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星期四

2015年十大影響個人的國際瞬間

日前談過2015年全球十四大趨勢和前瞻,那是從最宏觀的層面出發。但國際關係同時也是由下而上的,個人層面關注的大事,往往不是政客在意的條約、互訪、基建、恐襲,而是能對「在地」衣食住行有所啓發的事。在個人角度,過去一年,最令我有感覺的國際瞬間,其實是以下十大:

1. 傳奇足球領隊摩連奴被車路士解僱,對這位心高氣傲的領袖而言,這支上屆英超冠軍今季的表現,實在是連場噩夢。為甚麼從前一團和氣的更衣室,忽然變成策動「政變」的場所,為甚麼摩連奴從前一直奏效的管理術忽然失靈,這是視他為偶像的人很希望研究的,包括在下。

2.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病逝,對我而言,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代現實主義宗師,對任何意識形態都能挪來使用,而沒有任何教條包袱,最終以小國寡民創造連串奇蹟,即使是不喜歡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特地請假到新加坡參加悼念活動,排隊過程,就是最好的人生思考。

3. 日本動畫《叮噹》的香港配音員林保全年頭病逝,年底日本的《叮噹》聲優大山羨代也患上腦退化症,連叮噹也忘掉。這動畫除了是一代人的童年回憶,也是我們和日本朋友的共同情感投放所在,自然共同痛心,這是內地上綱上線批判日本動漫時,永遠難理解的。

4. 「伊斯蘭國」破壞大量古蹟,都是人類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少更是有數千年歷史的巴比倫文明、亞述文明建築,令人極其痛心。這些地方有些我去過、有些沒有,從前以為來日方長,沒有想過在現代社會,文革之後,又出現刻意破壞古蹟的集團式野蠻行為,暗示人類文明持續進步,亦非必然。

5.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誕下女兒,宣布捐出99%Facebook股份成立慈善基金,現值450億美元。天文數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種人生態度。不少新一代富豪都在衣食無休後,真的思考如何以財富促進人類進步,而不再持有上一代惠澤子孫的舊思維,更比以財富干政的陋習進步得多。

6. 中國醫學研究員屠呦呦獲諾貝爾醫學獎,此前卻不獲中國主流學界認同,既無博士學位,申請當院士也接連失敗。這固然反映了東西方學界的不同風氣,如她本人所言,也顯示了東西方社會「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差別。這些差異,足以令研究者充份反思。

7. 由個人Youtuber開始的免費網上學習平台「可汗學院」(Khan Academy),今年得到越來越多認受,獲AT&T捐款研發延伸至全球的新平台。這趨勢發展下去,足以取代80%的傳統大學功能,而我們的大學框架卻反而越來越僵化,更令人反思大學的存在價值,以及「甚麼才是學習」等問題。

8. 19世紀的福爾摩斯探案被活化,在英國掀起熱潮,電視劇廣受歡迎,電視電影也成風尚,全球紛紛進行在地化改造。我從小就是福爾摩斯的忠實讀者,最愛看的並非情節(福爾摩斯也不以奇情著稱),而是迷上那時代的社會背景,如何在新舊矛盾中保存優雅,深盼我們的時代也能存續同一情懷。

9. 英國女歌手Adele推出最新專輯《25》,打破美國歷史上的首週最高銷量紀錄,在全球叫好叫座,證明了傳統大碟在互聯網時代也能生存。Adele自學成才,也不是唱片公司複製出來的產品,個人風格和聲線獨一無異,令人樂見世界還是尊重個人特色的。

10. Facebook進入中國傳聞不絕,內地用戶一度能自由登入,卻集中到台灣蔡英文網頁發動「網戰」。小規模接觸無傷大雅,卻反映了中國崛起面向世界、民族主義大盛、互聯網也大盛之間的互動,可能產生和互聯網原意截然不同的結果。北京如何成功以網絡釋放民粹維穩、而不是被其衝擊政權,值得細讀。

小詞典:盲婦2016大預言

保加利亞女語言師Baba Vanga生前曾預測美國出現黑人總統、9/11事件、南亞海嘯等,她預測歐洲將於2016年被ISIS入侵,穆斯林以化學武器發動進攻,歐洲在年底將「不復存在」,穆斯林最終在2043年於羅馬建立哈里發國。這類預言自然穿鑿附會甚多,但此刻被重提,反映世界普遍對ISIS崛起的憂慮,而其背後顯示的社會現象,觸及人性深層,絕非軍事行動能解決。

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從人類「抽乾地中海」的狂想談起

本欄上週介紹了美國作家狄克(Philip K. Dick)的「架空歷史」小說《高堡奇人》,不少讀者感到相當有趣,希望多談一些和現實政治的關係。這小說還有一個「趣點」,就是構想納粹德國勝出二戰後,為繼續擴展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間」,下令把整個地中海全部抽乾,將之變成萬里農地,作為歐洲糧倉。所以在狄克的世界地圖,歐洲和非洲是接壤的。香港網絡世界常說的「抽乾維港」,相差不只道里計。

狄克的不少構想都有所本,正如陳冠中的《建豐二年》也做了不少資料搜集。在現實世界,一位德國工程師索格爾(Herman Soergel)曾在一戰後認真提出類似方案「Atlantropa」,終其一生,無論對帝國、納粹還是西德政府,他都在積極宣傳這狂想。具體方案是以中立國瑞士日內瓦為工程總部,法國南部馬賽為執行總部,總部設「政治聯合之塔」、「經濟聯合之塔」和「技術聯合之塔」,然後興建數個超級大壩,一個在地中海西段的直布羅陀海峽,一個在東段的土耳其達達尼爾海峽,還有數個在西西里島、利比亞等地,然後慢慢讓地中海蒸發,估計過程需要150年。

索格爾認為,抽乾地中海,對全人類都有極大好處。能源上,水壩可用作水力發電,解決歐洲能源不足的危機,例如放在今天,西歐不用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就不用對普京投鼠忌器。農業上,地中海土地變成農田,可讓歐洲和非洲有龐大的穩定糧倉,昔日的「歐洲糧倉」烏克蘭就是小巫。環境上,地中海水可引向乾旱的非洲,在北非製造一系列人工湖,綠化撒哈拉沙漠,改變非洲氣候,根本解決非洲的貧窮問題。政治上,讓南歐、中東和北非接壤,可讓三地人民建立共同身份認同,有點像古羅馬帝國時代,也有點像今天ISIS國號的「黎凡特」概念擴大版,進而解決歐盟始終不敢吸納地中海對岸的問題,落實人類大同。

在歐洲的科技狂熱期,曾有不少人對計劃表示興趣,但狂想自然是極難實現的,而且要認真探討可操作性,已殊不容易。即使不談成本問題,究竟「消滅」了地中海,會否反而令氣候問題惡化,例如改變大西洋暖流,就沒有被科學論證過;一旦中東、北非和南歐接壤,會否反而令中東的教派衝突蔓延西方,「一體化」的是矛盾而不是和平,更是誰也說不準。歐洲使用核能後,以非常手段解決能源危機的誘因已不存在,相關討論也逐漸終結。索格爾最終也明白:「也許,我們有生之年不能看到它的實現了。但在我們的腦海中,它早已矗立其間。」

今年2月,中國《科技日報》文章介紹「有可能改變世界的六個特大工程」時,仍有介紹索格爾的狂想,不過認為全球暖化令計劃變得更不可行。然而隨著科技發達,這類特大工程的討論會否死灰復燃,卻難說。中國的三峽工程也曾被認為是狂想,和抽乾地中海相比,不過規模不同罷了;《超限戰》也提及不少改變地形、改變氣候的非常作戰手段,作為未來戰爭模式的一部份。要今日安逸發達的歐洲再有如此魄力,未免強人所難;但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這類國際特大工程,已陸續被放上檯面,似乎正是中國改變世界的遠景所在。

小詞典:黎凡特(Levant)

字面意思是「太陽升起的土地」,原來指歐洲文明搖籃羅馬、希臘等以東的文明地區,近世泛指東地中海,包括今日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國,有時也包含土耳其、埃及、利比亞、希臘等地,「伊斯蘭國」(ISIS)原來全名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由於黎凡特地區橫跨歐、亞、非三大陸,歷史淵源相近,假如能衍生共同身份認同,可根本改變「洲際認同」。

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三國與美破冰 有望晉身「金磚」

本欄昨日談及2015年十四大國際趨勢,今續如下:

8. 三大「新金磚」和西方破冰:奧巴馬今年和古巴關係正常化、重設大使館,並與伊朗達成核問題協議,無疑是美國外交近年兩大重要成就。美國資本極可能源源不絕流入古巴;伊朗能源豐富,與西方和解後經濟前景看好,也可能成為中東的穩定力量,不再是西方圍堵對象;加上緬甸選舉圓滿結束,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大勝,令改革可能更急速發展,外資加快進駐。在全球化時代,這三國是極少有尚待開發而潛力極高的「新金磚」,深為投資者重視。

沙地或成反恐對象

9. 中東醞釀新冷戰、大洗牌:沙地阿拉伯今年外交動作頻頻,率領海灣聯軍干涉也門內戰,打擊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武裝;年底又牽頭組成34國伊斯蘭反恐聯盟,卻不包含最具影響力的伊朗及伊拉克。沙地是美國盟友,本身卻是激進遜尼派的思想泉源,在伊朗與西方和好後,憂慮自己會成為未來的反恐對象,因此積極建立反什葉派統一戰線,希望延緩美國的政策逆轉。不過,美國逐漸離棄沙地似無可避免,沙地這些行為只會提供更多空間讓「伊斯蘭國」(IS)左右鑽營,而且自身安全同樣難以保證。

道德議題撕裂社會

10. 非洲博科聖地加盟IS:今年3月,非洲最血腥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宣布効忠IS,成為「伊斯蘭國西非省」。博科聖地1月屠殺尼日利亞一整鎮居民,並多次突襲西非各國,尼日利亞雖單方面表示「技術上擊敗」博科聖地,但激進伊斯蘭勢力在非洲的空間只會愈來愈大。博科聖地効忠IS,令IS全球版圖「完整化」,也令非洲其他恐怖組織刻意競爭,例如阿爾基達馬格里布支部就策劃馬里酒店恐襲,宣示影響力和不殺穆斯林的「道德高地」。假如IS在中東的根據地被打壓,很可能在非洲東山再起。

11. 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保守派反撲:裁決充滿爭議,且只是美國內政,但已引起全球左翼歡呼,認為是全球同志平權運動轉捩點。然而在目前世界局勢,價值觀衝突已呈兩極方向發展,保守主義同樣能借助新媒體變得強大,令同性婚姻一類道德倫理議題撕裂不少社會,也令各種基本教義派更易興起。

12. 互聯網3.0革命陸續出現:除蘋果iPhone 6,今年還有大量科技新產品面世,基本原理都是繞過傳統中介,釋放一般人的剩餘產能,讓個體戶成為由下而上的經濟體。最成功的模式以阿里巴巴的電子商貿為代表,各國類似發明也逐漸普及,例如提供網上自學課程的可汗學院(Khan Academy)、新加坡研發在家覆診的Home-rehab、非洲國家的手機銀行乃至引起全球爭議的Uber等,都已根本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模式,也將永久改變未來經濟方向。

13. 石油價格新低,能源革命深化:原油價格持續下跌,2015年更跌破35美元一桶,可能未來進一步跌破30元,而其他能源價格也同步表現不濟。這除了影響能源出口國的經濟和國際影響力,也反映國際能源革命的影響,例如美國成為能源出口國、以高科技大舉開採頁岩氣後,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已大幅降低。這令中國一類新興經濟體和能源大國的合作更逼切,也激發了能源革命繼續下去,相信未來新興能源的研發會推陳出新,成為高科技競賽的另一場所,有可能達致類似冷戰末年「星球大戰」計劃的影響。

14.「火星夢」:美國太空總署(NASA)宣佈火星存在流動液體,被視為肯定存在外太空生命的里程碑,並宣佈計劃在2030年派人類上火星,開啓了新一輪人類探索太空的熱潮。「比較星體學」也得到更普及注視,可能在百年後取代「比較政治學」。由於地球資源問題越來越嚴重,巴黎氣候峰會的協議可能口惠實不至,新一代已開始追逐「太空夢」,既是對現實世界的逃避,也是對人類未來的希冀。各種科技的未來發展速度,可能遠超今天想像,若再以數十年前的社會框架調教新一代,已是無能為力了。

小詞典:未來學 (Futurology)

跨傳統學科整合的新學科,雖然未受主流學術界重視,但近年參加進其中的學者越來越多。一般方法論是結合社會科學的「大數據」(big data),配合最新科技發展的知識,推測未來各種趨勢,包括預示未來的各種社會結構、現象和經濟模式等。隨著資訊科技發展,近年學術界極重視「大數據」,也間接推廣了未來學。

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

2015年十四大國際趨勢(上)

2015年快將告終,世界各地傳媒都各自評出「全年國際大事回顧」清單,我們自也未能免俗。然而在選出重要新聞的同時,應注意新聞背後反映的趨勢,而不單是新聞本身,因此在宏觀角度,不少重要的單一事件例如尼泊爾大地震、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士)等,都不會列入「全年大趨勢」名單。

基於以上準則,筆者認為我們必須留意的2015年十四大國際趨勢,順序如下:

1.「伊斯蘭國」(IS)坐大,成功研發「P2P恐襲模式」:IS「立國」後,擁有國家基本規模,相對穩定的財政預算,吸納各地恐怖組織當「行省」,今年還改變全球策略,積極號召各地支持者策動「在地化」襲擊。其中最為人注視的自然是巴黎連環恐襲,此外在黎巴嫩、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地,IS支部或支持者都曾發動大型襲擊。這說明IS既有傳統國家的機器,又有非國家個體的流動性,通過網絡時代的特徵,更繞過中介,直接鼓動各地同路人由下而上活動,令國家層面的全球反恐,已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2. 難民、債務危機打破歐盟缺口:IS引發敍利亞逃亡潮,數百萬人成為難民,不少逃亡海外、特別是歐盟國家,已超越歐洲各國能接納的上限,也造成潛在的國家安全和社會融合問題。歐盟龍頭德國早期對難民大表歡迎,但在盟國和國內反彈後,已開始變得審慎,歐洲各國也紛紛重建邊界作回應,歐洲一體化面臨前所未有衝擊。與此同時,希臘債務危機雖未導致脫離歐盟或歐羅區,公投結果也顯示民眾擔心脫歐風險,卻鋪墊其他「歐豬國家」面臨類似危機時,集體和歐盟討價還價、乃至建立內部不同機制的可能,結果和難民危機一樣,都打破歐洲整合缺口。

恐襲助右翼崛起

3.「特朗普旋風」與全球右翼興起:美國馬拉松式總統大選展開,富豪特朗普(Donald Trump)一直在共和黨初選領先,政綱和言論處處挑戰美國政壇數十年來的「政治正確」潛規則,卻意外成為風潮,國內外精英既反感、又意外。全球籠罩恐襲氣氛,同一現象在其他地方也開始出現,例如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黨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已成為國家主流領袖,在地方選舉表現較預期好,無論能否當選總統,都已重劃國內政治光譜;英國極右政黨的選舉表現也大躍進,首相卡梅倫承諾啟動脫歐公投;在過去十年全盤左傾的拉丁美洲,紛紛由右翼贏回大選;加上中日等國也是右翼興起,未來十年的全球主流鐘擺到哪裏,已大抵可定。

4. 亞投行(AIIB)、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推動的亞投行意外得到眾多發達國家參與,歐盟各國、南韓等無視美國不滿而加入,令亞投行具備和亞洲開發銀行(ADB)打對台的實力。加上金磚國家銀行等的深化,人民幣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都令美日主導的戰後全球經濟秩序,首次面對真正的結構性挑戰。美國則加速和亞太夥伴的TPP、和歐盟夥伴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等多邊自由貿易談判進程,TPP初步協定終於在10月達成,包括最難處理的日本農業問題也局部解決。未來亞太各國在中美兩大陣營之間博弈、對沖,將比從前更為複雜。

5. 中國「一帶一路」全方位外交:在過去一年,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極積極進取,除了亞投行一類國際機制建構,也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外交,希望輸出國內剩餘產能的同時,把中國影響力覆蓋亞太各國,成為21世紀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習近平本年八次出訪國外,幾乎和所有大國領袖都舉行了峰會,而英國高規格接待,更有相當指標意義,反映歐洲各國視中國經濟崛起為重大機遇,乃至打算調整自身機制來配合,一如數十年前調整來配合美國崛起。

6. 南海危機,與日本自衛隊解禁: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包含先發制人元素,希望在東海、南海等主權爭議地區製造既定事實,反客為主,爭取主動權。這年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特別令鄰國擔心,美國鷹派尤為反感,但除了作出個別動作宣示美軍有力駕馭,例如進入南海人工島的12海里範圍內,始終未能改變中國政策。這時候,日本安倍政府成功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自衛隊對外執行任務,雖然引來國內學運反對,但整體而言,乃明顯配合了美國樂見的大形勢,有望在未來亞洲逐漸承擔更多戰略角色。但這也反過來提供了「日本右翼復興」的證據,讓中國民族主義者進一步支持擴軍。

