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8日星期五

模式無可破解? 俄羅斯新聞工作者遇襲的啟示

筆者撰寫國際關係欄目,源自《明報》國際版的十年專欄,第一位邀請本人寫文章、並一直在業界內外指導的,正是日前遇襲危殆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先生。筆者衷心希望他早日康復,實在對這類襲擊在香港出現感到震驚。這時候,不禁令人想起上月在一個電影座談會評論的紀錄片《普京之吻》,以及其講述的俄羅斯新聞工作者遇襲案例。這自然不是說目前香港和俄羅斯有任何可比之處,但彼邦情況確值得思考,因為它顛覆了不少朋友一廂情願的良善想像。

案件主角卡申(Oleg Kashin)是俄羅斯記者,曾在多家媒體工作,以針對俄羅斯權貴的偵查報道為人熟悉。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晚,他在社交網站上載了自己背誦俄羅斯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保護新聞從業員免受暴力襲擊」的權利數小時後,於住所外被兩名男子襲擊至重傷,全身骨折(包括頭骨骨折),當地警方列為意圖謀殺案。

由於卡申是知名人士,案件轟動全國,新聞工作者、自由派、社運人士連番示威,當時的總統梅德韋傑夫罕有地高度重視,下令調查機關將之列為「特別管理案件」,「必須將兇徒繩之於法」,但至今仍未破案。

卡申案有什麼啟發?

一、大家經常以為行兇需要動機,廣義上是的,但狹義上「動機」不一定需要是很具體的某件事得罪了人。像卡申,他每一篇報道都可能樹立敵人,但每一篇報道也好像不足以「致命」。然而,客觀效果是,沒有清晰動機的案件,會帶來更大恐慌。假如俄羅斯人知道卡申某篇報道惹禍,日後下筆畢竟知道了「紅線」所在;但不知道哪裏是「紅線」,就會各自猜度,而猜度又永遠沒有答案。假若要從製造恐慌指數的出發點計算「成本效益」,這會更「划算」。

二、根據環境證供,不少人深信這是普京打壓言論自由的舉措之一,與連串其他事件聯繫在一起。惟自行推論兇手、指向親普京外圍組織,不一定令政府公信力受損,反而會鞏固親政府陣營的支持,令社會對立。普京畢竟民望甚高,他的支持者認為反對派,甚或卡申本人暗示是親普京青年組織「納什」(Nashi)所為並不公允,反而激起對政府的同情。Nashi的領袖則多次要求對方要是提不出證據,必須還他公道。結果黑白分明的兇案,又變成二元對立的格局。

除了無奈 還是無奈

三、俄羅斯政體本身不能說不民主,群眾對案件遊行譴責、媒體廣泛報道及總統親自關注(相信梅德韋傑夫是真心的),這和一般威權國家的維穩模式完全不同。俄國人不像昔日共產政權下的群眾,不會具體感覺到有什麼權力被剝奪,因遊行示威簽名抗爭都出現了,最高領導人也是有誠意的,甚至國際媒體亦已高度關注,「可以做的都做了」,不會根本否定這個政體。

四、俄羅斯的反政府聲音始終獲容許存在,總有一些立場激進的反對派代表高調發聲,咒罵普京的網站也不會被封,成為親普京團體反駁沒有言論自由的鐵證,一般人不會明顯感覺新聞自由被收窄。普京的支持者反而相信,把卡申案「政治化」是反對派受西方指示製造事端,而有這種想法的並非少數,畢竟俄羅斯社會普遍對新聞工作者缺乏尊重,更沒有將之奉為烈士或義士歌頌。

據國際記者聯盟統計,一九九三年以來,俄羅斯共有三百一十五名新聞工作者被殺或失蹤。這自然不可能全是巧合,亦不可能一律與親政府組織無關,卻也不可能一律是同一黑手所為,或不可能沒有其他因素渾水摸魚。卡申本人則幸運地康復了,雖然繼續報道俄羅斯政治,但已走到瑞士定居。

俄國新聞工作者除了無奈,還是無奈。心裏明白,要破解上述「模式」,理想主義做不到,因為連普京的支持者也在同一說「譴責暴力」、「支持民主」話語;激進主義做不到,因為一般民眾不會認為體制有根本問題;靠國內法治做不到,因審案一切依足法律程序處理;靠國際監察也做不到,因為愛國教育下的俄羅斯人先天不信任西方媒體,後者介入反而有反效果。那他們可以怎麼辦?不知道。

2014年2月27日星期四

國際關係的視角:香港失去APEC財長會議主辦權之謎

香港政府在毫無徵兆下宣布,原定本年九月在港舉辦的APEC財長會議「被取消」,改為在北京稍後舉行。香港各方多認為與北京避免「佔領中環」同期出現、喧賓奪主有關。

對這說法,筆者頗有保留,似乎它頂多是「一籃子」因素之一。現在北京要展現「中國夢」,發展經濟之餘,也要在戰略層面顯示硬碰硬的決心,大改東海、南海政策,假如說為了一個停留在口頭階段、規模未明、時間未明的地區事件去逃避,這是示弱,並不符合政策方針。

何況去年九月公布香港主辦財長會議時,佔中已醞釀,幾個月來的聲勢亦不覺明顯加強。港澳協調小組要是如此研判,無疑是暗示無力控制局面,同樣不符政界潛規則。

說到底,北京讓香港承辦財長會議,不可能是輕率的決定,早在決定公布前,港府內部已知悉。那究竟在幾個月內,出現了什麼變數?解鈴還需繫鈴人,一切還得從香港參與APEC的本質談起。

與港參加APEC本質有關

由於APEC成員不是「國家」,而是「經濟體」,香港才得以和中國、台灣同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加入。APEC雖然規定所有成員輪流主辦年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媒體俗稱的「峰會」),但香港和台灣加入的備忘錄列明,不能承辦這層級的會議。其他APEC部長級會議通常亦由該年主辦國承辦,所以港、台要辦任何APEC會議頗不容易,除非中國在主辦年刻意「關照」。中國上次主辦APEC峰會在二○○一年,地點為上海,而上海不會考慮讓「宿敵」香港分流,所以本年原是香港首次有辦APEC會議的機會。

然而,在北京決定讓香港主辦財長會議後,除了佔中繼續醞釀,在北京眼中的國際層面,「香港 —APEC關係」還有下列微妙發展:

一、去年九月到現在,中港矛盾不斷激化乃客觀事實,這卻可能無意中觸及香港在APEC的地位。香港得以參加APEC,因為她是「獨立經濟體」,財政獨立、關稅獨立,各國因此給予不同於內地的經濟政策。

但假如兩地經濟不斷融合,雙邊貿易不再是國際貿易,港元被人民幣取代,內地企業不斷利用香港「走出去」卻不守相關法規,其他國家早晚會質疑香港的「獨立經濟體」身份,不少東南亞學者私下特別對大中華地區「一國三票」感到有問題(而且澳門也躍躍欲試要加入)。若「別有用心」的國家循這思路,在APEC借題發揮中港矛盾,或會動搖中國借助「經濟體」拓展國際空間的策略。

二、香港原來希望在會議宣傳「香港就是人民幣離岸中心」,但北京愈來愈傾向從「不安分」的香港手中分散上述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行政院剛進行「法規鬆綁檢討」,目的也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新加坡也有同一意願。財長會議不再在港舉行,暗示中國覺得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被取代,而同類待遇給予台灣,可能「統戰效益」更大。

三、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上月歷史性訪問大陸時,台灣媒體不斷就「習馬會」吹風,認為馬英九應在北京主辦APEC時和習近平見面。雖然北京傳出可能性不大(APEC規定台灣只能派部長級官員參與領導人峰會),但台灣官員出席北京主辦的APEC,依然充滿政治可塑性。

歷史上這從未發生,因為台北主辦不了,而上次上海主辦時,台灣是綠營執政,陳水扁政府乾脆杯葛了事。要是香港「小事」搶了兩岸「大事」的眼球,北京會認為是本末倒置。

四、去年十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利用APEC峰會的機會,「成功爭取」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面談,雖然規格被矮化,但畢竟開了頭。假如菲律賓一年內不道歉,港人對下次峰會自然有更高期望;一旦菲律賓財長來到香港開會,香港官員必會被期望對其施壓,作為東道主乃避無可避。但假如當時北京對菲政策是「拉」不是「打」,香港對菲民情卻可能壞事,而南海局勢數月來瞬息萬變,北京自然不希望有其他不可測性在境內出現。

這些因素個別衡量,都不足令北京戲劇性改變政策,一籃子放在一起,卻可能令北京發現:在香港舉行會議對中央政府沒有什麼好處,卻可能有國際層面的風險,縱然風險不太大,但既然港人對「中央關照」不感恩,「何必為他們讓自己添煩添亂呢」。

無論北京真正心態如何,這次香港失去主辦權的客觀效果,可能遠比輿論此刻能預測的深遠。一些朋友認為「不辦就不辦,不稀罕,樂得省錢。」然而,香港與內地城市的不同,相當部分也在於其國際地位。曾俊華月前說:「籌辦今次會議,可向各與會財長及官員介紹香港金融業的最新發展及合作機會,有助鞏固及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文匯報》來論上月依然道:「這將是香港打造國際會展中心的一個里程碑性質的事件,也是近年來國家從外交層面支持香港的一項重要成果,定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展望未來,相信中央還會繼續有針對性地加大外交『挺港』,幫助香港以更加自信、活躍的姿態在世界舞台上展示獨特風采。」

把這些美言倒轉來讀,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普京的「四環」:俄式幽默的背後

在索契冬季奧運會(冬奧)閉幕禮中,俄羅斯故意重演開幕禮的雪花燈光表演失誤,讓舞者排出「奧運五環變四環」的造型,再把第五環張開,宣示完美結局。這一自嘲和自信的表現,贏盡世界各地媒體掌聲,連對今屆冬奧高度犬儒的主流西方媒體也一致讚好;圖片在筆者Facebook(fb)專頁張貼二十四小時內,就獲得近四千個「Like」。索契冬奧創作總監甚至製作了「四環Tee」,笑說這會成為冬奧的非官方標誌,對比起失誤後網傳他因此「被處死」的惡作劇謠言,更顯出胸襟。

但讚賞過後有兩個問題是必須問的。首先是開幕禮的失誤,對俄羅斯人來說只是小事一樁,當地電視台甚至以錄影版本呈現本國人前,知道這事的也大多認為是西方媒體刻意找碴、小事化大。

那麼在閉幕禮重提舊事,俄羅斯人有什麼感覺?答案很簡單:雖然他們在新聞網站也有肯定這幽默,但並沒有過度吹捧,而是對冬奧克服重重難關並圓滿結束感到高興;焦點完全不在四環或五環這樣的「大事」,而在於證明自身實力、無視世界偏見的揚眉吐氣。

