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

問: 這個新專欄的構想是什麼?國際研究為什麼在訪問國際友人以外,還要訪問不同香港人?

沈: 我一直希望令國際研究「落地」,而除了那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其實國際視野在日常生活同樣能體現,更是香港人在目前政治困局下能避免捲入純消耗爭議,而有所突破的途徑。這專欄將會是一系列訪問,對象包括香港各個軟實力範疇的代表人物,或大家想不到有視野的人,或冒起的地方標誌組織或人物,或對香港這國際品牌有研究的學者。從這些訪問,希望讓讀者明白香港一直以來擁有的世界面向,從而更理解和懂得運用香港的軟實力,無論發揮在向北,還是向全世界。

一、軟實力作為弘揚香港這「國際品牌」的最後憑藉

問: 那究竟何謂「軟實力」?這概念似乎很虛,如何可以紮實一點?

沈: 要理解軟實力(Soft Power),則必須先理解「硬實力」(Hard Power),後者並非單指如軍事、經濟實力等,根據這概念原創者Joseph Nye的定義,還泛指通過Coercion方式影響結果的力量。然而,在當今以平衡利益和風險為遊戲規則的國際社會,動不動使用武力未必能收得利益之餘,往往先為自己帶來損害,不切實際。因此,Nye以「軟實力」這詞,涵蓋國家、城市「通過吸引力來實現意願的能力」,其中包括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資訊流通等各方面所散發的影響力。「軟實力」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Carnes Lord的說法,軟實力超出了政權、政府的管轄範圍,而由民間、私人機構或組織以及廣泛的社會、文化群體所掌握。因此,這是不少討厭捲入狹義香港政治、不希望和北京政權對抗、而又不希望香港喪失自身特色的朋友,能有所發揮的地方。

軟實力到今天愈來愈被重視,也被不少研究量化。例如英國Monocle 雜誌連續五年評估全球各國軟實力,早前推出2014/15 年度排行榜,上榜地方各有獨門的軟實力標記,大抵能讓我們理解軟實力包含哪些方面。譬如阿根廷排30 位,編輯評語就提到球王美斯、教宗方濟各去年成為該國軟實力象徵;韓國被譽為流行文化工廠,排第15;美國則以流行文化、資訊流通、創新科技等成就高踞榜首。而軟實力並非與硬政治毫不相干,Monocle 的評分,就指法國去年揭出黑金政治醜聞而排名下滑;中國雖然上升至第19位,對非洲、南美以至東南亞有龐大的基建投資獲得一定影響力,但礙於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雨傘運動的處理手法,亦拖累了軟實力的升幅。

二、城市對城市繞過政治禁忌:Glocal Forum的智慧

問: 那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應該怎樣拓展自己的軟實力,而避免觸及政治禁區?

沈: 根據《基本法》,軍事、外交的硬實力手段屬於中央政府,但軟實力的種種中介是香港內部範圍。正如Carnes Lord 提到,軟實力是由下而上、由民間散發的實力,某程度成為對在上者的一種意識形態制衡,用流行的港式說法,就是民間捍衞核心價值,但這種捍衞,並不以任何政治目標為綱;即使對北京弘揚其整體實力,也可能有所幫助。

儘管香港不能參與國防外交,但根據《基本法》,被賦予頗大的涉外關係權,而港人以城市對城市的身份,其實完全能政治正確地拓展國際網絡的。譬如2001年成立的「GlocalForum」,就強調比國家主權次一級的外事活動,主要以城市作為單位,也包括跨國私人企業、國際組織和傳媒等,「Glocal Forum」的最大主旨,正如其名字結合「global」與「local」,將國際資源競爭和協商接地,連結上城市本土的現實需要。他們認為,國際資源的壟斷,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橫向層面,也包括中央主權政府對地方城市需要的忽略。香港是「Glocal Forum」106個城市成員之一,「城市-城市」的國際關係思維,對香港這個特區尤其重要,通過這類參與,香港才能得出一個發揮軟實力的平台。

三、極端愛國、極端本土以外的「第三道路」

問: 近年香港興起「本土運動」,這時候談國際視野,豈非和大趨勢背道而馳?會否參與香港政治?

沈: 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時代,任何理性方案都會被極親北京的一方視為「破壞國家利益、勾結外國勢力」,也會被極本土的一方視為「投共賣港」,這種層次「討論」毫無價值,花一秒的時間也不值。但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上述層次的論述只是剛開始,恐怕還會折騰十年,所以我經常勸相熟的朋友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另尋自己的路,也可以說是「第三道路」。

其實,什麼是「本土運動」也大可商榷:記得年前曾和吳靄儀律師相叙,她說「本土派」很多枝節不無道理,但弄錯了核心部分,也就是香港的開放和多元性,對此我深深認同。從國際關係、地域處境來思考,香港其實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國際都市,香港核心價值從來不是閉關自守;假如本土運動要改變香港這百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公式,這是本末倒置的。在這層面而言,無論大家多麼不喜歡梁振英,他鼓勵青年的天地不要局限在這1100平方公里內,抽空而言沒有什麼不對,問題只是如何保持向不同方向開放、而不是單一向北望,以及如何在開放的同時保持內部人民利益和凝聚力而已。強調「中國的香港」並沒有錯,但假如忘記了「世界的香港」這固有的身份,中國得到香港還有什麼用呢?

四、中國與香港的軟實力:習近平vs Frederic Martel

問: 談到「中國的香港」,令人想起近年香港兩極化的現象,對中國不是極度抗拒,就是盲目崇拜。香港軟實力能怎樣紓緩這種矛盾?

沈: 「中國的香港」,無論喜歡與否,或者將來如何發展,都是當下香港的一個主要地位和身份,這是不爭事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制度理念和價值固然要堅守,但在民間層面,排他地堅持「我是中國人」或「我是香港人」的口號,都似乎無法在「中國─香港」這個處境中得到應有能量。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到,「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然而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 早前來港時,我請過他在中大講guest lecture,他直指「中國的軟實力是失敗的」,因為受負責硬實力的人干預,這代表了相當部分國際學者的觀點。Martel也提到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前四者屬老生常談─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最後一點卻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所指,除了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某程度說明了中港兩地兩種行使軟實力的邏輯差異:只要這成功,同樣也是中國的成功,起碼這是我的信念。

2001年董建華政府重金打造的飛龍「香港品牌」,在政府換班後似乎少見了,某程度就屬中國軟實力的邏輯,結局也說明由上而下的軟實力製造計劃實在「飛龍在天」─太過離地。相反,「雨傘運動」期間,吸引各國媒體前來考察報道,即使不談政治,諸般小節如「夏愨村」、「彌敦村」的社區運作、街頭藝術、抗戰智慧等,得到不少「外國勢力」媒體的正面評價,認為這是香港軟實力的呈現,其實,也有不少親北京人士私下對這些創意頗為稱道。從前香港讓國際社會留下印象的,大抵都是獨特的街頭小吃、1970至80年代功夫片,或就算是最老土、最具東方主義標籤色彩的維港帆船、人力車伕等等,都是從民間凝聚的「在地」標誌,這才是由下而上。在這種理解之下,「中國─香港」身份認同這場遊戲,可以得出矛盾、衝突以外的關鍵詞;兩者不作劍拔弩張的對立,但彼此清楚各自有不同的軟實力行使方法和邏輯,只要政府有足夠的胸襟。

五、濱下武志、王賡武、丁荷生:昔日香港作為東亞、東南亞的一環

問: 那「世界的香港」又對香港身份認同如何重要?

沈: 我們不應該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份,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除了老生常談的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等,就講香港眾多文化產業,譬如電影、電視劇集、流行音樂甚至足球,都曾經在不同年代征服東南亞甚至美加華人社區。只是近十數年來,無論政府政策或經濟,以至文化、日常生活接觸,均過度傾斜向北望神州的一邊,令香港逐漸忘記了原有的國際身份。近年來,上述提到的電影、音樂等均有被台灣、韓國以至星馬泰追過的勢頭。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份,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何況香港通過自身特色衍生的思潮,正逐漸變成一家之言,也是寶貴的軟實力資本,假如因為近年政治生態而不斷自我設限,令思想界變成一個醬缸,那不單是香港的損失、中華文化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事實上,南洋其他地方反而很善用同一身份。例如旅居新加坡的加拿大漢學家丁荷生(Kenneth Dean)曾研究「新加坡《石頭記》:從石碑解讀東南亞華人廟宇跨國網路」,通過廟宇、會館的石碑,研究新加坡早期華人社團如何編織一個跨國海外華人網絡,這網絡不單止新加坡崛起的憑藉,其實也是香港昔日崛起的憑藉。我在新加坡拜訪過前港大校長王賡武多次,他對不同地方華僑、Chinese Diasporas身份認同的研究,結合他在香港的經驗,其實已指點了一條香港的出路,只是我們懶於思考其可行性而已。正如我早前在專欄分享過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網絡》,談及香港的國際腹地,高瞻遠矚,卻從未得到過香港重視。這網絡今天依然在新加坡被培養發展,但在香港呢?全球化時代理應更緊密溝通,但在不少人眼中,新加坡彷彿只成了一個純粹拿來比較、抽水的對象,卻沒有了人的層面的糾結了。

六、由Global到Glocal:減少依賴政府的國際身份

問: 不少朋友始終覺得國際視野很「離地」,而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和實踐這種「世界的」身份,以及發揮個人的軟實力?

