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

李光耀的喪禮外交

李光耀一生在國際舞台左右逢源,他的喪禮被不少人期望為世紀喪禮,哪些外賓出席,也顯得格外受關注。李光耀雖然是新加坡國父,但根據外交慣例,畢竟是前任元首,出席賓客的名單,不可能和離世的現任元首相提並論。假如他是在任內去世,賓客規格將大為不同。論及近年離世的前元首喪禮,級別最高的必然是南非曼德拉,一方面因為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黑人民權領袖身份,一直佔有國際舞台的絕對道德高地,另一方面也因為南非是非洲龍頭,本身具有一定戰略價值。李光耀的喪禮出席者雖不能與之相提並論,但對一個彈丸小國而言,已是不可多得的哀榮,其中以下重點尤其值得注意。

1. 新加坡是東盟大腦,東盟十國置身新加坡外交的第一圈,大都派出本國最重要人物出席,包括在國際舞台略帶神秘的緬甸總統登盛、柬埔寨總理洪森。不過馬來西亞雖然派出虛君蘇丹出席,但總理納吉只出席了之前的私人悼念,對這個新加坡的最重要鄰國而言,似是有所不足。菲律賓只有國會議長、外交部長、財政部長代表總統出席,除了因為阿基諾三世本人以擺譜著稱,可能也和菲新兩國一度因為多年前菲國外勞被新加坡處決而交惡有關。

2. 作為新加坡第二外交重點的東亞地區,日本、南韓都派出首相、總統出席,給足面子,與新加坡無特殊感情的安倍晉三更是唯一出席的現任G8成員國領袖,明顯有意藉此作出外交突破。中國代表是國家副主席李源潮,雖然這符合中國外交一貫作風,但也不是最高規格,例如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克的喪禮,就由政協主席兼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出席。雖然西哈努克確是比李光耀忠誠的「中國人民老朋友」,但新加坡作為中國以外僅有的華人為主的國家,理應享有一定特殊性,難怪有新加坡華人略感失望。

3. 新加坡另一個重點外交對象是南亞諸國,這次印度出人意表的極度重視,除了總理莫迪親自出席,國內也下半旗致哀。這是頗不尋常的待遇,主流解釋是因新加坡為印度經濟作出不少貢獻。有趣的是,經濟更依靠新加坡、提供大量外勞的孟加拉卻只派出外長,和兩國被認為的緊密聯繫頗有落差。

4. 西方各國當中,加拿大、紐西蘭等英聯邦國家都派出總督出席,他們有時被當作實質上的虛君,因為代表了英女王,這如實反映了新加坡對英聯邦的重視。意外的是澳洲由總理艾博特親自出席,與看板球賽缺席的紐西蘭總理相映成趣,似與其積極「脫洋入亞」有關。英國派出下議院領袖夏偉林,考慮到英國作為新加坡前宗主國,與及李光耀與英國的淵源,也不屬最高規格;像曼德拉喪禮那樣,讓王儲查理斯代表英女王出席,似乎更為得體。至於美國由前總統克林頓代表,也不能算不賞臉,起碼比沒有前總統願意出席親密盟友戴卓爾夫人的喪禮有誠意,但除了美國駐新加坡大使,其實沒有一個現任美國官員在代表團,似是把李光耀看作純過氣人物看待。

5. 李光耀一度花了不少功夫在其他國家身上,以確保新加坡在國際舞台無處不在,但影響力只集中在上述四大圈。例外的是以色列派出總統,反映了昔日以色列協助新加坡建立軍隊的特殊關係;與及卡塔爾國王親自出席,因為兩國近年建立了戰略性合作關係,卡塔爾要通過新加坡打入東盟,新加坡則要借卡塔爾進入波斯灣。然而在第三世界整體眼中,新加坡的影響力始終有限,和第三世界領袖空群而出的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喪禮相比,就發現差距所在。

2015年3月30日星期一

香港應以什麼身份加入亞投行?

近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成為國際熱話,除了不少美國盟友出人意表地表示希望加入,屬於大中華成員的台灣和香港也思考如何參加。

對香港而言,善用《基本法》賦予的涉外關係空間,參與國際事務,已成為「一國兩制」所剩無幾的最後優勢。對中國來說,在亞投行這類國際平台有多於一票,在談判過程中搞合縱連橫,也是展現大國國力之道。

問題是,香港可以什麼身份參與?

由於亞投行的組織架構尚未清晰,可能出現的方案有三種:

假如亞投行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那類結構,不以主權國家為單位,以經濟制度的獨立關稅區定義「成員經濟體」(member economy),那麼根據《基本法》,「中國香港」理應作為「經濟體」參與,這是以往香港出現在國際組織的常見模式。

但在過去十多年,中國內部對香港利用這身份得到和其他主權國家「平起平坐」的機會不無微言,尤其擔心台灣也利用這類空間搞外交突破。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會否依循APEC模式,似乎頗有商榷餘地。

入場資格不宜定得太窄

另一方案是把亞投行設定為主權國家俱樂部,一如世界衞生組織一類聯合國附屬機構,那樣香港就不可能以自己身份參加,只能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在代表團內部,香港代表可以是普通成員,也可以向中央政府爭取一個固定內部名額,構成一種「內交」制度,從中釐定特區政府要向亞投行負擔的財政比率。這類主權國家俱樂部有時也容許非國家個體加入成為「觀察員」,即如台灣加入世衞的身份。

問題是,假如亞投行只容許主權國家參加,這同樣不符合中國絕對利益,因為非主權個體除了台灣、香港、關島一類,還可以包括其他國際組織,例如歐盟即以「超國家個體」身份參與二十國集團(G20);一些國家要是怕開罪美國,同樣可以通過「國際組織成員」這身份參與,作為迴旋空間。相信北京同樣不會把亞投行的入場券定得過分狹隘,那樣只會減少自己的外交彈性。

第三個可能是在亞投行設立兩種會員制度,一種專門給予主權國家,另一種則給予非主權個體或其他身份。在這制度下,「中華台北」、「中國香港」能開宗明義作為非主權個體參與,避免和主權國家混淆的機會。對香港而言,這自然沒有問題,但台灣能否接受,則視乎那刻內部民意和朝野互動,是否將之演繹為「矮化台灣」的行為。

只要這制度確立了,理論上香港代表能否一方面有自己的單獨身份,另一方面又參與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代表團,在兩種身份之間遊走,像當年烏克蘭、白俄羅斯代表在蘇聯時代的聯合國那樣,屬於灰色地帶。類似概念有「多孔外交」之稱,能否善用就得看主事人視野了。

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

港人國際視野輸肯尼亞

問:沈旭暉
答:水野谷 優(Suguru Mizunoya)全球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助理教授,曾任職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肯尼亞辦公室
整理:梁振嶽

水野谷優教授專研人力資源發展及教育政策等等,曾任職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中國等多個發展中國家工作,後來被派駐非洲肯亞,除了為肯亞政府及其他機構提供協助,也處理當地緊急事務,例如天災、入境難民等等,而最主要,就是為一些教育機構提供專業意見,完善當地的教育制度。

基於水野谷教授的研究範疇和工作,他經常接觸不同國家的年輕人,也曾跟我分享,說相對香港年輕人,肯亞年輕人的國際視野要廣闊得多。這樣筆者相當詫異,畢竟香港向來是「國際城市」,即使年輕人的語言能力的確時常被人貶低,與中國以外的國際接觸的機會也愈來愈少,但了解到肯亞年輕人原來很能表現國際視野,而且比香港更有活力,卻是多得水野谷教授的分享。

S:肯亞對香港人來說非常遙遠,關於肯亞通常只會想起有不少長跑好手、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家鄉,僅此而已。你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何會選擇到肯亞工作?

水野谷:我在大學的時候,對觀察、研究世界各地不同社會的發展很感興趣,後來加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到過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工作,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中國......總共到過超過15個國家,結果去到肯亞,負責教育發展,那是首次到非洲工作。其實除了聯合國,國際非政府組織通常都需要大量人手到非洲工作,因為當地確實相對落後。

S:你對教育政策、制度素有研究。肯亞跟香港一樣,曾經被英國殖民,兩地的教育制度有何相似之處?

水野谷:源於英國的教育制度理念,香港和肯亞的教育確實有點相似。肯亞的學校跟英國有不少連繫,在肯亞名校畢業的學生,通常有機會得到全額資助去英國深造,例如史丹福郡大學是其中一所跟肯亞有相當連繫的英國著名大學。肯亞的教育制度跟香港一樣,都以學科主導,但兩地資源不同,即使一個肯亞學生努力讀書取得好成績,不代表就可以改善生活,特別是住在鄉村的一群。

S:在不少香港人的印象中,肯亞是個十分貧窮的國家,沒有太多人知道肯亞其實是非洲的金融大國,尤其首都奈洛比是「國際金融中心」,或者不及香港富裕,但跟曾幾何時的香港一樣,旅遊業發展蓬勃,收入佔GDP近六成。肯亞目前的經濟狀況其實怎樣?

水野谷:視乎你如何定義「貧窮」。如果你以GDP、經濟發展程度等概念來定義,肯亞的確是個窮國,但以區域作相對比較,肯亞已經屬於東非經濟大國,甚至肯亞國內經濟問題,足以帶動鄰國出現經濟動蕩。要注意的是,仍然有部份肯亞人未接觸過「金錢」這個概念,禽畜是不少當地人的身家財產,肉可以果腹,毛皮可以製衣,也的確有不少肯亞人民活在饑餓之中。

另外,跟香港一樣,肯亞也有財富不均的問題。殖民時期,英國人把印度人帶到肯亞,而這班印度人在肯亞落地生根,後代成為肯亞的一份子。印度裔肯亞人很會做生意,不少國家資源、經濟資本自然落入他們手上,相比之下,肯亞本土黑人則比較貧窮。另外,肯亞也有不少部落,各有自己的文化、語言,部落之間仍有不少歷史問題和矛盾尚未解決,再加上信奉伊斯蘭教的索馬里肯亞人,形成肯亞內部的族群矛盾,自然也構成對國家經濟的負面影響。

S:在中東、非洲,年輕人失業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最棘手的問題,因為不少分析認為無論是「阿拉伯之春」一類民眾革命,或者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其中一個原因都在於年輕人長期失業所積壓的不滿。肯亞在2013年就經歷一場恐襲,自稱阿爾蓋達衞星組織的索馬里青年軍佔領奈洛比一座購物中心,劫持過百人質,殺死69人;肯亞的青年失業率長期高達65%-80%,當地政府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水野谷:對不少非洲國家而言,為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確實成了首要任務。不少非洲國家都有大量年輕人,他們一方面是國家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勞動力,另一方面,他們面對政府施政過失的不滿,反應往往也最強烈。我不是政治學專家,但也相信青年失業率高企,是導致「阿拉伯之春」的主因之一,無業青年也往往在情願、不情願下投靠武裝組織。然而,即使歐洲國家,例如希臘、西班牙,甚至德國,都有大批年輕人失業,基本上沒有國家可以徹底解決年輕人失業問題。

肯亞的問題在於,即使部份年輕人學歷達到學士甚至碩士,但在貧富懸殊、城鄉差異等問題下,不能保證找到理想工作,當然更大部份的年輕人,屬於連大學學費都無力負擔。

S:肯亞除了曾經被英國殖民,過去十數年「反恐戰」中則成為美國在東非的重要盟友,作為美軍對付索馬里、也門等國恐怖組織的基地,肯亞與西方關係頗為密切。但近年,中國正在加大對非洲的投資,當中也包括肯亞。當地人又如何看待中國這位「新朋友」?

水野谷:肯亞近年確實有不少中國人,在肯亞機場碰見的大部份是中國面孔。除了中國向肯亞提供資金,發展道路、鐵路等基建,近年也有很多中國人到肯亞旅遊。面對跟中國愈來愈緊密頻繁的互動,肯亞政府其實也相當聰明,例如禁止中國投資的工程項目聘用來自中國的工人或管理人員,從而保證就業機會能留給肯亞年輕人,保障國內人民的生計。這跟其他不少接受中國資金的非洲國家不同,在不少非洲國家,中國項目未能帶動國內人民就業,反而令中國勞工大量湧入,成為民眾不滿的主要原因。

S:你說過肯亞的青少年比香港的較有國際視野,可否解釋一下?

水野谷:我認為肯亞的比香港的年輕人有國際視野得多。肯亞年輕人普遍有強烈的渴望,要到外國讀書或工作,相反香港年輕人似乎沒有到外國生活、體驗的意識。歷史上,肯亞本來就受着不同國家的影響,年輕人被迫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肯亞跟阿拉伯人做生意的歷史相當悠久,也是英國的前殖民地,也受美國的非洲政策影響。可能就是肯亞的這種國際競爭中的不穩定狀態,一來為當地年輕人帶來跟各國人士接觸的機會,二來也讓他們有往外闖的意志。相反,香港雖然被標記為「國際城市」,年輕人卻沒有往外闖的意願,可能正是因為香港太穩定。對大部份香港年輕人來說,所謂的國際新聞,可能觸及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等周邊國家或地區,而且關心的大多是「花邊」資訊,對遠一點的歐洲、美國的事務可能已經不太了解。肯亞所面對的是國際激烈的競爭,而香港,尤其在回歸之後,所經歷的主要只是「中國內部事務」。

S:如果香港的環境是如此穩定,香港年輕人還可以怎樣開拓國際視野?

水野谷:穩定絕對不是壞事,而且是很好的條件,唯一要謹記是「永恆不變」只是一個神話,在穩定當中要保持積極。至於如何實踐,其實也可以很簡單,例如爭取多些到外國的機會,如果暫時不可能到外國生活而只能留在香港,也可以多嘗試世界各地的不同食物,又或是跟外國人交談。我認為香港人要多了解香港以外的事務,目前我們所看到、所體會的事物,在幾十年、甚至幾年後可能已經面目全非,為了裝備自己和追上世界的轉變,香港人要具備國際視野。

S:日本的年輕人又如何?

