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北京與香港 兩種美國觀

日前筆者在多倫多出席「國際研究學會」年會,與香港大學胡偉星教授組織了一節討論,題目是中美關係與台港互動。這無論在學界還是在社會,都是備受忽略的重要題目,因為題目觸及京港兩地截然不同的美國觀,這卻是現有研究甚少着墨的。

對北京而言,此刻中美關係的重點,就是回應奧巴馬年前宣布的「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假定美國及其盟友將在戰略和經濟層面針對中國崛起,結成包圍網,因而要投放更多資源,以先發制人方式進行反制。由於中國發展也面臨自己的瓶頸,民族主義卻愈來愈高漲,「反制美國重返亞太」已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軸,乃至是不同內部政策的指導方針。東海防空識別區、南海設三沙市,都是上述新思維的產品,有留意國際關係的朋友,對此都不會陌生。

至於在香港,一般市民乃至一般政府中人或政客都不認為美國在香港有重要角色扮演。認為美國重要的,一般乃基於下列原因:通過美國與香港的雙邊貿易,調節向大陸貿易「一邊倒」的失衡;又或在保安、金融反恐一類議題和美方合作,共同打擊洗黑錢一類跨國犯罪。

雖然近年開始有人主張利用美國國會多年前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作為捍衞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手段,但這思維並未在一般人心目中成為常理,不少泛民主派議員反而對依靠美國有強烈顧忌。

問題是,以上這兩種美國觀,近年卻已構成微妙互動。中國制定對港政策時,一直都不以單純的香港內部情況、香港市民感受為全部依據,卻習慣將之放在國際政治的格局內研判。近年這趨勢更進一步,因為在新近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除了包括外交部、國安部,還包括港澳辦。

政改:國際博弈還是內部事務?

在北京眼中,一直深信香港是美國「重返亞太」的一環,以為美國要利用香港進行「顏色革命」或起碼製造議題和北京討價還價,因此會主動影響類似政改一類議題的進展,例如鼓吹「真普選」來抗衡「有中國特色的普選」。但對一般港人而言,卻難以想像普選議題可以牽扯到「國際關係」。

在上述互動中,自然不能排除各方都有渾水摸魚的人,而就相關題目研究、執行的資源,亦頗為可觀。然而,我們不能否認北京確有相當多人真心相信,政改是中美關係的事;問一些在北京、上海受高等教育的尖子,他們不少也有相近印象。與此同時,我們更不能否認絕大多數港人都真心相信,政改一類議題只是香港內部的事,將之提升到國際戰略的「高度」,只是強硬派自圓其說的藉口。

這一個中央和香港針對美國的龐大認知落差,代表着兩個完全不同的龍門,不可能在一時三刻就得到調和,卻很可能是未來矛盾難以化解的關鍵。

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如何回應菲律賓「控告」中國?

華文媒體不斷報道,菲律賓「成功爭取」就黃岩島主權爭議把中國告上「國際法庭」。其實,這樣的理解存有不少誤解,也影響到中國外交的研判。

根據中菲兩國都有簽署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第二百八十七條,簽約國可以選擇四種方法解決「與解釋公約相關的爭端」,當中第二種是「國際法庭」(ICJ);第三種是「特設仲裁機制」,通常是通過「常設仲裁法院」(PCA)處理。
國際法庭是聯合國正式機制,具有法定地位,但處理這類領土爭端,必須雙方都同意才可開庭,像剛解決的秘魯與智利水域爭議,就是雙方同意讓國際法庭處理。由於中國不願意通過國際機制解決任何主權爭議,菲律賓是不能把中國告上「國際法庭」的。

與受困擾國聯成一線

至於菲律賓目前採取的辦法是組織仲裁機制。根據公約,慣例是由國際海洋法庭主席委任五人仲裁庭,透過常設仲裁法院處理。常設仲裁法院是一八九九年根據《海牙和會》設立的國際組織,並非聯合國直屬部分。嚴格而言,它只是負責調解及仲裁,任何國家或非國家個體都可以使用機制,所以決議難有強制性,有時甚至有決議也不公開。菲律賓使用這機制,象徵意義大於一切。

然而,中國以簽訂UNCLOS之時,訂明不接受公約解釋任何涉及中國國家主權的爭議,來擺出一副對仲裁毫不理會的姿態,卻可能弄巧反拙。畢竟,菲律賓此舉就是為了爭取道德高地,只是強調「你管不了我」,輿論上菲律賓就勝了一仗。比較圓滑的打法,是強調「你管不了我們」。

事實上,菲律賓此舉是在製造一個具深遠影響的捷徑。UNCLOS列明,不能解決和土地有關的主權爭議,而審理土地爭議的國際法庭,則必須爭議方同意審理才開庭。但現在菲律賓以針對海洋的「演繹問題」申請仲裁,實在卻是圍繞相關島嶼的主權。菲律賓國際法專家也明白此理,所以措辭也十分謹慎。

故此,中國最理想的回應,是和其他備受同樣捷徑困擾的國家聯成一線,例如英國。目前,另有一宗國際仲裁法院正處理的類似案件,是由毛里裘斯控告英國,指英方無權在和毛里裘斯有主權爭議的英屬印度洋領地,建立「海洋保護區」。表面上,毛里裘斯稱的是海洋問題,實際上關注的,就是英屬印度洋領地那些土地的主權,而這觸及英國極不光彩的殖民歷史。

那塊「領地」原屬毛里求斯殖民地一部分,在英國明白毛里裘斯不久要獨立後,就把那些島嶼切割,而切割的主要目的,卻是為了趕走那裏的原住民,再把領地租給美軍作為基地。數年前,英國忽然要在那裏「保護海洋」,就被指是為防原住民回流的釜底抽薪。目前仲裁機制也受理此案,英國最強的自辯理據就是「不能審理土地爭議」。

其實,中國不願直接參與仲裁機制,卻不代表該國不應以其他形式參與,例如可以成立國際非政府組織,宗旨就是堵塞任何國家利用UNCLOS繞個圈處理土地主權問題這個「漏洞」,然後在相關案例主動發聲,並把法理依據送到仲裁庭成員。對此,起碼英國會心領神會表示歡迎,總比「沉默是金」為佳。

2014年3月27日星期四

恐怖襲擊與香港:國際大都會的共同危機

本欄月初談及昆明式恐怖襲擊出現在香港的風險,收到不少朋友回應,談及其他可能出現的恐襲危機,意見十分精闢,此後發生馬航事件,亦惹來恐襲疑雲。由於「香港不會成為恐怖分子目標」這概念太深入民心,值得為大家再作出一些延伸補充,以便居安思危。

新加坡外交部友人閱讀上文後,分享了當地的反恐經驗,並說他有時在中環辦公室也感到擔心。不少人以為,新加坡這個受美國實質保護的華人國家,左右逢源,不可能成為恐怖襲擊目標。

「三合一」目標惹青睞

然而,新加坡政府確曾在印尼伊斯蘭祈禱團的工作計劃中,找到襲擊新加坡的具體方案,連襲擊目標都定了下來,除了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大使館,有來自新加坡內部資訊透露,還可能包括美國大使館旁邊、不少人常以為不會受恐怖分子青睞的中國大使館(不過後部分細節沒有公開)。

而且,新加坡有不少孟加拉外傭,孟加拉則存在個別激進伊斯蘭組織,令新加坡當局也有敏感的神經。在可見將來,香港的流動人口會愈來愈多,來自內地的勞工可來自任何地區,新加坡擔心的,香港也不能免疫。

澳門的譚志強博士也在筆者的Facebook分享,認為人山人海的美資澳門賭場受襲風險更高。這也不是危言聳聽,賭場代表了美國利益,也是中國特區繁榮穩定的象徵,襲擊具高度戲劇性宣傳效果,視覺亦刺激強烈,這類一箭三雕的目標,一直是恐怖分子所愛。

二○○二年造成二百多人死亡的峇里島夜總會爆炸案,就是針對這類西方人喜好、挑戰當地政府、具備宣傳效果的「三合一」目標。二○○八年造成一百六十四人死亡的孟買連環恐怖襲擊,也包括針對兩間西方遊客常去的高檔五星級酒店和懷舊咖啡館。香港同類目標不少,大家可自行想像。

網友Leo Hau則認為,香港從前是國際洗黑錢中心,但近年在國際金融反恐戰嚴打下,不少疑似恐怖資金已撤離,變相令恐怖分子策劃襲擊再無顧忌。「金融反恐」成功、反令恐襲風險增加這觀點並非主流,但網友此意見有其延伸道理,因為香港回歸後,愈來愈成為內地資金的(地上或地下)錢莊。假如有疆獨恐怖分子追蹤某些和新疆有關的資本及其代理人,追蹤到香港,亦完全不意外。

最後,一些對北京不信任的聲音擔心,恐怖襲擊可以成為改變香港體制的突破點,即使不相信會出現自導自演的人,也不排除當局在出現恐襲後大力推動國家安全立法,因此變相增加了香港出現恐襲的機會。基本上這是陰謀論,而類似陰謀論在「九一一」事件後的美國也是廣傳,一般研究員在沒證據前不會嚴肅看待。

但陰謀論也是必須參考的,因恐怖分子從中發現襲擊成功後,會增加當地社會內部猜疑,那他們針對當地的動機就可能增加。就像昆明襲擊出現後,北京歸咎於疆獨,海外新疆組織說是北京自導自演,國內不同謠言亦傳個不休,這類效果正是恐怖分子需要的。但中國內地資訊流通畢竟受局限,不像香港,事發後肯定出現無數網絡流言,對恐怖分子的宣傳價值,就更勝一籌了。