7. 俄羅斯「重返中東」:俄羅斯自去年烏克蘭危機被西方制裁,今年則積極通過反恐戰線,和西方重新交往,並宣佈出兵敘利亞打擊ISIS和「其他恐怖份子」,既是作為俄羅斯客機被擊落的報復,也是捍衛俄國在中東勢力的直接體現。這可視作蘇聯出兵阿富汗後,俄方在中東、中亞一帶最冒險的軍事行動,也令區域形勢更複雜,例如發生土耳其擊落俄戰機一類事件。這反映普京不接受在「後茉莉花革命」時代的中東沒有角色,反而有意爭奪權力真空,將控制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一套移植過來,令中東亂局演變成複雜的代理人戰爭。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

《慈祥鵬過聖誕》/黃霑

又到聖誕,香港樂壇的聖誕音樂自然成行成市,但最有國際視野的,恐怕還是六四事件後推出的一張「神碟」,內裏充滿傳統聖誕歌改編的政治歌詞。不知道這大碟今天是否已成「禁碟」,但在全城不分左中右集體譴責六四的潮流下,當年可毫不另類,當中教人印象最深的,必推黃霑主唱、林振強填詞的《慈祥鵬過聖誕》,原曲是《Twelve Days of Christmas》。這首歌的政治訊息十分直白,毋需任何導讀,值得談論的,反而是25年後重溫舊作,能看出甚麼變遷。

「慈祥鵬」自然是六四時擔任中國總理的李鵬,六四後,他一度成了外媒眼中的中國頭號代言人,對六四不滿的人,當時都集中火力攻擊李鵬,而有意無意間減低鄧小平的角色。多年後,據稱是李鵬回憶錄的《六四日記》在海外出版,披露一錘定音的確是鄧小平,暗示自己被推上前線。無論這是否真為李鵬所作,都反映了六四一代港人對李鵬的厭惡,似乎也是一種集體默契:畢竟,鄧小平一力促成中國改革開放,無論是否喜歡他,都不能否認他政績紮實,能力和權力都無可置疑,港人自然不願與其正面衝突,情願集體以李鵬為宣洩對象,以保留「日後好相見」的退路。黃霑多年後加入了親北京政黨,自然沒有再唱《慈祥鵬》;但假如當年唱的是「慈祥平」,後果就可能不一樣。

這首詞講述無論飾演聖誕老人的「慈祥鵬」問要甚麼,港人的答案都是「但我說畀個 Passport我」,似是諷刺當時香港的移民潮。但「passport」和「移民」,絕對是兩個概念來的:在過去25年,無論要親政府、還是反政府的人,有外國護照傍身,確是「底氣」足很多。這是很多高官富豪城中名人的根本策略,即使是表面上放棄那些,實際上也大多安排了舉家外移。然而,擁有外國護照卻不等同移民,只是一種身處亂世的自保哲學,充滿無奈和欷歔。今天新一代不少一邊希望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一邊想盡辦法確保一條後路,也是同樣思維。

25年前,歌詞提及的港人娛樂「walkman還是網球」、「disco還是桌球」,今天幾乎都已式微:walkman早已被淘汰了十多代,disco變成老人懷舊場所,網球在張德培退役後走回非大眾格局,桌球也失去昔日潮流青年的身份象徵。然而,假如聖誕老人真的存在,「畀個 Passport我」恐怕也是此刻港人的主流願望,只是比起25年前,對象不再是歌曲提及的「加拿大買牛」,而是變成鄰近的台灣、新加坡而已。25年,甚麼變、甚麼不變,甚麼是香港核心價值,就一目瞭然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25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2774

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

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亞裔人們......

美國富豪特朗普異軍突起,發表的言論越是爭議、支持度卻越是堅挺,影響力已超越了本土,甚至帶動了一場影響全球的「政治不正確運動」。雖然傳統精英對他極其鄙視,這卻反而成了特朗普的政治籌碼;而且不少可能被他「歧視」的人,包括無數亞裔人,居然都在默默挺他。上週筆者遇見一位美國亞裔NGO負責人,其組織理念就是鼓勵亞裔投票,她本人很擔心特朗普成了氣候,卻意外發現不少組織鼓勵出來的基層亞裔美國人,都說支持特朗普。究竟他們在想甚麼?

首先,他們在崇拜英雄。很多亞裔人到了美國,就是為了追尋「美國夢」,也認同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法則。特朗普雖然不算白手興家,但確是商界成功人士,而且「有了錢就有態度」,這對不少基層特別鼓舞,彷彿看到了自己脫貧之路。我們容易以為基層一定支持左翼福利主義,那不假;但假如通過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一類口號,能提供基層對未來的信念,卻可以成為更「宏觀」的福利。

其次,他們在尋求價值觀。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少第一代亞裔移民到美國,都是為了逃離本國不如意的政治社會制度。雖然到了第二、三代,關心的政治議題會變得更在地,但始終對母體有特殊情懷。對那些來自中國、敘利亞等國的人而言,美國外交政策越是強硬,越能夠改變母體;對菲律賓、越南等國的移民而言,美國總統對中國、俄羅斯越有「鬥心」,越符合家鄉親朋戚友的利益。至於他們本人在美國會否因而淪為二等公民,卻不是目前的憂慮,因為特朗普也十分聰明,邏輯是「抵壘政策」,不會輕易影響已成功入籍的那一群。

諷刺的是,美國亞裔人以為特朗普「強硬」,會有利全球民主化,事實卻可能相反。在國際層面,「特朗普現象」已出現連鎖效應,雖然各國精英階層和美國精英一樣,極討厭特朗普,但各國社交媒體的特朗普粉絲卻越來越多。假如特朗普真的成為美國總統,就代表了全球左翼運動的最大挫折,而世界各地興起的右翼運動、本土運動、民族主義運動,都會得到鼓舞。一來這是精神勝利法,美國人可以打破壟斷意識形態數十年的自由主義思想,受同一西方思潮影響的地方,自然更振振有詞。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只要把政綱坐言起行,例如大打貿易保護戰,其他國家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假如像過去二十年那樣配合全球一體化,肯定備受壓力。這不止會影響民主國家,也會影響非民主國家,例如中國。近年中國民族主義持續升溫,政府對鼓動民粹、確立管治合法性得心應手,「特朗普現象」既會啓發國人同樣需要「特朗普式強人」,也會成為中國需要更強大以抵禦「美帝」的理據。特朗普不用當選,全球效果已浮現,未來再以過去的理想主義「關心政治」,不啻癡人說夢。

小詞典:美國亞太投票行動(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Vote)

美國NGO,以推動亞太裔美國人投票和公民參與為宗旨,希望協助亞太新移民儘快融入美國,直接參與建設社區。成立背景是美國選舉制度十分複雜,不少新移民因為教育程度或缺乏資訊而選擇不投票,變相未能發聲。但「沉默大多數」被喚醒後,會否按成立組織的傳統精英所希望的價值觀參與社會,卻是疑問。

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

E-WTO ── 主權國家年代終結?

世界互聯網大會在中國舉行,不少網民對中國提出的「網絡主權論」難以認同,這自然可以理解。但假如把一切和中國有關的互聯網發展,也看作國家主導、政治主導的手段,卻未免見樹不見林。在國際關係界,對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倡議的「E-WTO」就頗為重視,即使不論操作層面,也起碼認同這類新思維,才是走在時代尖端。

據馬雲自己解釋,他在營商過程中,發現傳統國際社會的自由貿易概念,已走進死胡同,例如WTO 作為全球多邊貿易機制,在國家層面,已難凝聚共識,原計劃於2005年結束的多哈回合談判被無限期推遲,至今仍無重啟跡象。然而,在國家層面以外,在互聯網時代,企業發展卻推陳出新。特別是在他改變的中國,「網購」和「電子商務平台」等營銷模式大行其道,生產者與消費者通過網絡直接聯繫,無需經過傳統商貿中介,政府要管理倍加困難。既然國家層面的自由貿易談判沒有進展,而掌控企業發展的能力又持續下降,那結論就很清楚:國家說了算的時代,已差不多告終。

當然,以上結論是筆者根據「馬雲精神」的個人理解,要他直接說出「國家時代告終」這種話,自然是不可能的。但這綱領,卻正正貫串他倡議的「E-WTO」、又稱「WTO2.0」之中,例如:

-既然WTO 是由國家進行談判,E-WTO則應由企業直接談判,得出協議後才讓國家政府跟進,以避免政府浪費時間在國際角力,蹉跎歲月;

-在企業領域,WTO代表的往往是大型企業和財團, E-WTO 針對的則是全球中小企業。馬雲援引非洲手工藝者的案例,指傳統貿易機制無法惠及這些「中小企」,但在電商平台,他們的手工藝品則發揚光大,這就是 E-WTO 能為「小人物」提供的機遇;

-馬雲視貿易為一種自由、乃至「人權」,認為 E-WTO 應致力於憑藉互聯網技術打破地域隔閡,推動以中小企為主體的全球自由貿易。因此他不忘向各國政府作相關倡議,例如對年銷售額低於100萬美元的跨國中小企實施關稅減免。

這樣的內容,假如真能實踐,肯定具相當顛覆性。這意味著傳統國家貿易談判會變得不再重要,主權國家作為談判代理人和最終決策者的地位會被弱化,企業乃至個人在國際經貿中的作用會大大加強;而且企業得出協議後,國家還能怎樣「跟進」,其實大是疑問。正如多位互聯網業巨頭在今年「世界經濟論壇」強調,互聯網本身即意味著「跨國」、而非「國際」,不同身份、行業的個人和組織,可以在虛擬空間發揮巨大能量;相反,傳統主權國家僵化的行政體制,早已不適應瞬息萬變的互聯網世界。

從這一角度看,阿里巴巴集團一直倡導的「生態系統」概念,先將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互聯網聯繫,然後廣泛投資物流、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再以E-WTO作為一種價值觀和組織統籌全局,不啻是一種「虛擬國家」、乃至「虛擬聯合國」的雛形。無論E-WTO能否成事,以互聯網為依託的「虛擬國家」肯定推陳出新,滲透至我們生活的不同範疇。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將受到挑戰,乃無可避免;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也將與從前大不一樣。

各國政府對阿里巴巴態度矛盾,正因如此:一方面,馬雲代表了最新式組織的龐大資金,任何國家都不願放棄;另一方面,這種企業卻可能對「國家」進行根本挑戰。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和馬雲關係密切的中國政府、還是阿里巴巴上市所在的美國,都對馬雲存在相當警惕;反而是中東杜拜一類地方,對阿里巴巴更為開放。正如本欄早前講述,杜拜這類存在,卻也算是顛覆傳統「國家」定義的案例,和阿里巴巴這類「虛擬國家」的合作,才是相得益彰。

小詞典:阿里巴巴生態系統

按照馬雲構想,阿里巴巴是以全球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互為特色的平台,打破傳統地域和行業限制。在這系統,憑藉信息技術融合營銷、支付、物流等環節,會形成虛擬服務和實體基礎設施結合的「電子商務鏈」,讓鏈條內部的信息流、商品流和資金流交叉流動,共同演進。這系統的內部生態,已足以部份取代傳統國家的功能。

2015年12月22日星期二

黑山由北約敵人變盟友

近來國際熱點極多,故不少人都忽略了巴爾幹半島這個永恒火藥庫也有微妙發展。不久前,北約邀請黑山共和國(下稱黑山)成為正式成員,這亦是北約自二〇〇九年以來的首次東擴。黑山二〇〇六年獨立以來,一直在國際社會保持低調,卻從未隱瞞離開俄羅斯勢力範圍的意欲。歷史上,塞爾維亞與黑山跟俄國淵源極深,既是泛斯拉夫民族一員,也是東正教國家,兩國在南斯拉夫分裂後組成迷你版「南聯盟」對抗西方,被視為俄國在東歐的最後夥伴。但黑山最終還是完全獨立,當時俄國與西方曾有默契,承認黑山獨立,換取塞爾維亞不再分裂。後來科索沃亦要獨立,普京便不再就範。

黑山獨立後,立刻尋求加入歐盟及北約,不願繼續擔任俄國代言人的姿態甚為明顯。經濟固然是主因,須知黑山是少數非歐盟成員,卻以歐羅為法定貨幣的國家,相信小國只能與歐洲大陸連成一體,才能減低自身行政開支。但這也有地緣政治考慮,當普京的外交政策愈來愈進取,希望弱化東歐各國以穩固俄方後院,並積極拉攏各國俄裔移民或親俄斯拉夫人,目前除了烏克蘭,還有多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被普京這樣遙控着,黑山防微杜漸也合情合理。對俄方而言,黑山的戰略價值是不能低估。該小國面對亞得里亞海並連接中歐及地中海,深水港口是海軍理想據點,普京一貫重視控制港口,無論是克里米亞還是敍利亞,都以當地港口基地為最重要利益所在,並以此為外交政策支點。早在前年,俄國便向黑山提出「尋求俄方軍艦在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中使用黑山海港」,其後不時有傳聞稱俄國希望在黑山建立海軍基地。一旦成事,俄國或能突破北約封鎖,拓展在南歐及地中海的影響力,這自然並非北約所樂見。

當俄國因烏克蘭問題跟西方鬧僵,北約卻邀請黑山加盟,就是看準時機,判斷俄方不能再分散戰線。北約上次東擴時,同樣在亞得里亞海的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都已加入,再加入黑山,本欄早前提及的俄羅斯「三海戰略」(見本報十一月二十六日A 22頁)便大受打擊。據最近一期《黑山軍隊年報》,目前黑山軍力不過兩千,裝備大都繼承南斯拉夫遺產,單看數字自然難以對北約有太多貢獻,但計入地緣戰略價值自當別論。

值得注意的是,北約邀請黑山的同時,卻沒邀請那些希望加入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似乎是默許俄國以前蘇聯地區為勢力範圍,作為雙方緩衝地帶。例如曾跟俄國開戰的格魯吉亞,早於一九九四年便積極推動加入北約,今年九月更在境內開設北約軍事訓練中心,但始終未能成為成員,也許不少北約國家都不願因這樣的小國,冒上跟普京衝突的風險。克里米亞危機期間,美國著名學者「進攻性現實主義」奠基人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撰文,稱吸納烏克蘭入北約無益,倒不如把其視作北約與俄國的「戰略緩衝區」,這觀點似逐漸獲美國外交界認同。因此俄方雖不樂見黑山加入北約,卻也可能得到其他訊息,畢竟外交不能單從表面理解。北約接納黑山,跟「伊斯蘭國」(IS)關係也千絲萬縷。本欄曾談及IS或於巴爾幹半島吸納新血(見本報二月十八日A 14頁),黑山約五分一人口為穆斯林,據黑山情報部門的訊息,也有黑山激進分子到敍國及伊拉克打聖戰,且黑山亦被指監控武器走私不力。

當黑山成為北約一員,情報合作自然水到渠成,至於IS還是俄國才是北約主要目標,便見仁見智。

小詞典:北約東擴

北約擴張政策又稱「Open Door Policy」,主要面對「任何致力於維護北大西洋區域安全的歐洲國家」。自1949年北約成立以來,已經過六輪擴張,成員由最初的12國,增加至2009年的28國,方向主要朝向東歐。學界對北約持續東擴的戰略得失多有爭議,俄羅斯則指責是冷戰思維的延續。

2015年12月21日星期一

國際關係平行時空理論奇書 ─《高堡奇人》

不久前,一位香港文青變賣舊書,筆者意外找到《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中譯本,十分欣喜。適逢這「架空小說」剛被改編成電視劇,陳冠中的最新小說《建豐二年》也以國民黨戰勝中國內戰的平行時空為題材,都值得大家對「平行時空」的學術概念認真研讀。《高堡奇人》作者迪克(Philip K. Dick)思想浩瀚,天馬行空卻自成體系,此書正是其代表作,構建了一場結果與現實迥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軸心國戰勝同盟國為結局。據他的平行世界,隆美爾率領的德軍在北非戰場擊敗英軍,太平洋戰場上的日本帝國,在珍珠港一役殲滅美國海軍;羅斯福總統則被暗殺,美國始終未能走出大蕭條;蘇聯戰敗後,德日兩軍在印度會師,成為新世界二強;戰後美國被一分為二,西岸被日本控制,建立傀儡政權「太平洋合眾國」,落基山脈以東的區域,則淪為納粹德國殖民地。

迪克的定位畢竟是「科幻小說」作家,部分情節頗誇張,例如說戰後納粹德國壟斷現代科技,就像現實中的美國,已先後登陸月球及火星,並展開太陽系殖民。既然「德國視野」已進軍宇宙,處理「地球問題」的魄力更為驚人,種族隔離成為基本國策,對猶太人、非洲人等「低等民族」進行大屠殺不在話下,甚至連真實世界出現過的狂想,包括把地中海抽乾並將之變成歐洲農田,亦變成已落實的「普通常識」。它們聽起來匪夷所思,但在現實世界,文革一類大悲劇也是如此出現,只要成為常態,就變得順理成章。

反映實況 大膽預言

如此情節雖看得過癮,但畢竟有不少同類書籍在市場出現。迪克得以深獲大家及國際關係愛好者好評,自有其因。首先,《高堡奇人》的世界存在不少跟現實世界大同小異的國際秩序,例如冷戰的二元對立。在其世界,德國與日本分別代表兩種文化及兩種價值觀,戰後關係非常微妙,就像現實世界的美蘇兩國,德國甚至策劃對日本發動核戰,兩國只能依靠變成笑料政權的意大利進行調停。在「德日冷戰」時代生活的美國人,就像在美蘇冷戰時代生活的日本人,一方面失去了自身國家從前尊嚴,但另一方面新霸主也解決了好些經濟問題,令他們又愛又恨。傳統學者眼中,「誰是霸權」屬最重要議題,但其實有些結構永恒存在於國際體系,超越微觀層面,相關結構明顯更值得大家重視。

另外,《高堡奇人》又對微觀層面的變動提出顛覆性預言,認為很多大家覺得不可能的發展,其實都是可能。這樣說好像很玄,還是讓筆者回到迪克的設定。在「德日冷戰」時代流傳一本禁書,題材就是「假如」同盟國戰勝二戰,該書名為《蚱蜢成災》(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單是這「書中書」設計便極其巧妙。據這本「書中書」的平行時空,戰後美國與中華民國結盟,控制太平洋地區;英國全面控制歐洲,並與美國瓜分蘇聯。然而,勢力擴張至半個地球的英國,同樣發展出種族主義傾向,對有色人種的生活與就業作出種種限制,華人尤其被歧視,就像《高堡奇人》內的猶太人。邱吉爾成為獨裁者,把持帝國權力數十載,對內實行高壓統治,清除異己,沒有人敢對他說不,這又與現實中的希特勒有什麼區別呢?

