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一帶一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

近日習近平在G20、APEC 會議上,向各國領導人進一步闡釋「一帶一路」構想,可謂躊躇滿志,然而對這個「大戰略」式構想的終極目標,還是言人人殊。近來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將其與二戰後美國領導的「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對比,中國學者則大多堅稱兩者並不相關。我們不妨回顧美國維珍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近代外交史專家 Melvyn P. Leffler 在《外交史》期刊撰寫的論文《美國與馬歇爾計劃的戰略維度》,重新審視馬歇爾計劃的戰略目標,才能將其與「一帶一路」對比。根據 Leffler 的論述,馬歇爾計劃涵蓋了國內和國際、經濟及地緣政治等多個算盤,可歸納如下:

1. 二戰後期,美國成為世界製造大國,坐擁巨大工業產能,但國內市場飽和後,無法將剩餘產能輸出,經濟增長趨於停滯。面對產能過剩和經濟轉型的壓力,美國亟需開拓海外市場。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條款中,強調受援助的歐洲國家需接受來自美國的投資、進口美國工業產品,美國借助「援助」,也就無聲無息令國內經濟轉型。

2. 馬歇爾計劃同時是輸出美元的計劃,援助總額為130億美元,折合是今天的1000億美元。美國提供美元,歐洲各國則付自己的貨幣、而不是美元,購買部份貨品配合,這比一戰後的復興計劃務實。然而與此同時,美元也成為了穩定秩序的工具,計劃的「美元信貸」,為其後來得到無限量化寬鬆的潛能打下基礎。

3. 美國希望西歐在馬歇爾計劃援助下完成戰後復興,從而體現資本主義制度相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進而消解蘇聯的影響力。須知戰後歐洲社會動盪,共產主義乘勢坐大,意大利等國的共黨長期維持高度支持度。馬歇爾深信歐洲是決定美蘇勢力平衡的關鍵地域,一旦歐洲經濟崩潰,「美國-歐洲-東南亞」傳統資本主義世界經貿結構將無法延續,於是落實各項短、長期援助,降低西歐貿易壁壘,也是為了防共、防蘇。

4. 美國希望通過計劃將整個德國(而不止是西德)納入資本主義陣營,但假如未能短期內成功,也要先令德國長期分裂,以免全德倒向蘇聯。這是因為德國在歐洲的地緣戰略意義極為顯著,擁有歐洲最大的工業區魯爾、歐洲經濟復甦所必需的煤礦資源和工業產能皆賴於此,加上位於東西歐交界線,一旦被蘇聯控制,歐洲的權力天秤就會傾斜。為避免「蘇德聯盟」這一難以承受的地緣政治風險,計劃刻意從經濟、政治上強化西德與西歐的聯繫,最終證明兩德統一是冷戰終結、鐵幕崩潰的關鍵。

5. 美國也希望馬歇爾計劃儘可能拉攏東歐各國,雖然這些蘇聯附庸國並非首要對象,但美國仍然對它們提出援助,條件是放棄蘇聯的共產主義模式。鐵托治下的南斯拉夫,正是走「第三道路」的馬歇爾計劃受惠國。換句話說,美國希望通過計劃在東歐撕開一個裂口,以西歐的經濟發展作為東歐的示範單位。

「一帶一路」尚在構想階段,具體項目未明,但根據官方論述,結合回應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部署,不難推演出「一帶一路」隱含的戰略目標,亦可歸納為類似馬歇爾計劃的五點:

1. 如同戰後美國一樣,今天中國也需要通過對外投資,輸出國內剩餘的產能、資源、勞動力,從而進行經濟轉型。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製造業的強項,而中亞和南亞地區缺乏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於是中國藉「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投行、向當地政府推銷「中國製造」,和美國通過援助西歐、東南亞盟國解決國內經濟困局是異曲同工的。

2. 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可能宣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然而最有效推動人民幣跨境流通的手段,仍舊是區域經濟協作。人民幣是「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地區表現最堅挺的貨幣,雖然政策細節尚未敲定,但不少內地專家建言,北京應以人民幣作為區域內大宗商品貿易結算貨幣,同時增加在各項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的人民幣資本參與度,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這些「貨幣戰爭」理論者深信,通過「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的互動,中國才能挑戰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一如當年美元地位通過馬歇爾計劃得到鞏固。

3. 馬歇爾計劃有壓制蘇聯影響力的藍圖,「一帶一路」亦以美國為潛在對手,以「互聯互通」為重點,強調陸上能源管道建設和海岸港口建設,通過分散能源輸入渠道,降低了能源進口的戰略風險,亦逐步發展中國對印度洋海運航線的控制能力。同時,「中國(輸出工業品)﹣中亞/中東(輸出能源)﹣東南亞(輸出原材料)」這一經貿關係的鞏固,能拓展中國在亞洲的戰略空間,或可平衡美國「重返亞太」,並減少中國在國際經貿方面對美國的依賴。

4. 假如馬歇爾計劃撕裂了德國,「一帶一路」也可能撕裂原來以美日為首的APEC等亞太整合組織。通過在APEC內部找尋最需要基礎建設的國家,而與之進行雙邊整合,虛化APEC、而延緩這些國家進入美國主導的TPP,似乎已是「一帶一路」推出後的客觀效果。雖然這些國家還是會和美國打交道,不會一邊倒,但起碼也弱化了出現針對中國的美印、美韓等同盟的空間。

5. 「一帶一路」終點站落在歐洲,反映中國希望與美國在西歐的傳統盟友進一步發展關係,從而削弱美國在西歐的影響力。近來中國與西歐大各國領導人頻繁互動,英法等國無視美國反對紛紛加入亞投行,似是美國領導力削弱的最直接證明。一旦歐亞大陸經濟和戰略一體化進程得以實現,中國有可能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中心,美洲本部反而會被邊緣化。

當然,與馬歇爾計劃相比,「一帶一路」表面上不含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而是以經貿和金融考量佔據了絕對主導,因此中國官方堅稱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對於國際領導力的爭奪本身,已不必以意識形態為陣地,在國際經貿和金融體系的制度設定權、話語權,才是今天大國看重的。而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的 TPP,正是在這一領域角力。

小詞典:大戰略(Grand strategy)

英國軍事史學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 提出的戰略概念,即「有目的地部署所有可用的資源以構建一個安全共同體」。同一般意義上的「戰略」相比,「大戰略」在以下方面做出了進一步延伸:採取的手段不止是軍事,還包括外交、經貿、金融等;適用的情形不止是戰爭年代,更包括和平時期;最終目標不是「贏得一場戰爭」,而是「贏得戰爭之後的和平」。

2015年11月28日星期六

葡萄牙的中葡學生協會:那些留學葡萄牙的澳門青年們

不久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一個論壇上表示,香港在回歸後沒有依法切實「去殖民化」導致香港產生內耗,經濟發展也逐漸被澳門等地超越。而與此同時,香港郵政以「不合時宜」為由,計劃以鐵板遮蓋全港59個郵筒上的英國皇室徽號,統一換上現時香港郵政的白色蜂鳥標誌,並打算換走當中超過一百年歷史的舊郵筒;這些舊郵筒按其開始服役的年份,刻上不同的皇冠和君主標記,可謂見證了香港的殖民時代。對此,不少保育團體認為,有關計劃借「去殖民化」之名,銷毀香港的歷史遺蹟。這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就「去殖民化」的思考和討論。

港澳不過一水之隔,兩地脫離殖民管治的歷史背景更是相似;但與香港的情況有所不同的是,澳門與前宗主國葡萄牙之間的「歷史文化聯繫」,似乎引起了北京的興趣和重視。在這個大背景下,民間愈來愈多澳門人關注葡語和葡國文化;而在對此感興趣的眾多澳門學生之中,李浚賢是其中之一。在澳門完成高中後,他獲得澳門政府的獎學金和資助,到葡萄牙升讀大學,主修法律。課餘時,他與幾位澳門留學生朋友一起,為葡萄牙的澳門中葡學生協會在Facebook建立「東望洋Editorial」專頁,目標是希望聯繫澳門的華文讀者,共同追蹤葡國新聞熱話和當地文化點滴。踏入修學的第五個年頭,這位同學對澳葡之間的文化、歷史關係等有不少感知感悟,他的觀點亦能助我們認識澳門的另一個面貌。

答:李浚賢 (J)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為何你會選擇到葡國升學呢?葡國是澳門學生主要的升學地點嗎?

J: 澳門學生在完成高中課程後,大部分會在澳門本地、台灣和中國內地升學,有的則選擇前往香港、英美和澳洲等地,到葡國升學的只是少數。由於回歸後澳門法律制度基本不變,大多數到葡國升學的學生都選擇了修讀法律,而且絕大多數同學在畢業後回澳門發展。我和身邊不少同學一樣,幸運入選了一個現已持續十多年的就讀計劃,因而得到了官方資助、入讀葡國大學的機會。

S: 葡國大學主要是以葡文教學,澳門的主流中學有葡文課,讓你們銜接相關課程嗎?

J: 澳門絕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在私立中中或英中讀書,只有政府學校才會教授葡文,因此澳門很少華人學生能夠在正規課程中學習葡文。但隨著近年葡語概念在澳門興起,一些中中和英中已開設葡文課,讓有興趣的學生修讀。另外,葡國半官方機構IPOR(東方葡萄牙學會)亦積極在澳門推廣葡文,並為公務員以至澳門市民提供葡文課程;高中的三年期間,我和部分同學一樣,在那裏報讀了其夜間課程,從零開始學習葡文。

S: 在葡國讀書至今,你有何得著和感受?

J: 首先,絕大多數澳門學生都堅持不與澳門人或其他華人同住,以便透過與寄宿家庭或室友更深入體會當地文化。此外,我們這些年也會在大學舉辦一年一度的澳門日(Feira de Macau),讓葡國同學了解澳門文化。另外,澳門政府駐里斯本的經濟貿易辦事處不僅致力促進澳門在葡國的利益,對澳門學生而言,它更是我們聯誼、舉辦活動和自修的主要場所。此外,經貿辦在當地頗有代表性,因為不少市民不僅對它有所耳聞,對它的具體位置更是相當熟悉,有的還會前來上中文課或加入我們的活動。人在他鄉,這片凝聚澳門「人氣」的空間,顯然喚醒了我們澳門人在海外的身份認同感。

S: 你和同學們為何有此意念以社交網絡專頁去介紹葡國?

J: 一直以來,澳門人普遍對葡國總有種不冷不熱的感覺,並沒有香港人想像那般親密。兩地之間固然有歷史聯繫,更有近四分之一澳門居民擁有葡國護照,但我們一直並不怎麼了解葡國的重要議題或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港澳台多數媒體的報道會立足於英美媒體「濃縮」後的觀點,以致我們未能全面掌握葡國的消息,如緊縮政策、國會大選以至Uber葡國的情況和爭論背景。基於兩地之間的歷史聯繫,以及不少澳門朋友對相關資訊的渴求,我、創會理事長崔天立師兄和朋友們希望攜手運用本地一手資訊,將更多葡語區的動態呈現在澳門及外地華文讀者的視野之中。

S: 另—邊廂,葡國人對澳門有什麼想像和認識?

J: 葡國人仍會對澳門抱有一點東方式的浪漫想像,但當中不少人對澳門的熟悉程度,其實已超過我們的估計。葡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一節專門講述澳門,令大部分葡人對澳門有基本的認知,以至對葡國、中國內地和澳門之間的關係頗為了解。

S: 澳門除了華人和葡人外,還有土生葡人,他們和社會的關係是怎樣的?

J: 數百年來,澳門土生葡人和華人和平共處,但他們並不視自己為「融入了澳門」,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本來就是澳門人、「土生仔」;亦因此,在通曉葡語的同時,說廣東話、過農曆新年等中國傳統節日,對他們而言實在理所當然。而說到土生葡人,就不得不提他們的土生葡語(Patuá):作為一種混合語言,土生葡語正好反映了幾百年來,葡人與航海沿途中的馬來人、華人等通婚的歷史軌跡。

葡式建築是關鍵軟實力

S: 澳門仍有不少殖民時代的遺蹟,澳門政府對這些文化和遺蹟態度是怎樣的?

J: 澳門依然是中葡薈萃之地。葡人離開前留下的葡式「石仔路」概念,如大三巴牌坊、天主教教堂等多處西式建築亦被視為澳門多元文化的標誌,政府也認同這些是澳門軟實力的關鍵部分。澳門的巴士站牌、指示牌、鈔票和註冊公司名稱等,一概中葡文並用。另一方面,流傳多年的葡式路牌設計仍然得到沿用。在回歸前的路牌上,中文是被直書的,但所佔面積只有整個版面的四分之一。回歸後,損耗的舊路牌會被新路牌取代,而新路牌的中文是橫書的,不僅與葡文各佔版面一半面積,而且還佔據了上半部分呢。

S: 澳門政府如何利用葡語,與葡語國家發展關係?

J: 在中國的外交政策帶動下,澳門和葡語國家的接觸開始變得頻繁,一些澳門人亦因而選擇到這些國家經商,或從事翻譯工作。而按照中國的「十二五」規劃,為了令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將要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台」作為定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澳門政府推出了不少資助計劃,鼓勵學生到葡國深造或遊學。至於這種做法的意義,相信是希望將來的澳門擁有足夠多具備葡語能力的人口,令澳門有實力投入與葡語國家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理想與和平》/譚詠麟

巴黎恐襲後,歐洲多國也出現襲擊警報,不少都針對足球比賽,令人擔心球場會否越來越不安全。想起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盃,有一首《理想與和平》,改編自官方主題曲《To Be Number One》,開宗明義把足球和世界和平並列,歌詞雖然稍嫌說教,但今天依然值得重溫。

1990年世界盃是相當特別的一屆,當時冷戰快將終結,柏林圍牆已倒下,但蘇聯、東德、南斯拉夫等共產國家還勉強存在,也是他們正式參與的最後一屆世界盃。當屆西德奪冠時,群眾在殘存的圍牆慶祝,不久兩德合併,足球彷彿見證著德國崛起。這樣的背景,沒有見諸「reaching higher through Italian sky」那樣的原版英文歌詞,反而在港版林振強的詞有影像投射:「不必分西東/只知彼此眼睛/當中有個夢/名叫做和平」。今天新一代聽來,「西東」不過地理名詞,但當時卻透達鐵幕倒下、東歐被西歐「消化」的震撼。

另一句「雖比併/合作踢走冷冰」,也說出足球在冷戰期間的特殊政治功能。東歐陣營雖然被視為「鐵幕」,但人們畢竟要生活的,東歐也絕非毫無娛樂的社會,不少西方流行曲都在冷戰後期的共產國家大行其道,個別東歐足球明星在冷戰期間也能效力西方聯賽,例如匈牙利球王普斯卡斯就效力皇家馬德里。這些共同文化聯繫,令鐵幕兩側的普通人維持了大量共同語言和興趣,也令一切泛政治化的年代保留絲絲人性;蘇聯國家隊取得歐洲國家盃冠軍的經歷,就相當令人回味。其實今天看來,冷戰的兩個世界還有定期接觸和交往,依然遵守國際關係的遊戲規則,不像今天「伊斯蘭國」(ISIS)那樣,自絕於現代文明體系以外,也不在乎其他國家在國際體制的承認。

至於最後那句「不分疆土國界/共將漆黑戰勝」,表面上以「漆黑」借代威脅和平的戰爭,卻似隱喻鐵幕下的「邪惡帝國」終被「戰勝」,於是全球才邁入「不分疆土國界」的全球化時代──在九十年代,這確是主流論述。可惜冷戰結束後二十多年,世界並未真的融成一體,「文明衝突」反而死灰復燃,更出現冷戰期間也沒有的大規模激進恐怖主義,「理想與和平」的簡單比喻,再度由現實變回童話。

那屆世界盃後,香港主唱世界盃主題曲的由譚詠麟變成李克勤,歌詞由擁抱國際視野變成「起來起來起來」的通俗,就連譚詠麟也由八十年代主演爭議政治電影《假如我是真的》的金馬獎男主角,變成今天九十後眼中的「愛國校長」,可見世事之變幻無常,原是永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27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9491

談談摩洛哥大笪地

提起旅遊勝地,假如還是想起東京、巴黎與米蘭,未免了無新意。TripAdvisor今年「十大最受歡迎旅遊點」榜首,赫然是港人陌生的北非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ch),剛巧筆者不久前曾到當地,對這地方之魅力別有體會。

馬拉喀什有「南方珍珠」之稱,分新城與老城兩區,人口近百萬,過去以皮革業為經濟命脈,近年由旅遊業主導。從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坐3至4小時火車,便到馬拉喀什,這也是沙漠邊緣的最後一個大城市。雖然火車現代化,但不時滿座,只剩企位,筆者與地人逼在一起,席地而坐熬過數小時,才進入那神奇國度。

當地自然有一系列文化古蹟,但最具特色的,反而是一般購物團遊客不會有興趣的舊城廣場。

那是全非洲最大廣場,每晚入夜才是黃金時段,到了零時還有數千人在那裏,既有本地人,也有來自各地的遊客。由於摩洛哥處於數個文明交滙點,遊客既有來自歐美國家與亞洲經濟體,也有阿拉伯穆斯林或南部非洲的黑人,操什麼語言的人都有,也有衣着及面紗保守程度不同的婦女,在廣場都能和平共存。

廣場除了有各種食物與源源不絕的鮮榨果汁,還有非洲鼓、傳統舞蹈、民歌、算命、紋身、弄蛇及玩猴等不同攤檔,堪稱活的博物館,實在是field study的寶庫。不少遊客來到馬拉喀什,不是為了任何名勝,只是為了廣場的夜晚。曾幾何時,與香港一個地方的感覺頗相像,那自然是大笪地了。

發展旅遊 兼顧民生

TripAdvisor近年旅遊勝地排名趨勢,開始重視旅客的體驗及心靈滿足,多於物質享受,令馬拉喀什一類城市愈來愈受青睞。但純粹獵奇性質也是難以普及的,要成為遊客區,還得政府充足支援,而摩洛哥也做得頗到位。

按世界旅遊組織(UNWTO)去年數據,非洲最受歡迎旅行地正是摩洛哥,其次為南非、埃及、突尼斯。世界經濟論壇分析140個國家資料後,認為摩洛哥是全球第3招待旅客最周到的國家,僅次於冰島及紐西蘭。

愛看電影的人,定知道《北非諜影》的背景,正是在摩洛哥的最大城市、人口達300萬的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但其實當地沒什麼給旅客遊覽,頂多是有一間10年前才開張的Rick's Cafe供影迷朝聖。

摩洛哥旅遊業的真正寶庫在於文化。前年,摩洛哥政府發表旅遊政策文件Vision 2020,當中兩個關鍵詞分別是「可持續發展」及「生態旅遊」,即旅遊發展要顧及訪客對當地民生的影響,特別是摩洛哥水源、能源都有限,不能因接待遊客而犧牲當地人利益,遊客不能凌駕當地「原風貌」(authenticity)與民眾生活的幸福。

馬拉喀什廣場便是「原風貌」最佳體現,舊城旁的撒哈拉沙漠也被摩洛哥政府列為重要資產,設有10個國家公園保護。基於有關認知,文件提到旅客數字應設上限,以平衡上述目標,並列舉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指標。

日本社區設計師山崎亮著有《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一書,提出社區與人文關懷並存的概念,寫下這句:「不是打造出只讓100萬人來訪一次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1萬人造訪100次的島嶼。」似乎摩洛哥不單有這種意識,且能說到做到,古蹟都是活生生的,而非重構欺騙遊客。只要當地能避過「伊斯蘭國」(IS)一劫,受歡迎程度相信會愈來愈高,若然廣場出現一兩個炸彈,苦心經營多年的氣氛便可能蕩然無存。

2015年11月26日星期四

伊朗已成「超級金磚」

談起「金磚國家」,我們自然想起「金磚五國」,又或哈薩克、土耳其等「新金磚」成員。但國際關係學界此刻最看好的超級金磚,卻是伊朗。

今年七月,中英美法俄德與伊朗達成共同協議,國際社會將逐步解除對伊朗的石油和金融制裁,換取伊朗減少低濃縮鈾庫存98%,和導彈發展受制約。對美國保守派而言,這協議自然是一大噩耗,例如兩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舒爾茨就聯合撰文,指協議「無助改變伊朗35年來對西方的強烈敵意」。以色列、沙特等伊朗宿敵更不相信伊朗會放棄軍事擴張,認為美國正在拋棄傳統盟友。

但與此同時,伊朗內部卻一片歡騰,認為這個經濟潛力無限的國家,似乎終於可以乘搭全球化時代的便車,一躍而起。其實自2013年日內瓦臨時核協議簽訂開始,歐美公司已積極準備進入伊朗市場,紛紛找尋合作夥伴、洽談合同、聘請臨時員工,甚至已在開始籌備辦公室。路透社如此形容伊朗的市場潛力:「它是自1990年代的後共產時代以來,重新加入全球經濟系統的最大國家」。廣告公司巨頭WPP集團首席執行官MartinSorrel甚至如此形容伊朗:「除了火星和月亮以外最大的未開發市場」。

這種樂觀精神,也是有所本的。無論是人口、能源、技術、教育水平,伊朗都居於世界前列,加上中產階級發達而穩定,基礎建設也相當成熟,令對伊朗感興趣的行業,遍及銀行、石油、物流、工業、消費和金融。一般而言,這樣的國家早已被既得利益鎖定,但因為政治原因,伊朗市場卻幾乎在伊斯蘭革命後原封不動,一直被各國資本家垂涎三尺。

從前與伊朗貿易的大國是中國、俄羅斯,中國早前已取代德國,成為伊朗第一大貿易伙伴,佔其外貿近半。由於伊朗通貨膨脹厲害,年輕失業人口眾多,購買力正在下降,中國的廉價貨品,對伊朗人的吸引力不容小視。但自從伊朗與西方破冰,對中國的態度卻出現微妙變化。今年9月,《金融時報》有一篇題為《伊朗不再「向東看」》的報導,指伊朗許多商界人士開始延遲或減少在中國的採購,並寄望與西方企業增加業務往來。

曾任伊朗經濟部副部長的法拉哈尼(Mohsen Safaei Farahani)認為,中國在伊朗形象不佳,只要有其他選擇,就會引發商人的報復心態:「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資集團通過提價和延遲交付來強加條件,同時伊朗實業家感覺被迫使用中國產品」,而伊朗石油部也曾指責中國企業不履行合約。法拉哈尼預期,2017年起,中伊貿易增速將會下降;有分析師更認為,中國的石油、天然氣、航空等高端技術公司,在伊朗的業務將逐步被歐洲公司淘汰。立場較親華的伊中商會副會長哈里里(Majid-Reza Hariri)則相信,反華心理不過是因為對西方公司重返伊朗市場「太過興奮所致」。

