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

奧巴馬與麥凱恩:「自然出生美國人」辯論再思

本欄日前談及緬甸選舉法,規定總統配偶及子女不能是外國人,提及美國總統也必須是「自然出生」的美國人,但未有篇幅介紹、只能略述法律界的持久辯論,例如說「奧巴馬生於未建州夏威夷」、「麥凱恩生於非領土巴拿馬運河區」等,卻不獲法院支持。

須補充的是,有關例子並非主流史實或筆者觀點,乃來自挑戰史實的一方,如引起混淆,實屬抱歉。不過,此等觀點卻又不是全無事實基礎,值得繼續思考。

奧巴馬與麥凱恩身份陰謀論

先說麥凱恩。不少朋友指出,他的雙親都是美國人,生於巴拿馬運河區的美軍醫院,不應有「非自然出生美國人」的爭議。但有法律學者認為,巴拿馬運河區在麥凱恩出生的一九三六年,被美國法律注明不是領土,至一九三七年通過另一法案,才追溯一九○四年後於運河區內出生者的美國公民資格,故麥凱恩身份屬事後補認,非自然產生,他確是出生在領土外。

至於海外美軍醫院與領事館等,據美國憲法,其實不算領土,在此出生的嬰兒,也不能自動成為美國人。這些人相信,即使麥凱恩雙親為美國人,但只要並非出生於國內,就是「出生時歸化的美國人」,而非「自然出生美國人」。如此定義,大概不是主流認知,但作為學術研究,定必有人爭論下去。

再論奧巴馬,一般相信他不可能非「自然出生」,因他生於一九六一年,夏威夷建州於一九五九年。但至今有人質疑奧巴馬虛報出生地及年份,以掩飾其生於未建州前、或生於其他地方的「事實」,據說當年的夏威夷檔案十分兒戲。

奧巴馬雙親的婚姻,偏偏屬跨國霧水情緣。他父親拿肯尼亞獎學金到夏威夷大學讀書,其時一九五九年;其美籍母親一九六○年到夏威夷,二人認識不久奉子成婚,數年後離異。當年夏威夷處於歷史轉折,時間理應沒問題,但畢竟相差太近,雙親修改戀愛史、偽造出生證明、頂包、賄賂等陰謀論就此衍生。亦有人質疑這類黑白人相戀,難以在一九六四年《民權法案》通過前的美國高調出現,更像夏威夷建州前的氣氛。還有人認為,奧巴馬父親是英國人(當時肯尼亞是英國殖民地),令他出生時有雙重國籍,即使夏威夷已建州,也不是「自然出生美國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相關官司居然延綿不絕至今。

筆者並非法律學者,雖覺爭議有點無聊,但能引發思考。為什麼奧巴馬提供了出生證明,「夏威夷陰謀論」還是揮之不去?須知規定美國總統須是「自然出生美國人」,其「立法原意」,理應是避免歸化美國人擔任總統時,和原國家有特殊關係,受「外國勢力」影響,危及公信力。

奧巴馬任內大打「肯尼亞牌」,該國前總理奧廷加(Raila Odinga)競選時,更自稱「奧巴馬堂兄弟」拉票(其實只是同族)。

若這個國家不是肯尼亞,而是俄羅斯,真的由同一家族分管兩大國,會否成為政治事件?如果有中國籍野心家夫婦走到美國,產下雙非嬰,把他送回中國進行「思想教育」,訓練成特務,再讓他到美國讀大學、選總統,會否成功?也許那時候,美國就會羨慕「中式提名委員會」了。

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

「打野戰」到「打聖戰」:伊斯蘭國可殘暴多久?

伊斯蘭國(IS)因行徑兇殘而聲名大噪,把美國記者斬首,並放在全球網絡播放,更令組織成為西方公敵。究竟這樣的瘋狂殘暴可持續多久?

根據傳統理論或約定俗成分析,IS自然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因為殘暴的「效益」是有先天制約。以伊斯蘭國的其中一個先行者、恐怖分子扎卡維為例,他曾經亦以網上播放斬首影片著稱,特別是殺害日本人香田證生,更令他成為中國網絡紅人。

不過,斬了一輪後就無以為繼,因為扎卡維的目標是傳播恐怖,而斬首的震撼,同樣面對「因重複令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再者,他是約旦人,在伊拉克基本上沒有支持,組織發展不起來,只好不斷流竄,最終被美軍擊斃。

還有,一般相信,若IS真的要「建國」,也不可能單靠殘暴。以哈馬斯、穆斯林兄弟會等組織為例,它們成功的基礎,是為基層安排完善的福利網,也就是為受眾提供由幼稚園、醫院到烈士的「一站式服務」,才具立國規模,即使直選也可獲勝。IS雖然對異教徒或其他派系的穆斯林殘暴,但對遜尼派穆斯林也有溫柔一面,甚至已組織地方警察及開倉派米,似乎真的有心打開局面。

激進理念 吸引新血

然而,對上述樂觀估計,筆者也有保留。IS之所以公然斬首,並非像扎卡維那樣簡單的製造恐慌,更是以此作為維繫組織生命力的根本一環,極其冷血。安排參加「聖戰」的英國人斬殺美國記者,或讓澳洲兒童提起人頭,其實是吸引要打「實況野戰」的激進分子。

當大家做足防禦「打war game」也獲快感,IS宣傳的「真人野戰」,自然不會毫無吸引力,既能滿足極端人士對殘暴的追求,也針對在歐美備受壓抑的激進穆斯林。對後者而言,留在英、法是邊緣人,走到IS,卻可隨便殺害在本國社會處於他們之上的勝利者,還能成為「英雄」,享有特權,「打聖戰」不過是「打野戰」的升級版罷了。

假如IS的配套工程做好,「斬首招募」還會變成一站式服務。先是通過網絡吸引新血,讓他們得到難忘經歷,要是還能發出盤纏,給「聖戰士」回國,整個經歷就像一個「旅程」,機會成本有限,有志之士更嚮往。

因此,恐怕斬首這一環,很難從IS的「執政理念」中消失,反而可能在西方的激進伊斯蘭群體成為風尚,而這與有關組織為遜尼派信眾提供福利及當好領袖並無衝突。

如果還以為事不關己,大家不妨代入角色。近年華人社會也發生過好些慘案,兇手憤世嫉俗,一心在公眾地方殺人,哪怕代價是終生監禁或被擊斃。若果他們知道了在IS殺人可以更多、更殘暴,而且可一可再,「可持續發展」,還不一定要死,閣下說,他們難道不心動?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緬甸民主的「國際標準」辯論

近年政局劇變的緬甸,將於明年舉行大選,反對派可自由參加,一般被視為軍政府徹底接受民主挑戰的「真普選」,具劃時代意義。然而,昂山素姬領導的最大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繼續批評選舉制度,因為根據2008年通過的憲法,任何配偶或子女是外國公民的人士,都不能成為緬甸總統。

眾所周知,素姬的已故丈夫是英國人,兩個兒子也是英國人。全國民主聯盟一直推動修憲,希望讓素姬在下屆選舉「公平競爭」。但執政黨主導的國會委員會剛正式駁回申請,素姬惟有寄望國際施壓,解除緬甸這項歧視性法例,因為一模一樣的限制,在世界罕見。

假如規則不改,西方(特別是美國)會如何評價緬甸選舉?會否定義最大反對派領袖素姬不能參選的選舉是「真普選」?這將讓華府陷入兩難。

國家利益考慮難免

緬甸從前沒有這樣規定,一切為素姬度身訂造,這自然不假,但其理念本身,起碼在哲學層面,卻不無討論價值。規定認為,總統必須以國家利益先行,若連直屬家人也不是本國人,效忠對象不是本國,即使本身無意,也很容易被看作可能有利益衝突。特別是緬甸這樣的東方國家,資產有時以家庭為一個整體計算,個人和家庭難分,要是當總統也不願犧牲,民族主義者就會認為誠意不足。

美國憲法規定「自然出生」(natural born)的美國公民,才可出任總統與副總統,其原理也是憂慮歸化入籍的「新美國人」,和外國瓜葛千絲萬縷,難獲全國信任。另一可比較的例子是印度,國大黨領袖索尼婭(Sonia Gandhi)是已故總理拉吉夫遺孀,但在意大利出生,印度憲法雖沒規定不能當總理,但已因此被對手批評,10年前國大黨上台後,她也自願放棄,改為委任「真印度人」辛格出任職務。這些和緬甸立法的精神是否相類,就各說各話了。

