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9日星期一

懷念符號學大師:國際關係應用實錄


意大利殿堂級學者兼作家艾柯(Umberto Eco)逝世,學界同哀。雖然他在華人世界的知名度不太高,但在西方可算入屋的明星知識分子,會登上流行雜誌封面,除了是學術泰斗,還著有和學術觀點緊密相扣的暢銷小說,以探案、解謎為主線,背景設定多為中世紀,情節複雜,寓意豐富,《玫瑰的名字》最為馳名,還被改編成電影。在學院內,艾柯是文化研究學者的至愛,「符號學」(semiotics)代表人物,長期任教於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所倡導的符號學方法論,也為國際關係研究提供全新角度。

艾柯的符號學分支稱為「詮釋符號學」(interpretative semiotics),可分為三個層面:

(1)艾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為「符號」(sign)定義和分類,認為「符號」是傳遞訊息的一種模式,訊息發送者將特定的意涵寄寓於符號中,訊息接受者需「解碼」(decode)符號,才能接收。「符號」通常指文字和語言,但艾柯將其拓展至日常生活的各種事物,將其分為「自然符號」和「人為符號」兩大類。「人為符號」又可進一步細分為「表意型」(to signify)和「功能型」(as function),通常語言文字是前者,生活中創造出的形象和事物是後者。

(2)在語言文字「表意」的範疇,艾柯提出「文本合作」(textual cooperation)理論,相信我們讀到的文本本身也是一種符號,並不能傳遞全部的意涵;文本同時還塑造一個「模範讀者」(model reader),他可通過分析、推理等,發掘和解碼文本字裏行間的隱性訊息,從而領悟文本的全部訊息。

(3)對文本之外更廣泛的意象,艾柯引入「符號生產」(sign production)理論,認為「意象」作為一種符號,往往蘊含特定功能,而這一功能是以該意象所處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產生的。正如「文本合作」理論指出,受眾根據自己的經驗「詮釋」(interpretation);即使是同一意象,假如處於不同社會文化環境,對於背景不同的接收者,產生的功能也會不同。

港學者分析國教爭議

符號學看似抽象,但將其應用到現實世界,往往能突破盲點,而且「接地氣」。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李紹宏有一篇論文,通過符號學研究香港「教聯」、「教協」兩個教師團體,分析他們對國民教育的取態,就能突破千篇一律的官式文字。據其研究,教聯作為傳統愛國團體,對「中國」的論述實際上是將「政黨」、「國家」、「民族」三個概念融合,隱含的邏輯是「是中國人即應愛國,愛國即應支持(北京)政府」;與之相對的,教協對「中國」的論述表面上側重「民主」,但其意涵根源仍舊落在「愛國」身上,亦即「是中國人即應愛國,愛國即應追求民主」。

當我們從符號學的角度剖析,不難發現從上述案例,「中國」本身只是一個符號,而不是作為某種「真理」的存在。兩個組織都堅持「是中國人即應愛國」的邏輯,然而這一敍述實際是把動態的「中國」符號加以固化,藉由血緣基礎(是「中國人」),將「愛國」變得「理所應當」,從而剝奪受眾(學生)理解及詮釋「中國」的權利。若遵循艾柯「文本合作」的理論,「國民教育」理應不設預判立場,提供「中國」相關的各種符號訊息,然後交由學生對其自主詮釋,「愛國」就不能作為「支持政府」或「追求民主」的邏輯起點。但這兩個組織象徵的兩種傳統意識形態,都沒有這種彈性。結果,新一代對這兩類符號都難接收,未來的身份認同,不言而喻。

理解意涵方見樹見林

中國政府如何在海外傳遞「中國」這符號,也是很深的學問。當中國通過在海外設立「孔子學院」,宣揚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但採用的論述、運作模式,皆與中國國內的官方話語一致,就導致「孔子」這一符號在海外的「(再)生產」過程出現問題。須知道西方政治文化、社會環境與中國大不同,中國官方對「孔子」、「中國文化」的敍述,經西方人「詮釋」就包含「洗腦」、「政治左右學術」等意涵,強力推行之適得其反,並不意外,這和英國文化協會、法國文化協會等相比,就事倍功半。

與官辦「孔子學院」模式相對的,卻有不少另類符號學嘗試,例如最近一群中國留美藝術家在紐約中央車站舉行的Hello Kongzi全球公益巡展,展出數百個Q版孔子娃娃,受到美國人的喜愛程度,起碼從「打卡」熱情可見,不亞於日本的Hello Kitty(這本身也是一個符號學大師)。活動策劃者運用全息投影等技術,讓Q版孔子與人交流,通過投幣遊戲展示《論語》,又設有專門區域供遊客與孔子娃娃自拍。從符號學角度看,受眾容易詮釋出另一批意涵,例如「中國人很努力走進世界,雖然微帶不倫不類,但誠意可嘉」,毋須直接傳遞政治有關訊息,卻已得到一定「非政治化」的效果。

在國際舞台,近年最擅用符號學傳訊的國家或組織,首推「伊斯蘭國」(IS)。它在表意型的符號,例如「國旗」、「國徽」、影片、行刑方式等,都傳遞大量訊息,除了是西方觀眾感覺到的殘暴、恐慌,還有穆斯林觀眾感受到的規模、制度、歷史,從而傳遞一種「正統」感覺,這是IS和阿爾基達的文本內容大同小異、傳訊效果卻差天共地的最大關鍵。至於IS生活中創造的其他符號,很適合用來和法國大革命、中國文化大革命比較,例如破壞古蹟傳遞的訊息,本欄就多次談及。無論是國際關係也好,日常生活的政治例如「本土派」文宣也好,我們都應習慣read between lines,消化文宣背後的符號意涵,才能見樹見林。假如遲遲未能突破盲點,心盲的就是自己了。

小詞典:符號學(semiotics)

專門研究符號及其傳遞意涵之過程的人文學科,現代符號學奠基者是20世紀初瑞士語言學家Ferdinand de Saussure,他將「符號」(Sign)拆分為「語音形象」(Signifier)和「意義概念」(Signified)兩部分分析,為後人進行更廣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2016年2月27日星期六

訪問FFx:多元破歧見 FFx重新定義MK-POP?

近年,韓國的K-POP在國際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成為韓國最重要的軟實力之一。在香港,2014年出道的組合天堂鳥、Faith和拾音社被香港網民稱為香港三大MK-POP組合。可是,網民對於MK-POP的形象卻較為負面,不少人視之為騎呢、浮誇,以及抄襲日韓跳舞組合。
香港女子組合FFx去年推出的歌曲Sugar Baby,其MV在網上平台的點擊率超過303萬,雖然劣評如潮,但也引起網民熱烈的討論,這現象也令香港音樂人反思香港樂壇的出路。今年她們推出新歌MK-POP,並希望重新定義MK-POP概念。FFx在香港的大專校園廣受歡迎,也在去年的新城勁爆頒獎禮2015中奪得新登場組合銀獎。相信她們能就MK-POP為我們帶來一番新的見解。

問:沈旭暉 (S)
答:FFx (F)
整理:李志鵬

S:Sugar Baby的MV確有不少瑕疵,為何會有這情況?
F:我們邀請了一些學生朋友協助我們製作這個MV,他們共拍攝了10個版本,其中當然質素有所參差,但也有成功的版本。可是在剪片時,他們揀選了當中部分跳得不合拍的片段。在MV推出前,我們曾在內地多次演唱Sugar Baby,一直都得到觀眾的支持。之後,我們有幸得到一個老牌媒體的幫助,並為我們邀請了演唱會級的排舞老師指導舞蹈動作,並用專業器材拍攝了《衝啦!Baby》和《沙灘Baby》兩個MV。

S:Sugar Baby的MV在網上劣評如潮,現實生活中,你們和樂迷的關係怎樣?
F:在Sugar Baby的MV推出後,觀看次數的確錄得不錯的數字,在Facebook上也有超過8000個留言,但大部分都是劣評。當時,我們感到很大壓力。可是,我們其後到大學和中學巡迴演出,觀眾的反應卻出奇地熱烈,而且是善意的。他們都會要求我們唱Sugar Baby,也會與我們一起唱和跳。從他們的歡呼、眼神,以及和他們接觸的過程中,都能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在大專的一些歌唱比賽中,也有不少人以Sugar Baby作為參賽歌曲,就連校園內的學會宣傳,甚至海洋公園的萬聖節活動都會唱Sugar Baby。我們認為表演最重要的是和觀眾互動,為現場帶來氣氛,讓觀眾感受其中。

網上劣評無礙進大學校園

S:雖然MV在網上有不少劣評,但你們也獲邀為不少校園活動演出,為何有這樣的落差?
F:在展開大學的巡迴演出後,我們就開始恢復信心。因為在這些演出過程之中,我們得到觀眾很多歡呼聲,他們幾乎都懂得我們的歌曲和舞步。我們原本以為是大專生在網上平台圍攻我們,但事實卻不是。在中學校園的演出中,我們同樣能感受到學生們的支持。網上的評論和現實的反應的確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因此,我們難以了解到底是哪一撮朋友在網上對我們的作品作出大量的負評。

S:你們所提及的網絡文化對MK-POP或整個樂壇,帶來怎樣的影響?
F:這對MK-POP而言是一個殘忍的對待,作品在推出時,音樂單位會受到網民和網媒的批評和圍攻。這些攻擊足以令我們的事業奄奄一息,甚至牽連家人,令人相當難堪。我們要捱過一波又一波的攻擊,更要從中成長。近年網上世界就存在着這撮人,我們至今仍未知道他們在現實世界的身份。他們定期會對一個對象或事作出攻擊,而且純粹為發洩而發洩。一些網媒也不斷嘲笑一些人和事,藉此爭取點擊率。相反,我更欣賞不少網民翻唱和惡搞我們的歌曲,這起碼能娛樂大家。

S:為何會以MK-POP作為你們音樂作品的主打概念?
F:當初我們不是以MK-POP作為主打,但記者和網民將我們歸納為MK-POP。這分類無法逃避,因為你愈是逃避,傳媒就愈把我們和MK-POP扯上關係。因此,我們接受MK-POP這個標籤,並以此作為主打概念,這反而收到宣傳的效果。既然南韓和日本都有K-POP和J-POP,MK-POP也能代表香港。MK-POP其實早已存在,謝霆鋒更是當中的第一位。但之後其他音樂單位與MK-POP連上關係時,他們選擇逃避。對我們而言MK-POP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試驗。不少人都會視MK仔為一種生活和處事態度,可是,MK(旺角)是一個多元化的地方,既有地攤,又有朗豪坊,有中產,又有基層的市民生活,有年輕人,也有其他年齡層的人士,這些都屬於旺角的一部分,因此我們要重新定義這個標籤。這類似李小龍解釋截拳道一樣,MK-POP就如水,沒有既定形狀,倒入不同器皿就能變成不同形象。

S:面對網上鋪天蓋地的劣評,你們如何扭轉這形勢?
F:當時我們沒有退縮,繼續接受訪問、表演,以及推出新歌。面對不同的攻擊時,我們會接受意見,並以感謝支持作回應。同時,我們更積極地去練習唱歌和跳舞,逐漸取得進步。 在MV推出後兩個星期,《衝啦!Baby》和《沙灘Baby》的網上評論漸回歸正常。

積極把MK-POP帶到外地

S:媒體也用揭秘式的手法報道你們的生活和家庭背景,這對你們帶來什麼影響?
F:我們現時依舊會在旺角中心購買衣服,家庭背景也被傳媒所報道,其實這與我們唱歌和跳舞的水平是兩回事,我們不希望以此去爭取任何同情,亦不打算以此作為賣點。這些都不是捏造,我們願意以最真誠的一面示人。我們堅持奮鬥,相比起其他公司,我們的資源始終有限,更要堅持奮鬥去完成。其實,我們最中堅的一班粉絲,也是在MV推出後才開始累積,他們見證着我們的進步,對我們而言是一份成功。

S:你們將來會考慮到內地或其他市場發展嗎?
F:在MV推出前,我們在內地做了30至40場的表演,當中觀察到,內地歌手組合的戰鬥力遠比香港強。在場地方面,他們的裝備已具有小型演唱會的質素,而且他們會一家人去看表演。南韓的歌手往往訓練超過10年,而內地的歌手唱歌技巧了得。香港的實力始終與中韓有段差距,同時,也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因此,這也製造了一些發展空間,令我們得以發展。我們希望能在大學多演出,在香港多家大學中,我們已經到過其中六家表演,而我們的粉絲群主要在大學。在香港從事娛樂事業的收入始終有限,出席不同活動的收入也不多,始終要有名氣的歌手和組合才有議價能力,相反大學和中學團體較願意和我們商討演出安排和歌酬。另外,我們早前亦曾和台灣的音樂公司洽談合作,雖然合作最後告吹,但我們會積極將MK-POP文化推廣到其他地方。早前,在一個表演中認識一位日本國際歌手的經理人,他願意將我們的作品帶到日本,我們將在4月9至10號到日本參與一個電視節目演出。

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

《東方之珠》/甄妮

樂壇前輩甄妮做了不少開風氣之先的事,例如以亡夫精子人工受孕誕下女兒,她的國際背景也別具特色。港人認識她是因為《奮鬥》、《明日話今天》等第一代經典廣東歌,其實以前甄妮已經在台灣大紅大紫,影響力遍及東南亞,而她在澳門出生,父親是奧地利人,永遠都有一種混血味道。但最能代表香港的主題曲,卻正正出自她的演繹,那是1981年TVB劇集《前路》主題曲,顧家煇作曲、鄭國江填詞的《東方之珠》。

我沒有看過這劇集,但曾聽不少背景大異其趣的前輩,都鍾情於這首歌,他們有商家大亨,有政黨領袖,也有陳雲教授那樣的本土派學者。 其實「香港主題曲」並不缺乏,但它們不是有理沒理的一片官腔正能量,宣傳味濃得不能出口(例如《香港是我家》),就是被抗爭群眾拿來激勵士氣,乃至在新時代逐漸被廢武功(例如《海闊天空》)。唯獨《東方之珠》,歌詞既有深刻情懷,又沒有任何片面的定論,恰恰反映了真實的香港。

全曲高潮所在的是這一句:「若以此小島終身作避世鄉」。「避世」,是上幾代人來香港的主要目的,每一次中國內地戰亂,都是香港人口大增之時,1949年後的南來人口是最明顯例子,以前歷次中國內戰,也有跑到香港來的人。他們既有國家級知識份子、國際級商家,也有身無分文的築夢者,來香港時不知道會留多久,只是要「避世」。這句歌詞的重點是一個「若」,就是說「假如」「終身」在「小島」,就要以截然不同的心態面對。

一般歌曲說到這裏,自然應該不斷強調這「小島」有多美好,但《東方之珠》卻盡道繁榮背後的黑暗:「此小島外表多風光/可哀的是有人仍住陋巷」;「小島中路本多康莊/可哀的是有人仍是絕望」。這幾句極富前瞻性,說出香港表面上繁榮安定,「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現狀」,但金玉其外,其實充滿計時炸彈,「風光」的只是「外表」,而「仍是絕望」的人,被表面的繁榮蓋過,只能越走偏鋒。這些「深層次問題」不能解決,無論怎樣正能量,也難掩心底的彷徨,而單單強調「獅子山下精神」的既得利益者,就顯得「何不食肉糜」。

那「東方之珠」的未來怎樣?表面上,是明天會更好的主旋律:「群力願群策/東方之珠更亮更光」,這是一種wishful thinking,「願」。而且歌詞也強調,來香港「避世」的上一代,也經過種種風浪,單是進入香港的途徑,不少已是驚濤駭浪:「念舊日信念何頑強/幾經風暴雨狂還冒巨浪」,故此一切不能沒有信念、沒有希望。問題是,昔日「信念何頑強」的一代人,似乎是頑強地求生、賺錢,都於頑強地建設香港,所以這一代人到了今天,一般極其保守,而且對新一代其實同樣頑強的精神,顯得毫不理解。

現實世界,卻是這樣的:「新的迫害/新的引誘/有正有邪/何處是岸」。「有正有邪」四字,尤為可圈可點:儘管1981年的香港,已比當下簡單得多,但還是充滿各種勢力角力,對一般人而言,根本不知道誰在操盤,英國、中國、美國、蘇聯,雖然都以香港為大棋局,局中人卻不能見全貌。到了回歸後,充滿「新的迫害/新的引誘」,究竟何以自處,不同人自有不同選擇,但無論選擇何方,都回應了第一句:「極目望/困惑而徬徨」。結果,甄妮本人選擇在台灣農莊終老,顧家煇定居加拿大,鄭國江留在香港退休,新一代TVB劇集演員以登陸中國市場為奮鬥目標,「有人仍是絕望」的一群比從前更絕望,但深信他們聽起這首歌,依然有不一樣的共鳴。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26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9972

當麥當娜遇上香港觀眾

上周樂壇天后麥當娜(Madonna)來港演出,作為全球巡迴演唱會其中一站,這是她入行逾30年來首次到港表演,自然成為城中熱話,而筆者是第一場的觀眾。無論製作水平、現場演出還是舞台設計,這演唱會都是真正世界級,沒有近年看過那些Elton John、Bon Jovi的「hae唱」感覺,已屆57歲的娜姐風采依然,跟她27歲時一般賣力,性感動作依然毫無突兀感覺,這種專業精神,是一般人難以理解。

不少行外人知道麥當娜,便是作為一個出位的性感符號,其實她本人相當立體,且亦有深度。她生於天主教家庭,卻處處對宗教顛覆,不少名作表面上放浪形骸,其實都在探討人性抑鬱的潛意識,演唱會每一首歌,幾乎都有不同舞台背景、不同的大時代故事,相信她的歷史地位,會較現在更高。

麥當娜在舞台下關心社會議題,在非洲捐不少錢辦學及支持NGO,也收養了馬拉維小孩當兒子,儘管被部分人批評為偽善,但近年愈來愈獲肯定。對中國民運,她是美國最高調的支持者之一,魏京生曾提及跟她見面,無論是否認同她的理念,都不能否認麥當娜對世界觀有一家之言的看法,並非部分淺薄藝人或導演可比。