兩手政策獲高企民望

另一個問題是,假如同類情況在美國出現,美國人又會怎樣反應?相信奧巴馬一定不忘在公眾場合「抽水」,再把照片放上他的fb和Twitter「呃Like」;而相關創作總監則會得到大量主流媒體專訪,身價百倍。但在俄羅斯,普京沒有為「四環事件」這層次的事說過話,他在冬奧結束後的講話重點,卻是提醒世界「在索契搞冬奧確有風險」,但是俄國諺語有云「不承擔風險就飲不到香檳」,暗示他戰勝了西方偏見。

換句話說,「閉幕四環」的幽默,對外與對內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對外,是向西方展示「這我們俄國人也懂」的氣派、提升俄羅斯軟實力;對內,卻是反諷西方對索契冬奧的偏見,從而激起愛國熱情。

如此兩手政策,一直是普京民望高企的原因之一。雖然西方媒體不喜歡他,批評他獨裁、好大喜功,但他在西方媒體手中得到「強人」、「懂權術」、「治國能手」等形象。此形象傳回國內,民眾剔除了西方「偏見」,普京就是完人。這效果不是憑空出現的。近年,俄羅斯積極聘請西方公關顧問公司「打造形象」,在美國的有Ketchum,在歐洲的有Ketchum子公司GPlu等。這些公司都有前政府或企業高層坐鎮,深明西方政商界潛規則。據路透記者沙利文(Andy Sullivan)調查發現,這些公司確有「做實事」,因此雜誌Outdoor Life會配合普京喜歡自我宣傳的戶外運動健將造型,和他作獨家專訪,並問出「你是否政界最酷的男人」一類「問題」;《時代雜誌》選出普京為風雲人物;《紐約時報》也會刊登普京「政論」,在美國的地盤批評華府之敍利亞政策。不過,普京比這類公司一般顧客都聰明,他從來明白「形象」只是要增加人氣,而不是要被西方價值觀牽着鼻子走;而得到西方輿論注視後,他卻要在國人面前顯得渾不當一回事。這種和西方文化周旋的手段,是俄羅斯數百年鬥爭經驗累積而成,比要麼盲目崇洋、要麼盲目排外的兩極情結,確實有所超越。

2014年2月25日星期二

大獨與小獨: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韃靼脫離克里米亞?

當克里米亞俄羅斯人思考是否要藉機爭取更大自治、脫離烏克蘭獨立,或回歸俄羅斯之際,其實轉過頭來,他們也給其他人牽制,那就是克里米亞韃靼人。

克里米亞韃靼人出現在當地的淵源,可追溯至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西征建立四大汗國,其中拔都建立的欽察汗國進行內部分封,輾轉衍生了一系列子國,包括克里米亞汗國。這個汗國延續到一七八三年,遠比成吉思汗家族、其後人及附庸建立的其他汗國長命,原因之一是克里米亞韃靼人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興起後,願意成為其屬國,並成了伊斯蘭世界對抗東正教文明的橋頭堡,也算是一個區域大國。

換句話說,克里米亞韃靼人「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大敵,不斷和莫斯科打仗,強盛時甚至會定期到烏克蘭或俄羅斯本部,捉拿斯拉夫人作奴隸貿易。俄羅斯強大後,克里米亞汗國被滅,境內韃靼人變成俄羅斯境內的少數民眾,但由沙皇時代到蘇聯時代,都依然被當作眼中釘,到了二戰期間全體被史太林流放,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可謂變相種族滅絕,雙方可說仇深似海。

韃靼歷史悲壯 頗獲國際同情

自從烏克蘭獨立,克里米亞韃靼人作為當地原主人,終於被准許從中亞流放地回家。雖然他們的人口不再是多數,但也佔了今天克里米亞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而且因為歷史悲壯,得到頗多國際輿論支持,不少西方人覺得欠他們一個公道。

無論克里米亞俄人要獨立也好,回歸俄羅斯也好,當地韃靼人都會比烏克蘭人更反對,韃靼人領袖已稱利用目前亂局「分裂烏克蘭」是「叛國」行為。其實,克里米亞韃靼人歷史上和烏克蘭人也有不少恩怨,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弱勢的烏克蘭政府比強勢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容易應付。

雖然韃靼人口少,也沒有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內部的自治區,但有烏克蘭政府承認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大會」(Mejlis of the Crimean Tatar People),作為克里米亞韃靼人「忽里勒台」的主要機關(「忽里勒台」是昔日蒙古推舉大汗的編制)。該機關曾宣布為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主權代表,有自己的旗和歌。雖然它只有代表韃靼人向國際社會、烏克蘭中央政府和克里米亞自治政府反映意見的功能,但也曾被克里米亞親俄政客以「活動違憲」為由要求取締。

克里米亞韃靼人還有流亡各地的同胞作後援,他們雖然不一定需要獨立,但都希望捍衞自己的身份認同、爭取自己的家園。

假如克里米亞俄人真的走出這一步,理論上境內韃靼人同樣可以爭取「獨中獨」,要麼留在烏克蘭,要麼建立另一個自治共和國,總之不會願意回到俄羅斯手上。

當然,由於他們沒有佔當地人口多數的聚居地區,要發起上述行動,操作上頗為困難。然而,若果克里米亞問題只是俄、烏爭議,國際社會始終難以干涉,就像九十年代的多次危機,都是由兩國高層直接解決,鮮有克里米亞人民的角色。但有了韃靼人這個少數族裔元素,反而令國際社會多了保護少數族裔、多元文化的責任,有了關注的空間,令局勢更加複雜。

2014年2月24日星期一

克里米亞會脫離烏克蘭嗎?

烏克蘭亂局發展下來,除了東部親俄派、西部親歐派不斷角力,還有一個定時炸彈,就是烏克蘭唯一的自治體 —「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假如烏國中央政府對形勢失控,或親俄派在政爭中大敗,都可能令克里米亞走自己的路。克里米亞歷史上赫赫有名,不少重要戰役都發生在這個黑海海岸的半島。護士南丁格爾就是在百多年前的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以「克里米亞的天使」成名;納粹德國希特拉進攻蘇聯,亦以被佔領的克里米亞作為進攻基地,並得到若干烏克蘭支持者,亞努科維奇高調批評「極右」口號出現在群眾集會,也是希望借古諷今。

俄人二戰後一家獨大

然而,那都是歷史了。在今天的烏克蘭,雖然整個東部都算是親俄區,但真正由俄羅斯人佔多數的,就只有克里米亞。在那裏俄裔人口佔六成,莫斯科影響力在新聞、電視、音樂等每一個生活層面,均無處不在。克里米亞俄裔領袖一直認為,這半島歸屬烏克蘭,只是歷史的誤會。他們目前只是勉強妥協,到了適當時機,自然要算算賬。這是因為蘇聯成立初年,克里米亞原來有自己的「蘇維埃自治共和國」,隸屬俄羅斯聯邦,人口佔多數的除了俄羅斯人,也包括昔日「克里米亞汗國」遺留下來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在這階段,莫斯科已推動克里米亞「俄羅斯化」,但成效相對緩慢。轉捩點出現在二戰,當時史太林以克里米亞韃靼人與納粹合作為由,把他們全體流放到中亞、特別是烏茲別克斯坦作懲罰,然後直接廢除「克里米亞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將之變成俄羅斯聯邦一個省。從此,俄羅斯人在克里米亞半島就一家獨大,最高峰時一度佔人口七成多,「俄羅斯化」以最極權的方式,宣布完全成功。到一九五四年,蘇聯決定將克里米亞轉移給烏克蘭,表面是向烏裔宣示友好,「紀念俄烏結盟三百周年」,其實是讓這個俄裔主導的地區牽制烏克蘭,逐步也將烏克蘭俄化,類似行為也出現在其他加盟共和國身上。到蘇聯解體,克里米亞順理成章成為新獨立的烏克蘭一部分,境內俄羅斯人自然不滿,也擔心烏克蘭出現極端民族主義,對他們秋後算賬。於是克里米亞一度興起獨立運動,也有主張「回歸」俄羅斯,後來在重重角力下,烏克蘭成立「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讓當地高度自治。蘇聯著名的黑海艦隊,以克里米亞為基地,也被一分為二,但克里米亞俄人心理上還是得到俄羅斯保護,相信這是非常時期的立國或回歸王牌。

克里米亞問題原來在葉利欽時代已解決,但在顏色革命後,俄羅斯意識到烏克蘭也不那麼可靠,於是再次加強和克里米亞的特殊關係。

例如年前莫斯科向全體克里米亞俄人發放俄羅斯護照,引起「雙重效忠」問題,就激起烏克蘭強烈反彈。這案例就像在格魯吉亞搞獨立的「阿布哈茲共和國」和「南奧塞梯共和國」,乃至在摩爾多瓦搞獨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都得到俄羅斯保護,年前莫斯科更索性正式承認前兩國獨立,令克里米亞有了仿效的打算。要是烏克蘭的親俄中央政府被推翻,乃至陷入分裂,克里米亞俄人就可以說「一九五四年領土轉移的基礎再不存在」,當地領袖目前已開始放話了。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假如西烏克蘭宣布獨立

對於烏克蘭,香港人想起的多是足球或美女,但日前於首都基輔獨立廣場的示威及血腥鎮壓,卻被網民瘋傳;有人看到利沃夫「獨立」及烏國人民「勇武抗爭」而感到振奮;有人因為烏國最終還是逃不了大國霸權的悲劇感到神傷;有的卻可能只因為反對派拍的短片而加入廣傳行列,曾被喻為歐洲糧倉的烏克蘭,是否再次成為俄羅斯、歐盟及美國政治角力的「食物」,還是示威背後有着其本土精神?歐盟最近終提出制裁烏國,總統也願意提前大選,局勢是否就此穩定下來?本周專題帶大家來到這個地帶政治的核心國家,思考鎮壓以外的其他啟示。

西烏克蘭的反對派據點利沃夫宣布脫離中央,會否是烏克蘭全面分裂的先聲?十年前,筆者曾寫了一篇關於烏克蘭的評論《撕裂烏克蘭、延續反恐戰》,不是說有玄學家的先見之明,只是烏克蘭東西分裂的苗頭出現已久,其相關背景,先不重複。現在不妨問一個問題:假如西烏克蘭真的宣布獨立建國,又會怎樣?