至於什麼是「自然出生」,是否等同在美國本土出生,曾是美國法律界爭論不休的題目。例如有異議認為現任總統奧巴馬生於夏威夷,而當時夏威夷尚未建州[註1];他2008年擊敗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生於美屬巴拿馬運河區,也不是美國本部領土,但法院均裁定兩人能參選。捷克出生的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則因此不能選總統,否則也是民主黨重量級人選。

([註1] 陰謀論者質疑奧巴馬1961年在夏威夷出生的證明,認為他在1959年建州前出生或在其他地方出生)

目前為止,西方政府最高層一直沒為此向緬甸太強烈施壓。一來,要是緬甸反對派能勝,派其他候選人也不會太影響勝算,素姬依然可當部長、議員或精神領袖。二來,緬甸現任總統登盛已作出大量改革,幾乎全盤民主化,且在中美之間搞平衡,沒必要因這點事把緬甸推回去。何況,捲入相關辯論,可能副作用甚多。

但反過來問,這又是否代表緬甸選舉法符合「國際標準」?按西方習慣,每人都是獨立個體,因子女決定申請加入其他國籍,而剝奪父母被選舉權,實有違倫常。那麼乾脆說緬甸選舉法是基於國情?那卻是中國宣揚的「國情有別論」,恐怕會被不斷援引。故此,無論華府最終怎樣看,恐怕也只能避開一切定義。如果閣下代表美國,又會如何回應?

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

「袋住先」:假如北韓可選金正男或金正恩

月前筆者寫了一篇介紹北韓普選的文章,引起不少迴響,有政黨朋友在傳單引述之,以比較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筆者自然沒有研究香港政治,北韓式普選和可能出現的「港式普選」似乎亦有不同,畢竟北韓並非直選最高領袖,而且是等額選舉。假如「港式普選」出現在北韓,就會有兩名候選人,即金正恩和他的哥哥金正男,而不是只有金正恩。

那又有什麼不同?他們不是都代表金氏王朝既得利益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平行時空題目。

黨內矛盾 造就變革?

「二金」自然都知道要維持金家利益,也要和執政集團保持一致,但假如北韓出現真正的不記名投票,毋須擔心秋後算賬,有了競爭,利益集團的內部矛盾便會浮現。若果金正恩代表當權派,那些在勞動黨內被投閒置散的或曾被整肅的,就會寄望金正男上台改朝換代,而以種種或明或暗方式助選。勞動黨不會再出現團結假象,極權國家的權力更迭,往往從這類裂痕開始。

現實世界的金正男,雖沒機會形式上「參選」,但也一度是最高領袖候選人。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他使用假護照偷入日本迪士尼樂園後失寵,流亡澳門。但筆者對此說法始終不大相信,除了情節超現實,金正男此後不時在海外,更似是處理金家的海外銀行賬戶多於避難,這也更像他偷渡進入日本的原因。金正恩繼位後,金正男曾表示不認同家族世襲制,又高度推崇中國式改革開放,「執政理念」已和弟弟產生落差。差異結合黨內矛盾,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若「二金」由一人一票選出,他們也要爭取民望。那時候,人民希望資訊流通也好、配給更多肉食也好、多要遊樂設施也好,或會在可控範圍內嘗試被滿足。雖然,提出「結束一黨專政」,自然還是會被送到集中營,但候選人可以擦邊球。要是出現具影響力的民間人士,雖永不可能成為領袖,但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只要他有影響力,無論有否抵觸官方底線,候選人都會爭取其支持,這便是討價還價的資本,或要求新政府的一官半職,或要求候選人修改政綱。

一場鬧劇 延續利益?

當然,在現實世界,這些似乎不可能出現,北韓不會容許資訊自由流通到這地步,金正恩也毋須開放位置讓家人競爭。唯一變成事實的可能,在於北韓民間出現大規模不滿,而政府評估讓人民選擇「二金」,能增加其民主認受性,「二金」也能在密室同意劇本,避免假戲真做,那才符合政權利益。

如果此情況出現,脫北者會有什麼看法?一批必會認為這是金家延續政權的把戲,支持只會令其千秋萬世。另一批則會認為有「二金」選擇,正是社會改變的契機,因為只要有選擇,就不可能完全受控,必然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故應該支持,否則「王位」繼續傳下去,看不出有終結的一天。假若閣下是脫北者,又會怎樣想?

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

美國的「芬蘭化」— 格林納達悲劇重溫

本欄日前談及「芬蘭化」的歷史,其實這並非只與蘇聯一類非民主國家有關,美國也「芬蘭化」了不少附庸國,最戲劇性的例子,發生在加勒比海的小島國格林納達(Grenada)身上。

格林納達面積不過三百多方公里(大約等於三分一個香港),人口今天也只有十萬左右,原是英國殖民地,一九七四年獨立。獨立後,這迷你小國政局長期不穩,左右兩極對峙,互不相讓。先是右派聲稱贏得大選,但不為左派接受;後是左派發動政變,建立「人民革命政府」。那個一九七九年建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卻是世界各國眼中的合法政權,上台後走親古巴路線,也得到蘇聯有限援助。

加勒比海被視為美國後院,美方對這樣的小國敢投靠共產陣營十分不快,但更多是沒有面子,多於實質威脅。一九八三年,「人民革命政府」的強硬派發動政變,走更徹底的「古巴化」路線,給了美國口實宣布出兵。出兵的官方原因是「應格林納達鄰國邀請平亂」,以及「保護格林納達的美國僑民」(和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做法大同小異),右翼媒體說是「避免格林納達、古巴、尼加拉瓜建立反美軍事三角」,軍方則希望提升越戰後的士氣。

為國家利益 華府也蠻來

然而,無論怎樣包裝,那是赤裸裸的侵略,受到全球聲討。除了蘇聯與古巴強烈批評外,聯合國也通過議案譴責美方「違反國際法」,連英國也大為不滿,因為格林納達是英聯邦國家。

不過,美國和格林納達「交戰」的結果是沒有懸念的,外交壓力對美方亦根本起不了作用。美軍迅速瓦解格林納達政府,驅逐全體古巴顧問,自此不但新政府走親美路線,民間也不敢深究「真相」。其他加勒比海島國人人自危,明白在美國後院,不可能做出「違反美國國家利益」的動作,也不享有外交上的絕對主權。

值得注意的是,格林納達左翼政府原以為古巴的支持是實在的,但後者領袖卡斯特羅的動機其實只是「抽水」,也就是在不用付出巨大成本的前提下,動作上挑釁一下美國,但不可能為了這小島和華府硬碰硬。

當美國時任總統列根下定決心要「教訓」格林納達,即使國際獨立調查員推翻了所有出兵理據,縱然古巴乃至格林納達政府再三提出保證,但缺乏了基本互信,到了純粹力量比拚,美國也可以蠻來。對這樣的小國而言,那段被入侵的歷史,依然是最大的痛。

時至今天,中國大舉進入加勒比海,各島國一方面無任歡迎,因為可為美國帶來競爭;另一方面也暗暗憂慮,擔心不知道哪個行為會被拿來開刀。所以面對敏感的投資,各國大多先向華府「打招呼」,以免引起「誤會」。

故此,大家在課堂上不妨多一點理想主義也無妨,但要是在國際關係的現實社會不求現實,就是活在夢中矣。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誰應上英國歷代首相郵票榜?

