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0日星期三

印尼會出現「東方伊斯蘭國」嗎?

伊斯蘭國在中東、北非坐大,不少人認為事不關己,其實在這個由下而上操作的新時代,要在其他地方複製伊斯蘭國並非不可能。假如鄰近的穆斯林大國出現「東方伊斯蘭國」,後果不堪設想,而印尼某些地方,恐怕已出現了相關苗頭。

月前印尼首都雅加達爆發連環恐怖襲擊,模式與去年巴黎恐襲如出一轍,隨後伊斯蘭國聲稱負責,不過一般相信是印尼的老牌激進組織「伊斯蘭祈禱團」所為。祈禱團曾在2002年策劃巴里島爆炸案,造成202人死亡,後來蟄伏多年,直到2014年名義上宣佈「效忠伊斯蘭國」,所以說這次襲擊是伊斯蘭國行為,也無不可。

問題是祈禱團比起伊斯蘭國,有更深厚的本土基礎。印尼有2.5億人口,近90%是遜尼派穆斯林,他們反抗荷蘭殖民統治時,祈禱團就是領袖之一。印尼獨立後,祈禱團希望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就像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那樣,在國家獨立後和新政府分道揚鑣,然而民間支持度仍不容小覷,也承擔了不少福利項目,可算是一種「恐怖慈善共同體」。

何況和鄰國相比,印尼有更多的極端主義傳統,例如上世紀90年代末,印尼針對華裔的暴動,就是極端勢力的反映。印尼政府對華裔的反感,最初源自對共產黨輸出革命的懷疑,民間則是針對富裕華商帶來的貧富懸殊,結果在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動,上千華人遭屠殺。這樣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在中東、北非就不斷被伊斯蘭國利用來分而治之、加強管治,假如同一公式在印尼出現,恐怕也不無效果。

雖然上任印尼總統蘇西洛堅持「世俗化國家」路線,努力和美國、歐盟、澳洲等發展關係,被西方媒體視作「伊斯蘭民主化」樣板,也有利用東盟崛起的願景,但情況就像中東的同類「樣板」約旦、埃及等國,不過是把矛盾暫時壓下去。事實上,印尼社會的貧富懸殊近年並無改善,基尼系數已上升至0.43、也就是可以隨時引起動蕩,若情況持續惡化,很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經濟發展停滯,宗教極端勢力、種族極端勢力都可能抬頭。

假如沒有外力,純粹是本土激進主義,也難成氣候。但據BBC 報道,估計已有近500名印尼人赴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印尼情報部門相信其中近百人已從中東返回印尼。在太平盛世,即使出現零星襲擊,也影響不了大局;但假如區域本身動蕩不安,像敘利亞那樣,星星之火,卻可以燎原。東南亞最大的區域不穩定,卻是源自中國崛起後的中美競爭、南海危機等,只要真的有軍事衝突,很多潛伏的社會問題,可能一下子爆發。屆時若不幸言中,出現「東方伊斯蘭國」,東亞的太平歲月,也就走到盡頭了。

小詞典:文明衝突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觀點,他認為冷戰後的世界矛盾,將以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呈現。他將整個世界劃分為九大文明區,尤其強調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矛盾,指出不同文明區之間的斷層,就是潛在衝突最嚴重的地域。印尼的國境,正是和耶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斷層之一。

2016年3月29日星期二

昂山素姬的中國牌

緬甸終於選出新總統,昂山素姬也一如所料成了「太上皇」,當她的理想主義色彩褪去,作為現實主義者的本來面目,相信會在執政後表露無遺。其中一個最務實的面向,就是和中國的關係。

昂山素姬早年不時被北京批評,一度成了爭取民主的「敏感詞」,而近年緬甸和中國的關係也愈來愈差。本周卸任總統的登盛任內和美國破冰後,中國出資的當地大型基建「密松大壩」就被叫停,此後奧巴馬兩度訪緬,相反習近平上台以來外訪頻頻,卻未去過緬甸。這時候,昂山素姬和北京卻又「逆向破冰」,訪問北京,成了習近平的貴賓,顯示政治從沒永遠的敵人。

現實主義者 謀政經好處

《紐約時報》不久前以「龍之女」為題,刊載了緬甸問題專家敏津(Min Zin)的分析,指昂山素姬將向北京靠攏,認為她的對華政策甚至與所屬的全民盟也有出入。早前登盛政府叫停密松大壩項目,可謂順應民意,昂山素姬卻極少對項目提出質疑,更外傳她希望項目復工。在另一個相似案例,中緬合資的萊比塘銅礦項目亦遭緬甸人強烈反對,而一度停工,登盛政府委任昂山素姬領導調查小組,她在報告中表態,認為中方操作「符合規章制度」,支持復工。此外,昂山素姬雖然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對中國人權和民主改革鮮有評價,卻對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表現出濃厚興趣。

昂山素姬的計算,自然是現實的。敏津援引「緬甸情報部門」消息,指疑似為緬北武裝分子提供武備和經援的中國,或許已和昂山素姬達成協議,在她的政府上台後向叛軍施壓,以促成和談。早前緬甸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分子在中緬邊境爆發衝突,甚至有雲南境內民眾被緬方炸彈炸死,然而北京有意低調處理,僅抗議了事,就可能是為了未來的盟友才忍氣吞聲。昂山素姬深知緬甸軍方勢力盤根錯節,依然是自己國內的最大對手,卻一直解決不了緬北武裝問題,假如反而是她解決,自然威望大振。軍方要是擔心昂山素姬立功而阻止協議,卻會直接面對更多的武裝挑戰,那時還是會被削弱實力。以中國來鬥軍方,可謂典型的現實主義權謀。

然而昂山素姬作為現實主義者,自然不可能一邊倒。2011年以來,緬甸已逐步對外開放,不僅引入全球信用卡業務吸引遊客消費,更大幅修改投資法案,力求外資,吸引了美國、日本、澳洲等跨國公司蜂擁而至。除了緬甸豐富的礦產資源,6000萬人口和落後的基礎設施,都讓緬甸遍地商機。昂山素姬必須長袖善舞,利用各國外資「拚經濟」,才能爭取民心,更不可能開罪任何國家。只要中國接受自己只是其中一個持份者,和昂山素姬的蜜月期,不難持續下去;但假如因為有了合作,而多了非分之想,就難說了。

小詞典:全國民主同盟

1988年由昂山素姬創立,在緬甸軍政府執政期間,一直是最大反對黨。1990年緬甸大選,全民盟一舉贏得83%議席,但軍政府拒絕交出權力,宣佈選舉無效,大舉鎮壓全民盟黨員,強行將其解散,並把昂山軟禁。2010年,緬甸政府正式結束對昂山的軟禁,翌年全民盟被允許重新登記組黨,並參與地方選舉。2015年緬甸選舉中,全民盟重新奪得過半議席,成為新的執政黨。

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

在大馬檳城講廣東話

近年繁體字、廣東話越來越成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符號,其實在其他地方,說廣東話的人還有極多。假如香港以復興嶺南文化為己任,實在不必妄自菲薄。讓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北美唐人街的廣東話,還有馬來西亞檳城的回憶。

馬來西亞華裔人口眾多,擁有兩岸四地以外其中一個最大的華裔社群,不少我們的網友,都來自馬來西亞;檳城則是馬來西亞國內華裔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有華裔近70萬人(2014年)。2015年前,華裔一直是檳城的最大族群,因為馬來裔人口增長速度超過華裔,近年才失去多數優勢,但仍佔半數,雖然難以像當年新加坡那樣脫繮而去,卻依然是馬來華人身份認同的重鎮。假如有一個「虛擬馬來華裔城邦國」,檳城的地位就相當超然。

在百年前的華人眼中,檳城、新加坡、香港等,基本上都有類似的身份認同:反正孫中山一律當作華人革命基地,海外華人視為避秦理想國,英國則以全球港口殖民網絡串連一起。以廣東話遊走這些地方,不但可行,還是常態(上一代會記得經典粵語歌、也有經典香港情色版的《檳城豔》),反而今日進入全球化時代了,那些年的密切聯繫卻淡薄了不少,實在可惜。

檳城語言多元化,教育程度較高的華裔普遍能運用四種語言:英語、馬來語、普通話為主的華語,以及福建話、廣東話或閩南話的其中一種。雖然檳城祖籍廣東的人人數不及福建人,但廣東話的流行卻一點也不弱,這固然源自當地的文化共融(其實不少上一代香港人也會說上海話、福建話),也與香港娛樂產業在馬來西亞的發達有關。這自然不是說廣東話在檳城到了人人能說的地步,但以廣東話溝通,基本上不會有問題。檳城廣東話保留了基本神髓,雖然句法、音調和香港的有一定不同,具體恐怕要語文專家才能解構,反正我們還是完全能溝通。

記得在檳城旅遊時,遇上不少人力車車夫,他們都賣力地以個人角度講述當地華人歷史,由英殖講到立國、東姑講到納吉,說的都是非常「古典」的廣東話,整個配套就像陳年粵語長片,大有走進時光隧道的感覺。車夫說不少來自中國的移民,從前也不說廣東話,反而是來到檳城才「入鄉隨俗」。甚至街上的按摩女郎,也有以粵語片的「哥仔」稱呼召喚,這是「真・影城」也提供不了的感覺。難怪不少尋找舊日香港的電影,都在馬來西亞拍攝,檳城尤為首選。

根據當地資料,早年廣東人移居檳城時,主要聚居在 King Street 一帶,今天那裡仍有不少廣東宗族會館;後來發生「拉律戰爭」,廣東人遷到Chulia Street一帶,現在依然是勢力範圍。這些典故對我們未免陌生,只知道檳城不少店鋪今天依然播放香港老歌,街道建築風格也和香港舊唐樓相似,繁體大字商號林立,身在其中,恰如平行時空。舊城區港式大排檔散佈,仍有老香港早茶手推車叫賣點心的傳統,以「一盅兩件」招徠,而且是原生態舊鋪,這種恬淡情懷,在香港已接近失傳。禮失求諸野的親切感,難以名狀,特別是和今天的「新香港」相對照,相對的「真・香港」居然重現檳城,更令人感慨萬千。

小詞典:拉律戰爭(The Larut Wars)

1861-1874年間,馬來華人幫會的四次「內戰」,在拉律地區發生,主要是海山派(客家人為主)和義興派(廣東人、閩南人為主)為了爭奪礦產地盤而衝突,後來又捲入馬來諸王公。最終在英國調停下停戰,也令英國管治滲入馬來蘇丹的內部事務。

《橄欖樹》/齊豫

談起流行曲的國際視野,不少歌曲都有非洲的背景,但無論填詞人怎樣把非洲放進歌詞,也難及親身長期在非洲生活的當事人。這樣的華人、又能填詞的自然極少,出現了卻每成大師,例如已故台灣傳奇才女三毛。三毛除了以《撒哈拉的故事》傳世,也有不少填詞作品,最著名的是齊豫主唱的《橄欖樹》。

《橄欖樹》旋律優美,歌詞簡單,意境卻相當深遠,寄託了我們對任何未知地方那無邊無際的幻想。「不必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雖然沒有一個字訴說撒哈拉的情懷,但知道了三毛的背景,卻自然感受到一股自由自在、又帶幾分奇幻磅礡的「撒哈拉式氣勢」。三毛的經歷,教人想到對岸也是悲劇落幕的詩人顧城,往往是處於這種精神狀態的人,才有如此佳作傳世。

三毛是少有精通西班牙文的華人作家,也通德文,從小就愛到不同地方流浪,到過歐洲、拉美大量國家,有不少異國情緣,但真正情謎的,卻是撒哈拉沙漠。後來她在西班牙重遇早年友人荷西,終成眷屬,決定定居撒哈拉。其實撒哈拉沙漠橫跨極多非洲國家,但以「撒哈拉」命名的國家(或準國家)只有一個,就是原來被西班牙殖民管治的「西屬撒哈拉」;三毛夫婦住的阿尤安市,就是西屬撒哈拉首府。當地生活苦悶單調,三毛在那裏寫作,卻相得益彰,卓然成家。沒有這些經歷談撒哈拉,就淪為鄭伊健的《撒哈拉》了。

三毛一直拒絕承認《橄欖樹》是自己的作品,因為歌詞被作了一些改動,其中一個說法是歌詞來自她的英文詩,「橄欖樹」原是西班牙常見的「小毛驢」。據說「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為了寬闊的草原」這三句也不是三毛原意,因為在她看來,如此刻意「為了」「為了」,一點也不瀟灑浪漫,乃失諸有相,何況小溪、草原,都和撒哈拉絕緣。

台灣市場鎖定三毛是「撒哈拉流浪者」,「橄欖樹」也比「小毛驢」令人想到沙漠,不過三毛的身份認同,似乎在於「西屬非洲」多於「撒哈拉」。她住進西屬撒哈拉後不久,局勢丕變,鄰國摩洛哥、毛利塔利亞都聲稱擁有主權,摩洛哥發動人民「綠色進軍」,西班牙不為已甚撤走。自此摩洛哥控制了西撒哈拉大部份地區,另有小塊土地由本地人組成的「西撒哈拉政府」管治,「西撒哈拉主權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因為丈夫和西班牙的淵源,三毛離開了成了「摩洛哥不可分割一部份」的西撒哈拉,但也沒有住回西班牙本部,而是去到西班牙的北非島嶼加利那群島(Canary Islands)。年前我曾到過當地,深覺那裏既有非洲的氣候、大量巨型仙人掌等植物,又有西班牙風情,三毛青睞當地,「為甚麼流浪遠方」,卻是不難理解。

今天《橄欖樹》被歸類為「經典校園民歌」,然而在那些年的台灣,居然成了禁歌,而且還被禁八年之久。原因據說是「流浪」的意境,令人想到中國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後「流浪」台灣,引起當權者不快,也有說三毛被壓抑遠走他方的故事,容易令台灣對號入座,可見當時台灣創作自由的限制,也明白何以那麼多台灣人喜歡遠走海外。諷刺的是,台灣全面民主化後,國際視野卻似乎反而倒退,要再出產一個三毛,難矣。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3月25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3270

2016年3月24日星期四

一帶一路的斯里蘭卡博弈

去年,中國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的大型港口建設項目被斯里蘭卡新政府單方面叫停,當時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大挫折。一年後,斯里蘭卡卻讓項目可即時復工,究竟中國和這個印度洋島國發生什麼事?