2014年3月26日星期三

美國右翼的未來:由佩林的「烏克蘭預言」談起

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國政要群起回應,除了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外交元老紛紛出山獻策外,連共和黨前副總統候選人佩林亦不忘「抽水」,提醒國人她六年前就已「成功預測」普京將入侵烏克蘭。「佩林預言」之所以具戲劇性,自然與她對外交一竅不通的形象有關。在網絡世界,有一句聲稱來自她的名言:「I can see Russia from my house」,本來是喜劇演員天娜菲(Tina Fey)醜化佩林的戲謔,但佩林本人的確也說過類似內容的話:「They're our next-door neighbors, and you can actually see Russia from land here in Alaska.」其實,無論是佩林的原話,還是天娜菲的誇張版,都可以說沒錯,因為「我的家」或「隔壁鄰居」都可以是比喻,畢竟佩林當時管治的阿拉斯加與俄羅斯只是隔海相望,而在阿拉斯加最接近俄國的小代奧米德島(Little Diomede),也確實可以在天朗氣清時,看見俄國的拉特曼諾夫島(Big Diomede)無人島。

國際知識貧乏 冷戰思維片面

然而,佩林明明對外交不大了解,卻因為「阿拉斯加在俄羅斯旁邊」,而認為了解俄國的思維,這其實也代表不少普羅美國人的思維。美國雖是超級大國,但一般國民的國際知識異常貧乏。十多年前,美國亞洲協會做過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美國成年人以為越南是一個「島」,而越戰卻是那一代人最重要的、也捲入內政最深的國際新聞。佩林基於冷戰時代的片面概念,「成功預測」俄國入侵格魯吉亞後將入侵烏克蘭,代表的不單是個人,還有不少同類思維的美國人,特別是把佩林奉為精神領袖的茶黨中人。那「佩林思維」又有什麼問題?問題是就算大家不談全球化時代的相互依賴關係、不談普京的戰略並不是要和美國全方位爭霸,單論「冷戰思維」,其實也不會是簡單的對抗。冷戰之所以成不了熱戰,全賴美蘇之間存在一系列緩衝國,有些明顯是某一陣營的附庸,例如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蘇聯的東歐陣營;也有些是居於某一陣營旁邊、而對大國事事小心的中立國,例如芬蘭。就是其他大國之間,也往往出現緩衝地帶,例如中印之間的尼泊爾與不丹。

俄羅斯作為大國,自然視其他獨聯體國家為緩衝地帶,要是這些國家全面倒向西方陣營,會感到極度不安,擔心再也不能保障自身安全。更重要的是,這些緩衝國和昔日的東歐國家不同,和俄國歷史淵源更深,俄方要在境內製造混亂、扶植親俄勢力輕而易舉,西方並沒能力將之輕易消化。

對西方而言,爭取這些緩衝地帶全面倒戈並無好處,頂多是將之變成一個個芬蘭,加強和西方的聯繫,而維持緩衝的功能,才是與普京相處之道。這些意見,正是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冷戰元老的意見,佩林卻認為不把這些國家拉過來,就是出賣這些國家的人民。

佩林一來不顧美國沒有這能力、二來不顧這些國家的人民存在二元意見、三來無視地緣政治的倫理,假如有一天她、或新一代美國右翼當選總統,而循這思路制定外交政策,世界就從此多事了。

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

範式轉移:「國際特務時代」的重臨?

克里米亞公投、敘利亞內戰無了期延長、斯諾登事件…… 這些過去一年發生的國際大事,雖然貌似互不相干,但其實都在引導世界走向一個新方向,也就是不再相信全球化時代的融合假設。「在日常生活充滿國際角力」這個冷戰時代才適用的常識,彷彿又回到我們身邊,並可能產生一些教人擔心的副作用,例如「特務時代」的重臨。

是的,特務一直都存在,但是在冷戰結束後,缺少了一個龐大的假象敵,不少特工被逼改變工作內容,而在「和諧社會」,特務的需求也會減少。然而,目前世界格局已重新走向衝突主導,雖然沒有二元對立的絕對,但新興國家挑戰「現狀捍衛者」的格局已基本成型。烏克蘭危機、克里米亞公投是近年罕見的東西方正面角力,而且是雙方情治單位的正面角力:先有美國官員「辱罵」歐盟支援烏克蘭反對派不力的敏感講話被俄方竊聽,再有不同背景可疑的極端組織在當地活動。其他國家必然會仔細閱讀這案例,作為日後部署的新指標。

有見及此,不少國家都更改了內部編制以作回應,不讓美俄專美。最明顯的例子自然是中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由外交、國安、乃至到港澳辦都包括在內,倣效的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較少人關注的是日本也啓動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倣效的對象也是美國國安會。這樣一來,除了相關權責更集中,各國撥給(廣義)情報收集的資源,也只會不斷增加。

即使不計國際背景,近年日常生活的演化,也令出任特務或特工的難度大降。像馬航事件發生後,無論事件是否涉及恐怖襲擊,都令人發現反恐只會越來越難,因為從前訓練恐怖份子需要不少成本,但現在通過高科技支援,數小時就可以令人掌握一些基本恐襲技巧,編寫一個「恐怖份子檔案」甚麼的,根本跟不上形勢。現在要業餘追蹤其他人也越來越容易,單是一部智能手機,已令不少機密暴露,令有心成為特務的普通人,也有了「貢獻國家」的空間。斯諾登的例子,顯示現代特工真的就像《新鐵金剛:智破天凶城》的特工「Q」,根本是沉迷電腦的宅男。

這說明在未來十年,雖然所有人都會「討厭政治」,但世界各地的日常生活卻難免越來越政治化,很多疑真似假的「報告」會陸續出現,隨著各國的相關資源調配,「敵人」也只會越來越多。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也難以逃避新時代,世界各地都難獨善其身。曾幾何時,香港、柏林、克里米亞等被稱為「特務之都」,想不到在21世紀,同一頭銜又捲土重來。假如本城將出現特務大案,筆者毫不意外。

2014年3月24日星期一

由「G8」到「B5」:下一場經濟大戰?

克里米亞危機出現後,盧布匯價一度急挫,俄羅斯央行大舉加息,但其實危機出現前,華爾街已開始大舉拋售俄羅斯資產。不久歐美聲言制裁俄羅斯,乃至要將之踢出G8集團,烏克蘭亦打算脫離獨聯體,繼續下來的連鎖效應將十分有趣。普京應付克里米亞一類地緣政治危機駕輕就熟,但又可以如何長遠規劃俄羅斯的經濟戰?

由於美國始終掌控全球經濟市場,俄羅斯反制的能力有限,提出的甚麼「拋售美國債券」建議根本不可行。只因俄羅斯一旦出現經濟危機也會波及歐洲,才令西方整體對發動經濟戰投鼠忌器。然而即使俄羅斯經濟實力不及歐美,還是有一些選項值得長遠研究的,例如如何結合人民幣來抗衡美元。近年中俄貿易不再用美元結算,改為直接兌換,而中國一直希望以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俄羅斯經濟過份依賴國內能源,卻缺乏廉價勞動力,和中國經濟也存有互保性。假如人民幣可在關鍵時刻協助支撐盧布,或能給予市場信心。普京希望在危機中拉攏中國,但要中國在涉及獨立、分離主義這類議題表態,未免強人所難,不過加強經濟合作,卻屬情理之中。假如西方真的經濟制裁俄羅斯,中俄經濟合作肯定是最大受益者。

事實上,在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並非孤立的。即使公然支持普京的國家不會很多,但只要美國、歐盟真的宣佈經濟制裁俄羅斯,就可以從不制裁的國當中家,發現俄羅斯在國際經濟體系的朋友。一般相信,同為金磚國家的中國、印度、巴西、南非,都不會參與制裁,中國雖說中立,但表明認同俄羅斯對西方促成烏克蘭危機的判斷;至於印度的立場,甚至比中國更傾向支持俄羅斯的烏克蘭政策。就是美國的重要盟友日本,在需要打「俄國牌」抗衡中國之時,會否真正聽從西方對俄政策,也大是疑問。

由此可見,西方要進行的制裁除了可能影響自身,也可能加速金磚國家的整合。中俄為主要持分者的金磚集團,在去年峰會已決定成立「金磚發展銀行」,目的除了是官方的促進經濟發展、降低融資成本,也是減低對西方金融體系的依賴,或說白點,對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乃至亞洲開發銀行等美國掌控的機制另起爐灶。至於具體路線圖,原定在今年7月在巴西舉行的金磚五國峰會決定。

有了克里米亞危機,峰會就有了落實金磚發展銀行的逼切性。畢竟就是這些國家的政治立場不一定一致,也希望一旦面對西方制裁時,能有所奧援。舉例而言,中國要是在釣魚台爆發軍事衝突,就同樣可能面對美國的經濟打擊,所以俄羅斯應對之道,也大有參考價值。當然,以目前國力,新興國家是不足以挑戰美國金融霸權的,但俄羅斯一旦大舉受壓,必然大力催生經濟層面的合縱連橫,說不定可以逼出一些新局面出來。假如烏克蘭危機令G8倒退回G7、卻令金磚國家峰會升格為更據舉足輕重的「B5」,其潛在影響,或會比克里米亞一地誰屬更為深遠。

2014年3月21日星期五

移民台灣:國際延伸思考

近日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起香港廣泛關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不脛而走,令人想起近年不少港人興起移民台灣的念頭。

