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

P2P模式:「伊斯蘭國」三大洲連橫恐怖襲擊的啟示

日前亞洲科威特、非洲突尼西亞、歐洲法國在一小時內,幾乎同步發生恐怖襲擊,一般相信是「伊斯蘭國」或其支持者所為。當我們以宏觀框架閱讀這次襲擊,不由得不擔心。

9/11前,蓋達最具規模的襲擊、因而被認為具有「準國家形態」的,就是1998年同步針對肯尼亞、坦桑尼亞首都美國大使館的爆炸,共造成224人死亡、4500多人受傷,事後蓋達的東非支部承認責任。要進行零星恐怖襲擊不難,但要在不同國家同步襲擊,需要高度跨國組織能力,也需要滲入當地的本土網絡,所以這次襲擊後,蓋達正式成為美國主要敵人。

這次「伊斯蘭國」支持者的襲擊,橫跨三大洲、針對不同目標、而又同步出現,帶來的懸念只會更多。一般相信,「伊斯蘭國」支部不可能有能力完全策劃同步襲擊,頂多只是以「理念」「感召」各地支持者襲擊。由於早前「伊斯蘭國」號召在拉馬丹月打擊異教徒,各地襲擊有了時限,也就較容易在同時間出現;又或「伊斯蘭國」各地支持者只是從新聞得悉某地襲擊得手,將之當作暗號,才執行自己的行動,亦未可知。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伊斯蘭國」已研發了一種模式,無須像傳統組織那樣依賴總部、支部一類結構,也能直接動員不一定具備線性組織聯繫的「獨狼」,進行符合其宏觀需求的恐怖行為。

這種模式,在創業世界十分普遍。例如早前本欄曾訪問Go Go Van的香港創辦人如何邁向國際,他們就是通過所為「P2P」模式,取代了傳統運輸公司的中介角色,直接招募司機供用戶選擇,月前甚至引來貨車司機集體示威抗議,因為顛覆了傳統業界模式。「伊斯蘭國」正是顛覆了同一傳統,現在他們只要通過社交網站,直接「感召」各地支持者去尋找不同襲擊目標,就能省卻支部的建設,令人防不勝防。正式支部就是投放多少資源,也不可能對所有本土情況熟悉,但「P2P」恐怖襲擊卻彷彿一場電腦RPG遊戲,各地支持者都在比賽尋找相熟地方的安保漏洞,知道哪個沙灘容易入手、或哪個餐廳多外國人光顧、甚或憑個人網絡製造漏洞。要通過打擊組織的傳統「反恐」杜絕,已不可能。

「伊斯蘭國」並非完全放任自流,對襲擊也是有宏觀調控的。首先是選擇拉馬丹月「懲罰」異教徒,這不為主流穆斯林認同,客觀上卻吸納了激進穆斯林,並鎖定了特定時限,這是調控的一種。由於「伊斯蘭國」的管理層不少曾在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效力,他們也有自己的情結,例如對當年佔領科威特而被美軍趕走耿耿於懷,始終夢想捲土重來,這次科威特終於遇襲,也符合「伊斯蘭國」和復興黨殘餘份子結盟的基本利益。

1998年蓋達跨國襲擊後,拉登就在策劃更驚人的「大deal」,3年後出現了9/11。種種跡象顯示,「伊斯蘭國」也希望策劃更大規模的「基業」,在P2P時代,可能性比從前更多,至於具體形式是怎樣,實在不敢想像。

小詞典:P2P模式

P2P即「對等網絡」(Peer to Peer),指不用經過中心伺服器或中介機構、只依靠用家直接交換資訊的營運模式,令每個用家都成為服務提供者,優點是大幅度提高效率,減低建立中介結構的營運成本,缺點是不容易高度劃一和保證質素。不少Apps都以P2P模式運作,對傳統商業物流模式已徹底顛覆。

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

恐襲熱潮回看「文明衝突論」: 從陶傑與梁文道的「民族性」論爭談起

近日,筆者兩位啓蒙老師陶傑先生和梁文道先生就「民族性」展開論爭,對啓迪民智貢獻良多。筆者當年的博士論文對民族主義略有涉獵,但兩位列出的書單中,不少都未有讀過,實在慚愧。就「民族性」的說法是否科學客觀這問題,筆者卻聯想到我放在國際關係第一課討論的「文明衝突論」:一方面,這是近年在現實社會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關係理論,放在今天「伊斯蘭國」肆虐、西方各國內部出現極端「獨狼」的環境,此論作者亨廷頓教授猶如先知。另一方面,這卻是近年學界最看不起的理論之一,由動機、蒐證到方法論,都被主流學者批判得遍體鱗傷,筆者出道參加的第一個學術會議,主題就是批判(其實幾乎是「批鬥」)文明衝突論;假如亨廷頓不是享負盛名的哈佛教授,受到的攻擊只會更不留情面。這是筆者在過去十年常常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用怎樣的態度看待這悖論?更進一步,又應該怎樣看待學術和社會的關係?

單就學術規範而言,「文明衝突論」確是各界學者拿來批判的理想稻草人,常見被詬病的清單如下:

1.「文明」的定義不是靜止的,而是每一刻都在變動的,所以如何定義不同「文明」就充滿歧義,例如「中原文明」和「荊楚文明」是否同一文明,又或衝突發生後、會否倒果為因出現新文明,都令這理論變得膚淺,「一切都指向同一個問題」。

2.「不同文明之間會衝突」的假設,建基於不同文明圈之間有涇渭分明的邊界,但全球化時代有眾多「複合國家」,不可能有簡化的「衝突」或「不衝突」的二元對立。

3. 根據數據,死人最多的戰爭,不少反而是「文明內部衝突」,例如兩伊戰爭就是伊斯蘭文明內部的派系鬥爭,天主教和新教在愛爾蘭的衝突也十分慘烈,反映文明內部的同質性可能帶來更多爭端。

4. 不同文明之間沒有衝突的反例太多,令文明衝突論本身難以成立,例如印度雖然和伊斯蘭文明的巴基斯坦衝突,卻和同屬伊斯蘭文明的孟加拉友好,因此此論的前瞻價值十分有限,「伊斯蘭邊境特別血腥」只是以偏概全。

5. 即使衝突出現了,也很難論爭是否基於不同文明,例如同一場印巴、以巴衝突,也可以說是基於不同利益,甚或有學者製造了一個「性文明衝突論」。

6. 要定義「衝突」也不容易,不少文明在政治層面衝突、經濟層面合作(例如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或相反(例如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總之不容易有全方位衝突出現,個別層面總能築起防火牆。

7. 亨廷頓稱發生文明衝突的地方為「斷層」,但「斷層」不能涵蓋文明內部的獨狼襲擊;但假如把個人行為也歸納到「文明衝突論」,要定義每一個人精神層面所屬的文明圈,例如參與「伊斯蘭國」的西方人,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8. 由於亨廷頓是有影響力的學者,他提出「文明衝突論」本身,就會被野心家利用來論證他們的擴張行為,令理論成為一個自我實踐的預言,反映此論本身出發點就是偏頗,乃至政治不正確。

這些批判,在純學術角度而言,基本上大多是成立的。問題是「文明衝突論」這類理論,已傾向國際關係的「趨勢學」,不可能純粹用科學數字來論證,也不可能純粹用人文學科的定義來論證。這類理論的基本組成部份,和學術期刊要求大相徑庭,大概包括:

1. 基礎數據和原始資料,但這些數據的用途只是作為指引,而不是絕對規範;

2. 社會學、心理學等理論,如何預測大眾怎樣回應上述數據,但重點是大眾不會仔細分析數字、也不會刻意接觸數字,只會基於自己的日常認知回應,所以理論也是用來指引,而不是絕對規範;

3. 以現實主義分析有哪些「行動體」,會利用上述大眾可能出現的回應,進一步誘導到某一方向,將之變成政治綱領或社會運動;

4. 以上包含數字、觀念、政治運動的現象,可以怎樣被綜合為一個理論,並有一定前瞻和推演價值。

這樣說可能比較抽象,但我們據一些現實例子,就能清楚明白。在經濟學範疇,量化模型大行其道,但近年最重要的國際經濟危機,即第一波金融風暴出現前,卻沒有多少經濟學家能準確預測。冷戰終結自然也是國際關係的大事,但同樣沒有哪個理論能事前預測,馬後炮的倒有不少。中國崛起雖然有跡可尋,但基於二十年前的數據數據,在六四事件後,即時看好中國的人少之又少。能分別推演這些現象的理論或觀點,則一般被學者認為難登大雅之堂。

換句話說,隨著學術研究越來越規範,有前瞻性的新理論卻越來越難出現,因為要經過數字專家把關的量化評審、再經過理論專家把關的定義評審、還得經過道德專家把關的政治正確觀,再生存下去的新理論,幾乎已不存在。而上述「趨勢學」的方法論,幾乎註定在學術過程中被砍掉。問題是社會科學畢竟永遠不可能和科學看齊,也不可能和哲學看齊,因為整個「實驗室」都是現在進行式的,而且充滿不完全理性的突變,也充滿政治不正確的可能性。

然而,全球化時代最重要的新特徵之一,就是知識下放和普及化。學界從前多少能壟斷知識傳播的途徑,因此是否符合學術規範變得很重要。但今天任何人都能較容易接觸任何資訊、乃至近年大行其道的「大數據」,民間提出不完全符合傳統學術規範、卻可能更能捕捉大趨勢的理論框架,可能性正越來越大。在20世紀,學術界的規範化是一件大事,促進了知識進一步整合和傳播,但在21世紀,學術界的高度規範化,卻很可能成為社會科學知識繼續創新和傳播的障礙,這是象牙塔中人應該自省的。

小詞典: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戰結束後發表,1996年擴展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主張冷戰結束後,原來的兩大陣營對立已不存在,但世界秩序還是會根據其他準則而衝突,由於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會影響大量其他地方的既有秩序,新興大國也不會滿足於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最終會逼使他們以激烈方式反彈,造成不同文明圈之間持續鬥爭的現實。

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

訪問桂神:重振港足 須穩守突擊

「神奇、頂級、超卓!有今生……無來世!」大部分香港球迷立即知道這是出自資深足球評述員黃興桂。筆者早年曾撰文,分析「桂神」球評風格怎樣呈現一種全球化現象,將在兩個極端的英式冷靜精煉和拉丁激情澎湃的風格徹底融合,還將之「在地化」,加入不少地道廣東話演繹,例如以「蔗渣價錢、燒鵝味道」形容球會成績,為人津津樂道。

足球本身也從單純的運動轉化成一種全球化現象,而在香港則更加獨特。香港足球曾經盛行一時,水準不亞於亞洲列強,「睇本地波」也成為本地人重要消遣之一;但進入1990年代,不得不承認水準開始下滑,加上如特首所言「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不時在缺乏支持下蹣跚發展,且隨着衞星轉播、直播普及,香港以「衞星球迷」為主,追看水準一流的歐洲聯賽而忽略本地足球。

歐洲球會大多歷史悠久,且以城鎮、地方為基地,在全球化資本湧入球壇之際,仍然維持一定的地方向心力,足球強國出戰世界盃,國族認同自然更強,斷不會有巴西人支持阿根廷的道理;相反,港隊實力仍未足以在世界盃亮相,香港球迷因情意結支持英格蘭、因「好睇」支持巴西、因「靚仔球星」支持意大利、因鋤強扶弱支持非洲「黑馬」……各有捧場客,其實也充分體現了香港的「國際性」。

近年香港隊在東亞運、最近的世界盃外圍賽頭兩輪有好表現,加上大環境中本土意識漸濃,不少「衞星球迷」被吸引重返地面,關注本土賽事,但桂神認為這種情緒未必能持久。技不如人之下,早年教波出身的桂神認為要重塑香港足球軟實力,還得從穩打穩紮、防守反擊做起。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黃興桂(P)香港資深足球評述員,早年執教東方、南華等勁旅,近年專注協助香港足球青訓項目

S: 1960到80年代是香港足球的光輝歲月,不少香港人都喜歡看本地足球賽事,且港隊在外亦不時有好表現。然而,現今的香港足球發展似乎比不上當時。你如何比較兩個時代?

P: 作為足球評論員,我必須承認兩個時代的足球普及程度有很大分別。香港足球其實自1950年代已經開始發展,之後直線上升,到了1980年代中開始下滑。早年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活比較簡單,就是上班下班,經濟條件亦負擔不起什麼娛樂,足球就自然成為普羅大眾的最主要消遣之一。現今大家的生活條件改善了,而且有更多不同的消遣活動,例如看電影等等,即使睇足球,球迷的選擇也多了,可以看英超、西甲、德甲等比賽的直播,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更加令全城瘋狂。有了選擇就自然有比較,球迷往往會將香港足球跟外國足球比較,而香港足球跟歐洲水平的確有一段距離,球迷難免會被歐洲足球所吸引。

香港足球衰落的另一個原因是有財力的球會漸漸退出,例如精工、寶路華兩支較大規模的球隊都在1980年代中解散。精工曾經在1979年到1985年創下聯賽七連霸,期間曾奪得不同大小盃賽;寶路華雖然未曾拿過甲組聯賽錦標,但也曾經是總督盃和足總盃的得主。兩隊班霸解散之後,聯賽的競爭性和可觀程度大減,令球迷失去向心力。

忽然愛港波 熱情難持久

S: 香港足球比賽的入座率一向都不高,通常只有亞協盃或國際賽事等對外賽事才有大批球迷入場。香港足球界又可以如何重新吸引球迷?

P: 要吸引香港球迷相當難,因為大部分球迷已經被歐聯等高水平賽事寵壞。香港球員可能技不如歐洲球星,拚技術鬥花巧有距離,就要通過整體表現、紀律來取勝,例如戰術上,可以用防守反擊為主。那麼提高香港足球水平的關鍵,就要由小學、中學再到球會青年軍等等做起,從青訓階段培養球員的紀律性、執行戰術的能力。

不少外國球會扎根於城鎮,有上百年歷史,例如英格蘭利物浦、意大利羅馬等等。每到了比賽日,整個城市的人就扶老攜幼到球會的主場觀看賽事,當中不少更加是爺孫三代支持同一球隊。坦白說,香港很難會出現類似景象,畢竟大部分香港球迷只是「好天氣球迷」,往往只在球隊成績好時支持,例如在2009年東亞運動會奪標的香港隊、同年打入亞協盃四強的南華。近日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連勝不丹和馬爾代夫之後,就有不少香港人突然愛上足球,但我不看好他們的熱情能夠持久。小組對手有強有弱,現在我們只是在主場打敗兩支「魚腩隊」,仍要作客面對更強的對手。一個地方的足球發展最重要的是當地人是否真真正正愛足球,而不是一時三刻的追捧。

S: 香港在2009年的東亞運動會足球比賽中奪標,事後政府投放大量資源發展足球項目,當中最出名的就是「鳳凰計劃」,但其效果又只是一般。到底香港足球能否東山再起?

P: 香港政府當時的確很有心要發展足球項目。大家都覺得香港管理人員差一點經驗,希望聘請外國足球技術人員,例如教練、項目總監等等。改革足球是需要時間的,但香港人欠缺耐性,當大家看不到「鳳凰計劃」的成效時,就歸咎於這一班外國教練和技術人員,最後「鳳凰計劃」的不少經費都花到支付解約金,青訓根本難以受惠。

「鳳凰計劃」之後,香港足球剛剛在過去的球季經歷另一次的大改革,把原本的甲組足球聯賽職業化,變成香港超級足球聯賽。雖然港超聯以全面職業化為目標,但由於班費不足,除了幾支前列球隊之外,大部分球隊目前只能是半職業化。如果香港足球未能真正解決這個情況,就很難有突飛猛進的成績。

我們必須承認香港足球很難去跟歐洲、南美又或者日本、韓國的足球分庭抗禮。然而,這一點並不代表我們不去發展香港足球。香港足球界很喜歡去抱怨沒有場地和資源,但其實訓練球員並不一定要什麼大球場。只要教練肯動一動腦筋,就自然會想到新方法訓練球員,例如跑山、海灘游泳等等,都是免費的訓練體能方式。

提升技術 夥拍外國球會

S: 除了球員之外,其他足球界別的人士又可以如何改善香港足球水準?

P: 要學習的不單單是球員,教練和技術人員都必須進修。現時大部分的香港教練都只是經亞洲足協考得教練牌照,跟過去1970、80年代時的來港外國知名教練有一段距離。國際足協亦不時有派人到足球水平較低的地方給予技術支援,香港足總可以多邀請外國的足球人員來港搞講座和訓練班。

此外,球會也可直接引入外國的足球哲學。傑志和南華都分別跟西班牙巴塞隆拿和英格蘭熱刺有合作關係,我認為其他球會都可以效法,引入外國的足球哲學。另外,南華早年曾簽下基士文、畢特兩位曾經是歐洲頂級的一流球星,雖然他們只是短暫効力,但我相信香港球員已經在他們身上學習如何成為一名稱職的足球員。

2015年6月26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YMCA好知己》/林子祥

本欄談及林子祥改編自「成吉思汗樂隊」的一系列歌曲後,是時候重溫另一首理應有相當國際視野的改編歌:《YMCA好知己》。

這首歌的原曲十分經典,由Village People唱紅,至今依然是全球派對熱門歌,但歌詞暗含玄機,乃講述男青年如何在YMCA交友的樂趣。Village People全盛於1970至80年代美國,早年在disco演出,樂隊成員分別裝扮成警察、印第安酋長、軍官、西部牛仔和電單車手,皮褸、鬍子等形象其實是性暗號,深受男同志觀眾和樂迷歡迎,名曲《Y.M.C.A.》也成為美國「同志國歌」,經常在LGBT性向平權巡遊中被群眾翻唱。不過,香港迎新營不為意,隨便挪用而已。

究竟林子祥的版本,經過黃霑豪邁奔放的改編詞,又有沒有原曲的「基情」?

