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

香港人進聯合國工作的夢

不久前在瑞士,筆者參觀了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UNOG)。說「參觀」,其實是「朝聖」,因為對每個讀國際關係的人而言,幾乎都有過進入聯合國工作的夢。

還記得大學畢業時,本人與其他同學一樣,都曾嘗試找聯合國的工作,但不久就遇上惱人的身份認同問題。聯合國好些工作是需要國家推薦的,中國是常任理事國,自然提供了不少專才,但名額自然留給內地生。香港人要加入外交體系,以筆者理解,過往只曾出現數個特例,而且都是背景異常雄厚的特例。

另一類工作則需要專門技能及工作經驗,並非剛畢業的小子能接觸。做「實習生」倒是可以,本人也認識部分香港留學生在裏面工作過,本來滿懷希望可以留下,後來才發現身份的殘酷,一方面開拓了視野,另一方面卻硬是走不進去,那種鬱悶可想而知。

退而求其次,不少國際關係學生惟有參加「模擬聯合國」,起碼算是有所體驗,當年筆者在大學也參與過。其實這活動本身並不有趣,其官僚程度與真正的聯合國不遑多讓,但也跟真正的聯合國一樣,精髓在於非正規議程,那才是培養外交技巧的課堂。

到了今天,各門各派的「模擬聯合國」顧問當了不少,「聯合國之夢」也漸漸熄滅,這時候來到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自然再也沒有第一次到紐約總部的那種震撼。但看見日內瓦「國際村」那些林立的跨國組織,對在這種環境工作依然嚮往,起碼能學以致用,不用淹沒在某城的泥濘。

就在這時候,遇上了一位喀麥隆駐聯合國的外交官,彷彿帶來一線曙光。她說自身並無特殊背景,但天生喜歡向外闖,特別是從事國際人道項目,於是畢業後在聯合國當了數年義工(沒錯,是數年)。熟悉環境後,知道哪些基層位置缺人,她才正式申請職位,便這樣進了人權委員會,由低做起,至今已十多年,目前被派駐剛果,那裏有其中一支最龐大的聯合國維和部隊。

多元文化經驗 適合跨國組織

她不斷稱「以本人背景」,「很容易」加入聯合國,因他們需要專家學者,特別是對國際法、國際關係有接觸的,去「處理文件」及「管理項目」,並提供了一堆地址供筆者申請。作為有一些人生閱歷的人,本人自然明白世事沒如此簡單,但起碼有一點是肯定的,對不少跨國組織而言,香港的多元文化經驗、國際交流機會及西方管理模式,依然頗受青睞,否則便不會有陳馮富珍當選世衞總幹事的神話。在日內瓦,也接觸了特區政府駐當地的對外經貿辦官員,他們對這類崗位的涉外工作,感到充滿意義,以目前港人能接觸的帶有官方性質國際工作,這已是極限了。他們身處聯合國旁邊,朝夕相對,久而久之,不可能沒有本身的國際夢。

其實,香港人本來就最適合在國際社會生存的人之一,是什麼時候變得沉溺在「中國夢」與「本土夢」這兩極夢囈中不能自拔?世界還是很大的。


小詞典:日內瓦聯合國歐洲總部

聯合國四大辦事處之一,規模僅次於紐約總部,位於前國際聯盟總部「萬國宮」,人道問題辦公室為其重要職能。由於瑞士是中立國,日內瓦有大量其他國際組織總部,與聯合國歐洲總部互為倚角。有趣的是雖然不少聯合國設施設在瑞士,瑞士卻在9/11事件後才加入聯合國,是全球最後加入聯合國的主權國家之一。

《失落於巴黎鐵塔下》/伍詠薇

在流行文學,只要一提起「巴黎」,就彷彿代表浪漫,所以以「巴黎」為題材的流行曲從不缺乏,例如王菲的《巴黎塔尖》、黃凱芹的《彌月醉巴黎》、王菀之的《巴黎沒有摩天輪》等,都是一時之選。但直接以法文讀出「la tour Eiffel la tour Effiel」的香港流行曲,相信只有一首,大概也後無來者,這自然是伍詠薇的《失落於巴黎鐵塔下》。伍姑娘的兄長補習天王Richard Eng是法語專家,她的法文自不是問題,可憐那些MK唱K人,就鮮有不被難倒。

《失落於巴黎鐵塔下》並非簡單以巴黎鐵塔為浪漫符號,反而對這個旅遊熱點的遊人略帶諷刺,對浪漫化這景物的自己也進行自嘲,這種態度,可謂和本土法國人的想法暗合。巴黎鐵塔即「埃菲爾鐵塔」,興建於1887年,1889年完工,原目的是為當年舉辦的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剪綵。

在那個時代,鐵塔一度是全球最高的建築物,出現時受到不少質疑,就像羅浮宮出現金字塔入口時,傳統法國人認為大煞風景。世博舉行後,巴黎鐵塔的正式功能已完結,放在那裏雖然還有發送無線電波的用途,但基本上是擺設品。有戰略電腦遊戲因此開巴黎鐵塔玩笑,說它的作用就是被特種部隊「磁化」去殲滅本地軍隊,橋段天馬行空,卻反映了鐵塔失去功能的事實。

面對這景點,不少法國人的態度,就像香港人對大嶼山大佛一樣,沒有事不會專門去,去也是為接待親友,私下甚至會說「識得去梗係唔去呢啲」,因為那已淪為遊客附庸風雅的吵鬧之地。

伍姑娘這首名曲,訴說在巴黎鐵塔下一個人撫今追昔、失去戀人的情懷,歌詞的「巴黎鐵塔」沒有高貴品位,反而形象世俗。例如「遊人忙著拍照/像要擁抱未來」一句,即時教人想起一群強國大媽在鐵塔吵吵鬧鬧,或一堆美國freshmen登上塔尖自居「top of the world」,放在20年後的今天再聽,只會慨嘆境況每況愈下。「可知我徘徊在鐵塔/一點固執不懂將心放開」,清楚說明很多「徘徊在鐵塔」的人要不是遊人,就是精神受創傷的人,才會對那地方投放過份的情感,而這種人不少行為騎呢,只會令勝景更添異像。要是你住在巴黎,還對「la tour Eiffel」產生同樣的移情作用,才是奇事。

想起不久前,某旅遊節目女主持介紹巴黎鐵塔時「情不自禁」,在鏡頭前高唱《失落於巴黎鐵塔下》,卻不知如此造作,正淪為這首歌要揶揄的對象。

沈旭暉 Now News - 新聞 2015年10月30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6087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

淺談李天命的國際關係觀

這文章原來數週前發了給編輯,不過自我回收了,原因是不希望捲入無謂的本地政治。現在事情暫告段落,不妨讓其重見天日。

從小到大,無論學術上、政治上、音樂上,我欣賞的人很多,崇拜的人很少,李天命博士大概是其中一位,他的著作深深影響了中學時代的我,與及那一代人。他近日出山月旦世事,引來不少爭議,反映了網絡時代和九十年代的根本差異,教人欷歔。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不得不簡單談談李天命博士的國際關係觀。

從李博士的最新分享看來,他對國際政治的認知,是典型的現實主義(realist)思想:「政治對決決於實力」,「這個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綜合國力世界排名第2。如果美中發生核戰,美國可以摧毀中國n(n>1)次,中國可以摧毀美國1次。結果同歸於盡。這個格局使得雙方無一膽敢發起核戰。在這樣的『小衝突有,大戰不敢有』的形勢中,美國不久將不再是世界第一強國。」另一方面,是典型的發展主義:「從清朝後期到南京大屠殺到文革,是國人最悲慘屈辱的一段近代史。從開國初期跳到鄧以平民身份指導大方向兼定立大決策再到江、胡、尤其習…,是近代以來國家最興旺的時期。」

世上是沒有一種主義能放諸四海皆準的,我從來認為主義之爭沒有對錯,觀點都能參考。問題是,把任何一個框架變成唯一的思考框架,就很可能出現自己不為意的盲點。例如單就「中國綜合國力世界排名第2」(其實按不同定義有不同排名)+「中美雙方都不敢發動核戰」(即所謂「恐怖均勢,Balance of Terror」),是不會得出「美國不久將不再是世界第一強國」的結論的,否則蘇聯發展勢頭也一度很好,軍備更是遠遠強於今日中國,最後就不會崩潰。蘇聯為甚麼崩潰?不少中國學者近年認為,關鍵不是「硬實力」不夠,而是失去話語權,失去意識形態的高地;他們看見中國走到目前國際地位,看見美國前對手們的先例,只會戰戰兢兢,不敢驕傲,驕傲只是做給老百姓看的。

再說,甚麼是「興旺」,並沒有劃一定義,但很多數據卻是有客觀基準的,例如人均GDP、經濟發展數據之類。這些方面,目前中國所得應為近代最高評分,假如官方數字沒有太多水份,就是客觀事實,即使是很多不喜歡中國政府的批評者,也不能輕易否認。問題是,這是否等於「興旺」,卻是主觀判斷。例如根據一些經濟學者的數據,蘇聯的經濟實力,在冷戰時期還高於今天的前蘇聯各國,但不少居於前蘇聯各國的人,因為自由程度、社會體系的不同,卻可能覺得今天更「興旺」。這說明涉及意識形態、價值觀一類問題,往往難以用單純的思考方法去理順。

我不認為這些枝節,會影響李天命博士對普及學術的貢獻:啓發了數代人學懂一種方法論處理其他問題,正是上一代公共知識份子應引以為傲的成就,這一點,一代人應心存感激。至於知所進退,江湖險惡,避免說專業以外的範疇,卻也是筆者天天自省的。

小詞典:李天命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講師,1945年出生,1975-2005年在中文大學任教,經典著作《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發行超過60版,在九十年代影響力甚廣,活躍不同媒體的公共空間。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日本加入TPP的危與機

美國牽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終於達成初步協議,日本也終於加入,這對當下日本發展可能有劃時代影響。

回想數月前,美國國會駁回TPP至關重要的立法,當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竹森俊平稱:「中國正在推進,如果美國只袖手旁觀,事情會成為一場悲劇。」時任新加坡外長的尚穆根(K. Shanmugam)如此說:「貿易就是戰略,無經濟影響力,美國在亞洲就只剩軍事影響力,而那並不是你們想用的手段。」

難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全力支持加入TPP,視TPP為日本大展宏圖的關鍵,以日本政壇不常見的強硬姿態,頂住農業游說團體壓力,稱TPP「也關乎於我們的安全……長期來看,它有非常高戰略價值。」

日本外務省官員、長期負責日美談判的田中均,在前年4月日本最大財經雜誌之一Diamond Online的文章,具體說明日本眼中TPP有何經濟價值時稱:「TPP對日本、日美同盟、東亞及亞太地區的未來而言,意味着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這樣 的投資能否結實將決定日本的未來。如果日本能夠為TPP的早期成立作出貢獻,同時成功使得日本經濟更加有活力,這將促進日本重新在東亞地區承擔領導作用的 戰略布局」。

但農業與醫療組織,例如農業協同組合、日本醫師會等,至今還抗拒TPP。相關組織有兩個憂慮,包括TPP會引入外勞,且會降低本國產品需求,而兩者均會令國民就業更困難。

10月5日TPP達成協議後,一直反對TPP的日本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迅速發表強烈聲明,稱TPP將令日本農業及地方衰退。

不過,這個農業界組織的反對聲音已有所減弱,他們所爭取的,是要求政府補助受TPP影響的農業及畜牧業。安倍回應,表示沒忘記日本農業及畜牧業是「日本美好家園」一部分,畢竟農民一直是戰後自民黨長期執政的鐵票,不能過分得失。美國也作出一定讓步,在最終TPP協議,日方同意增加美國大米免稅入口每年7萬噸,以換取美國廢除近半日本車零部件進口關稅、徵收日本車2.5%關稅,並希望在30年內完全廢除關稅,而有關收益相信部分會回饋農業。

融入美經濟不可逆轉

或受TPP影響的日本產業還有動漫業,原因是TPP的知識產權規定,有可能影響行業生態發展。須知日本「同人界」(動漫二次創作)得到發展,主要是商家以水清則無魚態度處事,除任天堂及迪士尼等外,甚少版權持有人控告他們。所謂「同人」,意指「自創、不受商業影響的自我創作」,較一般商業創作更有自 由度。《日經新聞》報道,TPP也有相應調節,例如強調知識產權之餘,亦包含例外條款,以保護Cosplay等部分日本「御宅文化」,而不少安倍的閣員,例如副首相麻生太郎,是以「宅男」著稱的。

朝日電視台今年6月底的調查,顯示日本人對TPP的態度仍有相當分歧,四成受訪者支持TPP,反對則為37%,沒意見或還未有立場的有23%。假如 此分歧延續下去,足以帶來日本朝野大撕裂。然而,只要政府能給予反對陣營適當經濟誘因,配合對中國崛起的不信任,日本全面融入美國經濟體系卻是不可逆轉。

當中國積極進行(中國領導下)的亞太整合,其實多年前也有建議日本加入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現在日本加入TPP,不少評論看作是美國「分裂亞洲」的一着,至於結局如何,就得看中國是以鬥爭的「零和遊戲」,還是爭取融進去的「正和遊戲」方式回應。

小詞典: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二戰末年,美國牽頭簽訂《布雷頓森林協定》推動全球自由貿易,打破貿易保護主義,以防止發達經濟體相互競爭再引發戰爭。GATT作為多邊國際協約,是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並列的重要組成部份。1986-1994年,GATT進行了長達八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各國同意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作為規管各國進行自由貿易的常設國際機構。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首都大爆炸後的大選:「土耳其世紀」的警號

土耳其大選剛結束,執政黨大勝,自然是選民對「土耳其世紀」警號的即時回應。不久前,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發生大爆炸,是為現代土耳其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造成近百人死亡。爆炸現場位於安卡拉中央火車站附近,當時大批左翼團體成員正在遊行,要求政府終止與被分離主義者庫爾德工人黨(PKK)的衝突,庫爾德人政黨人民民主黨(HDP)也有參加。而在6月,HDP在土耳其東南部舉行的一場競選集會亦遭爆炸襲擊,行兇者未明。土耳其官方鎖定兩個目標:「伊斯蘭國」和PKK,也就是伊斯蘭國冒起前本國最大的「恐怖組織」。HDB主席德米爾塔什卻指,土耳其政府才是「苦肉計」的幕後黑手。

無論襲擊是否庫爾德人所為,最近土耳其發生的事,都顯示土耳其人與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正在升溫。爆炸發生前數日,土裔美國化學家阿齊茲·桑賈爾(Aziz Sancar)獲諾貝爾獎,但土耳其沒有大事慶祝,卻在激烈爭辯桑賈爾是否「土耳其人」,原因是他出生於庫爾德人居多的東南部,也是庫爾德人政黨成員的親戚。為準備即將舉行的選舉,政府加強控制庫爾德人的政治活動,特別是當他們在六月選舉取得佳績,同時對傳媒加強施壓。爆炸後,PKK武裝份子與安卡拉政府的停火協議亦告吹,PKK指責政府與伊斯蘭國「合謀」對付庫爾德人。

黑手不容易短期內曝光,恐襲卻造成土耳其政壇進一步撕裂,朝野正忙於與政治對手爭吵,多於安撫民心。近年土耳其原已充滿分歧,世俗與伊斯蘭主義者的矛盾、貧富懸殊與城鄉矛盾、以及土耳其人與庫爾德人等族群衝突,都是社會的定時炸彈。另一方面,土耳其安全亦受內外不同勢力威脅,「伊斯蘭國」、敘利亞反對派軍隊、要分裂立國的庫爾德人、冷戰時代遺留的武裝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還包括在這些武裝背後若隱若現的俄羅斯總統普京,都是土耳其的對手。

去年出版《土耳其崛起:21世紀第一個穆斯林強權》的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分析員卡簡地(Soner Cagaptay)認為,土耳其這個一度頗有復興希望的區域大國,正面臨瓦解的危機,並指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過去十三年的統治,是土國急劇兩極化的重要原因。現任總統、即上任總理埃爾多安是近年土國政壇第一強人,曾於2011年成為《時代雜誌》封面人物,一度為國家團結帶來希望,曾與庫爾德人和解,並賦權被政治擠壓的宗教群眾。

近年土耳其經濟連年躍進後,埃爾多安的獨裁傾向越趨明顯,既囚禁記者,又有政治目的地調查商人,亦鎮壓和平示威者,令很多原先的支持者失望。著名土耳其小說家沙發(Elif Shafak)說,當下撐政府與反政府的人之間的鴻溝已無法逾越,埃爾多安已無法令他成為一位稱職、能團結人心的總統。這雖是一家之言,亦反映這位強人正失去道德高地。但假如「伊斯蘭國」一類激進勢力乘虛而入,搞亂了土耳其,整個局勢將不堪設想,這更是「沉默大多數」憂慮的事。相對下,埃爾多安是否獨裁,卻顯得次要了。

小詞典: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

土耳其第12任總統,正義與發展黨主席,2014年在土耳其首次總統選舉中勝選。2003年至2013年出任總理期間,土國年均GDP增長約7%,人均GDP從2500美元增至超過1萬美元,成為他無可爭議的政績,卻因此滋生了獨裁的種子。反對派批評他表面上是世俗份子,骨子裡卻是伊斯蘭保守派,正把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逐步蠶食。