根據官方,中斯關係友好,斯里蘭卡是首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一九五七年建交後,在冷戰的「不結盟運動」平台多有合作,不少上一代人對縱橫斯里蘭卡政壇四十年的女強人班達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有深刻印象。中國對斯國提供不少援助,以「援建」方式建設國際會議大廈、最高法院大樓等,而且是斯國軍備的主要進口方,並向斯國提供軍事人員培訓。

「一帶一路」戰略無法繞過斯里蘭卡。二零一四年,兩國開啟自貿談判,習近平親訪斯里蘭卡,中國核潛艇也先後兩次停靠斯里蘭卡港口。但「形勢大好」背後,摩擦出現,這是中國外交近年常見現象。斯里蘭卡前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吸引中資,但這些項目通常由中國國企承擔,斯里蘭卡社會對招標過程充滿問號,常出現貪腐疑雲。他任內引進的中方最大投資項目「科倫坡港口城」,飽受協議不透明、環評不達標等質疑,去年當選的總統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藉此發難得以當選。

與別國矛盾 中方須解決

印度長期視南亞、印度洋為勢力範圍,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被印度視為針對自己的「珍珠鏈」封鎖。拉賈帕克薩過分親華,印度早就不滿。斯里蘭卡新總統上任後,叫停港口項目,傳聞更不准中國潛艇再停泊在斯里蘭卡,背後都有印度的影子。

北京的回應,一如以往,就是以經濟施壓,而對斯里蘭卡這個剛結束內戰、百廢待興的島國而言,還是奏效的。目前斯里蘭卡政府債務高達250億美元,佔全國 GDP 1/3;隨著中方投資停滯,經濟發展速度顯著放緩,民怨遂起。西里塞納希望拓展中國以外的外資,無奈歐美一直以內戰期間人權記錄糟糕為由,態度冷淡;印度也因為歷史上捲入內戰糾葛,至今關係仍未完全正常化。

結果,「科倫坡港口城」項目不得不重啟,北京自然視之為一大勝利。但這樣的勝利,恐怕是難以持久的。只要斯里蘭卡經濟有所發展,展現商機,西方、印度投資者早晚會進來,印度洋諸國不可能不採取東南亞那樣的對衝策略。「一帶一路」本身充滿對中國內部經濟的計算,但這些計算,卻難免和其他國家的國情存在矛盾。這些矛盾不解決,戰略遠景再好,還是事倍功半。

小詞典:斯里蘭卡內戰

1983-2009年間,斯里蘭卡政府與分離主義的泰米爾之虎組織的內戰。泰米爾之虎主張北部泰米爾人獨立建國,因為手法激烈,被多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但得到龐大海外泰米爾人支持,最終還是被政府軍消滅。在八十年代,印度一度捲入衝突,為泰米爾人提供軍事武器和物資支援,對組織早期發展壯大起了重要作用,後來支持減弱,前總理拉吉夫更因此被泰米爾之虎暗殺。

2016年3月23日星期三

比利時恐襲可怖之處

比利時發生恐怖襲擊,截稿時已知造成最少35人死亡。死亡人數不及巴黎恐襲,但論恐怖程度及潛在影響,猶有過之:

一、這次襲擊的出現,和巴黎恐襲恐怖分子落網之間的時間距離,只有4天,而公眾接收的訊息,很容易是拘捕行動的報復;就算只是巧合,恐怖分子也一定會以此宣傳來製造恐慌。假如4天內就足以策劃這規模的連環襲擊,就不太可能是小組織所為;就算是早有預謀,在巴黎疑兇落網後毅然決定繼續計劃,也需要很大的決斷力。因此,歐洲恐怖組織的能量,可能比從前專家想像的大。

二、上周落網的那名恐怖分子一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莫倫貝克(Molenbeek-Saint-Jean)獲協助,才能長期窩藏,反映「土生土長恐怖分子」在歐洲已無處不在,且已形成自己的網絡。一個能長期窩藏國際要犯的網絡,自然也可窩藏這次襲擊的前線人員和幕後黑手,相信這次襲擊案情真正水落石出,並不容易。更重要的是,這次襲擊有不少新特色,足以擾亂已知的巴黎襲擊模式,令4天前落網的「反恐大寶庫」價值大降,象徵意義完全被對沖。

三、比利時這類網絡由於長期落地生根,已和本國人一般無疑,充滿「本土知識」,比外來組織更能發現機場、地鐵站乃至核電廠的漏洞;反而如果是「伊斯蘭國」(IS)本部空降所為,手法可能「離地」得多。比利時疏散核電廠的非必要工作人員,反映恐怖分子可能已發現保安軟肋,要杜絕這類風險的難度愈來愈大。

四、比利時不同法國,沒有太多全球戰略利益、或前殖民地的轇轕(除了剛果等有限三數國),但依然遇襲,反映各國遇襲風險,跟其外交政策、國力強弱等已沒任何必然關係,令恐襲的最後「倫理」也斷送。這令各國政府都不會放棄攻擊IS,變相令右翼政黨的主張成為唯一選項。

結論在巴黎恐襲後已經說過:類似襲擊恐怕不斷出現,反移民民意只會持續上升,在未來長時間,右翼保守派自然成為各國主流,並在未來各國大選得到重要議題。歐洲一體化進程持續受挫,歐盟各國難免重啟邊境檢查,早前對難民危機不滿的聲音也會重新集結,至於各國內部的融和政策也會受挑戰。這些趨勢,又會令激進分子得到更多宣傳工具,來合理化未來的襲擊。直到一個可見的破局出現,就是有足夠國力的大國遇襲,然後集結地面部隊進攻IS,而這卻是激進分子夢寐以求,因為那才是在西方內部製造更多矛盾的途徑。

2016年3月22日星期二

岡比亞與北京建交之謎

非洲國家岡比亞與中國建交,具重要象徵意義。岡比亞跟台北斷交後,一直未能與北京建交,源自馬英九與北京的「外交默契」,也就是不爭取台灣邦交國,以作「獎勵」。民進黨上台前,北京宣示政策改變,對台灣僅餘的邦交國來說自然是一個訊號,而只要北京願意爭取,數個台灣邦交國已私下表態接受,下個大熱相信是西非島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也就是唯一跟北京沒邦交的葡語國家,近年卻通過澳門打得火熱。

蔡英文既不能像陳水扁那樣進行金援外交,又難以承受相繼斷交對政府威望的打擊,只能透過美國向拉美小國施壓一途了。

至於何以北京選擇岡比亞為突破口,也是這非洲小國求仁得仁的結果。岡比亞是英國在法國壟斷的西非中少有的殖民地,1965年獨立,1994年軍人賈梅(Yahya Jammeh)發動政變,「當選」總統至今。西方長期批評賈梅操縱選舉及打壓反對派,賈梅由於是不受歡迎人物,外交政策一直反覆無常。

在兩岸之間,岡比亞不斷左右搖擺,自然是為了謀取金援,例如多年前宣布與中華民國建交後,便迅速向馬英九提出「增加援助、減免外債」,當時為求經費,不惜揚言一旦大陸進攻台灣,「岡比亞可派遣千人軍隊赴台作戰」。因此兩岸「外交休兵」,對他影響最大。

岡比亞經濟主要靠原始農業出口及旅遊業支撐,但近年開拓的財源來自投資移民。本來經濟落後的岡比亞不受投資移民者青睞,但2003至2015年,香港政府推出「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CIES),卻成為該國意外收穫,因為不少內地富豪早就想移民香港,而CIES把中國公民申請資格排除,但如果這些富豪先「移民」岡比亞,即使一生都不踏足當地,也可以「岡比亞公民」身份參與CIES,繼而以投資移民方式取得香港居留權。

結果,大批專門為內地富豪辦理「岡比亞護照」的中介機構應運而生,只需提供少量文件及大約10萬港元,即可兩周內以投資移民方式獲岡比亞護照。據《南華早報》報道,截至2013年,已有9000多名內地人持岡比亞護照參與CIES並獲居港權。對岡比亞而言,他們送來的資本是實實在在的,多印一本護照又何妨。

小國投機錢作怪

賈梅去年有另一大動作,宣布把國號改為「伊斯蘭共和國」,但也是金錢掛帥多於一切。按賈梅政府的說法,此舉是為跟殖民時代劃清界線,彰顯佔該國九成人口的穆斯林之主體性。但賈梅亦強調保衞基督教公民生活方式,不允許個人生活受任何干涉,不會要求婦女蒙面紗,酒類飲品仍舊隨處可見,社會完全無伊斯蘭特質。

那為何賈梅要多此一舉?須知在前年,歐盟因岡比亞糟糕的人權紀錄而停止發展援助,賈梅惟有向海灣國家求助,更改國號並強調伊斯蘭形象,不過是拉關係罷了,類似行為昔日的非洲暴君例如中非皇帝博卡薩一世(Bokassa I)、烏干達狂人阿敏(Idi Amin)等也做過。

賈梅以一個小國如此投機,其實是高危動作。今天全球宗教極端主義興起,在非洲尤其迅速蔓延,假如岡比亞經濟持續不見起色,國內極端思想恐怕就會藉助激進伊斯蘭崛起。不過賈梅一貫任性,一直沒有提出長遠社會規劃,也不會想得那麼長遠。他的言行一貫可笑,例如曾公開宣稱掌握了治療愛滋病的方法,後來自然被證明不實。北京原來對這樣的領袖也看不起,不過為了給蔡英文訊號,卻也不會計較幾個銅錢了。

小詞典:「伊斯蘭共和國」

神權政體的一種,被視為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哈里發國家」和世俗「共和國」妥協結合的產物。在伊斯蘭共和國中,伊斯蘭教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但現代代議制政府也與之並存;伊斯蘭教法與國家法律理論上保持一致,但在實際操作中,二者往往存在模糊地帶。目前世界共有五個伊斯蘭共和國,分別為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亞、伊朗、阿富汗和岡比亞。

2016年3月21日星期一

特朗普上台之日 現實主義抬頭之時

富商特朗普(Donald Trump)極有可能獲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不少國際關係學者不得不開始思考一旦他真的當選,外交政策會是怎樣。這時候大家不難發現,特朗普雖有眾多非主流言行,但他是相當傳統的現實主義者。據其競選團隊總結,「特朗普主義」在外交領域的主張主要有3點:1)所有外交政策以國家利益為歸依;2)美國不反對自由貿易,但要求市場更公平;3)美國經濟復甦是實現前兩點的基礎。有關原則完全是現實主義出發,令在美國現實政治被冷落多年的傳統現實主義者暗裏對他充滿期待。

他們的期待自然是有理由的。首先,談及國家利益時,特朗普把其定義限制在美國與美國人的利益,尤其是物質經濟層面的利益,而把「民主推廣」、「人權外交」等口號排除在外。須知民主與人權等議題是近30年美國外交政策的落腳點,從中東到亞太,無論是保守主義的列根、自由現實主義的克林頓、新保守主義的喬治布殊還是搖擺不定的奧巴馬,都把這些價值觀視作美國參與對外事務(包括軍事行動)的理由。但特朗普則嗤之以鼻,認為這些「離地」原則對美國自身利益毫無幫助,這卻是希拉莉外交顧問基辛格的一貫作風,而基辛格被視為現實主義一代宗師。

大批學者期待重用

其次,特朗普從來只把「國家」及「政府」視作國際關係的主要持份者,無視各類NGO及國際組織的角色。特朗普不諱言推崇普京式「外交強人」,暗示不願受國內及國際組織制約。現實主義把國家視作國際關係唯一重要持份者,「大國政治」即是跟其他大國的政府、特別是強人打交道,而「以強制強」,正是特朗普標榜的態度。在他眼中,國際關係就是大國關係,大國關係就是跟強人打交道,小國弱國只是大國附庸,儘管又是「政治不正確」,在現實主義者眼中卻一針見血。

最後,「特朗普主義」根據商業倫理,堅持美國盟友在「搭美國的便車」,認為美國沒義務為盟友或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在貿易領域,則指摘中國較美國賺得更多是「不公平」,理當對中國施加懲罰。在推崇合作共贏的自由主義者或強調「相互依賴」的全球化主義者看來,相關言論完全不可理喻,卻正中現實主義者下懷,乃至有走回孤立主義的傾向。

特朗普最新公布的對華政策便是現實主義思維的證明。按特朗普所述,其對華政策核心是「領導美國強勢與中國博弈」以保障美國人,尤其是製造業及工人的利益。作為商人,他認為貿易是對華政策的主要議題,誓言當選後將第一時間宣布中國是「滙率操控國」,把中國拉回談判桌。他又會要求中國尊重知識產權,保護美國企業免受「向中國轉讓技術以換取市場」之壓力,並以環境及勞工標準限制中國對美出口,終結中國利用低環保及勞工標準形成的出口優勢。

同時,他也稱要強化美軍在東海及南海的軍事存在,但目的並非在於其他戰略目標或台灣西藏香港,而是要加強對華貿易談判優勢。如此作風,近似現實主義者的傳統圍堵思維,這是冷戰後已久違了。

不少美國傳統精英認為,特朗普財大氣粗作風開罪所有學者,不會有知識分子為他効力,但這自然不是事實。據塔夫斯大學國際關係專家Daniel W. Drezner研判,特朗普一旦當選總統,當屬傳統現實主義學派贏得話語權的最佳時機,如 John Mearsheimer、Stephen Walt、Barry Posen等目前戰略思想不為華府重視的現實主義學者,極有可能成為特朗普外交顧問。筆者曾接觸不少美國現實主義學者,大多感到懷才不遇及不滿主流學界被左翼自由派壟斷,都在等待一位敢正面回到現實的強人。

但特朗普的外交立場跟共和黨有不少潛在衝突。例如共和黨內部對移民問題已有不少分歧,廉價外勞雖可能剝奪低技術工人就業,但符合大企業利益,那共和黨大老的外交立場便跟被特朗普吸引出來的新選民格格不入。最近,共和黨國家安全領域的「建制派」甚至聯名發表公開信,稱特朗普對美國公民自由、國際形象及國家安全都造成負面影響,誓言阻止他當選總統云云,令「共和黨選民含淚投票給民主黨」不是無可能。即使特朗普當選,在參議院有相當影響力的民主黨必然跟他針鋒相對,在人事任命等議題上處處為難。

政策不易落實

換言之,姿態是一回事,「特朗普主義」的外交政策能落實多少,卻是另一回事。杜克大學外交專家Peter Feaver早前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特朗普至今未就其外交政策作詳細解釋,亦未曾公開外交顧問名單,讓人懷疑他到底有否嚴肅外交政策。在他看來,特朗普種種極端的標誌性政策都不可能通過國會,例如美國不可能在墨西哥邊境線築起高牆,亦不可能派兵入侵敍利亞佔領油田,更不容易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加上特朗普一貫高調的言辭及不切實際的政策提議,可能激化白宮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矛盾,導致公務員與外交顧問等敬而遠之。

不少自由派中人揚言,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並非從「自由主義」轉向「現實主義」,而是從「有序」轉向「無序」。事實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進入操作層面,很難不作「微調」。

但有關操作層面的問題無損特朗普一旦當選的大方向,即偏向傳統現實主義,返回傳統大國博弈遊戲,不再務虛,只要對手滿足美國利益,很容易成為親密戰友。

假如這一套真的成事,不少美國傳統現實主義大師這些年來反覆呼籲、卻被當權派視為「天方夜譚」的建議,例如跟中俄打貿易大戰與能源大戰、跟沙地關係降格、視歐盟為競爭對手等舉動,也許能重見天日。