不過,身在演唱會其中,卻察覺一個有趣現象,便是現場觀眾以中年人為主,且異常中產及異常溫文,跟麥當娜風格甚格格不入。她的一些軟性笑話,例如說跟觀眾「threeway」,似乎明白的人不多,而她演唱如Material Girl等經典金曲時,也不見觀眾有特別反應。大會官方視頻永遠聚焦在台下一小撮觀眾,他們又唱又跳,彷彿十分興奮,但綜觀全場其實頗為靜默,坐的很多,跟外國氣氛完全不同。在encore環節,貴價區居然有數人像cocktail那樣,圍一個小圈談笑風生,當作社交晚會,而那肯定在麥當娜視線範圍內。至於全程拿着手機打卡,或高潮前已離場的皮草客,更不在話下。

中年主導 心裏有數

畢竟,與麥當娜一同成長的觀眾,都是中年以上的人,表現含蓄一點亦可理解,但背後還反映出眾多社會結構。表面上,香港的票價只有中產能負擔,年輕人入場實在有相當難度,不像貧富差距沒有那麼懸殊的海外,觀眾年齡層更廣泛,這是令氣氛「老化」的原因之一。但與此同時,香港年輕人對國際音樂的關注,似乎也不如上一代,像大家的父母一代普遍對英文歌琅琅上口,但見香港的學生,大多數還是在本地K歌堆內打滾,在外地課堂能引起興趣的音樂切入點,在香港引起的共鳴從來不多。

最有消費能力的一群,在海外一般具一定文化素養,懂得怎樣欣賞麥當娜,並知道歌曲背後的國際關係背景與哲學,但在香港,似乎到現場證明「我見過麥當娜、我真係見過」的獵奇者,或證明自身有消費能力的大款,才是主流。由於演唱會沒有中國內地站,不少內地豪富專程來香港欣賞,也是貴價區某些單位的貴賓,但他們是否粉絲,從現場所見,心裏有數。一城未來,舉一反三,餘事可知。

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台灣對日情意結

民進黨快將在台灣全面執政,不少人關心當地內部情況的改變,國際關係界的重點,卻放台灣在外交上會否有大動作。除了早前談及的對美關係(見本報2016年2月1日A19頁〈太平島大戰略 ── 台灣外交十字路口〉),日本也可能是民進黨的外交重點。

自從1972年日本與北京建交,台灣的對日關係只能通過「民間」渠道,民進黨長期以改朝換代為目標,對日工作其實起步得頗晚。然而,在陳水扁出任總統期間,民進黨基本上繼承了李登輝政權的日本資源與人脈,亦專門設立了「對日工作小組」及「台日友好協會」,後者囊括了當時民進黨在台灣政府及立法院的要員,成為發展對日關係的重要機構。

總體而言,民進黨對日政策的重點有二,一是價值觀(民主)外交,二是強化區域戰略協作。這一方面是受民進黨自身的政治立場影響,另一方面也跟日本針對「中國崛起」的戰略部署有關,可說是各取所需。

蔡英文較陳水扁熟悉國際關係,對日政策自不會照單全收。她早年曾經學習日語,並多次赴日訪問,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野時曾訪台,也多次與蔡英文會談。雖然蔡英文的個人意識形態傾向鮮明,但對日政策相對審慎及務實,例如在大選前的訪日過程中,便反覆強調發展台日關係只是為了維持區域和平安定,希望與日方「交換政策意見」,對兩岸局勢亦以「維持現狀」為第一要務,以免被北京有口實。民進黨力促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希望尋求日方支持,但在釣魚島、慰安婦賠償等議題上,依然跟日本相左,而這些底線要改變,殊不容易。

蔡英文勝選後,安倍隨即表示祝賀,稱台灣是日本「老朋友」,期待雙方進一步合作。不過,正如東京大學國際政治教授松田康博分析,「保持穩定,維持區域勢力均衡和改善經貿環境」,依然是當前日本對台政策的主要考慮。日本自然希望藉台灣牽制北京,但也不願看到陳水扁時代的台海緊張局勢,要是區域安全全面惡化,北京反而更能合理化目前的外交政策,所以一切也是有底線的。

民間外交 難捨難離

值得注意的反而是民間態度。根據日本對台交流協會2012年在台灣進行的「對日輿論調查」,43%受訪者把日本列為「最喜歡的國家和地區」,其中20至29歲的台灣人對日本的支持率更高達54%。台日雙方對民主、現代化等價值理念的趨同,令台灣年輕人對日本毫無排斥情緒;日本獨特的社會風俗,日系文化如動漫、劇集等,依然是台灣青年風尚。

如果說,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讓老一輩台灣人對日本抱有又愛又恨的複雜情緒,新一代台灣人對日本的觀感,則完全不受歷史包袱影響,更體現出一種完全正面的移情作用,這從《海角七號》、KANO等電影可見一斑。

不久前,台南發生強烈地震,日本民眾在網絡發起小額募捐活動,一天內募集金額超過2800萬日圓(約195萬港元),反映其「台灣情結」亦甚濃。不少日本網友表示這是「報恩」,因為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時,台灣社會反應空前,居世界捐款數最前列,令日本人深受感動。當「感謝台灣」、「台灣加油」標語出現在東京街頭,「地震救災」儼然成為了台日「民間外交」的催化劑,雖然兩地政府並未過分政治化處理,卻為未來蔡英文的外交,維持了足夠彈性。

未來4年,民進黨改變官方對日政策是不大可能的,卻很可能大力促進民間對日交流,表面上依然毫不涉及政治,潛龍勿用,這正是「民間外交」之玄妙所在。

小詞典:「內地延長主義」

日本殖民台灣期間的「理論基礎」,強調將台灣視作日本本土的延伸,在台推行同化、「皇民化」政策,培養台灣原住民的「日本認同感」,原則上將日本國內的制度、文化、教育等政策實踐沿用到台灣,最後更招募台灣人加入日本軍隊。儘管台灣人在日治時代並未完全享有日本人的權利,但這政策仍對台灣人的對日觀感產生深遠影響。

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恐怖襲擊?新加坡的「孟加拉勞工問題」

新加坡的一大賣點,從來是國家穩定,然而在全球恐怖主義蔓延下,亦有潛在危機。由於新加坡一直以擁有多重「腹地」為經濟政策,以充當伊斯蘭世界的橋樑為定位之一,自然也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關注。早前新加坡宣布逮捕了27名涉嫌「極端主義活動」及「自我激進化」的孟加拉籍建築工人,而這並非首次有類似警報,本欄年前就曾談及,過往曾有恐怖組織以新加坡的使館區為目標。

根據新加坡內政部的官方資訊,這群孟加拉勞工多屬於一個「激進宗教團體」,會定期聚會,分享「聖戰」資訊,安全人員在他們的住所內搜獲了「數目可觀」與聖戰、極端宗教思想有關的書籍和視頻材料。不過新加坡同時相信,他們主要是針對孟加拉政府,因孟加拉雖然以穆斯林為主,對穆斯林的態度不夠友好,並強調他們沒有跡象在新加坡策劃、或實施恐怖活動。

消息傳出後,新加坡政府威望似乎有所上升,起碼證明了自己充滿危機意識,而且有執行能力。此後新加坡內政部長迅速表態,稱新加坡依然「熱情歡迎」勞工前來致富,但對恐怖分子絕不姑息,從而傳遞政府能「凝聚社會各階層人民」的訊息。在新加坡反對派眼中,政府自然有利用危機之嫌,但無損主流社會對政府的完全信任。

然而,新加坡高調打「孟加拉牌」,難免會影響與孟加拉的雙邊關係,這卻是全球化時代的棘手問題之一。近年兩國關係其實非常緊密,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0億美元,新加坡從孟加拉進口原材料、出口工業品,持續保持貿易盈餘。新加坡也是孟加拉外資的重要來源,根據孟加拉官方數據,新加坡企業在孟加拉創造了超過25,000個就業機會,亦提供教育、旅遊、防務培訓等專業服務。

然而這些合作,卻不能掩蓋外勞問題的敏感性。孟加拉是新興勞工輸出大國,鄰近而富庶的新加坡,已成為孟加拉的第二大外勞輸出地。目前新加坡境內估計有15萬孟加拉勞工,佔孟加拉外勞約14%,對本國的匯款卻只佔總數的3.5%,與孟加拉政府期望頗有落差。這是因為在新加坡的孟加拉勞工,主要集中在建築業和家務助理,薪酬有限,而且新加坡與孟加拉沒有政府間的勞務協議,勞工僱傭由私人機構處理,拖欠工資等情況時有發生,早前《衛報》就呼籲新加坡政府正視「外來勞工權益缺乏保障」的現實。

在新加坡街道上,常見孟加拉外勞坐在沒有屏障的貨車後座,住在和一般人難以接觸的區域,假如他們對社會心生怨氣,投身激進組織,也不是空穴來風。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還有不少來自印尼的勞工,而印尼的激進伊斯蘭勢力,要比孟加拉的有規模得多。如何在國家安全框架下理順外勞問題,涉及新加坡在整個區域的定位,乃至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可謂未來國家安全的一大挑戰。

小詞典:馬印對抗

新加坡在李光耀領導下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時,曾引發印尼與馬來西亞的持續衝突,史稱「馬印對抗」。時任印尼總統蘇加諾有「大印尼情結」,多次派遣特種部隊人員潛入馬來半島,製造針對非軍事目標的襲擊,在新加坡製造了1965年的「麥唐納大廈爆炸事件」,造成3名新加坡人死亡,2名印尼士兵亦被處死。由於這一事件,兩國社會嚴重對立,直至70年代才破冰。2014年印尼以製造爆炸案的兩名士兵名字命名新的護衛艦,一度引發外交風波。

2016年2月23日星期二

大馬「一國兩制」─ 砂勞越會獨立嗎?

中國政府常稱「一國兩制」是獨一無二的創造,這是否正確,自然視乎怎樣理解這概念。畢竟世界各地具不同特色的地方政權有很多,如何理順自治地位,也是水清則無魚的管理問題,大家熟悉的馬來西亞便是例子之一。

馬來西亞是聯邦,1963年成立,包括「西馬」的馬來亞半島,「東馬」的沙巴及砂勞越,最初還有新加坡,它們都是前英國殖民地或保護國。沙巴前稱北婆羅洲,與砂勞越加入馬來西亞前,都已從英國手上爭取了自治權,也曾以獨立代表隊身份參加奧運,有發行自身郵票,本土身份認同頗強,跟「西馬」淵源則相對有限,文化反而更接近身旁的獨立國家汶萊。

不少大馬人早就認為,東馬及西馬形同兩國,而東馬佔聯邦國土六成,天然資源豐富,人口密度又低,一直憂慮合併後被「西馬」人口融合。

近年,砂勞越開始向聯邦政府要求更多自治權,民間要求獨立的聲音也開始出現,雖然未成氣候,但後續發展必然大有文章。

砂勞越享有的權限,其實早就超越「西馬」各州。據獨立時的《馬來西亞協議》,聯邦政府賦予「東馬」移民自主權,規定「東馬」移民政策須「東馬」政府同意才可施行。即使「西馬」人進入「東馬」,也要在旅行文件蓋章;2006年前,甚至有專門供「西馬」人赴「東馬」的「國內護照」。

後來「西馬」人可憑身份證入境,但仍舊有「一次三個月」的逗留期限,找工作要工作證;未經「東馬」政府批准,也不得參與「東馬」選舉。「東馬」特殊地位還包括宗教信仰、語言政策自主,例如伊斯蘭教是大馬國教,但「東馬」不設官方宗教;馬來語是聯邦法定語言,但英語也是「東馬」官方語言。這一切,都是某程度上的「一國兩制」。

加強自治 建制關鍵

不少砂勞越人認為權力還是不平等,主要因為砂勞越石油及液化天然氣儲備豐富,大馬過半數液化天然氣及五分一石油出口都來自砂勞越,但砂勞越只有5%的油氣開採權益金。再者,砂勞越原住民日益感到大馬人種及宗教政策壓力,巫統(UMNO)及伊斯蘭政黨在聯邦層面的影響力不斷增加,巫統的「大馬來主義」亦讓「東馬」各州,包括華裔在內的少數族裔愈來愈反感。聯邦政府把伊斯蘭習俗強加予非穆斯林人口的舉措,也讓「東馬」人擔心「伊斯蘭國家化」。

不過真正將砂勞越民間的自治呼聲轉化為政策的,還是「建制派」:砂勞越政府領導人Adenan,而一切和選舉息息相關。近年砂勞越地方經濟發展緩慢,Adenan及其政黨面對的選舉壓力越來越大大, Adenan開始以「向聯邦政府爭取更大自治權」為口號,尋求選民支持,並告誡反對黨若阻止其執政,無異於「不愛砂勞越」。本月Adenan宣佈與聯邦政府達成第一輪「分權協議」,在教育等領域的13項政策上,得到更多自主權,並透露第二輪談判將以憲制改革為議題,第三輪則涉及油氣開採權和海洋管理開發,唯需要更多時間、「更強的民意授權」,作為與聯邦政府談判的基礎。

馬來西亞現任總理納吉布深陷貪腐醜聞,若暗示「將給予砂勞越更多自治權」,也有望換取地方支持,提高威望,可算各取所需。畢竟砂勞越在技術人才引進、開拓出口市場等方面,都有求於聯邦政府,實質獨立的可能性很小,對此聯邦和地方領導人心知肚明,才敢在「分裂」議題邊緣周旋。政治現實從來如此:沒有政府內部支持者,民間的自治呼聲始終難以「落地」,至於最終會否弄假成真,卻不是政客短期計算所能預知的了。

小詞典: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

馬來西亞第一執政黨,亦是執政聯盟「國民陣線」中最大黨。「巫統」成立之初,主要代表馬來原住民利益,早起執政方針被指給予馬來人特權,對聯邦內的華裔、印度裔等居民的權益照顧不周。1969年5月13日,巫統在反對黨的慶祝勝選遊行期間舉行反遊行,演變為馬來人與少數族裔的族群衝突,史稱「五一三事件」。其後巫統在種族政策上逐步轉為溫和,但「大馬來主義」仍是其特色。

2016年2月22日星期一

威權社會的「第三道路」——「衞星黨」

近年不少人談「第三道路」,因這是西方常見政治生態,而筆者討厭非黑即白,故一直有很多朋友邀請參與所謂「第三道路」。但「橘逾淮而枳」,西方可以,不代表其他地方可以。按國際經驗,威權社會不存在「第三道路」,說走這條路的人,其實不過是走「衞星黨」道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專家司馬晉(James D. Seymour)曾撰寫《中國的衞星黨》一書,是理解這概念的理想入門。

「衞星黨」是指威權政體中,除執政黨之外的小黨派。這些政黨的組織規模及影響力都遠遜執政黨,政綱、組織、活動等均直接受執政黨影響,基本上是依附於執政黨而存在。他們身份亦非「反對黨」,而是所謂「參政黨」。目前中國有「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等8個所謂「民主黨派」;國民黨戒嚴時期的中華民國有「中國民主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甚至連北韓也有「朝鮮社會民主黨」與「天道教青友黨」。

爭天下被拉攏掌控

「衞星黨」並非自誕生伊始就是「衞星」,他們都曾有「第三道路」的理念。例如中國抗戰勝利後國共爭天下之時,都要籠絡「第三勢力」爭取民心,當時「第三道路」一方面對國民黨的右派資產階級專政立場不滿,另一方面又不認同共產黨的極左無產階級專政理念,試圖以「中間派」立場在國共兩黨之間發揮「調停」作用,以期結束黨爭,組建一個不同階級政黨聯合執政的民主政府。他們不僅形成自身內政外交主張,並在國共兩黨統治區內頻頻發聲,盛極一時。

這股虛火跟當時國際形勢息息相關。二戰後,國共矛盾已是美蘇冷戰的延續,當時美蘇都避免因中國問題直接衝突,於是「組建聯合政府」便成為美蘇在中國問題的妥協,正好為「中間派」提供空間。

在中國,抗戰結束時國民黨元氣大傷,且出現偏袒富豪的結構性貪腐;中共雖佔據基層,但中上層影響力有限。這樣,中層階級、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才有了自身代表,跟國共兩黨博弈。戰後舉行政協會議時,國共代表分別有8人及7人,親共產黨的民盟一個中間黨則有9人,親國民黨的青年黨也有5人,還有9名無黨派人士,可看作中間路線的高潮。中共建政初年,對中間派相當禮遇,建國時的6名副主席有3個是「民主黨派」(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此手腕與香港回歸初年重用前朝權貴及禮遇「中間派」,一脈相承。

但「中間派」依賴的國內外環境隨局勢演變而迅速消失,加上他們無軍事實力,要繼續發聲便全賴政府恩賜。局勢穩定後,中共再不需要中間路線,在歷次「改造」及後來的文革,「民主黨派」人士遭空前浩劫。文革後,「民主黨派」這一政治角色在中共的政策要求下得以保留,其中緣由也別有文章。據司馬晉研究,這有三方面考量:

1)中共希望通過讓「民主黨派」成員領導各「工作組」,平反文革冤案,從而挽回在民眾,尤其在知識分子中的形象,樹立「歡迎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形象,儘管只是形式,但紓緩共黨的認受性危機。

2)中共冀「民主黨派」扮演形式上的民主監督角色,成為中共政權對外宣傳的「民主」。一如司馬晉所述,中共控制下的輿論環境中,來自民主黨派的監督「不僅是受歡迎的,而且是刻意所求的」。用今天的話語,就是批評不過火,懂點到即止,不會在政權結構性問題引起尷尬的所謂「忠誠反對派」。

3)中共希望「民主黨派」代表的社會文化、經濟領域等專業人士及相關資源,能透過相關「白手套」更方便地為我所用,從而節省「直接管治」的相當數額開支。

但顧名思義,「衞星黨」就是「紅太陽」的「衞星」,中國的「民主黨派」從來不被允許過度發展壯大。中共始終警惕這群代表知識分子及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專業人士,不許他們在社會產生廣泛而獨立的號召力。因此,中共要求所有「民主黨派」的輿論與活動,都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全無當「反對黨」的可能,且通過各種制度及手段,加以滲透與控制。