水野谷:日本年輕人跟香港有點相似。雖然日本有過億人口,是繼美國之後,人口第二多的已發展國家,但日本年輕人對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的事務一無所知,通常只有興趣去了解中國、東南亞、美國、俄羅斯。

曾經有幾代的日本年輕人,以留在日本工作作為最大的志願,特別是日資公司。在1970、80年代,日本年輕人的目標就是努力讀書,之後到東京等大城市,在大公司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就是能保障自己未來生活的「方程式」。1990年代後出生的日本年輕人則已經比較不同,他們在「經濟泡沫」爆破後出生或成長,未經歷過日本經濟最發達的日子,也難以置信日本曾經是全球經濟「火車頭」之一,因此不時會懷疑,不願跟着過去的「方程式」走。

但這不代表新一代日本年輕人對未來感到絕望。現在的日本人,開始懂得重視金錢以外的回報,常常會反思是否值得犧牲家庭生活、身體健康,去換取金錢物質。雖然,日本年輕人要成為富翁不像過往經濟強盛時期般容易,但日本人已經學會在其他方面找到成功感,例如日本有很多博物館,日本人也喜愛到其他國家的博物館參觀。香港卻似乎剛好相反,這裡有很多很好的管弦樂團,但香港人卻沒有興趣去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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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一條繫在動物與超人之間的繩索--一條高懸於深淵的繩索。(......)人類之所以偉大,正在於他是一座橋樑而非目的;人類之所以可愛,正在於他是一個跨越的過程與完成。」此話出自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眼中,「超人」(德:Übermensch)是「新」的人,人類歷史上沒有過超人,現在的「人」只是從動物進化到超人中未竟的過程,絕非結果。

筆者並非研究尼采的專家,對此話的理解不及哲學學人透徹,但與水野谷教授討論各地年輕人的國際視野後,肯亞年輕人的國際視野比香港年輕人廣闊,原來在於肯亞國家、社會的不穩定狀態,讓他們有強烈要往外闖的意志。

隱隱然,香港數十年間似乎充斥着一種「香港歷史終結」的情感,回歸後作為中國南方一個特區,「五十年不變」(甚至更長久)蓋棺定案。誠如水野谷教授所言「永恆不變只是一個神話」,或者香港人更熟悉來自黃霑博士的一句「變幻原是永恒」,香港若安於現狀,將當下就視為香港的「結果」,「老本行」還能依賴多久,實在讓人堪憂。

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

新加坡淡馬錫的回憶

李光耀離世,不同立場的評論文章出現了一大批,關於他對新加坡的貢獻和爭議,都已無需補充。但假如我們超越國家層面,還原基本步,用回企業、乃至家庭的角度觀察新加坡,卻可能得出其他結論。

是的,新加坡自然是一個主權國家,但運作模式也似一間私人公司。人民行動黨就像公司的精英管理集團,無論這些精英是否李氏家族成員,相互關係,都有一定家庭倫理可尋。其中最有趣的研究切入點,大概是作為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的淡馬錫控股,以及運作更神秘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GIC成立時,李光耀擔任董事會主席,現在則由李顯龍兼任,負責管理新加坡政府的海外資產。淡馬錫則是新加坡政府全資持有的投資公司,2002年後的CEO兼執行董事是何晶女士,也就是李顯龍夫人。淡馬錫的全球戰略投資涵蓋範圍極廣,不少項目和我們息息相關,例如去年購入大約1/4屈臣氏股權,所以港新兩大李家,也是生意夥伴。

數年前,一位朋友希望到新加坡融資,安排了和淡馬錫高層見面,由何晶親自接待食早餐。當時我作為隨團一員,留下了頗深印象。

在不少新加坡人心目中,何晶的形象固然及不上李光耀,也不如丈夫李顯龍,因為她的專業在工程學,而出任淡馬錫CEO,曾引起不少爭議,雖然上任後不斷當選「全球最有權力女性排行榜」前列,但並未平息耳語運動的雜音。在主流女性眼中,何晶又未免過份簡樸,幾乎對衣著從不講究,形象十分強悍,作為第一夫人,有時乃至出現反客為主之勢。

但她的真人其實平易近人,而且率直。面對來自香港的投資者,她全程使用標準廣東話交談,沒有李光耀不希望使用方言的禁忌,據說是從小把她帶大的傭人教導的。談到生意,她先是問候一些認識的香港朋友,對彼此家事瞭如指掌。那個身份,就像一般世家大族的千金。

當時淡馬錫涉及一些失利投資,也出現了針對領導層的風暴,談到那些,據說,在國際關係層面而言,卻是對美國的保護費。這樣的比喻,必須結合淡馬錫的性質、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才能理解。如此語境,卻純然是國際關係。但說到真正的國際議題,例如中美博弈、中國民族主義等,她卻會以家庭倫理角度,細說中國處理像奧運傳聖火一類事情如何不理想,而避免了一切政治化的直接批評。

這種作風結合政治、經濟、家庭於一身,旁人根本分不清三者的分別,這正是「新加坡模式」獨特之處。對不少新加坡人而言,整個國家就是這樣一個結晶品,不是純粹政治性的存在,也不是純粹的經濟奇蹟,而是三結合。即使一些新加坡人有這樣那樣不滿,但已離不開整個體系。香港要效法,已不可能了。

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

澳洲加入亞投行有何盤算?

英、澳等國不理美國反對,先後表示有意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再帶動大量歐洲國家表態加入,可算是近年地緣政治大事。其中,澳洲的算盤並非完全為了商機,也涉及政治考量,頗值得一書。

澳洲近十數年積極「脫洋入亞」,建構「亞洲」身份,但一直未真正被亞洲各國接受。例如澳洲足協在二○○六年脫離大洋洲賽區而投向亞洲足協,剛過去的亞洲盃中,更以主辦國身份奪標,但亞洲各國普遍還是視該國為外來戶,只是利用制度來拿便宜。澳洲也逐漸明白,自身始終不容易成為「純亞洲」國家,除非重新建構一種「亞洲海洋身份認同」,才另當別論。

所為「亞洲海洋身份認同」,不同於APEC的「亞太身份」,不會接納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各國,卻包含亞洲鄰近的海洋國家,例如澳洲、紐西蘭,甚或接近非洲的個別印度洋小島國。

融入亞洲 提升國力

亞投行雖以支援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為主軸之一,但「海上絲路」的範疇,未來並非不可能向另一方向延伸開去。澳洲參與進去,有了話語權,便有可能令方向微調,也可讓澳洲向這地區更方便輸出工程師、律師等技術專才。假如不參加,則代表被排除在外,對整個身份調節問題或有根本影響。

澳洲上屆工黨政府在二○一二年發表名為《亞洲世紀中的澳洲》白皮書,內容指出「中國和印度會在二○二五年成為在世界舞台上具發言權的大國」,提倡澳洲要加強與中印兩國合作,借亞洲崛起之勢提升國力。

白皮書亦建議,澳洲學生至少學習一種亞洲語言,例如中文、印地語、印尼語或日語等。儘管澳洲近期也出現相反聲音,認為澳美同盟依然是最有價值的外交基石,能保障澳方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自由黨籍的現任總理阿博特上台後,也公開質疑白皮書。但歸根究底,「亞洲海洋身份」卻不會有太多人反對,因為那維繫了澳洲自身角色。

事實上,澳洲務必要在大洋洲以外尋找出路,較為便捷的目標,自然是鄰近的亞洲新興市場。亞洲有不少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澳洲可憑先進工業實力進駐東南亞,例如澳紐兩國與東盟去年八月簽下自貿協定。假以時日,澳洲或可透過其「亞洲海洋身份」加入東盟及其他地區組織,並在東南亞扮演某程度的保護者角色。例如新興國家東帝汶的發展,對澳洲相當依賴。

何況在現有國際體系,澳洲的獨立影響力不見得很高,以往也不被接納為主要工業國成員,但本身也屬於潛在國際秩序挑戰者,只是因其美國盟友身份才不太為人注意。

澳洲要崛起,以往希望擔任美國的東亞代言人角色,但美國在區內的影響力解決不了澳方經濟發展問題。於是經濟上依靠中國、戰略上依靠美國,不但成為東南亞國家的國策,亦是澳洲的方向,其加入亞投行也就不足為奇。

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

亞投行對中國外交的價值

近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繼英國向中國提交申請,希望以「意向創始成員國」身份加入後,澳洲亦說申請加入,接著德國、法國、意大利等G7成員先後表態,連早前因美國壓力而一度改變主意的南韓也可能轉軚。究竟這銀行對中國有何價值?

亞投行成立前,類似區域銀行一直由世界銀行(World Bank)、亞洲開發投資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等壟斷,前者由美國主導,後者由日本主導,屬於同一戰略體系。在世銀投票權比例上,美、日分別15.85%和6.84%,中國排第三,只有4.42%;在亞洲開發投資銀行,日、美出資比率各佔15.65%,中國排第三,只得6.46%。換句話說,中國在兩行的投票權比例都被美日拋離,難言有實質話語權,通常只能跟從美日的意願,不符目前的「G2」格局。因此中國另立亞投行,建立由自己主導的新遊戲規則,不但顯得順理成章,也得到其他不滿上述權力分佈的新興國家支持。

另一方面,根據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希望加強自己在亞歐地區的影響力,依靠的是大型基建,而大型基建必須大量資金,不可能完全由中國承擔。建立亞投行,也是一個融資機制,除了能吸引一些在國際金融市場的新興國家一併挑戰既有秩序,也可以分化屬於廣義「既得利益體制」的西方各國。早前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的國家,大部份位處中國「一帶一路」連通亞歐戰略通道的沿線,一些沒有加入亞洲開發銀行的中東國家,例如沙特、科威特等,也決定加入亞投行,這是一方面。當歐盟國家也開始加入,這就是另一階段,中國的融資算盤打得更響,已到了美國不能漠視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亞投行並非單獨存在,還可以和其他中國正積極建構的新國際制度連成一線。例如中國積極催生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本身象徵了南南合作、打破西方傳統經濟壟斷的全球嘗試,只要它與亞投行結成姊妹關係,就是一個全球新興經濟網絡。又如中國提出的「APEC自貿區」,一旦成事,也很可能和亞投行、金磚行緊密合作,美國在亞太區的經濟優勢、乃至美國正建立的TPP體系,都只能處於守勢。

整個戰略,在國際關係理論層面,可看作「制度現實主義」(institutional realism)的一環。通過製定新的國際平台,設定遊戲規則,從而挑戰、或起碼大幅度修訂現有美國主導的戰後世界秩序,一直是習近平時代的外交指導思想。以往美國也想到中國要挑戰既有秩序,但一般相信中國未有實力全面博弈,想不到的是習近平外交懂得借力打力,希望整合一系列新興國家來和美國周旋,看來在未來二十年,世界的權力格局將會持續演化,目前不過是前哨戰而已。

2015年3月24日星期二

李光耀的十大貢獻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全球領袖幾乎一致高度評價,顯示的重視乃近年罕見,連年前的戴卓爾夫人喪禮也比下去。雖然不同評論員對李氏政績也不乏批評,但他的下列貢獻,幾乎都是以一己之遠見改變歷史,我們必須設身處地代入他的處境,才能明白箇中難度所在:

1. 在複雜的區域環境中,確保新加坡獨立,不被鄰國吞併。新加坡並非必然存在的國家,類似身份的前海峽殖民地都被併入馬來西亞,印尼也一度要顛覆新加坡政權,李光耀要依靠不同大國和這些喜怒無常的鄰國周旋,本身就是最頂級的國際關係挑戰。

2. 大規模發展軍備,推行軍訓,提升自衛能力。不少人認為新加坡軍隊不過做做樣子,其實新加坡軍費開支甚高,武備也頗為先進,早期沒有大國肯為它訓練軍隊,李光耀卻懂得請以色列人偷偷培訓,也懂得利用台灣基地,這都是一般政客沒有的大格局。

3. 建構新加坡身份認同,讓新加坡華人保持英語傳統,產生不同於中國人、也不同於英國人的身份,從而培養獨立自主的意識。到目前為止,新加坡華人也許是全球最成功融和東西文化的一群,隨著香港的沒落,這優勢可能成為全球獨家。

4. 設定基本人口公式,讓新加坡永遠存在大約1/4的非華人人口,保證國家維持國際化的語境和環境,卻又能避免馬來人、印度人、西方人等反客為主,而且對吸引精英移民有獨到心得。李光耀曾說過,假如純粹實行民主,新加坡可能出現親共傀儡政權,所以需要什麼人、不需要什麼人,都是精心計算。

5. 建立了在區域當中最穩定的政體,雖然被批評為家長式管治,但起碼保證了基本穩定,這在東南亞當中已是難能可貴。基於這份穩定,新加坡經濟才能急速發展,營商環境才有可測性,也能吸引鄰近腹地的資源。

6. 雖然政治行威權主義,但經濟卻推崇自由經濟,令新加坡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一躍而成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與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結合政府和市場的優勢,比香港更積極和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吸引國際組織設立總部,到了今天,相對優勢明顯不過。

7. 雖然不相信完全民主,但堅持實行普選,明白釋放民意的重要性,這是一般威權政權做不到的。由於新加坡政體容許民意宣泄,政府就不可能放棄高福利政策,令房屋、教育、醫療等福利在鄰近地區首屈一指,選民縱有不滿,也承擔不起推倒重來的風險,穩定繁榮就這樣建構起來。

8. 利用關鍵小國身份參與地緣政治,在中美兩大勢力之間遊走,定下了經濟依靠中國崛起、戰略依靠美國保護的「對衝政策」,這政策也廣為東南亞國家倣效。而且在東盟、印度、伊斯蘭國家等的大棋局,新加坡都要承擔調解角色,確保自身重要性得到彰顯,這是各國元首都不敢忽略新加坡的主因。

9. 有意識建立屬於亞洲的意識形態,以抗衡被西方價值觀同化,對推進全球化時代的多極發展有直接貢獻。但與此同時,他也抗拒以中國模式輸入新加坡,行的是現實主義,目的只是避免任何單一意識形態主導世界,對儒家價值觀並非有不可動搖的信念,這是任何學者都不能簡單歸類的智慧。

10. 雖然建立了大量規則、建制,卻有打破框架的勇氣,例如力主新加坡興建賭場,在講求倫理道德的新加坡傳統社會,就只有李光耀有足夠視野和威望一錘定音;容許新加坡出現紅燈區,也可作如是觀。這為後來者確立了靈活變通、反教條主義的榜樣,確保只要政府有執政能力,就能比任何競爭對手都能快速應變。這些貢獻,有哪些是我們的領導能做到?

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

緬甸炸領土vs北約炸使館

緬甸果敢衝突持續,大量果敢漢人湧入中國雲南逃難,日前更有炸彈從緬方落入雲南邊境,炸死中國公民,造成中緬關係近年最大危機。同屬領土遭攻擊,中方的回應與1999年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北約「誤炸」相比,就有明顯不同。

回想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使館被北約炸彈擊中,3名中國記者死亡,數十人受傷。北約稱是用錯了舊地圖「誤炸」,中方不接受,當時中國駐南大使潘占林形容,「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攻擊」。外交部亦發出聲明,指出這是「野蠻」行為。

事件激起六四後最激烈的民族主義示威,中國民眾包圍北約國家在華大使館,又破壞美式快餐店,黑客亦展開網絡大戰。最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公開道歉並承諾賠償,但中方也要就示威損壞美國駐華使館賠償,事件才勉強落幕。

地緣考慮 不願反擊

到了今次中國領土遇襲,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的是:「中方已通過不同渠道跟緬方交涉,雙方又會就事件進行聯合調查」,這顯然是官僚回應。官方向緬方提出的是「嚴正交涉」,力度遠低於1999年。民間方面,雖然網絡社會有零星反彈,但不見有任何大型反緬示威,政府希望淡化事件之意,清晰不過。

背後主要原因,首先是緬甸此刻已是地緣政治關鍵國,無論鐘擺到中美任何一方,都可能產生骨牌效應。中國憂慮一旦強烈反彈,恐把已打算改革開放的緬甸全面推向西方陣營,結果得不償失。在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大戰略中,緬甸有一定角色,而且緬甸作為東盟國家,一旦與中國爆發邊境衝突,也可能令其他東南亞國家借題發揮。目前,中國在海洋邊境已樹敵處處,越南、菲律賓等國反華情緒尤其激烈,但陸上邊境尚算克制,相信北京現時斷不希望在緬甸邊境開闢新戰線。

此外,還有一個深層次原因是大家容易忽略的。果敢叛軍不時向中國政府呼籲援助,理據便是大家血濃於水、都是華人,甚至說過「不介意成為中國的克里米亞」,但國際社會最害怕的,正是中國處理華僑的政策有所改變。

近年,普京成為西方眾矢之的,不單是因為俄國的擴張政策,還有其擴張的理由—— 保護俄裔僑民。由於俄裔僑民滿布東歐與中亞國家,一旦普京以此為由不斷干涉各國內政,不管僑民持有什麼護照,國際關係基本倫理就被打破。世界各地華僑數目更多,一旦中國在果敢問題被認為是行「大中華民族主義」,國際便會質疑日後是否會像普京那樣?故此,這次無論是緬甸政府軍所為也好,或是叛軍插贓嫁禍也好,北京都不願高調反擊,何況中緬邊境類似案例並非未出現過,以往也是打馬虎眼了事。

否則, 參照1999年的尺度行事,後果早便不堪設想。

2015年3月20日星期五

台南的香港移民

日前在台南,走進一所主打地下音樂的咖啡店,店主是一對年輕香港伴侶,從前也是音樂人。聊著聊著,他們的故事雖然平淡,卻令人思緒起伏。

他們說,自從梁振英當選,就立定決心離開香港,覺得香港已很陌生,而且城市中人怨氣甚重,整個地方變得不宜居。有意移民的人不少,他們走到台南,卻是喜歡那裏民風純樸、生活指數合理,沒有台北那種大城市的煩囂,可以安然恬淡的活下去。

生活指數,究竟怎樣才算「合理」?他們說,兩個鋪位用來開咖啡館,加上二樓的居住空間,加起來,每月租金也不用港幣四千。而且,還不是最低的,台南另有更優惠的價格,去到台東就更便宜。這價錢,在香港,甚至租不了一間劏房。

至於香港早已不存在的社區、鄰舍關係,在台南卻是常態。他們說,附近鄰居最初老是擔心他們經營不下去,經常專門過來買咖啡喝;當地江湖朋友也不時噓寒問暖,沒有收保護費也自動提供「保護」,以確保沒有本地人找他們麻煩。店內養了三頭貓,都是從香港帶來的,這些貓似乎也融入了環境,無人看管時,也懂得到鄰舍串門。