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

「習近平訪英行」的英國外交本位解讀

習近平國是訪問英國,建立「中英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西方媒體則大多以「金錢外交」形容,認為經濟疲弱的英國為了價值400億英鎊的不同經貿協議而「叩頭」。然而外交畢竟是英國強項,長遠戰略的規劃,不會單單在乎一時三刻的金錢。要了解倫敦的宏觀部署,必須從英國外交的特色談起,就此我們可參考英國外交學者 Jamie Gaskarth 兩年前出版的專著《英國外交政策:危機、衝突與挑戰》。Gaskarth認為,英國仍然是今天國際政治格局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決策、目標、實施途徑三方面有如下特色。

外交決策過程方面,傳統學界對英國外交政策的制定模式通常有兩種解讀。一是「西敏寺模式」(Westminster Model),首相與內閣大臣組成執政核心,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擁有全面控制權,而外交政策從制定到實施的過程,遵循垂直命令傳遞,下級官員貫徹上級命令。二是「差異政體模式」(Differentiated Polity Model),這一論述不將英國政府視作制定外交政策的政體,而將內閣各部門視作互不相同的行政單元,而且和英國社會公眾、私人部門、乃至其他國家相對應的政府機關產生聯繫,因此在這網狀聯繫機制中,英國內閣的決策權與影響力被大大削弱。但根據Gaskarth的分析,當下英國外交政策的制定事實上是兩種模式的結合,又可稱為「非對稱權力模式」(Asymmetric Power Model):在處理傳統的國與國正式關係上,內閣依然是政策核心;但而在具體議題上(如貿易、人權),既有的跨部門、跨國網絡聯繫機制往往更有話語權。放在中英關係上,卡梅倫決定了大方向,貿易層面卻是英國企業的勢力範圍,關心人權的團體也依然能在習近平訪問中有一定角色,雖然不為最高層重視,卻足以對自己的受眾解畫。

那此刻英國對華政策的大方向,又是甚麼?Gaskarth認為,當代英國外交始終將「鞏固英國在全球的領導力」作為其核心目標,對領導力的追求還包括維持自己在全球的競爭力、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等,這一傳統,源自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對於英國國際地位的論述。在邱吉爾看來,英國的領導地位應當體現在三個層面:英聯邦國家、英語世界、以及整合的歐洲,英國的國際地位認知和它作為一個島國的地緣位置緊密聯繫,它追求以「域外持份者」的身份,對國際社會發揮不可或缺的領導作用。

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英國的領導力無疑受到了衝擊,自貝利雅政府以來,英國對於其領導地位的解讀,也從「領袖」轉變成「核心」:一方面,英國有著作為歐洲國家的歷史認同,亦是歐盟成員國;另一方面,英美之間維持著特殊的戰略聯盟,英國正是作為美國和歐洲的樞紐,在跨大西洋國際事務中發揮著獨特的協調作用。但這地位不是偶然得來的:二戰結束後,大英帝國解體,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和國際經濟最高掌舵人,法國戴高樂卻強烈不願英國進入歐洲核心,英國外交面臨關鍵時刻。英國的戰略是承認帝國解體的事實,但全力維持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倫敦因為和華府結盟,成為美元離岸中心,才得以在歐美間扮演關鍵角色。當下中國崛起,英國明白政治上、意識形態上無需和中國有共同語言,但經濟上卻需要融入中國體系。

英國「英屬香港化」

為了將這遠景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實踐,儘管英國在經濟體量上不再是首屈一指,但仍通過與各國廣泛的經貿合作,維持著自身經濟穩定和增長。在此基礎上,英國往往利用自身與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繫作為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運用靈活的經濟制裁手段參與國際事務,又或在各大國際政府間組織中積極發聲,通過經濟外交維持其國際影響力。面對中國崛起,英國希望倫敦能成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一如當年融入美元體系,那時候倫敦同時具備美元、歐元、人民幣的同一位置,在21世紀的地位才穩如磐石,這才是英國最高規格接待習近平的原因,也是英國月前不顧美國反彈,在歐洲國家當中率先加入亞投行的部署。事實上,倫敦這定位,是正面和香港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競爭的,此刻規模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但十年後,幾乎肯定取代香港這個最後的賣點。當香港急速「中國化」,英國卻是迅速「英屬香港化」,此乃何其諷刺。

硬實力以外,英國外交實踐中越發強調的是軟實力的擴張,「道德領導力」、「文化影響力」,都是英國軟實力外交著重凸顯的內容。在國際層面,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性或地域性國際組織,英國不斷向外界強調其對全球治理的貢獻,尤其致力於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組織朝著更反映普世價值的方向發展。在國家層面,英國強調「國家責任」,在人權問題、對外援助、核不擴散等事務上積極表態,試圖塑造英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這方面,無可避免地會隨著和北京走得更近,而受到制約。

但在社會文化層面,英國軟實力卻可以通過和中國整合有所增長:習近平訪英團的一大特色,就是這位中國元首完全接受了英式文化,對女王行英式禮儀、在莊園會談、食炸魚薯條、嘉許英式足球,處處反映了中國人對英國文化圖騰的深層認同,英國的大龍鳳不止是給對方的面子,也是自我貼金。英國只要繼續通過各種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在海外進行關於國家形象與民族文化的宣傳,將英國的文化和民族特點塑造為「包容、自由、開放」,而且得到崛起後的中國背書,依然能增強英國在國際社會的吸引力。由是觀之,將英國接待習近平一行簡單形容為「叩頭」,未免短視了。

小詞典:Jamie Gaskarth

英國Plymouth大學國際關係副教授,Exeter大學博士畢業,專研當代英國外交,定期於BBC等媒體分析國際關係,主張英國在21世紀依然有能力擔任大國角色,而不認為任何單一理論或意識形態能主導英國外交。

2015年10月24日星期六

周博賢:唱好粵語歌重振港樂壇

早前,FFx的Sugar Baby在社交網絡引起熱話,其音樂錄像(MV)在YouTube的點擊率更超過270萬。然而,綜觀社交網絡上評論,FFx的知音人只屬少數,而一般評論都認為歌曲和MV「騎呢」。可是,令人氣結的是,當社交平台充斥著一片劣評之際,歌曲的點擊率又屢創新高。似乎這種一邊看一邊罵已成為香港網絡世界的新常態。有音樂人認為,現時認真製作的歌曲點擊率遠不如FFx單日的點擊率,他們甚至開始思量「騎呢」的音樂風格是否才是香港樂壇的出路。

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曲紅遍中、台、韓,甚至東南亞,其軟實力和影響因子可謂不言而喻,可是自九十年代末起,香港流行曲進入寒冬期,甚至有人認為香港樂壇已死,可是,在這艱難時刻,仍有不少有心人加入樂壇,周博賢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般家長眼中的尖子,他公開試成績優異,畢業於港大法律學院,其後順理成章成為事務律師,在成為律師後,他卻決心修讀音樂,並從事音樂創作和音樂相關的法律工作。在謝安琪(Kay)出道初期,他幾乎負責了謝安琪唱片曲、詞、編、監的工作。今年5月,他更和一班前線工友合作製作工運大碟。作為全職音樂人,周博賢自然對香港樂壇的生死和軟實力有一番見解。

S: 謝安琪其中一首由你負責曲、詞、編、監的作品《誤入歧途》,歌詞道「踏實正途只得一種咁多,日後咪行歪路錯,入行要做攞獎個,做事要做大公司」。你放棄律師工作,而成為全職音樂人,是否屬誤入歧途?

A: 我當初希望能為人伸張正義,於是選擇入讀法律學院。大律師工作比較容易為民請命,但我在庭上的急才和口才卻較遜色,因此,在港大完成法律課程後,我選擇成為事務律師。而在實習期間,我發現律師相當大部分時間都是處理瑣碎的工作,而學習和真實工作之間亦有落差,同時,律師工作必須付出百分之二百的時間和生命,而我又比較喜歡同時兼顧兩項工作,而非集中在單一工作上。因此,我和律師工作可謂是因了解而分開。當正途發展未如所願時,我就開始考慮「歧途」的發展,而「歧途」就是音樂,我自小學習彈琴和作曲,一直對音樂很有興趣,因而修讀音樂。自2005年和Kay合作,創立自己的品牌,至今已是第十個年頭了。

S: 你的歌曲所關心的議題相當廣泛,由纖體美容、外傭、茶餐廳和露宿者等,同時又參與電台時事節目。你是從何時開始關心社會時事?

A: 我由大學時期開始關心社會時事,大學一年級經歷了六四,而二年級時擔任法律學會的外務副主席,專責時事相關和人權法的研討工作,期間開始投入民主、公義和人權的討論。而我和Kay所訂立的路線亦希望創作一些本地音樂,能回應社會的事務和市民的生活百態,說彼此想說的話和做想做的事。

S: 過去十幾年,不少人都說香港樂壇已死,你對此有何看法?

A: 近年喜歡香港流行曲的人數其實有所上升,隨中港關係的社會議題增加,不少人嘗試從音樂中尋找身份認同。即使現時的樂壇環境艱難,仍有不少人投入其中,其中獨立樂隊更是一枝獨秀,他們希望通過音樂去表達對社會和生活的感受,這都是香港樂壇的吸引力。我認為不能簡單一句話就定樂壇是生或是死,我們必須認真和全面分析目前的情況。我最近喜歡用文化學者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提出的文化迴路(Circuit of Culture)模型去分析香港樂壇。這個模型包括五個層面,包括生產者、消費者、受眾的身份認同、文化產業呈現的形象,以及監管,他們之間互相扣連和影響,並建構整個樂壇的形象。

樂壇曾經呈現的形象就如黃霑先生的博士論文指出,歌曲題材千篇一律、K歌和情情塔塔的歌曲為主,予人的感覺創新不足。隨鄰近地區音樂冒起,並對香港產生更強烈的對比,廣東歌更顯得「唔夠型」和「唔夠IN」,因此,受眾更難從中得到身份認同,而唱片公司,基本上是由會計師主導,並非如以往般,由紅褲子出身的音樂人負責,因此,對某些唱片公司而言,主導音樂製作的是一盤數,而非是音樂層面的考慮。

S: 近年,K-pop迅速冒起,香港能否借鑑當中的經驗?

A: 韓國音樂質素進步很快,特別是跳舞歌和悲情慢歌,他們音樂製作方面,如錄音和混音水準也相當出色,他們拍攝MV的預算動輒就100萬港元,而質素亦超越亞洲水平。韓國政府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去訂定文化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由此讓音樂、電視劇和電影互相配合,同時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也建立了時尚文化的形象。這做法亦類似香港音樂和電視劇相配合的模式,當然規模也不同。

香港缺乏視野和通盤計劃去發展文化產業,往住只停留在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成支柱產業的口號,以及成立零碎的基金計劃去協助行業發展,各個音樂單位都在有限資源下發展和單打獨鬥。但其實,香港音樂製作水準也相當出色,單以排名計,香港應排十名以內,可惜並沒有人留意和報道。

音樂教育基礎不足

S: FFx的Sugar Baby成為網絡熱話,不少人認為騎呢才是樂壇出路,你同意嗎?

A: Sugar Baby MV中的歌曲是原始版本,仍未經過編曲和混音,其實有潛質成為一首不錯的跳舞歌。騎呢歌曲才能惹人注意,這與香港的基礎教育缺乏藝術教育有關,這間接令香港人的音樂鑑賞能力不足,因為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並非單培訓業內人士的能力,也要讓受眾有基本的鑑賞能力。國外的藝術課程有較多機會讓學生去參觀藝術館和參加音樂會,然而,香港仍停留在畫畫、唱歌和吹牧童笛的層次。音樂會課程中應加入音樂史和樂理等元素,這才能令學生對音樂有較全面和基礎的認識。在受眾鑑賞力不足的情況下,所謂較「騎呢」的作品,反而具話題性和引人注目,表演者才能有演出機會,然而好音樂則難以突圍,難令人留下印象。

香港人一直以來都著眼於歌詞,而曲方面則以主觀感覺判斷,因為香港人缺乏鑑賞能力去分析作品本身、欣賞和批評音樂作品。

S: 面對鄰近國家和地區音樂產業的冒起,香港應如何重拾這方面的軟實力呢?

A: 我認為無必要為競爭力盤算和定立假想敵,最重要是做好自身的音樂風格和特色,讓人能從芸芸的音樂種類中分辨出香港流行曲。而流行曲最重要是做好兩個主要範疇,首先在音樂方面,歌曲本身的旋律必須動聽和容易令人留下印象,同時,編曲風格必須清晰,明顯反映歌曲的類型,而歌詞方面則必須反映聽眾的生活、社會環境和困難。

香港流行曲應反映香港的特色和身份,而好音樂自然能鶴立雞群,達至有麝自然香,其他國家亦能通過音樂了解香港人生活真實的一面。我所接觸的內地音樂人都希望香港歌手唱廣東話歌,而非迎合他們而唱普通話歌,這好比旅遊業,旅客希望能看到的是本地真實一面而非一個模仿荷里活的星光大道或是國際品牌商店。香港應找出自身的定位和優勢,例如近年香港獨立樂隊如雨後春筍,政府應予以支持,提供更多表演機會和場地,考慮減低工廈的租金,放寬相關建築物關於消防和賣酒的安排,讓他們有空間發揮活力,真正代表香港人的特色。

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

《丫烏婆》/林子祥

林子祥在一個電視節目演繹經典舊歌《丫烏婆》,引來現場觀眾的婆婆忘形大跳「騎馬舞」,成為全城熱話。不少第一次接觸這首歌的新生代,都認為林振強的詞十分啜核、具本土特色,卻不為意這首歌的旋律和歌詞,原來也充滿國際視野。

林子祥早期不少金曲,都改編自相對非主流的外國音樂,例如本欄介紹過的《成吉思汗》、《世運在莫斯科》、《YMCA好知己》,以及《古都羅馬》、《狂歡》等,《丫烏婆》則改編自1963年英文舊歌《If You Wanna Be Happy》,同樣講述不要娶索女、而要娶醜婦的「人生道理」,而這首歌又是啟發自1933年的千里達音樂《Ugly Woman》。換句話說,「丫烏婆」歌詞的原型,早在二戰前的加勒比海出現。

林振強的詞忠於原著,最後的幾句英文,更和原曲一模一樣:「If you wanna be happy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Don't you make a pretty woman your wife/So for my personal point of view/Get an ugly girl to marry you」。其實英文的原版歌詞更有思考空間,例如這句「A pretty woman makes her husband look small/And very often causes his downfall」,就是很多以為「抱得美人歸」的男人的經驗之談。但中文版的美女不過有公主病:「如天仙美女永是太自私/如果約你永遠必定遲」,而沒有表達「causes his downfall」的欷歔。

不過細節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反而是原版歌詞,除了講述婚姻道理,其實還有社會隱喻。1933年的《Ugly Woman》由千里達殿堂級樂手Roaring Lion主唱,他習慣以率直的民間筆觸,講述墮胎一類敏感議題,歌曲不少屬禁歌之列。1963年的《If You Wanna Be Happy》居然也被部份電台禁播,原因是歌詞直接用上「Ugly Woman」這字。在那個年代,美國有所謂「Ugly Law」,被認為「有礙觀瞻」的人在公共地方出現可被檢控,也許因為那樣,公然鼓吹找「UglyWoman」才得到快樂,一來有一定「敏感性」,二來又顛覆了王子公主的傳統家庭觀,有點政治不正確。這首歌最終大熱,卻反映當時民權運動如日方中,社會正在顛覆傳統價值觀的一切,包括白人至上、模範家庭主義,也包括公共空間的美學。當林子祥改成《丫烏婆》,放在香港的環境,就純然是小男人的愛情哲學,唯有在國際社會索引,才能得到社會解讀了。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10月23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5325

習近平訪英「廁所外交」真相

習近平訪問英國獲空前禮遇,官方宣布啟動「中英黃金時代」,而被民間喻為金錢掛帥「金元外交」,這些都不難理解。但訪問過程不少枝節被過分解讀,反映不少朋友閱讀國際議題,往往先入為主代入個人感受,日前香港媒體廣泛報道的所謂「廁所外交」即為一例。

這新聞最早源自美國華人教會牧師郭寶勝的Twitter賬戶,他稱英國外相夏文達在倫敦希斯路機場與習近平的會面地方,居然是一個公廁外臨時搭起的場景,上方男女廁符號清晰可見,認為這是「世所罕見」的外交失禮,「不把國人當人看」。此訊息被香港傳媒廣泛報道,主流觀點似認為是英國人故意搞小動作,讓習近平難堪。

非黑即白 易失理性

然而,這類批評似乎有違外交常識。首先,英國外交部到了今天,還是全球最專業的外交部之一,一向為中、美、法、俄等同行暗中稱道。既然官方定調要隆重歡迎習近平,在小問題上做做姿態滿足國內輿論自然會有,但不可能在大方向給予難堪。假如「廁所外交」屬實,中方認真追究起來,足以摧毀整個接待的苦心,英國外交部不可能冒此風險。

