現劇變而已。

三、在本屆世界盃﹐各國「加盟球員」已變成常態﹐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而並非與殖民時代有任何關連的「德意志聯合國部隊」就是典型例子﹐澳洲也是另一例子。不少各國球隊主力長期生活在外﹐只是在世界盃前夕﹐才匆匆為入籍而入籍﹐例如攻入新西蘭首球的後衛列特長期住在丹麥、巴拉圭前鋒巴列奧斯根本是阿根廷人﹐對國家的忠誠度﹐很難說。這現象固然反映全球一體化乃大勢所趨﹐但也反映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盃將面對更大挑戰。不排除有朝一日﹐國家隊可以像球會那樣﹐通過金錢變相吸納各國人才加盟﹐而這「外援模型」早已為巴林、卡塔爾等富有西亞國家隊應用﹐它被推而廣之﹐也只是時間問題。

此外﹐還有大量足球政治議題可以通過本屆世界盃閱讀﹐例如非洲球隊表現未如理想﹐反映了非洲足球的管理和紀律還有待進步﹐但相信非洲依然可得到比亞洲多的席位。這多少和非洲足協內部較團結有關﹐也和非洲足協與國際足協的關係有關。既然亞洲賽區不被重視﹐本屆沒有代表出線的西亞可能離心更大﹐東西亞的裂痕也會更嚴重﹐不排除有全面分家的一天……

這類蝴蝶效應延伸下去﹐可以帶出數十個其他題目﹐有機會可以進一步分享。在四年後的巴西世界盃﹐恐怕八爪魚保羅已壽終正寢﹐無緣見證上述特徵如何變得更鮮明﹐但希望屆時再有機會﹐分享足球與國際關係的互動。

(沈旭暉 - 有線電視加長版)

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西班牙首次奪冠的蝴蝶效應

July 11 西班牙 Vs 荷蘭

西班牙成為本屆世界盃冠軍﹐正如其領隊迪寶斯基所言﹐「這不只是足球﹐更是全國的大事」﹐因為這對西班牙政治生態的影響不容低估。特別是對首次奪冠的國家而言﹐世界盃盟主的蝴蝶效應﹐通常特別強勁。

例如在1954年的瑞士伯爾尼世界盃﹐西德以半冷門姿態、半托管身份﹐擊敗當時兩年未嘗一敗的勁旅匈牙利奪冠﹐被史學家形容為「伯爾尼的奇跡」。自此西德自信百倍﹐正式從二戰陰影復原、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經濟開始急速增長﹐在美、蘇跟前也抬起頭來。反而匈牙利失利引起國內震蕩﹐一些運動員被「問責」﹐國家也在1956年爆發反共革命﹐惹來蘇聯鎮壓﹐這些都可以在電影《愛的十二碼》、《愛水球愛自由》等重溫。

又如阿根廷在1978年首次奪得世界盃﹐也改變了南美歷史。當時一場阿根廷對秘魯的6:0大勝甚有「造馬」嫌疑﹐因為唯有這樣的勝果﹐才可以保證阿根廷晉級。事後﹐阿根廷軍政府的幕後角色被發現﹐據說秘魯政府接收了大批援助和軍火。當時阿根廷的獨裁軍政府面臨內外壓力﹐但有了這屆勝利﹐軍政府卻取得局部國際認同﹐也得到更多民眾支持。數年後﹐民粹主導的軍政府悍然入侵英屬福克蘭群島﹐帶來南美罕有的國際戰爭﹐也為1986年馬勒當拿的正牌上帝之手帶來「合理」解釋。但假如沒有世界盃﹐軍政府可能已倒臺。

再如法國在1998年奪冠、再在2000年奪得歐洲國家盃冠軍﹐令「施丹主義」和國家精神融為一體﹐法國政府多番利用國家隊宣揚種族融和﹐暫時壓抑了相關衝突﹐也令以勒龐為代表的極右勢力有所收斂。直到國家隊成績下滑﹐種族問題才從新興起﹐但法國已通過足球﹐渡過了9/11事件前後最敏感的反恐、仇外風潮。要是沒有這支以非本土族裔球員為主體的法國隊、和他們帶來的榮譽﹐那些年來的法國政府恐怕要右得多﹐社會政策也會為之改變。

眾所週知﹐西班牙奪冠前﹐面對「歐豬五國」的共同危機﹕失業率上升、福利社會瀕臨崩潰﹐債務重組刻不容緩﹐連帶足球經濟也大受衝擊﹐因為不少國民開始質疑皇馬、巴塞羅那等頂級球會以炒賣方式生存﹐不但加速了舉國經濟泡沫爆破﹐也繼續浪費政府的資助。其實﹐西班牙比希臘、葡萄牙等國更危險﹐因為西班牙分離主義盛行﹐一旦經濟破產﹐國家向心力減弱﹐富有的地區不願同舟共濟﹐加泰羅尼亞、巴斯克等鬧獨立地區的離心力只會更大﹐也會得到鄰居聲援。這次奪冠﹐既為處於經濟困局的國民帶來安慰﹐可望增加其外匯收入﹐也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令搞獨立的地區都以國家為榮﹐國家危機無形中紓緩了。

當然﹐細心的球迷會發現佩奧爾等巴塞球星居然拿著加泰羅尼亞「國旗」慶祝﹐也有加臺羅尼亞人認為這只是他們的勝利﹐在西班牙奪冠後﹐進一步希望獨立組隊參加世界盃。但「主流民意」畢竟是認同這是西班牙王國的集體功勞﹐這冠軍也終止了金融危機可能引起的連鎖崩潰效應﹐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足以振奮人心的蝴蝶效應。雖然荷蘭經濟勢頭也不見得很好﹐但面對的困局﹐無疑較西班牙小﹐所以西班牙的勝利﹐似乎比荷蘭勝出的政治意義更大——起碼對荷蘭球迷而言﹐大可這樣安慰自己﹕荷蘭落敗拯救了西班牙﹐西班牙落敗卻拯救不了荷蘭﹐因此﹐他們才是最偉大的。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

烏拉圭足球的「小國崛起」奇蹟

【咫尺地球】兩屆世界盃盟主烏拉圭四十年來首次打入四強,重拾老牌強隊的光榮,雖然只獲殿軍,舉國上下還是歡欣若狂。事實上,這可作為國際關係「小國崛起」的案例,值得足球以外的其他範疇參考。

人口不及香港一半

按國力分析,烏拉圭絕不能與面積廣大、人口數千萬乃至過億的巴西、阿根廷相提並論。它是南美最小的國家之一,面積和北部的圭亞那、蘇里南相若,而這兩國因歷史和技術原因,情願走進水平低得多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賽區比賽,令烏拉圭成為南美洲賽區的第一小國。論人口,烏拉圭只有300多萬,也就是不及香港的一半,是歷屆世界盃冠軍、乃至歷屆四強國家中人口最少的,就是不提巴西、阿根廷,也遠遠不及戰績差得多的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小國並非沒有在世界盃成功的例子,但通常只能像克羅地亞那樣短暫興起,畢竟在人口基數低的前提下持續找出足球天才,乃可遇不可求。其他曾打進決賽周的人口小國都只有剎那光輝,最成功的已算是斯洛文尼亞,其他的科威特、牙買加、千里達等,都是絕對不成氣候的過客。

烏拉圭卻突破了上述小國的局限,國家隊成績就是回復不了20世紀早期的顛覆,也畢竟保持了繼巴西、阿根廷後南美第3的身分,在美洲國家盃的成績並不差於兩大足球王國。而且烏拉圭百年來培育了大量傳奇球星,由第一屆世界盃的「獨臂球王」卡斯特羅,到90年代的「王子」法蘭斯哥利,和今天的「新上帝之手」蘇亞雷斯,都為人津津樂道。

究其原因,除了烏拉圭與英國的先天血緣關係(英國政客協助烏拉圭於19世紀初完全獨立、並將足球引入烏拉圭),就是烏拉圭在足球與英國逐步脫籍後繼續轉型,把生產球員視為一條龍產業、國家的重要經濟命脈。僅在烏拉圭首都蒙羅維亞,5至9歲的兒童足球隊就有百多隊,它們和國內各地、各年齡、各級別球會接鈎,足球一如我們的中英數科目,是烏拉圭人從小到大的必修科。他們的層層淘汰、良性競爭制度,也一如我們熟悉的考試制度。烏拉圭人並不抗拒這「考試」,因為他們知道足球畢竟是比較穩定的生活途徑,就是成不了一流球星,外流到二流聯賽、地區球會,或當本土球隊的員工,都不會比當小公司的會計失禮。近年烏拉圭球員還刻意開拓相對乏人問津的新興市場,不少到印尼、烏克蘭、卡塔爾,甚至非洲阿爾及利亞當外援,令足球員成了烏拉圭最有價值的「技術勞工」。

一條龍生產球員

上述策略,正符合學者近年提出的「小國崛起」理論﹕當然,什麼才算是「小國」、什麼才是「崛起」並沒有客觀定論,但烏拉圭因應自身優勢發展相關產業,在全球市場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不挑釁鄰近強權,再以專才姿態向外輸出產業,來回應全球化時代的挑戰,大方向無疑是成功的。烏拉圭經濟在南美而言相對發達,能投放發展足球產業的資源,也比玻利維亞等窮國為多。本屆烏拉圭打進四強,對這個小國的足球產業肯定再有增值效果,「功臣」蘇亞雷斯被當作國家英雄,是實至名歸的。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鄧加鐵腕不合國情?﹕巴西球員的無主之城

巴西在八強大熱倒灶﹐雖然令球迷失望﹐卻也令巴西人鬆了口氣﹐因為一般天才橫溢的青年球員﹐是不可能習慣鄧加式紀律足球的。

一般巴西球星並非被足球學校培訓﹐而是在貧民區冒出頭﹐對貧民區的地下秩序狀況﹐我們可參考電影《無主之城》。巴西貧民區一般位於山頂﹐因為居民都是圍繞城市外圍而住﹐被城市淘汰出來。這些地區自成一國﹐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地盤﹐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最著名的巴西貧民區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甚至多次發動對聖保羅州的正規襲擊﹐仿似是「國與國」宣戰。

但貧民區的地下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的秩序一樣﹐對區內平民﹐倒不是一無是處。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會負責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領導人」也會捉賊。貧民區居民也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因為犯罪組織為了延續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停火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但只要繼續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他們的有用力量﹐黑幫大佬們會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每當政府進駐﹐集團式貪污就變為常態﹐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況巴西法律規定﹐貧民只要住滿貧民區五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一切推倒重來。

在這環境下﹐巴西貧民有了自己的生存方法﹐孕育了無數球星﹐包括近年的阿祖安奴、丹尼臣等。以這次落選的阿祖安奴為例﹐他年少時在里約熱奈盧貧民區被姨媽帶大﹐唯一嗜好就是踢足球﹐幸運地被球探發掘﹐輾轉投身歐洲大球會﹐成為億萬富豪。理論上﹐他們應為區內貧民提供了最好的上進樣板﹐去破除貧民區的現狀﹐但現實卻往往相反﹕不少貧民知道自己成不了球星後﹐反而愛上了貧民區的秩序。這是因為球星們成名後的揮霍、濫交、今非昔比﹐一一呈現在國人眼前﹐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貧童在被足球機制自然淘汰後﹐往往情願投身於貧民區內視線能及的非法牟利職業﹐例如隨時可「創業」的販毒﹐因為販毒致富的過程是「能見度」最高的﹐他們相信﹐這樣更容易得到國際球星才得到的生活待遇。因此﹐球星們就是希望回饋國家﹐也同樣改變不了貧民區的地下秩序。

這就是巴西的潛規則﹕足球無疑可以為貧民區的極少數幸運兒脫貧﹐但巴西人並不習慣把兒童送進科班的正規足球訓練學校﹐反而喜歡把他們留作街上接受自然訓練﹔被淘汰了的﹐情願轉型﹐也不愛接受機械式的地獄訓練來將勤補拙﹐因為他們更相信足球講求天份的硬道理。這解釋了為什麼對巴西人而言﹐剛辭職的教練鄧加的地獄式紀錄型訓練方法﹐註定不合「國情」。這好比政府忽然強行接管貧民區﹐令區內名義上有了秩序﹐但這些秩序反而破壞了原始的混沌生態平衡﹐結果對區內貧民而言﹐只會弄巧反拙。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7月10日星期六

馬勒當拿從政夢碎?

本屆世界盃最出風頭的領隊﹐自然是阿根廷的馬勒當拿。熟悉足球的朋友提起馬勒當拿,除了想到他的球技,也了解他作為隱君子的履歷,以及在意大利期間與黑手黨千絲萬縷的關係。然而自從他在古巴戒毒,他對政治參與的熱情愈來愈高,意識形態傾向則愈來愈左。假如阿根廷不是在八強出局﹐而是得到冠軍﹐朝中有不少敵人、但也有不少朋友的馬勒當拿不但有了公開裸跑的機會﹐原來還大有政治潛能。可惜﹐他沒有把握好。

數年前﹐馬勒當拿在古巴戒毒期間,成了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的貴賓。喜愛足球的卡斯特羅深知古巴隊難以得到一流地位,唯有追捧阿根廷,嘉許馬勒當拿為「球場上的捷古華拉」﹐認為他當年的盤扭英姿,就像捷古華拉的游擊戰術一樣出神入化。馬勒當拿被西方國家當成不受歡迎人物,卻被古巴領袖引為知己,自然產生心理反差。加上卡斯特羅向他講解左翼思想入門,教導他要利用自己的聲望「為人類做點事」﹐令球王變成革命領袖關門弟子,更在身上印上卡斯特羅和捷古華拉的紋身。

事實證明﹐卡斯特羅確是遠比馬勒當拿優秀的導師﹐經他點撥﹐近年的拉美反美、反全球化示威,馬勒當拿都牽頭參與。例如在2005年中美洲峰會,拉美各界左翼人士舉行反美大串連,三大領袖正是以反美著稱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原住民出身的玻利維亞左翼總統摩拉里斯(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以及馬勒當拿——這三人被視為卡斯特羅晚年三大門徒。畢竟,這位世界革命教父大概明白古巴的歷史角色已終結,薪火相傳的責任,將落於新興拉美群眾領袖身上。對馬勒當拿刻意結交,是他精心計算的最後殺。

有阿根廷學者曾半開玩笑的認為﹐當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施政出現問題,選民對她和丈夫基什內爾的家族統治產生求變心,已有人勸球王選總統。這不單是因為馬勒當拿在一個對足球狂熱的國度,擁有世界球王的威望,也因為他持有令人舉足輕重的身分﹕名嘴。自從戒毒成功,馬勒當拿主持了一個名叫《10號之夜》的清談電視節目,在西班牙語系的拉美大受歡迎,嘉賓不單包括宿敵比利、後輩施丹、拳王泰臣等體育明星,更包括恩師卡斯特羅。在拉美,媒體明星往往自動成為人民英雄,查韋斯就因此堅持親自主持電視節目。

要是馬勒當拿有機會一展政治抱負﹐以卡斯特羅門徒身份成了總統,堅持目前半懂不懂的意識形態,再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結成拉美反美同盟,以阿根廷在拉美的影響力,可以為美國和西方社會帶來大麻煩﹐這也可以讓他名正言順的以左翼姿態﹐挑戰早已「右傾」、「官僚化」的巴西球王比利。可惜﹐上述狂想似乎已不可能出現﹐起碼不可能在短期內成真﹐馬勒當拿卻應驗了比利的不祥預言﹕「你還是先照顧好自己的工作吧﹐你當領隊前已失業多年呢」。一場0:4對德國的慘敗﹐足以讓他打回浪漫偶像的原型﹐似乎球王對足球理論和政治理論﹐都需要繼續學習。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7月9日星期五