首先,國界的爭議,就幾乎不可能解決。烏克蘭不是聯邦制國家,除了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擁有清晰的自治範疇、權限,「東烏」、「西烏」都只是約定俗成叫法。雖然西烏克蘭不少領土是在斯大林時代兼併所得,然而若要具體劃界,哪裏是親俄文化圈的「東部」,哪裏是親西方文化圈的「西部」,並沒有完全客觀的中線劃分。


邊界難分 易惹糾紛

要是烏克蘭24個州、兩個直轄市都要公投歸入「東烏」或「西烏」,州以下的單位有不同意見,也可以再搞公投。要是「西烏」成立民兵,佔領半壁江山,再在控制範圍內一次過表決獨立,那就是曠日持久的全方位內戰。當歐盟和俄羅斯都已成為既得利益者,也不存在有份量的其他調解人,屆時局勢不一定像敍利亞慘烈,卻恐怕連南北塞浦路斯分治的相對和平也做不到。

由於俄羅斯極不願意承認「西烏」獨立,「東烏」卻是原來的中央政府,擁有聯合國席位,「西烏」的國際空間會十分有限,就像科索沃那樣。目前持有科索沃護照的人,根本不能進入俄羅斯,去年就有科索沃球員因此不能進入莫斯科踢歐聯。「西烏」畢竟和「東烏」、俄羅斯交往密切,面積和人口亦不能和科索沃相提並論,要是這樣一個中型國家長期處於非正常狀態,對人民心理和國家發展都極為負面。

何況「西烏」獨立了,會否變成一個天主教國家?這又是一個危機。「西烏」一直是「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大本營,這次宣布分治的利沃夫,原來就是其大主教教座所在地。這教會聽命於梵蒂岡的羅馬教廷,和烏克蘭最多人信奉的東正教形成對立,卻在海外烏克蘭僑民當中得到較多支持。問題是東正教在「西烏」依然有一定影響力,一旦「西烏」獨立,宗教問題可能更為突出,連內部和諧和共識也難達成。

當「西烏」立國,沒有了俄羅斯支援,自然更希望加入歐盟。但要達到入盟的客觀準則,不是一天就辦到的事。歐盟並非要真心援助西烏克蘭,只是以此牽制俄羅斯,隨時以「俄羅斯問題」為由拖延「西烏」入盟。烏克蘭經濟重鎮都在較富裕的東部,「西烏」則以農業為主,一旦「西烏」真的入了歐盟,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會否「微調」補貼,也值得關注。可以想像的是,俄羅斯可能對「西烏」貨物實行保護政策,更可能不再以優惠價提供能源給「西烏」,都會令「西烏」經濟百上加斤。不是說和歐盟整合不可能帶來出路,只是在得到新經濟定位前,「西烏」獨立初年的經濟水平,可能比現在更差,其他社會民生問題也不易解決。


先建聯邦 才是王道

更令人憂慮的,是目前無論是烏克蘭中央政府、還是反對派陣營,都已用到「恐怖分子」、「反恐」一類字眼加諸對方,這是極不健康的徵兆。假如兩地民族主義被挑起,都以此鞏固政權,伴隨而來的自然是找內奸一類行動,再繼而出現大規模人口轉移,這在東歐歷史曾反覆出現。這樣的折騰,需要更長時間讓社會回復常態,治安亦很可能變壞。

說了那麼多,是否「西烏」一定獨立無望?不是的。是否應爭取獨立,是「西烏」人自己才能決定的問題,但真的決定爭取,在目前國際格局,只會有上述後果。符合國際遊戲規則的獨立方式,應是先掩飾自己的獨立訴求,找一個面目模糊的中性候選人參選總統,贏了大選,然後以中央身份推動聯邦制,讓「東烏」、「西烏」分別享有克里米亞那樣的自治共和國地位,鞏固了邊界,確立了政治、經濟模式,再不斷修憲,最終和平分手。過程當然依然困難,但起碼是王道。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

「港獨恐怖主義」和「反港獨恐怖主義」機會均等

昨天談及國際關係學者丕平的著作,能否協助雷鼎鳴教授論證「港獨會否成為恐怖主義」。除了已談及的三點問題,還有四點補充:

四、丕平列出的會搞自殺式襲擊之疑似恐怖組織,究竟有什麼共通點?假如說都有分離主義訴求,那為什麼其他分離主義組織沒有發展成恐怖主義?關鍵是丕平關注的泰米爾之虎、哈馬斯等六、七個組織,都是戰爭的延續,與抗爭對象打過正規戰爭,至少也有局部游擊戰,不敵後才走上非常之路。他們在戰爭中見慣慘烈場景,才不覺得自殺式襲擊特別不人道。

其實,丕平出版Dying to Win後五年,又推出續集Cutting the Fuse,把數據庫延伸到二○一○年。到了這階段,他發現九成以上的新案例,都是針對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兩地的佔領,它們正是「戰後自殺式襲擊」代表,手法與和平地方滋生的分離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五、一些自殺式襲擊者,確是教育程度頗高、生活水平中產,典型例子是九一一恐襲的「烈士」。但一般自殺式襲擊者不是「宅男」,不會忽然從天而降變「勇武」的。以最著名的泰米爾之虎自殺式襲擊隊「黑虎」為例,內裏成員(不少是女性)要接受嚴格軍事訓練,長年離家,在那個與世隔絕的環境,才能產生堅定的「信念」。筆者曾到斯里蘭卡北部村落,考察泰米爾之虎前據點的戰後復原,深感不是戰爭狀態,不能輕易催生大規模的自殺式恐怖襲擊。「宅男恐怖分子」反而是西方校園槍擊案的常見現象,但那與分離主義無關。

六、「丕平理論」放在數十年前,反而可能較易成立,因為曾幾何時,確有不少分離主義組織從事恐怖活動。但踏入全球化時代,不少曾使用(自殺式或非自殺式)恐襲的分離主義活動都紛紛「從良」,最著名例子是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分離主義組織等。原因正是恐怖主義整體趨向關注全球議題,多於地方議題。
不少分離主義者發現,形式上獨立與否,已不是最重要問題,因為有其他機制解決,例如歐盟;也發現就是要爭取獨立,有更有效的手段,例如政治施壓或公投。

論證方法最重要

七、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如何論證的問題。假如我們要證明「分離主義有相當風險出現恐怖主義」,應該先列出世上所有分離主義運動,再從中研究有多少轉化成恐怖主義,而不是相反,即像丕平那樣,列出曾進行(自殺式)恐襲的組織,再數這些組織有多少存在立國(或反侵略)目標。他發現的,只是在度身訂做的定義下,很多自殺式恐襲,都是由他演繹的「民族主義」驅動。

但這就算成立,也沒有很大的延伸價值,像我們就算發現「七成自殺式襲擊者來自中產家庭」(或討厭Hello Kitty),或能證明「恐襲者也是常人」,卻不能論證「中產滋生恐怖主義」或「討厭Hello Kitty導致恐怖主義」,除非能找出全球反Hello Kitty的人為基數、找出有效樣本,並證明他們滋生自殺式恐襲的可能性,比其他群體顯著地高。

又如哈馬斯提供的社會福利,比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更多,但這不能論證「有恐襲經驗的組織促進社會福利」。丕平的方法論問題,在史丹福大學教授阿什沃思(Scott Ashworth)等合著的文章有詳細解讀。當代分離主義組織林林總總,聯合國會員國當中,幾乎超過一半有分離運動,有些國家更存在好幾十個相關組織,西班牙、法國更幾乎每地一運動,總數近千,但近年使用自殺式恐襲、被丕平研究的,就是以上那幾個。

由此可見要批評分離主義、港獨,可有眾多途徑。但厭惡他們是一件事,以「丕平理論」論證「港獨恐怖主義」,則不一定恰當。雷教授說:針對港獨,「誰也不能排除他們演變為恐怖分子的可能」,這自然正確,因為任何可能性,確實都不能排除。然而,可能性畢竟有大小之分,單從「丕平理論」的數據和方法論,我們找不到「港獨會發展成自殺式恐襲」的強烈可能性。

要是「丕平理論」真能提供警報,據其「邏輯」,警報對「反港獨組織」也同樣合適:丕平定義的極端民族主義,同樣可包括反港獨的「大中華民族主義」;阿爾基達的宗旨包括恢復穆罕默德時代統一伊斯蘭國度,也可說針對中東各國的襲擊是「反分裂」,於是又有了大批「同類」案例;假如那不算,那麼我們蒐集只關於「民兵恐怖主義」的案例,就可發現印尼民兵以恐襲手段對付東帝汶獨立、蘇丹民兵以恐襲手段對付達爾富爾平民,都屬「反分裂案例」;港獨傾向的人並未有恐襲前科,反而有反分裂傾向的(廣義)香港人遠有六七年炸彈「菠蘿陣」之往事,近有向人民入境事務處縱火之舉措,所以「誰也不能排除他們演變為恐怖分子的可能」呢!

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

雷鼎鳴教授與丕平理論:「港獨恐怖主義」警報準確嗎?(上)

在學界,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學者丕平(Robert Pape)的著作Dying to Win頗負盛名。這本書建立了一個數據庫,記錄一九八○至二○○三年間全球發生的「全部」三百一十五宗自殺式恐怖襲擊,提出這種襲擊並非源自宗教,而是源自民族主義,包括主張獨立的分離主義。

近來,亦有本地學者推薦此書,例如經濟學權威雷鼎鳴教授,認為「丕平理論」是對「港獨」可能發展成恐怖主義的警號:「若將來有一萬幾千人是他們的擁護者,他們在小圈子中也可發展出極端思想,把其他的七百萬人視作愚民順民,那誰也不能排除他們演變為恐怖分子的可能」。

雷教授是本人月前婚宴的貴賓之一,曾分享不少寶貴的人生經驗,例如指導對稿費、對學校額外的行政工作要求不能退讓,乃至教導有多少儲蓄就可退休等,令人受用終生。

筆者對雷教授尊重、佩服,深知他無欲無求,愛港之情發自內心。但可能是來自不同學科的關係,筆者是研究恐怖主義的期刊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等編委會成員,耳濡目染下,只覺「丕平理論」在國際關係界充滿爭議,以之論證「港獨恐怖主義」會否出現,或會有所偏差。

立論具爭議 難以偏概全

本欄不評論本地事務,只希望對雷教授的警語提供一些延伸資訊。「丕平理論」及其應用性的主要問題,可概括為七點:

一、「自殺式恐怖襲擊」只是恐怖襲擊的一種特別方式,不能以此論證和恐怖主義有關的大趨勢。例如同期美國發生了數百次恐怖襲擊,無論是奧克拉荷馬特大爆炸案、炭疽案還是種種校園槍擊案,都不屬於自殺式襲擊,亦與分離主義無關;日本的沙林毒氣恐襲,策劃者則為奧姆真理教,亦與自殺式和分離主義無關;即使同屬人體操控的炸彈,很多也不是以自殺式執行,例如強行放在第三者身上的「代理炸彈」(Proxy Bomb),為愛爾蘭共和軍、哥倫比亞毒販游擊隊等慣常使用,它們都不在丕平研究範圍內,更不用說其他千百種模式。即使「丕平理論」成立,也難以偏概全。