邱吉爾有不少獨裁者基因,值得另案探討,不贅。若果英國在戰爭期間走了另一條路,會否真的偏離民主而又符合世界需要?似乎是可能的,這跟大家從小到大被灌輸的「民主制度大勢所趨」可謂完全相反。由此角度看來,中國是否民主乃至香港是否保持「核心價值」,是否也根本與國際發展無關宏旨?這是不少價值取態強烈的朋友難以接受,恐怕卻正是現實。

不少歷史學家以半玩票性質的寫過不少「what if」文章,學界稱之為「反事實史觀」(counter-factual history),通常着重歷史文獻梳理以重構歷史發展的另一個可能。迪克的方法論則完全不同,他並非歷史學家,卻有獨特哲學思想,認為所謂「真實」與「虛假」之間並無清晰邊界,一切只是取決於每個人的觀察角度。即使在日常生活,因這些不同觀點的平行存在,也早已存在多個「平行時空」,既然連自身存在的世界亦非絕對的唯一,大家所學習的歷史更不會是唯一的歷史。所以借古鑑今那些「歷史決定論」,在他看來都是無意義,價值甚至不如其「架空歷史」小說。

迪克更不是國際關係學者,但他對「體制」相當重視。他筆下的「體制」,不是甚麼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之類,而是相信在龐雜的多種歷史之上,有一種恆定的存在,與「西方機械式線性文明史觀」截然不同。他似乎認為,信奉單一價值觀的決定論,無論信奉對象是納粹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是過猶不及的;支配真實世界的,反而是東方的「道」。因此,《高堡奇人》經常提及《易經》,例如說日本當權者信奉《易經》,幾乎所有重大決策都會事先卜卦,是為與納粹科學決策模式的最大不同。

談玄說「道」,自然很玄,其實說穿了,迪克的國際觀就像鐘擺理論,不相信任何一套理論、制度是絕對理想的,不同時候、不同地方會選擇不同管治模式;至於何時何地會變成怎樣,就是不同平行時空互動的「道」了。假如不如此理解,我們怎能解釋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世界卻沒有朝普世主義的「大愛」方向發展,反而催生了各地本土主義?但又如何理解共產帝國崩潰之時,全球一度出現「歷史終結」的浪漫亢奮?筆者從來認為任何以單一系譜閱讀世界的人,無論持的是甚麼主義或甚麼理論、愛或不愛的是甚麼國或甚麼地方,都容易見樹不見林,而且失去和其他平行時空溝通的基本能力。學以致用,從來不是宣講單一理論、自居某哲學體系代言人的基本教義派,而在能於找出不同平行時空如何交接、各方大勢如何此起彼落規律的「道」。唯有掏空自己的既有價值觀,走進《高堡奇人》的平行時空,我們的思緒才能被釋放,這才是「局長式閱讀法」以外的學習之道。

小詞典:「迪克特色」(Phildickian)

迪克在西方文學界地位獨特,特別在神秘學、非主流文壇、文青圈子中具殿堂級地位,以其作品為代表的、強調對世界和人性本質反思的創作特色,則被稱為「迪克特色」。迪克善於運用「架空歷史」手法,敘述多元平行時空的故事,著重體現「現實-虛擬」之間的轉化,以及「身份認同」在轉換過程中的迷失與重構。除了《高堡奇人》,迪克其他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後也受矚目,如《銀翼殺手》、《關鍵報告》、《魔鬼總動員》等。

2015年12月19日星期六

「未來學」的視角:文化軟實力對香港未來很重要

年近歲晚,坊間各式各樣的流年運程已陸續出版,讀者盼從中了解來年運勢,趨吉避凶。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學者們也有就未來國際局勢作出預測,其中最矚目的就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師徒之間的討論。1992年福山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當中指出冷戰的結束,並不只是一段戰後歷史的完結,更是歷史的終結,而國際間所有政權將趨向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而其老師享廷頓就在1996年出版《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作回應,書中指出全球化不等於全球西化,而各文明之間的差異不易改變,加上人對所屬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喜惡,因此,未來世間的衝突將由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導致。而文明衝突論被視為成功預測911事件的發生,亦令亨廷頓備受推崇。

最近,香港各界也開始就2047年後的香港發展作出討論,各人對未來有樂觀和悲觀的意見。學術界中,未來學(Futures Studies)學者能為我們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來自台灣的陳建甫教授是台灣未來學的重要學者,陳教授為淡江大學助理教授及中國大陸研究所成員,是淡大未來學研究所前所長;同時,專注於中國城市發展、社會發展,以及選舉觀察等方面的研究。他從未來學角度就問題作出分析。

S: 香港讀者對未來學領域比較陌生,你能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嗎?

C: 人類一直用不同方式,如小說、科學研究、電影探討未來的情況。未來學是一個跨學科的科目,是緣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羅馬俱樂部」很多科學家探討一些全球議題,如溫室效應等,並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某領域能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跨領域的研究,如社會、科技、經濟、環境和政治各領域攜手研究,在冷戰期間更成為風潮。未來學最初集中在科技方面的研究,由數據和科學方法預測未來趨勢。除科技外,未來學家認為未來離不開社會、經濟、環境和政治。因此,未來學也預測和探討發展的趨勢及分析,讓大家能掌握其中結構改變的趨勢,若其中一些是負面的改變,我們會思考如何應對這些改變。人類過往都會趨吉避凶,我們既要預測未來,又要改變未來。

S: 未來學領域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情況怎樣?

C: 相對其他學科,未來學在台灣是一個頗新的科目。以淡江大學為例,未來學只有約四五十年歷史,分為5門,分別為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經濟未來、環境未來,以及政治未來。除了國際化和科技化,淡江大學一直把未來化作為一個重要的發展和研究方向,它也是通識學科的核心科目。我們的目標是發展課綱、研究、教學和推廣。

泛民建制未回應年輕人訴求

S: 台灣未來學重哪方面的研究?

C: 社會價值、風氣和意識形態是未來學重要的研究範疇,若哪些價值對未來重要,就要改變環境朝那個方向發展。當中涉及固有的社會價值轉化為新的價值,例如我們現在認為環境重要,就會減少污染。我們研發人工智能和基因科技,我們也要預防其潛在風險,以及其衍生的倫理問題。社會價值和典範上的改變是台灣和國際未來學學者重視的方向。台灣過去曾經歷戒嚴和白色恐怖,民主化就是一種典範的轉移,將大家從一個封閉的政治環境轉變到一個開放的政治環境,政治未來學者便要向社會作出解釋。但有了選舉並不代表民主,第二、三波的民主化中,台灣國會在未來也要處理政黨輪替的問題。科技、環境未來要多做預測的工作,而社會和政治未來更多的是思考典範的轉移。正如PM2.5只是一個數據參考,終歸也需大眾對環境的重視有所改變才有意義。

S: 未來學的發展能對香港的發展有啟示嗎?

C: 未來學著作談及典範轉移,就如柏拉圖的《共和國》和喬治.歐威爾《1984》,當中提及現時未有的概念,或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但大家都假裝看不見。但這些作品就為我們提供一個想像,給人們反省的力量。若我們有一天面對極權和專制,我們應如何面對,以及防止我們向這方向發展。同時挑起一些大家沒有留意或假裝看不見的東西。例如香港人擔心2047年之後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寫一本關於香港2047年的書。未來學者就要通過比喻、個案,讓人去反思。就如鐵達尼號撞到冰山一樣,冰山雖然很小,但冰山下有很多因素。未來學者就能用科學方法驗證那些是否相關的因素。

S: 你早前來港觀察區議會選舉,根據未來學的分析,香港社會需要關注哪些因素?

C: 現時,泛民和建制派沒有告訴大家香港未來的政治情況,如政治的發展和中港發展關係等問題。年輕人力量正慢慢發揮影響力和關注相關議題,若政黨只單單換了領導人和候選人,不等於政黨年輕化和回應年輕人的需要,政策的改變才是重點。香港政黨仍未提出任何新的主張回應年輕人的需要,而年輕人也要學習凝聚他們的共識,政治上的世代交替才能成功,第三勢力才能在選舉中有所作為。政黨需要有新的想法和政見,藉以回應市民的需求,這才是香港人最需要考慮的問題。

S: 在過去十多年,香港人關注香港面對邊緣化和威尼斯化的問題,你同意嗎?

C: 隨大陸各大城市的發展,香港難以避免在經濟層面的邊緣化。然而,香港對大陸民主化的重要性是無法被取代的,香港應重視自己作為中國民主化的種子和試點。內地城市尚未有香港豐富和有涵養的民主文化,這亦令大陸城市羨慕香港。威尼斯以往曾是經濟中心,但現在她仍是文化、歷史、藝術和建築中心。香港若一直跟內地比外貿,自然被比下去。香港應重視文化軟實力,以及政治方面的發展。若放棄了,香港就一無所有。

S: 面對未來的發展,香港需要注重哪方面的發展?

C: 文化軟實力對香港未來很重要。大陸的飛彈對準台灣,但是台灣不害怕。軟實力不是指飛彈和軍隊,而是文化等層面的影響力。典範的轉移由從前的船堅炮利、軍隊、GDP去到現今地方的文化,以及民主化的軟實力,這些都是大陸城市很羨慕的價值。香港流行音樂仍很有影響力,我們遊行時仍會唱Beyond的歌,這些軟實力值得香港人珍惜。當然,大陸有一天也會民主化,但香港仍是領頭羊,擁有其公民意識。即使香港人討厭梁振英,但相比起大陸其他省市的領導人,他仍比較重視民眾的意見,因為香港人仍有力量去令特首聽民眾的聲音。因此,香港人要掌握和發揮軟實力,保持獨特的生活方式。

S: 台海兩岸關係,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將會是怎樣呢?

C: 台灣的總統選舉將可能由另一政黨執政,一般認為,兩岸關係可能陷入冰點。我認為他們會拓展政黨以外的交流,如城市和NGO的交流,這需雙方去突破。大陸這個近鄰愈來愈有影響力,因此政黨輪替無法完全停止雙方的交流。台灣沒有很多武器和外交實力,但習近平仍願意跟一個弱勢的馬英九見面,他所見的其實是其背後軟實力和民眾力量。我對香港比較樂觀,香港是大陸一個特殊地方,香港仍擁有其軟實力。相反,台灣內部問題比香港多,統獨問題、政黨利益在台灣或兩岸之間糾纏不清,都值得我們留意。

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

在西奈半島聖地的思考

不久前,ISIS引爆俄羅斯民航客機,出事地點在埃及西奈半島上空。事後埃及政府拘捕了機場的懷疑內鬼,而一些西奈武裝組織紛紛向ISIS效忠,令這個半島可能成為ISIS肢解埃及的橋頭堡。看到這樣的發展,對十年前踏足過西奈的我而言,尤感彷如隔世。

當時我是從約旦南部坐渡輪到西奈,渡輪明顯超載,甚麼人都有,既有西化精英、海歸新貴,也有疑似難民。印象最深的是遇上一位回流伊拉克的專業人士,對美軍「解放」祖國欣喜若狂,卻把我吃剩的食物鯨吞下肚,總之充滿將會上位的盼望,卻又不減草莽的豪情。

渡輪到西奈後,持巴勒斯坦護照的被安排在特定一條隊,接受「特別待遇」;其他人也要忍受埃及海關慢條斯理的服務數小時,才可上岸。那些年,西奈可是著名遊客區,不少地中海各國遊客專門到那裏,為的是在「離地」渡假村享受陽光海灘。我身在其中,坦白說,完全感覺不到那是埃及一部分。ISIS就是看中這一點,宣傳埃及「出賣本土」,在過去一年多次襲擊這些高檔渡假村。今天還敢到西奈的遊客,恐怕已不再是十年前那階層了。

我到西奈的目的,其實是朝聖,畢竟那是宗教聖地。我不是教徒,但也對「十戒」的歷史很感興趣。按《聖經》說法,西奈半島的西奈山是上帝頒布「十誡」之地,而摩西領受之處,後來被建成聖凱薩琳修道院。但修道院的成型,卻是基於防衛原因:須知中世紀盛行「隱居風」,不少修士專門選擇荒涼的西奈山隱居,但常被遊牧民族攻擊,最終管治者興建了這座城堡式修道院,成為有防衛功能的聖地。冷戰後,修道院及週邊地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進一步吸引了各地教徒,我也是在那時候到西奈。

然而在渡假村、西奈山以外,整個半島就是一片沙漠。不過這片沙漠,在西方文化也是有名堂的: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講述英國軍官勞倫斯自比摩西,就是刻意穿越這片荒涼的西奈沙漠,以表達他在阿拉伯世界的修煉和野望。

無論西奈半島是否埃及「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的現狀,就像埃及的國中國。以色列立國後,和埃及數次作戰,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的主要戰場都在西奈。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以色列迅速佔領西奈全境,從此殖民管治,作為以埃之間的緩衝地。直到1979年,兩國在美國調解下簽訂《以埃和議》,以色列從西奈撤退,將之歸回埃及,自此不斷宣傳「以色列願意放棄比自己面積更大的領土,是何等熱愛和平」。

埃及對西奈「恢復行使主權」後,雖然沒有甚麼「一國兩制」的承諾,但在過去二十年,也未能完全有效控制這半島。一來西奈和巴勒斯坦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鄰近,成了哈馬斯通過地道輸送物資的大本營,各方人物進出頻仍,邊境似有實無,埃及政府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二來埃及人普遍不願到西奈半島開發,令那片廣揉地區逐漸成為激進分子的避難所,加上從那裏可輕易襲擊以色列南部,更令各方反以組織趨之若鶩。

茉莉花革命後,埃及中央政府威權盡失,不少地方出現權力真空,穆斯林兄弟會承接了部分權力,西奈半島則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游擊隊紛紛坐大。2012年底,西奈武裝曾配合加沙激進組織,以火箭炮攻擊以色列南方城鎮,近來更成了ISIS埃及支部。在西奈山修道院附近,還有清真寺和教堂,作為三教和平共存的象徵,假如ISIS全面控制西奈,這些古蹟的未來,恐怕和整個地區一樣,都不堪設想。

小詞典:《以埃和議》

以色列立國後,先後和阿拉伯各國進行五場戰爭,埃及在前四次都是主要對手。在第二場蘇彜士戰爭,以色列穿越西奈,直達埃及本部,最終因美國壓力而退兵;第三場六日戰爭,西奈全境被以色列佔領;第四場贖罪日戰爭,埃及乘虛而入,但也反勝為敗。埃及意識到難以軍事戰勝,最終在美國調解下,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簽訂和約,以色列交還西奈,兩國關係正常化,埃及成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最重要盟友,因此被逐出阿拉伯聯盟,失去領袖地位,薩達特不久也被國內激進份子暗殺。

《淺草妖姬》/周啟生

此刻身在東京,剛到過旅遊勝地淺草。首次接觸「淺草」這名字,卻是來自周啟生的《淺草妖姬》,令人一直以為淺草是充滿異域風情、或吳克儉局長所言的「好刺激、好有趣」之地,充滿童年遐想。「我愛上像謎的淺草妖姬」,「那會介意她身世有點邪」,歌詞和音樂營造的氣氛,一聽難忘。

然而到了淺草後,大家也可以想像,自然甚麼「謎」、甚麼「邪」也感受不到。《淺草妖姬》推出後十多年,淺草旅遊業已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現在已成為中國遊客訪日的頭號景點,那個淺草入口的「雷門」燈籠,彷彿成了全國十三億人民打卡聖地。在整個淺草遊客區,特別是淺草寺一帶,幾乎全都以普通話交談,道邊長長兩旁的特色日本小吃,也充滿以普通話招徠遊客的本土售貨員,還有不少穿上和服以「港女十式」姿態拍照的各地華人。整個氣氛,既像海洋公園集古村,又似廣東道,但一個「妖姬」也沒有。

當年林振強的詞,自然不是亂填的。淺草區附近的吉原,確是日本歷史上的著名紅燈區,早在德川幕府管治的江戶時代,已是官方指定的風月場所。那時的藝妓並非今天「141」那樣即食,而是相當講求文化和品味的,既要修習各種「道」,也有基本禮儀要遵守,這大概都是唐代傳來日本的風雅。正因如此,吉原也成了江戶時代的文化中心,在明治維新後雖然服務「現代化」了,但也繼續興盛下去,直到二戰後才逐步式微。