我們且看這幾句:「我地世上同行萬里/就似兄弟/快樂同游共戲/又似好友/冇話成日去分你我他/不分那彼此」,「就似兄弟」、「又似好友」,都是講述一種關係,卻又只是「似」兄弟和好友,這樣的曖昧,就很「YMCA」。

至於下一句變得確實了,由「就似」變成「做個兄弟」、「做個好友」,但思想已走光。至於「就當係進入了YMCA」,究竟什麼是「男」青年會,可能不少香港人當時並不清楚;假如追問為甚麼在男青年會「好歡喜」,就更不是一般中文樂迷能知。

但假如Village People有看歌詞翻譯,再遇上當時留八字鬍的林子祥,相信他們會以為,一切都是忠於原著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Q5l7lXZLE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6月26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40870

紐約9/11紀念館隨筆

日前在紐約,終於走進9/11紀念館。想起正是十多年前9/11那一刻,感覺無比震撼,令我寫下第一篇國際關係評論文章,因此那地方對個人而言,格外能激起想象。

我們常談論中國的愛國教育,其實和美國愛國教育相比,也相差無幾。9/11紀念館假如放在中國,就是那種「愛國教育重點基地」,而場館的鋪排,都是以愛國為主軸。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進場處,用上各國語言回憶當時那一剎那,令入場者肯定這是世界事件,但此後一切都是美國政府的回應。換句話說,觀眾會得到一個「美國獨力處理全球危機」的訊息,恰如荷李活電影那種。

而場館顯示的舊世貿大廈遺跡,處處都強調原設計怎樣堅固、科學,所以才有這些殘餘物品留下來;而在遺跡重建更宏偉的大廈,更予人要推動重來、與天公試比高的氣勢。這樣的佈局,幾乎就是赤裸裸的大國國力展示,小國是做不出來的。

展覽強調世界各國無私支持美國反恐,但官方版本的「9/11元凶」,卻只提拉登、蓋達,而沒有介紹薩達姆,彷彿布殊出兵伊拉克時,將之理解為「反恐戰爭延續」的說法,已被輕輕放下。單看這線性表述,彷彿美國由9/11到擊斃拉登是大獲全勝,殊不知在圖表以外的世界,更兇殘的「伊斯蘭國」崛起在伊拉克、敘利亞戰場,沒有美國反恐「擴大化」,世界還不一定如此。

而展品最密集的內容,都是9/11後全國弘揚的高度愛國熱情,義工義賣義唱,國會的《美國愛國者法案》輕易通過等,都是特定環境下的特定反映。今天我們已很難想像,十年前的美國人居然有如此歇斯底里的國難感。對美國政府而言,這自然是極寶貴的政治資產:畢竟在9/11前,上次如此愛國情懷突如其來大爆發的時代,恐怕已是珍珠港事件之後。

想到這裏,又不禁為美國擔心。在全球化時代,恐怖襲擊防不勝防,伊斯蘭國煽動本土極端主義者襲擊美國公共設施,可能早晚發生。假如再出現一次9/11,內容恐怕和這展館的大有出入:例如對美國產生威脅的意識形態不再是外來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而可能是本土培養的恐怖主義;而反美主義的源頭也不再是簡簡單單的蓋達領袖,而是涉及全球對美國外交的結構性不滿。這些,都是難以在紀念館明言的。

參觀展館的,因是暑假關係,有不少學生。他們假如沒有親歷其境,理解9/11,自然是一場類似偷襲珍珠港那樣的戰爭,敵人代表人類邪惡力量,而美國已擊敗始作俑者,所以一切已成歷史;美國遇襲的原因,是因為它代表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而被走倒車的極端團體報復。但一旦這官方論述,和現實政治出現龐大落差,美國人的信仰,又會面對怎樣的挑戰?

小詞典:美國愛國者法案 (USA PATRIOT Act)

9/11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頒布並獲通過的國會法案,全名「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t Act of 2001」,取其字首變成「USA PATRIOT Act」,內容涉及不少涉嫌違法人權和私隱的爭議。上月美國參議院未能同意延長法案,令法案在2015年6月1日起自動失效。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中梵關係走進「越南模式」?

近日教宗方濟各發表關於氣候變化的評論,引起保守派非議,反映他似乎確是希望帶來「change」的領袖,連帶令人憧憬中梵關係會否也有突破。

自從1949年中共建國,1951年梵蒂岡與台灣建交,中國與梵蒂岡始終處於敵對狀態。北京一方面憂慮梵蒂岡是西方意識形態大本營,涉及種種「和平演變」的陰謀算計;另一方面不滿梵蒂岡堅持直接任命各地主教,認為這會破壞國家權威,只容許1958年脫離梵蒂岡體系的「天主教愛國會」在眼皮底下運作。

然而,方濟各上任後,中梵關係似乎有改善跡象。他去年3月接受一間意大利傳媒訪問時,表示「我們正接近中國」,又指出他本人跟習近平有書信來往。這種「筆友」關係,跟習近平近年積極與各國領導人發展「私人友誼」十分吻合,反映中國開始以務實外交態度處理梵蒂岡問題。這時候,「越南模式」的參考價值就來得大了。

所謂「越南模式」,便是越南跟梵蒂岡之間的不成文協議,巧妙地處理越南教區主教人選。理論上,與中國同屬共產主義國家的越南也強調國家主權,但會先行挑選數名主教候選人「入閘」,然後把名單交予梵蒂岡,由梵蒂岡定奪最後人選,最後又再交予越方確認,再由梵蒂岡正式任命。這樣一來,越共政府可確保候選人「愛國愛黨」,篩選出當局能信任的候選人成為主教;二來,梵蒂岡亦可「選擇」較合適人選,以免對教區全盤失控。

到底「越南模式」又能否為北京「袋住先」?首先,越南雖然也是共產國家,但曾被法國殖民,本身有較強天主教傳統。越南9000萬人口中,有7%為天主教徒,高於亞洲平均的3.2%。相比下,13億人口的中國僅1500萬天主教徒,佔全國人口不足1.2%。

在此人口比例下,越梵關係不僅是外交問題,更是內政問題。雖然越共在越戰時曾大量殺害天主教徒及神職人員,但近年對天主教已轉向開放。2008年,越南政府把在羅榮聖母殿附近的52英畝土地歸還予當地教會。前年,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更歷史性訪問梵蒂岡,跟前教宗本篤十六世進行一小時閉門會議。

表面上,梵蒂岡在中國遇上的難題要多得多。地下教會依然要地下活動,且隨着言論空間進一步收窄,禁忌只怕愈來愈多。對梵蒂岡而言,中國人權狀況一向為國際社會詬病,若繞過相關議題對華示好,亦不易自圓其說。

但在過去數月,外交界多次放風,稱中梵雙方的「越南模式」默契接近水到渠成階段,假如屬實,公布時肯定是習近平新政又一焦點。不過,此事什麼時候才發生?還是要等待民進黨在台灣上台才送去的「大禮」?這就難說了……

小詞典:越南天主教

越南是最早有西方天主教神職人員紮根的亞洲地區,早於1533年已有葡萄牙傳教士到越南,為民眾提供福利,因此早期的越南天主教徒主要是基層人士。1620年至1649年到越南的法國神職人員羅砥山把越南語言拉丁化,創造了沿用至今的「越南國語字」,更見天主教和越南的緊密關係。十九世紀中期,法國成為越南宗主國,天主教迅速發展,但也令天主教徒和佛教徒之間爆發衝突。例如身為天主教徒的南越首任總統吳廷琰被指偏袒天主教徒,激發佛教徒群起反抗,就是南越政變、局勢失控的主因之一。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安哥拉奇蹟與「反殖民」葡萄牙

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日前訪華,獲國家主席習近平等多名領導人高規格接待,並要求中國延長借貸期兩年。近年國際油價下跌,安哥拉本來並無籌碼要求延長借貸,但安哥拉此刻是中國最重要能源貿易夥伴,加上正投資軍隊建設,在非洲的策略重要性首屈一指,因此依然是習近平的貴賓。

說來,「安哥拉奇蹟」也是近年國際關係重點之一。安哥拉自1975年脫離葡萄牙殖民統治而獨立,隨即陷入兩大陣營「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由蘇聯支持)和「全國聯盟」(由美國、南非支持)的政治對壘,斷斷續續爆發多輪內戰,最長一次由1994年持續到2002年,合共廿七年。葡萄牙殖民主義原來已是巧取豪奪、忽略基建,加上這場代理人戰爭是冷戰最慘烈的內戰之一,一般觀察員都不看好安哥拉有發展的潛能。

內戰後,安哥拉百廢待舉,政府極需要外資支持基建工程,但國內經濟和政治改革未符西方要求,因而不獲批貸款。苦無對策下,安哥拉唯有向當時的新興經濟體中國求援,中國不評核安哥拉的政經改革,只要求安哥拉以石油交換借貨。至今,中國累積向安哥拉提供超過二百億美元援助,以石油換取資金和基建的這個模式,亦被稱為「安哥拉模式」。自此安哥拉成了非洲第二大產油國,當中一半石油出口到中國。豐富的石油資源亦令安哥拉成為了各大國的拉攏對象。去年5月初,美國國務卿克里和中國總理李克強先後訪問安哥拉,反映兩國對安哥拉均十分重視。

隨着近年國際油價下跌,一度拖累安哥拉經濟,而石油以外,安哥拉還有甚麼可交予中國換取貸款呢?答案是軍事合作。長年內戰令安哥拉政府注重軍事力量,總統多斯桑托斯本身也是典型的非洲軍事強人,曾在內戰時擔任軍隊總司令。雖然內戰結束多年,但安哥拉仍然投放大量資源在軍隊,軍費目前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之冠,最新一期軍費開支高達68億美元,超過兩個非洲經濟大國尼日利亞、南非的總和。安哥拉既有龐大軍隊,也積極參與非洲事務,幾內亞比索和科特迪瓦內戰中,都見到其身影。

憑着在區內軍事實力,安哥拉也成為各大國軍事單位拉攏的對象。2013年10月,俄羅斯跟安哥拉簽下價值十億美元的軍事合作協議,由俄方向後者出口坦克、火炮和直升機等軍備。今年3月,安哥拉國防部部長跟美國大使商討軍事合作事宜。中國亦跟安哥拉有多項的軍事合作,如安哥拉軍方代表就在2013年10月訪問中國,中國國防部部長常萬全形容兩國的合作為「長期友好」和「務實」。而中國正考慮興建海外軍事基地或據點,安哥拉也是候選地點之一。

隨着國家的經濟漸漸發展,西方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組織亦開始向安哥拉發放借貸。儘管近年石油經濟受挫,但2012年起,安哥拉實行「安哥拉計劃」,由政府補貼不同行業的中小企,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及早轉型,得以減輕國際油價下跌帶來的負面影響,令安哥拉成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第三大經濟體,GDP連年增長,2013至2014年GDP增長依然達6.8%。近年不少安哥拉富豪大舉「反向殖民」債台高築的前宗主國葡萄牙,買下葡萄牙傳統給上流社會注的豪宅,可謂五十年河東、五十年河西,而今天安哥拉的國際影響力,恐怕已更勝葡萄牙一籌了。

小詞典:安哥拉內戰

1974年,葡萄牙本國發生的「425革命」,其殖民地安哥拉的民眾認為這是獨立的好機會,但獨立後,由共產陣營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跟得到西方勢力保護的「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全面開火,成為冷戰期間的代理人戰爭,並捲入不少非洲鄰國。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MPLA宣佈放棄社會主義路線,並願意跟UNITA達成和解協議,至此第一輪內戰結束,但戰事在翌年再度爆發,UNITA領袖薩文比於2002年戰死,才正式為內戰畫上句號。

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

紐西蘭改國旗鬧劇一場?

近來紐西蘭醞釀重新設計國旗,卻愈來愈像一場鬧劇,值得大家對旗幟學(Vexillology)多加認識。

去年三月,總理約翰基已提出這一構想,認為現有國旗的「米」字圖形,代表國家過去被英國殖民的歲月,因此要重新設計,擺脫「陰影」。他支持的新國旗設計以銀蕨圖案為原圖,因銀蕨是紐國象徵,著名的紐西蘭國家欖球隊亦以銀蕨設計旗幟。但約翰基無權一錘定音,故此「國旗問題」變成國家問題。

若紐西蘭更換國旗,須通過兩次公投,分別是今年年底,由民眾在三至四個候選設計中選擇;繼而在明年四月,要求民眾在現國旗與候選國旗中二擇其一。政府為此投入二千六百萬紐元,希望國民支持公投。約翰基成立一個跨黨派委員會及一個督導委員會,分別處理投票工作,鼓勵民眾提交設計,又製作網站介紹紐西蘭國旗的歷史、公投程序等。

不少前英國殖民地或英聯邦國家,都想過刪去國旗上的「米」字圖案。一九六四年,加拿大把印有「米」字圖案的舊國旗換走,而目前只有紐西蘭、澳洲、斐濟、圖瓦盧四國仍保持「米」字圖案。紐國重新設計國旗其中一項原因,便是避免跟澳洲混淆。澳洲也有人希望更換國旗,該國國旗行政主管Harold Scruby曾稱,有外國人看到澳洲國旗上「米」字圖案,而問澳洲是否英國一部分,可見換旗確有需要。但紐國換旗進程頗為不順,當局日前開始接受民眾投稿新旗,首十天有逾八百個設計,當中不少以銀蕨及奇異鳥等紐國本土元素為主,部分作品以只可在南半球看到的南十字星為主題。旗幟研究組織Flag Institute的專家指出,選用自然事物為圖案有一好處,便是能保持永恒不變。

政府大力推動,去殖又似乎合理,但紐國民眾反應冷淡。多項民調顯示,逾七成國民反對換國旗,而當一眾走偏鋒的候選新旗出現,反對率更屢創新高。

內裏原因眾多,儘管總理希望擺脫殖民歲月,提倡不同本土元素,但不少國民依然對英國有情意結,認為正因為英國,紐西蘭才可現代化。再者,紐西蘭人的常用語言與政治制度等,均繼承自英國。老兵更視過去以紐西蘭國旗出戰的經歷為光榮歲月,認為換旗有負戰場上捐軀的戰友,退伍軍人協會表示無換旗必要。既然沒強烈呼聲要換,卻有不少人反對,最終換旗似乎不太容易通過。

假如澳洲、斐濟等國紛紛改旗,紐國反會成為英國以外,全球唯一有英國圖騰的國家,人棄我取下,卻能確立自身在亞太區弘揚英國文化的地位。一旦紐西蘭「主流民意」否定換旗,說不定還能建構全新身份認同。

2015年6月22日星期一

伊茲奧尼的「中美緩衝區理論」

近來越來越多學者認為中美「新冷戰」格局已不遠,中美兩國亦分別有鷹派思維大行其道,例如美國保守派大都支持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總統大選期間大概有不少「制衡中國」的呼聲;中國民族主義者、新左派等,則大多認為要拉攏區內友好國家,確保中方在亞太地區利益,進而扭轉美國獨大的現實。

但芸芸學者中,依然有不少提出兩國要避免正面衝突,其中以伊茲奧尼(Amita Etzioni)教授的「緩衝區理論」較具代表性,筆者日前剛到他的辦公室就此交流。伊茲奧尼是美國學術界殿堂級人物,生為猶太裔美國人,年輕時曾在以色列頂級學府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求學,主修社會學,畢業後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並以驚人的十八個月期限完成博士論文。1970年代末期曾在美國總統卡特的政府擔任白宮高級顧問,又曾任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現屆86歲高齡仍繼續研究工作,依然是喬治華盛頓大學公共政策學系課程主任。

伊茲奧尼主張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建立「中美緩衝區」,指出美中互相猜疑只會損害各自的國家利益,因此兩國都應該管理和約束自己的行為,以免被對方視為有意挑釁。他認為中國並非要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在可見將來的綜合國力也不可能超越美國,只是要在自己的後院建立地位,而恰巧美國這霸權同時也是亞太區霸權,所以兩國才有種種摩擦而已。因此他認為,只要兩國有共識,可以自由跟區內各國進行經貿合作,但底線是不可以在區內搞軍事對抗,也不以軍事方式捲入東南亞各國的爭奪,中美就能實現長期和平。換句話說,伊茲奧尼提出的「中美緩衝區」,就是要亞太各國、特別是東南亞各國發揮類似冷戰時期奧地利、芬蘭的角色,同時跟兩大營陣保持一定往來,但不絕對偏向任何一方。他又說一旦北韓崩潰,也依然應該成為一個緩衝國,而不是被中美任何一方勢力全部吞噬。
伊茲奧尼亦提出兩國應重視「互相確認限制原則」(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控制自己在亞太區的軍事實力建設。互相確認限制當然不是要中國和美國放棄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只是要求兩國限制不必要的擴張:一方面,中國建立足以作防禦之用的武力,同時避免觸動美國神經;另一方面,美國在區內部署用作維持現有國際秩序,而又不足以直接挑戰中國的整體軍力。如何達到這點微妙的平衡,是兩國在亞太區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