「民主黨派」發展早期,部分中共黨員便主動加入,後來又有「民主黨派」成員被「邀請」同時加入中共,名義上促進雙方合作,實際上是便於掌控。「民主黨派」的黨員工資由國家提供,基層「民主黨派」的活動,除了向本黨上級領導滙報,還向中共「統戰部」滙報。司馬晉認為中國的「民主黨派」並不屬於「政黨」,而是「發育不全的機體」,依賴於中共政權架構,使中共集權統治「更為可行」。

兩極對立 難以調和

冷戰時的國際社會,「衞星黨」是共產政權的政治特色。當時東歐共黨跟中共一樣,意識到「民主黨派」可爭取群眾,都保留一眾花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有「社會黨」、「民主黨」、「自由黨」及「復興黨」等;東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及「自由民主黨」均在議會佔有議席,但他們的政策一旦與共黨有矛盾,便被撤職。今天,敍利亞一類威權國家亦有眾多「衞星黨」,被允許集結在「敍利亞全國進步陣線」旗下,服從阿薩德家族領導的「復興社會黨」。到敍國大亂,反對派奪半壁江山,相關「衞星黨」依舊毫無獨立角色可言。

所以,「第三道路」的前提,只能在一個民主社會才能成熟顯現,否則在威權社會,只能是花瓶,即使在局勢未定時,或有短暫利用價值,也不可能長期容納。在這些社會,政治上的「中間路線」是行不通的,因為對立的雙方不是保守黨、工黨那種基於意識形態或最低工資的差異而對立,而是因為對「政權合法性」產生截然不同的對立,前者可以調和,後者是不能調和的,在這一點上,那些親北京強硬派朋友們的說法並沒有錯。至於純粹的「物理中位」,更是自欺欺人:任何政治光盤按比例都有左中右,北韓、赤柬內部也有「中間派」,然而在正常社會,那都是極左。在威權社會,說要政治上走「第三道路」的人,要麼是全心全意走「衛星黨」路線,說明了也無傷大雅,但要是公告天下說「不偏不倚」、誤導群眾,要麼是天真,要麼是失真。這不是說我們的社會對「第三道路」沒有市場:恰恰相反,任何社會都很需要這種聲音,而且通常還是主流,但作為一條政治路線,在威權政體就是行不通,只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層面,顯示到這路線的生命力。後者的潛能,卻是無限的,勿謂言之不預也。

小詞典:「三三制」

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即在中共主張的抗日民主政權中,中共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員構成。當時中共代表無產階級和農民,「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則代表富農、小資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人士。中共希望藉此團結社會中間階層力量,與國民黨對抗,「統一戰線」也成了中共建政「三大法寶」之一。

2016年2月20日星期六

神童變本地薑 鋼琴家黃家正

2009年第46屆金馬獎中,香港紀錄片《音樂人生》獲得最佳剪接、最佳音效以及最佳紀錄片共3個獎項。電影的主角就是香港音樂家黃家正,電影記錄了他在捷克表演的過程,以及其後6年的成長歷程。他11歲便獲邀以獨奏家身份遠赴捷克錄製唱片,也曾在歐美、東南亞和中國內地演出,更被冠上「神童」的稱號。

2008年,家正遠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進修音樂,2013年完成深造課程,並取得表演證書。期間,他出席了各大音樂節,包括韋比爾音樂學院音樂節及得州鋼琴音樂節,接受不少大師的指導。隨後,他與幾位朋友創辦音樂教室,取名為Music Lab。另外,他於今年2至3月舉辦首屆Music Lab本地薑音樂節,希望能將更多資源和焦點投放在本地音樂家身上,同時,鼓勵本地樂迷認識本地音樂家,打破他們對本地音樂家的想像。因此,他對古典音樂在香港的發展,自然有一番見解。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黃家正(K)

S: 《音樂人生》早在2002年開始拍攝,當時什麼原因驅使你参與其中?

K: 我11歲時有機會到捷克表演,當時導演希望在過程中拍攝一些片段,之後數年沒有見面。我中六的時候,張(經緯)導演得到台灣方面的資助,並將此剪輯成一齣紀錄片,電影在百老匯戲院上映,並在台灣金馬獎奪得獎項。這是一個偶然機會,我沒預計到這結果。

S: 你曾到不同地方演出和交流,相比之下,香港的音樂氣氛如何?

K: 香港無論是音樂或是其他領域都渴求國際交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香港的歷史沒有外國那麼悠久。古典音樂在香港的歷史少於100年,近幾十年才有學生開始學習。以我老師為例,他們很多都師承一些殖民地官員的太太,當學有所成時,大多會再到歐美國家觀摩。當地古典音樂的發展歷史悠久,對音樂的認識、文化、環境和氣氛都比香港豐富。他們在學成後又回到香港,並教授下一代的學生。這樣古典音樂就在香港一代代地培育起來。同時,隨着媒體的推介,香港人對古典音樂的接觸也有所增加。近年,香港多了很多業餘、職業,甚至學生組成的樂團。

S: 為何你會開設音樂教室,以及舉辦屬於本地的音樂節?

K: 不少香港學生在外國完成學業後都回港發展,但他們對前路感到迷惘,其中一個主要出路是教學。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平台讓本地音樂家演出和發揮才能。本地成熟的團體無論從組織或是營銷策略上,他們不傾向聘用本地樂手,因為本地樂手未必能吸引觀眾。我們應依靠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強項,並透過機會和時間讓樂手去成長。在回港兩年半內,我不斷去表演和參與不同的項目,讓自己從中吸收經驗。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我們有不同的渠道到外地交流,特別是歐美地區。平台最重要的作用是為本地樂手發聲,由此去感染新一代的觀眾,並作為一個學習音樂的切入點,讓他們向着自己的道路向前。

S: 有人認為香港的藝術文化教育落後,致港人對流行曲歌詞的認識多於樂曲,你同意嗎?

K: 我認同,因此希望未來有力量去為香港的藝術文化教育作出貢獻。廣東流行歌曲文字變化無限,但音樂方面卻演變不大,原因之一可能是作曲人因遷就市場需要而創作。我以古典樂手的角度去聽廣東流行曲,便會覺得歌詞是廣東歌的特色,但音樂的演變已漸漸落後外國10至20年。古典音樂源於歐美,但已成為世界性的音樂,難保一天香港的流行曲也可能成為國際性的音樂。當年的貝多芬,就如今天的陳奕迅,雖然貝多芬時期所彈奏的樂章與今天所彈奏的風格已不相同。可是,現時流行曲面對着語言性的問題,正如很多人會聽古典音樂,卻較少接觸以德文演唱的藝術歌曲,而鋼琴所彈奏的樂章沒有語言差別。

S: 你在香港推廣古典音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K: 向不同人士推廣是最大的問題,正如運作一個Facebook專頁,起初能獲一些中堅分子支持,之後若願意花工夫,支持者人數仍會上升,但若想爭取圈子以外的支持者時,困難便會大大增加,這便需要有外展工作去吸引更多觀眾。在籌辦音樂節的過程中,有3個最基本的程序,除了場地和表演的樂手,最重要是吸引觀眾,雖然入座率不是一個音樂會成功與否的唯一指標,但我們也要在表演和入座率之間取得平衡。另外營銷方面,即使門票已售罄,我們也要告訴社會音樂會的舉行,以及帶出的訊息。

香港是福地 教琴能置業

S: 不少學生在歐美國家畢業後,都選擇留在當地發展。音樂界有類似的情況嗎?

K: 到外國留學選擇學習音樂時,大部分人都承受着一定的風險和感到迷惘,因為他們在畢業後難以找到工作,而成為樂團樂手的競爭很大,幾乎200人競爭一個職位。相反,對音樂人而言,香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我有不少朋友即使大學並非主修音樂,但憑着教授鋼琴也能在香港置業。由於升學原因,香港小朋友都要學習各式各樣的課外技能以增加競爭力,而運動和音樂更是主流,對音樂老師的需求便大大增加。

S: 鄰近地區,古典音樂的發展情況怎樣?

K: 日本、南韓和中國內地與香港學習古典音樂的風氣不同。南韓學習古典音樂的人數不多,但他們的民族性對表演的要求很高,擁有很好的師資,而且有制度去配合培訓人才,所有出色的學生都能進入韓國藝術綜合大學學習。日本的發展更早,他們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發展,他們也有很高的表演水平。而中國則是人海戰術,小朋友自5歲起便封閉式接受訓練,這自然令他們有所進步,但東南亞的國家發展則滯後。

S: 近年中國內地開始以不同形式推廣中樂,你認為這可行嗎?

K: 內地每個城市,如北京、廣州和上海等,都籌組自己的管弦樂團,因為古典音樂已由歐洲音樂演變成世界性的音樂。中樂是中國的古典音樂,有着幾千年的歷史,但如何能成為一個全世界都欣賞的音樂文化,這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在推廣的過程中,我們需要用其他方法將音樂介紹給觀眾。

S: 內地樂團數量增加,樂手北上發展是否已成為趨勢?

K: 在過去十年間內地成立了不少樂團,提供了不少空缺,很多學習音樂的朋友都到內地工作。深圳、廣州、上海和北京也興建了很好的音樂廳,最近香港管弦樂團也聘請了中國內地最出名的指揮擔任他們的客席指揮。這已變成互動的關係,而非香港單方面向內地輸出。但香港仍然有優勢,香港人接納國際化的能力比內地高,制度穩健,思想也較開放。

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

秘魯fusion菜:全球化重要一課

日前遇見剛離開香港電台的資深DJ何嘉麗,我們曾在節目主持一個國際環節,她剛從南美洲秘魯回港,帶了一頭「草泥馬」(即當地羊駝)飾物給我。秘魯好像很遙遠,其實和香港一樣是APEC成員,今年APEC峰會更在秘魯舉行,由於地處太平洋門戶,是不少人到南美的首站。我也曾到秘魯一遊,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新七大奇蹟」Machu Picchu,而是秘魯fusion菜,那一直是我們用來當全球化研究的教材。

「秘魯料理」以多元跨界為特色,基礎是印加帝國傳下的本土食譜,這是秘魯人自豪的歷史和本土圖騰,例如當地人不愛喝「外國勢力」的可樂,自己有一款「印加Kola」,有點像我們的忌廉疏打,是拉美著名「本土汽水」。因為被西班牙殖民,秘魯菜數百年來融合了南歐風味;後來東亞勞工、非洲奴隸相繼出現,日本、中國、非洲特色又相繼滲入了秘魯料理。目前秘魯食譜款色,據說比當選世界文化遺產的法國菜還要多,同時兼備各大洲風格,已是卓然成家。

其實,單是秘魯的安第斯土著食材與烹飪手法,已比南美鄰國豐富。一來秘魯是印加帝國大本營,文化底藴甚深;二來這國家西臨太平洋、中部被安第斯山脈貫穿、東部又與亞馬遜雨林相接,結果同時有不同特產可用:西部的魚類、貝類、海產,中部高原的馬鈴薯、粟米,東部雨林的野味,已是原始的fusion。秘魯傳統料理最具特色的當屬「Pachamanca」(意即「大地之鍋」):直接在地上刨一大坑,墊上鵝卵石烤熱,加入肉和薯仔,上蓋樹葉泥土,從而烤熟食物。「秘魯烤雞」也是名菜,特色不在雞肉,而在當地植物製成的醬汁,都強調「原生態」。不過最著名的還是「ceviche」,類似日本魚生,以檸汁醃製,由於秘魯和日本一樣有豐盛海產,款色也就千變萬化。

近年西方對秘魯菜青睞,主要卻是因為「秘魯料理」融合了東亞的料理風格。自19世紀末,日本人開始向南美洲移民,秘魯成了南美洲第二大日裔移民聚集地,秘魯前總統藤森就是日裔,雖然因為貪腐下台,他女兒依然是下屆總統的熱門人選之一。到秘魯的日本人將壽司製法傳入,尤其是對生魚片的處理,正好與秘魯傳統海產烹調方式結合:「Nikkei」即「日本-秘魯融合料理」,日本壽司、魚生與秘魯牛油果、調味汁「虎之奶」等結合後,「秘魯壽司」已成了美國新一代潮物。

秘魯料理還有中國風,源自19世紀中期遠赴南美洲的華工,他們多來自廣東、福建。第一批華工經濟穩定後,逐漸經營中餐館,後代被稱「土生」(Tusán),繼而將「炒菜」這一烹調手法引入秘魯。當地融合中式烹飪手法的餐館被稱為「Chifa」(「吃飯」諧音),僅首都利馬就有超過6000間 Chifa 餐廳,不少中式菜直接沿用粵語發音,例如「tipakay」是琵琶雞、「wanta」是雲吞。這些彩色近年與日本化的秘魯菜再交雜,已變成亞洲極難感受的新味道。

從秘魯菜的fusion不難發現,這正是全球化過程的縮影。通過吸納別處文化,融入自身特色,孕育新品牌,到今天秘魯菜已自成一家,經常在各地美食比賽獲獎。年前在加州開關於拉美研究的學術會議時,重點聯誼節目就是品嘗秘魯壽司;近年在港澳也開始有秘魯餐廳進駐,澳門朋友舉辦拉美文化節時,最吸引的就是秘魯廚師;年前早在遊輪旅遊的調劑項目,也是秘魯烹飪班。可見任何在地事物只要堅持,總會開花結果。香港的fusion文化,從前,何嘗不是一樣?

小詞典:藤森時代(1990-2000)

日裔秘魯人藤森(Alberto Fujimori)出生於秘魯,父母是日本熊本市的新移民,持有日秘兩國雙重國籍,1989年組黨參政,1990年爆冷在眾多候選人分票下當選總統。早年政績不俗,曾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讓秘魯加入了不少國際組織,打擊恐怖主義方面頗有成績,處理1996年人質危機的果斷表現亦獲好評。但後期趨向獨裁,被指貪污腐敗、和毒梟勾結,2000年爭議下當選連任,被指舞弊,最終流亡日本,後在秘密返南美時被引導回秘魯受審被判刑,目前服刑中。

《海旁獨唱xLa Isla Bonita》/葉蒨文xMadonna

樂壇天后麥當娜(Madonna)出道30年,終於來到香港開concert,最期盼她唱出的,依然是《La Isla Bonita》。這首歌有一個香港版本,就是葉蒨文的《海旁獨唱》。歌詞換成中文後,完全切割了原曲的拉丁特色,唯獨歌名留下了一個索引,這也是第一次聽這首歌時的常見問題:為甚麼是「海旁」?

「La Isla Bonita」是西班牙語,意思是「美麗島」,歌詞稍後交代這個島叫「San Pedro」,據說講述中美洲國家伯利茲(Belize)的一個小島,但美國也有一個同名小鎮。後來伯利茲政府老實不客氣,以「麥當娜名作的故鄉」招徠遊客,也就搶去了歌曲的「背景主權」。既然原曲一切,都在小島發生,林振強的詞,也刻意以「海」、「浪」、「濤」貫穿一切:「這晚若未破浪回來」、「看浪濤來又去她不變改」、「臨別世上時她也看海」,卻變成了一個滄海桑田的故事。

然而「La Isla Bonita」之所以成為經典,全在於製造了拉丁motif,和crossover拉丁文化的前瞻性。麥當娜表示,這首歌是獻給「美麗而神秘的拉丁美洲人民」,而今天我們熟悉的那些拉丁天王天后,當時還未出現,但麥當娜和團隊已預視了拉丁市場的潛力。除了歌名,歌詞還有幾句西班牙獨白,例如開始時的「Como puede ser verdad」(how can it be true),和完結時的「Te dijo te amo」(he told you I love you)、「El dijo que te ama」(he said that he loves you),這些雖然只是一般美國人會的基本生字,但加上提及「Samba」、「Spanish lullaby」等,和各種拉丁樂器的配搭,已足以令歌曲走出美國。麥當娜後來飾演阿根廷國母貝隆夫人,證明了自己能演出富深度的角色,多少也是源自《La Isla Bonita》的緣分。麥當娜後來也嘗試在歌曲加入其他文化motif,例如日本,以打入其他市場,這可是全球化的好題材,不過這裏不贅了。

香港版的《海旁獨唱》強調了「獨」:「她仍到海旁在唱在唱/已變灰的鬢髮風中蕩漾」,《La Isla Bonita》的氣氛則相當熱鬧,之餘還有一種立體感:麥當娜在MV一人飾演兩角,一個是虔誠的女教徒,另一個是熱情奔放的拉丁Flamenco女郎,後者是前者的夢境,但也是潛意識的真我。這種演繹,反映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麥當娜本人的心路歷程,也側面講述了教會和拉丁文化的兩個面向,令歌曲比單純的訴諸情愛、熱鬧,有了更多層次,這感覺就不容易在《海旁獨唱》出現。不少麥當娜的名作表面上放浪形骸,其實都在探討人性抑鬱的潛意識,也有不同的宏觀時代、社會、宗教背景,相信她的歷史地位,會比現在更高。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19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9130

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

銅鑼灣書店事件挑戰瑞典外交

銅鑼灣書店股東及職員相繼失蹤事件,因東主桂民海(報道稱桂敏海)是瑞典籍公民,令瑞典外交政策也受關注。

桂民海持瑞典籍並非近年內地移民潮的產物,而是源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留學瑞典的經歷,並於1996年成功入籍。他雖在短片「要求」瑞典不要干涉,但按外交慣例,瑞典政府是不可能毫無動作。

目前瑞典的行動,包括由警方派遣專員到泰國,協助泰國警方調查桂民海如何離境,而瑞典外長表示不認可中方的處理,認為這一事件不可接受。

瑞典駐華領事提出接觸桂民海而被拒,對此表示遺憾,並一再要求中方澄清。

「人權外交」 說到做到

諷刺的是,瑞典可是「中國人民老朋友」,尤其冷戰期間,長期被視為對華最友好的西方國家之一。桂民海早年瑞典讀書,與此也許不無關係。瑞典雖曾是歐洲霸權,但沒落後堅持中立政策,1950年與中共政權建交並互派大使,令其成為第一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西方國家。