這樣的歷史,自然令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個「淺草妖姬」。「我那次說不再回家/我說我已崩了堤壩」,雖然繪形繪聲,但本身並不特別浪漫,不過配合「她拉我手使我手臂放低手裏走天涯皮箱」,就充滿國際視野,構成一幅完整的東瀛獵豔圖。假如隨便找一位妓女,檔次未免低俗,但再聯繫到淺草吉原數百年的風俗文化,無論是那妖姬的身體、還是她的背景,都變得「深不可測」。歌詞還交代時光流逝,從前「像當天天真青年全不懂躲避」,到了當下「給今天滄桑的人狂想的天地」,對象卻彷彿不受時光流逝影響,都是「輕放於一片黑紗上」的「半裸背肌」,「如兩片禁地」的嘴唇,似訴說數百年歷久常新的沉澱。可惜越是這樣的佳作,越教21世紀到淺草的人敗興而回,奈何奈何。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18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1923&home=1

2015年12月17日星期四

安倍如何解決「農民TPP叛變」

本欄早前談及日本加入美國主導的TPP,期間獲得美國部份讓步,並說「這些收益相信部分會回饋農業當中」,以減少日本農民作為最受自由貿易影響一群的反彈。有讀者問,在其他新聞資訊,只有談及美國對日本讓步的那些數據,但沒有講述「回饋農業」。這是筆者綜合日本朋友分享後的個人分析,可進一步解述。

安倍的自民黨是不可能無視農民反彈的,一些外媒分析安倍「頂住國內農民壓力,爭取TPP的政治勝利」,是過份簡化了。農業組織和自民黨的關係,有點像同類組織在台灣和國民黨的「樁腳」關係,雙方早已結成利益共同體。日本「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聲稱有會員近千萬,前身歷史可追溯至大正年間、甚至江戶時代末年,在自民黨獨大的年代,長期是其基層合作夥伴,數年前曾搞過反TPP簽名運動,得到過千萬簽名,公信力比港人熟悉那種「簽名動員運動」高得多。雖然在目前日本政壇,並沒有有力挑戰自民黨的對手,民主黨一蹶不振,維新會曇花一現,卻不能排除一旦農民不高興,可另起爐灶,這正是台灣農民近年的傾向。安倍加入TPP前,不可能和樁腳代言人沒有默契。

借古鑒今,日本政府從來擅長這種手段,一方面應付國際組織的數字要求,另一方面繞一個圈滿足國內持份者。在九十年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要求日本開放國內農業市場,經過一輪談判,日本同意降低農產品關稅,當時的討論,就像現在的TPP大辯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投放了大量資源,進行農業現代化投資,希望令自由貿易的得益部份回饋農民。

當時的「回饋」出現了不少技術問題,例如興建了很多農村溫泉,和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毫無關係,令農民還是有被犧牲的感覺。但須知當時執政的並非自民黨,而是冷戰後短期取代自民黨的反對黨聯合政府。這次由安倍的自民黨官僚親自把關,宣布成立由經濟大臣牽頭的「工作組」提供「綜合性措施」幫助農民,應更能對症下藥(起碼在選票層面),例如通過非農業補貼名義,向實質上以農民為主的群眾提供援助。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日本農業反正要面對嚴峻挑戰,無論有沒有TPP,都不容易長期維持現狀。加上日本人口老化嚴重,農業聯合會也要兼顧不少老人福利項目,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日本加入TPP,反而給了各方下台階,去進行農業改革。例如令農業大規模生產,讓年老農民出租農地、再兼併為大面積農耕,這類行為符合經濟原則,只是因為文化原因遇到障礙。有了TPP的外來壓力、政府變相福利的內在誘因,全方位轉型,卻變得可行。

不少評論認為,安倍將「農業改革」撥入「安倍經濟學」關於結構性改革的所謂「第三支箭」,只是對加入TPP爭議的自圓其說。但樂觀點看,TPP反而是解決日本內部問題的藉口。安倍上台至今,受歡迎是因為他經濟政策的奏效,而不是政治上的右翼傾向,這點他自然明白,更不會冒任何風險,去得失他的基本盤,何況是作為自民黨基石的農民呢。

小詞典:自民黨

成立於1955年,並在日本長期執權,只曾於1993年至1994年、2009年至2012年失去政權。對國內政策保守,長期執政下與財團合組成「政治家(政黨)、官僚、經濟界的鐵三角」(政・官・財の鉄の三角形)。自民黨屬於右翼政黨,傳統有民族主義傾向,近年隨著安倍執政,推行「普通國家化」,這傾向越加強烈。

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

杜拜會遭ISIS顛覆嗎?

本欄談及阿聯酋的杜拜成了「西香港」,在學術會議的西方學者眼中,有可能取代香港成為全球物流、乃至金融中心。有讀者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杜拜奇蹟的數字有水份,也認為中東局勢混亂,崛起的「伊斯蘭國」(ISIS)就在身旁,不可能容許阿聯酋、卡塔爾這類富有酋長國獨善其身。然而筆者依然對杜拜頗有信心,這不是說杜拜官方公佈的、或各種機構的數字沒有水份,而前文資訊來源的《資本雜誌》、《福布斯》一類財經媒體,自然也傾向演繹杜拜最美好的一面。但客觀事實是,杜拜面對的不可測性,其實比想像中的要低,或起碼比前路茫茫的香港要低。為甚麼ISIS不大可能顛覆杜拜,就是例子。

表面上,杜拜符合一切ISIS宣傳的顛覆對象條件:極度富有、生活奢華,信奉的並非「最純正」的伊斯蘭教,而且政府親西方,空軍是阿拉伯各國反ISIS的主力之一,甚至有女兵參與任務,以示穆斯林現代化的一面。不久前,杜拜單方面宣布「偵破」了疑似ISIS份子企圖策動襲擊事件,驅逐了一名印度人出境,說明自己確是襲擊對象之一。然而,阿聯酋和沙特一樣,更關心和伊朗什葉派的競爭,出兵也門的認真程度,比對ISIS高得多,對此中東各國都心照不宣。

和人口眾多的沙特不同的是,杜拜本土人口甚少,福利社會照顧得很好,當地人對政府沒有甚麼大不滿,ISIS不容易通過煽動階級矛盾,來吸納新血。當地最不滿的那群人是基層外勞,部份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等伊斯蘭國家,他們倒是有一些激進潛能可待釋放,但已屬於南亞激進組織的勢力範圍。對南亞人民而言,就算杜拜工作多麼辛苦,也是比留在家鄉好的機遇,一般不希望這「天堂」出大亂子;假如ISIS要向杜拜外勞做工作,會捲入和其他激進組織的競爭,這不是ISIS目前的首要戰線。當然,零星獨狼式襲擊是完全可能的,但系統性針對,似乎未是時候。

最重要的是,杜拜作為中東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存在對ISIS的經濟狀況是絕對有利的。杜拜金融一大賣點就是充份保護客戶,西方高調搞「金融反恐」時,更成了避稅、洗黑錢等的理想地方。ISIS要融資、投資、處理財務,固然可以自力更生,也可以靠阿拉伯世界的hawala金融網絡,但同樣需要得到外匯的便捷途徑。縱觀全球金融中心,對ISIS而言,沒有比杜拜更方便使用的;正如對北韓而言,也沒有比香港更方便使用的金融中心。

昔日納粹德國幾乎佔領全西歐,卻容許瑞士維持獨立,主因就是瑞士銀行提供的服務,對此,ISIS領導人不會不懂。由於反ISIS戰線似乎會是長期作戰,西方投放的資源可能越來越多,杜拜甚至可能因此發戰爭財,得到更多機遇,就像越戰期間的香港那樣,也說不定。有時候,焉知不是禍兮福之所安。

小詞典:hawala系統

阿拉伯世界的傳統銀行體系,而不用經過現代化程序,講求中間人的信用,可通過一系列中間人進行匯款、交易、投資等事情。源自古代阿拉伯世界,人口流動頻繁,但在遠方工作的親人需要匯款支援家鄉,而又居無定所,就催生了這種制度。至今依然在阿拉伯、南亞、西非一帶活躍,9/11後,被西方批評為助長恐怖主義融資的溫床。

2015年12月15日星期二

墨西哥毒梟與IS合流?

本欄多次介紹伊斯蘭國(ISIS)的全球化組織模式,上月也曾談及墨西哥大毒梟Joaquin “El Chapo” Guzman越獄,與及其集團在全球化時代尾大不掉的背景。日前看到新聞,說這位逃出來的大毒梟因為運毒船被ISIS擊沉,警告ISIS「會挖出你們的心臟和舌頭」,就感到不對勁,因為雙方其實有不少共同利益,說是會合作還比較合理。台灣學者卞中佩兄提供了不少資訊供筆者前文理解墨西哥毒梟,我們討論時,他笑說一看標題就知是假新聞。果不然,這被證實是網絡造謠,不少國際媒體都不幸「中伏」。

說兩者是潛在合作夥伴前,我們得理解,墨西哥、哥倫比亞等毒梟早已不局限在本國活動,也不再是「本土派」,踏入後冷戰時代,已建立了類似ISIS全球恐怖網絡的「全球販毒網絡」。由於美國打擊毒梟比從前認真,墨西哥毒梟要分散風險,早已建立了一堆西非基地,以尼日利亞、馬里等國為分銷中轉站,把毒品重新細碎化包裝後運往歐洲。CNN年前對此有追蹤報導,把幾內亞比紹稱為「非洲第一毒國」,把從前的「黃金海岸」(gold coast)稱為「coke coast」-「coke」自然不是可樂,而是可卡因。墨西哥毒梟富可敵國,又面對政府軍和美援的「毒品戰爭」,除了兇殘回應、收買官員,把資產和「業務」轉移國外,也是情理之中。

提起尼日利亞、馬里,長期關注國際問題的朋友,不難想到在那裏活躍的激進伊斯蘭勢力。在整個非洲,最血腥的恐怖組織就是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他們年前向ISIS宣誓效忠,已成為「伊斯蘭國西非省」;馬里則是蓋達伊斯蘭馬格勒布支部(AQIM)勢力範圍,AQIM不久前就策劃了血洗酒店慘案。墨西哥毒梟以這些地方為根據地,不可能和激進組織沒有關連;研究這題目的學者Nancy Brune認為有充份證據,證明伊斯蘭恐怖組織和拉美毒梟在合作販毒。

外間一直懷疑,來自阿富汗海洛英、和以敘利亞為後援基地的相關利潤,一直是ISIS的主要「國家」收入來源之一。雖然墨西哥毒梟和ISIS信仰完全不同,但像在西非那樣進行「階段性合作」,是完全可理解的。何況拉美犯罪集團也有不少武備,可供ISIS走私使用;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大國還有核電廠,足以構成ISIS尋找大殺傷武器原料的誘因,這些都令雙方可進行「全方位合作」。拉美有數百萬穆斯林人口,最新一批還是來自敘利亞的新移民,假如ISIS能在美國後院製造幾宗恐怖襲擊,捲入更多國家,也符合一貫宣傳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邪惡網絡的交接,還可能捲入第三大地下勢力:全球華人犯罪集團。年前墨西哥有華人毒販落網,負責從中國輸入化學原料,讓墨西哥生產更不假外求、利潤更高的新毒品,《紐約時報》曾有評論講述。這說明在點石成金的販毒市場,華人黑幫早分了一杯羹,隨著中國「大國崛起」,中國灰色富豪也一併崛起。特別是被反貪腐運動打掉的一批,到了海外,很難和各地地下活動沒有交接。要是ISIS真的以中國為目標,不一定明刀明鎗通過新疆強攻,這類地下網絡能提供的線索,更防不勝防。

2015年12月14日星期一

再讀《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會為日本出兵嗎?

早前美國與日本重新修訂《安全防務指引》,作為《美日安保條約》的輔助,中國民族主義者特別敏感,因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一份正式聲明重申「美國將恪守條約義務,(條約)第五條內容覆蓋所有由日本實施行政管轄的領土,包括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這是奧巴馬自去年訪日後,第二次表態將釣魚島納入《條約》範圍,也是美國史上首名在任總統對釣魚島爭端如此表態。《美日安保條約》全稱《美利堅合眾國與日本國之間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是美國與日本在1960年簽署的互助條約,同時取代兩國在1951年舊金山和談後簽署的安全條約。《美日安保條約》核心內容一是虛的,規定美國對日本領土受「武裝進攻」時有「反應」的義務;二是實的,允許美國在日本駐軍。

然而《條約》也好、《指引》也好、《聲明》也好,當我們詳細閱讀,不難發現一切都是外交界的語言偽術,將之過分解讀,同樣也是各國政府的各取所需,其實高層對現實外交的潛規則心照不宣,只是民眾容易被牽着鼻子走而已。當中外媒體均以「美國將為日本保衞釣魚島」作頭條,甚至擔心會引發東亞局部戰爭,就似是過慮。數年前,曾長期擔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的美日關係專家帕卡德(George R. Packard)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分析《美日安保條約》簽署的時代背景與現實意涵,就值得一讀。在他看來,《條約》本質上是美日兩國在二戰結束後,面對本國國情和東亞局勢,各取所需、利益交換的產物,作為冷戰時代「舊金山體系」的延伸發展,完全是反共需要的產品。然而在實際操作層面,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它和字眼清晰的北約(NATO)不同,對締約國的約束卻不明晰。

據帕卡德分析,《條約》一方面令日本免於蘇聯核威脅,另一方面使日本免於防務開支的重擔,戰後日本才能輕身上路,將主要資源集中重建經濟。關於美日經濟互助的條文,亦為日本企業進入美國市場提供基礎,進而穩定戰後的日本民主制度。對美國利益而言,《條約》令美國在亞太地區有一個長期戰略支點,在日本部署軍隊,足以監視和應對蘇聯、中國、北韓等對手的動態,也為美國全球戰略部署在東亞深化。《條約》也間接令日本經濟騰飛後發展成大龍,因為日資企業受惠於條文,而一度和美國競爭全球經濟領導地位,不過這並非本文主軸,暫且按下不表。然而,美日雙方都沒有釐清一旦日本真的受到武裝攻擊,美國具體會怎樣做,尤其是否有為日本安全而戰的義務。那《條約》真的值得日本依賴嗎?

充滿語言偽術

隨着中國崛起,外交政策愈來愈進取,「中國夢」的民族主義思潮方興未艾,日本朝野對《條約》是否可靠的爭議愈來愈多,但從美方朝野得到的訊息,卻不是那麼樂觀。美國國際法學者斯科維爾(Ryan Scoville)在自己的專頁發表連串文章,專門指出《條約》對日本的保障,其實遠遠比大眾想像的要脆弱。根據《條約》核心條款第五條的表述,當日本受到武裝攻擊時,美國所負責任是「採取措施應對」(act to meet),但據斯科維爾的法學演繹,並沒有任何「必須採取軍事行動」的規定。根據我們近年習慣了語言偽術的普通常識,「應對措施」這一概念是模糊的,範圍可以極廣,經濟制裁、外交施壓、乃至單單表示「強烈遺憾」,都可以被視作「應對」。換言之,美國從來沒有承諾會為日本而戰。幾可肯定的是,一旦日本需要作戰,美國只會根據當時的戰略情況決定如何回應,沒有任何保障可言。

斯科維爾亦提醒根據第五條,美國採取的應對措施,必須「與憲制許可和程序一致」。也就是說即使美國意圖採取軍事行動援助日本,但發動戰爭的權力在國會,同樣沒有絕對保證。《條約》保證的,只是美國在毋須國會授權的範疇作出「應對」。當我們再讀下去,第五條再規定美國採取的一切「應對」,必須按聯合國憲章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當聯合國安理會「為恢復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採取行動時」,「必須停止」。換句話說,就是美國真的被日本逼得非出兵不可、也得到國會授權,但還是可以把責任推向聯合國這框架。要是中國要武力解決釣魚島問題,但美國不想真的捲進去,中美雙方在安理會內同意「談判協商恢復和平」,美國的出兵計劃就能擱置。

根據同一語言偽術原則,再回顧奧巴馬關於釣魚島爭議的表述,一方面強調釣魚島在《條約》覆蓋範圍內,另一方面又反覆聲明美國對釣魚島領土主權爭議「不持立場」,就變得容易理解。讓我們以正常人語言解讀:釣魚島目前由日本控制,所以屬於《條約》範圍內,一旦中國出兵釣魚島,美國是會有「應對」的,至於怎樣應對、國內不同單位是否同意如此「應對」、聯合國是否有更好的「應對」,就到時再算。但由於美國不會為釣魚島是否屬於日本表態,也就是說中國出兵釣魚島,完全不同北韓攻擊東京,日本不要指望美國作為盟友在上述「應對」交了功課後,會有其他後續行為,只能自求多福。

弔詭的是,中國主流媒體傾向認為奧巴馬的語言偽術,是向中國施壓的親日表現,繼而口誅筆伐;但在日本,不少學者對《條約》作出類似上述抽絲剝繭的分析後,卻對美國愈來愈不放心,認為「走數」風險極高,繼而認為安倍推行國內安保法案改革、要自衞隊解禁,都是無可厚非。說到底,美國和中國的外交政策有一點是十分類似的,就是要規避風險。一旦美軍真的與解放軍正面衝突,如何收場,就不是簡單沙盤推演可以預見,也許除特朗普(Donald Trump)外,沒有多少美國總統或總統參選人敢冒這樣的風險。要是美方在戰場內外都有必勝把握,那就是有沒有釣魚島衝突,美方自己也會行動,反正日本的持份都是有限。其實,一條條約,能維持東北亞數十年穩定,已是超額完成任務了。

小詞典:舊金山體系
二戰後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統稱,由一系列美國及其在亞太區的盟友所訂立的安全條約組成。美國居於體系核心,為其盟友提供安全和經濟支援,對地區事務施加影響,但並未正式形成多邊安全機制。冷戰期間,共產陣營國家如中國、蘇聯、越南、北韓等被排除在體系外,成為重點制衡對象。

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李偉才/麥永開:暖化是全人類共同危機

2000年,《華盛頓郵報》將香港形容為「示威之都」,香港不少示威行動都圍繞不同的政治和民生議題,不同政見的政黨和團體在示威中立場鮮明。但當中能聚不同政見人士的遊行則少之又少,然而,今年11月29日在港舉行的全球氣候大遊行得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李卓人等政界人士出席。同時,法國駐港總領事、歌手關心妍,以及多名天文台現任或前任高層成員也有參與。由此可見,香港人對氣候問題的關注已超然於各個界別和政見的爭議,是值得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

最有效解決全球暖化的方法,就是各國盡快落實溫室氣體減排措施,今年在巴黎舉行的氣候會議至關重要。為了引起香港人對是次會議的關注,350HK.org聯合創辦人李偉才博士和麥永開先生就在香港發起全球氣候大遊行。兩人分別在1984和1985年榮膺十大傑出青年,李博士曾任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麥永開活躍於工商界,近年他們與另一朋友喬拔萃先生共同推動香港人關注全球暖化問題。

S:350HK.org為何以350為名呢?當中有何含義?