無論如何,當伊朗被中國列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伙伴,也是中國突破能源封鎖的重要對象,華商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個市場的。中美的下一個貿易戰場,捨伊朗其誰。屆時伊朗純樸的民風、好客的笑容,恐怕將一去不返了。

小詞典:「裏海」與「裏湖」(Caspian Sea/Caspian Lake)

伊朗對中國的戰略價值,既與石油有關,也與其接連裏海、波斯灣、乃至阿拉伯海的地理優勢有關。然而裏海的地位,卻處於爭議中。裏海處於亞歐交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內陸海,目前與俄羅斯、亞塞拜疆、土庫曼、哈薩克、伊朗五國接壤,海底蘊藏豐富石油,引來各國爭奪。有些國家希望把裏海定義為「湖」,以納入國內法規管理,否則必須受國際海洋法管轄。

俄羅斯轟炸IS的盤算

近月俄羅斯終於空襲「伊斯蘭國」(IS)的敍利亞據點,但隨即惹來報復,俄國一架客機上月底在埃及西奈半島上空被炸毀,難免令部分國民質疑是否惹禍上身。早前,俄國不同民調均顯示,雖然大部分人支持空襲,但反對出動地面部隊,以免捲入另一場「阿富汗戰爭」。最新證據卻顯示,俄軍地面部隊似乎已小規模出動。既然變數這麼多,反正普京本來亦不打算出兵,為何現在成為全球反恐先驅?這須從普京面對的內外形勢談起。

普京雖是強人,但畢竟並非真正沙皇,國內也須尋找盟友,而俄國內部權力鬥爭,一直是西方觀察員深感興趣的話題。著名評論員Ian Bremmer曾分析,克里姆林宮的鴿派精英只能影響經濟範疇,話語權本來已不及鷹派,在西方因烏克蘭危機施加經濟制裁後,地位更低,普京更須依賴強硬派支援。假如無其他「危機」轉移視線,普京的個人危機便隨時出現。

問題是,本來被普京用來驅動民族主義的烏克蘭問題,卻開始成為一把雙刃劍。不久前,雜誌Foreign Policy一篇題為〈普京的烏克蘭夢怎樣變成噩夢〉的評論文章,頗準確說出俄國此刻困局。文章稱烏克蘭政府及地方勢力都反抗升級,俄國佔領的烏克蘭東部地區難以自力更生,漸成俄方沉重負擔,加上西方制裁,皆令普京在烏克蘭進一步擴張勢力一事上力不從心。但民族主義者會視放棄烏克蘭為背叛國家利益,加上俄國外交也定下通過控制鄰國反政府陣營影響大局的國策,若果在烏克蘭上背離原則,也可能在其他地方產生骨牌效應。

西方儘管憂慮普京出兵敍國,是變相援助巴沙爾政權,但也確實希望俄方運用影響力,促成敍國兩派談判,然後集中力量打擊IS。自從伊朗與西方和解,並願意加入敍利亞談判,巴沙爾的所有後台都已在談判桌上。只要普京利用軍事影響力促成一個「大和解」方案,西方也不會不感激,甚至可能因此放寬制裁。這時候,俄國的機會便來了。

何況,鞏固俄國在敍國的海軍基地,也能增加烏克蘭政策的彈性。今年1月,俄國國防部宣布所謂「重返三海」政策,視北極海、波羅的海及地中海的軍事化,為新國防重點,甚至以沒有預警的極圈「臨時戰備演練」,回應北約「2015 北約北極挑戰演習」。此「三海戰略」中,敍國毗鄰地中海,正可供俄方「重返中東」,因此目前在敍國的基地便具多重戰略重要性。只要保住這基地,讓西方承認俄國在地中海的客觀存在,俄方透過烏克蘭得到的黑海控制權,便能延伸至地中海。那時,烏克蘭其他戰線或能體面收緊,亦未可知。

法國恐襲後,普京相關盤算反而打得愈來愈響,或爭取到俄方的戰略機遇期,和緩本來成為西方眾矢之的之趨勢,一如中國成為「9.11」事件後的得利漁人,忽然獲休養生息的黃金十年。再者,西方制裁後,普京反而利用這藉口加強改革,順帶重組權力架構,令一度看淡俄國的西方投資者又開始轉向。政治手腕老練的普京,怎會讓這機會白白溜走?

2015年11月24日星期二

明星之父:回顧加拿大老杜魯多總理的政治遺產

加拿大大選結果塵埃落定,新任總理小杜魯多因為外貿俊朗、形象叛逆而人氣高企,團隊也令人期待。單看內閣15男15女的安排、其「Because it’s 2015」的回應,都顯示此人有意跳出常規,希望一洗氣象。然而小杜魯多畢竟不是鄰家孩子,形象如此偏鋒而依然有公信力,與他承繼了父親的政治資本關係至巨。對新一代而言,老杜魯多如何改變加拿大這一課,是必須要補的。

老杜魯多在1968-1984年兩度出任加拿大總理,期間只有1979-1980年不在位,可謂領導加拿大轉型的關鍵人物。加拿大雖然在美國陣營,乃至被認為是不可能有獨立路線的附庸,但老杜魯多本人卻是充滿獨立思考的。他讀法律出身,再獲哈佛大學政治經濟碩士學位,亦曾在巴黎政治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卻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他到過莫斯科開會,因向史達林人像擲雪球而被拘留,卻又因「親蘇」曾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這樣的經歷,令一心帶領加拿大走獨立自主路線,希望加拿大人得到清晰的身分認同。

老杜魯多影響最深的政治遺產,大概是確立加拿大的多元文化身份。在他以前,加拿大作為移民國家,國民只強調自己的英國、法國或原住民文化認同,而鮮有以身為「加拿大人」為榮;另一些國族主義者則主張效法美國,採「大熔爐」政策,希望所有新移民都被同一國家文化融和。老杜魯多認為,這些選項都不利加拿大長遠發展:過份強調英法等文化,只會永遠令加拿大成為其附庸;效法美國移民政策,亦會失去不同族群各自的傳統,加拿大卻正是以此由下而上地起家的。他主張加拿大開宗明義鼓勵「多元文化」,讓不同文化在國內並存、互相尊重,同時以這種並存建構「加拿大身份認同」,作為與美英法諸國的區別。這種精神,至今依然是加拿大國策,自然也是小杜魯多承繼的遺產,相信其內閣很可能調整移民政策,以和前政府的保守作風分道揚鑣。

老杜魯多的另一貢獻,在於1982年起草的《加拿大憲法》,並加上《自由和權利憲章》,保護原住民、婦女、同性戀和少數族裔免受歧視。《憲章》也確立了加拿大公民的種種權利與自由,包括思想、宗教、信仰、言論、新聞自由等,令國內政治風氣持續向自由主義發展,這也是小杜魯多重視弱勢社群的思想來源。事實上,老杜魯多的自由主義傾向,早在出任司法部長時已表露無疑,任內他令同性戀非刑事化,曾言「國家不應管卧室的事」,令離婚變得容易,很受年青人歡迎,才得以擊敗眾多資深黨員,成為自由黨黨魁、總理,引發「杜魯多熱」。

另一方面,縱然鼓勵多元文化、人權自由,老杜魯多對分離主義是強烈反對的,特別是魁北克獨立運動的堅定反對者。在六十年代,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極左翼恐怖組織「魁北克解放陣線」曾多次策劃恐怖襲擊,也令他們失去人心。老杜魯多上台後,前政府強化魁北克地位的行動都被終止,已完成涉及移民與文化教育事務的「雙邊協議」,都被視為「行政協定」而被推翻。結果終杜魯多一代,魁北克獨立運動都未再成大氣候。

今年小杜魯多帶點爆冷地大勝,延續了父親的神話,連種種政綱也一脈相承。相反前保守黨總理哈珀敗選的重要原因,卻是被指違背老杜魯多定下的國策,例如指若繼續執政,會重新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意味不會重視推翻面紗禁令的法院裁決。選民對此反感,而不取保守主義,可見多元文化思想之深入民心。哈珀輕視小杜魯多,其實也是輕視老杜魯多的遺產,結果自食其果。

小詞典: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管理一國移民政策之宗旨,意指對待多民族社會時,應強制推廣不同文化間的互相尊重與寬容,讓不同文化並存在國家的框架之下,而不強求他們的盲目融和。這詞彙最早用於形容瑞士1950年代的政策,1960年代末期加拿大老杜魯多將之發揚光大,並擴展至其他歐美國家。

2015年11月23日星期一

國際關係視角看「去殖民化」

不久前,有北京前駐港官員稱香港未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掀起一輪對「去殖民化」的討論。然而,即使在國際關係學界,「去殖民化」這類命題從來都是具高度爭議,且不是單純的政治議題,也必須理順相關文化意涵。

此時,大家不妨重溫「去殖民化研究」領域專家Jan Nederveen Pieterse及Bhikhu Parekh合著的《意象的轉移:解殖、自內解殖和後殖民情狀》(Shifting Imaginaries: Decolonization, Internal Decolonization, Post-coloniality),雖然著作更屬文化研究範疇,並已為羅永生等香港學者介紹,但通過同樣框架介入國際研究,也能讓人別有所得。

在該著作中,作者首先從「殖民主義」與「本土文化」的關係入手,指出殖民者引入的價值觀與制度,並非全以外力加諸殖民地,而是透過跟殖民地自身的本土文化發生碰撞,進而共同建立而成。此一理解,與北京常常簡單地把「殖民制度」簡化為「英帝國主義者」強加在港人身上這一標籤,可謂背道而馳。換句話說,產生於殖民地本土的思想,通過對自我的反思及對殖民者的回應,也共同參與了「殖民制度」的創造。

文化融合 難以割裂

作者以印度被殖民的經歷為例,表明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本土文化的衝擊終究是有限的,殖民歷史並不意味着本土歷史的斷裂,而是在本土紛繁的文化與傳統之上再加一筆。正如「本土文化」包含了種種外來文化交流下的變異,「印度文化」其實是種種外來文化混合而成,今天印度文化便不可能與英國輸入的板球割裂,可見「殖民化」本身也是一個複雜互動過程,並非憑「一刀切」方式簡單粗暴地進行。

理解了這定義,大家應進一步看作者如何區分3種不同「去殖民化」,並思考有沒有哪個模式能適用於香港。

一、最基本的「去殖民化」是以民族解放運動為載體,目標是推翻外來殖民政府,驅逐外來資本,解放受殖民壓迫的人民,進而構建獨立的新政權云云。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去殖民化」運動,多由此展開。

誠然,獨立自主的政治與經濟架構,以及免於壓迫的民族國家認同,都是「去殖民化」的追求,但這種過分強調「與過去割裂」的去殖民化,往往帶來極負面影響。假如「去殖民化」支持者變成一個「反抗的共同體」,而對制度優劣缺乏反思,即使殖民者被驅逐,壓迫者卻依然存在,他們即是當地的新貴,以國家意志之名繼續掌控權力。這解釋了何以那麼多非洲獨裁者都以「去殖民化」之名,來繼續獨裁統治,典型例子自然是新一屆「孔子和平獎」得主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穆加貝把國號由充滿英國殖民色彩的「羅德西亞」變成紀念非洲文明的「津巴布韋」,這就是有關手法的代表作。此外,把「剛果」改稱「扎伊爾」及搞「扎伊爾化政策」的獨裁者蒙博托,也是同一類人。

二、作者稱另一種「去殖民化」為「內在的去殖民化」,以階級與性別為主戰場,表現為社會底層民眾反抗精英統治與階級壓迫,以及女性挑戰傳統的男性主導權力,這是傳統左翼學者的主要論述。

這種發生在不少新興獨立國家內部的「去殖民化」運動,通常以驅逐所謂「殖民政府的繼承者」為目標,力求更廣泛意義上的制度解放與社會進步。根據此定義,誰才是香港真正的「去殖民化」對象,不言而喻。然而,這種「去殖民化」往往被國族主義者高度批判,因為社會的核心始終習慣以「我者 ── 他者」劃界,習慣二元鬥爭,假如不嘗試披上這件外衣,畢竟是難以凝聚人心。

三、在作者看來,真正跨界的「去殖民化」已隨着全球化大勢而生,也就是「後殖民性」(或曰「超越殖民性」)運動。作者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頻繁的人口流動與密集的文化碰撞等,已令不同文化得以互相了解,「我者 ── 他者」的界限趨向模糊,談論去不去殖化已是不必要,既然連討論也屬多餘,這才是根本意義上的「去殖民化」。不過,此觀點也具高度爭議性,不少東方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以美國等西方世界主導的、在社會經濟領域的「再殖民」,亦即「新殖民主義」。有關國家不再以政治上的代理人管制為表現,而是通過對資本、技術及機制的壟斷(例如世貿組織),以及「文化同質化」(例如麥當勞化),達到控制非西方世界的目的。對這一質疑,作者在著作末尾提出,擺脫「新殖民主義」的關鍵,在於實踐「文化多元主義」,亦即打破「西方 ── 非西方」的二元隔閡,不再以「強權者」與「受害人」的身份自居,才能輕身上路。

二元對立 無助解困

上述種種看似「離地」的概念,與當下香港又有什麼關係?近代香港正是經歷上述「殖民 ── 去殖民」的不同階段,而對於香港殖民史及「去殖民化」的認識,也反映當下香港社會二元對立的不同心態。其實,英國殖民者引進的制度設計及文化,跟香港社會發展深刻交織,早已無分你我,所謂「去殖民化」並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港英時代的一切文化制度設計統統拋掉,何況其中不少有益的特質,已經內化到香港文化當中。諷刺的是,當初中國欣賞香港,部分正源自這方面文化的可貴。

再者,與其他殖民地經驗不同,香港以「回歸」方式結束殖民統治,這使香港在解殖過程中面對的,並非自我的解放,而是再一次與境外政治、經濟與文化碰撞,以及相應的對自我再認識。對北京而言,這是光明正大的重新確立管治,但對不少香港本土主義者來說,北京自身是否亦帶着後殖民因子,來實踐國家民族主義,試圖把香港各方面納入其統治,對昔日本土精英及港英政權共同建構的社會文化一筆勾銷與推倒重來,亦似不言而喻。

這些涉及香港政治的思考,並非筆者的研究範圍,只知道「我者 ── 他者」的二元思維一天不打破,任何社會都難以擺脫後殖民時代的困局,從前的多元文化特色,只會迅速蕩然無存。

小詞典: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指一國在另一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行使控制權,建立在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上。16世紀至20世紀中葉,歐洲強國在亞非拉地區建立了眾多殖民地,其中以英國的殖民地覆蓋面最廣,號稱「日不落帝國」。二戰後各殖民地興起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帝國隨之瓦解。

2015年11月22日星期日

從《爸媽不在家》看新加坡電影軟實力

2013年第50屆金馬獎,五部獲提名「最佳劇情片」的電影中,以蔡明亮的《郊遊》及王家衞的《一代宗師》為熱門,結果卻由新加坡新進導演陳哲藝所執導的小本製作《爸媽不在家》跑出,後者亦同時奪得「最佳原著劇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女配角獎」三個大獎。月前這電影在香港的「新加坡節」再度上映,但全院觀眾頗為零落,有點可惜。畢竟《爸媽不在家》除了標誌着一種新加坡獨特的電影類型,作為「軟實力」輸出東南亞以至國際,對香港這類東方大城市同樣有共鳴,從中正好觀察兩地文化之異同,這比老是專注純政治或純娛樂問題,更有思考空間。

《爸媽不在家》以1997、98年間的亞洲金融風暴時期為背景,講述一個「雙薪中產核心家庭」,父母雙雙外出工作,於是僱用菲律賓女傭打理家務及照顧孩子。在父母眼中,女傭不過是寄住在家裏的外人、勞工,第一件事就是沒收她的護照,防止其「偷走」,反而孩子由抗拒到依賴,在日常生活中與女傭比與父母更親近,逐漸培養出「一家人」的感情。最精彩的反而是女傭心路歷程的轉變,由寄人籬下的無奈,轉變到把僱主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卻又每天都知道這家庭早晚會出現風暴,能預感這種感情不可能長久。這些日常生活常見的人物,偏偏催生了劇情張力,讓觀眾產生了濃重的無力感。對難以控制自己命運的人而言,這感覺尤為貼身。

這樣的背景,放在新加坡身上,尤其不容易。從早年由梁智強執導的「小孩系列」(包括《小孩不笨》及其續集、《孩子不壞》等作品),到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標誌着近年新加坡一種趨於典型的、且能在國際成功的電影類型:前者諷刺新加坡教育制度,以至社會的「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後者則透過孩子與外傭、父母的親疏關係,反思新加坡中產家庭的隔閡。兩者均圍繞新加坡的典型社會、生活議題,並且通過一種清新、在地的小品敘事方式呈現,示範了如何毋須觸及“high politics”議題,也能解釋何謂社會發展帶來的“alienation”(異化)。在傳統賣座的特技、武打電影壟斷下(尤其在3D電影技術普及之下),這一類別的新加坡電影得以在東南亞以至國際不少影展獲得好評,正反映了全球觀眾也對這現象心生共鳴。

金馬獎決審委員之一、台灣導演李安後來向媒體透露,「喜歡它(《爸媽不在家》)的評委最多,沒有一個人不喜歡這個片子,有一組人極端喜歡,它總是排在第一、二名,沒跌過第三名,經過四輪下來就是它了」。李安還對媒體表示,他心目中的第一選擇雖然是蔡明亮的《郊遊》,但亦肯定《爸媽不在家》「比較起其他幾部,能感覺到它最不用力,就把你的心從頭揪到尾」,「清新、不做作、很純、很感人,是大師沒辦法比的」。不過在中國內地,頗有記者、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為「僅僅一部可看的平庸之作」;在台灣,雖然《爸媽不在家》在金馬獎跑出,但也常被指為「爆冷結果」。 這反而顯示了新加坡找尋自己的電影模式期間,正正走對了路:難道還能期望與天價投資的「中外合拍電影」比併成本和場景麼?又難道能期望和西方獨立電影正面比併社運式抗爭精神麼?

為什麼香港沒有掀起熱潮

比較令人遺憾的,反而是電影沒有在香港掀起熱潮,甚至連話題也未能帶動。《爸媽不在家》基本上是香港的小圈子知識,觀乎新港兩地的高度同質性,以及電影可以帶來的共鳴,這反映是值得探討的。

表面上,新港兩地的經濟發展模式相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都在19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2010年的金融海嘯底下面臨衝擊。兩地均以中產核心家庭為社會主要結構,引入東南亞外籍傭工也是家庭模式的主流習慣,甚至對菲傭的潛在歧視心態,也是異曲同工。在更廣的政治環境上,新港兩地的「家長式管治」雖然有不同淵源,但香港自回歸以後,相關管治模式進一步體現,尤其近年「八十後」、「九十後」躋身反對運動的中堅分子,年前又經歷過反國教科等事件,建制亦同樣以「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予以抗衡。因此,香港影評人評價《爸媽不在家》時,對其觸碰的各種議題,例如新式、港式中產核心家庭關係(即父母子女,加上外籍傭工組成的「家庭」)、經濟高度發展下的人際隔閡,以至國際移工等問題,都能心靈感應。

然而原來在不知不覺間,香港和新加坡的社會距離,卻越拉越遠,令《爸媽不在家》的共鳴成分不經意的被大大降低。新加坡小孩可以和菲傭發展真摯感情,不可忽略的元素是語言:新加坡畢竟以英語為母語,就是在華人家庭當中,英語水平也普遍比香港優勝,而且習慣了中華、馬拉、印度、伊斯蘭等不同文化並存。單是電影小主角願意欣賞菲傭的菲律賓歌曲,已極難在香港出現。

而且新加坡的政治氣氛是逐步步向寬鬆,而且有一人一票的普選,縱然有種種操作,但民主成分似乎已勝過香港。這不是形式的問題,而是實質的問題:在近年選舉,人口問題成為新加坡重要爭議,反對派正是靠這題目大有斬獲,執政黨不得不迅速回應,製定所謂“Singaporean First”政策。因此《爸媽不在家》暗中觸及的族群融合問題、新移民問題,其實是有條件促成社會變革的。相反香港反對派幾乎永遠無望執政,近年要化社會戾氣為新政的例子絕無僅有,令社會性電影通常落入不是政府工具、就是抗爭文宣的二元狀況,而對市場而言,兩者都是趕客的。

《爸媽不在家》並非沒有批判性,也不完全政治正確。但它揚威金馬獎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高調在其Facebook專頁祝賀,指希望今次收獲能推動新加坡電影工作者繼續努力,「創作更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小孩系列」、《爸媽不在家》等作品,已經成為新加坡電影的一種標誌,或謂新加坡的「軟實力」。與此同時,香港電影迅速被中國的龐大市場消化,卻逐漸失去了從前只此一家的韻味。舉一反三,餘事可知。

沈旭暉 Initium Media 端傳媒 2015年11月

2015年11月21日星期六

香港曾經的競爭對手──廣州灣

今年,兩部以平行時空作為創作意念的文化作品在社會引起迴響。年初,先有著名作家陳冠中先生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書中故事以國民黨勝出國共內戰為背景,建構出一個平行時空中的中國,當中華民族復興、國民安居樂業,歷史人物在這時空下也有不同命運,成就中華奇蹟。另外,美國電視劇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也在今年推出,劇中以德國和日本為首的軸心國勝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美國則被德、日兩國瓜分,東部為「大納粹帝國」,西部則為「日屬太平洋合眾國」。劇中德、日再同樣陷入冷戰和武戰的危機中。兩部以平行時空為意念的作品都刺激受眾對歷史的思考和聯想,因而更能理解當前的局勢。

最近,香港社會有不少去殖化的討論,這令人思考,若英國在二戰後將香港歸還中國,這平行時空中的香港會是怎樣。這類的問題有無限的變數,讓人有很大的思考和想像空間。距離香港約500公里的前法國殖民地湛江──廣州灣,就可以幫助我們想像這個平行時空中的香港。法國在二戰結束後將廣州灣歸還中國,可是其歷史記錄很零碎。法國記者Francois Boucher就為廣州灣拍攝了一齣紀錄片,並創作了一本以此為題材的小說,他遊走於法國、台灣、湛江甚至日本之間,不斷翻查政府檔案和訪問相關人士,一步步重構這段廣州灣歷史。他的豐富知識更能讓我們想像這個平行時空中的香港。

S:你走訪了中、法兩地,現時法國人和湛江人對廣州灣這段歷史有所認識嗎?

F:其實,相比起越南,絕大部分法國人對廣州灣都沒什麼概念,而我也是由廣州法國領事館的介紹才知道廣州灣的歷史背景。

當時法國向清政府租借廣州灣,並將其易名為白瓦特城(Fort Bayard)。在法國西部有個名稱類似的小島Fort Boyard,大部分法國人都因為這島是一個法國電視台遊戲節目的拍攝地,而認識這個名稱。我15年前第—次踏足廣州灣,對其歷史極感興趣,因此,我當時希望為廣州灣拍攝一段約5分鐘的紀錄片。可是,隨翻查不同的官方資料,以及到當地訪問不少人,包括研究員和居民等。他們告訴我很多故事,我把他們的故事整合成一個廣州灣故事,因此,不得不把紀錄片延長至30多分鐘。另外,我也以廣州灣為背景寫了一個偵探故事。

S:當時香港已是區內的重要港口,為何當時法國仍在香港附近租借一個港口?