英國外相接待習近平的地方,並非隨便一個「公廁」門口,而是希斯路機場一個貴賓室(VIP lounge),從檔案可見,英國政府要與國際友好進行簡短會面時,通常選用同一個貴賓室。例如今年3月,美、英、法、德、中、俄及歐盟官員,與伊朗在瑞士舉行核談判後,美國國務卿克里過境希斯路機場返國,英國專門在這貴賓室,安排他與英、法、德及歐盟外長進行「五方跟進會談」。從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官方照片可見同一廁所標記,明顯是相同地方。

當時部分媒體提及,選擇這地方是不希望浪費時間到倫敦市中心,顯示該輪談判後形勢發展的急迫及重要性。況且外交禮節上,正式會談剛舉行完,這只是工作會議,也毋須再行禮如儀。按外交慣例,今次習近平訪英為國事訪問,官方行程以代表國家元首的白金漢宮公布為準。「與外長見面」連正式行程內容也不屬,嚴格而言,只是「接機後休息」的一個部分,在英國政府慣用的貴賓室簡單談談,外交上無不當之處。這種基本外交禮儀,英國通常一絲不苟。

克里用同一貴賓室的照片被廣泛發布,連各人記者招待會也採用同一背景,但在西方輿論,從來沒質疑英國刻意搞小動作,即使有個別注視,頂多也會是報章角落一則趣聞,只會一笑置之。可惜,同一情況放在東方讀者身上,一切便上綱上線,反映在此間社會,已一切傾向用二元對立角度解讀。

可惜在國際關係,從來沒那麼敵我分明、非黑即白。網絡習慣的圖像新聞,一圖一句便要激起讀者喜惡情緒,只能視之為二次元空間,調劑一下,一笑無妨,人畢竟需要幽默感,這也是筆者Facebook的經營之道。但要是被這個遊戲牽着鼻子走,影響對現實世界的態度及判斷,那就反主為客,容易迷失理性。

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

拜登緣何難挑戰希拉里

特朗普冒起後,搶盡美國總統初選的鋒頭,民主黨那邊廂,則依然以希拉里呼聲最高,但出現連串失誤後,也不是沒有暗湧。然而現任副總統拜登已「探討」是否角逐提名多時,最終還是宣布不參選,已令選情明朗化。

單看履歷,拜登的從政資歷比希拉里豐富得多,1972年就成為參議員,30歲當選,當時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之一,一直成功連任至2008年參選副總統,是特拉華州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參議員。論行政、選舉經驗,拜登都比希拉里優勝,也可以說比偶走偏鋒的希拉里更主流。而且希拉里形象高高在上,不像拜登雖是副總統,但予美國人的感覺依然像人民喉舌。月前《紐約時報》引用Quinnipiac大學民調,指拜登雖然未決定參選,但也有58%受訪者認為他誠實、值得信任,卻有57%受訪者未如此認同希拉莉;35%受訪者認為拜登不關心美國人的需求和疾苦,認為希拉莉不關心美國人的卻高達52%。

拜登最能拉票的,還有感人的家族故事。與希拉里被看作「確立克林頓王朝」不同,拜登家庭歷盡滄桑。1972年,拜登家族發生車禍,年僅三歲、兩歲的兒子受重傷,妻子和一歲女兒更傷重不治,當時剛連任參議員的拜登曾考慮辭職,最終還是在兒子的醫院宣誓就職。自此拜登父兼母職,在國內形象以親子著稱,例如不惜每天以四小時車程時間來往華盛頓和達拉華州,以便每晚和兒子相聚,就很能打動人。

今年五月,拜登的大兒子波拜登(Beau Biden)因腦癌離世,此時他也已步入政壇,擔任德拉瓦州司法部長,並準備競選州長。拜登在兒子彌留之際說:「若我沒有經歷過去的事情,我未必能像現在一般能和孩子們建立如此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卻可能成為拜登選總統的政治資本,民主黨人覺得他的家庭比希拉里健康、正常,對重視家庭價值的保守派人士而言,拜登更是比形象強悍的希拉里容易接受得多。加上拜登兒子強烈希望父親入主白宮,悲劇可能給了他龐大動力。

希拉里是前總統夫人,和權貴關係千絲萬縷,在群眾心目中,早已被標籤成既得利益者,相反拜登雖然也是資深政客,但相對不流連社交場合。加上奧巴馬等民主黨新貴似乎並不願意克林頓勢力回朝,對拜登參選都在有意無意間鼓勵。美國白宮發言人厄內斯特(Eric Schultz)在回應媒體有關拜登有意選總統時,讚揚拜登「超卓」,更引述奧巴馬指拜登擔任副總統其間「表現超乎預期,選擇拜登作為競選拍檔是其政治生涯中最明智的決定」。

拜登競選的主要障礙,在於他自己。他今年已72歲,比上屆的高齡候選人麥凱恩還大一歲,健康狀況成疑,選舉定會公眾焦點。他曾於1988年、2008年兩次競選總統失敗,當時處理媒體手法差劣,曾公開發脾氣,演說內容也被指抄襲,這些都定會被翻舊賬。加上希拉里遠離權力核心四年,而拜登是現任副總統,任何白宮的差池,他都會被問責,特別是在美國廣富爭議的醫保法案,相信會成為拜登最被攻擊的死穴。黨內大老如何看這些背景,難說。

對拜登而言,除非希拉里選情出現重大失誤,才有可能乘虛而入,否則他對選民的新鮮感恐怕無以為繼,論持久力和戰意,很可能及不上準備多年的對手。假如他公開支持希拉里或其對手當「造王者」,扶植小兒子上位,就比披甲上陣更為化算。

小詞典:希拉里 (Hilary Clinton)

美國第42任總統克林頓的妻子,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自小對社會參與有濃厚興趣,2000年當選紐約州參議員,2006年高票連任,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民選公職的第一夫人。2008年競逐總統,在民主黨初選敗予奧巴馬,奧巴馬當選總統後被委任為國務卿,奧巴馬連任後沒有續任,自此積極籌備競選2016年總統。

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

保守與激進:教宗美國旋風的背後

習近平訪美時,教宗方濟各也在訪美,媒體難免比較二人所獲的待遇。雖然兩者的身份難以直接類比,但美國社會聚焦「方濟各旋風」,畢竟淡化了習近平之行的報導。這種關注並非純然與梵蒂岡有關,方濟各繼位以來的種種姿態頗得西方輿論好感,才是他的「軟實力」所在。

方濟各於2013年3月繼承本篤十六世,成為首位來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歷史性請辭雖說是「健康理由」,但一般相信與改革梵蒂岡官僚機制時遇到的各種陰謀與壓力有關,而方濟各的改革形象只有更鮮明。去年12月,方濟各一反傳統,在梵蒂岡周年聖誕聚會力批教廷「15宗罪」,包括自以為不朽、心靈及精神僵化、言行不一、神化領袖、貪戀物質等,指教廷猶如患上「靈性腦退化症」。教會歷史學家梅洛尼(Alberto Melloni)認為,方濟各語氣之強硬乃史無前例,可能與本篤十六世祕密調查教廷貪腐問題卻遭洩密有關;也有分析指,這是對教廷內的敵人發出「最後通諜」。

《紐約時報》認為,「方濟各的任期可能不會最終動搖歷史悠久的天主教教義,但卻已重塑了教會的運作方式,變動了其中的人事。」「變動人士」,正是方濟各每天都要面對的內戰,很需要高人氣作為底氣。他不斷以溫和派取代保守派神職人員,嘗試打破以熱內亞為中心、前國務卿貝爾托內樞機主教(Tarcisio Bertone)的權力圈子。2013年9月,他把貝爾托內的盟友、曾管理「聖職部」的皮亞琴察樞機主教(Mauro Piacenza)降職,並在樞機團大量任命新人,不少來自發展中國家與南半球。方濟各的另一戰線,在於增加帳目不清的梵蒂岡銀行的透明度,而這會影響不少主教的事業階梯。與方濟各相識超過20年、著有《方濟各:生活與革命》的阿根廷記者皮凱(Elisabetta Piqué)曾言:「他不是一個未經世事的人。他和羅馬教廷的這個派別之間發生的事,幾乎稱得上是一場戰爭。」

方濟各與本篤十六世有兩點不同:他不會刻意迎合保守派,而且沒有前任愛自上而下發「教皇通諭」來表達觀點的習慣,卻好以平民方式溝通,予人基層教區神父的觀感,令他得到「人民教宗」的形象。加上他生活不愛奢華,會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棄主教官邸住公寓,又關注貧富差距問題,都令他口碑載道。

然而,期望方濟各在教廷改革內政以外的議題有大突破,卻是不大現實的。他形象固然傾向開明,但很多態度都是避重就輕。例如他說「如果一個人是同性戀,而他擁有良善並要尋求天主,我憑什麼去論斷他?」,固然令同性戀者受落,但並沒有觸及教義的底線;他為女性囚犯及穆斯林信徒洗腳,而沒有直接參與相關平權運動,似是公關多於實際。這類姿態,足以令自由派士氣大振,但化成政策,則尚欠助力。

事實上,方濟各不是會在現實政治議題硬碰硬那種人,例如去年12月,他以「與中國關係脆弱」之由,拒絕與達賴喇嘛見面,似乎也不會高調批評中國人權。這不像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回到祖國波蘭,會對共產政權下的波蘭人說「你們有尊嚴,不該卑躬屈膝」。凡此種種,可見方濟各政治手腕嫻熟,懂得利用公關手腕達到目的,也懂得利用形象迴避最敏感議題。他能在上任九個月內成為《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自有原因。

小詞典:梵蒂岡

梵蒂岡是全世界面積最小的國家,前身為「教皇國」,現在是意大利首都羅馬內的國中國。「梵蒂岡」一詞,同指梵蒂岡城國、梵蒂岡地區、聖座等,有宗教和政治雙重身份。梵蒂岡作為國家的元首為教宗,作為教廷的領袖也是教宗,與179個國家或地區有邦交,也是聯合國「觀察員國」,管理全球天主教徒的宗教事務,影響力頗大,也因此與中國、越南等一直有任命權的衝突。

法國文化協會與法國的軟實力

本欄早前介紹過中國孔子學院拓展軟實力時面對的困局,並亦台灣、英國等地的案例比較。在國際社會,類似機構尚有不少,另一個值得一談的是法國文化協會,或整個法國的文化外交網絡。

法國文化協會始創於1883年,由一群聲名題赫的法國社會賢達成立。當時美國尚未成為超級大國,法國則與英國爭奪殖民帝國,英語的「全球第一語言」地位尚未確立,協會旨在宣傳法國文化,和推廣以法語為全球各地的第二語言,這和當時的法國全球戰略亦相吻合。不過時而勢易,今天法國文化協會的政治性已越來越少。協會在136個國家成立了850個分支,每年在全球接收超過一萬名法語學生,亦有多達六百萬人參與和協會有關的文化活動,部分開支由法國政府資助,網絡則由「法語聯盟基金會」協調,以彌補公營經費的局限。

根據官方介紹,全球各地的法國文化協會有三大要務:(1)開辦法語班,以將法文推廣至全世界;(2)提高公眾對法國文化的注意度和認受;(3)增加全球文化的多樣性。嚴格而已,第三項目標與法語無直接關係,卻是在英語壟斷全球化後,針對美英文化霸權的舉措,因此各國的法國文化協會都強調「尊重當地文化」、提倡「文化多樣性」,並熱衷於「跨界文化交流」,而絕不介入各國內部政治或區域衝突,以顯示和英美作風的不同。

和法國文化協會相比,如本欄早前介紹,今天英國文化協會的政治性要明顯得多。英國文化協會在1934年面世,1940年接受英皇喬治六世的皇家嘉許狀(Royal Charter),受英國外交部贊助,並有更明確的官方身份。除了在推廣英語,英國文化協會還是英國對外的白手套,例如為活在衝突地區的人提供本地難以接觸的資訊,並進行價值觀宣傳。雖然法國文化對內講求自己的大熔爐功能,法國文化協會對外宣傳的價值觀卻是「多元文化」,而且不負責宣傳法國外交政策。不少對法國政府高度批判的左翼文化人,都在法國文化協會工作得如魚得水。結果,就算學生從協會學會法文,也可能對法國政府不無反感,對法國文化卻會心生仰慕。有趣的是認同文化、而批判權威,卻正是法國軟實力之一。

法國文化協會以「法語聯盟」之名在中國內地活動,雙方的合作始於1989年,當時中國政府希望多在教育領域上和外國合作,同年廣州法盟成立。直至現時,總共有16間「法語聯盟」在中國營運,與中國的教育機構和法國領事館等成為合作伙伴。「法語聯盟」在中國提供一系列法語課程,希望提高法語在中國的普及程度,其文化推廣活動分為六大類,包括音樂、展覽、電影、戲劇、舞蹈和見面會。在各種文化活動中,以「中國法語活動節」最為重要,最有效的似乎卻是在中國大學的人才培訓。不久前,筆者在巴黎和一位來自上海的網友相聚,他本科時拿法國政府經法盟運作的獎學金讀法語,基金開宗明義希望培養「親法」新一代,結果他果然到了法國深造,無論最終回國加入外交部也好、做生意也好,已成了中法之間的民間橋樑。

根據軟實力的作者奈伊,一國的「文化軟實力」,取決於受眾是否認為該文化擁有「文化超卓性」(Cultural Superiority),這和「文化普及性」並不完全相同。法語的普及程度不及英語,但「文化卓越性」卻猶有過之。法國前殖民地的精英階層一般繼續以法語溝通,與法國繼續有定期文化合作,57個法語系國家組成的「法語系國際組織」(OIF)排他性頗強,比英聯邦更有向心力,反映法語系國家的新一代依然以法國文化自豪。當然,法國撤離殖民地後,通過「非洲法郎」、「大洋洲法郎」、在非洲駐軍等種種變相「新殖民」方式維繫影響力,也是不爭事實,但隨著法國硬實力在全球落後於美中、在歐盟內落後於德國,「文化超卓性」的價值,就比從前更大。

對第三世界而言,法國文化的吸引之處,在於其代表的優越精英文化,依然具有社會上向流動的功能。例如直至2004年,法國取得最多諾貝爾文學獎,法語唱片的銷售量亦在全球名列前茅,即使是其他語系的精英,亦以懂法語、法國文化為打進精英階層的風尚。此所以法國文化協會追求普及法語的同時,更強調宣傳法語的全球品位,法國駐香港領事館也以文化項目「法國五月」為最大主打,因為這種軟實力的影響,也許比純外交、經濟行為來得更深遠。二戰結束五十年時,《紐約時報》說失去帝國的法國,軟實力反而較五十年前增強不少,這對一個解體殖民大國而言,不啻一大成就,而法國文化協會的角色亦功不可沒。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10月20日

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

《李光耀觀天下》的小國現實世界觀

新加坡李光耀在2015年逝世,新加坡在其帶領下,實現了國家獨立與經濟騰飛,更與世界各大國建立了緊密關係,縱有批評聲音,但瑕不掩瑜,李光耀本人除了被各國政要奉為上賓,也被認定是一代智者。李光耀的遺作《李光耀觀天下》,就是他從新加坡的小國角度,對全球局勢觀察所得的總結,分析圍繞兩個核心問題:決定各地發展前景的根本要素是什麼?未來世界發展的機遇又在哪裡?這些問題是國際關係業界普遍關心,自然也希望從李氏一家之言得到啟迪。

李光耀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但因為習慣了危機處處、左右逢源的小國思維,也加入了不少後天創見。在李光耀看來,影響一個國家發展趨勢的基本要素還是人口結構、經濟實力、地緣政治等傳統條件,但同時也反覆強調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這是他和基辛格一類傳統現實主義者的最不同之處。例如在東亞地區,李光耀認為中國人五千年來的文化和思維傳統,決定了他們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體,來確保國家的穩定繁榮,而中國共產黨政府恰好提供了這一保證,令中國政府對社會各方面保持控制能力,才能與經濟同步發展。相較而言,他認為日本將迎來第三個「失去的十年」:持續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極大限制了日本經濟發展的潛力,而日本強烈的民族純潔性、對外來移民的排斥,都將導致日本無法化解沉重的人口負擔,在國際舞台難以再扮演舉足輕重角色。

李光耀對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充滿信心,認為儘管受到中東戰爭和金融危機的拖累,美國仍能很快恢復實力,正是因為美國經濟相當有活力,而且體制健全。李光耀對美國經濟的樂觀主要基於四個理由:
(1)美國能夠吸引全世界的移民、特別是高質素移民,他們為美國帶來創造力與激情,抵銷了發達國家趨於安逸的心態;
(2)美國國內遍佈經濟發展都會,這些城市競相吸引資金與人才,使美國社會多元而有活力;
(3)美國企業奉行靈活的生產經營策略,能夠迅速適應全球市場的變化;
(4)美國社會有鼓勵人走向世界創業致富的文化,年輕人被視作社會創造力的核心,上向流動機遇不成問題,是為「美國夢」。

但對大西洋的另一側,李光耀就趨向悲觀。縱然他本人仰慕英國文化,李光耀還是認為歐洲正在走向無可避免的衰落。一方面,他認為歐盟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沒有各國財政整合作為配套,只要有國家出現難以解決的債務危機,歐元區將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他認為歐洲經濟與美國相反,完全缺乏活力,根源在於其僵化的福利社會制度:歐洲的勞工保護體制,讓歐洲勞動力相較於東亞失去競爭力;持續高企的社會福利開支,讓國家財政難以負擔;無差別的福利待遇,則讓歐洲人喪失了努力奮鬥的動力,令「歐洲的世紀」已成為歷史。