英國首次推出一套八款「歷代首相」紀念郵票,除了引起全球集郵迷注意,誰入選、誰落選,也成為當地民眾關心的「政治問題」。入選的八人自都是一代名相,但也明顯有政治平衡的考慮。二十世紀的四人,有兩名保守黨(邱吉爾、戴卓爾夫人)和兩名工黨(艾德禮、威爾遜);十九世紀的四人包括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格雷(Charles Grey)、皮爾(Robert Peel)、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象徵英國邁向現代化不同階段。單論政績,威爾遜並沒難以取代的建樹,其英鎊政策備受批評,令他今天保持「知名度」的,反是對其擔任蘇聯特務的指控。

關乎國民身份認同

若沒政黨考慮,這套郵票起碼應增加以下四人,才符合一般英國人期望,因他們對今天英國的國民身份認同,依然重要。

一、沃波爾(Robert Walpole, 一七二一至一七四二),被稱為英國首位「實質」首相(當時未有正式首相稱謂),掌權二十年,紀錄至今無人打破,奠定其輝格黨為當時第一大黨。他沒把首相職能制度化,但畢竟令後來者看到首相權力的最大潛能,何況其治下的英國休養生息,為大英帝國打下基礎。聯繫到今天,英國如何在歐盟外圍休養生息而不被邊緣化,也是國人念茲在茲,他的經驗必不可少。

二、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一八六八及一八七四至一八八○),大英帝國如日方中之際,與名相William Ewart Gladstone齊名,壟斷維多利亞時代政壇。值得今人注意的是,迪斯雷利領導的保守黨和今天完全不同,獲不少工人支持(當時尚未出現工黨),實驗了保守主義與工人階級的相容性。他在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出盡風頭,確立英國在地中海的地位。

三、勞合喬治(Lloyd George, 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在一戰領導英國戰勝德國,建立戰後歐洲新秩序,乃至成為沒有美、蘇參加的國際聯盟領導,在國內被視為引入福利社會的先驅,長期高據最受歡迎首相之列。但他在二戰時主張與德國和談,被邱吉爾拿來和法國一戰英雄、卻出任納粹傀儡政權「維希法國」元首的貝當元帥相提並論,是一生污點。對今人的啟示,是其實英國不當美國附庸,亦可選擇當國際仲裁者。

四、貝理雅(Tony Blair,一九九七至二○○七),雖然他侍奉美國外交政策充滿爭議,但其「新工黨」和「第三道路」概念確實影響一代人,一度令英國、乃至世界政壇走向中間路線,令他成為唯一可三度當選、在任最長的工黨首相,對手保守黨也要因應調整路線,才能重新競爭。

「挑選首相」不只是歷史學家的事,也是當今英國人的家事。

在二十一世紀,英國的身份認同面對空前挑戰,無論是融入歐洲或繼續和美國的特殊關係,自身獨特性都不易保存,又不得不大舉引入外資,無論是來自俄國還是中國,都甘之如飴。

英國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大不如前,但始終希望以自身中心,通過傳播文化維持國際影響力,建構歷史光榮感對維持國民自信更形重要。故這套郵票,還是推出第二集吧!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查拉比:伊拉克亂局始作俑者?

伊拉克亂局發展至今,不少人居然懷念侯賽因時代,卻沒多少人追究提供「侯賽因有大殺傷武器」這情報的騙徒查拉比(Ahmed Chalabi)。此人倒是傳奇人物,他藉着對美國人心態的了解,憑巧言令色就改變了伊拉克命運,有興趣「學習」的讀者,可查閱其傳記《把美國推向戰爭的人》。但即使沒興趣學他,也須對這類人物有所警惕。

查拉比出身伊拉克望族,十二歲舉家移民,長期在英美名校讀書,本科在麻省理工讀密碼學,最後在芝加哥大學獲數學博士學位。他言談舉止極富魅力,彷彿永遠在微笑,其早期志向是從商致富,於是在約旦以家族人脈創立銀行,卻爆出造假賬、侵吞公款等醜聞,導致銀行倒閉。他被缺席審訊並判入獄二十二年,自此成為中東知名騙徒。

諳美國政界潛規則

此路不通,查拉比轉為從政,但他在伊拉克沒任何影響力,「離地」程度驚人,惟有透過走上層路線圓夢。他知道美國上層社會偏好自家名校的精英,故認為他本人能獲信任,說服華府推翻侯賽因,然後便可成為伊拉克新領袖。海灣戰爭後,他創立「伊拉克國民大會」,吹噓是所有伊拉克反對派的代表,然後拿取美國政府和軍方巨額援助。這些資料都被公開,他直認不諱。

查拉比與新保守主義者關係尤佳,常提供和侯賽因相關的「情報」,華府就是以此說服公眾和國際社會出兵伊拉克。當然,現在證實這些都是子虛烏有。查拉比事後稱,反正目標已達,侯賽因已被推翻,一切很好,有否大殺傷武器就不重要了。

查拉比最成功之處,在於對美國政治潛規則的充分掌握。他請專業公關公司為其打造形象,接受應付媒體的訓練,和評論員、國會議員結盟,提供關於伊拉克的「一站式」服務。他知道說服美方出兵需要公義的包裝,故不斷宣傳侯賽因的暴政,以及可廣傳的證據,所以他不斷製造「中間人」供應「情報」,令鷹派能振振有詞出席聽證會。若他在美國從政,前途無可限量。

但查拉比的離地泡沫,在美國進入伊拉克後就立刻爆破。他本來被華府朋友稱為「伊拉克華盛頓」,自以為眾望所歸,怎料「新伊拉克」各派系對他都不買賬,人民更視他為叛徒。美國曾把他委任進過渡政府,他卻成為民調中唯一不被信任的官員。後來他參選,那被吹噓為代表全伊拉克的「伊拉克國民大會」全軍覆沒,得票只有百分之零點五。

自此華府不再支持他,他卻靈活轉投什葉派陣營,甚至有說和伊朗有特殊聯繫。不久,前總理賈法里(Ibrahim al-Jaafari)委任他為石油部長兼任副總理,剛下台的總理馬利基也給予他不同公職。這些職務有兩個特色,就是可接觸伊拉克資源及處理遜尼派的仇家。今天遜尼派集體反撲,查拉比的煽動角色功不可沒。

單看以上故事,大家難免產生大量疑問。查拉比的美國友人,真的全都被騙還是在利用他?過程中的利益交換,有多少不為人知?查拉比的發迹史,正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國潛規則教科書,但政治偏偏就是這種人才能玩得得心應手,奈何!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

巴勒斯坦足球員也被「定點清除」?

加沙戰爭進行至今,造成過千巴勒斯坦平民死亡,最知名的死者,無疑是傳奇足球員澤古特(Ahed Zaqqut)。巴人國家隊1998年才加入國際足協,此前代表隊處境更艱辛,澤古特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乃至歷史上最傑出的巴勒斯坦中場,曾與當時法國球王柏天尼同場較量,成為巴人戰亂中的偶像。

澤古特退役後,成為巴勒斯坦足運重要人物,建造了加沙首個足球訓練館,其訓練的球隊也得過本地聯賽冠軍。他的住所不久前被以軍「定點清除」,人也在睡夢中被炸死。

又是老問題,澤古特和哈馬斯從無聯繫,住所也遠離戰略目標,為什麼被選中轟炸?原來中東流傳一個陰謀論,認為巴勒斯坦足球本身,就是「定點清除」的對象。阿聯酋報紙The National就發表社論,認為足球在巴勒斯坦這個不被廣泛承認的國家中地位崇高,是巴人團結、娛樂和爭取認同的重要途徑,只要那裏的足球不能發展,抵抗運動也會失去動力,所以澤古特之死不是意外,而是意料之內。

要陰謀論成立,自不能憑單一案例。那還有什麼其他例子?原來加沙所有足球場都是這次轟炸的目標,似是企圖令巴人球員不能正規訓練。此外,原來戰爭期間被殺的巴人球員,還有遠在西岸的兩名19歲年輕代表,他們示威時分別遇害,其中一人蓋塔里(Mohammed Qatari)不久前還獲安排與訪問西岸的國際足協會長白禮達見面。除了半島台等,不見國際媒體顯著報道有關消息。

國家隊存在 以方忌憚

再回顧數個月前,兩名巴人球員自訓練營返家時,居然遭檢查站以軍射向雙腳。2009年,創下巴勒斯坦聯賽史上最年輕(14歲)上陣紀錄的國腳薩薩克(Mahmoud Sarsak)則被以方在邊境拘捕,理由是「為巴勒斯坦聖戰組織非法作戰」,被囚3年,最後他在獄中絕食3個月,加上白禮達施壓,才於2012年獲釋,其時體重已減半。2008年加沙戰爭期間,也有數名巴人國腳被害,其他球員在和平時期被囚、家園被毀的新聞亦時有所聞。由於巴人運動員要出國比賽,必須以國的出境簽證,以方也就可以不時留難,有時不發出境證、有時不發入境證,令巴勒斯坦國家隊臨時缺席重要比賽,更是司空見慣。

上述案例也許是巧合,但「巴勒斯坦國家隊」的存在,對以方本身已是挑釁,其國策確是要打壓的。巴勒斯坦除了獲得國際足協的獨立身份,也有獨立的奧運代表隊,因為西亞各國在亞洲足協、亞洲奧委會有龐大影響力,巴勒斯坦先以亞洲為突破口才加入國際,就暢通無阻。巴勒斯坦足總和奧委會主席拉傑布(Jibril Rajoub)也大有來頭,不僅是資深政客,年輕時更曾被以國囚禁,以方對巴人「體育外交」一向忌憚。