F:嚴格而言,我並非社會學者,不能用理論框架去分析,我是以作家身份分享我所認識的廣州灣。當時法國眼見香港的地位不斷提升,並成為英國在中國南方重要的港口。於是,法國希望租借在法屬印度支那和香港中間的廣州灣,銳意將港口發展為能與香港匹敵的自由港口。

此港口地理位置優越,現時更是解放軍在南海的其中一個軍港。當時,法國不但重視港口和基建建設,更引入鴉片、賭業和黃色事業,這亦是當時的重要產業。因此,法國社會對當時法國政府在廣州灣管治的評價都傾向負面,認為當時政府沒甚建樹,令廣州灣的發展遠不如香港,香港則是自由貿易的重要港口。相反,中國三十年代報紙和文獻所記錄的評價卻較正面,指出廣州灣接收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難民,同時,成績優異的學生也可以到法國升學,這提供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較穩定的環境。因此,當時法國人和中國人對廣州灣有不同的想像。

湛江積極修復殖民遺址

S:既然法國當時希望發展廣州灣,又有一定民意基礎,法國大可效法英國保留殖民地,為何將其歸還中國?

F:在二戰結束後,法國在世界,特別是東亞的影響力大不如前,難以維持殖民統治。另外,法國在1946年先將廣州灣歸還中國,並在1956年放棄法屬印度支那的管治權,兩者之間相距10年。我在翻查法國的檔案時發現,1945年,蔣介石委派盧漢將軍帶領20萬大軍進入越南首都河內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以及接收越南北部。法國憂慮中國藉此入侵越南,因此,為換取國民黨軍隊撤出越南和維持其在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法國願意放棄在中國的租界,以及一切特權。這亦是法國歸還廣州灣的最大原因。但最終,法國也在10年後放棄法屬印度支那的統治權。

S:最近,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去殖化問題,湛江市政府有否刻意去消除廣州灣這段殖民歷史?

F:廣州灣現時已併入湛江市,並成為湛江市的城區。期間,中國政府曾主張消除城中的殖民遺址,當中不少法式建築和殖民象徵都受到破壞,藉以淡化殖民痕跡。可是,近年湛江市政府大力推動修復這些殖民遺址,其中包括廣州灣法國公使署、法國廣州灣警察署和維多爾天主教堂,這些都是極具法國風情的建築。另外,當地也有不少融合中西建築特色的建築物。市政府希望能重塑其殖民歷民,並以此吸引遊客。同時,湛江大學亦有一支研究隊伍在研究廣州灣的歷史,以及翻查當中的歷史檔案。當地有很美味的佳餚,特別是海鮮和法式牛角包等。置身其中,你能感受歐陸氣息,而不像一個中國城市。當地仍有部分人能說法語,因此,當地政府亦希望將廣州灣發展成為促進和法國交流的平台。

城市發展似港島與新界

S:作為兩個歐洲國家的前殖民地,香港和廣州灣之間有否同質性呢?

F:在城市規劃方面,現時湛江市由霞山區和赤坎區兩大部分組成,隨城市擴展開始併入其他區域。其中當年白瓦特城就是現時的霞山區,赤坎區則是當年的華人社區,兩區之間相距約10公里。在這兩區中你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風情,它們之間就像一條無形的界線,其城市規劃和建築特色可謂完全不同。這城市布局也與香港接近,你在香港島仍能感受到歐陸氣息,新界則像一個華人社區。文化方面,當地仍有部分人能說法語,也有部分人是中法混血兒。另外,法國飲食文化也滲入當地人的生活。然而,社會制度的保留則無法與香港相比。因此,香港人到廣州灣旅遊必定有一番感受。

S:在未來,你計劃從哪一方面進一步探討廣州灣的歷史呢?

F:廣州灣經歷了法國、日本、民國和新中國四個階段的統治,因此,其相關資料和檔案散落在巴黎、東京、台北和湛江,若要收集和翻查所有資料相當費時。因此,我與湛江大學的研究團隊保持聯繫,始終我中國語文能力有限,難以翻查中文文獻,於是我只好集中研究法文的檔案。我們彼此從中、法兩方面手,從而對廣州灣有更全面的理解。另外,除了官方記錄的檔案外,當時法國政府派出二三十艘科學考察船沿越南南部出發北上至廣州灣,沿途記錄沿岸地理,以及動、植物的資料。因此,我希望能從巴黎法國國家檔案館收集這些資料,並在未來將此編輯成書。

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

巴黎女教授口中的計時炸彈

巴黎是我很喜歡的城市,身在其中,穿越古今,彷彿甚麼都變得有品味。然而偏偏是這樣的城市,近年接二連三發生恐怖襲擊,而且按這趨勢,恐怕還陸續有來,為巴黎加添了一抹宿命色彩。拋開文學語言,就不得不理性地問:這股宿命從何而來?單是因為新移民、穆斯林、文明衝突、法國政策,還是還有我們不能理解的甚麼?

月前我在巴黎,與一位年齡相若的女教授聚舊。她精通中文,是法國新生代的中國通,習慣了不同文化衝擊,卻不斷說對巴黎前景感絕望,強調我們看到那精緻、優雅的巴黎,並不是巴黎的全部。據她所言,圍繞巴黎的近郊地區,已成為法國的「三不管」地帶:巴黎政府管不到,其他地方政府無強大執行力,國家又不知從何介入,令當地人自成一國,成了法國最大隱憂。這些地方住的通常是新移民和後代,未能被城市消化,只能聚在一起維生,由於大都是穆斯林,慢慢就形成了獨特的法國穆斯林社群,和主流法國文化逐漸背道而馳。

更諷刺的是,她說這些法國穆斯林雖然強調自己的宗教認同,但其實對伊斯蘭世界的認識十分有限,絕大多數只會說法語,接收的資訊也來自法國媒體,只是為了逃避難以在法國社會上向流動的現實,才刻意找一個「他者」身份來寄託。由於在大城市生計成問題,巴黎近郊就成了他們的勢力範圍,種種非法活動盛行,毒品買賣、廉價妓女等源源不絕,而且有了自己的「民兵」,連一般警察也不敢干涉。每次選舉,主流候選人都避免進入相關地區,以免自討沒趣,而曾經「大膽」進入的薩爾科齊,也難逃被轟走的下場。

由此看來,法國要全部融合這些新移民,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他們已尾大不掉,有了自己的社區,而且社區和主流法國已分道揚鑣。但另一方面,他們和原來的母體,例如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或馬里等,其實同樣越來越隔膜,因為在法國成長的新一代其實沒有多少母體聯繫,和真正在地的鄉親父老根本沒有共同話題、沒有共同生活體驗,也就談不上有共同利益。到了最後,他們衍生了非法國、非母體、強調伊斯蘭、但又要在法國本土的新身分認同,「伊斯蘭國」興起,正好承載了這種奇怪的身份。只要這批人有0.01%有激進主義傾向,可能成為恐怖份子,法國的反恐,就註定徒勞無功。

聽她說著說著,強烈感到法國精英對未來的惘然。弔詭的是,這份惘然可算是對法國平等、自由、博愛等核心價值的質疑,而她們要捍衛的,卻又正正是傳統法國文化。假如恐怖襲擊不斷出現,法國核心價值的根本,也難免會被大幅改變,單是這一點,已教面前的精英不是味兒。但假如改變了價值觀,還是不能確保巴黎安全,要天天活在惶恐中,那更是雙輸。這些道理,說來也不難懂,但要切身處地,如何自處,卻又是另一回事。

小詞典:Banlieue

法國大城市生活指數昂貴,不少在大城市工作的人都住在近郊地方,英文稱為Suburb,法文稱為Banlieue。七十年代以來,巴黎貧富懸殊嚴重,新移民也越來越多,部份Banlieue逐漸成了窮人、新移民集中地,但也有一些Banlieue是富人區,彼此涇渭分明。

《天問》/達明一派

不久前和填詞人周耀輝相遇,終於可以親身告訴他,至今仍然喜歡他填的達明一派作品《天問》。那個時代的詞,不止有國際視野,還有宇宙情懷,雖然這首歌是六四後芸芸作品之一,但和同一系列歌曲相比,沒有聲嘶力竭的濫觴,卻鮮有地足以傳世,因為歌詞超越了單一事件,放在不同時空,都能令人思考。

對這首詞驚為天人,首先自然是「天問」的氣魄,這可是屈原的同名楚辭。在屈原版本,放在當時的環境,已是無限顛覆,開宗明義對「天道」提出種種質疑,問的既是古代神話傳說歷史,也是當世當權者的無道無能。周耀輝的版本似乎有意當屈原續篇,還要使用一些相同典故,例如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

屈原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質疑后羿如何射下九個太陽,太陽內的神鳥金烏又如何解體,究竟意思何所指,自然有不同解讀,特別是後文還有談論后羿是否偉人的部份。到了周耀輝版,問「誰挽起弓箭/射天空的火舌」,似是歌頌當時學生的「射太陽」豪情,卻也似暗示在東方社會只有徒勞無功,同樣可予人無限聯想。

又如屈原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這兩句更深奧,大意是「月亮有着什麼德行,能死了又重生;月中黑點是何物,是否兔子腹中藏身」,似是充滿對「離地」月球神話的犬儒批判。到了周耀輝版,卻問「誰偷仙丹飛天/月宮安守青天」,似是諷刺在天上的人(領導)其身不正,又似慨嘆不少人選擇離開地面是非地獨善其身。到了第二節,關於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這四句歌詞,詞人終於加上「斗膽」、「囂張」、「不惜」、「孤單」等形容詞,一切意思,更形白露。

無論屈原也好、周耀輝也好,都不是單純的、說教的對社會批判,而是把對象轉移到整個東方社會的「天道觀」,因為尊卑有序,不能「問天」(可見金庸《笑傲江湖》人物向問天之大膽),只能任由「天問」,道出同代凡人活在不敢想、不敢問的秩序,與及箇中的無奈。周耀輝還似有意「second」屈原,例如問「千秋的咒詛何時作罷」,1989年之前的二千多年,正是屈原的時代,華人社會的醬缸居然至今毫無改變,默許天道的人始終是主流,屈原泉下有知,當引為知己。

最具藝術意義的是,「天問」其實不一定說政權,也可以借代任何可供批判的制度,例如資本主義、性別霸權或全球化。達明版本如是,其實屈原的《天問》何嘗不是?近年甚至有研究說屈原是同性戀者,種種情懷既是抒發對家國的嘆息,也是個人感情的釋放,教人想起周耀輝本人六四後離開香港到荷蘭長住,既是對六四的反彈,卻也是一段感情的逃避。這種一詞多義的功力、心路歷程,縱然相隔千年,大概也沒有比作為過來人的屈周二人更相互知心。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20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8625

2015年11月19日星期四

ISIS會啟動核子恐襲嗎?

巴黎再次發生嚴重恐怖襲擊,而在全球化時代,這類「P2P恐襲」成本甚低,恐怕陸續有來。雖然「伊斯蘭國」(ISIS)的瘋狂其實經過精心計算,但在精算下,又會否終有一天以大殺傷武器、或核材料發動恐襲?

這說法並非空穴來風。月前一位德國記者托旦霍夫(Jurgen Todenhofer)因為持一貫批判西方的立場,獲准進入ISIS領地採訪,離開後出版了見聞錄,透露ISIS領導人正希望取得核武,說要對一切異教徒和被污染的穆斯林發動「核子海嘯」云云。這位記者認為ISIS對殺人毫無道德顧忌,真的說到做到,而且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聖戰士主動加入,奇才異士並不缺乏,總之西方嚴重低估了他們對全人類的威脅。

ISIS明顯是利用這類外人傳遞恐怖訊息,打心理戰,一般人都不會當真,但我們也不妨分析出現這類威脅的可能性有多大。先說技術層面,以往要獲得任何核技術都難如登天,梟雄如卡達菲、薩達姆等,都曾千方百計要得核武,但無論是自行研發還是外求,都一律失敗收場,令不少人覺得「狂人核威脅」只是007小說的題材。但自從冷戰結束,核技術大規模外流,除了伊斯蘭國家巴基斯坦的核武令人擔心,俄羅斯黑手黨是另一危機泉源。美國FBI月前透露,ISIS坐大後,已破獲四宗俄羅斯地下勢力在摩爾多瓦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向自稱是「ISIS代表」的人偷運核原料的交易,但相信這類交易不可能完全被堵截。

然而,這正正說明的ISIS幾乎不可能自己「原創」核武,要獲得核武,只能通過兩個辦法:小規模取得核原料製作骯髒彈,或攻佔巴基斯坦取得整個核武設施(否則即使購買了也沒有技術使用)。以ISIS兵力,後者短期內不會成真,前者卻相當容易,甚至可能已出現。ISIS攻佔伊拉克摩蘇爾後,搶走了摩蘇爾大學實驗室的40公斤鈾,單是這些材料,已足以製造骯髒彈;有投靠ISIS的英國人更曾警告,將以骯髒彈襲擊英國。假如ISIS擁有骯髒彈,會使用嗎?答案幾乎是肯定的,等待的是最佳宣傳時刻。假如襲擊不斷升級,「鋪墊」到使用骯髒彈,那似乎頗為符合ISIS希望營造的氣氛。

在平行時空,假如ISIS排除萬難,真的佔領巴基斯坦取得核武,又會使用嗎?一般人都相信絕不會,因為ISIS的激進是精算的,不可能使用導致自己遭受核報復的武器自取滅亡。然而,從前冷戰時代沒有出現核戰,因為擁有核武的都是大國,都受制於博弈論的「恐怖均勢」,擔心一旦發動核戰、而未能一舉殲滅對方,自己也將承受同一毀滅性攻擊,甚至全人類同歸於盡。

但ISIS根本不是一個傳統國家,而可以說是一個「後現代國家」,並不以管治為最終目標:世界各地的激進份子都受其影響,可以說是其「虛擬國民」;其控制領土的居民卻可能恨之入骨,也可以說根本不是「實質國民」。所以ISIS根本不怕核報復,因為它的生命力不在於控制的城市,而在於意識形態,隨時返回游擊戰也無傷大雅;何況若西方國家真的以核武攻擊,還可以進行大規模宣傳,對吸納新血大有幫助。沒有「國家」的顧忌、卻有「國家」的能量和編制,ISIS的最難處理的,正在於此。

小詞典:骯髒彈(Dirty Bombs)

混合炸藥和放射性物質組成,使出後會散播輻射,製作容易且低成本。一般相信骯髒彈釋放的輻射不會致命,但可以製造大規模污染,足以造成恐慌,所以也是「心理戰武器」。不過要是骯髒彈被高科技改良,能否成為致命武器,則屬未知之數。

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

被忽略的大棋局─黎巴嫩恐襲

巴黎發生連橫恐怖襲擊前一天,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也發生自殺式恐襲,同樣是「伊斯蘭國」聲稱策劃,造成43人死亡,240人受傷,性質和巴黎恐襲大同小異,國際媒體卻沒有多少關注。即使不談人道主義,這也是國際媒體缺乏觸角的表現,因為黎巴嫩恐襲帶來的影響,同樣十分深遠。

媒體對黎巴嫩缺乏興趣,自然是因為對中東亂局感到麻木,潛意識認為在中東地區發生爆炸不是「大新聞」,也感覺黎巴嫩依然處於戰亂之中。其實,這些都是誤解。貝魯特是西方文青的熱門旅遊地、不少朋友喜歡的派對之都,不但十分現代化,還充滿紙醉金迷的娛樂,由於曾被法國統治,依然有「地中海巴黎」之稱。黎巴嫩雖然連年內戰,但自從25年前停火後,就沒有發生過這規模的襲擊,還一度算是「後戰爭城市」的和平樣板,為不少戰後名城重建所倣效。這樣的中東綠洲依然被恐襲,象徵意義不下於巴黎慘案。

更重要的是背景。「伊斯蘭國」襲擊黎巴嫩的官方原因沒有公佈,但相信和針對法國不無相似,就是報復。而這比報復法國更可圈可點,因為報復對象是同屬伊斯蘭世界、而且長期被部份西方國家標籤為「恐怖組織」(或起碼是激進組織)的黎巴嫩真主黨;這次遇擊的地點,正式真主黨大本營。真主黨屬什葉派,基本上是什葉派龍頭伊朗的境外支部,而伊朗是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堅定盟友,「伊斯蘭國」則屬於激進遜尼派,而且以倒阿薩德的「敘利亞反對派」身份起家。所以,真主黨和「伊斯蘭國」一直處於敵對關係。自從伊朗和西方和好,不少人寄望它能利用在敘利亞的影響力促成兩派和解、共同對付「伊斯蘭國」,而在過去一年,真主黨也成了挑戰「伊斯蘭國」的先鋒,曾多番擊斃「伊斯蘭國」高層。

在西方立場而言,守衛黎巴嫩是十分重要的。「伊斯蘭國」原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官方版圖即使是起家階段,也說要包括黎巴嫩。在不少敘利亞人心目中,黎巴嫩其實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目前約有一百萬敘利亞人住在黎巴嫩,而黎巴嫩總人口不過五百多萬,但敘利亞內戰卻尚未波及黎巴嫩,本來就是奇蹟。一旦黎巴嫩亂起來,基於其戰略位置,很容易成為輸出恐怖份子到地中海的基地。

「伊斯蘭國」未能顛覆黎巴嫩,自然是因為他們目前控制的地區遠離黎、敘邊境,但也是因為黎巴嫩近年局勢相對穩定,否則國內早就大規模出現聲援「伊斯蘭國」的本土激進份子,然而,真主黨這方面的功勞卻幾乎被漠視。過往西方妖魔化真主黨,除了因為它有伊朗、敘利亞等戰友,也因為美國兩大區域盟國沙特、以色列都以真主黨為世仇。但隨著伊朗成為「正常國家」,「伊斯蘭國」的思想源頭,卻與沙特培養的激進遜尼派千絲萬縷,一場黎巴嫩襲擊,反映西方的中東政策大逆轉,可能正是時候。

小詞典:真主黨(Hezbollah)

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的組織,回應以色列1982年佔領黎巴嫩南部而成立,以反以、反美為核心思想,背後得到伊朗支持,也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盟友,擁有自己的武裝過萬人,被以色列列為恐怖份子。1990年黎巴嫩內戰結束,真主黨成為政黨參與選舉,目前是最大反對黨,控制南部,區內以福利主義籠絡人心,頗獲支持。近年積極反對「伊斯蘭國」,作戰期間已有過千武裝成員陣亡。

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

巴黎大恐襲的法蘭西兇徒:法國穆斯林新移民的身份認同

巴黎連橫恐襲,雖然認頭的是「伊斯蘭國」,兇手卻包括土生土長的巴黎青年,這再次說明單是攻擊「伊斯蘭國」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差不多一年前,法國巴黎發生《查理週刊》恐怖襲擊,其時本欄曾預言這將根本衝擊法國融合新移民的「法國模式」,言猶在耳,日前的巴黎連環恐襲只會進一步加速這進程。不少讀者對「法國模式」感興趣,就此我們可回顧巴黎政治大學學者Riva Kastoryano 的專著《協商中的身份認同》(Negotiating Identities),去理解法國移民政策的困局。

「法國模式」的學術演繹

Kastoryano是法國的社會學博士,曾在哈佛大學任教,興趣是研究身分認同,這本書對法國、德國和美國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社會進行了比較研究,訪問了新移民領袖、政府官員、反移民政客等,特別是法國的北非穆斯林社群和德國的土耳其裔社群,認為新移民的身分認同是他們互動下的產品,並非完全按照國家或新移民任何一方的主觀意願推行,是為所謂「協商認同」理論。

具體而言,這本書從兩大問題展開討論:新移民在新的國家、社會環境中,對身份認同的需求是什麼?國家面對新移民對於身份認同的需求,又作出甚麼反應?根據作者論述,身份認同的構建,取決於「我者」和「他者」的比較和互動,而互動發生在宗教信仰、歷史傳統以及社會生活的不同面向。當新移民剛剛抵達一國,並成為少數群體,他們的身份認同自然而然會與主流人口相對立,也就是與這個國家相對立。這種「對立」並不一定是針對性的「對抗」,而是通過對二者差異的認識,來反覆確認自己身份的歸屬。因此新移民來到法國後,身份認同無可避免地受到法國世俗化的共和精神影響,但仍舊保持自己固有的宗教、文化認同,造成「新移民身份認同」的內在張力:既走進了法國社會,又始終將這個社會作為「他者」,來鞏固自身的原身份。這問題雖然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但在法國,起碼出現了數百年。

今天我們熟悉的「法國核心價值」,源自法國大革命的「法蘭西共和主義」,例如主張政教分離、世俗化,又如強調對「自由、平等、博愛」等政治理念的推崇,所以在國家的身份認同層面,並不留給宗教信仰任何發揮。然而法國對來自周邊國家的新移民一直持開放態度,只要他們接收法國的世俗主義,就不會干涉其群體宗教生活。

這一來是因為法國需要大量勞動力(尤以二戰結束後為甚);二來是對「法蘭西共和主義」有強烈信心,相信這種基於政治理念、公民權利的國家身份認同有足夠吸引力、同化力,去超越新移民的既有宗教、歷史、文化身份,進而將之同化為「新法蘭西人」;三來其實也是對法國提供的福利政策有把握,相信新移民很快就發現活得比母體家屬優越,從而「樂不思蜀」;四來昔日新移民來到法國後,並不容易和母體保持緊密聯繫,法國國內也沒有太多相關資訊提供,融合也就相對容易。法國人追溯數代,多少會找到新移民血統,而身份毫無矛盾,令法國一直以為自己已成功解決移民問題。

為何全球化時代,反而不能消化穆斯林新移民?

