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0日星期六

訪問譚凱邦:北極冰融禍害浮現

最近,北極成為社交網絡其中一個搜索關鍵詞,早前石油公司贊助毛記電視分獎典禮,引起不少網民討論和批評石油公司在北極的商業活動。另外,香港近日的寒冷與北極有關,全球暖化影響北極上空的極地漩渦而導致冷空氣南下。其實,北極在近年已進入國際社會的議程中,各國紛紛採取行動應對全球暖化導致北極冰川融化的問題。另一邊廂,也有部分國家開始部署北極冰川融化後爭奪其蘊藏的資源。大家活在同一大氣下,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關注。

近年不少熱心人士紛紛成立非政府組織,藉研究回應溫室效應所產生的影響。譚凱邦就是其中一位,他早在大學時代便創立香港中文大學第一份環保報章《綠色報》,並於2004年籌組綠色團體「環保觸覺」關注各個層面的環保問題,並經常在報章和電視節目中就環保議題,如節約能源、減排、回收和城市規劃等議題作出評論,同時,也提出政策倡議,相信他能就北極和全球暖化議題,為我們提供更深一層的見解。

S:為何石油公司贊助毛記電視分獎典禮會引起部分網民反感?

R:毛記電視分獎典禮的內容的確得到很多香港人的共鳴,可是,節目的贊助商?牌的商業行為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他們做了很多破壞地球環境的事,當中最受影響的就是北極,現時溫室效應已加劇北極冰川融化,為地球環境帶來很大的威脅。?牌正密謀開發北極的石油,若更多油輪經過北極圈,船隻航行會破壞海面上的冰川,而開採石油會釋放北極海底所潛藏的二氧化碳,這帶來的災難將會是世界性的,而且遺害嚴重。

S:除了北極圈外,石油公司在其他地區的發展是否同樣引起爭議?

R:我訂閱全球不少環保團體的期刊,發現?牌 的人道紀錄很差,當中不少曾報道?牌計劃入侵世界上某些地方,包括開採油田,或是鋪設油管,可是,他們的手法大多是利用法律中的灰色地帶。國際特赦組織曾報道?牌油管在尼日利亞洩漏燃油,令當地環境大受破壞。然而,?牌就賠償問題未能和當地居民達成共識,引起衝突。其實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事件發生,石油公司在收地和處理環境污染方面處理手法差劣,沒有考慮當地人的需要,總體上他們做了不少破壞地球自然生境的行為。

S:在全球政治的層面上,石油公司有其影響力嗎?

R:現時,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是中國和美國,石油公司在政治上也有影響力,美國政黨,特別是共和黨都曾接受與石油機構有關的政治捐款。在中國石油公司是國企,屬於國家的一部分。他們都會粉飾太平,亦即做所謂的漂綠(Greenwash)工程。我們要提防罪大惡極的企業借如日方中的毛記電視正面化自己的形象。

S:早前舉行的巴黎氣候峰會能長遠和有效地解決氣候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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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氣候峰會的結果其實令我大失所望,當中的框架最終只是自願性質的。其實,各國需要制定確實和量化的減排目標,若以自願性質為基礎,各國根據各自情況制訂減排目標,這變相沒有約束力。所以,巴黎氣候峰會所訂下的框架其實不可以視作成功。溫室效應和全球水位上升已影響不少低漥的地區,太平洋島國圖瓦魯已在2001年發出亡國警號。這國家位於太平洋斐濟附近,原本有1.2萬人口,面積40多平方公里,可是,潮漲後只有22平方公里,加上颱風海浪增加,現時已有逾6000人移民到紐西蘭。

S:現時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已着手研究北極冰川融化後的國際關係,你對此有何看法?

R:現時部分國家正為北極冰川全面融化作準備,他們都計劃開發北極圈的天然資源,這趨勢是很可悲的。面對這情況,各國應着力防止北極圈冰川進一步融化,現時格陵蘭不少地方已由冰地變為草地,而北極圈亦變成各國爭奪資源的戰場。可是,戰場中的主要爭奪者都是過往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國,當中包美國、俄羅斯、中國和加拿大等,他們都是北極冰川融化的始作俑者。

S:近年不少人提出碳交易(Carbon Trading)概念,你認為這能長遠達到減排的目的嗎?

R:碳交易在歐洲一直存在和有試驗計劃,但只局限在國家內,而不是跨國的行為。在同一國家內,企業或城市都有其二氧化碳排放上限,若超出上限,相關單位就要向其他企業或城市購買排放配額,這便形成交易。某程度上有經濟成分的環保政策,亦是減排的其中一個發展方向,最終能達致減排的效果,對此我並不抗拒。

港環保政策落後鄰邦

S:不少香港人認為溫室效應的影響離生活十分遙遠,其實這對香港人有何具體威脅?

R:過往談及環保問題,都強調要為下一代的環境做好準備。但其實我們這一代已飽受溫室效應的影響,平均溫度上升,極端天氣常出現。以我的鼻敏感經驗為例,我飽受溫度大起大落的影響,這些後遺症已影響我們的生活。極端天氣經常出現,全年平均溫度愈來愈高,但寒冷的日子也日漸增加。現時,我們常在新聞報道聽到多少年一遇的炎熱或寒冷天氣,早前香港的寒冷天氣就是59年以來最冷。北極上空的環流已被擾亂,因而出現不正常的寒冷天氣。我們除了關心大帽山上的結霜【圖】情況外,也要關注極端天氣的出現,我們也是這些天氣的始作俑者。

S:在未來,香港應如何推動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呢?

R:環保並非是香港政府的施政重點,政府仍在計劃發展郊野公園、綠化地和填海等政策。相比鄰近的發達地區,香港的環保政策落後。以南韓為例,南韓的餐桌上沒有任何即棄的餐具,連牙籤也可食用。另外,台灣的垃圾徵費政策相當成功,這些行動都需要政府政策和法例配合。若政府以落實高鐵的決心去推行環保政策,香港的情況會完全不一樣。現時領導環境局的官員已是環保專家黃錦星和陸恭蕙,可是,進入到不重視環保政策的政府,他們的實力和經驗都難以實踐。香港有空間發展再生能源,例如在香港東南方的離島發展風力發電,這可將香港的再生能源比例由1%增加至3%。

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天梯》/C AllStar

不少上一代的人經常慨嘆,香港流行曲再出不了長青作品,這自然不是事實。像C AllStar的名曲《天梯》,講述的愛情故事既有所本、充滿歷史感,同時又能讓不同時空、地域的人自行代入,幾乎肯定成為百年後的經典。

相信不少朋友對「愛情天梯」的故事已不陌生:話說一對重慶男女相戀,女方比男方大十歲,而且是寡婦,為逃避世俗眼光,避居深山,與世隔絕,但為了方便下山找生活用品,男方一力開鑿了一條6000多級的階梯連接深山:「能共你/沿途來爬天梯/不用忌諱/中傷流言全悍衛」。差不多50年後,這對夫婦被記者發現,天梯的故事廣泛報導,各界驚為天人:「幾多對/持續愛到幾多歲/不轟烈如何做世界之最」。男方於2007年先行一步,《天梯》創作於2010年,女方隨後於2012年去世,那條6000多級的天梯,已成為旅遊景點。

然而傳奇之所以有機會出現,也離不開時代背景。二人私奔深山時的1956年,可說中國歷史的轉捩點之一:雖然中共早於1949年建政,進行了「三反五反」等運動,但對一般人而言,還是屬於相對的太平盛世,既承繼了民國時代的文化和思潮,又取締了國民黨種種貪污腐敗,不少上一代內地親人談起,都在懷緬那時代。毛澤東在1957年開始「反右」,1958年實行「大躍進」,更不用說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段日子,即使再有如此浪漫的愛情故事,也不容易走到深山逃避「革命」,弄不好,還不知道有什麼罪名,「當生命仍能為你豁出去」也不容易。老人在2001年遇到記者,第一句問「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體可還好」,明顯發自內心,承載了那些年中國農民的樸實情懷。不過二人雖然居於深山,卻有不定期往返市區,甚至還送孩子到小學唸書,不會對外間一無所知,究竟長期隱居完全是為了愛情,還是順道避世,就不得而知了。

《天梯》歌詞成功之處,正正在於同時保留了這個避世的空間,讓不是「愛情至上」的人也充滿遐想。例如歌曲起始一句:「如可找個荒島/向未來避開生活中那些苦惱」,基本是抽離於天梯故事的,「找個荒島」、逃避現實,不正是不少香港人絕望中的狂想?「能相擁到白頭/一起偕老/不跟天鬥高」這句也精警,「毛主席他老人家」正是以「與天鬥其樂無窮」著稱,他的名作《沁園春・雪》就有「欲與天公試比高」一句,似乎逃到深山,才是逃離那非常時代的途徑。「千夫所指裡/誰理登不登對/仍挽手歷盡在世間興衰」,更有滄海桑田的感慨,人世間幾多興衰,卻沒有影響山中生活,彷如傳說的「山中七日、世上千年」。當我們都在尋找心目中的天梯,而遍尋不獲,《天梯》成為經典,順理成章。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29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6777

清末民初名人的海外後代

當香港不再宜居,我一直都在建構一種生活,以台灣、新加坡、日本等文化相近的地方為根,這除了是生活習慣、歸屬感,也是不少前人的智慧。近來在這些地方認識了不少前輩,頗多名人之後,家學淵源,令人對甚麼是身份認同更有所感。

容應萸教授是日本的國際關係學者,專門研究東亞關係,是少數曾在日本當大學副校長的女性。提起她的家庭,原來她父親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前院長容啓東教授,祖父容星橋是晚清120名留美學童之一,而晚清留學第一人容閎、也就是挑選幼童出國的負責人,是容星橋的族兄。是以容應萸的年代雖然和容閎相距甚遠,但按族譜,依然是容閎姪孫。容家不是大富之家,卻是最早體現全球化的華人家庭之一,容星橋出國後發現世界很大,不能困在中國,於是把11名子女中的8人一律送到美國,再下一代幾乎一律在海外學習,散居全球。

容應萸教授平易近人,會在Facebook暢所欲言,專門約我到橫須賀參觀海軍基地,言談間處處顯出對中國、日本都恨鐵不成鋼的情懷。她在日本留學時投身左翼運動,笑說當時示威比現在激進得多,不少當年戰友雖然都像她這樣,在主流社會得到位置,但每逢發生大事,還是自然而然走出來,像反對安倍的安保法案。不過今天日本年輕人普遍「討厭政治」,已不是上一代人所能改變。與此同時,容教授對中國近年的外交作風也高度批判,對財大氣粗的中國新一代不過眼,不時會挑戰中國留學生的價值觀。她依然熱愛香港,同情雨傘運動的學生,更義務在日本開班教授廣東話,擔心日本人會忘記香港的身分認同。她的丈夫來自新加坡,同樣操流利日語,他們在日本的生活,體現了獨特的亞洲文化大雜燴。

談起新加坡,一位新加坡朋友鍾庭輝律師的身份認同,也十分有趣。他的祖父鍾秀南是民國軍人,曾參加廣州起義、加入同盟會暗殺團,後來成為陳炯明將軍(即和孫中山爭天下那位)的左右手,曾親自開砲攻擊孫中山,事後卻獲孫送贈「天下為公」墨寶。鍾秀南後來活躍海外,和洪門弟兄成立致公黨,致公黨今天卻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可的「民主黨派」之一。傳到鍾律師這一代,他本人成了最早移居新加坡的一批香港人,一方面知道祖父祖墳在民革期間被挖,遺骸被褻瀆,另一方面從小被父親灌輸愛國思想,獲邀到北京閱兵,自己卻接受新加坡國民教育、並服兵役,又熱愛日本文化,修煉劍道,子女則在海外讀法律。這樣的身份認同,不可能單是面向中國、新加坡或香港,而是有一種超越狹隘地域主義的人文關懷。曾幾何時的香港精英,誰不是如此?可惜。

小詞典:晚清留美幼童

容閎成為中國首位到美國的留學生後,回國向曾國藩、李鴻章倡議挑選幼童赴美留學,以學習海外先進經驗和知識,獲清廷首肯,在1872-1875年前後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到美國留學,幼童平均年齡12歲。計劃原訂為期15年,但中途出現大量文化衝突,被保守派官員攻擊,清廷在1881年下令把全體學生召回。這批學生回國後不少獨當一面,包括詹天佑、唐紹儀、周壽臣等。

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

利比亞悲劇的「非洲元陰謀論」

本欄曾談及卡達菲死後的利比亞一片混亂,不少當地人真心懷念起卡達菲來。這雖然不是「民主基本教義派」的朋友所樂聽,但的確帶出阿拉伯「穩定」與「自由」的兩難議題。筆者始終相信,歷史對卡達菲政績的評價會比此刻為高,而且他的不少構想雖然瘋狂,卻是有宏觀視野的。不久前,美國國務院釋出三千多封希拉里出任國務卿時的電郵,雖然媒體焦點是對選戰的影響,然而內裏有大量其他資訊,當中不少談及利比亞變天的過程,就值得關注。

根據上述電郵記錄,希拉里出任美國國務卿期間,經常收到私人顧問Sidney Blumenthal關於利比亞局勢的情報。在其中一封郵件,Blumenthal指卡達菲政府擁有143噸黃金、和近似數量的白銀,「意在於建立一個泛非洲貨幣體系」,這體系將以利比亞國家貨幣第納爾(Dinar)和利比亞黃金儲備為基礎,希望取代現有「歐元霸權」,並認為破壞卡達菲的貨幣計劃,是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強勢介入利比亞的重要因素。至於這有多少影響了美國的政策,則不得而知。

表面上,上述陰謀論是全然站不住腳的。不同證據顯示,法國早就決定支持利比亞反對派,薩爾科齊也沒有捍衛歐洲貨幣霸權的視野。加上那位希拉里的幕僚並非政府官員,而是受僱於克林頓基金會的「家臣」,不少訊息來源既可疑、也大概不會得到美國政府外交官重視。關於利比亞戰爭的「非洲元陰謀論」,不少喜歡散播陰謀論的網站都有介紹,「顧問報告」把這類觀點改頭換面上呈,也是江湖慣例。

然而,這不代表卡達菲的貨幣計劃沒有研究價值,他的確是在努力構想「非洲元」的。終卡達菲一生,他始終「整合」情有獨鍾,無論是對泛非洲整合也好、泛阿拉伯整合也好、甚至是南南合作也好,都顯得興致勃勃。他明白到利比亞放棄大殺傷武器後,只能以石油資源謀求國際地位,於是更積極研究怎樣利用黃金、石油、貨幣,玩全球化時代的新遊戲。他也明白在非洲,自從法國建立「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法郎霸權」幾乎是「美元霸權」在非洲的複製,而後隨著歐元區誕生,就變成「歐元霸權」。一旦「泛非洲貨幣體系」計劃成事,非洲出現自己的貨幣中心,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勢力對非洲的影響,無疑將被削弱。

問題是,卡達菲一人瞎搞,是不會成事的。「143噸黃金」聽起來驚人,但相比起美國的近萬噸儲備,自然小巫見大巫;利比亞在非洲、阿拉伯世界都缺乏號召力,獨自改變世界格局的可能性也不大。真正可能做大事的,還是要聯繫到其他石油龍頭,那卻是另一回事。從七十年代開始,阿拉伯石油富國就不斷構想如何取締美元,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一度討論將石油結算貨幣從美元轉變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2007年,科威特決定取消本幣與美元掛鉤,轉而實施「貨幣籃子」匯率制度;2013年,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 考慮成立「貨幣聯盟」,也有聲音指新貨幣當取消與美元掛鉤。這些行為一律雷聲大雨點小,但假如一些大國牽頭建立「非洲元」或「阿拉伯元」,再逐步拉攏各國加入,卻可能頗為可觀。到了今日,利比亞四分五裂,恐怕將長期從地方大國名單中被剔除,但貨幣戰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主角卻可能換成近來異常進取的遜尼派龍頭沙特阿拉伯了。

小詞典: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

1945年成立,包括14個當時尚未獨立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區內各國與法國進行貨幣合作,本國貨幣與法郎掛鉤,並可與法郎自由兌換,區域內貨幣可自由兌換、資本可自由流動,對外貿易以法郎結算,同時各國均在法國國庫設立賬戶作外匯儲備。歐元區成立後,原法郎區貨幣轉為與歐元掛鉤。不少左翼學者認為,與強勢貨幣掛鉤的金融政策,令非洲國家在資本流入和商品出口方面都受限制,不利本國經濟發展。

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

「周子瑜事件」折射兩岸身份認同(下)

昨天談及南韓公司在周子瑜事件的角色,另一點我們可思考的,就是片段公佈的時間。時間選擇在台灣大選前關鍵一夜,自然不是黃安、民進黨或兩岸任何持份者能掌握的。真正能選擇時機的,要不是巧合,只有南韓經理人公司。

當然,我們不應以陰謀論解釋一切,也不相信公司第一天就寫了這樣的劇本,最初畢竟是打算息事寧人的。但按正常商業倫理,就算要周子瑜道歉,通常程序也是先寫信,那樣既能向中國有關部門交功課,又能局限不可測性,這也是經理人保護藝人的道義。結果周子瑜卻在沒有鋪墊下,立刻跳到「高潮」拍片,那製造話題的意欲,就頗為明顯了。

當然,要是全球輿論都對南韓公司JYP極為反感,這樣的「關公災難」足以令周子瑜本人、樂團Twice和整個公司崩潰。但假如風波過後,樂團能繼續在兩岸演出,周子瑜人氣急升,Twice得到全球免費宣傳,災難卻會變成「關公大勝利」。由於JYP前述對「九二共識」的操作,兩岸要長期、集體封殺樂團是不大可能的,相信短期的媒體封殺不會是永恆,剩下的最後變數,就是周子瑜本人會否走出來哭哭啼啼控訴公司;只要她一口咬定道歉是自己的意思,公司很快就能渡過難關。那周子瑜會翻臉嗎?