巴拉圭悲壯足球的「瓜拉尼精神」

【咫尺地球】南美國家巴拉圭歷史性打入世界盃8強,僅以0:1負予西班牙,成績令人刮目相看。比賽期間,巴拉圭總統盧戈呼籲球隊以「瓜拉尼精神」戰勝對手,曾下令全國公務員放假觀看直播,以示上下一心;球隊出局後,又宣布頒發勳章予全體職球員,相信凱旋儀式也許將一如國家其他慶典,安排在首都阿松森的「英雄殿」舉行。這些慶祝對巴拉圭有特殊意義,因為巴拉圭是南美歷史上最悲壯的國家,但如何悲壯今天卻不為人知。巴拉圭人一直期望通過像世界盃這樣的平台,向世界重新介紹這段歷史。

所謂「瓜拉尼精神」,源自巴拉圭原住民瓜拉尼人的名字,他們是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巴拉圭約由200多個瓜拉尼分支構成。這國家原來是西班牙殖民地,行政區域被阿根廷管轄,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獨立後,一度要求巴拉圭繼續留在領土內,但巴拉圭以文化、民俗不同為由,於1811年自行宣布獨立。儘管正宗的瓜拉尼人並不容易定義,但起碼瓜拉尼語依然是巴拉圭官方語言,令其文化不致淪為純歷史。

滅絕戰爭 人口銳減3/4

巴拉圭雖然國土細小,但早期領袖勵精圖治,加上境內人口向心力相對單一,居然一度成了南美前列的先進國家。在十九世紀,巴拉圭有「南美普魯士」之稱,軍事強人小盧比斯也有「南美拿破崙」之稱,甚至在檢閱法皇拿破崙三世的部隊後覺得不過爾爾,自信巴拉圭的瓜拉尼戰士更勝一籌。小盧比斯繼承父位當總統前,曾長期出使歐洲各國,迎娶法籍妻子,繼位後積極推行歐化運動,既從法國購入先進軍備,又效法普魯士建立新戰術和徵兵制,令巴拉圭全民皆兵。而作為內陸國家的巴拉圭,依靠着通往大西洋的巴拉圭河,甚至也搞起了一支海軍。有了這些實力,小盧比斯開始活躍國際舞台,成了當時南美洲最富國際知名度的領袖,曾多次調停南美各國的紛爭,乃至以南美新興領袖自居。

這小國異軍突起,令兩大強鄰巴西和阿根廷感到憂慮。他們聯同烏拉圭簽定了三國聯盟密約,打算通過戰爭永遠削弱巴拉圭,甚至將其瓜分。1864年,巴拉圭和阿根廷分別捲入烏拉圭內亂,兩大陣營迅速開戰,戰爭前後打了7年,在教科書被稱為「巴拉圭戰爭」或「三國同盟戰爭」,但在同情巴拉圭的版本被稱為「滅絕戰爭」,因為雙方實力極懸殊:聯軍有30萬人,巴軍只有2萬人,戰時也只能勉強增至總數8萬﹔此外,3國人口共有1000多萬,巴拉圭包括老弱婦孺則只有50多萬。巴拉圭先勝後敗、小盧比斯壯烈犧牲都是不難預料的,真正慘烈的是戰爭令巴拉圭人口減少近四分之三,全國上下戰後只剩下約20萬人,成年男子只有2萬,實在是種族滅絕。

提醒世人:欠巴拉圭一個公道

由於人口銳減,巴拉圭戰後數十年被迫實行變相的一夫多妻制,女人取代男人成為國家經濟主軸,新生孩童一般為同父異母所生,社會文化受到嚴重扭曲。戰爭也令巴拉圭徹底失去昔日的輝煌,不少土地分別被巴西、阿根廷兼併,原有軍隊編制被徹底廢除,所有基建被破壞殆盡。雖然這是南美歷史上至今最殘酷的戰爭,雖然國際社會同情巴拉圭,雖然小盧比斯在歐洲有眾多友人,但是,從來無人願意干涉。

有意思的是,小盧比斯作為「南美拿破崙」因為有抵抗強權的勇氣,雖然令國家幾乎滅亡,作風也受到爭議,但依然被巴拉圭人視為英雄,甚少本國人當他是希特勒一類戰犯。他的遺骸被放進首都英雄殿供奉,成了巴拉圭的神明,巴拉圭的全國假期「英雄節」也是為了紀念他。後來巴拉圭軍事學院復興,也以盧比斯命名。近年他的名聲愈來愈響,甚至連當年的敵人阿根廷也公開表揚。當現任巴拉圭總統以「瓜拉尼精神」鼓勵球員,球員在對西班牙的比賽以瓜拉尼語、而不是西班牙語溝通,再想到盧比斯一直作為瓜拉尼精神代言人,巴拉圭上下就是在回顧歷史、提醒世人:你們欠巴拉圭一個公道。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2010年7月8日星期四

澳洲絕症球員紅牌符合「脫洋入亞」的政治正確

[出局系列]

澳洲在2006年世界盃後脫離大洋洲賽區﹐假入亞洲區﹐更在外圍賽成為亞洲區榜首﹐想不到在決賽週卻首圈出局﹐成績比外圍賽的手下敗將南韓和日本都要不如。表面上﹐澳洲加入亞洲是希望技術有所進步﹐能定期與水平較高的球隊作賽﹐不用再與大洋洲的六、七線球隊糾纏﹐同時也不用與南美洲第五名(通常是烏拉圭)打附加賽﹐更有把握晉級決賽週﹐實在一舉數得。其實﹐在足球以外﹐這還是一個政治決定﹐呼應了澳洲「脫洋入亞」的國策﹐和數年前澳洲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大阪東亞運動會的計算如出一轍。

歷史上﹐澳洲獨立自英國﹐一直是英聯邦核心成員﹐外交唯英國馬首是瞻﹐身份不過是英國大洋洲支部的負責單位。它在一次大戰參戰時而死傷慘重﹐一切都是為了英國﹐心態上還當自己是英國一部份。但二戰過後﹐世界格局逆轉﹐澳洲以反共之名﹐與美國簽定區域合作條約﹐改為當上美國的亞太區隨從﹐希望成為區內的美國代言人。前澳洲總理霍華特出兵伊拉克﹐更成了美國鐵杆盟友﹐獲布殊嘉許為「像他那樣的德州人」。但與此同時﹐澳洲加入亞洲的提案也不斷被提出﹐早在八十年代﹐前總理基廷就主張與亞洲緊密接軌﹐但當時澳洲國民對此十分抗拒﹐也一度出現了極端排外政黨領袖漢森女士﹐「澳洲是白人的澳洲」這說法依然有一定市場。

但亞洲金融風暴過後﹐澳洲輿論開始明白與亞洲整合乃大勢所趨﹐自己無論是否願意﹐也再不能獨善其身。它在東帝汶脫離印尼獨立的過程扮演重要角色﹐也積極參與東亞反恐合作﹐就是明白到自己不可能再獨善其身﹐也不可能再靠美國來與亞洲打交道﹐因此﹐「脫洋入亞」逐漸變成既定國策﹐也越來越得到人民肯定。剛被逼宮下台的總理陸克文任內提出「亞太共同體」﹐以懂普通話的「中國通」身份主張亞太一家﹐希望建立歐盟那樣的亞盟組織、而不是深化東盟那樣的鬆散網絡﹐以加強澳洲參與亞洲事務的合理性﹐雖然最終他也不能與中國很好地相處﹐還是進一步令澳洲人反思自身的身份認同。

在這背景下﹐澳洲隊到亞洲比賽﹐需要不斷到東、西亞各地作客﹐這對鞏固澳洲的亞洲身份大有幫助。畢竟﹐此前澳洲足球隊(甚至是澳洲人)出現在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斯坦或北韓﹐都是難得一見。問題是﹐在足球以外﹐澳洲始終未能得到亞洲各國認同為「自己人」﹐只能通過雙邊關係聯絡它們﹐而不是被納入區域合作的整體﹔例如東盟只會說「10+3」(東盟+中日韓)﹐談到澳洲、新西蘭等﹐就只是「10+3」以後的延伸項目。澳洲在本屆世界盃表現欠佳﹐從足球角度而言﹐固然令澳洲球迷失望﹔但以政治角度觀之﹐卻可能為國家立下大功﹐反而有助亞洲接納澳洲為核心成員。假如澳洲隊表現永遠一支獨秀﹐遠遠拋離其他亞洲代表隊﹐那等於格格不入﹐就難免被當作外人了。因此﹐本屆澳洲隊和設計亞太共同體藍圖的陸克文同步離開舞台﹐實在是政治正確的結局。身患絕症的澳洲球員基維爾以禁區內犯手球被逐離場﹐場面悲涼﹐令人十分同情﹐但有了上述背景﹐他總可以稍為釋然﹐起碼國家既然要脫洋入亞﹐就一定不會怪責他。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7月7日星期三

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國家隊」

July 7 西班牙 Vs 德國

西班牙隊自然是一支國家隊﹐但對不少西班牙人而言﹐他們另有真正的「國家」﹐因為西班牙分離主義盛行﹐經常鬧獨立的除了著名的前恐怖分子集中地巴斯克﹐還包括巴塞隆那所在的加泰羅尼亞。這個地區有自己的語言﹐目前人口有七百多萬﹐在西班牙於1469年統一前﹐一直是獨立王國﹐就是統一後的初期﹐也保持了自治地位﹐直到18世紀被西班牙國王廢止﹐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隨之興起。今天加泰羅尼亞已重獲自治身份﹐但由於其經濟發展水平遠超國家其他地方﹐認為自己應以獨立身份加入歐盟﹐獨立情緒一直並未消減。

熟悉西甲的球迷自然知道﹐兩大班霸巴塞隆那和皇家馬德里是世仇﹐除了球場上的較量﹐也因為皇馬代表中央政府首都馬德里、巴塞隆那代表加泰羅尼亞﹐皇馬的「皇家」稱號﹐也是西班牙皇室於1917年封賞的。歷史上﹐巴塞隆那球會主席曾因為支持分離主義﹐被支持皇馬的獨裁者佛朗哥槍斃﹔巴塞隆那球迷也曾因為對國歌發放噓聲﹐而令球會被禁參賽。在佛朗哥管治期間﹐國家雖然高壓﹐加泰羅尼亞語也被取締﹐兩大班霸球迷還是勢成水火﹐因為這是他們合法發泄的僅有渠道。此外﹐搞獨立的巴斯克地區也有自己的地方球會畢爾包﹐令西班牙球壇的分離主義色彩遠比英超、德甲等嚴重。

其實﹐在巴塞羅那以外﹐加泰羅尼亞早有了自己的疑似「國家隊」。這球隊有不少頂級球員﹐主要自然是來自巴塞羅那隊﹐包括Pique、Puyol、Victor Valdes等﹐他們都是本屆世界盃決賽週的西班牙國家隊成員﹐閒時就兼踢加泰羅尼亞﹔而可以想象的是﹐聯隊成員絕對沒有皇馬球員。這隊「國家隊」成立於1904年﹐最初只與其他地方聯隊比賽﹐同時西班牙其他省份也有自己的代表隊﹐算不上特別。但加泰羅尼亞為了軟銷獨立運動﹐慢慢偷偷讓球隊「升呢」﹐不斷與法國、巴西甚至中國等其他國家隊友賽﹐希望製造獨立的既成事實﹐包括在去年年底以4:2擊敗實力強橫的阿根廷國家隊。近年他們提出以獨立身份加入國際足協﹐認為蘇格蘭未獨立而可以獨立組隊參賽﹐他們理應也可以。

問題是蘇格蘭、威爾士等獨立參賽得到英國足總同意﹐它們是大不列顛的「country」之一﹐西班牙卻絕不同意加泰羅尼亞出賽﹐也不會承認後者有蘇格蘭那樣的法定身份。這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也有務實考慮﹕一旦這些球員不再代表西班牙﹐西班牙國家隊可能淪為二流球隊﹐就像一直有英國球壇人士建議組成英國聯隊參賽﹐好讓威爾士球星傑斯等有機會報效真正的國家﹐以免英格蘭等四隊繼續弱化下去。雖然近年西班牙國家隊成績特出﹐令加泰羅尼亞人對國家隊的支持率創新高﹐但這勢頭能否延續﹐殊難定論。雖然獨立加入歐洲足協的計劃不成功﹐加泰羅尼亞國家隊還是越來越高調﹐去年居然重金禮聘曾任教巴塞羅那的七十年代荷蘭傳奇球王告魯夫擔任教練﹐令球員士氣大振﹐因為這是連國家隊也得不到的明星級陣容。有了告魯夫﹐相信西班牙國中有國的足球格局﹐更不可能短期內終結。

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貝盧斯科尼的陰影﹕意大利出局難以問責?

[出局系列]

上屆冠軍意大利在分組賽爆冷出局﹐舉國上下對球隊表現固然劣評如潮﹐但沒有像法國那樣變成嚴重政治事件。這並非代表意大利人比較「溫和包容」﹐只是貝盧斯科尼領導下的意大利政壇﹐已不能承受新一波的球壇醜聞。

意大利足球原來並非高度政治化﹐球會主席多是舊貴族﹐雖然也涉及地域矛盾等身份認同問題﹐但一直算是君子之爭。直到1986年﹐媒體大亨貝盧斯科尼入主國內班霸AC米蘭﹐才徹底改變足球政治生態。我們今天知道他先後三次擔任總理﹐也是現任意大利領導﹐但入主AC米蘭時的貝盧斯科尼絕非一個嚴肅政客﹐他經營媒體的手法、與與黑手黨千絲萬縷關係的背景﹐都令一般人不相信他有政治能力。

貝盧斯科尼卻巧妙地通過AC米蘭為自己代言﹐將所有反AC米蘭的平凡球壇言論﹐都演繹為左翼政客對自己右翼思想的政治壓逼﹐慢慢地﹐「敢言」形象深入民心。其實﹐他從來不是AC米蘭死忠粉絲﹐入主AC米蘭前﹐原來幾乎入主了AC米蘭宿敵國際米蘭﹐因為價錢談不攏而告吹而已﹔而不少國際米蘭幕後金主﹐也是他內閣的合作對象﹐AC米蘭不過是一塊招牌而已。

隨著AC米蘭在九十年代稱霸歐洲﹐引入大量皇牌球星的貝盧斯科尼自然邀功﹐他事必躬親、對球場內外事事干涉的「管理」能力﹐也意外地得到球迷肯定。冷戰結束後﹐意大利政壇失去左翼威脅﹐格局天翻地覆﹐他終以業餘政客身份自組政黨當選總理﹐打破了老牌政黨數十年的壟斷。貝盧斯科尼在國內從來都是爭議人物﹐醜聞極多﹐因此更不能離開足球這個人氣運動。他三上三落﹐每次幾乎都與AC米蘭戰績掛鉤﹐例如他在2008年反勝、重新組閣﹐就被認為與AC米蘭冒出新巴西球王卡卡息息相關﹐因為這也是他老人家乾綱獨運的獨裁決定﹐而幸運地﹐他又壓中了。