然而,隨著20世紀末大量北非穆斯林人口湧入,法國的自信已急速動搖。從前,來自南歐或前法屬殖民地的少數族裔在歷史文化上,與法國至少有些許共鳴,但如今的穆斯林新移民則對「法蘭西共和主義」幾乎完全沒有感情。由於全球化溝通大大便捷化,他們和母體的聯繫比從前容易,也更抗拒法國提供的新資訊。加上他們人數太多,法國的福利社會已不能輕易理順,往往未融合成功,已需要在法國自生自滅。

結果,這批到來法國的穆斯林新移民處於社會底層,聚居在郊區,自然形成了一個由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文化連接的社群,而他們對這一社群的身份認同與對「法蘭西」的身份認同有別,這在法國政府看來,已是必須解決的矛盾。與其被動地成為穆斯林新移民眼中的「他者」,法國政府更傾向主動、甚至激進地推行同化。在賦予新移民平等的社會福利以外,法國更著重消解他們固有的宗教文化傳統,例如在身份登記中略去「族裔」信息,讓他們不能輕易被辨析;在教育系統中強化「法蘭西公民意識」的培養,也就是強化國民教育;在文化生活中凸顯法語的絕對地位,不容許其他語言在公共空間出現;以至於規定公民不得穿戴有宗教標誌的服飾,即2010年引起牽然大波的「頭巾法案」。

在Kastoryano看來,法國政府這些舉措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促使了穆斯林新移民和其他少數族裔內部更團結,已成為政策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逐漸地,新移民懂得通過國家承認的「公民社會」形式,在一個個具體議題上,與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協商。在理想主義者眼中,這或許是「現代民主政治和權利意識超越傳統宗教信仰」的表現,但對穆斯林新移民而言,卻只是利用法國的制度漏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來謀求最大利益,這種出於政府壓力而產生的應對,本身就是「穆斯林」身份認同和法國政府「世俗化」主張之間的衝突。

貨真價實的法國人,防不勝防

每當新移民與政府討價還價,又無法阻止政府世俗化的決心,他們對自己固有的身份認同,就得到進一步鞏固,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越發成為這個社會的「他者」,乃至越發受國家壓迫。但正如作者強調,「身份認同不是商品,本身就難以進行協商」,法國政府雖然試圖用社會福利和政治理念,來換取新移民對固有宗教和文化傳統的拋棄,但新移民可以不賣賬,特別是在力的對比逐漸失衡的今天。結果,新移民和法國核心價值,就變成一場零和遊戲。

法國以「同化」為目標的世俗化政策,反映了國家在新移民身份認同構建中的弔詭角色:「自由平等博愛」這一現代政治理念,本來不應該與個人的宗教信仰掛鉤,但由國家推行的世俗化政策,卻令穆斯林新移民感覺被針對。久而久之,法國國家與新移民的裂痕只會越來越大,當普通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新移民群體對國家的怨恨,就容易被宗教極端主義利用。後者只需在遠處口頭號召,就能感召新移民當中的激進份子製造事端,《查理週刊》槍擊案如是,剛發生的連環恐怖襲擊亦如是。

最可怕的是,那些對國家不滿、乃至怨恨的新移民後代,制度上確是如假包換的法國公民,這種矛盾,也就成了法國社會無處不在的內部撕裂,積重難返,比國際間的糾紛更難化解,潛在威脅遍佈全國各地,防不勝防。這核心問題涉及國本,就是法國願意就核心價值進行妥協,也不是一時三刻可理順,遑論解決,噩夢還只是剛開始。

小詞典:世俗主義(Secularism)

英國作家霍利約克(George Jacob Holyoake)提出的政治理念,主張將國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分離開。世俗主義意味法律和國家主權的基礎不是神諭,而是與人民的「社會契約」,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享有同樣的政治權利。世俗主義的政府對信仰保持中立,同時確保政治生活不受到宗教影響。

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

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十大特色

習近平接掌政權後,外交政策比昔日更主動、自信,而且更重視國際制度建設的參與。美國2011年起的「重返亞太」或「戰略再平衡」雖然不一定有心有力,但給予了北京類似蘇聯末年的危機感,也給予了中國政府樹立危機感的難得機會。加上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國力持續上升,美國國力則在下降,令中國不但完全拋棄「韜光養晦」,甚至連江澤民時代的「因勢利導」和胡錦濤時代的「和平發展」也不大看重,因為當下的中國,已不希望等待「國際形勢」出現,其國力之進一步上揚,亦不容許其繼續「因勢」,並已有了足夠的自信,去自己建構一個「勢」,去取其「利」。這都令習近平時代的新外交政策,出現下列改變:

1. 在習近平接班的十八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式出台:「倡導富强、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雖然是官方說詞,但也是作為「中國價值觀」來向下一代灌輸。這令習近平的內外施政有了正式價值依附,作為北京眼中的「西方普世價值」的對立,自此中國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西方概念一概接受,但重新賦予符合中國需要的意涵,以示有能力和西方比併話語權。在香港嘗試實行的「中國式民主普選」即為一例,習近平在英國國會談「依法治國」為另一例。

2. 伊拉克戰爭後,中國已改變了在聯合國安理會投棄權票的習慣,這方針在習近平時代進一步發揚光大,例如當美國空襲「伊斯蘭國」,中國第一天就表態「有限度支持」,反而不少西方國家顯得躊躇。與此同時,中國把擔任「盡責任大國」作為國際理念掛在口邊,多談「國際道義」,乃至直接批評美國「不負責任」,以爭取道德高地。

3. 習近平的「中國夢」其實是典型資本主義的夢,但也希望強調社會平均發展,希望這成為比「美國夢」優勝的「中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錦濤時代,他多次言明中國不會輸出「中國模式」,因為「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發展的路」,以回應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但到了習近平時代,官方輿論宣傳中國模式歡迎別國「借鑑」,這是政策由內向至外向的明顯改變。

4. 習近平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把對內、對外的國家安全政策統合在一起,解放軍、國安部、司法、外交、公安、武警、宣傳、乃至港澳辦和中聯辦也包括在內,自此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要以「維繫國家安全」的角度思考,以「愛國」之名行事,才能得到重視。日常生活的愛國活得,必然系統性地增加。

5. 為了更積極捍衛中國主權,習近平對和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地方顯示了更堅定的態度,並以東海(特別是釣魚台)和南海(特別是南沙群島)主權爭議最為典型。例如中國(單方面)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後,西方一直懷疑早晚會在南海設立另一個防空識別區;又設立管轄南沙、西沙、中沙群島的「三沙市」,再進行填海造島(官方解釋是「鞏固大陸架的陸地延伸」),這都是新的「主權外交」行為。

6.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努力在國際經濟、金融層面建立新制度。2013年,「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成立,以上海為總部,應急儲備基金由中國獨自承擔幾乎一半;翌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立,官方職能是協助促進亞洲區域整合,但同時也是亞洲開發銀行的替代品。在2014年中國主持的APEC峰會,習近平提出成立APEC自由貿易區,被認為在中國主導的東南亞區域全面夥伴協定(RCEP)框架上,再保險地和泛太平洋戰略經濟貿易夥伴協議(TPP)打對台。這類機制要是持續出現,整個戰後美國建立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乃至更宏觀的國際經濟秩序,可能面對根本挑戰。

7. 「一帶一路」是習時代的新興用詞,不僅和針對美國的「反圍堵」有關,也可以說是要平衡俄羅斯在中亞的勢力範圍,還要匡正改革開放以來只重視東部海岸城市、過份依賴歐美日資本的結構性失衡,不可謂沒有野心。不過根本策略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中國能通過對外輸出基建、投資、人力,把鄰近經濟體消化入中國模式,令亞太國家對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依賴,中國就有望達到美國昔日進行馬歇爾計劃在歐洲的效果。此外,中國政府或企業的「基建外交」都有地緣政治含義,醞釀中的尼加拉瓜運河、泰國克拉運河、南美洲兩洋鐵路、東非吉布提基地建設等,無論能否成事,都屬此例。

8. 2014年5月,習近平宣布中國主催的「亞洲安全觀」,內容包括「四個安全」:「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說白了,就是要建構和西方主導的安全觀相反的、由「中國價值觀」和「中國模式」,進一步延伸為「亞洲觀念」,以「三個歸根」總結:「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如此開宗明義,教人想到美國的「門羅主義」,所以中國越來越強調亞洲人的事,由亞洲人自己解決。

9. 習近平展示的大國風貌,也包括在軟實力層面的拓展,哪怕充滿群眾動員、舉國體制的影子。像在國家形象宣傳方面,中國比從前花更大精力,通過政府、或與政府關係密切的私營企業,到世界各國打輿論戰,不斷在各大媒體刊登廣告宣傳中國,亦動員外交官、親政府學者投稿到西方媒體闡述政策,並以2014年1月發動四十多名外交官投稿世界各地媒體,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論戰」最為誇張。

10. 最後,由於中國官員的貪腐手法不少涉及海外洗錢活動,習近平亦希望將內政與外交掛鉤,例如通過打擊「裸官」,反映中國有意志把執行力延伸至海外;通過高調進行「反壟斷」運動,打擊有能力哄抬價格的大型企業,而受影響的不少是大型外資,例如微軟、奔馳等。把反貪腐和針對外力的民族主義整合為同一場群眾運動自非習近平首創,中共建國初年的「三反五反」,就和「抗美援朝」同步進行,此刻在推崇群眾運動的習近平身上,也會再次落實。

沈旭暉 BBC News 2015年11月

巴黎恐襲後,法國八件要做的事

巴黎發生嚴重恐怖襲擊,「伊斯蘭國」承擔責任,舉世震驚。襲擊既涉及國家安全、外交政策,也觸及移民問題、社會融合,都是相當複雜的結構性議題,不可能有短期解決辦法。也就是說,在可見將來,恐怕類似襲擊還是會在法國出現。那麼法國政府應怎樣回應?

1. 此刻法國民情,必然對源源不絕入境的敘利亞難民反感,法國國力也不可能單按人道原則接收難民。正如本欄早前談及,要一勞永逸處理難民問題,不可能靠傳統的「收容國」政策,當難民數目是如此驚人、內裏混入恐怖份子幾乎不能避免,只能嘗試在境外接收。例如由各國協議找出一塊地點、甚或移山填海,讓難民在聯合國指導下建立自治社區,而無需和所在地融合,這類方案必須出現突發事件,才能被提上議程,這正是法國的責任。

2. 法國新移民、穆斯林問題必然成為大選議題,要減輕「文明衝突」,法國政府、政黨都應找出一些認同法國文化的穆斯林精英為發言人,雖然代價是強化了穆斯林的身分認同,有違法國傳統的大熔爐政策,卻能有一定分化效果,起碼能製造一個心理上的緩衝區。

3. 相對於美國、中國等,法國畢竟反對監控個人生活,但這次襲擊後,這類主張恐怕會越來越受歡迎,不過也可能無所限制。那對象應是哪裏?巴黎近郊地區的貧民區早已成為國中之國,政府幾乎不能進行有效管治,正好用這機會處理,起碼能疏導一些長遠危機。

4. 此刻取消空襲「伊斯蘭國」是不實際的,因為無論法軍有否空襲,法國本土早已存在襲擊的因子,任何一件像《查理週刊》漫畫這樣的事,都足以被煽動仇恨。所以無論是否增兵,法國都只能高調宣示向「伊斯蘭國」作戰的決行,因為反正撤軍也不能保平安,而要是撤了軍繼續遇襲,政府就要倒台了。

5. 雖然襲擊有眾多本土原因,但「伊斯蘭國」比昔日蓋達更有叫座力,畢竟在於擁有廣大土地,讓激進份子親身實踐「理念」,所以如何減少其控制區也是法國要思考的。由於法國民眾不容易支持地面戰,但這卻是爭奪控制權的必須,相信法國或會效法十年前美國的作風,通過僱傭兵變相參戰,這也符合法國一些企業的利益。

6. 國際社會一致譴責襲擊,法國好應該利用這機會,向未有加入空襲「伊斯蘭國」的大國施加壓力,讓他們共同行動,這樣既可減輕法國的負擔,也可逐步催生一個國際平台處理「伊斯蘭國」問題。而按目前情況,這平台早晚也會出現,假如此刻法國牽頭,起碼能設定議題。

7. 法國的全球軟實力不容小視,上回《查理週刊》恐襲後,法語區領袖幾乎雲集巴黎大遊行,可謂近年鞏固法語區身分認同的里程碑。由於敘利亞曾是法國託管地,法國若以此機會深化法語區的重要性、整合相關情報網絡,從而嘗試調動更多外交資源,也是順理成章。

8.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和反對派還在作戰,而「伊斯蘭國」是他們的共同敵人,各方其實都希望兩派體面講和,集中力量對付「伊斯蘭國」。自從伊朗加入談判,各方對和解的信心倍增,假如法國能利用遇襲的機會促成和解,這會是局勢一大進展,也是世界各國都歡迎的大動作。

小詞典:《查理週刊》恐怖襲擊案

2015年1月7日,法國巴黎《查理週刊》總部遇襲,造成12死11傷,死者包括週刊主編,兇手為國內受「伊斯蘭國」影響的極端穆斯林,行兇動機為報復雜誌發表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襲擊後法國全國哀悼,全國各地舉行大遊行聲援,並有40多國政要親自出席。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莊梅岩:戲劇創作不應遷就市場

現代社會,無論是小孩或是大人,人人都要為各自的履歷而籌謀,由學歷、工作經驗、專業資格,以至社會服務,每一個欄目都要填上滿滿的經歷。這不單單是為向自己有所交代,更是以此作為升學和求職時的重要籌碼。當然,這能推動各人好好裝備自己,好讓自己在不同範疇上都有所得。可是,當人沉迷在這遊戲時,不能寫進履歷的事就彷彿失去了意義,要在兩者之中取得平衡,確實不容易。

當有人為亮麗的履歷而努力,亦有人率性地選擇自己的志業,但同樣能交出漂亮的成績。而莊梅岩就是其中一位,她每每會花上一整年時間來撰寫一個劇本,她相信要直接對話才能了解人物的故事,期間她會四出訪問相關人士,更會查閱大量資料,讓自己能全面了解事件。這份投入亦造就她在劇壇上的成就,她曾獲得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戲劇協會和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傑出編劇獎項,更五奪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編劇獎,他的代表作品包括:《留守太平間》、《找個人和我上火星》、《法吻》和《聖荷西謀殺案》。香港教育局將她首個得獎作品《留守太平間》加入學校戲劇教材套,其作品曾赴日本、新加坡和台灣作交流演出,更被翻譯為英語、日語和韓語。作為香港新生代劇作家,莊梅岩對香港話劇的發展和軟實力自然有一番見解。

S: 據江湖傳聞所指,你收取的酬金已接近「天價」,這傳言是真的嗎?

C: 香港編劇的收入微薄,大部分香港編劇平均每年撰寫3至4個劇本才能維生。因為香港的話劇市場太小,而編劇的角色也很被動,劇目能否重演都由劇團所控制,當不少我認為可重演的劇目,卻失落重演的機會,這也會影響編劇的收入。當然,劇團也有自身的難處。我也嘗試每年編寫3個劇本,可是這個產量令我心力交瘁,甚至要寫自己不喜歡和沒有信心的東西,這會令人失去創作的熱情。因此,我希望一年能專注於一個劇本的創作,將更多的時間花在籌備工作上,這亦是對自己和劇本盡責。當一年只寫一個劇本時,將所謂的「天價」攤分成一整年計算,價錢也不會太高。

S: 將劇本推銷到海外或改篇成電影劇本,這是其中一條潛在的出路,為何很少人這樣做?

C: 外國劇團希望讀香港劇團的作品,正如我們想讀外國劇團的作品一樣,我們想互相交流。大陸方面正在積極策劃這方面的發展,內地會提供很多資源,如人力和資金等,去翻譯劇本和將劇本推出到外地,劇本的翻譯速度也很快。然而,香港每年都有三四百個劇本,可是並沒有一個長遠和拓展市場的計劃。香港搞藝術創作的人,包括我自己,沒有空間和興趣去推銷自己的作品。

S: 香港話劇進入鄰近地區和海外劇場時,面臨什麼困難?

C: 主要是資源和文化方面的困難,就如編劇鄭國偉的作品《最後晚餐》是一齣很好的戲,其中一幕兩母子在居屋單位中相對而坐吃晚餐,雙方以對白帶出劇情。其中,母子之間的對話,帶出生活的艱難和年輕人沒有向上流的機會,這全都是很香港情懷的劇情,可是,這些社會文化背景卻難以翻譯成外語。另外,外國人對台灣內部的矛盾、內地的落後,以至日本和南韓也感興趣。然而,對他們而言,香港是很西化的地方,跟他們太相似。而另一些人則視香港為有異國風情的地方,仍停留在蘇絲黃電影的想像。只要你留意英、美華人劇團在演出什麼,你就會知道他們的喜好。他們仍在做Chinese Doll一類的劇目。而英國黃土地劇團中,亦有數個很「中國人」的演員,因此,你要讓他們看到你的「身份」才會成功。但香港人去看就會覺得這並非香港,或是中國人並不是這樣的。而我們的城市本身就是這樣,我們無必要為了迎合他們而作出改變。

S: 進入內地劇場,這會否是香港劇團的新出路?

C: 有劇團很積極發展內地市場。可是,進入內地市場有一定難度,因為內地有嚴格的審查制度,凡電影和話劇涉及鬼怪、黑社會、婚外情、第三者和同居等劇情都不可以在內地上映,因為這些作品鼓吹迷信、暴力,以及損害社會風氣等。這對編劇的創作帶來很多掣肘,我亦難以確保我的作品沒有包含上述的題材。因此,我情願先將作品寫好,再看能否通過審批進入內地。我的創作步驟都是有機和源自生活的,而非去迎合任何市場。

S: 不少香港的電影和音樂成功輸出海外,在這潮流下,你認為話劇能否維持香港的特色?

C: 我們的確輸出了很有香港特色的作品,但我擔憂的是電影大多都是與外地合作拍攝的,因此,作品沒有太強的香港特色。相比下,我認為話劇仍有機會保持特色,因為這市場實在太小,所以被人控制的機會也較小。而創作的人也不是單單為錢而做,他們也希望到海外演出,可是,這需要一定的金錢。因為到海外演出,劇團便要開始另一個製作以維持收入,這涉及很多時間和體力,對劇團而言,這都不太划算。另外,香港市場較細,反而能抵禦全球化的衝擊。現在,我剛進入電影圈就知道電影人的考量,很少電影投資者會投資不能進入內地的劇本,相反話劇仍未有因資金來源而影響創作題材。

維持創作質素 嘗試電影劇本

S: 你現時已幾乎奪得行內獎項的大滿貫,未來有什麼目標?

C: 我從來都沒有好好計劃自己的事業,工作都是一樣接一樣,除了中英劇團的工作外,我從來未找過工作。錢,我並不需要賺很多,但戲劇創作是我最追求的工作,因此,我正考慮嘗試小劇場的創作。我喜歡挑戰藝術的尺度多於進入不同市場;另外,我亦嘗試創作電影劇本。創作電影又與我想像中的不同,當中有不同的難度,我享受其中。

S: 你在話劇界的成就相當突出,創作之道和原則是什麼呢?

C: 我的創作是不計成本,無論酬金是3000元還是30萬元,我都會維持同樣的質素。當你建立一個品牌後,別人就對你的信譽有信心,他們相信你會盡力完成工作。同時,我認為不可以過分遷就市場的口味去創作,因為創作是一個源自生活的有機過程。另外,我不希望觀眾認為我的劇本重複或是大量生產的作品。始終香港人比較少看話劇,我希望他們知道莊梅岩的作品有質素保證,不會是Hea寫的,並值得花時間和金錢去看。未來,我希望創作更多謀殺案劇目,因為這比其他劇目刺激,我喜歡帶觀眾去思考人性。雖然社會和政治不是我的強項,但我亦會創作這些題材,因為這某程度上也是反映人性。生活中我們常忽略細微的人性變化,可能基於我學心理學背景的關係,我希望用劇本將這些變化表達出來,希望觀眾能從戲中有所得。戲中有不同的層次,希望觀眾能發掘各自的層次。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

《戰地舞曲》/吳浩康

英皇男歌手吳浩康有不少K歌傳世,《洗剪吹》可謂一代人的飲歌,但不少更有深意的作品都是滄海遺珠,例如講述戰爭的《戰地舞曲》。這歌填詞的是李峻一,推出於2005年,大概不是以任何一場特定戰爭為背景,但似乎頗受2002年波蘭斯基導演的電影《鋼琴戰曲》(Pianist)啓發。

《鋼琴戰曲》以二戰為背景,講述波蘭猶太鋼琴家Wladyslaw Szpilman的親身經歷,他被德國關進集中營,逃生時被納粹軍官發現,彈奏了一首蕭邦作品,感動了軍官協助他藏匿,戰後成為波蘭國寶,那位軍官卻死在蘇聯勞改營。「翩翩起舞/明日的生死不要問/誰在這戰火中敲響了鋼琴」,彷彿就是這場景的註腳。

然而《戰地舞曲》以男女關係為背景,同時也滲入了大時代的末世浪漫,讓人想起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背景是波斯尼亞戰爭期間一對異族戀人的淒美愛情故事。在戰雲密佈下,依然以音樂、舞蹈維繫愛情,其實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大宅內樂聲正蕩漾/鬢影加衣香沉默共舞著/二十哩外敵軍正接近/野獸眼睛閃映夜深」,就營造了很有張力的對比。

由於《戰地舞曲》沒有特定場景,每有戰爭衝突出現,幾乎都能對號入座。《戰地舞曲》面世數年後,荷李活女神Angelina Jolie首次執導了類似題材的電影《波斯尼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In the Name of Blood and Honey),講述塞爾維亞軍官和穆斯林女俘虜的故事,二人身份敵對、地位懸殊,卻在軍營翩翩起舞,「交低一吻明日的生死不要問」,正是那一幕的寫照。

又如正進行的敘利亞內戰,有難民逃亡歐洲前,天天在廢墟演奏音樂,希望鼓舞留下來的人,直到樂器被ISIS沒收焚毀,才立定決心離開。「大宅內/換一套禮服/能踏著舞步/難活著上路」,正是講述不少人到了最後一刻還不願出逃,甚至連犧牲生命也無動於衷,但正如那些敘利亞音樂家那樣,一旦沒有了最後對生活的憑藉,才會鼓起勇氣「活著上路」。

這種帶點頹廢美的戰爭歌詞,和我們聽慣那種「社運雄性抗爭反戰歌曲」完全不同,沒有鼓動爭取公義、或唱高調作太多道德批判,卻描述了人性在絕望邊緣的另一種反應,又教人想起《鐵達尼號》沉沒前,有些豪客依然要香檳跳最後一舞的貴族式浪漫。從中,我們更能體會人性的多元複雜,原來就不是任何教科書的套版形象所能概述。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13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7751&home=1

星洲納Uber 城市更Smart



從前在新加坡,「的士問題」是最令人不滿的生活問題之一,的士既不如香港那樣隨處可見,司機拒載也相當嚴重,繁忙時間在的士站往往等上一個小時,總之談起的士便滿腔怨氣。但近來每次到該國,都能安心使用Uber服務,不少朋友打趣說:「新加坡從此不一樣。」在香港政府稱要試驗「聰明城市」(smart city)的同時,Uber營運卻受打擊,相較下,獅城明顯要「smart」得多。

今年3月,新加坡通過法例容許Uber這類經營方式,但當然是有一定限制,例如規定Uber車主不可在馬路或停車場隨意接客,最終車資不能超過原先議定的價格,車主載客每日不能超過若干次數等,但都屬合理及可操作範圍,不會出現香港那種「放蛇」行動。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的子公司甚至有投資一些類似的士App,這才是以行動證明政府的支持。Uber在Facebook也公開讚揚獅城政府的做法,更顯得香港政府昔日引入Uber卻又把其除名那樣出爾反爾的荒謬。

無視將來 怎有現在

新加坡政府的思維,可從新加坡未來經濟委員會的遠景理解。此委員會有數項目標,包括提升新加坡人應變力,以迎合未來新科技及各種新行業需求(須知新加坡人長期被批評缺乏創意);同時加強該國企業家精神與創新力,激發新加坡經濟潛能。

新加坡貿工部長(工業)易華仁10月出席新加坡經濟政策論壇時,亦提及Uber。他承認新科技確會為既有企業帶來很大衝擊,例如Uber會影響傳統的士從業員生計,但其軟件有龐大市場潛能,且有社會價值,暗示總體而言乃必要趨勢。新加坡政府嘗試做的,便是在保護傳統行業免受即時巨大衝擊的同時,營造有利創新的環境。

港英時代的香港政府,完全有今天新加坡政府的視野。七十年代,香港郵政本來被政府壟斷,DHL是首間提供「點對點郵政服務」的速遞公司,當時帶來的反壟斷挑戰,猶如今日Uber。當時法例規定,所有郵政服務都須經郵政局處理,DHL一度遭警方調查,政府也曾考慮修改法例封殺DHL。但折騰了一會,港英明白到大勢所趨,便為DHL大開綠燈,其後速遞公司業務在香港快速發展,成為香港經濟增長動力之一。

今天的Uber問題,不單是的士問題,也是資訊科技改變生活的大勢,對此新加坡已比香港超前很多步。外交期刊Foreign Policy不久前發表文章The Social Laboratory,介紹新加坡政府如何積極引入科技,蒐集與利用「大數據」帶動國家發展。雖然這類科技若應用不當,足以像最新一集007電影講述那樣,成為監視民眾的大型國家機器系統,但同時也確能便利民生。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發展出家居康復系統Home-Rehab,利用平板電腦,配以相關感應器,讓病人安坐家中也可獲部分醫療服務,既可令病人減少長途跋涉覆診次數,節省輪候街症的時間,亦可幫助醫護人員遙距監察病人復康進度,這便是未來。

假如一個城市對未來大勢無視,又怎能有現在?