E:350.org是一個國際環保組織,目標是在全球各地推動解決氣候危機運動。而「350」是全球氣候變化的安全指標,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必須從現時400ppm(百萬分之一)濃度降低至350ppm,才能使地球繼續成為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350HK.org與350.org屬合作關係,在香港響應350.org所推廣的運動。

S:兩位為何會舉辦這次大遊行?

E:我們兩人加上另一位好朋友喬拔萃先在五年前就發現氣候問題的嚴重性,並成立文明急救組就問題發聲。兩年間發表了接近100篇文章,並聯署傑出青年綠色宣言,向環保局提出四項減排和環保建議。去年,350.org和AVAAZ在9月14日舉行氣候大遊行,喚起世界對氣候會議的關注。香港亦有人響應,但以外籍人士為主。為了延續914遊行對巴黎氣候會議的關注,350.org 決定在今年11月29日會舉行另一個大遊行。於是,我們也發起遊行活動,慶幸有關工作都順利完成,也獲得各界翹楚的支持,當中包括法國駐港總領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李卓人、何秀蘭、毛孟靜和葛珮帆等政界人士參與。

S:在籌辦大遊行的過程中,你們遇到最大的障礙來自哪方面?

R:雖然現時仍有部分人對氣候問題不甚理解,但對我們最大影響的是對立的政治氛圍。我們原本有一個義務攝影組,但在活動前三天,他們以不喜歡某些與會的政治人物而拒絕出席。我們強調的是不分左中右,齊心救氣候。氣候是所有人的事,大家都是共同得益或是受害者,這應超然於任何政治爭議。

S:對不少香港人而言,全球暖化的影響頗遙遠,其實氣候問題如何實質影響港人的生活?

E:香港今年6至11月的溫度都破盡以往紀錄,而未來襲港的颱風會愈見猛烈。今年曾發生城門河水位暴漲令河水湧入馬路的情況,這種情況將來會愈來愈普遍。香港的低漥地區,如柴灣、鯉魚門、堅尼地城和大澳都是水浸的高危地區,這與海平面上升有關。天文台預測未來香港的雨量會持續增加,雖然增加並不顯著,但降雨會趨向短時間內集中於某些地區,這會令暴雨次數增加,山泥傾瀉和河水暴漲亦隨之而增加。香港政府也指出,白紋伊蚊數量上升和全球增溫有關連,因此,潛在的風土病亦隨之增加。

S:氣候問題在什麼時候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E:十九世紀便有瑞典科學家計算預測溫室效應在二、三千年後會威脅人類。1981年,美國科學家James Hansen在科學期刊《科學》中發表論文指出,地球暖化將是一、二百年內發生的事。1988年美國國會舉行了全球暖化問題聽證會,當時不少科學家被James Hansen所說服。同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至今已發表了5份評估報告書。而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成立,亦開始舉行締約方會議(COP),現時巴黎所舉行的就是COP21,即第21次會議。當中有不少重要的COP,1997年各國於京都簽訂了議定書,這是人類史上第一份減排的國際協議書,其中附件一的先進國家有約束性減排目標,同時勸勉其他國家盡力減排。美國作為當時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卻以中國和印度沒有簽署約束性減排目標而拒絕簽署。美國就是唯一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大國。

S:既然國際社會關注全球暖化所產生的問題,那麼為何各國不在哥本哈根會議達成共識?

E: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的確令人非常失望。因為2007年IPCC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呼籲全世界關注全球暖化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反映全球暖化獲得國際社會關注,因而讓人們認為哥本哈根會議有希望達成共識。然而,2008年發生了金融海嘯,與會國家都自身難保,難以就此作出長遠承諾,導致會議拉倒重來。這不但衝擊了全球經濟,甚至對氣候危機產生負面影響。

S:現時巴黎會議中,哪個議題主宰會議的成果?

R:當中最大的爭議是如何達致共同而有差異的承諾。發展中國家認為他們剛起步發展,若跟隨已發展國家的減排目標則難以發展。同時,一般發達國家的生產鏈都在發展中國家,令發展中國家承擔了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而當中減排目標的差異就是爭議的重點。另外,每個政府都要為各自的政績和選舉連任而籌謀,全球暖化最大的問題是短期內難以達到實際成果,這讓各國領導人對長遠減排承諾有所疑慮。

S:未來,你們會在哪方面喚醒人們的關注?

R:我們希望能做更多喚醒人心的工作,同時,希望香港能成為大中華地區綠色城市的示範。另外,我們亦積極建議香港八所大學從化石燃料產業撤資。據金融界朋友的意見,現時世界上各大學的投資都有兩個基本的約束、分別是不能投資賭業和煙草業,我們希望將化石燃料產業加入其中。350.org亦自去年11月呼籲各所大學撤資,史丹福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已帶頭響應,可是,仍有不少大學猶疑未定,因為當中牽涉巨大利益,化石燃料產業也投資到大學的科研範疇上,這令大學難以從中撤資。

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

中韓鐵路渡輪計劃:又一大戰略?

自從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計劃,除了地圖上顯示的「帶」與「路」,大量地區也成為其「自然延伸」,反正都是中國透過輸出基礎建設、釋放剩餘產能與勞動力,以及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手段。筆者曾經談及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南美洲兩洋鐵路、泰國克拉運河與中美洲尼加拉瓜大運河,箇中虛實不同,成效尚待觀察。這類戰棋式大動作的最新作品,便是連接中國與南韓的「中韓鐵路渡輪」。

不久前,發改委發布《環渤海地區合作發展綱要》,提及未來10年的「環渤海」戰略發展方針。所謂「環渤海」地區,中國地圖上涵蓋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及遼寧5個省市,也就是歷史上曾成為英、德、日、俄四國進行微型冷戰角力的山東及遼東半島一帶;延伸到國際層面,甚至可涵蓋朝鮮半島。

上述綱要明確提到「中韓鐵路渡輪」項目,這並非直接興建連接中韓的鐵路,而是先從南韓仁川用船把火車運過海,到達山東煙台,再使用中國連接歐亞大陸的鐵路網。

重點除了規模的驚人,還有整個項目繞過中國傳統盟友北韓,儘管理論上,南北韓鐵路只要在關係正常時,也是可以「互聯互通」的,但在可見將來,兩韓關係恐怕難以正常。

該項目跟不少其他跨國基建一樣,其實並非中國最先提出,鐵路渡輪本來是南韓的構想。1998年,南韓時任總統金大中訪華時,已首次提出有關建議,作為打破「中朝鐵盟」手段之一。現任南韓總統朴槿惠態度更親華,曾於自傳詳細談及這建議,她2007年競選期間,中韓鐵路渡輪也是政綱之一。這次鐵路渡輪項目成為中國官方提案,有望納入「十三五」規劃,對南韓朝野也是「成功爭取」的成就。

東北亞大棋局或逆轉

在目前東北亞形勢,南韓是典型的左右逢源,既與中國急速發展經濟關係,又不願放棄跟美國的傳統聯繫。朴槿惠的外交政策固然不像父親朴正熙反共,但同樣充滿現實主義色彩。朴正熙頂住國內民族主義壓力,與宿敵日本和解,換取協助南韓發展經濟的大量日圓。朴槿惠則無視美日「勸告」,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跟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繞過日本先與中國進行東亞整合,乃至親自出席北京大閱兵,因她相信南韓「拼經濟」的未來在於中國。

1992以來的逾20年間,中韓貿易增加近35倍,南韓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最大進口來源國、最大海外投資目的地,已不再是美國或日本,一律都是中國。

南韓親近中國,除了是向錢看,也有戰略布局。南韓經濟奇蹟背後,始終有朝鮮半島局勢的隱憂,雖說北韓只是透過brinksmanship製造危機生存,但萬一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南韓也明白,要中國背棄北韓並不可能,因中朝有多少矛盾也好,中國畢竟需要北韓作為棋子以備不時之需。但假如北韓崩潰,或做出更難理解的行為(例如核試污染邊境),而南韓又能被北京接受,時機一到,中國支持南韓統一半島,換取南韓請走駐韓美軍,便不是天方夜譚。

現居首爾的俄羅斯學者Andrei Lankov,不久前發表文章〈假如中國要選擇,選擇的是南韓〉,認為南韓有成熟的文化、龐大的市場及願意跟北京協商的務實,若果有一天北京只能兩韓選其一,北韓會被放棄。

對中國而言,這方案似乎也是充滿吸引力的。沒有北韓的挑釁,美國參與東北亞事務就失去藉口;而駐韓美軍一走,日本面對中國的壓力就更大。那時候,「中韓鐵路渡輪」線路,還可以有戰略價值。習近平曾說任何國家不可憑「一己之私」搞亂亞洲,明顯暗示北韓;現在鐵路渡輪也繞過北韓,金正恩自不是味兒。

不過中韓蜜運還是停留在高層、商界層面,一般民眾還是有一定保留。南韓智庫現代研究所剛發表報告,指政府需要正視依經濟賴單一國家的問題。數年前,東亞所與亞洲研究所的民調反映一旦北韓出現事故,近70%南韓人認為中國會支持北韓,只有4.2%認為會支持南方,另有近60%認為中國不樂見兩韓統一,所以一般傾向保留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不能向中國一邊倒。但假如中韓鐵路渡輪一類項目能加強兩國民間交流,逐漸令南韓民眾得到和俄羅斯專家一樣的結論,東北亞大棋局的大逆轉,就有可能出現。

小詞典:環渤海地區

「環渤海地區」指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五省市,更廣義的範圍除以上五省外,還包括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山東省現時是中韓經貿合作重鎮,韓企有逾4700家,韓國籍常住人口逾16萬人。中韓鐵路渡輪項目一旦完成,到2020,貨客量可達2096萬噸和118.5萬人,也有望令環渤海地區成為東亞整合的核心。

《阿拉伯跳舞女郎》/Beyond

近日Beyond黃家強一句「如果我不是這個名字的一員,我應該可以更幸福」,令不少和Beyond一起成長的一代很不是味兒。Beyond一直是香港最有國際視野的樂隊,走進主流前,已作出不少有趣嘗試,我們不妨重溫他們第一張大碟的主打歌《阿拉伯跳舞女郎》,每次重溫都有不少發現。

必須說明的是,這首歌是充滿爭議的。無論是主流還是搖滾界,不少評論都說它「不倫不類」。大碟以中東、印度風格為主軸,封套在「有一定中東氣氛」的新加坡酒店和印度餐廳取景,雖然有點為做而做,但對當時地下樂隊而言,乃相當突破。當時的五人樂隊都穿上阿拉伯服裝,音樂滲入異域風格,其他歌曲如《沙丘魔女》、《東方寶藏》、《水晶球》等,全都對題。坦白說,那種「異域風格」有點像遊客區弄蛇的感覺,多於真正exotic,而封面造型幾乎似是惡搞。但歌曲的意涵,還是頗為可觀的。

為甚麼是「阿拉伯」?對當時香港人而言,那可是比非洲更神秘的地方,而且充滿悖論。非洲雖然遙遠,但起碼有「貧窮」深入民心;阿拉伯遍地戰亂、又充滿富庶,卻不容易概括。「阿拉伯跳舞女郎」也是這種矛盾的反映:理應屬於保守的伊斯蘭世界,跳的舞卻充滿性暗示,令人無所適從。當時日本赤軍女領袖重信房子逃難到中東,投身阿拉伯解放運動,成了巴解座上客,就很符合這種投射的複雜形象。

《阿拉伯跳舞女郎》的歌詞出自黃貫中、葉世榮,用左翼學究角度,自然充滿甚麼「東方主義消費異域文化的批判」。但這種「消費異域文化」的主題,卻又可以是這首歌的批判對象,如是者,貌似庸俗的歌詞,也可以是請君入甕的設定。例如第一句,「將深色的酒灌進心裏」,左翼觀點自會考究「不少阿拉伯世界禁酒」;又像「望著鏡裏我醉倒」,學究自然會說「阿拉伯魔鏡」其實也是其他地方傳過去,只是文學家的想像云云。就是所謂「阿拉伯舞」,在西方也成了夜店色情演出的代名詞,何嘗不是逐漸被一些阿拉伯國家禁止?但這些種種,正正是「阿拉伯」予一般人的想像;歌詞反映這種想像,誰說不是嘲弄大眾的水平?

所以這歌從來不是要講述真正的阿拉伯,只是「與你編織一個夢」;推出後毀譽參半,卻充份證明了Beyond走出香港的實驗精神,為日後的《Amani》、《光輝歲月》等作出完美鋪墊。不少同代人心理都暗暗盼望,如果時光停滯在那個時空,多美。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1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1092

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

國際關係視角懷念杜葉錫恩

香港政壇元老杜葉錫恩以102歲高齡辭世,一生傳奇,不容易以任何片面單一觀點理解。筆者從小十分敬重她,曾在大學時代拜訪她,至今保留着當時合影及她相贈一疊自行整理的打字機文件複本,彌足珍貴。筆者從來相信非黑即白二分法只屬愚民手段,把她標籤為「民主」或「親中」均無意義,惟有從國際關係角度還原其一生,才能理解這類歷史人物心路歷程。

杜葉錫恩民望最高是在六十年代,她以「來自英國的人民喉舌」身份廣為人知,是1966年天星小輪事件的集體偶像。假如那時有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她很可能眾望所歸當選。但當時上流社會對她身份存有懷疑,這在筆者近年對六十年代人物訪談中多有顯示,個別社會賢達私下曾懷疑她是否英國共產黨員,熟悉左派組織及英國政治運作的陶傑也數次在文章有相關暗示,內容相當翔實。據前港英政治部特工「羅亞」回憶錄,杜葉錫恩跟另一名當時的英籍親民政客貝納祺都是重點監視對象。

杜葉錫恩是否接觸過英共並不重要,筆者從來相信有關問題沒有意義,只是當時英美反共獵巫的條件反射。反正她一生走的路及抱持的情懷,與加拿大共產國際白求恩等典型「國際友人」並無二致。她坦言相信共產主義,但並非蘇式共產主義,而是被改良後的社會主義。須知英共成立後是第三國際成員,鼓勵成員走向國際,與蘇共走得很近,中蘇分裂後依然傾向蘇聯。杜葉錫恩從小在英國東北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長大,自小流露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她的首任丈夫是傳教士,曾以為教會是實踐理想的平台,因此到中國傳教,卻對教會的官僚主義失望,又對遠東殖民地社會狀況感到震撼,於是留在香港,成為香港街頭運動先驅。如此經歷,在英國殖民部或情報官僚眼中,不以國際共產主義的角度懷疑才奇怪。

表裏如一 無可替代

雖然杜葉錫恩強烈批判港英殖民管治,但到了「六七暴動」或當事人自稱的「反英抗暴」,不少左派群眾希望她作為「六六反殖英雄」公開支持,而她堅持不表態,反映她儘管不喜歡殖民管治,但那時候也不支持中國提前收回香港。在國際關係角度,美國、蘇聯乃至各地共黨說的是一套,但都不希望六七暴動成功,各方都需要香港作為灰色地帶,繼續跟當時完全封閉的中共交往。就港英立場,以杜葉錫恩當時的聲望,其姿態幫了大忙,避免了與中共沒有聯繫的普通群眾,甚至同情群眾的開明賢達,也倒向六七左派一邊。自此港英發現,杜葉錫恩雖「麻煩」,但也是可合作對象,後來她有直線電話聯繫時任港督麥理浩,廉政公署成立前她在民間發聲甚多,顯示了即使與殖民政府的交往,她也非鐵板一塊。