然而,月前台灣宣布諮詢更改移民政策,從前港澳居民只要滙入五百萬新台幣存款滿一年就可申請居留,新建議的金額改為一千萬新台幣,且也不再接受純粹存款,而必須是「實際投資行為」。建議被報道後,不少港人感到不解,筆者為此請教了一些台灣官員,深感背後的理念問題更值得思考。

香港或成兩岸關係漏洞

支持改例的官方意見是這樣的:「這樣的改變是參酌世界主要國家移民制度,為避免難以預期的衍生性人口,以及提高投資移民帶來的經濟效益。」但實際上,「港澳同胞」以往獲另眼相看,乃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國共內戰後,不少親國民黨華人通過香港移居台灣,而香港曾有數目龐大的「親中華民國」人口,台灣也積極吸引來自香港的留學生到台讀書;而且直到今天,以「港資」身份投資台灣,依然跟「陸資」享有不同待遇。加上港澳和台灣享有相近價值觀,移民較易融合,就像新加坡在香港回歸前一度大舉吸納香港移民,也基於同一前設。

問題是香港回歸後,內地居民不難先通過「香港居民」身份再移居台灣。雖然台灣規定「陸資」持有三成以上股權的「港資」也定義為「陸資」,但也開始有「港資公司」由代表內地資金的「新香港人」持有。凡此種種,都令台方擔心給港澳的優惠,成了兩岸關係的漏洞。

反對修例的意見則認為,修例變相放棄多年來支持「中華民國」的香港居民,特別是居港國民黨舊部,而且對台灣原來希望吸納的對象(價值觀相近的香港人)也不公平、更打擊其士氣,因為不少港人拿中華民國護照只為得到「逃生門」,不一定打算現在定居,連這門檻也提高,未免不人道。

於是,有人想到以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劃線,此前獲得香港居留權的「舊香港人」應享原有移民待遇,新例只適用於「新香港人」,可比較的例子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前在澳門出生的居民,才得到葡萄牙護照。但如此劃線,除了可能帶來所謂「外部勢力分化香港」的麻煩,也涉及「港資」的問題:要是日後「港資」的優惠被修改(相信這是早晚的事),無論「舊香港人」的公司是否不受此限,都會帶來爭議。何況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前取得台灣「華僑身份證明書」的「舊香港人」,已是享有不同待遇(香港回歸後,港人已不能申請「華僑身份證明書」)。 日前,台灣的朋友終於傳來「最後答案」:修例還是通過了,不過和原建議略有不同,雖然一樣取消「存款移民」,但港澳居民投資移民的金額,並非參照「無戶籍國民」(華僑)的一千萬新台幣(然而華僑有其他途徑移民台灣,不贅),而是參照「外國人」投資二十萬美元的要求、改為六百萬新台幣。改變稍為回應了港人情緒,但同時亦暗示台灣正在對「一國兩制」重新評估,「中華民國」亦不再特別青睞「舊香港人」。

更重要的是,這簡單的修例,蘊含國際層面的敏感問題。當「白手套」協助國人、國企「走出去」,原是香港「被維持」一國兩制(門面)的價值之一;但要是這被濫用了,外間卻會連香港的獨特身份也沒收。台灣明顯認為,以上平衡點已開始被打破,這對其他國家難免帶來負面訊息,值得注視。說到底,「一國兩制」客觀上是否完整存在,除了北京是否授權,也得看國際社會是否理會,否則就是像北韓建立「特區」、「選」出特首,連中國也不會給予太多和「北韓大陸」不同的待遇。北韓也有特首?答案是有的,北韓領袖金正日委任的「新義州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楊斌就是,他上任後就立刻被中國拘捕,如今住在監獄。

2014年3月20日星期四

從克里米亞公投回顧錫金「滅亡公投」

上周本欄談及克里米亞公投時,輕輕帶過一九七五年的錫金公投,有讀者對錫金人投票滅亡自身的國家感到不解,也希望補充尼泊爾、印度新移民各自的角色,故今天特分享之。

錫金在中國曆史被稱為「哲孟雄」,國王自稱法王,信奉藏傳佛教,與尼泊爾、不丹同為喜馬拉雅山小國,在十九世紀成為英國保護國。印度獨立後,錫金變成印度保護國,兩國簽訂《印度錫金和平條約》,但錫金依然保持相當獨立性。錫金法王曾娶美國少女為后,在國際社會名噪一時,中國官方出版的《各國概況》到二○○三年前,也承認錫金是獨立國家,錫金國王亦一度謀求加入聯合國。

印度幕後促成結果

問題是,錫金本土人口早已成為國內的少數族群。自十九世紀末開始,英國大舉讓尼泊爾人移民錫金、開墾土地,所以不少研究員認為,尼泊爾新移民、而不是印度新移民,才是錫金變天的關鍵。

不過,須注意的是這些尼泊爾新移民的身份認同不在尼泊爾,而在印度教,他們以「印度教」和南亞大國「印度」建構身份認同,以抗衡錫金王室的藏傳佛教,比尼泊爾國內的印度教徒更親印,故此「印度教新移民」在一人一票公投下,就投出和印度合併的結果。關於一九七五年公投過程和背景,可參閲南亞學者古普塔(Ranjan Gupta)同年發表在Asian Survey的論文Sikkim:The Merger with India。

然而,印度教新移民大舉遷入,其實不一定代表他們想到「公投入印」,也不保證「當家作主」後生活會比從前好。早在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時,他們已是錫金的多數族群,但印度還是保留錫金為緩衝國,他們也未有激烈反應。根據一些記載(例如印度出版的 India-Tibet-China Conflict),錫金早在那一年就搞過「公投」,否決加入印度,但其實關於那次「公投」的介紹相當少,也有認為只是錫金貴族的內部意見而已。比較可靠的資訊是,印度雖然容許錫金「高度自治」,但也一手建立了錫金議會,在議會內扶植反王室勢力,並安排印度精英在錫金任職,只是未有兼併之意。事情改變的關鍵,還是印度人的進入,不過這些不是一般移民,而是有特別任務的「志工」。據印度作者雷納(Ashok Raina)的著作Inside RAW,印度情報機關的「研究及分析部」(RAW)早在一九七一年就決定兼併錫金,同期另一「成就」是肢解宿敵巴基斯坦、建立孟加拉國。印度急於下手,因為另一喜馬拉雅小國不丹亦於一九七一年加入聯合國,假如錫金入聯成功,就可能千秋萬代。

於是,印度在錫金的「工作者」開始煽動境內印度教徒與錫金貴族的階級矛盾,頻頻舉行反王室示威。本土貴族出身的錫金末代首相道爾吉(Kazi Lhendup Dorji)成了印度重點收買對象,他在錫金併入印度後續任原職至一九七九年,到二○○七年才以一百零二歲高齡離世,離世前對南亞評論員舍爾默德(Sudheer Sharmade)透露,印度情報部門曾向他提供大量「資金」,由特工親手交收。法王親信亦透露,真正來自錫金的示威者很少,示威者大多是印度從國內達吉嶺運送過來的「新錫金人」,甚至有印度軍警脫下軍裝加入「群衆」行列。他們的作用不是投票,而是製造時機,讓公投出現「應有」結果。

印度軍警在一九七三年進入錫金「維持秩序」後,也留下其他印度人繼續「維穩」;到了一九七五年公投,據錫金農業部長透露,甚至有印度軍警在票站持槍「保護」投票者。最終公投結果居然是百分之九十七點五五贊成與印度合併,投票率五成九,而當時錫金本土人口起碼還有四分一至三分一沒投票,反映他們不是不合資格、不能投票、不願投票,就是不敢投反對票。故此,在來自尼泊爾的印度教徒移民外,「公投」成事的關鍵,還是印度人和印度。錫金和克里米亞案例各有異同,自然不能完全類比。不過,正如本欄兩周前講述,今天佔多數的俄裔人口也不是克里米亞原住民,數百年前在那裏立國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卻因被蘇聯強遷離境數十年,現已淪為境內少數族群。印度在克里米亞問題力排衆議,甘冒西方的大不韙,傾向支持普京,其實也和錫金有關:否定克里米亞公投,很容易也會否定錫金公投,怎能輕易打倒昨日的我呢!

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南沙香港園」的國際隨想:「橫琴模式」可延伸到哪裏?