小店的品牌是售賣獨立音樂唱片,所有CD都可試聽,也有按國籍分門別類的專業推介。雖然香港的獨立音樂圈子人數不多,但在台灣卻十分盛行,有大量現場表演音樂的小型酒吧,這種live house文化,產生了崇尚多元的台灣文化圈,因此越來越多香港文化人喜愛台灣的土壤。一些希望走非主流路線的香港文化人,已視台灣為主要發展空間,對香港的單一主義幾已絕望。

香港的主流飲食空間強調「討厭政治」,台灣的咖啡館卻有社會參與的傳統,近年最熱門的主題是支持無核化。這間香港人開的店寄放了台灣公投的大量資訊,政治立場鮮明,卻不會有人找麻煩。想起到過某香港咖啡店,因為掛了黃絲帶被顧客騷擾,對比不可謂不強烈。

這樣的配套:租金、社群、氣氛、文化、社會參與,幾乎就是理想的人生。我們在香港營營役役,常奢望供樓上岸、衣食無休後,才追尋自己的興趣,殊不知在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就是有幸達到那境界,人早已被折騰得七勞八傷,再也沒有正常人的靈光。這樣的遊戲規則,難道不應打破?看他們在台南賺的錢,可能不及一般香港中產的十分一,但享受的生活品質,卻可能十倍不止。

我一直希望在台灣開咖啡店、兼營民宿,算是圓夢,但客觀事實是,此刻不可能全職做這事。不少朋友知道,都說願意到台灣幫忙打理,但我不禁想,為甚麼要在這裏辛苦賺錢,卻供其他人過自己的理想生活?這樣的這些問題,想下去,自然都沒有答案。畢竟很多事,都是徒勞無功的。

中國與委內瑞拉交往的啟示

今年1月,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訪華,與國家主席習近平討論經濟、金融、能源等方面的合作項目,尋求中方增加經濟援助。委內瑞拉和中國的“石油換貸款”關係始於2007年,當時委內瑞拉仍然由強人查韋斯執政,承諾每天向中國輸出10萬桶石油,換取為期三年的40億美元貸款。

根據這比例,截至2014年7月,委內瑞拉以石油換貸款的形式,已向中國累計取得了500億美元,但卻沒有提供相應石油份額。如今再度扣門,中國是借還是不借,形成一個兩難局面。近十數年依靠貸款、基建投資建立國際關係的中國,又應如何面對委內瑞拉這一類國家?

延續現時放貸模式行不通

中國繼續現時的放貸模式,似乎是行不通的。一來發放不良訊息,讓這些國家認為可輕易在中國身上“佔便宜”。二來借貸投資收不到石油回報,無法保障能源安全,也無法達成擴大海外影響力的初衷,結果得不償失。在國際體系,委內瑞拉一類國家,一直是投資高風險對象。

早在2011年,加拿大智庫Fraser Institute就全球136個國家或地區油氣領域投資吸引力作評估,因素包括財税制度、政局等17項指標,委內瑞拉高踞“最沒有投資吸引力”榜首。哈佛經濟學家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也曾警告,委內瑞拉的外債有很大機會違約。標準普爾早前亦把委內瑞拉長期外幣主權的信用評級由B-下調至CCC+,展望被列為負面。

然而中國對南美洲的貸款中,委內瑞拉獨佔一半。中國已在石油豐富的奧裏諾科地區投入數十億美元,跟國有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合作,這計劃也是中國在委內瑞拉最大的投資項目。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專門研究中拉關係的專家Barbara Kotschwar早警告,中國在委內瑞拉的投資金額龐大,需要慎重評估當地的政治危機。去年11月,中國放寬了對委內瑞拉的貸款,委內瑞拉原本每日向中國出口64萬桶石油,當中33萬桶用來償還貸款,獲中方同意,將每日石油輸送桶數改為由委內瑞拉自行決定,貸款期也由原來的三年延長為無限期。

事實上,中國被賴帳已非首次。例如南蘇丹獨立後,作為中國重要能源投資目標的蘇丹原油產量僅剩原來四分之一,不可能以石油還清中國貸款,中方批准蘇丹延期5年,以免失去一個區域盟友。此後兩國一直保持良好關係,由中國興建的蘇丹總統府也在今年1月竣工。

中國有時也會為了這類國家做大動作,例如2011年發生“剛果案”,北京以人大釋法方式理順基本法條文,表態剛果民主共和國對美國公司的貸款有絕對豁免權,因此應免被起訴。此後兩國貿易近年不斷髮展,2013年,中國就成為剛果最大的出口國和進口國。基於同類原因,我們很難想像委內瑞拉欠中國的款項,會被短期內追討。

不過,假若北京催逼委內瑞拉還款,或拒絕進一步援助委內瑞拉,也是不划算的。這關乎中國通過委內瑞拉在南美洲建立的影響力,畢竟,兩國關係從來就不是純經濟關係。委內瑞拉是南美洲的反美龍頭,中國要在當地擴大影響力,乃至牽制美國,委內瑞拉是首要的拉攏對象。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作為查韋斯欽點的接班人,後者生前一直反美、與中國友好,但馬杜羅接任後,支持率已經由2013年大選的51%下跌至22%。中國不希望委內瑞拉的局勢不穩,而打亂委內瑞拉在反美陣形上的影響力。

如果逼迫委內瑞拉太緊,委內瑞拉有機會爆發財政危機。一旦出現如阿根廷那樣申請破產、或如希臘一樣緊縮的局面,就更無助中國收回貸款。委內瑞拉當下資不抵債,中國放寬委內瑞拉每日出口到中國的石油量限制,委內瑞拉才可調動石油先賣到其他國家,以賺取外匯和穩定國內經濟,反而增加了中國收回貸款的機會。

可考慮主動監管放貸對象

不過,委內瑞拉也未必會如中國所願,繼續保持反美立場。去年底玻利維亞與美國恢復高級別磋商關係正常化,今年初又有古巴與美國“破冰”的例子,委內瑞拉可能也因國內經濟困境,而積極與美國建立關係,換取解禁經濟制裁,甚至得到美國援助。委內瑞拉經濟問題的致命傷在於石油貶值,而全球石油價格的升跌,其中很大部分取決於掌控中東、北非相當油氣資源的美國。在委內瑞拉宣佈無力如期償還對中國的500億美元貸款前,卻在償還對美國的貸款、賠款,包括去年二月付清對華爾街的一筆債務(據報道,金額也是500億美元),這些訊號,都不能忽視。

要解決這種兩難局面,中國可以考慮主動監管委內瑞拉一類放貸對象,溝通是組建雙邊甚至多邊的國際合作協議框架,甚或要求加入那些國家的能源決策機制,擔當理事會成員和顧問之類角色,取得一定主動權。

類似的策略,中國近年開始應用,例如總部設在上海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配合“一帶一路”戰略而建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前者基礎資本由五國攤分,但中國提出儲備基金制度並出資最多,以此鞏固主導地位;後者由中國主導建立,更加被視為能抗衡美國的世界銀行及日本的亞洲開發銀行的地位。

類似經貿框架若能應用在油氣貿易之上,拉攏例如委內瑞拉一類國家共同組建,一則可以加強能源、貸款交易的法規,預先協訂好“賴帳”等情況下的安排甚至罰則,二亦可以提升中國在國際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市場的參與和議價能力,長遠有利中國的能源安全。

沈旭暉 大公報國際評論

2015年3月19日星期四

塔吉克反對派領袖之死

本欄昨天談過哈薩克前駙馬阿利耶夫之死,另一中亞國家塔吉克的頭號反對派領袖庫瓦托夫(Umarali Kuvvatov),也剛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被槍殺。

阿利耶夫曾是哈薩克總統的女婿與心腹,庫瓦托夫也曾是塔吉克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khmon)的親信。二人在2012年反目成仇,庫瓦托夫逃離塔吉克,並在流亡俄羅斯、阿聯酋、土耳其等國期間,透過互聯網組織反塔吉克政府團體Group 24。

然而,塔吉克政府不斷堵截相關資訊,令依靠網絡營運的Group 24 成效不彰。據網站Eurasianet 分析,庫瓦托夫於國內本來沒多大號召力,去年他透過Facebook 號召首都杜尚別的民眾上街,抗議政府貪腐與官商勾結,但政府先關閉互聯網社交平台,又公開舉行大規模警察反暴動預演,在預定示威日期前派出裝甲車。最後,示威竟無一人出現,令組織者尷尬。

事後,政府把Group 24定性為極端主義組織,並禁制其出版物。沒想到的是,政府愈是打壓,反而產生逆向宣傳效果。庫瓦托夫及Group 24 其後聲名大噪,一躍成為反對派象徵。今年一月,塔吉克政府稱庫瓦托夫涉嫌欺詐及製造政治不安,要求土方引渡他回國受審,沒想到日前便遇害。

塔吉克位處中亞,是該區面積最小的國家,表面上行多黨民主制度,憲法列明總統一屆任期7年,可連任一屆。但現任總統拉赫蒙自1992年上台後,透過改選及修憲等手段,多度連任至今。去年9月,塔吉克的穆夫提(宗教領袖)發布教令,把公民發表批評政府言論定性為「大罪」,會威脅國家與世界穩定,發表有關言論者會受真主懲罰。

顧慮地緣政治 國際社會啞忍

俄國國際關係學者法依茹莉娜(Karina Fayzullina)稱,塔吉克雖屬中亞小國,且自拉赫蒙上任後政治與經濟一塌糊塗,但基於其在地緣政治及歐亞區域安全問題的戰略重要性,令鄰國與國際一直對拉赫蒙政權管治失敗視而不見。目前全球逾80個國家、非政府組織與國際機構正援助塔吉克,該國政府開支絕大部分依賴有關援助。

單計2013年1月至5月,全球39個國家合共撥捐3200萬美元予塔吉克,其中美國佔近7成,俄中兩國分別佔7.8%與3.6%。例如俄國與塔吉克簽訂逾2億美元的資金、物資與軍事建設援助,換取在後者境內建立俄方軍事基地,至少到2042年。美軍出兵阿富汗時,塔吉克是最早與北約簽訂合作條約的中亞國家。印度也投資優化塔吉克Ayni 空軍基地,伊朗基於與塔吉克的歷史文化淵源,則協助該國經濟、能源設備、鐵路與公路等建設,換取水資源。

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後,塔吉克也成為中國向西貫通中亞與歐洲的主要戰略通道之一。中塔兩國邊境領土紛爭持續到2012年才平息,塔方同意「交還」一千平方公里土地作為中國領土,以換取經濟援助,包括中方提供一億四千萬美元的金礦業投資等,還有投資額達四億美元、位於塔吉克北部的塔中工業園。去年習近平到訪塔國,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包括在當地投資公路、鐵路及土庫曼至中國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塔吉克段工程。

中亞獨裁者有了這些依傍,也許國家發展不了,卻足以自保。反對派領袖被殺的新聞, 在國際社會幾乎毫無注視,也就不足為奇。

2015年3月18日星期三

哈薩克家變 ─ 第一女婿之死

中國旁邊有一個中亞大國叫哈薩克,當地剛發生一件大事。該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的前女婿兼外交官阿利耶夫(Rakhat Aliyev),被發現吊死在奧地利監獄中。阿利耶夫死前曾收到死亡恐嚇,獄長也斷言阿利耶夫沒有表露過自殺傾向,難免讓人無限聯想,劇情也教人想到《家變》一類倫理劇。

阿利耶夫的發跡史十分有趣,覆亡史更有趣。他是婦科醫生,娶了納扎爾巴耶夫的長女,變成乘龍快婿並扶搖直上,在毫無相關背景下,先後出任代理保安部局長、哈薩克駐奧地利及歐洲安全合作組織大使等職位。他又跟妻子做生意,在傳媒界、製糖業與能源業都有領導地位。那時候,他與岳父總統關係密切,曾對付有意競逐1998年總統選舉的前總理卡熱格爾金(Akezhan Kazhegeldin),例如出面要求比利時凍結卡熱格爾金在當地資產,因而獲得信任。

可惜,阿利耶夫鋒芒太露,在商界的壟斷作風,惹來政客與商人不滿,連納扎爾巴耶夫也感到威脅。結果,阿利耶夫2007年於奧地利被控綁架及藏有武器,公職被解除,他跟妻子一同打理的一間周刊雜誌社與電視台也被關閉三個月。最後,阿利耶夫被判囚40年,不久也跟妻子離婚。

鋒芒太露 惹殺身之禍

阿利耶夫在審判過程中否認控罪,聲稱那是納扎爾巴耶夫設下陷阱,進行政治迫害。他在獄中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力不讓世人遺忘他,刻意把自己塑造成納扎爾巴耶夫政權的「頭號敵人」,出版Godfather-in-law一書,把他為岳父執行秘密任務時的聲帶內容及其他「罪證」曝光。此書自然遭哈薩克政府被列為禁書,也可能為他帶來殺身之禍。

無論案件是否與納扎爾巴耶夫直接有關,這位自哈薩克在一九九一年獨立以來一直出任總統的強人,也確實到了人生最後階段。他與普京一樣,雖然為西方指摘獨裁及濫權,但政績不俗,起碼哈薩克經濟與政治發展相對穩定。

近年,哈薩克在外交舞台日益活躍,由於是能源大國,也有了在美俄中日之間遊走的本錢。2012年大選,納扎爾巴耶夫得票率高達逾九成五,雖不無水分,但存有強人威望是不爭事實。

然而,納扎爾巴耶夫的隱憂也不少。哈薩克以經濟發展為最高指標,造成國內財富分布不均,令武裝分子在較落後的西部有機可乘。近年,西部極端伊斯蘭武裝組織Jundal Khilafa開始活躍,要建立行使伊斯蘭法的社區;俄羅斯也可能在哈薩克重演克里米亞的劇本,拉攏哈薩克境內俄人。

面對內憂外患,現年75歲的納扎爾巴耶夫即使可再連任一屆,也大限已到。莫斯科國立大學教授弗拉索夫(Alexei Vlasov)指出,納扎爾巴耶夫已認定三至四位國內外都有名聲、又忠於他的接班人,會先修憲限制新總統權力,方便接班人上台後仍能把持朝政。

但接班人問題,是不容易這樣解決的,他死後哈薩克或天翻地覆。若前第一女婿收斂鋒芒,等到那一天,說不定現在還是接班人首選呢!

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

薩達姆才是伊拉克文物保護者?