對此,南韓經理人自然有第一手了解。觀乎她十三歲時就被培訓當明星的心願和家庭期望,以及一旦渡過風波後成為全球知名明星的前途,還不用說巨額解約費,周子瑜迅速回復常態繼續演出,並大讚經理人,大概是意料之內。不少網民批評南韓公司為了中國市場犧牲周子瑜,其實是小看了這間面向全球的公司,畢竟中國市場只佔其5%。有評論甚至認為南韓公司是執行朴槿惠的親華政策,更被南韓人引為笑話。中國市場自然龐大,相比於全球市場,還是次要的,何況成了國際明星,不愁不能進入中國。無論動機如何,「周子瑜事件」肯定會成為Twice永恆的烙印,「改變兩岸關係、台灣選舉結果的傳奇南韓樂團」(其實事發時只成立了不到三個月),即使是對南韓音樂毫無好感的人,也會好奇聽聽,不用說樂團的南韓、日本、台灣成員結構,主打hip-hop音樂,已具備了種種全球化的元素。

「周子瑜事件」對台灣大選肯定有短期影響,對兩岸的九二共識也可能有長遠影響,但這些都不會是南韓公司的真正關心所在。更深遠的影響,反而是兩岸三地的身份認同問題,無論是叫「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也好,已變得越來越可測、可控,只要有高人懂得遊戲脈絡,要引導這種情緒到任何方向,無論是為了政治、經濟、股市、娛樂、文化、或純粹抽水,其實都十分容易。無論兩岸三地最高領導人是多麼理性、精算,也不容易在這種情緒面前一錘定音,華人世界的未來,卻不難底定。

小詞典:Twice

南韓JYP娛樂公司旗下女子樂團,2015年10月正式出道,成員共有9人,包括5名南韓人、3名日本人、1名台灣人。理論上,成員通過淘汰賽遊戲節目產生,但一般相信為經理人公司內定。2016年「周子瑜道歉事件」後,Twice獲得南韓金唱片大獎最佳新人獎,新聞被大部分內地媒體「河蟹」,但也被部分報道。

2016年1月26日星期二

南韓女團經理人的國際觀 (上)

台灣大選前突發的「周子瑜事件」至今仍在發酵,隨着民間冷靜下來,案情也開始容易重組。事發時,台灣上下自然認為過氣歌星黃安是始作俑者,中國內地網民則是幫兇,反映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霸道。對岸主流輿論傾向相信,綠營媒體月來把周子瑜捧為「台灣之光」是「別有用心」,再高調炒作事件是為了選情,製造「反中情結」。

有趣的是,在日常生活並非凡事都是政治主導。日前,台灣媒體人楊曼芬在《風傳媒》發表一篇評論文章,認為一切都是南韓經理人公司的算計,便很值得參考。雖然筆者並不完全認同該文觀點,即南韓公司有力製造整件事,對南韓娛樂圈生態更不是專家,但從國際關係角度參詳,不難發現該公司角色是遠較大家想像的大。

周子瑜道歉片段發表之時,筆者身處台灣,情緒也跟廣大台灣群眾一樣,覺得相當反感,但當時也有一個疑惑,便是該短片拍攝動機似乎不是道歉,而是為了製造議題。為什麼拍攝效果跟「伊斯蘭國」(IS)的人質片段出奇地相像,是一個好的切入點。從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到IS,相關斬首片段都是為了散播恐慌,而非在乎人質說的內容。

南韓公司作為傳訊專家,而JYP娛樂唱片公司更是專家中的專家,不會不知道那段「道歉」短片灰暗背景與周子瑜顫抖的身軀,會予觀眾怎樣觀感。假如是為平息爭議,一封公開信便是。

周子瑜讀出遠超她年齡能掌握的內容,本來便缺乏說服力,還要身軀顫抖,而無NG重拍,單論片段的誠懇效果,甚至不如桂民海(報道稱桂敏海)道歉那段。對周子瑜不滿的內地網民,是不會因短片而收手,事實也證明如是,因按他們的「邏輯」,除非開宗明義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否則都是「台獨」。至於台灣民眾的反應,說拍片人不能預計,那更難以置信。

另一個國際關係的重點,是周子瑜「道歉」的內容,那不是為了滿足群眾,而是為了「繼續遊戲」。假如大家不看她的身體語言及不理會什麼黃安的舉報,單看內容,其實完全符合「九二共識」精神。周子瑜所說的「中國只有一個,海峽兩岸是一體的」,跟當年基辛格以「海峽兩岸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的語言偽術如出一轍。周子瑜數月前開始拿中華民國旗拍照,自然也是經理人公司授意,或起碼是同意的。揮旗也好,道歉也好,都明顯有兩條底線,便是不能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以及不能支持台灣獨立,只要守住這兩條,在兩岸遊走,即使可能出現風波,相信也不容易致命。

有理由相信建議周子瑜揮旗的人及草擬道歉聲明內容的人,是熟悉國際關係的行家,否則分寸之難拿捏,就是眾多娛樂圈老江湖也不能應付。翻查周子瑜經理人朴軫永的履歷,他除了是樂手出身,也是讀書人,本科在南韓名校延世大學地質學畢業,其後進入同一學校修讀政治外交碩士,雖因投身娛樂圈而無完成學位,但相信對基本國際關係潛規則不會陌生。當他安排台灣人周子瑜加入組合Twice,而非中國內地人,似乎便已預計不同可能性。他自然不會對介入兩岸關係有任何興趣,但利用不同時機吸引眼球,正是經理人公司分內事。

小詞典:JYP娛樂唱片公司

南韓娛樂經理人公司,藝人朴軫永於1997年創辦,2011年上市,現為南韓樂壇三大經理人公司之一,代表藝人有Rain(已離開)、2PM、miss A等,最新力捧組合為Twice,其最年幼成員為來自台灣的周子瑜。「周子瑜道歉事件」發生後,股價一度下挫5%,也備受內外抨擊,但Twice迅速回復活動,周子瑜並獲內地「部份解禁」,全球知名度急升。

2016年1月25日星期一

為何互聯網不會促進中國民主化?

台灣大選後,中國內地網民大舉翻牆「進攻」蔡英文的Facebook專頁,並以其他港台媒體及公眾人物賬號「陪鬥」,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以往學界傾向相信,互聯網會成為挑戰威權政體的有效工具,能促進公民社會發展,並以北非及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為「成功」案例。但對這假設,筆者身為多年追蹤網絡民族主義的人,從來不敢苟同。且讓我們先回顧這一觀點的代表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楊國斌的《中國互聯網的威力》及其相關文章,再作討論。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公民社會」由公共生活中的「非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構成,又稱「公共社群」(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包涵社區、 NGO、工會、慈善組織、專業團體等。在〈互聯網與中國公民社會〉一文,楊國斌將「公民社會」概念拓展到網絡空間,命名為中國的「網絡公民社會」,指「在互聯網上展開公民行動的個人和群體」,形式包括各類論壇、博客、網絡通訊群組等。

楊國斌對中國網絡公民社會的發展頗為樂觀,認為互聯網有助中國公民社會壯大,其背後的邏輯框架乃「多元互動」,而這概念來自國際關係的「複合互相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理論。根據國際政治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及奈伊(Joseph Nye)的論述,「複雜互相依賴」的國際關係格局,令傳統「硬實力」如軍事實力的影響相對弱化,「軟實力」的影響力則相對加強。楊國斌則指出,中國多元化的社會結構將令市場和公民社會的力量壯大,繼而對政府的統治地位產生衝擊,互聯網能為公民組織行動、公民話語傳播提供更便捷的平台,公民社會的發展,又為互聯網提供社會基礎。

當然,政府是不樂見這情況的,因此會管制及打壓他們,但楊國斌相信在這過程中,卻能激發網民的創造性,用更富創意的方式自由表達。與此同時,他相信網絡經濟的發展,能推動互聯網社區的壯大,為網絡公民社會提供更廣闊的空間;而上述互動發生在全球化時代,也能打破國界,為中國公民組織與國外NGO交流提供便利。

基於以上分析,楊國斌認為中國的公民社會與互聯網相互依賴,認為互聯網帶來的衝擊,可體現為三方面:(1)以網絡表達和交流為主的「文化革命」;(2)以普通網民參與社會行動為特徵的「社會革命」;(3)最以「草根民主」為核心的「民主實踐」。然而,當我們仔細考察中國當下的社會政治生態,卻不難發現,互聯網對中國的影響,卻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中國「公民社會」生態與其他地方全然不同,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並非完全自由,也沒有多元民主政制,這二者卻是西方學界肯定的公民社會必要條件。因此,「有中國特色的公民社會」不具有嚴謹的組織(否則將為官方所不容),也未能形成統一的利益共識,更非完全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而是正如拙作《解構中國夢》指出,以「散離」形式尋求發聲。只要政府能引導一些網上群體朝某方向發展,賦予他們發聲的持份,這些群組得到「充權」後,很容易蓋過知識分子主導的群體,卻主導原來屬於公民社會的潛能。這個模式在完全開放的互聯網世界是不行的,在完全封閉的互聯網世界也是不行的,唯獨在中國的「半開放模式」,既能讓網民在某前提下「暢所欲言」,盡情釋放民粹,順道釋放其他不滿,又能防止越過底線。

另一點要注意的是,在楊國斌的論述中,政府處於「被動應變」的地位,往往在輿論發酵後才試圖「管控」之;然而在現實中國,政府不僅管控言論,更主動「引導」言論,對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也能與時俱進。一方面,政府對有組織、有影響力的敏感網上言論,多能有效阻隔,致使互聯網的公民話語碎片化,遑論真正行動。另一方面,政府與網民在互動中已形成一種默契,能引導網民通過特定的表述,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以擁護政府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正是官方接受的表述模式。於是我們看到,從知識分子到草根民眾,在網絡發表見解主張或利益訴求時,為求政治正確、順利發聲,大多都依託於「國家—政府」這複合體而存在,往往主動撇清與境外機構的聯繫,甚至會慷慨激昂「批評」政府不夠愛國,才說出自己真正所想。

藉民粹助維穩

中國政府也懂得利用互聯網主動製造議題,尤其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夢」、「反腐」等話題無不由官方背景的新媒體引導,而我們必須承認,這議題本身確實深得民心,變相令政府得到更多網絡授權,去進行未來的「網絡導向」。

何況在互聯網普及前,中國的話語權往往為少數知識分子掌握,即使是文革後,政府也不能珍視之,然而隨着互聯網大範圍普及和「用戶產生內容」的Web 2.0革命,一般草根網民,只要懂得設定議題,就能挑戰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壟斷地位。雖然其他國家的網絡世界也存在「反精英主義」,但真正的民粹主張還有其他方式表達,不像在中國,互聯網已成為最有力「顛覆(政府以外的)權威」的平台。另一方面,隨着網絡內容不斷豐富, 民眾對單一事件的關注就會下降:基歐漢和奈伊稱之為paradox of plenty,誰能掌握受眾的關注度,誰才有影響力。只要政府在中國的社會和網絡環境,懂得以「自己的方式」引導一般民眾的關注點,以維繫政府權威為基礎,消解傳統精英的話語權,或將矛盾從國內轉移至國外,就能以民族加民粹主義,強化政府的合法性,而互聯網反而成為政府的維穩工具。即使在民主國家如美國,也有大量類似言論,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支持者的論壇即蔚為奇觀,但畢竟在現實世界有大量制衡;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試想像在文革期間,要是互聯網已普及,會是怎樣一種恐怖?

由此可見,楊國斌對中國互聯網與公民社會的分析,未免過於單純。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最新統計,截至去年6月,中國網民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48.8%,還製造全球獨一無二的龐大內需商機,卻依然自絕於國外,可見中國互聯網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特有的社會政治結構。俄羅斯的網絡比中國更開放,公開批評普京的網站及論壇極多,但俄羅斯親政府團體主導的網絡管理同樣奏效,也能強化「普京式民主」,何況管理技術更直接的中國?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言時,強調尊重各國「網絡主權」,與互聯網文化本身強調的自由訊息流動自然大有出入,這卻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軌跡,且已是既成事實。

2016年1月24日星期日

首先是中國人:「華裔卡」對國際關係的深遠影響

不久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一句英籍香港公民李波「首先是中國人」,引起對「中國人」定義的熱烈討論,此時正進行中,暫且按下不表。筆者更關心的反而是,上月北京中關村管理委員會負責人表示,考慮展開「移民入籍、華裔卡、外籍人員臨時身份證」三項措施,以便在全球範圍吸引科技創新人才進駐中關村。根據設定,「華裔卡」針對「原籍中國的海外僑胞」,持有人將享有在華永久居留權,憑護照和「華裔卡」自由出入中國,在華投資、置業、開戶、子女入學等方面與中國公民同等的權利,而無須放棄本國護照。不少評論指「華裔卡」一旦成事,等於放寬了「中國綠卡」對海外華裔的限制,讓其享受類似目前「港澳台胞」的權利,假如安排存在技術性漏洞,甚至近似變相承認「雙重國籍」。假如成事,對國際關係帶來的影響,不容低估。

誠然,當局不斷強調,目前「華裔卡」只是提議,是否推行仍有相當變數,而且「華裔」、「華僑」、「華人」等定義有微妙不同,但這構想本身已是一大突破。一直以來,海外華人到中國探親、置業、安排子女監護和入學等時,不時投訴有種種不便,甚至連買火車票都有技術困難。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法》改革,確定海外華人可用護照代替身份證明,其後廣東又有政策讓其通過「回國定居」恢復戶籍,但意味著放棄海外居留,自然不是海外華人所願。如果「華裔卡」成事,對需要常到中國的海外華人而言,自然方便得多;相信當局也是純粹的經濟出發,沒有太多其他的考量。

然而論及「海外華人」這一群體與政府的關係,台灣當局的態度就很值得對照。按台灣官方說法,基於華僑對辛亥革命的重大貢獻,中華民國承認雙重國籍,無「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戶籍的「無戶籍國民」,即中華民國意義上的「僑胞」,人數高達四千多萬。早前美國三藩市更有華人組織倡議海外大陸人申請「中華民國護照」,雖然響應不多,但也反映兩岸政權對國籍法的不同態度。

根據台灣現行法規,「無戶籍國民」在台享有工作權及勞保,卻沒有醫療保障、社會福利補助及投票權,被不少台灣「僑胞」批評「身份只給一半」。這一政策與英國的「海外僑民政策」(BCO)相若,但不少香港人所持的 BNO 則又有不同,因為 BNO 持有者並非英國「公民」,待遇自不一樣。對台灣當局而言,未來無論是出於對政府認同的考量、還是對國際空間的追求,北京的「華裔卡」政策,也將對其僑民政策帶來衝擊。

更重要的是,自從中共建政以來,「海外華人」群體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非正式持份者」。冷戰期間,不少國家擔心中國利用海外華人網絡,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東南亞國家的「排華」潮,以針對「邦交」、「黨交」並行的中共。即使沒有中共當時的輸出革命,東南亞歷代政府也擔心境內華人會成為中國的「第五縱隊」,影響本國國家認同。甚至到了冷戰結束後的1998年,印尼依然爆發了「黑色五月」排華慘案,造成過千名印尼華裔死亡,無數華人的工廠、商鋪被毀,引發海外華人大規模抗議。中國政府初期以「不干涉內政」為由未施壓,及後才要求印尼政府追究責任,但這觸及「海外華人」定義的爭議,殊不容易。

說到底,若華人純粹以血緣定義,在當今世界,是無論如何都難以斬截界定的。一旦「華裔卡」推行,海外華人在中國活動時,得到其他外國人沒有的優惠,無疑起到鞏固對「中國」的認同。這做法在國際社會並不罕見,不少國家都有不同證件予境外人士,讓他們在正式公民和純粹外國人之間享有某一身份。英國如是,愛爾蘭如是,人口大國印度亦如是,動機都是吸引優質外國人通過「歷史聯繫」,引資回本國而已。以色列、亞美尼亞等的復國,更是各地僑民共同努力的結果,這不是版圖內有多少人口足以顯示的國力。

然而愛爾蘭讓美籍僑民引資回國,不會讓美國擔心經濟層面以外的啟示,中國卻不然。中國外交部近年對各地華僑、留學生的「工作」越來越進取,間接卻令華裔新移民、留學生融入當地的意欲減低,容易令所在國政府聯想到「華人」身份的政治意味。美國久不久即有「美籍華裔間諜案」出現,無論是否冤案也好,在未來大氣候,恐怕越來越多。而且「華裔卡」假如主要是為了做生意而設,卻難免被國內貪腐集團利用,瓜田李下之處甚多。如今中國崛起,高舉民族主義旗幟,海外華人群體在世界各國的影響力亦不可小覷,兩者互動肯定越來越頻繁。至於怎樣互動得來,避免給予外國政府或右翼團體太多口實,始終是全球華人世界需要共同思考的。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月

2016年1月23日星期六

真.香港人河國榮

2013年9月,內地官方報章《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指出大量人口和人才從內地移居香港,成為新香港人,並推動香港發展的重要動力。這報道惹起香港廣泛的關注,也引起大家對香港,以及香港人身份的討論。而最近,香港資深藝人河國榮(Gregory Charles Rivers)以一張白人臉孔在毛記電視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中演唱一曲《真.香港地》感動了不少香港人,而他更被部分媒體譽為真.香港人。當中,新香港人和真.香港人的論述之間存在什麼異同之處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1987年,出生於澳洲昆士蘭的河國榮為實現自己的廣東歌夢想,購買了一張單程機票隻身來到香港尋找夢想。在大部分香港人的印象中,河國榮是電視劇中的外國使節、神父和警司。直至去年毛記電視邀請他主唱《亞視永恒》,更在其分獎典禮中獲得香港區最受歡迎男歌星,並演唱《真.香港地》,引起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輩的關注,片段在網上平台的點擊次數超過40萬次。由追逐夢想去到成為真.香港人,河國榮已居港28年,他自然更能讓我們了解他心目中的香港,以及香港人身份。

S: 你來港已有28年,現時香港的人、事和社會氣氛與當初的香港有何分別?