沈: 經歷過80、90年代移民潮、回歸前政治恐慌,眼下雖然「五十年不變」之約還未走到一半,但不得不承認太多東西已經正在改變。然而今天我們實在不必把移民看作非黑即白的概念,因為內裏的空間還有很大。我們不應單純推廣Global視野,而必須結合本土的Glocal。在全球化時代,無論身處何方,都能對香港拓展軟實力和維持國際社會的香港品牌有所貢獻。香港人是可以有一些實質的行動,從個人開始重拾「世界的」身份,譬如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可以是留學深造的較佳、且較廉價的選擇,又或者投資台灣經營民宿,積極試試到日、韓尋找工作機會,尤其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再者,軟實力可以是國際交流然後本土發酵的過程。台灣、韓國、新加坡是近年軟實力累積相當快的城市、國家,而他們無論在官方、民間外交也有不比香港少的經驗,即使是身處當地作日常瑣碎的互動,對於香港人如何處理和發揮自己的世界身份,都可以作為借鏡。

七、多種語言的啟發:香港應以成為「亞洲瑞士」為標桿

問: 那香港除了成為什麼「中藥港」、「科技港」,還有沒有其他路徑選擇?

沈: 其實,香港頗有潛質成為「亞洲的瑞士」。瑞士雖算不上是歐洲大國,但它自1815年從未捲入國際戰爭的中立背景,且確實發揮其地理上位處歐洲中部、連結歐洲各國的多元交滙角色,無論從語言、文化以至歐洲、國際事務參與等範疇。瑞士本身就由德、法、意三大語系的文化區組成,也鼓勵國民學習歐洲各國語言,所以國民的流動性極高;而且瑞士在國家與非國家層面的國際舞台都十分活躍,多個國際組織如紅十字會均設總部於當地,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規模就僅次於美國總部。

香港歷史上作為中國、東亞、東亞南的交接點角色。現時不少富豪、商人,早年就從中國經香港下南洋做生意發迹,中國改革開放後亦回頭循香港進入大陸;文化方面,邵氏以香港作為基地,輸出大量充滿中國民族情懷的國語古裝片、武俠片,也在東南亞取得文化、民族情感上的成功。香港的泛中國身份認同,跟東南亞華人社區其實有着相當共通的情懷。可惜香港兩文三語政策並不太成功,甚至有學者主張廢除英語的官方地位,這樣下去,從前的英語優勢不復存在,普通話又一定不及內地人,同時又沒有機制積極向全球推廣嶺南文化,數十年後,情況不堪設想。事實上,香港依然有潛力更新自己的區域樞紐地位,即使日常小節,譬如身邊不少日以繼夜「煲」日劇、韓劇而被視為師奶、港女的,這些語言能力隨時成為支撐香港新一代軟實力的秘密武器。假如香港下一代在兩文三語以外都懂得日語或韓語,在地區遊走的能力和不可取代性都會大得多,走瑞士的路也會容易得多。

八、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

問: 今天接觸到國際社會的就容易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如何能夠突破?

沈: 這種文革式上綱上線,只會將國際的香港帶去末日,但中美角力畢竟是客觀存在,我們也不能視若無睹。只要將視野拉闊一點,當今中國和美國代表着兩股文化及意識形態,壁壘分明,但在中美文化之間,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扮演着調和性質的第三股文化勢力,我稱之為「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這自然是籠統地將她們合稱為中、美以外的第三文化,她們各自獨特的軟實力,足以跟兩股大勢力作競爭、協商,這是我近年不斷在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交流,希望建立一些網絡和合作之故。而我們不能忽略香港本身,其實絕對有足夠的軟實力,作為上述第三文化中的其中一股勢力,突出香港的國際、特別是亞洲身份,和捍衞本土身份、中國身份都沒有衝突。希望在這個每周一次的訪問欄目,能給我們更多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想衝擊,讓我們多明白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模式,才可以在不同崗位為香港做應該做的事。

答:沈旭暉
問:梁振嶽

2015年1月30日星期五

國際隨緣家書開場白

不經不覺,寫國際關係評論已有十多年,人生有幾多個十年?這是最有效令國際關係「落地」的途徑嗎?怎樣才可以令更多人關心國際事務,又不用被那些術語及名字嚇跑?

這問題糾結了筆者很久。直到月前,某潮流雜誌創辦人向本人說,很喜歡看本人婚禮時派發給來賓的散文集《隨緣家書》,覺得充滿人性,而且字裏行間隱含發自自然的幽默,說假如國際關係也可以如此表達,也許能接觸另一群受眾。

這番話令本人想了很久。香港的評論文章一向四平八穩,講求專業的「感覺」(雖然內容不一定專業),缺少個人特色,而少數極具個人特色的,又往往顧此失彼。因此很多時候,筆者的評論會刻意避開「我」字,以為分析要客觀,就得令讀者遠離主觀的「我」。但本人其實一直相信,那只適用於部分內容,而不可能永遠掏空個人靈魂。

不久前,《叮噹》的香港配音員林保全先生逝世,成為各大媒體頭條新聞。今天他出殯了,此事給筆者的感情衝擊固然很大,也令本人反思良久,究竟要怎樣的化學作用,才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反響?哪些人離世才能如此震撼?答案原來很簡單,只要從日常生活提煉元素,自然能引起共鳴;而在香港這個(昔日的)國際都會,只要在日常生活出現,就自然蘊含一些國際成分,無論當事人是否自覺,所以都值得在這裏出現。難道大家就要等朋友離世,才能藉故說道理嗎?

散文筆觸 寫人與事

說來,這類擦邊球工作,本人一直有意無意間在做。通過電影、體育、音樂及動漫,的確能把一些對國際事務毫無興趣的朋友帶進門內,例如不是因為Bob Marley,很多人不會知到牙買加;不看世界盃,洪都拉斯與塞內加爾只會更寂寂無聞。

不過,單是這樣還是不夠的,除非有更直接的第一手接觸,人與人的接觸。這類接觸於筆者而言實在有不少,由於經常到外地開會,接觸到不少有趣的人。雖然討厭飯局,但也不時得聞各種我城不同階層的國際江湖傳聞。至於旅遊的地方,多是挑選沒有大中華旅行團出發的地方,經歷理應頗為獨家。若把那些瑣事整理分享,說不定另有得着。

於是,本人與《信報》總編輯郭小姐做了一次brainstorming,摸索究竟有沒有空間創造一種「國際關係散文」。她以一貫跳脫語氣說:「看你的功力了。」就這樣,筆者決定把每逢周五的國際專欄,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分享,說的不會是國與國角力或世界政治經濟框架一類大題目,而是漫談生活接觸到的國際人和事,並把這天的專欄分開處理,定名《國際隨緣家書》。

對讀過《隨緣家書》的朋友,會知道是什麼回事,而對其他新朋友,還看到這裏,更是緣分。究竟能持續多久,下周開始隨緣吧。

2015年1月29日星期四

基於利益與權力的「國家民族主義」

除了筆者連日談過的「公民民族主義」及「原生民族主義」,還有另一種大家常見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那可稱為「國家民族主義」。

與前兩者不同的是,國家民族主義者發表愛國言論,主要是因為他們依靠國家機器生存,或仰慕一種依附強權的感覺,意識形態不是以價值觀為感召,也不是以單純的血緣為依歸,而是以利益與權力為信仰。

國家民族主義以第三世界國家最為常見。李永剛教授曾形容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只視其國家為「個人和團體最大的現實福利單元」。他們愛國,是因為這個國家能給予他們很多方便,或者感覺到體面。也就是說,當這個國家過分弱小時,逃離國家或移民他方,往往是精英階層的選擇;即令是國家強大時,這些精英也每每一邊高呼愛國、一邊入籍外國,作為其最大利益之保障。

換句話說,國家民族主義者常兼有信奉「利益最大化」的現實主義者身份,當他們提倡本身的國家在國際間要加強角色時,其實不一定要發自內心或愛任何屬於國家的事物。不少政客與商人,一邊廂大聲疾呼愛國,要求推行教育政策及交流計劃,希望加強「民間愛國情懷」,另一邊廂卻申請移民或送子女到外國讀書,即可作如是觀。

理順關係 難以迴避

此外,不少見證國家由弱國變強的普通百姓,也容易成為歌頌強大的國家民族主義者,這是英、法等傳統強國人民不容易理解。其實,這只是起步比較點不同之故,大英帝國與法蘭西帝國國勢鼎盛時,建基於崇拜強大的愛國情緒,同樣是非常熱烈的。

由於今天中國政府與民族主義已在「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等理論下結成同盟,而國勢又在持續上升中,大環境對上述兩種國家民族主義者都十分適合,預計在未來一代,只會有更多國家民族主義者誕生與繁衍。由於此趨勢幾乎不能避免,身在香港,未來如何理順與國家民族主義者的關係,回應種種因為國家強大而產生的副作用,已成為下一代不能迴避的命題。

要強調的是,大家不應以非黑即白的分類法,只把某人某事列為某種民族主義的代表,因為公民民族主義、原生民族主義或國家民族主義等定義,從來難以完全清晰劃分。

在現實世界,人類的感情根本不可能二分為理智對感情,只是對不同意識形態有程度不一的依戀罷了。

明白這一點,無論學術還是民間就不同傾向的民族主義作爭論時,其實不必過分排他,論述才會變得立體及務實。說了這麼多,其實目的很簡單,就是想大家了解在「一國」框架下,未來十年的香港恐怕會變得很不一樣,如何在情緒主導的愛國論爭中保持理性、堅持邏輯與維持原則,實在是一代人的責任。

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

「原生民族主義」是什麼?