但對中俄一類國家而言,不一定是壞消息,正如毛澤東說過,情願跟美國右派打交道,因為對方簡單直接,沒有左派表裏不一的虛偽,只要滿足了利益,其他就好辦事。惟有對這些威權國家內部的自由派,卻是噩耗。

小詞典:美國孤立主義

源自美國建國時期的外交理念,核心是「不依賴聯盟,(因此)不捲入外國衝突和(除自衛之外的)對外戰爭」。一戰結束後,美國未加入國際聯盟,即是由於國會內部孤立主義者的反對;19世紀美國「門羅主義」對「美國不幹涉歐洲內部事務」的主張,也是孤立主義的體現。雖然美國常以世界警察自居,但不少美國人不支持捲入別國武裝衝突,亦是孤立主義之濫觴。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說不出的快活》/葛蘭

日前看過重演的舞台劇《野玫瑰之戀》,改編自1960年葛蘭主演的經典電影,實在難以想像那個年代可以這樣超前。葛蘭不少歌曲都深具國際特色,可說是第一代本土身份、中華情結和國際元素的混合,《野玫瑰之戀》等同「中國卡門」,幾乎所有歌曲都成了國語經典,最著名的一首,大概是《說不出的快活》(JaJambo),因為九十年代電影《風塵三俠》新詞翻唱,也廣為新一代認知。

究竟甚麼是「JaJambo」,一直是一個謎,主流解釋「Jambo」是東非Swahili語的「Hello」意思,但也有說是其他文字,真相就留給電影學者們考據了。假如真的是Swahili語,這就比Beyond以Swahili唱《Amani》早了30年。其實,這語言並非我們想像中的冷僻,英國威廉王子就專門學過Swahili,以方便到東非交流;而英國建立全球殖民帝國期間,東非一帶港口和亞洲的亞丁、科倫坡、新加坡等關係密切,堪稱第一代「一帶一路」,各種簡單單字經常在港口出現,包括Swahili。當時香港和南洋關係密切,不少電影大亨、影視紅星都有兩地身份,口中說「Jambo」作為調情的外來語,以鋪墊之後的「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幾時我有這麼高興過」,也不是天方夜譚。

這種滲入英語以外簡單外語的經典老歌,起碼在葛蘭身上,就有不少,例如舞台劇也有出現、曾被葉玉卿翻唱的《打噴嚏》,開首第一句就是德語單字「Gesundheit」:在德國,有人打噴嚏後,對方習慣說這字,意即「身體健康」或有「祝你幸福」之意。相信在六十年代香港,這類文化crossover是潮語的一種,也符合《野玫瑰之戀》主角的舞女身份:當時舞女要學貫中西,既要懂得中國傳統舞蹈,又要接觸西洋、日本等不同風格的時髦,也許是全香港最國際化的人之一。

《說不出的快活》作曲的是日本人服部良一,在20世紀中日關係大大有名,曾為李香蘭創作《蘇州夜曲》,為《野玫瑰之戀》創作的一系列歌曲也不是改編自日本歌,而是原創。至於電影的改編歌,更是多元化的令人震驚,例如有改編法國歌劇的《卡門》(就是「愛情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玩意」那一首),改編意大利歌劇《弄臣》(即莫華倫《女人最善變》原曲)的《賭徒歌》,改編奧地利歌劇的《風流寡婦》,改編以日本為背景的另一意大利歌劇的《蝴蝶夫人》等,幾乎是一課世界歌劇入門。反觀今日香港,要感受那種味道,卻已不容易了。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3月18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2539

新加坡誠品─草根書室

每次在新加坡都會到草根書室一走,從到其老店獵奇搜羅那些年的反對派文獻,到現時新店感受當地少有類似台灣誠品書店的文化氣息,都是心靈慰藉,那地方的傳奇更是值得廣傳。

草根書室創辦人是新加坡華人作家英培安,祖籍廣東,幼年在新加坡接受華文教育,學生時代是一個「真.文青」,常在各類報刊雜誌發表文學作品,讀者群以星洲華人為主,也傳至兩岸三地。

英培安的小說常登上「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年度排行榜,更三度榮獲新加坡文學獎,可謂當代星洲華人作家代表。

英培安也跟兩岸三地華人作家一樣,有一種「知識分子作家」身份認同,以關懷社會作為創作信條。1970年,他初涉足出版界,參與星洲「左翼」出版社及書店運作,曾因批評當地政府不民主而短暫被捕。隨後他的批評文字常見諸香港、大馬媒體,其本人亦一度旅居香港,專職文學創作。

這段與香港的淵源,催生了草根書室出現。英培安在港時對香港「二樓書店」的文化特色深感興趣,對偏離商業核心區、租金低廉、為特定顧客群服務的經營模式頗稱道,加上旅港期間常往返台灣,認為文史哲書籍能在台灣流行,也可在星洲生存,便再度萌生回星洲開獨立書店的念頭。

草根書室1995年正式創辦,引進的書目都由英培安親自把關,以保文化品位跟個人志趣相符,首批書籍便是批發自香港三聯書店,還有一些自家印刷的星馬革命經典。筆者全屋那系列藏品,包括那些年的星馬革命歌曲CD,幾乎全是購自該書室。

但書室一直經營艱難,英培安以稿費及出版社兼職收入補貼才能勉強維持。這裏有結構性原因,也有其他因素。六七十年代,星洲政府高調打擊共產黨,也衝擊當地中文書店,不少書店因跟馬共有疑似聯繫而被禁,令華文書店添上「地下」色彩。

此外,星洲語言及教育政策傾向英文,導致華文閱讀市場不振,不少新一代都喜愛英文閱讀多於中文,而這涉及該國身份認同問題。至於文青路線,即使是在香港也是難以經營,文人浪漫經營書店往往出現市場錯配悲劇。

身份認同 細水長流

兩年前,隨着運營壓力增加,加上英培安一度身患重病,令他決定不再續租店舖。草根書室前途未卜的消息傳出,震動東南亞文化圈,最終3位熱心讀者出手合資接手書店。

三人與筆者都有數面之緣,其中林仁余及林永心是媒體工作者,也是草根書室老主顧,早熟悉英培安,情願辭掉工作,全職經營書室。第三位林韋地醫生是大馬新生代,剛從英國學醫歸來,在星洲診所工作,從前業餘也有寫作出版,據說是把作品送至草根書室寄賣時,跟英培安一見如故,遂加入當「白武士」。這種情懷,在務實的星馬年輕專業人士當中極不容易。

草根書室本來針對的顧客群是教師與作家,但實際上有九成顧客來自外地,如慕名而來的兩岸三地遊客及作家,還有大馬華人。近年新加坡出現較多來自兩岸三地新移民,成為該書室新目標客群,但究竟是華人書店的佳音,還是沖淡原來東南亞華裔特色的死亡之吻,這要時間判斷。

假如草根書室能真正成為新加坡的誠品,不但是文化界大事,對該國怎樣建構身份認同也產生微妙影響。這種改變,較單單觀察選舉議席得失更潛移默化,是為水滴石穿。但若果有天該書室要靠賣「中國禁書」生存,不談政治風險,這也是品味庸俗化開端,大家自然希望這不會出現。

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馬來西亞華裔困局

馬來西亞政潮不絕,總理納吉布長期陷入政治醜聞,不斷靠挑動內部矛盾來維持管治,令華裔越來越成為其對立面。馬來西亞的主體族群自然是馬來人,但華裔的比例遠超一般「少數」族群。根據2013年數據,馬來西亞華裔佔人口24%,多於馬來人在新加坡佔的比例;而在華裔人口較集中的城市如檳城、吉隆坡等,比例更高達40-50%。但由於沒有一個像當年馬來西亞內部的新加坡那樣,以華裔居絕對主導地位的地方,華裔基本上難以、也不會策動分離主義,只能儘量爭取在在目前框架內的政治地位。

在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國民陣線」中,華裔代表是「馬來西亞華人工會」(MCA)。回溯馬來西亞建國史,華裔曾一致支持「馬華」與「巫統」聯手向英殖民政府爭取獨立,隨後建立「華巫聯盟」。但近年馬來西亞執政黨的口碑不斷下滑,貪腐不絕,加上持續對馬來人實施優惠政策,令「馬華」普遍失去新一代華裔支持,族群關係也失去了重要安全閥。不少華裔改為支持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衍生的反對黨「民主行動黨」(DAP),也就是反納吉布的政治聯盟「凈選盟」的主要成員;在去年8月的反納吉布「凈選盟4.0」集會中,數十萬參加者也以華裔佔多數。假如華裔能決定領袖人選,納吉布早就下台。不少華裔一廂情願希望DAP能打破族群界限,爭取馬來人的反納吉布勢力,促成變天。

但處於守勢的納吉布代表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越是被挑戰,只會越是訴諸「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危機。新加坡駐馬來西亞大使Bilahari Kausikan就曾在「凈選盟4.0」集會後撰文,認為華裔年輕人期望民主改革可以打破華裔被壓迫的局面是「不切實際」,因為他們期望相反,納吉布的醜聞很可能導致「巫統」尋求與同為伊斯蘭教政黨的反對黨「伊斯蘭黨」組成聯盟,共同防止 DAP 等非穆斯林政黨坐大。由於穆斯林人口在馬來西亞佔壓倒性優勢,只要執政黨打「宗教牌」,甚至不用刻意談族群問題,華裔也會首當其衝。

早在「凈選盟4.0」集會時,不少傳統華裔精英深深憂慮,擔心表面上的聲勢,可能反過來令華裔的長遠利益受損。這是因為長期以來,馬來西亞華裔雖然受制於「馬來人優先」政策,卻往往能夠躋身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層,和馬來當權派也有密室默契,雖然引起不少馬來人不滿,卻苦於無藉口改變。當華裔成為反政府集會主力,不少馬來人擔心「華裔終於開始挑戰馬來人的政治地位」、乃至「華裔試圖推翻馬來人的政府」,這正是執政黨有意無意間的耳語運動。納吉布在今年農曆新年高調祝賀華裔,希望他們團結在「馬華」下,支持執政聯盟,但他能爭取到的普遍被新一代華裔視為「離地精英」,群眾影響力有限。

怎樣在發揮影響力的同時,避免政府挑動「馬來民粹主義」,已成了華裔反對派領袖的當務之急。至於傳統華裔精英應否「忍辱負重」、「臥薪嘗膽」,維持和執政聯盟的關係,走「汪精衛路線」,也成了他們正面對的人生抉擇。

小詞典:馬來西亞華人工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簡稱「馬華」,馬來西亞執政聯盟「國民陣線」中代表華裔的政黨。在20世紀50年代,「馬華」與「巫統」、「印度國大黨」組成聯盟,向英國殖民政府爭取馬來西亞獨立,這一聯盟即今天「國民陣線」的前身。目前「馬華」依然是「國民陣線」內第三大黨,長期控制馬來西亞主要媒體《The Star》和《南洋商報》的發行,直到近年才轉手。然而,隨著2008年「馬華」在大選失利,越來越多華裔已離之而去。

2016年3月16日星期三

砂勞越白人王國是烏托邦?

早前本欄講到馬來西亞的「一國兩制」與東馬砂勞越要求更多自治權(見本報2月23日A18 頁〈大馬「一國兩制」——砂勞越會獨立嗎?〉),不少讀者希望進一步介紹當地獨特身份認同。除了中央與地方利益分配問題,砂勞越今天的自治呼聲也源自當地獨特歷史。數十年前,當地依然有一個「砂勞越王國」,由「空降」而來的白人管治,對砂勞越身份認同產生巨大影響。

1841年之前,砂勞越屬於文萊王國的統治範圍,而當時文萊控制大片地區,與今天的彈丸小國全然不同。轉捩點出現在1838年,一心赴東方探險、貿易的英國冒險家布魯克(James Brooke)駕船抵達砂勞越,適逢當地爆發反抗文萊蘇丹的叛亂。布魯克以西方槍砲協助蘇丹平亂,文萊為表感激,先後將砂勞越的管制權、乃至主權贈予布魯克。1842年,布魯克正式成為「砂勞越王」(Rajah of Sarawak),晚年將王位傳給侄子查爾斯(Charles Brooke),後者在1917年去世,王位再傳給兒子(Charles Vyner Brooke),傳位三代,直至二戰後的1946年,家族難以恢復管治,加上下一代出現權力鬥爭,才將砂勞越讓給英國直接管治。

不少講求「政治正確」的左翼學者,認為這家族只是巧言令色從本地人身上奪取統治權,不過為大英帝國實行間接管治,並沒有主權,身份頂多像眾多受英國保護的印度、馬來王公一樣。不少當地人卻不這樣想,不但認同布魯克王朝的「本土」身份,甚至懷念他們是砂勞越史上最稱職的領袖,並感覺當時的「主權成份」已極高。這首先因為布魯克家族的治理風格一脈相承,對砂勞越的行政制度、社會經濟結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第一代王詹姆斯聘請了不少以英國人為主的歐洲人,組建了典型英式文官團隊。儘管家族理論上擁有絕對權力,但自統治伊始,就致力通過法律進行制度管理,並逐步建立議會,完善了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體系,可算是東亞最早的「西式主權國家實驗」。

在布魯克王朝治下,砂勞越制度完備,也通過石油和橡膠出口,實現經濟騰飛。王朝也將打擊海盜、禁止奴隸貿易等作為重要政策,令社會日趨安定。更難得的是,三任國王都和砂勞越原住民關係和諧,經濟政策相對照顧其利益,組成的「婆羅洲公司」也相對能抗衡鄰近的西方殖民主義力量。第二任王查爾斯在位時,砂勞越已建立了博物館、學校、乃至鐵路,成為當時婆羅洲最現代化的地區。

在社會風氣方面,布魯克家族一邊促進文明開化,一邊嘗試保持民俗傳統,除了「獵首」一類行為被明令禁止外,原住民生活習慣基本上得以保留。第三任王維納統治期間,砂勞越政府為了保護傳統信仰,甚至一度禁止基督教傳教士傳教;而馬來語一直是當地學校的教學語言,這也和英國殖民政策大不相同。相較於婆羅洲其他地區,砂勞越王國的族裔身份較為多元,有不少華人勞工、印度移民,布魯克家族總體希望淡化身份差異,鼓勵外來移民、商貿,唯以維持穩定為紅線。1857年,當地華工曾試圖推翻布魯克政權,王國以「婆羅洲公司」武裝力量平亂,自此再沒有大規模衝突,直到二戰發生。