H: 當然有相當大分別,當時香港人比較開心,工作機會較多,而且投資和買樓都有可觀回報,因此人們都比較樂觀。現時,香港人比較擔心前景,亦感到灰心。若悲觀指數以100為滿分,現時香港有80多分。其實,一班毛記電視主持人對香港的前景亦感到悲觀,但悲觀不等於不做任何事情,他們會盡量找方法去回應問題。而分獎典禮後,我對香港的希望回升,現在的悲觀指數已回落到70多分。

S: 早前你在訪問中指出,你是否香港人應由香港人決定而非你自己說了就算。現在不少人認為你是真.香港人,你有什麼看法?

H: 毛記電視在去年聖誕節聯絡我,並將《真.香港地》的歌詞交給我,由於當中有不少饒舌歌詞,加上廣東話的聲調,我練習了超過400次才能表演。但歌曲中有很多歌詞都能打動我,令我「眼濕濕」,非常有意思。其中幾句歌詞道出,「對於呢個地方,我同你同一個同感,同一個諗法,我同你同一種人」,的確令我感動。若這首歌是我選擇去演繹,這是個人的選擇。但這卻是一班在毛記電視工作的香港人選給我,這令我感到認同和感動。

港若推普教 第三代變ABC

S: 你當初有否預計到這樣的情況?

H: 其實,沒有人能預計到這樣的效果,這是天時、地利和人和結合的效果。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勁曲金曲分獎典禮中幾乎所有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都認真參與,否則這亦只是一場鬧劇和笑話。當初,亦有不少聲音質疑分獎禮的公信力,連找直播的合作媒體都遇到不少困難。

S: 有人認為分獎典禮相當強調本土意識,引來抨擊,你有何看法?

H: 毛記電視的分獎典禮引起社會很大迴響,分獎典禮有影響力,就自然會引來批評,但有壓力也必須要完成這件事。事實上,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但我認為每個城市都應有自己的文化和風格,不應每個城市都一模一樣。香港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我們沒理由去洗掉或是讓其中的特色消失。我常以香港的商場為例,香港大部分商場都是售賣同一系列牌子的商品,那麼我為何要到銅鑼灣或是尖沙咀的大商場呢?同樣地,若是每個城市都是同一樣語言和文化,那我為何要到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呢?

S: 你為何會喜歡香港?

H: 曾經有人問我,為何會喜歡我太太?兩個人相愛,我情願彼此不知為何會喜歡對方。若你喜歡對方年輕貌美,那她老了怎麼辦?若你喜歡她長頭髮,那她剪短頭髮後,又怎辦?若能指出你喜歡對方的原因,而這些因素以後改變了,這是否等於你不喜歡對方呢?對於為何喜歡香港,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我喜歡香港人,這28年來也沒有動搖過。

S: 對於香港文化特質發展的前景,你有何看法?

H: 我擔心香港的文化和廣東話慢慢會消失,50年後,可能只有老一輩才會說廣東話。香港人應合作改變這個趨勢,其中最重要的是幼稚園和小學能繼續使用廣東話教學。若香港以普通話教學,那麼將來香港的學生就會如「ABC」般,第三代之後的香港人就會對廣東話感到疏離。當然,有不少家族知道,相對於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是最有權力的語文。

S: 你會否為延長香港文化的壽命而做點事?

H: 平時,我會將生活中的觀察和感覺綜合起來,並分析其中的原因。不少人認為香港前途有問題,若有方法令香港人的生活更舒服和開心,我一定會去做。我有個想法希望利用現今的資訊科技,減低小店的經營成本,目前仍在找合作夥伴。現時,無論中國或是美國的教育系統都教導學生「聽話」,畢業後找一份穩定工作,當中缺乏了創意和獨立思考。

S: 以工作計,你會否計劃北上發展?

H: 我有計劃過,但老外演員始終都是飾演一些閒角,演技也不重要,所以他們能找一些正在國內修讀普通話的外籍人士參演。另外,有些監製認為我不懂國語,但若有劇本,我也能應付國語演出。我不是反北京,只是想保育香港文化。其實,只要劇本不是「唱衰」香港,我會考慮演出。但若拍攝期超過六個月,就未必會接拍,因為我希望盡量留在香港。

S: 不少外國學者認為,很多外籍人士視香港為跳板,有着過客心態。同時,亦有人提出香港應盡快融入內地,你有何看法?

H: 我想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商人以做生意為主,自然以金錢考量。但我真的喜歡香港,自然想留在香港,保育香港的文化。我發現九七回歸後,留在香港的外籍人士都比較喜歡香港。因為九七年前,香港是殖民地,不少外籍人士因為金錢和地位而留在香港,但回歸後他們已漸漸離開,留下來的都是比較熱愛香港。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能分辨他們的想法,就是「Where do you live in Hong Kong?」,他們大多會答「 I live in Hong Kong.」或「 I am living in Hong Kong.」。雖然兩者之間只有微小的分別,但前者可視之為香港是長期居住的地方,後者則是短暫停留。我相信香港是我終老的地方,即使發生巨變,有九成機會我仍留在香港,我是真的喜歡香港。

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

在台灣大選現場的港人

台灣大選期間,關注的除了台灣人,也包括不少香港人。選舉期間身在台灣的香港各界人士名單極其壯觀,可算是在香港也難得一見的social gathering。究竟有誰在哪裏?

親身碰見而又直接認識的人已有數百,例如台灣官方邀請了數個代表團,包括學者團(馬嶽、李鵬廣、葉健民等)、傳媒團(李怡、劉銳紹、劉瀾昌等)、政黨團(梁家傑、陳婉嫻、單仲楷)等,以及各自的第二梯隊。不少學校安排了老師帶學生訪問,遇到的有港大、浸大與樹仁等。眾多政團亦自行安排活動,例如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院;不少議員以其他身份出現,例如梁美芬。此外,學生領袖與台灣公民社會搞了不少座談,音樂人專門過來支持閃靈樂團;文化人則紛紛在咖啡店聊天,還有司徒夾帶等Youtubers不斷拍片。假如在蔡英文最後的造勢晚會有人高喊廣東話,定必和者甚眾。

與此同時,據說香港的茶餐廳茶客也討論起台灣選舉,反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卻完全帶動不了民間氣氛。在社交媒體,那幾天都是台灣新聞「洗版」,尤其是「周子瑜事件」,更令香港年輕人感同身受。這種心態,已並非早年那種純粹的「體驗民主」或「觀摩選舉」可比,而是變得更為悲涼。如何提醒台灣人避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似乎已成為在台觀選的港人,包括不少親建制中人的最大公因數。然而,若說人人都如此感懷,卻也不盡然。

參與感較真改變更重要

還是在台的外國記者旁觀者清,例如一位好奇地問筆者:你們香港的選舉跟台灣的完全不可比,其實還來幹嘛?台灣選民可以變天,連新加坡選民也可以變天,但香港選民無論怎樣投,技術上也是變不了天的。

我想,是的。來到台灣,其實為的不是參與,而是「參與感」。

民主政治有數項功能,真正通過選票改變是一種,但成熟民主社會的客觀情況,通常是有種種超穩定結構,「真改變」其實極難。但透過投票,能夠產生一種參與感,有時候,這種跟社會形式上的聯繫,較改變本身更為重要。

在香港,立法會存在一個分組點票的「超穩定結構」,特首選舉心知肚明,區議會的職能則十分有限,在行政主導的政體,一國兩制的框架,選舉原來也不過是一種釋放民情的手段。高明的管理策略,往往是在非關鍵地方作出讓步,提高大眾的「參與感」,讓人有「成功爭取」的希望與幻像,社會才能維持基本穩定。台灣雖然也有不少民粹元素,部分選民的質素與香港最偏執的一群不相伯仲,但通過選舉大釋放後,願選服輸,穩定也就得以確立。

參觀過台灣選舉後,有的年輕人興致勃勃,認為香港也要效法台灣,但當他們想深一層,看見那個超穩定結構,不免心灰意冷。不少人認為這是政體的問題,導致香港跟台灣之不可比,是的。

但只要管治得當,即使沒有民主而只有「參與感」,而不是把反對派往死裏打,讓他們連一塊擦膠也爭不到,民情何至如斯?

《亞細亞的孤兒》/羅大佑

台灣大選,港人望梅不能止渴,但也高度關注,反映的除了無奈,其實還有一種隱隱然的「亞細亞身分認同」。某程度上,香港和台灣、新加坡、日本等的文化傳承頗有共性,在全球化時代的未來,或會成為香港的最後逃生出路,亦未可知。在台觀選期間,不期然想起一系列有社會意識、國際視野的台灣經典歌曲,例如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

先看歌詞:「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這樣的描述,實在有太多案例可對號入座,但總括而言,都是說東方土壤上的異端存在,暗示了文化差異,亦暗示了在所在地的白色恐怖。又看這一段:「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活脫脫就是被打壓的形象,面對強權明擺著的權力遊戲,「多少人在深夜裏無奈地嘆息」。

據羅大佑透露,這首歌是影射被美國斷交後的台灣人,當時台灣上下一片恐慌,既不滿美國拋棄盟友,又擔心大陸進犯,不過那時候,卻是台灣經濟、民主都大有進展的時期。這首歌還有另一個時代背景解讀,就是講述國民黨撤退到東南亞的殘軍,既不容於當地政府,又繼續被中共圍剿,成了「亞細亞的孤兒」,後來王傑為電影《異域》翻唱這歌,更確立了「官方解讀」。其實《亞細亞的孤兒》來自四十年代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同名小說,講述日治台灣非中、非日的複雜身份認同,歌詞放在那個語境,同樣合用。

羅大佑成功之處,正是提供了可供自由詮釋的歌詞,「亞細亞」作為「泛亞洲認同」的符號,更是可圈可點。回看羅大佑的政治、社會取態,正正反映了可供不同演繹的可塑性:一方面,他不少歌曲在國民黨管治時期被禁,歌詞被看作反抗獨裁的清泉,到了民進黨執政則高調反扁,來到香港也不時諷刺時弊,不為北京所喜,但去年依然不怕封殺,親身支持香港雨傘運動。另一方面,他又能在北京設立工作室,在大陸公開演出,同時維持在台灣的地位,雖然有「大中華情結」,但又因為《皇后大道東》等歌曲依然受香港新一代歡迎。

《亞細亞的孤兒》的另一面,其實是在亞細亞任何地方都能生存的的「亞細亞的寵兒」,這對我們啟發甚深。身在此刻香港,明顯已成了孤島,不可能不對同一份歌詞對號入座;但想深一層,要當孤兒還是寵兒,其實是一線之差。這份歌詞,越讀越有味道。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22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5967

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

台灣綠營良性分裂的未來

台灣大選後,只要沒有重大變數,以長者、統派及傳統既得利益階層為主要支持者的藍營,基本盤只會愈來愈小,但假如綠營犯下藍營由盛而衰的分裂錯誤,讓對方重新整合,卻還是可能被翻盤。然而,在正常民主社會,同一陣營無論是因應個別議題及取態的不同而分裂,還是純粹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分裂,都是正常的。此刻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應如何面對未來?

派系競爭勢所難免

在這次選舉,民進黨在不少關鍵立委選區都沒有派出候選人,而是支持其他黨派的友好,策略跟年前支持獨立人士柯文哲競選台北市長一樣。這些合作對象既有時代力量、台聯一類較民進黨更激進的政黨,也有綠黨一類議題性政黨,還有偏藍的親民黨。

簡單而言,民進黨只要計算到單靠自身力量對國民黨沒有勝算,便情願加持其他有競爭力的候選人,希望那些「Anyone But KMT」的選民可以集中選擇。從結果看來,時代力量的3席及獨立候選人趙正宇都是成功案例。

不過,在其他層級的選舉,這些政黨卻跟民進黨互相競爭,即使在不分區立委的政黨票,也屬零和競爭。民調顯示,時代力量一度有望奪取名單上的全部6席,最後卻在民進黨「集中票源」宣傳下,只剩兩席,埋下雙方未來不和的種子。再者,柯文哲在民進黨執政後,若要維持人氣,也不得不加強對民進黨的批判,以保持「清流」形象。親民黨與民進黨有限度合作後,卻出現了更多整合空間,此間甚至有傳宋楚瑜可能獲邀出任過渡期的行政院長,無論會否成事,也反映「綠營」的定義已愈來愈虛。

這些發展,令綠營未來可能出現這樣一種結構,便是在總統大選層面,各方勢力會共推最有勝算的候選人,避免過往分薄票源的教訓,只要相關溝通機制存在,藍營是很難回朝的。假如民進黨能長期維持綠營最大黨的地位,便可以主動分配不同內閣與地方位置予不同政黨,慢慢讓它們建立各自的勢力範圍,既能互相監督,也能促進較政黨內部機制更健康的新陳代謝。只要綠營同時包辦執政黨與反對黨的角色,在不同議題都較藍營更能監察政府,在大是大非問題卻槍口一致對外,藍營要回朝,就難上加難。

包攬執政與反對黨角色

大家可以參考日本的案例。曾幾何時,右派自民黨雖然長期執政,但左派社會黨也有非常穩固的支持,冷戰結束後,更一度成為聯合執政黨。不過同一時間,小澤一郎等右翼大老卻透過「毀黨造黨」的方法,製造出一連串新右派政黨,它們有的較自民黨更右,有的走中間路線,把不少左翼支持者吸納過來,也把左翼反對黨的「反對」角色包攬過來。

到了今天,以往強調主張和平的公明黨已跟自民黨結盟,最大反對黨民主黨也屬中間偏右,而且已被認為難以執政,左翼陣營一蹶不振,選民已無可選擇。到了像安保法案這樣的關鍵時刻,連公明黨也要支持,便明白到這手術的成功。假如民進黨有如此視野,藍營若要回朝,便只能靠非常手段了。

小詞典:民主黨

日本政黨,1998年成立,由多個在野黨合併,但不少成員也出走自自民黨,包括右翼大老小澤一郎,黨內派系林立,政綱經常矛盾衝突。2009-2012年曾短暫執政,但表現不濟,被選民認定還是要倚靠經驗豐富的自民黨。立場相對自民黨偏向中間,雖然反對安保法案,但遠比當年的社會黨靠右,可說蠶食了左翼政黨的基本盤,間接確立日本政壇的全盤右傾化。

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

吾爾開希與白狼:由台灣大選的兩個泡沫黨談起

這次台灣大選一大特色,是多了大量微型黨競逐立委議席,政黨票可供選擇的有18個,除了已成為國會第三大黨的時代力量,民國黨、自由台灣黨、信心希望聯盟、樹黨、台灣獨立黨、社會民主黨等,也都是去年才成立,各有特色。不過此外兩個得票極少的小黨,卻可能最具象徵意義。

其中一個是得票0.1267%的「大愛憲政同盟」,政綱極其離地,以促進「人類安全」、「世界大同」為目標,提出「地球村分工國會」、「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等,既不實際,也不過癮,完全被台灣上下無視。然而它的其中一位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卻是家傳戶曉,就是天安門事件的北京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他流亡海外後和台灣女子結婚,取得中華民國護照,在台定居,時而發表政論,然而名聲似乎相當一般,即使在海外民運圈子,也遠不及同樣長居台灣的王丹。台灣選民對其全無興趣,除了有個人因素,也反映對中國民運、六四事件,頗有和香港本土派類似的觀感:與我何干?然而,在北京眼中,吾爾開希畢竟是通輯犯,從事顛覆政權活動。

另一個是得票0.4622%的「中華統一促進黨」,若說台灣選民對「大愛憲政同盟」不屑一顧,對「中華統一促進黨」的觀感只有輕蔑。這政黨強烈主張中國統一,鼓吹中國民族主義,支持者有時公然手持五星紅旗,這都是言論自由,問題是手法傾向「群眾鬥群眾」,例如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動員群眾「反包圍」學生,就充滿弦外之音。這個黨最為台灣人熟悉的,還是領軍人物:黨總裁張安樂是這次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第一位,外號「白狼」,台灣媒體指是竹聯幫元老,曾長期潛逃住在中國大陸,早前「周子瑜事件」始作俑者黃安聲稱擔心回台人身安全,就獲他答應保護。副主席李宗魁外號「鍾馗」,台灣媒體指也是竹聯幫元老,選舉期間捲入非法收數案,現正被查辦。