意大利在2006年爆發假波醜聞﹐球壇元氣大傷﹐將奪得2006年世界盃的效果完全抵消﹐還令政壇貪污問題浮上水面。其實﹐AC米蘭和被重罰的祖雲達斯一樣涉案﹐也同樣被嚴肅調查﹐貝盧斯科尼的黑手黨淵源更是人所共知﹐他的球隊原來嫌疑最大。但是﹐貝盧斯科尼的媒體王國始終令法官投鼠忌器﹐整個調查完全是意大利政壇大老在幕後角力﹐最終AC米蘭的責任被輕輕帶過﹐連帶獲貝盧斯科尼保護的政治盟友也庇護了國際米蘭﹔相反﹐祖雲達斯最有政治能量的班主阿涅利兄弟先後辭世﹐令他們朝中無人﹐成了降落乙組的犧牲品。

貝盧斯科尼捲土重來的政綱之一﹐正是以過來人身份﹐承諾恢復球壇尊嚴﹐但他明白不少球壇黑幕是不能揭開的﹐自然懂得分輕重。假如這次意大利的差勁表現被深入調查﹐而又不幸有什麼下文﹐無論是發現了新醜聞﹐還是讓意大利隊內的祖雲達斯球員不滿翻舊帳(意大利領隊納比也曾長期執教祖雲達斯)﹐甚或發現內訌的根源涉及球員的球會派系、與及當年處理醜聞的政治分贓的不均﹐貝盧斯科尼都可能自我拆台。已在政圈打滾二十年的他﹐今天自然懂得收放自如﹐做做姿態可以﹐動真格就大概不會了。

(沈旭暉 - 有線電視加長版)

2010年7月5日星期一

問題球之國際政治基準試

【咫尺地球】周末世界盃八強對壘的兩支球隊德國、阿根廷,在十六強勝出的賽事,都出現球證誤判的問題球﹕德國對手英格蘭原本可扳平的一球越過白界而被判不入,阿根廷攻入對手墨西哥的第一球則明顯越位。事後各方焦點集中在球證水平,引入「鷹眼」協助執法的呼聲高漲,相信少壯派以此為政綱競選國際足協會長只是早晚問題。反而兩支晉級球隊的即時反應,被忽略了。

賽後,德國守門員紐亞承認當時已察覺那是入球,不過「盡人事」把球撥出去誤導球證;此外,德國足總主席在中場休息接受訪問,也承認那是入球,說對英格蘭球迷「感同身受」。至於射入越位球的阿根廷前鋒泰維斯同樣「心水清」,事後表示那球明顯越位、等待球證判入才慶祝以省力氣,自言入球「自私」、但對球隊是「好事」;領隊馬拉當拿則對越位隻字不提,反而批評球證沒有盡責任保護美斯。

這些回應既承認知道真相,又失去體育精神,效果並不理想。其實類似情况經常出現,可以作為對領隊、球員的國際政治基準試,特別是對個別有意從政的球壇人士,下列兩極回應更值得參考﹕

對德國而言,雖然只重紀律的形象已開始改變,但責任、承擔依然是德國的國家資產,就像當「歐豬五國」發生金融危機,都要倚賴德國援助。昔日意大利球員迪肯尼奧在英超比賽曾主動放棄單刀機會、用手在禁區內接球,以回應對方球員受傷,令原來並不以道德著稱的他,忽然變成體育精神的代言人。德國需要的,正正是這種戲劇效果。

當場說出真相 贏體育精神美譽

例如德國領隊路維在觀看重播、球員示意後,可以當機立斷,以極緩慢動作大袖飄飄步入球場,背後跟隨整隊德國球員,高聲告訴球證﹕這是入球。然後,再以政治不正確的語言低聲告訴球員﹕對付英格蘭這樣爛的球隊,憐憫一下他們吧,我們獲勝還不容易,何况他們經濟也很爛,別和這些叫化子斤斤計較。這動作會為他贏得球壇內外一致讚嘆,就是最終德國因而落敗,他本人也會名垂青史,甚至可能被當作「新德國精神」模範。

至於阿根廷從來以超技術馳名,身為領隊的前球王馬拉當拿集所有陋習於一身,並不需要樹立道德形象。恰恰相反,馬拉當拿賦予自己的定位、外間對阿根廷的期望,都是作為挑戰強權的捷古華拉,此所以馬拉當拿有這位革命英雄的紋身、視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為教父,更親身參與左翼反美遊行,對早已官僚化的巴西球王比利深惡痛絕。泰維斯跟隨這樣的領隊,就應該入戲,效法馬拉當拿以「上帝之手」淘汰英格蘭後的經典回應﹕不但不認錯,反而聲稱這是對英國進行福克蘭侵略戰爭的「懲罰」。對英國球迷而言,那是佔了便宜又賣乖的「抽水」,但這卻令馬拉當拿成了阿根廷民族英雄,得到遠超一般球星的政治潛能。

藉歷史作擋箭牌 化錯誤為正義

泰維斯可以說的台辭多得很,只要隨便讀讀歷史就可以了,例如不滿墨西哥政府愈來愈右傾、在北美貿易協定與美國同流合污壓迫拉丁美洲窮人;或是要聲援墨西哥國內的左翼查巴達游擊隊,而這游擊隊是卡斯特羅和馬拉當拿的意識形態盟友。為加強戲劇效果,馬拉當拿也可以粉墨登場,戴上查巴達游擊隊的蒙面頭套,宣讀世界人民大團結宣言,高呼Viva Zapatistas,「抽水」效果會登峰造極。反正阿根廷已出局,假如早前有這麼一幕,馬拉當拿還有被懷念的鏡頭,現在他的領隊生涯又顯得乏善足陳。

各國領隊、球員要通過世界盃的國際政治基準試,可以怎樣﹖很簡單,在比賽期間多閱讀國際關係專欄就是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7月4日星期日

丹麥的香港隊﹕法羅群島

[出局系列]

丹麥在世界盃分組賽已出局﹐失望的除了本國人﹐大概還包括支持歐洲賽區另一代表隊法羅群島的球迷。大家知道英國有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四支代表隊﹐中國勉強也有一支B隊香港、與及不能參加世界盃的澳門﹐其實丹麥也擁有它自己的B隊﹐就是它的自治區法羅群島。

法羅群島面積一千多平方公里﹐和香港差不多﹐人口只有四萬多﹐但也有自己的語言﹐地理位置並不接近丹麥﹐反而與蘇格蘭、挪威鄰近﹐因為它和格陵蘭一樣﹐原來屬於挪威屬土。後來挪威被丹麥吞併﹐法羅群島一併作為嫁妝歸入丹麥﹐而在挪威獨立後﹐被留在丹麥王國。二戰期間﹐丹麥淪陷予納粹德國﹐英國則佔領法羅群島作為盟軍補給站﹐直接催生了法羅群島的獨立意識﹔戰後﹐法羅群島舉行公投﹐贊成和反對獨立的民眾相若﹐最後﹐丹麥政府在1948年賦予其高度自治身份﹐自己只負責國防外交﹐與香港的一國兩制頗為相似﹐而模式早行了五十年。當然﹐兩者的終極目標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法羅群島近二十年越來越活躍國際舞台﹐拒絕跟隨丹麥加入歐盟﹐積極與蘇格蘭和挪威發展關係﹐境內爭取獨立的呼聲越來越強。

1988年﹐法羅群島加入國際足協﹐正式派隊參加國際賽﹐雖然無論在歐洲國家盃還是世界盃外圍賽都成了超級魚腩﹐但對宣傳獨立還是大有幫助。特別是它處女登場的第一戰居然以2:1戰勝好歹算是二線球隊的奧地利﹐爆出了足球史上其中一個最大冷門﹐更是先聲奪人﹐據說那場球賽的賠率極其驚人。世界盃決賽週和法羅群島自然距離極遠﹐法羅足球隊的主要競賽舞台﹐原來應該是「小島奧運會」(Island Games)那個層次﹕這運動會的參賽隊伍都是島國﹐有些是冰島、馬爾他那樣的獨立國家﹐有些希臘羅德島那樣的別國一部分﹐還有些就是法羅群島那樣的半獨立實體。法羅群島在運動會成績極佳﹐在三十多島當中總成績排第六位﹐它的足球隊更是首兩屆小島奧運會的金牌得主﹐不過後來希望提升「國家」的身份認同﹐才沒有繼續參賽。事實上﹐法羅群島地勢崎嶇﹐假如不是移山填海﹐根本連球場也容納不了﹐雖然它也有自己的國內聯賽系統﹐但明顯地﹐參加世界盃的政治意味﹐遠大於體育意味。

話雖如此﹐有了法羅隊﹐丹麥球員多了一個落腳點﹐例如前兩任法羅領隊都是丹麥名宿﹐法羅球員的最大心願也是到丹麥聯賽踢球﹐而一旦出現頂級法羅球員﹐他會否願意繼續代表法羅還是情願代表丹麥增加踢大賽機會﹐也大成疑問。由於法羅鐵定在世界盃外圍賽出局﹐丹麥依然被當作法羅人的主隊﹔事實上﹐法羅群島依然加入丹麥國家隊參加奧運會﹐沒有香港那樣的獨立參賽身份﹐什麼時候它能代表自己、什麼時候不能﹐並未有完全清晰的指引。隨著世界主權格局的模糊化﹐法羅群島這樣的「準獨立」代表隊﹐相信在世界舞台將會越來越多。假如丹麥懂得好好利用這些B隊﹐也許足以參考香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以0:8敗給中國國家隊的光榮案例﹐更好地為本國服務。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

德國由排外到聯合國

July 3 德國 Vs 阿根廷

當我們看見法國、英國或荷蘭出現大量非白人球員會容易理解﹐因為它們曾擁有不少殖民地﹐殖民地精英歸化乃順理成章﹐但德國隊出現大量非本土球員則是近十年的事﹐而且完全是人為結果。歷史上﹐德國也曾擁有好些殖民地﹐但在一次大戰戰敗後﹐已全部被逼放棄﹐加上希特拉在二戰期間鼓吹極端種族主義﹐不但猶太人被逼害﹐歐洲的斯拉夫人、吉卜賽人等也被當成「低等民族」﹐不要說接受非純種日爾曼人代表德國國家隊﹐就是讓他們在德國工作﹐曾經也是不可想象。

直到六十年代開始﹐西德經濟起飛﹐因為本國勞工短缺﹐才開始簽署協議﹐從歐洲各國、特別是價格最便宜的土耳其引入勞工。但這些外勞要入籍並不容易﹐而且被白人歧視的情況嚴重﹐就是入籍成功﹐也只能處於社會最底層。冷戰結束後﹐兩德統一﹐德國一度遣返前東德地區的共產國家外來勞工﹐以致勞力更短缺。結果﹐新德國的勞動市場迅速被東歐新移民佔據﹐土耳其人和波蘭人成了德國基層主體﹐也逼得德國和波蘭變成榮辱與共的天然盟友。

有見及此﹐德國終於在2005年修改移民法﹐接受現實﹐公然宣佈德國成為瑞士、美國、加拿大那樣的「移民國家」﹔既然日爾曼人不再是國家的唯一代表﹐足球隊不應使用歸化球員的無形禁忌﹐也逐漸被解除。法國依靠歸化球員奪得1998年世界盃冠軍﹐加上來自加納的黑人球員艾沙莫於2002年世界盃代表德國上陣﹐受到國民肯定﹐可謂德國隊國際化的里程碑。

到了今天這隊德國隊﹐23人代表當中﹐居然有多達11人並非來自本土﹐例如著名前鋒普度斯基就是來自波蘭﹔加納裔的保定更傳奇﹐他的親兄長還在代表加納﹐本屆分組賽的德國對加納﹐就上演了他們兄弟內訌。此外﹐目前德國陣中還有來自波斯尼亞、烏克蘭、土耳其、西班牙、突尼西亞、尼日利亞、巴西的球員﹐近十年來也出現了來自拉脫維亞、斯洛文尼亞、意大利、荷蘭、瑞士、巴拿馬等國的國腳﹐想不到原來形象最排外的德國﹐卻率先變成最像聯合國的代表隊。近年德國隊風格大變﹐不再是傳統那支重紀律、重防守的呆板大賽隊伍﹐變成了崇尚進攻、具個人風格的悅目球隊﹐這固然是領隊教練作風改變﹐但同時也因為加入了大量歸化球員﹐總得適應他們的原有風格。

然而﹐德國社會雖然開始接受這些不太懂得唱國歌的球員﹐卻沒有完全接受新移民。這些球員的鄉里在德國依然被歧視﹐波蘭、土耳其文化並沒有融入日爾曼精神﹐排外的新納粹主義也在興起﹐對象除了「傳統」的猶太人﹐還包括上述各族新移民。可以想象﹐假如這些歸化德國球員在關鍵賽事犯下大錯﹐難免變成被炒作的政治事件﹐也會令領隊承受「為什麼不多挑選白人球員」的壓力。畢竟德國立國精神並非像美國那樣﹐要建立一個文化大熔爐﹔也不是像加拿大、澳洲那樣﹐要提倡各自各精彩的多元文化主義。假如它真的希望成為移民國家﹐還得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作出調整﹐才可以組成一支真正能反映國內現狀的德國代表隊。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7月2日星期五

荷蘭蘇里南裔球員血淚史

July 2 荷蘭 Vs 巴西

不少足球強國代表隊都有大量歸化球員﹐但隊員來自單一前殖民地的案例並不多﹐荷蘭隊內的蘇里南球員乃獨特例子。荷蘭在歷史上也曾「大國崛起」﹐建立了全球商業王國﹐雖然隨著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起而沒落﹐但直到20世紀﹐依然擁有一些殖民地﹐包括荷屬東印度(今日印尼)、荷屬圭亞那(今日蘇里南)和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直到七十年代﹐荷蘭本土和荷屬圭亞那、安的列斯依然結成聯邦﹐人口流動十分頻繁。蘇里南的本土人口原來就不多﹐加上大量來自印度及非洲的勞工在殖民時代遷入﹐人口結構十分複雜。

隨著近鄰英屬圭亞那在1966年獨立﹐雖然另一鄰居法屬圭亞那還屬於法國﹐蘇里南也興起獨立運動﹐並於1975年正式脫離荷蘭﹐但國內的荷蘭影響力依然無處不在﹐也令蘇里南成為世上唯一在荷蘭本土外以荷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大批蘇里南人雖然支持獨立﹐卻同時擔心國家前途﹐紛紛分散投資﹐在獨立十年內﹐居然有整整1/3人移居荷蘭避難。雖然他們的總人數相對於荷蘭人口並不多﹐還是一方面衝擊了白人主導的荷蘭文化﹐令荷蘭國內少數族裔問題浮上水面﹔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極端民族主義﹐令蘇里南和穆斯林新移民備受歧視。近年荷蘭極端白人政黨領袖和作家曾被暗殺﹐令這個一度和平的國家面對動蕩的隱憂。

蘇里南裔荷蘭人雖然是二等公民﹐卻對荷蘭足球隊作出了重大貢獻﹕荷蘭勁旅阿積斯一度被蘇里南裔球員主導﹐極多荷蘭國家隊國腳也是蘇里南裔﹐包括九十年代「三劍俠」中的古列治和列卡特﹐以及近年的施多夫、古華特、戴維斯、雲達、哈索賓基等﹐可謂粒粒皆星。然而﹐蘇里南裔的加盟﹐卻成了荷蘭隊內訌的根源﹐令荷蘭始終不能在兩奪世界盃亞軍後更上層樓。