2015年11月12日星期四

墨西哥毒梟何以坐大?

一年前,墨西哥爆發43名學生集體失蹤案,懷疑全被屠殺;數月前,墨西哥最惡名昭著的毒梟古茲曼成功越獄,無數國民大為震驚。歷史學者Enrique Krauze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缺乏法制、腐敗的劣跡和刑事制度的混亂,很可能是墨西哥的頭號問題,這次的越獄不過是突顯了現實的殘酷和痛苦,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革體制。」究竟墨西哥毒梟的問題何時能解決?

不久前,兩名墨西哥作家出版《毒梟之國:墨西哥,由毒梟、毒品、黑道共同治理的國度,以及他們的「毒品戰爭」 》一書,對墨西哥的「毒品戰爭」有詳細揭示,認為是墨西哥「毒品產業」蓬勃發展,皆得力於政府與毒梟勾結、幾近連成一體。學生屠殺案的背景正是典型:案發在墨西哥西南部伊瓜拉市(Iguala),學生失蹤前曾與警察爭執,警察居然將學生交給黑幫「戰士聯盟」(Guerreros Unidos),然後毒梟誤以為學生為對手幫派成員,將他們殺害燒屍,事後伊瓜拉市市長夫婦被視為主謀被捕。

「官毒合體」的宏觀背景,卻可追溯至「外國勢力」:美國。墨西哥人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為什麼我們這麼可憐?離上帝那麼遠,卻離美國這麼近!」早至1909年,美國剛成為國際大國之時,國內將鴉片、尼古丁、大麻等列為違禁毒品,毗鄰美國、沒有禁絕毒品的墨西哥,自此成為毒品交易與種植的替代地,在墨西哥種植毒品,走私到美國牟利,逐成為不少低下階層脫貧致富的「新興產業」。後來墨西哥受美國壓力立法禁毒,但違法耕種、走私毒品等難以杜絕,長期執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更在美國默許下,與毒梟建立起一個「超穩定結構」。這是因為在冷戰期間,美國以戰略需要,著意鞏固「官毒合體」,以確保墨西哥政府有充足資源防止後院赤化,並以相關利益支助中美洲其他右翼份子。結果美國CIA、FBI與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墨西哥聯邦安全局等,共同建立了一個所謂「廣場系統」,在劃定範圍內維持「一廣場一毒梟」原則,確保各方利益均霑,各取所需。同期美國支持大量親美的第三世界獨裁者,也是同一道理。

全球化時代的催化劑

「廣場系統」也和其他獨裁體系一樣,在冷戰結束後瓦解,起碼美國再不能公然支持。此時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出現,毒梟只要懂得財技,身家卻能進一步暴漲;1994年通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卻加劇了墨西哥貧窮問題,毒梟能招募的嘍囉又更多。由於美國容許自由買賣槍火,墨西哥毒梟獲得武器從來不是問題,全球化時代只會比從前更方便。其他國家的毒梟,在全球化時代與墨西哥建立一站式網絡,乃至遠至非洲,也比從前更容易。在這些情況下,執政超過71年的革命制度黨在2001年敗選,全國權力大洗牌,「毒品產業」出現權力真空,全國毒梟、財閥、地方政府合縱連橫大混戰隨之出現。左翼查巴達游擊隊是全球化延伸產品的一種,毒軍則是另一種。

墨西哥新政府嘗試高調回應,聯同美援,於2006年向毒梟宣戰,發動「毒品戰爭」,即上述墨西哥作家所述的「戰爭」。但這場「戰爭」可謂相當失敗:從2006起,源自毒梟罪行的遇害人數節節上升,按不同計算,死亡人數達七至十二萬、近三萬人失蹤。有此發展,一方面在於墨西哥政府沒有從社會經濟根源入手,只以軍事與強硬手段解決毒品問題,迫令毒梟以同樣強硬的手段應對;另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官員亦對美援中飽私囊,或勾結友好毒梟、財閥,聯手鎮壓以土地、環保等理由抗爭的民眾,攫取地方實利。加上墨西哥毒梟已成為全球化集團,甚至有支部在海外,單靠本土反毒,已是難以治本。由於毒梟已確立「有效管治」,形成國中之國,除非政府結構性大特赦,否則用不可能有完全乾淨的地方首長出現。時至今日,毒梟已成為墨西哥既得利益集團「不可分割的部份」,不少要員早已漂白成功,坐享社會高位,卻本質未改,成為墨西哥也要「大國崛起」的最大隱憂。

小詞典:墨西哥大國夢

墨西哥曾是北美洲第一大國,脫離西班牙獨立時,一度對美國本部構成威脅。美國吞併原屬墨西哥的德克薩斯後,兩國終於在1848年爆發美墨戰爭,墨西哥大敗,被迫將北部大片土地割讓予美國,自此失去挑戰美國的能力。然而現在美國南部西班牙語盛行,墨西哥移民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墨西哥的本國人口也達1.13億,擁有龐大的跨境內銷市場,民族主義者開始憧憬「大國夢」,認為可逐步扭轉百多年來相對美國的弱勢。

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

昂山素姬非要當「超級總統」不可嗎?

緬甸大選塵埃落定,昂山素姬領導的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獲勝,執政黨承認落敗,軍方表示接受結果,數十年的民主運動,總算有了相對完滿的結局。然而緬甸憲法規定,有外國配偶的不能參選總統,令昂山不能出任正式領導人,她卻聲言將「凌駕總統」領導政府。假如安排屬實,實在不能算是明智之舉。

對昂山而言,假如她要處理政府的日常運作,就不可能不捲入種種內耗,也不可能保持原有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民主女神」光環,昨天本欄已有介紹。而這光環的出現,並非完全來自她本人,而是國內無數人民犧牲、國際社會無數媒體配合所共同建構的,昂山才得以成為全國人民膜拜的圖騰。緬甸民主化後,將面對少數族群分離主義的挑戰,既得利益集團和新貴的權鬥,區域大國爾虞我詐的合縱連橫,本來就需要一個超然於政府的虛君,作為國家團結的象徵、名正言順的超級調解員。昂山不能當政府首腦,本來正好成為這樣的虛君,既能繞過種種政治議題,又能在關鍵時候對各方施加道德制約。

所謂「虛君」,並非只有君主立憲政體才能存在的,一個有趣例子是阿富汗。蘇聯入侵阿富汗前,阿富汗本是一個王國,末代國王查希爾(Mohammed Zahir Shah)在1973年被廢,長期流亡國外,直到美國出兵推翻塔利班政權後,才在2002年獲邀回國,作為精神領袖,召集部落領袖開大會推舉新領導人,當時他已年近90。美國曾計劃讓他復辟,但權衡輕重後放棄,最後國會授予他「國父」稱號,並規定稱號不能世襲,讓他成為團結阿富汗的國家符號。雖然廢王已沒有實質政治能量,也難以完全團結國人,但國家畢竟有了一個凌駕利益集團的存在。假如廢王國父活到現在、又當盛年,去年阿富汗選舉產生連串問題、兩大候選人互不相讓時,就有了緩衝空間。

說回緬甸,只要全國民主聯盟控制的國會懂得變通,創造一個有尊榮而無實權的虛銜,授予昂山「國母」稱號,她就是超然的存在,反正她是貨真價實的緬甸國父昂山將軍的千金。那時候,執政黨無可避免地出現爭議施政時,她可以劃清界線,甚至可在必要時加以制約;種種某差事的閒雜人等,她也可以交由管理員打發,自己在國內外的聲望,自然容易保持。

有時候,最有影響力的位置,往往是表面上毫無權力的位置,而一旦掌握實權,卻難逃腐化。假如執政黨腐化了,昂山依然可以超然地號召國民再次革命;但假如她本人也捲入醜聞,要再出現一個全國偶像,就不可能。目前各派系多少忌憚昂山的國際聲望,一旦這聲望不再存在,國內矛盾卻可能瞬間白熱化起來。為人為己,何必呢。

小詞典:蘇阿戰爭

1979年9月,阿富汗爆發政變,新領導人強調國家自主,但當時蘇聯已滲透阿富汗各界,支持左翼分子策劃反政變。新領袖要求蘇聯軍事支援打擊反對派,蘇聯遂派軍入侵,開啓了持續十年的阿富汗戰爭。當時美國、中國、巴基斯坦等均支持阿富汗聖戰士反蘇,令戰爭成為蘇聯的越戰,虛耗大量國力,間接加速了蘇聯瓦解,但也令激進伊斯蘭運動坐大,拉登的恐怖組織網絡,正是在支援阿富汗期間逐步形成。

2015年11月10日星期二

昂山素姬神話會幻滅嗎?

緬甸民主選舉順利進行,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一如所料,取得勝利。雖然緬甸法律規定,昂山因為外國配偶,不能成為元首,但她已明言將「凌駕總統」管治新政府,成為真正超然的存在。無論她為自己設計怎樣的身份,在可見將來,她作為緬甸人民領袖的事實將不會動搖,但若期望作為管治者的昂山繼續飾演「民主女神」角色,或得到曼德拉一類的道德高地,恐怕是不可能的。

曼德拉主張建立「彩虹國度」,終結種族隔離政策後,也防止黑人歧視白人,這種「大和解」的思維,令他受全球尊敬,也令南非保住基本穩定。但昂山雖然也和軍政府「大和解」,但面對的情況和曼德拉的完全不同。當她要保住軍人集團既得利益,就肯定要賦予軍人特權,也要確保他們的商業壟斷得到鞏固。作為軍人之女,昂山和軍方高層的關係不差,近年已和前總統登盛建立合作默契,相信今後在緬甸改革開放過程中,軍人作為經濟集團得到的實利,將十分豐厚,而這和一般人對反特權的期望,恐怕有所偏差。

南非白人政權雖然失去道德高地,但經濟上十分成功,令曼德拉繼承了非洲其中一個最發達的經濟體,新政府只要蕭規曹隨,已有成績。昂山的緬甸卻百廢待興,經濟上是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國民對出現中國式經濟奇蹟充滿期望,卻也容易失望。因此,任何影響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涉及違反人權的少數族裔議題,相信都不會被新政府重視。假如國際人權組織以同一標準關注這些議題,恐怕會對未來的昂山另眼相看。

再說南非雖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種族矛盾,但不同族群建立獨立實體的實力相對有限,就是一度有效忠不同部族的民兵出現,由於部族並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基本上不成氣候。昂山的緬甸卻面對切切實實的分離主義,少數族群武裝實力不容小視,在各地都割據一方,而且控制資源,容易尾大不掉。期望昂山對不同族群一視同仁,本不可能,加上她的支持者不少持「大緬族主義」,就是她本人包容,也肯定受壓。而且昂山似乎已鎖定羅興亞人為犧牲對象,通過默許軍政府打壓這些穆斯林權益,確立自己作為民族主義者的身份。這類妥協在現實政治,恐怕陸續有來。

最後,南非雖然是地區大國,但地緣政治位置相對簡單,緬甸目前卻處於亞太角力漩渦的中心,除了中美爭奪,印度、日本等國亦對緬甸市場充滿期待。昂山要維持穩定,就不可能得罪任何大國,只能左右逢源,以求儘快得到經濟發展的實利。假如以過往二十年的「民主女神」光環看昂山,失望是早晚的事;還是以管治者的標準期待她的施政,對這位軍事強人之女而言,才是客觀、現實。

小詞典:民主女神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樹立「民主女神像」,自此成為運動象徵。同年昂山素姬回緬甸參政,不久被軍政府軟禁,海外媒體開始以「民主女神」稱呼她,既作為緬甸民運的象徵,也配合了天安門「民主女神」的往事,成為全球民主運動的圖騰,因此一度成為中國的敏感詞。

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

習馬會與馬英九的窩囊:「先生」的對等Vs實質的不對等

兩岸領導人世紀會面,來得快、去得也快,究竟談完後,促成了世界什麼不同?馬英九不斷強調得到「對等」地位,根據國際慣例,又是否屬實?就此北京輿論大多肯定馬英九此行,對穩定台海局勢的貢獻;台方、特別是綠營,則大多批評馬英九被「矮化」,而且沒有爭取到任何承諾,反而連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也沒有守住。就此我們不妨留意台灣學者林濁水的分析。

林濁水是民進黨「新潮流系」四大老之一,有「台獨理論大師」之稱,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就是他起草的作品。他曾當選立委,著作等身,即使完全不認同其主張的人,也大多對其學識和視野尊重。自從陳水扁眾叛親離,林濁水逐漸成為綠營「溫和派」,近年不再提台獨,卻反過來強調保護「中華民國」框架,主張在這基礎上發展兩岸關係。習馬會公佈後,他是綠營內少數公開表示歡迎的,認為落實兩岸領導人見面會成為馬英九一大政績,並相信東亞、南海局勢緊張,北京希望穩住台海,才是習馬會的宏觀背景。

然而會面後,林濁水卻徹底失望:

「馬習會真正的背景是這樣,國安會和陸委會雖事先沒想到,但應該很快就認識到了,因此,他們都認為一旦會面馬總統只要支持九二共識就好,否則除非連著一中各表一齊講,不必軟弱地在習面前承諾一中原則。」

「如果馬依他們的原先劇本演出的話,便可以突顯兩岸的對等關係,馬將對台灣貢獻很大,在立即利益上雖不足以翻轉總統選情,但是幫國民黨多當選幾席立委應該是沒問題的。沒想到到馬卻臨時改了幕僚的稿,在不加一中各表的條件下承認了一中原則,用這方式來向習近平叩頭,真是大軟骨頭了。」

什麼是形式上的對等?

對這樣的分析,筆者是頗為認同的。馬英九以為,得到對形式上的「對等」,和習近平互稱「先生」,就是平起平坐;閒話家常,喝喝酒聊聊天握握手,交給幕僚搞個聲明,就是一代偉人。作為國際法專家,馬英九這種視野,令人遺憾。

單論形式,假如台方真的看重,「習馬會」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完全對等的,因此強調對等,只是欲蓋彌彰。兩岸不同南北韓、昔日東西德,互相承認對方的主權國家地位,而是堅持零和遊戲。即使新加坡是公允的第三方,它畢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國,習近平可以到那裏進行國是訪問,「順道」見馬英九,馬英九卻只能以不知道甚麼身份在同一時間出現。反過來說,假如「習馬會」在中華民國邦交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舉行,馬英九進行國是訪問、習近平專程飛過去,大陸網民肯定義憤填膺。

再說稱呼。兩韓領導人見面時,金大中、金正日是互稱「總統」、「委員長」,這在兩岸關係上不可能出現,因此表面上,兩個男人互稱「先生」、不提各自行政職務,可說對等。然而,馬英九被陸方當面稱為「先生」,已非首次。海協會會長陳雲林2008年訪台,也當面稱馬英九「先生」,引起台灣內部不少反彈,因為馬陳二人明顯不「對等」。這說明單單互稱「先生」,只代表「雙方都不承認對方的行政官銜」,而非自動等同「對等」。

既是這樣,更應倍加謹慎。習近平發言說「兩岸領導人」,四平八穩;馬英九說「我與習近平先生分別以台灣與大陸領導人的身份」,卻嫌蛇足。根據政治術語,「兩岸」一如「朝鮮半島」,指的是這地理位置涵蓋的兩個政權,這兩個政權目前管理的地方(理論上)只是暫時性的。南北韓會談時,北韓不會自稱「北韓」、只會自稱「朝鮮」,這是我們在北韓旅行時多次領教(和被警告)的。馬英九開宗明義以「台灣領導人」而不是「國府領導人」自居,要說矮化,乃是自招。

什麼是現實上的對等?

因此,兩岸強求形式上的絕對對等,本就是不可能的;實力上,兩岸此刻更是懸殊。然而,國際慣例的對等,並不需要講求力量絕對均等,而在於雙方給予同一程度的尊重,不能有雙重標準,同時對分歧充份演繹。這方面,馬英九處於先天弱勢,更要倍加注意。結果恰恰相反。
馬英九這次主動提出「一個中國」(「海峽兩岸在1992年11月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簡稱『九二共識』」),反而習近平沒有,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謂「九二共識」並非白紙黑字的條約,只是雙方當時的君子協定,此後陸方、台方、乃至台灣內部不同陣營都有不同解讀。假如在這最高層會面不詳細定義,連「各自表述」、「中華民國」也不敢提,客觀效果,就是讓對方自行演繹這關鍵字,然後說成是馬英九同意。這就像習近平在英國國會談「法治」,他明知道英國對法治有不同理解,就特別提出中國的理解,否則就容易被對方看作認同自己的演繹。這是很根本的外交倫理,但馬英九完全無視。

其次,目前中華民國沒有意欲「反攻大陸」,就是媽祖顯靈,忽然研發了念力核彈可瞬間摧毀大陸,作為民主政府,不經表决,也沒有改變現狀的「責任」。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法》,第八條賦予政府以「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權力,前提是出現三種情況:「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後者最模糊,台方長期抗拒統一、維持現狀也可能是條件之一。換句話說,兩岸政權的基本生存處境並不一樣,台方容許陸方維持現狀,而陸方不一定;大陸對台導彈的威嚇性,正在於此。「馬先生」向「習先生」談及導彈問題,原來理應得分,想不到他只是走出來復述習的說話:「導彈並不針對台灣」,即使不是背書,也沒有表示不認同。只要他做做功課,以《反分裂法》反問,就捍衛了台方立場,然而他只希望和諧收場。

諷刺的是,習近平並沒有意圖算計馬英九,只希望做一些姿態鞏固兩岸關係,基本上反映了大國風範。馬英九卻主動迎合,一心喝酒食飯,除了得到同台揮手的「對等」,一無所獲,還賦予了北京大量口實,作為日後台灣領導人偏離「習馬新九二共識」、「新一中共識」的理據。而這新「共識」,比被換掉的國民黨候選人洪秀柱的「一中同表」,甚至有更多「被演繹」的空間,即使是對藍營、統派,也是緊箍咒;而相較馬英九,洪秀柱明刀明鎗的擔當,起碼更像男子漢。

結果,很多本來不一定構成不對等的行為,因為馬英九本人,也容易變成不對等。典型例子是會後記者會:理論上,那完全是內政,雙方希望誰回應記者,可以基於純技術原因,例如發言人比較圓滑,即使是「人肉錄音機」、「語言偽術」,也是一技之長。但馬英九獲知對方派出國台辦主任,而依然堅持本尊上場,更需要在對答時顯示自己作為民選領袖的制度優勢、比發言人勝任的詞鋒,來論證這不是對等不對等的問題。但他的講話毫無驚喜、不斷中伏,例如說「我為什麼要解開扣子,因為舉手的時候會拉得很緊,沒有別的意思,感覺蠻好啊,我們兩個都很用力」之類,唯一表達的就是一個人的興奮,自戀之情,溢於言表。幾分鐘的歡愉,換來幾十年的煩惱,台灣的悲劇,卻全在於此。

小詞典:「一中同表」

原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的主張,認為「一個中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二者各有治權,互不統屬,同時擱置對「一個中國」主權的爭議,兩岸都稱為「一個中國的一部份」,作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升級版。最終洪秀柱被撤換,最大官方原因就是「一中同表」偏離國民黨政策。

2015年11月8日星期日

大選頻頻爆冷,全球本土興起?