瑞典老早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雙方經貿關係亦早於其他西方國家拓展,如今瑞典是中國在北歐的最大貿易國,中國則是瑞典在亞洲的第一進出口市場。

近年,瑞典強調與中國在企業社會責任(CSR)領域合作,由於宜家家居(IKEA)等瑞典企業自居全球 CSR 典範,也成為中國企業透過「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學習對象。

但瑞典外交有另一特色,便是「人權外交」。作為歐盟成員國之一兼諾貝爾獎發源地(雖然和平獎是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負責),瑞典把維護國際人權作為其軟實力外交的重要部分,從不掩飾對他國侵犯人權的批評,無論是轟炸越南的美國還是入侵捷克的蘇聯,昔日都被瑞典強烈譴責。瑞典在外交部下設人權大使,監督瑞典邦交國的人權狀況,也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難民理事會等國際人權組織的主要資助國。

因此,瑞典本身也成為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舉辦各項活動的理想場所。今天,歐盟的對外政策把人權作為一項重要價值推廣,這跟瑞典對「人權外交」的執着亦有緊密的聯繫。

「女性主義外交」

再者,瑞典確有捍衞「人權外交」而放棄經濟利益的前科,並非純粹講一套做一套。

舉例說,去年沙地阿拉伯單方面取消瑞典外長計劃在阿拉伯國家聯盟會議就人權問題的發言,發言內容原定包括聲援沙地異見人士(包括被囚博客),瑞典隨即決定終止與沙地的國防貿易協定,包括價值逾5億美元(約39億港元)的軍售合同,沙地則召回駐瑞典大使抗議,批評瑞典粗暴干涉內政。結果兩國關係進入低潮,歐洲與沙地的關係亦面臨考驗。

歐盟各國包括龍頭德國及傳統強國英國等,近年都不願因價值觀而損害經濟利益,瑞典經濟狀況雖相對穩定,此舉依然是逆潮流而行,因而頗獲國際人權活躍分子尊重。

沙地事件的出現也跟瑞典新政府有關,現任女外相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orm)上台時,稱要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強調價值觀及公平,因此瑞典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並支持西撒哈拉建國運動,因而受到不少壓力。

給予下台階 保友好關係

目前,控制西撒哈拉的摩洛哥拒絕宜家家居的新店開幕,不少瑞典企業也聯名要求政府跟沙地維持良好關係,不要影響他們做生意。相關壓力沒引起瑞典國內太大注意,但涉及崛起中強國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或會令瑞典的「人權外交」面對真正考驗。

假如北京願意給一點面子,提供下台階予瑞典自圓其說,瑞典外交部畢竟是圓通的;但若果還是堅持目前腔調,便是逼瑞典進入兩難,只會令數十年來堅持對華友好的瑞典朝野深深嘆息。

小詞典:人權外交

近代源自歐美的外交模式,將交往國的人權狀況,作為本國衡量外交關係的依據之一,並以「推廣、維護人權」作為官方外交目標,因應對方人權狀況的變化,而改變雙邊政治、經貿政策。人權外交的對象國普遍認為,這是借人權問題干涉他國內政,相信人權在各國有不同國情,不能一概而論,中國對人權外交即一貫反對。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新世界」建國之範式轉移

不少人認為,只要社會防微杜漸,主流社會槍口一致向外,世界各地就不會再有激進衝擊。這也是不可能的。法國越是反恐,越是出現了近年最慘烈的恐怖襲擊;而香港的激進行為,只是剛剛開始。

這是因為在「舊世界」的激進行為,是帶回「新世界」的重要reference。

無論那事在「舊世界」多麼失敗、口碑多差,只要出現過,回到「新世界」,經過網絡傳訊後,就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以現實世界難以想像的形式go viral。這概念聽來荒誕,其實,就像不少大企業經常舉辦大而無當的會議,但在年報就變成國際盛事,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與會人士都在心中數獨、手上I-pad,但也要做。所以這兩個世界,確是平行時空。經過資訊科技發展,逐漸地,已沒有誰比誰真實的問題,難道我們平日接觸的規則就很真實麼?不過習以為常罷了。

以上這些,是筆者十年前回港時,在課程談及的西方「虛擬國家論」,放在「後現代國家」一課。當時聽來像是科幻小說,但世事日新月異,一切已逐步變成事實。那是否需要徹夜無眠?邏輯上,「新世界」的人一旦真的掌權,把承諾全部兌現,自然是末日式恐怖。但「舊世界」畢竟安全閥極高,要推倒重來極難,除非天時地利人和齊全:配合國家解體、大國角力、宗教角力,激進分子才能以現實世界的物質和金錢,真的獨立建國,再把虛擬世界的理念帶到現實,而這樣的例子不可能經常出現。儘管有一個,就天翻地覆。

不過世界各地的偶發性激烈衝突,卻肯定越來越多。

這是因為在全球化時代,能製作衝突的門檻空前地低,而要禁止網絡資訊流通,幾不可能。因此西藏難獨立,北京卻難防西藏騷亂。這些衝突只會慢慢成為常態,這自然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最理想社會,但倒也不至於要惶惶不可終日,因為正常社會的防禦力依然強大。那樣到了最後,一個個和「舊世界」對立的「虛擬國家」,就是抗爭的終極產品:無論他們的理念在「舊世界」能否成功,起碼已「建立」了自己的「新國度」,固然可以是傳統命名、建立部門的「國家」,也可以是天上人間式的「天國」,更可以是有實無名的存在,例如特朗普的支持者被主流美國人視為愚昧,他們卻自稱「真美國人」,內部語言已和主流社會判若兩國。總之,這是舊世界不能取締的:難道建立一個希臘神話的世界,也要定罪?技術上做不到。

面對新時代,這是徹徹底底的範式轉移。假如世界各國的社會賢達依然停留在委員會、研討會、飯盒會的歲月,繼續在自己理解的層面自說自話,只能引用一句本土派名言:「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而這句話精彩之處,就是對誰都合用,包括你我他。

小詞典:虛擬國家(Virtual States)

網絡概念,指以現實世界的「國家」方式營運一個虛擬空間,亦有現實世界不能達成的政治訴求,主張以「網絡國家」方式延伸運作。例如台灣有網民曾主張,以「網絡空間的領土」立國,和實體國家進行合縱連橫和虛擬戰爭,也讓網絡公民社會制約實體社會的政客。「Wirtland」為全球最有代表性的虛擬國家,於2008年在網絡「立國」,發行了自己的貨幣、郵票和護照,曾有計劃向太平洋島國瑙魯購買土地,成為「實體國家」。

2016年2月16日星期二

Web 2.0時代下的激進抗爭

不少人認為,激進抗爭的目標如此虛幻,毫不現實,不可能持續,就是一時衝動,最終也會像日本赤軍那樣徹底自我孤立、不斷內鬥與眾叛親離地消散;或像愛爾蘭共和軍及巴斯克分離主義分子那樣「從良」。然而,在Web 2.0時代,恐怕這也是一廂情願。

一來,如昨天所述,目標達不達到,激進抗爭在「新社會」已得到「舊社會」永遠沒有的認同,單是這一點,已足以留住他們,除非「舊社會」忽然能提供替代品。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社會無論多麼公平,也是零和遊戲,始終有人自覺是犧牲者,烏托邦只是左翼小說的夢,所以對社會有怨氣的群眾,定義上不可能滅絕。

二來,跟從前的溫和抗爭不同,激進抗爭的理論,是不能輕易falsify的。溫和爭取不到,就是失敗;激進爭取不到,只是不夠激進,或時機未到。

三來,激進抗爭能在「新社會」產生持續不斷的高潮,因為戰勝「舊社會」的任何人和事(例如其他抗爭者),都是勝利,這能根本解決左翼抗爭老是沒有勝利的問題。

最後,與左翼激進主義不同的是,右翼激進主義沒有入場門檻,不需要讀齊澤克、羅爾斯及福柯,沒有學者的包袱,能相當自信的把理論與歷史隨心非脈絡地拿來使用(「拿來主義」),更能通過反精英話語,爭取最大目標群。結果,種種「舊世界」用來不成文約束人類文明行為的規範,例如美國人不能反穆斯林、UNESCO文化遺產不能破壞、香港人不能動武,更不用說網絡禮儀,在「新世界」都被一一打破,再帶回現實。這就是建構主義常說的學術字眼──「規範建構」(Norms Construction)及「解構」。

「新世界」人數恐超想像

在「舊世界」,有多少「新世界」的目標群組?答案恐怕超乎主流想像。

以香港為例,上一代已把新一代大學生形容得一文不值、不讀書,但按人口比例,他們依然是精英中的精英、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評論員早已把香港選民形容為隨風擺柳的羊群,但他們按人口比例,依然是最關心社會的50%(或更少)。剩下的人,不少心底裏明白,就是有民主制度也好,選了誰都是精英的遊戲,改變反正是騙人的(這是特朗普支持者的普遍心態),但走到「新社會」,一切卻能推倒重來,而且自己的參與感空前強烈。只要這樣想的人數,有一個社會的15-20%,而內裏又有一小部分完全贊同激進,那已是極重要的critical mass了。不過,要超過這比例也不容易:畢竟,主流社會需要大量主流工作填補,這也是結構使然。

再者,網絡世界的未開發空間,幾乎是無限:我們平日接觸的網絡世界,彷彿資訊海量,其實不過是一小部分,還有眾多供不同用途使用的「深網空間」、乃至暗黑網站。對抗爭者而言,說「世界很大、出去走走」極其離地,因為他們一生人也可能沒有機會實踐;但對傳統主流精英而言,對他們說「網絡世界很大、出去走走」,何嘗不是有同一反應呢。

小詞典:深網(Deep Web)

我們可隨時接觸的有網址的網站,稱為「表網」(Surface Web),但在網絡海洋,還有眾多網絡世界是沒有公開地址的,只能按不同指引、邀請、程式才可到達,具體數量難以估計,相信是「表網」的數倍、數十倍、數百倍乃至更多不等。這裏包括眾多私人網,保安網,但也有不少因為內容不容於主流社會,而以深網方式生存,被稱為「暗黑網」(Dark Web),內容太令人不安,不贅。

2016年2月15日星期一

虛擬國家論:由特朗普到旺角黑夜

兩年前,本欄數篇文章預言全球本土主義、宗教主義大盛,部分人的激進傾向不能逆轉,無論我們是否願意其出現,這是結構性現象,必須面對。極右路線的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成為風尚,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黨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成為主流,英國獨立黨在大選一鳴驚人,也有針對新移民的個別激烈行為,都是之後發生的事,而這些現象和香港「旺角黑夜」,雖然難以相提並論,卻又屬全球脈絡的一環。芸芸案例中,筆者最不熟悉的自然是香港,如國際案例有所啟發,就自行判斷是否巧合了。

各地主流評論通常苦口婆心強調,激進主義、特別是暴力,會被主流民意離棄,難獲大多數人支持,若各走極端,不但對爭取的目標有反效果,還會引起悲劇。美國的說法是「反穆斯林主義破壞立國精神」,法國的說法是「以暴易暴會製造更多巴黎恐襲」,香港的不必再述。他們特別對現代社會生活比從前富足,年輕人不滿卻有增無減,感到困惑。這些話本身並沒有錯,問題是這套論述本身,也有其根本假定:抗爭者的行為只有單一目標、他們需爭取主流民意,以及對將發生的悲劇感到切膚之痛。一旦假定錯誤,一切推論就變成空話。

問題是,這些假定並不一定正確。

不少抗爭者都愛說慷慨激昂的話,例如「就是失敗也努力過,總比什麼都不做好」。這類說話的字面解釋,自然是感性文宣,相當浪漫而有感染力,但我們用經濟學角度演繹,更能理解其真諦:他們其實是判斷抗爭過程中所得,已超過所失;出現大悲劇後所失,並不嚴重。

例如在香港,主流社會一致認為「一國兩制」怎樣變質,也優於「一國一制」,那是因他們在「一國兩制」也是相對的既得利益者;但一些人認為,假如情況持續,兩者對他們其實無大分別,而遺憾地,也很難說他們的判斷不對。正如當法國新移民後裔難以向上流,他們也不會在意「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有否改變。

那究竟什麼是「得」,什麼是「失」?

這涉及不同人生哲學,但簡單而言,不外乎兩個層面:物質的生活,和精神的優越,而重要的是這些都是相對的。也就是說,美國最窮的人,就算生活水平優於非洲一般人,也會不開心;而一個社會就算有最好的政府,也必然有相對不滿的人。假如物質和精神都不滿,自然是怨念最重的一群,每個社會都有,筆者認識極多,力所能及會嘗試讓他們得到多些主流認同,但結構恐怕無可改變。

從前,他們不會輕易以激進手段行事。一來擔心機會成本太高,二來理性上明白難以成功,三來過程中沒有認同,還會被主流社會視作瘋子,結果只能把狂想長埋心中。不過,Web 2.0出現改變一切。主流社會只會把互聯網視作獲取資訊的工具,會有意識避免被互聯網控制,要是沉迷上網,會自覺需要治療,因對他們而言,網絡世界是沒有生命,加上太多虛假訊息、太講求兩秒的視覺觸動、太多假賬戶,只屬於時間無限的「廢青」,根本不是常人的地方,若自認常常上網,只會被同輩看不起。

互聯網帶來存在感

然而,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幻」?

對不少朋友而言,要麼失業拿綜援、終日無所事事(這比例在歐洲極高),要麼做一份完全沒有前途的苦悶工作(可參閱「旺角黑夜」被捕名單),要麼是主流職業浪人(例如靠當兼任講師維生的學者、或萬年博士候選人),加上理想年代的青年(包括身在海外卻真心高叫「身土不二」的學生),他們都不至於三餐不繼,很可能還有不少不獲主流認同的技能,但「真實」就是這麼多,確是值得同情:連筆者身為傳統精英,也為在香港這樣的地方無可發揮專業而鬱悶,何況連逃避也不能的人?

假如他們每天花15小時上網,那裏無時無刻都有新聞、資訊和對話,給予他們現實沒有的存在感,只有膳宿才返回「現實」,網絡身份就慢慢變成他們的「第一身份」(primary identity),成為「新世界」。連他們僅餘留在「舊世界」的時間,也是以「新世界」的倫理主導思維(例如吃這碗飯有沒有likes);遇上有血有肉的人如何相處,也以其網絡形象為出發點。

結果,他們在「新世界」找到原來處於社會不同邊緣的同道中人,互相扶持及認同,得到主流社會不能給予的溫暖,慢慢形成群組、社會,建立自己的文化。他們先確立自我身份,那是和「舊世界」還有交接,通常是所屬主要群組的認同,例如地域(民族主義、反移民主義、本土主義),然後是宗教,但很難是虛無飄渺的理念,因太難「落地」。他們也必然遇到「舊世界」同路人劃清界線,例如溫和本土派會批判激進本土派、哈馬斯也批判後來者,但他們不會在意,因這也是「新世界認同」一部分。

接着,通過定義「他者」、批判傳統精英、知識分子、富人等,這種身份認同得到鞏固,並為自身壯膽(邏輯和從前的激進群眾運動類同),乃至出現論功行賞的機制,並發展自己的語言、英雄、敵人、潛規則,然後是動員機器,一切就像人類建立初始社會的情況。其實這些都是顛覆主流:例如夾雜粗口是溝通方式,各地主流媒體愈不容許,在網絡愈發達;像法國規定媒體須使用法語,也是新移民族重拾自己語言的動機之一。未來科技進一步發展,虛擬世界肯定更真實,能換金錢(已出現)、能刺激人體五官(Cybersex配合高度仿真的工具,令無數毒男失去「脫毒」動力)。

總之Matrix的劇情,絕不是純科幻故事。

在「舊世界」,一般人在社交網站為了獲取資訊,協助自己思考;但在「新世界」,那卻是主戰場,閱讀只是為了尋找非自己人的keywords和證據,哪怕是關於天文地理的論文,也會用數秒中判斷是否自己人,習慣使用的句子,也不能多於數十字。通過「掃敵」,確能得到「自我」和「他我」肯定(順帶一提,這是為甚麼不少傳統企業僱用KOL在網絡宣傳品牌從不有效的原因)。面對這種「新世界文化」,舊世界公民是絕不會接受的,但心理上保持同理心、用自己的方式讓他們留在自己的空間,也就是了,因為那只是解構的一種表徵,以此上綱上線,大是不必。

他們在現實社會不能發揮的技能(例如網絡文宣),在「新社會」,卻令他們得到認同;而有了人生目標,無論能否達成,已令他們感受到「舊社會」沒有的希望。所以,是否得到主流社會認同,他們不但不在意,還以得不到主流認同為榮,因為那是走進「新社會」的入口。在「舊世界」,要產生一個孫中山自然極難;但在「新世界」,建構一個孫中山式人物,卻可望可即。而要每一個人理性計算國家大事,那是不設實際的:假如很多人在「舊世界」得不到精神滿足,逼他們離開「新世界」,又有何意義呢?