有媒體報道,香港特區政府有意在南沙租用佔地比香港島更大的「香港園」,解決寸金尺土的問題,也可承載供自由行旅客使用的「離地購物城」。雖然政府隨即淡化此事(「大部分構思並不可行」),但其實早在去年,方案已通過「小香港」之名放風,贊成者認為能開拓香港出路,反對者相信只會便宜個別發展商,這些都不在本欄討論範圍內。

為「一國兩制」啟無窮空間

大家感興趣的是在學術層面,「南沙模式」具相當創意,為此大家應了解它的藍本「橫琴模式」,也可按國際關係的「租地模式」作一定參考。

當提起「租界」,難免想起百年前中國的屈辱。其實,「租界」在國際關係不一定代表不平等條約,也可是雙方你情我願的安排,在今天依然存在。例如美國用來拷問疑似恐怖分子的關塔那摩基地,主權依然屬古巴,只是古巴租借給美國;小國捷克也租用了德國漢堡的港口Moldauhafen,租期直到二○二八年 。

國與國之間可租地,在中國的「一國」框架以內,特區自然也能租地,但不同的是必須人大授權。理論上,「橫琴模式」並非首創,香港在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港區,已是二○○六年人大授權在香港特區境外的小租地,租期到二○四七年,區內實行香港法律。再之前二○○一年,珠海邊檢大樓也被人大授權為澳門特區的租地。不過,真正具有常住人口規模的還是橫琴。

「橫琴模式」出現在二○○九年,由人大授權澳門特區管轄橫琴島東部的一平方公里土地,區內使用澳門法律,租期五十年,租金十二億澳門幣。這塊土地用作澳門大學的橫琴校區,規定租期內不得更改土地用途(即不能鑽空子建賭場)。換句話說,在澳門特區範圍外,現在有了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面積比全球最小的主權國家梵蒂岡還要大),同樣使用澳門法律;澳大學生到橫琴校園可通過海底隧道,毋須辦理出入境手續;區內自由使用互聯網,毋須翻牆也可上Facebook和YouTude;區內水電、警察等,均由澳門提供。

雖然有批評橫琴建設嚴重超支,區內自由亦未保證,但實際上,澳門特區確是得到《基本法》原授權以外的一塊「租界」。先例一開,確為「一國兩制」開啟了無窮空間。

假如香港要應用「橫琴模式」建立「南沙香港園」(使用香港法律、而非讓香港財團純粹開發),自然不能由香港和南沙自行決定,也必須得到人大授權,相比起澳門,相信敏感得多。但理論上,從「橫琴模式」大膽推想,在平行時空,不但可研究「南沙香港園」,還有無限可能。

回顧澳大前任副校長(也是候任香港恒管校長)何順文教授曾這樣評價:「『橫琴模式』對香港和台灣的發展有重要啟示作用。香港可用地面積有很大的制約,深圳可考慮橫琴澳大新校區的做法,如得到中央政府支持,將一部分接近香港的土地,租給香港特區使用管轄。另外,台灣要走出經濟局限,也需要與內地創新合作,距離台灣最近的福建平潭島也可以租予台灣作發展。最重要的是在一個國家的概念。」

這段話可咀嚼之處,不單與「橫琴模式」應用到港、台有關,還在其邏輯延伸。在北京眼中,台灣自屬「一個國家的概念」之下,假如香港不是向南沙租地,而是打不少港人都希望移居的台灣主意,台方又同意租地給香港五十年,中央政府會視之為「台灣影響特區施政的陰謀」,還是「香港為祖國統一作出的偉大貢獻」、主動出面租地,再由人大將之授權租給香港?

再進一步,雖然香港不能處理國防外交,但要是北京同意,先由中國向諸如新加坡等其他國家租地,再由人大授權轉租給香港建立「坡港園」,又是否可行?再再進一步,假設瓦努阿圖不與中國或香港特區政府打交道,卻願意租借一塊土地給某港資企業九十九年,完全按香港法律管理,這項「民間投資」又會否令港人海闊天空?

2014年3月18日星期二

從馬航事件回顧「波金卡恐襲計劃」

根據《菲律賓每日詢問報》引述菲律賓民航署「消息人士」,馬航MH370的機長扎哈里「被發現」有多項疑點,其中一項居然是他在航空學校受訓時,恐怖分子哈金穆瑞(Abdul Hakim Murad)也在同地受訓。一般人大概不認為這也是「嫌疑」,也不會再認真看待來自各方的放風,但對研究員來說,「哈金穆瑞」這名字還是引起震撼。由於讀者不一定了解這名字在「業界」的含義,筆者還得稍作解釋。

哈金穆瑞是巴基斯坦人,並非家喻戶曉,但在反恐研究當中算得上「名人」,因為他是阿爾基達招募的第一批機師,主要夥伴是綽號「化學家」的阿爾基達炸彈製造「專才」尤塞夫(Ramzi Yousef),尤塞夫的親叔叔則是一度被外界誤當阿爾基達三號人物的哈立德(Khalid Sheikh Mohammad),美國認為他是九一一恐襲具體策劃者。

這一條線曾幹下不少大案,哈金穆瑞除協助尤塞夫策劃一九九三年世貿爆炸案,還因一九九五年的「波金卡計劃」(Bojinka Plot)而成名。

規模驚人 震撼超九一一

「波金卡計劃」規模驚人,假如成功,震撼將超越九一一恐襲。據美國調查及哈金穆瑞等人後來的招供顯示,計劃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安排自殺式襲擊者,在教宗訪問菲律賓時把他暗殺,以分散世界注意力;第二階段是在東亞、東南亞飛往美國的十一班航機放置炸彈,預計在太平洋和南中國海上空同時爆炸,造成四千多乘客死亡之餘,也會令全球航空停飛(其中一個被設定使用的機場乃香港啓德機場);第三階段,則由哈金穆瑞這位機師親自駕駛飛機(他自然有辦法在全球停航後弄來飛機),撞向維珍尼亞州的美國中情局總部。「波金卡計劃」並非紙上談兵。哈金穆瑞和尤塞夫的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包括訓練自殺式襲擊者、安排人員在各地機場放炸彈等,而他們為了實驗,也曾成功在一架菲律賓飛到日本的航機製造爆炸,機師緊急降落,只死了乘客一人,不過這不代表計劃有漏洞,只是恐怖分子刻意減低炸彈威力、以免打草驚蛇而已。幸好在計劃執行前,哈金穆瑞試驗爆炸品期間不慎引發火警,並遭菲律賓拘捕,計劃也隨之泡湯。

「波金卡計劃」和馬航事件自然沒有關係,但在當下依然值得重溫,因為它顯示了阿爾基達在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地區有一定活動能量,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也長期被用作恐怖分子的中轉站(計劃金主就是在馬來西亞落網)。而且,恐怖分子以假護照上機、再在起飛前下機的手法,以及飛行知識對恐怖活動的幫助,都在「波金卡計劃」表露無遺。

提出哈金穆瑞這人,雖然無助破案,卻難免令各界加強對「機師恐怖主義」的警惕,可能令全球機師日後面對更多反恐檢查,航機也可能出現更多預防機師騎劫客機的設計。即使最終機師被證實無辜,針對機師的警號一經發出,已收不回去了。

2014年3月17日星期一

馬航迷團:安華「被成為」恐怖分子?

馬航失蹤事件峰迴路轉,上周本欄談及的其中一個「瘋狂猜想」,即機長自行關閉通訊系統,再把客機飛到其他地方,居然愈來愈似最有可能的情況。調查方向轉向機師扎赫里(Zaharie Ahmad Shah)後,不少資訊關注他的政治取向,而無論他是否有可疑,事故對馬來西亞的內政恐怕都有微妙影響,因為扎赫里的政治偶像,據說是目前對馬來西亞當局最具威脅的反對派領袖安華(Anwar Ibrahim)。馬來西亞調查人員對《每日郵報》等外國媒體披露,據調查所得,扎赫里是一名「積極的政治活躍分子」,強烈支持安華,同僚還說他打算在起飛前數小時旁聽法院對安華的審訊(雖然未知道他最終有否出現)。該上訴庭審訊改判安華二○○八年雞姦助理罪名成立,將他判監五年,在安華支持者中,普遍視之為政治迫害。這些匿名「調查人員」明顯是通過放風,暗示機長可能因為不滿對安華的判決,而騎劫自己的飛機,雖然沒有明言目的,但邏輯推論,其認為的可能性應包括以此向馬來西亞政府討價還價,要求釋放安華。至於相關「調查」是證據確鑿、捕風捉影還是子虛烏有,基於馬來西亞當局在此事表現高度不可靠,我們自然只應存疑。

抹黑安華 已非首次

然而值得擔心的是,自從安華和馬來西亞當局鬧翻,為安華套上各式各樣罪名、污名,一直是執政巫統的既定策略,而將安華聯繫上恐怖分子,已不是第一次。去年自稱效忠菲律賓昔日「蘇祿蘇丹國」(Sultanate of Sulu)的二百三十五名疑似武裝人員(或曰恐怖分子)「入侵」東馬沙巴州,與馬來西亞政府軍爆發零星戰鬥,造成數十人死亡。馬來西亞政府平亂期間,徵用了廉航AirAsia的民航客機運送軍人,引起了一些對「航空公司政治化」的批評。「蘇祿軍入侵」的公開原因,據說是這個當年管轄沙巴的蘇丹國要「取回故土」,但由於案情實在太離奇,一如區內其他事件,惹來了連串陰謀論。例如有人相信是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在幕後策劃,阿基諾三世則暗示是前總統阿羅約的支持者要攪局。有馬來西亞親政府人員卻認為是安華在幕後策劃事件,菲、馬都有媒體報道,安華事發前曾會見對方要人,並承諾在反對派執政後容許沙巴「高度自治」,以換取對方「入侵」製造混亂,讓巫統失去在沙巴的選票。

以上邏輯相當奇怪,安華陣營自然視這類報道為誹謗、抹黑,他們相信是政府刻意擴大事件來宣傳「國家安全」,並打壓反對派。無論真相如何,去年也不是安華第一次捲入馬來西亞的反恐辯論。

數年前馬來西亞總警長曾警告,來自印尼伊斯蘭祈禱團等的恐怖分子大舉滲入國內校園,也被安華批評為掩蓋國民對政府不滿的手段。自此,安華和恐怖主義就被當局配對起來,若這次馬航事件最終成為安華被抹黑的新內容,也不是不可能。特別是馬來西亞政府處理得如此拙劣,也實在需要巫師以外的手段轉移視線,「抹黑安華」這張牌,也許又是時候派上用場了。

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習馬會」捨香港取新加坡?