為闡述上述目標,伊茲奧尼引用美國跟蘇聯在冷戰時期簽署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協議》(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SALT Treaty)為例,指出當時兩個超級大國為了其同限制對方的核子武器數目,而達成協議。伊茲奧尼認為中美兩國之間最需要限制的武器不是核子武器,而是反介入和區域阻絕武器,即所謂的A2/AD武器,如反艦導彈等。雖然中國認為擁有這一類的武器只是為了自衛用途,但美國卻視之為對其區內盟友(例如台灣、日本等)的威脅。

根據伊茲奧尼的邏輯,中美應該簽下限制雙方軍備的協議,以避免惡性循環。伊茲奧尼同時提醒美國,在南海問題上,不應再支持越南、菲律賓等國與中國針鋒相對,因此舉只會激起中國憤怒,影響中美關係,起碼底線是不能讓它們有軍事層面的幻想;同時也相信中國不應無限制填海改變南海現狀,因為那可能會引起意外衝突,激發美國國內民族主義,那時候強硬派的訴求就會大盛。 最後,伊茲奧尼亦相信在網絡時代,中美兩國的協議不單局限在對方的軍事行為,兩國近年不時爆發網絡戰,亦應就共同規範自己的網絡行為。而在經濟層面,中國的「一帶一路」和美國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TPP)雖然各自拉攏盟友以制衡對方,但只在經濟範疇,並未涉及軍事部署,因此在亞太區「中美緩衝區」內,其實兩者是可以並存的。

然而,建立緩衝是否易事,其成數又有多大?此刻兩國跟其長期盟友都常有聯合軍演,如中國跟俄羅斯、美國跟日本、美國跟菲律賓等,這一系列的舉動無疑會引起對方猜忌,也不容易製造一個非軍事區。何況東南亞各國總有一二國家,特別是越南、菲律賓等,希望把大國的軍事力量拉下水,他們才是建成「緩衝區」的最大障礙。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下屆總統大選會否再選出阿基諾三世那樣的人,也會對中美關係影響甚深。

還有更實在的考慮,是兩國能通過惡化局勢擴大影響力的鷹派,會否在緩衝區也得到利益。以美國為例,軍火商、武器生產商等一直不喜歡現在的反恐年代,情願有一個蘇聯那樣的傳統敵人才好辦事,但假如能通過向東南亞各國傾銷武器而謀利,而又無須把美國外交政策綑綁,自然是主張強硬以外的選項。但對中國軍方及強硬派而言,這一方面的誘因相對較小,反而通過在爭議地區填海、執法等,才能捍衛自身尊嚴。說到底,這類政策是難以白紙黑字宣之於紙的,只能靠雙方的高度默契,但在這個國家不一定能掌控一切的時代,默契的建立不再是一二元首的事,還要是國內不同持分者的事。要一個緩衝區成型,又談何容易。

小詞典:中立國

世上有少數國家希望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選擇不跟任何國家結盟、不加入國際組織和不參與戰爭等。一般來說,中立國的憲法都有明文規定中立國的身份,但所謂的中立國也沒一個統一的標準,如奧地利、愛爾蘭、芬蘭和瑞典四國均為歐盟成員,瑞士則不加入歐盟。此外,不少人都質疑到底中立國又是否可百分百保持「中立」,例如在二戰時,瑞士就為免得罪納粹德國,而把不少接收的猶太人送到德軍手中;現在的中亞「中立國」土庫曼,也被普遍視為俄羅斯陣營的外圍國家。

香港牌是亞投行的祕密武器

國際社會對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反應踴躍,當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後,爭論轉到亞投行總部應落户哪裏。除了中國北京以外,近月一直傳出印尼、沙特阿拉伯和韓國均爭取亞投行於該國城市設立總部。雖然觀乎事態發展,亞投行總部如無意外還是將設在北京:籌建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3月在一發佈會上重申,亞投行總部將設於北京,且該決定是根據各方在2014年10月一致同意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似乎迴旋空間已不大。

香港依然有獨特優勢

雖然如此,基於香港是時候考慮自身在中國亞投行、“一帶一路”等部署下如何加強角色地位,我們也不妨想想:香港有資格成為亞投行總部嗎?退一步而言,亞投行能否設立數個“區域支部”,讓香港分享一個席位?

首先,亞投行總部或區域支部若設於香港,當能減低一些外交層面的政治爭議。3月27日,智庫《東盟投資參考》(Asean Confidential)研究主管寶寧(Gavin Bowring)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文,指北京並非亞投行總部的最佳選擇,因為會挑起國際對“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的恐懼。寶寧在文章中指,基於香港一貫的全球化城市定位,“亞投行總部設立在香港帶來的政治暗流會少得多”,並提到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當年選擇落户馬尼拉,就是要回避類似的政治敏感爭議。但與此同時,香港依然在中國境內,服務中國外交利益,相比設在印尼、韓國等外地城市,更能符合中國的戰略思維。

而且香港在體制、文化上,依然有一定獨特優勢。相比北京,以至內地其他城市,香港的金融和法治體制都較能與國際接軌,加上歷史上作為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擔當中國大陸與西方互通的門户。加上在人民幣仍處於漫長的國際化階段,與美元掛勾的港幣能在亞投行建立初期,較易獲得海外投資者信心。近年港珠澳大橋等基建,以至港府執意要興建的機場第三跑道,不論其動機,客觀上都加強了接通珠三角與國際的硬件部署。而香港的一些軟件配套,例如營商環境,以至整體英語水平,亦較中國其他城市更能與國際接軌。

説到底,香港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結構相對穩定,即使去年爆發連串羣眾運動,還是獲國際投資者認可。例如港府剛在5月28日發售伊斯蘭債券,是繼去年9月首次發行後再度成功發行,認購金額達20億美元;去年發行的首批10億美元伊斯蘭債券,認購金額更高達47億美元。這正好作為一個新鮮的例證,説明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讓香港足以擔當內地與國際社會之間的所謂“超級聯繫人”。

在籌辦會議方面,香港的經驗也十分豐富,雖然不能與國家首都層面的北京相提並論,但比起任何其他城市都不會遜色。例如2005年,香港主辦世貿部長級會議,頗獲外界好評,時任世貿總幹事蘇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盛讚香港會議安排為歷屆最佳,其場地、設施、酒店、飲食等配套,以至自由的新聞資訊流通,都予國際社會一定信心。在亞投行成立後,將經常有各級部長、銀行首長以至國際組織會議,香港若作為舉辦城市,將能充分展現配套優勢。

做“區域支部”利多於弊

內地早前亦有聲音指,亞投行一類金融機構即使落户中國,亦不應再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城市,而應遷往中西部,例如成都、西安,順勢帶動中西部經濟,開發更多能躋身國際大都會的中西部城市。其中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終點,也是“一帶一路”下新絲路起點,有認為在西安設立亞投行總部,能有效融合亞投行、“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等幾項中國大戰略。甚至也有意見指,即使亞投行總部落户中國以外,也不應設於東南亞,而應考慮在中亞國家,借亞投行重心西移,進一步連結歐洲資金。不過,短期內這卻可能延緩了亞投行起步階段的影響力,未必符合借亞投行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地位的原意。

總括而言,“香港牌”依然是中國在亞投行的祕密武器。即使總部不便搬來香港,讓其承擔一個“區域支部”角色,對中國大外交而言,依然利多於弊。

沈旭暉 大公國際評論

2015年6月19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漢城沉沒了》/周國賢

十年前,南韓政府宣布將首都的中文名字由「漢城」修正為音譯「首爾」。同年,對南韓深有感情的周國賢推出《漢城沉沒了》,填詞人黃偉文的橋段是以城市名字的更改,借代愛情的同樣無常。有趣的是,在南韓角度而言,這首歌詞,可能卻是充滿「大中華情結」的。

首先,整個「正名」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而不是南韓本土。「正名」原因據說一來是王朝舊稱「漢城」與現代城市稱呼不協調;二來是要統一和其他城市名字的格式化;三來似乎是避免中國「意淫」南韓屬於「大漢文化」的一部份。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這不啻宣示了南韓「脫離」中華文明、還要和中國爭奪好些文化道統的「進取」。所以對「正名」深有感觸的,都不會全然沒有「大中華情結」。《漢城沉沒了》以「攝氏四度的邊塞」形容首爾,但南韓人、包括周國賢的韓籍妻子,大概不會將首都視為「邊塞」, 只有大漢中心,才會有這種地理概念。

歌詞重點提及的兩大景點:「明洞」和「南大門」,都和中國有特殊淵源。明洞雖然是購物區,但也是首爾小型唐人街所在地,港人遊客幾乎必到。南大門正式名稱是崇禮門,建於朝鮮王朝時代的1395年,「朝鮮」是中國明太祖朱元璋冊封時欽定的國號。雖然南大門後來成為南韓國家象徵,但對華人而言,它始終提示了那段藩屬國的歷史。《漢城沉沒了》面世三年後,南大門被縱火焚毀,年前被重建,客觀效果是進一步洗脫了那段往事,也格外令周國賢那首歌再添大中華味道。至於聽者惋惜的是愛情、還是漢城,自然因人而異了。

「日本茶黨」訪港行

上週,日本領事館的朋友問,能否與他們一團來賓見面交流。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和各國各界朋友交流是日常生活一部份,但這次日方有點煞有介事,不禁引起了好奇心。原來,訪問一行人來自政團「日本會議」的國會和地方議員,而對這組織,值得稍作介紹。

由於日本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一直有黨內派系政治的傳統,強調元老文化,就算是近年受到其他黨派挑戰、一度短期失去執政地位,派系政治依然根深蒂固。日本會議卻是自民黨內部的異數,因為那是純粹以意識形態、而不是人脈整合的團體,在自民黨內部起著「最右一極」的牽制作用。

這團體成立於1997年,主要政綱包括支持「愛國教育」,反對所謂「自虐史觀」,例如視二戰為「解放戰爭」而非侵略。單是這幾條,已難為中國及鄰近國家所容。此外,他們支持重振日本皇室權力和形象,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支持修改「和平憲法」,支持日本「普通國家化」,幾乎所有主張,都觸及北京禁忌。由於立場太偏頗,原來日本人也不大當他們一回事。直到2014年9月,安倍內閣改組,19名閣員中,居然有15人來自此團體,比改組前還多了2人,日本會議逐漸被喻為「日本茶黨」,被拿來和美國共和黨內部處於極右的茶黨相提並論。

這次來港的不少團員,都有頗為「勇武」的經歷。例如副團長小礒明曾在2012年8月參加「保護日本領土國會議員聯盟」,聯同9名議員在釣魚台附近舉行「慰靈式」,自此被中國標籤成「反華活動家」,同年9月訪問台南期間,被一名男子砸蛋。另一位桜井秀三加入了抗議日本《朝日新聞》有關「誤報」慰安婦事件的團體「朝日新聞を糺す國民會議」,在慰安婦議題積極發聲。團長松田良昭似乎與台灣關係密切,擔任神奈川縣議會的「日華親善議員連盟」會長,這裡的「華」自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台灣。

想不到的是,他們在香港的言行,卻極度克制,而且大概自知身份敏感,雖然不能代表安倍本人,但還是處處刻意避免「干涉香港內政」的口實。例如談及普選爭議,他們的團長說的是「每個地方的制度由每個地方自己決定」,不過「日本的經驗是有真正競爭的選舉對我們最好」。談及北京對香港普選可能造成「國家安全問題」時,他們也能從日本案例予以「理解」,例如說大阪市長橋下徹這類魅力型地方首長老是對國家外交政策叫板,也確實給予了不少麻煩。

不過看得出,他們對香港局勢還是關心、或起碼是十分好奇的,因為北京如何處理香港問題,對日後如何處理釣魚台問題,也有一定啟發。假如連對境內的香港也那麼強硬,對釣魚台問題應可想而知,這和「日本協會」那些外交主張,只怕會有正面衝突。至於香港作為能容許這些右翼人士自由往來、自由交流的自由中轉站還有多久,就難說了。

小詞典:普通國家化
日本右翼主張,源自戰後《和平憲法》,規定日本自衛隊不能對外進行軍事活動,右翼認為有損國家尊嚴,而且與戰後日本承擔的國際義務不符。「普通國家化」主要倡議者為右翼元老小澤一郎,其1993年著作《日本改造計劃》為指導思想,主張日本應在冷戰後成為「國際國家」,第一步就是擺脫戰後陰影成為「普通國家」,恢復在國際社會的平等性、自主性,修改和平憲法,讓日本自衛隊能履行境外任務。目前安倍的修憲主張,即源自同一理論基礎。

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

「烏克蘭廢墟」:香港「全國獨立黨」的「國際視野」

香港出現極端組織「全國獨立黨」,筆者不了解香港政治,對這組織聞所未聞,當是孤陋寡聞之故,自不能對其背景或前景作任何評論。不過該組織網站一句被媒體廣泛引用的警告:「倘若617通過政改表決,香港人要有心理準備當天會有傷亡,立會將會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廢墟」,反映十分有趣的「國際視野」,我們不妨略作思考。

烏克蘭年前變天,親俄總統阿努科維奇被群眾趕下台,雖然並不直接屬於所謂「顏色革命」一部份,但國內或親俄媒體一般將之看作十年前「橙色革命」的續集。當時烏克蘭全國動盪,群眾在獨立廣場與政府軍警連番衝突,也成立了自己的民兵,和親政府民兵相抗衡,前後共造成全國70多人死亡。

問題是,所謂「烏克蘭廢墟」究竟指甚麼?按字面解釋,也許是「烏克蘭變成廢墟」,但烏克蘭作為俄羅斯以外面積最大的歐洲國家,要變成「廢墟」絕不容易。雖然示威衝突一度擴散至全國,但頂多集中在一兩個廣場,一般人生活一切如常。

另一個可能性,是指烏克蘭首都基輔國會附近的公共空間變成廢墟,以和香港立會相呼應。當時焦點集中在首都基輔獨立廣場,一度有數以十萬計群眾駐紮,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那裏,也出現了燃燒彈一類場景。但雖然內地媒體曾以「烏克蘭示威者與警察開槍對戰/獨立廣場變廢墟」為題,其實情況遠不至於令廣場成為「廢墟」,起碼西方媒體就甚少這樣形容。大規模衝突後,廣場被燃燒的主要是群眾的帳幕,被破壞的主要是廣場空間的佈置,但基輔基建沒有根本受損,根據一般認知,這不是「廢墟」,而且可以極速還原。相反,二戰期間,烏克蘭獨立廣場(當時稱加里寧廣場)附近的建築物幾乎全部被納粹德軍夷平,西方才會稱那是「廢墟」。

那麼去年烏克蘭亂局中,有沒有出現過廢墟?多少也是有的,但主要位於東部,那些親俄民兵奪取的地區,例如在所謂「頓涅茨克共和國」、「盧甘斯克共和國」等,一些村落在衝突中被破壞。但在這些案例,造成破壞的並非親西方、親自由派民兵或群眾,而是支持「普京模式」的親俄民兵。

換句話說,無論「烏克蘭廢墟」指的是甚麼,只要深究細節,都不容易和香港立法會的情況直接類比。而警告香港會成為「第二個烏克蘭廢墟」,恐怕也不會太有震撼力,因為一般香港人根本不知道「烏克蘭曾變成廢墟」,而知道烏克蘭發生甚麼事的香港人,又不會用「烏克蘭廢墟」形容。

最常提及「烏克蘭」的,通常是內地媒體提起顏色革命,以之作範例。這「廢墟警告」假如是針對內地人,共鳴會大得多。假如是親西方組織要搞獨立,而又要列出用激烈行動的案例,一般選擇的是巴勒斯坦、西撒哈拉,而不是烏克蘭。

至於這反映甚麼,就不是本欄討論範圍以內了。

小詞典:橙色革命
2004年,烏克蘭總統大選出現爭議,官方宣布親俄現任總統阿努科維奇獲勝,民間爆發大規模示威,認為選舉結果舞弊。西方選舉觀察員一般認同舞弊說,也有不少西方組織介入,最終烏克蘭最高法院在群眾壓力下宣布重選,最後親西方候選人尤先科當選。由於抗議運動選用橙色,運動被稱「橙色革命」,中俄媒體稱之為「顏色革命」模型一環,儘管「顏色革命說」未為西方學界普遍接受。

2015年6月17日星期三

緬甸羅興亞緩衝區成型?

本欄昨天提及,昂山素姬迴避緬甸國內羅興亞人(Rohingya)受逼害的現狀,遭國際媒體抨擊,被視為言行不一。究竟羅興亞問題演變下去,會變成怎樣?

羅興亞人信奉伊斯蘭教,混有阿拉伯、突厥、孟加拉、緬甸血統,在緬甸屬宗教弱勢,也比其他源自本土的少數族群孤立。其實他們早在16世紀就散居於緬甸、孟加拉,而緬甸在19世紀才成為英國殖民地,但國內佛教徒堅稱羅興亞人是由英國引入的異教徒,硬要把羅興亞人跟昔日殖民統治拉上關係。因此,羅興亞人多年來受佛教徒打壓,也不獲其他民族尊重。

即使緬甸在2011年進行民主改革、媒體開放,各地自治程度有一定保障,但宗教種族問題未有改善,2012年更爆發了針對羅興亞人的大規模種族屠殺。當時一群羅興亞人被指姦殺一名女佛教徒,佛教徒大舉破壞、燒毀羅興亞村落報復,殺死數以百計羅興亞人。

緬甸政府不但未有保障羅興亞人權利,更在制度、法律上存在不少歧視。緬甸官方認可的「受法律保障少數民族」共有135個,羅興亞人卻被排除在外。更甚者,緬甸政府根本不承認羅興亞人的公民身份,不少羅興亞人都沒有有效緬甸身份證。雖然不能直接類比,其地位已教人想起從前印度的賤民。

一個「國際緩衝區」的成型?