小詞典:《Matrix》(22世紀殺人網絡)

荷李活電影,講述2199年的機械世界,創造了1999年人類生活的虛擬環境,通過種種科技,刺激人的感官,令人相信那是真實的世界,但只要信念強,卻能發現電腦設定的真是世界物理現象,原來都是可以改變的。電影被認為充滿各種哲學思想,也前瞻了未來科技世界的種種可能。

2016年2月13日星期六

訪問前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應對全球暖化靠公民社會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2015年是自1850年有氣象紀錄以來最溫暖的一年。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去年香港是有紀錄以來最暖的一年,平均溫度為攝氏24.2度,比過去30年的平均值高出0.9度,全年的酷熱天氣日數和熱夜日數也創下了紀錄。

全球暖化問題已引起了香港社會的關注,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也積極就氣候問題發表意見,並投入公眾教育。他在香港天文台服務了35年,也成為了皇家氣象學會榮譽會士和香港大學名譽院士,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席教授。服務於天文台期間,他是香港在世界氣象組織中的常任代表,更曾兼任世界氣象組織第二區域(亞洲)協會副主席,多次擔任專家會議主席和顧問職務。因此,他能對世界氣候問題自然有更深一層的見解。

訪問者:沈旭暉 (S)
受訪者:林超英 (L)
整理:李志鵬

S:早前香港經歷了59年來最低的氣溫,這與全球暖化有關嗎?
L:2015年的平均氣溫比過往高,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會產生物極必反的後果。正常的冬天,位處於內陸的西伯利亞會很寒冷,而大氣中有波動周期,平均每星期就有一個波動,導致冷空氣南下,因此,香港平均每星期就有一次寒流。可是,在全球暖化的情況下,大氣中的波動變弱,冷空氣難以南下,導致去年11和12月氣溫較暖。然而冷空氣在西伯利亞上空聚積,寒流前,當地的氣壓由正常1010百帕斯卡升至破紀錄的1090百帕斯卡,因此,造成大氣的不穩定狀態,導致冷空氣南下,於是,早前的溫暖導致了之後的寒冷。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變化,破壞了大氣中微妙的平衡,產生極端天氣。

S:面對着全球暖化,香港人應如何應對?
L:氣候變化是一個Glocal問題,並非是單一地方或事件所造成,而是全球各地人們所做的小事積聚而造成的大問題。全球的消費模式和燃燒石化燃料的生活習慣,導致大氣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這其實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因此我們需要一個Glocal的解決方案。

S:現時解決世界氣候問題的最大阻力來自哪方面?
L:現時,世界的管治模式妨礙人們落實救自己的措施,國家的民主制度規定每幾年選舉一次,管治者當選後會戀棧所得的權力和利益,而選票能令他們連任,所以他們自然會取悅選民。然而,管治者所能制定的只是未來數年的計劃,可是,氣候變化的影響是數十年後的事。科學家通過做研究和數據去預測問題,可是,不少人只是視之為知識,而沒有確切去回應問題。各個國家關心的是未來幾年在經濟和生活方面的發展,而過往都是以燃燒化石燃料和開採礦物來改善生活質素,人們也習慣了這種生活模式。當我們呼籲改變消費習慣、減少排放和增加循環再用比率時,有人就認為這會令經濟難以發展。因此,政府難以落實相關政策。根據現時的管治結構,依賴政府回應問題是絕望的。

S:若在政府層面難以解決問題,人們應怎樣去應對全球暖化的問題?
L:依靠傳統方法與國際協議去推動各國減排是難以成功的。現時已進入全新的時代,互聯網的發展促進了民間力量的交流,彼此參考各自的方法去回應問題。因此,未來公民社會能作跨國橫向的民間合作,公民社會已發起不同的運動,例如素食、在地生產和分享經濟等,減少物質和能量的使用,這都有助緩解問題。解決全球暖化不單是科學問題,更是生活態度和方式的問題。我們應反思什麼是開心快樂的泉源,是否購物就能令我們的快樂呢?懂得幫助和關心身邊的家人和朋友也是快樂,這是人心改造的工程。

S:在應對氣候問題時,香港存在什麼困局?
L:資本主義是氣候變化的根本問題。小政府的政策失去控制環境的權力,令市場控制環境。社會上0.1%的人控制社會上大部分的資源,他們為了令自己的資本增加,會鼓勵大家消費,這也變成一種洗腦,香港是少數地方視購物為興趣的地方。

S:香港天文台如何推動香港在國際氣候範疇的發展?
L:在二戰前,香港已經負責協調東亞的氣候問題。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加入天文台,在工作四年多後,便能參與聯合國專家小組會議。現任天文台台長是航空氣象學委員會主席,主導了全球航空氣象發展的方向。1999年,我在世界氣象組織中提出協助製作官方網頁,收集世界各地的官方氣象資料,我們和不同國家和地區聯絡,現時已有逾百個國家和地區參與計劃。香港天文台現時也可視為世界城市氣象預測的中心。

2016年2月12日星期五

《一起去阿拉斯加》/藍奕邦

藍奕邦出道以來,一直有留意他的作品,因為他是少數讀國際關係出身的香港歌手。他在美國Georgetown University讀國際政治與文化,那是以國際關係著名的美國大學,出產外交官無數,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就在那裏任教。說來,我同期也在美國讀國際關係,Georgetown也收錄了我,幾乎就是他的同學。後來我在華盛頓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不時專門走去Georgetown聽課,包括找奧爾布賴特拿了她的簽名著作,那都是後話了。

數年前,看過一篇陳曉蕾對藍奕邦的訪問,知道這首《一起去阿拉斯加》是紀念其母親的作品,他母親健康時,和父親同遊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那是一個美麗得要帶淚觀看的天地/既又險峻卻又貞潔/是人間的驚與奇/世上可會有份真愛/會共這裡配得起能/值得與我分享/在世的優與美」,不久後患癌離世,曾說希望復原後和兒子再遊當地。無獨有偶,不少身邊朋友和阿拉斯加的聯繫,都和親人有關。大概會到阿拉斯加旅遊的人,年輕的相對不多,不少都是退休人士,尤其是乘坐遊輪,到那裏看北極圈的冰川。而遊輪團節奏極慢,年輕人要不是陪家人同遊,就是能承擔這花費,也不愛那杯茶。結果,阿拉斯加卻成了不少人重結親情的樞紐,這大概是當地人始料不及的。

在外人眼中,阿拉斯加一片冰天雪地,自然是和大自然交合的聖境:「零下的天氣/雪亦很厚/極其恬靜/就如清修」。作為美國最大、人口密度卻最低的州,阿拉斯加確實保存了不少原生態;不過阿拉斯加居民的「在地」心態,卻是很支持發展的。雖然美國從沙皇時代的俄羅斯手中購買阿拉斯加時,被當時輿論視作「天下第一蠢事」,但一百年後,這已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划算的投資。自從阿拉斯加發現石油,商機處處,而且不時有新發現和新基建,發展和保育的平衡,主導了州內政治。

公眾形象備受爭議、以特朗普式民粹言論著稱的美國「茶黨女王」佩琳,在阿拉斯加卻極受歡迎,多少反映了民情。作為在阿拉斯加土生土長的前任民選州長,佩琳的最大政績,就是凝聚朝野共識「拼經濟」,調整石油企業和政府間的失衡關係,嚴打企業貪污,換取民間對大規模發展的支持。與此同時,她的全部視野幾乎局限在州內,到了出任州長數年後才申請護照,因為之前都不用出國。除了左翼環保團體外,一般阿拉斯加人大多認為州內資源太多,加強開發是無可厚非,何況他們並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湖上的冰塊繼續飄泊/極其脆弱/面臨碎裂/心一碰也即裂/問那位肯前來冒險/就算冰川/都已漸融/但我心願還未變」,說的自然是比喻,但阿拉斯加冰川漸融,卻也是環保人士的憂慮。某程度上,阿拉斯加生態旅遊的重要性不在經濟,而在於一種形象建構,只要外間肯定當地的原生態地位,環保人士如何高調反開採北冰洋石油,都難以打入主流論述。世間無恆,不要假定阿拉斯加五十年後一切如常,到了老去才坐遊輪遠眺,何不活在當下,和身旁珍愛的人一起去阿拉斯加?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12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8331

三城建構論:廿二世紀回望「何為香港」.回應盧斯達先生

昨日文章〈旺角黑夜的國際思考〉,得本土派健筆盧斯達先生批評指正,筆者讀了數遍,很能啟發思考,很喜歡,也很嘆息。想起過去一年,數位本土派大學生分別私下找筆者談話,謙稱請教一些國際關係問題:南韓、台灣等成功案例,會否適用香港?假如我不認同,在純學術基礎上,他們的理念有沒有成功的國際例子?香港未來會怎樣?我想,當時的話值得整理出來,也可一道回應盧斯達先生,個人感言會在最後分享。

當時說在學術角度,不會拿南韓光州事變及台灣鄭南榕自焚跟香港的未來類比。他們也明白,在南韓、台灣,對手是南韓及台灣政府,目標是民主化,而台韓都受美國一定影響;但在香港,就算鬥垮香港政府,還要戰勝中國政府,北京認定目標不是民主化,而是分離主義,香港會被類比為西藏。論社會團結、歷史源流、國際關注與武裝力量,香港都遠遜西藏,而西藏異見人士成功的唯一前提,幾乎是中國崩潰。但宣傳講求感性與共鳴,「不用分那麼細」,台韓文化與港相近,他們「戰勝不可能」的歷史,會成為香港本土派「不必計算」的重要參考。我不贊成,但知道這會是本土派的核心論述。

社會安全閥遭解除

筆者本來沒直接答他們,有否國際案例是相對合理的類比,因為他們畢竟是子姪。但在旺角黑夜,筆者知道他們都在現場,且很難回頭,看過他們的文章,不得不想起台灣學界朋友提過的越南。

越南長期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到了一百年前還用漢字,首次正式從中國獨立是五代十國之時,此前曾多次爭取自治,慢慢由今日廣西少數民族那樣的身份認同,變成有自身國族意識,而越南人之勇武歷史上眾所周知。香港激進本土派若要走那條路,前提是要建構出同樣強烈的、獲相當群眾接受的非中國身份認同,而中國會出現皇朝解體那樣的大變局,且還要培養全民勇武民風,讓大變中的其他中國派系不願來淌香港的渾水。筆者不是認為兩者可直接類比,但知道「不用分那麼細」的細節,不會為他們重視,且從中發現,起碼他們已按這思路,是有自身路線圖。

他們現在的文宣遠超什麼立法會補選、陰謀論的層面,說要以數十年論斷成功。能否真的如此堅韌,筆者不知道,但肯定他們的持續性,遠超上一代所想。在香港這樣發達經濟體,當然有民生問題激化民怨,但相當部分青年、反政府群眾的目的其實並非經濟問題(找筆者那幾位的本來就有大好前途),而是爭取在現有生活中得不到的存在感。管治之道,本來不一定在於讓人真正成功爭取什麼,而在於感覺成功爭取了什麼。上一代人不明白Web 2.0的真義,以為互聯網只是「一種比較潮的報紙」,不明白鬥爭哲學在網絡的發酵效果,這是上一代學者屢屢誤判「伊斯蘭國」(IS)「由虛擬走回現實」的原因,本欄已多次分享。在Web 1.0時代,群眾都明白理性上的不可能,但在Web 2.0時代,網絡身份成為不少新一代的「第一身份」,在那裏得到信念、認同與希望,成為另一種社會地位及資本,每一句「廢青」,都是強化他們身份認同的方法,就算最終在現實社會還是爭取不到,起碼在另一個時空已感到優於什麼也不做。防止激進的第一道安全閥,即激進得不到認同及只會令自身一無所有,已被解除。

任何社會的第二安全閥,都是理性的中間路線、中產階級與精英階層,他們知道「溫和路線不成功,不代表激進路線成功」,而任何正常政府都會拉攏這陣營,讓群眾明白溫和路線不是徒勞無功。無奈當政府以二元對立管治,在溫和路線被證明失敗後及激進路線被證明失敗前,一般群眾是不會想第三選項的。這些年,溫和派有什麼成就,大家心裏明白,於是社會穩定的第二安全閥也解除了。至於激進派的「香港民族主義」有多少人認同,用一個程式監察香港主要討論區、網絡KOL(關鍵意見領袖),予以discourse analysis,便一覽無遺。

在平行時空的水晶球,假如現在是22世紀回望,假如鬥爭氣氛持續,會看見甚麼?恐怕會出現三個香港。第一個是「中國香港」,即目前的保守派,和「新香港人」,他們強烈厭惡激進派,追求穩定,肯定香港的中國身份,積極融入中國國家發展,從中尋求機遇和自己的新身份認同。第二個是「激進香港」,人數長期不會太多,但獲相當部份青年認同,會長期存在,而且通過徹底否定溫和路線,進一步堅定身份認同,激進抗爭陸續有來。第三個是「文化香港」,包括不認同政府管治模式、也難接受同樣未能速見成效的激進路線的傳統精英和中產,他們定義的「香港」和前兩派都不同,對香港人是否中國人、有沒有本土政府、有沒有「真普選」,其實都不太在意,卻極珍愛殖民管治後期的多元文化、無民主有自由法治、而崇優的品味生活,擔心第一、二條路何者成功,這些香港特色都難保全。數字上,他們可能最多,而且在Web 2.0時代,還要加上九七前移居海外的港人及後裔(人數達百萬)、及未來離開的香港人,甚至河國榮那樣的「香港老外」,然而在兩極化環境下,政治影響力卻最小。不過他們畢竟有無可替代的社會資本,會形成一種nostalgic的香港文化,在資訊科技促進下,卻也逐漸有了自己的生命力,不會讓一切完全消亡。我希望未來論證自己的錯誤。

我沒有遇過盧斯達先生的真身,只曾在網絡私下交流。多年前,曾跟不少身邊朋友說,不管立場如何,我認為他是新一代最有靈氣的寫手,原已太多年不回應任何人,但值得為他的文章改變。為甚麼這樣的健筆投入本土派,本身,就很值得其他陣營的朋友反思。人性本無善惡,世界本無國族,沒有天生的暴民,也沒有天生的廢青。假如純強硬路線、治亂世用重典真的能解決問題,我作為離地中產,定必全力支持,可惜以我理解,行不通的。盧斯達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批評我有能力、有條件就選擇離開,完全是對的,坦白說,假如在平行時空,和他角色互換,各自走甚麼路,誰也說不準。但我不認同第三種人做的沒有任何價值,誰成功不是辯論比賽,只能由歷史判斷。希望那些對我的文章讚好的朋友,能認真理解他的回應,文宣性的字眼掠過去,從現象看本質,相信我們看到的,都是一樣。

2016年2月11日星期四

旺角黑夜的國際思考

活在荒誕時代,人更要沉着生活。不少朋友愛引述捷克國父哈維爾的名言說:「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然後又是但丁、又是地獄。在另一些朋友眼中,哈維爾當總統後一塌糊塗,反映他本質上是廢青,只懂煽動群眾。這兩極,某程度上都是事實,但也是抽離脈絡的片面理解。筆者卻記得哈維爾另一面,在兩年前的文章也分享過。

哈維爾生長在鐵幕內,明白「極權政體」與「革命團體」的操作一樣,都是需要對立,把人性另一面激發出來,但結果往往是正常人性的喪失。政治運動之恐怖,全在於此。在現實世界,就算有不理想的大環境,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黑白分明,不可能凡是敵人支持的就要反對。因此,他從不會時刻逼人二元對立地表態,格言反而是「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在鐵腕政權下,「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參見Tony Judt的《歐洲戰後六十年》)。

哈維爾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人民首要是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而非天天硬碰硬跟極權博弈。那樣,政權反而不能控制日常生活、意識形態,才不致令剩餘的文明與common sense在敵我矛盾群眾運動中全部失去,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捷克熬過那一段,成為今天的歐洲中心,哈維爾也笑在最後。反之,羅馬尼亞依然是羅馬尼亞。西漢陳平語王陵:「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古人智慧,總是暗合。在大樹林蔭下的大學導修課,理想世界,都有一個「正義真理」,一切有線性解決辦法。可惜在現實世界,經常都沒有直線出路。Plan A溫和「唔work」,邏輯上,從來不等於Plan B激進就會work,「更唔work」的可能性起碼一樣,反之亦然。

避免兩極 活出天地

芬蘭作為主權國家,軍隊真正勇武,跟西方淵源甚深,面對蘇聯也不得不「芬蘭化」,關鍵就是防止社會出現反蘇兩極主義,才熬過那一段,成為今日北歐樂土,否則淪為蘇聯加盟共和國,旁邊的「Karelo-Finnish」便是榜樣。「大坂夏之陣」的豐臣家,覆亡前才明白這道理,可惜被浪人所誤,逃不過非黑即白的宿命。走這條路的,比溫和更要精算現實。

習慣兩極化思考的,無論在哪個範疇,由政治、文化到娛樂,還有最要命的宗教,無論持哪種立場,成為基本教義派後,在下從來敬而遠之。社交網站從來不是能促進討論的地方,它的先天設定,便是為了動員及黨同伐異,「殺君馬者道旁兒」,不要為追求Facebook小圈子的「likes」,而見樹不見林,活在非黑即白的網絡世界。大家沒有責任滿足網絡輿論,不認同的,不必惡言相向,隨便離開就好。

香港能生存至今,百多年來,就是因為有活在灰色世界的藝術,一方面和東西強權虛與委蛇,利用一切空間遊走,另一方面不理會政府合理不合理,繼續找自己的天地,在韋小寶腔的內在,保存骨子裏的善良。俱往矣。

筆者深信絕大多數香港人和筆者一樣,厭惡一切以傷人為目的的暴力,無論來自哪方,但這也已變得不重要。當兩極化已成氣候,更激烈的行為必會出現,執法人員的尺度也會朝同一方向發展,兩極團體不會因此消失,反而會得到各自的生存空間,各方、特別是北京也會對一切framing,直到出現一錘定音的悲劇結局。作為一個長期不在香港、沒有研究香港的離地中產,背後的脈絡已完全不懂,只知道這些未來歷史,也是過去式了,因為數年前已說過一遍,從此規劃另一人生。這是全球化時代,我們的天地,in every single dimension,還是很大的,共勉之。

2016年2月8日星期一

《王朝的女人:楊貴妃》與唐代國際關係觀

不久前,在飛機上看了黎明、范冰冰主演的《王朝的女人:楊貴妃》,電影最有趣的卻是其「國際視野」:一切都由兩位代表「東羅馬帝國」的傳教士娓娓道來,不少內容也涉及唐朝對外關係。由於如何演繹古代國際關係,涉及今人的「真・國際觀」,這齣被認為以床戲作高潮的商業電影,就添上更多話提性。

唐朝管治階層的「國際主義」

電影強調唐朝的國際性,在管治階層,確實是存在的。從唐太宗至唐玄宗時期,大唐國力強勝,長安城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彼時唐朝自然未有今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主權國家」之概念,普遍視週邊國家為文化水平較低的異族,將自己視作漢人與異域的共主「天可汗」,唐太宗就說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但與此同時,唐人也接受與一些像東羅馬帝國(「大秦」或「拂菻國」)、阿拉伯帝國(「大食」)那樣的大國平起平坐,沒有如大清那樣夜郎自大。