假如杜葉錫恩沒有來港而是到了新加坡,她會怎樣看李光耀?會認為新加坡應獨立、歸馬來西亞還是什麼?這是很有趣的問題,但她畢竟在香港,自從認識了第二任丈夫杜學魁,也就是一位以追討對日索償為畢生職志的民族主義者以後,便從來無質疑過香港屬中國一部分,相信何時回歸只是技術問題。及至中國改革開放後,蘇聯逐漸崩潰,持典型共產國際世界觀的杜葉錫恩,自然認定中國成為西方「新殖民主義」的頭號顛覆對象。

這種國際觀,遇上英國派全國最傑出政客之一的彭定康來港出任末代港督,並與北京鬧得很僵,她自然認為這是刻意搞的小動作,與前數任港督建立的互信瞬間消失。同時,香港民主派或反對派在六四後,出現了「意識形態壓倒民生」的質變,這也不為杜葉錫恩的國際左派認知接受。在訪談期間,她不斷稱對方為「所謂民主派」,認為司徒華為首的一派作風獨裁,而又出賣民生,相信北京較香港的反對派更有mandate,更懂得管治,也更能警惕西方與財閥的弊病。

不少建制人口中說一套,心裏卻毫不相信,但杜葉錫恩完全表裏如一。她被部分媒體標籤為「晚年逆轉」,這完全是誤會。無論是否認同她的價值觀,她幾乎是香港歷史上最consistent的政治人物,甚至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consistent的國際左派。筆者從來相信,世上無任何一套理論及一套管理模式是全天候準確的,任何論述在合適時候都可成為救世良方,而在不合適的時候亦可禍國殃民。杜葉錫恩在香港歷史上最需要她的時候,令香港社會種種不平事結構性減少,而在最高壓的殖民時代,一個普通華人是不可能有如此能量。單是這一點,已值得她在香港歷史上佔重要一席位,且無可替代。

小詞典:天星事件

1966年,香港天星小輪宣布加價五仙,引發市民上街抗議,演變成「騷亂」,港英派軍警鎮壓,造成1死18傷、1800人被捕。當時青年蘇守忠穿上「支持葉錫恩」外套絕食,成為新聞人物,葉錫恩也成為抗爭人士的偶像。一年後發生「六七暴動」,葉錫恩嚴守中立,只要求港英政府善待政治犯。

大學教育「阿里巴巴化」之後

昨天《信報》主辦香港經濟峰會,感謝大會安排筆者參與討論,喜見陳德霖、王冬勝等商界大老對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等議題,都與我們的國際關係視角暗合,獲益良多。而阿里巴巴副總裁曾鳴博士的分享,尤其令人反思大學在未來的價值。

隨著資訊科技革命展開,無論是智能手機還是電子商務,都已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也改變了商業社會的運作,是為一場國際範式轉移…… 這些套話懂得說的人不少,但真正理解的人不多。不少上一代的前輩依然以為,互聯網就是「新一點的電報、電話」,以為搞一個專頁,就是人有我有地追上時代;找一些年輕人在身邊,就是與時並進。但世界不是這麼簡單的,網絡時代其實是一個繞過中介的時代,家庭主婦、各級學生的剩餘產能,都可以無窮釋放,小的像的士app Uber,大的像就地取材的ISIS恐怖襲擊,都顛覆了舊組織模式,而且不是任何人能夠由上而下規劃的。

曾鳴分享了「網紅」如何經商的經驗,就有延伸閱讀價值。所謂「網紅」就是網絡紅人,例如微博「大V戶」,他們有的本身是公眾人物,有些卻是地地道道的普通人,純粹通過網絡言論成為紅人。在香港,像筆者有一個超過十萬粉絲的Facebook專頁,已算有一定規模,但放在內地,普普通通一個「網紅」有過百萬追隨者,完全不是夢。「網紅」有了人氣,開始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製造各種商品。傳統要打進這市場的人,首要解決物流、倉庫等問題,但「網紅」有自己的平台宣傳,不假外求;也可以先收訂單才決定製作量,根本解決了「扎貨」,還可當作限量第一版、第二版推陳出新。這樣下去,商場的存在價值越來越低,生產商進一步個體戶化,而這些在阿里巴巴平台催生的革命,都不是高層所能控制的。

把這些概念帶回學術界,未來就怵目驚心。當現在的大學高層都在為排名遊戲苦惱不已,研發了越來越病態「影響因子」遊戲規則,對員工規管越來越煩瑣、量化,令員工失去學者的尊嚴、乃至為人的意義,「大學生產工廠化」、「大學教育中學化」等趨勢,已是不能逆轉。

但與此同時,一般人得到知識的渠道卻已起了革命。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在互聯網俯拾即是,多少經典從前被名牌大學圖書館獨佔,現在都被整套整套放上網,連網絡課程也成了正規課程,不少隱藏在世界不同角落、在大學以外有「剩餘產能」的知識大師,都有自己的網絡平台提供資訊,甚或開班授徒。就是理工科的,除了極少數需要高端實驗室的難以短期內被取代,不少基本知識也能繞過課堂獲得,例如恐怖組織通過網絡,就能訓練出一批製作大殺傷武器的死士。

逐漸地,大學的存在價值,已不在於提供知識,因為壟斷已被打破,而在於那張被成人社會當作入場券的證書。但物極必反,千百年前,世界各地都有私塾,學生找他們認可的大師拜師學藝,那些大師本身就是品牌,公信力比大量授徒的學校高得多。這不是說上學不重要,而是說能取代正規大學教育、而又能提供替代知識的P2P時代已出現。這時候,回望大學那些評估自己、勞役別人的SSCI因子遊戲、H-index表格、每個學者都有一個分數的「排名榜」,更能明白近二千年前楊修的話:「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

小詞典:阿里巴巴集團

中國電子商務公司,1999年創立,發展極迅速,旗下淘寶網、支付寶、天貓網等成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平台,顛覆了傳統購物模式,也逐漸顛覆了其他商業、生產模式。2014年在美國上市,成了中國第二大市值公司,其創辦人馬雲也成了亞洲首富;此前打算來香港上市的計劃,則最胎死腹中。

2015年12月7日星期一

21世紀再讀福澤諭吉「脫亞論」:日本能遠離中國崛起嗎?

隨著中國崛起、亞洲整合日漸成熟,日本近年的危機感也持續增強。無論是否贊成安倍右翼外交政策,有識之士都對日本國際地位可能「打回原形」深感憂慮,情勢有點像百多年前,日本面對列強殖民主義,努力思考應對方略的百家爭鳴局面,差別不過是今天安於逸樂的平民,不大有那份危機感而已。本欄早前討論過「安倍國師」岡崎久彥的現實主義外交思維,而要理解他那一代人,自然不得不提日本殿堂級思想家福澤諭吉,他的頭像至今印在今天的一萬日元紙幣,可見其地位。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論」,被認為是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的思想源流,面對中國崛起,日本近年有人提出「新脫亞論」,因此重讀福澤諭吉,也別有價值。

福澤諭吉出身明治維新前的「蘭學家」,曾隨同出使西洋各國,「大政奉還」後成為當時日本的國師,被看成把西方現代理論制度引入日本、將之在地化的權威。1885年,福澤諭吉為他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撰寫短文《脫亞論》,當時尚未發生中日甲午戰爭,但中日已在朝鮮劍拔弩張,日本同時努力擺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福澤諭吉的觀點處處回應小時局、同時前瞻大時代,可歸納為四個層面:

1. 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洋文明,標誌著世界文明進步的方向,而西洋文明逐步東漸,接納才是明智之舉,而接納的不止於推翻幕府統治,並要在亞洲開創新格局;
2. 日本的亞洲鄰國中國、朝鮮等皆受儒教影響,因循守舊、不知進取,長此以往,必將亡國;
3. 日本固然與中朝不同,但在西方人眼中三國鄰近,對中朝落後局面的觀察和批評,亦都影響了對日本的認知,這對日本外交非常不利;
4. 與其等待中朝開化,不如果斷與其劃清界線,轉與西洋強國同躋身於「文明社會」之列,而不必對中朝現況抱有同情,只應以打救角度加速其轉型。

「脫亞論」的宗旨,固然以追慕當時最先進的西方文明為目標,但也反映日本對歐美列強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日本認為自己已踏入文明階段,與其他落後的亞洲國家不同,理應得到世界尊重;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地理上始終位處東洋、又不屬基督教文明,對歐美始終抱有戒心。「脫亞論」表面上以「脫亞入歐」為目標,其實從來沒有把目光脫離亞洲,不過是將亞洲作為已「文明脫亞」的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研究專家、東北師範大學教授周頌倫以此概括出「東洋盟主論」。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宣傳的大東亞戰爭,正是以「解救」亞洲各國為要旨,甚至到了今天的靖國神社游就館,也是如此記述。

在《脫亞論》,「清國」自然是愚昧守舊的國家、落後的象徵,但同時福澤諭吉也對清朝展開的洋務運動和日益壯大的北洋水師,抱有警惕。《脫亞論》發表前一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曾發表社論,「期望日本之名不被支那所遮蔽」,暗含的邏輯甚為明顯:一旦中國在與西洋強國交往的過程中走上自強道路,日本在東亞辛苦樹立的獨特性將不再,「引領東亞文明開化」的角色也將受到中國挑戰。周頌倫因此認為,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事實上包含雙重意味,文化上、地位上脫亞入歐」,但在地緣政治層面卻持民族主義立場,以亞洲為日本生存空間。雖然《脫亞論》一文並無鼓吹戰爭,但對日本外交影響深遠,產生的「日本獨特論」,到了今天還深入全亞洲民心。

「新脫亞論」:21世紀以「脫亞入美」回應中國崛起?

時至今日,日本面對的外部環境自然與19世紀末迥異,但中國崛起後如何維繫獨特地位,卻正是當年福澤諭吉所憂慮的。安倍晉三在上任之初,就提出與美澳等國構築「自由與繁榮之弧」,鞏固美日同盟,尋求「普通國家化」,與前任民主黨政府主張的「東亞共同體」格格不入,明顯有「脫亞入歐」思路,不過今天「以美代歐」而已。他上台前的2008年,日本拓殖大學校長渡邊利夫發表了「新脫亞論」,批評「東亞共同體」強行把歐盟概念移植到國情完全不同的亞洲,只會令各國完全受制於強國,主張與鄰國發展「海洋國家同盟」,把亞洲經濟整合局限在純功能層面,從而與經濟日趨強大、但價值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國劃清界線,論說受到一定關注。當然,要同時獲得中國崛起的經濟利潤、而與「政治中國」劃清界線,再爭取自身介於中美之間的獨特地位,分寸極難拿捏,但似乎安倍上台後的外交政策,正是以此為目標。

安倍壓下國內反對聲音,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TPP,放棄「東亞共同體」建議,也不願加入中國催生的亞投行,固然是一種遠離亞洲、親近西方的姿態,但同時也是決心自成一極的態度。曾幾何時,也有建議日本加入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那就名正言順的「脫亞入美」了,但日本相對封閉的農業產業結構和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決定了其難以融入北美經濟體。不過通過和美國進一步合作,卻可能成為「亞洲的經濟美國」。只要美國對日經濟政策另眼相看,賦予不少獨特優惠,即使日本商人要怎樣依靠中國市場,也依然不能離開西方,因為有了西方政策優惠的日本身份,對進入中國也有優勢。須知道香港的經濟崛起,部份也是靠西方賦予與內地不同的政策優惠所致,例如美國就視香港為一「非主權實體」,採取獨立經濟政策看待。

在政治層面,安倍一直期望解禁自衛隊,以「普通國家化」彰顯日本的國際影響力,這也是「脫亞入歐/美」的具體一環。說到底,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極小,真正再發生對外侵略戰爭的空間也不大,但只要再出現「日本軍隊」這概念,就算只是「維繫區域和平」也好,日本軍力就會成為亞洲鄰國再美國以外,尋找平衡中國影響力的另一選擇。東南亞國家目前大多奉行「政治、軍事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對沖」戰略,對中國崛起既興奮、又擔心,美國利用這心態,不斷拓展亞洲的軍備市場,來解決國內經濟問題。其實日本軍備至今相當先進,只要自衛隊解禁,足以取代美國軍事企業在亞洲的地位,那時候,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才有可能回到戰前,起碼這是安倍、渡邊利夫等人的信念。

在文化層面,日本百多年前就刻意成為西式文明國家,對國民質素等要求極高,但其實更接近德國模式,而對憲政民主等普世價值的推崇,始終有保留。到了日本和西方交惡,更大舉提倡神道教,作為平衡基督教文化的舉措,可見「脫亞入歐」也有其底線。二戰期間,日本一度有意對亞洲各國輸出神道教,但成效有限,戰後要創造既不同於亞洲、又不至等同歐美的獨家文化,自然更難。然而當中國提倡「中國模式」,只要日本在亞洲堅持目前體制,追溯大量亞洲政治術語都源自日本創制的歷史,卻已有足夠軟實力。說到底,日本固然不希望被崛起後的中國融入亞洲體系,但也不願純粹成為美國的棋子,重讀「脫亞論」,此期時矣。

小詞典:「東洋盟主論」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以日本人為對象,但其他國家學者則多以國際關係角度解讀。中國周頌倫教授總結福澤諭吉的對外政策主張為「東洋盟主論」,認為日本根據福澤諭吉的理論,全力促使中朝兩國發生激烈變革、而不以鄰國人民短期福祉為依歸,一方面希望以之為勢力範圍,另一方面也希望宣傳為「率領亞洲抗衡歐美殖民統治」,間接令日後日本的軍事擴張得到理論基礎。

2015年12月5日星期六

葛珮帆:港成走私象牙中心

過去數十年,香港一直都是國際重要的航運樞紐,貨物的吞吐量冠絕全球。除一般貨物外,香港亦是走私野生動物的重要轉口港。據英國廣播公司計算,香港境內的象牙銷售量遠比世界上其他城市為高。據統計,去年非洲獵殺了約3.3萬頭大象,而全球現時只剩下47萬頭大象,按此趨勢,不消數十數年,野生大象便面臨絕種的危機。作為其中的重要轉口港,香港應採取措施堵截這些走私活動。

香港不少非政府組織和公眾人物關注走私動物議題,葛珮帆就是其中一位。她2012年循立法會選舉新界東選區直選晉身立法會,她分別在2001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以及在2002年榮獲十大成功女性。除此之外,她更是網際網路專業協會(iProA)的創辦人。她參政前已一直關注野生動物的相關議題,區選剛過去的星期三,她在立法會大會提出〈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動議議案,提出為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罪行,希望政府展開立法程序。作為是次行動的倡導者,葛議員自然能讓我們了解現時世界走私野生動物的實況。

S: 相比象牙問題,媒體和網民都比較關心你的學歷問題,你能否就此解說一下呢?
E: 我在單親家庭長大。19歲時,正修讀香港演藝學院的舞蹈課程,媽媽為了照顧病重的家人要到美國居住,因此,我開始投身社會並接觸市場營銷方面的工作。其後,在香港大學認識了一個講師,我很欣賞他跳脫的思維,習慣打破陳規的思考模式。他擁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雙博士學位。他很賞識我,認為是可造之材。於是,我和幾位同學便以私塾的形式跟隨他學習。我們每個星期上課三晚,而星期六就作滙報。我現時一身的「武功」都時當時學成的,而這樣的學習模式維持了9年。老師認為我們空有知識而沒有學位並不足夠,於是,他建議我們到他朋友在美國的大學修讀學位。取得學位至今已接近20年,我沒有跟進大學的動態,後來傳媒報道,我才知道大學輾轉搬到巴基斯坦,其後結束了。

S: 這學歷對你的政途影響深遠,你會否進一步向公眾證明你的學歷?
E: 我已畢業多年,論文亦涉及他人公司的資料,因此,不便公開。我痛心的是牽連到當時的師父,師父已去世,但師母仍與我保持聯絡。有朋友建議我到澳洲修讀博士學位以作證明,但我認為學習應是追求知識,再學習同一範疇的內容也沒有意義。其後,我在香港大學獲得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這亦是我的興趣範疇之一。

明年或敗選 把握機會為動物發聲

S: 言歸正傳,什麼原因觸動你關心象牙問題議題?
E: 除了推動香港的科技發展和婦女議題外,保護野生動物是我終身的使命,在進立法會前,我已關注這個議題多年,亦曾參與保護鯊魚運動,推動市民減少食魚翅。其間,認識了一班朋友,從他們的講解,知道象牙走私的嚴重性,從此關注這問題。

S: 來年就是立法會選舉年,關心野生動物的議案可能被各黨派和選民視為離地,為何你仍提出動議?
E: 每名立法會議員,每個立法年度平均有兩次機會提出動議議案,因此,能提出動議的機會可謂少之又少。明年又是立法會換屆選舉,正如你所說,我應動議更多民生項目,藉此爭取選民的支持。大部分民生議題,如勞工、貧窮、社福和婦女議題,我所屬政黨和其他議員都長期跟進和研究相關政策,而最弱勢的是不能發聲的動物。這亦可能是我最後一次提出動議辯論,來年選舉我也未必會當選,我當時想「If not us,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若我只計算選票,我是否對得起自己呢?