數月前,巴勒斯坦國家隊贏得亞洲足協挑戰盃,首次獲亞洲國家盃決賽周參賽資格,本來令巴人極度興奮,想不到,球壇慘劇便接踵而來。至於信不信慘劇是人為陰謀,其實也不重要了。

2014年8月18日星期一

「芬蘭化」:「袋住先」兩面睇

不久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教授就「芬蘭化對香港的啟示」在《明報》撰寫了三篇文章(可見《明報》網頁),大概是公眾對官方立場先入為主,並未引起廣泛討論。想起一年前,筆者在海外學術會議遇上一位著名本土派學者,也就「芬蘭化」談了很久,他坦承即使香港能建設「城邦」,最好的下場也不過「芬蘭化」一途。香港和芬蘭自難直接類比,但無論我們持什麼立場,「芬蘭化」這現象本身,確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今天提起芬蘭,我們想起諾基亞,知道那是富裕的福利社會,有聖誕老人和北極光,但芬蘭並不是「自古以來」的獨立國家。它長期作為瑞典一部份,後併入俄羅斯成為「自治大公國」,十月革命後乘機獨立,至今不夠一百年。蘇聯站穩陣腳後,希望收復芬蘭「失土」,在二戰期間打了兩場大戰:「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小國寡民的芬蘭出乎意料擋住超級大國,雖說有瑞典、納粹德國援助,但也是奇蹟。然而隨著納粹戰敗,芬蘭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須知蘇聯在1940年升格了一個「卡累利亞-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準備和「外芬蘭」合併。目睹東歐各國淪為蘇聯衛星國,芬蘭人明白不能指望西方,至於單獨再打一仗,結局可料。

於是,芬蘭精英決定走一條全新路線,即所謂「巴錫基維主義」(Paasikivi Doctrine,巴錫基維是製定這政策的芬蘭總統),也就是學者歸類的「芬蘭化」。簡單來說,芬蘭承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確保外交政策不違背蘇聯的國家利益,以換取蘇聯不在芬蘭搞破壞、侵略,和存續國內民主制度。於是,芬蘭沒有參加北約,和西方關係疏離,基本上站在蘇聯一邊,成了蘇聯和西方溝通的窗口。美蘇破冰的赫爾辛基會議,就是在芬蘭召開。

為確保芬蘭「不成為歐美的反蘇基地」,芬蘭內政上也自我審查。例如在媒體,不能傳播反蘇意識,反蘇電影被禁播,反蘇書籍被圖書館移除:一方面,這是「尊重」蘇聯之表現,但同時也是防微杜漸,以免蘇聯細作以「苦肉計」製造事端。芬蘭國內有不少親蘇政客,在蘇聯利益可能受損時提出警告;要是選出強烈反蘇領袖,蘇方也會公然施壓,都是芬蘭屈服。這樣的關係到蘇聯解體才告終。

在西方,「芬蘭化」至今是貶義詞,因為那代表在蘇聯出手前就主動出賣理想,接受不完整的主權,向強權委屈求存,而且可能越讓越多。西方政客攻擊走和解路線的對手時,每愛用上「芬蘭化」一詞,以示自己堅守原則,沒有行差踏錯。芬蘭文化藝術在「芬蘭化」時代,亦和西方世界脫軌;不少精英國民不喜歡那氣氛,選擇移民。

但在芬蘭本部,輕言「芬蘭化」,卻代表西方的涼薄。芬蘭人認為,為捍衛獨立、民主,已付出極多,絕非不夠勇武的懦夫。一場冬季戰爭就死傷七萬人,再一場繼續戰爭又死傷七萬人,今日芬蘭人口還不過五百多萬,尚不及香港,又有多少個七萬可消耗?打不過蘇聯,美英援助口惠實不至,國際輿論置之不顧,就是顧,莫斯科也不在乎,還在磨刀霍霍,令他們深信,「芬蘭化」已是最好的選擇,否則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看看邊界外的「蘇維埃芬蘭」,就後悔莫及。

類似芬蘭的案例,在世界不同角落,一直以不同方式重演。其實,正反雙方的夢想幾乎一樣,只是對現實政治的判斷有差異,而這種判斷,偏偏是教科書永遠傳授不了的。究竟有什麼準則,判斷是否應接受「芬蘭化」?怎樣是堅守原則、怎樣是脫離現實?怎樣是曲線愛國、怎樣是賣國求榮?最重要的是,怎樣知道社會大多數人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你說呢?

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

「伊斯蘭國」這盤生意能營運下去?

提起瘋狂殘暴的「伊斯蘭國」(IS),不少人依然相信那只是一群烏合之眾,不久就會煙消雲散。不過,若純粹用生意角度預測此組織能「營運」多久,卻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結論。

據專門研究恐怖組織經費來源的網站Money Jihad稱,「伊斯蘭國」是當今世上最富有的恐怖組織,經濟來源多樣化,其領袖雖說要復古,但頭腦相當現代。首先,「伊斯蘭國」有不少捐獻雖包括一些心不甘情不願的「保護費」,但更多是來自海外、完全自發的捐助。有關捐助主要來自海灣產油國,包括沙地、科威特、卡塔爾、阿聯酋等,這些國家都希望伊拉克脫離什葉派掌控,數國的權貴情願支持外部激進勢力,以換取激進份子不在本國活動。

財源多元化 西方難截查

最厲害的是,「伊斯蘭國」居然和上市公司一樣出版「年報」,詳細向其「股東」介紹「業績」,例如在2012年製造了千多宗暗殺、四千多次爆炸、釋放數以百計激進囚犯等,來增加「公信力」;加上本欄日前談及的社交媒體策略,令其吸金能力愈來愈強。

但「伊斯蘭國」不願意單靠捐獻生存,它要控制自身經濟命脈,所以才要實實在在的立國,更刻意選擇盛產石油的地方來攻擊。當世人相信其主要敵人是伊拉克什葉派,應以攻克首都巴格達為目標,「伊斯蘭國」卻轉向庫爾德人自治區,瞬間征服眾多油田。目前,「伊斯蘭國」控制了敍利亞六成石油生產,以及伊拉克中北部主要油田,用來供應黑市石油到土耳其等鄰國,估計每日盈利一百萬到三百萬美元。

此外,「伊斯蘭國」又通過控制水壩等大型基建圖利,例如操控電力,或佔領一些無戰略價值的古鎮,卻是為了走私古董文物。此組織攻陷重鎮摩蘇爾後,單在當地中央銀行就搶去五億美元。這些林林總總的收入,不一而足。

按研究恐怖主義英國學者諾伊曼(Peter Neumann)估計,「伊斯蘭國」此刻資產淨值,不計無價的「人力資源」,起碼也有二十億美元,是老牌激進組織塔利班、真主黨等的數倍至數十倍;而阿爾蓋達策動9/11恐襲時資產,據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估計,更只有三千萬美元。

《華盛頓郵報》曾引述博客摩西(Brown Moses)計算,若養一名恐怖分子的伙食、住宿、交通等,需要「月費」六百美元,以兩個月前「伊斯蘭國」的規模,即使沒任何新收入,已足以養活一支六萬人的恐怖大軍一年。假如這盤「生意」運作下去,滾動起來,還可川流不息。雖然外間對「伊斯蘭國」的財政部門一無所知,但擁有這筆資金,不可能不參與市場投資或投機,而伊斯蘭世界有其自成天地的經濟體系,現金流動不易被西方截查。

最令人憂慮的是,一個可能的「投資」方向,便是支持各地理念相近的激進團體,將之變成「加盟店」。這是阿爾蓋達很希望做、卻缺乏資源做的事,但畢竟一個全球恐怖網絡早已成型。這非空穴來風,日前澳洲就有激進分子加入「伊斯蘭國」打聖戰,更讓其兒子提起敵人頭顱拍照;而曾策劃2002年峇里島大爆炸的印尼「伊斯蘭祈禱團」領袖巴希爾(Abu Bakar Bashir),也於獄中宣布支持「伊斯蘭國」。

一旦有關組織變成「跨國企業」,那就後患無窮。

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

兵臨城下的權鬥:伊拉克民主全盤失敗

激進伊斯蘭武裝「伊斯蘭國」(IS)佔領伊拉克大半國土,行為瘋狂兇殘,任何正常人都期望,控制該國剩餘土地的精英放下分歧,共赴國難。想不到,此刻卻是他們內鬥最激烈之時。