讀者自然會問:既然這類小黨不成氣候,為甚麼還要提及它們?問題正正是它們的存在根本不為選舉、不為主流,才值得關注,因為依稀能感受到香港「一國兩制2.0」的因子。曾幾何時,法輪功在香港無人理會,但卻成了北京直接管治香港的切入點,因為其「顛覆中央」行為,反法輪功團體就大舉介入香港事務。曾幾何時,香港地下勢力和政治也鮮有公開聯繫,直到近年才不斷出現在政情版。要改變一個社會的氣氛,其實遠比想像中容易。

在台灣,比吾爾開希令北京更不舒服的有很多,公然聲援西藏的政治人物也很多,北京喜歡上綱上線,對象無窮。至於幫會勢力在台灣政壇的存在,則眾所週知,乃至是國民黨傳統。太陽花運動期間,筆者在一個飯局聽一位藍營前輩公然說「白狼來了,那幫混蛋小孩還不屁滾尿流」,這類思維,和對岸民族主義者實在暗合。北京對台政策自有其主軸,但也不會排除任何可能性,所以一切可能性也會刻意維持。還是那句話,香港前車可鑒,防微杜漸,從不會錯。

小詞典:民國黨

2015年成立的另一台灣新生政黨,主張「超越藍綠」,然而被視為藍營外圍,強烈認同中華民國,黨徽與國徽十分相像。創黨主席徐欣瑩原是國民黨立委,被選為宋楚瑜競選總統的副總統拍檔,原希望藉此帶動選情,然而最終不分區立委政黨票只有1.6212%,全軍覆沒,與聲稱擁有二十萬黨員的聲勢不成正比。台灣媒體指民國黨具強烈宗教色彩,以傳銷手法吸納黨員等,而為該黨否認。

2016年1月19日星期二

台灣大選後,藍營大結局幻想篇

台灣大選塵埃落定,但藍營何處去,卻是一個謎。在台接觸到的藍營人物,雖然都預計了落敗、都痛罵馬英九,但對落敗的原因和評估,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認為,這次藍營的基本盤並沒有崩潰,綠營爭取到中間票,但並不是真的有結構性突破,雙方差距這麼懸殊,是因為「深藍的在生氣」,不出來投票,才造成綠營大勝的錯覺。深藍生氣的原因,一來是清晰主張「一中同表」的洪秀柱被中途換走,令士氣大挫;二來國民黨領袖紛紛在最後一日聲援周子瑜自保,無形中強化了台灣意識,令他們失望。他們認為只要國民黨領袖能更勇敢的高舉中華民國道統、突顯只有自己能維持兩岸局勢穩定的優勢,再對年青人進行「循循善誘的教育」,令他們意識到傳統價值觀的重要,加上原有地區樁腳的優勢,四年後捲土重來,不是問題。

另一種主要是國民黨新生代的卻認為,這次選舉是分水嶺,國民黨的基本盤都是老人,在新生代當中極不受歡迎,而本土身份認同乃任何民主地方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所以傳統泛藍的板塊只會越來越小。假如不向民進黨借鏡,用新一代接受的方式選舉,調節種種逾時的價值觀,把兩岸關係的重要性淡化,不多談中華民國不民國一類「離地」問題,集中力量發展國民黨最後的優勢:經濟政策,未來只會越選越差。在北京強硬派眼中,這一類聲音和民進黨無本質上的分別,或用其術語,只是「台獨」與「獨台」之別,假如這成為國民黨的主流路線,也就是對台政策重塑之時。

筆者看來,這兩條路線是不可能調和的,早晚會正式決裂。而我們必須理解,任何社會都有相對保守的一群存在,影響力不容忽視,正如美國極保守的一側,也是有人需要代表他們的,統派可以逐步消亡,但保守派必會在任何社會長存。選舉期間,國民黨種種保守拉票方式,例如在花蓮說對手蕭美琴支持同性婚姻會造成「多P合法化」、「道德淪亡」、「愛滋病增長」,說時代力量立委候選人搖滾樂手林昶佐主張大麻合法化、紋身留長髮是「提倡吸毒」、「教壞小孩」等,自由派看來匪夷所思,但確實有一定基本盤。綠營可以爭取藍營少壯派,甚至可以口中接受「中華民國」,但要吸納這些保守價值觀,絕不可能。

因此,國民黨的主流,在無可選擇下,很可能變成像香港藍絲帶一類的存在:比目前更高調捍衛保守價值觀,不斷以從前反對黨擅長的民粹方式挑起「價值觀戰爭」,爭取這次沒有投票的「沉默大多數」發聲,並配合北京的民族主義宣傳,強化「一中」認同,這樣可以穩定得到不足以贏得總統選舉、但足以長期左右大局的關鍵席位,而且能擁有得到和保守意識形態掛鉤的龐大資源、加上大陸商機,足以解決一旦黨產被揮發的危機。只要綠營變大後分裂,而價值觀化後的深藍團結,還是有力一戰。

假如真的出現這情況,台灣的世代撕裂、價值衝突,只會越演越烈,而越來越邊緣化的「統派」,失去主流地位後,也只能和這一極合流,滋生原來屬於民進黨那種被打壓的悲情意識,行為只會越來越偏鋒。本來這也沒有甚麼,問題是那時候,這一極更難不和北京緊密合作,就像香港最保守的一極被港英時代的各種傳統精英(包括土共精英)排擠多年,若不靠外力和非常手段,根本沒有出頭天。「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宿命,要如何躲過,不是單單選舉能解決的問題,實在要防微杜漸。

小詞典:時代力量

台灣新興政黨,2015年才成立,被視為親綠營的第三力量,由傳統社運人士、自由派學者、加上若干具知名度的政治素人和明星組成,包括閃靈樂隊主音林昶佐、洪仲丘事件受害人胞姊洪慈庸、太陽花學運領袖黃國昌等,這三人在2016年選舉都擊敗國民黨政壇老手當選立委,加上在不分區立委得到2席,令時代力量成為台灣的第三大黨,將發揮舉足輕重的關鍵力量。

2016年1月18日星期一

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新鴛鴦蝴蝶夢的三個結局

民進黨蔡英文在台灣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自然毫不令人意外,訊息一年前已被消化,北京對台單位自然也已及早定下對策,兩岸關係的未來,本應沒有太大不可測性。然而大選前夕發生的「周子瑜事件」,反映兩岸存在幾近不能調和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蝴蝶效應下,恐怕會造成深遠影響。究竟台海未來情勢會怎樣?綜括而言,有三種答案。

在台灣觀選期間,綠營朋友大多認為,蔡英文本人十分務實(藍營則認為她是「女版馬英九」,而「馬英九」作為極負面形容詞則是藍綠兩營少有的共識),必會找到一種對「九二共識」的「說法」,讓她的支持者接受,而又不予北京口實。說白了,就是通過語言偽術,儘量擴大台灣人民的身份認同,而又能在字面上對北京自圓其說,例如在當選後不斷強調「中華民國」,而又把「維持現狀」的「現狀」讓新一代充滿想像;既說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而又對「九二共識」內容模糊化,等等。綠營認為只要對北京客客氣氣,慢慢讓商人分散投資,減低依賴大陸市場,同時得到美國支持,北京也不會冒進一步刺激台灣人民的風險,改變現在對台政策。昨晚《人民網》深夜發表評論,承認台灣民眾有「千千心結」,認為北京會以「春風化雨的善意化解」,引證了北京起碼不會即時翻臉。

然而藍營的朋友則傾向悲觀(或有點幸災樂禍),相信北京不會容忍蔡英文「兩面派」的語言偽術,必會逼其正面承認「一中原則」。他們相信習近平對外強硬路線會持續,加上內部民族主義、經濟發展的壓力,只會對台越來越硬,特別提及習近平不久前說「九二共識」是台海局勢的「定海神針」,不承認它就會「驚濤駭浪」,並視之為對蔡英文的最後通牒。事實上,這說法頗能從香港的際遇得到印證:北京認為香港回歸後,偏離了「一國兩制」的設計原意,而「九二共識」偏偏是「一國兩制」那類內含極大彈性的「概念」,蔡英文要製造想像,北京則要打破幻想,殊無疑問。在未來一年,相信北京會逐步施壓,在亞投行、ECFA等全面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把服貿協議對台有利的條款、陸客經台灣出國等安排推倒從來,讓台灣經濟受壓,以行動說服台灣人民「要不是有大陸你們早就……」

至於中國內部「最強硬派」的內部報告,則幾乎不問可知,會以類似演繹「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的公式,解釋台灣民情變化,而筆者也確實在一些學術會議聽過這論調。根據這派觀點,北京過去十年的對台政策原本日見成效,收服了國民黨、馬英九原來也享有高民望,只是「美國唯恐中國不亂」,通過種種方法,包括支持反對派、台獨派,散佈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鼓動新世代,策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香港的雨傘運動,讓「正途」的對台工作成果付諸流水,而正是這股勢力控制了台灣媒體,專門挑動兩岸矛盾(例如「炒作」周子瑜事件),才令台灣不能人心回顧。因此,他們認為香港的「反佔中」「成功」經驗彌足珍貴,對台政策也是需要「突破」的時候,而在國家統一、反對美國顛覆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任何可行的戰略,包括「暗黑兵法簿」心法,無論是否「強力部門」「自己的方法」,起碼都是值得考慮的,總之要台灣人民具具體體感受到「支持台獨」的下場。

在正常情況下,第一種說法未免太樂觀,筆者傾向相信第二種觀點的75%,只是對北京能多有效打壓台灣經濟空間有疑問,影響自然有,但只要民進黨明白到全球化時代的潛規則,擅用TPP一類空間,依然能有一定作為的。也是在正常情況下,北京是不會、也不能把在香港近數年的新一套放在台灣的,一來台灣自主性高得多,「尚未到手」;二來有美國保護,對台政策屬於整個區域安全的一環,不能輕易改變;三來這種做法在完全自由開放的台灣社會,會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彈,大損中國軟實力。

然而,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非正常變數,而且出現變數的風險正在上升。執行力方面,雖然北京並非管治台灣,但要顯示境外行動力、動員力,卻正是近年中國對外政策重點之一,即使不能像對香港那樣,進行一些活動的能力是有的,正常商業活動如收購合併、地下活動如昔日國民黨同志的江湖作風,都不難操作。其實不用談大動作,去年曾有一天,內地網民能自由登入Facebook,第一擊就是攻陷蔡英文專頁,假如這成為常態,台灣社會氣氛已繃緊百倍。國際關係方面,美國固然還在保護台灣,但正如本欄本年前講述,美國學界已興起「放棄台灣」的建議,而且還來自被視為「鷹派」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奠基人John Mearsheimer,蔡英文去年訪美就專門拜訪了他。一旦台海出現衝突,美國除了口頭動作、或頂多經濟制裁外,會否真的以軍事回應,就像解放軍一旦「解放」釣魚台、美國會否真的出兵「捍衛」,如本欄上月分析,其實毫無把握。而且正正因為對台政策被視為中美關係一環,一旦美國出現對華不太友好的新總統,對台施壓也是中美博弈的棋子。至於軟實力方面,中國近年已由爭取宣傳「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愛好和平」,變成「中國真的很強大你難道不要做生意」,所以,就罷了。

這些因素,還是比較抽象、遙遠的,最大的變數,卻在中國的管理模式本身所產生的「方方面面」的副作用。筆者去年在內地某頂尖大學分享時,一位相熟教授很詳細的介紹了「有中國特色的鐘擺效應」:與民主國家的選舉鐘擺不同,中國的「鐘擺」出現於領導人決定調整政策時,這自然在甚麼國家都會出現。問題是在中國的舉國體制,經常出現領導人希望調整10度,但層層往下推時,長官都要保障自己的政治正確、又要彰顯自己的「資源增值」,往往每一層都往相同的方向多調10度,於是到了具體最底層的執行,「力度」就可能遠超領導人所希望。政策如何能及早鐘擺回最理想的「力度」,而不是被部門官員、方面大員上下其手,正是中國執政力面對的最大調整。

這一種模式,偏偏在激進民族主義、對抗式意識形態、民粹主義大盛的時代,容易被「民粹式民意」引導,每每擦槍走火,周子瑜事件的內地網民回應正是典型例子,到了最後,就算國台辦私下埋怨,也很難公開說「周子瑜沒有主張台獨」,但這種僵化,卻把數個月來北京對台的高度克制、甚至連動員台商回鄉也沒有的善意,一筆勾銷。而「周子瑜效應」令台灣本土意識空前高漲,無形中大幅制約了新政府的彈性,北京負責寫「分析」報告的專家若要把個別行為上崗上線,則十分容易。只要出現三數「個別例子」,無論是自然突發也好,在上述「中國式鐘擺制度調節過程」中出現也好,暗黑地閃耀台灣也好,都可以製造既成事實。屆時,原來已各自走向中間路線的藍綠兩營,卻又很容易令社會重新撕裂。這一套,在正常情況是不容易出現的,但要是在非常時候,用作「理順」中國內部問題的外在秘方,則非中國邏輯以外的邏輯所能沙盤推演。

蔡英文面對的兩岸形勢,確實比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面對的都要複雜,我們自然希望第一種樂觀情況會出現,預計第二種情況是事實,但作為負責任的執政者,卻不能不對第三種可能性不研究,除了研究如何找出一個符合內外需要的「九二共識」說法,也應在安全層面防微杜漸。特別是中國強硬保守派是以往對台政策被邊緣化的一群,台灣朝野平日是不容易接觸的,其潛在影響力卻不容低估,正如五年前,這路線還不是被香港朝野傳統精英幾乎一致認定沒有市場?香港作為「一國兩制樣板」的剩餘價值,正是供台灣朋友解剖之用,燃燒自己,點亮別人,總好過消耗得毫無價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相信即使是最渴望兩岸統一的香港人,也不希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一語成讖。

小詞典:「黃安之亂」

台灣歌手黃安早年以電視劇《包青天》主題曲《新鴛鴦蝴蝶夢》成名,後轉往內地發展,近年以「台獨剋星」自居,經常向不同機構「舉報」支持其定義的「台獨」的台灣藝人,最新舉報對象為16歲在南韓發展的台灣藝人周子瑜,導火線是周子瑜揮舞中華民國旗,最終周子瑜拍視像短片公開道歉,承認「中國只有一個」,視像中全身顫抖,引起台灣民眾極大反感。短片在大選前夕公佈,朝野各黨派都在選舉日表態支持周子瑜、譴責黃安,「周子瑜效應」成為影響選舉的關鍵,被網民稱為繼黃巾、黃巢以後的「黃安之亂」;黃安則辯解為是台灣媒體利用周子瑜炒作在先,並計劃召開記者會解釋「真相」。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訪問夏其龍神父:陪伴香港成長的天主教會

香港一直被譽為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方,我們同時擁有中國和西方的傳統節日,剛過去的聖誕節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節日。然而,部分人對這節日的認識仍停留在聖誕老人的層面,其實,這節日和天主教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天主教會不但為香港帶來節日,更帶來了各種社會服務,就以教育為例,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的統計數字,天主教會屬下共有32所幼稚園、107所小學及85所中學,有超過14.6萬人在天主教會學校就讀。相信教會的詩歌、禮儀和祈禱小冊子都是不少香港人的共同回憶。

除了社會服務外,天主教會也有一系列的朝聖和普世青年節等活動,讓不同地區的天主教徒能藉着不同平台互相交流。天主教會在香港發展和變遷值得我們仔細了解,而天主教香港教區的夏其龍神父就是研究香港教會歷史的重要學者,早年他分別在羅馬傳信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神學和新聞學碩士,並在香港大學取得亞洲研究哲學博士。現時,夏神父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它的分享定能讓我們對香港天主教會的發展和影響力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訪問者:沈旭暉 (S)
受訪者:夏其龍神父 (H)
整 理:李志鵬

S: 天主教會在香港的傳教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哪段時期呢?

H: 香港開埠前,當時的神職人員都集中在澳門,因為香港只是漁村,沒太多和外地的交往,大部分的傳教士是經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香港開埠後,英國人開始在香港建立交通和郵政等基礎建設,因此,香港取代了澳門的角色。相比起當時的其他地區,香港是一個交通和通訊便利的地方。同樣地,香港亦並非傳教士的終站,不少修會在香港設立一個中轉站,協助外地傳教士經香港進入中國內地。

S: 其後,香港在天主教的傳教工作中擔當着一個怎樣的角色?

H: 直至民國政府成立後,中國整個地區建立自身的天主教會體制,香港屬於其中一部分。香港亦在三十年代成立華南總修院,並為整個中國南方地區培養神職人員。後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教會體制隨之消失,這道聯繫的門亦關掉。香港接着成為中國教會和世界教會之間的橋樑,肩負傳遞資源和消息的作用。直至到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兩地教會才有正式的交流。

S: 香港是一個中西交滙的地方,本港天主教會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嗎?

H: 新中國成立後,有不少神職人員走難到香港,當時教會的政策是希望神職人員盡量留在所服務的地區,而那些被迫出走的外國傳教士則返回原有國家的崗位,部分人則留在香港。因此,在這彈丸之地中,就有40多個天主教修會。現時,外地神父主要通過兩種方法才能來香港服務,一是由修會委派外地神父到香港的服務機構或者學校服務,另外,他們亦可在香港堂區的教堂服務,這則須由香港主教委任,並由香港教區和該修會的長上聯繫。內地神職人員到港交流則需要當地教會的保送,以及得到有關當局的批准,同時,也要處理工作和逗留的簽證。中國內地的教會樂於與外地教會交流,但礙於內地仍有地面和地下教會的問題,以及自封自聖主教的問題,這也令外地教會有所顧忌。

S: 天主教會在香港辦了不少慈善機構,其中包括教育和醫療等,你認為有什麼因素令天主教會能迅速在香港發展?