例如在1990年世界盃決賽週﹐據報荷蘭的白人教練被來自蘇里南的黑人球星毆打﹔1994年﹐不滿不受重視的古列治賭氣退隊﹔1998年﹐門將雲達沙率領白人球員與蘇里南裔隊友公然衝突﹐都明顯涉及種族問題。近年﹐荷蘭領隊有意無意間避免挑選過多蘇里南裔球員﹐以免他們形成派系﹐令上屆世界盃有大批蘇里南名將落選。目前荷蘭國家隊的蘇里南裔球員極少﹐最著名的就是後衛Braafheid﹐與全盛時期半隊荷蘭隊來自蘇里南不可同日而語。結果近年荷蘭隊內矛盾相對減少﹐派系鬥爭不再由族群主導﹐變成了球會阿積士和飛燕諾的門戶之爭。

更諷刺的是蘇里南獨立後﹐正牌國家隊成績極差﹐這與優秀球員被荷蘭掠奪、或因為缺乏出席大賽機會而拒絕代表蘇里南息息相關。雖然蘇里南身處南美洲﹐但卻和圭亞那一樣﹐選擇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賽區參賽﹐已避過了所有南美強隊﹐但還是從未晉級決賽週﹐甚至連所屬賽區的最後階段也未嘗進入﹐目前世界排名137﹐比香港更低。不少荷籍蘇里南球員也心中有愧﹐近年開始代表蘇里南出席一些非世界性的地區球賽﹐讓蘇里南的區域排名有所提升﹐不過還是以不要剝奪他們代表荷蘭的權利為前提。假如這批荷蘭蘇里南球員自成一隊﹐不但荷蘭近年的成績必會下滑﹐也足以造就一支加勒比海奇兵出現。如何好好善用已入籍荷蘭的鄉里﹐不但是蘇里南足總的難題﹐也是各小國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7月1日星期四

塞爾維亞球壇的「右翼衝鋒隊」

[出局系列]

近年最暴力、也最悲壯的國家足球代表隊﹐大概應首推分裂自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當年南斯拉夫解體的其中一個導火線﹐就是塞爾維亞球員和克羅地亞球員在球場內外起衝突﹐克羅地亞球星波班甚至曾親自「上陣」﹐痛毆一名襲擊克羅地亞球員的警衛。南斯拉夫解體後﹐塞爾維亞一度成為西方的敵人、「準邪惡軸心」成員﹐只剩下俄羅斯這個鐵杆盟友﹐惹來北約空襲﹐在球場內外也同步被打壓﹐成績浮浮沉沉。反而克羅地亞國家隊在世界盃異兵突起﹐後來居上地成為代表南斯拉夫的「正統」﹐這自然為塞族人所不容。在本屆世界盃﹐外圍賽以全勝姿態晉級的塞爾維亞原來被寄予厚望﹐最終成績雖然被上屆國家分裂後還尷尬參賽的「塞爾維亞和黑山」要好﹐但還是破不了首圈出局的悲情宿命。

塞爾維亞足球的發展扭曲﹐與國內極端民族主義關係至巨。南斯拉夫解體後﹐原聯盟的首席球會紅星變成塞爾維亞私有﹐球星四散﹐球會的多元特色立刻消失﹐迅速被極端民族主義者佔據﹐變成塞族總統米洛舍維奇宣傳「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工具﹔而這位總統﹐後來被當成戰犯。在內戰期間﹐曾受軍訓、有黑社會背景的紅星球迷會「老虎」的極右會長Arkan成了國內重要人物﹐他的意識形態和米洛舍維奇相若﹐一度指揮大批塞爾維亞球迷「作戰」﹐四出搜刮境內克羅地亞人﹐找到就進行毆打或輪姦﹐據說經手殺掉的人數過千。相比起在波斯尼亞出現的種族清洗﹐塞爾維亞本部還算「溫和」﹐因為留下來的異族人已經不多﹐早年各族共同代表南斯拉夫的歷史已一去不返。

到了塞爾維亞局勢穩定下來﹐也開始與西方和解﹐連黑山、科索沃也脫腹而去﹐總算可以重新上路﹐但本國球壇不但已支離破碎﹐有了「老虎」暴力這段歷史﹐整個球壇也籠罩在黑幫陰影之下。在過去十年﹐塞爾維亞國內聯賽公信力極低、紀律也極差﹐造假情況相當普遍﹔而且塞族球員還經常被拿來和種族屠殺相提並論﹐自我形象自然也頗為不堪﹐自由派對是否要依靠足球來灌輸民族主義﹐同樣沒有共識。球迷一旦習慣了暴力﹐在國內固然經常鬧事﹐就是在國際賽也時常爆發騷亂﹐成了球壇著名的不受歡迎國家。數年前﹐前南斯拉夫各國足總曾召開救亡會議﹐商討如何重振南斯拉夫時代的足球光榮﹐曾有建議各國合辦聯賽加強交流﹐以免各自為政、一路退步下去﹐但最終還是不能成事﹐主要就是因為各國對塞爾維亞足總缺乏信心﹐也對塞爾維亞缺乏信心。

效力意大利國際米蘭的塞爾維亞中場史坦高域曾先後代表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和黑山與今天的塞爾維亞﹐可謂三朝元老﹐不但見證了國家變遷﹐也見證了國家球壇暴力循環﹐因為他的青年軍時代﹐正是效力尚未變質的「正牌」紅星。雖然塞爾維亞政府希望努力重整足球綱紀﹐近年甚至頗為彆扭地把足球和環保相提並論﹐希望重建足球的非暴力形象﹐但一天塞族人被全世界打壓的悲情揮之不去、一旦塞爾維亞和從前的兄弟國不能徹底和好﹐足球要回到正常發展軌道﹐都不會是短期內的事。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29日星期二

巴拉圭前門神成為貧民英雄

June 29 巴拉圭 Vs 日本

巴拉圭是近年代表南美打入世界盃的常客﹐但暫時出不了新的型格球員﹐球迷依然懷念史上最著名的巴拉圭球員﹕神射手守門員芝拉華特。這位前巴拉圭隊長不但曾是世上最佳鋼門之一﹐還是罰球專家﹐在不同比賽入了五十多球有娛樂性得來﹐又沒有哥倫比亞門將希基達「半場助攻」或「蠍子救球」的癲狂,在電腦遊戲﹐一直是價廉物美的「必買品」。他近年已轉當足球評述員﹐對從政依然躍躍欲試﹐多次表示要競選總統﹐雖然不似成事﹐但依然是貧民英雄。為什麼他有這資格﹖

首先﹐巴拉圭的民主傳統比其拉美鄰國更脆弱﹐不過在1992年才正式實施﹐軍人干政在鄰國中最強。芝拉華特一直批評軍事強人﹐對有軍方背景的足協從不賣賬﹐曾拒絕與腐敗將軍握手。1999年,巴拉圭副總統阿加尼亞(Luis Maria Argana)遭暗殺,幕後黑手盛傳是軍事強人奧維多(Lino Oviedo),因為他安排的傀儡總統被彈劾,阿加尼亞則是其頭號政敵。芝拉華特多次批評奧維多﹐因而受到死亡威脅,出國效力也有避禍的含義。

此外﹐巴拉圭的貪腐問題波及球壇﹐也是芝拉華特的重點批評對象。1999年﹐巴拉圭主辦美洲國家盃﹐芝拉華特拒絕作賽﹐批評這是「好大喜功」﹐認為政府應將興建球場的錢用到醫院和學校。在芝拉華特眼中﹐巴拉圭足總是貪污官僚﹐只懂得將球員拼搏拿去邀功﹔鄰國經常打假波﹔記者都是窩囊廢﹔議員都是寄生蟲。2002年世界盃期間,芝拉華特一度落選,後來他集合隊友揭發某入選成員與總統屬同一政黨,全靠裙帶關係入局,結果不但獲重召,還令政府大為尷尬。2006年﹐巴拉圭再次入圍決賽週﹐那時芝拉華特已退休﹐自然更無所顧忌地狠批足總貪污﹐對球員因為經費不足而不能入住酒店、只能住在體育學校,甚至因為缺錢而被拒上網和觀看有線電視大力鞭撻。

芝拉華特討厭西方﹐曾因為偽造文件被法國判監﹐但他的主要「反帝」對象是鄰國巴西。歷史上,巴拉圭曾是軍事強國,雖然國土細小,但士兵英勇,有「南美普魯士」之稱。直到1865-1870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三國聯手和巴拉圭作戰,巴拉圭戰敗,喪失過半國土,成年人口十死其七。於是﹐兩巴在世界盃外圍賽對決時﹐芝拉華特高調要求巴西歸還領土﹐又以巴西後衛卡路士「侮辱巴拉圭」為由向他吐口水﹐大快本國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芝拉華特雖然在本國形象和馬勒當拿相似﹐兩人卻是世仇﹐芝拉華特認為自己的紀律要好得多﹐更符合當國民榜樣的條件。當然﹐他的檔案絕不是白壁無瑕﹕他曾疑似偽造合約、向政黨要求「站台費」,說退休讀政治學又不見坐言起行,都令他失分不少。但拉美國民早已習慣了不同醜聞﹐對芝拉華特的魅力領袖依然十分嚮往。假如他真的要從政﹐除了「一步到位」競選總統﹐先通過掌握本國足總﹐慢慢影響國民精神狀態﹐也是一個可行方略。因此﹐巴拉圭在本屆世界盃能走多遠﹐在公在私﹐都絕對是芝拉華特深度關注的。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葡萄牙足球拉攏前殖民地

June 29 葡萄牙 Vs 西班牙

葡萄牙出局了。我們一向把葡萄牙當作歐洲代表﹐但在葡萄牙本土﹐他們卻經常把葡萄牙和巴西相提並論。在上屆世界盃﹐葡萄牙、巴西和另一前葡國殖民地安哥拉同時打入決賽週﹐更是強化葡語區實力的強心針。因此無論葡萄牙能走多遠﹐葡國人都會當巴西為「次主隊」﹐這除了因為巴西曾是葡萄牙殖民地﹐還涉及當代的新地緣政治。

剛去世的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籍的薩拉馬戈認為﹐西班牙和葡萄牙擁有和歐洲大陸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經濟體系,強行加入歐盟﹐只會被德法主導﹐因此應該向第三世界靠攏﹐強烈反對全球一體化﹐就是在球壇﹐也應該與巴西、安哥拉等建立緊密關係。1986年﹐他發表寓言小說《石筏》﹐幻想葡萄牙忽然從法國邊境斷裂﹐成為大西洋孤島﹐慢慢向西漂浮﹐最終座落於安哥拉和巴西之間﹐構成一個「拉丁洲」。這樣的佈局﹐除了方便三國球隊打聯賽﹐更重要的是作者將融入歐洲歸類為「全球一體化」﹐卻將融入拉美和非洲歸類為與之相反的「本土化和在地化」。這樣的辯證﹐不但在葡國有市場﹐而且在拉美和非洲同樣有市場﹐因為它們相信依靠一個世界邊陲的前宗主國﹐既可以享有一體化的經濟效益﹐又能避免被強權全面消化﹐並維持一定本土特色。

薩拉馬戈的狂想﹐除了與葡國球迷心靈相通﹐還有深刻政治含義。他和不少諾貝爾獎得主一樣﹐是公開的左傾分子﹐曾經加入葡萄牙共產黨。他在獨裁者薩拉斯(Antonio Salazar)統治期間固然是異見人士﹐就是在後來的民主葡萄牙也是個邊緣人物﹐因為他的作品有明顯無神論傾向﹐屢屢挑戰宗教禁忌﹐立論比《達文西密碼》更富挑釁性。葡萄牙卻是傳統天主教國家﹐境內的小鎮花迪瑪(Fatima)更是聖母最後顯靈的聖地﹐保守勢力經常對薩拉馬戈口誅筆伐。最終﹐這位文豪選擇自我流放到大西洋的西屬加那利群島﹐繼續做「拉丁洲」的夢。

事實上﹐「拉丁洲」十多年前已虛擬地出現了﹐因為一個被英語世界忽視的組織﹕葡語國家共同體(Comunidade dos Paises de Lingua Portuguesa﹐CPLP)成立了。這個共同體的成員除了葡萄牙﹐還包括所有前葡屬殖民地﹐包括巴西和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畿內亞比紹、佛得角群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2002年再加上剛獨立的東帝汶。組織還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是澳門﹐另一個是前西班牙殖民地、位於聖多美旁邊的赤道畿內亞。

組織目的是建立類似英聯邦的網絡﹐以抗衡歐盟。葡萄牙希望成員國擁有更緊密關係﹐曾提出互相承認國民身份、讓成員國民自由往來﹐雖然因為歐盟強烈反對而擱置﹐但共同體國民依然在葡國海關享有特別服務。值得留意的是﹐共同體的非洲國家多是新興產油國﹐近年成了各國爭奪的對象﹐美國固然加強當地駐軍﹐中國亦大力進駐投資。葡萄牙這時候強化組織﹐無疑令它的國際影響力死灰復燃。例如聖多美數年前發生政變﹐黑手包括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兒子﹐葡語共同體最終對穩定局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大國反而力有不逮。東帝汶獨立時﹐大多數人主張使用印尼語﹐少數精英卻堅持用葡語﹐背後也有共同體幕後獻策。葡萄牙和巴西的特殊關係最能通過足球宣傳﹐因此在葡萄牙本土﹐C朗拿度和卡卡可算是兄弟班﹐縮影了葡萄牙整合前殖民地的雄心。

(沈旭暉 - 有線電視加長版)

2010年6月28日星期一

智利地震後的「哀兵效應」

June 28 智利 Vs 巴西

足球不但經常與政治掛鉤﹐和危機管理體系也有不少經典互動案例﹐其中南美球隊智利的經驗最值得研究。

智利並非南美洲一線球隊﹐史上智利成績最好的一屆卻得過季軍﹐那是1962年﹐智利作為主辦國﹐僅僅在準決賽以2:4負予球王比利坐鎮的巴西。但創造如此佳績的背景﹐除了主辦國的優勢﹐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在世界盃舉行前兩年的1960年﹐智利發生世紀大災難﹐那是人類有紀錄以來震級最高的特大地震﹐有紀錄說是黎克特制8.9級﹐也有說是9.3級﹐此後還發生了數次7.7級以上的餘震。總之﹐程度遠遠超過年前中國的汶川地震。

智利國土狹長﹐地形極其獨特﹐天災頻仍﹐但面對這個級別﹐還是有世界末日的恐慌﹕電影《2012末日預言》所預言的個別地震級別﹐甚至也沒有9.3級這樣誇張。智利原來興建的世界盃會場幾乎毀于一旦﹐國家空前恐慌﹐難民處處﹐對原有的貧富懸殊問題進一步激化﹔鄰國阿根廷也打算以「援助友邦」為名﹐把智利的世界盃主辦權搶走。不過最後智利足總堅持繼續舉行﹐希望靠足球穩定人心﹐當時智利足總主席迪特伯恩有如此名言傳世﹕「我們已經一無所有﹐不能連世界盃也失去」。兩年前﹐中國在汶川地震繼續舉辦北京奧運﹐而且不加避嫌的繼續大力宣傳﹐就是主要參考了智利世界盃的經驗﹐認為災後盛事不但不是問題﹐反而有正面宣傳和內部凝聚作用。