二、何況,就是在自殺式襲擊此小範圍內,「丕平理論」能否成立也是大疑問,因為丕平的數據庫有不少定義,似是為了論證而度身訂做。例如一九八○至二○○三年間,造成最嚴重傷亡的自殺式恐襲自然是九一一事件,但是在丕平筆下,拉登策劃這個特大案例的動機,被演繹為阿爾基達「為了令美軍離開沙地阿拉伯」,所以也算是「民族主義導向的恐怖主義」。拉登眾多宣傳之中,固然有上述訴求,但與此同時還有極大量宗教訴求。丕平單選「沙地問題」來講、並將之演繹為「民族問題」,而對阿爾基達的全球性議題視而不見,曾受到頗多學者質疑,例如哈佛大學教授穆哈丹(Assaf Moghadam)。

英國史上最嚴重的自殺式襲擊,則是二○○五年的「七七慘案」,兇手都是本土南亞裔人士,追隨激進宗教領袖,與分離主義毫無關係;但按上述邏輯,激進教士的訴求也包括「報復英軍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出兵」,所以七七慘案也可說是「民族主義主導」。如此定義,未免「屈機」。

三、阿爾基達以外,丕平的數據庫主要包含下列盛行自殺式恐襲的六大組織:泰米爾之虎、庫爾德游擊隊、哈馬斯、真主黨、車臣游擊隊及克什米爾游擊隊。其中,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之虎是「最大戶」,但惟獨泰米爾之虎是明顯的立國運動,其他的理念都有「一籃子」因素掛鈎,包括宗教。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本來就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地方支部,就連車臣獨立運動會用自殺式襲擊的支派,也和宗教勢力有特強聯繫,將之簡單歸因為任何一類,都失諸偏頗。

反而中國官方、上海合作組織使用的名詞「三股勢力」(民族分離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合流,更適合形容這類活動,儘管對中國而言,哈馬斯等並非恐怖組織。以港獨和上述組織類比,相信這六大組織都會始料不及。

2014年2月19日星期三

塞班島雙非嬰:歷史的漏洞

港人相當熟悉的「雙非嬰」問題,近年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現,包括近日被報道的塞班島。通過孩子出生在塞班島、讓他們長大後申請父母團聚這個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漏洞,其實是一連串特殊安排的結果,想不到卻被中國移民公司「鑽空子」,可見它們的「國際視野」確實非同小可。

美國賦予所有境內出生人士公民權,原意並非完全為了方便移民或「普世價值」,而是因為美國立國早期擴張太快,不少境內人口需時歸化,不希望把麻煩帶到下一代。到了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全球交通大幅便捷化,政策就被兩類人濫用:拉美國家的非法入境者,和來自更遠地方的中產家庭,從而帶動了蛇頭、生育公司這兩個「行業」。

然而,中國護照持有人要到美國生育,難度還是頗大,既沒有護照免簽證待遇,費用也高昂。但「塞班模式」的出現,卻大大降低了門檻。塞班島是北馬里亞納群島的最大島嶼和首府所在地,除了是旅遊勝地,也因本港模特兒周秀娜在當地拍攝寫真集而為港人熟悉,至今這本簽名寫真集,都是筆者的國際關係教材。

北馬里亞納的正式身份,是美國「自治邦」(Commonwealth), 地位和波多黎各、獨立前的菲律賓一樣。它原來和其他北太平洋島嶼一樣,二戰後成為美國託管地,但沒有像其他島嶼那樣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變相獨立,而是要維持緊密關係,成為了美國最接近中國的領地之一。

北馬里亞納自治邦公民享有美國公民權,國防外交由美國負責,行聯邦法律之餘,也擁有若干自治權,包括以往的出入境政策。一九七六年建邦到二○○九年之間,那裏基本沒有中國雙非,因為它不但和美國本土一樣,沒有給予中國公民免簽證待遇,還一度禁止來自福建省的華人入境。原因據說是福建人多年前大舉非法進入北太平洋,使用偽造文件,鄰近的關島為了他們,甚至要在監獄臨時搭建帳篷,令福建得到與阿富汗、蘇丹、索馬里一般的待遇;加上當地出入境政策讓勞工無限期居留而不獲公民權,故一切相安無事。

直到北馬里亞納外勞出現人權問題,被美國本土政客關注,當地的出入境控制權在二○○九年被取消,包括對外勞的特別條款。由於擔心改變條例會影響經濟,當地惟有進一步發展旅遊業,但主要客源國(例如日本)經濟低迷,不得不打中國主意。

經濟因素令華人獲免簽待遇

在這些考慮下,美國才於二○○九年起,賦予中國公民進入北馬里亞納的免簽證待遇,這是中國人惟一能輕易進入的美國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北馬里亞納通常和關島一起,給予免簽證待遇(例如香港特區護照到兩地都免簽),但中國護照只能到一處,連關島也免簽不了。

政策衍生「雙非嬰」潮,則絕非塞班島人所能想像。數字上,情況也許並不嚴重,二○一二年雖說上升了三十五倍,但也只有二百八十二人;而且據關島網友Cecil Ma引述當地《華音時報》編譯所言,全年新生者「百分之七十一是中國嬰兒」這數字也有水分,因為數字只記載「American-born Chinese」,包括已成為美國公民或居民的華裔子女,並非全是「新塞班島人」。

雖然紐西蘭等國近年修改法律,令境內出生的雙非嬰不再獲公民權,但美國要效法十分困難,因為這除了涉及憲法與理念,也觸及政黨的票源問題。若只要解決塞班島雙非,取消中國免簽就是,但這會影響本土經濟。較可行的是行政措施:由於塞班島只有一家醫院,設備有限,決定是否接受雙非父母的產子預約十分容易,當地也開始杜絕孕婦入境。這些舉措,似曾相識,說不定塞班島向香港取經,亦未可知。假如香港因為應付雙非嬰的經驗成為學習對象,而得到意料之外的國際地位,也是歷史的諷刺。

2014年2月18日星期二

克里「博客外交」沙盤推演

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中國媒體態度正面,惟獨克里和中國博客的會面,引起《環球時報》抨擊。其實,「博客外交」可能會對中美關係帶來深遠影響,香港的廣大網民也不能獨善其身。

克里在中國訪問只有短短兩日時間,卻要安排會見中國博客,自然不是為了與網友「網聚」,而是有其戰略目標。北京一直把互聯網列入重點「維穩」之戰場,認為那是西方傳播「普世價值」的突破口,而美國以往亦經常以網絡自由向中國施壓。

然而,自從發生斯諾登洩密事件之後,美國卻成了侵犯網絡自由的最大疑犯,連傳統盟友也大為不滿,也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公開人證物證。華府希望找回一些批評中國網絡維穩的人證,在未來談判桌上討價還價,自屬情理之內;特別是兩國已成立「中美網絡安全工作小組」,作為網絡外交的平台,可討論的數據,除了難以公開的黑客名單及對方的侵權記錄外,就是「網絡界」的民意。只要美國擁有一張清單,涵蓋來自中國網絡社區的投訴,便能於談判中打「民意牌」。

以「網聚」名義 增談判籌碼

中國對美國評論其國內事務一向反感,在北京眼中那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不過,中國博客公然向克里訴苦,要求美方向中國的網絡維穩政策施壓,並獲對方承諾「跟進」,北京卻是不容易高調嚴斥的,除了因為此刻的外交需要,亦多了一重技術原因:理論上,中國網民可以「美國網絡公司用家」這個身份,與美方政經領袖反映「商業問題」(例如在美國註冊了Facebook賬戶,於中國卻登陸不了網站)。這次博客提出美國公司疑似協助北京維穩,其實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好合理化和美國的長期互動。

有意思的是,克里在北京選擇會見之博客,並非單純以網名行走江湖的互聯網評論員,同時也具備其他身份,像騰訊財經記者張賈龍,本身也是資深媒體人。

只要美國和這類擁有現實身份和網絡名氣的中國博客保持溝通,美方不難以「網聚」名義,切入評論中方其他人權問題,例如「關懷愛滋的網站被封」、「食品安全微博大V戶被滋擾」等。以北京的思維,恐怕難以容許這類「漏洞」出現。

而且克里「博客外交」的對象,也可包括香港。設想他或其他美國官員,甚至北京屢次批評的美方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舉行「香港博客對談」,邀請香港網絡領袖的本尊會面,《文匯報》與《大公報》的反應不言而喻。

假如北京擔心美國未來的「博客外交」,又視香港為華府突破的盲點,會否擔心一些香港網絡領袖只維持網絡身份,亦難預料,因為網絡實名制,據說也是為了防止「外國勢力」:理論上,美國可建立一個虛擬身份,然後把他捧為有影響力的「大V戶」。起碼,北京有這樣的憂慮。

在二十一世紀,中美兩國圍繞互聯網的較量必會愈演愈烈,現在只是前哨戰而已。

2014年2月17日星期一

精英共識政治的終結:全球「本土主義」興起之謎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全球化」一度成了「潮語」,似能解答一切,世界也彷彿步進大同,再無國族疆界,只有普世大愛,最社會主義的理想,通過最資本主義的方式,快將實現。

諷刺的是,在過去數年,趨勢卻剛好相反。不少看似互不相干、主張限制外來者的本土主義分別興起,像以往相對「包容」的瑞士通過限制新移民的公投,有排外政綱的政黨在平和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紛紛崛起,獨立公投亦將在蘇格蘭舉行。這波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思潮,和舊有由國家鼓動的愛國主義、政客宣傳的民族主義都不盡相同,我們可借用美國評論員Leonard Zeskind 二○○五年發明的名詞,稱之為「新本土主義」(New Nativism)。無論對其是否認同,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但這個「結構」是什麼?