結果,在砂勞越王國一個世紀的歷程中,原住民對布魯克家族的好感不斷攀升。三位國王都秉承「親民路線」,例如詹姆斯國王一直將自己的住所作為「法庭」,審判過程對民眾開放,普通人可進入旁聽。查爾斯、維納二人在繼承王位前,都曾在砂勞越多個民事機關任職,與民眾建立了穩固聯繫,並非不問世事的富二代、官二代。在內政管理上最「無為而治」的維納,也是三位君主中最受本地人歡迎的一位,以至被媒體稱其為「世上僅存的可稱『朕即國家』的人」。當然,他們依然是白人君主,對完全放棄權力始終不情不願,也沒有死在砂勞越,始終沒能完全「被成為」本地人,否則也不會把國家交給英國直接管治,但對「真・本地人」而言,卻始終值得懷念。

今天在砂勞越,還可見多處紀念布魯克家族的建築。這段歷史最深刻的影響,當屬「砂勞越人」身份認同的構建,以至於維納將砂勞越主權移交英國時,遭議會的本地人一致反對,只是全體白人支持才勉強通過。至今不少砂勞越人仍舊認為,砂勞越具備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平起平坐的資格,給他們底氣的,正是那些年的布魯克家族。

小詞典:Council Negri

今天砂勞越州議會的前身,1867年由當時砂勞越國王詹姆斯.布魯克成立,其侄子、二代王查爾斯主持。當時議會成員由本地部族首領擔任,協助布魯克王室處理國家事務,也是王室鼓勵本地人參與治理的主要途徑。砂勞越主權移交至英國後,Council Negri繼續運作,直至砂勞越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今天的州議會。

2016年3月15日星期二

長春藤大學政治正確事件

隨着美國總統參選人特朗普支持率高漲,當地社會對「政治正確」的爭論愈演愈烈,期間該國各大學術重鎮先後發生由「政治正確」引起的大事,可見校園內外的兩個美國,真的活像平行時空。

去年10月萬聖節,耶魯大學校方機構「跨文化事務委員會」對全體學生發電郵,勸喻學生在化妝晚會「謹慎選擇裝束」,尤其注意不要穿可能冒犯少數族裔的服飾(如印第安頭冠)。

校方初衷在於緩和日趨緊張的族群關係,但對學生內政有「越界」之嫌,該校教授兒童教育的講師兼舍監Erika Christakis女士,便表達不同意見,在針對上述郵件的回覆中向全體學生稱,校方此舉有管控學生表達自由之嫌,表示她不介意學生在萬聖節穿着可能冒犯少數族裔的服裝;對可能感覺被冒犯的學生,她認為他們可選擇無視,但同樣有權當面表達不滿。

這回覆一石激起千重浪,引發部分學生強烈反對,數百名以少數族裔為主的學生及部分教職員,發起以「March of Resilience」為名的遊行,稱「我們(被冒犯的事實)不能無視」。Erika Christakis的丈夫、同為耶魯大學教授並曾當選《時代》百大名人的Nicholas Christakis,表態支持妻子,試圖跟示威學生對話。但參與遊行的學生並無對話之意,只以相當激烈的語氣及幾近人身攻擊的措辭指摘Christakis夫婦,並要求他們辭職。最終,另一批教職員聯署簽名支持Christakis夫婦,但二人已決定離職,兩大陣營劍拔弩張,校園瀰漫火藥味至今。

另一所名校哈佛大學,過去數月內也發生類似事件。該校法學委員會反覆要求法學院放棄目前院徽,因院徽圖案包含哈佛法學院創建者Isaac Royall家族符號,而這家族曾以奴隸貿易致富。哈佛法學院委員會在聲明中指出,這院徽與奴隸制有關,理應跟它劃清界線,而這將是在哈佛校園內進一步促進種族公平的重要一步。為此,哈佛校園內甚至出現「Royall Must Fall」小組,以推動哈佛平權運動為己任,儘管不少校友覺得這樣上綱上線極其荒謬。

更荒謬的還有普林斯頓大學,這次把一次大戰時領導美國的前總統威爾遜牽涉其中。威爾遜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該校著名的公共和國際關係學院,即是以威爾遜的名字命名。雖然威爾遜的國內外政績及口碑都頗佳,但在左翼學者腦內便記得他出任總統期間,允許南方諸州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因此「政治不正確」。為此,有左翼學生要求校方移除威爾遜雕像,並把他的名字從學院及宿舍名稱中移除。

「政治正確」這一種以平權為核心的左翼社會思潮,最初正是爆發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精英校園。當時社運盛行的學校甚至對課程進行相關調整,突出少數族裔及女性權益內容,但過猶不及,早已嚴重脫離現實。

「貫徹政治正確」的界限到底在哪裏?「政治正確」與「自由表達之權利」究竟孰輕孰重?耶魯大學兩名老師的離職,哈佛及普林斯頓在「政治正確」與歷史傳承之間取捨不定,都反映相關名校已走到敏感的十字路口,一般美國人看到上述新聞,恐怕會覺得是「長春藤的孩子被寵壞了」,多於佩服他們的「正義」。

為了「政治正確」或「反政治正確」,究竟「可以去到幾盡?」這答案,很快便可在美國大選揭曉。

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

政治正確之死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異軍突起,這現象本身比誰最終當選總統重要得多,因那宣示盲目服從「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年代已告終。正如他競選時稱,美國目前最大問題是「政治正確」,而他「沒有時間去政治正確」,這句話得到大眾普遍掌聲,完全是傳統精英意料之外。

根據邦普(Philip Bump)在《華盛頓郵報》對這詞彙的追溯,「政治正確」一詞最早出現於1934年《紐約時報》,指納粹德國要求新聞報道立場須與政府一致;在1950至1970年代,「政治正確」被用於描述蘇聯政府管制人民思想言論。這些用法都和今天截然不同:「政治正確」在媒體頻繁出現始於八十年代、尤其在蘇聯解體後,被左翼人士注入新活力,成為「反歧視」民權運動的標誌。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冷戰結束後,左翼提倡的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少數族裔等平權運動,皆成為佔領「政治正確」高地的表現;與之立場相對的保守派則指摘,左翼號召的「政治正確」壓迫言論自由。儘管雙方大打口水仗,但在左翼精英主導的傳統學界、媒體、文化界,反對「政治正確」聲音極難發聲,而「政治正確」概念隨民權運動在美國社會發展,深刻影響日常用語規範。例如今天在美國正式場合講話中,對第三人稱表述通常用he or she,就是左翼女權運動的「政治正確」遺產。

特朗普人氣暴漲,卻反映美國社會對「政治正確」充滿反彈,不少特朗普的支持者直接表示:他說出長久壓抑於心、卻不敢挑明的話。

為何美國人對「政治正確」愈來愈反感?

首先,「政治正確」這一概念,本身就缺乏清晰定義。根據一般左翼人士觀點,「政治正確」意味言論、行為不冒犯社會中任何特定群體之利益;然而,對「冒犯」這核心概念的理解,是不可能有客觀標準。在美國歷史及當下社會,女性、少數族裔、非基督徒和同性戀者等,一度處於弱勢地位,他們要求免受歧視,自可理解;但「政治正確」的輿論壓力,卻不致力於在社會達成對某一共同規則的認同,反而日益將男性、白人等作為「結果」式參照。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少數族裔等在社會競爭相對失利,就被認為是受到歧視。當「政治正確」的邊界在社會無限蔓延,以至於學校、公司錄取時,無論申請者能力高低,都傾向優先照顧女性、少數族裔等,「政治正確」就成為「逆向歧視」。

人類的天性,從來存在追求優越、排斥他者的因子,而人性不是崇高的理念能改變。由於社會永遠有相對的小眾,而對他們是否獲「政治正確」的待遇、乃至稱呼,都是主觀的,昨天的歧視用語、可以是今天的「潮語」。因此「政治不正確」的爭議,只會永遠在人類社會存續下去。也就是說,假如有組織以「消除政治不正確」為己任,幾乎可以肯定與人類共存亡,這種「可持續抗爭」,很容易愈來愈小圈子化,不知不覺間脫離群眾。

「逆向歧視」惹社會不滿

當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學術、媒體界的話語霸權,就讓大量美國人不勝其煩。例如早在1990年,得州大學將文學寫作課程的作業題目從傳統文學經典換成「反歧視」、「平權」等政治色彩濃厚的話題,迅速引發教員間的爭議,不少教員認為教學內容和評判標準不應以「政治正確」為原則。然而,「政治正確」之風席捲全美高校,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這樣的傳統左翼重鎮尤甚,「女權」、「少數族裔權益」等話題,常年成為熱門研究課題,乃至教師授課言論一旦與「政治正確」理念不契合,都被批判。在媒體領域,對「政治正確」的輿論追求,導致變相「自我審查」,任何「可能」讓弱勢群體「覺得」被冒犯的表述,都成禁忌。如「殘疾人」稱呼被認為「政治不正確」,要改為「體能受挑戰者」,這類似乎多此一舉的例子,讓不少美國人愈發認為「政治正確」,成為象牙塔自我感覺良好的離地遊戲。

當「政治正確」的霸權地位蔓延至互聯網,而又有專業律師專門承接、乃至鼓動「政治不正確」官司,不少主流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為免麻煩,都不歡迎任何可能「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表達,甚至採取刪帖等手段對其禁聲,讓網民認為「言論自由」的底線,已受到根本挑戰。但網絡社群是由下而上的,不可能杜絕任何聲音,「反政治正確革命」,就是從互聯網興起,而他們的出發點,恰恰是保障自己的「言論自由」。從特朗普的600萬網軍可見,群眾的反彈,原來已一呼百應。

「政治正確」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對「伊斯蘭國」(IS)的觀感即是一例。IS興起以來,美國輿論反覆強調「IS不是伊斯蘭教」,無論媒體還是網絡,都不將「伊斯蘭教」與IS聯繫。然而不少分析人士、乃至伊斯蘭研究專家都指出,IS與傳統恐怖主義不同,本身與伊斯蘭教甚有淵源;若一味追求「政治正確」、而忽視其宗教極端化的號召力,國際社會就不能制訂出消滅IS的良方。當然,以上分析不代表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一類反智言論合理,但IS確是憑藉「哈里發」的宗教號召力呼風喚雨,影響力才得以席捲全球、得以達到阿爾基達沒有的效果。假如連這也不敢談,更是不合理。至於研究非洲時,連「部落」、「酋長」也不敢說,更是左翼幼稚病人常犯的笑話。

在這情況,一旦極右人士、或草根右翼群眾掌握社會資源,必然會更激烈批判左翼思潮;而該批判肯定得到長期自覺遭「逆向歧視」、又苦於不敢單獨發聲的民眾支持。特朗普參選以來,幾乎打破美國社會所有的「政治正確」禁忌,支持度卻一路躥升,共和黨乃至整個美國社會因此陷於撕裂,這一點其實並不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單靠「政治不正確」這一招,就能彌補自己一百種明顯缺陷,乃至掩蓋其他國家裂痕,這對美國面對的種種真正挑戰,實在不是佳音。但這與其說是特朗普的責任,實在不如說是過去20年左翼霸權的責任。變革發生了,就不能走回頭,類似場景,又何止於美國呢?

2016年3月12日星期六

訪問和泉素行:東瀛YouTuber與香江網媒的Fusion

隨着網絡平台的發展,網絡媒體和藝人應運而生。相比起傳統媒體,網絡媒體更能接觸年輕的一代,網媒營運成本相對較低,年輕人因而得到更多機會發揮創意。不少網絡藝人已開始涉足傳統媒體,遊走於新舊媒體之間。當中有不少來自外地的網絡藝人,他們同樣能在網絡媒體引起熱話。近期來自瑞士的香格拉,以及日本的和泉素行都在網絡平台上吸引到香港人的注意,開始進軍香港的廣告和電影業。
其中,和泉素行已經居港8年,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主要從事YouTuber、演藝和模特兒等工作。他曾與毛記電視等網上媒體合作,又在電視媒體主持節目,並接拍了許鞍華導演的電影。他參演的網絡短片散見於YouTube,其中《畀女飛正傳》的點擊率接近50萬。網絡平台的發展無疑打破了國際的界限,也降低了參與幕前表演工作的門檻。因此,作為日本人和YouTuber,和泉素行自然對網上媒體如何發展有一番不同的見解。

答:和泉素行 (I)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當初是什麼原因驅使你學習中文和成為YouTuber?
I:我大學時期主修國際商學,另外,大學也要求我們修讀第二語言,不少同學選擇法文、西班牙文和韓文等。當時我爸爸認為中國的經濟將會起飛,因此,為了將來的工作和發展,選讀中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日本高中的教育制度與香港相近,競爭很激烈,學生沒有時間去學習其他東西,也沒有空間去思考人生目標和理想的生活,老師亦不會教授相關的概念。於是,我入讀大學後才開始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大學時期的成績只屬中規中矩,但我花很多時間去尋找自己的目標和興趣,當時買了部攝錄機,和朋友一起拍攝搞笑影片,亦與朋友組成二人相聲組合。除此之外,也學習結他和組成樂隊。

S:你在什麼情況下接觸香港,繼而有興趣到香港發展?
I:在眾多科目中,我對中文較有興趣,而且成績也較好。我希望在大學的四年學習生活中學好中文,以助將來的事業。當時老師建議我參與大學交換生計劃,因此,我選擇到中國學習,讓自己的中文進步得更快。由於我的學校與暨南大學合作推行交換生計劃,於是便到廣州展開一年的交換生生活。我對其他術科的興趣一般,但對中文卻有很大興趣。期間,開始涉足模特兒和音樂等工作。廣州和香港很接近,於是常到香港旅遊,因此,我常將廣州和香港直接比較,香港相對之下較先進和熱鬧,而且城市發展與日本接近。這就是我對香港的第一個印象。相對於日本、內地和台灣,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地方,氣氛開放,對外來文化較歡迎和寬容,生活較多姿多采。在完成一年的交換生計劃後,我的中文水平仍不足,於是便申請休學兩年,希望在這段時間學習中文和嘗試不同工作。最後,我便來到香港發展。

S:日本的教育制度重視第二語言教學嗎?
I:日本的中小學也有英語課程,但一個星期只有三至四節英語課,其中一節由外籍老師任教,但畢業後仍不能以英語和其他人溝通,因為日本是訓練學生書寫英語,而非口語英語。因此,日本的英語水平需要急起直追,大概10年前,國際教養大學在秋田縣成立,採取美國大學的教育模式,成為日本第一間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大學。日本大學的收生門檻很高,而相對容易畢業,國際大學的要求則較高。英語水平較低的確會窒礙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交流。

S:你日本的朋友對香港有何印象?
I:在日常的生活中,日本人甚少談及關於香港的話題,我們對香港的印象都是來自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其中較出名的是成龍和王家衞的電影作品。他們常看成龍的《警察故事》,而電視台在星期五晚九點會播放香港電影,很多人都熟悉電影的主題曲。一般人對香港的認識都很薄弱,他們常會混淆上海和香港。我對香港的大部分了解都是來自電影中的畫面,其中我喜歡王家衞和陳果的電影作品,對中國和香港的認識則來自媽媽,她是民間活動家,關注女權和人權的議題。自小她便向我灌輸性教育,同時,也重視我們對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她認為我們自小就應該知道這些歷史事實和知識。

