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3日星期四

「金正恩火箭」Vs「金正日火箭」:北韓外交的演化

【咫尺地球】北韓領袖金正恩上任後第二次發射「衛星火箭」(西方普遍視為導彈),發射總次數已追平在位17年的父親金正日:此前北韓分別在1998年、2009年發射光明星1、2號,每次都激起區域震盪。但金正恩的火箭並非單純的蕭規曹隨,卻顯示了與父親頗為不同的戰略思維,也反映了北韓外交正出現的微妙變化。

向國際通報的「盡責任大國」?

昔日金正日發射火箭時,一般不會按國際規定,對世界各國提前通報,也不對民航組織、海事組織、電訊聯盟等通報;進行核試時,有時更連最重要的盟友中國也不予通報。對金正日來說,這是捍衛北韓獨立自主、「主體思想」的體現,也是保留迴旋空間的做法,但代價是被國際社會批評為「流氓政權」,因為在現代國際關係,讓鄰國有時間準備萬一出現的發射意外,乃國家基本責任。

金正恩的火箭則相對少了「驚喜」,今年4月發射失敗那一次,事前對國際社會有充分通報,而且據說美國早在數月前就獲知會(反而中國知道得較晚),還邀請國際媒體觀察。今次雖然少了即場記者,但射前也是及早公告天下。所以金正恩振振有詞,說自己的發射具高「透明度」,只是捍衛「和平使用外空的權利」(這也是北京認可的說詞),北韓已成為一個盡國際責任的「大國」。這反映金正恩雖然可能繼續進行(包括核試在內)的其他演習,卻沒有作出全盤挑戰國際秩序的姿態,而是暗示了願意加入國際體系的態度;前提,當然是要國際社會正式接納北韓為軍事強國,從而自保。

「射前外交」與「射後外交」

基於這是預先張揚的火箭/導彈,金正恩的「火箭外交」重點是「射前期」,而不是金正日的「射後期」。在這次「射前期」,北韓與四個重要國家美國、日本、中國、南韓的權力交接,都產生了互動。一方面,雖然北韓希望南韓再出現昔日的「陽光政策」,但相信也不會天真得認為發射火箭,就能「震懾」南韓、日本的強硬派,讓選民不敢投他們一票;兩國強硬派從中受惠,才不令人意外。但在過程中,北韓宣示了能力和動機,去影響鄰國的內部事務,這就增加了日後和兩國不同黨派討價還價的籌碼。

另一方面,針對中、美,北韓事前有沒有單獨知會發射的詳情、又或以甚麼方式知會,都是建立外交默契的支點,既可以名正言順和美國開啓秘密談判,也可以讓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欠下人情。例如上回金正恩及早知會美國,可以測試美國接受新政權的底線;這次及早知會中國,回應了南韓不久前發射的羅老號火箭、以及美韓的導彈協議,則增加了北京和華府較勁的本錢。金正日的慣常作風卻是先製造既成事實,再觀察各國反應,隨機應變是否談判、合作,從中爭取北韓的最大利益。

火箭射向內部既得利益集團

對金正恩而言,要是不斷發射火箭都失敗,自然會影響自己在軍隊的威信,反而金正日權力穩固,就是失敗,也不會產生根本影響。既然如此,為甚麼金正恩還願意冒險,在預先張揚的前提下,在一個「先軍政治」管理的國家,進行有可能失敗的發射,而不怕軍方暗裡嘲笑?

其實答案很簡單:無論成功與否,唯有直接指揮火箭發射計劃,才是金正恩調整軍隊內部人事編制的最有效方法,否則老是以「在金正日國葬期間行為不檢」一類理由整肅高層,更難令元老心服。外間難以核實目前北韓軍隊是哪些將領掌權,只知道金正恩上台後,已清洗了好一批軍方領袖,據韓聯社透露,北韓軍方的三成高層已被撤換。北韓目前沒有戰爭,軍隊又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唯有通過發射火箭/導彈的過程(由籌備到發射需要好幾個月),金正恩才可以調整這個集團的內部利益分配,而且要是發射成功,還可以提拔功臣;要是失敗,也可以整肅「內奸」。論及發射火箭的內部誘因,金正恩自然比父親更有迫切性,儘管這發射的慾望,只在他一人身上存在。一面宣示改革開放、有意融入國際社會,一面更高調顯示硬實力,這就是八十後掌權的北韓外交了。

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

《流亡舞影/Fundamental》:香港的雷尼耶夫

八十年代是香港樂隊組合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除了著名的Beyond、太極、草蜢等,還有一隊六人民歌組合Fundamental。這組合由當時的學生組成,於1990年解散,成員只有陳光榮現在還活躍樂壇,相信不少那些年長大的人,也可能把他們遺忘。但Fundamental卻有一首香港樂壇少見的國際題材作品《流亡舞影》,有潛力成為午夜音樂節目的經典,而這首歌講述的芭蕾舞天王雷尼耶夫(Rudolf Nureyev),更是值得新一代認識的經典人物。