近日新加坡鄭永年教授發表文章《21世紀的政治秩序與危機》,雖然探討對象是世界整體秩序的失衡、特別是亞洲面對的管治危機,但用來解釋上述問題,也有相當啟發性。在鄭文基礎上,筆者嘗試分享一些延伸思考,以略述全球本土主義興起的六個原因:

一、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令各地政府的自主權弱化,愈來愈受外來資本影響,傾向商界利益。進一步分析:即使部分外資無意干預本地政治,也會通過房地產一類投資,或其他跨境貿易圖利。無論是投資銀行還是水貨客,特別是和本地社會缺乏互動的,都會被視為影響本土民生的寄生者。

二、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產業以金融、資訊科技為新貴,缺乏實業,卻能隨時抽走資本,比工業時代更導致貧富懸殊,令原來產生「共識政治」、立足本地的中產階級失去影響力。進一步分析:這些中產部分下流到底層,喪失尊嚴,追本溯源,也出現排外情緒;另一些則轉型為全球化精英,與本土距離愈來越遠,進一步失去本土中產原有的穩定功能。

三、鄭教授認為,全球化人口流動令不同階層都面對外來者挑戰,表現突出的新移民不滿對待,亦要爭權。進一步分析:各地引入新移民或外勞,自有其經濟原因,但一般群眾不一定得到好處、有時「滴漏效應」根本不存在,卻能親身體驗箇中不便,令本土運動特別得到基層支持。另一方面,當代新移民維繫和母體的聯繫、或不斷流動,都比從前容易得多,往往沒有誘因落地、融入當地,卻懂得利用外來資源提升在新社會的權力,也令矛盾激化。

四、鄭教授認為,全球化民主令政府被民眾要求保護本土、增加福利的壓力愈來愈大,但這和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設定卻背道而馳。進一步分析:由於各國政府在民意壓力下,承諾的福利愈來愈多,亦容易被拿來和其他政府比較,面對經濟危機時,只要削減福利,本土思潮更容易成為主流思想。

五、鄭教授認為,全球化資訊革命令一般人真正能掌握自己的權利,弱化原來的精英共識政治。進一步分析:資訊革命已大幅度降低走入精英階層的門檻,無論是專業界別的親建制精英、還是學院派的反建制精英,都失去一般群眾尊重,也令原來一度成為精英共識的「普世思維」被推倒重構。

六、鄭教授認為,互聯網令社會動員方式產生質變,人人都爭取到議題設定權。進一步分析:關鍵是實時(real-time)資訊發放的智能手機產生後,原來居於權力最底層的群眾,已通過自己的最大優勢:時間,打破了精英對大眾媒體的壟斷,而這卻是最難從全球化直接受惠、對外來影響最不滿的一群。

樂觀主義者認為,上述種種不過是陣痛,「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最終世界還是會大同。

理論上,也許是的,但「最終」假如是一千年後,陣痛就不止是陣痛了,只爭朝夕的一代,卻會發現在可見將來,各地本土主義必能維持相當實力,就算走到世界哪角落,都一樣。

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

多元外交:假如「東京都知事」變成親華先鋒

日本剛舉行東京都知事選舉,首相安倍晉三支持的候選人舛添要一順利當選。以往這類地方首長選舉,就算當選人是石原慎太郎這樣的爭議人物,都不會引起外間太大興趣,為什麼這次會備受注視?除了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支持另一候選人細川護熙,和安倍公開較勁,更重要的是日本出現「地方外交」、「多元外交」的可能性,正越來越高。

根據日本戰後憲法,國家實行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首長除了由直選產生,也不由上級任命,目的是避免出現戰時軍國主義政府那樣的集權機器。結果,卻令日本自古以來存在的地方主義得到復興。而且由於地方首長不向中央問責、沒有責任在職權範圍內配合國家外交政策,他們開始出現通過參與國際事務來騎劫、勒索中央的趨勢,並在冷戰後隨著中央權威下降而變本加厲,對此學者Purnendra Jain的相關研究有詳細介紹。

單看新聞報導,過去一年的例子已俯拾皆是:前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購買」釣魚台行動,令野田的中央政府不得不跟隨,也令自己成為新興右翼政黨日本維新會領袖;石原的繼任人豬瀨直樹以東京主辦奧運為由,要求美軍的橫田基地改為軍民共用;沖繩縣名護市市長稻嶺進高票連任,最得民心的政綱就是反對美國軍事基地搬進境內,也就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外交決定;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令名古屋和南京的「姊妹城市」關係破裂,中國認為事件已超越地方層面。

這些地方領袖參與外交,有的是為了迎合選民,有的是為了和中央討價還價、去落實地方擴權,有的是為了落實自己的理念,不一而足。這類行為雖然為中央帶來不便,但假如日本精英集團反過來利用地方自治機制,其實也可以為國家買保險:

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為例,日本根據國家戰略需要希望加入,但受到不少農業主導的地方反對。目前和石原慎太郎共同領導日本維新會的大阪市市長、前大阪府知事橋下徹則主張加入TPP,和美國建立更緊密關係,他也希望建立和東京都平起平坐的「大阪都」,和個人更上層樓,具備了利用大阪和華府靠攏的一切條件和動機。這樣的關係建立起來,當日本中央政府不便和美國走得太近、但又要維持特殊關係時,就可以得到緩衝。

對上述變化,中國一直密切注視。這次落敗的前首相細川護熙,就屬於中國能接受的日本政客,二十年前上台時,曾公開承認日本犯的戰爭罪行,主張裁軍。就連獲勝的舛添要一,雖然被中國眼中釘安倍「加持」,但也是北京認可的人物,因為他本人研究孫中山,曾多次到中國演講,屬「中國人民老朋友」。日本《中文導報》特別提及他2007年擔任厚生勞動大臣期間,調動資源緊急救助了一名中國大使館職員家屬,當時的中國駐日大使、現任外交部長王毅大使曾發出感謝狀。

東京都知事沒有能力直接制定對華政策,但坐擁東京都這個核心區,可以在中日關係低潮時,推動東京和北京貿易合作,這會受到日本財閥熱烈歡迎;可以以東京都知事兼前首相身份訪華,為雙方元首傳達訊息;可以把購買釣魚台籌款所得的捐款全數退還民間,間接否定石原所作所為。當中日關係有了東京都的緩衝,惡化時,就得到一個調節機制。

當然,這類角色不是所有地方首長都可以扮演,目前除了東京都、大阪府,其他多不具備如此實力。要是日本政客懂得「地方外交」的奧妙,讓中央政府統籌大局,任由東京親華、大阪親美,並就地方能做的涉外權限清晰釐定,這不失為避免孤注一擲的另闢蹊徑。

2014年2月14日星期五

釣魚台的「奇兵」:「熊玠方案」再議

中日元首齊集俄羅斯冬季奧運會開幕禮,令一些評論員產生遐想,以為釣魚台與北方四島主權爭議會成為「一籃子」問題。當然,老練的俄國總統普京自然不會上當。然而,讓兩處島嶼主權問題掛鈎,確曾被一些學者提過,最值得重溫的是國際關係學者前輩熊玠教授的建議。

熊玠在學術圈子是一個傳奇人物。河南出生、一九四九年遷台、後到美國任教國際關係的他,是二戰後至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打進國際社會的華人國關學者之一。據說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起草也有他的參與,目前是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一年前,熊玠曾在《中國評論》月刊發表文章,建議中國政府用「奇兵」解決釣魚台問題。他說:「這個『奇兵』的點子,就在日本與俄羅斯間島嶼爭執上可以找到靈感。我們須知日俄之間有『北方四島』(俄國稱之為南千島群島)之爭執,歷來已久。這四個小島仍在俄羅斯手中,日本一再催索歸還無效。對此,中國可以效法日本『購島』把戲,向俄國購買該四個小島。然後,以此與日本談判。如日本吐出它已購買而『國有化』的『尖閣列島』(釣魚島),中方可考慮讓出四小島的一部分(或全部)。」

政界、學界都沒有對「熊玠方案」太認真看待,多認為這是熊教授的遊戲文章,因為單論技術層面,方案確有大量不可能之處。例如對日本而言,釣魚台早就被實質控制,「國有化」釣魚台不過是從私人業權轉移到國有業權;但中國若要購買北方四島,則必須和俄羅斯接洽,兩者難以相提並論。假如俄羅斯真的把該領土售賣給中國,前者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反彈,不會比把島嶼還日來得小。再者,對俄羅斯而言,從未如熊玠所言會承諾在對日簽訂和平條約後歸還全部四島,只是承諾歸還其二;一併處理四島,無論是出售、出租還是轉讓,都有違國策。

以商業之名 達制日之效

不過,撇開釣魚島暫且不談,熊玠方案的精神卻並非不可議。其實,早在九十年代俄羅斯弱勢時,葉利欽一度想過解決北方四島問題的不同方案,有一說甚至想過讓外商租用四島,為期九十九年。在今天,就是在第三世界國家,要劃定「租界」也會被視為喪權辱國,何況是俄羅斯。可是,如果是純商業行為的租用與港口開發,卻十分平常,俄羅斯年前已開了邀請南韓企業開發北方四島港口之先例。

按此途徑,中國只要通過國企(或其他「白手套」機構),租用北方四島一兩個港口正規營運,就能夠在北海道旁邊佔有據點;如果俄方同意,甚至可建立法制與當地略有不同的港口特區,委任投資的華人管理。

就俄羅斯來說,這不但不涉及主權轉讓,還可變相演繹為中國傾向北方四島屬俄(毛澤東曾因為要刺激蘇聯,說同意北方四島歸日,但北京官方立場是中立)的立場,並借助中資發展經濟。

至於從中方角度出發,這依然是商業行為,不涉及國家表態,但租用港口、乃至管理「港口特區」,卻能直接牽制日本。這些行為,或足以打亂日本的部署,而中俄雙方依然可以說是「民間自發經濟行為的個別事件」,這才是對日方「購買」釣魚台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2014年2月13日星期四

戰前捷克另一面:阿基諾三世的「引喻失義」

近年國際領袖很喜歡借古諷今,但往往引喻失義,最新例子就是發表「戰前捷克觀」的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他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以二戰前捷克的處境比喻目前菲國,通過「英法姑息納粹德國佔領捷克蘇台德區」,來警告「美國不應姑息中國爭奪南海主權」,更以希特勒被綏靖政策助長野心、發動二戰,來暗示中國得寸進尺後可能發動「三戰」。

阿基諾三世「抽水」之言,本來不必當真,而且上述謬誤太明顯,原無討論價值。然而,他的比喻還有一個魔鬼細節,一不小心就會忽略,那才是整個「理論」最有問題之處—「蘇台德區」(Sudetenland)。

蘇台德區此名字今天為人陌生,但世界各國中學歷史教科書談及二戰時都會提及它。正如阿基諾三世所言,英法在《慕尼克協定》同意希特拉要求,強令盟國捷克把蘇台德區割讓給納粹德國,以為自此便可得到和平。想不到不久後,希特拉便毀約並佔領全個捷克,以《慕尼克協定》為「政績」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丟盡臉面。

不過,不知阿基諾三世的中學教科書有沒有記載,假如沒有二戰和希特拉,這個蘇台德區本身也是捷克的一個問題。這片地區主要由德意志人居住,原屬奧匈帝國,奧匈這個多民族國家一戰後崩潰,列強重劃版圖。根據民族自決原則,決定將蘇台德區劃給在奧匈土地上建立的其中一個新國家「捷克斯洛伐克」。

可是,蘇台德區德人對此強烈抗拒,他們希望併入奧地利或德國,而不是在一個毫無歸屬感的新國家充當少數民族。當時也有人提出,要是搞「民族自決」,不如乾脆讓蘇台德獨立,起碼較放於捷克內部當「定時炸彈」要好。但列強一意孤行,令捷克一立國,就要接收對本國不滿的三百萬德人,他們佔全國人口四分一;加上蘇台德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區內德人也看不起捷克本部,並自覺被歧視。

希特拉要求併吞蘇台德區,在該區確是有極高「民意基礎」。蘇台德區併入德國後,甚至是全國最支持納粹的地方之一。到了二戰後捷克復國,幾乎把全體蘇台德區德人驅逐出境,並立法禁止再使用「蘇台德區」此歷史名詞,自此「蘇台德問題」才完全落幕。

企圖煽動排華情緒?