在他眼中,前景同樣暗淡的還有中東地區。李光耀認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實驗不會持久,受其社會文化根基所限,中東地區始終無法實踐民主政治。他認為中東地區有根深蒂固的部落封建制度,社會缺乏對「平等公民權」的認知,而且中東經濟發展過分依賴自然資源,難以持續;沒有持續的經濟發展,則無法構建穩定的民主政治體系。他認為中東動盪的核心依然是以巴衝突,伊朗則會利用以巴衝突,拉攏區域內什葉派穆斯林,與遜尼派阿拉伯國家抗衡,意圖稱霸中東。李光耀直言,化解中東矛盾的希望相當渺茫。

最後,李光耀的目光回到東南亞,而他認為該區域目前相對平靜,前景也相對穩定。例如泰國日益增強的中下層力量雖然削弱了王室,但社會流動性加強,經濟發展勢頭不俗;越南和緬甸領導人均走向了正確的改革方向,儘管改革力度與成效還有待觀察,但機遇處處;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因為族群問題分道揚鑣,卻也相安無事,經濟也持續發展,還能建立新型合作關係。對於新加坡自身發展,李光耀相信人民行動黨執政可以保證政府的執行力,而新加坡一直以來與世界各地建立經濟聯繫的做法,應能繼續抵禦風險。他最擔心的問題仍是新加坡的人口結構,引進外來移民只是不得已而為之,要長遠解決人口老齡化負擔、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是需要社會文化的轉變。

放眼全球,李光耀認為以下五個大方向,可綜合21世紀的基本脈絡:
(1)中國仍將在政府高度集權的條件下發展,不會出現革命,亦不會轉向西式自由民主;
(2)三十年內,中美兩大國實力將會趨於平衡,中國會成為東亞強國,把美國情報活動排除出兩百海里專屬經濟區範圍外;
(3)美國在東亞的活動空間將被壓縮,但仍將保持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領導地位,並與中國在經貿上更密切合作;
(4)與中美兩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日本、印度等,將淪為國際舞台的配角;
(5)未來世界發展中心將在亞洲,亞太地區的新興經濟體將迎接全球化過程中無數的機遇與挑戰。也正因此,李光耀相信新加坡「可以在有限的空間嘗試最大限度的利用,在本區域的『巨樹』之間穿梭」。

在過去數十年,李光耀對國際格局的洞悉,已被其帶領的新加坡「業績」所證明,關於「新加坡模式」的討論,也在中港政圈不絕於耳。當然,李光耀從未試圖在外推廣「新加坡模式」,其對21世紀的前瞻性分析仍有待考證,但他着眼於全球局勢、為新加坡發展未雨綢繆的經驗,仍有相當借鑑意義。香港和新加坡相似,也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新移民眾多,長久以來以「亞洲國際都會」為傲,但今天香港人有沒有李光耀這樣的智者,去閱讀未來世界?李光耀並沒有單獨對香港給出他的答案,但許多啟示,在《觀天下》一書,早已不言而喻。

小詞典:李光耀 (1923-2015)

新加坡建國總理,有「新加坡國父」之稱,本是留英劍橋大學法律高材生,回國任律師後創立人民行動黨,早年倡議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但被大馬領袖東姑逼走,才領導新加坡獨立。對內採取威權主義政策,倡導亞洲價值觀,帶領新加坡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對外一方面加入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合作,另一方面則積極和中國發展經濟關係。2015年病逝後,數十萬人排隊參與國葬,可見地位之超然。

2015年10月18日星期日

《來自星星的PK》─電影內外的印度教政治

寶萊塢電影《來自星星的PK》是部印度輕喜劇,效果卻出奇的普世,而且放在不同時空也有教化意義,反映印度電影的全球化潛能一旦全面釋放,足以根本改變國際電影生態。

電影講述外星人“PK”來自人人可以心靈相通、沒有謊言的國度,意外落在印度社會,鬧出各種笑話,設定其實與英國經典電視劇、電影《戇豆先生》(Mr. Bean)如出一轍。不過《PK》並非只有笑料和寶萊塢傳統歌舞,主題在印度還相當大膽,就是諷刺宗教(特別是印度教),以至保守主義的社會規範。外星人名字“PK”指「飲醉」,也是個象徵符號:在地球人眼中,這位外星人落入異境,行為處事以至神情都離奇怪異,就像個「醉酒佬」,但往往醉翁反而最清醒,設定有點像年前的半紀錄片《標叔出城之與神駁咀》(Religulous)。但《PK》的單一針對性更強,放在「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崛起的背景,格外考功力。

「印度教基本教義派」在當代印度的影響力

《PK》沒有質疑世上不存在神,只是說「人創造的神不存在」,但對印度社會已足夠顛覆;而電影雖說是針對「籠統宗教現象」,但以一位印度教大師為主要負面人物,自然予人針對印度教的客觀感覺。女主角澤古(Jaggu)全家是印度教徒,父親強烈相信印度教大師,對穆斯林極為反感,劇情需要下,卻被安排與巴基斯坦穆斯林相戀,造就一個家族、信仰交錯的愛情故事。如此背景,穆斯林那部分是「虛」的,批判印度教那部分,卻是「實」的。

「印度教」其實是統稱,內部教派繁多,電影的「大師」信奉濕婆神,就是主要派別之一。由於英屬印度獨立時,基本上以宗教把人口劃分為印度、巴基斯坦,現在印度教徒大概佔印度全國人口80%,宗教自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除了作為信仰,印度教也構成了印度社會最根本的規範,例如種姓制度、重男輕女等,都和印度教關係千絲萬縷。強姦問題在印度尤其嚴重,沒有印度教確立「男性至上」的社會地位,是不會被如此姑息的。

印度號稱「全球最大民主國家」,長期由尼赫魯-甘地家族管治,但近年民粹主義興起,印度教的影響力更勝從前。目前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聲稱主張民族主義、非教派主義,但其主要支持者為印徒教徒及中產階級,黨內不少核心政客都具宗教沙文主義色彩。在世俗和印度教之間取得平衡,可算人民黨的成功之道,2014年印度大選,人民黨以經濟發展及新自由主義包裝,再次成為執政黨,但人民黨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色彩,還是揮之不去。

2002年,古吉拉特邦(Gujarat)曾爆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宗教動亂,造成近千穆斯林死亡,當時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正是現任總理、人民黨領袖莫迪(Narendra Modi),他被批評沒有對遇害穆斯林致哀,也被指縱容印度教極端主義分子。2014年大選勝利後,不少人民黨高層故態復萌,又重新推動印度教的政治角色,不時發表反伊斯蘭言論,例如否定清真寺的神聖地位,批准將之拆卸,又在地區強制推行「薄伽梵歌」(印度教經典)教育,更多地區也開始實施禁止食牛(牛被印度教視為神聖象徵)。今年9月底,印度一名穆斯林被六名暴徒群毆至死,其子亦被打至重傷,招致殺身之禍的原因,據說卻是家中儲存並食用牛肉;警方指出,死者食用牛隻的流言由當地廟宇傳出,令事件更添宗教紛爭意味。基督宗教也不能倖免,不少教堂被拆卸,不久前,西孟加拉邦一位71歲修女遭輪姦,被視為基督教捲入印度社會宗教戰爭的象徵。這些事故於我們而言十分遙遠,對印度人來說卻是身邊的事,《PK》針對宗教極端主義,自然令人想到印度教、人民黨那筆帳。

電影最終出現恐怖襲擊,大概是因為要平衡關係,被安排是伊斯蘭極端分子所為。PK旁觀者清,卻說要不是一方行為極端、另一方也不會極端,暗示印度教激進分子也有恐怖襲擊的責任。現實中,印度主流媒體經常對穆斯林作負面描寫,「恐怖分子」的帽子亂扣,儘管在印度發生的極端事件中,印度教徒的責任可能更多。

現實世界的印度教大師騙案屢屢,但……

《PK》的印度教上師品味庸俗、滿身銅臭、裝神弄鬼、騙案纍纍,自然是虛構人物。然而,類似人物在印度其實屢見不鮮,電影設定的案情已刻意「留手」。印度教上師干犯性罪行及欺詐等更非奇事,只是執法機關在逮捕了疑似犯了世俗法律的上師時,往往會遇到狂熱分子阻攔,才令案件不了了之而已。

例如2014年底,有印度教上師因為干犯性暴力罪行及謀殺被捕,但拘捕這一位上師,卻令警方要動用近二萬名警員,原因是逾萬名狂熱支持者攔阻,為涉案上師保駕護航。該上師自稱「神的使者」,建立了一個宗教山寨,透過各類欺詐手段騙取信眾信任,並被懷疑性侵犯了一些女信徒。其實,所謂「印度教領袖」良莠不齊,不少只是略懂教義、卻善於花言巧語的投機分子,大多假上師在偏遠村落行騙,主要吸引低學識民眾上當,一旦建立了信眾群,就能夠自成「土王國」。

電影在高度富批判性的背後,其實,也刻意迴避了答案。但《PK》如此挑戰宗教、社會禁忌,已極其難得。

不過諷刺的是,「神棍」其實也是有社會功能的。有研究印度教的社會學者指出,信眾在大量假上師被揭發欺詐後,依然相信上師的原因十分簡單,就是這些宗教騙子為信眾解答了科學未有答案的問題,信眾也就視之為可以改變生活的福音,反而不願接受電影強調的「wrong number」事實。當群眾則視信仰為改變命運的機會,以為上師代表脫貧的機遇,對之盲目信奉吹捧,其實也是經濟主導,可能別無精神元素在內。這樣的答案,正是《PK》那位上司面對全國觀眾時,所提供的「標準答案」。假如明知道一切是假,但保留這些「聖人」來「維持基層社會秩序」,是否一個負責任政府應有所為,可謂難以非黑即白判斷的政治哲學問題。電影在高度富批判性的背後,其實,也刻意迴避了答案。

但《PK》如此挑戰宗教、社會禁忌,已極其難得,而且劇情和現實世界的演員,還有交接。片中飾演外星人的男主角阿米爾汗(Aamir Khan),除了是印度家喻戶曉的影帝級男演員、「印度劉德華」,也向來有「印度良心」之稱,不時發表挑戰社會禁忌的言論,夠膽觸碰印度電影業的「行規」,以至印度社會迴避的禁忌問題,諸如教育、貧窮、女性權益,以至今次《PK》中聚焦的主要題材——宗教等。阿米爾汗曾任聯合國兒童大使,獲頒印度公民最高榮譽,2012年被《時代雜誌》選為「世界100大具影響力人物」而登上雜誌封面,假如持續下去,問鼎諾貝爾和平獎也不是天方夜譚。假如觀眾只將之當作“Mr. Bean”式笑片,將電影內外的印度人和事都當作故事書,這地方的國際身份認同,就令人擔心了。

沈旭暉 Initium Media 端傳媒 2015年10月

2015年10月16日星期五

最菲精選/林海峰

菲傭在香港無處不在,卻一直沒有多少香港流行曲關注她們。最為港人熟悉的菲律賓歌星相信是Freddie Aquila,他的《Anak》比譚詠麟改編的《孩兒》更街知巷聞,一度成了港人心目中的「菲傭之歌」。但要直接白描在港菲傭生活的,則要等到林海峰創作《最菲精選》才出現。

自從多年前居港權一役,加上菲律賓人質事件,令菲律賓(與菲律賓人)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內裏是否涉及或明或暗的歧視,亦屬難言。但在社會和諧得多的九十年代,社會對菲傭的包容和尊重似乎也要好些,起碼《最菲精選》的菲傭形象就完全正面,而且廣為新一代受落。

林海峰的歌詞基本上有兩個重點,一是菲傭幾乎無所不能,「菲菲乜都識 do 真攪嘢/後現代馬姐」,但港人作為僱主卻takes for granted。這確是我們平日忽略了的一面:她們要學習中式烹調,打理一應家務,處理親子關係,有些還要當司機,其實不得不算作「專業人士」。

這就帶出第二個重點:菲傭離鄉別井賺錢,也掛念自己的父母子女(「菲菲喱係房仔寫乜呀/哪裡是我家/又再想起祖家 mamapapa」),但關心的僱主並不多;不少來港工作前,都有自己的身份認同,大學畢業生眾多,有些是教師(「你記住放學湊西瓜 /I used to be a teacher!」),有些是音樂人(「I used to play electric guitar in the Philippines/My band is high lander band!」),到了香港,才一律淪為面目模糊的「Margie Nora Mona Lisa Linda Vilma Cara Celina」。

以2015年的觀點看來,這首節奏明快的歌未免過份「親菲」、或起碼過份「政治正確」,沒有觸及菲傭在港的種種負面行為,堪稱「離地」,但筆者幾乎毫無印象這首歌發行時曾引起任何「爭議」。這說明時代實在已改變,由於社會充滿矛盾、鬥爭、戾氣,任何直接或間接鼓吹正能量、融和、包容的音樂,都容易得到犬儒解讀。這對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身份自然不利,但與此同時,現象卻是全球大勢所趨,誰也沒辦法。

林海峰是商業電台王牌DJ,當時商台打入年青人的口號最愛以「正能量」包裝。相較下,今天當時得令的《100毛》雖然源出商台,卻再也沒有同樣包袱,也是因為時代變了。誰沒在變?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10月16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4557

甚麼是香港:假如我是《王家欣》的海外觀眾

日前,劉偉恆兄處男導演的《王家欣》首映,一個完全本土化的題材,卻已入圍好些海外電影節,而這一點,作為一個國際關係學者,我卻是頗為理解的。假如我是一個海外觀眾,能從中發掘的視角,自然大為不同。

電影主要場景設定在坪洲,這個離島遠離香港市區,面積不及1平方公里,在大嶼山開發前,曾是頗有鄉土風味的樂土;而假如香港是一自給自足的實體,那就是香港視野範圍內的邊疆,對上一代港人而言別有意涵。自由行興起前,不少到香港的海外遊客並非為了「購物」,而是要欣賞香港的自然風光,專程到香港的日本行山團,更是至今不衰。不久前,一位台灣作者出版《四分三的香港》,就是介紹平日一般香港人根本不會去的勝景。大都會旁邊的鄉土,在他者眼中,從來是最能糅合「發展」與「保育」的結晶品。而按今天天天強調「土地問題」,自然生態、鄉土情懷急速消失,恐怕也難挽狂瀾。

他者對香港回歸前、也是互聯網普及前,全城人物能通過一本電話簿人肉搜尋,大概有異樣情懷。這是因為「電話簿」這物品,代表了一個城市的身份認同和相互聯繫,外勞就不會在電話簿出現,因此出現在內的人,其實都已有了某種緣份。不像智能電話泛濫的今天,任何人要加入「香港」這群組,已無須講求從前那種融合,回看「電話簿時代」,想到剛上映的電影《見習無限耆》也是以「電話薄公司副總裁」作為老人的身份,就別有一番感受。不久前,遇到奧地利人談及新移民風波,就以「電話簿的維也納人都有外國姓氏」為論證,說明身份認同的融合主義,這正是日常生活滲透的國際視野。

更令人動容的,還是恬淡情懷下的香港,自然而然的,卻是百家爭鳴、不同文化匯集之地,這是由下而上的建構,沒有任何人刻意由上而下的「打造」。滿口鄉音的大叔,明顯是新移民或新移民後代,卻沒有被質疑不是香港人,正如金庸、倪匡從不會被質疑不是香港人,因為他們既保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又融入了香港的主流。以英文教結他的音樂人,反映了六十年代遺留下來的西洋音樂風,雖然明顯已「在地化」,但那種英文,卻是香港獨一無二的,Joe Junior的英文,就比今天滿口美式發音的國際學校學生來得親切。

因此,港式茶餐廳最終和西式高級餐廳也能找到fusion「蝦醬雞翼」,這種自然發生的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和,必須一個特地時空背景才能出現。那個時代的香港,正是我長大的香港,雖然可能此情不在,它的出現也可能是歷史的偶然,但和同代人一樣,對那個在國際關係還有一席之地的香港,我一生懷念。

小詞典:《四分三的香港》

台灣作家劉克襄的著作,2014年出版,講述他在香港期間發現的自然勝景、和26條路線,發現一般香港人只會到1/4香港,餘下3/4的郊野地方,才是「比購物和美食更獨特、更有魅力的香港」。

2015年10月15日星期四

《Facebook》能進入中國嗎?