掌權八年的總理馬利基勉強贏得大選,但被指要對IS坐大、遍地烽火負責。美國慫恿庫爾德族的總統馬蘇姆倒閣,改為委任第一副議長阿巴迪當新總理,馬利基聲言馬蘇姆違憲,發動嫡系部隊和什葉派民兵包圍政府總部。唐詩《泊秦淮》一句「隔江猶唱後庭花」,今人感受更深。

伊拉克亂局,只證明了一點,便是美國建立的伊拉克民主徹頭徹尾失敗。問題並不在民主制度本身,而是美方以理想主義植入民主的設計,完全脫離現實。

國家撕裂 選舉變悲劇

伊拉克民主根本問題,在於這是一個撕裂國度,對統一沒向心力,對國家沒共識。早在鄂圖曼土耳其時期,伊拉克屬於三個不同行省,什葉派、遜尼派與庫爾德人各自為政。前領袖侯賽因以極權手法堆砌出的「伊拉克民族主義」,已在海灣戰爭後崩潰。在這樣的國家採取一人一票方式選舉,結果肯定是以三大群體的身份認同投票,而非以政綱與理念投票。

馬利基理所當然重視什葉派利益,因只要籠絡這批選民便篤定連任,哪怕出現危機,只要煽動對遜尼派仇恨,也能管治下去。除非伊拉克採取權力高度下放的聯邦制(現在理論上也是聯邦制,但名不副實),建立三個獨立政治實體,讓其分別選舉,再在聯邦政府層面平起平坐,三大群體利益才可平衡。

何況伊拉克內戰處處,根本連有效管治也做不到,選出來的領袖也難有充分民意基礎。即使在成熟民主國家,面對戰爭時,也往往組成跨黨派戰時內閣,戰後才重新選舉,因一旦內部鬥爭捲入外戰,就容易讓敵人有機可乘。要是民選議員代表之處,根本不是中央政府有效管治的地區,代議政制的理念也會被扭曲殆盡。美國急於從伊拉克脫身,以為這是「還政於民」,其實是還政於軍閥。

按傳統民主理論,像伊拉克這樣教育水平相對高、中產階級相對發達的國家,民主化應不難落實。但實際操作恰恰相反,原有中產幾乎都是舊時代既得利益者,大多是遜尼派,都被新政府列入黑名單,失去既得利益後,反而變得激進,再也扮演不了穩定劑。

而且,美國一直被少數流亡精英誤導,高估精英對民眾影響力,現在才發現無論選了誰,一錘定音的還是地方領袖,他們只在意如何擴大利益。此時此地推行民主,只能把地方領袖安置於類似上議院的編制,把其既得利益納入保護範圍,他們才會成為持份者。不像現在的伊拉克政府,除了巴格達周邊,沒人當它回事。

可是,奧巴馬不可能有魄力弄一套新制度出來,靠伊拉克精英,卻可能被IS攻陷也未終結內鬥。設計伊拉克民主的專家,活在紙上談兵的世界,「離地」的代價,居然是IS這場浩劫,伊拉克人民實在悲哀。

2014年8月13日星期三

以色列用「達希亞戰略」針對平民?

上周本欄談及加沙戰爭的「人盾」辯論,但還有一項問題未解答,就是以方因為難以避開巴勒斯坦平民,才無可避免濫炸,還是刻意針對平民而炸?要是前者,是否屬於戰爭行為亦可商榷;若屬後者,則無異於恐怖主義。

回答這問題,不能單看這場戰爭,而得看以色列整體戰略思維。不少以方鷹派相信,由於周邊鄰國都是敵人,自身疆土狹小,遇上大戰幾乎守無可守,不可能只以常規方式保衞國家,必須加入先發制人、不對稱戰略等各種非常手段,才是對國民負責。

二○○六年,真主黨在黎巴嫩突襲以色列北部,以軍大規模轟炸真主黨據點報復,是為「第二次黎巴嫩戰爭」,幾乎被夷為平地的,包括平民居住的達希亞地區(Dahiya)。期間以軍指揮官、也是現任副參謀長艾贊科特(Gadi Eizenkot)公開解釋以軍戰略,聲言必須以不成比例的武力回應真主黨,製造重大破壞和傷亡,才可產生震懾效果。因為在以方眼中,真主黨軍民一體,「那些不是平民,也是軍事設施」,破壞敵方基建時不應有仁慈之心,並言明這不是計劃,而是已被通過的戰略。此番話,在外交界成為著名的「達希亞戰略」。

邏輯與恐怖分子無異

以上戰略除了震懾敵方,也要傳遞一個訊息,便是平民支持不負責任的領袖,也要受懲罰,邏輯和策劃「九一一」事件的恐怖分子實無甚分別。而且,震懾的效果還延伸至重建過程,只要對敵方基建破壞得夠徹底,令其長時間忙於重建,就沒有時間襲擊。真主黨尚可從伊朗手中得到援助,但被以色列封鎖的加沙,只要連接埃及的地道被毀,基建就只能靠巴勒斯坦當局或國際組織,但那些捐款人對援助早晚被炸的設施,意欲也愈來愈低。於是,震懾就慢慢有成效。

但問題來了,首先,針對真主黨的戰略,這次是否用在加沙的哈馬斯身上?其次,「沒有刻意迴避」平民設施、乃至聯合國據點,是否等同刻意針對攻擊?根據以方觀點,既然整個加沙地帶都是軍民一體,哈馬斯以此解釋沒有使用人盾,那以方也能根據同一邏輯演繹,即使是攻擊學校或醫院,也是攻擊戰略目標,只屬於「無差別攻擊」,而不是謀殺平民。

既然是這樣,大家惟有參閱國際法。且看一例,據《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協定書(Protocol I)第五十一條,平民享有不被攻擊的權利,前提是他們沒有「直接」參與戰鬥(若說「間接」參與戰鬥,全體人民都是)。其第二節進一步說明,以向平民散播恐懼為主要目的之攻擊,屬禁止之列;第四節說明無差別攻擊,亦屬禁止之列。故此,開宗明義的「達希亞戰略」應是違反國際法。

問題是以色列雖為日內瓦公約國,但並沒簽署承認有關附加協定書。巴勒斯坦年前獲得聯合國「觀察員國」身份,並剛在今年成為日內瓦公約國,並簽署了第一附加協定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提出以國際法解決爭端,以色列則以其他國際法原則蓋過上述條文,堅持是自衞還擊。那結果會如何?只要以方官員不像上回那樣「坦白」,自然容易含混過去;世人對國際法的觀感,也難免犬儒下去。

2014年8月12日星期二

「伊斯蘭國」的瘋狂奇蹟: 從一場穿越時空的「網絡遊戲」開始

行徑殘暴著稱的「伊斯蘭國」(ISIS)立國以來,已佔領敍利亞與伊拉克大片領土,迫得美國出手空襲。單從戰略層面,ISIS極速崛起,做到拉登和塔利班都做不到的「創舉」,已屬奇迹。

本欄曾提及他們利用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矛盾,自是壯大關鍵,從伊軍手中奪取美製裝備,也令其化不可能為可能。但「奇迹」背後還有一項重要因素,便是ISIS主張雖極端保守,卻對互聯網宣傳極具心得,已得網絡動員之真傳。

弱小軍事組織以互聯網造勢,源自有「全球首支後現代游擊隊」之稱的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Zapatista)。他們人數不多、武力極弱,但在九十年代初就用互聯網宣傳,獲不成比例的全球注視。

「伊斯蘭國」原屬阿爾蓋達支派,成員不過數百,如此派系在中東成百上千,誰都不重視。可是,他們敢於說代表整個伊斯蘭教,採用「哈里發制」,發表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立國地圖」,這些都是網絡戰棋才有的劇情,立刻引來全球注視,網絡瘋傳後,傳統媒體就不得不跟進。

須知在互聯網一代,穿越小說與歷史的戰棋極流行,忽然出現一個「哈里發」,就像《大唐雙龍傳》活現眼前,必能吸引眼球。更有網友打趣說,ISIS的「版圖」令人想到《文明帝國》、《成吉思汗IV》等電腦遊戲。雪球效應下,各地激進分子都認識IS,知其「理念」不再局限於「伊拉克和黎凡特」,就紛紛投效。

ISIS不僅利用主流媒體宣傳,本身更是新媒體專家。月前《金融時報》有文章介紹其怎樣利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網站發放訊息,值得一讀。Twitter可謂IS的宣傳部,他們每天經此發放大量資訊,使用針對西方的「hash-tag」(例如「#CalamityWillBefallUS」 ),然後安排數以千計支持者轉發,令訊息在互聯網流行起來。