H: 其實,這在歷史上總共有兩個階段。殖民初期,在政府的思維中,他們的責任是服務當時在港的歐洲人。在這段時期,天主教會提供慈善、醫療和教育等服務給當時的社會大眾。另一個階段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當時的殖民政府並沒能力照顧數量龐大的難民。因此,他們積極鼓勵慈善團體和宗教團體為難民提供服務,因為這些組織在香港已有一定的網絡,以及提供社會服務的經驗。但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政府開始以資助的方式加強監管團體的社會服務。

S: 香港天主教會和鄰近的天主教會關係怎樣?

H: 天主教會每個教區都相當獨立,每個教區都和羅馬有緊密聯繫。其他地區有地區性的組織,但香港和澳門就沒有加入這些地區性組織。

S: 現時,有不少外籍神父在香港教區服務,相比從前,他們的角色有何改變?

H: 其實,由1841年開始,傳教士從外國來到香港傳教和主持教務。直到1969年香港才出現首位華人主教,並正式由本地的神職人員處理教務,但仍有大量外地的傳教士在香港工作,當時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神父來自外國,本地則佔三分一。現時,香港的本地神父數量雖增加,但這個比例仍變化不大。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現神職人員老化的現象,新增年輕神職人員的速率緩慢,外地教會一般都會派較年輕的神職人員到香港服務。

中梵建交是個偽命題

S: 天主教會在六十年代曾進行本地化的改革,什麼原因促使這個改變?

H: 上世紀六十年代,天主教會在羅馬舉行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全世界的天主教會禮儀進行改革。第一,教會禮儀變成為一個團體的聚會,而非純粹的敬拜聚會。第二放棄以拉丁文進行禮儀,可採用本地的語言,讓教徒更容易明白禮儀的內容。根據大公會議的決定,全世界的教會都進行改革。現時香港的部分堂區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等為不同族裔的人士進行禮儀。

S: 在中國和梵蒂岡關係中,香港能擔當一個怎樣的角色推動彼此關係發展?

H: 中梵建交只是一個偽命題。其實,梵蒂岡和美國建交也是近三十年的事,美國有着悠久的天主教歷史,但梵蒂岡也是近年才與其建交。因此,建交與否與教會在當地的發展並無直接的關係,建交只是政治上外交的問題,教會只會集中發展人文和牧靈方面的事宜。而中國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中國政權主動參與文化和宗教的事務,這原則與天主教會的傳統相反,因此,這是中國政府的原則與教會傳統相牴觸的問題,而非建交問題。純粹建交,而原則問題未得到解決,天主教會在中國內地也難以發展。若宗教自由、教會組織和主教任命問題解決了,兩地建交與否也沒有問題。

S: 香港天主教會未來有什麼發展方向?

H: 只要香港有天主教徒,教會便會存在。教會將繼續推動牧靈、共融,以及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若某些情況下不能留在香港,這就不是教會所能控制的範圍,但天主教徒始終是教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6年1月15日星期五

台灣觀選雜感

從2004年開始,即回到香港後,每次台灣舉行總統大選,都有到當地觀選,這幾乎已成了一個常規項目。無論是跟學生一起去、參加官方觀選團,還是自行安排,總有「臨淵羡魚」的感覺,原因自然心照不宣。把歷年觀察濃縮在一起,就能以最落地的方式領略一個概念:「鐘擺」。

還記得在2004年槍擊案那年,選舉具高度競爭性,最後結果出人意表,平民百姓、的士司機的論證熱情極高,每人都有一家之言,例如說王金平會在選後成立「本土國民黨」、呂秀蓮會仗義公佈槍擊案「真相」等,身在其中,很有經歷大時代的感覺。到了2008年、2012年,台灣人民經歷了陳水扁種種貪腐醜聞,卻普遍厭倦政治,馬英九以清流形象上台,毫無懸念,競選的造勢晚會已有例行公事的感覺,即使是民進黨高喊「逆轉勝」,也不見得激昂。到了今年,也是大局已定,不過青年的政治熱情明顯上升,本土意識經過「英九八年」再次抬頭,雖然比不上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震撼,但也明顯孕育了一代人的意識。

理論上,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典型鐘擺效應。物極必反,陳水扁、馬英九都有過呼風喚雨之時,曾極受歡迎,但民望最低時也都慘不忍睹,這既反映了選民不滿足於任何一套單一價值,也反映了任何政治人物長期在位,也很難不被淘汰。問題是,美國、英國那類西方國家的鐘擺,和台灣的鐘擺,始終有根本分別。在英美,擺來擺去都是在大黨之間搖擺,到了最後,大黨的差異其實很小,政壇已形成超穩定結構,表面的鐘擺,反而反映了結構的堅韌,要「change」也「change」不到哪裏去。但台灣的鐘擺,卻不能保證能永遠擺下去,因為鐘擺的兩極一方擔心選了統派會加速統一,另一方則擔心選了獨派會刺激北京、結果也是加速統一,令「未來還有沒有鐘擺」這變數,被投放在鐘擺本身,令台灣選民的計算,比西方的選舉更複雜。

在可以自由鐘擺的制度,「暗黑兵法」是可行的,而且有時還是王道。例如當某帶有民粹色彩的意識形態興起,苦口婆心說要「理性」、「包容」,往往是沒有用的,反而順其自然,讓其執政,逼其面對現實制約,再讓選民鐘擺回來,才是順勢隨緣。假如不希望民粹持續太久,符合邏輯的做法,反而是鼓勵民粹份子更忘我演出,將之「谷爆」,鐘擺回理性的速度才會加快,這是大量民主案例的經驗之談。香港「民主」制度的最大問題,卻是永不可能出現鐘擺,執政的只會是同一陣營的人,反對派也是永遠的反對派,兩極化民粹一旦出現,又都不會真正面對執政的考驗,要消弭、要服氣,就不容易。不少前輩老是玄之又玄的說香港會像火鳳凰,「浴火重生」,可是香港其實是不會走向「浴火」的,嗯。

小詞典:鐘擺效應

政治術語,借用人的心理狀態存在來回擺動的傾向,形容民主選舉的選民心理,一來對當權者感到厭倦,二來不喜歡一黨獨大,因此會在作出選擇時擺來擺去,有時甚至會選擇與自己理念相違背的候選人,令最終結果得到結構性平衡,政黨輪替就得以定期出現。

《橫濱別戀》/李蕙敏

在日本期間,自然想到不少以日本為背景的舊歌,其中一首李蕙敏九十年代的《橫濱別戀》,同期還有大熱的《活得比你好》。但也唯有身在日本,才能容易領略歌詞背後的文化底蘊,特別是為何異國風情的「別戀」要在「橫濱」,歌詞那「悄靜咖啡座」又是甚麼回事。

美國以砲艦政策逼令日本德川幕府開國時,首先在1854年開了下田、箱館,再在1858年的《安政條約》多開四港兩市,包括神奈川港,也就是今天的橫濱前身,所以歌詞才不斷強調港口風光,「這夜遠岸全沒和應」、「沿海橋邊曾溫柔擁吻」。橫濱港在1859年(安政6年)6月2日正式被「開」,這日子至今成了橫濱的「開港紀念日」。換了是中國,被不平等條約強開港口的日子,居然要大事慶祝,恐怕匪夷所思。

有了這背景,橫濱就成了日本早期最多外國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具備了「別戀」的所有元素。全日本最大的唐人街、但其實已相當本土化的「中華街」固然在橫濱,西方人聚居的關內區也是,有一個外國人公墓,下葬了數千位對日本發展有貢獻的外國人,今天已成了遊客區。歌詞中充滿西式風情、「怨曲中跟你認識」的咖啡座,「回憶橫濱黃街燈」,不少都可追溯到那個時代。到了二戰後,美軍一度以橫濱為基地,也令當地的西方文化再次復興。

但在現代社會,需要「別戀」,還得方便。地圖上,百多年前,從前橫濱和東京被看作兩個距離頗遠的城市,但今天橫濱已成為「大東京」suburb的一部份,不少人住在橫濱,卻在東京工作:「你獨個生活/這東京不再陌生」,就是這麼回事,到橫濱的遊客也大多不過夜。要在橫濱談情,依然可以東京為基地,這種似遠還近的距離,也是「任這異國氣溫/來動情留下我」的魅力所在。這種氣氛,自然不是日本獨有,例如上海也有一個類似橫濱外國人公墓的「萬國公墓」,葬了極多中外名人,民國時也有不少浪漫故事。可惜在文革期間,公墓和人的下場,都是慘不忍睹。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15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5156

2016年1月14日星期四

《100毛》的建構主義啟示

兩年前雨傘運動期間,筆者以現實主義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等國際關係視角,推演事情來龍去脈與未來,自然因過分「現實」而不為理想主義者所喜,但內容大多不幸言中,更令人不得不反思。記得當時談及,根據現實主義框架,在中國這個單一政體下及民族主義大盛時的特別行政區,由上而下的政策是殘酷的,香港人由下而上的籌碼極少,但假如大家相信建構主義,改變並非絕不可能。問題是,不一定要以非黑即白的方式改變,也不是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改變,正如冷戰時代的東歐各國,便是這樣生活下去。建構新概念、突破非黑即白的舊框架,這就是「建構」的真諦。

日前,雜誌《100毛》的網絡媒體「毛記電視」舉行「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對上述框架的意義,可能遠超主辦者所能預料。根據北京部分強硬派朋友的思維,反正香港人籌碼有限,遊行示威又不能成功爭取,還有另一極的群眾已動員起來,應該是時候認命了。在純粹政治的世界,恐怕這確是事實。然而,《100毛》當晚成功卻有下列啟發:

1)突破了地域限制:不少海外港人、留學生、港人後裔都成為直接持份者,他們對香港政府依賴極少,確保了昔日大家熟悉的香港,有人繼後燈火。再者,網絡為主體的項目即使到了現實世界,也相對便宜及具彈性,即使香港這地方變得面目全非,也依然有一個「真・香港」存在。

2)突破了經濟限制:當主流傳媒因政治及商業利益與壓力而歸邊,但只要網絡媒體以娛樂主導及不強說硬政治,依然有灰色地帶讓商業機構與大眾媒體願意贊助,即使是俞琤小姐、徐小鳳小姐等也願意出席,這空間正是非黑即白的世界所需要。

3)突破了角色限制:因為網絡也是一個「empowerment」(賦權)運動,網民最喜歡以他們的力量,把在主流社會被邊緣化的人物賦予第二生命,愈令主流藝人不得不依靠內地市場及政治正確,卻愈賦予了邊緣藝人另類出路,而一旦他們完全主流化,又必然有替代品出現。

「小鳳姐」現身 值得深思

在這個建構空間的最大「國際級亮點」,自然是徐小鳳小姐。她作為殿堂級歌后,曾深獲新華社前社長許家屯欣賞(江湖傳聞是獲邀當人大而婉拒),在內地演唱深受歡迎,董建華先生、梁振英先生會一起欣賞她的香港演唱會並獲小鳳姐鼓勵加油,本來不容易在這時代為新一代接受。她曾與鄭經翰先生結婚,率先在七十年代走到倫敦演唱,定居加拿大,也不易為一眾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喜。

不過,徐小鳳小姐淡泊名利,沒有令她「汪明荃化」之餘,也顯示其過人觸覺,明白到《喜氣洋洋》成為網絡名曲背後的劃時代意義,平日就算獲榮譽大獎也不一定親自領獎的她,卻願意到由《100毛》的「廢青」舉辦之頒獎禮當普通後排觀眾。既明白活動的社會意義,又沒有捲入政治泥漿;既會說以《喜氣洋洋》「恭喜」落選議員的網民「曳曳」,又不會令議員及網民任何一方反感。這份功力反映的,其實也是香港賴以壯大的香港精神,值得思考。

當大氣候逼得大家不得不天天非黑即白的表態,其實這正是「鬥爭哲學」最樂見的,此時此刻大家更要沉住氣,做回自身,建構自身的天地。數十年後,政治生活肯定截然不同,今天看得比天還重要的位置,屆時可能淪為真正的小圈子,影響力不出家門,何必落入永劫輪迴的鬥爭?

小詞典: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國際關係主要理論學派之一,認為國際秩序的發展受觀念、規範、身份認同等影響,這些都是人為建構的,而不是客觀物質互動的結果。當客觀秩序可能得出單一結論是,觀念的改變、建構,可能催生新的變數,雖然不能直接改變秩序,卻能製造其他意想不到的連鎖效應。

2016年1月13日星期三

與那國島「一國兩制」與中日關係

我們對釣魚台主權爭議十分熟悉,但提到「與那國島」,一般人卻感覺陌生,其實這小島的國際地位同樣十分有趣。它位處日本沖繩縣最西端的島嶼,面積29平方公里,即約1/4個香港島,目前常住人口不到兩千,理應不受國際注視。然而,由於它和台灣隔海相望,距離釣魚台僅150公里,日本計劃在今年3月派遣自衛隊進駐與那國島,令它成了中日關係的前哨站。在陳冠中的平行時空小說《建豐二年》,與那國島「被回歸」中國,成了船王董浩雲的遊客基地,也令更多人關心起這個小島來。

與那國島在16世紀被琉球王國統治,可算是琉球殖民地,但人口雖少,卻有自己的方言,直到19世紀日本入侵琉球,被一併併入。當時中日兩國為琉球群島的歸屬爭執不下,日方曾提出將琉球諸島分割,把與那國島割讓給清廷,換取日本在華享有最惠國待遇。清廷已同意,但琉球人強烈抗議,最終作罷。不難看出,當時東京對於與那國島這一西陲島嶼並不上心,才願意將之作為與中國交易的砝碼,這一態度讓與那國島人對東京一直心懷不滿,情緒甚至直到今天,依然能找到脈絡。

在台灣日治時期,因為地緣關係,與那國島與台灣、東南亞諸國經貿往來極為頻繁,是名符其實的「國際港」,對台貿易也成為與那國島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但二戰結束後,美軍佔領沖繩諸島,出於防務考慮,對與那國島的對外經貿做出種種限制,一直延續至今,致使與那國島經濟大幅衰退。

在島民眼中,東京對與那國島的經濟民生不聞不問,相距一百多公里的台灣與自身的聯繫,遠超過遙在三千公里外的東京。例如與那國島上空居然屬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島民接收台灣電視,也長期比接收日本電視容易。為了爭取更大自主權,有島內領袖於曾提出建立「國境交流特區」,希望發行「特區護照」,與花蓮共同貨幣,直航花蓮,對台免除證照查驗等,簡單說來,頗有點「一國兩制」的意味。

當然,東京沒有接受這主張,兩岸政府亦不會公開表態。但隨著釣魚台爭議逐步升級,與那國島這一度被遺忘的存在,近年卻被重新納入了東京決策者思維內,才有派自衛隊進駐之舉。與那國島民對此的心態亦是複雜:一方面,自衛隊駐紮將有助於本島基礎設施建設,但另一方面,與那國島軍事化將把島民拖進中日領土爭端的衝突最前沿,吉凶難料。澳洲國立大學東亞研究專家Gavan McCormack有分析指,美國太平洋艦隊亦對與那國島民用港口產生興趣,認為其對於美軍觀察、制衡台海局勢有著不可忽視的軍事價值,但島民的福祉,卻不在大國視野之中了。

說到底,自治也好、獨立也好,在中國語境看來是天大的事,但日本不少地方政府都有類似運動,進而希望拓展國際生存空間,和日本昔日有數百「獨立」藩國的傳統密不可分。但對與那國島居民而言,這類本土主張,純粹是為了謀求經濟發展與生存的本土運動,與「主權」、「領土」等宏大敘事,實不相干。無奈在國際政治大盤上,與那國島並無多少選擇的餘地,昔日繁榮港口經濟一去不返,亦是可惜。這一切,何其似曾相識。

小詞典:琉球群島

琉球群島位於西太平洋海域,台灣與日本九州之間。1350年至1879年間受琉球國統治,有第一、第二尚氏王朝。琉球起初是明、清中國的藩屬國,17世紀初再向日本薩摩藩稱臣,最終被日本併入沖繩縣。二戰結束後,根據《舊金山和約》,琉球群島被美軍接管,直至1972年美軍方將管理權移交給日本。

2016年1月12日星期二

日印兩國未來共同體

中國外交近年愈來愈進取,自然引起其他國家連鎖反應。上月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印度,就核電發展、新幹線高鐵出口等達成協議,並落實了兩國在防務及情報等範疇的合作。筆者身在日本期間,不難發現兩國地理上距離雖然遠,但進一步整合是大有潛能。

印度與中國雖然同為大國,但前者對日本沒有千多年的恩怨情仇,對日觀感一直趨於正面。日本明治維新後,成功「脫亞入歐」,令作為大英帝國一部分的不少印度精英,把日本視作亞洲復興的典範,乃至爭取獨立的燈塔。

儘管英國在二戰期間動員大量印度士兵對日作戰,但也有部分爭取印度獨立的力量倒向日方,例如「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領袖博斯(Chandra Bose)便與德日兩國合作,指揮「印度國民軍」跟在印英軍作戰,更曾在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建立政權。印度獨立後,博斯不但沒有被視為「印奸」,反而備受國民尊敬,成為與甘地、尼赫魯等齊名的國父之一。

基於這段歷史,印度對日本在二戰角色的觀感,跟東亞諸國完全不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印度裔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力排眾議,認為日本高級將領「無罪」,並指摘其他盟國只是利用東京審判報復,成為日本右翼人士經常援引印度「深明大義」的例子,靖國神社甚至為這 位印度法官樹立了銅像紀念。不少印度學者對中國這麼執着歷史感到大惑不解,認為要是印度以同樣態度對英國,要算的賬更多,但歷史自會判斷。