昨天談及敘利亞阿薩德家族矢志推動「大敘利亞民族主義夢」,因而積極保育亞述文物,以作為捍衛民族主義的象徵依據。「伊斯蘭國」近日的文物破壞行動,也包括位於伊拉克的亞述古城尼姆魯德。跟阿薩德父子一樣,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也積極保育國內歷史文物,而他更著重古巴比倫帝國,甚至自居為「古巴比倫帝國繼承者」。雖然他的殘暴無可爭議,但保育行為卻不能一筆抹殺。

薩達姆來自「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與敘利亞復興黨本為一家,雖然後來鬧翻,但都堅持世俗主義、泛阿拉伯主義路線,目標也是統一阿拉伯地區。這並非單純的口號:薩達姆穩定國內遜尼派和什葉派矛盾的方法,正是利用古巴比倫帝國,來建構一種跨遜尼、什葉兩派的「伊拉克民族主義」身份。

薩達姆任內多次強調巴比倫帝國過去的輝煌,而且有不少行動支撐。1983年,他重建了巴比倫古城,並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磚塊,砌在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古蹟之上,此外磚塊還有「伊拉克守護者」、「巴比倫古城於1987年完成重建」等等字眼。他甚至來個「穿越時空」,命人在城門上,繪上自己與巴比倫皇帝尼甲格尼撤二世(Nebuchadnezzar II)並列的畫像。

巴比倫帝國有一道名為伊什塔爾門的城門,一度被列入「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早已不復存在。薩達姆卻興建了一個較小的城門複製品,作為博物館入口。這些人為加工不可能被保育專家認同,品味也頗為低劣,但某程度上,起碼體現了對文明的尊重。

敘利亞的阿薩德公開表示崇拜阿拉伯英雄薩拉丁,以示自己的泛阿拉伯主義者思想屬正統,而薩達姆更簡單,乾脆把自己比喻為薩拉丁。他的戰爭大都是以泛阿拉伯主義之名進行,例如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官方說出兵是為了保持「海灣的阿拉伯特性」,抗衡什葉派擴張;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薩達姆宣稱是為了重奪「歷史上由伊拉克擁有的科威特」,作為復辟阿拉伯民族和巴比倫帝國的重要一步。

雖然今天伊拉克四分五裂,薩達姆政權一去不返,但他的意識形態和崇古作風的影響,卻不容低估,美國著名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認為,伊拉克民族主義激起當地的反西方浪潮,才是令聯軍不得不撤出伊拉克的主因,而沒有薩達姆通過古蹟大力洗腦,「伊拉克民族主義」是建構不起來的。現在「伊斯蘭國」大舉破壞伊拉克古蹟,半壁江山的伊拉克政府卻要加速復修、開放另一方的博物館,為的就是維持伊拉克民族主義的道德高地,以免整個道統被剿滅。由是觀之,假如只有薩達姆和「伊斯蘭國」兩個選擇,伊拉克人民和考古學家的傾向,就不言而喻了。

2015年3月16日星期一

敍挪用亞述文明建構民族主義

本欄日前談及「伊斯蘭國」(IS)大舉破壞敍利亞古亞述(Assyria)文明遺產,但不少朋友不明白它對現代敍利亞的象徵意義,對此應加以介紹。

1970年以來,管治敍利亞的阿薩德(al-Assad)父子屬於阿拉伯復興黨,信奉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同時提倡敍利亞民族主義,一直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批判對象。而在芸芸阿拉伯國家當中,擁有眾多歷史文物的國家相對容易建構民族主義,亞述文明就不時被阿薩德父子挪用,但其實在古羅馬時代,「敍利亞」和「亞述」屬於兩個不同地方。

亞述輝煌的軍事成就,也成為阿薩德政權建立強大軍隊的歷史源流,而有了前蘇聯援助,敍利亞一度是中東小霸王,處於對抗以色列的最前線。正因如此,阿薩德家族統治雖被指為獨裁,政權也有貪腐問題,但在歷史文物保育方面,卻有相當不錯的政績。

有了亞述文明,阿薩德家族不但在國內提倡民族主義,還提出「大敍利亞夢」,有一個區域整合大計,也就是把現今敍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西奈半島和塞浦路斯等地,整合為新月沃土聯盟、或一個複合國家。

根據1980年代的敍利亞教科書,「敍利亞、黎巴嫩、約旦和巴勒斯坦本來都屬於『敍利亞』國土,只是英法殖民者把她們分開」,這種「自古以來」的思維,沒有亞述遺跡,是很難理順的。

敍利亞在1970年代逐漸介入黎巴嫩內政,希望建立類似前蘇聯跟其東歐衛星國的倫理。1973年,阿薩德公開指敍利亞跟黎巴嫩有「特殊歷史關係」,一直視黎為敍利亞附庸國,一度還興起完全吞併的念頭。

IS反其道而行破壞古文明

黎巴嫩自1975年至1990年持續內戰,國內右派一直指摘敍利亞是幕後黑手。2005年,兩度出任黎巴嫩總理、當時剛卸任不久的哈里里(Rafic Hariri)公開反對敍利亞干擾內政,不久遭汽車炸彈襲擊炸死,聯合國設立的獨立調查小組提交報告,一度懷疑黎巴嫩與敍利亞高級官員涉案,惟真相至今依然成謎。阿薩德也曾告訴巴勒斯坦已故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世上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因該處是敍利亞一部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然而,IS的世界觀,卻恰恰相反。在他們眼中,任何伊斯蘭政權都不應提倡民族主義,根本不應有世俗疆界,所以不在乎其他國家的主權,也不在乎其他國家的承認。

他們認為民族國家的存在,根本是西方帶來的陰謀,目標是破壞全球穆斯林的團結,通過扶植傀儡政權進行分化,所以這些政權都是他們的「革命」對象。

在芸芸伊斯蘭國家當中,開宗明義以阿拉伯民族主義政黨復興黨執政的,都是IS的根據地:敍利亞和伊拉克。所以破壞兩地文明古蹟,不但無過,而且有「功」,也就成為IS的政治議題了。

2015年3月14日星期六

訪問張鐵志:港台難成想像共同體

台灣一直是香港人旅遊的熱門去處之一,近年更加成為香港人的「移民烏托邦」,尤其年輕一代,到台灣彷彿是個不可缺少的「藝文青」煉成儀式。香港對台灣有一種生活和文化品質的嚮往,既然如此,有沒有方法加強台港兩地的交流,加深兩地文化的互動影響,更有效地吸收台灣文化之餘,也幫助香港文化重拾成長的養分呢?

張鐵志是台灣知名作家、文化政治評論人,現為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年初也一度被視為台北文化局局長熱門人選之一。張鐵志一直關注台灣、中國和香港之間的政治及文化互動,因工作關係,也讓他數年前移居香港,更深刻體會着兩岸三地的特質和發展。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張鐵志(Z);台灣知名作家及文化政治評論人,現為香港《號外》雜誌主編
整理:湯施駿

S: 台灣人眼中的香港文化是怎樣的?

Z: 大約在10年前,許多台灣人依然認為香港是個「文化沙漠」;我曾經寫過文章澄清這個誤會,其實香港人也很關心文化。以傳媒界為例,香港媒體,如《明報》、《信報》,對文化的報道比台灣媒體還要多,反映出香港也有一定的文化力量。第二個特點是香港的大眾文化,例如電影、電視劇在1980、90年代很「紅」,香港製造明星的能力很高,例如「四大天王」。

Z: 香港的主流文化真的弱了很多,電視劇可以用「糟糕」來形容,而音樂和電影也再沒有突出的巨星,可能只有陳奕迅;台灣在這方面就好得多,台灣仍有新生代的明星和偶像。這跟香港電影「北上」有關,例如即將舉行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演員提名可能是四位大陸人和一個香港人,無論最佳主角或配角都如是。

S: 香港在主流文化之外,還有什麼前途?或是可如何跟台灣互動?

Z: 我來到香港之後,接觸過藝術界、文學界、獨立藝術工作者等等,香港文化界其實十分豐富。但是香港跟台灣的文化界有一個蠻大的問題,過去10年兩地的文化界都缺乏資金和空間。過去10年,台灣的主流音樂衰落,但獨立音樂能夠崛起,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不少的Live Band Show和大型音樂節,為年輕人提供表演機會,網絡當然也發揮到類似作用。然而,香港在這方面的機會不多,在主流音樂衰落時,獨立音樂又未能崛起,原因有「地產霸權」推高租金,年輕人難以找到Band房、創作的空間和機會。

S: 既然台灣有香港缺乏的空間、互動和機會,你認為香港藝術家可以到台灣發展和生存嗎?

Z: 我認為這有兩個方面。首先,的確有些香港的獨立音樂人會到台灣工作,因為台灣有較好的演出環境和機會。另外,在「後雨傘運動時代」,香港一些藝人,如黃耀明,可能就會因大陸封殺,而到台灣發展,重新重視台灣的市場。這有機會加強香港跟台灣的聯繫,因他們要開拓台灣市場,而台灣也願意去支持他們。

撐「雨傘」藝人或赴台發展

S: 在音樂以外,你看台灣人仍會欣賞或接受香港嗎?

Z: 在「雨傘運動」後,台灣人對香港有新看法。過去香港就是個吃喝玩樂的地方,一般的台灣人沒有理會香港的政治、文化,只是來消費。「雨傘運動」後,台灣人一方面擔心香港會失去昔日的光輝,另一方面開始知道香港人不是「中環價值的經濟動物」,重新關注香港。台灣雜誌也介紹更多香港鮮為人知的好玩地方,例如工廠Studio,網絡也讓台灣年輕人同時了解到香港的政治和文化。

S: 香港跟台灣可以如何促進文化交流?

Z: 光華文化中心一直在香港舉辦名為「台灣月」的活動,介紹台灣特色;香港也可在台灣舉辦類似的活動。在網絡的普及下,再加上雙方在政治上的相連性,香港和台灣可以有更多文化交流。在過去的流行巨星後,台灣人對香港的了解已不及從前了。我就比較關注香港的獨立創作人,例如My Little Airport去年在台灣演出,票賣得很快。以前他們在台灣也紅,但在「雨傘運動」後就更紅。真的有台灣人去聽,作為一種對香港的關心。

S: 現在不少香港人移民到台灣。你認為這是一種浪漫化的行為或是現實的需要?台灣人會把香港人當成「蝗蟲」嗎?

Z: 一方面,這有浪漫化的元素,反映出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不確定,又或者對地產感到擔憂。可能香港人真的對台北【圖】有好感,但事實上,台北的食宿、房租都在上升,然而移民的數目看來會愈來愈多。我都希望台灣的經濟是創造型的經濟,在這大前提下,我個人很歡迎香港人到來。我覺得台北會歡迎香港人搞工作坊、藝術。在戰略上,大家都有貢獻,台北應開放給香港人。

兩地本土主義差異大

S: 香港近年有本土主義興起,而台灣在過去幾十年早已強調本土。兩地的本土主義有什麼相異之處?

Z: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台灣的本土主義是本土與外省人之間的內部問題,大家都認同對方屬於同一個國家,重點是內部資源的分配,就是指本身是少數的外省人佔據了政治領導地位。本土化就是要改變這一個霸權,把制度上、教育上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一套改變,重新回歸到本土。而香港的本土主義是在大陸移民湧入和北京政府的控制下而形成的。香港的情況是本土人受到外部威脅,而不是內部資源問題。我當然擔心香港,不希望香港在政治上太跟隨大陸的一套,然而,我也不想香港變得太自身主義,只將責任推到新移民,而不看清背後的制度。

S: 未來有沒有可能有一種「港台身份認同」?

Z: 難一點吧。香港跟台灣過去有各自的歷史和生活經驗,很難成為一個ImaginedCommunity(「想像的共同體」),最多都只是「好朋友」或「兄弟」。

註:專研民族主義和國際關係的美國學者Benedict Anderson 創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一詞。他分析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發現大眾傳媒、文學等媒介促成了國家共同體的誕生,偌大的土地上,個體肯定不會與全部其他個體見面互動,反而是透過閱報一類活動,獲得了共鳴想像,主動肯定和想像自我跟其他素未謀面的個體一起隸屬於某個社群以至民族國家。

S: 台灣有選舉口號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你認為這個命運共同體真是存在,還是只是選舉口號?

Z: 這東西是客觀存在的。兩地都要面對外部力量,要保護自己的制度。雖然大家有共通點,但仍有差異,很難發展到Imagined Community。即使在全球化下,也很難去建立Imagined Community,始終大家的生活不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對中國大陸的體會更深。而台灣則跟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即使兩地可能會更加了解對方,台灣人不會感覺到同一個強度,大家仍會有距離。

後記: 雖然訪問中張鐵志對未來出現一種「港台身份認同」大致有所保留,但筆者在他身上,其實就隱約看見了一種類似「港台身份」的身影;那未必是傳統概念上那種很固定、植根(Rooted)在某個「本土」的身份認同,反而是在港台(甚至中港台)之間靈活、能自我調節而又能堅持發揮本身特質和能量的身份。筆者覺得,雖然在政治大環境底下某些矛盾可能愈來愈激化,但同時會出現更多如張鐵志一類,善於尋找空間發揮積極批判能量的知識分子。

2015年3月13日星期五

陳馮富珍:香港特首的黑馬?

差不多十年前,前香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這不但是她個人的里程碑,說來,也勉強可說是我的一個里程碑:當時我用這題目寫了一篇學術論文,嘗試建構一個所謂「陳馮富珍模式」,去論證香港身份在國際關係的價值。由於那文章發表在一份impact factor頗高的期刊,自此陳馮富珍的名字,在學術界小圈子,就不時和我的名字一起出現。

雖然,我對所說的能否成型,心中不無疑問。

後來,一位醫學界公職王看過文章,專門找我談「是否認真」。我笑說:「當然」,而且在國際慣例,一位本土人物成為國際領袖後,政治潛能只多不少,還可以回來從政。例如選特首。

是的,特首。

在香港,說任何人有意、可能、希望選特首,就是最惡毒的詛咒。但假如這不是香港,按牌面,陳太確是不二人選。她在世衛的任期到2017年告終,屆時接任特首,時間無縫交接,剛剛好。當她做滿十年,也就是有了十年當國際領袖的經驗,這履歷表放諸香港政壇,無出其右。就算把過去百多年的香港領袖一併算進去,說不準,也是鳳毛麟角。

根據《福布斯》,陳太去年是全球第30位最有權力的女性,在所有華人當中排名最高。不要看輕這排名,因為陳太的影響力除了來自職位,也部份來自她的「思想」:還記得她也當選過「世界思想家」候選人,同樣地,沒有多少香港人有這份榮譽,這可是無數學究窮一生精力的奮鬥目標。我們很難想像西方國家會留難一位前國際領袖,那時候,彭博對現任特首揮之則去的屈辱,再難重現。

根據「一國兩制」原則,特首必須北京信任。這點,陳太亦不成疑問:當時她的競選是中國傾全國之力促成的,而且對她因為選舉需要,而說的種種「不愛國」言論,例如甚麼已忘記國籍、不偏不倚、當國際公務員等,一律包容。這份信任,就算是歷任特首,也難望項背。而且競選還有跨部門支持,這樣的人脈網絡,也不是只有一、兩條「線」的一般香港政客能拓展。至於陳太當選後有沒有給予中國方便、或配合中國國家利益,心照不宣。

另一方面,陳太畢竟是香港人,而且是港英培訓出來的前朝精英。這身份,在「舊香港人」當中還有一定市場。雖然她在香港的抗疫表現評價不一,但起碼懂得公務員遊戲規則,了解香港本土文化。至於國籍問題、過去算否常居香港等,或可放棄、或可解畫,沒有甚麼是不可以理順的。在眾多建制派候選人當中,還不容易找到同時符合上述條件的人。

說了這麼多,自己也分不清真與假。公職王聽過後,居然放在心上,然後,某次陳太回港,他居然記得當面提起,說「有學界人士要勸進」。據說陳的回應是:「衰鬼,唔好玩我啦」。

我心想:反正也被玩了這麼多年,唔差在啦。

2015年3月12日星期四

普京的英雄形象能維持多久?