說了這麼多,重點是阿基諾三世必須知道,所謂「蘇台德問題」,其實是兩個問題,包括土地主權誰屬的問題,以及少數民族(包括蘇台德區以外的其他德人)被歧視之問題,兩者是不能割裂。

阿基諾三世以土地問題借古諷今,難道也暗示菲律賓內部有蘇台德區德人那樣,希望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內奸」?假如有,就只能是菲律賓華僑了。菲國華僑雖然在當地社會融合得頗為徹底,但菲律賓歷史並非沒有排華風潮。在華人掌控菲律賓經濟命脈的情況下,阿基諾三世煽動反華情緒,處處挑戰中國,原本就埋下了以民族主義、族群衝突解決貧富懸殊的危機。現在他再發表「蘇台德史觀」,猶如火上加油。

若果阿基諾三世不知道這些,只是基於中學歷史課本就發表偉論,則只有四個字來形容—不學無術。然而,假如他知道這些,還要語出驚人的話,那也只有四個字可形容—居心叵測。

2014年2月12日星期三

日俄VS中日:解決北方四島問題的創意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專心應付中國,與俄羅斯修好之意欲溢於言表,多次聲言要在任內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主權問題。然而,只要隨手一查,就能發現這幾乎是日本首相的指定動作,幾乎每任首相都要宣示此決心,也幾乎一律雷聲大雨點小收場。

北方四島問題是否不可能解決?不是的,起碼較釣魚台問題有更大彈性。關於釣魚台,中日政府的立場南轅北轍,一方說是「固有領土」,另一方連「存在爭議」也不承認。但日俄雙方對北方四島的表述相對務實,控制土地的俄羅斯也承認存在爭議,令雙方起碼有一個共同出發點。

歷史上,日俄兩國曾提出眾多解決方案,不少深具創意。雖然前蘇聯認為北方四島是其參與二戰的合理戰利品,但並沒有寸土不讓的壓力。早在五十年代蘇日復交時,赫魯曉夫曾提出歸還四島中最接近北海道的齒舞群島和色丹島。一說日方以「擔心永久失去另外二島」為由拒絕,另一說日本原來打算接受,但美國擔心蘇聯藉此把日本拉向中立,時任國務卿杜勒斯公然恐嚇,稱只要日本對蘇讓步,美國就永久佔領沖繩。

結果,歸還建議成了「語言偽術」,雙方在復交聲明表示,歸還二島須在蘇日簽訂和平協議後,而蘇聯不久後表明因美日同盟關係,故和議無期。不過,這些討論起碼開了先例,就是在「交還」與「不交還」之間,確實有很大空間。

到了俄羅斯年代,雙方曾正式提及、秘密摸底或內部建議過的創意方案,均層出不窮。例如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曾提出「過渡期方案」,讓俄方承諾還島、但設一個漫長的過渡期慢慢還,以換取日援。

此外,俄國前總統葉利欽構想過把北方四島變成經濟特區,和日本「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近年兩國也曾探討「面積平分法」,即讓兩國平分北方四島的一半面積,部分靈感來自中俄平分有領土爭議的黑瞎子島。只是在兩國民族主義分別復興的前提下,上述方案皆得不到內部鷹派與民意支持。如今日方情急,俄方更大有本錢慢慢來。

可借鑑釣魚台方案

然而,假如日俄雙方找到各自表述的下台階,在日方願意讓步的前提下,安倍要歷史留名並非不可能。近年,不少國際關係學者提出釣魚台問題的創意解決方案,卻因中日兩國態度強硬,而停留在學術討論階段。可是,那些方案放在北方四島上卻可能合適。例如日本學者神保謙上月在華府建議,以海峽兩岸「九二共識」的智慧,解決釣魚台問題,即中日有各自表述主權的「一島各表」共識。另一日本學者天兒慧十多年前也曾提出「共同主權論」,同時承認「尖閣諸島為日本領土」及「釣魚島為中國領土」,實際管理及營運透過協商來決定(見其日前《明報》訪問)。

要中國對主權問題宣示彈性,幾乎不可能,但以「四島各表」解決北方四島問題,卻值得研究。根據神保謙和天兒慧的邏輯,假設日俄達成共識,也許是這樣的:在不觸及雙方各自對四島主權表述的前提下,只在條約列明移交兩島、或四島一半面積的「行政權」給日本,而兩國共同給予北方四島全體居民免簽證、容許他們共用四島的專屬經濟區(目前已有類似安排),並承諾不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樣一來,日方理論上沒有放棄爭取剩餘土地,俄方也能自圓其說保着主權,四島居民則得到一個變相特區。

2014年2月11日星期二

普京外交攻略:越過「修昔底德陷阱」

俄羅斯總統普京作風強悍,常被西方國家抨擊,令他的外交策略也被低估。其實在過去十年,他可算是最成功的外交家之一。

普京為俄國外交的定調,就是維持一方霸主的地緣政治地位。他對莫斯科的勢力範圍「內部」事務寸土必爭,但不會像美國那樣講什麼普世價值改變世界,也不會像中國那樣要全世界肯定自己大國崛起,或因資源缺乏而四出搞能源外交。

普京的自知之明,是為了避開不少人眼中的國際關係規律—當現有霸權受到新興大國崛起挑戰時,兩國就無可避免地不斷衝突。俄羅斯繼承了蘇聯遺產,本來就是一個超級大國,現在只在一方稱霸,怎樣強勢也不會超出自定範疇,這便不存在被美國當作主要敵人的問題,也不會被中國列入挑戰對象。

普京要避開的規律,就是國際關係中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據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演繹,當雅典城邦愈來愈強大,令斯巴達感到威脅,且兩邦分別與鄰邦結盟之時,就無可避免爆發戰爭,是為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此概念被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阿里遜(Graham T. Allison)發揚光大,「修昔底德陷阱」成了專有名詞,而他警告的對象,就是當代的美國和中國。

阿里遜的理論並不新鮮,「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奠基人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有《大國政治的悲劇》,雖然方法論有異,但也預言新興大國和被挑戰大國之間難免衝突,是為「悲劇」。

目前美國「重返亞太」、中國推「中國夢」,中美關係會否墮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成為各方爭論重點。反方相信兩國能共存共榮,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霍姆斯(James R. Holmes)月前就在《外交雜誌》發表文章駁斥,說這是一個「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

不冒風險 據利力爭

普京明智之處,就是讓俄國完全超脫相關討論,陷阱有也好、沒有也好,都不冒任何風險。在此指導思想下,普京對美方並不賣賬,有足夠自信不理會西方雜音,但又堅持不跟華府鬧翻,在反恐一類議題緊密配合,對美國「重返亞太」牽制中國其實也局部認同。

他不希望俄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向歐盟靠攏,扭盡六壬不讓烏克蘭倒向西方,但極重視與歐盟的經濟關係,近年歐盟一直是俄方最大貿易夥伴。此外,他也知道北京希望拉攏俄國以抗衡美日,但除了在否定普世價值一類意識形態貌似緊密合作之外,並不希望俄中建立特殊關係,反而通過習近平和安倍晉三同時出席冬奧開幕禮示好,來確立其舉足輕重的調解地位。

西方其實亦相信普京沒當世界霸主的野心,故此也不希望與俄國翻臉,結果在俄方實力範圍的邊陲,普京或勝或和,戰績亮麗。不少曾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於俄國「做工作」下,皆重新倒向莫斯科,例如吉爾吉斯新總統就宣布要關閉境內美軍基地。

成為西方盟友的格魯吉亞則被嚴打,普京不惜與之斷交,並承認兩大分離主義地區獨立,令俄版地圖出現了兩個「新國家」—阿布哈茲與南奧賽梯。科索沃獨立也因俄方阻撓,至今仍是僵局。 俄國重要盟友伊朗,在普京力保下挺着美國施壓;連數年前被西方認定快將覆亡的敍利亞阿薩德政權,也被普京撐了下去,去年他還消除了美國出兵敍國的危機。

當大家仔細閱讀冬奧的各國領袖出席名單時,便會發現俄羅斯鄰國大都不敢不給面子,而這名單最有趣的是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

一九八○年的莫斯科奧運,正是因蘇聯出兵阿國遭集體杯葛,這次曾為「反蘇聖戰」服務的卡爾扎伊不只來一笑泯恩仇,還要盤算在美軍撤出後依賴莫斯科,可見普京外交之成效。

2014年2月10日星期一

民意不是浮雲:為何西方媒體罵不倒普京?