網站Anti-Defamation League一篇分析文章,則示範ISIS如何把反美「hash-tag」和「世界盃」等用字並列,以增加接觸量。ISIS也製作App供支持者下載,傳播針對性資訊,讓海外激進分子找到報效空間之餘,也得到支持者的數據作分析。因此IS雖活躍中東,但刻意以英文發放訊息,也要求支持者最好用英語轉載,結果吸引不少歐美激進分子加盟,不可謂沒「國際視野」。

善用網媒打心理戰

但最成功的,還是利用社交網站宣傳其殘暴,打心理戰。此招數並非原創,當年成吉思汗西征不斷屠城,就是要傳播恐怖氣氛,讓敵人不戰而潰。「伊拉克阿爾基達」已故領袖扎卡維亦是以網上直播斬首成名。不過,ISIS傳播的恐怖氣氛,近年還是空前的。刻意把小童撕開兩半、姦殺母親、斬首平民、對敵軍施酷刑,再把過程足本上載,被其進迫的城鎮不可能沒心理壓力。

與其他八、九十後喜愛自拍一樣,ISIS成員也是走到哪裏,自拍到哪裏,但上載的不是飲食照,而是攻城略地的「型格照」。當地居民也使用社交網站,不斷接收到這類瘋狂訊息,怎能不崩潰?當然,要是沒武器,ISIS說得怎樣勇武、宣傳得怎樣神妙,也不過是「鍵盤戰士」,但他們偏搶到大量裝備,把「鍵戰」和「實戰」結合,效果就摧枯拉朽了。

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

赤柬殺人集團—左翼知識分子的反思

赤柬前高層喬森潘與農謝因政權屠殺二百萬人的暴行,被判終身監禁,令世人再次勾起對那恐怖政權的回憶。赤柬領導層幾乎一律受過高等教育的留法高材生,有教授、博士銜頭的大不乏人。正是這批人,高度仇視知識分子,執政後差不多把全國精英殺光。

法國殖民管治印度支那時,有政策提供獎學金給尖子深造,喬森潘便是拿獎學金就讀巴黎大學與蒙彼利埃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成為金邊大學法學教授,並創辦法語左翼刊物《觀察家報》。喬森潘溫文爾雅,有「柬埔寨周恩來」之稱,訪問過他的青年都被其風範折服。

思想走偏鋒忽視人性

審訊的唯一女被告英蒂迪,在法國名校索邦大學修讀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是柬埔寨這法語系國家的首位英國文學學位持有人,回國後任教授,創立英語學校,堪稱一代才女,年前以老人癡呆逃過審訊。其丈夫兼去年過世的英薩利是赤柬外長,以私人交情邀請大批留法精英回國,卻把他們送到集中營。

其中一名被請回國的是現任副總理兼外長何南豐,他是巴黎大學法學碩士,並在國際關係名校IEEI外交系畢業。官方指他被關進集中營,但根據《維基解密》,他是獄長才得以保命。

英蒂迪的姐姐喬波那利亦留法,讀高棉文學,回國後當老師,在法國國慶日和另一留法知識分子結婚,那就是後來赤柬領袖波爾布特。上述四人合稱「赤柬四人幫」。波爾布特成績不佳,但回國後足以教授法國文學和歷史,被他軟禁折磨的西哈努克承認,其法式優雅令人難忘。

不厭其詳介紹這些人,無非說明他們並非普通知識分子,而是代表整個國家整代人的最優秀精英,被全國寄予厚望。他們有使命感,深感要創一番大事業才不負所學。他們甚至有國際聲望,一些左翼學者在赤柬暴行被揭發後,還為其唱讚歌,最著名的是美國左翼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問題是,這些學術精英雖研究群眾,搞經濟理論,愛政治哲學,赤柬政權叫「民主」柬埔寨,但其實十分「離地」,並非從基層打滾出來,靠的是精英身份,才獲首批支持者。他們不相信本身的理論能為廣大人民認識,亦不認為廣大人民需要明白艱深理論,以為簡單口號加上極權高壓,就足以帶領群眾,到頭來變成徹頭徹尾的超現實,但極權機器已建立,誰也逃不了。

在理論層面,他們的博士論文通過一流大學答辯,自然比一般人思想深奧,但走出課堂才是真正的考試。普羅民眾並不重視共產還是資本主義、民主還是君主制,只在乎有否好生活。對此他們不是不明白,只是不認同。當群眾跟不上他們的理念,他們要麼走偏鋒喚醒世人,要麼投身敵我分明的現實政治,到頭來卻忽視理論之外的人性,悲劇便出現。

赤柬的教訓,值得把理念放在口邊的知識分子反思,這不是說理想不重要,只是擇善固執與走火入魔,帶領群眾與強加於人,只是一線之差,差之毫釐,卻謬之千里。

2014年8月8日星期五

你懷念蘇聯嗎?

近來不少中國學者提起「蘇聯經驗」作為警惕,令筆者想起不久前,在高加索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親身經歷。在那裏,不同世代的精神面貌,彷彿來自兩個不同國度。年輕人大都打扮入時,對蘇聯解體後的機遇頗為雀躍,例如可以出國、可以投機賺錢、有門路的精英很容易成為新既得利益階層。想不到,原來不少中、老年人,卻愈來愈懷念蘇聯。這觀點大家不一定認同,卻不可不知有關想法。

社會穩定 中老年人留戀

對他們而言,蘇聯時代雖然獨裁與缺乏自由,但社會平等、工資穩定,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感受到存在價值。特別是最後一點,他們認為是資本主義永遠不能取代的,因為在新國家,他們彷彿全都變成無用之人,從前的技能再難派用場,只能當小販或司機糊口,也沒有了人生目標,反而活在封閉世界能自得其樂。

中、老年人的另一不滿,在於新時代改變了人口結構,有能力的年輕人都爭先出國,剩下「被淘汰」的一群在國內,原來提倡的什麼社區互助、家庭價值均蕩然無存。連帶作為社會樞紐的宗教,在不再受被打壓後,反而同樣喪失維繫家庭、維繫社會的價值,表面的復興,卻變成為政權的夥伴。

蘇聯解體後出現連串地區戰爭,他們更覺無奈,因「內戰」在蘇聯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各國民族主義皆被壓制,自然不能興風作浪。這固然限制了應有的身份認同,但也同時監控着激進民族主義情緒。他們聲稱,蘇聯並非一味高壓,例如亞美尼亞人爆發大規模示威、要求紀念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大屠殺後,蘇聯當局也從善如流。反而現在各國以民族主義治國,新一代不再懂俄語,非精英階層的其他外語也學不好,卻是比從前更故步自封,世界觀還要狹隘。

出現這種情緒,很大程度是因為新政府未能繼承蘇聯的社會福利網。除了資源所限與政客貪污,還有社會背景因素。高加索一直缺乏承擔福利項目的社會組織,例如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長老會等,每當改朝換代,往往卻是這類組織發揮功能,減輕震盪,否則一個權力與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必然血腥。而小國出現人才斷層,大國則把高加索一類偏遠地區變成「feeder」,這雖是全球化現象,但國家有否制度和誘因讓人才回流,也是事在人為。不少前蘇聯共和國有親俄派,除了普京被指在幕後發功,社會存在「戀蘇」情懷也是客觀事實。對他們而言,俄羅斯不僅象徵霸權,更代表「穩定」,即使他們強烈希望保留身份認同,也不希望與俄斷絕特殊往來。

今天遭俄國強行拉出來當衛星國的,或者普京打算撕裂出來的,什麼南奧賽梯、阿布哈茲、克里米亞、東烏克蘭等,一律如此,親不親俄,並非純然非黑即白。普京利用這一情緒,嘲弄了西方的核心價值,來鞏固俄國新霸權,手段算不上光明,卻是他的本事。誰叫他對人性的了解,比不少理想主義者透徹得多。

2014年8月7日星期四

伊波拉外章: 一個失敗的「非洲美國」實驗—利比里亞

一名美國醫生在利比里亞治療伊波拉病人期間不幸染病,送回國治療,卻遭不少本國同胞投訴,恐怕疫情傳入,更認為此人去遙遠地方救人是「瘋狂、愚蠢」,持這觀點的除了一眾網民,還包括著名富豪特朗普(Donald Trump)。此態度本已涼薄,何況利比里亞並非「普通的遙遠國家」,曾幾何時甚至有「黑美國」之稱,是與美國關係最緊密的兄弟國,有關歷史特朗普不應該不知。