普京經歷了種種內外挑戰,由烏克蘭危機到政敵離奇死亡,都能保持超強人氣和支持度,靠的和刻意經營的強人形象關係密切。但這形象能無限期維持下去嗎?畢竟歲月催人,普京現在已年屆62歲,而強人形象也是受年齡限制的。假如一個老人繼續標榜活力形象,也將顯得突兀。

過去普京一直通過不同富有男性剛強味的戶外活動,顯示自己能率領戰鬥民族。他的前蘇聯特工身份固然為人熟悉,但更為俄國人熟悉的是他的柔道高手身份。《共青團真理報》在2007年刊登了普京在山區祼露上身釣魚的照片,並以「學習普京」為題,他又曾經在公開場合駕駛戰機、到森林打獵和潛水「尋寶」。2008年,普京在南奧塞梯戰爭中親自到當地指揮軍隊;2011年,普京的發言人透露,普京在黑海潛水時,發現兩件古希臘文物;烏克蘭危機前後,他和地下幫會「野狼」一起騎電單車巡遊。俄羅斯漫畫家Sergei Kalenik在作品中,把普京描繪成對付恐怖份子的「超級英雄」,這些都是幕前的一面。

問題是,「超級英雄」不會老去,但普京會。早在2010年,普京就已經被英國傳媒質疑,他只是靠整容,才使外貌看起來更年輕,但雖然去掉臉上的皺紋、眼袋,卻也令表情、笑容顯得僵硬。普京發言人自然予以否認,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些行為在西方政客當中十分普遍,問題是普京要做超人,就受不起這類「醜聞」衝擊。

而且當普京刻意展現上天下海的全能形象,只要遇到稍為不能駕馭的活動,也會被傳媒放大揶揄,成為公關災難。例如2010年,普京在一個慈善晚會上彈鋼琴和唱歌,隨即被西方媒體和網民指他五音不全。2013年9月1日,普京探訪西伯利亞一間中學,並在電子黑板上畫上一隻貓,但在普京要離開時,卻有一位學生童言無忌,舉手問普京畫的到底是什麼,揭露了他也有「缺憾」。

普京一直打壓國內同性戀者,例如2013年立法禁止同性在街上親吻、「散播同性戀意識」等。不過,普京努力營造強壯的雄性形象,赤膊攀山下海,又弔詭地吸引一些同性戀者或團體的關注。俄羅斯政治學者貝科斯基,2013 就出版一本關於普京的傳記,指普京的異性戀緋聞只是公關創作,實際上自幼性格內向、缺乏父母愛護的普京,本身也是同性戀者。這種說法,在西方性別研究或心理學早有類似的論調,例如2012年英美心理學專家在《個性與社會心理學雜誌》發表過研究文章,指有潛在同性戀傾向的人,年幼時若受家庭嚴格管束,長大後或者基於對自身性傾向的恐懼,才會憎恨、排斥同性戀者。這觀點自然不為普京所喜。

時至今日,普京依然是俄羅斯人民心目中的唯一領導者。以俄羅斯一獨立機構在2014年12月的調查數據為例,普京的支持率(85%)比拍檔梅德韋傑夫(63%)和俄羅斯政府(60%)都高出超過20個百分比,顯示普京的個人政治魅力凌駕於政府整體。然而,這支持度其實曾經由2010年的約80%下跌到2013年的約65%,直到克里米亞危機後,才再度回升至80%以上。一旦普京魅力不再,這不只是他的危機,也會是整個俄羅斯的危機。形象對民選領袖固然重要,但對強人而言更重要。

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

普京借西方公關作幌子

不久前,俄羅斯主要反對派領袖、前副總理涅姆佐夫(Boris Y. Nemtsov)在克里姆林宮前被神秘槍手射殺。有人相信涅姆佐夫之死,是普京剷除政敵的最新一例,也有相信普京被嫁禍,最新訊息是由高加索兇手行兇。無論真相如何,由於西方國家一直指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違反人權,每次有普京的政敵離奇死亡,西都會要求俄方徹查事件。有趣的是,普京卻愛花錢聘用西方公關公司,建立自己的領袖形象。

美國大型公關公司Ketchum自2006年投得合約,至今獲得超過六千萬美元,主理俄羅斯政府及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的公關工作,目的是改善俄羅斯在西方國家以及海外投資地的吸引力,當然,也為俄羅斯備受國際爭議的人權、區域衝突等問題「拆彈」。像車臣戰爭有大量違反人權案例,但在公關公司漂白下,相對不常被西方嚴厲批評,Ketchum也因此聲名大噪。

不過,據2006至2009年間在Ketchum任職、負責俄羅斯政府公關項目的前BBC記者Angus Roxburgh分析,俄羅斯除了在初期接納過Ketchum顧問建議外,其後均以自己的方式應對西方輿論和傳媒,Ketchum的角色不過是煙幕。他舉例指,俄羅斯起初接受Ketchum意見,較以往更多以召開記者會,增加對外發放消息的透明度,這是典型西方作風。而一般公關顧問公司能做的,除了建議穿甚麼衣服、說甚麼笑話外,也就只有這些。

但在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ovskaya)被謀殺案這類爭議事件,普京的發言人卻取消了記者會,估計俄羅斯明知道西方媒體會問起人權等議題,因此迴避。此後在特工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ivineneko)中毒死亡、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等事件,普京都自己負責了應付西方媒體、輿論的公關策略。Roxburgh透露,單計2013年下半年,俄羅斯政府就支付Ketchum高達一千五百萬美元顧問費,但Ketchum基本已沒有為莫斯科提供甚麼具體公關意見、或主理大型公關活動。可以說,費用本身,才是一項公關。

Roxburgh亦透露,當年Ketchum給予普京的一項基本公關守則,就是「別以蘇聯的方式行事」(Stop acting like the Soviet Union)。但普京似乎在走前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的路線。布里茲涅夫任內跟不少周邊國家交惡,如在他領導下,蘇聯跟中國爆發「珍寶島事件」、又發動阿富汗戰爭,對衛星國頗為傲慢,曾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是為「布里茲涅夫主義」。普京卻公開提過「布里茲涅夫主義」,而他處理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已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態度,和布氏處理捷克等東歐衛星國的手腕,幾乎是一個樣子。

說到底,普京的形象更多是自己塑造的,例如一方面愛赤裸上身,得到不少男同志青睞,另一方面高調反同性戀。這類配套,必須對俄羅斯國情充份理解才能催生,就不是任何西方公關顧問想得出來的了。

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

IS 滅亞述文明與塔利班滅佛

伊斯蘭國(IS)大舉破壞巴比倫與亞述遺蹟,令人想起2001年塔利班宣布清除阿富汗所有佛教遺產,包括兩座相信建於公元5至6世紀、分別高37米及55米的巴米揚大佛。究竟塔利班滅佛是何故?對他們又有什麼影響?

時任塔利班外長穆塔瓦基勒(Wakil Ahmad Muttawakil)當時表示,大佛是異教徒的象徵,所以被炸。此外,巴米揚省曾是塔利班主要敵人、前總統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的根據地,1998年塔利班攻下巴米揚,已公布摧毀大佛的計劃,但直至2001年才付諸實行,其實也有宣示控制權、有信心長期管治之意。

不過,塔利班滅佛主要目的,似乎是向國際社會抗議。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一直向塔利班實行經濟制裁,拒絕提供人道援助,但雙方本來並非沒有溝通。

塔利班領袖奧馬爾(Mohammed Omar)曾派代表訪美進行游說,希望華府放寬對塔利班制裁,但沒有成果,才批評聯合國拒絕向塔利班民眾發放援助,卻寧願投資贊助保育大佛。在塔利班眼中,這是國際社會草菅人命之舉,才觸動他們炸毁大佛,而無視西方、俄羅斯、印度、佛教國家及伊斯蘭國家等集體譴責。

刻意激進 懶理底線

大佛2001年3月被炸,塔利班隨即在阿富汗推行更嚴厲的伊斯蘭政策。破壞大佛某程度也成為消滅民眾過往身份認同符號的具體行動,方便塔利班在控制區內進一步推行伊斯蘭教法。例如同年5月,塔利班勒令少數族裔掛上「非穆斯林」的牌子,印度教婦女也要跟穆斯林女性一樣戴面紗;7月,塔利班稱互聯網、衞星電視、西洋棋等等盡皆違背伊斯蘭教義,下令禁止相關活動。IS的所作所為似異曲同工。

不過,當年國際對塔利班政權儘管實行制裁,但911恐襲之前,雙方尚未爆發正式戰爭,巴基斯坦、沙地及阿聯酋還與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可以說,塔利班一直有意融入主流社會,並非第一天便走挑戰人類文明的激進路線。IS就完全不同,根本不在乎國際社會的承認,顧慮比塔利班更少。

塔利班滅佛後踏上不歸路,IS卻是第一天便要走不歸路,所以種種國際社會的反應都在後者意料之中。對塔利班而言,大概是滅佛而非收容拉登,才令其政權邁向死胡同,假如能再來一次,未必會如此行事。但IS就不同了,當他們刻意樹立激進形象來向全球宣傳,假若不破壞古蹟,反而不在情理之中。

由是觀之,恐怕更多挑戰文明底線的行為,會被IS拿來當宣傳。如果國際社會空言譴責而沒有實際行動,只會加添該恐怖組織的氣焰。可是,若然真的要正面干涉,卻也可能正中IS的下懷,讓「護教聖戰」的口號叫得更響亮。當一個「 國家」連人家是否承認都不在乎,還有什麼底線會遵守呢?

2015年3月9日星期一

伊斯蘭國向歷史宣戰?

繼連串血腥殺人短片後,伊斯蘭國(IS)又發布影片,這次「遇害」的輪到伊拉克摩蘇爾博物館及考古場內一些神像、文物遺產及整個亞述古城。其實早在去年七月,IS就在摩蘇爾及塔爾阿法鎮的戰鬥中,摧毀至少十座古老什葉派聖殿或清真寺。IS認為這是出於宗教熱情,但這是否目的之全部?

在國際社會,破壞古蹟代表的不文明程度,有時較純粹戰爭殺人還嚴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阿拉伯聯盟等紛紛指摘IS犯下可恥罪行,形容破壞文物是野蠻人行為。

國際普遍認為,即使處於戰爭狀態,都不應破壞侵略所得的文物遺蹟。早於1930年代,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不少歐洲博物館已有應對戰爭計劃,例如為文物備列清單,又預先制訂文物撤離路線與收藏地點。

二戰時,美國更有一隊Monuments,Fine Arts, and Archives(MFAA )專責小組,成員有考古學家與歷史學者,深入戰區搜救文物,也於戰後把遭德軍搶走的文物完璧歸趙,事蹟拍成電影《古文明救兵》(The Monuments Men)。

二戰後,各國進一步達成戰爭不應涉及文物的共識。1954年《海牙公約》簽署,保障文物在武裝衝突下之安全。

1996年,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國際檔案理事會及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組成「藍盾國際委員會」,負責於緊急情況下保護文物。

打心理戰 吸納新血

但愈是這樣,IS的行為就愈顯得激進,因為根據其邏輯,整個不容破壞古蹟的規矩,就像世界要由主權國家主導的規矩,只是「異教霸權主義」建構出來,連相關禁忌也要挑戰才顯氣魄,這便能吸引全球最激進的受眾,哪怕只有0.01%,已足夠IS獲得持續的新血。

破壞文物也屬心理戰一部分,以對付異教徒。影片中遭破壞的都是古巴比倫、古亞述的雕塑神像,有摩蘇爾大學考古學教授憂慮,當地人失去文物作為精神象徵及符號,今後不能再以摩蘇爾文明為榮,本土身份認同隨之喪失,因文物是傳統留下的遺產,代表着現代社會對傳統的身份認同。IS的意識形態正是要取締各地地域主義,才能號召全體穆斯林奉獻給宗教。

歷史上,曾有不少透過破壞文物去打破當地人身份認同的例子。拜占庭帝國在8世紀時為確立東正教,破壞羅馬教會的畫像及雕像;17世紀英國內戰中,清教徒摧毀中世紀雕像與教堂;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破壞文物及孔廟的行為,更多不勝數。

相關文物為什麼這時候才遭破壞,也值得深思。IS一向在攻下城鎮後,會搶劫當地資源,例如銀行、軍火庫及油田等,作為經費來源。黑市轉售文物,也是圖利門路之一。

倫敦大學學院考古部門講師阿爾塔韋爾(Mark Altaweel)觀察到,IS影片中的雕像若是真正文物,沒可能有金屬支架,懷疑那些只屬膺品,目的只是提升文物在黑市的價格。伊拉克博物館主管拉希德(Qais Hussain Rashid)認為,IS雖破壞雕像,但保存了最值錢的雕像頭部,在黑市仍有轉售價值。

2015年3月7日星期六

訪問鍾氏兄弟:本土音樂人但求耕耘不問收穫

2009年出道的香港男子音樂組合「鍾氏兄弟」,橫跨福音歌、Hi-Fi靚聲唱片、爵士樂、流行曲等幾個音樂類型和市場界別,以高質素製作及音樂裏的本土意識,開始為人熟悉和欣賞,甚至被視為香港流行音樂將重新崛起的一股勢力。而其實,他們的音樂題材以至製作,都有獨特的國際視野,例如一首One World,找來香港及國際知名音樂人合作,其實也是個源於本土,與國際接軌的流行音樂例子。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鍾氏兄弟 - 鍾一匡(Henry)鍾一諾(Roger)
整理:湯施駿

S: 不少人說香港流行音樂工業出現了問題,你們認為有什麼問題,問題又出在哪裏?是否有質素就一定可衝出香港?

R: 那是欣賞音樂文化的問題。我在台灣逛大型唱片店,他們會用心去安排、布置專類音樂架;相反在香港,大家買CD都是類似「執藥」形式。台灣唱片店懂得尊重台灣本身的文化,為消費者專門挑選台灣的、不同類別的「好東西」。例如台灣民謠,也有專門的陳列架,而且擺在當眼位置,不是找個角落放了一堆就算,他們考慮的不只是唱片銷量,而是教育你如何欣賞這些音樂:「這些是好東西!」香港卻相反,只依市場需要去安排。

My Little Airport唱出粵韻 台法兩地受落

S: 香港音樂是否很難會再發展到國際市場?

R: 很難說。但衝出香港,就先要有人反傳統,不可跟隨現有的方程式,要有人跳出遊戲的框框。

H: 在我眼中,現時香港樂壇裏最國際化的是My Little Airpor【t 圖】,他們在法國、台灣都很紅,兩個地方的樂迷都不懂廣東話,但聽到他們的音樂就會聯想起香港,因為其中有很強的香港元素。

S: 法國人眼中,My Little Airport有什麼特別?

R: 他們的旋律是跟着廣東話聲韻去創作的,所以是西方人無論如何不會想到的旋律。一般人都是先作曲再填詞,用詞來配合曲,相反My Little Airport就是曲去遷就詞,但效果卻又不似那種教會聖詩、麥兜式的歌詞「走音」。他們可以用廣東話的九個音去作曲,而作品又得意,甚至感動。

S: 這類音樂,跟《上海灘》那個年代的作品有什麼不同?

R: 完全不同。我想,如果認真做正經事,現在未必可以出口到外國市場。當人人都飆高音,樂迷為何不去聽Alicia Keys,而去聽一個香港歌手飆高音?去到全球化市場的層面,聽眾選擇就多了,很容易會有比較。加上這一類的音樂本身就是西洋的,要跑出就視乎歌手加了什麼的東方元素。

S: 作為一個品牌,香港音樂是否一定要依賴本土元素?

R: 一定要。沒了本土元素就沒了特色,就只是用中文或廣東話去唱西洋歌。

H: 不同人有不同的本土元素。例如夏金城,他整個人的「構造」就十分本土,他的作品有迫巴士、馬小玲,後者就是港漫題材,這些都是香港人熟悉的事物。他的成功都是源於「認真地不認真」的創作風格。我特別喜歡他第一隻碟,感覺很Organic。夏金城可能是最成功的「本土歌手」。蔣志光的音樂也很有本土元素。《皇后大道東》一曲中,蔣志光的部分十分本土,羅大佑的部分已經有濃厚的台灣味道。那時羅大佑大概有種「大中華」特質,想要吸收香港的養分;《皇后大道東》,還有續集《首都》,講的都是中港關係。蔣志光的音樂是極有本土味的。

S: 你們有沒有試圖創造一些能衝出香港的音樂?

H: 我不認為要特別將創作對象分開,針對外國、針對本土…… 歌曲需要什麼元素,我們就給什麼元素。我們不會分大中華市場,或者旺角、油尖旺、深圳市場。

R: 以我們第三張唱片《極》為例,歌詞是本土的,但音樂則不是,只是我們平時喜歡的風格。詞方面,我們描寫了香港近幾十年的事情和轉變,或近五年的想法。如我們的歌曲《時代的顛覆者》,我們找回梁球和大AL(張武孝),這個合作,本身就已經是很本土的。

S: 那One World 呢?為何會構想這樣一首作品,似乎這作品不是針對香港市場?

R: 這首歌的創作概念,就是在世界各地找不同有特色的音樂人來參與,他們負責的部分,都是本身最擅長的項目。例如台灣的林生祥用客家話唱一段;夏威夷的Daniel Ho負責彈Ukulele,他還是格林美獎得主;還有曾經在Michael Jackson的Man in the Mirror 裏編寫和聲的音樂大師Andraé Crouch…… 構思不單是Global 或Local的概念,而是結合兩者的「Glocal」。

H: 我們想把這個構思帶入香港,擴大香港人的視野,令大家明白不同國家的人可以一起搞音樂。音樂無分語言,在音樂之下,人人都是一家人。雖然首歌出來,在網上點擊率不算高,但我仍堅持要做這一類的音樂。這首歌的MV是全隻碟拍得最長和最難拍的,因為每位音樂人的錄音和錄影部分,都是同步進行的,而且八成以上都在室外做。這MV用了兩年時間拍攝和錄製,出來的效果令我們十分滿意。

港音樂課只有古典 沒有本土

S: 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大氣候之下,還可以如何發揮軟實力?