歌詞的一句:「他在國家雖被欣賞,但是創不了新的舞步;他為理想轉換身份,潛逃往一個西方國度」,基本上是雷尼耶夫前半生的寫照。他的「國家」自然是蘇聯,但也可以說是「韃靼」:韃靼人居住的地方被俄羅斯征服後,變成蘇聯的自治共和國,但一直離心甚強。蘇聯解體後,其中一個韃靼的國度「韃靼斯坦」(Republic of Tatarstan)宣佈獨立,後來與俄羅斯聯邦簽署特別的加盟條約,成了俄羅斯境內最高自治度的地區,幾乎和香港相若;韃靼斯坦旁邊有另一個韃靼人的國家「巴什科爾托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Bashkortostan),也就是雷利耶夫的祖家。雷利耶夫繼承了韃靼人的叛逆天性,極有藝術天份,而拒絕跟隨規則,成了蘇聯藝術界的麻煩人物。

雷尼耶夫成長的背景是冷戰高峰,蘇聯人一般不能自由出境,但雷尼耶夫每次外出演出都與當地人交往,令KGB特務大為緊張。有歷史學家考證出雷尼耶夫戀上一名東德男芭蕾舞員,決定為愛情投奔自由,也有人相信是他自覺同性戀身份會不容於蘇聯而出走,反正他和政權的關係越來越差,據說KGB已有暗殺或虐打他的計劃。1961年,他在法國演出期間戲劇性變節,投向資本主義陣營,成了冷戰轟動一時的國際新聞,也成了西方的最佳宣傳品。雷尼耶夫一離開蘇聯,就拍攝了一輯藝術裸照,宣示與舊時代的決裂。在蘇聯,他的名字也成了禁忌,「轉換身份」,在家鄉變成一筆勾銷。

在此後三十年,雷尼耶夫在西方發熱發亮,「延續了激情,並懷著至誠」,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與女芭蕾舞蹈員馬歌芳婷(Margot Fonteyn)成了夢幻組合。在藝術史,他是改造歷史的人物,以往芭蕾舞是女舞蹈員的世界,有了雷尼耶夫,男芭蕾舞員才得以改變只負責托起女伴的「女上男下」既定形象,一躍而成平起平坐的夥伴。雷尼耶夫也打破了古典芭蕾和現代舞、西方藝術和俄羅斯芭蕾的界限,這固然有冷戰時代西方「統戰」的需要,但更不能抹殺他個人的巨大功勞。當然,雷尼耶夫的「激情」不單在舞台上,也同時在人生態度上顯現:一方面他對友人十分熱心、慷慨,另一方面他儼然沙皇,對舞步跳錯的舞蹈員會隨手送上一記耳光,台下也要擺上架子,例如會以沒有人侍奉為由拒絕進食自助餐。

《流亡舞影》假定雷尼耶夫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仍醉心芭蕾舞蹈,但是這雙腳今天已粗糙衰老,望著舞台,望著佈景,埋藏往昔夢想,他雙眼充滿著仰望嘆息」……某程度上,這是事實:舞蹈員的黃金歲月自然是四十歲前,而雷尼耶夫到死也不言休,晚年自然不能駕馭高難度動作,令慕名前來的粉絲大失所望。但雷尼耶夫早已脫離了表演者的層次,除了承擔各種幕後角色,也在冷戰結束前後飾演東西和解的橋梁,其實一點也不寂寞。他獲戈爾巴喬夫准許入境探望垂死的母親,是冷戰後期和解的里程碑之一,而冷戰結束後他回到俄羅斯演出,更是史詩式的情節。《流亡舞影》推出時,雷尼耶夫還健在,但數年後的1993年,他就辭世,死因是愛滋病。他與同樣死於愛滋病的法國哲學家福柯一樣,早期根本拒絕承認這是疾病,成了同系列死於這新絕症的名人之一。

今天再聽這首20年前的香港流行曲,難免驚嘆於當時的國際視野,似乎當年的大學生組合和今天的頗為不同。不過《流亡舞影》的詞還是流於表面,只介紹了「藝術生命短促」的慨歎,而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藝術人、文化人的共同話題,卻忽視了「流亡」這個元素,政治觸角似有不足。事實上,除了第一句歌詞,雷尼耶夫的獨特身份就完全不發揮作用。正如蘇聯芭蕾界中人所言,雷尼耶夫在西方獲得的成就,根本不可能在共產蘇聯得到,不過這不單是因為在那裏「創不了新的舞步」,也不單是因為他同性戀者的身份、個人主義的傾向不容於蘇聯,而是因為西方的宣傳機器刻意浪漫化雷尼耶夫的故事,各國機構也願意有意無意的配合,才足以造就一個傳奇。若說雷尼耶夫有何嘆息,除了藝術界的「時不我與」,性別定位的掙扎,是否還有做了冷戰棋子的無奈?這情緒,又有哪位香港填詞人能刻劃?

沈旭暉 Meta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