2015年10月中下旬,加拿大、波蘭與阿根廷相繼舉行大選。這3國分別實行議會制、議會-總統制和總統制,所以決定政權歸屬的「大選」,在加拿大和波蘭體現為眾議院選舉,在阿根廷體現為總統選舉(盡管同期也舉行國會兩院選舉)。

縱然三國國情與政治發展軌跡各異,但3地選舉仍有共通點,突出表現在變革風勁吹,衝擊已把持政權兩到三屆的執政黨。其中,加拿大與波蘭的在野黨均已大比例勝出,反映了選民求變之心,而阿根廷雖然首輪總統選舉未定勝負,但在野黨對政權亦是志在必得。

加拿大:自由黨帥哥當總理

新任加拿大總理,是43歲的帥哥小杜魯多(Justin Trudeau)。其父皮耶杜魯多,曾是加拿大第15任總理,執政生涯長達16年。

小杜魯多於10月19日帶領自由黨壓倒性勝選,在眾議院338席中取得184席,遠高於上屆選舉所得的34席,議席增幅之大,破了加拿大的歷史紀錄。自由黨的得票率,也從2011年的近兩成,增至今年的39.5%,高於原來執政黨保守黨的近三成二得票率。

在這場加拿大歷史上最長、為期78天的選戰中,大部分時間,小杜魯多與其自由黨都在民調上落後,直到選舉前一周,民望才開始領先執政黨保守黨。

小杜魯多主打的競選口號是「真改變」。有評論認為,自由黨最後勝出的一大關鍵,是在加拿大面臨不景氣、很多人可能失業之際,主張不理會預算赤字、承諾執政頭3年赤字會達約77.16億美元以作建設與增加就業,這打動了很多選民。

小杜魯多的具體政治主張有幾個:向富人增稅,同時減低中下階層負擔;實行更寬容的難民政策;退出美國領導的打擊「伊斯蘭國」軍事聯盟;支持TPP的同時,積極響應巴黎氣候峰會,更快地貫徹本國減排目標;推動大麻合法化以增加政府收入;調查失蹤和遭謀殺的原住民女性,以回應先前聯合國的點名批評。

保守黨敗選的總負責人哈珀,曾於2006、2008與2011年三度贏得國會大選。哈珀是位經濟學家,相信「小政府、大市場」,較抗拒社會福利政策。之前選舉,哈珀的政治主張是減稅、增加國防支出,以及進一步下放權力給各省。

今次引致保守黨敗選的重要因素,起碼有3個:第一,今年加拿大受全球影響,經濟開始衰退,哈珀高舉自由市場的路線,自然不受歡迎;第二,競選期間,哈珀回應推翻面紗禁令的法院裁決,指他若繼續執政,會重新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面紗,增加了未來族群分裂的可能,在這多元文化族群國家引起了選民反感;第三,哈珀總理任內,加拿大由相對中立的國家,變成美國反恐的有力聯盟,令加拿大也成為恐怖分子的報復目標,致使人心惶惶,政府以「反恐」之名監控人民,亦令年輕選民不滿。

此外,哈珀長期執政令不少選民厭倦,其提名任命的幾位參議員在住房與旅行補貼方面虛假冒領,總理辦公室主任卷入財務醜聞,早已殃及哈珀的形像。

波蘭:「疑歐派」將單黨執政

波蘭10月25日眾議院選舉中,在野的「法律與公正黨」以37.7%的得票率大勝「公民綱領黨」的23.6%,且一舉囊括眾議院過半數議席。

此次選舉的投票率接近52%,為歷次選舉最高水平。由於得票不足5%的小黨無法獲得議席,沒有一個左翼政黨進入議會,也是波蘭自1989年民主選舉以來第一次。

分析家說,屬於中間路線派的公民綱領黨之所以敗選,一是未能從去年的政府部長竊聽醜聞中復原,二是前總理圖斯克去年不再擔任公民綱領黨主席,而是出任歐洲理事會主席,令中間派群龍無首。

按《時代》周刊觀察,波蘭這次選舉的主題,分別是抗俄、強調國家的經濟與政治自主、減少依賴歐盟。

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法律與公正黨一直堅決要求嚴厲制裁俄羅斯,而近期荷蘭公布的MH17航班系在烏克蘭東部被俄制山毛櫸導彈擊落的調查結果,加強了波蘭選民的反俄情緒。法律與公正黨主席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宣布獲勝時,第一件事就是向他的孿生弟弟、2010年在俄西部斯摩棱斯克墜機身亡的前總統萊赫·卡欽斯基致敬(由於俄方阻撓,飛機殘骸至今尚未取回)。

波蘭的經濟規模在過去10年擴張了近五成。在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中,波蘭是歐盟唯一未發生經濟負增長的國家。今年波蘭經濟增速預估3.5%,失業率由24%降到最近的10%以下。不過波蘭民眾生活負擔仍重,例如公共健康醫療資金嚴重不足、托兒配套不夠。公民綱領黨重在宣揚經濟政績,而法律與公正黨專注於打擊貪腐,在社會問題上保守,經濟上左傾,打算從明年起對銀行資產課稅,增加貧民福利。

外交政策方面,法律與公正黨傾向大西洋主義,支持北約以強硬手段對俄,較公民綱領黨不支持歐洲整合,而強調歐盟應「服務於波蘭而非相反」。該黨目前是「歐洲保守改革聯盟」成員,之前曾參加歐洲人民黨與歐洲民族聯盟。

法律與公正黨獲勝還意味著,波蘭將與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亞站到一起,反對德、法等國提出的難民安置計劃。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此前曾表示,難民「把霍亂帶到希腊,把痢疾帶到維也納,以及各種寄生蟲」,而穆斯林移民「威脅波蘭的天主教生活方式」。

公民綱領黨的敗選,在今年5月的總統選舉中已有先兆。當時,該黨62歲的在任總統科莫羅夫斯基,意外地以47%比53%敗給法律與公正黨43歲的候選人杜達。後者主修法律,曾任前總統卡欽斯基的法律助理,親天主教,是前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同鄉,其票源主要為波蘭東部較窮困省份的選民,以及年輕人。

本次議會選舉終結了公民綱領黨8年的統治,也意味著波蘭總統、總理將出自同一黨派。新總理預計將是法律與公正黨副主席、現年52歲的「礦工之女」希德沃(Beata Szydlo)。希德沃以南部小鎮鎮長背景崛起政壇,將成為在任總理埃娃·科帕奇之後,波蘭歷來第三位女總理。

阿根廷:能否打破政治皇朝?

相比加拿大與波蘭,阿根廷的總統選舉,政治裙帶色彩更濃:3位候選人中,兩位與現任女總統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有著政治聯系。

西奧里(Daniel Scioli)之前曾是汽艇賽手、八度獲世界冠軍,在克里斯蒂娜先夫當總統之時曾任副總統,現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與現任總統同屬正義黨領銜的「勝利陣線」。而代表「一個新選擇陣線」的馬薩(Sergio Massa),則曾是克里斯蒂娜內閣一員。

剩下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長期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長,同時也領導阿根廷最受歡迎足球球會Boca Juniors。其出身於新興中右政黨「變革承諾黨」,後聯手「發展重建黨」組建「共和國方案黨」,又以後者為基礎,與老牌的激進黨,以及社會黨,合組成中右翼的政黨聯盟「革新陣線」。

10月25日總統選舉前夕的民調顯示,西奧里以約四成支持率領先,比馬克里的支持率高10%,亦遠遠拋離馬薩的20%。因為憲法規定總統任期不得超過兩屆,所以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需要退下來,但外界預期,克里斯蒂娜會嘗試透過西奧里「垂簾聽政」,並在2019年再度競選總統。

西奧里與馬克里的分別,在於前者主張漸進式改革、微調左翼經濟,後者則承諾會迅速讓市場自由運作。外媒頗為留意西奧里,路透社形容他為溫和主義者,英國《衛報》與《經濟學人》稱他為「中間分子」。對不少阿根廷人而言,他是個想討好各方的人。

現在有批評指,克里斯蒂娜的左翼政權引發了通脹問題,且情況比官方數據所呈現的嚴重,例如肉食負擔變得沉重,令阿根廷不再是「世界首席肉食國家」;同時,阿根廷亦已出現政府過度干預的問題,令未來政府更有壓力調整左翼經濟,推親商政策以刺激經濟。但刻下,克里斯蒂娜的左翼路線仍具一定魅力,這也是西奧里民意領先的一個原因。

因為,相比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通脹,現在的通脹比當年低幾倍甚至幾十倍,且全國三成五人口、即約1500萬人口都得到政府的直接資助,政府亦有增加退休金、著意增加薪酬與就業機會,故一般民眾仍能忍受,未必願意改變現狀。

不過,克里斯蒂娜執政的負面遺產已開始攪動政壇。例如,今年1月,正調查克里斯蒂娜是否隱瞞伊朗在1994年阿根廷最嚴重恐怖襲擊中角色的檢察官尼斯曼(Alberto Nisman)被槍殺。事件之後、截至3月時,按阿根廷一家顧問公司的民調,克里斯蒂娜的民望隨之下挫,反對率增至六成三,西奧里的民調支持度亦下跌至23%,令對手馬克里一度以28%領先。

10月25日阿根廷總統選舉,投票率高達86%,西奧里得票率為36.9%,與對手馬克里的34.3%相差不大,需要在11月22日進行第二輪投票決勝負。由於選後第三名馬薩有與馬克里結盟的跡像,馬克里贏得這次總統大選的幾率上升。

政治分析員萊巴渠(Ignacio Labaqui)指出,首輪選舉結果意味著先前民調完全失準,原先眾人認為西奧里會勝選、成為新總統的預測,已變得不可靠。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觀察到,阿根廷富裕選民傾向於反對現時左翼政權、認為其統治令世界拋棄阿國,而基層選民立場相反。

在投票選舉下屆總統的同時,阿根廷也選出130名眾議員、24名參議員和43名「南方共同市場」(南美經濟一體化組織)議員。根據計票結果,執政聯盟「勝利陣線」在眾議院喪失了過半數優勢,而「革新陣線」成為眾院第二大黨團勢力,但「勝利陣線」在參議院的席位有所增加,仍具備「控制權」。

啟示:全球「本土」興起?

20多年前,冷戰終結,「全球化」一度成了「潮語」,世界也仿佛步進大同,似能解答一切。

現在,波蘭的「疑歐派」與加拿大的「脫美派」高比例贏得大選,阿根廷主張維持左翼政治的候選人曾領先民意,都與「世界主義」美好願景頗有出入。事實上,與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乃至以往對外相對「包容」的瑞士以及亞洲新加坡一樣,各地都在回應「全球化」,轉而更重視「本土」,以減低全球市場一體化衍生的各種外力影響。

可能有人會認為,這種全球「本土」興起只屬陣痛,畢竟,「試想如果沒有國界,會減少殺戮和死亡」。但面對全球化加劇貧富懸殊、史無前例的全球人口流動增加國內摩擦和恐怖襲擊、全球資本流動削弱各地本土自主、全球化衍生資訊革命並強化行動意識等,到底全球「本土」興起是陣痛還是大勢,似乎還未可知;上述阿根廷左翼總統候選人未能在首輪選舉中盡占優勢,可令我們體會更多「物極必反」的道理。

沈旭暉、鄺健銘 南風窗 2015年11月

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

哪一天我們會飛?港產片求生須先專注本土市場

近年,香港社會的本土議題在社交網站每每能引起迴響,網民都會熱烈點讚、討論和分享。似乎香港人已漸漸建立起一份對香港的認同和歸屬感,這股浪潮本應能大大推動香港本土文化的發展,然而,網絡世界的情況和現實世界卻存在落差。以電影業為例,近期的港產電影,特別是本土情懷電影的票房表現難以和荷里活電影相媲美。香港本土電影業似乎還須努力經營,暫時仍未受到本土文化潮流的眷顧。

而論及香港近年最火熱的本土電影,《狂舞派》可算是其中之一。電影由劇本、拍攝,以至後期製作,都是香港人班底,同時亦起用新晉演員領銜演出。電影的監製陳心遙和導演黃修平今年再次合作拍攝《哪一天我們會飛》,他們由拍攝主打夢想的《狂舞派》到以擁抱過去和重新出發為題的《哪一天我們會飛》,這大概亦是香港電影業的寫照。而陳心遙監製會為我們分析港產片的發展和契機。

S: 你加入電影圈時,電影業頗為慘淡,為何仍願意加入?

C: 我原是半個娛樂圈人,於電台和唱片公司工作。修平是我多年前的同學,我們由心希望嘗試拍攝新類型的電影,所以我們開始創作和拍攝。電影工作是我一直以來最喜歡的,我是個喜歡思考的人,而創作思考的空間就是無限大。當然實際操作必須跟隨規範,例如演員和工作人員的薪金。我喜歡看推理電影,對我而言,娛樂不一定是情色、暴力、CG、拳來腳往,我希望帶領觀眾一起思考。

S: 過去10年,合拍成為香港電影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拍攝港產片對業界仍有吸引力嗎?

C: 今年香港電影市場反映,合拍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內地新晉導演和明星逐漸興起,以今年為例,內地的大片,即票房達幾億甚至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當中幾乎沒有香港元素,由編劇、導演以至演員,完全由內地班底拍攝,內地的電影已可以獨立運作。合拍片是其中一個途徑,讓香港導演可以有較多的財政預算去拍攝電影,但這已不是必然的途徑。以港產中、小型電影為例,這些電影在內地的發行規模不及大型電影,因此,它們在香港和內地的票房相差無幾,於是,大家開始意識到香港的票房也很重要。中、小型電影開始爭奪香港市場,之後再進軍內地,而專注香港市場也是不錯的方向。當然,兩地市場可同時兼顧,但這絕不容易,我仍在摸索中。

S: 將港產片推銷到鄰近地區,藉此增加收入和影響力,這能否成為其中一條出路?

C: 以《狂舞派》為例子,當時電影有安排到台灣上映,但成績平平,台灣的華語片市場並沒有如我們想像中那麼好,當然大家會看到台灣每年有幾套大片,如《那些年》和《海角七號》等,但台灣電影業的經營也很困難。2014年台灣有一百多部電影製作,以台灣的人口比例計算,這製作數量的確很多,但當中只有16部的票房超過1200萬元新台幣,即折合300萬港元左右,這反映台灣華語電影業只是由數部大片支撐,其他仍在艱辛經營。他們和香港都面對同樣的困難,同樣考慮是否應和內地電影商合作。現時,香港只有功夫片和鬼片仍有外埠市場,其他題材的電影難以賣到外地。以我的經驗,香港市場才是港產片的主要收入,其次是內地市場,然後是星電視台和網上頻道的版權收入。

S: 近年,鄰近地區都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他們有何成功之道?

C: 電影是需要政府和業界彼此共同努力,以南韓為例,南韓的情況和台灣有點相似,他們經歷過電影最慘淡的時期,特別是97年金融風暴前。當時南韓電影只佔本土市場的兩成,其餘被香港電影和荷里活片壟斷。南韓電影人剃頭遊行抗議,表達電影已死。他們擔心南韓加入世貿後,外國電影湧入,因此要求減少外國電影的配額。金大中當選總統後,積極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當時,官民有個協議,政府要求南韓電影的市佔率須在兩年內由兩成增加到四成,再商討電影配額的問題,結果南韓電影人達到了要求。加上,當時南韓經濟蕭條,政府更要向IMF借錢,南韓電影人就利用這個成本低廉的契機發展娛樂事業,他們設立電影學院,將人才送到外國深造。所以政府政策配合能全力推動娛樂事業的發展。

S: 香港電影業在過去數十年的成功因素是什麼?

C: 當然,香港有自身的電影軌跡,國共內戰後是香港電影業的其中一個轉捩點,資金和人才不斷從內地湧入。當時香港既有粵語電影,又有國語電影,而國語片佔有很大的市場份額。直至李小龍和許冠文時期,粵語片才開始抬頭。香港不斷利用外來資金和人才,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資金也進入香港,相反台灣當時每年只有十數套電影製作,這也造就了香港電影在九十年代初的巔峰。香港電影業一直是開放型生態,只要有錢和人才,便能在香港找到機會,這就是香港的成功之道。

電影人之痛:等埋口碑

S: 社交網絡上凡牽涉到本土議題的帖子都會得到很多點讚,但當電影涉及本土情懷時,香港人卻不願意付出幾十元入場觀看。你如何理解這個落差呢?

C: 這在香港是很正常的情況,很多人都是「口軟荷包硬」。很多人想看一套值得看的電影,而看荷里活電影和看港產片是兩個思維,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受眾。我以宣傳為例子,荷里活和港產電影在香港的宣傳是兩套不同的手法,荷里活大片有一個好看的保證,他們由劇本創作開始,到導演拍攝,一切都在監製控制範圍內,再經過無數的篩選和剪接才推出,保證賞心悅目。因此,發行商只要在各個媒體大事宣傳電影上畫的消息,已能保證入場人數。但港產片絕不能依樣葫蘆,而是需要等待。香港人不太相信大眾媒體的推介,但會相信朋友分享的意見。衝動入場的只是一小撮人,大部分人則觀望他人的反應才會入場。以《狂舞派》為例,電影上畫後第五個星期,入場人數才開始上升,並成為單日票房冠軍,而正常應是上畫後的第一個星期。當中原因是觀眾對電影的口碑影響那時才顯現,可是,口碑是需要時間累積的,但現實往往在未有足夠口碑時,電影已因入場人數不足而被院商減場次。但這亦無可厚非,因為影院的租金實在很貴,而觀眾觀看的機會少了,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S: 南韓電影業和政府有共識去自救,這案例能應用在香港嗎?

C: 我認為以金錢支持,用配額制,或是觀眾偏袒香港電影等都不足夠,亦不是香港資本主義的生存模式,這應由觀眾自行選擇。其實,這應由環境和硬件手,電影製作中涉及很多工序和很多人的努力,例如畫面調色,5.1環迴立體聲,配樂中又有不同的樂手,要經多人的努力才達到理想的層次和效果。可是,對一般觀眾而言,這並沒有太大的分別,大部分觀眾只留意劇情,不在意製作的細節。然而,電影欣賞是流行文化教育的一部分,這也正正是香港所缺乏的。披頭四的歌曲在外國可以登堂入室,成為課堂的一部分,香港也應重視這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是電影政策的問題,九十年代中前期,電影院是屬於社區設施,所以每個社區都有電影院;可是,之後電影院成為商業設施,它們的存在也由市場決定。現時香港的戲院座位量只有97年的一半,但香港人口數目卻增加了100萬。當然,有人會指現時娛樂比以往更豐富,但反觀內地的電影院數目卻有增無減。另外,年輕人用自己的攝影機和電腦以一個粗疏的方法製作一套電影,一嘗電影夢,但這些獨立製作卻沒有放映空間。其實這比用錢直接投資更有效,培養年輕人和基層氛圍也是重要的。香港電影在六十年代須在電影中加入中、英文字幕,這卻成為香港電影出口的契機,所以我們不要輕視細微的一步。

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

《今生不再》/黎明

當「去殖化」忽然成為社會議題,港英時代的種種文化、遺物,反而倍加教人珍惜。回歸後上映的《玻璃之城》,大概是近年最富港英殖民情懷的愛情故事,描述精英主義盛行的香港大學、那一代人略帶造作的優雅,教人無限欷歔。黎明雖然貴為「四大天王」之一,同代男生卻幾乎一致以「不聽黎明」為品味,直到出現電影主題曲《今生不再》,才算有了傳世之作。

這首林夕的歌詞,表面上,說的不過是一個愛情故事,但配合了電影劇情,有了英治的背景、保釣的激情,一切就可以雙重解讀。《今生不再》的「今生」,除了一雙戀人的今生,也是香港的「今生」:「玻璃倒影映了今生不再的幻象」,「今生」(1842-1997)的輝煌,和逝去的愛情一樣,只是「幻象」。「但我怎知道這份執迷/抱入來世/仍在你軀體」,這裏的「來世」,固然是情人的來世,但何嘗不是香港沒落後的「來世」(1997-),有種難以觸摸的無奈?

至於「同渡過這盛世/隨手都採到星火的美麗」,「盛世」自然不是回歸後的「亂世」,而是主角就讀港大的七十年代,那是麥理浩時代的香港,被稱為「黃金十年」。電影開場和落幕都是回歸煙花,但在「盛世」,「星火的美麗」反而「隨手都採到」,不用刻意粉飾太平,那才是人心所向的時代。

香港回歸前的一刻,也許屬於香港的歷史最高峰:英國總總高壓殖民管治,在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基本不見了,而中國的國家機器還未進入,中國經濟也未崛起,「港人治港」反而最接近現實。其時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首屈一指,港產片、包括黎明在內的Canton Pop都處於全球傳頌的全盛期。成長在那時代的香港人,回頭看,實在幸福,就像「天空正掛著今世最亮的月亮」。可是前景卻是灰暗的:「蜚短流長未來將怎麼設想」。

假如那段港英的愛情,象徵了港英的盛世,結局自然是悲觀的。《今生不再》結尾一句「種種恩恩愛愛/可伸展多少世代仍在唱」,問的是未來「多少世代」還能傳承,其實物是人非的答案,已呼之欲出。還要再加一句「種種恩恩愛愛/不可多得的美麗但無常」,再說出香港曾經的「美麗」,只是歷史的偶然,乃「不可多得」,而美麗的事物總不能長久,這份「無常」,比愛情的剎那璀璨歸於寂滅,更令人掩卷長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5年11月6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56922

從瑞士的愛因斯坦故居回看其人

早前在瑞士首都伯爾尼巧遇梁文道,他建議到附近的愛因斯坦故居逛逛。對科學迷而言,那是愛因斯坦年輕時寫下相對論的地方,可算聖地;不過對科學門外漢如在下而言,那故居最令人思考的,卻是愛因斯坦作為男人、政治人的另一面。而這一面,到了今天,我們還是能找到共性。

故居地方狹窄,在瑞士尤其顯得平凡,反映愛因斯坦早年際遇並不怎麼樣。他並非從小到大的精英,三歲還不懂說話的「履歷」固然廣為人知,到了大學畢業也因為「成績不出眾」而找不到教職,才要淪落到伯爾尼,找一份「聯邦專利局審查員」的工作糊口,工餘自修物理,才慢慢成才。而且他的家庭因為生計問題,把他一個人遺留在德國讀書,當時甚至連納粹主義也未出現,他卻已備受德式紀律煎熬,最終情願放棄德籍成為「無國籍人」,頗有自憐自傷的文青風。這種complex,在很多學者身上也存在,而他們往往是自卑和自大的結合品。

愛因斯坦私生活透視出來的形象,亦不如他的物理成就正面。一般評價是,他是不稱職的父親、不善待妻子的丈夫,且有「感情缺失」,至少有一名私生孩子。參考愛恩斯坦書信寫成的《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以「極端利己、有婚外情、厭惡女性、曾打妻子」形容愛恩斯坦的私人空間;到了2012年,英國《每日郵報》仍有文章以「愛恩斯坦是否世上最差的丈夫」為題,介紹由Walter Isaacson的另一本愛恩斯坦傳記《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文章提到,當愛恩斯坦與同為科學家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Mileva Maric)婚姻出現困難時,愛恩斯坦以「為孩子著想」之名,列出一張「挽救婚姻」、對米列娃有一系列要求的清單。從清單內容看,米列娃像女僕多於妻子,特別是這一句:「如果我要求,你會立刻毫無異議地離開我的睡房或讀書房」,予欲無言。最後米列娃忍無可忍,要求離婚。故居博物館有一項展示,介紹「預計將得到的諾貝爾獎金可支付贍養費」,說不定那才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動力。

作為亂世的猶太人,愛恩斯坦的政治生活同樣有色彩,且普遍為後人忽略。1939年,愛恩斯坦曾參與上書美國總統羅斯福,建議美國搶先德國製造原子彈,羅斯福接納建議,才成立曼哈頓計劃。1945年日本原爆後,愛恩斯坦為先前建議感到愧疚,1955年牽頭簽署《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呼籲各國領導人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衝突,憂慮他間接製造的核彈會毀滅地球。