H: 香港要一種文藝氣息,指的不但是「文藝復興」,因文藝在香港沒有「興」過,《上海灘》、《獅子山下》等等都只是娛樂和追偶像。我指的是文史哲三方面都應提升。這在大中華的歷史上沒發生過,就算「五四運動」都只是短暫的十幾年,之後又打仗了。我以前在香港的音樂堂只會接觸到古典音樂,完全沒有本土、爵士樂和中樂。直到我去了外國,發現別人學音樂,也可以自由地選擇去學當中的專門類別;當時我才知道原來外面有這麼多好東西,之前我只會聽「四大天王」。我覺得台灣反而有此特色。我去過台北誠品,並發現有一本免費、叫《台灣音樂指南》的小冊子,介紹台灣音樂,如那個星期裏,有音樂Live Show的好地方、不同唱片店的特色。翻到最後,赫然發現那是由台北市政府出版的。我認為香港政府要有類似的配合;但在這氣候下,(香港能否有類似政策)我真的不知,可能會走入一個死胡同。但我認為要好像以前一樣,或是超越以前都是很難的。不是沒可能,但十分困難,因為要由一個文化出發,不但單是指一首詞填得好或一個MV拍得好那麼簡單。

S: 如果政府不做,什麼人可以做?

R: 我們。但要問的是有心人又幾有力,或訊息可以傳得幾開。還好現在有網絡……

H: 現在還有幾個人介紹流行文化。如朱耀偉會定期出書介紹香港歌詞,以及黃志華、張鐵志等等,但都不外於這幾位。歌詞、作曲都有人研究,但編曲和製作就更少。如果有人有心就可以在這方面做研究,甚至可成為學術的一部分,在大學開班。至於能否影響大眾,又是另一個問題。我認為我們現在只是播種,可能在我們死後才收成。但只要是有機會的,我們都要做。

後記: 本 土音樂往往是本土意識、身份認同的歸宿之一。七、八十年代的許冠傑、羅文,八、九十年代的Beyond,以至九十年代的「四大天王」,粵語流行曲衝出香港,影響亞洲,鞏固了一代香港意識,在中、英兩個「主權」的縫隙之間,用音樂說香港的故事。當下不少人說香港「樂壇已死」,在公民社會、本土意識抬頭之際,對過分着重中國大陸市場的歌手的批評,尋找、追捧本土樂壇具實力的「新聲音」,都是本土意識對流行音樂這個歸宿一蹶不振的焦慮和失落。

外交界反貪腐:由駐土耳其大使館之旅談起

日前「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博物館大肆破壞千年文物,令人無限心痛,自不待言,卻令我想起多年前差點走進敘利亞的情形。說「差點走進」,自然是走不進,背後有一段小故事。

在那些年,很喜歡興致所致的遊歷,原打算從土耳其邊境進入敘利亞,再陸路到約旦,於是在土耳其申請敘利亞簽證。敘利亞大使館要求一封中國大使館的證明信,於是又走到中國大使館。

進了大使館,那位領事卻極不合作,東問西問,而又似有所「期待」。那時候,進來另一名尋求幫助、說廣東話的廣東人,對領事哈腰奉承,一切唯唯諾諾。未幾領事離開,這人知道我來自香港,就以極其流暢的廣東粗口,訴說他的經歷:原來他到當地做生意,因為一些證件不全,不時被領事刁難,唯有不時上繳「疏通」,積非成是,並提點我「圓通」一點,不要鬥氣。

最後,領事勉強出了一封信,我拿回敘利亞使館,卻說缺少了官方蓋印。明顯是存心留難。也是那些年,年少氣盛,怎麼說也不願意再進入中國使館受氣,更不願入鄉隨俗,心想總有進入敘利亞的機會。想不到,今天敘利亞滿目蒼夷,不少古蹟一去不返,不得不慨嘆傲骨有價。

說起中國外交官,其實我認識不少,幾乎一律學識淵博、舉止得體,在中國官員當中,可算是形象最好的一批,上述案例,應不是普遍例子。然而近年習近平高調反貪腐,外交部也出現了好些案子。從外交界聚會,頗有一些值得分享的有趣案例。

例如某外交部職員近來被調查,而他掌管的部門平日根本沒有油水,旁人都奇怪哪裏出問題。據說,原來他能安排各國政要訪華時,出席宴會的商人名單,而這些宴會「有可能」有國家領導人出席,出席的人,也就「有可能」得到合照機會。他的資本,就是販賣渺茫的「可能」,在大國崛起的今天,卻不乏人問津。

另一宗案例更無辜。話說駐某大國的高級外交人員忽然被臨時調回國,而此人德行無虧,也是公認的人才,內情耐人尋味。據說真正原因是他的家人出了問題,而問題源頭來自某貪官,這貪官卻和外交官的太太搭上多年,只因外交官長期在外,才一無所知。調查人員卻不相信他一無所知,然而又掌握不了具體證據,唯有把他調回投閒置散了事。可憐這位外交官承受雙重屈辱,事業蒙冤,頭戴綠帽,也算霉運當頭。

類似案例據說還有不少,不過能公開透露的不多,總之,以往外交部的問題只有當間諜一類,現在卻容易捲入貪腐一類內政。有時候,我們遙遠的閱讀國際關係,彷彿一切充滿陰謀,其實,最後也逃不過人情世故,不過源自小菜一碟。這才是人生。

2015年3月5日星期四

當博科聖地與伊斯蘭國合流

當世界聚焦伊斯蘭國(IS)的兇殘,非洲恐怖組織博科聖地又再次被忘記。其實,那裏發生的事,殘忍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更甚者,兩者已經合流,值得大家再度關注。

博科聖地源於尼日利亞東北部,在當地豪薩語意指「禁絕西方教育」,阿拉伯全名則指「傳承先知聖戰教導之人」。博科聖地痛恨西方,認為不活在真主律法之下的人都有罪,又認定一切西方事物都是邪惡,例如反對選舉及西方教育,也禁止民眾穿襯衫與短褲。

創立者優素福(Mohammed Yusuf)宣稱反對西方科學觀,不承認太陽是圓的,又否定達爾文學說,一切都與現代社會背道而馳。

博科聖地得以坐大,其實拜尼日利亞國內南北矛盾所賜。雖然尼日利亞是非洲最大經濟體,但國內經濟分布不均,北部人均收入只有南部居民的一半。北部人認為南部人壟斷國家出口石油利潤。該組織成立之初,在北部興建清真寺及伊斯蘭學校,也為支持者提供食物。部分尼日利亞家庭太窮,交不起正規學校學費,只好把孩子送往博科聖地開設的學校,間接為博科聖地供應「新血」。

禍起尼國內部矛盾

同時,尼日利亞北部失業率較南部高出一倍,無業青年面對生計與生存問題,也只能投靠博科聖地。北部城市卡杜納(Kaduna)的聖公會主教便指出,博科聖地不僅是伊斯蘭組織,且是對國家政策不公的反彈。有見及此,尼日利亞政府已計劃在東北部投放資源,開放十萬個職位給當地年輕人。

然而,經濟問題絕非問題之全部,因南北尼日利亞的宗教矛盾才是主菜。

該國北部居民主要為穆斯林,南部則有較多基督徒聚居。總統喬納森(Goodluck Jonathan)來自南部,信奉基督教,也遭博科聖地演繹為「尼日利亞正受異教徒操控」,指摘北區穆斯林面對的經濟問題,正由於政權偏袒南部基督教社群,宣稱推翻尼日利亞政權的「聖戰」,可把北部由異教徒之手拯救出來。

美國研究機構Open Doors列出多個對國內基督徒最大威脅的國家,尼日利亞現在排名第十,對一個被視為潛力無限的新興經濟體而言,數字十分驚人。也許,尼日利亞本來就不應被合併為一個國家,但那已是殖民時代的舊賬了。

今年一月,博科聖地在尼日利亞東北部的巴加鎮進行大屠殺,自此被視為「非洲伊斯蘭國」。事實上,該組織與IS同樣以建立伊斯蘭法國家為宗旨。現時,博科聖地直接控制的土地,超過五萬二千平方公里,包括十一個地方政府及一百七十萬民眾,面積跟比利時相若,已具立國規模。

二○一三年,美國正式把博科聖地定性為恐怖組織,又稱他們跟IS有關聯。預言終於弄假成真,在去年八月,現任博科聖地首領謝卡奧(Abubakar Shekau)宣布效忠IS,雖然只是形式上的效忠,但雙方合流已是全球噩夢。

2015年3月4日星期三

美國策動「肢解俄羅斯陰謀」?

俄羅斯總統普京面對種種風波,依然民望高企,懂得利用民族主義、營造「外國勢力」的危機感,可說是一大主因。他的安全顧問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二月中接受《俄羅斯報》訪問時表示:「烏克蘭局勢是被用來積極壓制我國的一個藉口,美國人試圖通過烏克蘭事件,使俄羅斯聯邦捲入一場國家軍事衝突,引起俄羅斯政權更迭,最終『肢解』我國」,邏輯可謂似曾相識,不外乎指美國通過「顏色革命」,陰謀顛覆不合作的政權云云。

但「肢解」一詞,卻正中俄羅斯人的死穴。去年年底,普京在國情咨文也說過不可以讓俄羅斯過去的敵人,令俄羅斯走上「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命運」。所謂「過去的敵人」,自然是指冷戰時期跟蘇聯對峙的美國;而「南斯拉夫的命運」,自然就是分裂成不同國家。

無論有沒有美國推波助瀾,俄羅斯境內的分離主義,一直是普京重視的問題。俄羅斯不同中國,是開宗明義的聯邦國家,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天經地義。在1999年到2009年之間,俄羅斯人均GDP上升了83%,但升幅在國內分佈不平等,80個地區之中,有13個地區的升幅為其他地區的兩到三倍,無論是領前的還是落後的,都容易滋生分離主義勢力。2012年,《福布斯》一篇報道中指,俄羅斯的秋明市似美國,而斯塔夫羅波爾「卻像是斯里蘭卡」。

普京早在上第一次任總統時,已經拉攏和收服地方勢力,先把89個行政體系列入七大聯邦區,又親自任命首長和特別警察部門。其後,普京又改革地方選舉,先挑選可接受的候選人,才給人民「普選」。最近,普京再禁止自治共和國領導人有「總統」職銜,以免尾大不掉,一切都是為了鞏固中央權威。

然而俄羅斯作為全球最大的國家,無論普京如何鐵腕,內憂外患下,始終有分裂危機。事實上,這不完全是普京的被逼害妄想症。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曾公開過他的構想:把俄羅斯分裂成歐洲、西伯利亞和遠東三個國家,令俄羅斯不再對美國構成威脅。

而早在2004年,俄羅斯媒體也曾不斷報道,美國有在2015年把俄羅斯肢解為六至八個國家的詳盡計劃。當時美國CIA有一份報告,把俄羅斯跟中東、東南亞列入「動盪地區」,指當地政府要面臨恐怖份子的威脅,又認為俄羅斯的科技實力正在下降,只要國際油價下跌,就是美國肢解俄羅斯的機會。目前俄羅斯出現盧布危機、油價下跌、乃至西方制裁等一籃子情況,居然就像十年前美國報告的預言,不可謂不令人吃驚。雖然短期內不大可能出大亂子,但「肢解」的陰影,只會長存不散,普京的民望,暫時似乎也穩如泰山。

2015年3月3日星期二

一帶一路之俄國是敵還是友?

本欄日前提及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其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由西安出發,經過中亞地區數個大城市,抵達俄羅斯的莫斯科,再轉至歐洲。雖然一帶一路此戰略被普遍認為是中方平衡美國「重返亞太」之舉,但它對俄國的影響將更微妙。

中國官方論述指出,中方會加強跟俄方經濟合作,普京提倡的「歐亞盟」與「新絲路」可以互補。中國學者公開也大多如此論述,例如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的李靜傑認為,俄羅斯作為新絲路其中一個重要國家,是中國優先投資的方向,一帶一路只會為俄提供商機云云。

然而,實情卻可能剛好相反。新絲路途經的中亞五國一直走多元外交路線,在美、俄、中之間平衡博弈,由於戰略資源豐富,已被學者視為「新大棋局」,較百多年前英俄在中亞的爭奪更複雜。

儘管相關國家從前屬於蘇聯,但並非單純的俄國勢力範圍。美國自九一一事件後,也視中亞為反恐基地,例如租用吉爾吉斯的馬納斯國際機場為空軍基地(該基地直至去年才關閉),便常遭中俄民族主義者拿來做文章。

俄影響力降 華有機可乘

中國在中亞各國對能源的爭奪,也與俄國構成正面衝突。本身資源充裕的俄國爭奪中亞能源,並非為了自用,而是旨在製造與其他大國討價還價的槓桿。所謂「其他大國」,基本上就是中國。俄國部分天然氣從中亞以低價入口,再高價轉售到歐洲。相較下,中亞國家更願意把天然氣賣到中國。

對中亞五國而言,中國的財經體系,無疑是俄國的理想補充、乃至替代品,莫斯科與上海的經濟實力不可同日而語。再者,近期俄國出現盧布危機,也波及中亞各國,中國的進入更成為及時雨。

中國已成為中亞最大的經濟夥伴,2012年跟中亞地區的貿易達到460億美元,是俄國在當地的兩倍。中國分別在哈薩克及烏茲別克投資300億與150億美元,又向土庫曼與塔吉克借出80億及10億美元,再把與吉爾吉斯的關係提升至戰略層面。這些發展不太為本地媒體所報道,卻是外交界的大事。

自從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危機發生後,中亞各國對俄方的態度也顯得警惕,因為多少也憂慮普京會照辦煮碗。哈薩克東北部都是俄裔聚居地,人數達四百萬之多,說不準「克里米亞模式」也可能出現,而且中亞商人對大舉湧入的廉價俄國貨物也有所抵制。雖然中國同樣會大量傾銷,但起碼沒有帶來國家安全威脅,而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說過,假如「國家安全」受衝擊,會毫不猶豫退出「歐亞盟」。俄國智庫敏秦科諮詢公司也警告,當西方制裁俄羅斯及製造盧布危機,令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下降,只會令中亞倒向中國的一帶一路。上述預言恐怕會一語成讖。

2015年3月2日星期一

沒有卡達菲的利比亞更糟糕

伊斯蘭國(IS)利比亞分支早前在利比亞處決二十一名基督徒,世界終於再度關注這個曾經富裕的北非國家。回想「狂人」卡達菲在二○一一年倒下,當時西方主流媒體形容這是利比亞「民主化」的一大步;北約亦形容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是「北約史上最成功的行動之一」。然而客觀事實是,卡達菲的倒台至今三年,人民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令國家陷入分裂,經濟也受重創。

利比亞本來以局勢穩定和富庶而遠近馳名,民眾享有免費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但卡達菲倒台後,利比亞局勢一直不穩,醫療制度崩潰,來自各國的醫護人員大幅逃亡,不少大學也被逼關門,食品價格愈來愈高,民眾連基本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利比亞的石油出口量,由原來的每日一百四十萬桶,銳減至現時的二十萬五千桶,令利比亞愈來愈依賴外國入口的能源。同時間,國家機構不僅斷電,甚至無法發薪給公務員。以上種種,都是卡達菲時代不可想像的噩夢。

現時利比亞有兩個互不承認的「政府」,各自有軍隊和議會,其一由國內伊斯蘭分子領導,名為「東利比亞省」,另一個則由世俗派成立,得到美國、歐盟和埃及承認。他們互相指責對方為極端伊斯蘭分子和卡達菲的「遺產」。結果,真正的極端伊斯蘭分子乘時而起,弄假成真地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外交上,雖然卡達菲時代的利比亞不算受國際歡迎,但「民主化」後的利比亞更無助。口惠實不至的支持以外,西方國家紛紛關閉駐利比亞領事館,埃及、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等鄰國則緊閉邊境。現時,利比亞有超過二十五萬名難民,對這個人口不過數百萬的國度,已是天文數字,卻難以出逃,例如二○一四年八月,五千名利比亞難民希望逃到鄰國突尼斯,就被拒諸境外。

武裝分子或借希臘滲透歐洲

IS若不在這時候滲入利比亞,反而顯得不正常了。卡達菲雖然曾從事恐怖活動,但後期已成為西方的反恐盟友,也是阿拉伯世界中第一個宣稱要捉拿拉登的領袖。利比亞在一九九○年代受伊斯蘭武裝組織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威脅,卡達菲便出兵攻打該組織,又將之趕到阿富汗和伊拉克。