中國「兩會」期間,外間關注的除了內政,還有外交和兩岸關係。台灣總統馬英九希望作為政績工程的「習馬會」能否落實,亦逐步放風。雖然台方希望在APEC領導人峰會促成見面的算盤未能打響,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未封後門,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提出二人會面可在北京或台北以外的「第三地」舉行。

所謂「第三地」,最熱門的選項不外乎香港、澳門或新加坡。台灣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受訪時,則說「港澳大概不算第三地」。那究竟香港主辦的機會有多大?

北京調整港國際地位

對香港而言,承辦這種歷史會面,原可提升作為北京「白手套」的國際地位,但隨着APEC財長會議不在香港進行,也標誌着北京對香港的國際定位有了全新設定。

對台灣來說,香港亦已逐漸失去兩岸中介的資格,據說陸委會領導私下常說,根本毋須注意香港,因為反正和香港官員商討,他們也要請示,倒不如直接和背後的人談省事。隨着「一國兩制」正被賦予「新思維」,「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逐步在台流傳,若「習馬會」在香港舉行,恐怕台方會有人想多了。

何況習馬二人的身份問題,也不是香港能理順的。假如二人分別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黨領袖身份見面,已沒有震撼,並不能滿足馬英九的期望。假如馬英九以「中華民國元首」的身份登場,則北京難以接受;若是馬以「台灣地方領導」身份出席,恐怕他立刻下台。

中間落墨之處,可參考研究台灣的上海學者嚴安林的主張,也就是分開「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政府」的概念。在中國,這可算相當有創意,在國際社會也可交代。只要馬英九代表「一中原則」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同樣原則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習近平會面,雙方「各自表述」,台北會說「中華民國」得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北京可說「一國兩府」會面就是「一國兩制」的一種。假如會面在香港出現,卻是在其中一「府」的地區層面,很難「各表」。

反而在新加坡舉行,台方會視之為名正言順的第三方,政治顧忌較少。那裏雖然也有示威,但不會出現香港那些「反法輪功」或「反蝗」的規模,讓兩岸風頭被搶,對北京而言也易操作。中國除了可拉攏新加坡這個東南亞關鍵小國,並乘機加強和新加坡的金融合作,還能利用新加坡的華人主導現狀,向全球華人釋出其他訊息,也就是兩岸破冰同時也是「全球華人的盛事」,將大中華地區的整體軟實力發揚光大。可惜,這些已不是今天的香港足以承擔的了。

不過說到底,香港主辦會議卻有一項最後優勢,就是北京用來向台灣傳達「早日回歸」的政治訊息。

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港方委員盧文端主張香港主辦,主要就持上述意見。如馬英九為了促成「政績」而不惜一切,「習馬會」在香港舉行才會水到渠成。大家懂的。

2014年3月13日星期四

俄羅斯的朋友:誰會承認克里米亞獨立/回歸?

克里米亞議會宣布獨立,下一步的「回歸俄羅斯」公投也箭在弦上,美國與歐盟連番說公投不合法,俄國和克里米亞自然毫不理會。那麼,究竟又有哪些國家會承認克里米亞獨立?這問題要分「表」、「裏」兩組回答。

必須說明的是,就算不承認克里米亞是俄國一部分,也可完全沒實質作用。經典例子是當年蘇聯在二戰渾水摸魚,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美國就從不承認,名義上繼續維持和那三國的外交關係,但僅此而已。

不同台灣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沒要求各國承認「波羅的海三國是蘇聯不可分割的部分」為建交前提,相信俄國今天也不會就克里米亞提出同類要求。今後,克里米亞只會成為與克什米爾、藏南地區一樣的「問題」。

格魯吉亞分裂成案例

那麼,有哪些國家會公開支持俄方兼併克里米亞?其中一項可參考的資料,是全球有哪些國家跟隨俄國,承認從格魯吉亞分裂的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和阿布哈茲(Abkhazia)獨立。

自俄羅斯在二○○八年承認兩國獨立並與之建交,連俄國在內,一共只有六個聯合國成員國承認阿布哈茲、五國承認南奧塞梯。內裏主要有兩類:一、以承認俄羅斯衞星國獨立來宣傳反美姿態的,例如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與尼加拉瓜,這類別也可加上控制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哈馬斯;二、或以向俄國示好獲得經濟援助的,例如太平洋微型島國瑙魯、圖瓦盧,以及多次反覆、只承認阿布哈茲的瓦努阿圖。

目前為止,明確傾向支持俄方在克里米亞立場的,除了可歸類為上述第一類的委內瑞拉、古巴、敍利亞等國,還有出人意表、同屬金磚國家的區域大國印度,可見俄國外交並非全然孤立。

那中國呢?表面上,中國沒跟隨西方承認科索沃獨立,但也沒跟隨俄國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官方立場是這樣的:「北京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干涉別國內政」,「中國一貫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只是為了給俄羅斯面子,才加一句「中方注意到了俄方對相應問題的關切」,並將之說成是「採取特殊立場」,也就是否則提也不提。

雖然去年中國曾破天荒承諾向烏克蘭提供「核安全保障」,但對克里米亞問題,中方也以同一種外交語言處理:「中國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堅持的是中方一向秉持的外交原則及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同時,中方也考慮到烏克蘭問題的歷史經緯以及現實的複雜性,中方的立場既堅持原則,又實事求是,是客觀、公正、公平、和平的」。說白了,就是接受現實,給俄國面子,但不輕易承認單方面公投,以免外國對中國分離主義問題說三道四。對俄方而言,不附和西方已是朋友了。

在獨聯體內部,也沒有國家正式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原來最有機會承認兩國的,是有「歐洲最後一個獨裁國家」之稱的白俄羅斯,但最終在歐盟經濟壓力和解除部分制裁的「鼓勵」下,始終未敢踏出承認一步。

於前蘇聯境內,只有同屬單方面獨立的親俄衞星國德聶斯特河沿岸共和國(Transnistria)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四「國」更成立一個互助組織「國家民主權利共同體」(Community for Democracy and Rights of Nations,CDRN)。這個CDRN,相信會在獨聯體內部製造聲音,令她們要脫離的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等國,不得不默默接受克里米亞回歸的事實。

由此可見,就克里米亞「問題」,俄國看似居外交劣勢,但實際上,除了美國和歐盟,其他國家根本不會有強烈反應,更不會加入制裁,還會與普京在其他層面合作遙作聲援。一個不完全相同、過程更粗暴的案例,發生在一九七五年,錫金王國在印度新移民大舉遷入後「公投」併入印度,國際社會裝聾作啞,反應最激烈的反而是中國。烏克蘭要奪回克里米亞,太難了。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消失的馬航:外交界的捕風捉影

馬來西亞航空MH370班機離奇失蹤,各界震動。筆者這幾天在不同場合見到好些各國外交人員和國際關係愛好者,皆在討論這「一百萬元問題」,都提出各自捕風捉影的解釋,頗感不安。

假如這不是意外,而是精心策劃的人為事件,那大家以為無關的證據,都可能變成刻意的故弄玄虛。雖然這不是筆者的慣常思考方法,但為了介紹這種外交界的思維模式,這裏且綜合舉出下列三例:

從陰謀論角度思考

一、台灣國安局長表示,事發前曾收到「東突組織」針對北京機場的恐襲警告,並已通知北京,以及加強相關安檢工作,但「相信警告與馬航事件關係不大」。然而,這警告本身就十分奇怪。據透露這是來自「自稱法國反恐組織成員」,初時說法語、後改說廣東腔普通話,說是致電不到北京機場,才致電台灣華航警告。

問題是,假如情報來自法國官方,不可能與北京不存在熱線聯繫。假如這是恐怖分子內部的「正義力量」要防止慘劇發生,就是接不通北京機場,也不會立刻致電到台北(雖說兩岸有通報機制),例如可選擇香港。

舉報人的目的,假如不是善意或不是惡作劇,也可以是為了台灣比香港更透明的政體(特別在國安層面),只要有事故發生,這類警告就會被公布出來,讓世界向「疆獨」方向測度。

另一可能目的,則是觀察兩岸如何面對類似警告。

二、馬航客機消失的懸疑,在於大家以為在現代科技監控下,很難讓一整架客機出事而毫無蹤迹。美國監察衞星證明不是空中爆炸,航機事前檢查狀態正常,當日天朗氣清,最終既沒有發求救訊號,連緊急定位傳訊器也沒有訊號發出。

邏輯上,只剩下不多的可能性:要麼發生大家難以想像的意外,要麼有人隱瞞以逃避責任,要麼客機的所有通訊設備被人為關閉(或破壞),而且是相當熟悉飛行、又能近距離接觸這「北京 — 吉隆坡」航班的人所為。出現這情況,要麼有人要自殺,要麼 「通訊被破壞」和「發生意外」卻是兩件事,即可能原計劃只是要客機和地面通訊中斷,再讓客機繼續航行。排除了這些可能,邏輯上的其他答案,就是有足以干擾航機飛行的儀器正在運作,令意外發生,而這涉及某國機密。

三、兩名持有報失護照登機的乘客(筆者註:本欄前日根據當時公布的資訊,談及其中一本護照不在國際刑警檔案,後來出現更新資訊,宣布另一本亦在檔案中),被發現都是由一名叫「阿里」的伊朗人訂票,訂票是通過一間泰國旅行社,旅行社職員認為阿里沒可疑,因他只要求訂最便宜的轉機機票,去到最終目的地哥本哈根和法蘭克福,並不是非去北京轉機不可。馬來西亞當局發現,二人都是二月二十八日從泰國來到馬來西亞,判斷其中一人是要偷渡到德國的伊朗人,不似是恐怖分子。