互相補足 共同制華
冷戰期間,日本是美國鐵桿盟友,印度則強調不結盟且跟蘇聯頗多聯繫,日印兩國戰略層面的合作有限。但冷戰後,隨着中國崛起,兩國結盟的呼聲愈來愈高。日本及印度皆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而且都認為受到威脅。

中國在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建設,被印度視作「珍珠鏈」圍堵策略,而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便使日本大為緊張。況且,日本與印度的勢力範圍分別在東亞及南亞,兩者沒有太多利益衝突,安倍與莫迪(Narendra Modi)的民族主義傾向亦較明顯,友好自屬必然。

目前,日印兩國雙邊關係定位為「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經濟上,兩國協定大幅減免貿易關稅,打破服務業與投資壁壘,日本承諾5年內對印投資350億美元,莫迪政府則成立了專門為日本投資者服務的辦公室。

與此同時,印度計劃向日本採購軍機與潛艇,去年10月又聯同美日兩國在孟加拉灣海域聯合軍演,制華姿態明顯。日印兩國亦跟巴西及德國同一道,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也是日本打破中國與印度、巴西在「金磚國家」平台合作的重要舉措。

更重要的是,兩國經濟規模是互補的。印度作為新興發展中大國,亟須引入外界資本及工業科技;日本則需要輸出資本與技術,進入「一帶一路」的樞紐印 度,還可部分抵消中國的策略。再者,印度正經歷人口高速增長期,擁有大量勞動力,日本則步入老齡化社會,缺乏勞動力,但通過投資印度,以印度勞動力支撐本 國發展,可謂相得益彰。目前,日本開始出現了一些印度勞工,他們能否融入日本社會,會是未來日本能否依賴印度人口解決國內問題的關鍵。

當然,日印兩國合作要面對不少問題,例如日本企業在印度所要的回報便不是即時可及,現時中國始終是印度及日本各自最重要的經貿夥伴之一,兩國無論怎 樣質疑中國崛起,都不可能失去中國的商機。然而,有了「日印共同體」這個潛在選項,中國要透過「一帶一路」壟斷亞太區便困難得多。上年,皮尤(Pew)研 究中心的民調數據顯示,多達46%的印度民眾對日本存在好感,日本民眾對印度的好感則更多達63%,均高於彼此對中韓兩國的觀感,而在可見將來,這趨勢相 信只會持續下去。

小詞典: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

1942-1945年間,印度國民軍以抵抗英軍、爭取印度獨立為宗旨活躍印度,由鮑斯指揮,實力有限,主要由日本在東南亞俘獲的英屬印裔士兵組成,後來不少在緬甸、馬來西亞日佔區的印度人亦加入。這支武裝曾與日軍在緬甸英帕爾戰役協同對抗英軍,為這支武裝在印度獨立過程的歷史地位造成爭議。

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建豐二年》「西藏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啟示

上周我們談過陳冠中平行時空小說《建豐二年》的國際關係觀(見本報1月4日A22頁),不過留白了最有趣的一個章節未談。那是講述西藏的一章,不少內容暗合筆者曾在學術期刊提出的「烏克蘭模式」、「梵蒂岡模式」、「芬蘭化」等概念,令人讀得十分興奮。

所謂「烏克蘭模式」,是指在冷戰時代,蘇聯在聯合國擁有三票,屬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也是聯合國獨立會員,開啟主權國家在聯合國的灰色地帶;所謂「梵蒂岡模式」,指墨索里尼通過賦予教宗象徵式的土地,讓梵蒂岡成為意大利境內的微型主權國家,意大利卻得到天主教廷的全球影響力,令國勢大增;所謂「芬蘭化」,則是指北歐國家芬蘭抵抗蘇聯兩次入侵後,以保持中立、避免變成反蘇基地、取締境內反蘇言論,換取蘇聯不再進逼,最終避過成為共產國家的下場,更躋身全球最富庶國家之列。

這三個模式來到陳冠中的小說筆下,有什麼發展?根據他的寓言,國民黨勝出內戰、統一中國後,依然需要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民族主義已成熟,不可能容許西藏維持實質獨立狀態。但國民黨對宗教相對寬容,漢藏高僧會在兵戎相見前,召開「全國祈福大會」,製造和談氣氛。在現實世界倒向中共的阿沛.阿旺晉美,會代表西藏和國民黨談判,最終也談出類似現實世界的「西藏十七條」,實質上就是「一國兩制」。

在陳冠中筆下,一方面,由於國民黨依然充斥派系主義,強行改變西藏內部結構的動力比共產黨低,令西藏人民反抗「大漢族主義」的情緒比現實世界來得弱。

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是美國及印度盟友,達賴喇嘛要令西藏避免成為反華基地,也比現實世界容易,國民黨就沒有口實改變一國兩制(「芬蘭化模式」)。雖然雙方的民族主義者都希望撕毀協議,但隨着西藏逐漸現代化,達賴喇嘛的全球影響力也加強中國軟實力(「梵蒂岡模式」),中國則明白到讓西藏以非獨立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對自身也有好處(「烏克蘭模式」),雙方達到雙贏,「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更成為解決新疆問題、香港問題的樣板。

民主本土互為表裏

這樣樂觀的結局,自然是陳冠中的一廂情願,那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出現的可能性又有多大?首先,國民黨在西藏強行推動土改、漢化等的意欲,確實比共產黨低,也更懂得利用宗教建立軟實力(可參見隨國府遷到台灣的蒙古章嘉活佛的待遇)。但就算民族矛盾局部解決,達賴喇嘛願意跟隨全國政制,破壞一國兩制的土壤依然存在,因為激進民族主義總會與地方上的「非既得利益派」結盟,希望通過改變體制,爭取自身利益。就算西藏權貴多麼小心「芬蘭化」,避免觸怒中央政府,新一代是不容易接受的,只要手段高壓,就會惹來獨裁、反民主的批評,在全球化時代,難免出現民主化、本土化互為表裏的運動,也難免和境外意識形態有所交流。那時候下場如何,還在兩可之間,不能盲目樂觀。

這一節表面上說西藏,其實處處隱喻香港。儘管筆者對平行時空的「西藏一國兩制」未如陳冠中樂觀,但也相信的確有成功機會,現實的香港「一國兩制」就不然了。根據作者思路,假如北京和香港都懂得上述三個模式的智慧,互不走極端,一方在非核心利益範疇向中央讓步、不予強硬派口實,另一方發現保留境內不同制度對國家的長遠利益,「一國兩制」就不會弄至如斯田地。問題是,是否香港人懂得「芬蘭化」,就能得到「善終」呢?

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和西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沒有一個有認受性的agent,能代表香港和中央博弈。達賴喇嘛在西藏一錘定音,要控制內部激進勢力也好、對中央妥協也好,起碼有機制處理。更重要的是,「西藏領袖怎樣產生」這問題,本身不是一個爭議問題,因為達賴喇嘛即使只當精神領袖,只要中央不硬來,影響力也能體現。

欠缺認受性代表

但在香港,即使是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已不斷強調沒有香港人代表,不搞「三腳凳」。本來中英有「直通車」,預計第一任特首是「親英」的,這人或許還能稍稍討價還價,但偏偏直通車拉倒,特首被看作中央代言人,民間領袖則沒有相應地位,任何香港人都可以被演繹為「代表香港部分聲音」,自不可能和北京有效博弈。香港的最大爭議,偏偏是如何選出領袖,這問題是一地權力何在的核心問題,就是在民主國家,寫出來的往往也是虛的,實際上只能以角力解決。既然回歸前沒有解決,就是暗示以20年後的力量對比來解決,這只會令中央對香港充滿控制慾:香港一旦出現新領袖,由下而上得到權力,中央強硬派眼中的不可測性就大了。

中英談判的最終結果,居然讓這個關鍵問題按下不表,製造一場「如何產生領袖」的博弈,讓強調國家利益、舉國體制的中央在一方,讓沒可能有領袖、沒有籌碼、不能有外援的港人處於另一方,「到時先算」,在國際關係角度看來,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悲劇在中英談判後、主流民主回歸派一致擁護之時,就幾乎注定產生。可惜,那不是平行時空,卻是我們的現實。無論務實也好、激進也好,也難令歷史推倒重來,正如《建豐二年》畢竟是「新中國烏有史」。看看小說內的風雲人物,像1968年拿諾貝爾文學獎的老舍,在現實世界的1966年有何下場,才最震撼。

2016年1月9日星期六

Vivek Mahbubani港式雙語棟篤笑:撳Lift超越種族

最近,電影商計劃在農曆新年推出《家有囍事》復修加長版,電影在1992年上畫,由當時得令的紅星張國榮、張曼玉、周星馳和毛舜筠等領銜主演,每位演員發揮得宜,可謂是香港喜劇和賀歲片的經典。當中不少經典對白都是七十、八十和九十後的集體回憶,電影商在此24年後推出加長,想必是喚起市民的回憶,吸引他們入場觀看。電影公映的時期可算是港產片的巔峰時期,其影響力遍及中、台、韓,以及東南亞等地。

喜劇一直是香港表演事業的重要一環,在香港華語電影累積最高票房榜中,前十位中就有一半屬於喜劇類別,其中以周星馳的電影作品為甚。另外,香港棟篤笑表演也是百花齊花,由許冠文,到黃子華等表演者都創作出不少經典作品,其影響力也不亞於喜劇電影。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年輕人參與棟篤笑,其中Vivek Mahbubani(阿V)可謂是近年的新星,他是土生土長的印度裔港人,能以粵語和英語雙語表演,自中學開始參與棟篤笑比賽,在2007年和2008年更分別奪得全港中文和英文棟篤笑大賽冠軍。現時,他的YouTube頻道被觀看次數已超過110萬,相信他能讓我們對香港棟篤笑表演有更深的了解。

S: 當初為何對棟篤笑表演產生興趣?

V: 中學階段,我已經很喜歡看棟篤笑表演,當時大多看美國的棟篤笑作品,例如Jerry Seinfield,Eddie Murphy,Chris Rock和Richard Pryor等經典棟篤笑藝人的表演和作品。其時,我覺得棟篤笑只是拿着麥克風說話就能產生這樣大的吸引力,慢慢對這類表演方式着迷。之後,我也開始留意港式的棟篤笑,當時曾盼望一生中至少要有一次機會表演棟篤笑,於是開始尋找機會。其後參加了一個棟篤笑比賽,結果贏得了冠軍,同時也增強了信心,令我繼續演下去。

港觀眾抱「挑機」心態

S: 除香港外,你也曾到不同地方表演,最喜歡哪個地方的觀眾?

V: 我最喜歡還是在香港的觀眾。早前我到廣州表演,同樣是用粵語,廣州觀眾毫不吝嗇笑聲,而且喜歡簡單直接的笑話。香港觀眾的要求則較高,大多都「繑埋雙手」看表演和有「挑機」的心態。這也無可厚非,畢竟棟篤笑的表演門檻很低,只要能說話就可以,加上港人時間寶貴,娛樂選擇亦很多,對表演的要求自然較高。香港人喜歡思考,即使在香港,華人和西方人所笑的內容也完全不同。在這個混合的文化中,我更要了解他們的心態,才能更容易拿捏他們喜好。若能逗他們發笑,帶動現場氣氛,這讓我有很大的滿足感。剛開始表演時經驗少,最困難是如何拿捏觀眾的喜好,往往令我捧腹大笑的,觀眾的反應卻不如預期。隨着累積經驗和了解大家的想法,我開始知道哪些內容才能觸動觀眾。

S: 棟篤笑表演也有不同模式,你以哪個模式為主?

V: 我表演的是美式棟篤笑,主要在較細的場地,表演者和觀眾較親密,着重彼此間的互動,並以這些互動帶動現場氣氛。港式棟篤笑則主要在一些較大的場地,表演者安排一個兩個小時的表演。這兩種形式都需要大量資料,分別在於港式表演者能按其鋪排去控制表演節奏,而美式則在限時內按着觀眾的反應去表演。我喜歡和觀眾互動,而觀眾也早有預備,大家就像參加一個派對,彼此認識和參與其中。

S: 棟篤笑在香港發展情況如何?

V: 香港有不少棟篤笑表演者,大家有着不同風格,例如Bob(林盛斌)早前的棟篤笑就以自己的生活,以及娛樂圈的點滴為主,而部分觀眾亦是其「粉絲」,自然對這些內容感興趣。另外,黃子華的棟篤笑包含人生哲理,觀眾未必對他的生活感興趣,而是想知道他如何理解世界和社會所發生的事。我則主要談及香港人的共同生活經歷,引起大家的共鳴。我的目標是觀眾在10分鐘內,每分鐘能笑4至6次,這並非是將每個笑位平均分配在一分鐘內,而是大概每個故事中,觀眾能意會到一個好笑之處。黃子華的棟篤笑不單止希望引觀眾發笑,更包含不少哲理,我就單純令觀眾發笑,這就是大家不同的風格。

S: 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棟篤笑表演的水平高嗎?

V: 香港美式棟篤笑的實力不俗,在亞洲地區排在前列位置。可是,由於表演密度不足,香港的水平開始與新加坡和吉隆坡拉近,甚至落後。香港在中環蘇豪區附近的酒吧和場地,提供中、英文表演,另外,「OPEN MIC」則讓不同朋友一展身手。香港每年都會舉辦香港國際喜劇節,當中有棟篤笑大賽,起初香港參加者都能勝出,近幾年其他地區的參加者實力不斷上升,今年的冠軍來自上海,去年是新加坡,前年則是吉隆坡。同時,由於東南亞的實力提升,加上邀請香港表演者的成本較高,東南亞的公司會傾向選擇當地表演者,然而,香港仍有不少表演者受到追捧。

S: 你起初部分棟篤笑內容是關於印裔人士在港生活,你認為港人對種族定型的情況怎樣?

V: 香港人對不同國家和種族都有所定型,他們對南亞裔人的生活習慣都有想像,但事實上香港部分南亞裔人富有得超出我們想像,有些人會認為重慶大廈恐怖和「污糟」,但他們可能又接受深水埗的街頭小食,這明顯有定型的情況。我絕對不認同這些不當的想像,但我們不能採取鴕鳥政策,而應是面對問題。然而,以身份作話題,如中印裔人士在香港生活的比較,也會變得沉悶和沒深度。不同種族人士生活在香港都有相類似的生活經歷,這些經歷卻往往超越種族,令人產生共鳴。我曾在表演說,怎樣知道自己已成為香港人,從按升降機內的關門鍵就可印證到,一般外國人不會去按,新移民會按一次,而真正香港人是「狂撳」。這就是我想在表演中分享的想法和觀察,而非製造如倒模般的產品。

力求做到有麝自然香

S: 現時不少香港喜劇演員都北上發展,你未來有類似計劃嗎?

V: 我絕對想增加自己收入,但我不擅於以普通話表演。棟篤笑是我的興趣,是我喜歡做的事。我不會跟着錢走,我希望一邊做喜歡的事,一邊能賺錢。金錢,或是其他衍生的利益只是副產品。我在世界各地的喜劇節中表演也能賺錢,也能推廣中、英文的棟篤笑。當我的表演質素高時,自能達到有麝自然香的效果。

S: 雙語棟篤笑方面,你在香港已得到不少認同,未來你希望從哪方面發展?