2012年衝突後,緬甸政府在當地成立了一個處理羅興亞人事務的委員會;諷刺的是,委員會成員無一人是羅興亞人。該次衝突令十四萬名羅興亞人被逼搬到分佈在緬甸各地的難民營,難民營卻是另一惡夢的開始,不但環境惡劣,甚至有軍警帶頭搶奪財物,又強迫羅興亞人作奴僕。為防止羅興亞人的數目上升而影響管治,緬甸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只容許羅興亞婦女生下兩個子女,懷有第三胎的婦女必須進行墮胎手術。種種情況令羅興亞人苦不堪言,部分人甘冒生命危險偷渡出國,上個月就有大量羅興亞人坐船逃到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鄰國。然而,各國為免得失緬甸,都拒絕接收難民。

緬甸大選在即,昂山素姬為免得失國內佔大多數的佛教徒,多次迴避羅興亞人議題,其發言人指他們「只是由孟加拉移居到緬甸的一群人」,令羅興亞人十分反感,問平時打着民主和人權旗幟的昂山去了哪裡。向來與昂山關係友好的達賴喇嘛,早前開腔呼籲昂山關注羅興亞人,然而在現實政治主導下,期望任何緬甸領袖解決問題,短期內都不太實際。

其實這樣發展下去,對緬甸是一大隱憂。羅興亞人走投無路,只能訴諸激進,而一旦緬甸和任何大國鬧翻,羅興亞人都能成為內應。現在聯合國稱他們是「世上最受迫害的其中一群」,這標籤足以令羅興亞問題被國際干涉,乃至仿效其他戰亂國家成立保護區。那時候,緬甸境內就會出現國中之國。這未出現,不過因為世界各國都在觀望緬甸完成民主化後倒向何方,但一旦明朗化了,羅興亞就會成為輸家的棋子,那時候更無寧日了。

小詞典:Burma/Myanmar

緬甸原稱Burma,源自境內主要民族緬族。1989年由軍政府改作Myanmar,因為官方論述強調緬甸作為一個民族多元國家,國內共有135個民族,政治正確應叫「Union of Myanmar」,以避免「大緬族主義」。聯合國以及不少國際組織、傳媒都跟隨緬甸官方,以Myanmar改稱緬甸,但由於軍政府長年實施高壓統治,不少緬甸人只承認Burma作為國名,認為Myanmar象徵軍方政權。

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

緬甸「素姬─登盛共同體」的盤算

有「民主女神」光環的緬甸最大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破冰訪華,轟動全球。北京通過邀請素姬,秉承「務實外交」、「多元外交」等綱領,乃至向軍政府施壓等,不少評論已有分析,在此不贅。有趣的是,多年來被西方熱捧、曾就西藏以至人權問題批評中國的素姬,此刻願意走進中國,原因又是什麼?

要理解此問題本質,大家須超越個人層面,把素姬與推動改革開放的緬甸現任總統登盛,視為同一個利益共同體。這共同體自從素姬被解除軟禁,其實一直合作無間,雖然雙方有可能是下屆總統大選的對手,但在好些關鍵問題的立場一致。

例如對軍方的權力,素姬並不抗拒,她本人就是昂山將軍的女兒,也得到部分軍隊高層支持,懂得緬甸軍人的底線。對待少數族裔羅興亞人問題及其他分離主義問題上,素姬一如軍政府,都是民族主義主導。這條路線與西方期望的人權導向、民族和諧、民主至上等理想主義頗為不同,也難保有天有其他魅力人才出現,並獲西方青睞,進行較素姬更徹底的挑戰。

要確保「素姬 ── 登盛共同體」整體利益,不僅要控制內部形勢,更需要外國勢力支持。於是過去數年,外間看到奇怪的「反向追認」外交過程,長期備受西方孤立的軍政府愈來愈擁抱美國,不再自居中國老朋友,更不時挑釁北京;西方寵兒素姬則開始與中國眉來眼去,此次訪問前,中方駐緬大使已多次造訪。客觀效果是無論誰當選下屆總統,國際兩大陣營都能接受,西方會強調緬甸由英治時代建立的淵源,中方也會強調滇緬公路遺留的友誼。

擺脫光環回歸現實

素姬以非元首身份訪華,卻通過「黨對黨」平台獲習近平親自接見,這也為她的政治空間增加更多可能性。即使緬甸最終不修憲,令她依然因已故丈夫是外籍而參加不了下屆選舉,但只要其政黨獲勝,素姬也可垂簾聽政,像印度國大黨的外來者索尼婭那樣。本來素姬可能擔心一個黨主席身份,能否獲國際重視,但現在連在野之軀也獲中國國家主席接見,不啻為日後打下強心針。

素姬訪華,展示彈性,避談人權,這為緬甸未來路向定調。新緬甸必然是現實主義主導,經濟先行,環保、人權、少數族裔議題等只能靠邊站。對緬甸人民而言,自然會對相關妥協有一定失望,但另一方面會產生更多經濟層面的憧憬,因妥協通常都伴隨投資。素姬願意與中國妥協,國內既得利益者應得到不會被秋後算賬的訊息。

說到底,雖然素姬是諾貝爾獎得主,但情況與南非曼德拉有根本差別。緬甸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國民共識恐怕是拚經濟與盡快開發資源,而非族群和諧這類抽象理念。曼德拉即使無太多經濟建樹,但南非的發達經濟還能持續。相反,一旦素姬或其政黨上台而不能令部分緬甸人「先富起來」,國民的期望反差卻可致命。

素姬步向北京,也是她刻意走下神壇的過程,畢竟在現實世界從政,是不能單靠滿腔理想、滿口公義便能走下去。

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

中國在非洲創制 與西方全球爭雄

「究竟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外交有何終極目的?」這是近年國際關係學界最熱門題目。學者Chris Alden與Daniel Large近日在The China Quarterly刊登題為《成為規範制定者》(On Becoming a Norms Mak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orms 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Security in Africa)的文章,認為中國在非洲已開始仿效從前的西方霸權,正建立一套全新系統、慣例及機制來處理非洲事務,而不再是單純的要能源、做生意,觀點值得其他範疇的中國外交研究者參考。

Chris Alden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任教,專研非洲政治及後衝突和平建構過程,本來與中國沾不上邊。但隨着近年中國大舉進入非洲,成為非洲事務重要推手之一,他也特別學習中文做調研。Daniel Large則為中歐大學教授,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在多個研究非洲的中心工作,並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擔任顧問。

這兩位學者指出,中國在非洲的「後衝突國家」關係中,正擔當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一改過去「不干預別國內政」原則,積極建立一套有利中方的國際慣例。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中國正通過「自由和平構建」過程,漸漸成為非洲的規則制定者,這並不單局限在非洲,因中國也可通過非洲為試點,漸漸向其他地方移植此嘗試,進而讓「中式機制」覆蓋全球。

中國有相關改變,除了因為「大國崛起」自信上升,自覺有義務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是為「大國責任論」),亦與舊政策遇到的困境有關。過去,中國憑其不干預原則,頗受非洲國家權貴歡迎,中國商人的生意也隨之深入非洲,但一直不大得到非洲公民社會及工會青睞。由於部分「後衝突國家」政局不穩,中國企業有時亦捲入紛爭,政爭後或一無所有,假如一味強調不干預,也會備受內部壓力。為免有關衝突影響中國在非洲利益,中國正仿效西方「自由和平建構」原則,來建立另一套行為準則,嘗試把「處理」(也就是干涉)非洲事務的準則常規化。

「不干預」原則 難合時宜

問題是,此策略不但與中方多年強調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大相逕庭,也難免被拿來與西方的一套比較。西方國家一直相信,非洲國家發生衝突的原因,乃源自社會不穩定性,而相關不穩定可通過引入自由市場及民主制度來解決。1992年,聯合國首次把「後衝突國家」的維和任務定性為「不只是制止衝突」,而是其他結構性原因;2005年,聯合國成立和平支援辦公室,負責建立長久和平的機制。相關舉措涉及模式之爭,一般不為中方接受。

中國則一直相信每一個國家在處理內部衝突時,都有不同的步伐,而因為「國情不同」,制止衝突也不一定是各國最即時的需要。因此,中國在協助國際社會執行維和任務時,沒有像西方一樣把自由市場和多黨民主植入「後衝突國家」。在2006年的第三次中非合作論壇暨北京峰會,中國首次提出系統性戰後重建,但當時的概念仍不太清晰,直到運作了十年,脈絡才開始鮮明起來。根據Alden和Large的分析,中國模式在非洲的創制,也就是所謂「和平建構」,有以下四個特點:
- 中國相信衝突、矛盾應該儘量由當地人解決,在思考解決方法時,需要尊重當地人的意願;
- 中國認為和平是建基於穩定和經濟發展,而不是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因此中國的一套「發展和平」,可以視為西方「自由和平」的對立;
- 中國主張依賴區域組織,作為第三者介入爭議;
- 中國視主權國家為建構和平的重要角色,因此,中國往往先找當地政府進行雙邊會談,而不像西方那樣習慣多找民間團體。

這四點一方面是為了理順中國國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非洲人面前,顯示和西方的差異。而不少「後衝突國家」的精英階層,確實認為較尊重當地國情的「中國式干預」,更有利其長遠發展,因此連帶整個「中國模式」也希望移植過來。在這兩位學者眼中,不但非洲國家日後可能更喜歡中那一套,中國的行為,也是盡國際責任的嘗試,對全球治理有相當貢獻。在可見將來,西方和中國在第三世界的競爭,恐怕會趨於白熱化,所謂西方「自由和平」、「民主和平」和中國所謂「發展和平」的概念,也將正面比拼。

不過將這兩套概念無限對立,其實是不設實際的。事實上,無論是西方的「自由和平」或中國的「發展和平」,都無法百分百避免和解決國家衝突,而如果一個地方長期不穩,亦沒可能完全採用西方的自由市場或中國的經濟模式。因此,非洲國家大概會同時引入兩套模式,既是分散投資,也是左右逢源,最終那一套更有影響力,很可能還是憑純物質原因,也就是國力斷定。

假如中國繼續目前規模,大舉援助第三世界各國的基礎建設,以此帶動中國的全球經濟網絡,西方則繼續集中在影響市場價格一類行為,相信倒向中國影響力的國家,會越來越多,而類似亞投行那種創立新制度的中國嘗試,相信在非洲也會早晚出現。事實上,「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類似區域嘗試已頗為可觀;就是對諸如非洲葡語國家,中國也有依靠「澳門論壇」來度身定造籠絡的機制。不少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那一套難以制度化,只期望等待中國經濟發展放緩而自我喪失競爭力,但這未免一廂情願。只要中國能在非洲創制,自然也能在全球創制,比賽還是剛剛開始而已。

小詞典:中非合作論壇 (FOCAC)

中國創立的和非洲國家定期舉行峰會的國際組織,官方目的是「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實際是負責對非洲投資、援助、基建的總平台,一般被視為和西方競爭在非影響力的重要舉措。第一屆部長級會議總2000年舉行,此後每三年舉行一次,地點由中國(一般是北京)、非洲雙方交替,2006年那次同時舉行元首級北京峰會,有多達42名非洲國家元首親自出席,被視為中國在非洲和西方影響力並駕齊驅的指標。

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

訪問堀內徹博士:「抗日假期」的背後

香港特區政府配合中國國家政策,把9月3日定為公眾假期,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有感香港朋友接觸相關報道時,都主要是從香港或中國的角度出發,鮮有探討其他國家的觀點,我們邀請了曾經在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從事中日關係研究的堀內徹博士,為讀者剖析到底日本又會如何看待香港跟日本的關係。日本一直被視為是中國在區內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兩國憤青亦因為歷史淵源而敵視對方。然而,日本又會如何看待香港人對日本的感覺呢?

問:沈旭暉 (S)
答:堀內徹博士 (前任日本駐港領事館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講師) (T)
整理:李志鵬

S: 你曾經在日本駐香港的領事館擔任研究員,其實為何領事館會需要研究員?
T: 日本政府一直都有聘任學者的計劃,目的是要令學者可以把知識學以致用。我當時是先被日本政府任命為研究員,之後才獲派到香港工作。中國是日本以外的另一個亞洲大國,因此日本政府很重視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開放地方,我可以較容易接觸跟中國有關的不同人士。我的工作就是要在香港訪問他們,並進行資料搜集,為日本政府撰寫政策研究的報告。我在領事館一共工作了5年。來之前我都不知道日本政府會派我到香港。但來到香港之後,我反而有機會去接觸和研究中國政治。現在我已經在香港定居,也方便我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

S: 香港人經常被指對政治和國際關係冷感,日本又有沒有類同的情況?
T: 如果單單是計人數的話,日本人當然比香港人更加關心政治,原因是日本的人口基數比香港大得多。中日關係是其中一個日本人最關心的政治議題,大家都希望知道到底中國的外交政策對日本或整個亞洲有什麼影響。近期最令日本人感興趣的自然是中國的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戰略。除了是國際關係之外,日本人亦對本土政治感到好奇,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修憲行動和最近的大阪都公投。這些國際和社會時事都令日本人更加關心政治,就好像「雨傘革命」之後,很多香港人都比以前更加希望認識政治和社會議題。一個社會的人民是否關心政治,其關鍵是整個社會環境和政治氣氛令大家認為政治絕不「離地」。

中港歷史課程不一樣

S: 每當中國跟日本就釣魚台有主權爭議時,香港都會有團體舉行反日遊行。到底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又如何看待中國大陸跟香港各自的反日情緒?
T: 首先,我不認為香港人有強烈的反日情緒。所有的反日遊行都是在有特定事件發生之後才舉行,而且人數也不多。不少學者亦指出,中國內地的反日情緒是緣於小朋友自小就接觸官方對歷史的解讀,長大之後自然也會積極參與反日的活動。大部分香港學校教授的歷史觀跟中國大陸的一套不同,香港人對日本的觀感亦自然不同。此外,香港跟日本在七八十年代有豐富的文化交流,日本的電視劇、音樂、卡通和電子遊戲等等在香港十分流行。這一點甚至令香港人對日本有一定的好感。然而,日本領事館同樣很關注香港人對日本的觀感。每當香港反日集會時,領事館都會向香港政府和立法會解釋日本的官方立場。此外,領事館亦會在香港舉辦文化交流活動,希望香港人進一步了解日本。

S: 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繼續升溫,香港跟日本的關係又會否改變?
T: 即使民族主義在中國內地盛行,亦很難改變香港跟日本的關係。香港跟日本的關係是以文化和經濟為主的,而非政治議題。日本是香港的第三大貿易夥伴,而香港則是日本第八大貿易夥伴。此外,香港在政治方面沒有外交權,所有相關事務都要由中國處理。因此,文化和經濟上的連繫早已超過雙方過去的歷史衝突。

S: 香港政府早前宣布把今年的9月3日定為公眾假期,以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這一點會否加重香港的歷史包袱?
T: 這一次的決定無疑會令香港人回想起二戰時被日本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然而,香港政府把9月3日定為假期只是為了回應習近平對中日過去歷史的取態。到底下年還會否有這一日公眾假期仍是未知之數,還需要視乎屆時北京對中日關係的各種利害計算。因此,我不太認為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公眾假期會改變香港人對日本的看法。

兩虎相爭發展國受惠

S: 中國的亞投行跟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會形成競爭嗎?
T: 競爭是無可避免的,始終兩間銀行的功能和架構都十分相似。根據北京的官方解釋,兩間銀行可以互相配合,共同推動區內國家的發展。然而,日本當然要提防由中國突然成立的亞投行會取代亞洲開發銀行。安倍在5月宣布日本將會在未來5年把對亞洲各國的基建投資增加到1100億美元,超過亞投行1000億美元的初期資本。日本此舉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制衡亞投行。有競爭不是壞事,關鍵是到底這個競爭是良性還是惡性。良性競爭可以激勵兩間銀行進一步改革,提高各自基建項目的質素;惡性的則有機會兩敗俱傷。但無論競爭程度如何,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都會是大贏家,因為她們可以同時由兩間銀行得到資金和基建。此外,中國和日本的競爭不一定在亞投行或亞洲開發銀行的多邊框架之下進行,兩國亦可通過向個別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援,以爭取支持。

S: 除了亞投行之外,「一帶一路」也是中國外交上另一個大戰略。日本不在中國現時「一帶一路」的路線規劃之中,是否意味着日本會漸漸被邊緣化?
T: 我相信不會的,日本仍然是亞洲其中一個最大的經濟體,而且日本更可以利用「一帶一路」發展新的貿易路線。首先,目前中國仍未有就「一帶一路」提出明確的發展計劃。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兩條由東亞展開,經過中東、中亞和南亞,到達歐洲的路線圖。這個計劃仍在發展,日本在日後也有機會加入。中國正在巴基斯坦興建瓜達爾港口,並於泰國建立克拉地峽運河,日本反而可利用這些基建,以方便日本的貨船進出太平洋和印度洋。因此,到底「一帶一路」會否把日本邊緣化仍是未知之數,關鍵是日本能否善用新的大環境。與此同時,日本亦不會過分依賴「一帶一路」來拓展貿易路線。日本會積極跟美國就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商,希望制衡中國在亞太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日本是一個島國,十分需要安全和穩定的海上貿易路線。南中國海是日本貨物輸往東南亞各國的命脈,日本一定要保護自己在南中國海的航線,不會容許自己被邊緣化。