結果﹐智利趕及興建四個會場﹐包括可容納十三萬五千人的聖地亞哥體育館﹐令那屆世界盃成為使用球場最少的一屆﹐雖然不少基建未能恢復﹐但總算創造了國家急速復原的奇跡。智利隊以受難者姿態上場﹐在被一致看淡的情況下同樣創造了奇跡﹐可算是「哀兵必勝」的最佳演繹。更戲劇性的是世界盃前一月﹐對保住主辦權勞心勞力的足總主席迪特伯恩積勞成疾病逝﹐令智利舉國上下哀上加哀﹐主席也迅速成為足球烈士﹐其名字被命名為球場。當然﹐除了士氣問題﹐「哀兵效應」還有其他解釋﹕在舉國關注的壓力下﹐任何形式的造假行為都會被零容忍﹔有了同樣身為哀兵的全體本國球迷打氣﹐令主場氣氛有如宗教場所般悲壯﹐球證的同情也會更容易對智利付出。而且﹐在天災過後的主場出戰﹐主隊的心理優勢﹐也會遠遠優於客隊。

巧合地﹐在本屆世界盃舉行前﹐智利又發生8.8級大地震。對應付天災經驗極度豐富的智利人而言﹐這次已是處變不驚﹐也婉拒世界各國派員救援﹐而相對同期發生的海地地震而言﹐傷亡人數也少得多﹐但球隊依然有撫平震後人心的國家任務。因此﹐在智利對洪都拉斯的首場比賽﹐智利前女總統巴切萊特特別親臨南非打氣﹐還明確提醒球員上述責任﹔被國內視為上一代球王森莫蘭奴接班人的前鋒蘇亞素﹐成為國人的重點期望。智利晉身十六強﹐絕對是鼓舞人心的政治事件﹐國內早已適當地將之善用到救災工程。不過「哀兵效應」能走多遠﹐就不得而知了。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扎伊爾慘敗0:9與朝鮮慘敗0:7

【咫尺地球】世界盃小組賽結束,三戰全敗、得1球失12球的朝鮮(北韓),鐵定在本屆32強敬陪末席。北韓首戰僅負巴西1﹕2,巴西前鋒卡卡說「北韓有力擊敗葡萄牙」,金正日龍顏大悅,破天荒安排全國電視直播第二場比賽,令全國人民目睹國家隊慘敗0﹕7,千萬網民深信外媒流言,擔心這些北韓球員回國後當礦工……這故事起承轉合戲味甚濃,肯定會成為足球世界百年經典,也是電影改編的理想題材。但上述劇本並非首次出現,早在1974年的西德世界盃已原汁原味上映過一次,當時的主角同樣神秘,就是來自非洲中部的扎伊爾,即今日的剛果民主共和國。


1960年代,剛果和今日北韓一樣,是國際頭條的常客。它原來是比利時殖民地,比利時撤退後爆發內戰,最終美法共同支持的蒙博托1965年上台,成了執政30年的獨裁者,並於1971年推行本土化運動,改國名為「扎伊爾」。扎伊爾天然資源極多,雖被戰爭弄得一貧如洗,但由於蒙博托早年十分在意國際形象,他那時的風評倒相對正面,與1990年代被西方拋棄時的聲名狼藉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前提下,扎伊爾足球隊成了蒙博托宣傳政績工程的重要工具,因為扎伊爾是1960、70年代的非洲足球領袖,創造了不少輝煌歷史,例如1968和1974年兩贏非洲國家盃,又於1969年創下大勝贊比亞10﹕1的非洲紀錄。1974年世界盃,扎伊爾在外圍賽連番淘汰對手打入決賽周,成為史上首支代表非阿拉伯裔黑非洲的國家隊。蒙博托在球隊奪得非洲國家盃時,不但對每位隊員贈送洋車,更以總統專機把他們接回國慶祝,期望世界盃令扎伊爾聲望更上層樓。


可惜童話故事就此結束。扎伊爾在首戰以0﹕2負於蘇格蘭,當時球隊依然口碑甚佳,蘇格蘭球員對扎伊爾表現讚不絕口,認為大家低估了這支神秘隊,和北韓以1:2敗給巴西後的輿論十分相像。想不到扎伊爾在第二場打回原形,竟以0:9敗給南斯拉夫,足以與南韓1954年以同樣比數慘敗於匈牙利齊名。據球員在蒙博托被推翻後回憶,慘敗後,蒙博托派了私人衛士到西德,封鎖他們住的酒店,恐嚇球員要是在最後一場以4球以上負於衛冕冠軍巴西,「你們就不要回國了」。結果扎伊爾「僅負」頗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巴西0:3,以得0球失14球的戰績黯然回國。自此扎伊爾足球一蹶不振,成了非洲二線球隊至今。


扎伊爾球員藉慘敗揭國內貪污


這故事雖也被當作世界盃鬧劇,令非洲球隊的實力被嚴重低估,但我們不能忽視它對扎伊爾進步的積極作用。據球員回憶,0﹕9的戰果絕不尋常,原因是他們發現薪金與獎金都被當局侵吞,早醞釀罷踢,後來勉強出戰而士氣全無,行為就是希望向世界揭發扎伊爾外強中乾、貪污盛行的現象。比賽期間,有扎伊爾球員故意拿黃牌,也是希望以誇張行為爭取注視。事件對蒙博托的國際聲望打擊甚深,也令扎伊爾貪污問題廣為人知,他唯有大幅調整對「足球工程」的支持,希望降低對國際社會的透明度,以免其他國內問題被一併揭發。事實上,蒙博托大搞個人崇拜,改名為金正日式的「戰無不勝的偉大將軍」,侵吞國庫於個人瑞士銀行戶口,國內人權極差,原來並沒有自信開放國家。世界盃的慘敗,總算令鬧劇暴露人前,也令習慣了被宣傳勝利的本國人民明白,蒙博托和其他軍閥不過一丘之貉。原來視蒙博托為慈父的球員從此覺悟,影響所及,國民也慢慢夢醒。


朝鮮世盃曝光 引起國際揭秘


當世界恥笑北韓不自量力慘敗,這也是北韓被迫透明化的里程碑﹕一方面,國際社會明白了北韓舉國體制如何運作,證明了北韓物資果然極度短缺,因為北韓沒有使用國際球壇常用的保健科技,讓球員迅速恢復體力。另一方面,國際媒體一旦發現鄭大世以外的本國球員不但不用當礦工、卻反而是軍方既得利益集團成員,更會明白北韓「先軍主義」是什麼回事,這對各國調整北韓政策大有幫助。


更重要的是,假如報道屬實,北韓人民畢竟有機會看直播比賽,這會是北韓人首次集體接收和官方宣傳相反的劃時代事件,可能成為北韓人覺醒的第一粒種子,也加強了他們接觸外間世界的欲望。因此C朗拿度對世界作出了積極貢獻,值得嘉許,美中不足的是刷新不了扎伊爾、南韓的0﹕9紀錄,傳訊效果有了局限,也反映北韓球員比承認「第二場比賽隨時可以失20球」的扎伊爾球員專業、可愛;金正日的主體思想,畢竟比蒙博托的扎伊爾主義可畏。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6月27日星期日

墨西哥老將白蘭高的「阿茲特克商標」

June 27 墨西哥 Vs 阿根廷

年屆37歲的墨西哥老將白蘭高(Cuauhtémoc Blanco)因為馳名註冊商標「夾波跳」(或青蛙條)為香港球迷熟悉。在本屆世界盃﹐他出人意表的入選代表隊﹐雖然每當他後備上陣﹐都會被本地評述連番嘲笑他年紀老邁﹐但他在墨西哥國內德高望重﹐也是晉級的功臣。他廣受歡迎﹐除了因為球技出色﹐也因為他被認為能代表墨西哥原住民阿茲特克人﹐也就是墨西哥歷史最輝煌的一頁。

阿茲特克帝國原來是中美洲的大帝國﹐和瑪雅文明齊名。帝國在16世紀被西班牙人科蒂斯所滅﹐這是西半球的歷史大事。阿茲特克全盛時管治殘暴﹐活人祭祀的儀式相當血腥﹐但科蒂斯把它滅得同樣殘暴﹐以致血流成河﹐加上帶來了當地人沒有免疫能力的新疾病﹐令阿茲特克人口空前銳減﹐可算是人類史上最恐怖的大屠殺之一。西班牙人剛到達時﹐被阿茲特克人誤以為是天神﹐接下來發生的故事相當悲壯﹐大家可以隨便找歷史書重溫﹐重溫時﹐只要注意兩大重點就是﹕一是科蒂斯的道德水平在殖民者當中也是極低﹐二是阿茲特克原來的管治似乎也極不受歡迎﹐因此才會有那麼多本地人倒戈。

無論如何﹐末代阿茲特克年輕皇帝瓜特穆斯(Cuauhtémoc)在上任皇帝被西班牙人以陰謀詭計活捉後﹐臨危受命﹐領導國人以弓箭負隅頑抗西班牙的火槍﹐連番激戰﹐還是被擒獲。這短暫歷史﹐屬史詩式的可歌可泣。他被擒後﹐最初還被保留皇帝身份﹐卻被百般侮辱﹐又被西班牙軍以酷刑逼問黃金所在﹐最終還是以謀反罪名被處死﹐至今被墨西哥人視為最值得尊敬的民族英雄﹐他的銅像在墨西哥隨處可見。在流行文化﹐他也以外貌雄偉的年青偶像姿態出現﹐早已與捷古華拉一類符號混雜在一起。

瓜特穆斯這名字成了國家傳奇﹐而白蘭高的名字﹐正是「瓜特穆斯」﹔他的夾波絕技﹐也被正名為「瓜特穆斯絕技」。此外﹐每次白蘭高入球﹐都有招牌式模仿彎弓射箭的動作慶祝﹐他最初表示這是純粹開玩笑﹐但後來修正說法﹐透露這是向瓜特穆斯、墨西哥原住民和整個阿茲特克文明致敬。這說法也被公開刊登在他效力球會的官方網頁內。

諷刺的是﹐經過數百年民族融合﹐今天已難以找到純正阿茲特克後裔﹐他們和西班牙人早已混血得無分你我。因此﹐墨西哥一直不敢高調宣傳反西班牙民族主義﹐畢竟今天的墨西哥人繼承了兩大血緣﹐西班牙人也是他們的共同祖先。全靠官方論述肯定了這一點﹐才避免了盲目排外的「阿茲特克民族主義」出現﹔今天墨西哥人的仇恨對象也絕非血脈相連的西班牙﹐而是百多年前侵佔了其一半國土的美國。但阿茲特克的光榮畢竟遠超今日墨西哥﹐這段被浪漫化的古代歷史已變成文化符號﹐任何墨西哥人要宣示愛國﹐都會使用相關圖騰﹔1986年墨西哥主辦世界盃時﹐也把官方足球命名為「阿茲特克足球」。有了這些淵源﹐白蘭高又半推半就的成了阿茲特克代言人﹐就是他在球場上再跑不動﹐而且據說私生活頗有爭議﹐他的精神魅力﹐在有政治頭腦的墨西哥領隊配合下﹐已足以讓他穩佔本屆代表隊一席位。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26日星期六

英式足球永遠不能流行美國﹖

June 26 美國 Vs 加納

美國隊以小組首名姿態打入十六強﹐取代了被英國球迷以為預留給英格蘭的位置。然而﹐無論美國足球隊世界排名如何﹐甚至就是奪得世界盃﹐或再多十個碧咸一類的世界級球星效力(曾幾何時巴西球王比利也效力美國大聯盟)﹐相信英式足球依然不可能取代美式足球大盛於美國﹐因為這涉及四大結構性原因。

首先是孤立主義﹕雖然各種當代球類運動都是從歐洲傳來美國﹐但美式足球出現了自成一國的規則﹐主要源自19世紀末期對其他球類運動的改造。美國早於1823年發表「門羅宣言」﹐宣佈「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以防止歐洲影響再滲透。數十年後﹐美國通過「西漸運動」統一北美本部﹐急於尋找與拉丁美洲、歐洲都不同的國技﹐以示自己已成為超級大國。到了20世紀初期﹐孤立主義盛行美國﹐舉國上下更希望捍衛自己的體育運動﹐不希望鼓勵和國際社會有太多聯繫、自己實力又有限的英式足球。在美國﹐當地人經常以別人沒有興趣看美式足球而「自豪」﹐可見上述情結遺留至今。

其次是精英主義﹕美式足球源自哈佛、耶魯等美國精英大學的對賽﹐令這運動成了美國精英基本身份認同﹐也令英式足球始終不能在大學流行。在著名的長春藤大學群﹐美式足球循環對賽是學生時代最重要集體活動﹐負責凝聚集體身份﹐隨之衍生的校園文化﹐像是以瘋狂著稱的「兄弟會」﹐都以排外而自居精英為基本認同。不少美國少年其實在小學、中學熱愛英式足球﹐因為英式足球畢竟器具簡單、方便街坊﹐但到了大學﹐才知到只有美式足球有前途/錢途﹐因為美國精英掌權後不可能放棄傳統﹐只會努力增加對美式足球的相關經費。像沒有了美式足球﹐布殊父子就失去了根本形象建構。

第三是保守主義﹕美式足球並非老少咸宜﹐需求遠較英式足球體力化﹐符合簡單直接的爭勝要求﹐也符合體力發泄的原始慾望。「簡單直接爭勝」正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基本教條﹐他們相信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相信過程激烈才符合父權社會的形象﹐不接受英式足球可能出現賽和的荒謬。在美國校園﹐美式足球常被形容為「男人的運動」﹐相反﹐英式足球就顯得相對「女性化」﹐這對比在歐洲大陸實在難以想象。

最後是消費主義﹕美國一切運動都商業掛帥﹐美式足球源自美國﹐自然為美式商業活動度身訂造﹕比賽直播時﹐每數分鐘就會中斷﹐好讓電視播放廣告﹐不像英式足球那樣連綿不斷﹐自然深受贊助商歡迎。而且美式足球全副武裝所費甚高﹐專門店成行成市﹐令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放棄。何況單從經濟角度而言﹐美國早明白歐洲四大聯賽已形成經濟壟斷﹐就是投放更多資源也改變不了現狀﹐那還是讓足球成為可有可無的純運動算了。

1994年﹐美國獲世界盃主辦權﹐其實是國際足協希望對美國促銷英式足球的大計﹐可惜成效不彰﹐職業大聯盟比賽平均入座率依然遠不及歐洲。而且美國的英式足球總希望「改良」條例以迎合大美國主義﹐例如一度以三十五碼單刀罰球取代十二碼、又曾傚法籃球那樣採用九十分鐘倒計時﹐結果都是非驢非馬﹐先後被取消。美國頭號足球明星當奴雲成名已久﹐收入卻遠低於籃球或美式足球明星﹐曾到英國落班又表現平平﹐本人固然難免心理失衡﹐也難免令其他美國球員有當次等運動員的鬱悶。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25日星期五

杜奧巴終結科特迪瓦南北戰爭

June 25 科特迪瓦 Vs 北韓

「象牙海岸」為什麼要音譯為「科特迪瓦」﹖這問題縮影了科特迪瓦近年的南北分裂﹐也說明足球成為這個國家維持統一的共同語言。科特迪瓦在1960年從法國獲得獨立時﹐是世界的最窮國之一,人均GDP只有150美元﹐但到了1980年, GDP升值9倍,高達1200美元,20年來的增長率都高於7%,令象牙海岸成為西非最富有的國家、也是最資本主義化的國家。

作為前法國殖民地﹐象牙海岸原來與英屬「黃金海岸」(今日加納)、法屬「奴隸海岸」(今日貝寧)屬於同一「系列」﹐為西方提供不同寶貴資源。獨立後﹐象牙海岸忠實厲行了法國非洲代言人的身份﹐開國總統博瓦尼長期是法國總統府上賓﹐兩國連國旗也極度相像﹐一時間﹐有了西非法國之稱。雖然象牙海岸境內有六十多個民族﹐但族群矛盾並不嚴重﹐一切欣欣向榮。