一般而言,二人的可疑確是減低了,然而這裏還有一個問題:使用同一本假護照的,不必是同一人,前一階段無可疑,不代表下一階段無可疑。假如真的涉及恐怖襲擊或其他非法活動,安排不同人士在不同時間使用同一本假護照,亦非完全不可能。

說到底,各界都希望這是科技可以解釋的意外。然而,一旦科技解釋不了,各界只會愈來愈恐慌,更誇張的陰謀論也會出現,這也是對現代社會的警號。

2014年3月11日星期二

笑什麼?北韓也有普選

烏克蘭危機期間,北韓多次發射導彈,有評論認為是金正恩呼應普京,「聯手向西方陣營展示實力」,也有人認為是針對南韓軍演作出的「自衞」。然而,北韓歷次發射導彈都沒有攻擊敵人,卻通過「軍事行動」調整了內部政治結構,相信這次也不例外,因為北韓選舉剛好來臨,發射導彈也可說是「候選人」金正恩的另類拉票。

當大家聽到北韓也有「選舉」,彷彿天方夜譚。其實,根據一些認為「普選就是一人一票」的定義,北韓早已實行了「普選」,不但落實了內地和香港都沒有的「一人一票」,而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個「民主政府」的「認受性」,也遠比西方民主國家為「高」。

按國情加入本土特色

北韓憲法規定,全體十七歲以上的公民均享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投票採「秘密」方式進行,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最高人民會議」的全體議員,都是由全民在所屬選區一人一票選出。名義上,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金永南是北韓國家元首;不過在當地「先軍政治」體制下,真正的領導人是勞動黨第一書記、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或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也就是偉大領導者金正恩元帥。金正恩也會參加選舉,選區是一百一十一區白頭山。

不過,為配合北韓國情,該國「選舉」自然要加入其特色。在每個選區,候選人都只有一名,名單由「祖國統一民主主義戰線」提供,而這個「統戰」機構由執政勞動黨控制,會稍為分派一些議席給戰線內的其他衞星黨和無黨派人士。

至於為什麼只能有一名候選人,官方也是有解釋的:自從北韓政權建立,勞動黨就得到全國人民背書,也就是和全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所以自然不可能有其他候選人出現;至於戰線推出候選人前,雖然沒有「提名委員會」,但也已作出篩選(或精選),故此亦不需要有多於一名候選人。

雖只有一名候選人,但北韓選民依然可以像只有一個內閣參選的學生會選舉那樣,選擇「支持」或「反對」。在操作層面上,於北韓立國初年,為了「方便統計」,選舉設有黑白兩色票箱,支持的放進白箱、反對的放進黑箱,結果自然人所共知。後來制度出現「改革」,改為放在同一票箱,但據脫北者稱,投反對的要在特定攤位拿出筆寫上記號,這需要莫大勇氣。

結果,北韓選舉投票率通常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支持候選人的比率通常達百分百,這自然把「不得民心」的西方領袖「比下去」(據《聯合早報》引述朝中社報道,今年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九十一已是怪事)。值得一提,在美國出兵伊拉克前一年,薩達姆在「普選」中獲連任七年,支持率也是百分百,比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六更進一步。

大家也許認為北韓選舉多此一舉,但在管治角度,「北韓式普選」有不少另類功能,從來不是為了對內民主,正如「北韓式導彈」也有不少另類功能,卻不是為了對外殺敵一樣。

首先,北韓選舉是一個嘉年華愛國教育節日,票站內外滿布愛國口號,宣傳海報強調利用這機會和最高領袖交心,本身就是一個群眾運動。其次,在高度封閉的社會,官方自然以此宣傳政權獲高度認受,而北韓人民比較的對象是殖民時代或封建時代,不排除依然有人覺得現制度「進步」,乃至以為民主就是這樣。而且通過選舉,政府可順道作人口普查,把沒投票的個案追查,通常敢不投票的不是已逃離國內,就是身體或精神出了毛病。

最後,「支持」和「反對」這二元對立,在鼓吹「主體思想」的北韓,容易變成「愛國」和「外國勢力」的選擇,令北韓人民以為勞動黨的對立面就是賣國。至於這種「普選」是否「普及而平等」,由於「不同國家有不同國情、照搬西方一套會引起災難」,大家就不越俎代庖評論了。

2014年3月10日星期一

假護照之謎:國際刑警的國際關係

馬來西亞客機發生離奇事故,至今訊息混亂,至少兩名航班乘客被發現使用已報失的護照,不知道該兩人最終有否登機,雖然美國FBI等已加入調查,亦不知道這與意外是否有關,但大家還是不得不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持有假護照登機這麼容易?使用假護照又是為了什麼?

理論上,一般人使用假護照不外乎有下列目的:有國家背景的間諜,通過偽造身份獲取情報;偷渡集團協助人蛇定居,或入境後尋求政治庇護;或從事販毒、洗黑錢一類跨境犯罪活動,而且這些非法活動亦會牽涉假護照以外的國家,例如中國近年就成為不少第三世界人士偷渡往西方的中轉站。至於恐怖分子使用假護照,則幾乎為常態,早前轟動世界的英國恐怖分子「白寡婦」,亦是使用報失護照周遊列國、周轉借貸,成功進出不同關口。

雖然各國報失護照名單未有正式的全球聯網,但國際刑警有一個「被竊及遺失旅行證件資料庫」(SLTD),資料由各成員國提供,目前檔案已有來自一百六十七個國家的四千萬本護照,是一個龐大的資訊網絡,理應能大幅度杜絕相關不法活動。而且,國際刑警亦提供檔案給旅行社、航空公司與銀行使用,檢查是否有可疑證件用來訂機票、開戶口。假如這次開票的南方航空使用這檔案,也許能及早發現偽造文件。

然而,不是所有國家的安檢都會自動翻查國際刑警檔案。有些國家只有部分機場有相關聯網,亦有國家採用「兩級安檢」程序,讓安檢人員發現可疑時才查檔。此外,極多國家根本懶得檢查,造成國際安全大漏洞。這次事故中的馬來西亞航空乃至安檢人員,有否查閱相關檔案就大有疑問。還有,馬來西亞移民廳曾爆出安檢人員受賄的醜聞,和當地官員在事發後對本國安檢展現的「信心」頗有偏差。

不少人認為,隨着全球化的人口流動愈來愈便捷,這個假護照的漏洞必須根治。問題是除了「怕麻煩」外,國際刑警檔案效用未完全彰顯,是還有若干政治原因。例如有些國家視相關資料為情報機密,不會完全向國際刑警提供所有訊息,造成「故意漏報」和「不小心漏報」難以分辨(這次的報失意大利護照在檔案內,但另一本奧地利護照就不在)。

一些像北韓般的國家,以及南太平洋若干著名「疑似洗錢天堂國」,則不是國際刑警成員,故不參與相關合作;亦有國家擔心國際刑警權力坐大,會介入政治性案件,例如對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發出全球通緝,就令不少國家不安。假如刑警檔案不是被動地被各國安檢主動查證,而是將之硬性規定為出入境安檢的必須步驟,各國的主導權也許會變相下降,這是不少國家暗中憂慮的。

2014年3月7日星期五

寫在昆明恐怖襲擊之後:香港的警鐘?

中國昆明恐怖襲擊的幕後案情尚待揭露,兇手與疆獨組織的關連亦待查證,社會譴責兇案之餘,其實不得不問:恐怖襲擊發生在香港的機會有多大?在過去十年,筆者在不同專欄談及這問題不止一次,一直相信香港的恐襲風險是被低估的。這是因為針對西方利益的組織有動機選擇香港,像二○○二年峇里島遊客區大爆炸那樣;針對中國的組織也有理由選擇香港,像二○○八年北京奧運期間香港收到警報;而且香港也不是沒有產生土生恐怖分子的可能,像九一一事件後混水摸魚的「香港拉登」。

恐襲風險較十年前高

然而,過去十年的恐襲風險,還是及不上今天。昆明慘案出現在香港的機會,基於以下因素,恐怕也比九一一事件之時為高:

一、拉登被美國擊斃後,其組織的相關恐怖活動趨向基於「理念」的小規模襲擊,由下而上比從前更明顯,令一些本來不在襲擊頭號名單的地方,也會因為個別人士自行發揮而承受風險。

二、美國「重返亞太」路經之處,都是恐怖分子可能襲擊的目標,因為針對美國的恐怖分子可以此顯示美國的無能。此外,一旦這些地方出現來歷不明的恐怖襲擊,亦可增加中美兩大陣營的互相猜忌。

三、中國民族矛盾持續激化,固然令內地恐怖襲擊風險增加,而隨着和內地政經體系有關連人士逐步掌控香港經濟,香港作為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亦容易受反華恐怖分子青睞。

四、香港邊境便捷化,令恐怖分子進入香港犯案、離港逃走的難度都下降,同黨長居接應的可能性亦上升。

五、香港內部環境比從前更「適合」恐怖襲擊,例如港鐵的擠迫程度,已不時引起肢體衝突,只要發生類似昆明的慘案,後果不堪設想。

六、全球資訊革命及智能手機的出現,令恐怖主義傳播恐慌的能力增加,而在中國境內能自由傳播恐慌的地方,只有香港及澳門,而香港充滿國際媒體代表,更是傳訊效果的保證。

七、香港群眾心理承受恐慌的能力,卻比十年前脆弱,隨着社會矛盾日增、劉進圖案一類懸案令各界惶恐不安,只要出現恐怖襲擊,可能出現歇斯底里的後遺症……

雖說恐襲防不勝防,但起碼港人也要在心理層面有所準備,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亦應讓員工得到反恐指引。中國各地看到昆明慘案,都擔心昆明會否只是試點,而下一站會否輪到自己。具有更高襲擊價值的香港卻反應麻木,未免令人有所憂慮。