V: 棟篤笑在西方的發展已達飽和,未來發展的動力主要在亞洲地區。而提及亞洲的棟篤笑歷史,總離不開香港、新加坡、吉隆坡、馬尼拉和曼谷這幾個城市,因此,香港必然有着其地位,希望港式棟篤笑能傳到東南亞,繼而能傳到西方。未來我會參加不同的棟篤笑節,今年就參加了墨爾本棟篤笑節,我一連幾天表演,當中主要以英語為主,也嘗試加入一場粵語棟篤笑,結果反應也不錯。

2016年1月8日星期五

禮失求諸野倍感唏噓

日前在日本巴士遺失手機,巴士司機立刻通知總部,結果迅速在失物認領處尋回。這件小事放在Facebook(fb)分享後,居然惹來數千讚好,一般相信假如在內地旅遊,後果可能很不一樣。當然,也有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對日本的美化,「不要忘記3年零8個月」云云。

日本這國家有很多問題,日本人性格有很多陰暗面,這些都不假。例如日本論資排輩的文化,只會令青年向上流動出現更大危機;事事不直接表達情感的習慣,會令外人難以融入,這是日本與全球化時代的最大鴻溝;避免麻煩別人的優點,同時卻令邊緣人更走極端,成為激進主義的潛在土壤;上述原因加上極嚴峻的人口老化危機,令日本經濟前景一片灰暗…… 然而,日本人的優點,也確實有太多值得學習。

重拾遺風 慨嘆萬千

今天的日本文化,不少保留唐代中國遺風,尤其是到了古寺,那種清幽脫俗的感覺,已非經過文革洗禮再被高度商業化「開發」的中式佛寺所能比較。日常生活中很多簡單的衣食住行,到了日本都變成「道」,究其根本,發現有不少細節是從中華文化發揚光大。到了今天,日本人表面的禮數還是極其充分,不少經濟產業都以「禮義廉恥」為基礎,講求信用及依賴人際網絡,多於現代化合同。

例如高級日式料理接受訂位後,規定假如爽約,須附全費,但邏輯上,沒有強制法規,一個爽約的人怎會專門上門付款呢?日本人卻是會這樣的。因此,某年某港人訂了日本民宿膳食爽約,在日本人看來不可思議,不得不放上fb,像發現新大陸那樣公告天下。「路不拾遺」也是源自同一思維,特別是在小鄉小鎮,不少家戶從不上鎖,要是沒有禮教維繫,早就秩序大亂。「禮失求諸野」的慨嘆,到了日本尤其強烈。

不過,在國際關係角度,這種日本文化也帶來好些副作用。一來,日本人期望其他國家以同一潛規則運作,例如認為對侵略亞洲表示過「歉意」後,其他國家便應按下不表「回禮」,而非無休止糾纏下去,卻沒有顧及他人確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二來,禮教在日本變成為另一種社會規律後,愈來愈僵化,令日本人的喜怒哀樂都不能隨便發洩,而一旦宣洩,卻容易走向最極端,這在互聯網時代尤其是危機。但這些日本內部要面對的問題,站在遊客或過客的角度,是沒有切膚之痛的,只會感到在別的地方難以領受的安全感與信任感。

如此感覺,在自身家鄉失去後於異鄉重拾,自然倍感唏噓。

《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鄭秀文

樂壇天后鄭秀文在九十年代有兩首內容很國際化、旋律卻很「大路」的名曲,一首是《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以波斯尼亞內戰為背景;另一首是《加爾各答的天使》,以在印度扶貧的德蘭修女為背景,兩首詞都是林振強的作品。筆者對前一首十分喜愛,但從來覺得後一首相當不討好、濫情而「離地」。適逢德蘭修女快將被梵蒂岡封聖,正是重溫的好時機。

德蘭修女成為世界知名人物,源自197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她遠離歐洲老家,「走到印度窮鄉僻壤拯救窮人」,成了外間的套版形象,也是這首歌的基調。相信沒有人會質疑德蘭修女希望做好人好事的善意,問題是方法。而偏偏是她的扶貧方法像其他NGO一樣,隨著一切越來越透明化,也越來越受爭議。

歌詞說,「大地上那遠處有個修女/她穿梭臭又髒的廢墟/地上病痛者也抱進手裡」,反映的,活脫脫是一個聖人形象。然而德蘭修女創立的慈善機構,卻一直堅持以最原始的方式治療,沒有任何現代化醫療設備,希望拯救的是窮人的「靈魂」,而不是令他們脫貧。與此同時,她得到大量捐款,沒有放在醫療設備、或讓人可持續發展的福利,卻令修女們的衣食住行大有改善,這正是不少給予NGO的捐款落在「行政費」上、卻落實了「可持續貧窮」的通病。批評德蘭修女的人說她不是「窮人」的朋友,而是「貧窮」的朋友,雖然犬儒,卻頗堪玩味。

歌詞交代德蘭修女「含淚說著愛要愛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獻」,換個角度而言,卻也唯有營造一種慘情感,才能符合「愛到痛心」的奉獻需求。筆者有朋友訪問過她建立的醫院,一來沒有太多病人,二來設備極度簡陋,比公立醫院更差,而她得到巨額捐款、包括來自眾多獨裁者和金融騙徒的「洗黑錢」捐款,卻是眾所週知的事。我的朋友當時就懷疑:究竟設備如此簡陋是資源不足,還是刻意為了營造一個「很慘很慘」的「真心奉獻聖壇」?真的連換一個電燈膽的錢都沒有麼?

這些批評能否成立,畢竟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數據,卻是客觀的。雖然德蘭修女的機構依然不公開財政狀況,但其他印度NGO卻是公開的,每天派發數以萬計免費餐的大有人在,規模和效益,比德蘭修女的似乎大得多,國際知名度卻不成正比,也沒有人歌頌他們是「天使」。何況加爾各答偏偏不是印度最需要幫助的地方,雖然窮人多,但也是發達的經濟中心,不少本地人在默默當「低調天使」,不過不為外人所知罷了。

德蘭修女成為國際知名人物的背後,其實代表了天主教勢力在南亞次大陸這個印度教、伊斯蘭教的據點落地生根,這未嘗不可。問題是德蘭修女堅持的天主教基本教義和當地實際需要大有出入,義工大多不懂當地語言文化,也沒有參與社區建設或維權運動,卻很在意出席國際活動,在一般印度人看來,自然有一種「被慈善」的無奈。不知是否這種感覺太令人不自在,《加爾各答的天使》始終難像《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那樣大行其道,今天聽起來,甚至有種淡淡的諷刺。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1月8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4300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港人持BNO還有用嗎?

近日不少朋友與網友提問,應否領回或續領「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即沒有英國居留權的BNO。稍作分享後,發覺關心此一問題 的香港朋友極多,假如大家不談民族主義或親英反殖一類意識形態,純粹從國際關係角度出發,結論是清晰的,便是英國不會改變關於居留權的政策,但持有BNO依然「有好過無」,而且儘管不少潛在用途存有灰色地帶,不宜過分依賴,但作為備用保險則絕對應該。其主要功能及局限,簡單解釋如下:

1)BNO目前獲189個國家或地區給予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遠多於特區護照的152個。這裏包括好些香港特 區護照需要簽證的英聯邦國家,對西方遊客較依賴的如亞美尼亞,跟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如不少拉美國家等,要專門申請簽證都頗為麻煩,對旅遊愛好者而言,擁有多於一個護照自然方便得多。

2)一旦香港政體改變、一國兩制取消、其他國家不承認特區護照或大幅收緊簽證待遇等事件發生,香港人依然可以使用BNO走到世界各地,甚至可作為最後逃生門。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各國給予特區護照不同於中國護照待遇的原因,自然是相信一國兩制的存在,假如一國兩制本身反而成為一個漏洞,要長期保持舊有待遇便不容易。這還未算香港前景在2047年後懸而未決,眾所周知的是,近年主張「一國一制」的民族主義呼聲愈來愈高。BNO持有人是終生有效的,雖然只是旅遊證件,但起碼可在非常時期安全走到中轉站。

聊勝於無 有勝於無

3)在中國境外遇上事故,而一旦中國使館不能幫忙,BNO持有人便可向英國使領館求助,這是英國官方承認的權利,也有不少BNO持有人海外遇上事故時,向英國求助成功的個案。這並非說中國大使館不能提供相關服務,但有時因為官僚或政策原因等,不一定能即時提供最急須的服務,多一個選擇始終穩健。至於部分特區護照持有人而不能返回內地的,在海外找中國使館幫忙,就更不容易。

4)以特區護照入境時,不少小國邊境人員不懂得分辨中國護照與特區護照,筆者經常到比較偏遠的地方,便遇上不少這種情況。相反,即使他們對BNO也有疑問,但「思考的方向」有根本不同,通常會方便一點。

5)這是最爭議的一點,由於英國是歐盟成員,BNO作為「歐盟承認的一種英國發出的護照」,在歐盟國家有一定方便。但這充滿灰色地帶,例如在海關排哪條隊,便經常有不同安排。視乎不同地方的法律,持BNO入境時有時會得到「居留許可」,那基本上可住一段時間,這自然並非「定居權」或「公民權」,也不能亦不應當作長久安排,但得到一定迴旋空間是可能的,至於下一步如何做,便是香港人發揮自身能力的時候了。

6)在選舉時,英國給予BNO持有人等同英聯邦居民的待遇,可在各級選舉投票,前提是住滿一定時間,筆者在英國讀書時便投過票。對一直沒有機會實行全面民主的香港人而言,這也是一種經驗。

當然,筆者認為相關待遇只是聊勝於無,但也絕對勝於無,因為持有BNO的代價不過是續領費用,以及不能參選行政長官(《基本法》規定特首持有特區護照以外的護照會被取消候選人資格)而已。當然,強烈愛國主義者或不滿英國「出賣香港」的強烈本土主義者,會有其他層面的看法,但這類情懷並非本文感興趣的題目。至於香港未來如何,賢愚共知,一勞永逸應如何,更毋須筆者多談了。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沙特也能「大國崛起」嗎?

沙特處決什葉派領袖後,又宣布和伊朗絕交,外間看來恍惚很突然,然而這明顯不是突發事件,只是過去一年醞釀的「沙特外交大逆轉」的具體顯現,本欄曾多次談及。現在沙特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反映新一代精英的典型心態:既認為國力和長期被看作「美國支票簿」的影響力不成正比,又有一種危機感,擔心再沒有大動作,只會逐步被西方拋棄,倒不如先發制人,說不定反而能大國崛起。

按帳面值,沙特確實具備成為世界一極的潛能。它依然主導國際石油市場,極其富有,不惜自殘增產和美國打石油價格戰,對未來世界更需要石油充滿信心。沙特一直以石油換來的資源大舉支援伊斯蘭各國,由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到各地激進勢力,幾乎沒有不收取沙特援助的。這不但是極有價值的國際網絡,還是可運用「暗黑兵法」的平台,ISIS、蓋達等遜尼派恐怖組織和沙特權貴的關係,就千絲萬縷。

加上世界邁向多極化,中國、日本等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都成為沙特制衡美國的對象。近年中國和沙特關係尤其密切,兩國甚至有「和平」核能合作協議,沙特則成了天災人禍時,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軍事上,沙特國防預算是全球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擁有大量先進武器,雖然能否使用是另一回事,但在區內當霸權則無大問題。阿拉伯之春後,眾多區域強權瓦解,沙特已成為全球無可爭議的遜尼派領袖,加上聖城保護者的光環,只要懂得宣傳,軟實力也不俗。

然而,筆者對沙特的發展前景從來深有保留,以上的優勢,恐怕都充滿硬傷。以石油為例,西方研發新能源的速度,很可能比沙特想像中要快,例如美國頁岩氣的開採成本只會持續降低,全球依賴石油的神話不可能永續。而沙特向不同勢力捐款後,究竟有多大掌控能力,也大是疑問,很可能只是為他人作嫁,這從沙特聲稱成立「伊斯蘭反恐聯盟」後,多個「成員國」透露是「被參加」,可見一斑。

除非沙特真的效法蓋達、ISIS等,親自建立一個類似的全球組織,全面和西方打對臺,但這風險不是沙特王室能承受的。假如沙特真的要和什葉派開戰,境內管治成本必然大增,如何處理15-20%的什葉派人口,變成嚴峻的維穩議題,這又會進一步加劇原已日趨嚴重的貧富懸殊。畢竟沙特不同阿聯酋、卡塔爾,是一個有近三千萬人口的大國,國家富有不等於人民富有,更不等於福利社會理所當然。

根據情節推進,沙特奮力大國崛起一陣子後,國力會達瓶頸,很容易內外交困,多面不討好。假如那時候石油還有今天的地位,危機還可勉強渡過;但一旦替代能源成行成市,「沙特霸權」就變得曇花一現。只要激進派乘勢而起,取而代之,以最極端的手段,完沙特王室未竟之志,那時候,世界才真正大亂了。

小詞典:「暗黑兵法」

陳某的三國漫畫《火鳳燎原》所創,泛指以不符一般道德的手段達到最終目的的方法,例如為了取信於人而先殺自己人、為了未來的仁政得人心而先行暴政或屠城等,代表人物是賈栩、郭嘉。在現實世界,沙特扶植ISIS成立,然後大張旗鼓進行反恐戰爭,某程度上也符合這一邏輯。

2016年1月5日星期二

沙特大風暴:茉莉花革命的另一結局

沙特阿拉伯以「反恐」之名,處決伊斯蘭世界聞名的什葉派領袖尼米爾,引起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教徒強烈反彈,沙特駐伊朗大使館被焚毀,兩國繼而絕交,兩派世紀冷戰正式展開。但在上述「教派衝突」的主流劇本以外,我們不應忽視尼米爾的另一身份:沙特民主運動領袖。西方如何看待他領導的民主運動,與其他國家的茉莉花革命相比又有何不同,其實更值得注意。

尼米爾的大本營在沙特東部,當地以什葉派教徒為主,而沙特是遜尼派龍頭,不但視什葉派為主要對手,也把尼米爾列為「東部分離主義者」,擔心什葉派得到伊拉克控制權後,會密謀肢解沙特。然而尼米爾的主張:宗教自由、教派自主、地方自治、民主選舉,表面上,卻完全符合美國推動的民主運動,也和埃及、利比亞等國推翻獨裁政權的茉莉花革命如出一撤,民意基礎甚至可能更高。

就在埃及革命成功後,尼米爾也在沙特領導了本國的阿拉伯之春,要求王室民主改革,警告其繼續高壓管治會被推翻。與埃及穆巴拉克相比,沙特的嚴刑峻法更嚴重、人權受更大壓制;與利比亞卡達菲相比,沙特的貧富懸殊更明顯,政府也更貪腐。沙特政權面對挑戰,採取比穆巴拉克、卡達菲更果斷的做法,及早把尼米爾等異見人士拘捕,嚴厲取締一切遊行集會,並在獄中對這些人嚴刑逼供。最終,阿拉伯之春沒有波及沙特,而沙特近年大張旗鼓「反恐」、出兵也門,表面上說是打擊ISIS,其實只是國內維穩的一部份。

假如單看理想主義、民主自由理念,沙特早就符合一切被西方拋棄的條件,王室也比穆巴拉克、卡達菲更應該被推翻。而尼米爾雖然偶有激進言論,例如喊叫沙特官員「下地獄」,但正如香港以詛咒政敵「下地獄」知名的陳雲教授所言,這並不構成法律責任,只是道德審判,不應被暴力對待。埃及革命成功後長期混亂,大力推動革命的穆斯林兄弟會有激進遜尼派背景,成了西方心患;利比亞局勢更亂,群雄並起,部份地方更成為ISIS支部;與之相比,就算尼米爾真的領導「東沙特」民運成功、乃至獨立建國,卻可能比今日埃及、利比亞更穩定,而且不會對西方構成威脅。

然而到了最後,沙特反對派還是沒有得到伊朗以外的國際支持,沙特依然是美國表面上的鐵桿盟友,尼米爾卻成了被處決的恐怖份子。這結局,完全有為任何理念的基本邏輯,除了什葉派反彈,西方自由派的反彈,也是情理之中。
在可見將來,伊朗和西方修好的趨勢可能進一步加快,而沙特有了「捍衛遜尼派正統」的「使命」,要放棄高壓管治只會更難,更會以之為抗拒民主化的最佳藉口。

這樣一來,假如美國繼續在中東推行民主化,無論真心還是假意,都不得不和伊朗合作,這卻會讓ISIS一類激進份子有機可乘,大舉煽動遜尼派對西方的仇恨,世界從此更多事。諷刺的是,假如西方以對沙特的同一態度支持穆巴拉克、卡達菲,中東卻可能比現在穩定;假如西方以對埃及、利比亞反對派的同一態度支持尼米爾,世界也不一定比現在混亂。偏偏是政策的不連貫,在理想、現實層面都製造連串悲劇,如此亂局成因,才值得深思。

小詞典:沙特什葉派

沙特阿拉伯是遜尼派伊斯蘭國家,視什葉派為異端,但本地人口有10-15%是什葉派教徒,主要集中在和伊拉克接壤的東部地區;假如把來自伊朗、伊拉克等什葉派國家的外勞算進去,比例更高。自從伊朗爆發什葉派革命,沙特什葉派長期被懷疑為伊朗第五縱隊,在日常生活遇到不少歧視,造成沙特的潛在分裂危機。

2016年1月4日星期一

《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的國際關係觀

早前談過「架空歷史」經典作品《高堡奇人》(見本報2015年12月21日A21頁),自然不得不介紹近年華人世界最重要的平行時空小說 ── 陳冠中剛出版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作者假設國民黨贏得國共內戰後,1979年的中國與世界會是什麼模樣,亮點處處,借古諷今、借虛諷實、借外諷內都不在話下,關於中國內政的已有不少專家談過,那筆者不妨從國際關係角度探討「建豐二年」的平行時空又能否成立。

按小說情節,國民黨統一中國後,跟蘇聯雖持續冷戰,但雙方關係不太壞,因斯大林是現實主義者,當中共失去利用價值後,情願國民黨的中國像印度那樣中立,好過向美國一邊倒。因此,蘇聯一方面以北韓、外蒙及被其策動獨立的「東土耳其」作為牽制中國的三大支點,另一方面卻主動示好,把流亡海參崴的中共群體放逐到西伯利亞,毛澤東更孤獨地死於克里米亞,際遇跟被蘇聯用完即棄的各國共黨領袖無異。韓戰依舊爆發,但中國會加入美國一方有限度作戰。

在現實世界,無論是亞洲「大龍」的日本或「小龍」的香港,皆靠韓戰的「戰爭財」走上興盛之路,假如中國那時候承擔類似角色,確是難能可貴的機遇,那樣日本復興的速度會大為減慢,香港也會像小說那樣,淪為經濟發展滯後的走私港。但蘇聯不會放棄弱化中國的國策,很可能會在中蘇邊境製造更多緩衝國,例如扶植高崗與林彪在東北建立「人民共和國」,製造類似日本侵華前夕的「滿洲問題」,令中國反蘇民族主義空前強烈,不會那麼容易走第三道路。再者,沒有了中共,對冷戰有深遠影響的中蘇分裂便不會發生,各國共產黨也不會大規模分裂,這對蘇聯鞏固陣營的向心力大有幫助,赫魯曉夫能集中精力拚經濟,卻可能在冷戰有更大優勢。

中國西陲 和平穩定

在中國西面,小說設定的邊境是新疆獨立後的「東土耳其」。當地片面宣布獨立,但中國不承認,也不能加入聯合國,就像今天的科索沃。由於小說的西藏「一國兩制」最終獲得成功,中國與印度無邊境衝突,更成為吸引「新疆回歸」的樣板,令中國西陲和平穩定,跟現實世界截然不同。

