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1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世紀末膠歌《Hello Kitty成為朋友》/活希兒

每一代人都有集體回憶,而回憶少不了一首首「膠歌」。在同代人心中,提起這類歌,除了想起李莉莉的《我要你每夜陪住我》,少不了還有活希兒的《Hello Kitty成為朋友》。

這首1999年作品以日本製造、聲稱出生於英國的卡通人物為主角,而針對香港市場,理應有一定國際視野。畢竟Hello Kitty被學者稱為「粉紅全球化」推手,假如歌曲成功,甚至可在國際舞台占一席位。可惜,即使不談市場策略和歌手的唱功,單看歌詞,已有大量硬傷。筆者對Hello Kitty毫無好感,但見一首明擺著要靠Hello Kitty賺錢的歌,可以無heart到這程度,也不禁歎為觀止。

歌詞說Hello Kitty「成日微笑/永遠都青春不老」,就是一個笑話。眾所週知,Hello Kitty是沒有口的,因此也不會笑,更談不上「成日微笑」。而她沒有口的原因,就是要配合抱起Hello Kitty的人那一刻的心境,開心的看到快樂,傷心的得到慰籍。這樣的設定,不得不說是有心思的。可惜到了香港,頓失玄妙。

另一句「共聚伴隨和我一起跳高」,又是明顯沒有做基本research。根據日本官方資訊,Hello Kitty的身高等同於5個蘋果、體重相等於3個蘋果,這樣的設定,在總公司自製的動畫,也有清楚表達。港女活希兒為要和Hello Kitty「一起跳高」,本身已無厘頭,至於這樣的身高怎樣「一起跳」,更是想起也不興奮。

最難接受的還是這一句:「共聚就能覓到開心法寶」,而我不知道Hello Kitty有什麼法寶。她的公司自然製作了大量商業產品,但擁有法寶的貓只有叮噹。以叮噹的形象crossover Hello Kitty,是對叮噹迷的最大侮辱。

總之,這首詞可以是《Hello Kitty成為朋友》,也可以是《Snoopy成為朋友》、《李莉莉成為朋友》、《活希兒成為朋友》,「內容」是百搭兒歌的套路。如此誠意,完全沒有Sanrio的全球在地化知識,難怪效果慘不忍睹,討厭Hello Kitty的恥笑,喜歡Hello Kitty的狂怒,連帶主唱者也淪為一曲歌手。國際視野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瑞典訪客的「民族性」忠告

不久前,接待了幾位來自某瑞典大學的官方訪客,他們到訪的目的是「推動瑞港學生交流」。說來,香港的大學生出國機會不少,選擇也很多,但英美澳紐等太普通,主流香港學生又對第三世界卻步,瑞典這類完全能以英語溝通、又擁有非英語系文化的發達國家,就成了最被青睞的目標。

但這幾位學者,對打算到瑞典交流的青年,卻有十分務實的忠告:要注意瑞典人的「民族性」。是的,就是早前本地文壇鬧得沸沸揚揚的「民族性」。他們認為瑞典人表面上十分友善、容易交朋友,但要真正打入內心世界,可謂極其困難。平日瑞典人異常冷靜,雖然也喜歡豪飲,卻不習慣酒後吐真言,除非雙方的互信真的到達某境界。

這種泛泛而談的「民族性」,自然不可能太科學,但瑞典學者的進一步分析,還是能讓我們代入。因為他們在東方打了一輪交道後發現,瑞典就是「歐洲的日本」,演化出的「民族性」也大同小異。

今天瑞典的國際形象,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富有國家,政府福利極好,人民衣食無憂,加上湖光山色,直是人間天堂。但三百年前,瑞典是一等強國,在三十年戰爭中嶄露頭角,領土涵蓋今日的芬蘭、波羅的海,乃至挪威、丹麥、俄羅斯、德國部份土地。金庸小說《鹿鼎記》也記載韋小寶和俄羅斯談判時虛晃一槍,威脅和瑞典東西結盟。直到後來在「大北方戰爭」戰敗,才斷送了瑞典的強國地位,但瑞典海軍至今維持極高水平,依然是北約防範莫斯科的橋頭堡。

這段歷史,有點像一度雄霸亞洲的日本帝國,全盛時不但控制朝鮮半島、台灣、南庫頁島等,還一度和美國競逐太平洋霸主地位。到了國家打回原形,人民表面上適應,但「DNA」還有若干大國傲氣在內,揮之不去,不喜歡被隨便當作「某個西方國家」,也不希望自己的獨特文化被全球化時代完全消化。

我沒有長時間在瑞典生活,對以上一家之言無從論證,只能想起在瑞典遊歷的經驗。印象最深的不是哪個景點,也不是保留了大國氣派的瑞典皇宮,而是先後多次在大街上、酒吧中、交通工具內聽到同一首舊歌:德國樂隊Alphaville的《Forever Young》;它有一個香港版本,就是夏韶聲的《永不放棄》。

這首英文歌今天成了流行文化經典,但當年在英美流行榜都沒有表現,反而在瑞典成了冠軍,後來被瑞典銀行改編成廣告歌,有點「民間國歌」的感覺。對瑞典人而言,德國和英語的結合,加上本土化的重新演繹,和老牌帝國依然要重生的「forever young」躁動,也許就是自身在21世紀歐洲的身份認同?至於這是否算是「民族性」,自然卻是無關痛癢了。

小詞典:大北方戰爭(1700-1721年)

18世紀初葉,北歐有俄羅斯、瑞典兩大勢力,都在工業革命期間向外擴張,最終為爭奪波羅的海控制權而爆發戰爭。瑞典擁有當時最精銳的軍隊,國王卡爾十二世被稱為軍事天才,有「小拿破侖」之稱,戰爭初期大獲全勝,但最終與拿破侖一樣,在遠征俄羅斯途中遇到寒冬落敗。戰爭令瑞典喪失精壯人口二十萬和大片領土,永久失去大國地位;俄羅斯則繼續擴張,逐步成為全球最大國家。

2015年7月30日星期四

國際NGO被新時代淘汰?

近年各國公民社會蓬勃發展,老牌非政府組織(NGO)備受挑戰,其臃腫架構及高行政費用,常被揶揄為「可持續社運」。不久前美國紅十字會的醜聞,不知有多少本地朋友關心?

上月美國獨立新聞機構Pro Publica記者Justin Elliott,聯同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記者Laura Sullivan發表偵查報道,稱美國紅十字會在2010年海地地震後籌得的善款之中,相當部分下落不明,且捐款用得本末倒置。

據該報道,美國紅十字會籌得約5億美元,承諾把91%善款用於災區善後,但二人發現9%善款上繳國際紅十字會,另有24%用作「行政開支」,賬目上分配於協助災民的僅得60%,而該六成善款中更有不少被浪費。

美國紅十字會承諾為災民興建「700間有獨立洗手間與浴室的房屋」,目標定於前年完成,但時至今日僅落成6間。「5億美元6間屋」,成為搶眼的新聞標題。

醜聞爆出後,美國紅十字會把失誤歸咎海地的「土地問題」,稱當地政府在土地用途上有各種限制,才導致房屋興建未能達標云云。但其他國際NGO已在災區一帶合共興建9000間房屋,有關回應自然被質疑為「語言偽術」。

科技革新改變「賑災界」

那真正原因是什麼?除了美國紅十字會的官僚主義,對海地工人的不信任也是深層次矛盾之一。負責海地重建工程的美國紅十字會主任Judith St. Fort,曾公開質疑海地工人工作能力,稱「海地人工作履歷並不可信」,但她又無法直接處理,於是工作根本不能落實。再者,會方工作人員大都不懂法語或歸融語(Creole),工程往往要透過中間人外判,不但成本增加,會方亦難以監督。

翻翻舊賬,美國紅十字會早有管理賬目不善前科,處理2005年卡特里娜、2012年桑迪兩場風災的工作都未如理想,正被美國國會調查。另一處於爭議中的NGO為克林頓基金會,最近被指無適當管理善款,由於涉及熱門總統參選人希拉莉,一切格外政治化。

獨立機構「慈善監察」(Charity Watch)主席Daniel Borochoff早前形容,美國NGO賬目普遍欠缺透明,堪稱「黑洞」。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教授Tobias Pfutze亦批評,NGO賬目透明度往往比不上政府部門。

隨着資訊科技近年大革新,「O2O」、「P2P」等概念大行其道,國際大型NGO前景實在堪憂,長遠而言,甚至連生存也成問題。對不少捐款人來說, 最希望金錢直接用於受惠人身上,最不喜歡被當作「行政開支」供養NGO員工,只是一個美國中產沒有其他辦法把錢交到海地災民手中,才須靠NGO當中介人。但只要類似Uber、GoGoVan的概念被應用到賑災,國際大NGO存在價值便大減,賑災效率則可得以提升。若果類似醜聞再三出現,突破性發展也許隨之 而來,那時候不單是「賑災界」,恐怕整個世界格局都會隨之而變。

2015年7月29日星期三

埃及會成為「失敗國家」嗎?

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發生後,結局反而是整個地區陷入空前混亂,激進勢力興起,而民主遲遲未來。曾被寄予厚望的「革命樣板」埃及,局勢越發不堪,情況令人擔心。

埃及國內本來就由兩大派對峙,一派主張世俗化,一派主張伊斯蘭化,雙方之水火不容,原來就不是民主制度能輕易調和。問題是這兩派領袖都沒有大和解的念頭,當權時越走極端,經民主程序上台的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如是,想不到策動政變把他趕下台的軍政府反撲得更徹底,不但禁止穆斯林兄弟會參與政治,還把穆爾西判死刑。兄弟會雖然被西方國家視為激進團體,但只要能合法參政,起碼會產生溫和派系,但現在被全盤否定,無異於把他們全體趕向極端。

這情況似曾相識,在伊拉克就出現過一次。十年前薩達姆被美國推翻後,伊拉克反對派認為大報復的時候到了,說服美國進行「去復興黨化計劃」,把所有曾為薩達姆政府工作的公務員全體解僱,下令所有復興黨員不得參政。原來代表全國精英的復興黨走投無路,結果輾轉衍生出今日的「伊斯蘭國」。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目前正被軍政府大舉搜捕,似乎也向同一方向邁進。而他們的基層支持者極多,一旦激化,不單可以輕易裂土立國,還能輸出革命。

更嚴重的是,埃及年輕人失業率自「阿拉伯之春」後一直高企,15至24歲的年失業率由2010年的26.3%,上升到2013年的近40%,同時還有近半人口活在貧窮線下。大量貧困青年在街上游手好閒,往往是社會不穩的徵兆,在和平時代,也會成為黑社會的招募對象,現在則成了激進組織的新血。「伊斯蘭國」對此特別有一手,對投效的青年管食管住,還有上向流動階梯,遠不是埃及政府所能競爭。何況今天的埃及政府自顧不暇,也管不了那麼多。

這類情況,用學術語言來說,很容易「從量變到質變」,而這在埃及恐怕已出現。埃及除了主流的穆斯林兄弟會,還有極多大大小小激進組織,一些還有分離主義傾向,例如活躍西奈半島的「耶路撒冷守護者」(Ansar Bait al-Maqdis)。這組織除了不時在西奈半島發動汽車炸彈襲擊,希望在這塊曾被以色列佔領的土地建立伊斯蘭政權,在去年開始,還宣布效忠「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早已鎖定比敘利亞、伊拉克更有影響力的埃及,為重點發展目標。目前他們有三路擴張計劃,一路是依靠「耶路撒冷守護者」一類投誠的支部,發動邊陲襲擊,例如本月中成功攻擊埃及軍艦,就是「伊斯蘭國」擁有海軍力量的先聲。另一路直接滲透,例如2月有21名埃及基督徒被「伊斯蘭國」斬首,就引發大批民眾上街,擔心埃及早晚淪為另一個敘利亞。還有一路是通過鄰國利比亞,而利比亞邊境已成為「伊斯蘭國」新基地,那個一度相當富裕繁榮的發達國家,早已國之不國。發展下去,其他主流伊斯蘭組織(例如穆斯林兄弟會)面對正面競爭,也很難不向激進化方向發展。

理論上,埃及比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應較能避過分裂危機。大部份區內國家的版圖,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西方國家劃分的,宗教、族群對立嚴重,而缺乏單一民族主義。但埃及一直是相對單一的民族國家,超過90%國民都是傳統埃及人,雖然有不同教義的教派,但起碼對埃及身份認同有劃一認知。然而自從軍政府再次上台,卻催生了「新舊埃及人」之爭,那些走投無路的青年,開始自居要打倒舊世界的「新埃及人」,讓埃及成為「伊斯蘭國」一部份。即使穆斯林兄弟會主張伊斯蘭化,但也未有「去埃及化」,這樣激進的論述,是以往所未有的。

假如埃及變成下一個敘利亞、伊拉克,不但金字塔一類人類文化遺產的境況不堪設想,整個地區更會全面陷入亂局。數年前,以色列多番警告美國不要放棄穆巴拉克,就是擔心會引起今天的骨牌效應。雖然以色列的出發點動機不純、充滿自私計算,但從後果看來,實在不幸言中。

小詞典:耶路撒冷守護者
伊斯蘭聖戰組織,2011年埃及革命後成立,主要在西奈半島跟埃及軍警作戰,亦曾越過邊境攻擊以色列。成員主要為貝都因人,也有少數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人,雖屬伊斯蘭主義派系,但也有地方主義色彩。埃及世俗派人士多認為,這組織跟穆斯林兄弟會有關聯,但為雙方否認。由於西奈半島遠離埃及半部,已成為伊斯蘭國滲透的牽頭堡,令這組織可能成為顛覆埃及的關鍵力量。

2015年7月28日星期二

烏茲別克土共之死

昨天談及中共「廣東地方主義領袖」古大存被鬥死的歷史,而其他國家的共黨自然充滿同類例子。年前筆者在原屬蘇聯、1991年獨立的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參觀了一個理論上是「富商舊居」的景點,就是相當好的國民教育題材。這個「富商」,其實是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任領袖高扎耶夫(Fayzulla Ubaydullayevich Khodzhayev),至今依然是敏感人物,但畢竟又是歷史要人,當局不得不馬馬虎虎介紹。

高扎耶夫出身富有之家,當時還沒有甚麼「烏茲別克斯坦」,只有形式上獨立的「布哈拉汗國」,由「布卡拉埃米爾」管治。高扎耶夫被父親送到莫斯科留學,在那裏意識到自己國家的落後,受到俄國共產黨的「進步思想」洗禮,回國後成立「布哈拉青年黨」,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成為蘇聯共產黨的附庸。不久蘇共出兵推翻布哈拉汗國,成立「布哈拉人民共和國」,讓其加入蘇聯,再重組中亞版圖,建立「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高扎耶夫作為土共領袖,被物色成為共和國的革命委員會主席、首任總理,成為本地最高領袖之一。

高扎耶夫雖然加入了共產黨,但他的主要身份認同依然是「布哈拉人」,加入革命不是為了「建設大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夢」,也不是為了提升本來就處於社會頂層的地位,而是為了尋找本地進步的途徑。然而在史大林眼中,任何地方的土共,都是潛在分離主義勢力,都必須警惕,加上他力行計劃經濟,強行改變不同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產業結構,無可避免的令各地土共反感。對烏茲別克,史大林下令嚴格落實土地改革,建立棉花單一經濟體,又取締傳統伊斯蘭勢力,激起傳統精英大反彈。

高扎耶夫作為和傳統精英關係密切的土共領袖,在內部嘗試抵制史大林對本土的干預,因而開罪了最高層。1937年,在斯大林其中一波全國大清黨運動當中,高扎耶夫被徹底清洗,罪名除了種種右傾思想,還包括「地方主義」,被「免去」一切職務,更在1938年被公審處決。一如其他被公審處決的蘇共高層,他在過程中「被坦誠」一切「罪行」。

史大林過世後,繼任的赫魯曉夫不久發起「去史大林化運動」,把史大林拿來批判,不少被清洗的前領袖又被陸續「恢復名譽」,高扎耶夫在烏茲別克也於1966年被平反。但他究竟是民族英雄、還是「烏奸」、「布奸」,依然是充滿爭議的敏感議題,到其故居參觀的人,會得到不同結論。

作為來自「中國香港」的遊客,只感到「蘇聯烏茲別克」的一切似曾相識,而高扎耶夫故居的品味,雖然不同香港昔日的殖民地風格,精神卻彷彿異曲同工。我們在國際歷史可以甚麼也學不到,但起碼能對政治的本質有基本認知,假如還要夢想從政,就與人無尤了。

小詞典: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

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一,1991年獨立,一直由強人卡里莫夫統治,被主流西方媒體視為中亞人權問題最嚴重的國家。烏茲別克天然資源豐富,國內貧富懸殊嚴重,由於國土是前蘇聯併湊而成,國內一直存在分離主義,也有不少激進伊斯蘭份子的恐怖組織。卡里莫夫在9/11後容許美國使用軍事基地,成功在中美俄之間遊走,但國家能否長期維持穩定充滿變數。

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

「土共」與地方主義:從曾德成「被辭職」回顧《古大存沉冤錄》

根正苗紅的香港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忽然「被辭職」,變成羅生門。從公開資訊,可基本確認的大概有下列各點:他不是主動辭職;把他免職的具體原因為北京認同;老牌愛國人士的身份沒有改變結局,反而「沒有配合委任新愛國人士」是罪名之一(《東方日報》);政府則放風說關鍵是處理青年事務不力,令「人心未回歸」(《港人講地》)。筆者對香港事務沒有研究,對今天的香港感到陌生,自然沒資格評。不過「為何老牌土共在共黨當權後際遇坎坷」這悖論,其實是一個結構性議題,有不少國際案例可援,例如可參考《古大存沉冤錄》。

古大存是廣東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內部「廣東幫」龍頭,長期擔任東江游擊隊領袖,威望僅次於位列十大元帥的廣東人葉劍英。他在中共建國後歷任廣東省副主席、省委書記,1957年被「整」、被打倒,1966年文革時又被陪鬥,不久死於廣州。與此同時,資歷相近的老牌廣東土共也一律被打倒,包括曾任香港分局書記(今天中聯辦老前輩)的元老方方,和被派駐海南島的馮伯駒。

《古大存沉冤錄》的作者楊立也是中共高幹,文革後任廣東省副省長,早年曾當古大存秘書,出版這本書,就是為老上司抱不平。剔除一些中共術語、好些過份瑣碎的私人恩怨,本書是了解「國際土共政治」的上乘作品,因為點出了一個有趣的框架:「反地方主義」。甚麼是「地方主義」?根據字面解釋,不外乎扞衛本土利益、警惕外來威脅,有時涉及對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的不同身份認同,今天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本土主義」,也可是例子之一。問題是甚麼是健康的「愛地方愛國家」、甚麼是要打倒的「地方主義」,卻不可能有劃一定義。

古大存下台,導火線是「執行土地改革不力」,沒有令廣東「人心回歸」、「人心革命」,對「前朝餘孽」過份手軟,於是哪怕他根正苗紅、思想忠誠,還是被批評為不夠「左」。本來左不左、右不右可以是純粹執行問題,但配合到廣東的特殊性,卻忽然成了「地方主義」。

為什麼古大存「執行土改不力」?《沉冤錄》介紹,這並非一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舊廣東土共群的共識,「路線」還是由葉劍英親自制定。當時葉劍英提出七點「廣東獨特論」,抗衡國內其他地方的過激土改,主要內容是認為不少廣東「地主」都是海歸華僑、港澳同胞、「進步民主人士」,基於種種原因,才有了「地主」身份;一些則是本地賢達以「地主」身份掩護愛國活動、或從事教育事務。假如一刀切將他們打倒、房產充公,不但不公平,也會造成本地精英大反彈。

但在國內其他領導看來,這是「過份偏袒廣東利益」,認為廣東土共對敵人不夠狠、對「人民」不夠溫暖。他們認為,廣東土共在多年潛伏、抗戰期間,都是靠同情他們的社會賢達、地方土豪掩護,有些甚至是「雙面政權」,到了人民「當家作主」後,基於上述歷史聯繫、和「外國勢力」的海外聯繫,不可能能下得了手執行新政。而且廣東在國民黨時代,長期是不同軍閥管治的「半獨立政治實體」,早有分離主義傾向。因此,必須由外省調派年青能幹的幹部前來整頓,取締本省人,再安排「新廣東人」為副手,才是革命之路。在這些理據下,毛澤東親自拍板批判廣東「地方主義」,連葉劍英也要自我檢討,改派陶鑄、趙紫陽到廣東擔任新領導。陶鑄到任後雷厲風行搞土改,扶植「新群眾領袖」,和「廣東舊土共」鬧得很不愉快,古大存最終被當作「廣東地方主義」領袖,被扣上「馮伯駒古大存反黨聯盟」罪名,徹底打倒。