自貞觀以降,在長安從事經貿文化活動的外國人(「胡人」)數量上萬,到了衰敗的德宗年間,在長安城購置田產的外國住戶還有四千,足見長安已是「亞洲國際都會」。最能反映唐朝上層社會對外開放程度的,大概是電影輕輕帶過的外籍官員:盛唐時,其數目居然上千,出任官位亦上達宰相。據《新唐書》統計,唐一代369個宰相中有18個異族人,例如有來自「安息國」者,即今日波斯。

制度化的「亞洲國際都會」

不過在上層社會,唐代的「國際主義」卻是制度化的。例如唐朝科舉制度設有「賓貢進士」,專門照顧外籍留學生在唐考試和錄取,進而出任官職。通過這途徑任職的外國人中,以唐太宗時期的韓國人崔致遠、唐玄宗時期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兩人最著名。崔致遠幼年在長安、洛陽求學,後中進士,在淮南等地做地方官,在華16年,為官之餘從事儒學研究和文學創作,後世稱為「東國儒宗」。阿倍仲麻呂則在玄宗時期隨日本遣唐使抵達長安,同樣考取進士,從「門下省左補闕」(七品官)一路晉升至「秘書監」(三品官),成了後人眼中的「中日文化友好大使」。這種制度,固然體現了唐帝的好大喜功,但畢竟顯示了中華文化兼容並蓄的一面。

此外,不少異域名門望族不須經過科舉,遠赴長安朝拜大唐天子,也會被朝廷授官。據史書記載,太宗時期,西域「結骨國」國王本人親赴長安朝拜,太宗賜其「右屯衛大將軍」一職,隸屬「燕然都護」,鎮守邊關。握實權的例子在唐玄宗朝更盛,多位名將皆是異國出身,例如哥舒翰是突厥人、仆固懷恩是鐵勒族人、高仙芝是高句麗人、白孝德是安西人。不過這「制度」卻是因人設事的,主要是玄宗的丞相李林甫為免邊境大將「出將入相」,對他構成威脅,情願用胡人帶兵,因為他們文化水平較低,難轉當文職。反而是電影中的反派楊國忠(而不是電影安排的楊貴妃前夫壽王李瑁),屢屢反對重用胡人而不加制衡,不過後世因為其裙帶關係,往往把其政績一筆勾銷。

唐代外交關係:與「東羅馬使臣」的交往

唐朝對外交往的盛況空前,不僅可從本朝外籍官員名單所見,亦可從唐代外交覆蓋範圍看出。盛唐不但與中亞諸國緊密交往,還與遠在歐洲的東羅馬帝國往來,因此電影的「國際視角」,倒是有宏觀背景的。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張緒山專門對唐朝和東羅馬帝國的往來做過考證:自貞觀至天寶年間,「拂菻國」先後向唐派遣使節七次,最初由拜占庭王室親自安排,後來由於阿拉伯帝國崛起,遣使多為中亞「景教徒」代完成。

拜占庭向唐派使的目的,一直為史家感興趣。當時阿拉伯帝國壯大,對拜占庭已構成威脅,而大唐一度大破突厥,威名在西域廣為流傳,因此有學者認為,拜占庭希望「聯唐抗阿」,這也是電影交代的背景。根據唐史所載,唐太宗無意遠征,但仍對遠道而來的使節多有賞賜,以表鄭重。電影講述唐玄宗對夾擊阿拉伯帝國同樣回絕,原因是擔心沒有了緩衝,就會和東羅馬帝國正面衝突云云。這說法符合現在國際關係的認知,但似乎不大符合當時情況:一來阿拉伯帝國剛崛起,拜占庭就算和唐朝西部軍隊合力,也不見得能滅掉「大食」;二來唐代到了玄宗時其實也走下坡路,即使未有安史之亂,也接連敗仗,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被西域各國擊敗,更令唐代失去西進的基礎。何況緩衝國的角色,已有西域諸國承擔(作為唐與阿拉伯的緩衝),唐朝的視野並未希望突破這範圍,和東羅馬的交往,似乎是純禮節罷了。

叛軍連吐蕃使節也殺:沒有外交豁免權?

唐代「國際主義」雖然盛行,卻直接導致安史之亂。叛軍首領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出身,安祿山本人可能是當時最有「國際視野」的人之一:他祖先是來自波斯的粟特人,母親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通曉多國語言,對西域各國各族的情況非常熟悉,對大食、大秦的了解,亦勝過玄宗;與此同時,他多次入朝,得玄宗信任,也對唐代外強中乾心知肚明。他的軍隊主力正是西域各部族,假如不是被灌輸了一些「大中華思想」,堅持要攻陷長安,而是率領胡人獨立建國,獨霸一方,歷史很可能改寫。

電影最有趣的「國際知識」,還是高潮這一段:話說楊貴妃拜東羅馬帝國傳教士為師,學習西方音律,而傳教士居然走到馬嵬坡,說要帶貴妃逃亡,說大唐軍隊不敢攻擊外國使節,否則就是攻擊東羅馬,概念儼然今天的「外交豁免權」。可惜這是一廂情願:「外交豁免權」遲於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才確定,唐朝尚未有「現代外交」概念,國際關係只循「禮制」;即便古語云「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具體操作也視情況而定。在馬嵬驛之變,忠於太子李亨的陳玄禮率禁軍護駕,在宰相楊國忠與吐蕃使者交談時,趁機將楊亂箭射死,居然連吐蕃使者也一併殺掉,可見外國使節不但未有免死金牌,反而是被攻擊的軟肋。民間傳說倒是相信楊貴妃逃往遠方,她走到日本的民間傳奇更是流傳至今。

然而,唐代的「國際化」能否由上而下、深入民間,其實頗成疑問,例如當時在唐朝傳教的任何外來宗教都強調「在地化」,建築也不敢仿效西方,以免引起敵意。這才是中華文明厲害之處:無論佛教、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只要到了中國,保證改頭換面,融入民間的整體,似乎當時中華文化已和今人一樣,強調「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今日中國外交界談起「中國古代國際關係」時,樂此不疲,也就事出有因。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3月

2016年2月6日星期六

訪問陳至仁@紅線音樂:樂隊音樂回歸香港

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初是香港樂隊音樂的巔峰時期,當時的Beyond、太極、達明一派等樂隊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歌曲,影響力遍及東南亞。《時代》雜誌記者在一個專題報道中指出,要了解一個城市,首先要看他們的獨立樂隊,因為從他們的表演中能看到這個城市正在經歷什麼事情,記者看過香港獨立樂隊Chochukmo的表演後大為讚賞,認為表演和他們的想像完全不同,風格多變,但卻能自然地緊扣起來。記者對此的解讀是香港是一個生活節奏急促的城市,人們拒絕沉悶的心態。

另一支樂隊Supper Moment,去年橫掃了本地四大流行曲頒獎禮的組合獎項,這不但是一個音樂獎項,更象徵着獨立樂隊和主流樂壇的交流踏入另一層次。雖然Supper Moment和Chochukmo的音樂風格南轅北轍,但同屬紅線音樂公司。紅線創辦人陳至仁對兩隊樂隊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是鼓手,也是傳媒人,曾任Yes雜誌出版人,其後創立音樂雜誌re:spect。為了讓樂迷能跳出文字,真正感受音樂,他舉辦了大大小小的音樂會。其後,他與Supper Moment和Chochukmo合作。遊走於傳媒、主流樂壇和獨立樂隊之間,他見證了近年獨立樂隊的回歸。

訪問者:沈旭暉(S)

受訪者:陳至仁(G)

S: 你本身是年輕人雜誌出版人,什麼因素驅使你涉足音樂雜誌?

G: 在任職Yes雜誌期間,我主力增加雜誌的讀者群,因此,開始認識年輕人文化,了解他們關注的題材。在調整發行策略後,雜誌的銷量提升,可是,雜誌在一年後輾轉易手,我當時希望以獨立樂隊、主流樂壇,以及傳媒人的身份,嘗試整合這兩個音樂界別,成立他們之間交流的平台。於是,便帶着當時所得的分紅創立音樂雜誌re:spect,希望可以混合主流和獨立音樂,深入淺出地介紹音樂,令大眾有基本的鑑賞能力。

S: 在辦音樂雜誌期間,你為何成立唱片公司?

G: 在辦re:spect期間,訪問了不少音樂人,一問之下發現他們大都不喜歡自己的作品,他們認為這是創作人的作品,可是,創作人同樣不喜歡自己的作品,指這是應老闆的要求而創作,但老闆卻認為這是回應樂迷的需求而已,但樂迷也不喜歡這些音樂,於是,樂壇便陷入一個錯誤的循環中。辦雜誌只是提供平面資訊,而音樂會的表演令讀者更容易了解音樂。因此,我每年籌備100多場大大小小的音樂活動,2009年的一個音樂比賽中,我重遇了Supper Moment,他們提議合作,目標是出版一張唱片和籌辦一場1000人的音樂表演。當時我對唱片公司運作沒有概念,心想主要是與客戶溝通、籌備音樂會和唱片的出版,以我傳媒人和出版人的背景,應可以應付。當時,我希望創立一間唱片公司,給予歌手自由度去定自己的路向,不用被公司支配,雙方是唇齒相依的關係。公司作為顧問,幫助歌手發掘自己,而不是複製過去成功的路,而紅線本身的意思就是為歌手穿針引線。

S: 在紅線音樂成立初期有什麼目標?

G: Supper Moment和Chochukmo都自稱是我的支持者,其實,他們都是我的好兄弟。當時Chochukmo因為Band房加租而瀕臨解散,所以我建議以一個新方式合作,彼此了解大家的想法,從而定立發展目標。Chochukmo的目標是衝出香港到世界各地表演,而Supper Moment則希望出版一隻唱片和開一場1000人的表演,他們不少目標已經達到,也在定立更大的目標。我的宗旨是樂隊擁有音樂創作的最後把關權力,而我的責任是挑戰他們的想法,令他們聽到更全面的意見。於是,Supper Moment便創作了《機械人》一曲,與他們一貫的風格大相逕庭。《世界變了樣》一曲幾乎只有一句歌詞,這令他們疑惑是否能被接受,結果這首歌為他們打開了不少新的門,在內地大受歡迎成為一套動漫的片尾曲,也曾在《金雞SSS》電影中出現。

S: Chochukmo只唱英文歌,這會局限他們在香港的發展嗎?

G: 曾有唱片公司接觸他們,希望他們能轉唱中文歌,他們也樂意嘗試。但我認為他們唱得最好的就是英文歌,只要將他們各人最好的潛能發揮出來,創作自己最愛的音樂,就能感動樂迷,產生共鳴。藝術和商業沒有衝突,重要的是平衡雙方,創造其中價值。

S: 有人認為香港缺乏基礎文化藝術教育,在推廣獨立樂隊的過程中,你有否這些體會?

G: 當時,我創立音樂雜誌有一個使命,無論大眾樂迷對音樂的認識程度如何,雜誌和一些免費表演都能讓他們認識音樂,能分辨不同音樂類型間的差別。曾經在一個藍調音樂的表演後,有樂迷問演出單位,為何其中一首歌中間有一分鐘的音樂,而沒有歌詞,是否仍未填上歌詞?當時的樂隊成員對此感到無奈,但我認為這是一個讓自己介紹音樂給大眾認識的機會,讓他們知道純音樂或獨奏也是音樂,並非與流行曲般歌詞緊接出現才是歌曲。

卡拉OK公司邀樂隊演出

S: 相比起其他鄰近地區,香港的音樂文化是否比較薄弱?

G: 香港的音樂特色就是K歌,K歌的特色是前奏和結尾的音樂很短,中間的音樂也不會太長,而且歌詞很多。其實這是源於香港的Karaoke文化,因為香港的Karaoke公司在歌曲播至3分鐘才須支付版稅,若人們在歌曲唱到一半時便把歌曲刪除,音樂公司便收不到版稅,因此K歌都是頭尾唱盡,這就是Koaraoke遊戲規則影響音樂創作。過去10年,主流樂壇每年的歌曲數目,減少了一半,從1600首減至大約800首,Karaoke公司沒有足夠的歌,因此向獨立樂隊招手,這是獨立樂隊發展的契機。

S: 香港近年的獨立樂隊潮流由哪段時間回歸?

G: 自2008年起Mr. 和 Rubber Band開始受歡迎,樂隊的潮流也一浪接一浪,當時有不少人擔心這潮流很快會消失。我們在港鐵月台登廣告,這令不少音樂人感到振奮。不同的本土樂隊、表演搞手和媒體合作,在社交媒體和書刊中作出一浪接一浪宣傳,讓大家收到樂隊Come Back的訊號。我希望主流和獨立樂隊互相交流,聚焦能欣賞主流和獨立樂隊的一群,並藉此增加樂隊的影響力。現時,Chochukmo和Supper Moment除了大中華地區樂迷關注外,也吸引到東南亞和歐美樂迷的注意。

S: 樂隊音樂未來的發展有哪些困難需要克服?

G: 我們希望藉這次潮流走向全世界,特別是大中華地區。早前,有一個止痛藥品牌和Chochukmo合作,希望他們在作品中強調本土和獅子山精神,於是,他們寫了首英文歌《路磨平》(No More Pain),將英文歌配上中文字的諧音。而另一個航空公司的廣告亦能令Chochukmo向前走一步。樂隊以音樂為重心,金錢和名利只是副產品。的確,金錢可令音樂錄像和製作的質素提升,可是,有些廣告只會消費樂隊的知名度而未能提升樂隊,我們未必接受;未來我們將會舉辦更多音樂會,讓新生代樂隊有更多演出機會。

2016年2月5日星期五

《重回布拉格》/林一峰

《重回布拉格》是林一峰2003年自彈自唱的作品,以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舊情為背景,是不少新一代第一次接觸「布拉格」的途徑。對不同世代而言,布拉格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想像:冷戰一代成長的人,會知道被蘇聯軍隊鎮壓的「布拉格之春」,「布拉格」彷彿代表了鐵幕、極權;但冷戰後的一代,卻接觸到一個極其國際化、處於歐洲中心、充滿歐陸小資情懷的布拉格,「布拉格」就成了「浪漫」的代名詞。其實,捷克作為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新國家,在兩次大戰期間,也曾成為歐洲民主燈塔、文化重鎮,不少數十年前的布拉格回憶,反而暗合今天布拉格的形象,這也是歷史的輪迴了。

「重回布拉格/沒有變的古城」,這裏的「古城」自然是被稱為全球最大城堡的Prague Castle。古城興建於一千年前,歷朝歷代統治者都有改建,令城堡成了千年建築史博物館,但無論是奧匈帝國、納粹黨還是共產黨,都沒有破壞城堡的基本模樣,古城「沒有變」,布拉格才得以保存原來的味道。至於「經過繁忙咖啡店」指的「咖啡店」,自然不止一間:捷克在19世紀期間發展迅速,咖啡店大舉出現,令布拉格成了中歐繼維也納之後的又一文青基地,到了今天,不少咖啡店改回19世紀的裝橫,令遊客「重回」昔日布拉格。「越過麥田夜空飛行中/還掂記誰的心跳」,相信是指捷克農業區的廣柔麥田,近年也出現了被指為「外星人手筆」的神秘麥田圈,大概是人為製造,但也反映了捷克連農業區也越來越和「國際文化」連成一體。

把布拉格化為種種詩意的代表人物,在林一峰之前,自然不得不提捷克國寶級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他曾六次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笑忘書》等,成了歐洲文青的床頭閱讀。昆德拉曾參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往後作品被列入黑名單,被逼流亡法國,才到達創作生涯高峰,作品大多講述蘇聯影響下的捷克日常生活,不無反映心底裏希望「重回布拉格」的慨嘆。不過捷克脫離共產主義後,昆德拉卻選擇長居法國,也許是回憶還是抽離比較好:「再不見面也好/但這心事你可知道/我應該笑著回憶/你讓這生命再不枯燥」,這是不少文人深愛一個地方需要的距離感。當然,陰謀論者會認為昆德拉不願回國,是擔心早年疑似當共黨線人的經歷被秋後算賬,正如道德份子把林一峰音樂列為「同志樂」,但明白布拉格精神的人,只會一笑置之。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2月5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67601

香港六星級酒店的國際關係

筆者日前與投行朋友敍舊,他們作為香港六星級酒店常客的一些觀察,頗值得跟大家分享。

香港的最高級酒店一直是金鐘及中環地標,酒店內的service apartment,只有富豪才能負擔長期居住,近月卻十分旺場,連帶酒店氣氛也改變不少。自從內地加強反貪腐,各種富豪大舉撤離,但又難以大規模帶走資金,惟有在鄰近地方建立臨時基地,香港高級酒店便成為他們「體面避難」的地方。

在那裏,他們依然召見集團管理人員並遙控指揮,就像辦公室一樣,一時間成為香港地下經濟另一景觀。

這並非新鮮事,中共建政時的「三反五反」運動期間,便有不少富豪留在香港觀望事態發展,沒有回大陸的一批,紛紛對自身的決定額手稱慶。

富豪滙聚 洗錢方便

但自從發生「銅鑼灣書店失蹤事件」,那些富豪都心裏明白是什麼回事,深怕有天會出現在內地視頻,宣布「自願」回國協助調查,恍然香港也非久留之地,一海之隔的「洗頭艇」服務,更令他們大為緊張。

於是,富豪們集體轉移陣地,改到日本的東京,更一起買入一批豪宅,建立通風情報系統互相照應,不少資金又經香港走到日本。但同時,香港依然是十分方便的「洗錢機器」,於是「內地 ── 香港 ── 日本」這網絡,變成「暗黑國際關係」最新教材。

表面上,這只是少數富豪個人行為,但蝴蝶效應下,對國際關係影響不容低估。只要中國富豪扎根日本,很快就會順道投資日本房地產,而目前日本樓價十分吸引,雖被認定不具備升值潛能,但在中國人手中,一切便有不同說法。