這設定最可談論的自然是西藏的安排,但這另有玄機,日後再談。即使解決了西藏問題,中國與印度、阿拉伯等西鄰的關係,卻不容易如小說般樂觀。國民黨跟共產黨一樣,都不承認「麥克馬洪線」;而印度獨立後,面對內戰後的中國,依然會出兵佔領藏南領土,即使無達賴喇嘛投奔,也會在那裏建立「小西藏」,以牽制「一國兩制」下的「華西藏」。相對於親美的中國,印度會傾向蘇方,令中國的冷戰主戰場,變成以規模相若的印度為對手。至於「東土耳其」獨立,便會跟蘇聯的五大中亞加盟共和國連成一體,變成蘇聯影響下的伊斯蘭陣營,當這些人民要反抗蘇式極權,激進宗教主義會提早出現,卻令謀求收復領土的中國承擔了「支援疑似恐怖組織」的角色,成為日後外交之定時炸彈。

至於中國南部,小說保留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南海領土爭議,並安排了一場國民黨的「懲越戰」。為支援美國,中國襲擊共產黨控制的北越,卻大敗而回,但北越畢竟有了後顧之憂,也令親美南越政權得以保全。由於南越得以保全,柬埔寨、寮國等也不會「赤化」,但中國軍隊入侵,加劇了東南亞國家的排華反華情緒,令中國影響力難以擴展。

琉球爭議 中日焦點

要國民黨主動出兵越南,卻有「外蒙古」、「東土耳其」未光復,無緣無故多面作戰,這大概並非蔣氏父子願意冒的風險。何況一旦共軍潰敗,國民黨的南方軍閥也會保留實力,特別是活躍兩廣的桂系,更不會支持這樣的戰爭。更合理的推測是面對越戰,中國反而大發戰爭財,並跟南北越雙方都往來,乘機擴大影響力,以確保兩越繼續分裂,就像今天中國面對南北韓一樣。有了這樣的背景,共同開發南海變成可能,南海便不容易成為「文明衝突」熱點。

最有趣的是小說的中國東部。陳冠中認為,只要國民黨繼續管治中國,美國把琉球歸還日本時,中國便能及早推動「保琉」運動,而不是現實世界那樣,兩岸政府都因為不同原因噤聲,也僅把目光集中在釣魚島。由於中國的聲音不能漠視,美國不得不把釣魚島及琉球最接近台灣的與那國島交予中國,輾轉成為船王董浩雲的基地。但蔣介石依然大為不滿,聲言要「光復琉球」,令「琉球問題」成為中日兩國爭議所在。

但現實世界中,跟日本有關的和約都是美國說了算,因兩岸均並非《舊金山和約》簽約國。然而,假如中國迅速恢復統一,中國代表在簽訂《舊金山和約》時,聲音肯定不容忽視,條約內容也會更為有利。即使美國依然是主要持份者,當時中華民國的外交及國際法專家極多,也不容易出現「琉球問題」或「釣魚島問題」一類懸案。一旦國民黨政權能保住,琉球的美軍基地也可能不得不讓國軍共同進駐,讓中國不斷提醒當地人「琉球王國」的往事,最終琉球託管完結時,可能比現實世界有更大離心力,獨立建國的可能性大增,這也是中國需要與日本之間存在的緩衝國。但蔣介石骨子裏對日本頗有好感,也招募了侵華日軍協助打內戰,戰後推動中日友好、東亞共同體的真誠度,肯定較後來的中日領導人高,長遠對東亞整合會大有裨益。推演下去,還有更多可能性,但全書最貼身的平行時空,其實是以「書中暗書」出場的香港,有機會再述。

2016年1月1日星期五

《美國狙擊手》:21世紀還會誕生名將嗎?

奇連伊士活(Clint Eastwood)最新作品《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以當代國際關係為主軸,白描駐伊拉克美軍的作戰經歷,並以當代美軍傳奇軍人基斯凱爾(Chris Kyle)的自傳為藍本。凱爾在1999至2009年間在美軍海豹突擊隊服役,司職狙擊手,在伊拉克射殺了超過160名敵軍或武裝份子,而且數字被美軍核實,創下美軍史上最高擊殺記錄,成為國家英雄,也是二戰後少見的軍人偶像(其他當代著名美國軍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總司令,就是麥凱恩一類戰俘)。電影安插了不少虛構情節和人物,被左翼人士批評是美化美軍,呈現好戰的「大美國主義」,但筆者並不作如是觀。一來奇連伊士活的作品大都具深層思考價值,早已不是早年所拍牛仔片那樣平面;二來電影的幾個側寫,細細思考下,配合真正的史實,其實都有反戰的意味──當然,只是對願意閱讀的觀眾而言。那我們應該怎樣閱讀呢?

「狙擊手傳奇」的樣板戲背後

首先,我們不應忘記「狙擊手傳奇」是有樣板可循的,類似傳說古今中外都有不少。最著名的包括蘇聯狙擊手扎耶特塞夫(Vasily Zaytsev),傳說他在二戰史達林格勒戰役(Battle of Stalingrad)擊殺了225名納粹士兵,包括「德軍狙擊手學院」總監庫寧格少校(Major Erwin König)。另一例子是芬蘭狙擊手西蒙·海耶(Simo Häyhä),傳說他在1939、40年間芬蘭與蘇聯的冬季戰役(Winter War)中,射殺了最少505名蘇維埃士兵,至今是單一擊殺敵軍的世界記錄。無論他們的事蹟有多真確,這類傳奇確實有效提高士氣,以至於整個民族情緒,因此凱爾才被稱為「legend」。

但「legend」這綽號可以是嘉許,卻也可以是略帶諷刺,因為歷史上的同類傳奇,大多充滿水份。兩日英國歷史學者弗蘭克艾利斯(Frank Ellis)2013年的著作《The Stalingrad Cauldron》,就考證說關於庫寧格少校的歷史記錄,僅出現在扎耶特塞夫於戰後發表的自傳,就連德國檔案也沒有記載少校其人,納粹德國也沒有成立「狙擊手學院」,相信那一節純屬虛構。至於芬蘭英雄海耶的記錄雖然獲史家普遍肯定,但第一手資料的主要來源只有芬蘭官方,不少蘇聯人一直感到難以置信。因此歌頌一名狙擊手,本身就是一種宣傳行為,不太為和平時代的百姓尊重,難怪凱爾每次被稱為「legend」,本能反應都是抗拒、不自然。這些身體語言和深層訊息,是不少觀眾都忽略了的。

反高潮的死亡:「傳奇」離世的陰謀論

電影最具思考空間的,還有片尾沒有直接拍出來的反高潮結局:凱爾退役後回到美國,參與協助患有「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退役士兵,卻於2013年2月2日遭槍擊身亡,兇手退役美軍洛夫(Eddie Ray Routh)被懷疑有精神問題。殺敵無數的英雄,最終在自己的國土如此窩囊地死去,不帶走一片雲彩,對比其戰場的豐功偉績,本就極度諷刺。而他戰後當義工,也是為了心靈上的救贖,結果還是悲劇收場,也具宿命意義。這條脈絡,很難說是硬銷「大美國主義」。

凱爾被殺一案傳出不少陰謀論,特別針對退役美軍的行兇動機。審訊期間,辯方律師以洛夫服役後患有「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此前兩年亦疑患上精神分裂症而為辯護理由,不過因為他親口在庭上承認殺人,並願意承擔一級謀殺判決,法庭最終判處終身監禁。然而,美國坊間流傳的陰謀論指洛夫行兇,是由於他回國後改信激進伊斯蘭主義。洛夫行兇前,凱爾已因出版自傳而聲名大噪,「拉馬迪魔鬼」(Devil of Ramadi,拉馬迪為伊拉克中部城市)的綽號在坊間廣為流傳,假若洛夫因為甚麼原因也好,確實變成「聖戰士」,動機也就不難理解。當然,這樣說是沒有公開根據的,只反映美國人並不願意自己的英雄這樣莫名其妙地死去。

凱爾被殺前牽涉的官司,也變成另一焦點。官司源於凱爾的自傳,記述自己一次在酒吧中聽到有人大聲評批美國發動伊戰,更謂「不介意多死幾個美軍士兵」,因此與此人發生爭執,並一拳將對方擊倒。凱爾宣傳自傳時,稱此人就是美國另一傳奇人物文杜拉(Jesse Ventura):著名摔跤選手出身,1970年代曾在美國海軍服役,以獨立身份贏得州長選舉,1999至2003年間擔任明尼蘇達州州長。文杜拉指酒吧爭執一事屬無中生有,批評凱爾借他自我宣傳,更以誹謗罪名提告。凱爾雖然被殺,但文杜拉繼續控告作為「自傳受益人」的凱爾妻子,法院最終判他勝訴,獲得1,800萬美元賠償。官司自然與凱爾被殺無關,不過陰謀論還是相信凱爾自知敗訴,而編排「被殺」逃避責任。說法當然牽強,但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美國人就是不願意接受英雄平庸地死去。假如當軍人就是那麼平平無奇的一件事,又有甚麼值得傳頌呢?偏偏奇連伊士活半點線索也沒有提供,情願平鋪直敘交代故事的突然終結,讓傳奇還原為凡人。

反派軍閥「屠夫」:現實世界居然成了美國盟友?

有英雄,自然也要有反派,《美國狙擊手》特別添加了兩個重要配角,襯托沒有直接出場的大反派:「伊拉克蓋達」領袖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也就是今日「伊斯蘭國」的祖師爺(儘管「伊拉克蓋達」不過是他自創組織「一神論和聖戰團」的別稱,和蓋達總部關係很疏離)。其實,世人對扎卡維了解不多,一直有陰謀論指他及「伊拉克蓋達」的影響力只是美國的創作,用來把薩達姆和拉登聯繫在一起,增加出兵伊拉克的理據,所以真實的扎卡維,本身已是一個謎。電影其中一個反派綽號叫「屠夫」,說是扎卡維的左右手,背景又是一個謎。真相又是如何呢?

「屠夫」在現實世界依稀有所本,相信是伊拉克的什葉派軍閥阿布德拉(Abu Deraa),因為阿布德拉活躍於巴格達一帶,和電影的「屠夫」一樣,以電鑽殺害人質聞名。諷刺的是,在現實世界,這名軍閥逐漸卻成為美國的「同路人」;他的什葉派背景,反而是遜尼派扎卡維及其追隨者的針對對象。2006年,遜尼派激進組織「伊拉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今日「伊斯蘭國」前身之一)發表聲明,說擊殺了阿布德拉,但其實是誤報;2014年,阿布德拉更在抵抗「伊斯蘭國」的組織「Promised Day Brigade」影片中亮相。此刻美國正考慮武裝什葉派軍閥,對付更兇悍的共同敵人「伊斯蘭國」,假如電影的「屠夫」真的以阿布德拉為原型,觀眾發現真相後,只會對戰爭更犬儒。

另一名反派形象同樣鮮明,名字雖是普通的「穆斯塔法」(Mustafa),設定卻是敘利亞裔的伊拉克游擊隊狙擊手,相當傳奇。根據電影情節,穆斯塔法是奧運會射擊金牌得主,後來加入游擊隊,曾射殺數十名美軍,是凱爾的宿敵,當美軍攻入穆斯塔法藏身地點時,還檢到一幀他登上奧運頒獎台拍下的照片。那此人又有沒有根據呢?

「Mustafa」:奧運選手成為聖戰士?

在凱爾的自傳,有這樣一小段:「當我們在戰壕監視城市時,特別留意一位據報名叫穆斯塔法的伊拉克游擊隊狙擊手。據情報,穆斯塔法曾經是奧運會射擊選手,後來利用他的技能射殺美軍和伊拉克軍警。游擊隊還發布過一些穆斯塔法的影片,宣傳他的能力。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但後來聽說其他美軍狙擊手射殺過一名游擊隊狙擊手,想來便是他了。」這段證實了,他從沒有凱爾和穆斯塔法的正面對決,不過也說明此人是有所本的。不過翻查國際奧委會記錄,敘利亞史上只有三名奧運獎牌得主,只有參加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七項全能的Ghada Shouaa取得金牌,另外兩人分別在拳擊和自由搏擊取得銀、銅牌,是以不可能有金牌得主成為游擊隊鎗擊手。至於敘利亞的奧運射擊選手,確有參加2000年悉尼奧運的馬弗德(Mohamed Mahfoud),他參與50米男子小口徑步槍射擊項目,成績在決賽圈53名選手當中排最後一名,而且參賽時已43歲,也不可能在9/11事件後才加入伊拉克游擊隊。

一般相信,穆斯塔法的原型,可能是伊拉克游擊隊傳說人物「朱巴」(Juba)。2005到2007年間,伊拉克游擊隊發布了幾段關於朱巴的影片,包括狙擊手執行任務時的影像記錄,以及狙擊手宣稱自己射殺了143名美軍,並對着鏡頭說「我所持槍枝有九發子彈,以及一份要送給小布殊的禮物。」退休美國特種部隊的狙擊手教官巴萊斯塔少校(Maj. John Plaster)曾應《ABC新聞》邀請,評價片中狙擊手的表現,形容朱巴是「計算型狙擊手」,「行動時表現了極高的判斷能力和紀律,很懂得挑選行動後的撤退路線」。不過朱巴是否真有其人,至今沒有真憑實據,可能只是幾個伊拉克狙擊手共同擔綱的一個「角色」。美軍霍布斯上尉(Capt. Brendan Hobbs)2007年接受《星條旗報》(Stars and Stripes)訪問時甚至透露,朱巴「是美軍的『產品』,是由美軍建構的神話」,無論是否屬實,都反映這類角色的價值:凱爾加入軍隊,正是源於電視上看見伊拉克槍手射殺同胞。問題是電影塑造「穆斯塔法」這反派角色時,並沒有刻意讓觀眾討厭他,反而對一名奧運選手走上絕路賦予了一定同情。到了最後,所有高手都死去,戰爭還是繼續,而且變本加厲,還衍生了今天的「伊斯蘭國」,觀眾只會和凱爾的妻子一樣,感覺甚是無謂。假如有觀眾還當《美國狙擊手》是觀能刺激的電影,那就實在是白看了。

沈旭暉 台灣電影欣賞 2016年1月

《目黑》/周國賢

在東京深夜,心血來潮,忽然想起周國賢的《目黑》,禁不住專門坐JR山手線到目黑站,尋找「坐下在目黑區深宵那個摩斯漢堡店」。其實多次經過這個站,就是沒有出來;而和目黑相對的「目白」,就在我住的地方旁邊。

「目黑」地名由來有多個說法,似乎歷史久遠,最廣為流傳的是說源自德川幕府時代。由於幕府以江戶(今東京)為大本營,需要鎮守「氣運」,於是供奉了「五色不動明王」,在江戶的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目黑不動明王」就是其中一尊,其他還有目白、目青、目黃、目赤。落實「五色明王」計劃的,據說是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也就是德川家康的孫子,他任內確立諸侯參覲等政策,「強政厲治」,而請來五色明王。目前目黑不動明王還在,我也專門去找過,不過旁邊儘是現代化建築,早已沒有當年「鎮守」的氣派,其他幾尊明王據說還被搬過家,和數百年前的「氣運」,已不可同日而語。

建議幕府請來五色明王的天海僧,也是相當傳奇的人。他可說是德川幕府的國師,追隨德川家康打天下多年,在他死後繼續輔助三代子孫,立下無數功勞,相傳以百多歲高齡辭世。民間有說他是上一代幕府的後裔,又有傳他就是策劃「本能寺之變」暗算織田信長的明智光秀,當然都是穿鑿附會,但也反映他的神級形象。天海這種僧人,自然不是單純的佛教徒,正如輔助中國明成祖登基的道衍大師姚廣孝,也是佛道陰陽兵家甚麼都修;天海建議迎來五色不動明王,就揉合了陰陽學、風水學,而德川家康死後如何下葬,也完全是風水局,可見「目黑」之由來,充分反映了當時日本信仰的駁雜。

至於填詞人黃偉文筆下的「摩斯漢堡店」,自然不是目黑獨有,而是日本相當流行的連鎖快餐店。我在深宵找到那小店,原來早已關門,附近夜店頗多,漢堡店門前站著一個似乎是兜生意的江湖人士,自然也感受不到半點《目黑》的浪漫氣氛。不過歌詞提及漢堡店,也不是沒有其他意思的:目黑是東京其中一個使館區,理論上也是外交人員活動的地方,雖然這些使館大多代表第三世界國家,但畢竟製造了相對國際化的土壤。至於外交官會否到摩斯漢堡店,就不得而知了。

《目黑》最動人之處,當然不是這些時代背景,而是多重相關的意境。在名叫「目黑」的地方,一雙異地戀人雖然共同擁有「黑色眼睛」,但並不能輕易溝通(「默默用著雙手談情/然而漢字會一點」);不過在現實世界,歌手周國賢的太太卻是來自異鄉的韓國人。有趣的是,歌詞最後一句「我未得到被邀請」,完全是日文文法,不知是否喜愛日本的Wyman有意為之。這種設定,就像Philip K. Dick平行時空名作《高堡奇人》那樣,在「架空歷史」內,卻有那裏的「幻想小說」,而那裏的幻想,恰恰是我們的現實。正是這份遐想,令人依然期待在目黑遇見什麼,西諺有云「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這種都市傳奇,在我們最熟悉的地方就不容易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