「反地方主義」自然不是廣東獨有,在其他共黨統治的國家、地方,因為其先天的中央集權性質,一直是永恆的議題。過程中,被開刀的往往是紮根本地的資深土共,因為他們在資深黨員當中有影響力,但相對於外來者和新貴,大多屬於傳統精英階層,確實和「前朝餘孽」關係較好,往往會從他們的「本土經驗主義」,去判斷「上方新政策」能否順利落實。但在最高層眼中,一個地方的政策能否順利落實,卻不應見樹不見林、拘泥於一時三刻的反彈,因為「新政」本來就是為了改造一個地方的精英階層、協助「群眾」產生「新領袖」(也就是表現「進步」的群眾領袖,加上一些原來的次級精英)改造社會;假如一地的主流精英不分左中右集體反彈,正正說明了這個地方存在凌駕階級的「地方主義」問題。

「反地方主義」假如是一個適用於中外共黨的框架,那又有甚麼一般性結局?不少傳統精英、愛國人士相信,一時三刻的過激政策終會修正,不要過份緊張,正如古大存最終也被完全平反,陶鑄遺孀公開承認當年「是不對的」,代亡夫向古大存家屬「表示歉意」。不少激進人士,則深信地方主義始終是政權的隱憂,「寧左勿右」,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他們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其實很簡單:對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打擊和前朝政權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方舊精英(包括「土共」)、扶植新精英,是鞏固政權的必要途徑。但另一方面,中央也深明地方勢力不可能連根拔起,即使拔了,新貴也早晚變成「新地方主義」,因此對那些長期忠誠、道德相對單純的舊土共,又會在他們元氣大傷後拿回來「回復名譽」、放到位高權不重之處,以保持平衡。那時候,他們的「地方主義」,就變回「愛地方愛國家」,個別民憤特大的過激人士,則被拿來開刀撫慰人心,直到下一波循環出現,週而復始。這些都是歷史,在蘇聯的例子更多。至於香港,在下才疏學淺,完全不懂。但你懂的。

小詞典:陶鑄(1908-1969)

湖南人,1926年進入黃埔軍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國共內戰時長期在東北戰場,和林彪關係密切,中共建國後擔任「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獲毛澤東信任,先後被派到廣西、廣東處理兩地地方主義問題,1955年任廣東省委書記。1965年任國家副總理,進入中央決策層,文革期間的1966年8月晉升政治局常委,一度成為全國第四號人物。初時熱烈支持紅衛兵運動,但掌握實權後嘗試控制激進運動發展,1967年1月就被打倒。

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

《墳場新聞》的另類軟實力

筆者向來對中外歷史有濃厚興趣,近期流連Facebook,不時追看《墳場新聞》的「直擊報道」,受訪者均是已經仙遊的中外歷史人物。所謂的訪問故人,當然純屬「惡搞」,但相關報道、故人言談間總有詳細準確的史實資料,而且緊貼本港時事,借古諷今,實在令人看得津津有味,也有溫故知新的學術價值。筆者起初在想,《墳場新聞》編採團隊的規模,大概不比本地一些正統傳媒小,後來認識總編輯青永屍,才發現那原來只是個「一人傳媒」,令筆者更加佩服。

青永屍正職是個中學教師,據他所講,是在貪玩之下開發了這個至今已有逾7萬網民讚好關注的網絡「媒體」。雖說貪玩,背後理念也是有的─受限於回歸後的教育界環境、政治制度,作為教師以至任何人,要發聲並獲得關注,大概要靠在網絡世界取得網民共鳴。

「認真地不認真」,或「不認真地認真」,何嘗不是大部分香港人的一種獨特精神,在惡搞文化還未受太多限制禁制之前,或者也能像青永屍和《墳場新聞》一樣殺出血路,成為香港獨特的「軟實力」。

S: Facebook上有不少類似的專頁,為何只有《墳場新聞》可以發展到今日的規模?

屍: 我開辦《墳場新聞》的原意只是貪玩,漸漸才發展到現時以諷刺時弊為主的Facebook專頁。事實上,不少其他專頁仍在運作,只是其規模和讚好的人數比不上《墳場新聞》。我也不清楚為何只有《墳場新聞》可以跑出,原因可能是市場其實本來就有這個需求,只是一直沒人留意,而我誤打誤撞地滿足了這個需求。

除了是一系列惡搞專頁之外,傳統媒體亦有各自的專頁,但迴響似乎比不上前者。原因是它們依然沿用傳統的一套,只是把新聞放上網。然而,香港社會轉變得很快,資訊極高速地傳播。如果只是單單轉載報紙上的新聞,而缺乏討論或延伸,讀者自然會反問:「為何我不自己上網搜尋?」同樣的資訊必須要重新建構和加入input,才可以吸引讀者。

借古諷今避開政治枷鎖

S: 現在不少的Facebook專頁都以惡搞為主題,這是否各大主要專頁的成功關鍵?

屍: 好難定義何謂「惡搞」,我認為用「戲仿」一詞會較合適;戲仿就是把舊有的事物放在新的框架之下。香港人對舊事物都有依戀,正如近日麥浚龍的《羅生門》在網絡世界不停被轉發一樣,原因就是大家都對舊日的歌曲和事物有共鳴。整個香港轉變得太快,大家都對未來失去信心,因此會選擇沉醉於戲仿之中。

到底戲仿是否等於一定會「紅」?又不一定。雖然很多人都有戲仿或者惡搞,但都紅不起來,甚至會變得不受歡迎。戲仿只是一個形式,最重要的是如何包裝,以及所傳播的資訊是什麼。戲仿或者惡搞的手法有很多,因為我是中文科和通識科老師,對中國歷史比較熟悉,所以就選擇了以此作為惡搞的題材。每一個香港人都於中小學時期接觸過中國歷史,對相關題材一定會有共鳴。此外,借古諷今的客觀效果就是可以避開社會上的政治枷鎖。

S: 《墳場新聞》不時會「訪問」一般香港教科書上較少提到的外國歷史人物,這跟訪問中國歷史人物有什麼不同?

屍: 其實兩者的差別不大。《墳場新聞》所講述的不是歷史,而是以歷史人物或事件包裝一連串的時事和哲學。因此,只要適當地於歷史的框架之下演繹時事,無論是中國、西方,甚至是非洲和南美洲的歷史人物都可以用於創作《墳場新聞》。

或者有人會擔心讀者對外國的歷史人物不太熟悉,難以產生共鳴。這一個當然是過慮的想法。我在《墳場新聞》的專頁上一直都有用外國歷史人物作為框架,其迴響程度亦不下於中國歷史人物,往往會得到上百的留言、過千個讚好。我所引用的外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大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相信讀者亦不難找到共鳴。即使讀者不太熟悉相關的歷史人物或事件,他們也可以立刻於網絡搜尋,因為資訊傳播的方便正正就是網絡的最大好處。此外,不少讀者也會在《墳場新聞》的專頁上留言,解答其他讀者對歷史人物和史實的疑問。

S: 哪一篇引用外國人物的文章是令你最深刻的?

屍: 我在創作時並沒有特別考慮到底該歷史人物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是其事跡跟香港的時事有關,我都有以他/她為創作題材。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引用麼地爵士以論證少數族裔對香港有貢獻的一篇,原因是這一篇文章的確引起了讀者熱烈討論,也改變了不少讀者對少數族裔朋友的看法。由於這篇文章的內容比其他引用外國歷史人物的更加地道,且讀者也有不少共鳴,所以我的印象就最深刻。

台灣讀者當散文小說看

S: 我知道《墳場新聞》的書籍在台灣、馬來西亞等等華人聚集的地方都有出售。到底為何以香港時事為主題的《墳場新聞》可以賣到當地?當地人對香港時事又了解嗎?

屍: 其實不單單是台灣和馬來西亞,德國、加拿大、澳洲、美國等地都有華人關注《墳場新聞》。有時是書商或出口商把我的書籍轉運到外地,也曾經有當地的華人組織直接找我。很難說這到底是否可以當作香港軟實力的輸出,可以說的只是香港在不少華人心目中仍然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地方,他們都很關注香港的時事。這批人主要是早已移民到海外的香港人,又或者是暫時於外地生活的港漂。雖然他們於外地生活,但仍不時希望了解香港的時事。

除此之外,另一類海外讀者則把《墳場新聞》當作散文小說。這批讀者以台灣人為主,他們對香港時事或社會議題的興趣不大,而只是感到《墳場新聞》的寫作手法很過癮。這亦是我最初創作時意想不到的效果,想不到我的作品會被海外華人當作華文小說。因此我不認為香港是所謂的「文化沙漠」,只要找到適當的方式,香港仍然是一個文化活力十足的地方。

S: 外國有類似《墳場新聞》一類借古諷今的網站嗎?

屍: 以我所知就沒有,《墳場新聞》可能是香港特殊政治環境之下的產物。因為外國社會的政治氣氛跟香港不同,同時十分鼓勵民眾發聲爭取自己的權益。他們大多會直接上街示威,向政府表達自己的不滿。香港人則比較內斂,亦較少上街,反而會接受通過網絡借古諷今的手法。此外,香港人對時事議題的興趣一向不大,以趣味手法演活時事可令新聞更加「易入口」。情況就跟外國多年來一直流行的政治漫畫一樣。

S: 你認為香港的建制派可以嘗試學習借古人或外國人諷刺時事的手法嗎?

屍: 當然可以,問題是其得到的效果如何。借用古人或外國例子諷刺時事只是一種每個人都可以學習的表達形式,關鍵是當事人如何包裝,又如何把其他的人或事放在現有的社會議題之中。

我不是借古諷今的第一人,《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就正正以宋代的腐敗譏諷當時的明朝政府。因此,我絕對不排除建制派會於日後學習類似冷嘲熱諷的手法。建制派總會有人去作出類似的嘗試,至於其作品的質素如何、網民又是否受落等等就是未知之數。

2015年7月24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同途萬里人》/羅文:三十年前的「一帶一路」

這是極少數有史詩感覺的香港流行曲,曲詞編唱都是上乘,而且組合可一不可再。填詞的黃霑、主唱的羅文都已作古,作曲的日本大師喜多郎已登上神壇三十年,等閒亦不會再操刀。喜多郎作曲時,是作為日本放送協會(NHK)和中國中央電視台合拍的紀錄片《絲綢之路》主題曲,而他特別重視唐三藏法師取西經的故事。當時中國剛改革開放,日本提供的ODA是重要資金來源,兩國關係極好,與今天兩國憤青劍拔弩張截然不同。由於要貼題,黃霑基本上是白描絲路風光和商旅的艱苦,借「聽聽漢風」、「盛唐瀚浩」、「認認宋土」等指涉中國朝代,配以羅文的唱功,整個氣魄,不是今天樂壇能複製的。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絲綢之路」這概念在東方和西方,有頗為不同的理解。根據中史教科書,我們知道「張騫通西域」、「班超通西域」、「唐太宗成天可汗威震四夷」,都是以中國為出發點。但整條絲綢之路,少不了來自中亞、中東、北非、歐洲各國的商旅和探險家,在他們的角度,也有「通」的功勞,亦有各自的英雄人物。例如羅馬帝國曾派使者經古代絲路到達中國,反而漢朝派出的使者到不了羅馬。至於使用海上絲路的傳奇當中,西方最傳頌的是摩洛哥探險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而不是鄭和。

黃霑對絲路的理解,自然是大中華的理解,但在國際關係角度,卻也有可商榷之處。例如歌詞提及「戈壁灘/沙丘間/聽聽漢風」,聽者容易認為戈壁沙漠屬於中國,其實在今天,不少戈壁沙漠範圍屬於獨立的蒙古國,蒙古有自己的中戈壁省、東戈壁省、南戈壁省,比中國更著重對「戈壁身份認同」。至於「過關中/野照裏/認認宋土」云云,其實北宋期間強鄰壓境,絲路基本上已不通,離「關中」不遠處就是西夏國土;到了南宋,就連「關中」也淪陷了。

此曲出現時,中國經濟規模還很原始,發展也要靠日本資金,黃霑的歌詞,處處顯示出臥薪嘗膽的胸懷。「憑著龍傳下的勇/顯實力/覓我遙遠中國路」,「憑著龍遺下的愛/開闢萬世千秋中國路」、「以無限堅忍/用全力自創長遠大道」,彷彿把打通絲路和開疆拓土相提並論。反而今天中國的「和平崛起」、「一帶一路」論述,強調絲路是貿易主導,並非「中國路」,而且是「和平」的。不過口說一回事,心想另一回事,似乎黃霑的詞,比官方論述,更能反映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絲路情懷呢。

在北京回顧「網絡滿洲國」神話

日前在北京參加學術會議,主辦單位名叫「國際關係共同體」,是國內研究國際關係的主要網絡,參加者以年輕學者、研究生為主,風格偏向草根,大概與牽頭人閻學通教授有關。閻學通立場傾向新左派,推演連串中美衝突,原被視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學派」代表,近年修正觀點,創立「道義現實主義」,本欄曾有介紹(見本報去年12月2日A22頁〈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及3日A22頁〈揚中國「道義」 挑戰美普世價值〉)。

但這次要分享的,並非與閻學通有關,而是在京期間不時被問及有關「香港的外國勢力」,教人頗有觸動。十多年前,我曾在清華大學當訪問研究,今次也回去主持一個小型研討會,同樣被問及相關問題;加上在京親友眾口一詞,都說香港充滿外國勢力,「整個雨傘運動都是美國搞出來」。因為他們不相信,純粹的民間自發有可能具這樣組織力。

二元思維下 鬧劇變常識

一些論證外國勢力的證據,起碼是已公開的那些,通常被香港主流社會視為笑柄。這並非說港人都不相信外國勢力論,但香港畢竟還是按證據說話的地方,不能想當然。但在北京,很多正人君子與飽學之士,均相信那時候的學生領袖,獲美國研發高科技內部通訊系統進行機密交流(這系統也許存在,不過我們稱為WhatsApp)。部分吹得神之又神的秘聞,例如黃之鋒登上航空母艦,獲美軍海軍陸戰隊親自傳授格鬥術,這些典型網絡笑料,也有不少北京朋友深信不疑。

這反映的問題,已超越立場問題。冷戰時代,兩大陣營習慣假定一切不願意出現的事情,都是對家做的。此氣氛也影響到香港,一方假定什麼都是北京操控,另一方假定什麼都是美國搞鬼。這種二元對立思維方便快捷,足以解釋一切問題,因為基本上毋須證據,而真正機密也是不可能輕易取證。但若果接受了這種思維模式,一切荒謬絕倫的事都會變成「常識」。

十年前,本人寫過數篇文章,介紹一個「網絡滿洲國復國」運動,不少朋友覺得有趣,但真正明白意思的人恐怕不多。那是一個網絡笑話,有數名網民說要「復興」滿洲國,在網上民選新一任滿洲國皇帝,推出護照供申請,又把川島芳子、東條英機等放於「國家英雄與友人」欄目歌頌。我曾讓助理查詢如何購買「滿洲國護照」,獲悉「全部售罄」。如此鬧劇,卻一度被內地互聯網廣傳,變成證據確鑿的「滿獨」運動,內容更愈傳愈誇張,加入大量情節,例如川島芳子後人「川島志明」在領導運動,日本勢力背後支持,甚至連巴布亞新畿內亞反華勢力也被捲入,部分研究滿族歷史專家亦「被動員」聲討「滿獨」。

在資訊開放的地方,看到的是鬧劇;在資訊難分真假的領域,卻不難相信既有台獨、藏獨與疆獨,港獨也是順理成章,自然還有滿獨及蒙獨。韋小寶在《鹿鼎記》教導我們,要製造論述,在細節愈詳細愈好,人名及地名必不可少,只要在大方向虛化便是。說到底,外國勢力在香港自然存在,否則香港便不是國際都會。

但對北京朋友而言,閱讀「滿獨」與「港獨」的方法論,又有什麼分別呢?

2015年7月23日星期四

上合不斷擴張 西方憂變華約

昨天談及「上海合作組織」(下稱「上合」)的擴張計劃,除了印度與巴基斯坦同時成為正式成員國,未來的進一步擴張同樣值得關注。按組織規定,要吸納新成員,須在「觀察員國」當中選擇,最備受關注的觀察員國首推伊朗。

伊朗與巴基斯坦一樣,二○○○年已提出申請加入,用意十分直接,便是以中俄來抗衡美國在中亞及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並突破國際孤立與封鎖。中俄雖與伊朗交好,但也犯不着承擔不必要風險,因此以伊朗核問題未解決為由,暫時婉拒其加入。明確支持伊朗加入的上合成員國,只有伊朗傳統盟友塔吉克。

但近日伊朗核談判達成最終協議,隨之而來是西方國家的解禁,伊朗勢成區內舉足輕重的大國,相信將成為多國爭奪的寵兒,地位也由孤家寡人,變成待價而沽的潛力股。伊朗數十年前已是區域大國,經濟規模、軍力及人民教育水平均屬區內一線,加上天然資源豐富,較中亞五國更得天獨厚。

這時候,以色列、沙地阿拉伯等美國傳統盟友均十分憂慮,恐怕華府會立刻全力拉攏伊朗,正構想種種驚人之舉,假如上合還不接納伊朗,便會錯失良機。相信明年的上合峰會,應是正視伊朗申請之時。

另一上合「觀察員國」蒙古的爭議性更少,且已獲中俄原則上同意升格。從地圖看,上合未有加入蒙古反而顯得奇怪,因其鄰國只有中俄兩國,無論是經濟或安全事務,都與上合國家連成一線,況且蒙古根本不大有加入其他國際平台的選擇。

反應過度 正中下懷

但冷戰結束後,蒙古外交採多邊方針,希望同時與所有大國發展關係,避免再成為中俄附庸,對美國、日本、印度等分散投資。蒙古國內有憂慮一旦與上合成員國過分密切,會破壞這些年來的外交努力;加上民間對中俄都有一定抵觸情緒,反而對那些不接壤的大國感覺較好。有關情結,中國研究員李超及楊恕在《國際展望》期刊的文章有詳細介紹。

不過,現在蒙古的另一重要夥伴印度已成為上合成員,上合也被中國「微調」為基建平台,蒙古加入的內部壓力將下降,相信升格是早晚的事。

阿富汗亦屬上合「觀察員國」,目前尚未提出升格。雖然阿富汗的反恐地位重要,也是中國杜絕「疆獨」分子得到支援的重要一環,但戰後百廢待興,政局不穩,經濟價值有限,即使加入了,也不容易有實質意義的整合。何況上合包含反恐情報交流,而阿富汗的反恐行動少不了美國支援,相信要去到美國角色進一步下降,在對阿富汗影響力龐大的伊朗成為上合正式成員,阿富汗才有可能被消化。

至於今年才被升格為「觀察員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就是俄羅斯經濟體的附庸,升格也全是俄國的意願,但相信俄方的盤算是引入更多附庸國到組織內,不忘把白俄羅斯升格。

上述發展,自然引起西方國家一定疑慮,擔心上合目前的擴張是以經濟為名、軍事為實,恐怕終會變成另一個華沙公約組織,跟北約對着幹。但依照目前情況,此一可能性儘管存在,但前提似乎是中國或俄羅斯發生特大危機,否則成員國只會進行象徵式軍事合作,卻不會動真格,就像中國參加俄羅斯的黑海軍事演習一樣。

若果西方過度反應,卻正中各國民族主義者下懷。

金磚行PK亞投行:取代還是合作?

莫斯科時間7月7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首次理事會在金磚五國(BRICS)烏法峰會前夕舉行。由於時值沸沸揚揚的希腊全民公投兩天之後,俄財長對媒體表示,金磚銀行將在年底前開始為首批項目融資,但暫不會向希腊等機制外國家投資;俄總統助理尤裡·烏沙科夫更透露,不會考慮希腊加入金磚銀行,甚至長遠來看也是如此。

相比僅有5個成員的金磚銀行,中國主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聲勢浩大,目前已有50國正式簽署了盟約,預計今年年內南非簽署後,金磚五國都將被囊括在內。這不禁引發疑問:「金磚體系」(包括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金磚應急儲備基金等)的功能和戰略意義,是否已被亞投行覆蓋,還是說,兩者能夠分工合作?