所有現代非洲國家中,惟有利比里亞從未被歐洲列強殖民,因那根本是美國人建立的。背景是19世紀初,美國國內對如何處理黑人「問題」有不同意見,其中一派認為應賦予黑人自由,但鼓勵他們回到祖先土地,一來減輕美國族群問題,二來也把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送回非洲。

這個看來帶點瘋狂的實驗,居然付諸實行,「回到」非洲的美國黑人,就在西非建立利比里亞共和國。該國1847年獨立,國旗、憲法、地名等一律和美國大同小異。美方為照顧這「嬰兒」,曾承諾隨時應邀給予援助。

自此,利國成為最特殊非洲國家。一方面,該國確是非洲人自行管治,另一方面卻是美國的子弟兵。美方堅守承諾,對當地不斷援助,甚至派遣軍隊,助其抵抗歐洲列強及鎮壓原住民騷亂。

但華府一直扶植由美國回非的「高等黑人」為精英階層,他們只佔人口5%,卻在1980年前壟斷政治。原住民黑人不少因沒有物業而不能投票,那些「高等黑人」則實行有名無實的一黨制選舉,得以寡頭壟斷。基於族群和發展矛盾,利國1980年爆發政變,推翻美國黑人後裔的管治,建立第二共和,卻變為內戰源頭。政變後,美國血統「高等黑人」失勢,不同族群各據山頭,內亂已成,但美方因冷戰時代的反蘇需要,選擇無條件支持發動政變的新政府。新政府種族政策卻激起更大反彈,惹來軍閥混戰,冒起的大多是從前沒機會參與管治、教育水平低下的軍頭,殘暴不仁得令人咋舌。

內戰期間,不少非洲人呼籲美國出兵調停,因利國畢竟是美方的「實驗品」,其上層精英一直與華府關係密切。但冷戰過後,該國對美再無價值,克林頓政府自從在索馬里遭滑鐵盧,更患上非洲恐懼症。

今天利國內戰已終結,那位民選女總統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曾任第一共和末代政府的部長,雖不是美國黑人後裔,卻由「高等黑人」精英撫養長大,被視為美國價值傳人。華府為表支持,除了對利國債務一筆勾銷,也盡力把她捧為國際領袖。

問題是,利比里亞雖是仿美國而建,但部分美國最引以自豪的核心價值與社會特徵從未出現,例如公民社會、「羅斯福新政」後的福利社會及「大熔爐」價值觀等。華府對利政策還停留在對執政精英的支持,不在乎其「在地性」。

這次有美國醫生主動到利國抗疫,其實是填補官方政策空白,可惜卻不為本土重視。試想,如果非洲真的有一個和美國一樣成功的利比里亞奇迹垂範當地,今天會有多不同?

2014年8月6日星期三

伊波拉巫醫背後—巫毒教市場親歷記

西非三國爆發伊波拉疫症,不少當地人寧向巫醫求助,也不願到現代化醫院,隱含對建制和西方的不信任。那巫醫是否一無是處?筆者年前曾到號稱西非最大「巫毒教」市場、多哥首都洛美附近的Akodessewa,那是震撼的經歷,讓人思考良多。

巫毒教(Voodoo)是原始宗教,相信世界有創世者,更認為萬物有靈、祖先也有靈,崇拜各種的靈,也聲稱擅長「通靈」。巫醫能通過通靈,附以藥材,醫治病人。那個室外巫毒教市場有眾多攤位,販賣各樣通靈工具,如負責「溝通不同靈魂」的動物頭骨,包括猴頭、鼠頭與鱷魚頭等,也有人頭人身偶像石。今次伊波拉疫情,據說源自人和蝙蝠近距離接觸,而按巫毒教習俗,沒這類接觸才不尋常。

按照主流理解,這宗教最神秘的一面,是聲稱能通過「控制靈魂」,令死人復生,成為喪屍,衛斯理科幻小說《訪客》即以此為材。其實這有兩點誤解:「喪屍術」源自加勒比海島國海地,而巫毒教在海地十分流行,才令人混淆,在非洲就沒有所聞。根據近代醫學鑒證,一般相信是巫師用劇毒讓人假死,然後再將「屍體」挖出來催眠,故不能真正稱之為喪屍。

西方殖民主義者進入西非後,把西非人販賣至美洲做奴隸,貝寧是巫毒教發源地,海地巫毒教便是由西非奴隸傳過來,再結合傳統而變成反壓迫的信仰。海地獨立初年曾威脅美國海岸,令美國史也有「巫毒恐慌」這一頁。巫毒教留在西非的一支也活躍至今,在貝寧、多哥、加納與尼日利亞,無論基督徒或穆斯林,日常生活都已和巫毒崇拜結合,表明只信仰此教的也有數百萬人。各國想過打壓,目的不是「現代化」,而是擔心巫毒教成為第二個權力核心,但這反而賦予巫醫聲望。

不是所有西非巫醫都源自巫毒教,利比里亞也有「本土化」巫醫。當地人不太相信伊波拉是病毒,認為如此邪門的東西只可能是巫毒教巫醫作法,解鈴還需繫鈴人,自然應找巫醫。有名的巫醫亦會穿州過省跨國見病人,筆者就被告知法力最高的那位去了鄰國應疹,本人獲安排會見的是大師的中年兒子。

進入「應診室」,盡是各種神像,巫醫通過翻譯介紹種種服務,如向一人形偶像作法,仇家便會走霉運;向牛頭施法,把粉末磨做飾物掛上身,就會「夜夜強壯得像水牛」云云。擾攘一輪,筆者意識到不付「門診費」和買一點「藥物」是離不開的,於是要了小型巫毒偶像石頭和一條項鏈。巫醫說,項鍊必須作法才有效,而他不知「精靈」索價多少,於是向天溝通,我嫌太貴,他向「天神」討價還價,並說假如法術失靈,可以隨時致電,因為電話施法同樣有效。

筆者問及一些接受西方教育的當地人:「不覺得這宗教太脫離現實嗎?」他們一笑,稱這想法太膚淺,因巫毒與巫醫的功能不能靠字面演繹。筆者想想也是,巫醫提供的還包括心理輔導與社交意見,因不少人找巫醫看的病,其實是失戀、失業或鄰里糾紛。

巫醫道聽途說,掌握社會資訊極多,有了資訊,就有社會資本;有了社會資本,就有權力,何況他們是世襲領袖。在政府效能有限的國度,巫醫承擔醫生、律師、社工、宗教家、玄學家與地方領袖的角色,是必須的社會樞紐。何況祖傳秘方不一定沒價值,只要巫毒教有心現代化,也許和中醫一樣別有洞天。

筆者確實喜歡那條巫毒項鏈,戴了數年,後來不知在哪丟失,想起還心痛。那人形石頭偶像仍放於客廳書櫃,鎮守一方,看來物超所值。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如何看待香港的「撐以色列基督徒」: 從牙買加的Bob Marley談起

香港人常被批評缺乏國際視野,但有趣的是,相當小眾的國際觀在港也有發言人。月前本欄曾介紹誰在香港支持「以巴群眾」(即托派團體的「以巴觀」),想不到在近期加沙戰爭,另一批難得一見的小眾也登上主流媒體,他們就是舉行支持以色列遊行、譴責哈馬斯為恐怖組織、並以基督徒身份活動的「爾國爾民」。

撐以觀點並不缺乏,上述團體特別之處,在於上升至宗教層次。其網站稱,「愛猶太人不再是個人的層面,而是已提升到國家級層面」,其弟兄也從異象看到,「南、北韓將會聯合,並與亞洲國家及中東國家建立一隊屬靈禱告大軍,從亞洲沿路至中東設立禱告殿,晝夜不息、轉化人心,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他們相信這類預言,因為對《聖經》有自己的演繹,成立宗旨是「推動重申基督教的猶太根源,否定教會已取代以色列的屬靈地位」。既然以國是一個「屬靈」國家,在其對立面的哈馬斯被當作「洗腦教育中心」、「人盾工廠」,就屬意料之內。

此組織自不是代表主流基督徒,但令人想到筆者在牙買加遇到的教派—— 拉斯塔法里運動(Rastafari Movement)。這運動也算基督教支派,源自一九三○年代牙買加,相信上帝是黑人,埃塞俄比亞為人類起源,所羅門王後裔、當時的埃塞國王塞拉西一世是上帝轉世(一說耶穌轉世),黑人是被拯救的民族……