除了昨天談及的「公民民族主義」,大家更多接觸的民族主義種類,則可稱為「原生民族主義」。這一般指生物學上的情感根源,例如種族,也有一些社會學基礎,諸如見於判斷對錯或分辨「他者」、「我者」的意識,一般也是民族認同的基準。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通過建構美國負面形象,而不大理會到底美國真正在做些什麼。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民眾的民粹傾向,都不時把其原生民族主義情緒暴露人前。正如政治學者塔格特(Paul Taggart)指出,這是因為民粹主義的中心思想,乃構造過分簡化的政治,以及強用非黑即白的政治辯論二分法,令被煽動起來的群眾,習慣需要一個簡單的、遙遠的符號(例如「美國」),來作為一切邪惡的終極解釋,以及合理化自身群組一切行為的理據。

原生民族主義自然也支撐着中國中央政府維護領土完整的論述,應用在西藏、新疆以至台灣等爭議上。在香港,大概也愈來愈能感受有關主義的情懷,「血濃於水」成為常用詞,一切顯示的差異都容易遭內地人視為潛在分離主義,也是基於同類背景。

受害者心結加劇情緒

原生民族主義在中國蓬勃發展的另一主要原因,自然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產生的受害者情結。中國人習慣把西方世界與日本強加於中國的種種視為「百年國恥」,哪怕中國已重新成為當今列強之前列,這情結並沒消失,反而有愈來愈強的趨勢。以色列剛通過成為開宗明義的猶太人國家,引起國內阿拉伯人不滿,也是基於血緣定義「我們」的極致。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的被迫害情結如何在今天重新顯現,其精神與今日中國民族主義者也頗為暗合。

在全球化人口流動日益頻繁之際,各國面對移民與本土人口矛盾,往往以公民民族主義與原生民族主義激辯的形式出現。譬如去年蘇格蘭獨立公投,蘇格蘭民族黨(SNP)雖揮舞民族主義旗號,主張建立蘇格蘭民族國家,但明確表明以公民民族主義作核心主張,強調所謂蘇格蘭民族應指自願依附於蘇格蘭,並參與公民活動的人,不論血統,自然也包括當地少數族裔人士,因此取得好些亞裔蘇格蘭人支持。另一邊廂,英國國家黨(BNP)曾針對此點,抨擊SNP 並非真正的民族主義政黨,批評在削減移民人數、保障原居不列顛人權利等議題上態度消極。原生民族主義也出現在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巴斯克等地區,前者爭取分裂獨立,建立加泰民族血統國家;後者曾一度有激進分離活動,乃至該區足球隊畢爾包建隊逾百年以來,在歐洲各地強隊都在全球招兵之際,仍堅持只由巴斯克球員所組成。

在未來數十年,一方面是價值觀崛起的時代,另一方面是本土主義回應全球化的時代,關於民族主義的大辯論,恐怕只會沒完沒了的延續下去。

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

「公民民族主義」與中國外交

昨天談及民族主義作為中國的舶來品,卻不代表不同種類的民族主義不會在中國出現,包括今日成為「正義」的「公民民族主義」概念。

什麼是公民民族主義?大家可參考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在論述歐洲身份認同時,多次嚴格區分「民族」與「國家」,把公民民族主義定義為「忠貞」於一個基於價值的自願選擇,來與基於血緣的「忠誠」相對照。

一個國家的憲法即使沒有白紙黑字申明什麼是價值,該國領袖或知識分子多少會公開地闡述,或者集體展示一套相對一致的倫理規範,來賦予這個民族一套價值觀,這就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廣義理解。

也許理論上,近代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也可算是一種中式公民民族主義,因為後兩項原則(民權、民生),勉強也可以說是表現為民族的「副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理想年代的全盛時期,周恩來在一九五三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例如互不侵犯等,部分也稍為接近發展成適合所有認同其價值的人服膺之公民民族主義,儘管按西方標準,這些根本不能與精神上的價值可比,頂多只屬一種現實政治的狀態。

理順追求 有利管治

近年任何適用於中國的普世價值,開始鮮明地變成官方警惕的對象,從中國認可了一九九三年的《曼谷宣言》便可看出一二。該宣言代表亞洲國家反對直接從西方借用人權此項普世主義價值,認為不同國家的主權與國情,必須被尊重,否則就是以理念劃界的非黑即白,很容易變成「霸權主義」。

不過,中國通常避免使用公民民族主義這類西方學界的名詞,但近年也常自創名詞表達類似意涵。例如在二○○六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再於二○一二年的十八大,確立以「三個倡導」概括這些「核心價值」,包括「倡導富强、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二十四字,大抵可以用「中國價值觀」一詞涵蓋之,以同時包含官方以外提出的價值觀。

對中國政府而言,世上並非只存在一種普世價值,通常以「西方普世價值」稱呼西方定義的民主與自由,以論證中國也有同一概念,只是定義不同。而在中國官方、學界及民間日常用語中,「人權」幾乎與「人道主義」交叉使用,不少研究單位也是以「人權及人道主義」或「人權及人道法」命名。

其實,一套符合政府要求的「中國價值觀」,特別是如何在主權框架內,理順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對人權的追求,也是早晚必會出現的事情,因為那對政府管治是有利無害,也有助拓展外交方略。

即使是單純的愛國者,也不應單純的視之為洪水猛獸呢!

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

民族主義作為進入中國的舶來品

近日,無論是中國外交還是香港內部,都再次引起關於什麼是「民族」或「民族主義」的爭議,值得大家借此機會回顧一些重要背景。雖然「民族主義」已成為日常生活用語,但其實此詞即使在海外也非一成不變的概念。

大家可先從現代民族主義權威之一史密斯(Anthony Smith)提出的定義說起。他稱:「民族主義乃一意識形態運動,旨在達到和維持一群人的自主、團結一統和身份認同。這群人當中,有人認為有必要組織實際或潛在的『民族』。」

雖然百年前有關概念並沒如史密斯演繹般全面,但基本上也大同小異。然而,它進入中國不過是晚清的事,此所以大家很難用今天的觀點,完全論證中國歷史上像五胡十六國那些割據政權,或者天朝周邊的藩屬國,是否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更不用說是否「主權國家」。

梁啟超在一九○三年將之引入中國時,其「民族主義」定義,是以瑞典學者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提出的「民族特質」為基礎,而這類定義,其實涵蓋任何以終極偉業、功德或簡單的以「民族」獨立為宗旨的議程。

所謂「民族國家」本來也是一個割裂的概念,正如恩格斯提出「國民」(nation)不同「民族」(nationality),前者多指由一國居民組成的主權國家,後者通常只是種族而已。故此,在一六四八年,即三十年戰爭結束時,主要歐洲國家簽下《西發里亞和約》,被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者們視為「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s)崛起之始,把上述兩概念合而為一,而這認知也陸續被華人學者接受。

屢經演變 概念不清

現代民族主義在晚清來華,有點奇怪地併入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先是被作為驅除滿族的大漢族主義論述,後是滿清遭推翻後,改頭換面作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自此才在現代中國歷史扮演積極角色。

儘管中國共產黨理論上只講國際主義與階級觀念,不講民族主義,但實質上恰好相反。美國政治學教授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認為,以民族主義話語來拉攏支持,也是中共贏得國共內戰的關鍵之一。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六年前,鮮有公然擁護民族主義話語,但正如社會學者饒濟凡(Gilbert Rozman)所言,毛式外交政策也是為恢復中國國際上的合法地位,與建設無階級社會的目標平起平坐,兩者並無衝突。

說這麼多,只希望說明一點,便是民族主義在中國經歷不同階段,也曾被賦予不同演繹,到今天才以官方版本愛國主義的面貌發揚光大,但對什麼是「nation」、「state」、「country」及「nationality」等概念,起碼於日常用語中一直未有清晰的分野。

背後原因一來是民族主義屬舶來品,不少概念從前根本不在中國存在,二來自然是政治原因,細節毋須多談,心照不宣。結果,今天在中國談起愛國,往往只有一種表述,與其他國家地方展示的愛,就不完全一樣。

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

尼泊爾王室滅門案餘波未了

尼泊爾王室曾是南亞最有影響力王室之一,直到2008年才被廢除,大小王宮變成博物館、酒店和賭場,但這不代表王室已完全喪失影響力。本欄月前曾談及尼泊爾王室復辟的可能性,而筆者從尼泊爾回來後,碰巧當地發生小規模騷亂,也有一些資訊希望補充。

雖然尼泊爾末代國王賈南德拉無論在台上台下都不受歡迎,但國民至今依然懷念他的兄長比蘭德拉國王。比蘭德拉一家在2001年被滅門,成了轟動世界的新聞,賈南德拉才有機會登基,而在他管治下,官方論述自然說滅門案與他無關,兇手是精神失常的王儲云云。但在民間一直流傳陰謀論,認為這位當時的王叔才是元凶,過程還「勾結外國勢力」(印度)。這論述在王室被廢後,變得日漸公開,也有講述不同版本的專注出版。

在今天的王宮博物館,遊客最感興趣的景點並非內部裝潢,而是宮外的「王室屠殺案事發現場」。那裏本來也是建築物,案發後被夷為平地,陰謀論者說是毀屍滅跡,但王室各人慘死的地點,依然被標注供遊客憑弔,對兇案過程卻沒有官方介紹,予人不少想像空間。在王宮博物館內部,比蘭德拉的照片和生活用品隨處可見,反而和賈南德拉有關的「文物」寥寥無幾;在大家小巷,也有不少比蘭德拉時代的紀念品出售,彷彿那是尼泊爾最好的時光。