但現在IS沒有了對手,其高層Abu al-Baraa el-Azdi 才得以堂而皇之帶着二、三百名曾在敍利亞作戰的利比亞戰士,到達利比亞城市德爾納(Derna)並控制當地,又在今年年初佔領了卡達菲故鄉蘇爾特(Sirte)的大片區域。Abu al-Baraa el-Azdi等人處死政府官員及法官等當地反對者,又執行自己演繹的伊斯蘭律法,如到學校把男女分開,時裝店也不可展示女性模型等。相對於卡達菲時代,雖然被指用女兵是有其私心,利比亞女權大倒退也是不爭事實。

假如IS在利比亞落地生根,這是比佔領敍利亞和伊拉克更恐怖的警號。一方面,利比亞有石油資源和相關提煉設備,可以提供大量資金和燃料;另一方面,利比亞對岸就是希臘,武裝分子可以先以希臘作跳板,滲透巴爾幹半島,再到歐洲各地發動襲擊,希臘鄰國意大利恐怕首當其衝,難怪已有呼聲要求先發制人。假如利比亞算是「阿拉伯之春」革命的一環,「革命成果」實在充滿疑竇。

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史太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哥里城

「高加索(Caucasus)之旅」的第一站,我們選了格魯吉亞。由伊斯坦堡轉機到第比利斯,在舊城區安頓後,我們在這個教堂林立的東正教國家,選了到不遠處的哥里城(Gori),參觀一位反宗教的蘇聯傳奇人物──史太林的故居。這地方曾於1989年蘇聯瓦解後一度關閉,後來在哥里人民推動下重開。

說是他傳奇人物,不少人認為這樣形容史太林太正面了。他的獨裁、鐵腕為他取得權力威望,他的粗暴、殘酷令不少人活受罪,除了數以百萬計被他屠殺的人,受害的還包括他的子女及與他共事的部下。在西方人眼中,他是個大獨裁者;但哥里城市民心目中,他依然是個「神級」領袖。

據說在哥里的市政廳前,曾有一座史大林的雕像。60年代,赫魯曉夫下令拆除全國所有相關的紀念象,今日在俄羅斯境內,甚少見到史太林的銅象,充其量只是仍有些商品用他命名以作招徠。去年便曾有史太林頭像的格魯吉亞紅酒在市場推出大受歡迎,紅酒商更邀請特約演員以史太林造型現身亞歐博覽會促銷。在老一輩的格魯吉亞人──尤其哥里人心目中,史太林始終有其獨特吸引力。

然而赫魯曉夫時代的哥里城市民並沒有遵照指示推倒雕像,反而奮力保住史太林在該地的精神及實體影響力,直至2008俄羅斯和格魯吉亞開戰後,哥里城一度被佔領,及後格魯吉亞政府進一步與俄羅斯劃清介線,並在2010年正式一夜間將史太林雕像拆除,當局更提出以紀念史太林時代的死難者作為替代。當時官方的說法是史太林在今日的格魯吉亞人眼中 ── 一個嚮往民主的社會來說,是個發動大屠殺的政治犯,他不應也不是那麼受國人歡迎。

正如我們在第比利斯出發,當地旅行團首選推介也是到UNESCO聯合國教科文世界遺產的教堂參觀,而不是到哥里城的史太林故居。不過兩年後,哥里城市政府再次通過重新聳立史太林像,延續其在家鄉的神話。

對於史太林的大魔頭形象,似乎止於西方而已。兩年前,莫斯科卡耐基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在史太林逝世60周年前公佈了一項民意調查,42%的俄羅斯人選史太林為世界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而在格魯吉亞的調查更顯示,45%的受訪者對史太林仍然有很正面的觀感,視他為最著名及有權力的格魯吉亞民族英雄。

格魯吉亞為當時蘇聯的一部份,不少上一輩的當地人依然以俄語作為日常溝通語言,並通行於高加索一帶,其中包括我們在當地所聘的老司機,他在帶我們穿越格魯吉亞與亞美尼亞兩地時,也是以俄語問路,言笑間好像回到他們眼中那個美好的年青歲月。

與他在車途上聊到脫俄後的生活,他頗有感慨,對於昔日的共產信仰與今日的親西方社會基督教精神,他似乎更投入於前者。他在言談間不經意流露對蘇聯時代的懷念,不知這是否他們一輩人的普遍感受。對年輕一輩而言,投奔歐美,才是他們這一代的憧憬。另一位在當地所聘的年輕司機,從前在美國留學,故說得一口流利英語,他對上一個時代明顯沒有戀棧,對史太林亦不存好感,這個紀念館對他而造,不過是個景點,幫助他努力儲錢,等待再出國的踏腳石。

當日參觀這故居的人不多,零星落索來自不同國家,其中倒是有一內地團專程來拜訪,卻在館內無視導賞員的講解,自說自話地以普通話進行雙語同步但不同內容的導賞,我們只能以精神分裂或元神出竅的方式繼續進行遊覽。

生於1879年12月21日,史太林出身頗有聖經故事(耶穌)的影子,出生在名不見經傳的小鎮,爸媽都篤信基督,父親是位鞋匠,10歲就入神學院,按此走勢,他理應成為虔誠教徒。不過,他後來沒有成為傳教士,反而成為當代革命份子。

這個紀念館也傾向於對史太林歌功頌德,這裏分為三個部份,最突出的是一台史太林專用的火車車廂,當然少不了展覽廳和他本來的居所。先從這個綠色的車廂說起,雖然在今日看起來一點也不豪華,不過以當代標準看來,有一應俱全的傢俬,也是舒適有餘。車廂外的俄文字,其中一個看似中文字「中」字,令不少中國遊客對此甚感興趣。據說史太林不愛以飛機作交通工具,故這個專用車廂是特別為他而設的,供他出巡使用,從火車各樣擺設看來,生活還算簡樸。不過,作為蘇聯領袖的代步工具,火車必須有防彈玻璃作保護,免得外訪時成為射殺目標 (雖然史太林有多於一位替身),此外車內加設了專用冷氣,冬暖夏涼,在當代來說是非常先進的設計。

展覽室中大部份也是他的生平照片、圖像及文獻,大概按時序排列,年輕時的他一臉英氣 (Photo: Young Stalin),換在今日可能有與Lester BB一較高下的條件。展示的照片中包括與媽媽、妻子及孩子一起的照片,展示了這位大獨裁者人性化的一面,卻沒有提他孤獨的結局。

這與在第比利斯的格魯吉亞國家博物館 (Georgian National Museum) 所演繹的重點明顯有所不同,在博物館3樓紀錄了在蘇聯佔領期間的各項實際數字,在1922-1952年間,超過10萬格魯吉亞人被清洗、逾30萬人被驅逐出境。這個史太林帶來的黑暗時期,在國家博物館中有展示為歷史一環,在哥里城則被刻意埋藏起來。歷史(History) - 包含了His及story兩字,主體(His)是誰,決定了他選取的故事角度,國家首都的取態與哥里小城的角度,截然不同。

這裡的導賞員非常正面地講解史太林的思想、氣魄、策略如何帶領國家前進,作為歷史重要的一頁,這裡與第比利斯的博物館不同,隻字不提他在1937-1938年間進行的大清洗,最少親自簽署處決60多萬人,以及他對剷除異己的不遺餘力。展覽館只不忘以模型展示在革命時代他的秘密印刷基地──史太林以一口井為基地入口,以配合他艱苦拼搏的革命形象。

為了紀念史太林,館裡也放置了他死後立即製造的遺容銅像面具,他的遺體則跟列寧一樣,被防腐放在水晶棺。現在放在館內的銅像頭比史太林實際的頭爐要細少幾號,因為每一次複製,複製品就會比本來的銅像尺碼少一號,久而久之,銅像的頭便因複制次數愈多而變少,這館內的銅象是12個複制品之一。

館內掛出了不少史太林的照片圖像,以便參觀者重溫他的當時的勇武,當中有不少與各國元首的合照,除列寧外、亦有邱吉爾、毛澤東等。館內同時陳列著不少其他國家送給他的賀禮,中國是其中一個大戶,在當眼處所擺放,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所送的「萬壽無疆」大錦旗,便是用來祝賀史太林70大壽的。

這種展示方式,教人聯想起在北韓妙香山的「國際友誼展覽館」。當我們被安排參觀這個珍藏了世界各地人民與領袖送贈了金日成、金正日的禮品展覽館時,我們對國際友誼和展覽有了重新體會。四大個中國展館顯示了中朝的密切關係,館內更刻意偷換多個概念,將中蘇對朝鮮的軍事援助物資變成朝貢物品、將美國電視台的紀念品混入官所送贈的禮物中以掩飾美國所贈之禮品稀少、將不知名商賈送來的賀禮與國家元首並列企圖充撐場面,甚至將電腦、手機一類對北韓國民來說的新科技產品擺出展示,令參觀者「嘆為觀止」。這展館原來旨在展示各國對北韓政府的擁戴,卻更突顯了她特別的「國際視野」。史太林的故居雖不至此,卻是以另一模式為史太林塗脂抹粉,在家鄉重塑他的英雄形象。

導遊在介紹展館時特別提到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解釋了照片上史太林為何常以左手插袋的造型出現。於1913年,他被捕後流放到西伯利亞,在當地被嚴刑拷打,致令左手因傷致肌肉萎縮,故為遮掩左手比右手短的缺憾,他左手在鏡頭前的出鏡率非常低。

史太林意即「鋼鐵」,是他在發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時的筆名(他這篇文章當時得到列寧高度評價)。導賞員說他人如其名,故贏得民心和跟隨者,其中一個例子要數史太林的長子雅科夫(Yakov)在1941年蘇德兩國交戰中被俘,德軍提出以雅科夫交換他們被蘇聯所擄的保盧斯將軍,卻被史太林斷然拒絕,「我不會用一名將軍交換一名士兵」,所有的士兵也是我的孩子,為此,史太林得到軍中不少支持,雅科夫卻在1943年死在德軍手中,史太林一生也是家庭緣薄的。連他唯一的女兒斯韋特蘭娜 (Svetlana) (在2011年離世的)也禁不住再三表示,是父親毀掉了她的生活。
 
步出展覽廳,便是史太林的故居,是個典型的格魯吉亞平民居所,一切椅桌床櫃也是以最簡單形式,保留原貌。原本這個展館的展覽應該告一段落,不過蘇聯解體後,這故居終於在展館暗角僻室,加入了史太林大屠殺的部份,令這個歷史人物更立體地呈現。不過,其實細心一看,這部份的重點,其實放在2008年俄羅斯戰機在南奧塞梯衝突中轟炸了哥里城的照片,多於指責史太林的罪行,畢竟,哥里剩下來的一代人,還要靠史太林的餘暉渡過餘生。

沈旭暉 吳凱霖 JET Magazine 2015年3月

《日落真相》:不審訊日皇與當代國際關係

近年中日關係緊張,歷史問題再次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宣傳的重點。雖然昔日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已不再是當下爭議,卻對日本戰後右翼勢力的發展、包括今天安倍晉三的基本外交方針關係至巨。關於這背景,有一齣電影《日落真相》(The Emperor)很值得推薦,雖然這類電影一如既往沒有在香港公映。

電影講述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入主駐日盟軍司令部後,接到最高指令,限十天內調查日皇裕仁在日本發動戰爭、到決定無條件投降中所參與的角色,以定斷是否將他列入戰犯名單。麥克阿瑟派遣電影主角:精通日語、曾有日本情人的一星准將費勒斯(Bonner Fellers)為特使,訪問東條英機、近衞文麿等戰時日本政客,又走訪日本民間,去「調研」這個大題目。然而費勒斯的報告其實沒有那麼重要,麥帥本人對問題的答案根本沒有興趣,因為他早就認定審判天皇對美國在冷戰的利益弊多於利,而結論今天也是眾所週知:天皇逃過審判,但發表「人間宣言」,從此失去實權和神格化地位。有關天皇責任的研究極多,這裏不再重覆,只希望探討由電影反映的幾個現實問題。

中日戰爭開戰責任不值一提?

首先,關於天皇的「責任」辯論,基本集中在日本和西方國家的戰爭、特別是偷襲珍珠港的決定,而對1931年就開始的第二次中日戰爭極少著墨。而在現實歷史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是如此處理。於是,在1937-39、1940-41年間兩度在任日本首相的近衞文麿,在電影就有相當有趣的出場。近衞雖然主導全面襲華,但在日本應否進攻俄國東岸、南下佔領東南亞一帶的歐洲殖民地、偷襲珍珠港、進攻太平洋等,都持反對態度,因此被投閒置散;取代他的主戰派東條英機,則視近衛為政敵。他在日本戰敗投降後,重返政壇核心,據日本外務省在1969年編篡的《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1840-1945)下卷》,近衞在二戰後期曾向天皇上奏,主張「研究儘早結束戰爭的方法與途徑」,同時提到戰敗既成事實,當前最大隱患是「因戰敗而引起的共產主義革命」。大概基於這些原因,近衛在電影的形象十分正面,氣宇軒昻,和中國歷史教科書常見的形象大不相同。

在正史,近衛最後還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入甲級戰犯嫌犯名單,原因是中國等施壓,結果他在被捕前,在家中服毒自殺。當時就有不少日本人認為,日本是戰敗給美國、而不是中國,假如近衛路線獲勝,日本其實能保存侵華戰爭的成果,而避免於西方列強作戰,所以對他也淪為戰犯感到不值。大概《日落真相》的西方觀眾,也可能不無認同,這正是東西方至今對日本二戰責任有不同觀感的關鍵之一。

美日同盟究竟有多牢固?

電影另一個結局,自然是天皇成了麥克阿瑟重要盟友,美日自始結成同盟。今天看來,彷彿麥克阿瑟的判斷很正確,日本人真的會因為天皇被審,而重新拿起武器和盟軍打個玉石俱焚。但其實這點也是大可商榷的:電影顯示日本戰敗後,軍民還是相當尊敬日皇,但當時其實有不少報告透露,民間已出現反君主制聲音,因為他們都是在戰後,才知道日本國力和西方列強差距那麼懸殊,才發現自己一直被蒙蔽。而且,麥克阿瑟主張不審判天皇的兩大理由:以免日人玉石俱焚、和為免蘇聯漁人得利,本來就是有點矛盾的。戰後在接近蘇聯的北海道一帶,確實興起過共產主義,前提正是對皇室的不滿,但假如類似思潮有可能隨著戰敗而成為主流,日人又怎會為了天皇而重拾武器?

換句話說,其實今天的結局,並非必然出現。這裡衍生了一個有趣觀察:美國當年和日本結盟,也是留了一手,並沒有像麥克阿瑟想像那樣推心置腹。根據美國和日本在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那與北約不同,雖然規定對日有防衞義務,但一般僅在提供資金、原料、維修等援助,沒有保證任何國家一旦對日本宣戰,就等同對美國宣戰之類的條款/此所以一旦中日因為釣魚台開戰(哪怕美方近年說明釣魚台「適用」在條約內),美軍是否必然出動,還在兩可之間。這背後的精神,和不審天皇一樣,都是完完全全的現實主義,沒有多少道義、也沒有多少道理可言。

激進軍人企圖暗殺天皇?