習近平訪美時與美國IT領袖見面,包括Facebook的朱克伯格。朱君全程以普通話與習交談,其後上載合照,不到一日已有超過50萬人讚好,包括《新華社》和《環球時報》。這朱君首次完全以外語跟外國領導人對話,《紐約時報》形容為「具意義的里程碑」。

曾幾何時,中國內地用戶是可以自由登入Facebook的,直到2009年起,Facebook才正式被禁,但一直沒有放棄重新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去年10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任命朱克伯格為董事局成員,Topeka Capital Markets分析員指:「這只是其中一個信號,確證未來幾年Facebook很可能會進入中國市場;這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甚麼時候的問題。」朱君積極透過不同方式向中國示好,例如在北京清華大學的座談會,以普通話與學生對談30分鐘,又在農曆新年以普通話恭賀全球華人。娶有華裔妻子幫助學習中國文化,更不在話下。

Facebook對中國市場感興趣,自然與其發展瓶頸有關。根據2015年3月的官方數字,Facebook每月活躍用戶達14億4千萬人,平均年度增長為13%,目前為全球網絡數據流量第二大網站,僅次於Google。但在現有客戶群中,Facebook增長已接近極限,其他社交網站卻推陳出新。頗受更年輕一輩歡迎的Snapchat CEO、曾拒絕Facebook收購的史匹格(Evan Spiegel)去年曾警告,Facebook早晚會變成今天的Yahoo。中國現有超過6億互聯網用戶,市場龐大,能為Facebook提供強大的業績增長,也幾乎是Facebook持續發展最大寄託所在。

不過Facebook要進入中國市場,障礙實在太多,首先自然是中國的網絡管制。《新華社》曾引述「中國互聯網舉報中心」,指Facebook、Youtube這些境外網站,「對有害信息的處置反應滯後、刪除率很低」,亦曾指恐怖組織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等,都利用這些網站作平台,這可是國家安全的禁區。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以Facebook、Twitter為工具,北京知之甚詳,不可能掉以輕心。自2014年後,中國用戶再也無法自由使用Instagram,據猜測,可能與Instagram有大量香港雨傘運動資訊有關。

中國觀察員Bill Bishop相信,就算Facebook成功進入中國,也不會對其原有用戶基礎造成影響,因為Facebook在中國的營運方式會有別於其他地區,自能提供配合政府施政的監控。但那樣一來,中國的防火長城系統卻可能通過Facebook連向全球,那時候,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卻是問題。

其實習近平會見美國資訊科技商人,可能只是「出口轉內銷」的盤算,目的是給予國內如阿里巴巴一類具壟斷力量的網企一些壓力,以及通過如朱克伯格這類美國商界精英影響白宮,緩和網戰後的中美關係。但要說中國打算讓Facebook進入,那很可能是表錯情。事實上,與其說中國防火長城是政治舉措,不如說是經濟行為:試問中國新一代有誰不懂翻牆?但有了防火牆,外來企業要進入龐大中國市場,就不可能;中國企業走出去,卻有了龐大資本。以國際政治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這是中國崛起的其中一個特徵,不是一個CEO說說普通話,就能「疏通」的。
                            
小詞典:「中國防火長城」

中國政府監控和過濾網絡內容的系統,運作始於1998年,其名源於「中國網絡審查」網站創建人之一Charles R. Smith 2002年的文章《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中國的網絡審查」2013年聲稱,他們找到突破「長城」的關鍵,但細節存疑。

2015年10月13日星期二

假如琉球是獨立國家

本欄早前曾談及假如蘇聯二戰後進駐日本,令日本分成南北兩部,東亞歷史會如何發展(見本報5月6日A21頁《假如北海道戰後被蘇聯佔領》),把類似邏輯套用於琉球國(即今天沖繩),同具啟發性。由於「釣魚島問題」是「美國歸還沖繩問題」一部分,近年有內地學者主張討論「琉球主權論」以牽制美日,乃至聲援琉球獨立運動。多年來亦有「琉球獨立運動」之說,更有原名為「琉球獨立黨」的「嘉利吉俱樂部」之類的琉球民族主義黨派,訴求雖天馬行空,但非全然空穴來風。

琉球國早在石器時代已有人類居住,後來發展出山南、中山、山北三個王國鼎立的「三山時代」,三者均向中國明朝進貢,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即為中國後裔。「三山時代」1429年結束,琉球國統一,到1609年日本薩摩藩進入琉球,日本勢力伸延當地,琉球同時成為中、薩的藩屬。

日本明治維新後,琉球落入日方手中,明治天皇曾計劃把琉球一分為二,分別由日本及中國管理。琉球人向清政府投訴,令中日久久未就琉球問題簽下協議,直到甲午戰爭後,琉球問題再無懸念。二戰結束前的開羅會議,盟軍再次提出把日本與琉球分開處理,建議中美兩國共管琉球,但因中國陷入內戰,美國才成為琉球唯一管理國。1972年,美國把琉球交回日本,成為日本沖繩縣,遺下的釣魚島問題困擾至今。

如果二戰後琉球有復國機會,成一東亞小島國,而非被美、中或日本佔領,其命運會如何?

經濟上,因缺乏工業設施,人口規模也不足,琉球立國後難以像台灣一樣高速發展。其面積雖較新加坡大,但欠缺先進港口,也沒有跟其他前殖民地港口城市的網絡,難以成為物流中心。這樣,琉球國便不能自給自足,在現實中的沖繩,目前仍是日本其中一個生產總值最低的地方。因此,這類小國須在鄰國當中有靠山,而在冷戰格局下,又必須加入其中一方。

今天沖繩人普遍認為自身是日本人,惟雙方頗多積怨。日本認為琉球語是低等語言,強迫當地學生學習日語,令琉球語幾乎滅絕,老一輩存在反日情緒。二戰時不少琉球人變成皇軍工人,地位低下。沖繩島戰役中,日軍知道快要失守,下令琉球人自殺,又大規模屠殺當地人,逾26萬琉球人死亡,人數堪比南京大屠殺。今天沖繩地方政府難以像中韓等國不斷重提日侵歷史,但放諸二戰結束時,這是猶新記憶。

但另一方面,一旦琉球獨立,也是不可能倒向共產中國,只能留在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如果不歸日本,便只能與國民黨管治的台灣合作。若如此,現時美軍沖繩基地也說不定會讓中華民國軍隊進駐,這會強化台灣的國際聯繫。如釣魚島被美國戰後劃歸琉球,釣魚島問題便不是中日爭議,而是中國與一小國的糾紛。東亞多了一個緩衝國,處理中日韓爭議時也多出一把聲音,琉球甚至成為東亞整合推手亦未可知。

在現實中,琉球獨立幾乎不可能,但在日本爭取類似「一國兩制」的安排下,世事無常,卻非完全渺茫。

小詞典:閩人三十六姓

1372年,琉球中山國國王察度向中國明朝朝貢,要求明朝派遣中國人到中山國居住交換,望藉此引入中國科技與文化,以便與中國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答允,在閩中郡選派一批中國人遷居中山國,稱「閩人三十六姓」。這批中國人在琉球建立久米村,被稱為久米士族,族人各有專長,包括航海、科技等,定居琉球後也精通琉球語,負責起外文翻譯等工作,成為琉球王國外交事務的主力。

2015年10月10日星期六

訪問陳裕達中醫師:借助中醫藥提升中國軟實力

本屆諾貝爾獎大會宣布,中國中醫科學院女醫學家屠呦呦憑發現青蒿素治療瘧疾,奪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屠女士不僅是諾獎歷年來第13位女得獎者,更是中國首位醫學獎得獎者。她在東晉葛洪所撰寫的中醫方劑《肘後備急方》卷三《治寒熱諸瘧方第十六》的治療瘧疾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得到啟發,從而發現青蒿素治療瘧疾。諾獎大會成員指出,屠呦呦從中醫藥中得到啟發,並能從中研發出新藥,藉此貢獻世界。新華社引述屠呦呦指:「青蒿素的發現是集體發掘中藥的成功範例,由此獲獎是中國科學事業、中醫中藥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對於青蒿素是否屬於中醫藥,曾引起辯論,但能肯定的是中醫藥的發展及其貢獻再次引起了關注。

中醫藥的確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瑰寶,不少中醫學者和醫師不斷為其發展和走向國際而默默耕耘。雖然仍有不少國家視中醫為替代療法,但近年它的影響力也確實不斷上升,並足以成為中國的軟實力。而陳裕達醫師就是其中一位研究中醫藥影響力的學者,他是香港註冊中醫師,現時正從事中醫藥臨床研究。他閒時喜歡閱讀關於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的書籍,而他的其中一個研究興趣就是探討中醫藥在國際的軟實力,並藉此去推廣中國的哲學和文化。

問:沈旭暉 (S)
答:陳裕達中醫師 (C)
整理:李志鵬

S: 一般人都會認為中醫和國際關係是風馬牛不相及,你為何有志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當中有何相同之處?
C: 我大學本科主修中醫學,而閒時喜歡閱讀歷史書籍,從中了解到國際關係的演變,亦認識到大國之間的角力。在興趣的驅使之下,我涉獵了更多國際關係範疇的書籍,也發現中醫理論和國際關係理論有相似的見解。中醫學其中一個重要的學說就是陰陽平衡,當中強調的是身體內五臟六腑的平衡,而各器官之間保持平衡是確保身體保持健康的關鍵。這概念與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平衡理論相似,若將人體的心、肝、脾、肺和腎比喻為世界體系中的大國,譬如美國、俄羅斯、中國、歐盟和印度,若其中部分國家勢力太強或太弱就會破壞了世界體系的平衡,就會影響世界和平。因此,兩者之間確有相同之處。提到國際關係,香港人大多都會認為和政治、外交、軍事等扯上關係,覺得十分嚴肅、乏味,其實國際關係卻遠不止以上的範疇。例如不同國家的人,在全球化時代,如何保持其固有生活特色,就是國際關係中很有意思的課題;又如在現代醫學作主導的同時,加入傳統醫藥進入醫療體系,再加以包裝推廣出去就是「軟實力」的一種。

S: 綜觀其他中國文化項目,中醫藥具有什麼優勢去推動中國的軟實力發展?
C: 根據我的了解,軟實力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爾提出,一個國家除了一般認知的軍事和經濟這些硬實力,還有以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文化和國家形象所產生的無形影響力。現時,中國的硬實力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可是軟實力卻遠遠跟不上。這可能是源於世界各國對中國暫時的不信任,亦因中國過往的政治浪潮而產生的文化斷層,導致這方面的發展較遲緩。中國在推動軟實力發展方面實質效用一直備受質疑,今年年初,瑞典政府就下令關閉當地的孔子學院,部分原因是瑞典當局的不信任,擔心中國以此作為意識傳播工具。因此,中國應重新思考當中的策略。我認為在推廣軟實力時有五方面需要考量,第一該文化項目必須貼近生活,第二須有持續性和歷史根基,第三要有深遠影響力,第四是受眾的人口基數夠大,最後,是能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能作為中國文化和價值的載體。其中,中國建築藝術、中醫藥、餐飲和功夫等都是有潛力的文化項目,中國餐飲和功夫的發展更已廣布世界各地,而中醫藥則具有相當的潛力去增加中國的軟實力,這亦符合不牽涉政治意識形態,而富中國文化特色和具有國際受眾的優勢。

S: 中醫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情況如何?它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區呢?
C: 中醫學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斷上升,而它在世界各國的影響力恰巧和中國地緣政治的版圖吻合,其中,愈接近中國政治地緣核心利益區中醫的影響力愈大。現時,全世界共有八個國家和地區在官方層面承認中醫,這些地區根據其地緣板塊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核心華人區,當中包括中國、台灣和香港,第二層是傳統上受中華文化或是儒家思想所影響的區域,如日本和韓國等。第三層則是受華人移民或中國經濟影響的區域,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洲。而美國和加拿大部分州和省份已承認中醫,與此同時,有些國家,如英國和美國部分州份則由當地中醫專業團體自行規管,而英國中醫藥學會和美國國家針灸與東方醫學委員會(NCCAOM)就是其中的代表。現時,中醫學並非只有中國一家,已逐漸步向世界。其中,澳洲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把中醫藥列入高等教育體系,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已設立中醫本科課程多年,當地亦有超過4000名官方註冊的中醫師。另外,美國國家針灸與東方醫學委員會亦有針灸師的註冊和考試制度,在美國的註冊針灸師接近3萬人。

中醫需科學方法闡述理論

S: 現時,中醫學發展和走向國際面對着什麼挑戰?
C: 中醫的發展仍面臨不少挑戰和難題。首先,中醫學在國際上需要得更多人的認同和接受。其中,雖然針灸已廣受認同,但其背後的治療機理仍未完全拆解。另也有人認為中醫應該構建和現代醫學交流平台,並用科學方法闡述中醫的理論,例如用循證醫學方法進行臨床試驗以驗證其有效性。除此之外,中藥的現代化和中草藥的提煉方法上的問題仍待解決。同時,中醫亦需要提高臨床療效,尤其是集中解決西方醫學的難題,特別是慢性病的問題。然而,中醫在過往的歷史中不斷發展,亦非一成不變,當中存有很多可能性,這仍需各位中醫同儕的努力。而我們亦可以將眼光放到國際,我認為中醫除了和現代醫學結合外,也可以和其他傳統醫學系統互補合作,其中印度的阿育吠陀醫學和阿拉伯的優那尼醫學都存在很大合作空間。

S: 相對於其他地區,香港具有哪些優勢去推動中醫發展呢?
C: 香港是中西文化滙聚的樞紐,同時,政府亦積極將中藥標準化,鑑定中藥的真偽和品質。另外,香港有三所大學開辦中醫學院,加上進行大量相關的研究,這的確能增加中醫的認受性。香港具有中國文化傳統,同時擁有發達的醫療體系,這能為中醫學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香港有相對成熟的學術平台,既能面向世界,又能聯繫國內。每年香港都會聯同國內外的學者舉行大大小小的論壇,就中醫學說、中醫發展、中西醫對話和中醫國際化等問題作出討論,通過滙集各方精英學者的意見,並能加以整合從中找到新方向;加上,香港的大學在國際上都有一定名聲,而學者都學貫中西,能掌握兩文三語。這都是香港推動中醫發展的優勢。

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

《熊熊聖火》/鄭少秋

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有不少電視劇版本,最早一套拍攝於1978年,有一首經典插曲《熊熊聖火》。當時我尚未出生,但回看MTV,發現歌曲雖然旋律簡單、歌詞不斷重複,但那充滿異域邪教風味的神秘感,反而不是科技進步百倍的今天能傳達。

一旦認真考究《倚天屠龍記》的明教是否真的崇拜「熊熊聖火」,卻可見歷史和小說,畢竟有所不同。據金庸介紹,明教即摩尼教的中國分支,總壇在波斯,崇拜聖火,有如此聖歌流傳:「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萬事為民,不圖私我。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黃霑版本的《熊熊聖火》,正是從中而來。

不過根據史實,傳到中國摩尼教並非直接來自波斯,而是由中亞民間傳入,到了《倚天》背景的元末明初,摩尼教在波斯、中亞早已被打壓至幾乎絕跡,不可能有大規模的「總壇」存在。摩尼教崇尚的是光明、白色,而不是火焰、紅色;會以聖火作宗教儀式的是另一個外來宗教祆教,即俗稱的「拜火教」。

但以「拜火教」形容祆教,其實也是誤解。根據祆教教義,地水火風都是天地純潔之物,都是尊崇的對象,但並不是當作「火神」那樣崇拜,只是一種借代的儀式。火以外,祆教徒同時也強調地水風,這在他們的墳場有明確顯示。只是當其他宗教發展到祆教根據地時,硬是說他們「拜火」、「崇拜邪神」,以此為由取締之,但那只是藉口。祆教徒既然視火為神聖,就不會舉行火葬儀式,不會像《倚天》聖歌那樣「焚我殘軀」,也不會像《熊熊聖火》那樣「焚化苦楚」。

黃霑的歌詞,反映的是「中國化」(或本土化)了的外來宗教:「明明亮光/為我消災去禍」,幾乎就是把「聖火」等同有求必應的觀世音菩薩;「願將俗世上嗔笑愛恨/一切歸聖火」,則是把「聖火」借代為造物主那樣「一切歸主」。年前我到伊朗參觀今天的祆教總部,那號稱「萬年不滅」的聖火,就像郊野公園BBQ的大小,絕沒有《熊熊聖火》情景的震撼呢。

馬爾代夫首都小島 世上最逼地方?

早前到馬爾代夫旅遊,總算有機會離開度假村所在的小島,走到另一小島 ── 首都馬累(Male),看看當地人「落地」的一面。到達後,不禁產生比在度假村更幽閉的感覺 ── 怎麼可以逼成這樣?

