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9日星期一

「朝鮮問責制」的疑惑

【咫尺地球】早前媒體廣泛報道,北韓(朝鮮)主管貨幣改革的官員朴南基,因為改革失敗引起民憤,被金正日作為代罪羔羊,毅然處決。報道一出,各界對「北韓主要官員問責制」的鋼鐵紀律無不震驚,有網友戲謔地建議內地或特區政府效法,評論也對金正日如此重視民意感到不可思議,認為這反映了北韓勞動黨的統治出現變數。

朴南基之死疑團重重

筆者接觸了美國一些長期觀察北韓的專家,卻對上述分析頗有保留,只是他們不願當時事評論員,才鮮有透露觀點予坊間。概括而言,據他們了解,朴南基作為一位77歲的北韓資深老幹部,一直被當作經濟沙皇,重要性從他百多次陪同金正日視察全國各地可見一斑。但原來朴南基過去曾多次被金正日整肅,二人就經濟問題的意見經常不合,金正日每過數年就會把他下放到合作社或其他基層組織,「接受群眾再教育」,然後又把他迎回中央,這成了二人相處的常態。某程度而言,這根本是金正日和高層官員的一般關係,要是朴南基只是因為貨幣政策出問題,金正日只會沿用一慣習慣把他整肅,不會下如此重手。他們對朴南基是否真的死了,甚至也存疑問。

朝鮮民怨沸騰不起來

此外,他們也認為金正日並不會擔心民憤,認為相關報道都是流亡海外的北韓異見人士散佈開來,用來宣傳北韓民怨沸騰。事實上,北韓民怨在目前體制下也是沸騰不起來的,因為當局那互相監控的管治模式依然奏效;貨幣改革引來的不滿,只和計劃經濟更改配給帶來的不滿差不多,不會造成全面崩潰。據這些專家透露,過去兩年北韓農產品大豐收,起碼民心比前數年穩定。

軍方接管出口 成經改前奏?

從上述邏輯推論,假如朴南基真的被處決,也不會是因為貨幣改革,亦不是因為「北韓問責制」發揮作用。能真正刺激金正日神經的,只是他頭號關注的接班人問題。這些專家相信也許朴南基被認為在結黨營私,捲入了金家三子的權力鬥爭,甚或被認為在代表美國或中國利益,這才被借故幹掉。基於這分析,他們認為這案例和北韓經濟政策沒有真正關係,也不能期望在金正日任內有大幅度變革;要是有改變,也只會在接班人身上當作政績工程出現。

無論他們的觀點是否接近事實,筆者一直相信真正能令北韓經濟出現變數的,恰恰是最強硬的軍方。當朝鮮局勢風雨飄搖,軍方去年卻公然接管國家出口,並負責對中國大陸輸出礦石資源,直接掌握外匯,這根本就是蘇聯崩潰前,一些國家資源逐步被私有的翻版,不過前蘇聯的主角不是軍人,而是政府官僚罷了。此後,北韓把海外負責間諜工作的機構與人民武力部的偵察局合併,擴編為「偵察總局」,將之歸入軍方監管範圍,也就是將有能力得到外匯的人都由軍方操控,希望把國家主要資金來源都交予軍方。此外,北韓軍方不時調派卡車,前往各地的國營農場,運走當地收成供部隊使用,據說有時比率抽取高達1/4,與其說這是國家的額外稅收,倒不如說是軍方為增加自己轉型的資本進行的前期工作。當北韓軍隊有自己的謀生能力,特權階級必然出現,對國家市場化不一定反對,反而只要兼顧了自己的利益,還可能在關鍵時刻出乎意料的支持。由於北韓是那麼封閉的國度,我們更不能以正常邏輯閱讀當地的一舉一動。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熱書《中國夢》 與進攻性現實主義

【咫尺地球】最近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出版了《中國夢》一書,引起國際關係學界熱烈討論,香港的出版社迅速製作了繁體版,並邀筆者以數百字放在書內推介。這著作的強烈民族主義、主張與美國直接抗衡等觀點,與本人觀點大相徑庭,按成龍的說法,似乎應該說一句「其實我是拒絕的」。但剔除觀點不論,它使用理論的方式屬一家之言,已值得讀者參考,又確實是應該介紹的。