這樣的經濟奇跡增長,主要歸因於兩大策略﹕一為農業多樣化,也就是分散發展不同農產品,避免過分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同時抗拒轉型為純工業國家的誘惑﹔二為非國有化,也就是大量引入外資財團,拒絕實行帶民族經濟意識的國有政策,公然在冷戰高峰鼓勵資本主義,並特別重視前宗主國法國的利益。今天看來,這些策略是普通常識,但在40年前新近獨立的非洲各國看來,象牙海岸卻是反正道而行,算得上是預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先驅。

不過﹐隨八十年代國際農產市場萎縮,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開放市場」的口號下又集體淪為跨國財團殖民地,冷戰結束﹐全非洲都實行同一經濟自由化政策﹐部份西方援助的附帶要求越來越多﹐象牙海岸的經濟開始惡化。此時﹐當權33年的博瓦尼又同時病逝﹐國家大方向開始根本改變﹐天堂開始變成地獄。新總統貝迪埃面對這形勢﹐唯有訴諸民粹﹐決定鼓吹「科特迪瓦主義」﹐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勞﹐通過修憲建構所謂「純種科特迪瓦人」(Ivoirite)的概念,規定不是出生在本國、或父母任何一方沒有科特迪瓦國籍,都不是國家「公民」。象牙海岸的英文名稱在八十年代末開始廢除使用﹐但在九十年代才得到嚴格執行﹐因為好些「非純種科特迪瓦人」連法語也不懂。

族群歧視自然流弊良多,最大問題是誰是「純種象牙人」已經不可考,反對黨領袖認為修憲是度身訂做,他們各自對「公民」有不同演繹。結果﹐大量來自北方鄰國布基納法索的新移民和後裔被剝奪公民資格﹐包括那位新總統的頭號政敵﹐國家迅速分裂為南北。最終﹐由新移民控制的北部軍隊在2002年9月19日發動兵變,背後有祖家布基納法索支持,是為科特迪瓦的「919事件」﹐這距離博瓦尼之死﹐不足十年。自此國家爆發內戰,一分為二,南北分治,法國和非盟多年調停不果,全國性的民主選舉被不斷推遲﹐直到近年才勉強維持局面﹐有了形式主導的民主選舉舉行。

長期居於法國的科特迪瓦隊長杜奧巴在內戰最嚴重時才選擇代表國家﹐愛國形象深入民心﹐因此每當他被批評對國家隊貢獻不及在球會﹐都感到特別委屈。但他被稱為救世主﹐並非單單因為效力英超球會車路士、當選兩屆非洲足球先生的國際知名度﹐而是他曾直接參與和平進程﹕科特迪瓦歷史性打進2006年世界盃決賽週時﹐他多次呼籲交戰雙方停火﹐雙方果然也停了火﹐令他成了和平功臣。後來﹐他主張在叛軍控制的地區進行非洲國家盃外圍賽﹐以促進國家和平統一﹐被視為製造了奇跡。此外﹐他在國內成立了眾多慈善基金﹐在國家隊的地位極其超然﹐更在2010年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之一﹐這是球員少有的榮譽。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24日星期四

斯洛伐克的天鵝絨獨立

June 24 斯洛伐克 Vs 意大利

斯洛伐克首次以獨立身份進入世界盃決賽週﹐而且還是在外圍賽直接淘汰昔日的兄弟捷克共和國﹐大家也許以為﹐這是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勝利﹐就像是當年克羅地亞分裂自南斯拉夫的勝利。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無疑一度強盛﹐特別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為了有效管治捷克斯洛伐克﹐命令斯洛伐克人獨立建國﹐成為納粹的附庸。斯洛伐克的獨立足球隊﹐就是在那時首次露面。這經歷一方面刺激了斯洛伐克人當家作主的願望﹐另一方面大量加添了他們和捷克的矛盾﹐那些二戰期間的「獨立領袖」﹐也自然在戰後被當作賣國賊處決。類似例子還有克羅地亞﹐也是納粹在二戰期間扶植的附庸國﹐這可以算是南斯拉夫最終解體的其中一項遠因。

其實﹐在當代國家分裂案例當中﹐斯洛伐克的獨立過程最為「和平理性」﹐完全是兩國當時的執政黨談出來的﹐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群眾運動﹐也沒有出現大規模分裂傷痕。斯洛伐克獨立後﹐經過短暫陣痛﹐和捷克的關係維持極佳﹐雖然主權身份清晰﹐但兩國也可以算是「兩國論」那樣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新總統就職例必先拜會對方﹐離任前也例必以對方為最後出訪地。捷克人在斯洛伐克工作毋須簽証﹐經常在週末到當代地渡假﹐心態上﹐還在當對方是兄弟。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內經濟資產﹐則以人口比例的2:1分家予兩國﹐但在這全球化時代﹐分家自然不可能徹底﹐反映兩國人民依然無分彼此﹐關係甚至比正式統一時更好。因此﹐兩國分裂過程被稱為「天鵝絨分手」﹐以與哈維爾領導、捷克斯洛伐克數年前終結共產主義的不流血「天鵝絨革命」相輝映。捷克的和平形象在國際社會深入民心﹐斯洛伐克由於沒有哈維爾那樣的領袖﹐承繼不了同等形象﹐但其實在歐洲也以民族精神務實理性著稱。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盃官方並不當這次是斯洛伐克首次進入決賽週﹐因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同意共同繼承原有聯盟的所有國際遺產﹐而不是交由捷克共和國單獨承擔﹐所以聯隊的往績﹐就直接轉移到兩國身上。我們直覺以為捷克是昔日聯隊的主力﹐其實斯洛伐克球員的貢獻同樣大﹐在1976年的那隊歐洲冠軍隊也是主力。

自從兩國分別加入歐盟﹐某程度上﹐其實已重新統一在更大的框架之下。近年兩國又與匈牙利、波蘭結成「V4」中歐同盟﹐更打算日後合用領事館以節省資源﹐可見整合之大勢所趨。在上述背景下﹐捷克和斯洛伐克以聯隊方式參與世界盃的提議一直存在﹐兩國球員、教練之間多有合作﹐相互關係似是英格蘭之於蘇格蘭﹐而不像俄羅斯之於烏克蘭、塞爾維亞之於克羅地亞。經過十多年發展﹐捷克和斯洛伐克居然被編在歐洲外圍賽同組﹐實力相若﹐這本身就相當具有歷史意義。可惜在外圍賽屢見建奇功的斯洛伐克老將Karhan沒有入選最終代表隊﹐他曾親身見證國家隊以獨立身份在1995年首次戰勝捷克﹐會比現在這批年輕球員﹐更明白兩國由分居到重新同居的複雜心路歷程。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31﹕0的加納球王醜聞

June 23 加納 Vs 德國

西非國家加納是非洲球壇新興勁旅﹐在一眾打入世界盃決賽週的非洲球隊當中表現最對辦﹐球員士氣看來也最好﹐這並非偶然。與同屬前英國殖民地的鄰國尼日利亞相比﹐加納的政治經濟發展要健康得多﹐假如尼日利亞被當作典型第三世界﹐加納首都阿克拉就是第一世界級別的發達和整齊﹐沒有人會無故索取賄賂﹐治安甚好﹐政體民主﹐市面欣欣向榮。當年加納開國總統恩克魯瑪是國際政治明星﹐雖然後來被推翻﹐但今天已恢復名譽﹐依然被認為是領導非洲復興的偉大人物。近年加納發現石油﹐舉國上下自信越來越強﹐相信可取代尼日利亞擔任西非領袖。越是這樣﹐加納球壇近年爆發的一宗特大醜聞﹐才格外讓人惋惜。

醜聞主角阿比迪.比利(Abedi Pele)大名鼎鼎﹐是第一代到歐洲球會效力的非洲球員﹐在九十年代三度當選非洲足球先生﹐曾協助加納得到奧運足球金牌﹐是加納史上頭號球王﹐與喀麥隆米拿、利比里亞韋亞等傳奇非洲球星齊名﹐在全非洲知名度極高﹐因此才被視為「非洲的比利」。他退休後﹐曾被總統提名為加納足協主席而婉拒接受﹐說是為了有更多時間培訓新人﹐形象一直十分正面﹐在球壇更是德高望重。

可是在三年前﹐比利擁有的一支乙組球隊在加納國內聯賽攸關昇班的一場關鍵賽事﹐竟然破天荒以31:0的籃球紀錄獲得大勝﹐也就是平均三分鐘入一球﹐保證令喜歡入球的球迷欣喜若狂﹔與此同時﹐另外兩隊同組別比賽的球隊﹐居然又踢出28:0的結局。沒有任何正常人會相信這是正常賽果﹐結果﹐這四隊球隊齊齊被加納足總調查﹐比利被懷疑是操控賽果的幕後黑手。

他本人自然強烈否認參與造馬﹐暗示這樣瘋狂的比數﹐只有不懂足球的人才「做」得出來﹐他這球王自不會如此低裝﹐聽來邏輯上倒也言之成理。加納朝野也多不希望摧毀這尊得來不易的偶像﹐因為這會大大影響國民士氣﹐何況目前加納的23人代表隊還有比利的兩名兒子入選﹐分別是踢中場的Abdul Rahim Ayew和Andre Ayew﹐可見比利家族已成為加納的足球大族。結果﹐比利雖然一度被足總裁定賄賂罪名成立﹐但後來這決定又被高層以「證據不足」為由推翻﹐大概當局為免牽連過廣﹐情願手下留情。最終被判終身「停賽」的﹐卻是參與管理球隊的阿比迪.比利夫人﹐大概當地人認為女人做出31:0的賽果較為「可信」。

醜聞過後﹐比利元氣大傷﹐經常被國內輿論揶揄﹐因為他破壞了的不止是球王的形象﹐還有加納作為準發達國家的先進形象。為了從新樹立榜樣﹐顯示自己和尼日利亞一片混亂、腐敗的不同﹐加納急需新球王﹐以填補比利的精神位置。筆者也剛到過當地﹐言談間﹐加納人都在惋惜效力英超球會車路士的球星艾辛因傷不能出戰世界盃﹐因為艾辛不但是舉國公認的新球王﹐也是當代非洲的最高身價球員。艾辛無疑最適合承擔「新比利」這責任﹕除了在球場上享負盛名﹐他也參與國內慈善事業﹐去年成立了「艾辛慈善基金會」﹐為國內貧困兒童提供醫療福利。然而﹐不能在世界盃證明自己﹐始終令艾辛若有所失。可以說﹐艾辛的受傷﹐不止是加納足球的不幸﹐也是加納政治社會各界的不幸。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22日星期二

「超霸鷹」不能崛起的大國夢

June 22 尼日利亞 Vs 南韓

筆者剛從西非尼日利亞回來﹐期間多有與當地人交談﹐明白熱愛足球的當地人對世界盃無疑十分重視﹐但普遍並不看好這隊國家隊﹐依然在回顧九十年代那隊有球星艾摩卡治、耶堅尼等坐鎮的真正強橫的「超霸鷹」。尼日利亞作為非洲唯一人口過億、擁有豐富石油資源、作為西非聯盟軍隊主力的潛在超級大國﹐近年足球實力未能更上層樓﹐反而屢屢令人失望﹐球員在大賽每多反常行為﹐絕對和國內一片混亂的政治經濟政策大有關聯。

在尼日利亞﹐無論在商店、在海關、在酒店、在飯堂﹐到哪裡也有人索取賄賂﹐是為國家一大「特色」﹐如此風氣﹐並非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存在﹐起碼為筆者到非洲十多國所未見。像筆者曾乘坐其內陸機﹐到達機場時已遲到﹐但只要應付那些「協助」登機的人﹐依然可以施施然啟程。至於從邊境坐車到市中心的路﹐更經常有自稱便衣警察的人隨意攔截﹐說是「搜查毒品」﹐自然也是索取過路錢。

雖然尼日利亞天然資源豐富﹐但由於軍人長期干政﹐文官又缺乏安全感﹐不少國家石油收入都被中飽私囊。這既令盛產石油的地區尼日爾三角洲爆發獨立運動﹐經常出現綁架、勒索﹐華人更是頭號目標﹐也令這個石油大國極諷刺的時刻停電﹐甚至連作為經濟命脈的輸油管也經常爆炸﹐爆炸的原因既有日久失修﹐也有人為成份。可以想象﹐尼日利亞國內足球訓練的條件﹐自然好不到哪裡。

即使以非洲的標準﹐尼日利亞的管治能力﹐也比加納、烏干達等國家差得遠﹐其城市市容的凌亂程度﹐教人想起亞洲的人口大國印度。月前病逝的尼日利亞總統阿杜亞已被視為近年少有的有所作為領袖﹐國內基建在其任內據說已改善良多﹐十年前的尼日利亞究竟如何﹐更是難以想象。

這樣的政壇貪污風氣﹐自然無可避免的蔓延到球壇。想當年﹐尼日利亞是1996年的奧運足球冠軍﹐球星如雲﹐在1994年世界盃打入16強、僅負意大利﹐1998年世界盃更以小組首名出線﹐原來是奪標黑馬﹐卻在16強以1:4意外大敗予實力平平的丹麥﹐舉國上下深信必有「內情」﹐自此尼日利亞足運一蹶不振。

在本屆世界盃﹐一度爆出有尼日利亞球員賄賂前領隊要求入選的醜聞﹐如此明目張膽的低檔次賄賂﹐反映賄賂風氣早已成為尼日利亞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一般人習以為常﹐根本不認為這做法有問題。與此同時﹐個別入選的星級外流球員在政府又有後台﹐根本難以被調動﹐而這可是尼日利亞的傳統﹕昔日名將艾摩卡治據說就直接受總統府遙遠指揮﹐完全視教練如無物﹐那些永遠只能獲得短期合約的外國教練﹐包括現任來自瑞典的老教練拿格碧克﹐自然難以駕馭那些不賣賬的本國人。在本屆世界盃﹐狀態下滑、但名氣最大的尼日利亞老將簡奴﹐就明顯是不能不入選的球員。有這樣一堆潛在問題困擾﹐加上國內獎金永遠成疑﹐球員經常擔心獎金被足總高層私自侵吞﹐比賽始終患得患失﹐團結和士氣自然大受影響﹐結果﹐尼日利亞始終發揮不了應有的實力。其實國際關係的尼日利亞大國夢﹐何嘗不是這樣﹖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21日星期一

瑞士可以擔任世界足球首都多久﹖

June 21 瑞士 Vs 智利

瑞士隊首仗擊敗西班牙﹐表現予人驚喜﹐但傳統上﹐它畢竟只是歐洲二線球隊。然而﹐起碼在行政角度﹐瑞士卻是世界足球的「首都」﹐國際足協和歐洲足協的總部都坐落瑞士﹐因此﹐眾多國際球壇的重大決定都在瑞士發生。瑞士有這個資格﹐源自它的永久中立國身份﹐因此一般人經常以為瑞士人愛好和平、不好勇鬥狠﹐球員也斯斯文文。但這一切都是誤會。

歷史上﹐瑞士昔日的謀生渠道﹐就是向歐洲各國輸出真實作戰的僱佣兵﹐同時也接收鄰國的僱傭兵﹐因此﹐瑞士人反而以強悍、多元著稱。梵蒂崗天主教廷的瑞士衛隊今天依然在保衛教宗﹐見證了瑞士這個殘存身份。而且瑞士國內人人持槍﹐槍械的氾濫程度比美國更嚴重﹐兒童也懂得以武力自衛﹐並非沒有排外性、沒有鬥心的和平使者。表面上﹐這些傳統並不容易在瑞士足球隊體現﹐但我們也不能忽略瑞士隊的多元成份﹐像上仗鋒芒畢露的前鋒Derdiyok﹐就是來自土耳其的庫爾德族人。