俄羅斯索契主辦冬季奧運會(下稱「冬奧」),西方媒體冷嘲熱諷,把普京描繪為簡單的獨裁者,搜尋「索契」的關鍵詞就是「同性戀」、「流浪狗」、「獨裁」與「貪污」,認為這樣就會打擊普京。不過,這是徹頭徹尾的謬誤。普京也許獨裁,但他和我們慣見的獨裁者不同。他確是由一人一票民選產生,選舉過程雖不無爭議,但以其受歡迎程度,當選從無懸念。他那些被指為威權主義的政策,一般符合俄國法律,而賦予總統大權的「超級總統制」也獲公民授權。他治下國會所立的爭議法案也依足章程,國會亦不能說是橡皮圖章。

此外,俄羅斯維穩政策也不同中國,起碼有不少公開反普京的組織和網絡媒體;反對聲音確會被打壓,但通常出手的是「群眾」,問題是政府和「親政府群眾」之間界線模糊,即使具體聯繫被公開,政府也大可立刻切割自保。

「普京式民主」殺着

西方媒體以為,提起普京的反人權紀錄就是在揭瘡疤,起碼會令他尷尬。這想法相當「阿Q」:普京不但不害怕被「揭」,反而樂於看見這類報道,因為凡是被他選中的打擊對象,幾乎一律不受俄國主流民意支持,而這類打擊往往能提高自己的支持度。通過把一小撮人標籤為敵人,籠絡主流民意,一直是「普京式民主」的殺着。

大家不妨以冬奧期間,西方最關注的「普京反人權三大案」為例。例子一,是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經濟犯罪案。該首富原富可敵國、充滿政治野心,結果被普京以一籃子罪名整治,下獄十年,直到冬奧前才獲特赦。但在俄羅斯,這類寡頭財閥從來不得民心,一般人認為他們利用蘇聯崩潰、葉利欽把國家資產拍賣、強行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大量掠奪國家財富,乃至賣國求榮。普京當年厲行國有化,就是通過打擊財閥,獲草根及農村群眾的高度認受性。至於打擊手法出現「偏差」,在精英階層以外,一般民眾從來不太關心。

例子二,是女子組合「暴動小貓」(Pussy Riot)兩名成員,因在教堂唱反普京歌曲而下獄。西方認為這是赤裸裸的打壓言論自由,把樂隊當作抗爭英雄。

不過,綜合不同的俄國民調,主流民意並不認為那是政治打壓,卻認為樂隊擾亂東正教教堂秩序而罪有應得。特別是前蘇聯打壓宗教,普京卻高度重視和東正教的關係,令教會成為其管治夥伴,Pussy Riot卻偏偏在諷刺普京以外,對該國東正教大牧首基里爾一世(Patriarch Kirill I)一併嘲弄,普京打壓她們,這樣就把宗教拉了過來。Pussy Riot成員冬奧前獲特赦,理由之一,正是東正教會呼籲政府慈悲。

例子三,是月前通過的「反同性戀法」,這在支持同性婚姻運動日漸成功的西方,自屬政治不正確。然而,據美國民調權威皮尤研究中心(Pew)進行的全球調查,在二〇一三年,認為社會不應接受同性戀的俄國人比例高達七成四,支持接受的僅百分之十六;相反在美國的支持高達八成,反對的只有百分之十四。換句話說,在美國推動「反同性戀法」無異政治自殺,但在俄國推動「同性戀法」才是政治自殺,高調反其道而行,卻能取悅主流的保守國民。

說到底,普京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及梅德韋傑夫都不同,他從來對西方沒有幻想,知道自己怎樣都取悅不了西方輿論,卻明白怎樣爭取國內民意,以及其他國情相近的國家。

他選擇敵人之過程、整肅之手法,皆不會偷偷摸摸,而是希望被大舉報道,西方愈罵他,他就愈起勁,並會暗笑對方「伏已中」。

2014年2月8日星期六

倘泰王離世 誰能一錘定音

十八次軍事政變, 十七部憲法,這是泰國自1932年建立君主立憲以來的有關憲制的兩組數字。上星期日,泰國再一次舉行大選,試圖解決自11 月因特赦法及修憲問題所衍生的政治僵局。然而,選舉雖是完成但並不完滿︰多個議席出缺,選民因反對派堵塞票站而無法投票,選舉的認受性將受司法挑戰。本來泰國政治有著基本的「四國志」,但泰皇身體漸弱令其政治上無力回天, 軍隊似乎亦不想押錯注,僧侶依舊地保持中立下,餘下公民社會自行撕裂。面對如此僵局,泰國民主化何去何從?假如泰皇不幸此時駕崩,泰國政治將如何走下去?

到泰國旅遊,不少導遊會複述二百年前鄭王被篡位,臨終發下毒咒:當代王朝只有九代王。有人說,這是指現任泰王拉瑪九世之後王室不存;有人說,這是指「九個世代」的國王,時間還多;當然,有人認為是一派胡言。但這預言在泰國是深入民心的,目前亂局的關鍵人物前總理他信,就被一些泰國人認為是鄭王轉世,來親自落實自己的預言。怪力亂神,姑妄聽之。重要的是,當現任泰王真的不在,泰國會怎樣?王儲威望難比泰王,熟悉泰王下一代的人,擔心了這問題數十年。雖然泰國有「冒犯君主法」保護王室私隱,但是泰國王儲的花花公子形象還是深入民心,隨便找一兩位泰國友人,都可以說出王儲傳說中的出格事。泰國國王無疑地位崇高,但不代表個人因素不重要:前任泰王拉瑪八世個性贏弱,毫無威望,最後被離奇暗殺;再前任拉瑪七世眾叛親離,任內爆發革命,被逼宣佈「同意成為傀儡」。拉瑪九世繼任時,王室風雨飄搖,數十年間,鄰近的越南王、老撾王、柬埔寨王先後退位(雖然後者形式上復了國),要不是拉瑪九世種種努力,他不可能得到今天的地位。這些「種種努力」,可參見Paul Handley寫的泰王傳《國王從不微笑》。現任王儲近十年不斷代表王室進行親民活動以增加聲望,但成效有限,口碑比起妹妹詩琳通公主差得遠。在關鍵時刻,他能否像父親發揮一言九鼎的影響力,一個姿態就能左右一場政變,大是疑問。

然而泰國王室並非繫於一個人。它隨着泰國經濟起飛,早已變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由於資訊不透明,外間難以知道具體利益有多龐大,直到他信管治期間,泰國王室資產管理局特許學者Porphant Ouyyanont查閱內部文件,數年後,他在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發表文章,透露單是這個局的直接資產,已有近三百億美元。雖然王室認為那不等同於泰王財產,但《福布斯》雜誌還是立刻重估泰王財富,令他「被成為」世界王室首富,超越了著名的石油暴富文萊蘇丹和沙特國王。他信流亡後,明言泰國存在「王室利益集團」,以樞密院大臣為代表,包括部份親王室軍人,而樞密院院長正是他信下台的關鍵人物。這類集團並非不可能和平交出權力,換取利益保障,不少歐洲既得利益集團都是這樣過渡下來,轉型為低調的純財閥,但前提必須是國家擁有所有人信服的制度。可惜,這卻是目前泰國欠缺的。新泰王登機後,這集團無可選擇要挺下去。出路在王室利益集團與他信合流以上這些,都不是即時爆發的問題。

真正問題是,泰王對他信看不順眼,王儲和他卻私交甚篤,他信更曾捐錢給王儲的基金會,在外間眼中,儼然政治捐獻。他信作為生意人,自然明白唯有讓自己代表的新興利益集團,和王室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合流,精英階層才會團結。王儲卻不像有這樣的遠見,和他信走得近,似是押錯注,依仗他信為外援、金主,結果難走回頭路。由於擔心王室利益集團在王儲昏庸領導下被他信蠶食,一直有傳聞有內部換儲的聲音,王后當攝政王、公主繼位一類傳聞不絕於耳。一向喜好點評時政的美國外交官,也被《維基解密》揭露作出內部評估,說泰王逝世後,公主會和王儲爭權。事實上,兩大利益集團合流,確是泰國亂局的唯一出路,只是做到這點必須是雙方接受、在民間也有威望的超然人物。但在目前二元對立下,一旦這位雙方都不信任的王儲繼位,偏袒紅衫軍即會被當作內奸,傾向黃衫軍卻會暴露「泰王不過利益集團代表」的事實,裝中立則兩面不討好,這從他月前嘗試斡旋、而雙方都不太給面子可見一斑。一旦他成為拉瑪十世,只會令更多泰國人想到鄭王預言,就算這不是泰國的宿命,起碼也是他的宿命。

2014年2月7日星期五

方言狂想曲:假如客家人的「蘭芳國」留存婆羅洲至今

昨天本欄談及南非語由「荷蘭語方言」變成「語言」的經歷,並提及假如昔日有講客家話或粵語的廣東人殖民海外至今,又會如何。

其實,問題並非天馬行空,雖然中國強調「和平崛起」,很介意西方說自己搞「新殖民」,但在中國被列強欺凌的時代,不少精英卻幻想中國能殖民。例如維新領袖梁啓超著有《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把曾在南洋統領一方的華僑浪漫化為「國家元首」,其中最有研究價值的是一個在婆羅洲建立的「蘭芳國」。

關於這個「國家」,無論歷史和體制都充滿爭議,因為原始史料實在太少。基本史實是,在清代中葉,不少廣東人飄洋過海到南洋淘金經商,走到婆羅洲的一群在當地蘇丹同意下開墾土地、組織「公司」,並訓練團練自保。華人很會做生意,公司和武裝規模開始壯大,成為當地蘇丹內鬥的力量,來自廣東的羅芳伯脫穎而出,漸成共主,蘇丹們反過來接受他的「蘭芳公司」保護,令公司有了國家規模。

羅芳伯成了氣候,開始建立制度,自稱「大唐總長」,習慣了君主管治的原住民則稱之為「坤甸王」,影響範圍在西婆羅洲島,直到十九世紀末被荷蘭所滅,前後存在逾一百年(一七七七年至一八八四年)。

是國還是公司仍成謎

「蘭芳國」歷史留名,因末代領袖劉阿生的女婿葉湘雲抄下《蘭芳公司歷代年冊》,但究竟這真是一個國家、還是批着國家外衣的公司,一直成謎。學者Mary Somers Heidhues認為,作為原始史料的年冊過分讚美蘭芳,與其他記載有出入,並指她頂多是荷蘭保護的自治體。

至於廣為流傳的「蘭芳共和國」名字,也是後人誤會產生。據任職荷屬東印度的荷蘭人高廷(J.J.M. de Groot)觀察,他認為蘭芳「政制」就像西方認知的「寡頭共和國」,僅此而已。其實蘭芳人從沒以「共和國」自居,網絡上關於蘭芳實行三權分立、頒布憲法等,多是穿鑿附會。就像蘭芳歷代領袖如何挑選,根據年冊,不過如此:羅芳伯「臨終時遺囑曰:蘭芳公司太哥,係嘉應州人氏接任;本庭副頭人,係大埔縣人氏接任。此兩處永為定規」。

然而,無論蘭芳是否今天定義的「國家」,還是只屬自治體,其濃厚的廣東客家色彩是值得一提。羅芳伯本人是廣東梅縣客家人,他的領導團隊也以客家人為主,蘭芳主要管轄區就是當地客家社區,加上後來歸附的潮汕社區,原住民區域只是被保護區。

正如年冊所言,蘭芳規定正副領袖都要是客家人。根據新加坡律師Lam Pin Foo研究,領袖是在精英協商產生候選人後,再交由人民(其實只有華人)公議通過。所謂「蘭芳」,一說就是客家話的「南方」;有說蘭芳旗是黃色底、上書華文「客家」二字,亦待考究。但幾可肯定的是,蘭芳管治階層的語言是客家話,民眾則交叉使用客家話和原住民語言,以及混合產生的變種語言。

在平行時空,假如蘭芳國逃過荷蘭一劫,存在至今,一如婆羅洲島上的汶萊,成了被承認的國家,根據現代標準,官方語言或會像新加坡那樣,包括華語、英語、馬來語,或再加上印尼語。但蘭芳國的「華語」,必然不會是今天的普通話,不會像新加坡以北京官話為「華語」基礎,而是客家話。

更大可能是,蘭芳客家話像荷蘭語去到南非那樣,經二百多年後愈來愈本土化,被正名為「蘭芳語」。中國面對這樣的國家,會否堅持「蘭芳語」是一種漢語方言?要是承認其語言地位,又如何理順國內客家人的身份認同?循這思路延伸,實在有太多思考空間。

2014年2月6日星期四

「方言」之謎:南非語是怎樣成為官方語言的?