日本投降前夕,發生了「宮城事件」,在《日落真相》中也有提及,重要性卻被誇大,彷彿成了天皇不應被審的關鍵。日本戰敗後,陸軍省確有少壯派軍官主張抵抗到底,並要發動政變,甚至一度佔據皇居宮城,唯最終被防衞關東地區的東部軍成功鎮壓。然而政變根本不成氣候,也不存在成功的可能;電影引述天皇近臣說,天皇本人也差點遭殃,更是難以置信。然而有了這段插曲,天皇就得到「溫和派」的形象;他戰時種種被披露的最高指示,也都被按下不表。

這種跨大激進主義、從而引導中間民意的策略,其實在日本屢見不鮮。例如在2012年,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政府正着手購入釣魚台/尖閣諸島,引發新一輪中日東海主權爭議。日本國內都知道他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處於極右光譜,所以政府的後續行為:由政府購買以免石原胡攪,就得到民意廣泛支持。但假如沒有石原,而由政府主動行事,日本民眾還會否就範,就有變數,因此中方認定一切是日本極右和右翼的陰謀。二戰後,假如沒有少壯派,日皇避過審訊的說服力,同樣大打折扣。

天皇逃責與日本右翼萬年體系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中的「戰犯」形象都不太差,就是東條英機,也顯得「深明大義」,為了保護天皇,而願意自我犧牲,包攬一切責任。電影沒有說的是後續發展:這些著名戰犯爭著承認責任,不但保護了天皇,也保護了其他右翼政客。不少在二戰期間參與政府的右翼份子,隱居數年、或審訊數年後,又成為日本政壇要角,後人至今還壟斷國家,例如安倍晉三的外公岸信介就曾任太平洋戰爭期間的閣員,被列為甲級嫌疑戰犯、但未被起訴,戰後還成了首相。假如日皇被審,今天日本右翼勢力的據點,肯定大不相同。此所以麥克阿瑟那主觀、帶點任性的決定,不但影響了天皇的命數,也影響了整個日本。電影鋪陳的,只是根據已發展歷史的重構,假如拍一個平行時空版,講述華府堅持審判天皇,相信同樣能自圓其說,歷史就是這樣被使用的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3月

美國黑人的身份認同:從騷靈音樂教父James Brown談起

假如古典音樂反映品味和階級認同,流行音樂則更多結合各地日常生活的旋律、節奏和語言,往往是一個地方本土意識的迴響,而這種影響力,和音樂人的主觀意願是不一定掛鉤的。像香港在70年代以前,外來的國語、英文歌主導流行音樂市場,象徵着中華和西方文化的拉扯,直至許冠傑的粵語歌曲、羅文的《獅子山下》和一系列電視劇集主題曲在民間流行,才折射出香港人擺脫從中國大陸逃難南來的身份,開始以港為家的本土意識,但這是否他們的原意,則殊難斷言。這就像1960年代,美國黑人開始爭取社會地位和權利,其時「騷靈音樂教父」James Brown被指走向建制、乃至被激進黑人批評,但他的音樂依然成為確立黑人肯定自我身份的流行文化基礎。

James Brown的一生,是美國黑人向上流動的典型一生,近年被拍成電影,很值得一看。他嘗試一種以每個節音第一拍為重拍的節奏,將美國黑人傳統騷靈爵士樂、節奏藍調結合,加上獨特的舞步和演唱風格,開創了音樂類型Funk,成為60、70年代美國黑人音樂的標記人物,被視為一代宗師。其後的重金屬音樂、流行搖滾等,在節奏編曲上,多少都繼承了Funk的元素,而在2006年James Brown逝世後的追思會,「流行音樂天王」米高•積遜指James Brown是其「啟蒙老師」,自己5、6歲時在電視上看到James Brown的演出,立志要以音樂為終生事業。James Brown以及Funk的一些經典樂曲,今天依然是學打鼓時必學、必練的教材。

James Brown的音樂成就雖然毋庸質疑,但他的政治取態,卻經常讓人覺得矛盾。一方面,他成名後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例如在1966年,黑人民權領袖James Meredith遭白人槍擊入院,James Brown隨即加入黑人群體的示威遊行,又組織「馬拉松式」義唱,自此成為黑人民權運動在流行文化界的象徵人物。

不過,1968年開始,James Brown公開簽名支持民主黨的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競選總統,開始受到黑人黨派、群體的質疑,認為他為親近白人權貴而出賣黑人利益,黑豹黨當時就將James Brown的「Soul Brother No. 1」美譽,改為「Sold Brother No. 1」。加上當漢弗萊敗予共和黨尼克遜(Richard Nixon)後,James Brown卻在尼克遜的就職舞會上獻唱,此後在1972年總統選舉繼續為尼克遜站台,這些舉動,更惹人質疑他是在攀附政治權勢。無論支持漢弗萊還是尼克遜,都導致James Brown在黑人群體中成為批評對象;那些年James Brown在美國的大小演唱會,總有黑人團體到場示威或發起杯葛。尼克遜在大選挑戰漢弗萊時,拉攏反嘻皮士的保守主義選民的支持,矢呼維護美國傳統價值,原屬反叛象徵的James Brown繼續表態撐尼克遜,也輸掉了從前的基進民權形象,被認定是保守主義者,更被稱為「尼克遜的小丑」。

其實宏觀而言,James Brown倒向尼克遜陣營,也是可以理解的。尼克遜競選總統時,針對民主黨因越戰而民望處於低谷,發表了停戰政綱,而James Brown一直反對越戰,可算志同道合。此外,兩人都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在提升黑人地位問題上,均認為刻苦耐勞是黑人往上流動的最務實途徑。這大概跟James Brown兒時家境貧苦,曾以擦鞋賺錢幫補家計,後憑努力和才華在音樂事實發迹,成功攀上上流社會有關。James Brown後來的一首《I Don’t Want Nobody to Give Me Nothing》,體現着堅信黑人靠個人奮鬥、提升社會地位的「個人主義」。某程度上,James Brown傾向於一種白人、黑人各自分割的社會,但接受白人主導國家的現實;他認同黑人應建立一個孤立、自給自足的社區和體制,相信只有黑人能夠理解自身群體所需,白人根本無法與黑人溝通。

儘管James Brown的政治取態一度惹起黑人群體非議,但他的音樂後來依然被認為是黑人民權運動的流行文化標記,更重要的是,塑造了黑人的正面身份認同。須知1960-1970年代,正是美國黑人地位提升的轉折期,在此之前,政治上,美國雖早在1870年修改憲法第15條,賦予黑人投票權,但各州政府(尤其南部州份)一直設置一些黑人無法滿足的選民登記「門檻」,包括滿足財產、繳稅,甚至通過某些文化考試等等。經濟上,黑人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一半左右,1965年,43%黑人家庭活於貧窮線以下。經歷多場黑人民權運動,黑人爭取地位提升取得連串里程碑,包括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美國境內的種族隔離措施、《投票權法案》取消前述的選民登記前提條件,讓黑人真正享有投票權。在這過程中,無論James Brown的政治取向如何,他的音樂亦從流行文化的面向,將黑人膚色從以往被白人醜化,扭轉成為黑人群體能自我肯定的象徵。他如《Say It Loud – I’m Black and I’m Proud》一曲,將黑色膚色重塑為黑人的驕傲,從身份認同上,成為了黑人敢於爭取與白人平權的心理基礎。

James Brown在黑人群體的地位,最能顯現於1968年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之後。行刺事件引發美國全國示威,尤以黑人最為激烈,演變成大小抗議甚至暴動。James Brown隨即在情況最為失控的波士頓舉行演唱會,並作全市電視播放,又多度發表講話,呼籲公眾勿以暴力行動回應馬丁路德金遇害一事,強調不應以暴力紀念一位深信和平的人,果然成功令黑人群體冷靜下來。波士頓演唱取得成功後,James Brown甚至在時任總統約翰遜的要求下,走訪其他示威城市巡唱,化解了不少民憤和動蕩危機。那時候,他已超越了激進和保守的標籤,成了憑音樂整合美國黑人的靈魂,這種軟實力的效果,豈是任何一個政客、一個政策足以落實?面對大環境難以改變之時,音樂、文化往往能產生驚人力量,最後水滴石穿,才發現力量的源頭。這些故事,或能給此刻彷徨的香港新一代一些啓示。

沈旭暉 Breakazine! 突破書誌 2015年3月

台灣書院:中華軟實力再思

本欄早前談及孔子學院與中國軟實力,與之最有趣的對比,大概是海峽對岸創立的「台灣書院」(Taiwan Academy)。

台灣書院在2011年10月成立,至今規模很小,僅僅維持在美國紐約、侯斯頓、洛杉磯三間。2010年初上任的台灣文建會主委盛治仁曾表明,礙於經費、人員、據點等現實限制,台灣書院必須走所謂「小而美」的路綫;「小而美」也在之後為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強調,成為台灣官方的宣傳口號。數年來,雖然台灣書院在擴展規模上絕對難跟孔子學院匹敵,但孔子學院屢傳出干預學術自由、遭合作海外大學師生反對、甚至考慮停辦等消息,台灣書院未必不能憑「小而美」競爭。

說到台灣書院的誕生,要從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前夕說起。當時馬英九宣佈一旦當選,將「廣設」台灣書院,以抗衡孔子學院。在馬英九個人看來、也是不少海外漢學家看來,台灣理應較中國大陸更完整地承傳了中華文化,正如他在「文化白皮書」寫道:「台灣是華人文化重鎮,舉凡儒教、佛學、禪宗、文學、建築、工藝、傳統民俗等,均得到較其他華文地區較為完整的保存與發揚。」。雖然大陸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上升,才令外國人有集體學習中國文化、簡體字中文等趨勢,但台灣未嘗不可搭便車。

了解背景,我們自能明白台灣書院與孔子學院之間最常被比較的,必然是兩者所持的「傳統中國」概念。孔子學院以向外國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以「孔子」命名學院,不過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孔子的批鬥,以及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廣為人知,而孔子學院教授的亦是簡體字,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在接受傳統漢學教育的那些西方人眼中,始終存在矛盾。除了文化上的「傳統中國」,政治上因為要堅持政治正確,漢辦主任許琳接受BBC訪問時,亦不諱言孔子學院所聘任的教職員,均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這與西方主流社會容許的模糊空間,亦有所距離。這些線索,難免令不少西方受眾人質疑孔子學院弘揚的「傳統中國」文化,僅是為中共的政治觀點背書,並非為發揚中國「軟實力」的學術機構,卻是宣傳「硬實力」的政治部門。當然,基於現實考量,他們還是可能到孔子學院學習漢語,但這並不代表必然認同北京。

相反,台灣書院在文化上,以整合華文教學和正體字推廣為宣傳重點,似乎更符合傳統中國的概念,對海外對中華文化有興趣的人而言,更有助了解漢學的文化脈絡。台灣書院網站上的宣傳文案寫到:「正體字是中國社會自商朝起、三千多年來所使用的文字,是認識中華文化無可取代的鎖匙,全球使用正體中文的人 口主要在台灣,台灣對正體字的發展及保存自有重要且不可取代之地位。」加上台灣書院強調透過多元、開放的華語教材、教法,呈現台灣的民主自由、學術自由理念,標榜「中華民國和平、自由、多元的基礎上所蘊育出具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起碼符合西方口味。台灣書院也處理了台灣作為非「中原」而推廣中原文化的尷尬背景,刻意提到將「台灣研究」與「漢學研究」融匯結合,也對境內綠營有所交代。

不過,台灣書院在理念上雖然比孔子學院更切合西方口味,但也「完美」地繼承了西方官僚體制的弊端。由14個機構「整合運作」的台灣書院被指是疊床架屋,在效率上不及孔子學院由國家漢辦主理。而以正體字、注音符號教授中文,雖理念上更切合中國傳統文化,但例如在美國,「中文熱」早被簡體字和漢語拼音所主導,除了學院派外,一般西方人未必能明白繁體字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民間也未必有深入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而務必使用繁體字的需要,因此台灣書院的繁體字教學並不被看好,起碼相關宣傳並未能在海外落地生根。

今年中共全國兩會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央)提交了《關於孔子學院與台灣書院合作共促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提案》,呼籲建立孔子學院與台灣書院的合作,互補教學、交流文化傳播經驗,當然,也總結出提案的終極目標是「擴展『一個中國』的共同影響,加強兩岸統一的文化心理基礎,對復興中華文化軟實力、共圓中華民族夢具有歷史意義」。雖然估計台灣書院不會買帳,但兩岸在文化傳播上的合作和合作形式,確實值得進一步研究。畢竟兩岸都無法完全代表中華文化,只有將自己包裝成中華文化的「正統」,或是比對方更完整地繼承了傳統中華文化等等的不同論述,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整體軟實力,才能真正發揚光大。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3月

Kenny G為何能在中國市場生存?

Kenny G(原名:Kenneth Gorelick)是美國著名薩克斯風演奏家和作曲家,除了保持着全球唱片銷量最高的樂器演奏家記錄、獲得過格林美獎、全美音樂獎等之外,1997年還通過「循環換氣法」,連續45分47秒吹奏E-flat音,打入健力氏世界紀錄。Kenny G自1980年代推出個人獨奏唱片,在西方極受歡迎,「循環換氣法」後來也成為一眾薩克斯風樂手爭相練習的吹奏技法之一。

然而,Kenny G在當下的西方世界,卻已被普遍視為「過氣音樂人」。當中轉折,最具體大概呈現於1999年,Kenny G翻奏Louis Amstrong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旋即被一眾樂評人拿來跟原曲作者、演唱者比較。格林美獎最佳爵士樂專輯得主、結他手Pat Metheny直指,「Kenny G的演奏技術並不入流,不單節奏感有問題,所作曲目的旋律運用也相當有限和單調,大部份僅以旋律侷限於五聲音階及藍調音階」。樂評人Ben Ratlife也在《紐約時報》的音樂專欄中,指「如果要將Kenny G的音樂納入一個傳統歸類,肯定並非爵士樂,而是商業音樂,只有煽情的功能」。自此,西方樂評人以揶揄Kenny G為時尚,不少文青也爭相恥笑Kenny G的音樂,只是適合在小解時播放的「廁所音樂」,難登大雅之堂。

當Kenny G在西方被拉下爵士樂的神壇,在中國,他卻越來越受歡迎,到了一個西方人難以理解的地步。例如Kenny G在1989年的作品《Going Home》,竟然成了中國民間家喻戶曉的「打烊歌」。據《紐約時報》略帶獵奇、又略帶戲謔的報道,中國大小商場、學校、車站甚至健身中心,每到下班下課時間,就會廣播《Going Home》,成為提示民眾收拾返家的訊號。尤其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近二十年來就日復一日,以《Going Home》提醒擺賣的小販商戶收檔歸家。中國受歡迎影片播放網站「優酷」,過去三年的薩克斯風影片點擊榜上,《Going Home》錄得313,786次點擊播放,排名第四。2012年,影星成龍主打中國大陸市場的電影《十二生肖》(電影最先在中國、馬來西亞等地上映,近一年後,才在美國上映),也找來Kenny G客串一角,電影自然也以他的作品作為背景音樂。近年Kenny G在中國各地巡演,無論是否叫好,都十分叫座。他在中國河北,甚至開設了一家薩克斯風工場,生產外銷往世界各地,搖身一變,成了資本家集團的一員。

Kenny G在中國受歡迎,其中因素也許包括他曾演繹《茉莉花》、《梁祝》等中國經典旋律,但關鍵還是沒有人像《What A Wonderful World》那次的美國樂評人一樣。中國薩克斯學會主席尹志發甚至評價Kenny G的演奏風格是「突出而自成體系」,在全球首屈一指,屬「大師級演奏家」。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爵士樂傳入中國,其實可追溯到民初時期,當時上海外灘和平飯店夜夜響起爵士樂手的演奏。但爵士樂跟其他不少外來文化一樣,經歷戰爭及文化大革命,而一度被取締。在西方,Kenny G的「流行爵士樂」到底屬經典一流,還是純粹的商業討好作品,大概已有公論;但在中國,這類西方「文化工業」雖然高度商業化、行資本主義邏輯,卻可能在crossover後刺激一代文化人的創作思維,確實幫助了文化商品市場在民間迅速流通,有了西方沒有的功能。當西方爵士樂大盛,流行Fusionjazz,在中國卻演變成Jazz、Blues,Soul、Funk不分的現象,但這並非問題,因為發展下來,總會有中國特色的爵士樂出現,那時候,Kenny G還能成為啓蒙鼻祖。Kenny G在這背景下登陸中國,正是時候,反而找來西方樂評人筆下的真正大師,在中國卻可能曲高和寡,而且不容易有社會功能。

這不得不教人想到早前香港出現「雨傘運動」,Kenny G一度出現在中環、金鐘示威區,後來又表明沒有對抗北京政府之意。有種說法甚至揶揄,Kenny G可能是中國政府派到香港,期望他在示威區吹奏一曲《Going Home》後,示威者就會放棄佔領馬路、收拾回家。這自然是冷笑話,但舉一反三,Kenny G和中國的關係,卻正是不少西方人、乃至香港人難以理解的。

沈旭暉 南方都市報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