雖然瑞士宣佈「永久」中立﹐奇跡般安然渡過一戰和二戰﹐但在全球化時代﹐中立已越來越困難。9/11後﹐美國逼瑞士配合它的所謂「金融反恐戰」﹐瑞士銀行被逼凍結一些恐怖分子資金﹐開始令瑞士人警覺今非昔比﹐布殊的威脅﹐居然比希特勒更切身。2002年﹐瑞士不得不通過公投加入聯合國﹐成了最晚加入聯合國的主要國家﹐而拒絕進入聯合國這原來是瑞士堅持中立的底線﹐反映它的中立傳統已備受挑戰﹐再過十數年﹐很可能「有今生無來世」。

隨著世界地緣政治重心開始移向亞洲﹐也隨著主權的概念越來越模糊﹐擁有大量國際組織總部的瑞士﹐不可能永遠不受挑戰。不少國家、城市都希望取代瑞士成為世界首都﹐或起碼希望搶去個別的總部﹕畢竟這是影響國際局勢的捷徑﹐也是進行各式外交的捷徑。我們倒也不必妄自菲薄﹕甚至擁有「次主權」身份、處於中西交界、成功令陳馮富珍變身為國際領袖的香港﹐也足以爭取個別範疇的國際首都角色﹐因為沒有了絕對的中立、興起了非國家個體﹐瑞士在國際社會的不可取代性﹐已越來越低。

在足球層面﹐亞洲足協年前就有「遷都」議案﹐西亞國家希望把總部遷離馬來西亞吉隆坡﹐以獲得更高的國際地位﹐阿聯酋、卡塔爾等都希望大灑金錢爭奪。瑞士蘇黎世要保住目前的「國際足球首都」地位﹐同樣早晚會面對挑戰﹐特別是國際足協近年屢屢爆出貪污醜聞﹐假如新任會長要樹立「強政厲治」的新形象﹐「遷都」會是與腐敗舊官僚決裂的最好姿態。此外﹐假如未來非洲或其他地區的新興足球勢力冒起﹐為滿足其國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同樣可能要求作出「政治正確」的遷都要求。因此﹐瑞士足球隊在世界盃的表現﹐就有了更深的含義﹕假如瑞士受惠於國際足協任何制度﹐會是最瓜田李下的被批評對象﹔假如瑞士隊表現太差﹐又會成為不足以承載國際足協的理由。幸好瑞士球壇歷來相對平和﹐沒有太多出格新聞﹐才一直沒有人對國際球壇遷都大做文章。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非洲足球之謎﹕真的假不了?

【咫尺地球】世界盃進行至今,一般人期望因為主場之利而會超水準發揮的非洲球隊表現奇差,而且戰意成疑。尼日利亞球員幾乎是故意領取紅牌的舉動劇力萬鈞,喀麥隆負日本的過程也教人難以捉摸。當然,這不代表球賽造假,也許一切都是球員在特定環境下的「正常」發揮,但這畢竟反映了一些典型的非洲管理問題。對此我們可參考Steve Bloomfield撰寫的《非洲團結:足球如何反映非洲》,以及Ian Hawkey的《腳的變色龍》。

首先,非洲球隊內部貧富懸殊,通常都有個別超級球星已成億萬富翁,卻同時有隊友在乙組球會效力。這自然會產生不受教練控制的內部權力架構﹕只要教練部署不合超級球星的意,他們的派系就可能不合作;合他們的意,其他人卻可能不合作,總之空降的外來領隊,不可能輕易駕馭本土流派。但派系如何形成?以喀麥隆為例,球星伊度奧(Samuel Eto'o)並沒有被指控打假波,而且恰恰相反,居然自居足總,在球隊入圍時自掏腰包,向隊友分發獎金,又贈送名貴手表「激勵士氣」。從政治角度,這卻可以算是赤裸裸的奪權,教人想起海外大學偶爾有名牌教授毋須授課、也毋須親自研究,只需要把經費攤分請人,就建立了「第2支管理團隊」。這樣的團隊,自然難以有整體效果,什麼戰術、部署,都流於紙上談兵。類似管理問題,在非洲不同政府部門內部普遍存在。

表現不濟 反映典型非洲管理問題

球星就是不搞內部派系,也搞外部派系,為自己退休後的後路鋪墊。這自然在各國國家隊都存在,同樣一團糟的法國就是例子,但非洲球隊更欠制度,問題更易以金錢方式表達。喀麥隆曾多次打入世界盃,成績飄忽,每次都為獎金與國內足總角力;在上屆世界盃,首次打入決賽周的多哥更一度因為獎金問題威脅罷踢。然而這並不代表這些球員真的很愛錢,卻反映球員對管理的權威存有根本不信任,他們也許情願沒有獎金,也不希望被中飽私囊。構成這不信任,與他們的切身經歷有關﹕每支非洲球隊都有和權貴關係密切的重量級人物,像喀麥隆名宿米拿(Roger Miller)1994年以42歲高齡入選國家隊,完全是總統親自干涉的命令;本屆尼日利亞的頭號球星簡奴(Nwankwo Kanu)成名多年,因為頑疾痊癒而成了半政治人物,屬於必須入選之列,但據他效力的球會內部傳出,非洲球員都有兩個年齡,他們習慣報小年齡參與世青盃和奧運會,簡奴就被這球會懷疑為可能已達40歲。上一代尼日利亞球星艾摩卡治(Daniel Amokachi),據說有熱線直達總統府。由於上述機制欠透明,球員經常覺得待遇不公,這也是非洲社會發展的問題根源。

隊內貧富懸殊 太多權力核心

收入懸殊、管理不善,加上心理不平衡,自然容易滋生貪污,這也不是非洲獨有。賄賂在加納等非洲國家並不普遍,不過在尼日利亞相當盛行。在那裏,貪污是日常生活一部分,騙案頻頻,一般人都不敢使用信用卡,因為「信用」並非日常生活名詞。就是在管治好得多的加納,其隊長艾比亞(Stephen Appiah)在上屆世界盃後曾向記者坦誠,曾有博彩公司提出造假建議,被他婉拒了,但他相信有類似機會的球員多不勝數。假如類似事情發生在西方國家隊,被揭發的機會也許相對大些,但假如非洲球星甲舉報球星乙涉嫌受賄,他大概需要確保自己和自己的近親在其他生活範疇都沒有同樣問題,這並不容易,令「瞞上不瞞下」成了風氣;事實上,整個非洲政壇的貪污制度,也以同樣原則運作。假如國際賭波集團真的要介入世界盃(而這幾乎是毫無懸念的),非洲的主場,就提供了比以往方便的周轉渠道﹕不要看輕這一點,這對不少被球星聘請為經理人的鄉里,以及他們賴以運作的宗法制度,具有近水樓台的誘惑。

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解決了,以尼日利亞、喀麥隆的足球水平,起碼足以挑戰四強;而他們也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然水銀瀉地一次,去證明自己的應有實力,這才是球迷又愛又恨之處。但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都解決了,擁有豐富資源的人口大國尼日利亞、作為前法屬西非核心國家的喀麥隆,也足以大國崛起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6月20日星期日

新西蘭「屈機」之謎﹕大洋洲賽區應獨立存在嗎﹖

June 20 新西蘭 Vs 意大利

以新西蘭國家隊的實力而足以進入世界盃決賽週﹐和衛冕的意大利同場演出﹐觀眾必須面對現實﹕這完全是無心插柳的政治懸案。當澳洲因為半經濟、半勝算考慮而「脫洋入亞」﹐加入亞洲賽區﹐大洋洲剩下的球隊可謂毫無競爭力。在一般人聞所未聞的曲克群島、湯加王國、瓦魯阿圖、所羅門群島當中﹐居然有兩名代表隊成員Elliot和 Mulligan還在待業的新西蘭﹐就足以輕易「屈機」﹐毫無懸念的在大洋洲封王。

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大洋洲島國﹖是否因為它們處於世界邊陲﹐和其他地區缺乏交流﹐安排對賽交通不便﹐就要將它們當作一個與別不同的整體﹖論人口﹐這些國家加起來﹐才勉強超過一千萬﹐就足以擁有半個席位﹔相反﹐在亞洲區﹐平均數億人﹐才可分得一席﹐如此資源運用﹐並不符經濟效益。

論實力﹐不用說﹐這些球隊一律屬於超級魚腩﹐沒有多少大洋洲球隊排名比香港更前﹐以往的大洋洲國家盃「決賽」﹐紀錄可以是澳洲勝出的5:1、6:0﹔更具指標性的是﹐整個大洋洲賽區都沒有一個職業足球聯賽﹐職業足球員自然大是寥寥。

論「大洋洲足球」本身的身份認同﹐這些島國之間極少舉行友誼賽﹐大洋洲足總本身的業餘味道也極濃。至於大洋洲新任龍頭新西蘭國內的唯一頂級足球隊﹐卻選擇加入澳洲聯賽比賽﹐也就是已在亞洲賽區成員國內比賽﹐實在毫無自己的主體身份。

論受歡迎程度﹐大洋洲唯一能登上國際舞台的運動只有攬球﹐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也只有攬球。不少足球員的比賽風格都像是在打攬球﹐因為他們根本就是「順道」由攬球運動員轉型的。在每場大洋洲世界盃足球外圍賽﹐觀眾大多只有一、二百﹐氣氛比香港的旺角球場也不如﹐未免過份兒戲﹔而這些所謂外圍賽﹐還是與大洋洲國家盃同步進行﹐以省「麻煩」。

無可否認﹐在全球化時代﹐大洋洲島國的唯一出路﹐就是像澳洲那樣融入亞洲﹐加強亞太區域整合﹐才可能不被遺忘。否則島國塘水滾塘魚﹐無論是足球、還是經濟﹐只會停滯不前﹐特別是它們的天然資源近年已逐漸被開發殆盡。澳洲脫洋入亞﹐就是明白了不能永遠關起門來當皇帝﹐但對新西蘭、斐濟與巴布亞新畿內亞而言﹐又何嘗不是﹖

何況當澳洲加入亞洲區﹐有九成多土地位處亞洲的哈薩克卻選擇加入歐洲區﹐屬於南美洲的蘇里南、圭亞那在中北美加勒比海賽區比賽﹐新西蘭在大洋洲橫行無忌﹐反映根據地理劃分的足球傳統已備受挑戰。各國屬於什麼洲份﹐已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問題﹐而是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整合問題。本屆全軍覆沒的西亞國家要是心有不甘﹐理論上﹐同樣可以要求從亞洲賽區獨立﹐在國際足協內部成立獨立賽區﹐起碼它們的獨立主體性和足球水平都遠超大洋洲﹔新西蘭在本屆附加賽淘汰西亞國家巴林晉身決賽週﹐原來就超出一般球評想象﹐但相較下﹐巴林打進附加賽之路﹐可要困難得多。為大局著想﹐新西蘭足總應有自知之明﹐像開明香港功能組別議員那樣﹐主動要求改變偏袒自己的制度﹐這樣﹐會比出盡全力奪得世界盃第一分更得到世人尊重。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19日星期六

《足球小將》動畫與日本軟權力

June 19 日本 Vs 荷蘭

假如我們期望日本對奪得世界盃冠軍﹐又或在今天的比賽擊敗荷蘭﹐相信在日本動畫出現的機會大得多。雖然日本隊在國際賽偶有佳作﹐但對務實的日本政府而言﹐對「偶像化」這批實力逐漸比南韓球員比下去的現役球員似已不存厚望﹐但也希望搞足球外交。這是因為日本近年努力進入第三世界﹐在非洲、在拉美都有其身影﹐雖然比中美等國低調﹐但也不能忽視﹐自然急需足以打進這些地區的文化工具。既然活生生的球員不夠爭氣﹐日本朝野唯有回歸虛擬世界﹐重新利用我們這一代相當熟悉的、一場球賽可以延續一年的經典卡通《足球小將》﹐來拓展軟權力。

對此最有心得的政客﹐自當首推公開自稱「宅男」的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麻生太郎任內政績平平﹐在走馬燈似的日本政壇已開始為我們淡忘﹐但他以熱愛漫畫馳名國際﹐卻遺下獨特的政治遺產。據說他就是當首相時﹐也堅持每週閱讀二十本漫畫﹐雖然被政敵批評為影響施政思路﹐卻一度得到不少年輕「御宅族」支持。受麻生啟發﹐日本研發出「漫畫外交」﹐希望通過輸出漫畫來影響世界﹐改變日本在鄰國的形象。

在上述前提下﹐《足球小將》被日本政府賦予與國際接軌的身份﹐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發生在伊拉克。須知日本因為協助美國出兵伊拉克﹐在中東不太受歡迎﹐數年前﹐更有日本青年香田證生被伊拉克游擊隊領袖扎卡維於網上斬首示眾。麻生太郎的應付方案﹐就是讓外務省免費向伊拉克全國播放《足球小將》﹐將之包裝為日本與中東貧富大眾的交心項目﹐希望拉攏伊拉克基層﹔動畫播放後﹐日本政府又把日本在伊拉克的運輸車車身印上《足球小將》巨型海報﹐希望游擊隊或恐怖分子看在「世界足球大團結」的面上﹐手下留情。據說﹐從此這些日本運輸車倒也真的沒有遇上襲擊﹐不可謂不神奇。

當然﹐無論有沒有麻生太郎﹐足球小將早已「陰謀」國際化﹐不過以往的輸出對象並非中東而已。《足球小將》原來的主攻地區是歐洲和拉丁美洲﹐有不少著名粉絲。現役阿根廷國腳阿古魯、即真正球王馬勒當拿的女婿﹐也是從小看《足球小將》長大﹐據說小時候以《足球小將》主角戴翅偉為偶像﹐被家人笑稱長得像那位日本卡通人物﹐居然把自己的綽號改作日文的「Kun」﹐並將之印上正式球衣(Kun Aguero)﹐成了日本「足球小將外交」的最成功宣傳。此外﹐意大利球星托迪也自稱因為《足球小將》才投身球壇。

說到底﹐《足球小將》的國際化絕對比日本足運成功。在這動畫的世界篇﹐施丹、費高等真實的世界球星居然紛紛被放進劇情﹐被安排與虛構的日本「巨星」惺惺相惜﹐雖然「抽水」成份甚重﹐加上和日本隊的現實表現構成重大反差﹐但確實讓日本擠進國際足球的門檻。事實上﹐太重日本特色的動畫都難以打進國際市場﹐但通過足球這國際語言﹐日本軟權力卻成功弘揚海外。我們可以想象﹐假如真正的日本球員在世界盃有同等表現﹐在動畫宣傳的緊密配合下﹐隨之而來的國際經濟效益和文化影響﹐必然比南韓球員得到同等成績更大。可惜﹐現實世界畢竟沒有「一飛衝天彈跳射球」﹐守門員就是懂空手道﹐也不可能反方向走向另一條門柱來反彈接球﹐《足球小將》的軟權力有其先天瓶頸﹐內地民族主義者大可放心。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18日星期五