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

香港的拜火教徒

日前我們談及拜火教在庫爾德地區復興,並有機會成為庫爾德人「國教」,似乎一切都極遙遠。其實,拜火教和香港的關連,遠超我們平日想像。近年我和朋友進行了一個「香港少數族裔墳場研究」,用來了解香港涉外關係史,其中一個探討重點,就是位於跑馬地的拜火教墳場,在那裏還奉獻了帶導賞團的人生第一次。

拜火教徒來到香港,甚至比英國人還早。自從波斯被穆斯林征服,拜火教徒四處流散,最主要的一支到了印度孟買定居,發展成帕西人(Parsee)族群,再輾轉到各地。據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蕭國健的《簡明香港近代史》考證,早在鴉片戰爭前,廣州和澳門已有帕西人經商,活躍於洋行,到了1844年,可考的大概有60多名帕西商人在廣州。英國派兵駐守香港時,不少由英屬印度調派,隨隊也有4名帕西商人。他們起家不少涉及鴉片貿易,自不必大驚小怪。

由於拜火教徒善於經商,在香港開埠初年,和亞美尼亞裔人等一度成為英國人和華人之間的「高等少數族群」,形成社會的獨特地位。1860年,當時香港73間洋行之中,居然有超過1/5(13間)為帕西人開辦經營;1861年,他們也是創立香港總商會的要角之一。由於拜火教具奉獻傳統,港督財困時每每向他們示意,香港早期公共建設、乃至福利社會的形成,有大量當時居於上層社會結構的帕西人蹤跡。不少我們今天熟悉的事物、名字,原來都和帕西人有關。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是研究這方面的權威,他將麼地爵士(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譽為香港開埠初期貢獻最大的一位帕西商人。麼地和亞美尼亞裔的英國商人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合辦「遮打麼地洋行」,致富後,捐出十五萬港元興建香港大學,在當時屬天文數字。天星小輪公司的前身「九龍渡輪公司」,也是由一位名叫米泰華拉(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的帕西人於1888年所創,其後人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天星」選擇以星星作為標誌,就是因為星星在拜火教代表光明和純潔。律敦治醫院的創辦人J.H.律敦治(J. H. Ruttonjee)也是帕西人,他還捐出了葛量洪醫院等公共建設,後人長期活躍香港政壇。

2006年,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領導「拜火教在香港」專題研究,最有趣的資料,大概是考證出香港人稱高利貸為「大耳窿」,原來也源於帕西人。這是因為早年不少帕西人經營借貸生意,他們戴著大耳環,耳朵因耳環的重量而下垂,港人稱之「大耳窿」。久而久之,這稱呼也套用在所有放高利貸者身上。

時至今日,香港帕西人只有大約200人,不大接受外人加入,影響力自然大不如前,但除了那墳場(外有牌匾說明「此園內係『巴士國人』所建安葬本國之人」),還有銅鑼灣善樂施大廈為總部。那墳場十分值得參觀,我在伊朗時專門改行程,拜訪拜火教總壇,但那裏的特色,和香港帕西墳場比起,其實也不遑多樣。單看帕西墳如何結合「地水火風」元素,金庸《倚天屠龍記》的明教火葬儀式和正牌拜火教有什麼不同,就是最好的通識課了。究竟香港何時才能重拾昔日的國際多元身份呢?

小詞典:洋行

泛指清朝來到中國的歐洲商人,所開辦的一系列進出口公司,最著名的是「廣州十三行」。當時廣州是中國南方最大貿易城市,歐洲商人爭相在中國買入茶葉和工藝品,建立商行為根據地,更有自己的保安衛隊。然而,洋行也成為鴉片流入中國的主要途徑,並為促成鴉片戰爭的幫兇。廣州之外,歐洲人亦在香港成立洋行,當中的怡和洋行、會德豐、捷成洋行等,今日已發展成跨國大企業,可看作「非國家個體」的早期典範。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世運在莫斯科》

剛談及林子祥的經典大學迎新營歌《成吉思汗》,不得不談談同樣是林子祥改編自前西德「成吉思汗樂隊」的《世運在莫斯科》,也屬於o-camp系列之一。這是35年前的老歌,時為1980年,當時冷戰不但未終結,還處於兩大陣營硬碰硬的高峰,1980年莫斯科奧運正是這氣氛的產品。出奇的是,當年的歌詞卻完全沒有反映那複雜的大時代,反而是「親蘇」作品。

須知那次是史上最尷尬的奧運,因為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體杯葛,而蘇聯可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主辦權,本以為可大大宣傳,怎料被如此掃興,弄得聲勢連閉門自己搞的「友好運動會」也不如。這首香港流行曲還說甚麼「Moscow新姿態新景況/新姿采新氣象/充滿紅場」,聽來格外諷刺。後續那段更過份:「它竟解去了似鐵冰霜/它竟充滿了鳥語花香/它竟激發了友愛之光/如換上自由的新裝」,而事實卻是1980年,已被史家稱為冷戰從「低盪」(Detente)從新走向衝突、蘇聯從新走向封閉的「後布涅日烈夫時代」,遠不是後來我們熟悉的戈爾巴喬夫那回事。

當時香港尚未決定回歸,而中蘇處於交惡當中,自然沒參賽;英國亦跟隨美國杯葛,香港也在杯葛之列。本以為那時候香港講述莫斯科奧運的歌,無論親中也好、親英也好,多多少少會批評一下,結果卻是獵奇地把「莫斯科」處理掉,將之純粹當作景點。所以說,有國際時代背景、外國地理名詞的歌詞,不等同能拉闊國際視野;表面上只講述本土議題的歌詞,也不代表沒有國際視野,這就是硬知識和整全視野的差別。

順道一提,當時「奧運」和「世運」大概是相通的,但自從1981年出現「世界運動會」(The World Games),集中包含奧運沒有的競賽項目,「世運」就不再指奧運,「世運在莫斯科」這提法也不會出現了。

2015年6月11日星期四

庫爾德人立國之路:「拜火教」、「孔雀教」復興?

數月前,本欄介紹過庫爾德族人反擊「伊斯蘭國」,攻下不少「伊斯蘭國」佔地,有可能成為立國之本。庫爾德族建國,除了要解決「土地問題」,還要解決精神層面的勇武問題。針對後一個問題,他們不止停留在文宣搞「復興社」,最近還要復興「拜火教」,作為民族團結的精神力量。這是近代首個提出復興遠古宗教立國的嘗試,也是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後的一大變數,雖然成效未知,但已具劃時代意義。

嚴格而言,「拜火教」名字有歧義,正式應稱為「祆教」,今天全球信徒只有約19萬,遠遠低於其他小眾遠古宗教(例如耆那教今天還有500萬信徒)。但曾幾何時,它是波斯國教,直到阿拉伯人征服波斯,才被伊斯蘭教取代。而拜火教之於庫爾德人,也不同猶太教之於猶太人,今天不少庫爾德人是穆斯林,不過因為拜火教先知瑣羅亞斯德出生在今天的庫爾德地區,拜火教聖經部份以古庫爾德語寫成,才有了庫爾德人今天的想像空間。

假如沒有「伊斯蘭國」的宗教極端主義,特別是強迫庫爾德人改信伊斯蘭教、還要是他們相信的派系,恐怕受慣不同區域大國壓迫的庫爾德人,也想不到要利用拜火教來重構身分認同。正如伊朗庫爾德地區宗教部門負責人Mariwan Naqshnandi指:「愈來愈多人對區內長期的宗教爭端感到煩擾,才轉而信奉拜火教」。關於庫爾德人如何重新慶祝拜火教大型節日、復建拜火教廟宇,Alaa Latif在《Daily Beast》的文章有詳細介紹,不過似乎還未成大氣候,起碼只是集中在伊朗的庫爾德人地區而已。

與此同時,另一遠古教派,也正在庫爾德人當中復興。他們是庫爾德人另一宗教族群群體「雅茲迪人」(Yazidis),大概有人口70萬,大部分居於伊拉克西北部,信仰自成體系,結合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拜火教教義,信奉「孔雀天使」為主神,因而又稱「孔雀教」。在「伊斯蘭國」眼中,「孔雀教」自然是異端,早前曾大舉逼害雅茲迪人,乃至一度出現種族滅絕危機。但雅茲迪人堅持信仰,相信終有一日,能在世人面前確立自身身分。目前的流亡庫爾德斯坦國旗就糅合了上述特色:中央金輪像聖火,其21道光芒則源自雅茲迪人的宗教數字「21」。

那這些發展,又反映了什麼?

倫敦經濟學院出身的學者韋絲寶(Lilly Weissbrod)是研究宗教如何建構國民身份認同的權威,她通過以色列為例,指出即使以色列是世俗國家,但猶太教傳統仍然滲透在以色列國民身份認同中。庫爾德人和猶太人一樣,千年來流離失所,沒有自己的國家,但以色列國還是成立了,「庫爾德斯坦」卻遙遙無期,不少庫爾德人都在想,也許缺乏宗教認同,是地緣政治因素以外的關鍵。「拜火教」、「孔雀教」,都在此刻這庫爾德人最有可能立國的階段被提出,除了是用來建構身分認同,也有「落地」功能,因為作為「宗教代表」,就能在「準國家代表」或「民族代表」以外得多更多國際平台,這也是以色列立國前,利用不同身份爭取國際支持的手段。可以說,假如以往庫爾德立國運動還是三心兩意,這回他們就是動真格了。

小詞典:拜火教(Zoroastrianism)
「拜火教」正式名稱為「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中國稱「祆教」,相傳在2500年前由先知瑣羅亞斯德創立,後來成為古波斯帝國國教。教徒相信火乃神聖之物,但並非用來崇拜,也不是用來火葬。波斯被穆斯林入侵後,拜火教信徒四處逃亡,中東地區伊斯蘭化,拜火教唯有在各地零散傳承。瑣羅亞斯德是希臘譯名,其波斯原名為「Zarathustra」(中譯:查拉圖斯特拉)。哲學家尼采在其鉅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即借瑣羅亞斯德代言。

2015年6月10日星期三

「伊斯蘭國」綁架北韓人質劇透

月前利比亞發生一宗離奇綁架案,綁匪自稱「伊斯蘭國」利比亞支部成員(儘管這「支部」不過是一堆散兵游勇掛其牌頭便宜行事),肉參是在當地醫院工作數年的60歲北韓醫生及其妻子。由於「伊斯蘭國」和北韓都被主流媒體視為瘋狂政權,這宗綁架案也格外惹人注意,不少網上討論區對「兩者哪個更具實力」充滿想像,但對「朝伊關係」的本質卻鮮有關注。

北韓和「伊斯蘭國」雖然都是西方打撃對象,去年9月,北韓官方也曾批評美國對「伊斯蘭國」動武,但這並不代表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就像昔日薩達姆和拉登都是美國敵人,但二人分別代表的阿拉伯復興黨民族主義和激進伊斯蘭主義,依然勢成水火。北韓和「伊斯蘭國」之難合作,主要源於兩者的意識形態分歧,各走極端,北韓信奉的「主體思想」建基於無神論共產主義,「伊斯蘭國」則要建立行傳統伊斯蘭教法的國家。對一般伊斯蘭政權而言,北韓這類只要打通最高領導人就能合作、也能提供武器的國家,其實是很好打交道的,通常會把意識形態分歧擱置,或強調其同屬第三世界的身份認同,唯獨走最激進路線的「伊斯蘭國」例外,否則就難以理順其現行「外交」政策了。

更重要的還是現實政治:「伊斯蘭國」在敘利亞、伊拉克領土「立國」,雖說要征服所有曾屬伊斯蘭帝國的地區,但主要對手畢竟是敘、伊兩國政府。而北韓跟敍利亞阿薩德家族有長期合作關係,筆者在北韓期間,就對敘利亞版「主體思想論」印象難忘。2013年曾有不同報道指,北韓派出十多名精通阿拉伯語的軍官前往敍利亞,雖然沒有直接參戰,但就視察了敍方軍事設施,並給予戰略建議;又說敍利亞自北韓進口武器,甚至包括核技術,以研發核武;北韓近年亦派人到敍利亞,協助巴沙爾政權對付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反對派。我們難以核實報道的可信程度,但北韓軍備出現在敘利亞乃證據確鑿,因為當「伊斯蘭國」崛起、攻下多個政府據點,這批北韓武器就落入其手中,一切曝光。

為顯示對巴沙爾及其盟友的輕蔑,「伊斯蘭國」在綁架北韓人以前,也曾對北韓「宣戰」。他們向來擅用網絡宣傳,今年1月中曾入侵北韓唯一對外開放的航空公司「高麗航空」Facebook專頁,把航空公司標誌改成「伊斯蘭國」旗,上載一張金正恩出席金正日喪禮的照片,嘲諷他是「Crying Pig」,聲言「北韓和中國要為支援伊斯蘭聖戰士的敵人而付出代價」。根據北韓一貫定義,即使是南韓公民示威時焚燒北韓領導人肖像也形同宣戰,這次「伊斯蘭國」(疑似)官方公然侮辱偉大領袖,大概已達「神(即金家)人共憤」級別了。

各界最感興趣的是:北韓會如何回應?須知綁架可一即可再,因為北韓一向有派遣技術人員到外地的國策,一來施加影響力,二來賺取外匯,三來執行種種秘密任務。目前在利比亞大約有400名北韓人,因為在1970年代,北韓與利比亞過從甚密(其實金家和不少第三世界強人都是朋友),「狂人」卡達菲曾訪問北韓,北韓亦以武器回禮。直到2011年,卡達菲因「阿拉伯之春」下台,利比亞一片混亂,北韓仍拒絕駐當地人員回國,原因不是對利比亞新政府有信心,而是防範這批國民被「洗腦」,返國後宣揚反政府思想。由是觀之,北韓官方激烈回應綁架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何況這次綁架前,海外北韓公民也有遇襲前科。例如2013年,三名北韓醫生被「博科聖地」武裝份子殺害(「博科聖地」已正式向「伊斯蘭國」投誠,變成其「西非支部」);在索馬里,亦有多艘北韓船隻曾遭海盜騎劫。然而,對這些事件,北韓官方在國內幾乎隻字不提,「原因不解釋」,但里茲大學教授卡夫卡特(Adam Cathcart)的說法似可參考:假如北韓國民得知在海外工作可能遇到危險,不難懷疑北韓到底是否先進國家;若知道政府營救不力、甚至連營救的意欲也沒有,那理想的幻滅所帶來的落差,當非我們能想像,說不定一怒之下乾脆投奔「伊斯蘭國」,就大事不妙了。

小詞典:「利比亞模式」
2002-2003年,美國發現北韓研發核武器,另一邊廂卡達菲則宣佈利比亞放棄核武計劃,並接受國際組織核查。結果2006年,美國與利比亞全面復交,亦將利比亞自「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上除名,這種仇敵復交被形容為「利比亞模式」,目標是向北韓、伊朗等國推銷放棄核武,換取自身安全。諷刺的是,卡達菲最終還是沒有逃過倒台命運,反而拒絕合作的北韓成功研發核武,政權存續至今,令「利比亞模式」得到「強者才能生存」的宣傳反效。

2015年6月9日星期二

中國兩洋鐵路滲入美方後院

「中國夢」外交攻勢浪接浪,繼習近平在巴基斯坦為「一帶一路」揭幕後,又輪到總理李克強訪問南美四國。這次訪問令國際關注的,是又一戰棋式超大型基建計劃,即貫穿整個南美洲西部至東部、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兩洋鐵路」。

鐵路雖說是打通南美,但其實只涉及巴西與秘魯,日前兩國在李克強訪問後均已同意,鐵路計劃由中國、巴西及秘魯共同集資。根據藍圖,鐵路長達5000公里,其中2000公里為現有路段,肯定是南美史上最浩大工程之一。

問題是,為什麼是中國出資興建?經濟而言,巴秘兩國需要這條鐵路自可理解,而中方的遠程經貿也會有所得着。大家覺得南美與中國距離太遠,建立雙邊關係殊不容易,但不知不覺間,今天中國已成南美第二大貿易夥伴,據此趨勢,取代美國成為最大夥伴的日子不會太遠。

除了重視南美能源,中方大量從巴西入口礦石及大豆,亦從秘魯輸入金屬,如能減省運輸成本,交易額便可擴大。巴西總統羅塞夫曾稱,鐵路可減少向亞洲輸出貨物的成本,估計由巴西運送穀物到中國的成本,每噸減少30美元。

反擊「重返亞太」之舉

兩洋鐵路不但被視為「南南合作」新一頁,更是中國直擊美國後院的宣言。當美國「重返亞太」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又不時舉行聯合軍演;中國又開始視區域為自身後院,習近平更發表「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此亞洲安全觀,美方行為便被北京看作在自家勢力範圍煽風點火。

但只要中國勢力大舉進入南美,打破「美洲是美洲人(其實是美國人)的美洲」這「門羅宣言」,以「走進你的後院」來抗衡「你走進我的後院」,是對美方最有力回應。有了中國能影響的兩洋鐵路,乃至輸出本身的高鐵,南美各國對美方經貿依賴會減少,巴拿馬運河重要性會降低(這還不計可能出現、也是由中資興建的「尼加拉瓜運河」)。當巴西的南美龍頭地位更鞏固,中方只要鎖定與巴西的關係並大舉投資,便有望把區域經濟重心從北美往南移。

更大的格局還在後頭,曾任中國駐阿根廷、秘魯及墨西哥大使的殷恒民,乾脆將之與一帶一路連結,認為兩洋鐵路不僅促進亞洲與南美的商貿,也令「海上絲路」發揮更大功用。巴西駐華大使已表明,會嘗試向亞投行及「金磚銀行」這兩個中國催生的新興經濟組織集資。若事成,有關鐵路將是該兩間銀行首批大型國際基建工程,可作為日後樣板,令中國變相獲一個在全球任何地方由集資到興建大型基建的「一條龍」制度。