金磚行:杜絕一國獨大

在2013年3月第五屆金磚峰會上,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領導人同意成立金磚銀行,並於翌年7月第六屆峰會上簽署文件,同意以1000億美元資本創建銀行(初始認繳資本500億美元),並設立初始規模1000億美元的應急外彙儲備庫,兩者運作互相獨立。

至於亞投行方面,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出訪印尼時,已經向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倡議建立;翌年10月,共21個亞洲國家在北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連同因政府換屆而稍晚簽署的印尼,共22國)。可見,金磚銀行的提出比亞投行早,但在實際推進中卻又不溫不火,被亞投行搶了風頭。

這部分是由於,金磚銀行在一些表面設置上,刻意營造了成員國的均等分工和參與,杜絕一國獨大。例如,五國各出資200億美元,總部設在中國上海;首任行長由印度提名,於今年5月確定由印度私人銀行家卡馬特(K. V. Kamath)出任,任期為5年,往後由巴西、俄羅斯、南非、中國輪值;首任理事會主席由俄羅斯提名;董事會主席則交由巴西安排;而非洲區域中心設於南非。

至於應急儲備安排,五國投票權與出資額掛鉤。中國出資410億美元,享有最多的39.95%投票權,巴西、俄羅斯、印度各為18.1%,南非則有5.75%,但為有效兼顧各國訴求,也設置了5%基本投票權,由五國均分。中國雖然GDP比德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四國之和還多,但談不上能控制金磚體系。所以並不奇怪的是,在本屆金磚峰會前的7月1日,中國在金磚五國中最後一個走完金磚銀行的立法程序。

據報道,金磚銀行首任管理層(行長1正4副)將於7月中旬赴上海浦東就任。金磚銀行成立後,主要將圍繞銀行的啟動運營開展工作,包括與中國政府簽訂東道國協議,確定人事政策和招募人員等,預計將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啟動運營。

亞投行:中國經營亞洲

6月29日,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中的50國代表正式簽署「基本大法」,明確了亞投行的股本以及投票權、決策機制、總部選址(北京)等核心要素。盡管有7個國家(菲律賓、丹麥、科威特、馬來西亞、波蘭、南非、泰國)未能第一時間簽署,但亞投行從去年10月僅有21國簽署備忘錄到預計今年底正式成立並投入運行,已經算是比較快了。

馬歇爾計劃的實施,除了令西歐參與國(除了西德)在計劃結束前,國民經濟普遍回復到戰前水平,也讓美國得以消化本土產能,令美元升格為全球貨幣,奠定了其後20年美國與西歐各自的高速經濟增長。馬歇爾計劃還讓美國展現經濟實力,成為戰後全球霸主,並通過援助跟蘇聯鬧翻的南斯拉夫,進一步深化了冷戰格局。對接馬歇爾計劃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逐步消除了西歐各國的關稅和貿易壁壘,提供了歐洲一體化的基礎條件;整個冷戰時期,西歐始終是美國臂膀。
而今中國主導創建的亞投行,核心經濟功能是讓中國資本得以外輸,並加快人民幣在區內流通。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令整個西歐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中國通過亞投行在「一帶一路」大興土木,也可讓東南亞、中亞、中東不少國家變成自己的「粉絲」。何況當美國和日本已表態無意加盟亞投行,類似蘇聯等國被排斥於馬歇爾計劃之外、形成陣營對衡的效應,也可能重演。據《南華早報》報道,包括申銀萬國、興業銀行等金融公司均發出報告,認為中國應參考馬歇爾計劃,以「確立符合長遠利益的全球貿易和貨幣體系」。

至於「金磚體系」,雖然也發揮跨國基建投資的功能,但其更多是代表新興經濟體對傳統經濟強國(如所謂「七大工業國」)的經濟攻勢。發明「金磚四國」一詞的美國高盛公司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其後也創造過其他詞彙,例如「薄荷四國」(MINT,即墨西哥、印度、尼日利亞、土耳其)等,大抵都是對全球新興經濟體的描述。「金磚國家」這概念本身來自對新興經濟力量的描述,所以它潛在代表的並不止這五國,還在廣義上包括其他新興經濟體,而它們都有著改變傳統經濟強權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需要。與金磚行的全球色彩相比,亞投行旨在投資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其影響至少在起步階段主要限於亞洲地區。

大目標下有合作

對於亞投行和金磚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7月1日指出,不存在一方主導而另一方次要的問題,而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共同為全球增長和發展作出各自的貢獻。

更準確地說,根據官方說法,亞投行和金磚行雖然都以跨國基建投資為創建主旨,但前者至少在創建初期,將集中為亞洲國家或地區提供投資或援助資金;後者則除了相對沒有既定的投資地域局限,還是金磚體系底下的一條臂膀,並有一筆應急儲備作為配合支援。也有中國財經媒體披露,金磚行的候選項目已基本確定,將專注體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項目,而非單純的基建投資,這樣可以區分於亞投行。至於兩者的其他差異,還可從它們的不同功能、不同支點劃分。

中國在金磚銀行並沒有明顯的主導地位,而其余四國也不時引入自己的議程考慮,期望借體系獲利。早前傳俄羅斯表態支持希腊加入金磚銀行,消息第一時間就被「金磚」概念創始人奧尼爾評為「愚人節笑話」,後來更被俄財長西盧安諾夫否認,但俄羅斯借金磚銀行項目拉攏希腊,也不是沒有可能。有趣的是,金磚國家全數加入亞投行,參與投資亞洲基建,而它們本身也不乏國內基建項目需要尋找支援,加入亞投行只是其增加可影響資源比率的槓杆罷了。

比較金磚體系與亞投行的差別,關鍵不僅是體系下的金磚銀行,還在於那筆應急儲備。金磚體系的正式成員目前只有5個,相比亞投行的龐大陣容,更能「集中應付」成員國可能面對的金融風險;成員國的經濟、基建發展因此可以更加進取,以便創造機會,改變傳統上由歐美控制的全球格局。有國內學者認為,金磚行在全球層面對應於IMF及世界銀行,而亞投行則在區域層面對應亞洲開發銀行。但實際上,金磚行的全球作用尚未顯現出來(金磚應急儲備對應IMF的作用更明顯),而亞投行的影響不會止步於亞洲。

換句話說,金磚體系和亞投行加在一起,才是對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支柱—IMF及世界銀行的超越。有了這背景,金磚體系和亞投行是不會整合的,只會各自發展合作,盡管它們的宏觀目標是相通的。

沈旭暉 南風窗 2015年7月

2015年7月22日星期三

上合組織擴張 印巴各有盤算

近年中國催生不少新國際組織,新開發銀行、亞投行等備受關注,但中國的同類經驗須由「上海合作組織」(下稱「上合組織」)談起。這是首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組織,前身是「上海五國會晤機制」,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烏茲別克2001年加入,這便是「上合組織」班底。中亞五國當中,只有聲稱奉行「永久中立」的土庫曼不是成員,但與中俄的合作同樣密切。

7月8日至10日,上合組織在俄國烏法市舉行峰會,隨着中國崛起,上合組織性質也出現微妙變化。組織成立時,主要綱領是反恐,定義所謂「三股勢力」,加強各國安全合作,俄國是這方面的牽頭羊。但中國現在更感興趣的是對外發展基礎建設,配合「一帶一路」,希望把上合組織「微調」為經濟平台。剛結束的峰會,各國領導人表態支持中國的「新絲綢之路」。於是,組織變成中俄雙元領導,俄方負責戰略安全,中方負責經濟發展。

角力結果 整合歐亞

此前提下,這次會議終於通過組織的擴張事宜,包括啟動印度與巴基斯坦由「觀察員國」升格為「正式成員國」的程序,白俄羅斯則由「對話夥伴」升格為「觀察員國」,是為組織成立14年來首次擴張。按組織規定,該3個會員級別須循序漸進,目前的「觀察員國」尚有阿富汗、伊朗及蒙古,這三國都有可能在未來升格。

印巴這對宿敵同時加入上合組織,自然是各方角力之下的結果,也反映中俄雙方不同盤算。早在2000年,中國的「全天候盟友」巴基斯坦已遞交成員國申請,但礙於當年被指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而遭這一反恐主導的組織拒絕。9.11事件後,巴方積極配合美國全球反恐戰,成為美國在中亞清剿塔利班與阿爾基達的橋頭堡,滿足加入上合組織的關鍵條件。及後,巴基斯坦又和美國關係緊張,更希望加入上合組織。

相對而言,俄國更希望印度加入,以防中國坐大,而印度在區域安全的角色,也較巴基斯坦重要。俄方遂引用素有爭端的土耳其與希臘加入北約的先例,要求以印度一同加入,作為巴基斯坦加盟的先決條件。俄國學者馬斯洛夫稱,俄方向來是眾多上合組織成員國當中「最積極主張擴充成員國名額的一國」,大概主要對象便是印度。但印度從前更有興趣鞏固與美國及北約的關係,憂慮加入前景未明的上合組織或有後遺症。

到中國崛起後,印度與中俄在金磚國家的平台上合作暢順,自身的新興經濟體地位也獲確立。當上合組織的經濟性質增加,印度又不可能單依靠西方市場維持經濟發展,加入上合組織,乃至配合「一帶一路」,便沒那麼多包袱。雖然俄國看重印度的戰略地位,但也樂見金磚國家體系與上合組織國家體系逐漸融合,這也可配合普京的另一個「歐亞聯盟」構想。巴基斯坦過往鮮有被重要國際組織注視,這次搭上便車更是該國的難得機遇。

發展下去,歐亞大陸這一塊的整合,或會較從前想像中順暢。只要激進勢力不能發展,有關組織應有一定前途。

2015年7月21日星期二

希法的「柏拉圖情意結」

希債危機峰迴路轉,歐元區同意接納希臘政府的新經濟方案,批出救助資金,希臘國會最終亦大比數通過方案。各方角力過程中,法國總統奧朗德成為德希兩國的中間人,也是暫時延緩危機的大贏家。其實希臘當年得以加入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同樣與法國關係至巨。

希臘1981年加入歐共體時,本來一片爭議, 因軍政府才剛倒台,政體與文化都與西歐格格不入,加上東正教背景,也不為其他歐洲成員接受。當時主力支持希臘加入的正是法國,時任法國總統德斯坦曾發表「不應把柏拉圖拒諸門外」的金句。

上周歐元區峰會討論希臘問題,曾任法國財長的歐盟經濟事務專員莫斯科維奇亦以「不應把柏拉圖踢出歐洲」,呼應德斯坦三十多年前的金句。此「柏拉圖情意結」自然有法國的政治計算在內,但法國人對歐洲身份的認知亦確實有其特色。法國是少數規定中學須教導哲學的國家之一,一般法國人只要讀過點書,除了知道笛卡兒與康德,也會懂一點柏拉圖及蘇格拉底,希臘老祖宗到了關鍵時刻,依然在法國人心目中具一定份量。

當然,在務實層面,法國以「柏拉圖」為名支持希臘留在歐元區,亦完全符合國家利益。廣義而言,歐洲最大的反緊縮國家並非希臘,而是法國。2012 年,奧朗德以左翼反緊縮經濟政綱贏得總統選舉,對德國主導的緊縮方針一直頗有微言,也不希望歐盟只是經濟主導,力主巴黎繼續保持歐洲「文化首都」的身份。

早在歐盟創立時期,時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也是著名左翼政客,一心推動歐洲一體化,大力游說德國放棄馬克,與經濟實力相對落後的其餘歐洲國家綑綁,但並不希望各國經濟從此被德國主導。後來歐盟發展愈來愈右傾,不會為他完全認同。

至於希臘加入歐元區,是不能單靠打「柏拉圖牌」含混過去的。早在1998年,歐盟成員國制定「歐元趨同標準」(Convergence Criteria),為確保歐元區不會因個別成員財政問題而崩潰,每個國家加入前均須通過連串賬目審查。2001年,希臘出人意表成功加入歐元區,卻是通 過造假賬才勉強達標。當日協助希臘審核賬目「達標」的高盛近日受千夫所指,2009年希臘政府也坦承賬面數字經過粉飾。問題是當年負責把關的,特別是法德 兩國龍頭,難道不知道希臘玩財技?只是各取所需罷了。

事隔14年的今天,前高盛員工雅布爾向希臘政府獻計,認為透過控告高盛「教唆」造假賬,可爭回主導權,把責任外卸。雅布爾稱,希臘申請加入歐元區 時,資產欠9億歐元才符合最低標準,因此高盛建議希臘政府以美元及日圓發放國債,隨後以高於市價的歐元購入希臘國債,當作私人交易,高盛亦獲利5億美元。 按雅布爾說法,高盛已成為當事人之一,不能置身事外。但只要法國繼續國策,該國不會坐視新危機出現。德國目前在歐盟的威望受空前打擊,正是法國重拾影響力 的機遇,這對下屆選舉選情不明朗的奧朗德而言,又豈會放棄呢?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定義中國「邊疆」與「邊界」的學術嘗試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等議題比從前更敏 感,不少學者擔心中國的邊境問題,終會引發大規模軍事衝突。中國官方不時出現「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一類詞彙,但在國際關係和國際法概念上,這種提法並不嚴謹。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中國「自古以來」對領土、主權的概念,也確實和西方不一樣。

中國學者葛兆光出版《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一書,從歷史角度出發,探討「中國」這概念如何形成,以及對比中國與西方近代對 「民族國家」的定義,就很值得參考。葛兆光是歷史學者,曾任上海復旦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歷史系教授,研究範圍主要是古代中國思想史、宗教史,也曾在清華 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任教,雖然來自中國大陸並研究歷史,但觀點十分國際化,也強調對現世的應用價值。例如他曾出版《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談的是宋朝,焦點卻是以此為「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何為「中國」》最值得重視的是,他認為西方對「民族國家」的定義並不適用於中國, 嘗試以「邊疆」和「邊界」的劃分,來分析今天中國面對的問題。

歷史上的「中國」或「大中華地區」,曾在不同時期指涉不同內容,全盛期包括今天的中國大陸、台灣、南沙群島、朝鮮半島、越南等,但將昔日這種定義直 接套在今日的國際政治格局,自然大有問題,因為正如葛兆光強調,「中國」是以漢族為中心向外擴展的。他認為自秦朝統一戰國時代的文字、單位和貨幣,加上漢朝「獨尊儒術」,「中國帝國」的宏觀概念基本形成。雖然其後中國經歷數次分裂和統一,但都以漢族為中心,匈奴、鮮卑、突厥等外族都未能以對等地位成為中國 的「敵國」。以唐太宗貞觀之治為例,當時的西域和東洋多個屬國紛紛向中國朝貢,整個東亞的政治和經濟活動都以中國為中心。但假如以為這些地方都屬於、或不屬於「中華帝國」,都是片面之詞。

身份意識源自宋朝

葛兆光認為,宋朝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真正起源。這是因為當時宋朝周邊有多個實力相對均等的國家,至此中國才開始覺得自身與外族的差異,建構出「中國」 的身份意識,並全面進入與其他國家對等的「古代國際關係」。與此同時,原為中國屬國的日本、安南等,卻都先後打敗當時的世界第一強權蒙古軍隊,衍生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之餘,也各自建構出別於「中國」的身份認同,這也是中國不得不接受存在「國際關係」的開端。到明朝,大量歐洲商人、傳教士來華,獻上世界地 圖,中國皇帝知悉中國並非世界中心,而是一個「亞洲國家」,完全改變過去二千年的世界觀。鴉片戰爭後,中國更是不得不回應現代世界的挑戰了。

既然中國自宋代開始,就有了近代民族國家的雛形,比西方的同類政體發展早得多,葛兆光因此質疑,把西方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的「民族國家」定義強加於中國是不合適的。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把歐洲分成「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兩個時代,版圖、主權的概念出現根本變化,但葛兆光認為中國由「帝國」過渡到「國家」的過程截然不同,因為宋代以後,中國作為一個「近現代國家」,亦保留對無邊「帝國」的想像。

那什麼是「帝國的想像」?葛兆光在書中引述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觀點,指出在討論中國邊疆時,必須清楚界定「邊疆」和「邊界」。「邊疆」指的是中國在帝國時代,那些漢族管轄範圍以外的含糊土地;「邊界」則是現代中國作為國家時代,地圖上標示的明確國界。潛台詞是「自古以來」云云,乃模糊了兩個概念。

既然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源自宋代,葛兆光認為中國的「邊界」,自然也同樣始於宋代。這是因為當時「中國」要認真面對周邊外族「國家」的威脅,皇帝下 令嚴格管制邊境人員出入(其實唐代也一度閉關,例如本欄曾談及唐三藏取西經就是偷渡出國的),結果加速國家意識、「我者 vs 他者」的身份認同,過程不但在劃分邊疆,亦講求國內民族的融合。自此「邊界」外的外族國家,就明顯不屬於「中國」;而內部的其他民族,則被融化為廣義的「中國人」。

然而,從當代國際關係的概念,我們不難發現這裏出現一個大問題:那宋代以後中國版圖再擴張,特別是大清帝國一度也成為世界霸權之一,那宋後新加入中 國「邊界」的「邊疆」地方,內部的民族意識應如何處理?明顯地,他們並未完全融入中華文化體制。於是葛兆光提及,到了滿清晚期,中國有學者認為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等四個主要少數民族,都不能算是「中國人」,但照此理論,隨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就不能包括漢族地區以外的新疆、西藏等地。由於沒人敢擔 當「分裂國土」的罪名,中華民國成立後,也大力提倡「五族共和」作為建國方針。而「中華民族」這概念,也被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

民族問題潛藏危機

從葛氏的研究,我們有什麼啟發?由於「中華民族」只是民國之後的產物,比新疆、西藏等地各自的民族歷史短得多,後者不斷出現分離主義活動,而未能建 立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也就容易理解。類似衝突在世界上不時發生,例如俄羅斯的車臣問題,也是源於政治「邊界」和文化「邊疆」劃分的重疊。假如政府只強調政治概念的「邊界」,是不可能解決境內民族問題;而解決不了境內民族問題,卻也會反過來為「邊界」帶來不穩定性,讓其他鄰國找到挑戰中國「邊界觀」 的理據。今天中國崛起之際,卻面對四周邊界或大或小的潛藏危機,歸根究柢,正在於此。

小詞典: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1917-2012)

20世紀最偉大左翼歷史學家之一,猶太人出身,希特勒上台後移居英國,一直是英國共產黨員。他重點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追溯至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並認為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也是在這些革命後才成型,相信「不是民族衍生出民族主義和國家,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建構了民族」。

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

訪問港澳名譽領事協會會長:中外關係的橋樑

筆者相約陳顯強醫生(Henry)見面,地點是他位於銅鑼灣的診所。這並非一般的診所,因為Henry除了是位脊骨科醫生,日常在這裏診症以外,自1993年起也擔任非洲國家納米比亞的駐港、澳名譽領事,診所也是納米比亞駐香港的最高級機構,辦理簽證,協助在港的納米比亞國民,甚至當納米比亞政要訪港時,診所更不時成為接待貴賓的外交重地。

不少非洲、加勒比海小國礙於經費,無法在香港設置領事館,於是委任名譽領事。這種情況在香港回歸後更加常見,因為不少國家希望藉香港開通門路,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名譽領事則發揮「中間人」的重要角色。正如Henry作為香港人自然熟知中港兩地最新發展,而其實他也熟悉納米比亞國情,與當地總統、官員素有交往,除了定期往返當地述職,閒時甚至會與總統以電話聯絡。
隨著不少國家在港、澳委任名譽領事,2009年2月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特區名譽領事團」,透過組織參與不同國際會議,向外推廣香港。

答:陳顯強醫生 (H) (正職脊骨科醫生,身兼納米比亞駐港澳名譽領事)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可否介紹一下你的工作?為何一個香港人會當上納米比亞的名譽領事?
H: 那是1991年,我在偶然機會下認識了納米比亞的商業部部長。這位部長有一次來到香港訪問,我就幫忙為他安排行程,包括為他引見香港商界人士,後來更正式獲委任為納米比亞駐港、澳名譽領事。
其實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外國人不理解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的身份,例如香港為何會有自己的貨幣、法律、區旗和自主權等等。我其中一個最主要工作,就是要向納米比亞官員解釋香港的特殊地位,以至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所擁有的權利。每年,我還要寫兩份報告書,交予納米比亞的外交部門。
此外,納米比亞國民亦不時向我們尋求協助,例如在港澳遺失護照的旅客。我不時到澳門診症,近年又會順道去探望兩位於當地留學的納米比亞大學生。然而,我接觸最多的當然是納米比亞政府官員。其實香港政府部門都不明白相關外交程序,令納米比亞政要在過境時會遇到不必要的麻煩。有時就需要我擔當中間人,使政要可以在過境和清關時得到便利安排。

S: 你需要定期到納米比亞述職嗎?
H: 我大概一年會到納米比亞一次,有時是出於他們要求,有時則是以旅遊形式過去,順道探望一下老朋友。我擔任納米比亞名譽領事已經超過20年,認識了不少當地政要,包括總統、部長等等。向納米比亞政府宣傳港澳、中國大陸的工作,當然非我一人之力能夠勝任;除了香港辦事處之外,納米比亞於北京也有外交人員,香港的只是領事館,北京的卻是大使館,功能和權力都較大。此外,中國於納米比亞亦設有大使館,我每次到納米比亞之前,都會先知會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

對待外交人員 港不如澳

S: 既然你要不時往返納米比亞,那麼你有當地的護照嗎?
H: 我沒有納米比亞的護照,只有當地的居留權和外交人員證明文件。根據納米比亞憲法,我在為納米比亞政府工作時會有外交人員應有的權利,而香港政府亦必須尊重相關權利。然而,到底外交人員在外工作時的權力有多大,就視乎當地政府的取態。以香港和澳門作比較,香港的條文就十分模糊,未有清晰界定外交人員的特權;相反,同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則特別為此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明文規定外交人員的權利,例如可以在車牌掛上「CC」以識別這是外交人員車輛、免除多項稅務等等。事實上,世界上不少大城市都有明文確保外交官員的利益,例如倫敦就有外交人員專屬車位。我認為,經常以國際大都會自居的香港,應該在這方面多花點工夫。