雖然王室被廢是大勢所趨,特別是賈南德拉還頗有獨裁傾向,但和當地人談起,共和建立後並未能改善生活,甚至還不如從前,例如電力供應、商品價格等,反而更不規律和混亂。對少數既得利益者而言,近年生活有所改善,主因只是中國崛起的連鎖效應,但國家GDP增長率從王室被推翻時的6.1%,下跌至2013年的3.1%,卻是鐵一般的事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大相徑庭。即使不談經濟增長,比蘭德拉較能理順貧富懸殊,亦似乎是不少人心中所想。加上共和國各派政客至今未能合作,從前負責抗爭的毛派游擊隊也失去了意識形態感召,淪為一群普通政客,連新憲法折騰日久也未能通過,令更多普通人高呼「我討厭政治」。

一般人大概不認為尼泊爾王室能輕易復辟,因為既沒有比蘭德拉那樣的魅力型君主,也沒有外國強而有力的支持,雖然有說印度頗希望回復那個全球唯一的印度教王國,以協助印度弘揚軟實力云云。但假如2001年的王室滅門慘案出現新論述,「王叔陰謀論」成為新政府的版本,賈南德拉復辟的可能性自然大為降低,但比蘭德拉一脈卻可能得到更多支持。雖然兇案被稱「滅門」,其實也有直系幸存者,例如兩名外孫女和她們的父親(母親Shruti公主在屠殺中身亡),大孫女今年已17歲亭亭玉立,不少國民依然難以忘懷她們。一旦新憲繼續難產,或出現經濟危機,出現擁立虛君懷念前朝的呼聲,並非不可能。在不少人眼中,這比讓賈南德拉「篡位」更合理,也更符合宗教的果報。

2015年1月22日星期四

尼泊爾三輪車司機的大麻

日前在尼泊爾,據說那是不少朋友尋找生命靈感的地方,除了因為是登山熱點,也和它歷史上的「大麻天堂」身份有關。說「歷史上」,乃因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前,大麻在尼泊爾是合法的,令加德滿都成為嬉皮士的聖地;近年「嬉皮士徑」重新成為另類旅遊熱點,這段歷史也被重構起來。

但歷史並不完全屬於過去式。對尼泊爾這個滿山盛產「有機大麻」的國家而言,要禁絕大麻既不可能,亦似不現實。尼泊爾僧侶至今被容許以大麻修行,成了被獵奇的景觀;當地人要接觸大麻十分容易,因為那屬於「本土產品」,他們不太視之為毒品,結果催生了加德滿都半公開的地下大麻市場。

那遊客如何接觸大麻?在加德滿都市中心的Thamel Street,也就是當年的嬉皮士集中地,依然佈滿各式各樣的酒吧和咖啡廳,混亂得來自成秩序,有點像昔日香港的九龍城寨。只要在那裏行走,保管半小時內,就不斷有人問「是否要大麻」,問者有些外形是名副其實的拆家,有些卻是小孩;通常用的是英語,近年則多了普通話。筆者和友人以廣東話交談期間,甚至還遇上當地人趕來,以廣東話兜售「大麻大麻」,可見這「產業」的國際化程度。

假如擔心街上提供的質素不安全,根據那地下秩序的暗號,還可以向三輪車司機投石問路(和問價)。由於尼泊爾的士價錢極便宜,首都面積也不大,還願意乘坐三輪車的遊客其實不多,而這行業還未被淘汰,就是因為那些司機同時承擔著其他角色,即地下秩序的血脈。他們除了愛把遊客載到「按摩區」收取佣金,也會引路到有大麻售賣的角落,經營「一站式服務」。

然而,自從地下秩序變得「系統化」,司機似乎不再從農民那裏直接接頭,提供的不再是六十年代那樣方便的植物,卻多了經機器提煉生產的hash。似乎大麻在尼泊爾由合法變成(名義上)非法的結果,只是便宜了地下經濟的主導人。

那警察會否干預地下秩序?據說不成文規例是,他們對遊客基本上不太理會,對地下秩序的存在心照不宣,否則只要認真執法,三輪車似乎難以營運;而且以國情常理度之,認為警察和地下秩序完全沒有默契,也是難以置信的。

這裏延伸了一個老問題:大麻是否應該合法化,尤其是在尼泊爾這樣貧窮的生產國?除了荷蘭,近年個別美國州份也令大麻合法化,烏拉圭更相當有爭議性地令大麻生產、銷售合法化,認為讓一切在陽光下進行,才是打擊地下秩序的王道。不過另一些地方則反其道而行,大有連香煙也要禁絕之勢,教人想起百年前美國一度修憲禁酒、令黑幫坐大的鬧劇。在尼泊爾仔細觀察,應對這悖論另有體會。

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

官民對「中國夢」演繹之差異

關於什麼是習近平對外宣示形象的「中國夢」,除了官方版本,也有民間的討論。要說有任何相對共識,那就是在網絡世界,「中國夢」既不是自由派曲高和寡的「憲政夢」,也並非新左派掛在口邊的「強國夢」,而是中國此刻最急須的「反貪夢」。

網絡流傳有關「中國夢」是「民主夢」的視頻,則每每被政府刪除,反映相關民間討論,依然有其意識形態禁區。

壓下民主 抬高強國

但若認為只有民間認為「反貪夢」才是「中國夢」,也不完全正確,因這樣的基調,似乎也是政府所渴求的。不少具官方背景的研究中心,都發表居民對「中國夢」的相關民調,而幾乎所有客觀效果,都是加強了「反貪夢」的認受性。例如二○ 一三年六月,在省委宣傳部領導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成立的「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發表《廣東省居民對「中國夢」概念認知調查報告》,指出百分之四十九受訪者能理解「中國夢」的正確內涵 —— 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但最重要的是,調查問及什麼是落實「中國夢」的最大障礙,百分之六十六點一四的受訪者都回答是「貪污腐敗」。這不獨是廣東的情況,全國其他地方不少社科院都有類似民調。

有關數字自然不能單純從表面演繹,因為那是經過研究單位設計的安全系數保證,譬如基本上沒有「憲政夢」的選項,而落實「強國夢」這目標則被當作「中國夢」的終極理想,令政府可以借用民間的「反貪腐」民意,支援其一波又一波的反貪腐運動。

然而,若說其是誘導性民調,也同樣不確實、乃至不負責任,因內裏的確隱含真正民意。例如浙江社科院去年進行的民調,問及什麼可能妨礙「中國夢」時,選項也包括「國際形勢對我們不利」、「國民質素低下,尚未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等,基本上都是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分別擁抱的答案,卻發現在民間社會少有知音,或起碼不被當作主要問題看待。這類「鳥籠式民調」,也體現了政府借助民族主義發酵「委任式民意」的管理模式。

究竟哪些與官方不同的「民間中國夢」被容許、哪些被打壓,充分反映中國政府運用互聯網釋放可控的、無傷大雅的有限度民怨。自由派的「憲政夢」固然鮮有被納入上述民調,若是群眾直接把「中國夢」聯繫到「民主夢」,就可能連公開討論也不容易。

舉例來說,年前網民「紅衣大叔」與網絡詩人「千里飛雪」創作了一首歌曲《中國夢》,據說上載數小時內就得到數萬點擊率,但就立刻遭官方刪除,歌詞提及「中國夢」是「人民的夢」、「民主的夢」、「憲政的夢」、「民富的夢」、「選舉的夢」、「自由的夢」等。

假如單單討論「憲政夢」起碼還是可容忍,直接說「民主夢」、「選舉夢」、「反審查夢」等,便觸及禁區了。

2015年1月20日星期二

何解國際冷對博科聖地暴行?

尼日利亞恐怖組織博科聖地夷平兩鎮,連同早前集體綁架女學生等事件,暴行駭人聽聞,國際社會卻沒太大迴響,除了地區傳媒大事報道,就只能佔據國際媒體的一角,與十二人被殺的法國槍擊案完全不成比例。究竟背後原因為何?

對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而言,尼日利亞不具備即時新聞價值,博科聖地活躍已久失去「新鮮感」,暴行傳播有「效益遞減」效應,而且缺乏現場直播「有圖有真相」的視覺震撼,都是顯然易見的解釋。法國案件則剛好相反,發生的時、地、人出乎一般意料之外,受害者充滿足以被延伸的故事,地點處於歐洲文明中心,而又有大量第一手圖片與視頻,傳媒鋪天蓋地報道就容易得多。

雖然博科聖地也希望吸納各國激進分子,但不像伊斯蘭國(IS),並未有明確號召全球同志加盟的大動作,還是停留在西非區域層面,只要他們不主動拍攝恐怖短片放上網,尼國政府又態度曖昧,能揭發暴行的便只能依靠傳統渠道,即是在當地的國際組織及記者。

不過,就媒體角度而言,這又往往成為羅生門的溫床,因為國際組織經常有意無意誇大情況,以論證自身的存在價值;而願意走進這些地方的記者,亦大多具明顯取向,容易遭立場相反的陣營質疑。

自顧不暇 免惹麻煩

技術層面以外,博科聖地始終未成為國際關注點前列,還有一籃子原因。正如本欄昨天講述,尼日利亞軍方不大希望國際社會的「煽情報道」影響內政,他們縱然極需要更新軍備,但擔心自身違反人權的行為被一併干涉,心態有點像其他強人政權,情願「國內問題、國內解決」,這樣的態度自然被博科聖地充分利用。事實上,這組織早已超越「國內」層面,卻能利用這些非洲國家的心態,在尼日利亞、喀麥隆、尼日爾與乍得等國邊境遊走,慢慢便自成一國。