基本上,把「猶太人」轉成「黑人」,兩者教義就大同小異。該教派之所以世界知名,因繼捷古華拉之後的全球抗爭偶像、牙買加雷鬼音樂(Reggae)大師Bob Marley,就是其忠實信徒,也令信眾通過大麻找到「屬靈」通道的傳統發揚光大。筆者年前到牙買加,也是為了到Bob Marley的出生地Trench Town和其故居博物館朝聖。

Bob Marley信奉之教派

拉斯塔法里更像是一種生活態度,但因其理想國鎖定埃塞俄比亞,也無可避免捲入現實政治。正如「爾國爾民」要「撐以色列」,Bob Marley也「撐埃塞」,偏偏該國一九七四年爆發政變,塞拉西一世被迫下台,一年後更被殺。「救世主」被殺了,怎辦?有人出現信仰危機,有人演繹為耶穌受難一般的考驗,有人說是政變者做假新聞,Bob Marley的反應便是作了名曲Jah Live(即「耶和華還在世」)。

牙買加以外的其他國家又怎樣看待他們?塞拉西本人曾訪問牙買加,受空前歡迎,他幽默說:「總得尊重他們的宗教。」但在世界各國,大多只以社會學角度演繹,或重視其促進黑人平權的歷史意義,或嘉許其對流行文化之貢獻,或理解信眾藉此增強「存在感」的心理,而不會拿其大麻習俗做文章,或對把黑人國王當作神大加嘲笑。因這是「cult」,蘊含很深含義,但並非真要按字面教義改變世界,崇拜的是埃塞國王還是路人甲都不重要,效果也是一樣。

假如認真演繹借題發揮的「埃塞觀」,以為信眾都是「真心膠」,那「認真就輸了」,誤會就大了。至於「撐以色列基督徒」相信什麼,心裏有數就是。

2014年8月4日星期一

伊波拉政治

十多年前,香港導演邱禮濤拍了經典cult電影《伊波拉病毒》,得到小圈子讚賞,但也被另一些小圈子批評為「政治不正確」,詆毀非洲形象,渲染非洲傳統滋生伊波拉。現在伊波拉重現非洲,究竟伊波拉成了「非洲風土病」一說真確嗎?同是非洲國家,為什麼疫情在畿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失控,但暫時被尼日利亞擋住?

必須注意,這次疫區三國,特別是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都是近二十年內戰爭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利比里亞兩場內戰估計死約四十萬人,今天人口不過四百多萬;塞拉利昂內戰估計死了二三十萬人,其人口六百萬,難民數以百萬計。

即使以一般戰爭而言,這些內戰依然極殘酷。塞拉利昂內戰是電影《血鑽》的背景,叛軍RUF殺人如麻,輪姦婦女為常態,大用童兵。其盟友是利比里亞狂人、前總統泰勒(Charles Taylor),其陣營曾虐殺前總統多爾(Samuel Doe),並將過程錄影全國播放,因而聲名大噪,後來經「民主程序」成為民選總統,「政綱」就是「他殺你爸爸,他殺你媽媽,但你還是要投他」。

對政府國際不信任

現在爆發疫情,三國死亡人數共七百多。這自然是嚴重,但放在上述框架,就容易明白當地人想法:不久前,政府死了數十萬人也不管,現在政府真的可信嗎?那些說是幫助我們的國際組織,是否只在乎我們的資源,例如血鑽?我在內戰拾回性命,是靠鄰里互助和巫醫,也是他們照顧我死去的親人,為什麼現在不找他們呢?假如反正是死,何不死在懷裏?

對建制和國際不信任,令抗疫進展極緩慢。民眾的偏見不是毫無根據。利比里亞現任女總統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在國際甚具聲望,甚至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表揚她在戰後重建的貢獻,但伊波拉剛爆發,形象親美的她長期在國外,備受批評。

「重建」最大得益者,特別是政府最努力開發的石油業,是既得利益階層;過度開發資源迎合外商,減少國內樹林面積,人和蝙蝠一類動物的距離近了,疫情也來了。但政府貪腐極嚴重,環保、醫療等經費常被挪用,今天利比里亞的醫生與病人比例幾乎是一比五萬(不同報道數字略有差異),首都蒙羅維爾的JFK醫院由美國支援建立,曾是西非最先進醫院之一,現在卻有外號「Just For Killing」。

當地人不信西方,不無道理。伊波拉疫苗沒有出現,除了技術困難,也有成本效益考慮:當伊波拉只影響非洲,疫苗便沒有大商機,投資研究恐怕不在優先之列。西方藥廠的道德水平,在非洲早已聲名狼藉。

疫情爆發後,塞拉利昂有醫護人員散播謠言,說其實沒有疫情,只是部落傳統在煮人肉引起「誤會」,還居然引起騷動。對公營醫療不信任,人民便找巫醫,以祖傳配方煮牛尿治病,也不過是沒選擇的選擇。筆者曾到西非多哥、貝寧一帶,參觀「巫醫醫務所」,聽說資深巫醫還四出應診。觀察下,發現那裏也是社交場所,兼顧信仰、原始保健和社會網絡,不是現代化可一天改變。現在利比里亞無計可施,惟有封閉邊境,何其悲壯。我們的陳馮富珍,救得了他們嗎?

2014年8月1日星期五

「翠容觀」與「閭丘觀」之外的加沙人盾觀

加沙戰爭已造成逾1200人死亡,聯合國估計八成是平民,數字之高,舉世震驚。以色列和哈馬斯都認為是對方責任,哈馬斯譴責以方違反國際法,無差別攻擊平民;以國同樣斥哈馬斯違反國際法,以平民為「人盾」掩飾軍事攻擊,並抹黑以國形象。

究竟真相如何?客觀事實是,以軍攻勢造成大量巴人傷亡,而部分攻擊目標有哈馬斯軍事設施,有些則沒有。那麼,應怎評價?筆者到過不少國家,但沒進入過加沙,故希望看看曾到過加沙的兩位朋友、華人世界最著名兩位戰地女記者——張翠容與閭丘露薇,有怎樣的觀察。有趣的是,二人雖均有親身經歷,觀點卻迥然不同。張翠容批評媒體「強裝持平」,她一直傾向批判以國,引述加沙巴人說:「又是以軍要向我們集體懲罰的時候,又是什麼定點清剿的詭計,不惜讓無辜居民陪葬」,明顯有其認同在內。

閭丘露薇認為,哈馬斯確有拿平民當人盾之嫌。她稱:「我們在當地也可看到,它把這些武器放於平民設施中,包括在聯合國的學校內…… 另一點是對於平民的保護問題,因為它有呼籲民眾不要聽以軍的勸諭,離開你的家,留下來用你的身體來保護家園,這一點在我看來,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其實,研判人盾不人盾,是有一定客觀標準。首先是資訊是否透明,假如攻守任何一方沒向遇襲平民確切警告,自有明顯責任。但若平民在資訊充足下,仍自願留在危險地區,則難被算作人盾。加沙巴人對受襲習以為常,亦有心理準備,與被迫的人質頗不同。

不作部署 已具效果

其次,是警報有否公信力,假如雙方都對平民提供警報,就得看往績。對巴人而言,要是以方每次攻擊都有精確預報,沒報的就不炸,也不會不愛惜生命。但只要有例外,便不會重視之,反之亦然。

第三,軍民區別是否分明。在正常國家,軍事區與平民區涇渭分明,若軍人刻意化整為零,形迹就太可疑。但整個加沙面積僅360平方公里,居住了180萬人,加沙市更只有45平方公里,即半個香港島的大小。哈馬斯既是管理加沙的政府,也是軍事組織;布滿全境的加沙地道既屬軍事設施,也是平民通道,還是與外界唯一接觸面。要找一塊完全無戰略價值的土地,根本不可能。

最後是否符合比例。若以方認為哈馬斯把火箭藏於醫院或學校,但明知攻擊會造成重大傷亡,則還得有相對計算。那是極先進的攻擊性武器,還是可輕易製造的土製火箭?對戰爭有否決定性影響?同樣是殘害平民,二戰美國對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就有完全不同的評價。

按以上原則,雙方依然會各說各話,打公關戰,但從環境證供,看不到哈馬斯刻意使用人盾戰略。然而,以廣義角度,加沙這樣人口極度稠密、完全封閉、軍民合一的實質戰區,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是一個巨型人盾,哈馬斯即使什麼也不部署,也可說是有了使用人盾的效果。

要停止「人盾辯論」是不可能的,雙方也只會用本身的友好媒體,把其中一面的觀點傳播開去,就看世人傾向「翠容觀」還是「閭丘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