S: 不少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都於香港設有名譽領事。各國名譽領事平時有沒有聯繫?
H: 1997年前,駐香港名譽領事的數目比現時少得多。但回歸後,香港跟中國大陸的聯繫多了,不少國家都希望可以在香港有常駐人員,作為跟中國接軌的「中間人」。然而,由於經費有限,非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大都未能在香港設立大型的領事館,就只好委任一些名譽領事。名譽領事的任期一般較總領事長,因此大家都希望彼此間可以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香港的名譽領事代表團每三個月會舉行一次定期會面。此外,國際間亦有類似的名譽領事團聚會,今年的會議將會於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

納國人民受惠中國製造

S: 名譽領事於香港有什麼主要角色?
H: 最重要的當然是作為各自國家跟中國的橋樑,中國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經濟夥伴。早在殖民地時代,香港已經是國際有名的商港。香港有優良的法制、基建等等,是一個十分合適通商的地方。冷戰時的意識形態之爭已經過時,現時國際間講求的是經濟外交。因此,香港作為商港的角色就更重要。我認為香港可以善用英國留下的制度,協助中國跟發展中國家通商。我希望中央政府可以放心,容許香港一方面發展自己的經濟,同時又擔當中國跟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橋樑。

S: 你對香港國際地位的未來有什麼看法?
H: 人才是一個地方的命脈,而香港就不缺人才。我認為香港人要更大膽和進取,否則就只會被邊緣化或成為下一個威尼斯。回歸後,香港漸漸失去過往的光輝。坦白說,我對此有點失望。我最近去過新加坡,發現不斷鞭策新加坡人保持國際都會地位的,正是其危機感。

S: 正如你所言,中國是納米比亞第二大的經濟夥伴。當地人又如何看中國?
H: 當地政府視中國為一個十分重要,且可信賴的夥伴。納米比亞政府制訂政策時,往往亦有配合中國,這反映出中國外交人員的努力。不少納米比亞的基建工程都是由中國建造,且中國亦有在當地開採礦石,有一間廣州公司甚至於當地開採用於發展核能的鈾。納米比亞的電話系統亦由中國公司負責。納米比亞人民同時受惠於兩國的交往,當地人民過去要通過西方國家或南非入口貴價電器,現時卻可買入中國出產的電視機和洗衣機等等。此外,雖然中國成衣的質素未必比得上西方國家的,但對當地人民來說已經很不錯。

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

港星友人看余澎杉案差異

新加坡少年Amos Yee被判刑,成了國際社會關注的大案。身旁的新加坡朋友和香港朋友,對此卻有截然不同的觀點。這種差異,背後反映了甚麼,值得深思。

在認識的新加坡朋友當中,雖然也有個別同情Amos Yee、覺得政府無理的,但主流意見,包括好些來自反對派陣營的,都認為這少年「咎由自取」。例如一位常製作短片諷刺政府的朋友,認為此人在李光耀病逝期間刻意挑戰法律,既違法、也違情,假如不獲教訓,社會秩序將蕩然無存。也有同齡研究國際問題的當地友人,相信罵李光耀不會出問題,問題是少年觸及宗教,觸犯「傷害他人宗教感情和種族感情罪」,才令政府出師有名。而保證新加坡族群融和、防止極端宗教主義出現,一直是新加坡各階層擁護的國策,所以縱然政府反應有點不近人情,但也是「必要之惡」。

身份不同 思維有別

同期有另一宗異見人士誹謗案,李顯龍親自作供,不少新加坡精英認為政府縱然反應有點過敏,但假如當事人真的能舉證總理「貪污」,整個政府也要倒台。因此,這不是單純因為反政府出事,而確實是法律問題。相反在香港,包括好些平日十分保守的建制精英談起這些案件,都異口同聲說這「反映新加坡比香港更威權,更不容許自由」,(口中)對Amos Yee的遭遇大表同情。

這代表甚麼?首先,香港沒有類似的宗教法律,難以代入當地人對宗教、族群可撕裂國家的憂慮。新加坡人則經常得到鄰國被恐怖襲擊的消息,本國也曾出現穆斯林疑似襲擊案,對保護多元文化的法律,有更切身的尊重。但這只是表面的一層。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習慣立刻代入行政思維,去思考這類問題。甚麼是行政思維?我們平日處理大大小小的行政工作,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要確保每個決定都有規矩可依,不能令自己的決定成為先例。於是,即使覺得政府判刑過重的人,也會立刻想到要是不判罰,其他人都公然挑動宗教議題,新加坡立國之道就被瞬間破壞。正如想到誹謗案,就會立刻jump to the conclusion,相信假如政府不回應,無異於默認,會立刻出現認受性危機。

但香港人遇到這類問題,通常思考方法是去判斷相關法規是否過份僵化;假如認為答案是「過份僵化」,要麼思考怎樣繞過它,要麼思考怎樣建議修正。當然也有例外:年前香港曾有醫院負責人目睹病人在門前心臟病發,而要對方先打999、有官方安排才能送院,就是官僚主義的極致。這風格自然也有流弊,容易被濫用,不贅。

不同思維的背後,除了涉及政府的作風,也和兩地身份不同有關。新加坡人比香港人更怕不穩定、不可測性,因為自己畢竟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好處自然是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壞處卻是遇上危難時,不一定能被救。好些新加坡人確實羨慕香港,相信到了危急關頭,中國不會坐視不管。而不少香港人近年變得激進,心底裏其實明白幾乎甚麼也改變不了,既然反正甚麼也改變不了,倒不如勇敢地清晰表達自己,起碼有尊嚴。

以上觀察不免以偏概全,毫無科學性可言,但對選擇在哪裏生活的朋友來說,卻是切身問題,姑且權當一家之言吧。

小詞典:維持宗教和諧法(Maintena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Act)
新加坡於1990年通過、1992年實施,授權內政部監控其認為傷害宗教感情、種族感情的人,以保護新加坡作為多民族、多元國家的立國精神。Amos Yee將李光耀和耶穌相提並論,被指有意圖傷害基督徒感情。此法由內政部舉證,一些宗教團體聲明「感情沒有受損」,並不能根本影響案情。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富士山下》/陳奕迅

陳奕迅的《富士山下》當年大熱,雖是普通情歌,卻因為選取了情侶曾同遊的日本富士山為背景,而變得國際起來。其中一句歌詞:「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似是借喻不能「私有化」對方,更是可圈可點。由於「私有化」一詞,一直是左翼社運朋友、文化人重點批判的自由主義代表詞彙,林夕這樣填,自然令不少人感冒。記得當時詩人鄧小樺的Facebook有這樣的記載:「打麻雀途中,忽然聽到這句歌詞,當堂殺氣大增,大殺四方」。

不過有趣的是,富士山原來倒真是「私有」的。對此不少英文檔案都當作「趣聞」介紹,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張千帆教授的文章《訪游日本見聞(十一):誰擁有富士山?》也有敘述。根據日本歷史記載,富士山的「業權」原來十分模糊,德川幕府統一全國後,算是由幕府持有,其實真的深究下去也大可討論。無論如何,在1606年,幕府把富士山「捐」給淺間神社,連山也可以捐贈,卻變相確立了自己「擁有全國」的地位。自此,神社成了富士山的主人。

這一轉手,背後玄機不少,因為對建立幕府政權的德川家康而言,富士山是有特殊意義的。他死後葬於日光東照宮,而他曾長居的久能山也有一座東照宮,最初他是下葬於此,兩者都是今天的日本旅遊聖地。富士山在兩者正中心,構成一條直線,據說這格局能「鎮守鬼門」,永保日本福祉,乃至讓他復生云云。至於德川把富士山不給別的功臣、而捐給神社,是否同樣有風水計算,就得請教玲玲師傅了。

直到明治維新,幕府被推翻,行中央集權路線,國有化了大量資產,富士山才變成「公有」。但日本在二戰戰敗後,佔領盟軍的基本政策,就是要瓦解日本帝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政府擁有的不少資產,又重新被私有化。不過富士山實在太重要,日本政府並不願歸還,最終神社和政府打官司,在1974年勝訴,但富士山頂要到2004年才正式回歸神社。這「富士山私有化」連續劇,可謂毫無愛情元素,卻可能正中林夕要講述的分手故事。至於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插柳,卻是不太重要了。

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

獅城本土派如何看待中國

昨天談及新加坡在中美兩國間嘗試左右逢源,希望搭中國崛起的經濟便車,但此策略起碼於過去數年在民間引起反彈。導火線之一,正是同樣在香港也鬧哄哄的新移民問題。

前年,星洲政府發布《人口政策白皮書》,稱要繼續引入移民,回應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等問題,隨即惹起民眾反彈,引發大規模示威。獅城一向嚴格規管國民集會,大型反政府活動並不常見,令該次示威被形容為星洲立國後最大型反政府集會,反映當地人對移民早有抱怨。

近十年來,每年均有數以萬計中國人移民到獅城,讓部分當地人憂慮國家變成「小中國」(當然來自其他地方的新移民也不少,但還是以華裔新移民為主流)。「新加坡本土派」認為移民推高房價,減少就業機會,加重公共交通負荷等;亦有星洲人指摘中國移民拒絕融入新加坡生活,例如不少中國網上討論區都戲稱新加坡為「坡縣」,對承認獅城此彈丸之地有資格建立本身的一套,態度是犬儒的。

種族矛盾 挑戰嚴峻

2010年底,有新加坡人組織反對鐵路站增加華語廣播,認為是過分遷就中國移民。2011年8月,又有新加坡人發起「全民煮咖喱日」,皆因此前有中國移民抱怨印度裔鄰居煮咖喱傳出的味道。類似事件,大大小小,有些有報道,有些無報道,不一而足。

更具指標性的是,新加坡「本土派」人士吳家和(Gilbert Goh)曾撰文,反對中國移民湧入,文中把中國移民形容為星洲人的「頭號公敵」。言論一出,吳家和受到不少批評,被指摘為「種族主義者」,煽動排外情緒,正如不少香港本土派也被反對者稱為「法西斯」。

新加坡一向以審慎的移民政策立國,政府鼓勵海外專才移民當地,令國家保持競爭力。自李光耀年代開始,一直強調國內不同種族融和,包括華人、馬來人及印度人等,來建構一個超越種族的新加坡身份。故此,種族主義在該國向來是禁忌,現在公然出現有關聲音,自然是一大警號。

問題是,民意與民情不是數據及論述便能影響的,更多是日常生活瑣事足以根本改變民意或觀感。記起筆者在新加坡訪問工作時,最常聽當地朋友提起的及提得咬牙切齒的,是以下案例。一名88歲年老新加坡富婆認識中國新移民,推心置腹,讓他登堂入室,結果家裏名畫都被此人騙走,更被騙轉移全部資產。最後老人的後代發現騙局,政府發現此人申請當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證書也是偽造,決定通緝新移民夫婦歸案。事件確立「中國新移民都是過來騙我們錢」的形象,產生相當不良影響。

說到底,關鍵問題其實是,星洲能否保持一種非中國的華裔身份,繼續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獨特位置?還是隨着中國崛起,無可避免的成為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的附庸,連帶原有的身份認同也被改變?要解答相關問題,而不是片面處理個別案例,甚或是余澎杉案,似乎才是後李光耀時代的最大挑戰。

2015年7月15日星期三

星洲與中國關係微妙

新加坡因余澎杉案而引起國際高度關注,令西方重新發現這華人國家的「家長式」特性。在李光耀逝世後,不少人才發現原來聯合國只有兩個華人為主的會員國,即中國與新加坡。星洲如何處理與中國的微妙關係,怎樣既要捍衞自身華裔權益而避免遭鄰國演繹為「中國別隊」,怎樣利用中國崛起機遇又保持與西方的良好關係,值得再加閱讀。

獅城獨立初年,曾被馬來西亞指為「中國在東南亞的特洛伊木馬」。當時冷戰氣氛濃厚,李光耀雖然視共黨為明顯對手,但他也從中學習到很多福利社會的技巧,而被說是「親華」其實就是「親共」。為此,李光耀刻意打造一套別於「中國人」的「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

對內,他早年大規模關閉華語學校,推動英語為星洲官方語言,此政策至今充滿爭議,不少華裔老一輩十分反感,但畢竟成功在精英階層區隔了與中國的關連,塑造新加坡人獨特身份認同。在那特定時空,能抵受眾多華裔鄉里壓力,建立「新加坡式英語」最高地位,不能不算是高瞻遠矚。

外交上,李光耀直到最後一刻,哪怕要大力依靠崛起的中國做生意,也不希望中國在東南亞獨大。他多次提醒美國要「警惕中國在亞洲崛起」,奧巴馬曾透露,美國自二○一○年啟動「重返亞太」戰略,多少源於李光耀的「告戒」。李光耀也曾公開警告東盟各國,要避免過分依賴中國市場或過分向中國傾斜,並對美國留在亞太區制衡中國持公開鼓吹態度。現在東盟各國「戰略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方針,基本上便是從李光耀的藍本演化出來。但李光耀特別之處,在於如此公開與中國貌似要保持距離的同時,又能圓滑地處理星中關係,甚至頗被中國看重。獅城確須拉攏中國,為中國大開東南亞的大門,以制衡大馬、印度等國影響力,過程中卻又懂得利用自身華裔優勢。

南海問題上,星洲一直不大牽涉主權爭議,希望立場能同時為中國及東盟接受。二○一二年,新加坡外長尚穆根稱:「南海問題唯一解決辦法只有妥協,因即使有國際訟裁結果,未必在政治上獲各方接納。」因此,反對把南海爭議訴諸國際法庭,支持透過協商解決。對此,北京還是感到歡迎。相關發展,新加坡的「華裔國家」身份收了事半功倍之效,新加坡朝野就此多直認不諱。李顯龍甚至曾稱「新加坡願意成為中國跟東盟的橋樑」,這儼然通過其華裔身份,以中國的東南亞代理人自居。問題是,究竟這左右逢源、東西溝通的策略,在未來還行得通嗎?

2015年7月14日星期二

台灣洪秀柱的「美國牌」盤算

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出乎意料出現一位「大媽型」候選人,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在一眾大老欲抱琵琶、想選又不敢選的情況下突圍而出,一度獲不少掌聲。由於她具強烈個人風格,演說具攻擊力,對習慣了國民黨缺乏男子氣概的選民而言,可謂眼前一亮。但要創造奇蹟,便要打一場持久戰。她的對美外交態度,就有點奇怪。

自台灣民主化以來,總統候選人習慣在競選期間訪美,一來是向提供「保護」的華府示好,二來也是通過「外交成就」拉抬選情。早前蔡英文訪美聲勢頗盛,便是典型。但洪秀柱反其道而行,儘管美國在台協會(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館)已主動邀請,但她一直對訪美興致缺乏,說過要獲較蔡英文更高的規格才去,又曾稱有時間應留在台灣競選云云,總之是不去。

如此姿態,大概出於一籃子考慮。首先,蔡英文需要去美國,因民進黨在陳水扁執政後期,與美方鬧得很不愉快,時任總統喬治布殊視陳水扁為麻煩製造者,甚至要與北京合作,壓制他單方面破壞台海現狀。故此,蔡英文須保證不會重蹈覆轍,來爭取美國支持,並通過美國的態度來說服選民「民進黨已改變」。但國民黨經馬英九時代,與北京溝通得如魚得水,毋須解釋路線問題,洪秀柱自覺訪美屬可有可無,相信美方即使不滿其態度,也不會在選舉有什麼大動作,其他事當選後慢慢談也不遲。再者,打破訪美的慣例也有助洪秀柱建立「under-dog」形象。她的支持度得以短期內急升,與其說是基於其個人能力或魅力,倒不如說是反映群眾鋤強扶弱心態。在一眾等待黃袍加身的國民黨大老旁邊走出一個挑戰者,而民意又能左右大局,忽然很多人表態支持「大媽」,實不足為奇,情況有點像上屆香港特首選舉時,梁振英早期面對「獲欽點」的唐英年之策略。當洪秀柱連美國也不去,無形中是把蔡英文塑造成主流候選人,洪秀柱本人則是反叛的挑戰者。

難拉攏中間選民

不去拜訪「宗主國」,亦能獲部分深藍陣營掌聲;北京外圍媒體為其敲邊鼓,更不再話下。洪秀柱一直缺乏外交歷練,沒顯示過任何外交才能,一旦訪美而洋相盡出,因說錯話或表錯情而成為笑話,給外交經驗豐富的蔡英文比下去還事小,連黨內其他人也乘機走出來挑戰才事大。

但有關盤算無論是否屬實,似乎都是適得其反。她目前的深藍形象已十分突出,須爭取的並非傳統國民黨支持者,而是中間選民,這些人不會因她「有性格」不訪美而有好感。她與真正的政壇局外人柯文哲不同,身為立法院副院長,早已是建制核心一員,不去美國只會給人底氣不足的感覺,是不會深化「局外人」的形象,反而會被質疑何以在位置上那麼久,也沒什麼國際友人。

最重要的是,假如洪秀柱低估美國在選戰的影響,那就未免太天真。當然,美國是不可能公開表態支持某一候選人,但會透過眾多傳統上與台灣有關係的人士,以私人身份放風。由於洪秀柱要勝選須爭取中間選民,而對他們來說,她的北京政策已是「過藍」,只要美國稍稍顯示保留,便會把她推向一極。

對此,蔡英文也是明白的,所以她通過美國「考試」後,也會盡力爭取北京「諒解」,為的也是爭取中間選民。若洪秀柱不在短期內與美國破冰,那才叫人覺得奇怪。

2015年7月13日星期一

當Hello Kitty成為學術會議主題

近年排名急升的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近日舉辦「學術研討會」,以「Hello Kitty與國際關係」為主題,誠為業界一大「盛事」。大部份讀者可能認為,Hello Kitty畢竟只是虛擬角色,理應跟國際關係難有關連。然而,這是不重要的。研討會所指的「國際關係」,並不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角力,而是由文化、社會、經濟、語言等角度出發,以Hello Kitty作為「全球在地化」的例子探討。無論你多麼討厭Hello Kitty,都不能否認他/她/牠/它在全球無處不在,實在不無研究價值,而筆者對會議究竟發表了哪些研究文章,也格外好奇。打聽下,內容倒真的十分有趣。

例如早前Hello Kitty的公司Sanrio「澄清」,Hello Kitty並不是貓、而是人類,出現「身份認同危機」,擊碎了不少無知少女、中女的幻想。雷丁大學學者Zoi Vardanika就發表了《Hello Kitty might not be a cat but she is not a girl neither: Hello Kitty as a metaphor for the subjects of agency in IR》一文,指從國際關係角度,Hello Kitty代表着一種全球經濟模式、流行文化趨勢,是個典型的「國際關係行為體」(IR agent),因此Hello Kitty是貓或人類,其實並不重要。而國際關係傳統個體一般指國家,但近年延伸到眾多非國家個體身上,改變了國際格局的結構,因此Hello Kitty不局限在任何身份、任何國家,也是與時並進之舉。華威大學的Shahnaz Akhter則從性別研究的角度,發表了《From Hello Kitty to the niqab, a critique of Gendered Orientalism》一文。這位學者認為,Hello Kitty那模糊化的造型,與穆斯林婦女面紗(niqab)的功能一樣,都是在抽空女性的主體和身份認同,實際上是女性社會地位邊緣化的幫兇。

「粉紅全球化」

事實上,早有不少學者對Hello Kitty全面研究,出版了不少學術文章和書籍,也許我們應該放下偏見,回顧一下學術市場上的研究成果。夏威夷大學人類學教授矢野(Christine Yano)是把「Hello Kitty學」發揚光大的重要人物,他是美藉日裔學者,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密西根大學和夏威夷大學,主修電影和音樂,博士論文探討日本流行音樂如何建構人對性別和國家等的看法。2013年,矢野出版《Pink Globalization: Hello Kitty’s Trek across the Pacific》一書,以符號學角度,探討Hello Kitty作為一種全球化文化帶來的影響,認為日本的出口文化當中,Hello Kitty是最具代表性的,因為它代表日本的「可愛文化」(kawaii culture),而這個文化輸出過程堪稱「粉紅全球化」(pink globalization)。