近年,不少日本的地產經紀已轉移策略,大舉向海外居民及新移民推銷當地房地產,遇到中國的資金大舉流入,而又需要漂白,這可謂不二之選。究竟當地日本人如何看待這種行為,也就心裏有數。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香港五六星級酒店成為「反反貪腐大本營」後,肯定會受國際注視,尤其是所謂外國勢力。香港從來便是國際情報交流站,冷戰期間,高級酒店發生過不少「鐵金剛式」的特務情節,北韓特務、恐怖分子、中東軍火商等紛紛出過場,有興趣重溫的朋友,只要翻閱舊日剪報即可。

當這麼多身家可疑的中國富豪在同一地方設立「工作室」,西方情報機關沒有可能不關注的,而富豪們掌握的國家資訊,正是西方最想了解的內情。

儘管對一般西方富豪遊客而言,酒店開始改變並非佳音,但可見將來,酒店產生的「中外友誼」肯定大增,「強力部門」也肯定會加強觀察,有備無患。

那些與中國內地富豪有業務往來的香港銀行家及投資者,也很難避過瓜田李下的「關心」,他們對中國崛起的現狀,必定有更深入的親身了解。

這一切的情況,就發生在大家的身旁,卻彷彿出現在另一星球般,全球化時代的荒謬,亦在於此。

小詞典:「三反五反」

中共建政後首批政治運動之一,「三反」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於1951年展開,以前朝政客及黨內腐化為目標;「五反」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於1952年展開,以商界為目標。「三反五反」同時與「抗美援朝」進行,因而與民族主義掛鉤。運動令中共失去不少中間派、海外輿論支持,但當時確實得到不少群眾歡迎。

2016年2月4日星期四

國際能源革命之德國「仿星器」

近來中東形勢醞釀劇變,伊朗成為西方寵兒,沙特則越趨激進、乃至被視為恐怖主義的真正大本營,就中固然有種種政治、宗教、文化原因,但還有更宏觀的結構性背景可追蹤。美國大舉開發頁岩氣是其一,同樣屬於國際能源革命的歐洲科技發展也是被忽略的大事,例如德國的情況就值得一談。

月前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等物理研究所宣布,成功啟動「仿星器反應堆」,製造出「超高溫等離子體」,並將這過程持續了1/10秒。筆者絕非科技專家,但看相關官方文件,倒可大略領略背後的意義:所謂「仿星器」(Stellarator),是指裝置能模擬恆星內部發生的核聚變,從而釋放巨大能量。北韓聲稱成功試驗的「氫彈」,就是不受控制的核聚變裝置;倘若這反應過程變得受控,或能成為取代傳統能源的發電技術。

據科普專家所言,「核聚變」和以「核裂變」為基礎的傳統核電技術相比,具有諸多優勢:核聚變所需原料可直接從海水中提取,幾乎取之不盡,而且技術更安全,產生較少且放射性低的核廢料,對生態環境的污染亦較小。現今的反核電運動,都指向核裂變發電站,對核聚變發電的觀感普遍較正面。

德國能否讓「核聚變」變得穩定,依然是未知之數,但假如真的成功,必會對地緣政治有深遠影響。首先對德國本土方面,默克爾政府已關停了數座核電站,早前並宣布最晚在2022全面停止核(裂變)電站的營運,當時不少人都懷疑,何以如此決斷。須知傳統核能貢獻了德國1/5能源,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技術雖然也被提倡,但始終未成大氣候,假如計劃如期實行,德國甚至要重建燃煤發電站,民意隨時反彈。唯有核聚變技術取得突破,德國才能一方面履行「棄核」承諾,另一方面維持歐洲的能源大國地位。

「核聚變」發電技術一旦成熟,說不定可以根本終結能源危機,屆時傳統能源如石油,就將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儘管現在核聚變發電還停留在試驗階段,但其成果釋放的信號,已經令能源市場作出反應。自去年國際原油價格一路走跌,今年1月6日一度跌穿35元/桶,乃近11年新低。這其中自然有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沙特、美國、俄羅斯、伊朗等國「減價保市」博弈等影響,但也不能忽視「核聚變」實驗成功的衝擊。那時候,中東地區的能源優勢,可能變成「資源詛咒」,「石油經濟」一旦崩潰,必對產油國的社會政治穩定造成毀滅性打擊,沙特尤其首當其衝,本欄對此已再三談及。總之在當今中型區域大國當中,筆者對沙特最不看好。

經濟學家Julian Simon曾發表了相當有影響力的論文,指人類只要繼續市場經濟,釋放創造性,根本不用擔心能源危機,因為科技發展必會製造新的能源,這是歷史數據的辯證,似乎預測還是基本準確的。雖然德國的「仿星器反應堆」距離商用還有漫漫長路,但同類研發俯拾即是,例如美國有激光核聚變實驗「國家點火裝置」(NIF),中國有「先進超導托卡馬克實驗裝置」(EAST),似乎成功只是早晚、誰先行這類問題。若繼續擁抱石油,只會變得逾時了。

小詞典: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

根據歷史經濟數據,經濟學家發現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經濟結構以資源導向型產業為主的經濟體,反而比資源相對貧乏的經濟體增長緩慢。短期內,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受惠於資源價格上漲;但長遠而言,其經濟發展往往陷入停滯。對「資源詛咒」的成因,學界強調有關經濟體人力資本投入不足、經濟結構單一、制度設計存在缺陷,俄羅斯也被視為「資源詛咒」的典型。

2016年2月3日星期三

盧旺達奇蹟與西方的「離地偽善」

非洲國家盧旺達剛就「延長總統連任制度」舉行全民公投,超過60%選民投票,以98%大比數通過,讓現任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爭取三度連任。提起盧旺達,一般人想到的就是1994年造成八十萬人死亡的瘋狂種族滅絕大屠殺,其實這個國家近年出現了經濟奇蹟,局勢也漸趨穩定。就在這時候,西方輿論卻抨擊盧旺達的非民主傾向,當地人一般嗤之以鼻,視之為終極離地。對「民主基本教義派」,這值得深思。

盧旺達民意如此一面倒,完全不難理解。大屠殺發生後,西方各國拒絕干涉,最終還是卡加梅領導的反政府武裝力量攻佔首都、控制局勢,那時候,盧旺達社會已全面撕裂,經濟前景黯淡,國家幾近崩潰。卡加梅本人自2000年起正式就任盧旺達總統,至今執政15年,政績基本上大獲好評。

2014年,世界銀行對盧旺達大屠殺後二十年的社會經濟進行全面研究,令外間對「盧旺達奇跡」全面瞭解。原來2001-2014期間,盧旺達GDP 每年平均實際增長8%,比中國還高;經「購買力平價」調整的人均 GDP,也比大屠殺前的1994年水平翻兩翻。1995年,盧旺達城市化人口比率僅為5%,到了2012年已接近20%。在社會基建方面,盧旺達政府將40%以上的財政收入投入醫療、教育,人均壽命從2000年的48歲延長至2011年的62歲,初生嬰兒死亡率從上世紀末的12%減至4%以下。盧旺達婦權也持續發展,議會有64%議員為女性,這一指標的世界均值為22%,學校的女教師比例也不斷攀升。

不過卡加梅的更大成就,還是促進大和解,這對幾乎所有家庭都有人喪生、鄰居變成仇敵的盧旺達人而言,原來難於登天。大屠殺後,盧旺達官方司法部門百廢待興,無力大規模審問六位數的「疑犯」,監獄也不可能把所有殺過人的都抓進去,因此政府借鑒源自部落的「社群公義」傳統,在村落建立「民間裁判法庭」(Gacaca court),讓村民自行組成「裁判委員會」,施害者需向社群坦白事件經過,社群根據犯罪程度,予以不同懲罰,以求與受害者達和解。截至2012年,盧旺達共設立了超過12,000個「民間裁判法庭」,裁決了超過一百萬宗案件,審判了近兩百萬疑犯,讓人輕身上路。

然而在主流西方媒體眼中,盧旺達依然充滿「問題」。卡加梅奉行威權主義路線,對反對派、公民社會頗有打壓,尋求三度連任更是「獨裁」。西方人權份子也對「民間裁判法庭」感疑惑,認為其審訊過程「不正式」、無法保證公正,又迴避卡加梅所屬政黨的罪行。目前盧旺達依然依靠外援發展經濟,對這類批評不能視若無睹。然而在盧旺達人角度而言,西方提倡的完美制度,不能防止悲劇發生;西方擁有的實力,也無意出兵拯救本地人;今天卡加梅做的一切有法律基礎、也有強人實力,即使不完美,也起碼比九十年代的情況好得多。西方要是不理解這種情緒,只強調離地的理論和理念,只會慢慢失去全球道德高地,這已在利比亞、埃及等地蔓延開來了。

小詞典:盧旺達大屠殺

1994年,盧旺達爆發內戰,在4-7月的短短100日內,胡圖族對圖西族和部分溫和派胡圖族進行殺戮,造成約80萬人死亡,佔當時盧旺達人口1/5。這場屠殺由當時的胡圖族政府策劃,參與者包括軍方、警方和政府支持的民兵。法國與胡圖族政府關係密切,美國則在干預索馬里失敗後擔心捲入另一衝突,都沒有阻止大屠殺發生,受到廣泛抨擊。

2016年2月2日星期二

南韓會研發核武嗎?

踏入2016年,北韓立刻恢復核試,宣稱成功試爆氫彈,雖然各國專家多認為是虛張聲勢,但起碼顯示金正恩繼續以核武搞brinksmanship及「瘋狂外交」的決心。有見國際社會始終阻止不了北韓核試,南韓開始有呼聲要乾脆自行研發核武自保。早在朴正熙時代,南韓便有意發展核武,只是力不從心,加上美國強烈反對,才不了了之。2013年,北韓第三次核試,南韓再次興起「擁核論」,代表人物是國會議員並曾企圖參選總統的鄭夢準。國際原子能機構資料顯示,南韓有進行濃縮鈾實驗,軍方亦曾稱有實力在短期內製造核彈。據2013年南韓民間智庫Asan Institute的民調,多達三分二國民支持發展核武,相信美國「核保護傘」的卻不到半數。「擁核派」主要有以下觀點:

1)北韓成功發展核武,反映「六方會談」等主流外交框架毫無作用,南韓因此自求多福,國際也不能反對。何況北韓一度威脅「先發制人」對南韓使用核武,構成南韓研發「自衞核武」的合理性。

2)《美韓共同防禦條約》雖指明美國對南韓的防禦義務,但自1991年起,美國便撤出部署於朝鮮半島的戰術核武,一旦北韓對南韓發動核襲,無「核保護傘」的當地美軍也未必能即時還擊,南韓要是沒有核武,可被瞬間毀滅。

3)南韓四周都是強鄰,俄羅斯、中國及北韓都是核武國,日本右派亦對核武興致勃勃,南韓要是有核武,才能增加地緣政治博弈籌碼,對日更有底氣,對中美俄也可減少依賴。

「反核派」方面,代表人物是延世大學教授、南韓外交政策資深顧問文正仁(Moon Chung-in),他認為南韓不應獨立發展核武器的理由如下:

靜觀民情 蓄勢待發

1)從戰術角度,南韓獨立部署核武將降低其常規軍力的威懾力,亦會影響美軍在朝鮮半島的常規軍事行動,因美軍不會貿然讓常規部隊捲入核衝突危機。一旦常規軍事威懾不足,兩韓陷入Game Theory格局,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比現在更高。

2)從戰略角度,南韓獨立部署核武並不比美國的「核保護傘」奏效,因核威懾力遠不止製造核彈,還牽涉一系列軍備與戰略協調,這些條件南韓都不具備。在「擁核」與「形成核威懾」之間的空窗期,南韓對北韓的核威脅,反而處於最脆弱階段。美國核武投放能力覆蓋全球,已足以震懾北韓。

3)從地緣政治與外交角度,南韓「擁核」會刺激日本發展核武,令美國的區域影響力降低,美國是不會支持的,「韓美軍事同盟」也將複雜化。中國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是為了改善周邊安全環境,一旦日韓相繼擁核,中國變相失去軍事優勢,也必然不贊同。只要中美對南韓施加經濟壓力,影響韓商利益,民情便會反彈。

4)由於南韓是國際《核不擴散條約》締約方,「自主擁核」意味違背國際承諾,必會引發國際對南韓的負面觀感,令其喪失「道德高地」,朝鮮半島則變成核軍備競賽場,這一切的不可測性都是得不償失。

可見將來,一般相信南韓官方會守住底線,也就是朴槿惠表態的「遵守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的義務」,但筆者深信這底線並非牢不可破。一旦金正恩玩火或邊境有稍大規模衝突,南韓民情可瞬間逆轉,就像法國巴黎恐襲後,全國不分左右都變成戰時心態。南韓軍方自然明白這點,只會對「前期工作」作準備,以便一旦形勢丕變,可以水到渠成。大家會看見這一天嗎?

2016年2月1日星期一

假如意大利成功殖民三門灣……

本欄曾談及不少昔日各國殖民管治的香港姊妹港,除了英法德俄等國一度佔有中國良港,本來還有一個歐洲國家有機會殖民中國,最後關頭卻流產告終。這段往事,今天回顧起來,還是對「後殖民主義」這題目有一定參考價值。

事件主角是統一後的意大利,爭取的港口是浙江東部三門灣,時為1898-1899年,也就是馬關條約簽訂後,列強大舉從中國搶奪勢力範圍的晚清末年。當時意大利國力頂多屬歐洲二流,本缺乏對外擴張的實力,即使要建立殖民帝國,目的地也只在東非。意大利對中國的主要關注原來並非殖民、也不是經商,而是傳教;但傳教的目的也不是宗教熱情,而是解決「羅馬問題」,因為教宗在失去「教皇國」領土後反鎖於梵蒂岡,拒絕承認意大利王國,成為意大利的最大心病。因此要是意大利能爭取安全到中國的傳教安排,出來可向歐洲鄰國宣傳為「天主教中心」,也可對教皇施加壓力。

意大利想到以中國為目標的過程,是相當窩囊的。當時世界已被列強瓜分殆盡,在非洲,意大利本來得到厄立特里亞、意屬索馬里蘭兩小塊殖民地,之間有獨立的埃塞俄比亞相隔,意大利希望強行征服埃塞,建立「意屬東非帝國」。想不到1896年出兵埃塞,卻在阿杜瓦戰役大敗而回,死亡人數居然超過意大利統一戰爭的總數,乃歐洲人被非洲人戰勝的極少數案例。意大利顏面盡失,內閣下台,聲望大跌,卻忽然「發現」中國比埃塞俄比亞更好欺,因為同樣獨立不久的德國在1897年不費一兵一卒,就「租借」到山東膠州灣。意大利就決定,對中國提出租借三門灣25至50年,同時要求三門至鄱陽湖的鐵路修築權。這種思維,和今天俄羅斯失去格魯吉亞、取回克里米亞,大概是相若的。

三門灣的地理位置不及香港、青島或廣州灣,但也是意大利力所能及、別的國家又未染指的最理想選擇,內地學者倪侃的《三門灣事件論述》對背景有詳細介紹,內地博客冷墨瀟染發表的《意大利在晚清的屈辱外交》也值得參考,意方觀點則可見Federico Masini 、Giuliano Bertuctioli的《意大利與中國》一書。簡單而言,三門灣地勢險要,海闊水深,能供多艘軍艦停泊,雖說意大利海軍實力也是有限,但相對陸軍,已是能登大雅之堂的精兵,在一戰後的華盛頓海軍協定,意大利海軍也被列為和法國同級別看待。就是意大利無力經營遠東,擁有三門灣,也可作為和列強討價還價的籌碼,就像數年後八國聯軍之戰,意大利象徵式派了幾十人,也要擠進來當「列強」。此外,三門灣所在的浙江是絲綢出產區,意大利統一後的主要出口也是絲織業,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意大利人就對中國絲綢仰慕不已。意大利政府希望得到三門灣後,能吸收中國絲綢技術,不讓英國主導的茶貿易專美。

意大利失敗的背後

吸收了列強經驗,意大利駐華公使是以為單靠砲艦政策恐嚇,清廷就會就範,於是派出三艘戰艦到浙江。情節發展至此,卻出現戲劇性結局,大清強硬拒絕,不惜一戰,意大利色厲內荏,無功而還,再一次成為國際笑話。當時清廷辦外交已好歹辦了數十年,對世界局勢並非一無所知,知道意大利並非強國,而且連非洲國家也勝不了。當時英法等國和中國開戰時,主要是抽調其他亞洲殖民地的駐軍,加上在地募兵,兵員才源源不絕,但意大利並沒有遠東殖民地,開戰就要千里迢迢從本國長征,極不划算。加上中國在甲午戰爭後民族主義高漲,急需外交政績振奮士氣,難得有二流國家挑釁,正好作為洩憤的對象,慈禧太后甚至宣布:「一把黃土也不給意大利」。

當時歐洲列強已鎖定勢力範圍,意大利的盟友德國、奧匈帝國在中國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既要強行加入,自然被敵對陣營的英法針對。特別是法國,在北非和意大利有直接競爭,因為意大利視地中海對岸的北非為後院,密謀佔領利比亞(最終也在1911年如願),法國則在1879年把另一意大利目標突尼西亞納為保護國,而無視意方提出的「分治」。為免意大利坐大,法國積極向清廷通風報訊,提供一切關於意大利的情報,令意大利空有其表的「砲艦政策」嚇唬不到人。英國則強調意大利不能使用武力,以免影響英國在華利益,暗中也給清廷出主意,反映外交從來沒有永遠朋友和敵人。最後,意大利發出「最後通牒」,清廷不屑一顧,意方無能為力,內閣又倒台,三門灣計劃就這樣無疾而終。

假如三門灣成為意屬殖民地

然而今天看來,意大利的計劃並非沒有成功的可能,只是外交政策太不濟。它作為三國聯盟成員之一,只要和德國協商好共同行動,英法會有所顧忌,清廷會不知底細,此其一。它有天主教傳教士這張皇牌,卻沒有像列強那樣懂得以教案為發難藉口,也難得到其他歐洲國家支持,並失去道德高地,此其二。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對清廷內政一無所知,其他列強對哪些大臣耿直、哪些大臣要賄賂一類重要訊息卻知之甚詳,不知己不知彼,自然事倍功半,而在浙江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偏偏是晚清少見的能臣,甚至懂得進行軍事演習反恐嚇意軍,此其三。否則浙江出現一個「意屬三門灣」,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也可能因而改寫,也未可知。