2014年3月6日星期四

「夜狼」:俄羅斯幫會也有「愛國」的

日前,本欄談及一個和普京關係密切的疑似幫會組織「夜狼」(Nochnye Volki),正在烏克蘭克里米亞協助俄羅斯「維持秩序」。有網友見夜狼成員全副皮褸、滿身紋身,就問他們是否「江湖中人」。

這問題是很難解答的。首先,筆者認識不少紋身的朋友是社會精英,斷不能因為人家愛紋身就說成是幫會中人,正如大家斷不會認定染金髮的人就是不學無術一樣;而且俄國的「江湖」比中國的還要複雜,沒人敢隨便下定論。不過,夜狼如何被普京「統戰」,確實是一個有趣案例。

由反建制變親建制

夜狼成立在蘇聯改革開放後,當時西方文化大舉湧入蘇聯社會,搖滾樂、電單車、皮褸等成了年輕人反抗極權的象徵,例如樂隊Queen就在東歐和蘇聯紅極一時。夜狼選擇的寄託則是電單車,於是模仿美國的「地獄天使」,成立這個電單車會。在前蘇聯結社不容易,夜狼實際上也承擔着反建制角色,至今還說要反抗一切法規制度,但實際上着重的是組織內之「兄弟情」。

到了俄羅斯時代,蘇聯時代的國家機器全面崩潰,地下幫會紛紛興起,夜狼作為境內首個電單車會,亦發展得頗具規模。現在夜狼聲稱有五千會員,在俄國各地和前蘇聯各國都有支部,人數雖不算很多,但大多是行動迅速、體形彪悍的勇武之士,而且還要參與俱樂部五年活動才會被接納入會。

後來,其他電單車會陸續出現,開始和夜狼爭奪地盤,年前就有一名夜狼成員被敵對俱樂部槍殺,對方則說是全副鐵鏈、斧頭武裝的夜狼成員襲擊在先。芬蘭甚至將夜狼列為疑似犯罪組織,更將普京列為「夜狼支持者」禁止其入境,後來才道歉說是「一場誤會」。

隨着普京上台,夜狼卻逐步走向建制,這裏有兩重理由。夜狼領袖、綽號「外科醫生」的扎爾多斯塔諾夫(Alexander Zaldostanov)認為,蘇聯解體便宜了西方文化,令社會動盪,他反感的女性主義、同性戀運動都在「污染」俄國,故應支持普京「重建偉大俄國」的使命,令下一代不像他們那一代般,有了電單車就忘卻國家。

有見及此,普京刻意拉攏夜狼,除了拜訪夜狼的電單車中心、在克里米亞和夜狼一起騎電單車出巡(並因此遲到數小時,對方正是烏國總統亞努科維奇),還頒發國家勳章予扎爾多斯塔諾夫,以嘉許他對「教導俄羅斯青年愛國的貢獻」。

然而,據常理測度,假如不是出現愈來愈多新興電單車會,挑戰夜狼的壟斷,它也不一定需要建制資源。普京本身就是廣義的「江湖中人」,知道此時支持夜狼,就能協助對方製造「業界」內不能被輕易挑戰的門檻,無論對方多麼反叛,都能意會這在幫會政治的含義。

自從有了普京「加持」,夜狼減少參與非法活動,卻多了在官方場合出現。有了和夜狼的聯繫,普京雖冒上少量風險,但好處亦甚多。除了深化他深具男性雄風的形象,還向下一代證明「愛國」和「反叛」可二合為一,證明「愛國」和「型」可相提並論、「親西方」卻是「潮人」所不為,更得到一批「別動部隊」幫忙從事特別任務。例如夜狼會舉行以反納粹為主題的電單車節,希望把意識形態滲透到青年興趣,也會在樂團Pussy Riot「鬧事」期間,「自發」到東正教堂「維持秩序」。克里米亞亂局出現前,夜狼的政治身份已被廣為談論,大家可參考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相關報道。

此刻夜狼動員在克里米亞會師聲援普京,也是同類行動,不過這次涉及國際層面,卻開了一個危險先例,日後他們的國外分會會否在普京外交扮演特殊角色,實在值得關注。起碼其他境內有夜狼的東歐國家,必會加緊注視。那回到最初的問題:夜狼是否「江湖中人」,你說呢?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

重溫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如何避免歷史重演?

克里米亞戰雲密布,為了解俄羅斯戰略,大家必須重溫二○○八年的格魯吉亞戰爭來比較一二。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同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當然格魯吉亞小得多,但都分別出過蘇聯領袖(史太林是格魯吉亞人,赫魯曉夫曾是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今次烏國危機,可算是二○○四年「橙色革命」後遺症;二○○三年格魯吉亞則發生「玫瑰革命」,令親西方的薩卡什維利總統上台。西部烏國人希望加入歐盟,薩卡什維利則要格國加入北約,並獲美國支持;而由於格魯吉亞鄰近俄國紛亂的高加索邊境,加上北約的軍事性質,故對俄羅斯威脅更大。

以保護俄裔人民之名

俄國總統普京出兵克里米亞的理由,據說是「烏克蘭出現法西斯政變」、「保護當地俄羅斯人民安全」。當地何解有「俄羅斯人民」?這與莫斯科發放俄國護照予克里米亞俄人息息相關。格魯吉亞戰爭爆發前十年,國內已打過兩場分離主義內戰,親俄的阿布哈茲與南奧塞梯分別單方面宣布獨立,成為俄羅斯保護國,境內人民亦獲俄國護照保護。

當年俄國出兵時,適逢北京奧運,全球注意力被分散,也預計不到俄方敢在這時機出兵。時任總理普京出席京奧開幕禮後,便赴往北奧塞梯指揮軍隊。這次烏國危機則發生在索契冬奧前後,西方媒體還天真地以為此乃烏克蘭親歐派的機遇,以為普京會投鼠忌器,但他現在又是去到前方指揮。格魯吉亞當時得到西方全力支持,但俄軍搶奪先機,西方只能調解,最終格魯吉亞還是失去兩地,後來俄羅斯更在西方承認科索沃獨立後,正式承認南奧塞梯及阿布哈茲獨立報復。在克里米亞負責佔領機場等戰略要地的是當地「民團」,目的似是要挑起烏克蘭軍隊反應,而二○○八年的格魯吉亞總統正是犯了同一錯誤。當時南奧塞梯民團挑釁格魯吉亞政府軍,亦企圖暗殺格魯吉亞支持的地方政府領袖,總統決定大舉出兵「平亂」,令俄羅斯有了出兵口實,格國軍力相比下無異以卵擊石。俄軍出兵前,曾進行大規模演習,類似目前氣氛。不過,俄軍在格國五日就打贏戰爭,不但主動在阿布哈茲開闢第二戰場,還攻入格魯吉亞本部,但避開首都第比利斯,這點相信不容易在克里米亞以外的烏克蘭身上出現。

烏克蘭要汲取格魯吉亞的教訓,應明白西方的支持遠水不能救近火,雖說有美英簽訂的《布達佩斯備忘錄》保障,但美英直接軍事干預的可能性畢竟不高。只要烏克蘭的俄裔居民被民團或激進勢力攻擊,都足以成為俄國出兵的藉口,因此烏克蘭守軍異常克制。俄羅斯行動至此,克里米亞問題要輕易解決,再不容易,很可能「南奧塞梯化」,其實本來也已經不太受烏克蘭中央政府控制。

所以對基輔而言,上策還是把「克里米亞問題」和烏克蘭大局分開處理,最理想是找一些加入了北約的東歐鄰國,派出象徵式數十人「維和部隊」在克里米亞邊境進駐,才會對普京的劇本帶來衝擊。

2014年3月4日星期二

一夜出兵的震撼:普京政治教室之「Provokatsiya」

想到克里米亞可能脫離烏克蘭的人不少,想到俄羅斯總統普京不容許烏克蘭脫離俄國勢力範圍的人也不少,但想到普京一夜間就獲得國會授權出兵克里米亞的人甚少。原因很簡單,根據正常國家的遊戲規則,烏國亂局已初步平息,臨時政府已上台,大選也臨近,好應該等新政府出現,看它能否打交道才決定行動,因為任何軍事行動都是高風險的;而且亂局發展極快,需要時間消化與制定新政策,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完全被殺個措手不及。

然而,俄羅斯不是一般國家。普京決定出兵的極高效率,只能有兩個解釋:他真的很決斷與勇武,或他預先知道亂局發展方向。

挑起矛盾 弱化烏國

究竟是哪一個?認為後者是陰謀論的朋友,可嘗試解答兩個詭秘的問題:在克里米亞忽然出現全副武裝、訓練有素的「民兵」,究竟是何方神聖、何時受訓?極右團體在反對派當中只是小持分者,但何解烏國前總統亞努科維奇批評反對派是「納粹法西斯」,卻傳遍天下?