矢野舉了幾個事例,證明Hello Kitty熱潮已在多國出現。例如在2010年8月10日,Hello Kitty在紐約股票交易中心「主持」收市儀式,隨後,慶祝Hello Kitty誕生50週年的連串活動就在全球展開,包括倫敦等西方大城市,都成了其宣傳基地。矢野認為,Hello Kitty之所以成功掀起「粉紅全球化」,包含了四大重點:
1.Hello Kitty銳意在全球市場和國際中心發展和宣傳,包括紐約、倫敦等;
2.Sanrio刻意部署在國際媒體上,增加公司品牌和旗下卡通人物的曝光率,而Hello Kitty則是其中主力經營的卡通人物;
3.Sanrio善於聯絡不同公司企業,生產Hello Kitty的不同商品,包括公仔、餐具、衣物等;
4. Hello Kitty已超出了兒童市場,而攻陷了成人市場,甚至連性用品也不放過,令粉絲變成可持續發展的一生顧客。

結果,連日本政府也明白到Hello Kitty在全球的影響力,開始把它作為推廣日本軟實力的大使。2002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推出「Cool Japan」計劃,其中一個目的是發展日本旅遊業,Hello Kitty就被任命為推廣大使。2008年, Hello Kitty成為代表日本向中國大陸和香港宣傳的「人員」,擔當起民間外交要職。矢野分析指,「Cool Japan」計劃是一項建立國家形象的工程,就是要一改過去世人認為日本代表事業男性的形象,而打造「市場化、年輕、女性、活潑、流行」的新日本,Hello Kitty借喻的、令無數男士十分不爽的「去男性化」形象(男士穿上Hello Kitty產品遊街絕對是酷刑),卻恰恰是此刻日本要「柔化」自身鷹派色彩的憑藉。

Hello Kitty如何征服美國

俄亥俄州大學出身的美國學者Kathy Merlock Jackson,也是研究「Hello Kitty學的另一代表人物,主要探討Hello Kitty在美國的在地化經驗。她在合寫著作《The Japanification of Children’s Popular Culture: From Godzilla to Miyazaki》提到,Hello Kitty 刻意淡化國別色彩,此刻已是美國其中一個最流行的卡通人物,背後原因相當有趣。她指出Hello Kitty於1980年代開始,正式打入美國市場,而當時美國人正興起以貓為竉物,也一併關注Hello Kitty的出現。假如那時候,Sanrio說Hello Kitty不是貓,無疑是自絕財路,於是是人是貓,就被模糊化起來。

此外,Jackson指出Hello Kitty以粉紅為主打,原本是有其先天局限的,只是以十歲以下的女童為目標,不可能把市場擴大。想不到的是這群女童長大、有了獨立財政能力之後,仍對Hello Kitty念念不忘,Sanrio才開始建立化妝品生產線,為女孩變成中女後提供「一站式服務」,既超越了國界,也超越了年齡層。不過說到底,她發現Hello Kitty的支持者大都來自中產家庭,這和美國的社會結構自然息息相關。2003年開始,不少美國名人開始使用Hello Kitty商品,特別是衣服,近年甚至有流行樂手創造關於Hello Kitty的歌曲(雖然效果慘不忍睹)。由於中產家庭主導了美國社會,而他們既講求穩定、又講求持續性,Hello Kitty的產品就刻意照顧這些需求,才有了今天的無處不在。

說了這麼多,自然不是鼓勵大家喜歡Hello Kitty,因為這和筆者的個人品味,實在南轅北轍。但這類以一個文化符號為出發點、既然觸類旁通研究眾多不同學科現象的方法論,畢竟是西方大學最強調的「跨學科整合」,也是象牙塔學術研究能夠「接地氣」的理想途徑,否則老是說什麼主義、打一堆小圈子筆戰,除了燃燒青春,對社會未免沒有任何價值。美國學者能開宗明義研究Hello Kitty,而不會被視作「不學無術」、「不務正業」,但要是在香港舉行一個「叮噹與國際社會研討會」,哪怕把「大雄·技安綜合症」分析得再好,恐怕還是難以得到學界尊重。要和國際接軌的,似乎不是Hello Kitty,而是我們的研究機關呢。

小詞典:大雄·技安綜合症(Nobita Gian Syndrome)

日本漫畫《叮噹》中,主角大雄性格散漫,溫書、做功課經常不能專注,以致成績差劣;技安則以欺凌為樂,大雄更是他的主要欺凌對象。二人的角色設定,衍生出這個日本醫學、兒童心理學界的通俗術語。日本醫學博士司馬理英子推出一系列兒童心理學著作,經常以「大雄·技安症候群」來概述過度活躍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和注意力失調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後來在日本慢慢普及,已變成專有名詞。

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

訪問伊斯蘭通:須警惕IS襲港

肆虐中東激進組織「伊斯蘭國」(IS),最近度過了「立國」一周年。IS已經取代阿爾基達成為令西方世界最頭痛的恐怖主義「龍頭」。
不過,大概中東局勢與香港相距遙遠,利亞、伊朗等國既非港人旅遊熱點,也不足以影響環球經濟,IS不時發布殘忍的行刑、毀壞文物短片,對於港人只能有一時三刻的震撼,轉眼又成為事不關己的「國際花絮」。最近就有補習界專業人士扮演IS成員和人質,拍下照片上載互聯網,雖然出於好玩,但反映相關嚴肅的國際事件,在香港似乎難逃被「娛樂化」,或借之於網上「呃like」的命運。

在香港,伊斯蘭知識是冷門課題,莫說是專業研究有時連認真分享相關新聞,也難覓同好。筆者好友李振良(Jacky)生於汶萊、馬來西亞華人家庭,自2006年自學Jawi和阿拉伯語,以便閱覽伊斯蘭世界的媒體報道和學術著作,深入研究伊斯蘭政治與文化,是值得學習的國際視野和實踐。Jacky認為,IS在港行動的機會暫時不高,但一些港人消費相關事件的態度,反映港人對伊斯蘭世界的無知,以及低估IS威脅,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答:李振良 (J) (Jacky Li) 信奉天主教,生於在汶萊、馬來西亞華人家庭,自學阿拉伯語以深入研究伊斯蘭政治和文化。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我的感受是,在香港研究國際關係,圈子小,同好不多,有時也會感到寂寞。你深感興趣的伊斯蘭政治,在香港可能是更小眾的課題,你的感覺如何?會否感到孤單,甚至挫敗?
J: 我因為家庭背景緣故,親友圈子間經常會討論汶萊、馬來西亞等地的新聞,而我本身也有不少信奉穆斯林朋友,近年表哥就因為娶了一位馬來女子改信伊斯蘭教。因此,我在生活圈裏了解、分享伊斯蘭政治和文化,算有一些同好,不會太孤單。
但當我嘗試進入較專業的研究層面,就會遇到不少挫折。我想,這源於香港相關研究的氣氛不濃,專業人士也不多,我不時會擔心自己的研究是否能保持中立,畢竟,學術需要和他人交流才能自知長短。
我自己也不是在學院內從事研究的專業學者,本身其實可以利用這個身份,在日常話題間向朋友、甚至網絡上的一些人介紹伊斯蘭知識。但坦白講,香港人對伊斯蘭教所知甚少,很多牽涉歷史背景和教義知識的專有名詞,都需要以很淺白的方式推廣。而且,香港雖然崇尚自由,但不少香港人對宗教的理解不足,不知就裏表達了對某些宗教的不敬行為或言語,也要費唇舌解釋。

印傭受歧視 易變負面訊息

S: 早前香港有報道指出,IS正在港招收成員。雖然香港伊斯蘭教會人士、學者已經證實報道有誤,但你認為IS未來會有在港活動的機會嗎?
J: 雖然未有證據顯示IS在香港有招收成員,甚至部署襲擊的舉動,但不能放下戒心。的確,香港社會以華人為主,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不多,加上例如IS等激進伊斯蘭武裝組織,主要活躍於中東、北非,距離香港較遠。
然而,IS有比過去不少恐怖組織更大的野心,強調建立一個橫越歐、亞、非的國土,解放世界上所有被迫害的穆斯林。
香港雖然是個國際大都會,但在港穆斯林的生活卻遠遠比不上土生華人。在港穆斯林主要來自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往往會把在香港遇到的不公平待遇跟祖國同胞訴說。我讀印尼報紙時,曾經看過關於印尼女傭在香港飽受歧視的專題報道。這類消息很容易會被當地政府、政客和網民炒作、發酵。萬一IS成員接收到這些資訊,認定香港為「穆斯林的敵人」,不排除因此在香港採取行動。
而且,有研究恐怖主義的學者講過,發動恐襲目的不在於借死傷滿足報復,而是要引起外界關注,宣揚組織理念。如果IS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發動恐襲,宣傳效果會遠比在中東小鎮行動來得更大。因此風險即使低,但出於公眾安全,仍然應小心為上。

S: 最近亦有報道指出,有維吾爾族人經澳門轉到中東加入IS。雖然未有實證,但港澳近在咫尺,卻沒有太多港人關注,你有何看法?
J: 這同樣是未經證實的消息。維吾爾族人出入中國國境本身就受到限制,當然也不排除有維族人行使假身份,通過澳門轉往中東。雖然,新疆接近中亞各國,維族人理論上可以循陸路穿越邊境前往中東地區,不過,因為近年就有不少東突分子偷渡到阿富汗、烏茲別克接受極端伊斯蘭組織的訓練,而且塔利班、阿爾基達過往亦曾被指和新疆喀什、和田等地暗中聯繫,以及在當地招募新血,因此中國已經加強了對維族人的出入境管制。澳門地方小,國際社會的確容易忽略,邊防人員可能會輕視其重要性,因而放下戒心,令恐怖分子有機可乘。

設fb專頁 推動伊斯蘭研究

S: 香港有哪些伊斯蘭專家,相對新加坡等國數量及質量如何?
J: 香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有楊興本教長,但他立場在於宗教信仰,至於非穆斯林學者,要數中文大學傅健士教授(Professor James Frankel)。不過,香港的伊斯蘭研究,一般都從政治學、社會學去理解。
相反在東南亞,例如馬來西亞、汶萊,以至新加坡,有不少研究伊斯蘭神學、伊斯蘭法律、伊斯蘭教法學和政治學,以至阿拉伯語的著名學府,人才充足,當中有不少來自中東、北非。不少人會以為,伊斯蘭教在東南亞興盛,研究比香港豐富是很自然的事,但其實在世俗的新加坡,也有廣而深的學域,讓我大開眼界。

S: 我知道你設立了Facebook專頁發布伊斯蘭消息和評論,旨在推動香港的伊斯蘭研究。相關研究對香港有何重要?
J: 香港的學術水平在亞洲算是不錯,卻欠缺專門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憑本身的資源和地理位置,香港其實可以成為中國跟伊斯蘭世界的橋樑。
首先,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比較開放的地區,有利學術研究。香港的資訊可以自由和快速地傳播,而政府管制亦比中國內地少。另外,香港跟東南亞十分接近,交通便利,大大減省了兩地交流的成本。以馬來西亞為例,英語在當地普及流行,香港學術界人士在那裏比較容易適應。
其實,要加強香港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可以從日常生活入手。香港的印尼女傭以印尼文為母語,印尼文和馬來文有些少相似,而她們不少同時通曉中、英文,如果要了解東南亞伊斯蘭文化,最直接不如先向她們好好請教一下。只要靈活運用周遭的資源,香港其實可以成立亞洲一流的伊斯蘭研究中心,以消除香港人、乃至華人對伊斯蘭教的誤解。

S: 你提到香港人有時會無意間做出對宗教不敬的行為,最近有香港補習天王發布扮演伊斯蘭國處決人質的照片,你有何看法?
J: 我認為,這件事反映了不少香港人仍然視IS和相關事件為「娛樂新聞」,或者是與自己相距甚遠、事不關己的「國際趣聞」,而沒有嚴肅、認真地看待。事件也反映一些香港人對宗教欠缺認識和敏感度,例如扮演IS的行為可能只是出於好玩,但對國外曾身受IS所害的人,或者穆斯林,包括在港居住或工作的穆斯林來說,則是極不尊重。這多少也體現了,香港表面上雖然是國際大都會,標榜多元文化,但香港人往往會忽略一些少數族裔和宗教。

2015年7月10日星期五

當美國「巴士婆婆」步上神壇

日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重回國會山莊參觀。對遊客而言,那裡最有特色景點,從來並非建築本身,而是一座座銅像,代表美國不同州份,每州提供兩尊,近年又訂下新例可以換人,誰上榜,誰被換,都充滿政治計算。

近年那裡多了一尊特殊銅像,並不代表任何一州,而是經由國會直接決定鑄造,銅像主角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女領袖帕克斯(Rosa Parks),亦是唯一座像,顯得獨一無二。再者,其位置直接取代南北戰爭的南軍英雄李將軍,象徵意義溢於言表。坦白說,讀書時從來沒想過,她會有如此神級地位,其故事很值得重溫。

美國種族矛盾的臨界點

1955年12月1日,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一輛巴士上,司機因白人專屬座位爆滿,要求帕克斯讓座,予一名剛登車的白人乘客。帕克斯因拒絕而違反當地種族隔離法例被捕,她被判罰款連堂費共14美元,這便是著名的“巴士讓座案”。當時美國種族矛盾處於臨界點,事件迅速引起全國關注,黑人組織發起“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巴士運動”,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有參與,並嶄露頭角。帕克斯亦成為黑人民權運動標誌人物之一,與馬丁路德金、Malcolm X 等領袖友好。  

但她是否從此叱吒風雲?似乎不是。案件歸於平淡後,其生活開始陷困,裁決後不久,她與丈夫相繼遭公司解僱,只能打散工。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峰時,帕克斯復出參與多個黑人組織,包括黑人勞工革命聯盟,以至被視為激進的、主張在美國東南部建立只限非裔美國國民的“新非共和國”(RNA),也曾援助黑豹黨在加州奧克蘭的書院。有關活動頗為邊緣化,乃至被主流社會視為暴力化,她也只是擔任支援角色,並無獲得全國影響力。她後半生也只是靜悄悄度過,主要職務是美國非裔國會議員John Conyers的秘書及接線生。

神話與現實的距離

是否要轟天動地才算偉大?自然不是。帕克斯正正代表一位平凡女性,也能感染千萬人與改變歷史進程的美國神話。但假如重構其一生,說她有具體政治影響力或走過的道路都偉大光明,這也不符事實。不過,近年美國盛行政治正確,要找非白人、非男性的英雄人物來歌頌,帕克斯晚年開始被造神,死後更是接連登上超乎她想像的神壇。

帕克斯身後獲美國國葬殊榮,預視其他哀榮陸續有來。早前財政部宣布,2020年發行的新10美元紙幣,將以一位美國女性肖像,取代美國首任財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並透露肖像人選應是一名“對美國民主有貢獻的女性”。當局將透過互聯網向公眾徵集意見定出人選,最有機會登上新鈔的人選中,似乎少不了帕克斯。

至於神話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有多遠,這不太重要了……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鬼叫我窮牙》/野佬

本地組合「野佬」新作《鬼叫我窮牙》不斷提及兩個城市:「孟買」(Mumbai)和「杜拜」(Dubai),以它們借代兩個世界的差異。「慘咯做人做半世/你第時住杜拜/但我住孟買」,「You go Dubai (點解點解...)/I stay in Mumbai (點解點解...)」,就像香港人面對危難時分出階級,有些走進「天堂」、有些走進「地獄」。這樣的借代,由於一般人大多對「杜拜」Vs「孟買」有套版形象,很能深入民心。

但這兩個城市的真實一面,又是否天淵之別?卻不一定。孟買原來不是「Mumbai」,而是「Bombay」,「Mumbai」是馬拉地、古吉拉特語,1995年,民族主義政黨「濕婆神軍黨」贏得馬哈拉斯特拉邦執政權,將首府孟買的英文名稱正名為「Mumbai」,以提倡馬拉地民族意識,去除英國殖民遺產。自此再提「Bombay」的,一律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媚外」。在「Bombay」時代,孟買是印度經濟首席城市,擁有優良港口,國家儲備銀行、證卷交易中心等也設於孟買,自1991年國家經濟自由化以來,金融、服務、資訊科技等行業快速發展,貢獻了全國6%的GDP,甚至連寶萊塢亦以孟買為基地。雖然到了「Mumbai」的今天,其他印度城市迎頭趕上,但中上階層在孟買的生活,其實過得十分舒適。

至於杜拜,從前以黃金和石油貿易支撐經濟,目前則定位為國際金融、物流、盛事中心,的確比孟買富裕,但也不無隱憂。歌詞慨嘆「點解有石油但我得漁排」,其實杜拜的石油預計20年內耗盡,目前只佔杜拜GDP的2%,遠不及阿聯酋另一酋長國阿布達比的石油重要。杜拜目前靠營造紙醉金迷的氣氛,吸引全球優才,對他們而言,杜拜生活自然寫意。但對那些體力型外勞而言,杜拜的生活實在不比孟買好,炎熱的天氣、被排斥的out-class感覺、乃至富士康式的工作環境,都反映了「鬼叫我窮」的悲哀。杜拜和孟買是天堂還是地獄,終究還是視乎你屬於哪階層。對富人來說,有時住的地方越是第三世界,反而越容易作威作福呢。

2015年7月9日星期四

美富豪特朗普參選總統有好處?

明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戰全面展開,共和黨一方群雄並起,除了一眾有競爭力的參選人,也出現一些知名度極高的玩票分子,例如富豪特朗普。「他參選來幹什麼?」成為美國人茶餘飯後的話題。

一般人對特朗普的印象,來自他主持的真人騷節目《飛黃騰達》,他擺出一副刻薄的嘴臉,對被淘汰參加者說出「You are fired!」。現實中的他,亦以尖酸言論及招牌蓬鬆髮型馳名,2004年更為名句「You are fired!」註冊專利,作風浮誇。他在豪宅宴請城中名流時宣布參選,演講內容圍繞其身家、財富與金錢,根本不可能在主流政客身上出現。

特朗普參選雖被當作鬧劇,但也帶來正面或起碼是值得反思的訊息。他反覆強調財富是其最大優勢,因他可以自行支付所有競選經費,相反其他參選人須依靠大財團,故此要照顧大財團利益,實是一針見血。早前特朗普競選網站提及,他是去年向共和黨捐獻最多的人,暗示即使其他參選人當選,他也具備相當影響力,這也是事實。不少人對美國總統競選變成籌款比賽深感不安,特朗普把問題挑明,起碼有助公眾正視。

特朗普儘管炫富,卻其實與奧巴馬一樣,可算是「美國夢」成功個案。特朗普年輕時入讀紐約軍事學校,成績優異,又是多支運動校隊成員,算是文武雙全。他畢業後到父親的地產公司工作,曾以3個月完成一項拖延6年的工程,被譽為年輕商業奇才。後來生意愈做愈大,雖遇上多次破產危機,但也一一化解,逐漸被視為代表美國資本主義成功例子。難怪他總結競選宣言時揚言,只有他可帶領美國人找回已死的「美國夢」。不少美國右派認為,「美國夢」真正定義,已遭奧巴馬代表的左翼騎劫,正是時候「重奪」回來。

外交方面,特朗普明顯是門外漢,也不會認真做國際關係研究,但其簡單姿態,符合不少右翼選民簡單邏輯。他多次抨擊奧巴馬處理中國、IS、俄羅斯及墨西哥移民問題時過於軟弱,稱要向中國貨物徵收25%入口關稅。他又直指奧巴馬在處理阿富汗、利比亞時活像「蠢材」,甚至形容墨西哥移民為罪犯,主張在美墨邊境建圍牆。有關言論縱然惹火,但反正他就是要帶來話題,重要的是,有相關想法的美國人不少,不過一般政客顧及政治正確,未敢暢所欲言。

當然,美國選民還是理性的,特朗普當選機會近乎零。自1987年起,特朗普已5次表態參選總統,最後都不了了之;加上他向來以奢華生活聞名,選民並不相信他真正想為美國做事。《華盛頓郵報》點算他的競選宣言時發現,其中出現了195次「我」字,形容他為自戀狂。特朗普的首席政治顧問亦承認,特朗普最大難處,便是民眾不認為他真的想當選。根據民調,特朗普在眾多共和黨參選人中排行約第十位,卻大概能參加霍士電視舉辦的辯論節目。其實他深知美國電視台都希望他能進入辯論環節,以刺激收視。

無論結果如何,特朗普的企業已贏盡宣傳,他本人亦可一嘗參選感覺,美國右翼也說出不少平日不方便直言的觀點,連美國民眾也得到對嚴肅議題的反思機會,其實已是多贏。這樣戲劇性人物能帶來如此效果,除了美國,還可在哪裏出現?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伊拉克復興黨餘孽與IS「立國」之謎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剛度過「建國」一周年,世界各國當然不承認這是一個「國家」,只標籤其為恐怖組織。但不能否認,IS目前有效管理大片土地,覆蓋伊拉克及敍利亞一半面積,發展模式遠較其他武裝組織高明。著有ISIS: Inside the Army of Terror一書的中東時事評論員Hassan Hassan指出,IS早已超越一般恐怖組織,各國不能無視其「實質國家」身份。

當大家比較IS與拉登的阿爾基達,便不難明白何以前者以後起之秀姿態,卻做到立國此一高度複雜的事。拉登缺乏國家管理經驗,這卻是IS所擁有,因伊拉克前朝侯賽因政權倒下後,不少復興黨骨幹都投靠IS,只要IS善用這批人才,想不具備國家規模也不可能。