馬累島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也就是跟香港中文大學差不多,卻住了差不多10萬人,計人口密度,竟達每平方公里約47416人。但這還不是世上最逼的地方,僅排名全球最逼小島第五位。數字上,首位屬於哥倫比亞一小島,但其面積只有馬累島的二百分之一,太難比較;第二位卻是可比較且相當熟悉的,便是香港的鴨脷洲,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66755人。

然而,鴨脷洲有陸路連接其他社區,「島」的感覺再不強烈,反似是市區一部分,不像馬累必須透過小輪往來,島上自成生態體系。鴨脷洲高樓大廈林立,反而令街上保留一些空間,不像馬累一方面居住大量居民,也承載了國家政治經濟中心,另一方面又無太高的大廈,小島空間感就極其壓迫。例如駕車從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5分鐘便完事,島上的士每天行程何等苦悶,完全可想像。這趨勢似乎還會惡化。上述數據是數年前的數字,根據去年馬爾代夫最新人口普查,馬累人口已上升到逾15萬人,佔該國總人口38.89%,偏遠小島的年輕人都在首都找工作,這是城市化典型結果。馬累人口當中,外來者佔一半,造成愈來愈嚴峻住屋問題。

自古以來,馬累並非這樣,該小島原本有自身的蘇丹國、皇宮及城牆,但1972年馬爾代夫發展旅遊業後,原風味不再,首都沒有「人間天堂」的風景,卻成為旅遊業盈利的總傾銷所在。城牆在獨立後便被拆除,也填了海供勞工居住,整個面貌反而愈來愈像一個slum。現時旅遊業佔馬爾代夫全國GDP的28%,佔國家外滙收入逾60%,馬累人口從旅遊業發展前的2萬人持續暴增,佔總人口比例也從1965年的11.15%,增至現在的三分一。

遊客無止境 衍生問題多

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學者Mohamed Faisal曾寫一篇題為Living on a crowded isl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ldives的研究,分析馬爾代夫城市化與社會問題。他提到人口上升的同時,馬累的家庭數目也在增加,從2000年的9700個,上升到2006年的14107個,平均每個家庭有7.4人。這種結構令馬累出現更多「土地問題」,住屋條件相當不理想,每戶住上15到20人的情況相當普遍。

「土地問題」之後,自然逐漸出現一籃子延伸問題。例如生活空間狹窄,屋內的人有時需要輪流睡覺,令睡眠質素惡劣,難免影響為家庭關係。按2006年數據,當地每2.3對已婚夫婦中有一對離婚,離婚率達一半。馬累人均收入每月350至450美元,租金開支卻在30至200美元之間,如此負擔,只會怨聲載道。再者,馬爾代夫年輕人口佔大多數,35歲以下人口佔75%,31%是15至24歲的青少年,在缺乏足夠社會保障、教育及工作機會下,年輕人容易成為罪犯。2001至2007年,犯毒及暴力案件分別增加5倍及2倍,全馬累島吸毒人數竟有約3萬人。

想起台灣《聯合報》今年7月一篇文章《中國觀光客開放七年,台灣得到了什麼?》,不單適用於台灣,也適用於馬爾代夫。該文章寫道:「觀光人口在達到一定上限後,總量管制有其必要。若為經濟發展,應以提升每人來台平均消費額度為優先,而非無止盡的讓觀光客湧入。政府又將再開放……無非是讓台灣人的生活、環境、土地資源受到剝奪。」這樣的論述,似乎放在其他地方也同樣適用。

2015年10月8日星期四

加泰隆尼亞會獨立嗎?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議會選舉結束,135個議席中,獨立派政黨聯盟“Junts pel Si” (Together for Yes)、加上激進分離主義政黨「人民團結候選人黨」(CUP)共得72席,席數過半。是次選舉投票率為77.4%,比三年前上屆選舉的高10%;但若計得票率,獨派則佔48%選票而未過半,西班牙《國家報》有這麼一,條頭條:「獨派贏了選舉,但輸了公投。」不過,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導提供了一個獨派得票率未能過半的原因:鄉郊選區需要較少選票,便能得到相對多議席,因此獨派選民反而不一定投票。

無論如何,獨派已視之為「階段性勝利」。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主席馬斯在勝選演說中說:「今晚是支持獨立和民主的勝利……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不會讓你們失望……今晚的勝利給了我們巨大的勇氣以推進這個(獨立)計劃。」簡單而言,馬斯的計劃,是效法去年蘇格蘭、以及1980與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的做法,舉行正式的獨立公投。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記者Jonah Hull認為,這次選舉會觸發西班牙的政治與憲法危機,因為西班牙其他分離主義大受鼓舞,例如位處北部的巴斯克也打算舉行公投。

問題是,這波獨立運動有多認真?最終又能否真正獨立?

加泰隆尼亞省曾是地中海主要的貿易與軍事力量、歐洲最早有議會的地方,且有自己的語言,一直有強烈本土意識。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哥透過輸入大量外地人口,被指「文化清洗」加泰隆尼亞,迫使民間組織「童軍運動」與「新歌運動」抗爭,傷口至今未癒。

此外,加泰隆尼亞GDP全國最高、佔國家總值近兩成,是西班牙稅收與出口重鎮,人口亦佔國家15%。根據《經濟學人》資料,在歐洲眾多鬧分離主義的地區,能有相約人口與經濟重要性的,此外就只有德國的巴伐利亞,以及比利時的法蘭德斯。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加泰隆尼亞財政自主受削弱,也是獨派情緒愈趨旺烈的因素之一。

不過,以上這些還不是最關鍵。西班牙總理拉霍伊對選舉結果的反應相當強硬,很快便將就任何關於獨立議題的談判大門關上,亦拒絕舉行獨立公投,因為這「違反國家憲法」,並強調「西班牙要變成什麼樣子,必須由西班牙人來決定。」不少歐洲國家領袖,如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亦相繼表態反對加泰羅尼亞獨立。卡梅倫甚至警告加泰羅尼亞,說若然脫離西班牙獨立,將會同時被趕出歐盟,如要加入,就需要重新排隊申請,似擔心「加獨」和本土的蘇格蘭獨立運動遙相呼應。

但如今加泰隆尼亞人所抱持的,似乎卻正是與中央鬥氣的「情緒化」民族意識。根據加泰隆尼亞「民意研究中心」民調數據,2010年,只有少於兩成加泰隆尼亞人真正支持獨立,但五年之後,比率升至近四成,增幅約兩倍。加泰隆尼亞獨派左翼領袖羅梅瓦(Raül Romeva)接受英國《觀察家報》訪問時說,2010年西班牙憲法法院威脅加泰隆尼亞自治的判決,才令他成為「堅定不移的獨派」。期間,不論西班牙還是加泰隆尼亞,都有人寄望透過「第三條路」溝通、免走極端化解僵局,但馬德里堅持國家統一立場、毫不讓步,才令矛盾更烈。加泰此刻的姿態,依然似是為了討價還價多於動真格;但假如馬德里寸步不讓,沒有下台階,就只能各走極端。

小詞典:「新歌運動」

1960年代,為抵抗獨裁者佛朗哥的「文化清洗」,加泰隆尼亞民眾自發組織「新歌運動」,即創作大量英美流行曲曲風的加泰隆尼亞語歌曲,以保地方語言,背後得到加泰隆尼亞天主教會支持。

2015年10月7日星期三

當英國極左政客領導工黨......

英國在野工黨尋找新領袖一段時間,最終由走「極左」路線的下議院議員郝爾彬(Jeremy Bernard Corbyn)當選新一任黨魁,從前以「第三道路」帶領工黨執政的前首相貝理雅忍不住揶揄:「說心繫郝爾彬的人,做移植吧。」與貝理雅關係密切、大比數敗選黨魁的干度(Liz Kendall)則說,郝爾彬領導下的工黨,將會變成走極左路線的「希臘左翼聯盟」。不過希臘左翼聯盟好歹嬴出大選,這點郝爾彬的反對者們,卻往往有意無意間按下不表。

根據民間智慧,中庸之道是最容易贏得選舉的。郝爾彬以近六成(59.5%)的得票率擊敗其他三名的對手,比當年貝理雅的57%還要高,實在令人意外。他當選後的首個公眾活動,就是出席聲援難民的示威,明擺無懼被標籤為「道德主義者」和「左膠」。郝爾彬當選後24小時,居然有15,000名新血加入工黨,其人氣可見一斑。究竟此人有何魅力?

須知郝爾彬與貝理雅、白高敦不同,雖然政治生涯早從1974年開始,並在1983年進入國會,但從來沒有在工黨政府得過任何官位,而且一直反對黨內領導,曾對工黨投下超過500次反對票。他不但是老牌左翼,而且依然熱衷社運。一言以蔽之,他被看作非主流政客。

他的政綱,幾乎一律具高度顛覆性,都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可行建議。制度方面,他支持廢除皇室,有唱英國國歌《天佑女王》時不開口的往績。民生方面,他則提出「人民的量化寬鬆」(people’s quantitative easing),具體政策包括要國有化鐵路、能源部門等,向國民提供免費大學教育、拓展國營企業,並主張銀行印發更多鈔票,以應付國家對住屋、能源、基礎建設、數碼發展的需求。這種規模的福利社會,要得到中產支持,近乎癡人說夢。

國防外交方面,郝爾彬自稱「和平主義者」,主張削減國防開支、反對核武、反對英國參與任何「不合法」戰爭,提出放棄核武及三叉戟核潛艇更新計劃,從而將資金分配往國家福利開支上。為求一勞永逸,他甚至不反對英國退出北約,乃至歐盟。他又主張與真主黨、哈馬斯等組織友好,以取得和平,並參與制裁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立國。這樣的英國,要是還能得到傳統盟友諒解,才是怪事。

然而說到底,此刻工黨的選民偏偏需要這樣一道清流。郝爾彬個人形象頗正派,被公認是開支最低的國會議員,習慣以單車代步,不喝酒,而且是素食者,言行一致,在英國已是久違。一位獨立記者說他的主張予人重奪「被綁架的工黨」、重新聚焦人民、大談公義的良好感覺,大概代表了相當支持者的聲音。

更關鍵的是郝爾彬的左翼民生主張受年青人支持,而在二元對立重新成型的今天,無論極左極右,都容易冒起。在今次黨魁選舉,用的是新制度:非黨員支持者只需付上3英鎊就可投票,而這批以年青人居多的新選民數字接近20萬,當中85%都票投郝爾彬。競選期間,其他候選人都聚焦既有黨員,只有郝爾彬認真對待這批新選民,策略無疑是成功的,但對工黨是否佳音,則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在全國性大選,畢竟要得到全國多數人支持,中間形象似乎依然是制勝關鍵。郝爾彬的極左立場可能嚇怕中間選民,也令不少工黨成員反感。他當選不久,已有工黨影子內閣11名成員辭職,其餘多名工黨議員亦聲言杯葛郝爾彬的黨領導層。《金融時報》指現時232名工黨國會議員中,只有15名支持郝爾彬。未來郝爾彬要更改路線、使之更為左轉,未必容易。

其實在今年5月的國會選舉民調,工黨的支持度與保守黨不相伯仲,大部份時間都是處於三成左右。工黨敗選,一大原因是蘇格蘭的議席幾乎全都落入新興「蘇格蘭民族黨」手裡,但相比2010年選舉,工黨得票率仍有1.5%增長,高於保守黨的0.8%。這說明走中間路線的工黨不一定是走錯路,只是走錯策略。沙盤推演,走極左路線的工黨在現制度下有何表現,恐怕呼之欲出。

小詞典: 英國工黨

工黨源起於19世紀晚期,回應了社會無產階級需要議會代表的需求。工黨在1924年第一次執政,二戰後,在前首相艾德禮領導下壓導性羸得選舉,成了主流政黨,直到被戴卓爾夫人擊敗,才長期在野。1994年,貝理雅當選工黨主席,以「第三道路」為工黨重新定位,放棄激進左翼路線,始在1997年羸得選舉,一般評論原以為「舊工黨路線」已成歷史。

2015年10月6日星期二

歐洲難民危機:阿爾巴尼亞反其道而行?

敘利亞難民擁入歐洲以來,歐盟各國逐漸收緊邊境管治,以免難民無限量擁入,非歐盟國家阿爾巴尼亞卻反其道而行,公開宣布「歡迎」難民,究竟打的是什麼算盤?

阿爾巴尼亞是共黨最後垮台的一個鐵幕國家,九十年代淪為罪犯和戰犯的庇護所,連香港電影《古惑仔》也有把江湖人物放逐到阿爾巴尼亞的情節。1997年,阿爾巴尼亞受非法集資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影響,演變成社會主義者和政府的內戰,最後聯合國派駐部隊才恢復秩序。不過近年阿爾巴尼亞已穩住局面,2009年加入北約,2014年成為歐盟候選國,目前國民收入處於中上水平,已算否極泰來。

曾幾何時,阿爾巴尼亞和中國是好兄弟,中蘇交惡後,阿國幾乎成為中國唯一的朋友,中國援助一度是對方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不過中國改革開放後,兩國關係急速惡化,雖然近年有所好轉,例如中國在2001年曾援建阿國水力發電站,但阿國已向西方靠攏,中國投資當地的意欲亦有限,再依靠陳年友誼發展外交,已不切實際,阿國也要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由於戰亂頻仍,阿爾巴尼亞近年面對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不少本國人走到鄰國希臘、意大利工作,帶來不少外匯,總算於國家有益,但隨著這些國家經濟表現持續不濟,匯款佔阿國GDP的比率,亦從2008年之前的12-15%,降至2014年的5.7%。近年超過二十萬阿國人開始回流,逃難到阿爾巴尼亞的科索沃難民也是新勞動力,但對一個新興市場而言,勞動人口似乎還未達標。事實上,阿爾巴尼亞有「輸出難民」的往績,目前在德國,阿爾巴尼亞人就是繼敘利亞人後的第二大難民來源:僅在剛過去的八月,德國便收到八千多宗阿爾巴尼亞難民申請。假如能利用難民危機帶回一些人才,對阿國經濟的幫助,大概不能低估。

阿爾巴尼亞吸引移民的國策,甚至有打香港主意。近年阿國曾贊助一個香港電視節目,軟性宣傳移民當地,而有香港移民公司在網站列舉了一系列阿國移民優勢,似乎對不少港人而言亦有吸引力。例如「護照免簽國家超過110個,有特快獲取先例」、「2018年前有望加入歐盟,享受成為歐盟國成員後各種教育福利待遇」、「中國30年前改革發展機遇重現,勿失良機」、「承認雙重國籍」、「接受買房移民,房產發展商國際化,包括香港高端發展商」、「與中國關係良好,鼓勵中資入境立項,中國村概念應運而生」等等,看來幾乎度身訂造,加上當地天然環境頗為吸引,只要再加宣傳,成為新一代港人逃生門,也許不是夢。

說到底,願意留在阿爾巴尼亞的敘利亞難民大概不會太多,香港新移民人數更十分有限,但政策一開,加上連串優惠,該國早晚會得到理想人口。假如善用這波難民危機作政策宣示,說不定也是百年難逢的機遇呢。

小詞典: 《神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

公約在1985年於盧森堡神根簽訂,於1995年落實執行。簽署國共有26個,包括歐盟其中22個成員國,以及4個非歐盟國家:挪威、瑞士、冰島、列支敦士登;還未簽署的歐盟國有6個,包括英國、愛爾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浦路斯、克羅地亞。公約列明成員國公民自由出入的權利,但亦訂明有需要時,成員國可重新管制邊境;目前的難民問題,已嚴重衝擊公約的無邊界制度。

2015年10月5日星期一

「安倍國師」岡崎久彥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

日本安倍政府主導的「安全保障法案」終獲國會通過,成了日本外交近年最大動作的調整。雖然日本國內不乏反對聲音,中國表明憂慮「日本是否將放棄戰後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但我們必須理解的是,相關提議在日本醞釀多年,畢竟有一定理論和民意基礎。被安倍晉三尊為「外交老師」的岡崎久彥著有《日本外交史話》一書,對日本近代外交思維做了系統闡述,並沒有和我們常見著作那樣,把戰前和戰後日本區別看待,而認為不少脈絡依然相承,值得此時此刻閱讀。

岡崎久彥生於1930年,屬安倍的前輩,出生於當時屬「關東州」的中國大連,出身東京大學,二戰後考入外交官體系,再取得英國劍橋大學學位,曾於防衛廳、駐美大使館等工作,曾任外務省情報調查局長、駐沙特和泰國大使等職務,退休後著作等身,被視為右翼知識份子最具份量的其中一員。安倍晉三一直倚重岡崎,將年邁的他委任進「關於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礎的懇談會」,有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報告,不少出自岡崎手筆。岡崎去年病逝時,安倍自是深切哀悼。

岡崎的核心思想,乃認為研究日本外交史,需破除自二戰後興起的各種「偏見史觀」,尤其是所謂「戰勝國史觀」和「自虐史觀」。按其論述,自東京審判以來,戰勝國反覆宣傳「日本自通州事件後已變為極具侵略野心、其國家行為暴虐,需要對日本國家建制重新改造」這類說法,完全是站在戰勝國的立場和利益所言。而在日本國內,民眾在戰後陷入「戰爭致使生靈塗炭,日本犯了什麼錯」的道德批判,亦不是理性的歷史認知態度。在他看來,歷史走向、戰爭和平都是國家與個人力量交織的結果,不應單以善惡是非來評價,而中國也絕不是戰爭的單一受害人。

在現實主義思路貫穿下,岡崎對二戰前後日本與中國、美國、蘇聯等大國的關係,就得以通過日本國家利益和戰略部署重構,與華人熟悉的敘述自然大相徑庭。他認為二戰初期,日本奉行務實外交,在對華政策上進退有據,只是軍部獨斷專行,疏於情報分析,失於狂熱莽撞,打亂了內閣部署,才使日本對外戰略一錯再錯,終致無法收拾,但這不應否定日本早年外交成就的輝煌。例如就甲午戰爭,他對外相陸奧宗光乾脆俐落的外交手腕大為讚賞;在隨後的日俄戰爭,他亦不吝筆墨表達對小村壽太郎精准戰略判斷的推崇,認為其積極主動的戰略不僅使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免受俄國侵略威脅,更在戰場上證明了亞洲黃種人不輸於白種人 。