日前,曾獲普立茲獎的著名美國記者阿普勒鮑姆(Anne Applebaum)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烏國亂局是普京以KGB手段製造的劇本,目的是挑起內部矛盾以弱化烏國,以達到消化東烏克蘭的目的。

一般而言,這類陰謀論難登大雅,但阿普勒鮑姆並非一般記者,其丈夫是前波蘭外長,對東歐政壇有特殊網絡,文章不能等閒視之;加上克里米亞局勢太不尋常,難免令人回想共產時代,所以文章發表後,在圈子內傳誦一時。為介紹普京的手法,她特別使用KGB字典的「Provokatsiya」(可譯為「煽動策略」):「當局會通過秘密單位製造政治事件,手法包括預先安排危機,出版煽動性刊物製造亂局,秘密支持極左或極右兩極組織,乃至讓匿名者策劃炸彈爆炸等。」

這時代要講證據,否則阿普勒鮑姆相當不負責任。那大家怎樣證明普京在烏克蘭搞「Provokatsiya」?由於白紙黑字的命令是難以找到的,那就只能靠環境證供,例如:

一、數年來,莫斯科不斷給予俄國護照予克里米亞俄人,明顯是作為日後「保護國民」的口實。當年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前,也是大舉發放護照予當地分離主義分子。

二、佔領克里米亞機場的所謂民兵「克里米亞人民旅」無任何檔案可考,卻具高度紀律性,行動完全配合俄羅斯,有媒體推測是莫斯科聘請的僱傭兵,此點大家姑且存疑。

但克里米亞近日活躍的另一路「奇兵」,則開宗明義是普京的盟友,那是在俄羅斯和前蘇聯地區活躍的電單車黨「夜狼」。普京年前訪問克里米亞,曾特別和「夜狼」領袖一同穿皮褸、騎電單車遊街,而他們已開始在克里米亞「維持秩序」。

三、俄羅斯媒體對「極右」暴力報道甚多,連帶西方媒體也擔心被批評「雙重標準」而多了關注。德國學者烏姆蘭(Andreas Umland)因此發起「要求媒體持平報道宣言」,認為過份宣傳「法西斯革命」的報道,只是幫了俄羅斯忙,以及刺激東部親俄人士的情緒。

四、阿普勒鮑姆還列出了眾多疑點,例如亞努科維奇撤離基輔時,不知何故撤掉所有守衞部隊、讓首都陷入混亂等。

反對上述理論的朋友認為,烏國出現極右運動多年,有一定群眾基礎,並非俄國憑空創造,而且克里米亞俄人亦要求獨立多年,真的秘密訓練出民兵亦非不可能,何況使出同類招數的除了俄國,也可以是美國。但是從形勢發展看來,奧巴馬的措手不及是真實的,不是作秀;流亡莫斯科的亞努科維奇說普京對烏克蘭局勢「出奇地冷靜」也是真實的,同樣不是作秀。

假如普京真的以KGB方式預先制定了一個「克里米亞攻略」,國際社會反而暫時可以放心,因為根據常理計算,俄軍揮兵攻入烏國其他部分確實得不償失。不過,可以給別人預測的,就不是普京了。

2014年3月3日星期一

APEC旅遊部長會議如期舉行: 澳門國際化的機遇?

北京「沒收」香港的APEC財長會議主辦權,卻繼續讓澳門主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連日期也沒有更改,不少評論認為這是「賞善罰惡」,對澳門一早「人心回歸」的肯定。無論北京心意如何,單論澳門,這倒是一個國際機遇。

澳門雖然與香港同為特區,但由於葡萄牙和英國殖民政策的差異,以往並沒有主動參加太多國際組織。不要說APEC,澳門就是連奧運也參加不了,因為在澳門考慮加入時,國際奧委會已改例,只接納國家為新成員。澳門在九十年代也曾提出加入APEC,但後來不了了之,不過也在二○○一年開始,以「嘉賓經濟體」身份,參加了APEC的四個工作組會議。今年,也許機會來了。

不可與財長會議相提並論

這次的旅遊部長會議,理論上,算是首次有APEC會議在「非APEC經濟體成員」召開,給了澳門大量機會去介紹自己的獨特性和進行雙邊會談。其實,APEC旅遊部長會議根本不能和財長會議相提並論,後者是每年常設的部長級年會,前者卻是不定期舉行的專業領域部長級會議,說得好聽點是「有需要時才開」,說得直接點是「可有可無」。

北京讓澳門主辦這會議,不見得是APEC有這方面的需要,刻意讓澳門走進國際舞台、淡化澳門作為「賭業單一經濟體」的用心,明顯不過。

對澳門更幸運的是,假如APEC財長會議同步在香港舉行,兩地處理示威的手法,難免顯示澳門未符合國際水平,但現在只須和北京比較,就沒有壓力了。

除了主辦一個旅遊會議,北京也可通過東道主身份,協助澳門加入APEC。北京是否有意如此,在APEC領導人會議的安排就可見一二:澳門特首崔世安會否獲邀出席?如出席,是作為中國地方領導,還是「其他經濟體領袖」?《新華澳報》曾多次建議,北京應邀請崔世安以「觀察員」或「特邀嘉賓」身份出席APEC峰會。假如崔世安真的獲邀,親自向各地領袖「拉票」,效果就更為直接。

問題是,APEC亦不時有擴張的聲音,但涉及複雜的地緣角力,曾長期凍結新會員申請(凍結期剛剛屆滿)。假如澳門加入,大中華地區兩岸四地變相有四票,中國影響力增加,難免令其他國家不滿。因此,北京可考慮「一籃子」解決,例如支持美國屬土關島也以「經濟體」身份加入,作為平衡。

我們也許以為,就算澳門成功加入APEC,只會對其自身經濟有所影響,不值得關注。其實,這也會有外交層面的含義,例如讓澳門成為亞太經濟體和葡語國家的中介,這是其他APEC成員難以取代的。目前在拉丁美洲,APEC成員只有秘魯、智利,而拉美一直由相信自由貿易的「太平洋集團」和以巴西為代表、強調政府角色的「大西洋集團」對壘,加入了澳門,卻令太平洋集團多了和葡語巴西溝通的渠道。

澳門和亞太博彩業的互動,通過APEC,亦多了一個平台。只要北京活用澳門為國際關係「白手套」,利用價值還多着呢。至於真正操作的是「澳門人」還是「新澳門人」,卻是後話了。

2014年3月1日星期六

假如西方媒體以「俄羅斯標準」報導2002年鹽湖城冬奧……

俄羅斯的索契冬奧完滿結束,閉幕禮亦一反外界對俄國的觀感︰以自嘲形式回應開幕禮那五環缺一的場面,既贏得不少掌聲,亦為普京的冬奧外交寫下完滿一章。索契成功辦奧,或多或少反映俄羅斯的綜合國力依然居於世界頂尖,但回顧西方社會對冬奧報導,仍是毀多譽少。俄羅斯自然問題眾多,但假如西方媒體以這次的「嚴謹度」,報導美國2002年舉辦的鹽湖城冬運,又會如何?

西方批評俄羅斯冬奧好大喜功,質疑有官員中飽私囊,但數據不詳;即使有,也是俄國內政。鹽湖城冬奧申辦期間,美國團長賄賂國際奧委會委員,卻是證據確鑿,還造成現代奧運成立以來最大的公信力危機,此乃國際性貪污醜聞。當時媒體並非沒有報導,但起碼沒有引導輿論褫奪鹽湖城的主辦資格,也沒有延伸到關心美國政經利益集團的種種醜聞,後者在數年後的金融海嘯被大舉揭發。假如索契冬奧爆出同類醜聞,卻很可能獲得這些待遇。

西方對索契冬奧開幕禮評價苛刻,認為形式很有當年的共產感覺,特別是紀念十月革命那一幕,違反了體育不涉政治的精神。然而,這起碼是藝術表演。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卻擺明車馬要騎劫2002年的冬奧開幕禮,堅持在官方開幕詞之前加上「on behalf of a proud, determined and grateful nation」一句,大美國主義表露無遺,然後還要離開主禮位置、走到美國運動員當中顯示愛國。會場那面美國國旗又是開了先例:那是從9/11世貿遺跡現場找來的一面破旗。當時不少美國輿論讚好,但假如普京如此演出,甚或恭迎一面在車臣「反恐」期間被踐踏的俄羅斯國旗進場,又或中國代表團堅持使用香港「保釣勇士」阿牛登陸釣魚台被沒收的國旗進場,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提起索契,西方媒體條件反射就提到同性戀、流浪狗、Pussy Riot,讀者容易以為俄羅斯人也是關心這些議題。事實完全相反。在2002年鹽湖城冬奧揭幕當日,美國有四百人代表窮人、無家者舉行遊行示威,提醒世人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雖然今年奧巴馬的國情咨文以「打擊貧富懸殊」為主軸,但當年的示威,幾乎完全沒有主流媒體理會。

俄羅斯冬奧被西方批評為超支驚人,但姑勿論反對派提供的數據有多少水份,鹽湖城冬奧的超支也一度成了危機,其總開支超過同樣在美國舉行的1996年阿特蘭大奧運一倍。鹽湖城找來善後的是富商羅姆尼(就是上屆大選和奧巴馬爭總統的那位),他除了自掏腰包,也通過自己的摩門教徒身份,大舉向其他教友籌款。結果,摩門教成功在鹽湖城這個自己大本營舉辦的冬奧,爭取到眾多宗教色彩,例如聖火傳到當地時,就是仿效摩門教創教祖師來到鹽湖城的場景。這些,美國媒體都不當是問題。但假如俄羅斯讓某財閥為冬奧「包底」,卻可能成為利益輸送的明證;假如這名財閥恰巧反同性戀,更會被大做文章。假如他還是摩門教徒,說不定還會被個別媒體拿來渲染「一夫多妻制」,儘管主流摩門教徒早已廢除這習俗百多年──當然,這是純粹比喻,反正摩門教勢力在俄羅斯幾乎不存在。但俄羅斯人眼中,西方老是拿反同性戀來報導索契冬奧,其實邏輯同樣牽強。

有時候,奧運激起一個國家的愛國情懷,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