復興黨投向IS,責任全在美國。美國推翻侯賽因後,一度重用流亡政客查拉比一類離地精英,制定「去復興黨計劃」,下令所有復興黨員離開伊拉克政府,永不錄用。但復興黨畢竟管治伊拉克數十年,基本上囊括全國精英,一時間要這批精英集體失業,無異於把他們推向對立面。

這批精英一方面在殘存領袖領導下打游擊,另一方面開始思考新方法,由於理解到復興黨回朝機會渺茫,便決定與激進伊斯蘭結盟,先利用敍國亂局發展,再攻回伊拉克。此發展相當諷刺,復興黨靠阿拉伯民族主義起家,一直反對宗教極端主義,但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除了美國,無人能令他們走在一起。

經驗豐富 水到渠成

4月曾有媒體報道,IS是復興黨餘孽製造出來的奪權幌子,領袖巴格達迪只是他們的傀儡。但相關報道可信度不高,即使那是原來計劃,目前IS早已尾大不掉,在激進教士領導下,復興黨員無力主導,卻在管理與行政層面大派用場。

他們的貢獻在3個層面。軍事上,復興黨員作戰經驗豐富,先是兩伊戰爭,後是科威特戰爭,再與美軍兩次交手,加上熟悉地形,無論勝負如何,都具備IS一般草莽缺乏的正規軍經驗。IS迅速脫離游擊戰階段,能打正規戰,復興黨員功不可沒。據來自敍國的IS軍官所言,IS的作戰計劃目前都是由伊拉克前朝成員制定。

此外,復興黨員過去管理伊拉克的經驗,特別是財技,都能直接移植到IS。侯賽因政權其中一項主要收入來源是石油買賣,而IS的石油交易同樣由他們負責,其中牽涉到如何操控黑市價格,再配合官方政策一類的複雜行為,當年侯賽因還不能明目張膽的做,現在卻水到渠成。

第三,復興黨員最擅長實行高壓管治制度。高壓管治與瘋狂不同,不能靠純粹的獨裁,還得有效施政,恩威並施。當年侯賽因政權設立秘密警察制度,蒐集國民個人資料,又讓民眾互相監視,同時大搞福利社會,令人民一方面人人自危,另一方面缺乏反抗勇氣。

現在,復興黨員不但在IS繼續同樣手法,且進一步擴大到管理各國聖戰士「big data」,讓管理層更有效調配人手。至於威嚇的「藝術」,也比侯賽因時代去得更盡。IS的「國祚」,恐怕還會很長……

小詞典:阿爾蓋達模式(Al-Qaeda Model)

拉登創立的阿爾蓋達早年採取「全球衞星網絡」管理,在全球各地建立分支,採取傳統由上而下方式運作。但9/11後被重點打擊,模式變成由下而上,讓權力下放到各地支部負責人直接策劃襲擊,總部只負責提供精神理念。拉登一直反對佔地立國,擔心耗費管理成本,並認為和組織目的背道而馳,但實際原因,可能只是組織缺乏國家級管理人才而已。

2015年7月7日星期二

美國同性婚姻爭議中的「自焚」牧師

早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全國同性婚姻合法化,支持者視之為劃時代判決,反對者、特別是保守宗教人士,則認為此舉標誌「道德淪喪」。相關辯論已廣為人知,毋庸再贅。過程中,一名美國牧師一度提出「自焚抗議」,事後反而大受歡迎,案例值得深思。

事源法院裁決前夕,來自德克薩斯州的美國右翼宗教領袖史加寶(Rick Scarborough)牧師在「全美緊急聯盟會議」(National Emergency Coalition Conference)上發言,指為了捍衞傳統婚姻,「誓不卑躬屈膝,有需要時會引火自焚」,又聲言「傳教士、領袖務必要走在普羅群眾之前,高叫『Shoot me first!』」史加寶向來反對同性婚姻,形容這標誌着美國「愈來愈接近地獄」。

法院裁決後廿四小時,媒體發現史加寶牧師尚未兌現「承諾」自焚,爭相訪問他為何「走數」。史加寶回應指,自己當時只是引述某些聖歌的歌詞,沒有真的要以自焚抗爭之意,沒想過有人會「認真」解讀。他隨後在《Variety》雜誌撰文,澄清自己「並不討厭同性戀者,相反更愛及他們」,「每當想到同性戀者都將入地獄,更會感到無可奈何」;又強調「大部份同性戀者與基督徒一樣,堅守信念之餘不會將之強加於人」,「只是雙方之中均有偏激組織,形成危害社會文化的撕裂」。文章一出,保守派紛紛叫好,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大愛」精神。

然而,不少由史加寶牧師創立的組織,例如「Vision America」,以及目前由他擔任主席的「猶太-基督憲政復辟議會」,都被主流社會視為「偏激組織」;而美國極右茶黨運動,也得到他支持。史加寶早年為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牧師,而美國浸信會在1845年分裂成南、北兩會,因為美南會當時支持奴隸制度和種族隔離。2004年,美南浸信會因為不認同「浸禮宗世界聯盟」對同性戀者及女性牧師的態度,決定脫離母體。史加寶有份起草《團結一致──保衞婚姻》請願書,號召「沉默大多數」發聲,聯署人除了多位美國知名牧師和保守宗教領袖,還有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哈卡比(Mike Huckabee),策略教人想起「群眾鬥群眾」。假如說有誰製造「危害社會文化的撕裂」,這一極的角色,實在不能忽視。

當然,無論是否贊同其立場,我們都不能否定如史加寶一類神職人員,可能只是單純的基於信仰行動。但事實上,也有不少神職人員與右派政客聯合,乃順應南部白人的主流右派保守主義,只為了在宗教和政治上維護自身利益。同性婚姻案,似乎已令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保守陣營的作風只會更趨激進,在下屆總統大選,可能變成價值觀之戰,而這卻正中史加寶一類教士下懷。美國如此,其他地方又如何呢?

小詞典:茶黨(Tea Party)

茶黨源於2009年反對華府通過復甦與投資法案的一場社會運動,參與者主要是主張保守經濟政策的右派人仕,不少是共和黨右翼成員,在奧巴馬推動醫療改革法案時,茶黨是主要反對派系之一。茶黨名字由來,有說源於1773年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另一說法則是「Taxed Enough Already」的簡寫TEA。由於茶黨在共和黨內部有一定支持,往往能在內部初選左右選情,卻間接令具全國勝算的共和黨候選人下馬。

2015年7月6日星期一

希臘公投否決之後:博弈論與邊際策略的劇本

希臘債務危機進入關鍵期,債權人對希臘拋出方案後,來自激進左翼政黨的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宣布進行公投,出乎各國意料,進一步確立其「希臘狂人」形象。由於危機已超出希臘內部範疇,將影響到歐洲一體化進程、其他「歐豬國家」命運以至全球經濟,這場公投,自然成為國際關係焦點。然而,這場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公投,真的這麼重要嗎?對如此複雜的債務方案,民意又真的能迅速消化並表態嗎?

假如我們單從「正常」國際政治層面,是難以理解希臘公投決定的,卻不妨從純策略層面的博奕論解讀。博弈論(Game Theory)是大學社會科學課堂上經常接觸到的理論,齊普拉斯的主要智囊、希臘現任財長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正是博奕論高手。瓦魯法基斯讀數學出身、本身是經濟學教授,曾在雅典大學和劍橋大學等學院任教。現時的希臘中央銀行行長斯圖納拉斯(Yannis Stournaras)於2000年時在雅典大學工作,亦曾邀請瓦魯法基斯客串課堂,講授博奕理論,認為瓦魯法基斯對博奕理論有重大貢獻。瓦魯法基斯的父親曾經在一所專門關押共產份子的監獄服刑,母親則是國內著名的女權份子,在家庭的影響下,瓦魯法基斯後來加入了左翼泛希臘社會主義黨,一直批判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這次公投的設計,乃至齊普拉斯上台後的種種舉措,都甚有博弈論影子。必須注意的是,設計並非讓齊普拉斯政府和歐洲債權人博弈,而是讓希臘民眾和債權人直接博弈,反而讓政府承擔(有強烈立場的)中介角色,目的是利用債權人和希臘群眾對對方的高度不信任,進行「囚徒博弈」,而且通過深化危機,來加強齊普拉斯政府的杠杆、影響力、不可取代性和話語權。

先看博弈的一方:債權人,他們不確切知道希臘甚麼時候會還錢,又或者是會否還錢。他們擔心如果希臘真的決定賴皮,無論是宣布破產或債務違約,還是脫離歐盟,都會打破歐盟「有入無出」的傳統,隨時引發骨牌效應,令其他歐盟經濟弱國傚法「脫歐走數」,最終釀成歐盟解體。雖然德國現任財長一派不在乎希臘脫離歐元區的姿態,乃至做了不少輿論工作,但作為歐盟領袖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卻是十分在乎的,因為她知道一旦希臘成為缺口,她的整個歐盟政績工程都會面臨崩潰。

博弈另一方的希臘群眾,雖然對債務方案內容不太了解,但都對緊縮政策十分不滿,情願不斷以手上的籌碼,威脅債權人繼續借貸。但群眾不可能肯定債權人會繼續發放借款,擔心萬一債權人決定放棄希臘,只會陷入更大的財政危機,連公共開支亦難以支付。因此到了關鍵時刻,主流民意都傾向不脫離歐元區;至於如何既能不勒緊褲頭、又能享有歐元區的保護,就是政府的事了。

由於博弈雙方都不完全清楚對方的底線、卻又自以為懂得對方底線,形成博奕理論的另一個重點:相信主動開出底牌,對方只會得寸進尺。根據囚徒博弈,由於債權人和希臘都有意識地隱瞞自己的底牌,可能形成雙方最終的不合作,得到最不理性的結果:希臘被踢出歐元區,自身經濟無了期不能復興,同時債權人又未能收回貸款,其他歐豬國家紛紛效法,引來歐盟大風暴,這結局是多方都不願見的。

於是,齊普拉斯利用這種不確定性,搞一場公投,希望儘量加強對雙方的壓力,而又不用退出歐元區,或完全跟隨債權人的緊縮方案。他使用的策略是「邊際策略」(Brinksmanship):通過認為製造不存在的危機,不惜把雙方拉至戰爭的邊緣,卻在危機不可收拾前退讓,以謀求最大利益。例如瓦魯法基斯警告,希臘不再希望債權人減免超過三千億歐元的借款,而是建議換貸,以永久債券換取歐洲中央銀行手上的希臘債券;又聲稱如果被迫脫離歐元區,就會放大批非法移民進入歐洲國家;更提出向德國追討二戰賠償。這些,都是無中生有的危機。危機並非只是恐嚇債權人,同樣也是恐嚇希臘群眾,讓他們對債權人的反彈加強戒備,加強反歐情緒,那樣即使現政府下台,民眾也不容易擁抱一個親歐政黨接班,同一路線很可能延續下去。

在國際舞台運用邊際策略最成功的專家,當首推北韓已故領導人金正日。當年北韓研發核武後,由於北韓、美國都極不信任對方,美國不知道北韓發展核武的原意、掌握了甚麼程度的核技術、擁有多少核設施,北韓則害怕美國會隨時出兵攻打自己,成為另一個伊拉克,原來只能進行「囚徒博弈」。幸好有中國作為「六方會談」的橋樑,把雙方的不透明性儘量降低,戰爭才不致爆發。

當金正日了解到有了中國的角色,戰爭不可能出現,就不斷在協議臨近達成之際製造新危機。例如在發表聯合聲名不足24小時內,北韓忽然要美國能提供輕水核電反應堆,作為放棄核計劃的條件;而在和平時候,他也會忽然製造導彈危機,去吸引國際注視,目的除了保障政權的生存,也是用另類方式爭取國際援助。金正日製造危機是火喉和分寸掌握得比較好,外間在資訊不透明的前提下,容易信以為真;相反他的兒子金正恩製造的危機則過份誇張,又要摧毀南韓、又要直搗美國,驚嚇效果反而失真,就失卻邊際策略的藝術。

與金正日不同的是,齊普拉斯並非獨裁者,不能完全代表希臘民眾為所欲為,他也受到民意的制約,所以他聰明地不把自己視作博弈的一方,而是直接把希臘群眾拿出來和債權人博弈。一方面,希臘政府目前就像金正日那樣,正在不斷製造危機;另一方面,又走回中介角色,說是代表民眾和債權人溝通,以便一旦方案拉倒,責任也由民意來承擔。無論公投結果是否接受債權人方案,這都只是齊普拉斯下一步博弈的棋子,並非危機終結的一步。要是否決,齊普拉斯會獲得民眾授權,「代表」群眾繼續博弈;即使贊成,乃至現任政府下台,他也有把握同一路線的政黨會在連串心理遊戲下,繼續主持希臘政局。至於這樣的計算有沒有偏差,理論能否真的實踐,就得走著瞧。

小詞典:博奕理論(Game Theory)

博奕理論原是應用數學的分支,後來被廣泛運用到社會科學各學科,包括經濟學、國際關係、政治學、軍事學等。博奕理論原意是預測個體的行為,並嘗試把之控制。在芸芸博奕理論的學說中,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最為著名,假設兩名原本一同犯事的犯人被警方分別問話,過程中兩人不可交流。如果兩人都同時不認罪,就可以立刻獲釋,但由於二人都不信任對方,卻會互相指證。剛車禍離世的著名學者John Nash,就是將博弈論發揚光大的代表人物。

2015年7月4日星期六

訪問巴西學者達哥斯達教授:巴西人眼中的華人形象

筆者早前有機會與來自巴西聖保羅大學的達哥斯達教授(De Leon Petta Gomes da Costa)見面。達哥斯達教授主修政治、國際關係與人文地理等學科,目前在香港大學社會學學系擔任訪問學人。達哥斯達教授對亞洲情有獨鍾,認為未來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重心會在亞洲,他自己也部署日後留在亞洲發展,到日本、台灣等地工作。

拉丁美洲傳統上是美國的「後花園」,最近連古巴都與美國恢復正常交往;中國要提升全球影響力,自然不會錯過拉攏南美國家,而與中國發展軌跡相近的巴西,是其中一個主要目標。中巴兩國在政治、經濟和軟實力戰略上,有愈來愈多的合作空間。兩國同為「金磚國家」,且皆屬人口大國,擁有龐大內需市場;習近平打造「足球夢」,外訪時曾一展球技,巴西則是為人熟知的足球強國;2014到2016年,巴西先舉辦了世界盃,明年將主辦奧運,中國自2008年舉辦奧運,近年積極籌辦國際大型盛事,軟實力戰略也大致相同。

中國早前跟巴西、秘魯簽下合同,宣布興建橫跨南美洲東西岸、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鐵路,工程被視為中國在外交上制衡美國的一大勝仗。到底工程是否真的會改變南美地緣政治呢?而巴西面對愈來愈多中國人進入當地,當地政界、民間反應也值得注意。達哥斯達教授作為巴西學者,正好分享他對相關問題的看法。

言談之間,很難避免談起巴西國技─足球。巴西作為足球強國,不少貧困孩子依靠「足球夢」出人頭地,多年來也不乏球星倚仗國內知名度,退役後嘗試加入政圈,冀「球而優則仕」,但在從政能力、談吐舉止、私生活「見真章」之下卻鎩羽而歸。達哥斯達教授談起國內民眾對不少這些球星政客的觀感,筆者即時想起香港也有不少相應比對,其實是有趣的題目。

問:沈旭暉(S)
答:達哥斯達教授(C)(De Leon Petta Gomes da Costa)(來自巴西聖保羅大學,研究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目前於香港大學任訪問學人)
整理:湯思進

S: 中國、巴西和秘魯三國剛剛宣布會興建一條穿越南美洲的鐵路。你認為這條鐵路會如何改變南美洲的地緣政治生態?
C: 目前三國只是口頭上宣稱「將會」興建鐵路,實際工程仍未展開。鐵路若然能夠建成,的確會成為南美洲最大的基建工程,但大家都忽略了工程的難度。按照現有計劃,鐵路會由東到西貫通南美洲,連結太平洋和大西洋。換言之,鐵路不但要穿越平原,更加要經過亞馬遜森林和安蒂斯山脈。亞馬遜森林有不少泥沼地區,而安蒂斯山脈則是高聳入雲的厚厚岩石,工程難度十分高。此外,亞馬遜森林和安蒂斯山脈都是原始自然地區,工程亦要先面對環保問題。即使當局可以解決以上問題,還要考慮如何把物資和工人運送到當地。亞馬遜森林和安蒂斯山脈等地區都只有零散的小村落,根本無法為工程提供任何支援。
事實上,中國不是第一個希望跟巴西興建兩洋鐵路的國家,之前提出類似構思的國家,都因為未能解決以上問題而放棄項目。因此,我並不看好今次工程。我認為,中國也十分明白這工程的可行性不大,提出計劃的最大實際功用,反而是迫使尼加拉瓜政府盡快配合中國在當地興建運河。雖然中國已經就運河的事宜跟尼加拉瓜政府商討多年,但工程仍未有具體進展,當地農民更曾經因反對工程發動大規模抗議;因此,中國希望以鐵路工程向尼加拉瓜施壓,向對方發出訊息,中方不一定只有尼國一個合作選擇。

中巴太空技術合作

S: 中國跟巴西都是「金磚國家」,兩國又有什麼合作空間?
C: 兩國的合作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中國跟巴西不但同為「金磚國家」,亦是人口大國,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兩國都視對方為主要的經濟合作夥伴,雙邊貿易額也在上升。此外,兩國也可在外交上合作。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如果中國利用政治影響力令巴西成為第六個常任理事國,巴西一定會很感激中國,兩國的友誼亦會更加深厚。
以上兩個合作範疇都不令人意外,但鮮有人知的是,原來中國跟巴西在太空技術也有合作空間。巴西市鎮阿爾坎塔拉有一個世界一流的火箭發射基地。目前巴西的太空技術仍不及中國,但卻有如此優良的基地。因此,兩國可以在太空技術方面合作,互補長短。

S: 巴西人又如何看中國人?
C: 中國人在巴西人眼中的形象很正面。巴西人對東方文化十分好奇,不少巴西人對華人主演的電影、電視劇就很感興趣,我們亦認識周潤發、李連杰和成龍等等華人巨星。早在1970年代,巴西人已經觀看由李小龍主演的功夫電影,很多人更因此學習中國武術。
而在經濟方面,巴西對中國的觀感,大概可分成三大主流。巴西政府視中國為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反對黨不信任中國,且視美國為巴西最重要的拍檔;農民和工人則認為中國是強大的外資來源。雖然巴西國內對中國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國人在巴西人眼中的形象大致上都是十分正面的。巴西人認為中國人勤奮工作,因此很尊重中國人。

假波當道球壇衰落

S: 巴西是國際上公認的「足球王國」,到底巴西又如何利用足球作為自己的軟實力?
C: 坦白說,足球的外交作用並不如想像中大。巴西人常常會以足球作為切入話題來接觸外國人,或者打入外國市場,但功用僅止於商業。在政治層面,各國都很清楚足球跟外交不可混為一談。
再者,巴西的足球發展已經大不如前。巴西球壇衰落,主因是場內「打假波」、貪污嚴重,場外也有「足球流氓」問題。過去,大家都會扶老攜幼到心儀球隊的主場觀看比賽,但現在礙於安全問題,不少人現在寧願在家中觀看直播,就連國內傳統勁旅哥連泰斯,它的主場賽事門票都往往滯銷。加上巴西近年亦有經濟和政治動盪,為了主辦世界盃、奧運而大興基建,經濟問題卻愈來愈嚴重,令巴西人對足球的熱情大減。去年巴西以世界盃東道主身份,國家隊在四強竟以1︰7大敗予德國隊,更加被視為國恥。

S: 不少巴西球星都在退役之後從政,他們在球場上的成績對其政治前途有什麼幫助?
C: 巴西人很聰明,大家都知道足球跟政治是兩碼子的事,不會以球場上的表現來衡量球星政客的從政能力。雖然很多昔日有名的球星都曾經希望參選,但大部分都失敗而回,羅馬里奧(Romário)算是當中少有的成功例子。羅馬里奧剛宣布從政時,大家都不看好他,認為他最終只會跟其他人一樣失敗;然而,他隨後的表現十分好,提出科研、教育等等改革,令巴西人「大跌眼鏡」。羅馬里奧不是單純的足球員,他十分有智慧,說話亦得體,現在是巴西下議院議員,在國內民眾之間有相當的民望,不少人很認同他的工作。

相比之下,比利(Pelé)、朗拿度(Ronaldo)則明顯不是從政的材料。雖然他們都是巴西的足球英雄,國民亦很尊重他們過去為巴西拿下世界盃等戰績,但因為私生活不檢點,負面新聞讓他們難以從政。比利口不擇言,經常在公眾場合失言;朗拿度生活太風流,早年更加被指鍾情變性人,這在一般民眾眼中依然是「重口味」的特殊癖好。由此可見,球場功勳不一定可以為球星帶來政治前途,其成敗關鍵仍然是其個人的質素。

2015年7月3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皇后大道東》/羅大佑,蔣志光

1997年前,不少香港歌曲滲入了政治、社會意識,但過了流行的一刻,唯有通過國際比較視角,才能立體閱讀。羅大佑、蔣志光的經典作品《皇后大道東》即是一例。

這首歌的套路,基本上是前瞻香港回歸後滄海桑田,殖民名字都要改名:「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象徵香港的官方人物也會改變:「硬幣上那尊容變烈士銅像」,主軸自然是「非殖化」(decolonization)。「非殖化」在第三世界的新獨立國家尤為普遍,不少都是通過改街道名、城市名一類行為建立民族尊嚴,以及與舊時代的一刀兩斷。有些連國名也因為「去殖」原因而改來改去,例如「剛果」變成「扎伊爾」,「羅德西亞」變成「津巴布韋」,「上沃爾特」變成「布基納法索」,都是同一系列產品。

《皇后大道東》推出後,香港在過渡期,確實討論過是否要把殖民色彩特別強烈的名字改掉,又或把「上海街」、「山東街」一類草根街道報復性的改叫「皇后道」。畢竟中共建國後,各地租界的殖民色彩街道幾乎一律改名,極難倖免。但當時香港、乃至內地主流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只是「換旗換督」,一切如常,羅大佑的預言暫時未有出現,港人也一度當這首歌是逾時的推演。

殊不知在國際社會的「去殖化」過程,一般都不會立刻在變天後成型,通常都是在內部問題爆發後,政府歸咎前朝「埋下地雷」,那些民族主義舉措才蜂湧而至。例如扎伊爾、津巴布韋的獨裁者上台時,一律施政正常,都是到了十多年後,百病叢生,才開始以民族主義轉移視線。

唯有理解這樣的背景,才能對《皇后大道東》的寓言有效審視:今天北京說的香港「二次回歸」、「人心回歸」,不正是走回「去殖化」的基本步?至於「這個漂亮朋友道別亦漂亮/夜夜電視螢幕繼續舊形象」,亦反映了世界各地在「去殖化」的同時,必會出現「戀殖情結」,一如香港之今天。二十多年前看得這樣遠、這樣宏觀,《皇后大道東》堪稱神曲。

杜拜七星級酒店賣什麼?