近日香港教育局把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熱議。假如這案例出現在西方,會演變成怎樣的辯論?什麼是「方言」?「方言」又是否不能有法定地位?

「語言」和「方言」的差別,在語言學上自有其定義,筆者不是相關專家,自無能力參與討論。然而兩者的差異,更是一個國際政治問題,因為世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什麼是「語言」,什麼是「方言」,有時會模糊不清。有一句名言:「語言就是擁有陸海軍的方言」(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navy),由語言學家魏因賴希(Max Weinreich)發揚光大(此話原創者不詳,有說是他的講座聽眾)。這話看似犬儒,其實卻符合相當事實。

由荷蘭語演變而成

以南非為例,自從種族隔離政策終結後,由曼德拉時代開始,認定十一種不同語言為官方語言,包括「南非語」(Afrikaans)。然而,什麼是南非語?它並非南非黑人原住民的語言(其他十種當中的九種才是),而是荷蘭移民後代的語言。這些荷蘭移民在南非逐漸通過和其他語言的混合,衍生了自己的說話特色,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自稱「非洲人」(Africaander),將他們說的語言稱為「非洲語」(曾譯作「波爾語」、「阿非利加語」,現在普遍譯為「南非語」),但其實那不過是荷蘭語的一種方言,荷蘭人曾稱之為「海峽荷蘭語」或「廚房荷蘭語」。到了十九世紀末,才出現和荷蘭語略為不同的南非書面語,而且那是刻意製造出來顯示身份認同的。

英國在兩次波爾戰爭中,擊敗了荷蘭人後裔建立的共和國,成立「南非聯邦」,但不得不接納荷蘭人後裔加入管治階層,一同管理黑人原住民。根據一九○九年通過的《南非聯邦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聯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荷蘭語。不過,在已自稱「非洲人」的荷蘭人後裔不斷推動下,聯邦在一九二五年通過《官方語言法》,憲法列明的荷蘭語「包含」了南非語。雖然方案沒有使用「方言」一詞,但是可以如此被一種語言「包含」,起碼有高度互通之意。

一九六一年,以荷蘭人後裔為主體的南非白人在英國反對下終結聯邦,成立共和國,把英女皇的國家元首地位廢除。為了顯示南非白人當家作主,他們除了厲行種族隔離政策,還要改變南非語和荷蘭語的相互從屬位置。根據新憲法第一百一十九條,南非語一躍而成為和英語並列的官方語言,反而荷蘭語被「包含」在內。在一九八三年,南非政府索性刪除荷蘭語的「被包含」地位。到了曼德拉時代,惟有接受歷史現實,把「南非語」保留在官方語言內。

有趣的是,即使荷蘭語本身,根據語系也可以說是方言,為古代低地德語的方言。而南非語與荷蘭語的差異,是否比荷蘭語和一些當代「荷蘭方言」的差異大,也言人人殊。假如數百年前,有講粵語或客家話的華人在異鄉立國,國家留存至今,那些國家的官方語言又會是什麼?

2014年2月5日星期三

網絡熱話導讀:誰在香港支持「以巴群眾」?

日前幾位讀者在本人的Facebook留下私人訊息,表示從互聯網得知,有香港團體曾在加沙戰爭期間籌款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讀者們說,他們同情被戰火破壞家園的巴勒斯坦婦孺,但不知應否捐款。本人對香港團體間的爭議既無研究、亦無興趣,但看過相關資訊,有責任指出捐款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和直接援助「被戰火影響的巴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以巴群眾」這類專有名詞,在主流媒體固然難得一見,甚至主流左派也不太使用,基本上那是「托派」語言。作為久違了的名字,托派其實一直存在,且對以巴衝突有一家之見。托洛茨基是猶太人,托派雖人數不多及地位邊緣化,但七十年代前還是吸引不少知識分子加入,包括好些猶太精英。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一方面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另一方面也不滿阿拉伯民族主義領袖,例如耶路撒冷的伊斯蘭穆夫提(Grand Mufti)侯賽尼(Haj Amin al-Husseini),說他們在希特拉的年代同情納粹、打擊猶太人。對托派而言,一切都是階級問題,惟有通過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革掉雙方腐化階級,問題才可解決。

久違了的托派觀點

有趣的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後,上述以巴觀也被不少托派揚棄。當時以色列通過戰爭佔領大片阿拉伯土地,幾乎全球左翼都支持阿拉伯人的「反帝鬥爭」,托派論述也逐漸由批判以國資產階級,變成批判作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以色列國,包括抨擊該國工人階級沒參與阿拉伯世界的反帝鬥爭,對此可參閱英國社會學教授科恩(Werner Cohn)刊於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y的論文《猶太人在托派運動的新形象》。事實上,無論是主流以巴雙方,還是國際關係學者,多認為以巴衝突主要是宗教、民族、文化、乃至資源問題,在戰火連天的年代講「以巴階級覺醒」,未免太「離地」。

然而,就是在托派於左翼中被邊緣化、支持「以巴群眾」被托派邊緣化、連《共產研究期刊》為了生存也要改為《東歐政治期刊》的後冷戰時代,也依然有一些托派組織堅持以「世界人民大團結」的階級立場演繹以巴問題,包括一個類似昔日第四國際的「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它的以巴支部名叫「社會主義鬥爭」,香港代表為「社會主義行動」(網頁列明是「支持者」,不知是否正式成員)。

在CWI網站,有一篇愛爾蘭支部的評論文章最有代表性:根據其立論,以巴的「戰爭、自殺式襲擊、佔領和經濟崩潰」,受害人都是「巴勒斯坦群眾和以色列工人階級」,他們應反對國際社會的「資產階級外交解決方案」、「推翻以巴雙方的資產階級政權」,才能達到終極目標,即同時建立「社會主義以色列國」和「社會主義巴勒斯坦國」,再繼而建立「中東社會主義聯邦」。

讀者看見的街站是CWI香港支部所設,捐款表格寫的訴求,都是CWI網站原文照搬。至於捐款作何用途,雖然沒有公開列明,但基於CWI的理念和架構,相信未必會直接捐到受戰爭影響的巴人手中,而是有三個較大可能:交到CWI總部、CWI以巴支部,或由該香港團體自己保留,讓其「行動」以「喚醒階級覺醒」;其網頁透露,「我們亦花費了數千元旅費,到其他國家建立我們的組織,實在需要更多資金」,反映CWI不同支部或支持者之間存有國際交流,所以上述三個可能性亦有重疊的可能,詳情只能向相關組織查詢。重要的是,假如真正認同托派的「以巴群眾觀」、捐款的「行動」或旅費用途,支持自無不可;但假如只希望直接援助受戰火影響的巴人家庭,則有其他大量團體可供選擇。假如有捐款人以為是捐了給後者,而不知道是用作前者的托派用途,誤會就大了。

沈旭暉

2014年2月4日星期二

制裁菲律賓的另一可能

香港特區政府啟動制裁菲律賓的「第一階段」,取消菲律賓公務人員的免簽證待遇,估計每年影響約八百人。這項制裁自然是純粹姿態,不會對菲國構成任何實質影響,與台灣去年制裁菲國時的取消全體菲人免簽待遇,相距甚遠。然而,象徵式制裁不一定無用,只要策略得宜,也能帶出特別傳訊技巧。就此,大家可參考美國年前通過的《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下稱《法案》),如何對俄羅斯實行象徵性制裁。

馬格尼茨基是一名俄國律師,因揭露一宗貪腐案被捕入獄,最後在獄中被虐打致死。虐打致死的事實,曾被莫斯科任命的人權委員會證實,但後來根據官方調查,馬格尼茨基變成死於心臟病。案件變成西方高度關注的醜聞,也給予西方借題發揮的機會,令美國國會在二○一二年通過《法案》,在俄國入世、兩國貿易關係正常化的同時,對涉及馬格尼茨基案的俄方公職人員制裁,包括禁止相關人士進入美國,並凍結他們在美資產。歐洲議會月前亦通過議案,促請歐盟理事會制定歐洲版的《法案》,以監察作為「歐洲一分子」的俄羅斯。

美國公布的受影響人員名單不過十八人,層級不高,主要是俄國內政部、地方法院和稅務局的執行人員。然而,俄國總統普京視之為干涉內政的奇恥大辱,立刻讓俄國杜馬通過報復法案,禁止美國人領養俄羅斯兒童。及後,又反過來列出十八名被指「違反人權」的美方官員名單,禁止他們入境、凍結其俄羅斯資產,涉及官員層級更高,包括前副總統切尼的幕僚長艾丁頓(David Addington)。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啟示

《法案》的象徵式制裁,表面上針對個人,實際上自然針對國家,但又不會影響俄方實質利益,細節頗堪玩味。《法案》開宗明義針對單一案件,就是延伸到其他人權議題,直接打擊面也是有限,卻因此足以長期存在,毋須顧慮操作層面壓力。假如西方國家一律跟隨,那些當事人的活動範圍難免大為縮小,也難以進行跨國投資,所以他們會不斷發聲,這樣西方就能確保議題不會冷卻。

普京和俄國總理梅德韋傑夫對此案立場不同,民間也有不同意見,日後馬格尼茨基獲平反的可能性不小,西方的制裁即使沒即時效用,卻可能換來日後道德勝利。類似制裁彈性較大,有普遍化的趨勢,例如加拿大對烏克蘭部分官員、歐盟對敍利亞部分官員及家屬,也實行禁止入境制裁。

當然,此案不能和菲律賓人質事件類比,美國和香港更不能相提並論,但它還是有啟示的:凍結菲方公職人員免簽,根本影響不了任何人,只是要勞煩那些菲國辦公室助理多跑一轉,而且制裁見報後,連引起的討論也有限,菲方不可能感受到「壓力」。事實上,除了菲國拒絕道歉,據港府立場,菲方調查報告令不少公職人員逃過問責或處分,也令港人難以接受。假如對相關人士作針對性禁止入境,或較能引起國際社會注視,對菲人釋放的訊息也不一樣。

有了具體人物和劇情,今天放風列入A君、明天B君否認、後天C君以個人身份道歉,媒體也會有興趣連篇報道下去,不滿阿基諾的菲國政客會比較有動力跟進, 或曰「抽水」。

制裁啟動了,無疑已是比上任政府積極,但單以目前制裁力度,就是有第二、第三階段,也難以應付菲律賓這樣的國家。

沈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