至於世界列強政府,對捲入西非事務有心照不宣的顧慮。試想假如各國內部輿論都密切關注博科聖地,乃至出現要求本國介入的聲音,她們可如何回應?對美國來說,阿富汗、伊拉克及敍利亞等中東亂局,已令其手忙腳亂,無論是否出兵或退兵、怎樣出兵或退兵,都令奧巴馬進退失據,目前絕不具備關注西非的動機與能力。

尼日利亞前宗主國英國近年甚少獨自行動,對非洲較積極的法國雖曾出兵西非馬里反恐,但這與國內極龐大的馬里社群有頗大關係,鮮有純粹為人權而干涉勢力範圍外的「閒事」。若果全球反恐焦點由中東轉向西非,各國不得不對整個地緣政治策略作調整,目前看不到任何誘因要這樣做。至於伊斯蘭政權,憂慮國內激進勢力與西非激進派合流惟恐不及,不會主動自找麻煩。結果,國際媒體已「消化」了博科聖地殘暴的事實,這就成為「 track record 」了。

2015年1月19日星期一

博科聖地屠鎮的蝴蝶效應

法國發生舉世觸目的傳媒恐襲,幾乎同一時間,尼日利亞極端伊斯蘭武裝「博科聖地」對親政府民兵據點大報復,對巴加、多倫巴加兩鎮進行瘋狂「屠鎮」,據國際組織估計,死亡人數高達二千五百人(官方數字只有一百五十人)。兩事情同時發生,世界關注度絕不成正比,究竟原因為何,當另文探討。這裏先要說明的是,法國槍擊案固然對全球局勢影響深遠,其實尼日利亞的事也不遑多樣。

博科聖地「屠鎮」之慘況,也許比被廣泛報導的「伊斯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男嬰從孕婦肚中露出一半被槍殺等變態行為,本來只有極「重口味」的電影才會出現。此前同一組織集體俘虜女學生,將她們送去當人妻,還綁架喀麥隆副總理的妻子等,已是駭人聽聞。「伊斯蘭國」雖然也有對一些少數族群(例如雅茲迪人)集體屠殺,但夷平整個地方還不是常態,因為他們畢竟要「立國」管治。「伊斯蘭國」刻意通過新媒體傳播恐怖形象,結果求仁得仁,成了其另類動員力和「吸引力」,同樣殘暴的博科聖地卻沒能享有同一關注,這樣只會得出一個訊息:刻意經營恐怖形象而另有目的的,國際媒體就會被利用;只希望殘暴而不希望大舉宣傳的,國際社會的冷漠也同樣被利用。掌握了這潛規則,恐怕其他極端組織的暴行日後越來越多。

博科聖地坐大,本來就是令尼日利亞極尷尬的事。尼國軍方管治已久,無論怎樣還政於民,軍隊的影響力無處不在,然而卻對付不了這群暴徒,那為甚麼軍人還要享有特權?更甚的是,軍方在官腔以外,背後似乎也不希望外界太關注博科聖地,因為軍隊本身也經常被指違反人權,例如年前曾對博科聖地根據地的平民村落進行類似突襲,燒毀二千家園、殺了百多人。假如外界深究下去,自然會影響到尼國軍隊本身的既得利益和地位。

但尼日利亞畢竟是非洲大國,人口過億,一度是頗被看好的新興經濟體,假如博科聖地繼續坐大,經濟根本不可能發展:外國援助會被捲進軍事行為,國內不同教派、不同地方的矛盾會持續升溫,大城市可能不斷被逼接收難民,整個經濟發展模式有可能崩潰。更糟的是,國際油價大跌,對尼日利亞經濟是雪上加霜:評論通常認為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是油價大跌的重災區,乃至有認為是美國串同沙特等海灣盟友的大陰謀,卻忽略對尼日利亞的影響同樣深遠。一旦尼日利亞經濟起飛不成,整個西非也會受波及。

這樣下去,非洲並非不可能回復到十多年前「非洲世界大戰」的時代。假如有哪個國家能消滅博科聖地、同時改革非洲根本的貪污腐敗問題,它就是21世紀的新領袖。問題是,目前看不到任何國家願意趕這趟渾水,哀哉。

2015年1月16日星期五

星港「腹地」此消彼長?

學界一直有「腹地」的概念,一般泛指為大都會供應資源、內需與勞動力的廣闊大陸。香港雖是中國特別行政區,但本來並不單以內地為腹地。

據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八大範圍,都可算作香港的廣義腹地,包括:一、華南往華中的沿海地方;二、廣東南部眺望珠江三角洲地帶;三、中國西南(香港經貴州、雲南到四川);四、東南亞北部(越南、老撾、泰國北部等);五、東南亞半島及其島嶼;六、南海的海洋腹地;七、台灣;八、日本、韓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與中國東北部。

但香港回歸以來,一邊倒之勢愈發明顯,這除了因為是政治議題,也是其他腹地逐漸不向香港大開方便門之故。以東南亞為例,香港一直希望簽訂「香港—— 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外交部也願意推波助瀾,但作為東盟關鍵國家的新加坡頗反對,主事官員私下說是「拖後腿」。

長袖善舞於國際網絡

同時,本來各地對港的優惠政策,會否因內地與香港的界限日漸模糊而受影響,也值得憂慮,台灣即屬典型例子。

反觀新加坡,鄰近國家一度對其不甚友好,本來更難發展腹地。但新加坡是獨立國家,政府充分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積極參與多個屬於不同地緣政治板塊的遊戲,久而久之,發展出比香港更多元化的國際網絡,儘管不是所有網絡都可視作腹地。

究竟新加坡參與多少國際地緣政治遊戲?論雙邊經貿,該國積極與中國發展關係,明顯要搭「中國崛起」的便車,也懂得避免刺激北京,對北京感到敏感的行為(如香港雨傘運動)都會適度表態保留或反對。

再說內需、勞動力與資源,星洲一直當馬來西亞(某程度上還有印尼)是天然腹地,經常有意無意間強調與兩國的特殊關係。在近日的新年倒數,主持人最後時刻還不忘哀悼亞航空難遇難者等「兄弟」;馬航客機出事時,新加坡也以半自家事的姿態緊密關注。

在區域整合,新加坡在東盟內部十分活躍,成立大量東盟研究中心,甚至肩負東盟的大腦角色。東盟不少涉及國際法的工作,都以新加坡意見為重要參考。

此外,新加坡通用語言包括印度泰米爾語,境內有不少印度人,「小印度」更十分著名。縱然當地有一些潛在種族問題,來自南亞的外勞(如孟加拉人)也對待遇頗不滿,但南亞已成為該國另一重點關注面,譬如中印關係的研討會,不少都在新加坡這中立方舉行。

新加坡亦利用與印尼及大馬的關係,發展和伊斯蘭世界的經濟交往,乃至與杜拜並列亞洲重要物流中心。即如伊斯蘭債券,該國二○○九年便發行,可謂順理成章,難度遠較香港低。

同時,外交上星洲依然依賴美國,一直相信經濟靠中國、戰略靠美國的「對沖戰略」,與美方的反恐情報合作相當緊密,也曾高調請求美國不要離開亞太。從前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軍隊為以色列秘密訓練,這些網絡到今天不無餘熱。

筆者沒水晶球,但純粹以趨勢前瞻五十年後星港各自的國際化程度,乃至還有多少腹地可依賴,香港恐怕難以樂觀。

2015年1月15日星期四

巴黎遊行出席名單之意義

法國《查理周刊》恐襲案後,全國舉行「共和遊行」,除了成為該國歷史上的壯舉,也有來自約四十國的領袖參與,頗能作為檢視法國全球地位的指標。究竟誰出席、誰不出席,以下是值得注意的重點:

一、法國政要空群而出,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領袖馬琳勒龐卻不獲邀請,理由是其政黨理念與遊行理念不相容。但該黨目前已成為法國主流政黨,馬琳勒龐也是當地最具影響力政客之一,支持度有時甚至超越兩大陣營領袖,遊行缺少她,彷彿埋下不祥伏筆。

參加與否 各有盤算

二、美國僅派出處理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及駐法大使參加,總統奧巴馬事後備受批評,白宮也公開表示悔意,但真相可能比「難以短時間安排總統保安」更複雜。奧巴馬一直對是否進一步干涉伊斯蘭國(IS)舉棋不定,若親身出席遊行,或會令國內主戰派氣勢更盛。他現在只希望任內有一兩件外交事迹名留青史,例如與古巴復交,但對高風險的伊斯蘭世界,已失去上任時的熱情。

三、歐盟各國領袖集體亮相,包括德、英、意、西班牙等大國,還包括較令人意外的土耳其總理,儘管大權獨攬的土國總統埃爾多安沒出現。作為重要伊斯蘭大國,土耳其近年一直被國內激進分子困擾,在歐亞身份之間徘徊,這次派出總理出席,也是一種妥協。

四、俄羅斯派外長出席,原因自然不是支持言論自由,而是支持法國反恐,故此以外長為對口單位,反映普京對歐洲制裁的不滿,以及乘機宣傳「普京模式」的意欲。一些急於投靠西方的東歐國家領袖也高調出席,例如上台不久的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以及未被眾多國家承認的科索沃總統等,露面都有與單純關注《查理》恐襲案不一樣的政治意涵。

五、法國動員不少關係友好的法語系非洲國家元首出席,例如貝寧、加蓬、塞內加爾及多哥等,這些國家都是前法國殖民地。在法國總統奧朗德身旁顯眼位置的,卻是馬里總統凱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他獲安排正中位置,因年前法國出兵馬里平亂與打擊激進伊斯蘭叛軍,被視為奧朗德任內重要政績之一,獲法國國內馬里社群高度肯定。但同樣被法國出兵干預的中非共和國,則未有派出代表。

六、不少「阿拉伯之春」後變天的阿拉伯國家,從前與法國關係密切,但變天後出現變數,例如這次突尼斯派出總理,埃及派出外長,利比亞則沒代表。沒變天的阿爾及利亞、黎巴嫩等也僅派外長;只有與西方關係依然密切的約旦,則由國王與王后親自出席。這反映阿拉伯各國對內部穆斯林反彈不無擔心,對言論自由與宗教尊重之間的平衡,也有和法國輿論不一樣的研判。

七、中國作為崛起中大國,只派駐法大使出席,報道方式亦與俄羅斯一樣,着重這是「反恐遊行」,卻把「言論自由」輕輕放下。

由於中國不少國民接觸國際資訊都是通過《環球時報》一類官方媒體,整件事情就很容易被簡單化為「一宗死了十二人的恐襲」,讀者自然容易覺得「這也期望元首出席是小題大做了」。

2015年1月14日星期三

國際案例與北京的差異:「一國兩制」是甚麼?