轉機回港,路過杜拜。從前到過這酋長國數次,對其揮金如土建立的「品牌」也算熟悉,也好奇究竟號稱全球最奢華的「七星級帆船酒店」是什麼回事。於是,這次特別預約了午膳。

午膳要預訂,當然不奇怪。酒店獨特之處是規定住客以外的閒雜人等,完全不能進入酒店範圍,恍如外國租界。於是,酒店餐廳一大賣點,便是可以「廉價」進入偉大酒店的「後門」。

我從機場到酒店,預早了一小時。到了大閘,遇見黑人護衞。強調他是黑人,自然並無種族歧視之意,只是他誇張的裝束,不禁教人想起鄂圖曼帝國時期的宮廷黑人。門外迎賓的,大多也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勞(本地人福利極好,基本上不用做這種粗活),他們一律穿上活像電影城廉價道具的古裝。說酒店不刻意營造東方主義、「一千零一夜」式的「浪漫」感覺也不相信。

護衞一見來客,趾高氣揚得出奇,查證了有效預約後,強調餐廳須準時才能進入,預訂餐廳的客人「絕不能」在酒店其他範圍活動,因此囑咐司機把我載到旁邊的海灣,等一小時再回來。司機倒是氣定神閒,果然護衞不久就說可「格外開恩」,准我到酒店大堂等候,但不許隨便走動。

進了酒店內部,感覺無甚特別,無論是外觀還是內部設計,都不及香港五星級酒店。其顏色配搭及裝潢之品味與俗不可耐的指數,連遇見的內地大媽也「嘩」不出來。假如沒有那些煞有介事的規則,不會有人對那大堂感好奇。

到了餐廳,酒店強調須有dress code,這同樣並不奇怪,不少香港會所也有這類要求。有趣的是,只要核實是酒店住客,便可隨便穿短褲拖鞋內進;那些外來飯客卻恍似低人一等,須穿正裝才能證明有能力付鈔。放眼餐廳內部,其實空置率逾七成,根本不具需要預約的本錢,至於食物品質之一般更是意料中事。較文華、半島這類香港酒店優勝的,只有七星級的價錢而已。

在市場角度,杜拜帆船酒店賣的是什麼清楚不過,不是品質也不是氣派,而是一種排他性的exclusivity。杜拜本身要建立什麼城市品牌,亦是一葉知秋。杜拜還引進好些有香港經驗的專才參與城市建設,可見其國際物流、會議、盛事中心之定位,乃師承何方。對不少外來專才而言,杜拜是很舒服的天堂;對遊客來說,享受一下超現實奢華,同樣是生活態度。問題是,販賣優越感就像買空賣空,一旦全球經濟不景,遇到金融風暴,遊客減少,融資出現問題,既有公式便面臨挑戰。那時候應該割價傾銷,還是依然故我「白鴿眼」?假如明明舉國負債,面對客人卻裝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假像,究竟遊客的心態真的是在仰慕,還是像去北韓那樣的看猴子戲?於我而言,走到帆船酒店之前自然心中有數,所以到了後完全沒失望,不枉專程光顧一場。

2015年7月2日星期四

中國能拯救希臘嗎?

希臘債務危機延綿至今,終於出現公投破局,形勢接近攤牌。事實上,各方都想不到一勞永逸的辦法,高人做的,反而是儘量令市場「消化」危機,而不是解決危機。那是否就沒有其他出路?理論上,還是有的。除了本欄曾談及的「俄羅斯牌」,另一張就是「中國牌」。

早在希臘危機爆發前夕,中國就和希臘簽下一批合作協議,最重要的,是讓國企中遠投資希臘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對中國而言,這是切入歐洲大陸的理想基地,無論是配合今天的「一帶一路」也好、當作戰略部署也好,比港都是潛力無限的港口。現任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不斷向中國試探進一步合作,中方也多次表態說「不希望希臘退出歐盟」,暗示不排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忙。

不過,利用希臘危機「掃貨」是一回事,動真格為希臘欠債埋單,自然又是另一回事。希臘經濟體對中國而言,並無大吸引力,沒有中資機構喜歡投資的天然資源,也不具備和中國互補的工業或科技產業。要是國企依靠商業行為「走出去」,不會走到希臘。假如是國家行為全力為希臘還債,就是不談成本效益,單是這姿態,就容易激起國內民意反彈,也可能令歐洲各國不滿。假如只是買買國債,對大局基本上不具備影響力,聊勝於無而已。

「中國牌」要破局的方案只有一個,就是殖民時代那種「租界」安排:希臘把比雷埃夫斯港(或其他地方)「租借」給中國,在當地完全按中國法律管治99年,就像昔日的英屬香港,換取中國巨額援助金。這樣一來,中國在那裏做甚麼實驗都可以:在軍事層面,可以和俄羅斯加強海軍合作;在政治層面,可以直接打入歐盟,變相得到參與歐洲的身份;在經濟層面,可以通過杠杆影響希臘經濟、繼而影響歐盟經濟,還可以建立地下錢莊,讓香港的功能分流;在內政層面,可以實驗種種供中國不同地方參考的制度。至於民族士氣大振,更不在話下。

這樣做在21世紀,當然,似是天方夜譚。一旦成事,各國都會高調批評「新殖民主義」,希臘本土對「喪權辱國」的憤慨,只會不下於對德國的不滿,因此中國外交界斷不會冒險,平白成為箭靶。但類似解決方式,在當代國際社會,並非沒有先例可援。例如「中非帝國」暴君博卡薩下台前,為解決國家破產問題,一度考慮租出飛地給利比亞卡達菲換取金錢;伊朗控制的阿布穆薩島,也和從前管理該島的阿聯酋沙迦酋長國分享石油收入。隨著中國國力越來越強,類似希臘那樣破產的國家也肯定陸續有來,數十年後,上述狂想不無被落實的可能。不過回到今天,概念還是過度超前(或過度復古),「中國牌」,望梅止渴罷了。

小詞典: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
希臘港口,位於雅典南部,面積50平方公里,相當於半個香港島,連同近郊地區,人口近50萬。比港為希臘最重要港口、軍事基地,也是全球十大貨櫃碼頭之一。2008年,希臘推動私有化改革,中國中遠集團取得比港35年特許經營權,價碼為43億歐元。後來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中遠持續投資,令其貨櫃碼頭吞吐量以倍增。最終,希臘政府持有的港口管理最後股權也要出售,中遠是熱門買家,直道現任左翼政府上台才凍結計劃,比港前景未卜。

2015年7月1日星期三

澳門的國際軟實力:葡語國家論壇

我們身在香港,常以為這還是國際都會,其實在國際關係角度,反而是一海之隔的澳門,有官方的國際關係任務。2003年,七個葡語國家安哥拉、巴西、佛得角、畿內亞比紹、東帝汶、莫桑比克、葡萄牙與中國在澳門舉行首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下稱「澳門論壇」),出席論壇的八國部長級官員簽訂了《經貿合作行動綱領》。自此,澳門論壇每三年在澳門舉辦,至今已舉行過四屆,除了中國深化了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澳門亦借此平台提升了國際地位,值得香港借鏡。

雖然葡語不算是主要語系,但目前全球葡語國家也共計約有2.6億人口,也算是龐大的消費市場。有別於上海合作組織、「東盟+3」等以地域作為成員基礎,澳門論壇以語言連繫合作,覆蓋五大洲,而且當中不無寶庫。身為歐洲國家的葡萄牙反而相對無足輕重,龐然大物巴西亦不太重視這論壇,但對其餘的亞非國家而言,論壇卻是鎖定對華關係的重要平台。特別一半石油售向中國的安哥拉,更是中國近年外交的一大重點。據統計,2002年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貿易額為56億美元,至2013年,雙邊貿易總額已達1,314億美元,同年成員國簽訂了《2014至2016年經貿合作行動綱領》,將2016年雙邊貿易額目標定在1,600億美元,中國同時宣布對葡語國家的優惠貸款、生產建設、醫療藥物等八項援助措施。2013年,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澳門工商業發展基金亦建立了「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啓動金額為1.25億美元,規模雖然不能與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等相提並論,但也是一個基建啟動泉源。

有趣的是,中國原來和葡語國家沾不上邊,直到澳門回歸後,才有了出師有名的「白手套」。基於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歷史,澳門與葡語國家的關係相對密切,有相似的語言文化、司法制度、金融體系和營商環境,也是目前世上唯一同時以中文和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地方。加上澳門本身作為自由港、獨立關稅區等優勢,讓葡語國家商人能借助澳門作為試點,進一步深入珠三角及其餘的中國大陸市場。儘管中國沒有澳門,也能持續和葡語國家交往,但澳門作為中間橋樑的角色,目前卻是無法被其他中國城市取代的。

據澳門論壇常設秘書處的官方文宣指,澳門是在「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為中國與其他葡語系國家的經貿及文化交流的合作平台」,這自然是文宣,但也是事實,因為這樣的任務,沒有北京首肯,澳門自己是做不來的。作為特別行政區,澳門沒有外交權力,但藉着澳門論壇等,澳門得以發揮「涉外」功能。澳門評論員皮耶形容這種涉外功能為「中央分派的『平台』工作」,並讓澳門能借勢自行發展其他「平台地位」;他在《商訊》上撰寫的一篇題為〈澳門與葡語國家「零距離」〉的文章中提到,自2003年澳門舉辦首屆澳門論壇以來,也舉辦過第一屆葡語國家運動會、葡語嘉年華等,這些都是「平台地位」的顯像。

對北京而言,澳門一直是比香港「可靠」的特區,因而在香港失去APEC財長會議主辦權的同時,澳門的APEC旅遊部長會議依舊進行,澳門論壇也被不斷加碼。2013年舉行的第四屆澳門論壇上,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明支持澳門建設成為「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等。其實早在2002年,澳門政府制定涉外策略時,已經以「遠交近融」作為核心概念,設定三大商貿平台,包括「粵西地區經貿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服務平台」和「全球華人經貿服務平台」,最好唯有葡語平台跑出而已。結果,借助「澳門論壇」,澳門擔當了官方口中「協助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企業家進行商務配對、合作洽談等工作,為各國企業家創造商機」的任務。昔日澳門只以博彩和旅遊業支撑特區經濟,沒有香港、上海等的金融角色,然而隨著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往來,澳門經濟轉型也出現一絲轉機。

此外,澳門論壇偶爾也能發揮一些「軟實力」功能。例如西非葡語國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目前與台灣政權建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經貿合作關係,也沒有加入澳門論壇。不過,該國參加了在澳門舉行的第一屆葡語國家運動會,當地奧委會亦與澳門奧委會達成一系列合作協議。北京維持與聖多美和普林西比這類國家的交往,靠的也就是澳門了。

不過,澳門論壇的真正功能,還是有諸般局限。表面上,澳門回歸以來,在文化保育方面表現頗出色,澳門歷史城區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保留了不少中葡融合的獨特性。不過,澳門的土生葡人文化也面臨全球化挑戰,官方不得不不斷支持各種傳統葡語活動,鼓勵學生學習葡語,以維持澳門的葡萄牙特色。一旦沒有了官方支持,靠社會自然運作,「澳葡」還有多少可以剩下來,大是疑問。而儘管澳門連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角色獲得中央支持,但這無疑是自上而下的任務,民間不見得十分投入。澳門論壇常設秘書處正是官僚體制下的聯絡機構,主力籌辦澳門論壇以及相關經貿活動,但甚少在民間推廣中葡關係,相關人事也頗受壟斷。

值得香港思考的是,這裏又有沒有出現「香港論壇」,處理中國與英語系國家、或英聯邦交往的空間?表面上,似乎是不俗的算盤,但一想到操作層面,就明白其局限。首先全球英語系國家太多,而且大國不少,中國不可能放心讓香港處理和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關係,只會擔心「外國勢力」借機入侵,不同葡語國家,沒有任何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而香港亦不同「123事件」後已變相回歸的澳門,至今未完成北京眼中的所謂「人心回歸」,假如被名正言順賦予「涉英外事任務」,恐怕不少愛國人士會大為感冒。何況澳門可以建構獨家葡語身份,曾被德國殖民的青島可以建構德國文化認同,但足以溝通英語系國家的內地城市還有不少,上海、廣州其實都有一定條件。既然官方做不了,香港民間更應該主動維繫歷史的串連,否則數十年後,可能連澳門的獨特地位也不如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7月

從《黃金花大酒店》看英印兩國情結

英國喜劇電影《The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港譯:《黄金花大酒店》)在2012年上映,大獲好評,續集今年2月繼而在英國推出,雖然新意不及,但依然流露出人生夕陽的恬淡情懷。電影講述幾位英國老人,在網上看到一間印度酒店的宣傳廣告,決定入住酒店,享受退休生活。抵達後,才發現酒店殘破不堪,「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但憑藉各人的人生經驗,竟然着手協助酒店經營,令其轉虧為盈,過程中,各人均對自己的人生有所反思,也和當地社會和人物建立了感情。相比由大衛連(David Lean)於1984年執導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講述1920年代印度獨立運動崛起時,英國統治者、同情印度人的白人、傾向白人的印度人和印度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黄金花大酒店》描述了更多老一輩英國人對印度的緬懷,若看作前者的輕鬆後傳,也無不可。

英國文化植入「印度精英DNA」

電影成功之處,除了一貫的英式幽默,更在於在印度取景中,呈現的異國風情。雖然電影初段不乏對印度傳統文化的犬儒、揶揄,險些落入東方主義式想像,幸隨着劇情發展,原來是要借老人們的人生閱歷和視角,為印度文化一一平反,讓人想起英國殖民印度以來,兩國的種種聯繫。例如電影不斷出現的英式俱樂部,本身就是殖民時期從英國輸入印度的上流社會文化,印度精英一面去殖、一面照單全收,反映印度人要抹去身上的英國味道,幾不可能。

究竟英國文化在甚麼時候真正植入「印度精英DNA」?說來,這並非英國管治第一天的事。早期代表英王管理印度的是東印度公司,那時候,一切是貿易主導,英式文化並未滲入日常生活。1857年,印度爆發針對東印度公司管治的民族起義,令英國政府重新審視與印度的關係和管治模式,最終從公司手上收回統治權,正式開始印度的英殖時代。1877年,維多利亞女皇被冠以「印度女皇」稱號,這不單是一個象徵,也反映英國對印度採取更直接的參與,但不再是高壓主導,而多了文化層面的計算與沈澱,可看作一個「文化渲染任務」(civilizing mission)。

在這段期間,英國才開始大規模向印度輸出西方科技,包括鐵路、蒸汽船等;殖民埃及後開通的蘇伊士運河,也為印度農民開拓了全球市場。印度人亦被允許開辦培育本土人材的學院、大學,這批學生不必接受全盤英化教育,例如語言方面,可以同時學習母語和英語,形成他們一方面能掌握來自西方的技術,屬廣義的英式精英,同時建立屬於印度本身的印度教或伊斯蘭文化。潛移默化下,對印度精英而言,包括最民族主義主導那批,骨子裏,依然以懂得欣賞英國文化為風尚。

英國老人的「印度板球情結」

《黄金花大酒店》反映的英印結合酒店、英國俱樂部文化,連同板球、高爾夫球、以至威士忌等等,也是大抵同一時期輸入印度。直至今天,它們仍然被印度視為殖民時代的文化遺產,但同時卻又成了印度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份。例如印度人對板球的熱愛,已遠遠超過英國本土,這也是電影其中一位老人對印度的回憶。

2010年,印度新德里主辦英聯邦運動會,視之為特級盛事,板球尤為「重中之中」,猶如北京主辦奧運的重視,哪怕全球依然把英聯邦運動會、乃至整個英聯邦當回事的國家,已寥寥無幾。運動會的籌辦工作一如印度其他效率,可謂一塌糊塗,預算嚴重超支、施工期間建築倒塌,新德里政府使出拘捕乞丐以「清理」城市的措施,也惹起國際社會非議。但印度官方以至民間,一面會埋怨英聯邦沒有多少實利,另一方面依然為舉辦英聯邦運動會而感到自豪。

在沒落俱樂部賣廉價酒

電影反映印度自英國吸收的另一種文化,則是酒。澳洲資深酒莊顧問Dan Traucki在《Winestate Magazine》撰文指出,印度目前每年的威士忌的消耗量,還要多於蘇格蘭的威士忌生產量;印度也開始研發自己的威士忌,雖然口碑暫時不佳。對這項英國遺產,印度人的態度是又愛又恨:一方面,民間確實很有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卻又諸般不配合。印度的酒類入口稅為148%,屬全球最高,而且各個邦還會徵收額外稅款,部份則禁止酒水銷售,或是設置銷售登記費用,導致印度一般酒水價格高昂。背後原因言人人殊,以上提及的後殖因素,自不能抹殺。

Traucki介紹了印度一項酒稅特例:五星級酒店所賺取的外匯收益,可以按價值兌換成免稅酒水入口額。因此,當顧客在印度五星級酒店退房離開時,職員通常會問會否以印度盧比以外的貨幣結帳。當然,這些五星級酒店不會因此降低酒水價格,但對像電影講述那種末落英式俱樂部而言,卻要靠溝淡酒水來維生了。正正由於酒稅政策,不少農村、以至自殖民時期開設的英式俱樂部,都曾傳出販賣假酒的消息。2011年,印度西孟加拉邦發生假酒中毒事件,不法商人懷疑在釀酒過程中加入農藥,向村民兜售,造成167人死亡。今年1月也發生過同類事故,商人在一場板球比賽中,兜售懷疑混入甲醇的假酒,觀眾席上13人當場中毒暴斃。可以想像,假如電影那些老人這樣經營英式俱樂部下去,類似案件的出現,不無可能。

總之,英國人對印度的情懷是複雜的。不少老一輩人依然把印度視為「帝國斜陽」,認為印度人都願意和英國建立特殊關係,也喜歡到印度尋找懷舊感覺。但隨着英國與印度之間的政治、文化連繫減弱,加上印度本身也在國際舞台崛起,印度人甚至大舉逆向「入侵」英國本土成為「新英國人」,年輕一輩的英國人對現代印度的情感已改變不少;對《黃金花大酒店》的昔日情懷,只會感到陌生。印度人的英國情結則更複雜,而且充滿矛盾,電影主角的貴婦母親接待西方老人時欲拒還迎(雖然不完全是來自英國),不就是整個民族心態的最佳寫照?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7月

中國「南極外交」與《南極條約》的漏洞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政策明顯積極進取,除了「一帶一路」、亞投行、兩洋鐵路等舉措,連極地、月球也是目標。上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評論文章,指中國正把其戰略利益伸廷到南極,早前《日經新聞》也以日本觀點分析同一現象,認為其長遠影響可能比鄰近的基建項目更深遠,值得我們關注。

2003年,中國在南極投放的資金約為一千二百萬歐元,到2013年,已急升三倍至三千五百萬歐元。2014年11月,習近平接連出訪澳洲、紐西蘭兩個距離南極最近的發達國家,跟兩國加強在南極的科研和探勘合作,而跟澳洲簽署的合同,更容許中國船隻、飛機在正式進入南極前,在澳洲補給食物和燃料,被認為是中國正式進入南極的宣言。國家海洋總局局長劉賜貴在《中國海洋報》上發表文章,形容這是「歷史時刻」。而極地治理、太空治理等,都是近年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火熱項目,相信在未來十年,只會更熱。

其實,早在習近平出訪前的10月,《北京晚報》已報導,中國將會在南極興建固定翼機場。雖然報導只是稱機場的功用主要是通過空運,支援現有的四個依賴海路運輸的南極基地,但空運會令中國日後在南極的運輸成本和時間大減,方便調配更多人手,也方便輸送更多物料和設備。中國也研發了破冰船到南極,雖然質素不太得到國際社會肯定,但方向如何,乃清晰不過的。

雖然中國在1985年開始,在南極就設有基地,但規模一直不及其他大國。現時在南極科研和探勘工作比較出色的,首推美國和澳洲,分別有六座和三座南極基地,而且設備先進,此外英國、法國、日本等,都有不俗的設備。劉賜貴指2015年至2030年,會是中國成為「極地考察強國」的重要時期,認為中國必須追趕在南極有積極動作的其他大國。因此,中國已計劃興建第五座的南極考察站,投放資源亦比從前的基地豐富。著有《China as a Polar Power》一書的紐西蘭政治學教授布雷迪(Ann-Marie Brady)指出,這個新基地令中國由十年前一個參與南極事務的普通國家,轉變成區內的大國。

中國在南極投入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當然有其打算。根據推算,南極有二千億桶原油,是世上已知原油第三多的地方。隨著氣候變化、科技發展,不少從前被認為不可能開發的極地資源,無論是能源、還是食物,都變得可望可即。不過,也許這還不是重點。一旦南極冰融,變成兵家必爭之地的新大陸,整個國際地緣政治必會被重構,假如中國按兵不動,才教人奇怪。連當年納粹德國也想到在南極建立基地,而小國如挪威也一度有領土要求,何況崛起後的中國?