在岡崎眼中,日本對外戰略部署受到國際環境等諸多外部因素的干預和限制,並非第一天就變得激進。例如他以甲午戰爭前數年,大清北洋艦隊到日本長崎「尋釁滋事」,惹起日本民憤,以論證當時大清曾對日本有意施展西式的「砲艦政策」。他把九一八事變的遠因,解釋為中國不顧國際法、希望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日本只是希望保衛條約賦予的利益。他認為中共和蘇聯有意製造事端,將日本捲入全面戰爭,以便同屬資本主義陣營的日本和國民政府內耗。他也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被誇大,並非單單源自中國,而是因為戰勝國要把日本和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相提並論,但日本在戰時拯救了眾多猶太人,則被按下不表。他也介紹了大屠殺以外的其他「南京事件」,例如蔣介石北伐時佔領南京殺害外國人,去說明後世的選擇性記憶。其追憶日本外交元老幣原喜重郎的貢獻,我們更是鮮有所聞。在太平洋戰場,他相信日本於東南亞各國的軍事行動,皆出於促進亞洲民族獨立、打破歐美殖民聯盟之考量,或起碼能多少受到當地「去殖民」的民族主義者支持,無奈受到美國的石油禁運,又不甘不戰而降,迫不得已才對美開戰。凡此種種,我們無需認同,卻必須認知。

對二戰後美軍佔領期間歷史的主流敘述,岡崎亦作出了相應批評。他認為美軍提出的憲法修正草案是在未經檢討的情況下強加給日方,尤其是憲法第九條對日本自衛權的限制,出於保留日本天皇制的利益交換,卻並不能保證日本正當的國家利益。而所謂「革除日本軍國主義、對日本社會進行民主化改造」之說,在他看來也是有失偏頗: 他認為日軍戰略失敗帶來的後果,已被日本民眾所反感,根本無需外力革除;而所謂民主化改革,其措施早已為明治憲法所包含,早年的「大正民主」正是成功例證。所謂「戰後的日本」,乃是美國等盟國站在戰勝者立場上製造出的歷史敘述,硬生生將日本近代外交內政思維的連續性割裂,反而對當下的日本造成困擾。

岡崎久彥對日本百年外交史的回顧只是一家之言,但他的現實主義外交戰略思想,對當下安倍政府卻有以下三點深遠影響:
一、岡崎認為今天日本的外交戰略不應該被各種「偏見史觀」束縛,變成安倍政府堅持「放下歷史的包袱」的綱領。在岡崎看來, 二戰的教訓在於戰略誤判,卻並不構成日本放棄正常國家權利的理由。
二、岡崎一再強調,日本對外政策應繼承其一貫的現實主義戰略遺產。在這一思維指導下,當「中國崛起」成為打破東亞勢力均衡的因素,日本擴充軍備完全是為了保證日本安全和重塑東亞勢力均衡,並無侵略意圖,反而是為了維護和平。
三、岡崎指出美日同盟應當建立在日本自主性傳統之上。依據岡崎論述,戰後一個維持完整自主性的日本,依然會務實地維護美日同盟;若日本自縛雙手,反而有損國家利益。這正與安倍政府推動安保法案和強化美日同盟的政策相呼應。

在書末,岡崎久彥期盼戰後的日本能夠從無休止的道德爭論中解脫,摒除「偏見史觀」,重新認識日本的精神遺產,進而「創造新的事物」,安倍政府近來一系列外交動作無疑反映了這種理念。這一思路自然難為華人接受,然而國際政治與大國外交,畢竟不是基於情感而為。即便是出於民族主義的角度,要維護國家利益,也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局勢、務實地與他國打交道,了解他國的利益考慮,才能保障本國利益所在,這正是岡崎久彥給我們的啟示。

小詞典:安倍「安保法案」

日本現行憲法為日軍戰敗後駐日盟軍司令部起草、1947年開始實行,又稱「和平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永久放棄發動戰爭之權利,亦不再保持軍隊及其他戰爭力量。日本被允許保有最小程度自衛權,但不具備正常國家所有的「集體自衛權」,即不得通過向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國戰爭的方式援助盟國。2015年5月,安倍內閣向日本議會提出「和平安全法制」,又稱「安保法案」,法案於9月19日在爭議中通過,意味日本自衛隊將可出兵支援海外盟友,集體自衛權變相被解禁。

2015年10月3日星期六

訪問山度士:足球行善的藍色球場夢

最近,香港足球代表隊在2018年世界盃外圍賽取得不俗的成績,暫時與同組的中國隊同得7分,僅以得失球差排第三。港隊的表現引起香港人的注意,除了關注港隊的比賽外,不少人也開始探討如何延續和提升港隊實力的問題。綜觀世界足球勁旅,無論是奉行何等足球哲學的傳統足球強國和新貴,都是由青訓着手來保持和提升足球水平。在香港,香港政府和足總牽頭的鳳凰計劃在去年結束,實質成果仍待足球界討論。而另一方面,足球學校和港超球會的集訓計劃如雨後春筍,讓小朋友得到更多機會接觸足球。

人稱「山Sir」的山度土就是其中一位,山Sir是英葡混血兒,球員時代司職中場指揮官,是香港九十年代最出色的球星之一。同時,他是香港歷來首位奪得最佳年青球員、香港足球先生和最佳教練頭銜的名宿。退役後,山Sir積極投入青訓工作,並於2006年與拍檔創立了山度士足球學校,其後與英超球會車路士合作並改名為車路士足球學校,以車路士「藍色球場」的理念推廣足球和為香港培養足球生力軍。他更放眼國際,參與菲律賓、塞班島和中國內地的足球發展。作為足球青訓教練和球星,山Sir無疑更能分析香港足球的發展,以及足球能否成為香港的軟實力。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Leslie Santos山度士(L)

S: 近年,足球學校紛紛在香港成立,相比他們,車路士足球學校有何不同呢?

L: 2006年我和拍檔以我的名字成立了山度士足球學校。2009年,車路士球會的市場拓展經理與我們洽談合作,經理的父親曾在香港銀禧中心擔任教練,而我們的理念與車路士「藍色球場」的概念相近,所以一拍即合。藍色球場主要幫助英國當地的街童,希望能以足球協助他重回正途。而我們則希望協助一些無心向學、曾犯事或有毒癮的青少年,讓他們通過足球強身健體和找到自己的目標。另外,我也希望讓小朋友學懂獨立、有禮和堅持等價值,同時,能為港隊培養更多生力軍。由此以足球作為媒介達到三個目標,分別是推廣正規足球訓練、通過足球回饋社區和向退役球員提供就業機會。

S: 近年,足球學校紛紛在香港成立,相比他們,車路士足球學校有何不同呢?

L: 基本上星期一至五,教練們會走訪不同地區、團體教授慈善班。早上亦有足球班讓老人家可以舒展筋骨。而星期六、日和假期,則會開辦收費班。

S: 那麼,收費班收費貴嗎?

L: 哈哈,我們辦得好,收費當然較貴,說笑而已。參加收費班的小朋友大多都來自中產家庭;另外,我們另設精英班,讓足球技術相當的小朋友一起交流。我們希望運用收費班所得和贊助資金去支援慈善活動。我們會舉辦家庭式義工,讓他們有機會跟不同階層的人互動,如一家人一起去義賣、探訪和植樹等公益活動,從而增強彼此關係。

S: 除了香港以外,你們會到哪些地方推廣足球文化呢?

L: 我們相信足球是不分種族和社會階層的共同語言。其中一個交流的地區就是塞班島,即北馬里亞納群島。她是個在關島附近的島國,但足球水平和文化遠遜關島。他們很欣賞我們的辦學理念,所以有定期合作。我們每個半月就會派兩名教練到當地,教授足球班和提供基礎足球訓練,從而普及當地的足球文化,教練們會參與當地國家隊的訓練計劃。除此之外,他們亦會協助帶領國家隊到外地比賽。經過三四年的合作,當地的足球進步不少,和鄰近地區的水平已拉近。我們還積極和菲律賓的教會合作,協助當地的Father Rocky照顧當地的街童,當中有不少是沒有身份的孤兒。我們向他們提供足球訓練,讓足球凝聚當地街童。

S: 近年,鄰近地區積極推動足球發展,這是否值得香港借鑑呢?

L: 香港的足球水平已逐漸被鄰近地區拋離。日本和南韓的聯賽發展得很快,也帶動國家隊進步。而中國內地亦大力推動足球發展,然而,現時國內教練的數量遠遠不能應付所需。因此,不少中學教師都要接受訓練成為足球教練。可是,有些教師很少接觸足球,而國內的培訓課程也相當缺乏,於是,我們去年與深圳合作,派出教練到國內協助訓練教師成為足球教練。希望能通過這六個星期的訓練增加他們的認識。

港隊練波仍要「打游擊」

S: 你對香港足球發展有何期望?而香港政府又應如何提供協助?

L: 我希望香港足球代表隊能衝出香港,甚至能參加世界盃,但香港的足球發展的確缺乏支持。即使香港已有超級足球聯賽,但絕大部分的港超球隊仍沒有自己的訓練場地和主場。儘管現時有主客制,但球場都只是太公分豬肉,將各區的球場分給球隊使用,而且只能在比賽日使用相關場地。鄰近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每支球隊都能有各自的主場,不但能凝聚球迷,球員也能產生歸屬感和專心練習。反觀香港代表隊連固定的訓練場地也沒有,每次練習都要「打游擊」,這難以確保訓練節數和質素。因此,政府需為港隊設立一個訓練基地。

S: 除了硬件之外,香港隊如何能提升整體的表現?

L: 球員的生活、集訓和退役保障都很重要。我不知現役足球員的生活怎樣,當年,我也目睹不少球員要身兼兩職才能延續其足球事業。他們每天由8時開始早上的工作,當完成工作後,已沒有足夠精神和體能去完成其後的足球訓練。香港要起用本地足球人才,港隊常聘請外國人擔任領隊,他們完成合約後,不但帶走了錢,更帶走了執教經驗,可是,本地人才如港隊前隊長梁帥榮,卻要走到澳門執教。香港若想長遠增強代表隊的實力,就必須從重用人才和集訓着手。一般國家隊為應付一個國際賽事都會舉行為期一年或兩年的集訓計劃,他們會挑選一批球員進入集訓計劃,藉此提升隊友的默契、技術和體能,再在大賽前選拔其中的優秀者參賽。香港缺少資源讓代表隊集訓,賽事的成績自然不理想。近年,不少人積極投資香港足球,政府和足總應把握機會去做好統籌工作。

S: 正如你所說,挑選人才是提升港隊表現的關鍵,但應如何吸引年輕人成為足球員?

L: 香港足球員退役後的出路少,部分會成為教練和經營開酒吧,但更多人要做保險經紀和的士司機等工作。一般足球員的收入不高,部分球員處於餐搵餐食的狀態,很難為未來做準備,若能為退役足球員提供完善的銜接工作和訓練,將有利香港的足球發展。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讓有潛質的退役球員成為教練,希望讓球員們能擺脫「波牛」的形象,能以他們專業去傳授足球知識。

2015年10月2日星期五

香港流行曲的國際視野: 《閃靈》/楊千嬅

一位網友曾說,這一代的女歌手只有三種:唱得好的、唱得不好的,和楊千嬅。這話的含義,相信只有同代人能會心微笑。而我最喜歡的楊千嬅作品《閃靈》,歌詞玄機處處,很有國際影評的風格,就很能反映這感覺。

林夕的不少歌詞都向驚慄電影致敬,《閃靈》開宗明義,就是經典恐怖電影,改編自史提芬京小說,《2001太空漫遊》電影大師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執導,講述一家人在山莊酒店遇到靈體的故事,主角的兒子被設定有通靈能力。「黑暗中/我再見這經典傑作/看著那可笑的臉飛過大銀幕」,大概就是《閃靈》劇情予詞人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閃靈》以女性為第一人稱,而一般女性看恐怖電影,通常都只有一個感覺:「好驚呀」。「逼我在填命」、「陰森的一雙眼」、「如邪靈附身的感覺」等,都是女性看恐怖電影的典型印象,而她們潛意識,往往認為男友約看這類電影,就是為了「好驚呀」的台詞和尖叫,以便營造氣氛上床。只要男方稍有不軌,女方日後就很容易代人相關劇情:「曾經每一晚受過你驚嚇」、「黑暗中我看見幾多宗罪惡」,下刪一萬字,都是借恐怖電影來訴說失戀的「恐怖」。

《閃靈》最精警的一句,卻是結尾:「不記得/你最愛看的希治閣/有沒有/真正給我驚嚇或娛樂」。首先,《閃靈》並非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的作品,但不少文青、文中、文老都愛跟人說「我愛希治閣」,令不求甚解的女伴常常誤會「所有恐怖電影都是希治閣作品」。為甚麼文青、文中、文老愛希治閣?這就得理解男性看恐怖電影,和女性的心態大為不同,通常是要借代主角得到奇妙經歷,乃至有非人遭遇,來獲得思想解放。

希治閣幾乎已被鎖定為20世紀首席電影大師,電影的中產品味尤重,最愛設定白領貴族的歷奇,雖然形式是驚嚇,主軸卻是深層心理描寫,懸疑之餘有偵探味,這是不少男性觀眾最愛的那杯茶。可惜和女伴一起,說這些,往往對牛彈琴,因為她們根本不會從中得到「驚嚇或娛樂」,反映雙方缺乏共同話題,自然只有分手收場。假如《閃靈》像《耿耿於懷》那樣,來個十年後男版羅生門,真相就會大白。

沈旭暉 Now.com 2015年10月2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2908

澳門的士荒之國際關係解讀

日前在澳門,一如以往,在街上永恒地找不到的士,惟有找認識的當地人求救。這位女士曾在賭場當管理層,把本人接上後笑着問:「難道你不知道在澳門找不到的士,其實是國際關係的事?」這聽來雖匪夷所思,但經她重重拆解,不得不佩服民間智慧的深湛。

澳門開放賭權儘管是中國與「外國勢力」妥協的共識,但西方老闆入主新賭場後,為證明「新人事新氣象」,還是必須進行改革。他們普遍對過往澳門賭業的「本土文化」頗為不滿,改革就從那裏入手。例如西方經營的賭場認為澳門傳統「疊碼仔」手法不善,製造了不少社會及管理問題,故此盡量公開資訊,令賭客對之的依賴下降;同時,讓任何國籍人士都可以在賭場開戶口。以往在葡京獨大的年代,何鴻燊反而保護本土利益,規定只有澳門人可以開戶口,維持了一種地下秩序。

然而,改革的結果據她所言是弄巧反拙。即使澳門人不能壟斷「疊碼仔」,賭客還是有這方面的需要,而近年澳門賭場大戶都是中國內地人,而且不時是利用公帑豪賭的貪官污吏,他們的資產往往不容易流動,對「疊碼仔」的需求反而更大。這些人都是一方土豪,等閒之輩根本不敢向他們追債,除了同樣來自內地的有勢力人士,跟他們走上其內地根據地追債的後果,可以不堪設想。

於是,原來的澳門地下秩序,便迅速由本地人手中外移。本土「疊碼仔」失去工作,由於他們受教育水平所限,能轉型的機會不多,最方便的就是當的士司機。他們長年在賭場打滾,一方面對種種江湖潛規則了然於胸,知道如何根據同一規則得到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對新秩序又心存牴觸,老是希望用自身的方法,從內地土豪賭客身上分一杯羹。於是種種問題便在的士業界蔓延,「揀客」現象不過是最表層的冰山一角而已。

「全球在地化」才是王道

筆者並非澳門人,不知道這分析有多貼近現實,但一直相信「水清則無魚」的管理哲學。假如澳門的西式賭場保留澳門本地人一定特權,內地「疊碼仔」還是會應運而生,但起碼照顧到澳門相關人士的利益。一旦後者利益被取締,政府又沒有結構性的對策,在澳門這樣一個高度依賴賭業的單一經濟體,問題只會溢出全社會。

再者,根據結社理論,一旦的士業成為被迫從賭場離開的工作人員之謀生替代品,他們又變成同業工會的主流聲音,只會把社會問題外移,這對外資的利益,同樣不見得有保障。

筆者一直提倡國際化必須結合在地化,才是全球化時代的王道,也就是所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看來理論不太「離地」,還是有一定實踐價值的。

2015年10月1日星期四

《Imagine》:一首各取所需的運動聖樂

談起富社會意識的音樂,約翰連儂(John Lennon)的《Imagine》大概當仁不讓,是全球知名度最高、也最「user-friendly」的神曲。對連儂這位原作者而言,《Imagine》內容簡單直接,就是反宗教、反民族、反常規、反資本主義,從而達到世界和平。1971年,連儂接受《花花公子》雜誌訪問時,解釋「Imagine」一字是就受其第二任妻子小野洋子的詩《Cloud Piece》啟發,而他亦在《Imagine》專輯的背面,印上詩中一句「Imagine the clouds dripping. Dig a hole in your garden to put them in」致敬。這裏的延伸,就是說如果想像一個和平世界,而沒有宗教教派(並非沒有宗教,只是沒有「你的神大過我的神」這種概念),那就會成真,其實更像佛家對無名、無我的理解。