大家又會問,既然兩洋鐵路如此重要,為何美國不一早興建?一方面,美國長期控制巴拿馬運河,主導拉美對外經貿,無必要花資源興建兩洋鐵路;即使該運河目前由香港公司管理,亦無損美方利益。再者,美巴關係不太好,前任巴西左翼總統盧拉固然反美,現任羅塞夫曾希望前年訪美破冰,但因爆出「稜鏡」美國監控醜聞而取消。不談微觀政治,巴西作為人口眾多的新興經濟體,也是美國潛在威脅,美方一直憂慮巴西經濟坐大,影響美國在美洲獨大。

此外,工程必然引起環保問題,按目前規劃,鐵路會破壞一大片亞馬遜森林、影響600個部落,美國面對相關議題的國內外反響,較中國面對的棘手得多。結果,便只能眼白白看着中國深入後園。

2015年6月8日星期一

美國現實主義大師的「棄台論」

去年3月,國際關係一代宗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美國《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題為《對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被外界總結為「美國棄台論」,簡括而言,就是美國為了自身國家安全和利益,重新思考保護台灣的外交戰略和代價,必要時放棄保護台灣。儘管米爾斯海默日前專門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澄清,自己「並不主張」美國棄台,但其理論基礎卻實在會有如此結論,因此論證才擾攘經年。

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兩岸學者熱議。大陸學者當然十分歡迎米氏言論,更以美國權威學者主張美國應懼怕崛起中的「天朝」,而沾沾自喜。《文匯報》亦對文章作出回應,指「台灣的安全自然不輪到美國保護」,又批評「美國只把台灣當作是亞太區部署的一環」,暗示美國棄台是大勢所趨。台灣學者則普遍對米氏言論感到失望,認為如果美國真的放棄台灣,最終也會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只會得不償失。

一篇文章可以引起如此大迴響,原因是米氏乃國際關係的大師級人馬,著名的「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理論的始創人。他的個人經歷鷹派色彩強烈,曾入讀西點軍校,並於美國空軍服役五年,後到康乃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其後在布魯金斯學會、哈佛大學等研究,1980年代開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成為校內明星。米氏的服役經歷,深深影響他對國家安全和國際關係的看法,成為「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跟原始現實主義一樣,進攻性現實主義也強調國家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最主要的單位,亦認為國家會希望把自身利益和安全最大化,但不同的是,主張在不可測性強烈的國際舞台,國家會傾向以衝突爭取利益。

2001年,米氏出版經典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正式闡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概念。書中指出國際政治格局有三大重點:一、國際政治由國家主導,國家之上其實沒有所謂的「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sation);二、所有國家都有攻擊對方的能力;三、沒任何國家可以準確估計其他國家的行為。因此,國家必須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保障生存空間;大國的目的不單是要富國強兵,更要成為有能力制定遊戲規則的霸權。不過,米氏同時認為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真正成為全球霸權,充其量只可以在各自地區稱霸,成為一方霸主,即使強如戰後美國,也從來不是全球霸權。結果不同地區的大國會在交接點不斷衝突,舊有大國和新興大國因為對既有秩序的不同理解,也必然不斷衝突,無論主觀上多麼珍惜和平,這就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在《對台灣說再見》,米氏就是按此邏輯,分析今天美國在兩岸的角色。米氏指,中國大陸近年持續崛起,台灣作為中國對外的窗口和重要貿易夥伴,其實也有重要角色,結果卻是大大加強了對美的依賴。今天中國綜合國力足以吞下台灣,自然希望把美國趕出亞洲,以宣示其「亞洲霸主」地位,情況跟19世紀初美國發表《門羅宣言》,把歐洲國家趕出美洲一樣,對此已成為大陸經濟附庸體的台灣,其實也沒有多少反制能力。而通過回收台灣,以證明自己有能力捍衛「領土完整」,將會是中國成為亞洲霸主的重要一步。北京亦希望吸收台灣的經濟和軍事資源,甚至利用台灣作跳板,正式把影響力伸延至西太平洋,以制衡美國。

與此同時,美國根據「進攻性現實主義」,自然不希望中國成為亞太地區霸權,進一步挑戰自己的全球利益。根據其說法,歷史上,曾有四個國家挑戰美國霸權,但都被美國撃倒,包括一戰前的德意志帝國、二戰時的日本和納粹德國,以及冷戰的蘇聯;而中國週邊的俄羅斯、印度、日本、乃至新加坡等,都不樂見中國單方面坐大,而會跟華府合作。米氏明白台灣是美國制衡中國的重要一環,一旦中美開戰,台灣可成為美國的軍事橋頭堡;相反台灣萬一失守,美國的軍事實力、保護盟友的能力都將受日本、南韓等國懷疑,動搖整個亞太聯盟。他也提到台灣有自己的身份認同,這在太陽花學運後更急速發展,而自知單靠自己無力抵抗中國,因而更支持美國介入台海事務。

以上立論並不新鮮,文章精髓在於以下部份:雖然米氏認同台灣對美國在亞太戰略的價值,但他認為美國「沒有盟約義務」軍事保衛台灣,也不應因台灣而招惹北京。他認為中國一直十分執著於能否將台灣重新納入國家版圖,又形容台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爆發點」,加上中國民族主義向來把美國描述成欺壓中國人民的「美帝」,如果美國高調、持續幫助台灣應對中國,將會在中國激起新一波反美浪潮,只會提前引發中美戰爭,波及美國的其他利益。所以美國對台政策將會「精神分裂」:既明白台灣的戰略價值,又明白不能為此和北京攤牌,隨著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就是美國「對台灣說再見」的時候。

米氏認為,一旦美國放棄台灣,台灣只能有三個選擇:一、建立自己的核武,以應付中國大陸的潛在威脅,然而,這可能激發亞洲新一輪軍備競賽,反而逼使北京加快攻佔台灣。二、面對勝算甚低的戰爭,儘量拖延,令戰事變得血腥且持久,最終中國佔領台灣後,台灣人民也會痛恨中共政權,成為下一個新疆、西藏;但米氏也同時反問,「到底台灣人民是否願意跟中共血戰」,以今天台灣人的「勇武」程度,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三、接受「香港模式」,即在「一國兩制」之下回歸中國;雖然這個方案仍難以被大部分台灣人所接納,但已是唯一和平解決的方案。中國推出「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政策,大概就正如米氏所言,是改變國際秩序、成為亞太霸主的一系列部署,有了這些配套,收回台灣大概也為時不遠了。

米氏對蔡英文說,文章其實暗示美國「不應現在對台灣說再見」,被普遍演繹為呼籲美國放棄台灣是被「曲解」,其實這樣說,不過是「語言偽術」,因為根據他的理論,只要北京顯示了堅定收回台灣的決心和行為,美國確是不應以開戰回應的,換句話說,只要美國顯示保護台灣的意願嚇不倒北京,就只能坐視中國的種種統一舉措,頂多是戰術上拖延一時三刻而已。台灣朝野假如真的重視這篇文章,又相信米氏的立論,在上述選項以外,邏輯上,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在現有戰略層面以外,製造美國不得不軍事保護台灣的新誘因。假如說能想通如何落實這一點,當選台灣下任總統就毫無懸念了。

小詞典:防守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

除了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也發展出「防守性現實主義」一支。同為現實主義的流派,兩者都有其同假設,如以國家為主要研究單位、國際政治舞台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會追求利益和國家安全最大化等。然而,兩者在尋求國家安全的手法則有所不同,攻方認為國家必須積極對外擴張且打撃對手,防方則主張盲目向外發展只會為國家帶來更大不穩,因此主張只有不可測性甚低的大前提下,國家才可主動出撃。

2015年6月6日星期六

國際有玄機 玲玲指點美國高官

「中國政府在南海建造人工島,不一定違反國際法,但肯定會影響東南亞風水。」這番話,卻是出自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素(Daniel Russel)。相關國際法及外交爭議,筆者還有粗疏的研究,但關於東南亞風水,則超出筆者知識範圍,不得不去請教香港玄學大師麥玲玲師傅。

讀者對麥玲玲師傅肯定不會陌生。筆者數年前看到麥玲玲受媒體邀請,以玄學角度預測分析國際局勢,驚覺兩者原來可以結合,以玄學「看透世事」。此後有緣與麥玲玲相識,也不時向她請教。

另一方面,在中國崛起之下,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愈來愈大。不過,經歷文革破除迷信以至近年打貪,玄學這門中國傳統學問在大陸陷入斷層,反而在香港得以傳承,形成玄學成為香港的一項特色「軟實力」。而的確,麥玲玲在玄學領域以外,也參與電影、電視劇擔任演員,受邀在不同媒體分析各種話題,從娛樂名人到國際局勢,目的始終是推廣玄學知識,而且相當成功。放諸各項香港軟實力,從文化領域以至學術學問,這都是值得參考的推廣策略。

---------------------

S:一直有不少媒體邀請你以玄學風水等角度分析國際局勢,可以講解一下兩者的關係嗎?

M:以玄學角度,可以預測國際關係,包括看一些領導人的面相,推測他們的個人發展,以至看某些國家、地方的地運,透視國際間的互動,推測國際局勢。例如早兩年,曾經有媒體問我前法國總統薩爾科齊的婚姻,當時我看第一夫人的面相,知道她一生中會結兩次婚,於是頗肯定他們的婚姻會觸礁,不久之後他們果然宣佈離婚。

至於比較宏觀的國際局勢,我們會以玄學中的「九宮飛星圖」來預測,來判斷不同國家在未來一年的運程。以今年為例,「八白財星」在北方,意味着中國大陸的資金會「北水南調」來到香港,加上今年是羊年,玄學上稱為「炒賣之年」,因為羊總是有一種羊群心理,種種徵兆都在預示現在的「港股大時代」。例如「二黑」星道在東南方,東南亞一帶測計會有較多天災;而講戰事、爭吵的「三碧」入中宮,預測今年的全球國際關係比較緊張,這裡所謂的戰事,不限於動干戈打仗,也包括貿易戰、貨幣戰等等。

不過風水中的地運也有「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之說,因此每個年代的國際關係也有些方向上的轉變。例如1970年代,中國經濟較落後,也爆發出文革,而當時美國、日本就是全球經濟大國;相反現在,中國正在崛起,相對美國、日本的經濟大不如前。

S:日前有美國副國務卿指,中國在南海興建人工島會破壞東南亞風水。你作為玄學專家,如何評論?

M:依我看,美國人不太可能熟悉南海的風水,那位官員所講的大概只是個外交說法。依照風水學理論,任何的海岸線有改變,一定會對某些人或國家有影響,但問題是所謂的影響是向好還是向壞,以及對誰人有影響,這還要看很多因素。其中我們看風水地運,中國人通常說「藏風聚氣」、「曲水有情,直水無情」等等,指彎彎曲曲的海岸線有聚財之效。我有稍為看過中國現在南海建造的人工島的衛星圖片,海岸線的確很直,但難以知道人工島會否改變整個南海水流流向,南海風水會否因而受影響,不能就此下定論。

S:除了是地緣政治跟地運的關係之外,領導人的運程又會否影響一個地方的前程?

M:當然有關係。經常舉的例子是台灣的陳水扁,他的面相不好,欠缺所謂的「帝王格」,頂多只能做個「山賊王」,結果他在任期屆滿之後,果然被翻舊帳,要坐監,身體差。相反面相好的領導人,要數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確他在任時的美國經濟和民生都十分好,「911恐怖襲擊」、反恐戰、經濟下滑等等都在他離任之後發生。此外,前中國總理周恩來的眉毛濃密,中國相學上認為這種人可以「擔起頭家」。至於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頭很大,像隻豹一樣,這種面相的人很能將權力集中起來,也有開創改革的決心;反而總理李克強的面相,顴骨氣息差,這類人從政容易被削權。當然這是高層內部的事,我們無法清楚,但從我們可以看到的來說,又確實是習近平的峰芒往往蓋過李克強,主導了大部份決策。當然,道家說「物物一太極」,一個領導人的運程不會完全影響整個國家,不過領導人、在他身邊的幕僚,一大班決策者所造成的「蝴蝶效應」。

S:風水可否成為香港的獨特「軟實力」?

M:當然可以。玄學雖然是源於中國南方楚漢的傳統文化,但到現代,玄學在香港和台灣的發展遠比在中國大陸好。中國大陸文革時期,不少傳統玄學理論書籍被查禁銷毀,文革過後有十數年,內地慢慢容許風水、算命等流行,但近幾年習近平打貪之下,玄學再度被禁止,除了官方認為風水會導人迷信、聚眾,也因為不少官員沉迷玄學,花鉅款購置、互贈風水擺設、玉石之類。因此,玄學家的基地仍然只有香港和台灣。

其實在董建華當特首的年代,已經想過在香港發展一個「玄學中心」,類似當年的「數碼港」、「中醫藥港」等概念,讓玄學成為香港其中一項特色傳統行業,吸引遊客。這一個構思在商業上是可行的,風水業亦有可能發展成香港其中一個特色行業;然而,大家要知道每一個客人都是獨立的,而風水師傅跟客人的緣份也十分重要。在具體的執行之上,很難可以把某幾位的風水師傅安排給一大班旅客。

其實有不少外國人對玄學充滿好奇,他們對不認識的事物也會抱崇拜和尊敬的態度,總是認為「Fengshui Master」是一個很神秘的行業,在他們眼中更像是魔法、神通之類。但其實玄學也是一門理論配合數據分析的計算,依靠八字、方位等資料去推測一個人的性格、行事、強弱項等等,從而推算他的命運。

我的確也有不少客戶來自世界各地,尤其一些在Ibank工作的新加坡、印度人,他們的生意動輒涉及幾百萬元,不容有失,壓力相當大,因此除了自己對市場的分析之外,不少也會相信玄學風水,為自己的生意決策尋找多一個信心根據。

S:你有甚麼辦法推廣玄學學問?

M:其實我上電視、電台,以至拍電視劇、電影,由此反而能向不少人推廣玄學。例如中國北方人比較少留意玄學風水,但透過在全國流通的電影,現在有不少北方朋友開始認識我,而且是看電影時覺得我的角色有趣,後來才在網上找資料知道我是個玄學家,開始留意玄學。另外,香港人很關心名人的生活,因此每當有明星名人結婚生仔,例如英國皇室添新成員之類,媒體總會找我或其他幾位玄學家訪問,去預測一下他們的運程,這又是從較多人關注的話題入手,去推廣玄學理論。而互聯網也肯定是各類文化、軟實力向外推廣的媒介,因此我近年也開了吉祥用品網店,上面也會推廣一些玄學風水知識,希望讓更多人理解這門學問。

答:麥玲玲
問:沈旭暉
整理:梁振嶽

2015年6月5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成吉思汗》

林子祥三十多年前的舊歌《成吉思汗》依然為八、九十後熟悉,完全是因為它成為大學迎新營的指定曲目。但其實除了變成cult,這首歌還是有相當國際視野的。《成吉思汗》和林子祥另一首風格近似的《世運在莫斯科》一樣,都是改篇自前西德的「成吉思汗樂隊」作品,原曲也是以東方主義獵奇地重構「東方文化」,而成為經典。到了林子祥版,歌詞雖然都是代入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勇士,「摔跤飲酒」、「威威風風馬背上」,都是我們心目中蒙古的套版印象,但其實卻偷偷有了其他借代。

例如「高聲歡呼我是熱與光」,「熱與光」自然讓人想到太陽,但「成吉思汗」本意是指「海洋般偉大的大汗」,歷史上另外有一個名正言順的「太陽汗」,卻與他無關。配合這首歌的背景,反而教人想到那時代的「紅太陽」毛澤東在《沁園春.雪》曾自比成吉思汗(「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同代人就多了「成吉思汗是紅太陽」的聯想。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曾因為這句毛主席詩詞,而不得不改稱《大漠英雄傳》;林子祥的《成吉思汗》,說不定也曾被當作敏感詞。

另一句歌詞有「獨霸一方」一句,其實是貶低了成吉思汗:他建立空前絕後的大帝國,幾乎征服了當時世界大部份已知國家,絕不是滿足於「獨霸一方」,最後那句「力量服四方」才有點意思。反而毛澤東的格局,在蘇聯陰影下,就真的頂多只能「獨霸一方」了。再想到這首歌的舞步,和毛澤東的官方形象對比,不禁教人會心微笑。

2015年6月4日星期四

蒙古七人海軍:內陸國家的國際視野

世界各國只要有海岸線的,幾乎都擁有規模不一的海軍。那麼不與海洋接壤的內陸國家又有沒有海軍?不少也是有的,只要這些國家邊境有海或湖存在。例如從蘇聯分裂出來的哈薩克、塔吉克都有海軍,南美內陸國巴拉圭也要保護以河為界的版圖保留海軍。雖然要靠鄰國出海未免尷尬,但總算五臟俱全。

我們鄰國蒙古的海軍,卻不在此列。歷史上的蒙古海軍也曾十分輝煌,當成吉思汗家族建立歐亞大帝國,也一度要東征日本、南征爪哇,曾組成擁有超過四千條船、十萬人的海軍,但兩次攻打日本都敗給「神風」無功而還。帝國走下坡後,蒙古就再沒有想過出海。