然而,愛恩斯坦並非「超然」於政治的人。他強烈支持猶太人復國,1952年甚至被邀請成為以色列第二任總統,但以自己缺乏人事能力為由拒絕;假如他就任,恐怕不可能逃離以巴衝突泥沼。不過愛恩斯坦依然是德國自由民主黨的創立人之一,並非從一而終的「我討厭政治」,而似是考慮過不同崗位的可能性。美國聯邦調查局則有檔案顯示,愛恩斯坦曾被拒絕以難民條款移民美國,原因之一是他「信奉、主張、宣揚無政府主義」,反映他在國仇家恨當中,也有過思想掙扎、或左或右的彷徨,而假如要把他標籤,似是傾向社會主義的「左膠」。再回看瑞士這斗室,與及街外兜售的「太陽能愛因斯坦公仔」,更令人恍然,天才與凡人,其實沒有甚麼分別,人生種種,亦不過如此。

小詞典:愛因斯坦的科學貢獻

愛因斯坦提出的「相對論」分為廣義與狹義,被視為現代物理學的支柱,可應用於放射治療、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也催生了量子力學;他的E = mc2則被世人稱之為「全世界最著名的方程式」。除了理論方面的成就,愛恩斯坦也有發明,例如在1926年,與前學生共同發明「愛因斯坦冰箱」(Einstein refrigerator),並在1930年取得專利。

2015年11月5日星期四

當杜拜升格為「西香港」

日前,筆者在華盛頓參與國際關係研討會,與會專家談及一個 新名詞 ──「西香港」,原來是指杜拜。不少西方學者眼中,杜拜跟香港一樣,都是富東方風情的現代化都會,均繼承了英國制度,亦都以物流、運輸、金融及盛事為國際身份。雖然香港起步較早,但隨着近年沒落,一度引入前香港公務員及港資企業的杜拜,已逐漸取代香港原有地位。無論是否認同此觀點,杜拜近年發展確實值得借鏡。

港口城市的競爭力,源於其持續扮演區域乃至全球商業金融樞紐的角色,這意味軟硬件同樣重要。杜拜居於全球各大經濟區的中央,戰略位置不容低估,且已打造了一個品牌,即傑貝勒阿利自由區(Jebel Ali Free Zone),它已成為中東最大的自貿區,既接連亞洲及西方海上貿易,也是非洲對外國際貿易樞紐。

營商環境理想、設備完善及地理優越,令不少外來企業陸續進駐當地,至今已有逾7000間企業進軍杜拜,當中七成從事貿易,其餘多為製造及物流業。

以往香港主辦國際盛事乃司空見慣,但論規模,近年已落後於杜拜,起碼杜拜好些博覽都足以令酒店客似雲來。杜拜亦取得2020年世博會主辦權,預料會帶來2000多萬訪客,屆時「國際第一樞紐」地位可能被正式確立。

去年6月,《福布斯》曾介紹杜拜成為首屈一指航空樞紐的成功之道,認為杜拜充分利用先天優勢,因從杜拜連接世界三分二人口,都只需8小時或以內的航程。政府擁有的阿聯酋航空亦善用此優勢,其最大市場都在東亞與大洋洲,也就是正面跟香港競爭。顧問公司Aspire Aviation稱,過去數年從澳洲到歐洲的航班,有25%已由新加坡及香港轉往杜拜。前年,杜拜國際機場客運量逾6600萬人次,較2012年增加15.2%,創下機場歷史新高;以空運貨量計,杜拜也位列全球第五最繁忙機場。

發揮國際身份優勢

杜拜另一善用航空樞紐優勢的表現,是創製海空多式聯運系統,並以極短時間完成空海轉運,把貨物送往世界各地。為應付未來航空需要,杜拜政府巨額投資興建第二個機場,即毗鄰港口的阿勒馬克圖姆國際機場(Al Maktoum International Airport),進一步提高競爭力。

早在2009年,路透便提及杜拜,形容這個以新加坡與香港作發展藍本的地方,已開始青出於藍。當時駐倫敦的阿拉伯評論員Ayman Ali形容「杜拜模式」的運作,猶如一家公司,而非國家,無國家的包袱,卻有國家的資源。杜拜雖由酋長威權管治,但本地人口有限,福利極好,甚少有民主化訴求。其他阿拉伯國家聞風喪膽的「阿拉伯之春」,對杜拜幾乎毫無影響,在阿聯酋創立智庫Delma Institute的Mishaal Gargawi透露:「阿拉伯之春對我們非常有利,從卡達菲的將領,到獲得政府調薪並跑去杜拜商場買iPad的沙地阿拉伯人,所有人都跑來這裏。」

香港、新加坡與杜拜的共通點,是三者昔日曾是英帝國一部分,但以世界網絡滙聚的角度看三地前景,未來似乎只有新加坡與杜拜可比。「Let Raffles stand where he stands today」、不抗拒英殖的過去是新加坡國策,杜拜也積極令自身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都會,英國也計劃逆轉1968年「從蘇伊士以東撤出」的決定,重新使用 杜拜南端的阿明赫德(Al Minhad)空軍基地。

無歷史包袱且愈來愈國際化,上述兩個港口城市都能同時兼顧數個重要腹地,西方、中國、美國區域盟友、南亞、東南亞、阿拉伯世界乃至非洲,都能兼顧。至於作為「極東杜拜」的香港……(下刪萬字)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哪些美國總統參選人撐TPP?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10月5日達成協議,成員國數字上涵蓋全球40%的GDP,以及全球33%的貿易,勢將改變亞太地區貿易流向,可能令越南成為亞太經濟轉型期的大贏家,甚或有人憂慮中國失去主導國際經濟體系的機會。

姑勿論相關預測是否過慮,又或TPP會否雷聲大雨點小,TPP能否準時面世亦是一大疑問,原因是連美國國內對TPP也未有共識。在目前眾多美國總統參選人當中,持保留態度的便佔了多數。

舉例來說,民主黨熱門參選人希拉莉對TPP始終左右為難,這可追溯回她與奧巴馬政府的複雜關係,以及多年前的往事。2008年,她與奧巴馬競逐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已就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表現出模糊立場,當時奧巴馬曾說:「事實是,直到開始競選總統之前,她一直在為NAFTA說好話,但競選後變得富批判性。」

現在希拉莉應付TPP的兩難也一樣。一方面,奧巴馬稱TPP會令美國更具競爭力,且能創造就業,對此希拉莉的那些年,不會毫無參與。但另一方面,以美國勞工總會及產業勞工組織為首的民主黨基層,卻擔心TPP只會導致工種外移,減少工人工作機會。

希拉莉近日受訪時,表示她看重的是提升薪資及保護國家安全,而她理解的TPP,一則有貨幣被操控的風險,二則不大可能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似暗示即使要加入TPP,協議條款也還有不少微調空間。

捲入美內政 結果不可測

共和黨那邊廂,極為矚目的參選人富商特朗普反對TPP的色彩更鮮明。他曾以一貫的誇張語氣批評說:「TPP是攻擊美國企業,不能阻止日本操縱滙 率。」日前,《紐約時報》刊載一幅漫畫,題為《TPP讓美國企業高興不起來》,稱TPP的價值大部分只在於戰略性制約中國,但在經濟上,「這份貿易協定可能難收奇效」。根據特朗普好鬥的世界觀,制約中國可以有大量途徑,例如在南海與中國衝突便更直接,根本毋須實行如此迂迴的經濟策略。再者,TPP可能重燃美國與日本的經濟矛盾,只會令特朗普的清單上有更多敵人。

當然,另一些參選人對TPP還是相對正面的。例如共和黨參選人傑布布殊的發言人稱,貿易是提振經濟增長的關鍵,「TPP則是美國主導國際貿易系統規則的大好機會」,這大概與他擔任州長期間引資的經驗有關。另一名共和黨參選人、俄亥俄州州長卡西奇(John Kasich)說「整體上」支持TPP;同是共和黨參選人的魯比奧(Marco Rubio)則稱,美國「不能自絕於全球95%消費者之外」。

問題是,當TPP捲入美國內政,已不可能簡單直接獲全盤接受,整個討論過程將變得冗長,且頗有不可測性。如此這樣,中國便有足夠空間好整以暇,慢慢回應,而TPP達成協議公布一刻的震動,屆時早已被消化了。

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

默克爾訪華的「站著賺錢」:中德關係Vs中英關係

習近平訪問英國,然後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西方大報紛紛以「英德競相討好中國」、「歐洲為經濟利益妥協價值觀」等為題報導,而某程度上,這也是事實。其實和英國相比,德國的中國政策轉型得更早,兩國的互補空間可能更多,德國在中國的利益也比英國多。

目前中國是德國這工業大國的第二大市場,僅次於法國;2014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量佔歐盟接近一半,遠高於英國的10%、法國的9%。日前中德同意在法蘭克福成立「中歐國際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Ceinex,簡稱中歐所),反映中國對歐洲金融界的吸引力,以及德國希望從中扮演的領頭角色。除芬蘭外,德國是唯一一個對華貿易能有順差的歐盟國家;而英國對華的貿易逆差,則要高於歐盟五大經濟體的其他國家。與此同時,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與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數據,自2005年起,英國亦非中國對外投資的首選地,排名比美國、加拿大、巴西、印尼、俄羅斯等都要後。

回想默克爾再任初年,一度提出搞「價值觀外交」,聲稱要以是否符合德國價值觀來判斷與世界各國的外交關係,對華姿態彷彿十分強硬。但轉眼間,「德國價值觀外交」已成歷史名詞,德國知識份子都懷疑,政府對此再也沒有興趣。2007年,默克爾與達賴喇嘛會面,引起中國強烈不滿,此後她少有對中國異見人士作公開表態,也避免高調批評中國,甚至因此得到《環球時報》「讚許」。Katrin Kinzelbach的著作《歐盟與中國的人權對話:靜默外交及其局限》,以「靜默外交」形容中歐關係,主導的正是德國,並認為這是處理人權問題的失策。

然而,「靜默」畢竟不代表認同,也不代表不「工作」,只是「不刻意高調」而已。這次默克爾訪華前,大概是汲取英國被指過份低姿態的關係,就表明會和中方談人權、民主問題,對此北京其實不會介意,因為現在中國外交方略也很希望談自己對民主、人權的中式定義,但國民看來,德國就沒有「叩頭」。而且默克爾也安排了和北京的維權人士會面,雖然內容沒有公開,依然「靜默」,但姿態上對國內、國際民眾已大大得分。

說到底,《金融時報》有一篇署名文章「中德特殊關係能走多遠?」,代表了一般德國人面對中國崛起時的務實,認為中德關係只能維持在經濟層面,而不會輻射到政治層面。德國論政經影響力已執歐洲牛耳,透過拉近與中國關係、提升一己全球影響力,只是順理成章;但要德國認同「中國價值觀」,則始終是不可能的。適當時候做一些低調動作,「站著賺錢」,北京其實不至於介意。

英國的最新對華政策,也是仿傚德國榜樣,希望借中國取得經濟轉型的機會,但不代表會離棄美國,只會借對華關係作籌碼,鞏固自身的價值。然而相較下,英國對華政策面對的風險,似乎比德國要大。英國一改以往嚴厲批評人權問題的態度,已付出失去「道德領導力」的代價,而這種話語權對英國的重要性,一向大於德國,因為英國軟實力過往強調道德,低調本身就是反差;相反德國則主要宣傳高效、紀律,以及近年的國際責任,只要稍微有些人權範疇的表述,已是bonus。

另一方面,2014年,中國其實只是英國第六大出口地,後於西方盟友如美法德。論雙邊貿易,英國能在華得到的短期效應及不上德國;倫敦要借人民幣離案中心鞏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則不是短期內能見成效。而且英國和歐盟關係若即若離,將舉行脫盟公投,一旦疑歐派主導國政,是否符合中國利益亦屬疑問,因此中國斷不會給予英國獨家優惠;而德國的不可測性相對較少、處於歐盟核心,更符合中國長遠的外交價值。假如中國崛起持續,數十年後,就算和英德都保持友好關係,德國更容易成為平起平坐的盟友,英國的角色,卻可能逐步變成「英屬香港」。

小詞典:「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s)

自從德國主導歐元區經濟後,國際地位持續上升,默克爾也成為希特勒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德國領袖。2013年,德國GDP位列世界第四,工業產品質素優良、技術領先全球,且創新力強,是歐洲五大汽車生產國之首。德裔哈佛策略專家西蒙(Hermann Simon)曾以「隱形冠軍」形容德國執世界牛耳、但低調的中小企業,認為它們對德國發展貢獻極大。

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

願選服輸:突尼西亞如何逃過「阿拉伯之春」宿命?

本屆諾貝爾和平獎揭曉,爆冷由突尼西亞民間組織「全國對話機制」奪得,相信評委希望樹立一個「阿拉伯之春」的正面樣板,因為其他案例像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幾乎一律悲劇收場,淪為人間煉獄。當我們回顧突尼西亞的民主化過程,「全國對話機制」代表的「突尼西亞經驗」的確值得研究。早在三年前,民主化研究巨擘、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Alfred Stepan ,就曾撰文論述突尼西亞民主化的經驗,重溫其論點,更能體會諾貝爾獎的深意。

討論「突尼西亞模式」前,首要釐清的是,怎樣的民主化才算「成功」?Stepan 和另一位民主化專家、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 Juan Linz 基於對世界各國民主化案例的研究,是這範疇的權威作品,內裏提出了四個基本要求:

第一,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社會對「民選政府」產生的過程有足夠共識;
第二,「民選政府」意味該政府的成立,來自一個自由且廣泛的選舉結果;
第三,這「民選政府」擁有切實的制定與實施政策的權威性;
第四,民主化後的政體中,立法、司法與行政權力不與軍隊或宗教領袖共享。

突尼西亞的民主化相對成功,正因它沒有像其它阿拉伯國家一樣,在轉型期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甚至內戰,而是建立了一個為社會認可、具有執政權威性的民選過渡政府。雖然筆者在突尼西亞訪談期間,也經歷過滿街坦克的「緊張」局勢,但深感當地人基本上熱愛穩定,抗拒激進主義。Stepan 認為,突尼西亞民主化之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有二:社會各方力量均遵守了「兩個寬容」原則,而且突尼西亞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

「兩個寬容」

所謂「兩個寬容」的「第一個寬容」,指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對於國家世俗化政體的寬容,亦即認可世俗的、民選的代表和官員,作為立法者與執法者的權威,令國家立法與行政機構的權威性,不再來源於宗教信仰或「神的教誨」。「第二個寬容」則指世俗化國家對於公民的宗教信仰的尊重,讓他們得以在公民社會中自由表達自己的信仰;宗教組織亦有權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甚至組建民主政府。在本.阿里的威權主義政府被「茉莉花革命」推翻後,穆斯林政黨Ennahda成為民選的「選舉代表大會」的第一大黨,其前任黨書記更被大會委任為過渡政府的總理。然而 Ennahda 的權力亦受到限制,需要與世俗性政黨組建聯合過渡政府,讓正式政府在新憲法框架下重新選舉產生,哪怕明知道世俗的反對黨派聯盟有很大機會勝出。

突尼西亞能落實「兩個寬容」,據Stepan理解,則是因為當地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發展較為成熟。「公民社會」這一概念我們自不陌生,在「茉莉花革命」中,正是一般民眾藉助Twitter、Facebook等現代通訊技術,配合現有民間團體,發起強大而富創造力的公民抵抗運動,推翻了威權政府。而在隨後的民主構建過程中,一個成熟的「政治社會」尤為重要,那是將公民社會中湧現的不同利益與訴求進行集中、協調并納入政治體制的載體,牽涉到不同政黨、組織與個人的博弈,最終目的是構建一個能反映並平衡不同利益訴求的政治規則。

在突尼西亞,溫和穆斯林政黨與世俗政黨的領袖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民主且有效的政治社會,在重構「宗教-國家-社會」關係的過程中,宗教領袖和世俗黨派均意識到和平轉型的必要性,在短時間內就「兩個寬容」達成共識,各派勢力在民主談判中達成妥協。「全國對話機制」正是這樣一個成熟的政治社會參與者:構成此機制的四個無黨派團體充分發揮了民主談判的作用,促使穆斯林政黨與世俗政黨、政府與反對派在協商中找到共識,從而避免了衝突。

埃及悲劇何以避免?

突尼西亞走上與埃及、利比亞等截然不同的路,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突尼西亞軍隊歷史上一直維持著有限且專業的構成,對「文官統治」理念較為認可;反觀埃及,軍隊不僅龐大,且有干政傳統。地緣政治與國際干預,亦同樣影響了民主化進程:突尼西亞並非石油出產國,亦沒有扼守交通要道,地緣戰略意義較小,受到的外間干預也小,不像利比亞、敘利亞等資源大國,和埃及這樣地緣戰略意義顯著的國家,往往成為區外力量博弈、乃至代理人戰爭的場所,轉型期難免一波三折。最後,運氣與時機也產生了不可或缺的影響:埃及的動盪,為突尼西亞主導憲法制定過程的穆斯林政黨提供了前車之鑑,最終他們汲取了埃及的教訓,接受了「兩個寬容」。若兩國經歷順序轉換,後續發展或未可知。

正如Stepan 所述,突尼西亞民主化經驗,可為當下的民主化理論帶來新視角。西方社會一度認為,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化難以成功,是由於穆斯林勢力控制政府,只有將穆斯林信仰與政治體制剝離、通過強制由上至下的世俗化改革,像百年前土耳其「凱末爾主義」那樣,才能實現民主,而且還是有缺憾的民主(像土耳其軍隊就幾乎每十年發動一次政變,再還政於民,是為「土耳其模式」)。

但突尼西亞的經驗表明,由下至上的民主改革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比激進的世俗化改革,更能維持民主穩定性的方式。民主化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各方能否踐行寬容的原則,堅持通過對話達成共識,此所謂「national consensus」,必須通過朝野大和解,而不是狹義一人一票的變相「多數人的暴政」產生。當無論哪個派系哪種信仰,都能在溝通下妥協,最終邁出和平民主化的第一步,這正是突尼西亞「全國對話機制」對世界的意義。

對於這一點,我們或有別樣感觸:去年的雨傘運動,無疑展現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強大,但「政治社會」則未能接軌,朝野又沒有「大和解」的基調,原來十分寬容的政治環境,反而撕裂為敵我矛盾的濫觴。有報導指突尼西亞人權聯盟主席、「全國對話機制」領導者之一本.穆薩表示,願意前往香港推廣本國經驗,在採訪中他反覆強調的,仍是「對話」和「讓步」。當然,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外國勢力」,象徵意義大於一切,但對當下二元對立主導的香港,「突尼西亞模式」的成功,確實值得反思。

小詞典:阿拉伯之春

2010年末開始,針對推翻掌權多年獨裁者的民主化運動蔓延在北非、中東的阿拉伯世界,自突尼西亞革命開始,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威權政府相繼被推翻,敘利亞、巴林等國政府也受到不同程度衝擊。然而,除了突尼西亞成功組建過渡政府,並開始實現相對平穩的民主化外,其他革命後的國家均陷入危機、分裂和內戰,甚至導致極端勢力伊斯蘭國( ISIS) 坐大。

2015年11月1日星期日

香港的昔日姊妹港:俄國「關東州」管理拾遺

曾幾何時,類似香港身份的港口尚有不少,對它們作比較研究,往往令人頗有啟發。除了上月談及的法屬廣州灣,另一例子是俄國管理的旅順、大連。

1896年,俄國以斡旋促請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予清政府「有功」,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要中國為俄軍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活動提供援助,當中包括港口駐兵、修築鐵路和軍事援助。其後,又強迫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租借遼東25年,當中包括軍港旅順口和商港大連灣。

雖然中俄雙方在1898年初才正式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但俄國在1897年尾已進駐旅順口,並將港口易名為「亞瑟港」,以此作為軍事要塞。簽訂租地條款後,俄國政府在旅順口正式設立殖民政權,展開了對遼東半島的殖民統治。其地方行政機關的統治策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以「軍政部」、「關東州廳」、「遠東大總督」為核心。

起先作為戰略軍港,旅順殖民政府的軍政部由軍事部和政務部組成,並應用軍事和政務合一的管治模式。當時俄國的太平洋隊艦隊司令官杜巴索夫成為「亞瑟港」的軍政部部長,當時俄國的管治策略是以軍政部都管治核心,並由俄國陸軍少將沃爾科夫執掌行政事務。另外,將「亞瑟港」分為若干個民政管區,再由當中的警察署進行司法統治,俄國陸軍少將蘇鮑季奇接任杜巴索夫成為租借地俄軍司令官,並獲沙皇賜予州級行政權力,隸屬於阿穆爾州總督。

其後,沙皇頒佈《暫行關東州統治規則》,則是第二階段的核心。當時根據俄國的行政區劃分,租借地易名為「關東州」,州和俄國的省同級。同時,將州政府設於旅順口,並建立「關東州廳」為最高行政機關負責主理各項事務,其下設立五個行政區,旅順只是其中一個行政區。「關東州廳」以州長官為權力核心,此外陸軍副司令官、陸軍會議、州參謀部和軍法會議為軍事的管理架構,民政部、財政部、外務部等其他部門,則主理地方政務。

俄國的太平洋艦隊司阿列克耶夫是首任「關東州廳長官」,擁有軍事和行政大權。其在民政事務的實際權力,相等於當時俄國高加索最高民政長官,並擁有俄國邊疆地區司令官在陸軍方面的權力,亦具有軍港和艦隊在海軍的權力。民政部長由俄國陸軍部委任格羅姆斯基上校擔任,職責包括洲內的行政事務和警務工作,能判罰當地居民,並向州廳長官和俄國高級官廳負責。因此,這還是由軍政部來管理。

廳長官有權與俄國駐東北亞各地,如北京、東京、漢城等的公使和軍官聯繫,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例如軍事方面,他受俄國陸軍和海軍大臣的制約,行政方則聽命於阿穆爾總督,州內官員的任命要得各部門大巨的應允,外交事務也受沙皇和外交大臣的監督。當地外交大臣由俄國外交中央大臣委任,主理與中國官員和、俄國駐東北亞各地公使的連繫;財政大臣由財務部長委任和領導,處理租借地內一切的租稅和國庫收入,以確保俄國在租借地的利益。但綜括而言,關東州的任命,並非如其他洲份由內政部控制,而是由陸軍部主導,主要官員一般由校級官員擔任,可見當中的軍事為基礎的性質。

值得注意的是,關東州的外交和財金官員的權力,高於其他俄國地區。他們不僅控制州內事務,連帶外交和財政事務也包括其中。在五個行政區中各自設立區長,即撫民府,並由民政部所委任的尉級軍官擔任,其責任是對各鄉村進行監督,並向民政部報告,當中包括租稅、戶口調查和判罰等。鄉約則由民政部所委任的當地人有聲望擔任,即中國人所能擔任的最高政府職位,而村長則由村會推舉,並由區長任命。管治架構簡單,管治理念是軍事管理、「以華制華」等基本策略。