內地與香港不同,對國際事務有基本關注,原因不單是在於視野問題,也有宏觀背景﹕六四事件後,愛國主義成了中國官方寄予厚望的國家向心力,中國人對國際事務的興趣也愈來愈大。在這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大陣營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都逐漸鞏固了各自對國際事務立場的基本見解,其中前者和民族主義的結盟,成了國際社會格外感興趣的現象。在這背景下,《中國夢》和《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系列著作一脈相承,對內主張建立強而有力、更盡社會責任的中央政府,對外主張公開爭奪世界霸權。這些並不是新鮮事。

稱中美存結構性衝突 倡主動競爭

但相對上述作品而言,《中國夢》保持同一意識形態傾向性之餘,刻意結合學術、市場和現實政治,頗值得研究,無論大家認同其觀點與否。當然,此書對美國、日本、冷戰等理解都有主觀成分,對中國持續發展的隱憂沒有相應着墨,類似沙石可謂不少。但重要的是作者大量引用東西方軍事理論、戰略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來說明為什麼中美結構性衝突不可避免,從而主張主動競爭,教人想起西方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學派奠基人John Mearsheimer。這學派雖然被一般人看作「鷹派」,但理論體系嚴謹,是受尊敬的國際關係學派之一,Mearsheimer本人也是在世的國際關係權威,經常表示自己性格溫和,並不好戰,不過是提出一個理論去維持世界均勢。

《中國夢》作者在上述學派的基礎上滲入不少煽情、宏觀、又是孫子又是孫中山的中國特色,令表達效果和原主義不盡相同,但在興奮地高呼「學習美國、超越美國」、「中美博弈注定是場文明較量」、「大國復興呼喚尚武精神」的同時,還是無異於代表中國學界向社會系統性闡析上述理論框架。在這層面而言,就比《中國不高興》優勝了。

現役軍人高調出書

當然,西方學界對《中國夢》注視,筆者在美國遇到的中美問題專家都在談論這本書,主要還是因為作者劉明福的背景。一方面,他在解放軍的軍銜並不高,只是大校,雖然在國防大學教學,但也不能算是代表軍方;何况解放軍現役將領發表和政府不一致的言論,近年也有不少先例,例如朱成虎的「中國核武反擊美國論」就教人難忘。但另一方面,就是在美國,現役軍人發表這樣的著作,不申報待批也是不可能的,《中國夢》洋洋數十萬字,並非朱成虎那樣可以衝口而出解釋,這也不同十年前轟動一時、被美國視為疑似恐怖主義教材的《超限戰》,那畢竟是由退役大校寫成的。西方評論員多認為,就算《中國夢》只是個人觀點,在這時候如此高調出台,作者四出接受訪問和宣傳,自然是被安排的試風工具,這說法也不無道理。讀者對這本書有興趣,可同時閱讀Mearsheimer的《大國政治的悲劇》,會對相關觀點的理論脈絡有更深了解。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 沈旭暉

2010年3月15日星期一

美國「一、二十後」老人政治

【咫尺地球】當奧巴馬成為美國總統,我們常以為美國人喜歡選出年輕力壯的新世代,其實這是誤會。在美國政壇,老人政治才是常態,因為這是國家穩定的力量,這卻是我們閱讀美國政局時經常忽略的。

目前美國參議院的最資深議員是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Robert Byrd,他生於一次大戰時的1917年,今年高齡92歲,已連任九屆,超過半世紀。月前極具爭議的醫療改革草案在國會表決時,他就是在療養中也不得不趕出來投票,因為那是最關鍵的一票。數年前,還有一名參議員比他年老,那是來自南卡羅萊納州的Strom Thurmond,他2003年從國會退休時高齡100。Robert Byrd表示有意在2012年競選連任,聲稱永不退休。假如他成功連任,又能做滿任期,那時他將會是101歲的老人,將打破一切紀錄。

長者議員比例比政協高

上述案例並非特例,而是美國政壇的常態。在參議院,年過70、80的議員十分普遍,長者比例遠比今天的中國人大政協高;美國人雖然有時在選舉喊出「change」的口號,對此傳統卻十分接受。究其根本,首先源自美國的分權原則﹕當總統任期在杜魯門任內定下以8年為上限,眾議員則要每兩年競選一次,他們的延續性都有限,於是維持政壇穩定的責任,就落在6年才選舉一次的參議員身上。至於延續性的需要,則源自對法案的要求,因為一條法案的通過,往往需時極長,需要一些長期在位的議員監督整個過程。根據美國憲法設計,資深議員的存在,可以避免國會輕率通過一些只顧及即時選民口味的法案,在改變和穩定之間得到平衡。