《Imagine》旋律簡單優美,令歌詞被廣傳,但行動從來是知易行難。由於當時連儂已名成利就,卻才開始抗爭生涯,同時又生活奢華,唱《Imagine》就如百萬富翁呼籲其他人想像「不要擁有」,令他常被嘲諷為偽善。有見及此,連儂有意在其後演出中將《Imagine》一句歌詞「I wonder if you can」改為「I wonder if we can」,這樣連儂就與大眾同在,而非「超然」於群眾,例如在《Live In New York City》就能察覺這改變。但在犬儒者眼中,始終認為連儂和「Sir」Paul McCartney一樣,依然是市場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抗爭只是市場的新包裝。

《Imagine》的核心思想其實是超然於左右派的,但在歌曲走上神壇後,不同背景的群體都嘗試騎劫之,亦令連儂大感無奈。例如他曾憶述The World Church打算把歌詞改成「Imagine one religion」,讓信息完全改變而面不改容,最終自然不得要領。另一方面,左翼團體則傾向以連儂其他作品如《Power To The People》等比較《Imagine》,例如英國社會黨在其網頁指《Imagine》讓人們想像烏托邦:一個沒有資產、宗教、國族的和平世界,也就是一個「沒有僱傭勞動、資金和買賣的無階級經濟秩序」。其實,《Imagine》強調和平生活,既沒有人應被殺、也沒有人應為此而死,可算帶有「去革命化」思想,並非抗爭常客所理解的那杯茶。

然而,由於小野洋子掌握了「連儂學」的詮釋權,而她本人又明顯有左翼、乃至無政府思想,才令《Imagine》逐漸被界定為無政府主義的聖樂,兼反戰樣板曲。連儂在認識洋子後,也逐漸由年輕偶像,變成社運的中堅份子,深受嬉皮士歡迎,而嬉皮士文化又與無政府主義相連扣,更鞏固了連儂支持無政府主義的形象。於是,《Imagine》在七十年代開始,就經常出現在現在激進運動,與及各種反戰集會中,由反越戰到反以巴衝突都從不缺席。連儂也成了美國中情局的「觀察」對象,一直有陰謀論指他的死,其實是中情局策劃云云。

其實《Imagine》經典之處,正是在於無限的詮釋空間,不同人都能根劇自己的理解、需要的場景,自行詮釋每一句歌詞。踏入21世紀,其他社會議題紛紛以《Imagine》為主題曲,例如2009年,Lady GaGa在華盛頓一個人權運動翻唱了《Imagine》,藉以支持同性婚姻,關連就是歌詞帶出那「沒有任何隔閡」的大同世界,理應包括性取向。《Imagine》亦成為世界兒童基金會、世界和平日等的主題曲,基金會更以捐款人錄製自己版本的《Imagine》籌款,關連就是「和平」。今年1月,為悼念《查理周刊》事件的17名死難者,法國民眾舉行團結大遊行,超過二百萬人和40個國家領袖走到巴黎街頭,與會者高唱的又是《Imagine》,因為遊行希望帶出「團結所有人」的信息,無論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或是佛教徒「都是人類」,而沒有人應被殺,關連自然是「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值得注意的是,《Imagine》是少數在西方流行之餘,也能打進東方社會的社會性音樂。在今年新加坡大選,筆者就多次在反對黨陣營的集會聽到這首歌,新加坡最大在野黨工人黨的宣傳短片,正正起用了《Imagine》。在新加坡工人黨的演繹下,《Imagine》走出了宗教、左翼和無政府主義的範圍,被突出的只是「Dreamer」和「You may join us」。例如工人黨吳佩松在9月9日集會上演說,以他自己的對新加坡的遠景和《Imagine》兩句歌詞作結,強調的「Dream」,就是新加坡人能在新人口政策中維持權益,同時能有穩定工作,去置房、供養家庭、和以自己的國家為榮:「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 Join us in two days’ time, and Singapore can be as one! 」這樣的演繹,恐怕連儂再生會大搖其頭。但放在新加坡的保守政治環境,卻已是十分突破。

在文本研究的理論當中,素有「作者已死」的說法,即文本脫離作者,難免會被大眾作不同的詮釋,就正如《Imagine》在國際間不斷被演譯出不同意義,無論是被誇大還是騎劫,有呈現出各個社會背景與文本之間有趣而獨特的連結。

相較下,向來「國際化」的香港人卻似乎對本土以外的音樂越來越不感興趣,無論是《Imagine》,還是其他許多經典的國際音樂,都難以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共鳴。事實上,《Imagine》那種超然於左右派的核心思想,在今天的香港社會或者可以帶來一點獨特的啟示。無論《Imagine》的歌詞可能被視為對社會兩極分化的控訴,還是宣揚「離地」的包容精神,只少能衝破本土音樂才能盛載本土議題的狹獈。究竟香港的下一代還會否懂得《Imagine》,就難說了。

沈旭暉/梁振嶽 Breakazine! 突破書誌 2015年10月

法國的廣州灣時代,及其對香港的啟示

近來關於香港2047年後的出路,成為各方討論熱話,而歷史上類似香港的存在,其實也有不少,雖然今天提及的人不多,但依然不無參考價值。除了我們曾談及的山東英國殖民地威海衛、也就是梁振英父親來自的地方,法國曾殖民管治的廣州灣,也值得一讀。

「廣州灣」位於雷州半島東北部,即今天的湛江市一帶,雖然今天遺留的法式遺跡不算太多,但也有「法國風情街」,見證法國管治,斷斷續續維持了近50年。1898年,法國在各國劃分勢力範圍期間強租廣州灣,與清廷簽署《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法國又把位於麻斜河河口的廣州灣首府湛江市,命名為「白瓦特城」(Fort Bayard)。理論上,租約和新界一樣,都是為期99年,到1997年才應歸還,不過法國早於一戰後的1921年華盛頓裁軍會議,已口頭承諾歸還廣州灣,但遲遲沒有落實。直到二戰爆發,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在1943年宣布停止租借,不過其時廣州灣已落入日軍掌管,其盟友維希法國聲稱要接管。二戰結束後,戴高樂履行承諾,1946年正式將廣州灣歸還予中國,令英治香港成了沒有歸還的特例。

廣洲灣面積約1,300平方公里,規模與香港基本相當。當年廣州灣也與香港有相似的地理優勢,而白瓦特城與維多利亞港一樣,亦是有發展成優良商港的潛力。當初正是法國軍艦白瓦號進入廣州灣一帶避風,發現該處為深水良港,才向法國政府建議殖民當地;法國朝中亦有人和議,希望以廣州灣為控制中國西南部的據點,繼而進一步控制對岸的海南島,以抗衡英國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當時英國已殖民海峽殖民地多年,1898年再租借新界、威海衛,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已成型,法國擔心要是再不深化在中國西南方的爭奪,會令自己在印度支那的根據地也受影響。

法國租得廣州灣後,設置廣州灣行政總公使署,屬「北圻統使」管轄下,「北圻統使」則隸屬於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作為「印支六使」之一,可見法國曾有意將之與印支半島整合。想不到法國開始管治後,很快就忽略了廣州灣的經貿價值。據國際關係學者基爾(Esson M. Gale)的歷史研究指,法國殖民者形容廣州灣「在經貿上沒有重要性,不過具有極高的地理戰略價值」,因而始終沒有認真經營。基爾指,這是由於當時的法國殖民管治重心都投放於法屬印度支那,以及保護前往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的安全,推動經貿僅為次要考慮。法國無法進一步開發廣州灣的西向商貿潛力,另一個原因在於架設鐵路、發展天然資源的計劃,因遭到中國西南軍閥抵抗,而不了了之。由於廣州灣無法接駁南寧貫通海防的鐵路系統,失去和越南串連的機遇,商貿活動就受到天然隔絕。

因此,雖然廣州灣行政上隸屬法屬印度支那轄下的「北圻統使」,但在經貿上,尤其在民間經濟層面,則較傾向於中國內陸,反而與區內的法屬領地脫節。其中一個例子,見於當時廣州灣的貨幣流通狀況。1926年,代表法國政府在殖民地發行貨幣的東方匯理銀行,一度在廣州灣設立分行,民眾可以以俗稱「西貢紙」的越南紙幣兌換法國商元。法國亦在廣州灣頒布規定,在廣州灣與殖民當局進行的所有經貿活動,以至民眾繳交稅項、提交罰款,均要以「西貢紙」為準。然而,由於廣州灣民間與內地通商緊密,民間一般流通的是內地銀元鑄幣,殖民當局禁無可禁,不得不默許這情況出現,形成官方「西貢紙」、民間內地幣的混亂現象。這自然與英國殖民香港後,隨即在香港發行港幣、在香港市場流通單一貨幣的管治手法有很大分別,間接令廣州灣始終未能向西融合,或併入法國區域體系。加上英國管治香港初年,大舉引入各殖民地的非華人,建構了獨特的香港文化,也有頗大的西方社群;但在廣州灣,全盛時期也只有200多法國人、數名其他西洋人,其他都是華人,雖然有法文學校出現,卻毫不普及,結果始終出現不了「廣州灣身份認同」。

未能與法屬印度支那整合之餘,廣州灣的內部建設,也同樣有限,因為法國殖民當局容許大量走私活動,卻忽略基礎建設。有歷史學者甚至認為,法國殖民當局為了刺激經濟,增加稅收等利潤,慫恿華人走私鴉片等商品,才在名義上將廣州灣發展成「自由港」。例如在香港定居逾廿五年的歷史學者Jason Wordie曾在《南華早報》撰文,指法屬廣州灣的經濟活動就只有走私,軟如鴉片,大如飛機,都是業務範圍。由於1917年《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s)生效,限制各國對中國銷售鴉片,經法屬印度支那到中國,一度成了鴉片的主要走私路徑,而廣州灣則是主要轉運點。至於飛機方面,早年不少中國軍閥走私入口美國商用飛機,走私路線都是從美國殖民地菲律賓馬尼拉經廣州灣入口,再運往內陸。這些舉措,反映法國沒有長期開發廣州灣本土經濟的打算,也沒有深究如何利用原已存在的本土經濟體。相較下,雖然香港也是國際地下經濟樞紐,但也同步發展本地基建,英國人心態上,起碼不像是要隨時離開。

說到底,法國不同英國,兩個國家的管治手法有異,部份源於大陸與海洋國家的分別:也就是說,他們對權力集中的傾向與執著不一樣。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不同,擴展力量的主要場域是海洋、而非陸地,而海洋無邊界,人事變化大,所以海洋國家的行事風格傾向靈活,易與不同角色打交道與取得共識。大陸國家則有明確邊界,人事很多時候都固定在某地,令中央集權的操作變得容易,卻往往傾向僵化,一旦決定「不發展經濟」,而對租界也不像對其他殖民地那樣行同化政策,就沒有什麼作為。是以在殖民時期,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一直比法國人少,對本地人的依賴,則比法國大,但法國對當地的長遠影響,卻遠不及英國人。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寫過一段很有意的歷史:日本在19世紀取得台灣後,曾詢問英法顧問該如何治理。英國顧問建議使用「香港模式」,即盡力取得本地人支持、以進行間接管治;法國顧問則建議採用「阿爾及利亞模式」,即視之為本國領土的一部份,直接強勢管治。歷史往後的發展很清楚:香港社會至今不時有「戀殖」聲音,阿爾及利亞、乃至越南的解殖過程,卻充滿血腥。法國對待廣州灣是不同於其他殖民地的,因為那畢竟沒有長期打算,但要不是出現二戰,法國管治廣州灣到後期,會否和鄰近的印度支那解殖運動掛鉤,亦屬難言。我今天對香港管治的認知,很大程度上與英國的間接管治政策有關,也和管理香港的「海洋國家思維」有關。回歸後,中央政府卻不會以同一思維處理香港,反而更像法國的管治風格。未來的種種磨合和陣痛,也就可期。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10月

冰島足球大躍進之謎

2016年歐洲國家盃外圍賽已告尾聲,A組排名最出人意表:足球強國荷蘭只排第4出局,此刻高踞榜首的卻是北歐小國冰島 [註:最終以第二名出線]。冰島代表隊過往從未躋身任何大型國際賽事的決賽週,今次卻提前兩輪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不過冰島足球突飛猛進,其實也不限於今屆歐國盃外圍賽:由2010年起,冰島的國際足協排名居然由香港隊附近的第135位,急升到目前的第23位,高於俄羅斯、丹麥等傳統最球強隊。更厲害的是,冰島人口只有33萬人,即約相等於香港油尖旺區總人口,如斯大躍進的背景,就更值得探究。

參考不同當地媒體的報導,冰島足總的「足球革新」,首先是針對「土地問題」。冰島氣候寒冷,全年有7至8個月不適合室外活動,這自然阻礙足球發展。1990年代,冰島足球發展剛起步時,只有室外足球場,而且數量不足,大部份球員每星期只有一節操練,其餘時間只可以作籃球、手球等室內運動維持狀態。然而在過去15年間,有賴企業支持,冰島積極增加室內足球場地,包括7個室內標準足球場、25個人造草球場、以及150個迷你球場,造就了「全天候足球」。現時即使在嚴寒天氣,冰島球員也可以維持一星期進行4節訓練,自然有助球員在技術、經驗等各方面的提升。

另一個冰島大躍進的主因,是教練制度與歐陸足球強國接軌。冰島沒有職業球會,只有兒童、青少年的社區球隊,優質球員尚可以往歐陸發展,但整套基礎訓練則不可能全盤放諸海外。因此,冰島足球一大理念,是將這些社區球隊教練也視為專材、核心技術職位。冰島自2000年代,引入德國、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等歐洲足球強國的教練培訓和聘用體制,足球教練的認證和履歷資格開始得到完善。截至2010年,冰島有41%教練具有歐洲足協B級或A級教練資格,而且所有教練都享有薪金保障,更能全情投入。

有了這些配套,冰島兒童從4、5歲開始,就接受正統而具質素的足球訓練。冰島代表隊目前的骨幹球員,大部份就是在2000年代推行的這個系統洗禮下成長。雖然冰島沒有職業球會,但兒童都能在社區球隊中接受相同資歷教練、相同節數的訓練,令足球全面普及。這亦是足總和球會之間的合作,令球會訓練大量球員,並為國家隊提供俱質素的球員。現在冰島每年都有5-10名球員到海外訓練,並成為職業球員,這也大大提高了本國球員的視野。

冰島「足球崛起」後的「足球外交」

冰島足球崛起後,也成為融入區域與國際的軟實力跳板。冰島以外,北歐其餘國家包括瑞典、挪威、丹麥和芬蘭等。由於冰島沒有職業聯賽,大部球員都由北歐四國聯賽開始職業生涯,等待機會轉戰英格蘭、意大利、西班牙等一線歐洲聯賽,變相加強了冰島在整個北歐集團的聯繫。北歐自1924年開始舉辦每四年一次的北歐足球錦標賽,但一度在1981年停辦,直至2001年復辦,並將冰島和法羅群島納入賽事,可是吸引力依然不大。直到冰島實力急起直追,競爭性才可觀起來。目前歐洲國家盃外圍賽中,除了冰島一鳴驚人,其實北歐國家成績也有所提升。挪威、丹麥和瑞典分別位居於歐洲國家杯外圍賽各組的第二名,目前只剩兩比賽,他們很大機會以小組首或次名晉身決賽,即使跌落第三名,仍能晉身附加賽,反映了北歐的足球水平不斷提升。

北歐17歲以下足球錦標賽辦得更有聲有色。賽事自1975年起,每年在北歐五國輪流舉辦(1980年、1989年兩屆也曾由西德、英格蘭舉辦),偶爾邀請北歐以外國家參賽(例如2014年就邀請美國角逐),冰島更於2011年歷史性取得冠軍。隨著這項賽事的提升,將吸引更多國家參與其中,以此作為年青球員的木人巷。

除了世界杯和歐洲國家杯的外圍賽外,冰島也積極籌辦國際足球友誼賽,近年約戰的都是西歐和北冰洋周邊的國家,除了上述北歐四國外,愛沙尼亞、俄羅斯、加拿大等亦是主要對手。須知冰島是首批承認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等獨立國家,愛沙尼亞前總統倫納特梅里曾贊揚冰島在愛沙尼亞過程中的貢獻;1999年,愛沙尼亞政府更將外交部前的廣場也因而命名為「冰島廣場」,兩國官員經常互訪,更就互免簽證和雙重徵稅等問題達成協議。足球是兩國民間維持密切關係的中介之一,友誼賽經常舉辦,冰島亦為愛沙尼亞提供足球教練。這種聯繫,令冰島在新生國家當中有了一定位置,有助把冰島帶回歐洲視野。

再延伸點看,冰島足球對國家的歐洲身份認同,也有微妙幫助。2008年,冰島銀行體系受到嚴重沖擊,冰島貨幣克朗變乎蒸發了一半市值。加入歐盟成為冰島其中一個舒緩危機的方法,當時的左翼政府積極就加入歐盟展開了籌備工作。但今年3月,冰島中間偏右政府正式通知歐盟有關擱置加入歐盟計劃,其中一個障礙,就是冰島未就和捕魚配額和歐盟達成共識,而捕魚業是冰其中一個重要的經濟支柱。但只要冰島足球能進入歐洲主流視野,積極參與球員買賣一類行為,也有助脫離歐洲邊陲的孤立。

想起多年前,冰島被列入盧森堡、列支敦士登一類永遠沒有競爭力的「歐洲魚腩」系列,不過短短十年,卻能起飛至此,說明世上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做不到事的人。

沈旭暉 Sportsoho 運動版圖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