近日有中國前駐港官員發表言論,認為香港特區的教育事務也應直接向中央問責,因為教育也屬於國家利益層面,再次引來各界對「一國兩制」定義的討論。我們不妨問回最簡單的問題:在國際關係層面、與及在北京眼中,究竟甚麼是「一國兩制」?除了香港、澳門,還有甚麼類似案例可以比較?

對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而言,任何制度都應該放進不同框架分析。雖然北京不斷強調「一國兩制」這「偉大發明」「獨一無二」、對任何被歸類的說法都不認同,但西方學界還是傾向把它當作聯邦制(federalism)或不對等聯邦(federacy)的一種。制度無論如何定義,都有最根本的遊戲規則,就是哪些範疇屬於中央政府、哪些範疇屬於地方政府,應由法律清楚制定。知道了權限,地方政府就應好好守住這條界線,不越權,但也要捍衛屬於地方的權力,一旦中央政府越界,也是違背法律。假如那是真正的聯邦,其成立過程有國際社會背書(例如波斯尼亞內戰後成立的聯邦),一旦中央政府越權,還可能引來國際干涉。

但中國觀點一向有所不同,亦擅長自製專有名詞,因為演繹那名詞的話語權,必然在於自己。抗拒使用西方學術術語演繹「一國兩制」,除了面子問題,也是實際情況使然。根據北京演繹,「一國兩制」所賦予的地方政府權力,並不能單純的像西方習慣那樣劃一條線,不是《基本法》說明甚麼是「香港內部事務」,中央就不能參與,「一國兩制」的意思其實是「只要涉及一國層面的就沒有兩制」,而不是「一國和兩制涇渭分明」。

根據上述定義,只要任何地方事務涉及「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國家統一」,就是「一國」的事,中央政府都可以管。至於甚麼是「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國家統一」,卻是永不可能白紙黑字列明的,不同時候的定義,甚至可能完全相反;而負責定義的,又自然是當時的中央政府。

此所以地方電視發牌只要被認為有可能引入「外國勢力」,就可以是潛在影響「國家安全」;教育課程被認為宣揚「西方意識形態」,可以有損「國家利益」;如此類推,不涉及國家層面的地方事務,在有需要的時候,絕無僅有。數年前發生「剛果案」,當時筆者就問:本案涉及外交層面,自無異議,但「外交」和「外事」原來就是一線之差,究竟怎樣劃線?正如「涉及國家利益的內部事務」和「純粹內政」也是一線之差,究竟如何劃線?今天我們終於明白,北京認為根本不用劃線,因為劃線的邏輯很「西方」,「一國兩制」不是劃線的聯邦、而是一個整全概念,這樣才是符合中國這單一政體的政治哲學。

那全球有甚麼其他地方採用「一國兩制」?似乎沒有,因為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使用單一政體方式演繹中央地方關係、而又賦予地方「高度自治權」的,除了中國治下的港澳,確是難以類比。回到現實,可想像的是,北京上述「一國兩制2.0」定義,在可見將來,都極難成為香港的共識;而港人對「一國兩制1.0」的期盼,也不容易為北京接受。兩種思想根本是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香港也越來越符合他所演繹的「撕裂地方」,哀哉。

2015年1月13日星期二

「虛擬遊戲」:恐怖襲擊的新組織模式?

法國恐怖襲擊震撼全球,除了因為過程兇殘,也令人憂慮「伊斯蘭國」一類激進組織的新行動模式。雖然兇徒與「伊斯蘭國」、蓋達阿拉伯支部的具體聯繫程度尚待調查,但他們擁有一定國際經驗已無異議,那他們是否真的直接接受國外激進組織指令,其實已不太重要。說「不太重要」的原因,是指「伊斯蘭國」出現以來,已顛覆了傳統激進組織的運作模式,不再重視純粹「點對點」的直接聯繫,後遺症十分深遠,值得詳細了解。

所謂激進組織的傳統運作模式,不外乎三大類。一種是傳統列寧式由上而下組織,架構嚴密,好處是指令可以直達、較少被扭曲,缺點則是容易被滲透。上一代人一般習慣這種邏輯思維,所以看見任何不了解的行為,都會問「錢從何來」、「背後勢力是誰」等,然而實際情況是,採取這種模式的組織已越來越少。

另一類是由下而上的組織,只服務某一宏觀的、抽象的理念,具體運作交由地方支部處理。其好處是行動靈活,不容易被連根拔起,缺點自然是難以承擔大規模行動,最高領袖的指令也難以完整下達。9/11後的蓋達就屬於這種模式,其各地「支部」大多只是加盟店,「總部」命令則難出阿富汗、巴基斯坦山洞。介乎兩者之間還有一種折衷模式,由總部派專家設立地方支部,保證支部一定統一性,才下放具體執行予地方運作。

在以往的世界,要策劃一場恐怖襲擊,要麼是大型組織派人滲透到目標地點、執行任務,就像占士邦電影那樣;要麼純粹「號召」支持者「遍地開花」,虛張聲勢,但是否有回應則難以預料。然而在這兩者以外,難道就沒有其他選項?自然不是的。電腦那些虛擬角色扮演遊戲,就為「伊斯蘭國」提供了啟發。

舉例而言,當「伊斯蘭國」希望襲擊某地,而本身沒有直接滲透當地的實力,也有比純粹號召更積極的動作,就是設定「遊戲目標」。只要它的激進思想在全球不同國家都有一定追隨者(哪怕只有極少數人),而總部設定一個量化指標,像今年要搞多少場襲擊、槍殺多少名異教徒等(據說「伊斯蘭國」確有這樣的「業績報告」),規定成功執行任務的追隨者可自動成為區域領袖,或換取組織提供的「榮譽」(例如被分封為郡王、公主),甚或在虛擬世界成為一方霸主,那樣即使是毫無組織聯繫的人,也會被廣義的釣上鉤。

比蓋達「加盟店」積極的是,這模式對在虛擬世代生活慣的人而言,可謂突破了物理局限,不用他們承擔當「支部領袖」的同等風險,卻能在虛擬世界得到更高的快感。這類身份認同,根本無須當事人親身到總部,也能得到全球激進界別「承認」。只要「伊斯蘭國」善用這種激進份子的心理,繼續以電腦遊戲方式宣傳「使命」,一種比蓋達有動員能力、而又比列寧式組織更難根除的新式動員,就慢慢成型。我們以為一切是虛擬不真實,殊不知對全球新一代而言,他們原來就是互聯網的「原住民」,虛擬與真實,不過一線之差。

2015年1月12日星期一

法國恐襲後的全球大趨勢

法國媒體被極端伊斯蘭團體發動恐怖襲擊後,全球連鎖反應激烈,影響已超出一宗普通槍擊案,雖然不能與9/11相提並論,但帶來的蝴蝶效應依然不可低估:

一、 首先對法國而言,如本欄日前述,法國全面融合新移民的信心會受到根本挑戰,極右政黨會得到更多支持,而目前極右國民陣線領袖勒龐已躋身主流政客行列,在下屆大選或能成為兩大黨以外的關鍵造王者。但與此同時,法國人也知道高談「排外」會被當作政治不正確,不會毫無保留的支持極右政黨,只會利用他們來制衡傳統政客。只要這膠著局面持續下去,法國的立國之道會受到根本衝擊,足以令社群邁向撕裂。

二、 雖然歐洲各國都會出現類似上述法國的情結,穆斯林被針對也將會屢見不鮮,但它們比法國相對容易以「多元文化」的方式解決少數族群問題。歐洲右翼主義勢力會有所上升,但針對的不單是穆斯林,還包括整個歐盟的人口政策、中國移民那一類難以融入的社群及遊客、與及境外的非法勞工,然而這原來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根本趨勢,即使沒有這槍擊案也會出現。差別在於這案件會給予歐洲各國極右政黨進一步串連的動機,令各地的零星運動,有條件變成一個各自表述的「歐洲本土運動」。

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伊斯蘭世界普遍譴責襲擊,但同樣認為那媒體諷刺伊斯蘭教的方式過了火位,對「我是查理」這口號感到不是味兒。全球聲援查理的口號,很容易被伊斯蘭激進份子反利用,作為西方文化不理解伊斯蘭文化的證明,經過扭曲傳播,不難令一些溫和穆斯林步向激進。只要各國同步出現排外潮,類似案件可能層出不窮。