S: 現時走私野生動物的情況怎樣?
E: 現時象牙主要來自非洲大象,重災區是坦桑尼亞,其次是肯尼亞,而贊比亞的數量也開始上升,南非這幾年更因非法捕獵大象的爭鬥而導致幾百人死亡。走私象牙的利潤很豐厚,一對象牙的收購價僅為3000美元,但象牙經過雕刻,售價可高達150萬美元。因此,吸引不少跨國犯罪集團加入象牙走私的罪惡中。與此同時,專家亦指出非洲地區的恐怖分子也染指象牙走私活動,藉此增加收入來源。走私野生動物的嚴重程度一如走私毒品、販賣人口和軍火等的國際嚴重罪行,也成為國際間高層對話的其中一個議題,各國之間應聯手打擊相關罪行。

S: 為何走私象牙問題會和香港連上關係?
E: 根據香港NGO調查,香港已是象牙黑市交易中心。售賣象牙的店舖大多都位處遊客區,如尖沙咀、荷李活道等。他們的廚窗廣告,附有西班牙文、日文,明顯以海外遊客為目標買家。但弔詭的是,香港早在1989年禁止象牙出入口。明顯地,有人在購買象牙製品後,能突破香港海關的檢查將象牙運到外地。反映香港打擊象牙出口的力度不足,也存在法律漏洞。例如店舖能向顧客提供證明書,證明象牙是1989年前的製品或是長毛象的象牙,海關亦難以分辨,這漏洞令香港的走私活動活躍。
犯罪分子走私的路線也很迂迴,不少先經瑞士等國家再到達香港,而香港就是其中的中轉站之一。私梟會用大飛將象牙運到國內雕刻,再運回香港供黑市買賣。走私渠道複雜,反映背後有集團運作,也可能涉及貪污等問題。

S: 香港現行法律存在什麼漏洞,導致走私象牙問題?
E: 1989年全球非洲大象數量跌至60萬隻,為遏止大象遭受獵殺,聯合國1989實施商業象牙貿易的禁令,禁止象牙出入口。香港亦跟隨落實相關法律,並實施登記制度,容許1989年或之前的象牙製品可以在香港境內使用和買賣,並根據法例登記庫存數量。其時,全港登記的象牙數量為680噸。但登記的只是象牙的總重量,並只記錄大條和未經製作的象牙。但26年過去,香港仍有110噸象牙,象牙的數量只按年輕微減少,有人利用登記制度的漏洞,聲稱象牙產品是1989年前的,但出售的卻是走私得來的象牙製品,這就是所謂的「洗白象牙」。

S: 面對這情況,香港應推出什麼應對措施?
E: 這些漏洞難以完全堵塞,唯一方法就是香港全面禁止象牙買賣。若香港立法,就可改變香港作為象牙銷售集散地的角色。現時非洲只有47萬頭大象,這比1989年時少了十多萬,去年則捕殺了3.3萬頭大象。近年,香港成為野生動物走私活動中心,嚴重打擊香港的國際形象。習近平在會見奧巴馬和威廉王子時都分別提及禁止象牙買賣,香港人是世界公民,更應盡一分力。

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

在伊朗喝「無酒精啤酒」

伊朗與西方關係解凍後,伊朗旅遊熱剎那間興起,不少遊客都希望在伊朗完全開放前,及早感受「原風味伊朗」,以免只看到又一個麥當勞處處的全球化景點。年前,筆者曾到伊朗一遊,對這國家印象十分良好,「邪惡軸心」的味道固然感受不到,還對極友善且隨時邀請閣下到家作客的伊朗人留下深刻印象。外間總以為伊朗的宗教背景令當地人生活壓抑,其實這類「壓抑」部分是媒體偏見,部分則已被民間智慧解決,其中一個典型例子便是「無酒精啤酒」。

1979年什葉派革命後,伊朗政府實行全面禁酒並取締夜店,但伊朗人從來是嗜酒的民族,幾乎是波斯歷史傳統之一。那怎麼辦?一方面,不少酒商從伊拉克邊境走私葡萄酒進入伊朗以換取石油,這門地下生意利潤曾相當可觀,但畢竟存在風險,特別是革命後早年,兩伊還是交戰國;也有伊朗人私釀啤酒,但始終要偷偷摸摸,不可能大規模生產,質素亦參差。有見及此,酒精濃度低於0.5%的「無酒精啤酒」便成為替代品,伊朗公司Behnoush首推品牌Delster,然後同類產品紛紛面世,漸成伊朗特產,還開始輸出國外。

在伊朗喝下這種被稱為「假啤酒」的飲料時,感覺甚複雜。其味道基本上等同果汁汽水,有不同調味選擇,除了帶麥味及些少甜味,其實跟那些西柚菠蘿、香橙熱情果一類汽水沒分別。若喝了這種飲料而能「興奮」起來,明顯是基於心理原因多於客觀效果。但想回來,即使是正常啤酒,也不容易真的令人有感覺,不少酒客都是借題發揮,啤酒不過是藉口。習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伊朗人,正正需要這樣的藉口,「無酒精啤酒」大行其道也就不意外。

意外的反而是,這種啤酒逐漸開始流行國際,變成有生命力的一種產品,不再是無可奈何的啤酒替代品,因即使是西方消費者,也在尋找可樂、果汁與啤酒之間的另類選擇。有見此市場需求,全球啤酒大品牌都在收購「無酒精啤酒」品牌,例如喜力購入了埃及公司Ahram Beverages的品牌Birell與Fayrouz,嘉士伯也購得中東流行品牌Moussy。2012年,「無酒精啤酒」全球需求達22億公升,較5年前多出80%,中東佔近三分一,伊朗的需求特別顯著。在東南亞,馬來西亞則為大戶,Euromonitor預測明年需求將達360萬公升,但比起中東還是遠遠不如,原因也心知肚明。

流行國際 商機處處

由於競爭漸大,「無酒精啤酒」品牌開始着力令自身形象更鮮明,例如Moussy說自身是沙灘青年男女必備,Birell則定位為剛陽味較重及看球賽時必備。2005年,哈馬斯(Hamas)在加沙民主選舉勝選後,巴勒斯坦公司Taybeh也推出自家「無酒精啤酒」作為民族抗爭圖騰。說不定那些被看作激進組織的商業支部,未來也會打同類主意。

當然,這也並非毫無爭議,例如曾有伊朗神職人員認為,「無酒精啤酒」又是西方陰謀,意在腐化伊朗人信仰純潔云云。畢竟在伊朗,酗酒一直是社會問題,據伊朗媒體數字,去年酒徒人數多達20萬,更有人因飲用非法酒精而失明,甚至死亡,故此伊朗首間戒酒復康中心已經投入服務。但正因如此,即使從宗教角度而言,「無酒精啤酒」也有類似美沙酮的效用,起碼對身體無害,所以反對聲音也愈來愈弱。隨着伊朗向西方打開大門,儘管要改變禁酒令並不可能,但大舉輸出「無酒精啤酒」作為一項商機是勢在必行。

小詞典:啤酒外交

啤酒是世上最古老的飲料之一,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100-3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芬蘭、丹麥、澳洲、德國、愛爾蘭等是世上啤酒需求量最高的國家,也是五大啤酒生產國。近年中國為宣示走入西方文明,興起「啤酒外交」,例如習近平訪問英國時,與首相卡梅倫在酒吧共飲啤酒;德國總理馬克爾訪華時,也和李克強共喝黑啤。

《喜氣洋洋》/徐小鳳

徐小鳳1979年經典名曲《喜氣洋洋》進入網絡時代後,意外得到重生,成為網民對看不過眼的人和事「贈興」的指定歌曲,反映在二次元空間,同一首歌也會擁有「二次生命」。回看《喜氣洋洋》的前生,似乎同樣隱含那代人的心路歷程,並非那些為唱而唱的賀歲歌可比。

《喜氣洋洋》原曲來自日本創作歌手五輪真弓的《戀愛ともだち》,她一人包辦曲詞唱,講述一雙「朋友戀人」被街頭巷尾議論,頗帶無奈,無論內容、氣氛、訊息,都和鄭國江的中文版風馬牛不相及。但當時香港歌手改編日本歌曲,其實是頗為「在地」的,借用旋律以外,也會在其他層面有交流,比改編西方旋律多了互動,可看作「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先驅。徐小鳳就偏愛五輪真弓作品,全盛期幾乎每張大碟都有改編自五輪真弓的歌,例如《夜風中》、《黃沙萬里》等,到了近年五輪真弓來港開演唱會,小鳳姐還要親自獻花。

須知在那個年頭,香港歌手沒有「北上搵食」那回事,要走出香港、邁向國際,幾乎就等如走進日本。那時候的上升階梯最終站,以打入日本「紅白歌唱大賽」作為地位肯定,而能進入的華人歌手,也不過鄧麗君、陳美齡、翁倩玉等寥寥數人而已。但這無礙香港歌手「日本化」的潮流,例如周慧敏出道參賽時,唱的是偶像柏原芳蕙的《最愛》,近年她復出舉行個唱,還是找柏原芳蕙擔任嘉賓。陳慧嫻出道時,形象完全是那時代的日本少女,自然也有錄日文歌;甚至到了Beyond衝出香港,目標也是日本,黃家駒正是在日本的遊戲節目喪命。

由於改編自日本旋律的廣東歌很難完全沖掉「前世」痕跡,無論填詞人有心還是無意,只要聽過原版,再聽改編,無論新詞填成怎樣,都令人感到別有所指。在這語境下,歌詞越是強調硬銷「喜氣洋洋」,卻越似難掩一抹滄桑。1979年是港英的麥理浩年代,屬於「黃金十年」,那時候,「亞洲四小龍」和「大龍」日本一起騰飛,港人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前途問題剛浮現,今天回看,頗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末世風情。那《喜氣洋洋》究竟是一個甚麼場景?

全曲線索在於這一句:「熱熱鬧鬧燈正亮/酒正香/滿室鬢影衣香」,明顯是紙醉金迷的貴族派對,並不屬於平民的大排檔喜慶,而屬於有資格「鬢影衣香」的階層。所以「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的「個個」,似乎也不是全體市民,只是局限在某圈子內的貴人。這些人要「齊鼓掌」、「齊高歌」,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來自恃身份,二來有獨立思考,不習慣做集體行為,除非有一個前設:這樣的慶祝可一不可再,才能令人忘我。「為你快樂歌唱/歡笑莫嫌良夜長」,就像《何日君再來》那種不知何日再能盡慶的哀愁;「願你我和唱/愉快渡快樂時光」,也只有不容易得到的東西,才會成「願」。

其實,就是《喜氣洋洋》一千年前的出處,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氣洋洋者矣」,難道真的在說自己很開心,而不是有借樂消愁之意?自然不是。由此看來,《喜氣洋洋》被網民用作另類贈興,就不是毫無根據:結合了日本原曲的背景,七十年代末期的香港情懷,和今天新一代的心境,要是還有誰能簡簡單單、毫無思考地「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而不帶一絲cynicism,就不是21世紀的香港人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2月4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0273

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

假如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死於八十年代......

早前,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擊敗潘基文、朴槿惠、蓋茨等人,榮獲孔子和平獎,雖然他以獎項公信力存疑而拒受,但再次令世界關注他與「和平」格格不入的言行。西方媒體視他為非洲最強硬獨裁者,屢因侵犯人權而受譴責,有屠殺平民紀錄,亦曾造成當代最誇張的通脹紀錄,更有如此名言傳世:「我是這個時代的希特拉,希特拉所獻身的只有其人民,如果為他的人民獻身便是希特拉的話,那就讓我變成希特拉十次吧!」

不過,假如穆加貝死於八十年代,恐怕其國際聲望不下於南非國父曼德拉。數年前,於津巴布韋長大的英國人拍下講述穆加貝的電影Robert Mugabe... What Happened?,從中會發現他與曼德拉有類似早年經歷,同樣曾選擇以武力實現政治目標,多年後分別終結白人種族隔離政權;建國初年亦帶來新氣象,經濟曾欣欣向榮。作為一位西化紳士,兩人也曾備受國際推崇。

穆加貝生於1924年,是極貧窮單親家庭成員,後來成立非洲民族聯盟(ZANU),以武裝力量解放被白人種族隔離政權控制的羅德西亞(Rhodesia,又稱南羅德西亞,津巴布韋前稱)為目標,行動策略與中共相近,以農民為重心,最終在1979年迫使白人總理史密斯(Ian Smith)放棄權力,1980年獨立建國,成為津巴布韋首任總統至今。至今仍有不少非洲人因穆加貝的革命英雄形象,而不願批評他。

在穆加貝治下早年,津巴布韋曾有天翻地覆的變化,上述電影便陳述了他的3項主要貢獻。第一,穆加貝因同情貧農而進行的土地改革。第二,他着力改善醫療設施,1980至1990年的該國初生嬰兒夭折率下降一半,國民壽命也有增加。第三,他大舉投資教育,令津巴布韋國民識字率大躍進。筆者在美國曾認識部分津巴布韋權貴,他們對「早年那個穆加貝」依然讚不絕口,堅持他「本來不是那樣的人」,認為是他娶了現任年輕妻子後才判若兩人。大家自然不能簡單歸咎於個別一人,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急流勇退 得保名聲

首先,津巴布韋的種族問題似乎較南非嚴重。穆加貝建國初期,北方的紹納族(Shona)與南方的恩德貝萊族(Ndebele)曾有衝突,為鞏固權力,他不惜在南方殺害兩萬平民,但直到1997年津巴布韋天主教委員會曾為此發表題為《打破沉默,建立和平》的調查報告,世人才正式知道內情。這類高壓舉措,令津巴布韋埋下衝突的種子,只要穆加貝管治出現問題,反對勢力便會瞬間坐大。

至於穆加貝的最大政策失誤,則源自他自小相信的左傾思想。冷戰結束後,西方要求非洲改革的呼聲更強,但穆加貝對自由市場缺乏信任,管治遇到瓶頸後,反而進一步訴諸民族主義、福利主義,一方面充公白人土地,另一方面加強「改革」,輸送利益予部分支持者。這些舉措,一如烏干達狂人阿敏那境內印裔商人開刀,短期內未嘗不能爭取一些激進支持,但長遠只會令國家經濟破產,加上他曾豪言「國家不會破產」,而無視國家通脹問題嚴重,都令國家機器潰敗。

假如穆加貝激流勇退,還是能保持一定歷史地位的。但他不像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等願意順應時代交權,反而因為擔心下台被清算而無限戀棧。2000年,他在公投失利,居然以私人軍隊施行暴力、進行謀殺以鞏固權力;2008年他在總統第一輪選舉落後,又是重施故技。如今他治下的津巴布韋已是黨國一體,武裝力量、公務員、媒體人員大都是執政黨黨員,一旦穆加貝倒台,全國精英恐怕面臨大清洗,這也是不少人「不得不」繼續投給穆加貝的無奈。

有說「假如你不是及早離世,就只能等待自己足夠年長,去見證自己變成壞人」,除了曼德拉,又有多少領袖能避過宿命?

小詞典:羅德西亞 (Rhodesia)

原為英國殖民地,以為英國拓展南部非洲土地的英國冒險家羅德斯命名,南羅得西亞為今日津巴布韋,北羅德西亞為今日贊比亞。英國白人曾大規模往南非、羅德西亞、肯尼亞等移居,南羅得西亞白人擔心獨立後被黑人邊緣化,遂於1965年單方面宣布獨立,建立類似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而不為任何國家正式承認。羅德西亞總統史密斯也是爭議人物,黑人指他是種族主義者、剝削黑人以照顧白人利益,但也有人指他令國家發展水平上升至非洲國家最前列,最終政權被穆加貝領導的游擊隊和平取代。

2015年12月2日星期三

沙特與「伊斯蘭國」是敵還是友?