今天的蒙古,自然不是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今天的蒙古海軍,也不可能有十萬人。它的總人數,只有七人。據蒙方公開資料記載、或新華網等中方資訊轉載,這支海軍只有一艘艦,艦長出生至今未見過大海,全隊只有一人懂游泳。由於經費不足,這支微型「海軍」每日在庫蘇古爾湖上,把羊毛產品運到俄羅斯,和接載遊客到湖上觀光,以賺取金錢。與其說他們是「海軍」,不如說是船家。

為甚麼蒙古要擁有海軍編制?原來的目的當然不是運輸貨品,而是要在庫蘇古爾湖運輸石油。冷戰期間,蒙古幾乎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兩國有石油貿易,而通過庫蘇古爾湖,就可以把陸路運輸時間由四天減至八小時。後來因為該湖成為旅遊景點,政府禁油船運油,海軍才變得無所事事起來。

然而內陸國家擁有「海軍」,還是有剩餘價值的。只要蒙古向外界宣稱,擁有完整的海陸空部隊,具備「全方位作戰能力」,各國來進行合作、援助的時候,就多了一個名目。更重要的是蒙古雖然是內陸國家,近年卻開拓船隻註冊這項收入來源,也希望擁有「海軍」來維持門面。

早在2003年,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就有得到蒙古政府授權的機構,為船隻辦理註冊手續,具體行政和註冊工作,由一間新加坡公司負責管理。根據國際法,在公海,只有該船的註冊國家的法律能管轄。為了逃避本國的稅項、環保和安全標準等,不少船家都希望在蒙古註冊。2013年,於蒙古註冊的船隻總吞吐量達643000噸,遠超過同為內陸國家的瑞士(1144噸)、盧森堡(1601噸)等。

然而,蒙古對註冊工作缺乏監管,亦令自己蒙羞。例如2014年12月,西方國家在索馬里打撃海盜,發現至少32艘非法運送武器的船隻,當中8艘於蒙古註冊;只要搜索「索馬里海盜」,居然會出現大量「蒙古」關鍵字。又如2013年,日本就142艘蒙古船隻進行檢查,發現當中131艘有明顯故障,自此把蒙古註冊的船隻列入黑名單。小國在全球化時代的生存之道,確實不是大國能理解的。

小詞典:「神風」
蒙古佔領中原後,元世祖忽必烈先後在1274年和1281年向日本發動戰爭。戰事爆發前,蒙古曾通過屬國高麗的使節向日本招降,被拒絕。因此忽必烈早在1268年計劃進攻,一向不擅海戰的蒙古特別為此訓練海軍和建造戰船。蒙古大軍兩次攻勢都因為日本海捲起颱風而失敗,數以萬計士兵被颱風吞噬,日本人稱之為「神風」。二戰後期,日本向盟軍展開自殺式襲擊,士兵駕駛戰機撞向敵人,這批死士就是著名的「神風特擊隊」。

2015年6月3日星期三

「愚人節笑話」:希臘加入金磚國家銀行?

正當國際傳媒都在關注亞投行,由金磚國家組成的「金磚國家銀行」也傳來消息,這次主導的不是中國,而是和西方叫板更積極的俄羅斯。事源普京不久前邀請飽受債務危機的希臘加入金磚銀行,據報希臘新任總理齊普拉斯答應「認真考慮」。

顯然易見的是,這建議實在不太符合普通常識。希臘的綜合國力無論怎麼算,都難算是有潛力的「新興經濟體」,既沒有代表性,也不可能承擔金磚五國對銀行的責任。假如希臘可以加入,全體「歐豬國家」都可以加入,那「金磚銀行」的角色,就會變成四不像。難怪提出「金磚國家」概念的高盛前首席經濟師奧尼爾,得悉希臘被邀請加入金磚銀行後,反問「這是否愚人節的笑話」。

但這「笑話」的背後,卻隱含了一個可能出現的趨勢,就是負債累累的希臘在沒有選擇下,也許只能投靠俄羅斯。須知歐債危機令希臘國內經濟萎縮四份之一,而且不斷被由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組成的「三駕馬車」追討欠債。本月初,希臘才剛向IMF歸還六億五千萬歐元,但這筆只佔對外欠債的小部分,還要在暑假分別向IMF和歐洲央行另外交付三十億和近七十億歐元。但錢從何來?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在一月大選中勝出,新政府表明反對緊縮政策,若歐盟又不寬免,就只有借貸一途。當今除了中國和俄羅斯,又有誰會借錢給希臘?但希臘對中國實在缺乏價值,對俄羅斯卻不同。

俄羅斯自從克里米亞危機和美歐交惡,並被西方經濟制裁,盧布價格大幅下降,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急需尋找新盟友。希臘好歹是歐盟成員國,和歐洲核心各國已深度整合,假如能爭取過來,作為俄羅斯看管歐盟的窗口,未嘗不是一步險棋,這也是東歐國家集體倒向西方後,俄羅斯難得的反攻。說來,希臘破產也有俄羅斯富商的責任,所以俄羅斯借用希臘為跳板,已不是第一天的事。而且希臘和俄羅斯並非沒有淵源,兩國都是東正教國家,希臘鄰國包括從前的俄羅斯附庸塞爾維亞,假如俄羅斯重新在巴爾幹半島建立一塊勢力範圍,希臘的地緣位置就舉足輕重。

希臘要加入金磚國家銀行,起碼短期來看是不可能的,其他金磚國家也很難答應,但希臘倒向俄羅斯的機會,卻與日俱增。今年四月,兩國已簽下合同,俄羅斯承諾在五年內興建新管道,日後會經希臘向歐洲輸出天然氣,策略就像中國的「一帶一路」,通過基建來改造途徑國家,不過俄羅斯靠的是能源建設罷了。早前美國呼籲希臘加入制裁俄羅斯,而被一口拒絕,希臘國防部長帕諾斯反稱制裁俄羅斯令希臘損失45億歐元,希望西方國家早日結束制裁,更形容俄羅斯為盟友,可見兩國的外交默契,正越來越純熟。

小詞典:希臘激進左翼聯盟

希臘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在2004年成立,當中包括多個左派政黨。聯盟不少成員有希臘共產黨的背景,如總理齊普拉斯就曾經是共青團成員。在之前多次選舉中,聯盟只是議會內的少數派,席位只有大約十席。但希臘在債務危機後,要面對歐盟緊縮政策的壓力,令人民轉向支持聯盟。2015年1月的大選中,聯盟拿下三百個席位中的一百四十九個,成為最大黨。然而,聯盟的對內和對外政策被指有衝突,一方面向選民保證會增加公共開支,同時又不希望脫離歐元區。

2015年6月2日星期二

法國勒龐父女決裂之背後

近來,歐洲政治有一宗極具話題性的「父女決裂」新聞值得多加關心。主角父親是老牌政客勒龐,他創立法國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主角女兒是國民陣線現任領袖馬琳勒龐,被其他政黨譽為「法國最危險的女人」。

家變背後,反映整個右翼運動在法國的未來。近年,法國右翼勢力冒起,特別在巴黎槍擊案後,民眾更憂慮境內穆斯林的威脅。月前結束的法國地方選舉,由前總統薩爾科齊領導的中間偏右政黨「人民運動聯盟」大勝,控制的地方議會由40個激增至67個;更右的國民陣線成為第二大黨,並取得兩個地方議會控制權。總統奧朗德的左翼社會黨是輸家,控制議會由61個降至37個。若此趨勢延續到2017年總統大選,右翼當選的可能性極高,但究竟是「溫和右翼」還是「激進右翼」代表,則充滿懸念。

傳統上,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只具備裝飾功能,選民認為該黨無執政能力,投票給他只為發洩不滿。2002年,法國左翼推出眾多候選人分薄票源,令勒龐意外進入總統大選次輪投票,結果以史上最大比數敗給代表主流右翼的時任總統希拉克,可見對大部分法國人而言,國民陣線不是一個選擇。

但馬琳勒龐2011年接手國民陣線後,決心改變上述形象,要變成具真正競爭力的政黨,目標是當選法國總統。因此,她刻意與黨內最右翼一群割席,以拉攏右翼中間派,而其眼中最失分的極右形象,全都來自父親,特別與反猶及種族主義有關的。

她希望確立一種路線,便是在主張打擊非法移民、嚴選新移民、捍衞本土利益及退出歐盟的同時,避免傳播種族主義,而單以社會經濟數據等「科學指標」為宣傳重心,以免失去中間派支持。至於二戰那代人遺留下來的反猶口號,更是對選票毫無幫助,自然早應拋棄。

毀黨造黨 壯大右翼

為確立新形象,馬琳勒龐揚言會控告以「極右政黨」來形容國民陣線的傳媒(為免包括本報,本文盡量避免使用此詞)。此外,她的經濟政策也有一定社會民主色彩,聲言要以自由市場把法國的「餅」做大,之後實行福利主義及偏向工人的政策,目的自然也是選票。去年歐洲議會選舉,國民陣線獲43%工人及37%失業者支持。

不久前,她在互聯網上載一張國民陣線的照片,並以「打倒法西斯」為題,作為新形象建構的一環。相片上載後,卻惹來其父揶揄,回應稱國民陣線會預備「一爐」,暗示納粹德國二戰時用來焚燒遺體的熔爐。就是此事令父女公開決裂,馬琳勒龐甚至迫使其父退出年底地方選舉,擺明要透過終止他的政治生命來為政黨重生。父親大怒下,說要與馬琳勒龐脫離父女關係,女兒則揚言撤銷其名譽主席之位,直指「父親不可依仗名譽主席之位挾持國民陣線」。勒龐曾說,若女兒這樣能夠當選總統,又有什麼意思。

但假如她真的成功,法國對右翼思維的接受程度會大增,整個政治光譜也會右轉。所以表面上,她較父親「溫和」,其實真正野心卻比父親大。這就像20年前,日本政壇元老小澤一郎通過毀黨造黨,令日本左翼政黨一蹶不振,選民投來投去都往右翼政黨那裏投,再比較馬琳勒龐正在做的事,不禁為法國左翼的前景憂慮。

2015年6月1日星期一

香港軟實力系列: 重慶大廈

筆者此刻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馬拉喀什(Marrackech),這裏剛被Trip Advisor選為2015年全球最佳旅遊點。其最大賣點,並非任何規劃完美的現代化旅遊配套或名勝古蹟,而是全非洲最大的舊區市集廣場。廣場每夜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人從事各種傳統活動,亂中有序,來自伊斯蘭、非洲、西方、亞洲等不同時空,摩洛哥的軟實力,就這樣傳播起來。那香港有沒有自己的軟實力、自己的馬拉喀什?

自然是有的。2007年,《時代雜誌》刊登一個名為「亞洲之最」的專題,將香港的重慶大廈譽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Best Example of Globalization in Action),自此大廈聲名大噪,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遠勝什麼數碼港、中藥港。按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麥高登教授(Gordon Mathews)的說法,重慶大廈屬於「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World Center of “Low-end Globalization”)。麥高登曾花四年時間在重慶大廈作田野考察, 2011年出版了《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一書,筆者曾為其中譯本作序。據他非正式統計,大廈住客至少來自全球120個不同國家,除喜愛租金便宜的背包客,還有來自加爾各答、孟加拉的逾期居留客,日常在大廈餐廳工作,販售冒牌手錶、手機等,賺匯款到家鄉;也有來自非洲的商人,甚至音樂人、唱片監製、rapper;更有一批無國籍的第三世界難民、尋求庇護的人,結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社區。重慶大廈的居民不少,估計可容納數千人,而世上人口最少的國家,像瑙魯、圖瓦努等島國,總人口也不過一萬人。換句話說,重慶大廈的住客、旅客,不但粗具衛國家規模,還儼然一座「小聯合國」。

這個「小聯合國」要是能結合香港品牌,價值是難以估計的,而且能拓展眾多我們甚少想像過的國籍網絡。在重慶大廈運作的「低端全球化經濟」,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全球化通商,沒有跨國企業集團及龐大的資金流通,也沒有律師監管,但如麥高登形容,這類經濟卻是「全球化的主要活動,養活全球七成人口」,因此吸引包括他在內的全球左翼學者考察。據他研究所得,撒哈拉以南非洲有高達兩成的進口廉價手機,來自香港重慶大廈,這「港非網絡」由地下而地上,決不能小看。近年中國崛起,大量往非洲投資基建,其實重慶大廈早在十數年前,已為非洲通訊科技市場作出貢獻,令它成為不少非洲人對香港印象的重要標記。

近在廣州也有一個類似重慶大廈的非洲黑人社區小北路。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大量西非人來到廣州,購置較便宜的中國日用品,並帶返家鄉轉售,久而久之,居然成了「非洲村」。原為回族伊斯蘭社區的小北路,因宗教文化相近,也成為不少非洲人的聚腳點。去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爆發,廣州市政府公布估算的廣州非洲人數目約為16,000人,其中長期居留人數約4,000人;但據德國《時代週報》推算,計算長、短期以及非法居留人數,廣州約有15-20萬非洲人才貼近事實。和香港有關的是,「非洲村」可算是重慶大廈的「腹地」。據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出版《中華僑務第一刊(雙月刊)》的一篇調研報告指出,「廣州黑人移民群體的形成,是香港作為中非之間小商品貿易中介地向內陸延伸的結果。換言之,最早進入廣州的一些黑人商販,是從香港重慶大廈走入廣州的」。文中指非洲商人在香港與廣州之間,逐漸形成分野:具備較佳營商本錢的非洲商人,通常因「香港市場組織較好,也有較良好法治」而駐守香港;非州英語區國家商人多數在港,法語區則多進入廣州。假如這個體系能為香港政經精英善用,配合中國在非洲的眾多策略性投資、要培養非洲在地友好網絡的需求,乃無價寶。

重慶大廈經《Lonely Planet》介紹,已成為不少歐美背包客到香港旅遊時的住宿選擇。正如他們到摩洛哥馬拉喀什,並非為了所有伊斯蘭國家都有的清真寺和宣福塔,而是為了由下而上的國際大廣場,他們來香港,不少也是為了由下而上的國際品牌。《Lonely Planet》提到,重慶大廈跟鄰近的尖沙咀高級酒店形成強烈對比,狹小的電梯、昏暗的燈光、全棟大樓約200部閉路電視攝錄機,本來絕不值得推薦;但重慶大廈作為尖沙咀的另類存在,又成為有趣的特色,值得背包客親身感受。以重慶大廈大門裡外作比較,尖沙咀彷彿是香港近年旅遊業、零售業等過度依賴中國內地「個人遊」、「CEPA」等政策的縮影,代表千篇一律的店舖,途人(無論是港人或內地旅客)大抵相同的漫遊、消費行動模式。相反在重慶大廈內,確實呈現理想主義左翼份子夢寐以求的多元社區,甚至如麥高登指是「世界中心的貧民窟」,充滿不同種族底下階層的奮鬥故事,卻有香港失卻多時的多元活力。

這種特色,已成為國際流行文化對香港的認知。例如1994年由王家衞執導的電影《重慶森林》,參考不少影評的各家之言,多認為導演是借重慶大廈的人口高度密集,襯托城市人之間的距離、時間雖然相距極短,但內心依然孤獨,因此才有何志武(金城武飾)「我們最接近的時候,距離只有0.01公分,57個小時後,我愛上了這個女人」之類的獨白,以至象徵「會過期的感情」的罐頭菠蘿。無論觀眾如何詮釋,「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也是形容全球化現象的基礎概念,置於重慶大廈這背景,確實有作文本分析的價值。「時空壓縮」由人文地理學者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於1989年提出,指資本主義為了加速商品生產、資本累積的效率,通過加速生活步伐,以及借助嶄新的交通運輸方式,消弭時空阻礙,概念承襲於馬克思主義中「時間消除空間」的論述。後來不少到香港取景的西方電影,都要安排類似重慶大廈的場景,彷彿沒有了那種時空,就找不到他們心目中那個香港。

可惜香港人對重慶大廈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傲慢與偏見,政府更是完全不知善用。麥高登以「他者」視角,發掘了屬於「我們」香港人的重慶大廈,引領不少外國媒體一同探索,將這座最能象徵香港獨特文化背景的大廈呈現在國際間。反而「我們」從來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誤解,將罪案、社會問題跟大廈拉上關係,隨着香港回歸,重慶大廈難免慢慢喪失獨特性,也許反映香港正不知不覺間,放棄一道又一道與國際接軌的橋樑,最終喪失曾經擁有的國際特質,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那時候,世人只知馬拉喀什,還會來香港嗎?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6月

Richard Clayderman:「鋼琴Kenny G」在中國

近年不少國際音樂家走紅中國,但在本身業界卻不太受認同,本欄談及的「薩克士風王子」Kenny G是一例,法國鋼琴家「浪漫王子」Richard Clayderman也許是另一例。

相信不少學習鋼琴的朋友,都對Clayderman記憶猶新,因為他的曲譜往往是一個關卡:先是通過其簡單編曲接觸到音樂的優美,但慢慢就不再滿足於千篇一律的風格,認為自己應有能力超越之,起碼筆者就有這樣的經歷。然而,畢竟在《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上, Clayderman保持着「全球最成功鋼琴家」的稱號。據其個人網站記載,截至2006年,他在全球已經賣出一億五千萬張唱片,其中267張專輯達金唱片銷量,70張達白金唱片,記錄十分誇張。

Clayderman能成為全球最多產鋼琴家,似乎有兩個法門。其一是將古典音樂重新編寫、簡化,並加入流行元素,亦不時為電影、廣告演奏配樂,讓鋼琴音樂在普羅大眾間更「入耳」(西方媒體通常以「easy to listen」來形容)。但這亦令他不被西方古典音樂界接納,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其二,每當Clayderman進軍海外市場,慣於將當地傳統歌曲、民謠重新編寫演繹,令他的專輯、表演更為當地人接受,「入耳」編曲亦成功將鋼琴音樂帶到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前者其實是文化研究關於高檔與普及文化的經典論爭,後者則甚具「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色彩。