而上述憲法設計在實質政治運作中又衍生了不少潛規則,進一步加強了現任議員的優勢。以Robert Byrd為例,他固然在本州十分受歡迎,才得以以無敵姿態連任半世紀,一生未嘗敗績,但選民願意選一名逾90歲老人擔任這麼重要的位置,畢竟有違一般人心目中的理性——試想在今日中國,90歲老人就是再德高望重,要當選人大也面對極大反彈;假如司徒華要在香港立法會連任至90歲,無論身體狀况是否許可,也會受到黨內外壓力。但在美國參議院,真正權力除了在投票那一刻,更在於能否掌控具戰略價值的委員會;而這些委員會除了在所屬範圍極具影響力,也是議員籌款能力的最重要憑藉。假如可以成為撥款委員會、司法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等主席,各大企業自然會大舉捐輸到這些議員身上,因為委員會主席可以裁定討論什麼草案,這是草案能否成為法案的最重要關卡,同時這些委員也可輕易調動國家儲備予本州。參議院委員會的選擇權全憑年資,因此掌控重要委員會的,基本上都是老人。Robert Byrd擁有無可挑戰的年資,等同擁有無可挑戰的籌款力,對西弗吉尼亞這樣的小州而言,是極難得的資產;就是有選民對90歲老人的能力質疑,也不會對他為本州的籌款力質疑。除非資深參議員無心戀戰,否則競選連任時,優勢是極大的。

籌款能力論資排輩

順帶一提,在副總統、眾議院議長以後,順序繼任美國總統的第3人,就是最資深的參議院多數黨議員,也就是Robert Byrd。假如明天有飛機撞向華盛頓某處,同時炸死會議中的奧巴馬、副總統拜登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Robert Byrd因為在醫院逃過一劫,理論上,世上最重要的超級大國,就會由一位92歲老人掌舵,說不定會讓一些國家的「20後」政治老人既羨且妒。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3月8日星期一

海地救災與智利救災﹕中國版

【咫尺地球】上周本欄談及美國處理海地地震和智利地震的差異,其實,同一差異在中國身上體現得同樣明顯。海地地震後,中國外交部不但開通24小時專線電話,還派出龐大救援隊伍到加勒比海;智利地震後,中國關心的卻是對銅價和紅酒進口的影響,有內地人捐了100萬元人民幣救災,已被當成國際級的義舉。

救援海地屬履行聯合國義務

表面上,這差異體現了中國作為「盡責任大國」的外交政策﹕不是說援助海地就是責任、援助智利就不是,而是因為中國恰巧有派軍參加聯合國駐海地的維持和平部隊,因此進一步救援海地,也可以算是履行聯合國賦予的廣義義務,何况還有中國公職人員在地震死亡。這樣一來,中國就不是獨自在飾演大國角色,而是在聯合國框架下緊密配合,切入點也符合近年國策。

但我們不能忽視與此同時,背後也許還有其他考慮,例如海地和北京沒有邦交,卻承認台北政府。北京大舉救援海地,很容易把台灣比得相形見絀。這也不是首例﹕數年前,台灣的太平洋邦交國所羅門群島發生排華騷亂,當時也是北京大舉協助僑民,台灣則左支右絀,這騷亂還和兩岸外交競賽有間接關係,國際社會又沒有其他國家有意救援,變相為北京開啟了外交空間。

「救災外交」 打擊台灣拉攏華僑

由此可見,要是說美國的「救災外交學」以在國際社會打擊對手、在內部社會凝聚民心和轉移視線為主要目標,北京的同一學問,就有全然不同的出發點。它的目的也包括打擊對手,不過不是美國,而主要是台灣﹔它也要凝聚民心,但並未發展出利用對外同情來轉移內部壓力的公式,只求在國際華人社會爭取支持。

問題是,上述目標並不能開宗明義。北京不能說救援是為了和台灣比併,這會失去道德高地;也不能說救災只視乎有沒有華僑受影響,這會加強國際社會的警惕。事實上,自從北京奧運期間各國出現以華人為主的「護聖火使者」,西方社會再次擔心當地華僑、留學生的忠誠問題;隨着華僑在各國人口愈來愈多,這早晚會成為中國威脅論的新導火線。因此,中國參與救災的準則是要冠冕堂皇的﹕既要得到國際社會授權或認可,又要符合人道主義,不過由於國力不足以承擔美國式責任,只能以救助華僑為優先罷了。