隨著義和團事件爆發,俄國以保護中東鐵路和平定東北義和團為由,向東北增派軍隊,並佔領東北全境。1902年,中俄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當中訂明俄國分三期撤出。為維持俄國的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俄國決定加快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發展和連接。其後,俄國佔領整個滿洲,並設立「遠東大總督府」,是為第三階段的行政編制。阿萊克塞夫獲委任「遠東大總督」,獲得當時控制地內最高的行政權力,權力僅次於沙皇。大總督統領了阿穆爾省及關東長官旗下的各省,而且不受制於俄政府各部門的制約,因此,各部門不能繞過大總督直接對接對其部下作出指令。他有權力主理外交事務,以及控制太平洋艦隊及所屬軍隊,和管轄遠東各洲及中東鐵路沿線地區。

為了有效管治居民較集中的地方,俄國政府設立與區相同地位的市。當時旅順市、貔子窩市和金州市直屬於關東州民政廳,新開發的大連市則是隸屬於俄國財政部的城市,開發建設權則由中東鐵路公司負責。旅順的角色是作為俄國的海軍基地和速東的管治核心,更進一步是在大連灣開發商港,這就是「達里尼」,即今天的大連市。它在開發之初,定位為東北亞的商業和交通核心。大連市的開發由俄國財政大臣主導和臨督,當時大連主要人口是興建鐵路、港口和城市基建的俄國和中國工人,其後,隨著城市的建立,人口不斷增加,商業興旺,大連亦成為特別市,由財政管直接控制。

旅順和大連是整個租借地的統治核心,不但加強了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實力,也令俄國能增加商業經濟利益。時任的俄國財政部指,大連的人口、商業往來、投資和地價的增加,俄國可從大連獲得的經濟利益會以倍數上升。俄國積極開拓經濟和基礎設施,自是為了進一步入掠奪滿州。俄國當時在政府架構中設立建築道路部、郵電部和礦山部,據關東州政府1903年的統計數字,關東州共在122處發現礦藏,並有17名俄國人獲得金礦開採權。而俄國《礦業規則》明文規定,所有開採所得的黃金必須寄往伊庫茨克煉金場。

這些部署,隨著俄國在日俄戰爭戰敗而無疾而終,但體制其實五臟俱全,頗超乎一般人對俄式粗糙管治的套版想像。今天旅順和大連仍有不少俄國特色建築物,如關東州總督府、關東州廳、尼古拉耶夫廣場等,柯林斯柱式、歌德式建築物尚有不少,大連街頭仍可見中、俄、英、日和韓文的標示牌。大連現時是東北亞一個國際金融和物流中心,旅順亦是新中國北海艦隊的重要基地,基礎其實都是俄國奠定的。

相對那些年的旅順,香港擁有財政方面的自主性,但沒有外交權力,這是因為關東州廳長以軍事方法管治,藉以加強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影響力,以開拓遠東地區的商業經濟發展,有一定「便宜行事」的職能,這方面,頗非今日香港、乃至後期的英屬香港所能比擬。

沈旭暉 鄺健銘 明報月刊 2015年11月

巴黎的倖存

提起巴黎,遊客都對這個城市的浪漫氣息沉醉不已,卻不一定知道它多次幾乎歸於寂滅,甚麼也不剩。

自18世紀以來,巴黎反覆經歷多場革命和戰爭,一些原有的地標建築遭受破壞之餘,卻也重新建起富法國情懷的城市景觀。像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大量一些象徵封建制度的教堂、國皇銅像被推翻,而且也有連串「去帝國化」的措施,例如將「路易十五廣場」改名為「協和廣場」,好些古墳更被開棺剖屍,教人想起中國的文革。不過拿破崙上台後,對巴黎進行了擴建,巴黎凱旋門和羅浮宮南北翼就於那個時候修建,城市的品味有增無減。

1859年,拿破崙三世委任巴黎警察局長奧斯曼男爵負責巴黎城市改造,這一翻改造,首要考慮自然不以浪漫、藝術等理念出發,也沒有什麼保育概念,基本上完全出於維穩需要。巴黎的環城路、自舊城區向各方伸展的筆直林蔭大道,基本建於這個時期,目的是避免革命一旦發生,革命份子能像在橫街窄巷中輕易設置路障,以及方便軍隊行動。奧斯曼男爵也將巴黎的運河地下化,減少軍方瞭望塔的死角,令革命份子無法以運河作為戰壕。他同時拆掉不少歷史建築、文物,改建大量新古典主義廣場、公園、火車站等等。當時對舊城區的破壞,引發持續至今的歷史、保育爭議。只是一般遊客看來,那批新古共建築似乎也美倫美奐,對於再之前的建築遺產哪些保留哪些失卻了,也沒有再深究。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巴黎公社失守之際,採取了焚城戰略,是巴黎建築歷史的另一場酷劫。但這之後,巴黎先後於1889和1900年兩度舉辦世界博覽會,前者紀念法國大革命一百週年,後者幾乎同期舉行奧運會,當時已有主辦國際盛事趁機重新規劃、擴建城市的概念,艾菲爾鐵塔、巴黎地鐵系統等就修建於那個時期。巴黎當時除了奠定全球旅遊觀光中心的地位,二戰時德國文化評論家、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以「十九世紀之都」來形容當時的巴黎。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閃電戰聲勢驚人,瞬間就纖滅法國精銳部隊,首都巴黎面對玉石俱焚的危機。法國政府被震懾之餘,決定不再戰而集體投降。史家朱利安‧傑克遜(Julian Jackson)在《法國淪陷:1940納粹入侵》指出,法軍經歷比利時、敦刻爾克兩場戰役後,已寡不敵眾,根本受不住巴黎,而為了保護公民和巴黎歷史悠久的建築,情願及早投降,以作瓦全。這就像國共內戰後期,留守北平的傅作義率全軍向共軍投降,以保全北平人民和文化古蹟,殊不知古城牆還是盡被拆毀。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到了德國臨近戰敗時,巴黎又再次面對毀滅危機。據阿克塞爾羅德(Alan Axelrod)和金士頓(Jack A. Kingston)在《二戰百科全書》記述,巴黎得以保留至今,全因當時的德國指揮官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Choltitz)一念之仁。1944年,這位指揮官收到希特拉的最後通牒,要求他「不惜一切」守衛巴黎,防止盟軍入侵;希特拉進一步指示,若然他預測德軍臨近戰敗,必須將巴黎大肆破壞。指揮官在巴黎久了,也喜歡上這個城市,不忍心去破壞數百年的歐洲文化核心。其實希特拉甚至下令要破壞德國城市、焚毀名畫,以「懲罰」作戰不力的國人,讓他們重拾勇武風氣,幸好部下大都陽奉陰違,反映一般人到了關鍵時刻,畢竟還是理性的。

巴黎大難不死,戰後的法國政府倍加珍惜,刻意令巴黎保存數百年前的文化風味至今。例如《建築物及巴黎建築法例》(第七條)就是用作以巴黎歷史建築保護條例,其目的是「保護能代表巴黎文化遺產的標誌性建築,維持和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從而刺激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和社會平穩地發展」。根據條例,巴黎市議會可「設立具歷史或文化意義的地區,可以保護有標誌性的建築」,而且規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改變任何地方為歷史地區,或歷史地區內的財產權,或部分歷史地域外部的結構,包括建造、維護和擴展。」這樣的法律,其實執行時的經濟成本相當高,因為古老建築物要維修、現代化,都比興建新建築物更不划算。但法國人以巴黎為傲,依然願意為之。

沈旭暉 梁振嶽 The Good Life 2015年11月

阿爾巴尼亞足球大躍進背後的認同政治

近年隨著全球一體化,不少國家足球隊的表現大躍進,上期談及的冰島是一例,另一支首次打入歐洲國家盃決賽周的阿爾巴尼亞是另一例。然而和冰島相比,阿國入圍多少有取巧成份,能長期維持高水平的可能性,似乎也頗成疑問。

「大阿爾巴尼亞旗」事件

歷史上,阿爾巴尼亞從未躋身世界盃、歐洲國家盃等國際大賽決賽週,對上一次奪得地區性足球錦標,已是1946年的「巴爾幹杯」,而且當時代表性、認受性一律存疑。這次阿國在歐國盃外圍賽力壓丹麥、塞爾維亞等足球強國,以小組次名直接晉身決賽周,主要還是受惠於政治問題。話說在2014年10月中旬,塞爾維亞在貝爾格萊德主場對阿爾巴尼亞,到上半場末段,有人用無人機展示一面「大阿爾巴尼亞主義」旗幟,一名塞爾維亞後衛將之扯下來,隨即引起阿爾巴尼亞球員不滿,雙方球員和球迷繼而衝突毆鬥,更有觀眾將膠凳和閃光彈丟進球場。由於場面失控,球證要腰斬比賽,當時比數為0:0。

賽事結束後九日,國際足協裁決塞爾維亞以3:0勝出該場比賽、同時扣3分,雙方同時被判罰款十萬歐元,和在接下來兩場主場閉門作賽。雙方都不服,案件移交至國際體育仲裁庭,這超然法庭於7月拒絕了塞爾維亞足總上訴,卻接納了阿國的理據,推翻國際足協決定,認為主場的塞爾維亞要就賽事腰斬負上責任,改判阿爾巴尼亞以3:0勝出,並獲3分。仲裁庭指出,賽事遭腰斬是源自球場的保安漏洞,和主場球迷主動暴力對待阿爾巴尼亞球員所致,因此主場作賽的塞爾維亞需負上責任。然而畢竟是出現阿國旗在先,阿國足總也要為無人機和政治旗幟問責,繼續被判罰十萬歐元,不過已是無關痛癢。這三分,正是阿國出線的關鍵三分,否則按實力,塞爾維亞可高出不止一個檔次。

扣分背後的科索沃問題

為甚麼最終阿爾巴尼亞成為事件的受惠方,這得從那面「大阿爾巴尼亞」旗幟談起,而阿塞兩國的宿怨,也可追溯至百年前。阿國獨立前,屬額圖曼土耳其帝國一部份,獨立至今不過100年,國內民族主義者一直認為阿爾巴尼亞裔人應該建立同一個國家,也就是應該與阿爾巴尼亞裔人主導的科索沃合併。但科索沃一直是塞爾維亞一部份,雖然後來成了自治區,但塞方一直強烈反對科索沃分離主義。最終科索沃在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阿爾巴尼亞大力支持,西方各國也普遍承認,塞爾維亞和背後的俄羅斯則堅決否定,結果在西方世界,「大阿爾巴尼亞主義」也就比「大塞爾維亞主義」得到更多道德高地。

現時,科索沃仍未被正式承認為獨立國家,也未被聯合國接納加入,但已獲得一百多個國家承認。2012年,國際足協主席白禮達准許科索沃與旗下會員進行友誼賽,已是科索沃向成為國際足協會員踏出重要一步。早前曾有報導指,歐洲足協正審核科索沃的申請,有機會在明年3月批准科索沃成為第55個成員國,不過能否成事,由於俄羅斯外交攻勢越來越強,依然難定論。

至於判決關鍵三分的國際體育仲裁機制,似乎也是對阿國先天有利的。「國際體育仲裁庭」始建於1984年,是國際奧委會屬下的組織,總部設於瑞士洛桑,並於紐約和悉尼設立分部,組織架構和財政都獨立於近年醜聞不絕的國際奧委會,同時成立了「國際體育仲裁理事會」,監察運作。它和國際法庭的概念相似,只有涉案雙方都同意將案件呈交到國際體育仲裁庭,才能展開研訊,作出有約束力的判決。仲裁庭由法學家組成,在國際體育界有一定認受性,甚至比國際足協更能一錘定音。但自從國際法庭在2010年宣判科索沃獨立並「沒有違反國際法」,同一個法學派系,就被俄方批評為親西方、同情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打入歐洲國家盃,似乎就是意外的受益人。

離散歐洲各國的阿爾巴尼亞裔球員

當然,把一次事件形容為阿爾巴尼亞足球騰飛的關鍵,也是不公允的。阿國足球水平近年確實有所提升,但成功關鍵不像冰島那樣重視青訓,這貧窮的國家也沒有多少資源發展體育,卻懂得召回早年因戰亂散居歐洲各地的本國球員。新任阿國教練意大利藉的迪比亞斯(Gianni De Biasi)是執行這政績的靈魂:論執教能力、戰術運用以至知名度,他雖然曾帶領摩德納(Modena)由意丙升上意甲,但並不算是國際頂級教頭,卻因為積極羅致散居各國的阿爾巴尼亞裔球員,而得到源源不絕的生員。

阿爾巴尼亞裔球員遍佈整個歐洲,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冷戰結束後,南斯拉夫解體,巴爾幹半島動盪不已,阿爾巴尼亞也在共黨倒台後經歷了黑暗十年,全國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黑幫橫行,大量青年逃離本國、科索沃和巴爾幹半島,大部份人選擇到瑞士。據估計,現時瑞士人口中,高達3.5%人是阿爾巴尼亞裔,當中大部份來自科索沃,也有來自阿國本部。由於科索沃的獨立身份未獲國際一致承認,代表隊不能參與世界盃、歐國盃等大賽,科索沃球員不少退而求其次,選擇代表阿爾巴尼亞,令阿國進一步得到更多人才。

迪比亞斯到過中超和澳職等聯賽,觀察了148阿爾巴尼亞藉或阿爾巴尼亞裔球員,就是為了游說當中具潛質的代表阿爾巴尼亞。例如現時阿爾巴尼亞代表隊中場主力巴夏(Migjen Basha)早年曾代表瑞士各級梯隊,乃至21歲以下代表隊,曾效力於迪比亞斯所執教的拖連奴,自然成為阿國目標,最終也成功獲得阿爾巴尼亞公民身份,代表國家隊。當然,也有不少迪比亞斯未能羅致的例子,例如曾效力拜仁慕尼克、國際米蘭等大球會的沙傑利(Xherdan Shaqiri),以及效力慕遜加柏的夏卡(Granit Xhaka),同樣有阿國血統,但都選擇代表瑞士;效力華倫西亞的穆斯塔菲(Shkodran Mustafi)則選擇代表德國,並開始成為德國後防主力;近年在曼聯冒起、今季才外借往多蒙特的贊奴沙(Adnan Januzaj),一度被譽為超級新星,引起多國爭奪,最終選擇比利時。
瑞士阿裔球員的未來
由於瑞士成了阿爾巴尼亞球員的第二故鄉,瑞士也成了繼塞爾維亞外,阿國身份認同需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在2014年世界杯外圍賽,瑞士偏偏在主場以2:0戰勝阿爾巴尼亞,而在那場比賽,瑞士22人大軍名單就有9個阿爾巴尼亞裔球員。賽後代表瑞士的夏卡在Facebook說「百感複雜」,自言對其他人而言他可能是叛徒,但他依然認為自己是「百分百阿爾巴尼亞人」。夏卡生於瑞士,父母皆是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難民,1990年代因南斯拉夫內戰而舉家遷往瑞士,他指自己一直在留意科索沃國家隊能否成立,並可能選擇未來為科索沃出賽。

沙傑利同樣認為自己是「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都在等待科索沃得到承認,只是暫時「棲身」瑞士。他與隊友都面對雙重國籍的問題,代表瑞士時,往往在奏國歌期間沉默,更在2012年聯署要求歐洲足協承認科索沃。而且他的身份認同頗為強烈,現時仍用德阿雙語在Facebook更新近況,早年效力拜仁慕尼黑奪得歐洲聯賽冠軍盃時,曾展示一面同時有瑞士和阿爾巴尼亞顏色的旗幟。沙傑利父母來自科索沃(「Xherdan Shaqiri」這名字已顯示這點),由於在瑞士接受教育才代表瑞士,但自言若科索沃成為國際足協成員,願意代表科索沃上陣。可以想像的是,若科索沃由獨立參賽的一天,就是一些已選擇阿爾巴尼亞的球員,也可能「回歸」科索沃國家隊,阿國的實力,就可能進一步打回原形。

沈旭暉 Sportsoho 運動版圖 2015年11月

國際政治夢工場: 《日本的最長一天》

2015年是二戰結束七十週年,不少以日本戰敗為背景的電影陸續上映,包括《日本最長的一天》。同一故事曾在1967年拍成同名電影《Japan's Longest Day》,兩電影同樣改編自半藤一利的小說,情節大同小異,不過放在21世紀,卻格外有借古諷今的味道。

劇情圍繞在1945年8月14至15日這「最長的一天」展開,日皇裕仁在宣告「終戰詔書」前,主和及主戰派如何角力。裕仁及首相鈴木貫太郎明白大勢已去,主張早日了結戰事,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則一方面代表著陸軍意志,主張與盟軍「本土決戰」;另一方面壓制激進派軍人,儘量為天皇爭取迴旋空間。少壯派軍官最終孤注一擲,製造「宮城事件」逼宮,企圖借兵變阻止主和派發佈「終戰詔書」錄音,最終事敗,全軍覆滅,這段歷史在筆者介紹另一電影《日落真相》時也曾述及。

新版加入東條英機的象徵意義

原版1967年電影中,並未有加入東條英機一角,新版卻出現了這名最廣為人知的軍國主義領袖,而且戲份頗多。例如說東條走進陸軍省及參謀部教訓軍官,指軍人對「國體」忠誠,非止於對天皇旨意完全臣服,而在於對民族長遠考慮;又說他要求軍官竭力進諫阻止天皇投降,甚至親自入宮作最後努力,而被天皇面斥云云。這明顯是政治手術,目的自然是襯托天皇的「無辜」和「仁慈」。其實在1945年,東條早已被趕出內閣,原版沒有角色才是正常的。但在新版,他卻成了激進軍人的精神領袖,其訓言似乎直接激發了以畑中健二為首的年青軍官謀劃「宮城事件」,象徵軍國主義的苟延殘喘。有了東條的「激進」,天皇就輕易得到道德高地。根據正史,東條要是沒有天皇的無條件信任,是不可能權傾朝野的,不過因為戰後需要,就被按下不表了。

電影導演原田眞人受訪時,曾被問到對畑中健二等年青軍官角色的刻劃頗為正面,是否暗示對右翼軍國主義的肯定;導演聲稱《日》是反戰電影,因為年青軍官們即使滿腔熱血,亦無法改變局面,可見「勇武」之於事無補。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的東條及少壯派經常提及日本「國體」,暗示「國體」比天皇本人重要,這也可算是今天安倍政府推動日本「普通國家化」的理論基礎之一。在降書中,日皇權力被寫為「subject to」盟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及外務省對用詞分別譯作「隸屬」及「受制於」,而前者譯法被視作根本上顛覆國體。雖然這個「subject to」的年代早已終結,但日本《和平憲法》至今還是受制於戰敗框架,在右翼分子眼中,「國體」依然不完整,因此東條的姿態雖然激進,訴求卻是暗合今日日本右翼潮流的。

美國原子彈與蘇聯宣戰:日本投降關鍵為何?

戲內另一值得細味的枝節,在於日本投降的關鍵。一般主流史觀相信,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令日本意識到不可能戰勝,自然是投降的最大動機,但電影的轉淚點卻是蘇聯對日宣戰。據電影記載,主和、主戰派本來在討論投降條件上一直未達共識,依然期望奇蹟,其中一個可能製造奇蹟的角色,正是蘇聯。雖然日本在二戰早期一度和蘇軍駁火,但不久就在1941年簽定的《日蘇中立條約》,蘇聯一直沒有對日宣戰,令日本寄望蘇聯向盟軍斡旋。1945年4月上台的鈴木,也希望在投降條件上向盟軍討價還價,寄望的也是蘇聯。殊不知在1943年德黑蘭會議,英美蘇領袖已同意蘇聯在對德作戰完結後,加入對日戰線;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蘇聯同意在德國戰敗後三個月內對日宣戰。1945年8月8日,蘇聯正式向日本宣戰,這對西方而言已是太遲,對戰爭後期情報系統越來越失靈的日本,卻是晴天霹靂。

究竟蘇聯是遵守「三個月之約」,還是在日本被原子彈攻擊後佔便宜,依然是無頭公案。但日本失去最後「體面戰敗」的渠道,當成定局。當時就算美國投下原子彈、大規模轟炸東京等城市,「本土決戰」及中國戰線,依然是日本可還價的籌碼,但蘇聯最後一刻背信棄義,除了令日本失去議和中間人,亦令朝鮮、滿洲等戰線急轉直下,假如戰爭持續,也許連北海道也不保,甚至像德國、韓國那樣被分裂。這些描寫,鋪墊了為何日本戰敗後,迅速倒向交手數年的美國,反而對長年簽訂「中立條約」的蘇聯心懷怨忿,滋生了強烈反共主義。這筆帳到了今日日本,其實還在算。

陸軍與海軍角力的現實意義

電影如何刻劃主和派這「派系」,也可圈可點。眾所週知的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陸軍和海軍就長期不和,陸軍親德,海軍親英,意識形態、戰略訓練都大異其趣。編制上,海陸軍於大本營(又稱帝國總司令部,直屬天皇)平起平坐,內閣有陸軍大臣及海軍大臣代表陸海軍行政省,陸軍參謀總長及海軍軍令部總長則代表大本營。電影對這種內鬥不但毫無忌諱,還幾乎將這種「戰場上的辦公室政治」放在主軸。

二戰初期,海軍出身的首相米內光政(於日本投降時為海軍大臣)、山本五十六等海軍高級將領反對向美國宣戰,引起陸軍大臣畑俊六不滿,以請辭、不推薦現役將領出任陸軍大臣等牽制,令米內內閣倒台,也令海軍失去話語權。及後近衛文麿組閣,任命東條英機為陸軍大臣,陸軍「統制派」日益壯大,造就陸軍出身的東條上位,並策動偷襲珍珠港,這些都是海軍所不認同的,另一電影《山本五十六》即以山本為悲劇英雄。東條於菲律賓海海戰戰敗後倒台,亦代表其派系影響力下降,雖然其時日本海軍已七零八落,卻還是得到回朝的機遇。

片中多次描寫陸海軍角力,如雙方領袖於鈴木組閣時,一方堅持「英式海主陸輔」,而另一方堅持「德式陸主海輔」軍事原則。陸軍抗拒投降,除了因為600萬將士仍在前線作戰,也因為少壯派軍官不甘俯首於由前海軍大將、服海軍預備役的主和派首相鈴木貫太郎。片中多次提及鈴木身上的槍傷,正是由陸軍政變「二二六事件」所致。「二二六事件」詳情非本劇主線,但亦有在講述「宮城事件」時被提及,那是1936年由陸軍「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的政變,雖不成功,但令政府恢復「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為軍人主政揭開序幕。東條當時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借逮捕參與政變軍官,肅清「皇道派」,令陸軍「統制派」主導政權。這種描述,令日本投降的關鍵,變成「海軍的理性戰勝陸軍的狂傲」,在日本人看來大概貼近事實,但在外國觀眾看來,卻不免有開脫之嫌。巧合的是,現在日本海軍正在擴充中,因為安倍要「普通國家化」、在海外執行任務,特別是針對中國,就少不了海軍的角色。海軍在這時候被宣傳為「和平之師」,也就順理成章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