四、 這次襲擊者背景複雜,據報與以也門為大本營的蓋達阿拉伯半島支部有聯繫,與伊斯蘭國也有協調。相信伊斯蘭國會在可見將來充份利用案件招收新成員,加強網絡宣傳,吹噓跨國協調實力。而這種虛擬聲勢其實不大損害到西方利益,卻會對幾個接壤的鄰國構成實質壓力。只要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國的邊境出現投奔伊斯蘭國的國民,「伊斯蘭國戰爭」就會蔓延到這些地緣政治十分重要的區域大國,屆時中東可能更亂。

五、 槍擊案後,視乎民意反彈,西方各國可能出現反對干涉阿拉伯世界的民情,或令一些原來與案件毫無關係的激進組織渾水摸魚,把握時機,採取更極端行為。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索馬里的青年黨等,一旦知道所作所為不大會有國際社會動真格干涉,兇殘就可能變本加厲,顯得有恃無恐。這波亂局最後甚至可能演變成中美角力,作為兩個強權誰能領導世界進行下一波反恐的試金石,是否會這樣,沙盤推演下去就知道了。

2015年1月9日星期五

法國槍擊案對「法國模式」的啟示

數月前,筆者應法國外交部邀請到法國考察,其後在本欄寫了一些文章分享,認為法國處理身份認同問題的方法很值得細讀。言猶在耳,法國就發生了嚴重槍擊案,槍手槍殺媒體《查理週刊》員工造成12人死亡,原因被懷疑與該媒體早前諷刺伊斯蘭教先知有關。無論真相為何,這都肯定對處理族群問題的「法國模式」帶來根本挑戰。

所謂「法國模式」與「英國模式」最不同的是,法國希望把所有移民融入本國文化,不但要認同國家,還要享有同一種法式品味,所以更要擺脫原來的身分認同。然而這模式在全球化時代,幾乎註定不可能持久,以下是一籃子原因:

一、 從前「移民」這概念是比較容易非黑即白的,要不完全落地生根、而在他方維持基本生活,幾不可能。但現在資訊科技發達,人口流動便捷,已移居法國的少數族群很難不和其母體維持聯繫,就像不少住在海外的港人反而比住在香港的更緊貼本地時事。假如加上宗教、意識形態等的不同背景,要完全融入法國的動機就更少。法國境內出現「次身份」,對主流身份進行顛覆之餘,那些人卻有能力把主流遊戲玩得好,已不是天方夜談。

二、 「法國模式」一直忽視階級盲點,當權者相信雖然第一代新移民可能居住環境較差,但第二代就已能完全融入社會,認為把新移民標籤為窮人並不公平,而且成功案例有如恆河沙數。問題是,失敗案例同樣也有不少,當第一代新移民居住的地區和外界隔絕,例如在巴黎市郊那些一般法國白人不會去的地方,他們就自然建立起不同於主流的向心力,社區就成為問題溫床。

三、 從前策劃大規模襲擊大多需要一定組織,現在資訊泛濫,獨行者或小規模組織只要懂得利用,就能輕易製造有驚嚇效果的行動;至於有一定規模點的組織只要和境外聯繫,就能製造國際事故。無論多完善的融和政策,都不可能杜絕這類獨行者出現。只要境外極端組織有辦法打動這少數邊緣份子,甚至不需要和他們直接聯繫,只要在網絡弘揚「理念」,也早晚有人為其代勞。

四、 當歐盟內部人口流動毫無關卡,理論上,不少住在法國的人,完全可以是無須接受法國同化政策的「歐盟人」。這為極端組織提供了極好的漏洞,足以抵銷法國一直以來捍衛自身獨特性的努力。一些比利時那樣的歐盟國家,已住了大量歐盟各國人口,再談國家認同已不設實際。法國當然會盡力維持「法國模式」,但那卻是和歐洲一體化的大方向背道而馳的。

無論這次襲擊是多麼獨特,恐怕在可見將來,類似案例不會停止出現,當然兇手不一定來自伊斯蘭世界,同樣也可以來自任何其他背景,因為這正是全球化時代「非傳統安全」的範例。說回來,就是在中國內地,類似案例難道就不會出現?當然不是吧。

2015年1月8日星期四

尼加拉瓜大運河陰謀論

本欄日前談及香港註冊的公司承建尼加拉瓜大運河一事,以及其對地緣政治的潛在影響,那是循常規的演繹。問題是此事至今懸疑重重,不少研究員在沙盤推演後,認為在巴拿馬運河旁邊的尼加拉瓜運河永不能達到收支平衡,否則這項提議多年的計劃早就落實;而對那家「香港公司」背景的質疑,更是金融界熱話。

假如此事確是一個局中局,根本不是(純粹)真的打算興建一條運河,那背後的陰謀論可以是什麼?在平行時空,大概可以有以下一籃子演繹:

一、那香港公司並無重要國家背景,只是純粹製造一個局,希望迫使美國因為擔心後院被中國「入侵」而收購公司,又或藉故搞IPO吸金。這類涉及中國投資的大型海外基建,以往確有一些例子是炒作概念,只是尼加拉瓜運河台前幕後牽連太廣,若然也可以是騙局,未免過分藝高人膽大。

二、那香港公司確有一定國家背景,但也不是要動真格建運河,只是要造一個形勢牽制美國,增加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換句話說,運河竣工日期會無限拖延,就是公司有效率也不要盡快完成,因為完成了反而沒有懸念,興建過程卻可以用來作談判。例如是否繞道、怎樣營運及如何監管等,在外交慣例中,也許都可以和遠在天邊的其他中美爭議逐一「講數」。

實則虛之虛則實之

三、有關香港公司與尼加拉瓜政府關係密切,只是尼國權貴的「白手套」,因此才得以在毫無預示下雀屏中選。通過這白手套,尼國政要首先可以上下其手,大賺一筆,繼而還可以同時與中美兩國博弈。此外,大運河所在部分位置屬於與鄰國哥斯達黎加的爭議水域,高調興建運河,也可以增加與鄰國角力的說服力。

四、該香港公司其實是由美國的隱蔽特工組成,整個計劃都是服務美國戰略利益,不僅通過中資運河的新聞建構「中國威脅論」,還可以在引誘中國政府加入後,掌握對手的戰略思維,到了關鍵時刻就自製經濟危機,乘機公布中國戰略性投資的手法與機密。

無論以上陰謀論有否根據,在國際政治格局一直有一項潛規則,就是貨真價實的基建固然重要,但天馬行空、乃至大量虛擬的計劃也同樣重要。因為一個虛擬框架,同樣足以可作為槓桿被各方拿來博弈。最成功案例自然是冷戰後期的所謂「星球大戰」計劃,美國總統列根只是構想了這個藍圖,煞有介事的吹噓了一輪,就令蘇聯改變戰略發展及資源調配,殊不知一切都是紙上談兵。當然,事後也有人認為是高估了列根的影響力,在此不贅。此所以無論尼加拉瓜運河會否出現,那個「尼加拉瓜運河槓桿」效應早已成型,真的假不了,假的卻真得了,這便是國際政治。

2015年1月7日星期三

解構叮噹與中港矛盾

叮噹(多啦A夢)的香港配音員林保全先生逝世後,湧現了各種悼念文章,其實同樣值得探討的,還有叮噹在香港被捲入的民族主義政治。

筆者有一位專門研究香港問題的日本學者朋友倉田徹教授,他曾在香港工作,能操流利廣東話,雨傘運動期間,成為常在日本媒體出現的首席香港事務權威。

他年前曾發表一篇有趣文章,比較同期在香港尖沙嘴出現的兩件事——「保釣號」在碼頭出發到釣魚台及「叮噹誕生前一百年祭」在海港城免費展覽。

倉田徹的發現其實與大家的觀察完全一致,雖然中國內地的反日情緒熱烈,但港人在同一地方,對叮噹的熱情遠超前者;迎送保釣號的人大都具政治身份,而且以中年以上人士居多,與叮噹合照卻是完全自發、跨越各年齡層及階層的「全民運動」。

高調批評適得其反

這觀察涉及一個頗為敏感的問題,便是香港的「中國國民身份認同」明顯與內地不同,對中國天天掛在口邊的釣魚台問題興趣有限,不少對盲目反日感到尷尬,反而對日本頗有好感。縱然香港也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歲月,令老一輩人普遍留有創傷,但這創傷帶到新一代的機率相對不高。

背後的原因,自然不應單以「是否愛國」這類簡化的觀念來研判,而應該一籃子剖析香港獨特情況。在香港經濟騰飛時,也是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乃至要挑戰美國的全盛期,其時中國尚未改革開放,港日分別就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及「亞洲巨龍」。那時候,日本產品源源不絕輸入香港,整個銅鑼灣都是日資百貨公司,由於碰上港人消費力大增的時代,日本貨也就伴隨着一代人成長。

今天藝人以北上為風尚,但在香港經濟轉型期,藝人是以走出香港,登陸台灣,繼而終極到日本為事業目標,假如港人能參加日本紅白歌唱大賽,就是最高榮譽。眾所周知,大量香港流行曲都是日語歌曲改編,不少香港藝人專門走到日本學藝,也會偶爾唱一些日文歌,彷彿建構了一種「港台日身份認同」。叮噹也是那時代的產品,進入香港後大受歡迎,卻被林保全先生的配音成功在地化,正可視為一例。

面對港人這類心結,愛國者往往不懂處理,以為高調批評就能「喚醒民族尊嚴」,殊不知只會適得其反。月前,某內地媒體曾發表了一篇奇文,說要警惕叮噹(文中貶稱為「藍胖子」)「蒙蔽我們雙眼」,只為拓展日本軟實力服務,麻痹國人的反日抗爭意識云云。上綱上線到這種文革高度,似乎連內地主流評論都受不了,但一旦政治氣候丕變,說不定附和者大有人在。

慶幸叮噹在香港能避過無謂的政治爭議,保持一貫的純真,若果有一天,香港出現「批評藍胖子運動」,那筆者就肯定要移民了。

2015年1月6日星期二

菲律賓人口突破一億的意義

2014年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國家是我們熟悉的菲律賓,因為它邁向了一個歷史指標:總人口在7月超越了一億大關。在那一刻左近出生的嬰兒,都獲得五千披索為「紀念品」。

「一億人」這個數字不止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也被視為現代國家能否建立內需市場的心理關口。除了菲律賓,目前只有其他11個國家達到這指標,其中只有美國、俄羅斯、日本屬傳統發達國家(而且後兩者的人口趨勢都在銳減當中),其他的中國、印度、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孟加拉、墨西哥等,都是新興經濟體。這名單包括了南非以外的金磚國家,與及絕大多數被不同指數預測為大有潛能的「準金磚」。菲律賓加入了這俱樂部,會否迎來發展的春天?