可想像的是,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對中國挑明了的「南極計劃」,不會感到自在。但問題在於南極洲的特殊性、模糊性。南極目前沒有獨立國家、也沒有殖民地,因為南極的原油開採受一系列《南極條約》限制,稱為「《南極條約》體系」。該體系容許各國在南極進行用於和平用於的科研工作,禁止開採資源、軍事研究,鼓勵各國「共同研究」南極,凍結一切領土主張。

然而,體系的《關於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議定書》將於2048修訂,屆時世界局勢是甚麼回事,誰也不知道。雖然中國現時不可以正式由南極抽取原油,卻可以先進行勘探等前期工作,儘量爭取有利位置。而且條約只是「君子協定」,一旦出現能源危機,有大國率先打破禁忌,亦未可知。正如中國海洋大學郭培清教授指出,沒人會知道南極資源的爭奪戰之後會如何發展,而中國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先在當中找尋自己的落腳點。一旦有國家重新提出南極領土要求,而中國已在當地建立勢力範圍,也會變得奇貨可居。

根據「《南極條約》體系」,南極資源理論上是「全人類」共同享有的。只要中國一日不破壞《南極條約》,單在科研範圍全力參與,美國、澳洲都難以阻止。而且條約雖然禁止開採資源,卻沒有其他相應環境保護,中國已大舉發展「南極生態旅遊」,一方面,自然是「大國崛起」經濟行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促進更多配套基建工程,並增加中國在南極的「實質存在」。而國外基建,正是目前中國外交最感興趣的。相信在可見將來,中國會不斷使用《南極條約》掩護,拓展在南極的實質勢力範圍。至於南極大國關係由和平合作到競爭衝突的轉捩點,究竟在甚麼時候出現,就不得而知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7月

香港足球代表隊:「中國香港隊」還是「香港隊」?

近日香港足球再次為本地球迷關注,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分組賽頭兩輪旗開得勝,而且在中國足總的爭議海報下全場爆滿,加上名宿胡國雄去世,均令不少球迷愐懷港足的風光年代。

值得留意的是,在中國足協的海報上,以「中國香港」指涉港隊;港隊首兩輪世盃外賽事,在一些大陸媒體轉播,普遍亦沿用「中國香港」;但在香港足總官方印行的海報,卻使用「香港隊」。在中港關係(或曰「陸港關係」)敏感的當下,「中國香港隊」一詞引起一些香港球迷的不滿,而「香港隊」的說法亦令好些中國民族主義者不是味兒。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早前接受電台訪問,澄清在國際足協(FIFA)底下,以「香港足球總會」名義註冊,故此港隊應是「香港」,而非「中國香港」。但此說依然受到內地網民批評,認為是「不尊重一國」。

要理順這問題,我們好應該拋開政治化的演繹,重溫《基本法》。不少人以為香港務必要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源於《基本法》第149條提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體育民間團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注意是「可根據」,而不是「必須」)。第151條則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簡稱:港協暨奧委會)就改名為「中國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後於1999年刪去「業餘」),此後以「中國香港」之名參與奧運會,這是回應了上述條文。不過,作為港協暨奧委會74個轄下體育總會或組織之一的香港足總,卻沒有類似的名字變動,如梁孔德所言,一直以「香港足球總會」名義在國際足協底下註冊,這也沒有和上述條文衝突。

這是因為國際足協以旗下足協成員作為單位,而非國家。國際足協主辦的A級賽事的對賽隊伍,正式來說並非「國家隊」(national team),而是「足協代表隊」(representative team)。例如在英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四地各自有足協獨立註冊於歐洲足協、國際足協底下,形成四支「足協代表隊」獨立出席歐國盃、世界盃等賽事;但在國際奧委會底下,有時則以「英國」名義出席奧運。2012年倫敦奧運,英國奧委運希望組織英國奧運足球隊參賽,也得先說服四大足協,最終才勉強成事(其實也不過是英格蘭、威爾士聯隊而已)。

因此,此刻在純技術層面而言,港足以「香港」、而非「中國香港」出賽,一來符合在國際足協註冊的名義,畢竟香港足總與中國足協在國際足協底下有同等地位,二來這名義其實只指涉「足協代表隊」,與「國家」、「地方」等主權、行政單位概念完全無關。事實上,香港足球總會的歷史要比「中國足球協會」更悠久。香港受現代足球發源地英國的殖民統治,屬於較早引入足球運動的華人社會,香港足球總會原稱「香港腳球總會」,早於1912年成立運作,1914年成為英格蘭足球總會屬會,因此成立年份普遍理解為1914年。去年港足邀請阿根廷友賽,名義正是香港足總百週年紀念賽。1954年,香港足總加入國際足協,同年也成為亞洲足協12個創會成員之一。

相反,「中國足球協會」成立於1924年,但不要忘記,這裡的「中國」自然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中華民國。國民黨退守台灣後,1954年,「中國足球協會」亦以此名稱註冊加入國際足協;同年稍後有份創辦亞洲足協時,名稱已改為「中華民國足球委員會」;1973年,又改名為「中華民國足球協會」(簡稱:中華足協),以與1949年中共立國後在大陸成立的「中國足球協會」(簡稱:中國足協)區分。隨後,兩岸足協在國際間掀起一輪名義之爭,但在兩岸實力此消彼長下,台灣方面唯有不斷改名,以尋求在國際足壇的一席之地。1974年,亞洲足協為接納中國足協加入,將中華足協踢走,後者一度投靠大洋洲足協,但到1978年還是再次被逐。1981年,中華足協與國際足協達成協議,對外改稱「中華台北足球協會」,因此,國際目前普遍沿用「中華台北」,但台灣人傾向以「中華隊」自稱。

兩岸足協及其代表隊的名義爭議,多少為「香港」還是「中國香港」這問題帶來一點啓示。雖然如前述,港足現以「香港」名義出賽乃「合情、合理、合法」,不過在目前政治氣候中,中國若然要確保政治正確,也大可以透過與國際足協、香港足總協商,為港足安插一個對外的「中國香港足球總會」稱號,在國際間名正言順地稱呼為「中國香港」,那樣做,那些香港建制中人,就誰也不能反對。至於球迷是否支持、他們的支持是否為北京重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沈旭暉 Sportsoho 2015年7月

主辦寶萊塢典禮與澳門的軟實力

本欄上回談及印度寶萊塢兩度選擇澳門,作為舉行年度典禮的地點,這對印度軟實力大有價值。至於對澳門而言,這同樣是本小利大的投資。

作為一直被香港掩蓋光芒的「微型國際都會」,澳門主辦印度IIFA Awards,不但能得到旅遊業的短期效益,對城市的國際品牌建立也有幫助。一直以來,博彩業讓面積狹小、人口稠密的澳門躋身國際城市之列,但始終是單一經濟結構,在中央打貪下,2014年澳門博彩業盈利錄得自2001年開放賭權以來首次年度下跌。去年12月,習近平出席澳門主權移交15週年慶祝活動時,明言要「加強與完善澳門博彩業的監管,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這背景下,澳門旅遊業自然需要尋找博彩以外的其他支點。影視娛樂、文化事業、乃至深度旅遊,都是能迅速培育的選項。

由於寶萊塢能吸引整個南亞次大陸的人,IIFA Awards除了向海外推廣印度電影,也一貫有刺激主辦城市旅遊業收益的能力。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數字,在IIFA Awards首次於澳門舉辦的2009年6月,訪澳印籍旅客人次為15,464,比2008年6月高出約4,000人次;2009年全年訪澳印籍旅客人次為107,513,比2008全年高出超過兩萬人次。2009年後,全年訪澳印籍旅客人次維持一貫上升趨勢,只在2012年錄得跌幅。當IIFA Awards於2013年7月第二度回到澳門舉辦,數字再次錄得約一萬人次增長,去年全年訪澳印籍旅客人次則為167,216。當然,這些趨勢不一定能持續下去,但概念上,IIFA Awards在印度社會與媒體間的廣泛認受性,應能為澳門旅遊業開拓博彩以外的更多客源。

事實上,不少人都忽略澳門和印度的淵源,其實兩者的近代聯繫已有四百年歷史。葡萄牙在十六世紀初殖民今天的印度果阿邦,將之變成殖民地;而葡萄牙人到達澳門,則在十六世紀中期,經海上絲路,自馬尼拉進入。據中山大學人類學黎熙元教授考究,居澳葡人到達澳門初期,開始實行「商人群體自治」,乃基建於經濟、而非政治利益,令居澳葡人與葡萄牙本土的連結,反而沒有與葡屬印度和中國緊密:「居澳葡人佔據澳門是出於開闢並壟斷馬來西亞-中國-日本航線的海上貿易的意圖,而不是來自葡國政府或皇室的政治意圖」。1580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短暫合併,居澳葡人擔心西班牙人瓜分遠東經濟利益,遂「加強了與距離最接近的葡國殖民地政府代表:葡屬印度總督的關係」,令澳門-果阿成了姊妹港。

根據1783年葡國政府頒布的《王室制誥》,澳門議事會要接受印度總督領導,可見果阿和澳門的關係之密切,當時已延伸之制度層面。在宗教方面,成立於1576年的天主教澳門教區為近代東亞地區當中歷史最悠久的教區,但自成立以來,一直隸屬東印度宗主教(即果阿總主教),直到1961年,果阿被印度強行「解放」,澳門教區才由羅馬教廷直接管轄。這段期間,部分印度人(主要來自葡屬印度)因政治、通商與宗教原因來到澳門,形成近代澳印密切的人口流通。

目前澳門雖然沒有特別密集的印度人社區,但推算澳門現時人口約8,000-9,000的「土生葡人」(即葡萄牙人與亞洲人通婚後,在澳門所生的混血後代)當中,相信不少具有印度血統。這種「推算」,是有一定根據的:據歷史研究網站「Far East Currents」上,由「葡人與澳門人研究項目」總監、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Roy Eric Xavier所著的文章中考證,十六世紀時,在果阿的葡萄牙人後裔已達一萬人,由於商路連繫,果阿葡裔種群與印度、馬來亞和斯里蘭卡語言文化圈產生混雜效應,形成一種名為「Maquista」的混成語言(creole language)。這語言與澳門葡語之間,有不少相通之處。

今天土生葡人僅佔澳門人口的1.6%左右,而且在回歸16年後,年輕一代保留固有文化之餘,也更多地融入澳門華人社會,土生葡人的獨特性和影響力,自然備受挑戰。但他們多元的文化根源,卻又逐漸成為澳門的歷史文化軟實力標記,例如回歸以後,先後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土生土語(Patua)話劇和土生葡人美食烹飪技藝,均令土生葡人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土生葡人的傳統文化,乃殖民時代混雜文化的產物,雖非純然來自印度,但確實滲入了好些果阿特色。時至今日,在澳門加強與印度、東南亞以至國際連結時,土生葡人仍能發揮一定作用,加上有了主辦寶萊塢,就更能事半功倍。

相較下,香港電影業自然遠較澳門成熟,自1960年代的粵語片到後來的港產片,直至2000年代初衰落之前,一直是香港文化值得驕傲的象徵之一;而香港和英屬印度的淵源,也比殖民時代後期的澳門和印度更深。然而,號稱「東方荷李活」的香港影業,似乎從來沒有想過爭取舉辦IIFA Awards一類國際電影盛事。畢竟香港的視野,始終停留在「紐倫港」之夢,但可惜,真正能和香港對口的,已換成另一批城市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7月

國際足協大風暴:「地緣政治政變」的視角

國際足協(FIFA)最近爆發大地震,多名高級職員涉嫌貪污,被美國主導的調查機構拘留問話,據報牽涉主席白禮達(Sepp Blatter)的副手、秘書長瓦爾克(Jerome Valcke)。白禮達充滿爭議地成功連任後僅兩天,即戲劇性請辭。國際足協動蕩,歐洲足協則乘機搞「革命」,或將掀起新一輪國際足球版圖變革。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貪腐問題,爭議也充分反映了當代地緣政治,歐洲各國其實是要改變原有的「足球全球化」進程,重新壟斷國際球壇,此舉之政治涵義,和西方要打壓「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繼續逾時的「G7」編制,本是同一回事。嚴重點說,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政變」。

另起爐灶的「新世界盃」

須知在國際足協爆出醜聞前,多個歐洲足協成員、歐洲政客已表態,提議杯葛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頗有借題發揮之嫌。競選期間,歐洲足協會長柏天尼(Michel Platini)、德甲主席勞博爾(Dr. Reinhard Rauball)等公開反對白禮達連任,英格蘭足總主席迪基(Greg Dyke)甚至揚言,白禮達一日在位,英格蘭都不會申辦世界盃。白禮達在爭議聲中當選後,英格蘭名宿加里尼維利(Gary Neville)更呼籲美斯、C.朗拿度等當紅球星帶頭杯葛世界盃,逼使白禮達下台。

但他們指的「改革」,究竟是甚麼?原來是這樣的:歐洲足協丹麥執委成員漢臣(Allan Hansen)早前提議,擴大歐洲國家盃的規模,邀請歐洲以外的勁旅參加,另起爐灶,大搞「新世界盃」,取代國際足協在球壇的主導地位。這自然令人聯想,歐洲足協近年不斷有聲音增加歐國盃決賽週隊伍,由原來16支增至32支的建議,只是擔心充斥三線、甚至「魚腩部隊」,減弱賽事可觀程度,才未有落實。若然這些擴充名額由歐洲以外的勁旅受邀填補,確實又完善了計劃。漢臣滿有信心地指,贊助世界盃的跨國企業,都會有興趣轉投「新世界盃」;如歐洲以外隊伍真的響應邀請,「新世界盃」取代國際足協世界盃的如意算盤,或者真的能夠打響。

雖然漢臣並未就「新世界盃」的各項運作、規則提出細節構思,但以歐洲主導的全球足球賽事,除了為國際球壇帶來重大轉變,也可能改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格局。世界盃成立之初,一直由歐洲和南美洲主導,正是「前全球化足球」的雛型。1930年首屆世界盃,是唯一一屆決賽週參賽隊伍由國際足協「邀請」參加的世界盃;其時正值南美足球強國烏拉圭立國百週年,烏拉圭提出願意支付賽事籌辦及參賽隊伍旅費,國際足協於是決議由烏拉圭主辦。由於歐洲往來南美洲航程甚遠,不少歐洲球隊拒絕參加,經國際足協努力遊說之下,也只得四支歐洲球隊參賽。此後1934、1938年連續兩屆世界杯經國際足協內部決議,分別由意大利和法國主辦,又惹來南美國家不滿,烏拉圭、阿根廷兩支勁旅杯葛了1938年法國世界杯。

第三世界為何支持白禮達

為了平息歐洲、南美洲之間就主辦權的矛盾,國際足協決定由1958年起,由兩大洲國家輪流主辦。直至2002年日韓世界盃,才首次由歐洲、美洲以外洲份國家舉辦世界盃,這也是白禮達的政績。其實廣義全球化可從大航海時代、帝國殖民時代算起,當代全球化這概念也普及近百年,回看規模相近的奧運會,歷屆主辦城市更早遍布全球各洲和第三世界 [註],而世界盃要到千禧年代才走出歐洲美洲,實在落後,也足見歐洲、南美的足協成員,在國際足協有相當大的話語權。

而看一直以來的世界盃外圍賽,五大洲當中,向來以歐洲區獲分配到的入場卷最多,名額通常是南美洲的3、4倍,早年甚至出現過11支歐洲球隊與南美、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各1支球隊爭標的情況。當然,這跟各大洲報名參與外圍賽的球隊數目比例掛鉤,不過若看非洲、亞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等洲份,早年往往各只得「半張」入場卷(即各洲出線球隊還要互相對壘,爭逐一個決賽週席位),世界盃其實毫不「世界性」。隨著各國足球水平近年逐漸拉近,世界盃才慢慢變得名副其實,這對拓展足球的全球市場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則歐洲的壟斷地位,只會千秋萬世。

足球世界應講求「政治正確」嗎?

或許有朋友認為,既然歐洲足球水平確實高,歐洲球星又最有叫作力,足球比賽又不是勁歌金曲要「分豬肉」,為甚麼不讓他們壟斷?問題是,不少歐洲國家的國家隊成員,其實都來自前殖民地、或其後代,都可以選擇代表第三世界的其他國家,例如荷蘭昔日最傑出的足球員,像古列治、古華特等,都是來自圭亞那、安的列斯群島等,法國那隊「代表隊」更是來自五湖四海,包括好些沒有機會參加世界盃的小島(例如中北美賽區的瓜德羅普島)。只要歐洲壟斷依舊,第三世界球壇就難以發展,這重壟斷的本質,其實是新興經濟體對「G7」或「G8」工業集團之不滿所在,同樣也是中國搞亞投行背後,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壟斷之不滿所在。

歐洲足協的「新世界盃」計劃若然進一步落實,這項可能出現的全球最具代表性國際足球賽事,或者又會重返早期世界盃的「歐洲中心主義」。尤其眾所周知,歐洲足協會長柏天尼本身亦相當有提升歐洲足協在世界足壇地位的野心,國際足協在白禮達請辭、兼極可能面臨被查之際,可能成為柏天尼帶領歐洲足協崛起的契機。法國名宿簡東拿(Eric Cantona)近年常就足壇政壇發表意見,早前就評論指,在白禮達與柏天尼之間作取捨,跟抉擇「瘟疫或霍亂」無異,「兩者均以高度官僚主義遺害足球運動」。

畢竟,歐美主導的調查機構高調徹查國際足協,就已經引發陰謀論,指歐洲大國是在去年克里米亞危機後,清算早年力撐俄羅斯獲得2018年世界盃主辦權的白禮達,甚至拉倒俄羅斯世界盃,讓俄國無法借體壇盛事重振經濟和「軟實力」。這類說法是否屬實,暫時無從榰考,但也說明了歐洲借提升足球版圖的話語權,扭轉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步伐,推動歐洲復興,並非無可能。這正值歐盟自身面對種種貨幣危機之時,歐洲要保住世界一極的地位,對國際軟實力、市場經濟、乃至政治文化都有深遠影響的足球,似乎已成了歐洲其中一張最後的王牌。偏偏下兩屆世界盃的主辦國俄羅斯、卡塔爾都充滿硬傷,確是最理想的箭靶。似乎歐洲球壇的政變劇本,還是剛剛開始,好戲在後頭呢。

[註:這裏要重構現代奧運的起源國希臘在1898年的近東身份,以及日本早於1940年獲主辦權的往事]

沈旭暉 @Sportsoho 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