這樣說,並非誇大三門灣的影響力,畢竟歷史沒有絕對的理性,從來是無數偶然下碰撞而成的。假如意大利「租借」成功,意味著有能力對中國殖民的國家入場資格大降,其他國力相若的二流國家,例如奧匈帝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可能提出類似要求,那中國會迅速陷入「非洲化」的局面。在非洲,葡萄牙得到不少次等殖民地,不過是因為被友好英國分配來堵截法國勢力,而葡萄牙在中國已擁有澳門,假如中國「非洲化」,說不定澳門版圖早就大幅擴大。到了一次大戰,多了不同勢力在中國境內,中國就不容易逃離主戰場;要是兩大陣營在中國出現代理人戰爭,民國歷史也會隨之改寫。不過,一旦晚清連這樣的「階段性勝利」也沒有,卻可能令鷹派勢力減弱,義和團的悲劇可能不會如此失控,亦未可知。

意大利要是得到三門灣,可蓋過埃塞俄比亞的失利,也許從此把精力放在東亞,並成為「中意絲綢之路全球化」的先驅。只要在一戰站對邊,擁有基地的意大利,也可能取代日本接管屬於德國的在華殖民地,作為背叛德國的報酬,隨後的歷史就全然不同,五四運動就是依然爆發,也不會純然針對日本。說到底,意大利還是在八國聯軍之戰後,得到一塊天津小租界,佔地771傾,期間大肆興建意式建築,並成了今天天津的重點遊客區。要是三門灣被意大利佔領,大概就是一個擴大版的天津意租界了。不過歷史是沒有如果的,現實世界的意大利始終國力不振,浙江自然沒有出現意式風情,不過今天依然能與米蘭交流絲綢之「道」,這自然是後話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2月

第一夫人的軟實力

中國外交近年越來越重視軟實力,雖然舉國體制的作風不可能改變,與西方學者對「軟實力」的著力始終不同,但畢竟是進步。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軟實力運動,就是大幅加強第一夫人的外交角色,這固然有人的元素,但也有制度考量。

西方學者大多認為「第一夫人」這稱謂源自美國,其實中外封建王朝「母儀天下」的王后也是第一夫人,不過最擅於以第一夫人作為外交武器使用的,還是首推美國。由於美國憲法和政體並無「第一夫人」之權限設定,但所有禮儀都有她的存在,無形中,「第一夫人」就成了超然的身份,既能代表總統出席活動,又能以「個人身分」拉攏民間團體,這種心照不宣的模糊化,乃有意為之的。美國雖然被宣傳為民主、自由代言人,其實獨立戰爭和革命都是「保守的革命」,精英對歐洲王朝的貴族文化依然嚮往,某程度上,第一夫人正是填補了民主社會的王朝功能,影響力有時甚至比總統還要持久。而且在醫療、教育、婦女權益一類社會民生議題上,第一夫人的發言往往有試水溫的效果,這是官員難以取代的。

在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首推小羅斯福總統夫人艾莉諾(Eleanor Roosevelt),習近平夫人彭麗媛似乎也以她為榜樣。作為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第一夫人,艾莉諾通過參加國內公民社會,累積了個人威望,在二戰期間,說服丈夫接納來自歐洲的大量猶太難民,並以「紅十字會代表」身份單獨出訪英國,慰問聯軍軍事基地,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單獨外訪的第一夫人,所到之處,對宣傳美國的包容形象、未來希望,大有幫助。羅斯福死後,繼任的杜魯門有見艾莉諾的高民望,委任她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隨後她更出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主持了《聯合國人權宣言》起草工作,令她被頌揚為「世上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身後極盡哀榮。

彭麗媛成為中國第一夫人前夕,獲世界衛生組織任命為「結核病和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這身份似可與艾莉諾在紅十字會的角色相提並論;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委任彭為「促進女童和婦女教育特使」,強調其個人身份,令中國第一夫人和艾莉諾一樣,在聯合國得到自己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彭麗媛在中國媒體出現時,有時被刻意強調的並非「第一夫人」,而是上述國際頭銜。這些頭銜,自然不會是從天而降的,而是中國日益重視第一夫人這「制度」的結果。2015年,中國公佈了第一份《公共外交藍皮書》,首次專門述及「第一夫人公共外交」這概念。海外媒體更報道說,習近平辦公室已設立「彭麗媛辦公室」,負責統籌國家主席的海外形象,雖然具體運作不詳,外間也難以核實,但中國希望將第一夫人的存在制度化,已十分明顯。

海外第一夫人的資本主要有兩類,艾莉諾基本上屬於「制度型」,靠的是以個人毅力配合制度、再爭取制度認同,從而獲得超越制度的影響力。另一類則有強烈個人魅力,往往成為第一夫人前就是公眾人物,典型例子是阿根廷的貝隆夫人。彭麗媛特別之處,在於兼有兩者的作風,除了前述找到艾莉諾的影子,也有貝隆夫人的風範。在阿根廷,貝隆夫人至今被視為「國母」,她除了以自身的貧苦出身凝聚了貧苦大眾,還有獨一無二的外交功能:事源阿根廷二戰時奉行「第三道路」外交,其實傾向軸心國,戰後幾乎被孤立,加上貝隆將軍的背景也不獲西方信任,直道貝隆夫人在1947年訪問歐洲,引起轟動,被歐洲媒體稱為「阿根廷玫瑰」,國家才重返國際舞台。這段經歷被改編成眾多音樂劇,相信大家耳熟能詳。

彭麗媛同樣是歌手出身,被視為中國當代民族美聲唱法的代表人物,成名作《在希望的田野上》被視作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社會文化思潮的標誌,這份履歷,是其他第一夫人難以比較的。正是由於彭麗媛有其文化素養,在陪同習近平外訪時,得分不少,頗有昔日蔣宋美齡的效果。雖然彭的英語水平未及在美國留學、長期生活的蔣夫人,但音樂是其獨特優勢,例如她曾在俄羅斯軍人面前,以俄文唱出俄羅斯民歌《紅莓花兒開》;到海外造訪孔子學院時,也會親自指導演唱技巧,就頗顯功架。

昔日毛澤東夫人江青也是演藝人出身,對藝術的造詣其實也不俗,也希望通過樣板戲宣傳紅色中國,更嘗試過向外國學者軟銷自己的情史,不能說沒有意識到軟實力的重要性和自己的獨特優勢。但由於過份強調政治掛帥,加上她的個人身份也是一個政治競爭者,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的軟實力就毫無幫助。就如貝隆將軍在貝隆夫人死後再娶,「第二貝隆夫人」更曾短暫繼位成為元首,但普遍為群眾厭惡,除了因為缺乏魅力,也因為她代表的軟實力一旦由軟變硬,親身落場當政客,一切就截然不同,相信這是彭麗媛刻意避免的。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2月

太平島大戰略:台灣外交的十字路口

日前馬英九視察南海由台灣控制的太平島,可能是扭轉未來台灣外交走向的大事件。對此,爭奪南沙諸島主權的越南表示「強烈反對」,美國表態「失望」、認為馬英九此舉「極無助益」,北京則以「中國對南海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作為官方回應,親北京媒體對馬英九堅持「民族大義」多加肯定。事實上,馬英九去年就有視察太平島的計劃,但美方一直施壓,直到馬成了看守政府,反而豁了出去。究竟,我們可怎樣演繹這一舉動?台灣學界又如何理解?

中華民國政府對南海問題的基本立場是,「在中國歷史記載的基礎上」,中華民國對「十一段線」、即「南海 U 形線」內南沙、西沙、中沙和東沙群島均擁有主權,享有四群島島礁及周遭水域的一切應有權益。對於南海問題爭端的現狀,馬英九政府以「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為原則,曾提出「南海和平倡議路徑圖」,呼籲各方「和平開發」南海,希望以此作為其外交成就。然而南海問題十分複雜,單是公佈一些宣言,基本上是無人理會的,所以這次才要行動升級。

「正方」的國際戰略計算

一派學者認為,馬英九此舉能突破台灣的外交困局,動機和陳水扁在任內的最後日子也視察太平島如出一轍。例如「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李明峻認為,台灣在南海問題面臨的根本戰略困境,其實就是台灣的「主權困境」,哪個國家談判都不會邀請台方代表,甚至南海區內的油氣資源共同開發合作計劃,也沒有台灣的角色,因此馬英九高調登島,起碼證明了台灣也是持分者,角色和中國大陸、美國都不一樣,「若能掌握談判南海利權的契機,將是進入國際社會,與各國平起平坐的一大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中華民國定義的「U 形線」既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又未能在法律得到具體解釋,僅是根據「歷史記載」而定,思維與北京「九段線」的「自古以來論」類近,然而在現代國際法,歷史因素的重要性其實是有限的。近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多番要求北京澄清「九段線」的法律意涵和依據,台方的理據也面對同一問題,假如常設仲裁法院(PCA)判決菲律賓的「南海仲裁案」時,證明太平島為「岩礁」,雖說判決沒有強制性,但也會進一步影響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因此,不少台灣學者認為應化被動為主動,例如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院、國際法專家宋燕輝認為,台灣應當摒棄「將矛盾推給北京」的做法,積極參與圍繞南海問題的國際法辯論,努力將「U 形線」主張與現代國際法論據相結合。

「反方」的國際戰略計算

然而,也有大量台灣學者對上述觀點普遍大有保留,因為台灣的南海立場在中美博弈、兩岸關係的大背景下,將陷入更大困境。南海是美國「重返亞太」的主戰場,台灣軍事、安全領域則極依賴與美國的合作,以往美國在南海問題上指責北京時,台灣也反復表明不會偏向大陸。但假如台灣高調操作南海爭議,而且過份強調「歷史因素」(而不是實佔原則),變相在背書北京的觀點,卻可能喪失低調的模糊性,要被逼在中美雙方表態。例如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賴怡中擔憂,一旦台灣立場與北京趨同,不僅會影響對美關係,東盟各國反而更不考慮與台灣協商。加上在現實層面,台灣距太平島1600公里,空中兵力投放都需要4小時,而越南則在距離太平島僅13公里的島礁大舉駐軍,雖然目前迫於壓力不敢進犯,但也反映台軍一旦要硬碰硬,幾乎肯定需要「其他軍隊」支援,令台灣外交走向不歸路。

事實上,筆者認識的不少綠營學者、特別是新生代,私下大多對南海問題覺得事不關己,認為太平島這類形式上的領土可有可無,甚至可待價而沽。外交界一直有江湖傳聞,蔡英文選前訪美,和美方達成了一定默契,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她當選後,台灣對太平島的態度。雖然台灣不可能公佈放棄太平島主權,但假如以「技術性原因」,將島嶼「開放」予鄰近地區「共同開發」,或建議將週邊水域變成「非軍事區」,變相淡化了相關水域的主權爭議、再一併減低了北京在南海問題上的說服力,卻是既符合美國利益、又能對內對外都說得過去的。蔡英文要不過度依靠北京地振興經濟,往東南亞拓展商機、或進一步依靠美國,但其實手握的牌又很有限,以太平島尋求外交突破,原是情理之中。這版本的計算,筆者和一些台灣學者私下討論時曾有所聞,假如馬英九聽到相關傳言,「先發制人」,並不為奇。

無論怎麼說,蔡英文目前已陷入兩難:有了馬英九的登島、北京輿論的配合,「登陸太平島」已儼然成了「習馬新九二共識」「精神上」的「核心內容」,假如蔡英文偏離之(根據中國邏輯不登島已是「偏離」),已構成「放棄一中原則」的口實。但另一方面,要是蔡英文一如陳水扁那樣到太平島(當時陳水扁已被華府視為麻煩製造者而拋棄),無疑是向華府證明了自己缺乏扭轉外交局面的魄力和能力,日後其他要求,也可能難以實現。因此,蔡英文面對「就任後會不會去太平島」的問題,才一直迴避。民進黨的唯一出路,在於提出一套邏輯和北京完全不同的理據,和研發一種創新的實質管理模式(而不是馬英九那樣單方面發表一個又一個宣言),論證自己在太平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一方面捍衛自身定位、向海內外民族主義者(包括綠營民族主義者)交代,另一方面不致令行動客觀上附和了北京,令美國和東南亞各國能從中分清兩岸,才能走出陰霾。有沒有這樣的功力,就看蔡英文了。

小詞典:南海和平倡議路徑圖

馬英九在1月28日登陸太平島後,發表的「南海和平倡議」的實踐方案,內容以「擱置爭議」為切入點,呼籲區域內各方共同構建一個臨時性的協商機制,將南海海域的安全、救援、環境、資源開發各項議題均納入協商框架,以求「整體規劃」,最終實現南海在各方合作下進行「分區開發」。

《大盜五右衛門》:東西之間遊走的日本經典

「俠盜」石川五右衛門是日本傳奇人物,形象有點像西方的羅賓漢,正史真有其人,活躍於德川幕府建立前的安土桃山時代,最終因為行刺豐臣秀吉失敗(另一說是盜寶失敗),被投入大鍋處決,那大鍋甚至成了日本的傳世文物。這故事被無數次改編成小說、電影、電視劇,最新的一部《大盜五右衛門》(Goemon)由江口洋介主演,除了創作了不少歷史情節,更似乎同時受到西方、中國、乃至韓國的電影文化影響,雖然令五右衛門「現代化」了,形象卻也模糊起來。而這樣的刻畫,和當代日本處於中美兩強爭雄的現代世界如何自處、面對韓流逆襲又如何保存自身特色,彷彿異曲同工。

日本的俠盜,西方的浪漫

根據電影講述,五右衛門本身「討厭政治」,只是感激織田信長知遇之恩,而電影聲稱豐臣秀吉是串通明智光秀策劃「本能寺之變」暗殺信長的主謀,才捲入群雄複雜的恩怨情仇。然而,五右衛門決定介入政治的最重要關鍵,卻是一個女人:她深愛的織田信長姪女淺井茶茶,由於茶茶「被逼」嫁給豐臣秀吉為側室,令他為公為私,都視秀吉為天敵。

這樣的浪漫情節,在西方電影自然經常出現,《大盜五右衛門》的佈景、服裝也充滿西洋風,但放諸古代日本,卻是格格不入的。這不是說日本當時保守得不容許自由戀愛,而是日本貴族、武士之間的政治婚姻,根本是常態,不少婚姻都是政敵之間聯姻,有的下場美滿、有的下場悲慘,卻談不上涉及道德問題,正如唐玄宗娶了自己兒子的太太為楊貴妃,也是符合當時的社會習慣。在日本,貴族出身的女人失去丈夫、或丈夫兵敗被殺,她們改嫁,反而被看作是基本求生技能,或武士互相照顧的任務。以「奪人姪女」營造豐臣秀吉的反派形象,和「為女打天下」的俠盜,只是現代產品。何況根據正史,織田信長子女甚多,而這位姪女的父親淺井長政又是主要政敵,不會特別對她重視,絕非電影塑造的「公主」。茶茶嫁入豐臣家後,誕下秀吉的接班人豐臣秀賴,更成了家族中流砥柱,這才符合歷史進程。

由「下剋上」變成中國式維穩

本來以「俠盜」的身份,五右衛門理應對那些虛偽的權貴一律反感,因此他殺了豐臣秀吉後,又企圖把爭天下的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殺死。這樣的情節雖然誇張,卻還是合乎當時日本「下剋上」傳統,也算是儘己所能。想不到電影最後關頭卻是反高潮:五右衛門到了戰場,一輪決戰,原來卻並不打算殺死德川家康,也不是認為他有任何可取之處,只是要他承諾這是「最後一戰」,之後要給日本帶來和平穩定,云云。

當然,我們以今天歷史的後見之明,自然可以說德川家康的最大貢獻,是開創了日本二百多年的太平盛世,終結了混亂不堪的戰國時代,確立了典章制度,但這些,恐怕都不是他要爭天下的原意。假如織田信長或豐臣秀吉足夠長壽,也可能有相同效果。何況德川家康要「穩定」,首要就是擊潰五右衛門的夢中情人、已代表豐臣家的茶茶,最終茶茶確是在「大阪夏之役」被德川軍擊敗後自殺。這樣的鋪牌,和張藝謀全新演繹荊軻刺秦王、以秦始皇為中國帶來「和平穩定」的《英雄》,令荊軻放棄刺殺計劃,幾乎完全一樣;某漫畫改篇金庸的《倚天屠龍記》,也說武功蓋世的張無忌放棄暗殺已成皇帝的叛徒朱元璋,根據的也是「怕他死了國家更亂」的維穩邏輯。這些放在中國,還可理解,但搬回古代日本,總是有點突兀。

《一代茶聖千利休》變成「韓流映畫」?

電影最有味道的角色,反而是被日本後世奉為「茶聖」的千利休。根據正史,他最終被豐臣秀吉下令切腹自盡,由於死後成了神級人物,他的死,也成了秀吉最為人批評為「暴君」的原因之一。然而電影交代千利休被殺的兩大原因:維護茶茶,和反對豐臣秀吉出兵朝鮮,都顯得交代不周;不過要是充份「交代」了,在今天日本,卻可能更為失真。兩年前,以千利休為主角的電影《一代茶聖千利休》上映,卻被稱為「韓流映畫」,因為根據那個平行時空,千利休年輕時有一名朝鮮戀人:一位被賣到日本的朝鮮貴族,最終她還是逃不掉政治仇殺,千利休以毒茶湯協助她自殺,自此對朝鮮產生了複雜感情。在今天,日韓關係頗為敏感,特別是南韓民族主義興起,而日本又看不起韓流的抄襲,千利休這類古人,就很容易被用來作政治隱喻。

當我們在《大盜五右衛門》看到西方的影子、中國的影子,又在同一時代背景的電影找到韓國的「影響因子」,卻越來越看不見日本獨一無二的味道。在全球化時代,也許這是無可避免的大趨勢,但始終教人帳然若失。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