「伊斯蘭國」雖然成為全球公敵,但不少區域國家對高調出兵打擊IS一直躊躇,除了我們曾談及的以色列,還有美國的中東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

IS崛起時,除了吸納大量侯賽因舊部,也曾獲沙特支持,目的也是制衡什葉派龍頭伊朗。擔任沙國外交大臣40多年、今年7月剛逝世的親王費薩爾(Saud al-Faisal),曾對美國國務卿克里稱,IS是「我們遜尼派」對「你們支持達瓦黨」(Da'wa)的回應,而「達瓦黨」是來自目前主導伊拉克政治、分別獲美國及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派系。儘管費薩爾的說法沒透露沙特具體角色,可看作為空泛陳述,但沙特種種瓜田李下,還是陸續曝光。

例如英國廣播公司調查IS財源時,便列出沙特、卡塔爾與土耳其等都是其早期幕後金主,原因均是支持反什葉派的派系,沙特也一直向極保守組織提供資金,不少相關基金會與激進勢力關係密切。

就像阿爾基達剛崛起時,沙特也屬幕後金主之一,拉登本來便是沙特富商家族成員,不少沙特頭面人物也是透過不同基金會支持阿爾基達,西方要杜絕幾乎不可能。

表面嚴防 意在伊朗

沙特政府表面上嚴防IS,甚至說要在邊境興建「萬里長城」避免IS顛覆,但這主要是對內的考慮。IS首領巴格達迪曾批評沙特統治階層「窮奢極侈,喜好酗酒、娼妓、跳舞與宴會」,並警告「IS的先鋒很快將會抵達沙特」,今年便曾炸毀兩座沙特東部的什葉派清真寺。

由於沙特王室的腐敗內外聞名,有民調顯示IS在沙特的支持度頗高。根據前年12月華盛頓研究所的報告,有1016名沙國公民參與敍利亞內戰,雖然不是全體加入IS,但効忠對象也並非溫和組織,在中東北非地區,這數字僅次約旦。由於沙特國內管治本來就高壓、封閉與保守,假如IS顛覆了沙特政權,甚或得到沙特王室當中反對派裏應外合,一方面加強對群眾的福利主義,另一方面厲行嚴刑峻法,不一定較目前王室不受歡迎。

然而,只要沙特政府有把握IS不能滲透國內, 或對控制高層有信心,期望該國在國際舞台真正反IS,同樣只可能是不痛不癢的。沙特此刻最關注議題,跟以色列一樣,也是伊朗與西方解凍,令伊朗有可能取代沙特,成為西方在中東的寵兒。由於伊朗較沙特更民主,兵力也更可觀,反IS態度亦鮮明,只要現政權確保不再輸出革命,什葉派勢力反而可能成為美國穩定中東的新盟友,亦未可知。美國近年發展頁岩氣,成為能源出口國,也減少了依賴沙特石油,加上國內非政府組織不時批評沙特人權狀況,都令美沙關係醞釀巨變。

說沙特無實際行動,也是欠公允。例如去年9月初,奧巴馬向IS宣戰後不久,沙特曾號召10個阿拉伯國家簽署對抗IS的《吉達公約》,參與美國發動的空襲,更有王室成員親自駕戰機,為美國的行動在伊斯蘭提供正當性,便獲高度表揚。但沙特底線是清晰的,攻擊IS時不能令伊朗成為大贏家,否則整個遜尼派世界面臨空前挑戰,甚至連聖地也不保,那不是沙特王室能承擔的歷史責任。要促成全球反IS大聯盟的法國,單是理順這個結構性問題,已可能筋疲力盡。

2015年12月1日星期二

以色列與IS存互不侵犯默契

聯合國上月底通過消滅「伊斯蘭國」(IS)決議,IS正式成為全球公敵,但心水清的觀察員均留意到這些年來,理應是IS這類激進伊斯蘭組織頭號敵人的以色列,未高調參與反IS行動,也不常以恐怖分子形容對方。另外,以色列直接受IS的攻擊也十分有限,IS頂多是姿態上聲援巴勒斯坦人,卻沒重點針對以方的部署,除了一個自稱是IS支部的組織曾向以國邊境發過數支火箭炮,僅此而已。為何會出現這種「互不侵犯」默契,值得推敲。

最主流解釋,自然是認為雙方都不是對方的即時威脅,也並非雙方此刻的頭號敵人。對IS而言,鞏固在伊拉克與敍利亞的管治,加強宣傳反西方意識形態及吸引新血,是目前戰略方針。攻擊以色列既不能拓展土地,又缺乏獨家宣傳效益(已有太多激進組織針對以色列),只須打打嘴炮,證明「人有我有」即可。對以方來說,此刻最憂慮的是伊朗與西方關係解凍後,會迅速成為中東霸主,而伊朗一貫敵視以色列,也構成一定核威脅,故此任何能削弱伊朗的行為,才是以色列鷹派那杯茶。

權衡緩急 削弱伊朗

此外,如何處理民望頗高的巴人組織哈馬斯(Hamas),才是以方的頭痛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哈馬斯同樣是IS的敵人。IS已公開對哈馬斯宣戰,「官方」原因是哈馬斯「執行伊斯蘭教法不力」,但真正原因相信是哈馬斯與真主黨關係密切,不少資源來自真主黨及其金主伊朗,而真主黨與伊朗皆為IS更大的敵人。

伊朗曾批評美國在以巴衝突問題上,對恐怖主義持雙重標準,亦曾指摘IS背後獲以色列支持,是國際社會「摧毀伊斯蘭世界」的一步。儘管此說法有陰謀論成分,但以方在「兩害相權」下,似乎更不願伊朗派系坐大。

不久前,阿拉伯衞星電視台(Al Arabiya)有一篇報道,發現以色列一般聲明提到IS時,通常都與哈馬斯相提並論,顯示以方眼中的迫切威脅,在於哈馬斯而非IS,因以國認為後者不會長存,巴勒斯坦問題卻無日無之。以色列智庫學者斯漢澤爾(Jonathan Schanzer)亦指出,針對哈馬斯的「護刃行動」已令以方應接不暇,假如再開新戰線,實不足以應付。當然,這不代表以國與IS有直接合作空間,只反映現實主義的緩急計算。在可見將來,以色列無強烈誘因正面衝擊IS,這是事實。

不得不順帶一提甚囂塵上的陰謀論,著名陰謀論者斯旺(Ben Swann)與艾克(David Icke)提出種種「證據」,認為IS是美國及以色列刻意扶植,作為「控制世界局勢」的工具,相信惟有IS坐大並弱化一切區域大國,美以兩國才有足夠道德 理據,通過反恐之名擴展區內勢力。這種陰謀論與聲稱以方支持拉登及阿爾基達一樣,穿鑿附會的成分頗重。

然而,以色列外交策略相當現實,例如哈馬斯成立初期曾獲以方扶植,旨在分化巴勒斯坦不同派系,但後來尾大不掉而已。要以國改變對IS的政策,唯一可 能是哈馬斯使用反間計,未來的襲擊以「IS支部」名義進行,來扭轉以色列國內民情,否則要以方動真格加入反IS聯軍,確實不易。

香港姊妹港回顧之德屬「模範殖民地」膠州灣

香港討論「去殖化」之時,我們除了可回顧英屬威海衛、法屬廣州灣的故事,也不妨再推遠一點,談談曾經被德國管治的德屬膠州灣。1898年3月6日,德意志帝國以傳教士被殺的「巨野教案」為由,逼清政府簽訂《膠澳租借條約》,位於山東的膠州灣正式成為德國「租借地」,青島為其行政中心,山東半島也成為德國勢力範圍,與及德國在遠東的重要軍事基地。不過早在三十年前,德國已有「中國通」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建議佔領膠州灣,作為進入亞洲大陸的跳板。租約原來為期99年,但一次大戰爆發後,膠州灣就被加入協約國作戰的日軍佔領,不久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這一筆暫且按下不表。換句話說,德國管治膠州灣只有短短16年,但由於將之宣傳為「模範殖民地」,是對當地依然有微妙的長遠影響。

德意志殖民帝國的管理

德國統一時,世界各地都幾乎被傳統歐洲殖民列強瓜分,令德意志帝國的擴張空間十分有限,這也是一次大戰的導火線之一。正如德皇威廉二世所說:「所有價值的地方已成為他國的殖民地,德國的殖民地選擇存在先天不足。」基於這樣的背景,德國到手的殖民地大都相對貧瘠,例如非洲坦葛尼喀(今坦桑尼亞主體)等,都屬英法爭奪後剩餘的雞肋,管治模式也就費煞思量。

德國殖民地管治模式大抵可分為兩種,對資源充沛、但發展落後的廣大地方,例如非洲,德國政府殖民部大都把該地行政權下放,並在適當時候由政府資助,希望減低柏林對殖民地的資源投放。例如德屬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由「德國南部非洲殖民地管理會」管理,由德國派來的理事領導、一群公共行政人員和少數德國士兵負責日常管治,希望儘快發展本土經濟,為德國人提供移居地。

然而客觀現實是,這些德國殖民地大多缺乏自給自足的能力,德國人也普遍不願意移居到那裏,證明解決了「土地問題」還遠遠不夠。加上德國推行的各項政策,大都缺乏與原居民領袖溝通,導致殖民地管理公司與原居民關係極為惡劣。例如在德屬西南非州有眾多部落,居住於中部的赫雷羅(Herero)族為最大部落,德國則扶植另一大族納馬(Nama),以為這就是「以夷治夷」,卻反而令赫雷羅族倍加反叛。1904年,德屬西南非洲為興建鐵路等基建,奪取大量原住民土地,觸發大規模反彈,最終更對赫雷羅族人頒布「滅絕令」。德屬東非也由「德屬東非公司」管理,同樣對原住民進行了不少血腥鎮壓。因此一戰後,英法接管德國殖民地,普遍獲國際社會歡迎。

「膠州灣身份認同」與山東小冷戰

不過面對人民教化水平相對較高的膠州灣,德國的管理手法則和處理非洲殖民地大不同。膠州灣除了曾短暫設總督,並非由殖民部管理,而是由海軍部派將校級軍人直接管轄,以殖民膠州灣為「德意志大戰略」的海軍部部長提爾(Alfred Von Tirpitz.)有最高決策權。根據台灣學者黃福得的研究《1918年前德國的殖民體制與殖民》所載,德國並不希望把膠州灣變成其國內工業產品市場、或原材料來源地,卻要膠州灣成為「模範殖民地」,宣傳德國海軍的「擴艦政策」,以及德國文化比其他殖民帝國的優越性,所以德國在膠州灣的管治,除了商港經濟建設、建立軍事力量,也有更多宣傳德國文化的目的。

這樣的背景,我們必須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加以理解。在膠州灣旁邊,就有英國殖民管治的威海衛,也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上一代生活的地方;對岸則有俄羅斯控制的旅順、大連;再往海上延伸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德國當時的盟友只有奧匈帝國、土耳其和意大利,它們在遠東都沒有甚麼據點(意大利一度要效法列強租借浙江三門灣而被拒,面子大失),英、俄、日都是敵對陣營(雖然內部也有矛盾,英國也要利用德國制衡俄國擴張),「山東小冷戰」也是亞太地區勢力平衡的縮影,德國明顯居於絕對劣勢。因此,德國希望鞏固當地的軍事建設,逐步將之變成德國進入亞太的大本營;膠州灣需要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而不能是非洲那些純粹被掠奪的荒野。

因此,德國在膠州灣建設了不少現代化鐵路、電力系統和學校,要令當地成為一個「帶有德風味的小城市」,甚至在義和團亂後更積極建設,以顯示德式紀律可以創造的奇蹟。德國在當地也重視教育,學校由德國及教會資助,目的是把德國文化傳播至當地華人。根據現有資料顯示,膠州灣一度擁有全中國最高的學校密度和學生比例,甚至辦有收華人學生的大學,以德國殖民地而言,可算高度重視。可以說,在眾多德國殖民地當中,膠州灣大概是發展得最現代化、最「和諧」的一個,起碼德國的用心和手段,在當時而言,可算格外優禮。

不過,儘管德國委任了華人「民政長」、讓華人參與「諮議會」,德國移民和中國人的關係並不和睦,開鑿鐵路、「收購」土地時,零星流血衝突時有發生,亦有隔離政策出現(尤其在社會衛生方面),令華人圈子的「德屬膠州灣認同」始終建立不起來,卻出現了基於反壓迫的「膠州灣反殖認同」。雖然德國教士逐漸扭轉了華人的反感,對通過宗教提升華人婦女權益尤其有成效,但始終未能與本土身份相結合,加上山東其他地方的士紳聯合起來捍衛文化傳統,德國的高調宣教,也容易被看作文化侵略。諷刺的是,日俄戰爭後,日本、英國在山東勢力持續上升,德國力量持續下降,連中國的山東官員也開始敢和德國利益競爭,反德成了相對容易的反殖訴求,逐漸成了民族主義者凝聚人心的手段。到了日本佔領山東,這種反殖心態立刻轉移到反日身上;相反在旁邊的英屬威海衛,則始終未爆發大規模反抗,甚至有「北香港」之實。今天山東省努力重構德治時代的遺跡,希望以此招商引資,但除了個別德式建築物保存完好,要找到對德國殖民的正面回憶,恐怕也不容易。

德國殖民模式與英國之比較

這反映了和英國殖民帝國相比,德國的管治還是相對粗疏。它雖然想到間接管治,但在非洲卻找不到有用的代理人,最終還是要施展純粹的血腥高壓,和英國把各地酋長利用得如魚得水相比,高下立判。即使是有意懷柔教化的膠州灣,也沒有把本土情懷理順,不像英國懂得把教化和山東儒家文化並列,結果同樣是被看作純侵略者收場。

英國的相對成功,重點是它願意真正下放部份權力,予各地原居民首領。只要當地秩序能維持、能為英國製造商機,其他就不大過問。例如在英屬非洲,酋長可以頒布部份稅制、法律和維持治安,英國對精英以外的人也不會強行灌輸英國文化,雙方相處反而較為融洽。英國其實也曾進行隔離政策,即使在香港,早年也存在山頂一類洋人特區,理據也是衛生問題,但依然容許何東一類「高等華人」慢慢進駐,儘量令種族問題不致太激化。當威海衛和膠州灣被相提並論,歷史會告訴我們前者一度成了中國儒家文化復興的大本營、中外文化薈萃中心;後者雖然有良善的建設遠景,卻沒有抵消華人的反殖抗爭精神。說到底,甚麼是「去殖」,從來不能一概而論,假如以過份偏狹的民族主義理順一切,把一切政治化,只會過猶不及。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12月

歌德學院與德國的軟實力

本欄介紹過英法等國推進軟實力的機構,作為孔子學院的同級比較,其實國力越來越強的德國也有同類編制歌德學院,而且近年越來越活躍。筆者早前剛參加過他們在香港舉辦的鐵幕紀念活動,並以此延伸至談香港的「無形圍牆」,感覺德國的文化外交攻勢,因為結合了歐盟身份,和英法相比,又自成一家。

歌德學院前身是1925年在慕尼黑大學成立的「德國學院」,原意是在一戰後重凝國民對國家的信心,並改善德國的國際形象。當時學院分「科學部」和「應用部」,前者專研德國歷史、語言、文學、藝術、風俗、經濟等,後者負責宣傳科學部的成果。起初德國學院針對身在異鄉的德國人,但逐漸加入國外德語培訓,而這得到外交部的背後支持。1932年,德國國寶級詩人歌德逝世100周年,德國學院為茲紀念,設立專責訓練德文教師的機構,定名「歌德學院」。雖然二戰是人類的黑暗時刻,但德國即使在那時代,也依然重視輸出文化,當時德國學院遍布整個歐洲,以至在阿根廷、中國等都有工作。二戰後,德國學院一度被佔領區政府強迫關閉,但不久即重新運作至今。

歌德學院總部設於慕尼黑,學院遍布全球98個國家,設159所分院。雖然德國不像英、法曾擁有殖民帝國,但隨著它成為歐盟領袖、德語變成歐洲新興通用語言,希望學習德語的全球民眾越來越多,乃至令德國無帝國之名,而有帝國之實。根據學院的2014年年報,全球大約有1,500萬人學習德語,當中超過27萬人直接在歌德學院學習,數字似乎不高;但考慮到全球共有9,500所學校提供德語課程,其中超過90%課程都和歌德學院有合作關係,就明白其輻射面的影響力。

德國外交部多次與歌德學院簽訂《合作框架協議》,訂明學院受德國外交部委托,「執行外交部的對外推廣文化政策和任務」、「促進國際間的文化合作」。協會董事會須由德國外交部背書,海外分院直接接受由德國政府撥款,外交部甚至可在「特別情況」下直接指示董事會執行決定,可見其官方色彩。負責德國對外文化推廣和教育工作的官方機構為外交部文教司,而相關政策的執行,則由半官方組織及友好NGO如歌德學院、德國學術交流中心、阿登納基金會等負責。既然由第一天開始,歌德學院就有政府背景,其宗旨自然不是單純的語文教學。根據官方章程,學院要「通過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資訊的介紹,展現一個豐富多彩的德國」,所以在語言以外,也兼辦文化項目,並聯繫各地有影響力的學者、文化人。

與其他國家相比,德國外交部更主張結合文化外交和教育策略,通過其主導歐盟、減少歐洲內部衝突的經驗,以減少全球因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而引起的衝突為宗旨,作為德國對全球的貢獻,例如德法成功轉化世仇關係為緊密夥伴,就頗獲中日兩國的溫和派肯定,頻頻高呼要向德國取經。加上兩德統一是和平統一解決領土爭端和分離主義的創舉,德國也經常利用這成功案例,對外推廣自身對維持世界和平的貢獻,特別對南北韓、乃至兩岸關係掌握了一定話語權。

由於歐盟在國際層面缺乏專屬的文化外交結構,歐盟內話語權最大的德國,就不時使用「歐盟身份」來推廣其文化外交,並間接惠及自身;又或反過來通過歌德學院,來為歐盟服務,卻間接鞏固德國在歐盟的領頭地位。例如德國曾利用科倫坡歌德學院作為工具,以改善斯里蘭卡與歐盟的關係;南斯拉夫解體戰爭期間,歐盟一度面對道德危機,德國也是以歌德學院為中介搞文化外交,維繫它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在和平時代也有同類例子,像是在1999-2002年間,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歌德學院聯同歐盟和其他文化機構舉辦了一系列講座和座談會,研究歐洲未來和探討文化議題,德國在整個項目居明顯主導地位,令「歐盟身份」和「德國身份」的邊界變得更蒙糊。

換句話說,歌德學院其實可以說是德國的「文化外交部」、歐盟的「委託文化外交部」,似乎和政府關係比英國文化協會、法國文化協會等更密切。1999年後,為面對對削減經費和國際的新形勢,歌德學院展開了一連串改革,將重點地區轉到東亞、東歐等地;9/11後,德國政府希望增加與伊斯蘭世界的對話,又令歌德學院大舉進入伊斯蘭世界。但歌德學院始終能適應時代,通過文化外交,成功沖洗了納粹極端主義的陰影,一躍而成全球最積極推廣和平的大國。而「維持世界和平」一如中國的「和平發展」,成了德國外交政策最常出現的字眼。歌德學院多年來的箇中貢獻不但不能低估,而且不足為外人道。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