S:在香港生活過之後,你認為香港和日本的生活文化有可不同?
I: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地方,而日本真是一個較保守的地方。日本習慣不用直接的方法去表達自己,亦可能是這種獨特的文化和特質,令日本人做事很嚴謹。但這種文化往往令人窒息,也感受到很大的壓力。我曾在日資公司工作,當上司未下班時,下屬同樣不能下班,連提問也會被視作沒有禮貌,上司也不會回答,相反香港則相對自由和直接。在日本公司內,員工最重要的是了解辦公室的氣氛,日本人有一個俗語是「空??み」,即是讀空氣,意思即透過分析當時的氣氛而作出行動或說話。

港朋友常問哪間壽司正宗

S:香港人與你最常談及的話題是什麼?這些話題是否反映了他們對日本的想像?
I:香港朋友經常與我談及香港哪間壽司和拉麵店舖較為正宗和好吃,希望代為介紹日本女孩子,以及問日本社會是否仍很「大男人」。其實這也反映了香港人對日本的印象。我一般會選擇日本人經營的食店,若日文名字太奇怪,我不會選擇。「大男人」文化在老一輩日本人較為普遍,這現象在後生一輩則不太明顯。不少日本女孩都認為香港人在生活細節上很細心和大方,很容易被打動,這也就是香港人的優勢。

S:在香港的影藝事業過程中,你主要面對哪些問題?未來又有什麼計劃?
I:要在香港電視和電影界立足,須先和香港人建立關係,讓他們對你有更多的認識和信賴。外地演員首先要面對本地演員競爭,也要面對語言和溝通的問題。無疑網上平台為我們提供更多途徑宣傳,讓觀眾以另一個渠道去接觸我們的作品,從而能建立較緊密的關係,對我們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未來我希望能主演電視劇和電影,作出更多嘗試。我已接拍許鞍華的電影,希望能在當中取得突破。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反叛》/陳慧嫻

日前陳慧嫻舉行演唱會,台上說了幾次,她現年已51歲,出道超過30年,日月如梭。雖然她有段時間頗為低沉,但這次concert狀態大勇,令人回味,開場第一首歌《反叛》,更適合今天不同世代重溫。

《反叛》改編自日本作曲家渡邊茂樹作品,時為1986年,林振強的詞講述了當時香港年輕人的「反叛」心態,雖然今天看來有點老套,但那精神卻歷久常新,和今日「廢青」形象一脈相承。那時代的陳慧嫻走日本少女路線,甚至錄過日文歌,當時日本經濟極盛,香港樂壇幾乎依附東瀛而生,兩地社會狀態也有不少可比之處,都是處於經濟逐步富裕、開始追求心靈充實的階段,所以《反叛》的內容,也是日港兩地的共同寫照。

那年頭,中產階級蓬勃發展不久,不少新晉中產都希望通過自己爭取到的物質條件,讓子女過著他們從前想過、卻沒有機會過的生活。但新一代的想法卻截然不同,追求的是心靈解放,這樣的思想落差,令世代矛盾,由此而生。「親戚都誇張的說/沙灘中充滿壞人」,即為典型:六十年代經濟騰飛前的社會是不會那樣的,孩子在沙灘、球場是天經地義,反而社會富足了,「屈打成性」的怪獸家長卻開始出現。「爸媽都關心的說/應專心家裡練琴」,更是典型中產病,令「學琴」在東西方文化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含義:一邊是功課、壓力,另一邊是藝術、自由,結果自然也是「反叛」。

歌詞最精采是這幾句:「快要踢爆汽水罐/因抑鬱塞滿血管/成年人常令我煩悶」,極形象化地概括了青春期那種無形鬱悶,反映從前的大家庭不再,小康之家管束更嚴,有了菲傭、私家車,青年卻走進另一牢籠。「師長很關心的說/不溫書怎會做人/爸爸很緊張的說/不准穿短褲熱裙」,這幾句老生常談,放在西方卻另有所指:越戰時西方出現「垮掉的一代」,性解放無處不在,不要說「短褲熱裙」,嬉皮士的放浪形骸也是常態,家長就是認同保守主義,也知道物極必反的道理。但是到了東方社會,卻是單純的高壓圍堵,反彈只會更誇張。

果不然,到了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九十年代的青年不會再高喊「反叛」,一切行為都已遠超八十年代的道德規範;雖然香港經濟持續繁榮,但信心危機、貧富懸殊等,也令新一代面對同樣困局。至於《反叛》那年代的少女,今天都已成51歲的大媽,到轉頭來卻處處責備「廢青」,回想當年,自己高唱「實在我喜愛夜半」,實在是彷如隔世的諷刺。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3月11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1700

美國外交元老之死

上周在中文大學和美國駐港領事館合辦一個電影座談會,關於紀錄片The Diplomat,主角是美國外交元老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導演是他的兒子David,當日親身來和觀眾分享。這類活動在美國是盛事,但放在香港自然十分「小眾」;不過,電影和隨後的互動實在精采,值得更多朋友知道。

霍爾布魯克當過的最高官職是助理國務卿和駐聯合國大使,雖然算不上位極人臣,但在外交界的名聲卻不下「真.國務卿」,乃至被認為是歷代美國最偉大外交家之一,因為他是成功調解波斯尼亞內戰的最大功臣,更一度有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我認識這名字,也是源自讀書時代,當時塞爾維亞領袖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被視為「狂人」,對弱鄰不斷先發制人,美國的被動方法不能應付,只好派出以強硬著稱的霍爾布魯克,想不到恰恰能制服對方。

看電影介紹他安排在軍用機場的戰機下舉行「歡迎」米洛舍維奇的晚宴,二人卻產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覺,男人的浪漫,外人是很難理解的。他早在越戰時就投身外交,也是中美建交時穩住台灣的主要人物,經歷無數傳奇一刻。雖然美國外交界有地域傳統,霍爾布魯克卻是唯一曾分別任職歐洲區和亞洲區的助理國務卿,也有商界經驗,被視為外交通才。

電影是其兒子經手,自然有不一樣的視角;出乎意料的是並沒有強調霍爾布魯克是成功外交家,反而很着意他晚年失意。霍爾布魯克有強烈個人風格,率性而為,敵人眾多,多次幾乎被委任當國務卿,但都因為自己人的「耳語運動」而落選,所以不斷失望。

克林頓夫婦對他相當倚重,但奧巴馬對他的作風不信任,最後他被奧巴馬任命調解阿富汗戰爭,同樣強硬的作風開罪了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Hamid Karzai),又得不到白宮支持,成了一生外交事業最大污點。

直覺告訴他,卡爾扎伊根本是個南越政權那樣的傀儡(這的確是事實),必須和有實力的塔利班談判、和解,才能讓美軍抽身,但奧巴馬不贊同;軍方因既得利益,也不支持。最後,霍爾布魯克單獨求見奧巴馬不果,找希拉莉述職期間氣急敗壞,急病突發過身。

性格的衝撞 世代的差異

我不斷問David,究竟為什麼奧巴馬不喜歡他父親?他認為這是性格問題,但也暗示了世代差異:在從前的年代,外交官獨當一面,不用管太多繁文縟節,關鍵時刻能扭轉乾坤,只要上司信任,基本上橫行無忌。

但隨著官僚制度越來越僵化,任何職級要有自主性都越來越難,而外交恰巧是一門不能按章工作的藝術,要是每一個動作都規行矩步,對手卻是不受任何制約的獨裁者、強人,工作是很難展開的。奧巴馬固然不信任老人家,也是過份信任制度。這紀錄片訪問了大量高官,但奧巴馬拒絕受訪,那份留白,讓人充滿想像空間。

令人難忘的,還有當日觀眾的一位中三學生,來自本土學校,以流利英語向嘉賓問問題,身旁都是教授和大學生也毫不怯場,而且對這些題目有真正認識,令人發現香港還是有人才的。只是怎能在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時代發揮,卻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岱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

波斯尼亞內戰持續數年,最終交戰三方同意舉行和談,地點在美國俄亥俄州岱頓市空軍基地,Holbrooke是代表美國的主要調解員,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總統都親自出席。最終三方同意波斯尼亞成為鬆散邦聯,「穆斯林-克羅地亞聯盟」控制51%土地,「塞族共和國」控制49%土地,各有自己政府,令戰爭結束。戰後波斯尼亞經濟發展迅速,不少人至今懷念Holbrooke的調解功勞。

2016年3月10日星期四

一帶一路大國哈薩克多商機?

近來在香港媒體,中亞國家哈薩克因「一帶一路」而頻頻出現,上月特首也曾接見到訪的哈薩克總理馬西莫夫(Karim Massimov),但高官被問及「哈薩克首都何在」時支吾以對,商界對這國家更是陌生。兩年前,筆者曾帶一團碩士生到哈薩克考察及上課,據說那是首批來自香港的學生,因而受到熱烈歡迎,當時自然未有「一帶一路」概念,卻也發現那裏不無商機,縱然不如官方宣傳吸引,但其潛力不能低估。

哈薩克經濟最大憑藉,自然是境內豐富資源。據美國能源訊息局資料,哈薩克已探明原油儲備達300億桶,儲量在歐亞大陸僅次俄羅斯,天然氣儲備為85萬億立方英尺,還擁有位列世界前十名的煤儲備,是名副其實的資源大國。

哈薩克地處亞歐大陸中心,能源讓其外交左右逢源,雖然中俄佔其主要貿易額,卻有76%石油出口歐洲,是歐盟能無視俄國能源的重要原因。中國打算在哈薩克大興土木搞基建,引入更多能源,但哈薩克的對沖國策頗為堅定,受過蘇聯時代教訓,不會一邊倒。近來石油價格大跌,對哈薩克影響甚大,但該國並無因此改變策略,即可見一斑。

儘管哈薩克商業潛能未盡發展,但有一項區內獨有優勢,便是擁有接受良好教育、且逐漸壯大的中產階級。即使在蘇聯時代,哈薩克的阿拉木圖幾乎被設定為亞洲陪都,城市化做得很完善。哈薩克政府目前每年投入3%公共開支在教育,青年識字率達99%以上,且被政府鼓勵出國深造,精英階層完全與世界接軌。目前大約有四分一當地人可納入中產階級範疇,加上政府大力扶植中小企,以減少對能源產業依賴,更令他們的收入高速增長。

領導接班問題添變數
不過,與此同時難免出現裙帶資本主義及貧富懸殊等問題,「官商合謀」依然是國情,要是朝中無人,做生意困難萬倍,這是不可不知。去年9月,由總統發起的反腐運動鎖定21名前官員,甚至連前總理也牽涉其中,這只是冰山一角。但按世界銀行「經商便利性」排名,哈薩克在183個國家中排第47,在「投資保護」指標上躋身前十名,也是比下綽綽有餘。

哈薩克基建相對落後,但正因如此,便造就中國的機遇。據美國——哈薩克經濟協會估計,2030年前,哈薩克基建將吸引250億美元投資,交通運輸業、電訊業、建築業是主要缺口所在。2012年,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提出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籃子計劃「哈薩克2050」,強調促進基建及經濟轉型,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十分對口。但對基建沒相對優勢的港商,有多少動力進軍該國,卻是疑問。反而哈薩克有意利用香港的國際平台招商引資,才合乎常態。哈薩克最大變數依然是政治,納扎爾巴耶夫是有名的強人,自1991年哈薩克獨立,把持政權逾20年,但年事已高,接班問題惹人關注,本欄曾談及哈薩克「第一女婿」之死,正是權鬥的延伸(見本報2015年3月18日A20頁〈哈薩克家變 ── 第一女婿之死〉)。

這類國家外交政策不易大變,經濟政策卻可翻天覆地,有意在哈薩克大展拳腳的企業,要是無國家背景,等待接班問題解決才下注,大概是謹慎的選擇。

小詞典:「光明大道」政策

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2015年國情咨文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包括扶植中小企發展、完善能源運輸管道建設、建立經濟特區和交通樞紐、改善民生等多方面配套,旨在促進國家經濟轉型和增長。計劃資金來源包括政府撥款、外國投資和國際組織貸款,預計投資240億美元。

2016年3月9日星期三

以色列真創新科技

在新聞版面,「以色列」出現時,通常聯繫到中東局勢、以巴衝突,其實作為模範小國的以色列還有眾多被忽略的成就,例如近年突飛猛進的創新科技。目前以色列高科技產業佔了 GDP 的12.5%,高科技產品出口佔國家工業出口一半,GDP 4.3%用於 R&D,比例居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之首,是 OECD 平均水平近兩倍。投資者無論有沒有見過Steve Jobs,都以投資以色列創新科技為投資未來。

猶太文化對財富、卓越的追求,和強烈個人主義精神,自然是孕育企業家、尤其是高科技創業者的溫床,但以色列高度發達的 IT 產業,還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早在1973年,以色列產業貿易部就下設「首席科學家辦公室」(OCS),專門制定產業政策,促進企業研發。90年代,OCS推出首批6個「技術孵化器項目」,為從事高科技創業的新興企業提供全方位服務,包括集資、硬件設置、運營管理等。現在「技術孵化器」已經擴大至24個,「孵化」出來的項目,政府都負擔85%預算,每年投入達3,500萬美元。

在集資方面,1993年以色列產業貿易部首席科學家Yigal Erlich創辦的風險投資公司Yozma,扮演了重要「白手套」角色。Yozma成立初衷,是在以色列開拓針對高科技初創企業的市場,初期針對電訊、IT 、生命科學三個行業,希望刺激民間資本,並吸引外國投資者。隨後 Yozma 進行了多輪融資,數十家科技產業在其扶植下發展上市。

以色列發達的軍事工業,也是發展創新科技的特有優勢。由於以色列軍方一直對高科技戰爭走得很前,精研信息安全、電訊戰、網絡戰等技術,也招募了為數眾多的年輕人參與高科技研發。他們離開軍工行業後,不少成立自己的創新科技公司,優勢無出其右。加上蘇聯解體時,大批猶太技術移民湧入以色列,大多具有極高技術天分,但缺乏商業經驗和運營資本,以色列政府就順勢推出各項政策,令這批人才盡展所長。

這些發展並非純粹商業獲得,更已直接影響國際關係。近年美國科技巨頭 Google、Apple、Intel 等爭相投資入股收購以色列的高科技企業,將其納入自己的R&D 網絡。中國投資者如光大集團、平安保險等亦設專門基金,投資以色列高科技企業,聯想、奇虎360等也以巨資入股以色列風投公司。對中國而言,以色列創科產業是尚待開發的處女地,「一帶一路」途經中東,以色列正是最佳夥伴:中國擁有資本,但缺乏高端技術;以色列坐擁技術人才,缺少資本和海外市場,正好互補,何況還能淡化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是一箭多雕。

其實無論有沒有「一帶一路」,有視野的華人投資者早就鎖定以色列,包括香港的李嘉誠。早在 2011年,李嘉誠旗下維港投資(Horizons Ventures)就展開了與以色列科創公司的接觸,隨後逐步增加對以色列 IT 公司的投資,目前據報道參與了25家以色列公司的投資,其中如眾包導航應用研發公司Waze 就被 Google以10億美元收購。假如只懂得北望神州,就落於人後了。

小詞典:NewTech

以色列產業貿易部在2006年設立的項目,針對以色列水產業相關技術研發推廣,運行模式與 OCS 的「技術孵化器」類似,提供一個多方協作平台,加強科創企業、本地院校、風投公司、跨國公司之間的信息流通,為科創企業籌集資金,開拓全球市場。

2016年3月8日星期二

菲律賓小馬可斯能問鼎總統?