難主動牽頭 免惹干政嫌疑

上述做法是保險的,但也放棄了不少外交彈性。假如北京的救災外交目標是美國,就不會在一般問題跟隨美國定下的救災級別,而會主動找一些美國忽視的災區大舉救援,例如尼日爾。這樣對中國在非洲的形象是有利的,特別是中國對蘇丹達爾富爾的態度,也讓不少非洲人頗有保留。但要中國主動發起國際救災運動還屬於敏感題目,因為這容易牴觸干涉別國內政的禁忌,並非目前中國外交能作的大動作。

又假如北京希望利用救災影響內政,也可以通過挑選一個特別窮困的印度小鎮來發動群眾募捐,用以宣傳北京發展模式之可取。但這樣一來,中國國內必有聲音說「何不把資源集中在內地其他貧苦地區,除非有華人在印度」——這也是網絡社會經常對中國援助其他國家的質疑。所以,中國國力畢竟尚不能與美國比較,利用國際救援工作進行外交突破或與內政互動,就只能在上述框架之內遊走了。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

2010年3月1日星期一

美國眼中的海地與智利地震

【咫尺地球】智利發生特大地震,場面教人想起末日電影《2012》,網上也流傳種種穿鑿附會的末日預言,因為「8.8級」這個級別,確實容易引起恐慌。單從破壞力而言,這地震遠比月前的海地地震嚴重,但美國政府對兩地地震的反應,卻構成了有趣的落差。

剔除那些具體救援金額和社區籌款活動不談,最具代表性的可算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態度。海地地震後,她曾親自前往災區視察,又決定取消前往澳洲、新西蘭和巴布亞新畿內亞的訪問行程,態度就像是自己國家的一部分進入緊急狀態。智利地震後,她不但決定繼續原定對拉丁美洲的官式訪問,同時又表示未決定是否按計劃前往已變成災區的智利,和處理海地地震恰恰相反。

兩國地震 美反應迥異

當然,兩地地震客觀上有眾多不可比性。海地地震造成的大量傷亡、當地基建的相對落後、該國和美國距離的近在咫尺、美國干涉海地的傳統,都讓華府的關注合理化;而智利畢竟屬於相對發達國家,地震造成的海嘯又屬全球化議題,美國不予以特別處理,也算是情理之中。

但更重要的是,美國處理兩國地震時,同時具有內政與外交考慮。在海地地震一刻,奧巴馬政府民望處於低點,內政外交都沒有得分,急需一個顯示大國氣派的平台,而當民主黨在指標性的麻省參議員補選失利後,政府對海地的關注更成了有效轉移國民視線的工具。在美國,援助海地已變成了社會運動,激起了大眾對第三世界由上而下的感情,要在發起一波類似運動關注智利,幾不可能。

這樣的處理手法,教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對埃塞俄比亞飢荒的舉國動員式賑災。今天我們提起埃塞俄比亞偏見處處,無視這是世界文明古國的事實,原因和美國政府極其成功的救災宣傳息息相關。埃塞俄比亞當時飢荒自然嚴重,但同類飢荒在非洲也有不少,卻鮮有被美國如此重視,也不能讓美國明星集體灌錄《We are the World》。事實上,這飢荒當時被當成是醜聞,因埃塞俄比亞當時由共產黨管治,政府刻意隱瞞災情。當救災變成美國的社會運動,華府就有能力變相確認人民對政府內政外交的支持﹕須知美國人原來對埃塞俄比亞新政權有一定同情,畢竟美國曾支持多年的埃塞皇帝晚年倒行逆施,開罪不少人權人士。同一道理,美國的海地政策常被國內自由派批評,但舉國救災後,美國對加勒比海後院具有特殊責任的理論,又變相得到肯定。

這門學問,牽涉到國家軟權力的建構、硬權力的弘揚,不能否認,美國比中國領先數十年(儘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此一度頗有研究,但那屬於純粹的意識形態宣傳,缺少了美國救災外交的兩面性)。中國鄰近地區常有天災人禍,北京近年也愈來愈積極參與國際救援工作,但工作卻鮮有變成群眾運動,除非救災的對象是台灣。結果一方面,內地網民經常批評政府胡亂花錢為人救災;另一方面,中國付出了,卻往往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回報。假如是美國決策者管治中國,也許早就挑選數場不為人知的印度天災動員全國,而不會跟隨國際大隊關心南亞海嘯對泰國的影響。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