斯洛文尼亞足球﹕「野蠻運動」的政治手術

June 18 斯洛文尼亞 Vs 美國

一般評論常以為所有國家都在推動足球狂熱﹐以為把足球推到政治的高度﹐就是各國政府的共同公式。今天與美國隊對壘的斯洛文尼亞卻是一個反例﹕對從南斯拉夫獨立不足20年的這個南歐小國而言﹐足球因為政治原因﹐反而一度成了人民唾棄的不受歡迎運動﹐球員一度被貶低為「野蠻人」﹐而不是人民英雄。對此該國學者Peter Stankovic有詳細研究。

斯洛文尼亞是前南斯拉夫當中位置最北的加盟共和國﹐國民收入相對較高﹐與資本主義歐洲互動較多﹐在70年代開始﹐逐漸興起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熱情比後來爆發大規模衝突的波斯尼亞、克羅地亞等國的分離主義更高。然而﹐斯洛文尼亞始終不敢公開挑戰高壓的共產政權﹐凝聚民族情結的工作﹐就落在文化一類軟層面﹐更需要能分辨是否「自己人」的運動。

足球一直是前南斯拉夫的體育強項﹐南斯拉夫隊當年有「歐洲巴西」之稱﹐成了理所當然的中央國運。斯洛文尼亞儘管也有自己的地區球隊﹐隊員卻大多是來自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新移民、或其後裔﹐從爭取獨立的角度而言﹐未免相當政治不正確。因此﹐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領袖決定潛移默化的抹黑足球﹐將足球宣傳為毋須用腦袋、「野蠻人才愛的愚蠢運動」﹐以暗示擅長足球的非純種斯國人乃低人一等。與此同時﹐他們大力提倡山地體育﹐因為南斯拉夫其他成員國的山地不多﹐不會和它競爭﹐並利用山地體育和瑞士、奧地利等西歐阿爾卑斯山山國拉關係﹐何況這座山的接壤國還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它們都是歐盟核心。於是﹐在此後二十年﹐足球在斯洛文尼亞大為衰落﹐斯洛文尼亞成了最早被西歐在心態上和實質上接受為「自己人」的前南斯拉夫成員。

諷刺的是﹐自從南斯拉夫解體、斯洛文尼亞獨立成功﹐它的所有體育國家隊都成了民族主義象徵﹐包括足球﹐從前的禁忌開始解凍。加上斯國意外在歐洲國家盃和世界盃入圍都能進入決賽週﹐對這小國而言﹐絕對是超水準發揮﹐足球狂熱終於從新興起﹐球員又變回國民偶像﹐功利的國家主義者﹐又決定利用足球服務政治。但就是在這前提下﹐斯國民族主義者依然堅持進行「足球政治手術」﹕一方面﹐8年前世界盃決賽週那隊斯洛文尼亞繼續以前南斯拉夫移民及其後裔為主力﹐但官方對此刻意低調﹐更在本國足球評述期間為球員改名﹐好讓本國觀眾不要想太多與愛國無關的東西。另一方面﹐由於「野蠻運動」的形象還是深入民心﹐在知識分子圈子﹐斯國民族主義者又會解釋球隊有那麼多新移民﹐正是因為「這正是新移民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本國人因為多才多藝、更愛食腦﹐才不屑競爭這樣的體力勞動﹐希望維持本土優越性。

到了本屆世界盃﹐斯洛文尼亞隊的本土球員比例大增﹐來自波斯尼亞、長期在意大利和德國踢職業聯賽的前鋒Dedic﹐就是僅有出生自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代表之一﹐與8年前相比﹐「成份」政治正確了很多。無論本屆斯洛文尼亞表現如何﹐該國足球手術經過四十年的高低起伏﹐已宣告基本完成﹔假如表現可以勝過繼承南斯拉夫主體的塞爾維亞﹐手術效果更是喜出望外。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17日星期四

南韓民族主義的「反共愛國足球」

June 17 南韓 Vs 阿根廷

上場表現予人驚喜的南韓﹐今仗對手是強隊阿根廷。無論隊伍狀態高低、表現如何﹐近年南韓隊的球迷熱情已遠超日本﹐風雨同路的忠誠度又遠超內地球迷﹐秩序井然得可比示威韓農﹐可以說﹐已成了亞洲球壇最民粹的勢力。我們常以為只有北韓是國家掛帥﹐其實南韓一模一樣﹐而且論其潛在發展﹐甚至猶有過之。假如兩韓統一﹐相信未來的韓國民族主義難免直接挑戰日本、中國﹐成為東北亞隱憂。

南韓足球和民族主義拉上關係由來已久﹐源自1966年北韓在世界盃的出色表現。當時北韓不但在球場上壓倒南韓打入決賽週﹐更淘汰意大利打入八強、僅以3:5反負當時球王尤西比奧領軍的葡萄牙﹐就是國內經濟的GDP數字﹐也同時壓倒南韓。南韓獨裁總統朴正熙為了反壓對手、提昇國民士氣﹐決定讓南韓中央情報局以特務方式發展足球﹐成立「陽光照地」特別計劃﹐挑選20多名球員一邊灌輸「反共愛國」意識、一邊嚴格受訓﹐過程威逼利誘、注射營養劑等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想象北韓會做的﹐南韓都會做﹐像電影的「魔鬼隊」那樣。

計劃並沒有存在太久﹐但徹底改變了南韓足球的方向﹐既培訓了一批精英球員﹐也開啟了國民教育計劃。從那時候開始﹐南韓人習慣了以政治的高度演繹足球﹐欣賞角度極其國家主導﹐無論球員表現如何﹐都吹捧球隊「神奇、頂級、超卓」。慢慢地﹐日子有功﹐南韓足球逐漸成了東亞龍頭、乃至整個亞洲龍頭﹐球場成了南韓民族主義者取得國際優越感的場所。而且﹐足球狂熱見證了、過渡了南韓整個民主化過程﹐讓國家政體改變期間﹐維持了民族的向心力﹐對維持國家穩定大有功勞。

近年來﹐北韓足球已不能對南韓構成威脅﹐加上兩韓關係相對於六十年代已解凍﹐經常有南韓人提出與北韓組成聯隊參賽﹐單純的「反共愛國足球」已不合時宜。為了延續南韓足球民族主義的熱情﹐其頭號對象﹐卻變成宿敵日本。日本殖民朝鮮半島的歷史不但被北韓渲染﹐在南韓人心目中也依然記憶猶新﹐南韓足球水平一直領先於日本﹐就被賦予高度民族性的解讀。2002年日韓聯合主辦的世界盃已成歷史﹐其實南韓申請主辦權時﹐有這樣的決定﹕假如獨自勝出自然要慶祝﹐失敗也要慶祝﹐唯獨被安排和日本共同主辦就取消慶祝﹐可見南韓球壇的反日情緒。近年南韓足球引入西方管理﹐打破論資排輩的傳統﹐其實也希望將風氣擴充到其他行業﹐證明論資排輩的日本模式已不合時宜。

雖然日韓淵源甚深﹐但南韓球員不太流行到日本聯賽﹐情願留在國際關注更少的本國聯賽。目前只有兩名代表隊成員在日本效力﹐上場入球的後衛李正秀就是其中之一。不少西方記者發現﹐在世界盃﹐非洲觀眾會為本國以外的其他非洲球隊打氣﹐明顯有「非洲身份」存在﹐但亞洲觀眾卻不大會為本國以外的其他亞洲國家打氣﹐例如不會有南韓球迷大張旗鼓支持鄰國日本。相信要中國球迷集體為日本高喊口號﹐也不會在可見將來出現。雖然近年日本提出「亞洲共同體」﹐但「亞洲人」的概念尚未成熟﹐這自然與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有關﹐但與南韓的民族主義足球也有一定互動。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

洪都拉斯﹕足球戰爭後的暴力與理性

June 16 洪都拉斯 Vs智利

在世界盃決賽週只是第二次亮相的洪都拉斯﹐對港人來說十分陌生﹐也勾不起什麼集體回憶。但在足球政治史上﹐洪都拉斯卻十分「重要」﹐因為唯一一場直接由足球戰場引發的軍事大戰﹐就是洪都拉斯和鄰國薩爾瓦多1969年的「足球戰爭」。當時薩爾瓦多地主和軍政府結盟﹐由「十四大家族」弄權﹐為解決境內的貧富懸殊問題﹐政府鼓勵農民偷渡到鄰國謀生﹐洪都拉斯是主要目標。這大大加重了洪都拉斯經濟負擔﹐所以洪都拉斯在1969年實行土改﹐將土地直接分配予一般農民。農民當家作主後﹐急於將薩爾瓦多非法移民趕回祖家﹐令薩爾瓦多政府焦慮萬分。加上薩爾瓦多左翼游擊隊蠢蠢欲動﹐要是不先發制人轉移視線﹐恐怕就爆發革命。

在這樣背景下﹐當年兩國恰巧要爭奪墨西哥世界盃中北美賽區最後一席。於是﹐足球就不只是足球﹐球迷也作出了預戰準備。薩爾瓦多先作客洪都拉斯﹐主隊球迷齊集薩國球員住宿的酒店外製造噪音﹐阻止客隊球員休息。到了正式比賽﹐洪都拉斯勝出1﹕0﹐薩爾瓦多球員認為裁判被主隊收買﹐賽後薩爾瓦多球迷擁到球場上毆打球證和球員。到了洪都拉斯作客﹐主隊球迷照樣在酒店外宣戰﹐還組成遊行隊伍抗議洪都拉斯政府暴政﹐這次輪到薩爾瓦多勝出3﹕0﹐雙方球迷的看台混戰更誇張﹐兩名球迷傷重死亡。雙方最後在中立國墨西哥踢附加賽﹐結果薩爾瓦多以3﹕2勝出﹐歷史性晉級決賽週。

閙出人命後﹐洪都拉斯驅逐所有境內的薩爾瓦多人——這本來就是它搞土改的目的。兩國斷絕外交關係﹐半個月後正式開戰。戰爭只持續了六日﹐武器原始﹐都是二次大戰美國用剩的過期產品﹐空軍士兵甚至要掏手拋下炸彈﹐結果雙方各死一千人﹐不分勝負﹐戰事在美國調停下結束。

這並非完全是歷史往事。近年洪都拉斯民主了﹐但軍人干政的傳統依然沒有完全改變﹐去年軍方就發動政變﹐將民選上台但越來越左傾、和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結盟的總統薩拉耶趕下台。近年洪都拉斯的暴力足球傳統同樣沒有改變﹐不久前﹐國內聯賽的打比戰才出現騷亂﹐造成6人死亡﹐洪都拉斯隊長古華拉正是來自肇事球隊之一。今年這隊惹火球隊重回世界盃﹐對其國內治安並不一定是好消息。

然而﹐洪都拉斯的足球水平畢竟在足球戰爭後進步神速﹐和薩爾瓦多呈此消彼長之勢。原因之一﹐正是足球戰爭改變了兩國內部生態﹕雖然兩國軍政府繼續獨裁、後來同步改革﹐但洪都拉斯土改畢竟成功了﹐薩爾瓦多人口壓力則增加了﹐所以薩爾瓦多內戰延續到九十年代﹐洪都拉斯則維持了基本穩定。有了這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洪都拉斯就是在經濟上不一定發展迅速﹐起碼足球水平也逐漸拋離宿敵薩爾瓦多。不同層級的外流球員匯來的外匯﹐從來是中美洲國家的經濟來源﹐洪都拉斯近年一直量力而為輸出球員﹐例如目前有多名洪都拉斯球員在中超聯賽和中甲聯賽踢球﹐儘管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和北京都沒有外交關係﹐而是承認中華民國。正是因為雙方沒有建交﹐不少內地人對洪都拉斯的唯一了解﹐就是來自這些中超球員﹐這對洪都拉斯吸引內地華資多少有幫助。起碼華人對薩爾瓦多的了解更一片空白。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

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

北韓外流球員為何不投奔自由﹖

June 15 北韓 Vs 巴西

世界盃巴西對北韓的比賽﹐焦點自然不是球場上不大存在的技 術較量﹐而是神秘的北韓隊究竟是什麼模樣。北韓打入本屆 世界盃決賽週﹐是其中一支大冷門﹐沒有球迷相信它可重覆 1966年打入八強的奇跡。事實上﹐當我們到北韓期間﹐ 當地依然大力宣傳那場四十多年前對義大利的勝利﹐可見近年北 韓的戰績如何乏善足陳。

北韓隊的最大特色﹐自然是它背後的極權政體如何通過集體主義力量支撐國家隊﹐與及球員如何在精神感召下刻苦耐勞。 據北韓自己宣傳﹐他們的女足比賽前需要到安放已故偉大領 袖金日成遺體的錦繡山紀念宮,每人撮起一把泥土放進一個小口袋出征﹐以示為祖國而戰﹔男足每時每刻如何學習更偉大領袖金正日的主體思想﹐更是指定項目。

北韓代表隊和北韓軍隊是一體兩面。北韓的主力來自人民軍425 隊﹐參加的並非北韓全國聯賽﹐而是北韓軍隊內部聯賽 ﹐而軍隊聯賽水準遠比國家聯賽為高。北韓軍隊實際上是國中之國﹐國家真正的特權階層﹐去年公然接管國家出口,並負責對中國大陸輸出礦石資源,進而直接掌握外匯﹐又負責 監控有能力得到外匯的人。此外,北韓軍方不時調派卡車前往各地的國營農場﹐運走當地收成供部隊使用。這是金正日所謂「先軍政治」的效果。

但我們不能忽視北韓國家隊也有一般人想像不到的「開明」一 面﹐隊內居然有頗多外流球員。他們除了到中國﹐甚至也會在日本和南韓聯賽效力﹐也有球員外流俄羅斯和瑞士。這些國家都和北韓有特殊淵源﹕日本和南韓是世仇兼血脈相連的近鄰﹐中國和俄羅斯是傳統盟友﹐瑞士則是金家政權存放個人資產的世外桃源﹐也是金家接班人金正銀的留學地點。

西方對北韓外流球員何以不「投奔自由」大惑不解﹐以為所有北韓人沒有了國家監控﹐就一定自動變節。其實﹐他們代表了一個「海外北韓革命群體」﹐根本無須逃亡。目前北韓國家隊有多人出生於日本﹐他們在日本就讀親北韓愛國學校﹐ 由於不用親身感受北韓政權種種問題﹐容易產生浪漫化的幻想﹔而且他們隸屬國家特權階層﹐即「更平等」的一群﹐有使用手提電話、接通國際資訊等「特權」﹐收入也無須完全被國家「和諧」﹐可見金正日並非鐵板一塊的呆子。北韓前鋒鄭大世就是典型例子﹕他雙親是南韓人﹐出生於日本﹐就讀北韓愛國學校﹐有南北韓雙重國籍、而自願代表北韓﹐在日本聯賽打出名堂後﹐終於被北韓國家隊徵召。假如北韓政權千秋萬世﹐這類球員在國內﹐倒也衣食無憂。

無論北韓隊本屆表現如何﹐他們的軍方和國際背景﹐都可能讓他們成為北韓未來改革開放的象徵。事實上﹐能令北韓出現 變數的﹐可能正是來自軍方﹕當北韓軍隊有自己的謀生能力﹐特權階級必然出現﹐對國家市場化不一定反對﹐反而只要 兼顧了自己的利益﹐還可能在關鍵時刻出乎意料的支持。就 是北韓變天﹐北韓足球隊有軍事經濟經驗、又有國際履歷﹐ 同樣可以成為「先進」楷模。因此﹐無論為公為私、為名為利、為理想為自由、為金正日還是為自己﹐北韓隊的戰意都無庸置疑﹐將教人眼界大開。

(沈旭暉 - 有線電視 加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