今年除了美國總統大選全球矚目,大家熟悉的菲律賓也會選總統。雖然對菲律賓人而言,現任總統阿基諾三世政績相對不俗,但由於總統不能連任(按現行憲法規定),各大家族都在精心部署,被推翻的前總統馬可斯家族亦不例外。

儘管馬可斯在外間看來似是過氣名字,其實在菲國卻依然有龐大影響力,在家鄉北伊羅戈省(Ilocos Norte)依然過着土王般的生活,馬可斯的女兒是該省省長。80多歲高齡的遺孀艾美黛(沒錯,有3000雙鞋那位)是議員,住在聲稱是「朋友交租」的豪宅。兒子則已晉身國會議員,而這位被民眾暱稱「邦邦」的兒子小馬可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已宣布競選2016年副總統,目前支持度不俗,而按菲律賓國情,副總統幾乎循例問鼎總統,令外間再次對「馬可斯時代」產生興趣。

據傳統西方媒體演繹,馬可斯是反民主的大獨裁者,特別是1972年至1981年間頒布戒嚴令時,大肆逮捕及拷問反對派人士,並透過舞弊手段獲得連任,任內腐敗成風,最終落得被「人民力量革命」推翻的下場,可說是「顏色革命」的先驅版。這些事實,在菲律賓幾乎無人不知,也不會有多少人認為馬可斯清廉與民主。然而,這無損馬可斯本人依然被部分菲律賓人懷念的事實,更無損馬可斯之子成為明日之星的前途。

善用家族貢獻爭支持

某程度上,這自然是因為菲律賓民主並不高效,今天的貪污腐敗不少於馬可斯時代。社會學家庫拉托(Nicole Curato)指出,反正是貪污,馬可斯畢竟有做實事,例如公路一類社會基建等政績至今可見,令中下層人民能一直「看見、真是看見」馬可斯的存在。此外,菲律賓輸出勞動力的國策,雖有一定爭議,但畢竟解決了不少家庭生計問題,這也是一般人能感受的「德政」(他們卻不大思考為什麼國家要輸出外勞賺外滙)。在菲律賓現行的國民教育,對馬可斯時期的威權統治採取模糊態度,形容那時候的菲律賓社會「和平、有序」,也令不少新一代人深信不疑。馬可斯之子參選副總統時,便特別強調其家族對菲國的這類貢獻。

馬可斯家族作為老牌政治家族,也象徵了跟阿基諾三世那家族的不同作風,而且兩家人可謂世仇。阿基諾三世的父親,便是遭馬可斯暗殺,而他的母親便是帶領推翻馬可斯的「人民領袖」,更戲劇性的是艾美黛嫁給丈夫前,卻是阿基諾三世父親的女友,總之充滿國仇家恨。

阿基諾三世以強人自居,但任何強人在位到了晚期,社會都不會沒有矛盾,而他轉移視線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追究馬可斯家族罪行,並批評菲律賓教科書對馬可斯時代的歷史充斥「謊言」。小馬可斯卻反過來利用這點,說阿基諾三世「無法用政績證明自身能力,只能反覆翻舊賬」,並稱小馬可斯本人才是「change」的人,結果把不同反阿基諾勢力凝聚在一起。

加上菲律賓社會有一定「寬恕」文化,令馬可斯一類「歷史人物」容易得到寬容。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曾說過,「唯有菲律賓社會能夠對馬可斯這樣高壓治國20年的領導人施以國葬,並允許他的後代參政」。不少不滿馬可斯的菲律賓人都表示,戒嚴時期已是歷史,當時馬可斯之子才12歲,不應對父親的所作所為負責,不如「let bygones be bygones」,給新一代人機會。他目前以年輕才俊形象為賣點,作風親和,積極與社會各階層溝通,有了父親的光環、加上父親的形象反襯,反而令自己更特出。

馬可斯之子的競選拍檔、問鼎總統的聖地牙哥夫人,也是一位傳奇人物。她曾在阿基諾夫人退位那年競選總統,一度領先,後來在舞弊疑雲下落敗,然後繼續活躍政壇,長期擔任議員,更成為國際法庭的法官,可算是靠個人實力獲得肯定的菲律賓女性第一人。她主打反貪腐,卻選擇馬可斯家族為競選拍檔,固然充滿政治計算,但也反映「馬可斯」這名字已不是票房毒藥,反而被賦予了全新意涵。南韓總統朴槿惠能善用父親的政績、而繞過父親的獨裁一面當選,肯定會成為馬可斯家族的重要參考。

小詞典: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

1986年2月23日至25日,菲律賓人民集結於首都桑托斯大道(EDSA)和平示威,反對馬可斯政府的貪污和選舉舞弊,不滿政權涉嫌暗殺反對派領袖阿基諾。革命轉捩點是軍隊副參謀總長等高級將領倒戈,樞機主教通過電台呼籲民眾支持倒戈軍人,成功動員數十萬群眾上街,最終馬可斯逃往夏威夷,阿基諾夫人成為新任總統。

2016年3月7日星期一

領導人病歷會影響國際關係嗎?

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日本,獲贈木製手工藝小玩具時,隨口說「這就是給那些窮極無聊的人玩的」,又表示他是來參訪市政、不是看藝術;去年他接見英國交通部長時獲贈懷錶,也當下表示「要轉手送人,因對自己沒用」,都引起媒體嘩然。然而,不少其支持者解釋,柯文哲患有「亞氏保加症」才會這樣。「亞氏保加症」是自閉症一種,主要表現為興趣範圍狹窄,日常社交過程出現障礙,往往在某方面有過人專長,卻不會「察言觀色」,台灣俚語稱「白目」,若患者在外交領域工作,恐怕難免有公關災難。

這解釋雖不為所有人接受,但對各地領袖的生理、心理及精神狀態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其實已有了不少。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記者阿科塞(Pierre Accoce)及瑞士醫學博士朗特什尼克(Pierre Rentchnick)兩人便合著了《病夫治國》一書,後又在八十年代出版續集《非常病人》,根據真正病歷,專門探究二十世紀世界政壇名人的身體狀況、心理世界及其對世界政局的影響,就是箇中經典,也啟發日後國際政治與醫學更多的crossover。

身心健康 至關重要

《病夫治國》認為,不少領導人在公眾面前的「強人」形象,跟其真實的身體及心理狀態都存在相當大出入,而這涉及數個不同範疇的操控。領袖們的形象往往是通過政府選擇性公布訊息所建構的,但真正決策過程往往涉及集體行為,兩者本來便有落差。假如領導人具有一錘定音的能力,但決策時已陷入嚴重疾病,心智狀態與決策力都可能被影響,更必須被隱瞞,這往往令隱瞞者的所屬編制捲入政治漩渦。該書作者審視數十案例後,提出兩點反思:第一,如果諸位領袖作關鍵決定時依然健康,他們所作的決策將會大不同;第二,基於第一點,後人在分析歷史走勢及國際政治演變時,不僅要關注國家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因素」,對決策者個人身心狀態亦不能忽視,這是直接顛覆「個人因素在國際關係不重要」的假定。

書中所有案例中,有3個最值得大家留意,因為對今日局勢依然有影響。第一個是被視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小羅斯福,根據小羅斯福的私人醫生及隨從人員記述,他在二戰末期已身患絕症,有嚴重高血壓,隨時可能中風,變得性情暴躁,記憶力衰退,甚至精神混亂。在決定戰後世界體系的雅爾塔會議,蘇聯領袖斯大林早就知道小羅斯福的身體及精神狀態,執意把會議地點安排在氣候寒冷的克里米亞半島,並刻意安排馬拉松式談判,令長途跋涉前來、又難適應氣候的小羅斯福身體幾近崩潰。最後,蘇聯在德國佔領區、東南歐、東北亞等劃界事宜上獲利甚多,直接影響後來冷戰布局。後來,斯大林老是懷疑蘇聯醫生對他不利,多次整肅,正是心中有鬼的表現。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英國一代名相邱吉爾身上。據邱吉爾的私人醫生莫朗勛爵記述,邱吉爾早就患有躁鬱症,情緒反覆無常,二戰後一度下台後復出,人們卻不知他的腦血栓已嚴重到影響其表達及神智的地步。但邱吉爾情願隱瞞重病,再次出任首相,可是根本無力執政,既難以控制國內政局,又無法緩和冷戰局勢,這一段在位時間只是在混亂中度過,那正是英國全面失去帝國的關鍵階段。

即使是在野或革命領袖,也往往受身體狀態影響決策,例如拉美革命偶像捷古華拉。據兩位作者描述,讀醫出身的他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及自戀癖,對革命有極端偏執的追求,在領導革命過程中只在乎鬥爭,卻無意在鬥爭結束後採取任何措施穩定政權,因此一生都在流浪,也因此被卡斯特羅變相放逐。由於他始終把自我的革命理想、而非他領導的人民放在首位,這解釋了他對「反革命者」殘酷無情的態度。《病夫治國》作者推測,假如他心智健全,古巴或許早就突破制裁,但這明顯是誇大捷古華拉的影響力。作為阿根廷人,他從來不被真正信任,也不具備關鍵影響力,不過他的病歷對其個人悲劇結局,倒肯定有關鍵影響。

從以上例子不難看出,《病夫治國》一書對國際關係的分析,採取「行為體」(agent) 而非「結構」(structure) 為核心的方式,這一視角最顯著的優點,在於它將個人特殊情境下的行為納入分析,彌補了傳統結構主義視角的不足,對不少看似「反常」的歷史走勢,都能提出解釋。如作者言,那些處在權力頂峰的人的決定,往往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發展,錯誤的決策往往造成巨大損失,因此不應被視作「普通病人」,身體狀態也不存在私隱。隨著世界日益講求基準化,「領導人基準試」也許早晚出現,對身體、心理狀態的評估也不難有劃一基準,那時候,可能世界局勢才會為之扭轉。以目前炙手可熱的特朗普為例,不少美國自由派把他當作瘋子,但假如他能證明自己身心狀態據正常、甚至還優於常人(他自己就說保證那話兒尺碼不小),那起碼證明了一切都是理性計算的產品。

然而,這一研究視角的局限亦明顯。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保密,始終是醫生的職業道德,而「病人」隱私和社會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從來是兩難,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資料有多真實,始終存疑。再者在「主體-結構」這一分析框架內,區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極難,很難假定假如領袖們病情不一樣,歷史又會怎麼樣。何況不少領袖反而故意裝作瘋癲、不可測,來謀求談判桌上的最大利益,這都是本書的理性分析難以涵蓋的。

小詞典:國際關係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首要因素是客觀結構(structure),包括各國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地緣政治因素等;而行為體(agent)如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偏好、心理狀態等,則是從屬於既定的結構,領袖的個人差異對國際關係不會造成重要影響,亦不是結構主義者研究的對象。

2016年3月5日星期六

訪問謝安琪:「悟入歧途」的廣東歌天后

近年,不少人認為廣東歌的發展遇到樽頸位,歌曲題材趨向單一化,導致影響力不斷下降。然而,仍有不少歌手積極創新,為廣東歌加入新元素,謝安琪就是其中一位,在最近發表的暫別作《山林道》便總結她在這十年來的音樂路,當中第一句:「昨日是小小鬥志,祈求突破悶局闖一次」,可見其勇於改變的壯志。一路走來,她的作品題材涉及不同的社會議題和現象,由保育、傳媒文化、纖體美容、以至茶餐廳,當中有不少作品已成為經典。

十年間,她殺出了一條新路,可是路似乎愈走愈窄,作品強調社會醒覺,但卻曾被過度解讀。2005年她推出《悟入歧途》,卻沒有誤入歧途,沿途還遇到不少知音。這些年,她囊括了音樂頒獎典禮的女歌手獎項,也被冠以「平民天后」的稱號,2012至2015年連續四年獲選為高登女神。可見,她的音樂作品廣受社會認同。希望論及她廣東歌之路時,她能就《山林道》最後一句般,「問我初衷鏗鏘的答,不吞吐」。

問:沈旭暉 (S)
答:謝安琪 (K)
整理:李志鵬

S: 你大學本科修讀美國研究,在畢業後仍有留意相關的新聞嗎?

K: 在大學直至入歌唱界後,我每天早上除了看本地新聞外,也會看美國新聞,這成為我的生活習慣。其後,面對媒體不少無理攻擊,我開始逃避新聞,甚至是拒絕資訊。因為對我而言,這些資訊太多,太複雜,加上網絡新聞興起,大家能發表意見的平台愈來愈多,對生活造成很大負荷,令我逐漸與這些資訊保持距離。因此,有兩年時間沒上網去接觸資訊,也沒有相關賬戶。但最近香港人對社會民生的意識開始不同,令我好奇,希望了解世界和香港的變化。一直以來,我的歌曲都與香港社會緊扣。眼見着一些事情發生,曾令我心情低落,感到生活缺乏空間。

S: 修讀美國研究的背景,會否令你希望帶廣東歌衝出香港?

K: 一開始,我就有一個願望,盼能與世界各地想了解廣東歌的人溝通,以及分享我的音樂。我希望我的音樂記錄香港人的心情,他們生活包含了什麼和關心什麼事情,當外地人想了解香港的時候,他們能從我的音樂中知道香港人的思想和文化,因此,我期望有一天我的唱片會出現在其他國家。但這並不是要求自己要在大中華地區佔一席位,或是要衝出亞洲,只是單純希望音樂中帶有訊息和思想,讓有興趣的人去發掘。

S: 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們應如何推廣廣東歌?

K: 相對於其他語言,廣東話不是一種音樂性語言,悅耳程度較低,但這仍能吸引外國人注意。因為香港生活文化和模式很特別,我認為音樂不單單是娛樂調劑生活,更是記載生活和資訊的工具。從中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地方的人如何看待快樂,生活着重什麼,有什麼傳統價值。聽音樂就是最容易的方法去感受當地的文化,我希望我的音樂有這種吸引力,不是單單被定義為流行音樂,而是音樂中有生活的分享,以及香港人的情感和故事。

S: 當向內地推廣音樂作品時,你面對着什麼問題?