表面上,特別是一貫對菲律賓有些看不起的朋友眼中,當地形勢依然不容樂觀。菲律賓人口急劇增加,離不開計劃生育不奏效等因素,涉及經濟、文化原因,也包括天主教國家的宗教背景。不少新生嬰兒生於貧窮家庭,只會加添政府負擔;與此同時,菲律賓青年人口的愛滋病患比率也急劇上升,進一步加劇了對醫療、福利體制的依賴。不少發展勢頭一度不俗的第三世界國家都是被愛滋病拖後腿,典型例子是非洲的博茨瓦納。菲律賓會否步其後塵,值得關注。

然而在不少經濟學者眼中,菲律賓的機遇卻是不容忽視,特別是現任總統阿基諾三世雖然因為馬尼拉人質事件而不為港人所喜,任內卻頗有建樹。例如他積極發展國內基礎建設,就創造了數百萬就業,還令菲律賓去年成了經濟學人「亞洲投資環境改善榜」的第二位。從前菲律賓高度依賴輸出外傭賺取外匯,但隨著國內經濟改善、就業率增加,不少非傭已改變主意,情願留在國內發展,令未來的菲傭供應可能有所減少。蝴蝶效應下,這對高度依賴菲律賓家務助理的亞洲發達經濟體(包括香港),或會產生不少影響。

只要菲律賓經濟持續發展,一億人口帶來的龐大勞動力,實在是極寶貴的資源。目前菲律賓人均中位數不到23歲,是全球最年輕的國家之一,相比於中位數44歲的「老齡大國」日本,自然是潛力無限。加上一億人的龐大內需市場,本身就是經濟奇蹟的溫床。雖然菲律賓國內貧富懸殊嚴重,種種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不少人批評所謂「菲律賓奇蹟」只是泡沫,但同類問題畢竟也存在於其他新興經濟體,相比於巴基斯坦或孟加拉,菲律賓的潛能相較下已樂觀得多,而孟加拉可是投資銀行高盛預言的「Next 11」之一。

說來,曾有移民公司的朋友打趣說,其實移民菲律賓也是不錯的選擇,因為門檻極低,只要有原始資本,就不難創出一片天;觀乎不少菲傭回國後搞生意都有聲有色,彷彿此言非虛。究竟菲國是奇蹟還是泡沫,此刻誰知道?

2015年1月5日星期一

林保全與「叮噹在地化運動」

日本動畫人物叮噹(多啦A夢)的香港配音員林保全先生病逝,成了不少香港報紙的頭條新聞,令不少非叮噹迷大感意外。作為叮噹忠實粉絲,筆者也不必再在此表達傷感之情,反而希望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探討保全叔的貢獻。

一部成功的動畫,需要有全球影響力,少不了的是在地化的過程。但與此同時,大品牌都希望維持原有風格,以維繫品牌效益。兩者之間的兩難,從來最難拿捏分寸。「多啦A夢」成了「叮噹」,本來就是明顯的本地加工,據說這是由那些年的刊物《兒童樂園》命名,久而久之變成香港獨有的名字,直到後來原作者希望全球跟隨同一音譯,「叮噹」才變回「多啦A夢」。而「正名」後,一代人感到莫名失落,那是後話。

但比名字更重要的,是配音員的聲線。日本版的多啦A夢採用的是兒童聲,彷彿把叮噹的年齡設定在主角大雄的同一階段。雖然那是一頭機械貓,卻有了特定人生階段的情感投射。當筆者把香港版保全叔的配音播放給日本朋友,他們大多驚訝於「怎麼在香港叮噹變了老人聲」,殊不知這正是香港本土特色之處。保全叔的配音獨一無二,既不令叮噹變成小童,也不同於一般成年人,卻像陪你一起成長的獨特生命,單是這一點,已足以令無數長大成人的香港人願意定期重溫叮噹而不覺老套,因為經過配音的加工,叮噹早就超越了單純的童年,變得與時並進。

這種感覺,有點像年前上映的賣座電影《賤熊30》(Ted)帶出的訊息。那電影說童年玩伴「賤熊」忽然有了生命,陪着主角一起長大,到了主角長大成人,也一併改變角色,成了一起泡妞吸毒的損友,其實說的就是玩伴如何面對長大的轉型。該電影上映時,就有不少朋友說:那不就是叮噹?某程度上,正是。只是叮噹開宗明義不希望在大雄長大後出現,因為那時他已經完成任務,惟獨香港版的叮噹能順利過渡到成人階段,實在不能小看保全叔的功勞。

懷念軟實力出眾時代

不同地方版本的叮噹能各自進行在地化處理,才會為這部經典卡通帶來生命力,例如進軍美國後也出現意式薄餅,可說是比香港更徹底的在地化過程。香港人懷念保全叔,除了因為喜歡他的聲線和叮噹的故事,還因為懷念那個香港能輕易把世界品牌拿來在地處理、而香港的軟實力又居於世界前列的黃金時代。那個時代既然一去不返,逝去的又怎不教人格外唏噓?

不久前,筆者遇上法國當代研究軟實力的權威馬特爾(Frederic Martel)博士。我很認同他對香港的看法:只要保留香港在全球的軟實力,無論政局如何,依然可以細水長流。而保全叔成功讓叮噹在地化,變成富有本土色彩的卡通,足以和日本原作分庭抗禮,再把其他地方的配音員比下去,其實也是香港軟實力的一種體現。

當然,這些說法夾雜了強烈的個人感情因素,無論如何,必須感謝保全叔給予我們美好的童年。保全叔,一路走好 !

2015年1月2日星期五

非洲勢成中美外交角力場

提起2014 年的國際峰會,我們大概會想起中國出盡風頭的G8、APEC、乃至金磚國家(BRICS)峰會。其實8月召開的「美非領導人峰會」,同樣值得留意。

這個峰會是第一次召開,地點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總統奧巴馬是東道主,共有近50位非洲國家元首或代表出席。其重要之處,在於明顯和「中非合作論壇」打對台:自從中國在2000年主辦這部長級會議,非洲各國紛紛到北京「朝聖」,中國落實了對非投資兼爭取能源的國策,開啟中國大舉進入非洲的黃金十年。本來在非洲主導的美國到2014年才反擊,已是後知後覺。

對非洲各國而言,成為中美爭奪的對象,自然有利無害。中國對非政策的重點,本為「不設前提的援助」,但近年改為以貸款換取能源,令不滿美國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附設援助條件的非洲元首現在得到另類選項,間接令後者改變政策。

這次的美非峰會,重點就是由總統奧巴馬宣布「非洲電力計劃」,以增加南部非洲的用電人口一倍為目標,被視為少有的無償之舉,也宣布延長給予非洲投資優惠的《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可說是受到中國一定程度的啟發,中國也就成了非洲提高叫價能力的槓桿。

華難敵非裔總統魅力

不過奧巴馬帶有黑人血統,對非洲的吸引力本來就不是中國可以媲美。奧巴馬上任初年,在非洲、特別是在家鄉肯尼亞掀起「奧巴馬旋風」,一度令非洲各國憧憬會得到美國特別關注,雖然事與願違,但終於在卸任前召開美非峰會,明顯改變只重視「重返亞太」的政策,也可算是美國外交的微調。

假如奧巴馬用餘下任期好好經營非洲,特別是加強對非洲各國能源基建的投資,並不再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中國在非洲苦苦建立的據點,有可能大受影響。

展望2015年,非洲幾乎肯定會成為中美外交的主戰場。隨着美國出現能源革命,乃至成為石油輸出國,中國對能源的依賴愈發成為其大國崛起的軟肋,對非洲的依賴只會比過去更深。當美國的石油政策不再以自身經濟、乃至不單純以油價為目標,所容許的策略性計算就更有彈性,例如純粹為制衡北京而加強拉攏非洲產油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中國要繼續維持和非洲國家的緊密關係,實在不能再單純打當權派主義,必須在社會責任、地方服務等層面也得到非洲人認同,更不能忽略非洲工會、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重要性,才有可能有效回應。假如進入非洲的中國國企後再以舊方式行事,中國在非洲的「西部大開發」就可能告終,這是任何強勢領導人都不容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