2013年,Clayderman接受英國《每日郵報》(Mail Online)專訪,坦言已慣於古典音樂評論界對他的批評,指自己「令樂評人不安,因為他們往往無法將自己歸類到某個音樂類型」,因直指自己「並非古典鋼琴家,也不配這個稱號,但從來都享受自己的音樂風格」。

那「Clayderman音樂風格」又是什麼?似乎它象徵着古典音樂轉向現代流行音樂,而下放至普羅大眾的時代。早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中,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以批判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經典文化的影響見稱,而他年輕時擔任樂評,音樂社會學也是他的專項之一。阿多諾提出「文化工業」(CulturalIndustry)概念,其中指服膺於資本主義邏輯而誕生的大眾文化,純粹取決於市場需求,形成文化商品單一標準化;置於音樂範疇,流行音樂的標準化即不斷複製在市場上能夠大賣的旋律,樂迷只能「被動地聆聽」。相反,戰後英國興起的「伯明翰學派」當中,則不乏捍衞大眾文化的意見。牙買加裔英國學者霍爾(Stuart Hall)即有「加碼/解碼」(encoding / decoding)的概念,認為即使文化商品在生產過程中,被商人、媒體加入單一意義,例如消費主義(加碼過程),大眾接收文化時,並非全盤被動地接受,而懂得自行詮釋(解碼過程),形成大眾文化仍然有值得思考的意義,能引領社會進步。

按法蘭克福學派一類觀點,Clayderman的音樂風格,自然是將古典音樂化約為文化商品,透過向全球傾銷從中獲利的代表,無助大眾領略古典音樂的美學。相反,按伯明翰學派一類觀點,Clayderman的「入耳」音樂,反而更有效地讓大眾認識古典音樂。

雖然Clayderman在西方音樂界毀譽參半,但他在亞洲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甚具影響力。尤其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那一代人之間,更堪稱家喻戶曉,因為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軍中國音樂市場的「外國勢力」。諷刺的是,Clayderman借文化大革命的終結,而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但他最為內地聽眾歡迎的歌曲,正是改編演繹1976年由付林作詞、王錫仁譜曲,悼念剛去世的毛澤東的「紅歌」《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自1992年Clayderman首次在中國表演至今,已舉行超過30次中國巡迴之旅,超過200場現場演出,遍及70個中國城市,賺到第一桶金至今,恐怕累積已是天文數字。

Clayderman在中國成功,其實特顯了中國文革後的文化生態。新馬克思主義提出「文化工業」,就是對歐洲戰後為西方文化帶來一面倒資本主義傾向的文化生態作出批判。中國文革後,流行文化得以迅速在大眾間普及,某程度正是拜「文化工業」、例如Clayderman所代表的「入耳」古典音樂所賜。不過西方對古典音樂有一定的基礎,足以就Clayderman一類古典音樂的流行變體作出討論和批評;相反,中國大眾經過文革杜絕外來文化的斷層,一下子接受的就是西方流行文化,以致如Clayderman一類音樂人流行十數年以後,仍然被奉若神明。正面點看,這反映各國文化融匯貫通的自然過程;負面點看,這是在中國龐大市場下人為扭曲的文化融合,並非音樂風格的自然拓展,終會被歷史淘汰。究竟Clayderman屬於哪種,大概也心裏有數了。

沈旭暉 梁振嶽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2015年6月

《狼圖騰》:法西斯份子,還是環保份子?

2004年,中國作家姜戎的小說《狼圖騰》大受歡迎,十年後的今日,終由法國導演尚積葵阿諾(Jean-Jacques Annaud)拍成同名電影。原著小說是姜戎在文革期間,到內蒙古草原「插隊」十一年經歷的自白,講述知青響應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到內蒙草原與鄉民一同生活,體會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小說當年極暢銷,甚至被譽為「毛語錄」之後在全國流通量最高的書籍,故事主旨也被引申出不同解讀,例如被視為新中國經商策略導讀、甚至戰爭兵法,也引發了一番圍繞「狼圖騰」意象與法西斯主義的論爭。但究竟電影的真正意義在哪裏?

「狼性」象徵法西斯主義?

一眾評論,大多集中在《狼圖騰》的「狼」,並圍繞這展開政制論爭。某程度上,這確是值得探索的。在姜戎筆下,蒙古牧民對草原野狼又愛又恨,狼一方面攻擊牧民及牲畜,但另一方面也吃掉地鼠等動物,維持草原適合放牧,因而村民保護野狼,被外人視為圖騰崇拜。小說中,蒙古老人畢利格指初到當地的陳陣和其他大陸知青像羊,骨子裡懼怕狼,千百年來成長於農民社會,失卻了牧民祖先的氣慨。陳陣在草原上與狼群多番接觸,似乎被「蒙古化」了,甚至養了一頭小狼。在尾聲,他對同伴分析,中國近百年不斷被列強入侵,是由於農民社會支撐着一種「羊性」,凡事只懂逃避。

這結論是否全書的畫龍點睛、還是被借題發揮,見仁見智。一派解讀認為,姜戎通過小說表達對「狼性」的崇拜,乃宣揚中國應拾起蒙古帝國時期的擴張主義,在民族主義中,摒棄農民的「羊性」基因,改以牧民「狼性」為國家特質。小說發表時,還沒有「中國夢」口號,但電影上映期間,卻正值習近平外交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大展拳腳之時,爭議自然更大。

持這觀點的代表,包括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他早前在新浪微博發文,抨擊小說歪曲史實,虛構蒙古人祖先崇拜「狼性」,認為狼精神跟蒙古人崇尚的草原精神背道而馳,後者包括薩滿教思想(相信萬物有靈)和佛教精神,相反,「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敵」、「狼並無團隊精神」、「狼貪婪自私冷酷殘忍」,「宣揚狼精神是反人類法西斯思想」。其實,早在《 狼圖騰》小說推出時,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也曾批評指:「對德國人來說,《狼圖騰》充斥法西斯主義思想,這本書讓中國丟臉。」

姜戎則反駁謂,自己只強調狼的正面特質,包括對自由的渴望和頑強的生命力,並指中國人民若能摒棄「羊性」,而拾起狼的這些正面特質,將能擺脫專政政權壓制,實現中國民主。從他的個人履歷看來,也不大像「法西斯主義者」。姜戎早年雖然當過紅衞兵,但自稱經常私藏「封資修」書籍,選擇到內蒙古插隊,就是因為較容易帶着禁書上路。返回北京後,他參與了文革後的「北京之春」,曾加入《北京之春》任總編輯,發表過不少對中共的批評,後來更因參與八九學運被捕,1991年才獲釋。他強調支持民主和個人主義,表明擔憂中國若不展開民主化,將成為「另一個納粹德國」。這些,都和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背道而馳。

《狼圖騰》的左翼生態主義思想

假如我們不當《狼圖騰》是右翼讀物,其實,也可以把它算作左翼小說來看:畢竟,姜戎曾對西方媒體自稱是「左翼思想家」。《狼圖騰》被扣上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等概念,令其關於生態環保的探討被人忽略,而後者對今天中國的發展更有討論價值。

從生態保護主義的角度看,蒙古牧民信仰「生態整體主義」(ecological holism),乃遊牧民族自古在草原上與萬物共生的生活哲學。蒙古人認為,人、馬、羊,以至野狼、地鼠等,全都是「小物種」,彼此平等共生,互相不能欠缺,一同依附大草原才能生存。當野狼對人類、禽畜造成威脅,蒙古人也會殺狼,但絕不會將狼群滅絕,因為他們明白,只有維持生態平衡,所有物種才能各自獲得最大的生存效益,大自然才能保存。

相反,中原漢人來自務農社會,信仰的是「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以人類本身的生存和發展為終極目的,大自然的資源僅為人類所用。這對立,才是貫串電影的主軸,也是寓言所在:從農牧區轉到草原上任的領導包貴順,因一批蒙古戰馬被野狼殺死,而率領獵戶大舉滅狼,結果草原生態鏈缺少了狼,地鼠、瀨子為所欲為,把草原吃光,最終,蒙古牧民也被逼遷移,說明即使是人,違背了自然,最終會自食其果。

生態保護主義與民族矛盾

從不同生態觀延伸的,卻是敏感的民族矛盾。「生態整體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不但是蒙古族和漢族的對立,也影響到雙方邊緣社群的發展方向。例如追求現代價值而拋棄傳統草原信仰的年輕蒙古牧民、開始與漢族同化的蒙古部落、謀狼皮以獲利的獵戶商人等,都與漢人中央領導連成一氣,因為他們對自然生態的概念,都取決於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正如英國生態政治學家Terry Gifford指:「生態觀是社會建構概念」,往往是教育與政治經濟角力落敗,令人類為一己私利而肆意破壞環境。

自2000年代推動的「西部大開發」,體現了東部城市和西北草原、中央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可說是《狼圖騰》的現代版,不過衝突換了民族而言。早在2001年,《大地》雜誌一篇題為〈打造大西北的經濟航母〉的文章,就提出一系列必要實行的生態戰略,例如「以環境保護為重點,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特色產業為突破,實施城鄉協調發展戰略」等,以保護生態環境脆弱的西北地區,否則只會破壞民族團結。可惜發展和民族矛盾,往往是並存的:青藏鐵路通車後數年,已出現沿線荒漠化現象,除了生態遭破壞,鐵路本身也受損,令一些藏人對「發展是硬道理」感到不滿,流亡藏人的批評尤甚。例如「藏人行政中央環境發展項目辦公室」負責人丹增諾布接受《西藏之聲》訪問時,多番駁斥中國官員指草原沙化源於過度放牧之說,並引用研究指遊牧反而有助保護草原,相信過度開發、強逼牧民集中定居,才是草原沙化的主因。

時至今天,在更宏觀的「一帶一路」戰略下,這生態與發展帶來的民族矛盾,涉及中國與西進沿途國家的關係,只會倍加敏感。例如中國與緬甸,近年就因為「伊洛瓦底江水壩計劃」鬧得很不愉快:2011年,緬甸宣布因民意反對,擱置中國資助的水壩工程,而當地改革派及環保人仕一直擔心,水壩會影響水流和生態。加上水壩選址位於伊洛瓦底江源頭,克欽族人奉該處為聖地及緬甸文明發源地,甚至因工程爆發過騷亂。類似案例,隨著當中國大興土木,要把基建帶到整個亞洲,只會越來越多。「一帶一路」帶來的生態衝擊能否為當地人接受,足以影響整個計劃的成敗。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6月

「鳳凰計劃」之後:香港足球排名低於哪些地方?

香港足球總會自2011年落實「鳳凰計劃」改革香港足球,去年又提出「力爭上游萬眾一心五年計劃」,定下指標要港足在五至十年內,躋身世界排名前100位、亞洲排名前10位,以及獲得2020年奧運會決賽週入場券。

然而無論球圈內外,都知道這是比達到普選難一百倍的夢。

在國際足協4月份公布的世界排名,香港下跌至全球167位,逼近2011年的169位最低點,有了「鳳凰計劃」,卻差點創出新低。據《香港獨立媒體》一篇題為「鳳凰折翼 港足列最低檔次」的報道,港足的世界排名下跌,其中一個原因與足總去年沒有積極安排國際比賽有關,這也為足總高層所反覆強調。文中提到「香港在2014年只曾安排4場比賽,2013年時撇除亞洲盃外圍賽更只得2場」,反觀文中舉例的中國和菲律賓,2014年各安排了10場國際友誼賽,後者2005年排名低至191,現已大幅上升至139(排名更新至2015年4月9日)。

但在這些統計學的因素以外,排名在香港之上的,難道就沒有其他值得借鑑之處?自然不是的。例如上期本欄提到的不丹,長期在國際足協排名包尾,但經過3月在世界盃外圍賽「雙殺」斯里蘭卡,居然一下子從榜尾209位躍升至163位,已經比香港要高,也勇奪4月份「最佳進步獎」。本期我們不妨再介紹另外兩支後來居上、現在排名在香港之上的隊伍:阿富汗及庫拉索。

阿富汗:加濟球場與加濟刑場

根據國際足協4月公布的排名,阿富汗排第134位,自2011年至今攀升近60名。阿富汗在美軍協助下,在2001年推翻塔利班建立共和,雖然局勢仍然不穩,但總算有機會發展足球運動,甚至以此團結人民。

足球對阿富汗人民的意義,要從首都喀布爾的加濟球場說起。加濟球場早在1923年建成,「加濟」(Ghazi)意指「英雄」,讚譽二十世紀初帶領阿富汗打贏「第三次英阿戰爭」並取得獨立的君主阿曼諾拉汗(Amanullah Khan)。由於阿富汗位處英屬印度和俄羅斯帝國之間,一直是大棋局的磨心,但直到塔利班掌權,足球一類由西方國家引入的體育運動才被禁止,加濟球場變成公眾刑場,草地上滾動的不是足球,而是人頭。阿富汗流傳一種說法:「加濟球場的草皮由於染血太多,才會長年寸草不生」。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傳說,加濟球場在2011年完成翻新重建後,草皮、泥土被整幅移除,重舖上人造草。重建開幕式在阿富汗奧委會主席、美國大使等見證下,舉行了兩場表演賽,包括一場女子足球賽事。女性不必再穿「察督里」(chadri)包裹全身,可以穿起球衣馳騁球場,被視作阿富汗擺脫極端主義的象徵之一。

也許由於政治無甚可為,阿富汗政府及足協近年相當積極推動足球發展,阿富汗國家隊也不時取得好成績,例如打入2011年南亞足球錦標賽(2011 SAFF Cup)決賽,雖然大敗予東道主印度,卻是阿富汗重新亮相國際賽的里程碑。2012年,阿富汗足協成立該國首個全國聯賽Roshan Afghan Premier League,由國內最大廣播公司贊助,賽事全國轉播,隨即引發一股足球熱。

去年8月,阿富汗足總宣布以躋身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決賽週為目標,同時公布與日本體育大學的NITTAI專業足球學校達成合作協議,阿富汗國家隊各梯隊成員可赴該大學接受足球訓練,以至體育管理、運動醫學等高等教育課程,全面為阿富汗足球培育人材。這種合作也將成為阿富汗球員外流的跳板,也許未來有機會在日職聯看見阿富汗面孔,亦為可知。相較下,香港難得有球員自費到歐洲外闖,卻因為護照問題遇上障礙,更見諷刺。

庫拉索:拒絕皇馬的庫拉索名宿位於加勒比海南部的庫拉索

(Curaçao)為港人陌生,但在國際足協4月份排名為148,也超過香港。庫拉索原屬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群島年前解體,庫拉索獨立成為荷蘭的「自治國」之一,面積約444平方公里,人口僅14萬。觀乎其2015年以來參與的國際賽,先是「ABCS錦標賽」,即四個原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的島國互相撕殺,以及在世界盃外圍賽兩回合對排名171的蒙特塞拉特,自然較容易得積分。但再看其本土出產過的球星,卻能發現這排名已是偏低了。

先談庫拉索國家隊的新任領隊,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荷蘭名宿古華特(Patrick Kluivert)。他出身阿積士,效力過AC米蘭、巴塞隆拿等國際級大球會,40個國家隊入球記錄在2013年才被雲佩斯打破,在去年巴西世界盃擔任荷蘭國家隊教練雲高爾的副手。球圈一度盛傳他會跟隨雲高爾加盟曼聯,最終卻執起庫拉索國家隊教鞭,原來他除了蘇里南血統,母親正是來自庫拉索,也就是說要不是選擇了荷蘭,完全可以代表庫拉索參賽。須知蘇里南、庫拉索等,近代為荷蘭國家隊供應了大量頂級球員,包括古烈治、列卡特、戴維斯、施多夫、哈索賓基、古華特等等。若只論血統、不論他們自幼在荷蘭本土訓練成長,「ABCS群島」甚至足以跟世界足球強國相提並論。

第二位更加不得不提,就是庫拉索足球史、甚至是國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在1944-55年間代表國家隊35次的門將哈圖(Ergilio Hato)。庫拉索國家隊的黃金年代在1940、50年代,1946年,庫拉索為慶祝國內足協成立25週年,邀請了阿魯巴、蘇里南、哥倫比亞球會巴蘭基亞青年、荷蘭球會飛燕諾等進行錦標賽,結果庫拉索贏出所有賽事,包括4:0大勝飛燕諾,並保持整項賽事不失球。1946年,庫拉索與荷蘭本土為促進關係,實行「足球外交」(嚴格來說是王國「內交」),遠赴荷蘭訪問三個月,踢了9場友誼賽,再與飛燕諾踢成3:3。哈圖的表現吸引眾多歐洲球探注意,阿積士、飛燕諾以至西班牙皇家馬德里都向他發出邀請,但他一一拒絕,堅持返回家鄉,繼續在航空公司任職,工餘效力國內球會CRKSV Jong Holland,並渡過整個足球生涯。庫拉索在1950年奪得中美及加勒比海錦標賽冠軍、1955年奪得泛美錦標賽季軍,哈圖也是主要功臣。如今庫拉索國家足球隊的主場,命名為Ergilio Hato Stadium;庫拉索的首都機場,也命名為Hato International Airport,這可是足球明星極少數的特殊待遇。

換了是香港,雖然出產過球王李惠堂,但不要說機場,連更衣室也不見得會以他命名。「鳳凰計劃」十年後,香港足球又會怎樣?

沈旭暉 Sportsoho 運動版圖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