K: 近年,香港歌手當推出國語唱片或到內地演出時,就會被形容為「搵人仔」、「無骨氣」和「掘金」。這些說法對歌手造成很大壓力,其實我們同樣會到美加等地登台,我們去內地開音樂會也是理所當然,表演性質都是相同的。可是,近年中港關係比較緊張,任何事情都容易觸動人們的神經。除音樂外,我也有參與環保工作,我曾和香港各院校大學生到內地和亞洲城市交流,從中發現不少內地人留意廣東歌,他們會邀請我到當地舉辦音樂會。

S: 面對不同層面的壓力,你為何仍然向內地推廣音樂作品?

K: 有人會視娛樂事業為賺錢工作,也有不少人認為內地處處商機,於是,很容易簡單化下結論,但這卻抹殺了很多演出背後的意義。在與內地樂迷相處過程中,我有很多感受。當中有不少年輕人剛投身社會,做事很有拚勁。他們眼界較廣,實踐抱負,有更大胸襟分析和了解不同事情。因此,我很珍惜與他們的交流。當中部分演唱沒有歌酬,只是純粹的文化音樂交流。這才是我想做的事,讓人接觸我的音樂。

S: 你不少作品都以社會議題為題材,你希望向社會發出什麼訊息?

K: 我從不定位為敢言的歌手,音樂也不是尖銳批判問題的工具,音樂的主旨一直是醒覺。我希望大家能看和聽清楚事實而不受蒙蔽。同時,希望大家能接觸更多的角度和資訊,對社會有更多的感受。我從來不是一個領導的角色,亦不會做超越音樂領域的事情,而是平和看待問題。可是,在目前社會氣氛下,推動理性討論,不為對立而對立是很困難的事。單是這番話可能已觸動某些人的神經,被視為是騎牆。我並不希望搬弄是非,區分敵我,或是鼓吹任何事物,只是希望擔當中間的橋樑。重要的是,個人生活和決定都與社會相連,這是一個過程,大家需要時間去成長,並接納別人的聲音。

壓力湧至 路愈走愈窄

S: 香港人在成長過程的哪一個階段?你的作品如何回應這過程?

K: 幾年前,我們推出《你們的幸福》,當中描繪的是社會的一種集體麻木,大家只重個人和家庭的幸福,當人漠不關心社會的時候,我們又怎能確保自己的幸福呢?然而,轉眼間,人人卻變成政治評論員。大家都懂得分析資訊,藉此鞏固自己的立場,這是一種進步。可是,大家卻只着重表達自己意見,卻無視他人。因此,《你們的幸福》下集就是《勢不兩立》,指出的是世界是否只有黑和白,是否有高低之分,兩者是否不能互相接納。當中希望大家能走出二元對立,意識到一百種聲音也能和平共處。香港是個特別的地方,雖然地方細,卻有着不一樣的力量,網絡平台使用率高。當在網上討論得臉紅耳赤時,我們亦要認識到現實生活中的力量,從生活細節作出改變,回應環保等不同議題。

S: 你的音樂路線為你帶來不少不必要的壓力,你如何看待這些壓力?

K: 我一直強調我喜歡廣東歌,希望以母語去表達自己。我不是要爭取任何光環,但認為我作為歌手有責任承擔社會責任,但過程中面對很多壓力,路愈走愈窄,甚至窄到如鋼線一般。我希望我的音樂能提供養份,讓大家以不同角度去思考。但這亦容易被誤解,也有人會模糊我的定位。但只要有機會,我仍然會去做,因此我上一張專輯就以Kontinue為題。若音樂只能風花雪月,這不是我想做的事。從商業和經營的角度考慮,歌手應走一條更闊的路,這才能確保自己的發展空間。我希望可以摸着石頭過河,繼續走自己的窄路。

2016年3月4日星期五

《西伯利亞人》/挽歌之聲

作為香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改詞工業」一直是極富創意的集體行為,由高登討論區興起的「高登音樂台」創作,更是佳作紛呈,不少滲入國際視野,例如早前寒流襲港期間出現、改編自陳小春《失戀王》的《西伯利亞人》。

《西伯利亞人》取材自網絡廣傳的「西伯利亞潮文」,講述在正常人覺得寒冷時,「西伯利亞人」還在日光浴云云,並延伸了多個版本,例如欣宜版(常人要減肥的體重、欣宜還在食雪糕)、長壽老人版(常人在養老的年齡、長壽老人剛開始找工作)等。當時香港錄得多年最低溫度,出現介乎飄雪和「小冰粒」之間的奇景:「全球人都不禁要問/我在負五當天/會穿得夠麼」;但相對每年冬天循例下雪的地方,自然是小巫見大巫:「怎得知/我在湖邊燒鴨翼/而再負五先加衣過」。當然,習慣下雪的地方多有室內恆溫,當地人在室外是否特別耐寒,其實也難說,除了那些未有現代科技前,就習慣在冰天雪地生活的人,才肯定貨真價實。這些人,根據網絡潮文,自然是西伯利亞人:「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冬天激發抵抗力/能承受零溫」。

要是深究誰是「西伯利亞人」,也是十分有趣的。作為一個地理名詞,「西伯利亞」幾乎已成為北亞的同義詞。東亞、南亞、西亞都有眾多國家,唯獨北亞沒有自己的獨立國,大部份都屬於俄羅斯領土,而俄羅斯雖然擁有亞洲土地多於歐洲,但一般被視為歐洲國家,令「北亞身份認同」嚴重滯後。西伯利亞地區自然有自己的原住民,中世紀也建立過自己的國家(例如「西伯利亞汗國」),但由於地廣人稀,注定只能成為外來侵略者的附庸。自從俄羅斯進駐後,原來的西伯利亞人,已成了西伯利亞地區的少數民族。今天在西伯利亞,原住民只佔總人口約10%,其餘都是俄羅斯人、俄化烏克蘭人等。

不過這片蘇聯時代以放逐政治犯著稱的地方,在蘇聯解體後,也有過獨立運動。例如俄羅斯聯邦最大的共和國、面積等於五個法國的「薩哈共和國」(Sakha Republic),理論上是西伯利亞原住民「雅庫特人」(Yakuts)的國度,他們也希望立國,不過人數遠遜鵲巢鳩佔的俄羅斯人,而未能成事。近年,他們配合境內俄羅斯人,改為主張成立留在俄羅斯境內的「西伯利亞共和國」,爭取加強控制境內豐富資源的自主權力,雖然在普京的中央集權鐵腕統治下難以成功,但在未來隨著全球變暖、科技發展,肯定成為其他大國滲入俄羅斯的通道。說不定這首詞的最後一句:「再低溫/可以活的人是我/你哪會望我震」,有朝一日成為西伯利亞獨立讚歌,亦未可知。

沈旭暉 now 娛樂生活 2016年3月4日
http://news.now.com/home/life/player?newsId=170763

埃塞俄比亞人在美國

在美國讀書時,宿舍不遠處有一間埃塞俄比亞餐廳,雖然筆者並非那種菜式的粉絲,但也經常光顧,因埃塞俄比亞咖啡實在一流。月前在華盛頓開會,約朋友見面,也專門找到被稱為「小埃塞俄比亞」(Little Ethiopia)的僑民區,才發現過去十多年間埃塞俄比亞人已成為美國新勢力,他們的移民故事值得分享。

埃塞俄比亞是文明古國,也是僅有未被西方殖民過的非洲國家之一(不計二戰期間被意大利佔領那幾年),國王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在西方頗具聲望,戰前刻意派精英到美國留學,到六十年代,美國已培養約兩萬名埃塞俄比亞精英。但他們大多選擇回國,因當時埃塞俄比亞局勢穩定,且是美國重要盟友,留美後返國保證有高官厚祿,所以美國並未出現龐大埃族社群。直至國王管治後期,局勢愈來愈壞,最終爆發革命,又出現大饑荒,加上美國修改移民及難民法案,該國移民才大舉湧入。

「方舟計劃」破移民概念

國際非牟利組織Aspen Institute的2014年數據顯示,目前美國有逾25萬名埃塞俄比亞移民及其後裔,另有非正式估計人數達50萬,已成為美國第二大非裔移民族群,其中六成以上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到達,令這群體年齡層偏向年輕。這批移民不少曾是反抗威權政府的異見人士,加上教育水平頗高,英文程度不成問題(埃塞俄比亞把英文列為必修、中學也以英文教學)。

他們到了美國後,除了繼續支援祖家,也積極參與本地事務,建立眾多組織。

舉例說,Ethiopi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把社會服務範圍擴大至其他少數族裔群體,成為全美九大難民安置機構之一;Ethiopian American Constituency Foundation致力促進美籍埃塞俄比亞移民參政,成功推動語言政策改革, 令包括埃塞俄比亞語在內的5種少數族裔語言,成為華盛頓的教育及社區服務用語。埃塞俄比亞移民大多住在華盛頓,但加州也出現了「小埃塞俄比亞」,他們逐漸懂得利用華盛頓的政治網絡,強化與國會的聯繫,乃至爭取外交話語權。例如對美國怎樣看待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戰爭,這批移民有廣泛影響力。

此外,埃塞移民將他們的飲食文化帶入美國,也催生了新文化。例如在華盛頓 U Street,有超過20家埃塞俄比亞餐廳和店鋪,埃塞咖啡館也越來越普及,連鎖店Café Buunni主打溫馨格調,品味更勝商務主導的Starbucks,令埃塞咖啡豆在美國咖啡地圖穩佔一席位。埃塞音樂和牙買加Reggae、美國騷靈音樂混合後,也自成一派,同樣受到新一代追捧。種種跡象顯示,埃塞精英離開本國後,在美國既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間,製造了新的混合文化,又能支援本國發展(例如帶來大批外匯),變相增加了埃塞俄比亞的國際影響力。這樣的「方舟計劃」,突破了前全球化時代「移民」那種非此即彼的僵化概念,在未來社會,定成主流。

小詞典:Little Ethiopia

美國洛杉磯市Fairfax Avenue一段街區的別稱,該區集中了眾多的埃塞俄比亞商鋪和餐館,同時是不少埃塞俄比亞移民的居住地。2004年,時任洛杉磯市長以 Little Ethiopia 為該區命名,自此這一稱呼得到官方認可。在華盛頓特區 U Street,埃塞俄比亞餐館和店鋪同樣呈現聚集,也有人將之稱作 「unofficial Little Ethiopia」。

2016年3月3日星期四

《可汗學院》的學術革命

早前本欄曾述及大學教育「阿里巴巴化」的未來,而近年以新媒體顛覆國際大學教育的先驅,當首屬「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可汗學院創立者是孟加拉裔美國人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他本人可算傳統精英,在 MIT本科、碩士畢業,持有哈佛MBA,成為金融才俊,原來前程似錦。十年前,他在工餘時間為親友孩子補習數學,玩票錄製教學視頻,上載到YouTube,廣受讚賞,激發他進行大規模視頻教學計劃。不久金融海嘯襲來,他決定全職投入網上視頻教學,創立「可汗學院」。

可汗學院的「辦學理念」,乃作為「個性化的學習平台」,以網上視頻為主要教材。隨著團隊擴展,視頻已涵蓋數理化、電腦工程、歷史、藝術等不同學科,從小學到大學程度,都有涉及。參與視頻錄製的團隊來自不同領域,不乏傳統名校博士生、中學教師、專業人士,也有真・大學教授。每個教學視頻,都儘量在十分鐘內完成,老師通過電子黑板和繪圖軟件,講清楚核心概念,並有練習題供學生自我檢測。

以逃離大學廣為人知的億萬富豪Bill Gates,對可汗學院模式讚賞有加,Google 也投資了二百萬美元作鼓勵,因為他們不在乎「真係見過」Steve Jobs,卻真正知道何謂「創新科技」。這模式的好處首先是靈活,當傳統大學淪為「量產證書工廠」,可汗學院網站系統卻能對每個學生觀看視頻的時間長短、學習進度等,進行追蹤統計,既方便學生掌握學習進度,也為老師們提供反饋,學生就可以自主控制學習節奏,不必拘泥於傳統學校的僵化進度。當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計劃和知識框架,不用理會官僚的分科基準,就有了獨一無二的「自主創造」知識面,這本來就是大學理念。

可汗學院以互聯網為平台,學習是完全免費的,營運早期以義工和社會企業支撐。當大學教授的課堂能免費向所有人傳授,而且輔助教材可能還比大學的官方課堂完善,傳統大學對教育資源、知識和話語權的壟斷,就會被打破,「終身學習」的理念變得可望可即。學生也能超越年齡、地域區隔,緊密交流,避免了不少大學成員同質性太強的弊端。

當然,可汗學院模式也大有改善空間。例如學生通過互聯網自主學習,固然可以因地、因時制宜,但對學習的質量、專注程度和知識接納都難以監督,這是最大的挑戰,只能以助教來解決。而且高質量的教學視頻,不可能毫無資源地產生,總部的技術團隊無可避免地要膨脹,如何自負盈虧,始終是挑戰。最後,對於那些有應試/文憑需求的學生來說,傳統教育依然不可取代,除非僱主對「可汗學院證書」有同一認受,但這對那些情願接納菲律賓國力大學證書、也不願面對新時代的「人力資源經理」而言,未免過份超前。

可汗本人在說過多次,學院並非旨在「取代」傳統教學,而是在傳統學校之外,提供另一種可能,期望傳統學校對現有教學思路進行反思。隨著可汗學院發展,歐美不少名校紛紛將自己的大學課程錄製成為公開課,連同教學資源一起放在網絡;可汗學院也在洛杉磯展開實體班級教學試驗,這正是傳統學校和互聯網學院合流的趨勢。

然而,可汗似乎只是裝作謙虛,以免被打殺而已。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提及的難題並非不能解決,傳統教學被「取代」其實是早晚的事,而這一天,恐怕會以遠超我們想像的速度到來。當傳統大學越來越狹隘、官僚,雖然不斷自稱有新研究、新方法,但就像過氣政客說有「新思維」一樣,只會被歷史淘汰,而「可汗學院模式」的顛覆,卻代表了未來。

小詞典:OpenCourseWare (OCW)

又稱「開放式課程網頁」,是源於德國的教育嘗試,將大學課堂的錄像上載至網絡,供互聯網使用者免費觀看,旨在促進教育資源的傳播,但不提供網絡使用者與大學教師之間的互動。2002年,MIT 率先於美國發起 OCW 運動,至今已有超過兩千門課程,現已遍及歐美和兩岸各校。

2016年3月2日星期三

當老撾捲入中美角力

中美關係愈趨緊張,亞太各國都難免捲入其中,包括好些原來遠離公眾視線的小國,例如越南旁邊的老撾。早前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的亞洲之行在訪問中國前,便首先到訪老撾,這自然是經過計算的。

越戰時,美國曾秘密在老撾作戰,又狂轟濫炸從老撾輸送物資往越南的「胡志明小道」,史稱「秘密戰爭」,令老撾成為世上地雷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然而,今天連越南也倒向美國,這些陳年往事,自然亦無損美老發展友誼。克里在老撾的主要官方任務,便是在教育、醫療及經貿合作等領域簽署合作協議,實質就是提供援助,獲得的回禮便是老撾表態希望東盟團結一致,「維護海洋權益」,避免南海軍事衝突。

本來南海局勢輪不到老撾這個內陸國參與,但該國偏偏是東盟的2016年輪值主席,話語權便為之大增。2012年,當柬埔寨任東盟主席時,便支持中國立場,把南海問題排除在峰會議題之外,令美國意識到逐一爭取東盟國家的重要性。後來,美國與東盟舉行峰會,客觀上對中國加強了施壓,這亦是克里老撾之行的成果之一。

當然,老撾這種小國是不會跟中國公開打對台的,兩國經濟關係也很密切。老撾與中國接壤,歷史上也受中華文化影響,但因為同時也是越南實質上的「保護國」,當越南在冷戰期間倒向蘇聯,老撾也跟中國疏遠,越戰時甚至中斷對華貿易。直到冷戰結束後,中國才大力援助老撾,提供大量無息及低息貸款,支持基建項目與人才培訓,並於2009年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隨着中越兩國競爭白熱化,而越南已成為美國的戰略盟友,中國一直希望加強控制老撾,或起碼將之變成一個緩衝國,以牽制越南。老撾名義上依然是社會主義國家,老撾共產黨「人民革命黨」領導層內存在「親華派」,以凌緒光(Somsavat Lengsavad)為代表,一直協助中國投資項目進入老撾。

然而,在剛舉行的人民革命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凌緒光意外出局,曾在越南學習、被視作「親越派」的本楊 (Boungnang Vorachith) 則當選總書記。習近平隨即派出「總書記特使」、中聯部部長宋濤訪寮,希望穩住中國利益。然而在中美角力中,老撾經濟上繼續利用中國,戰略上倒向越南、親近美國,已是大勢所趨。

老撾作為小國,自然明白小國生存之道,近年除了在中國、越南、美國之間遊走,還和另外兩個區域大國發展緊密關係。一個是印度:其實老撾最早歷史反而和印度文化關係千絲萬縷,印度視老撾為抗衡中國往東南亞拓展的戰略夥伴,一直關照有加;另一個是泰國:老撾人民基本上能明白泰文,愛觀看泰國電視廣播,從中能找到一些殘存的共鳴。曾幾何時,老撾被視為東南亞的「隱蔽國家」,現在卻成了外交界寵兒,可見全球化時代的大國外交,已無遠弗屆。

小詞典:中國-東盟自貿區

中國與東盟十國構建的自由貿易區,2001年對構想達成共識,2010年全面啟動,包括了19億人口,成立之初域內生產總值達6萬億美元,是繼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後的全球第三大自貿區,但由於境內各國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異,整合前景尚有待觀察。

2016年3月1日星期二

「港台雙城論壇」與「台港身份認同」

台灣是香港人最愛的旅遊點之一,由香港坐飛機出發,不用兩小時就可到達台灣各地,而台灣的夜市、書店、民宿等,都是不少港人的心頭好。加上台灣物價比香港低,生活節奏較慢,兩地文化差異又不是太大,種種因素都吸引香港人移居台灣。由於台灣移民門檻低,中產家庭或退休人士都有能力負擔,加上香港前景不明,移居台灣的港人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人數由2013年的4000多,上升到2014年的6900人,比到美國(2200人)、澳洲(1900人)、加拿大(800人)的都多。移居到台灣的香港人多以台北市、新北市為家,因「雙北」有較多金融和酒店業,適合港人謀生,而且相比起重工科的南部大學,台灣北部大學也更看重經濟、金融等科目。近年還有不少年青人希望到台北開辦民宿,以逃避香港急促的生活節奏。那是否代表香港的宜居指數、乃至文化土壤,已遠遠落後?

台北Vs 香港:「慢生活」 Vs「國際化」

某程度上,確是的。台灣在2002年制訂《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把「文化創意產業」例為十大目標之一;在更早的1999年,台北市開放了「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供文藝界人士作表現和展覽,口碑頗佳。這些香港不是沒有,例如1998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已提出要在西九地段建立文化區,並在當中設立劇院、博物館等設施,但時至今日,文化區仍未成形,而且醞釀得相當由上而下。雖然香港都有以活化古蹟作為藝術中心的例子,如前身是荔枝角醫院的饒宗頤文化館、和曾是已婚警察宿舍的「元創方」,但這類活化例子的規模和口碑,亦比不上台北的1914文化區。至於軟件的文化氣息,在香港的主流社會,幾不存在。

去年9月,台北的藝文界草擬《台北市市民文化宣言》,其後搞了連串論壇和活動。當時還在競選台平市市長的柯文哲,也曾作公開回應,對宣言中強調台北文化主體性和在地文化的部分表示認同,聲言自己也希望把台北打造成亞洲的文化首都。類似的說話,台北市文化局局長劉維公也講過。劉維公曾在香港《頭條日報》的專訪中表示,「很明白台北不似歐洲大城市般有古大教堂或廣場」,又指出「台北的優勢在於簡單的生活和『Slow Life』,而當局就要把這原有特色寫入政策中」。

然而,香港絕非一無是處。如果台北的本土文化賣點就是「慢生活」,和輕鬆的生活節奏,那香港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就應該重點推動國際化,同時強調自己是中西文化的文匯處。畢竟,香港沒可能照抄台北的慢生活;反而,香港的本土特色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就正如民政事務局介紹其文化政策願景時,第一句就是「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文化大都會,植根於中國傳統且融會多元文化」。

事實上,香港比台灣更加面向國際,例如有較好的英語能力,同時政府也積極宣傳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龍應台曾經這樣比較香港和台灣:「香港人和台灣人一個重大的差別在於,台灣人在多年的政治封鎖之下,很不幸地已經相當與國際社會脫節,而香港人,由於歷史所提供的多種族、多元共處環境,以及做為中西交匯點的地理條件,很自然地感覺與國際同一個脈動。」香港文化的賣點可以是香港的多元文化;又或者,邁向國際的多元文化,其實已是香港的本土文化,只是不少「本土派」不自覺而已。假如台式「慢生活」和港式「國際化」可以互為補足,大概是不少人的理想人生。

繞過政治禁忌的台港雙城論壇

說到底,香港人雖視台灣為旅遊熱點、甚至移民理想地,但目前為止,香港民間與台灣的接觸,依然是不太系統化的交流。真正到台灣留學、移民以至投資、做生意,簡單如經營一間甜品店、民宿,還有不少切實的計劃和程序需要注意。既然香港人對台北有好感,兩地又有沒有官方的交流活動?答案是有的,理論上。例如「台北-香港城市論壇」(下稱:論壇)曾經在2000、2001和2013年三度舉行,目的是促進兩地的交流,2013年論壇的主題為「活化都市風貌,開展雙城新頁」,有兩地官員、專家、學者出席。代表香港出席論壇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論壇後在網誌表示,「隨着經濟急促發展,港台兩地都要接受在都市更新、古蹟活化、文物旅遊、文物保護等方面的挑戰」,又指「台北在環境保護和文物保育方面都相當有成績,並值得香港學習」。雖說是官話,但似乎也跟香港人對台北的印象差不多。

然而,這並非常設框架,對一般人而言,完全可有可無。其實,這是潛力無限的。最近,新任台北市市長柯文哲拋出「兩國一制」,遭不少藍營和內地媒體攻擊,指他不在「九二共識」基礎上交流,已經連續5年舉辦的「上海-台北雙城論壇」或遇阻力中斷。這正正體現香港的相對優勢:香港與台北組建的「雙城論壇」,由於「香港」和「台北」的城市對口,避開了政治正確的爭議,又相對能淡化「一國」的壓力,理應能繞過政治枷鎖,較務實地交流「落地」的城市民生議題。港台政府之間,乃至民間組織,如能合作多辦其他框架建設,優化儲般接觸溝道和程序,例如在就業、升學、投資等有優惠計劃,民間的接觸當能更加便捷,也讓香港人更有效地在台灣發揮「香港精神」,或謂香港軟實力,最終建立「慢生活」加「國際化」的「台港身份認同」。這模式一旦落實,香港還可考慮與東南亞、以至世界各地城市建立「論壇式溝通」,重新建立國際城市的地位,否則,就難逃成為只能搞「內交」的沒落威尼斯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3月

香港涉外關係之中東軍售風雲

踏入2016年,美國政府宣佈將考慮對伊朗施行新一輪制裁,作為對伊朗去年試射導彈的回應,然而伊朗和西方和解已成事實,美國這類姿態更多是向國內交代,雙方也心照不宣。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制裁名單,因為榜上有名的,包括了一間港企,值得我們重溫香港歷來和中東軍售千絲萬縷的關係。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被制裁的港企「安徽藍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Anhui Land Group Co. Limited)並非「真・香港人」開的公司,而是一位阿聯酋商人侯賽因(Hossein Pournaghshband)在香港註冊的子公司,其母公司Mabrooka Trading Co. LLC 位於阿聯酋,主營「國際貿易」,亦在制裁範圍之內。美國財政部懷疑侯賽因利用這兩間公司的經營網絡,為伊朗國營企業研發導彈獲取相關資源,尤其是利用在香港註冊的子公司,為一條研發導彈所需的碳纖維生產線融資。

究竟美國的制裁是否有理有據?報道曝光後,有香港記者根據該公司在香港註冊處的資料登門探訪,發現這個「安徽藍德集團有限公司」是一間「空殼公司」,登記地址也並非其公司所有。熟悉商業運作的朋友,自然明白這在香港十分常見,雖然近年銀行嚴打「洗錢」活動,境外陣營要註冊,依然是舉手之勞,放在國際關係框架,就提供了大量灰色地帶,予不同人士遊走。其後商貿及經濟發展局表示,香港恪守《聯合國制裁條例》下《聯合國制裁(伊朗)規例》,但聯合國安理會有關制裁措施及名單中,沒有「安徽藍德集團」。根據香港商貿及經濟發展局的資料顯示,這個「安徽藍德集團」卻是一家中國內地民營企業,位於安徽省長天市,主營自動化器械製造和出口。假若不是「實屬巧合」,制裁的背後,隨時有更複雜的文章。

更有趣的是,《中國日報》駐港記者調查這間「港企」後發現,儘管「安徽藍德集團」現時仍出於正常運營狀態,但它早在2015年10月,就已提出「撤銷註冊」之申請,惟港府相關部門仍在處理中,而這間港企曾用名「天長遠洋貿易有限公司」(China Mabrooka Trading Co. Limited)。儘管在「安徽藍德集團」網頁,看不出外資參與的痕跡,但中東地區亦是其產品的主要銷售市場:「天長遠洋貿易有限公司」於2012年7月在港註冊,2013年更名為「安徽藍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而在此期間,伊朗先後宣佈成功試射了長程與短程導彈,有報導認為這不是巧合,真相我們自然無從得知。但將以上線索串連起來,一條「伊朗-中東中介商人-香港-中國內地」的物流線,起碼在美國眼中,就約隱約現。

美國這樣看,並非源自空穴來風的陰謀論。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雖然近年國際化成都急速下降,但類似案例卻是司空見慣,只是在陽光下不太為一般人注視而已。例如早在2011年,美國財政部就指有20間於香港註冊的航運公司,實為伊朗國營航運集團的「空殼公司」,它們憑藉「香港公司」的身份,擺脫美國制裁,協助參與伊朗導彈研製相關的貿易活動。再往前追溯,香港回歸前,中國與伊朗的軍事貿易合作,更曾通過香港展開,例如在1997年初,報導顯示一家中國國有軍工廠在香港註冊的子公司,曾參與運輸化學武器原料至伊朗;同年5月,美國又宣佈以「協助伊朗研發化學武器」為名,制裁兩間中資企業和一間港資企業。究竟這些是美方的單方面「抹黑」,還是有的放矢,就只能自行判斷了。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東敏感大國,都曾是中國以香港為中轉站進行軍貿接觸的對象,這些卻是公開資訊,就此筆者港於一份以色列外交界出版的學術期刊有所介紹。例如歷史上,沙特在冷戰時原來是中華民國重要盟友,一度與台灣並稱「亞洲東西反共堡壘」,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沙特建交的契機,卻是1986年沙特首次向中方購置武器,而這一交易,正是在香港談妥,由沙特排出王子前往香港,與大陸代表秘密接觸。

另一個因為冷戰原因而遲遲未於中國建交的以色列,也是通過香港,打通北京線。1988年,有媒體指以色列曾計劃秘密向中國出售先進導彈和防衛技術,甚至派出一支軍事專家隊伍前往北京,當時中以尚未建交,這一軍售行動屬高級機密。為發展對華關係,1985年以色列重新開放駐香港領事館,而香港對以色列的歷史任務,就是作為聯繫北京的橋樑。根據《泰晤士報》Jon Swain當時的調查發現,隨後以色列與中國的一系列軍貿交易,都由時任以色列駐香港大使Merhav安排調度,而這名大使赴任前,為以色列情報機關摩薩德的一員,相關交易因一名以色列專家訪問北京時使用偽造護照在香港被查獲,才令事情曝光。凡此種種,無一不體現出香港在中國與中東軍貿的獨特地位。

由此可見,香港的獨特性除了在於其「自由經濟體」、「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國兩制」下的「涉外關係」權,還在於國際局勢對灰色地帶的需要。中東長期動盪,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軍火需求市場,而中國則被軍事分析家視作正在崛起的常規武器出口大國。對北京而言,和中東各國的軍事貿易不但有利可圖,更是突破美國對區域壟斷的重要途徑;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更是接觸西方高端科技的重要中介。總之,在地上也好、地下也好,雙方都是有需求的。

中國並未加入國際《武器貿易條約》,軍火交易受到的管制本就有限,但假如直接進行交易,還是難免令雙方都受到美國龐大壓力,所以除了高調的正常軍售,在一些領域,官方是不方便出面的。但若通過香港的「涉外關係」那條非外交、非主權的民間涉外渠道,卻有了迴旋空間。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海關,進出口貨物都有較完善的檢查、登記制度,經香港進出口的疑似軍火物資,當局不會不知;但香港自由的商業登記制度、便利的進出關體系,卻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假如──只是假如──有軍火商人通過偽造多層「空殼公司」,進行貨物運輸,幾經轉手,外界就難以追查。說了這麼多,我們並沒有肯定香港曾正式擔任上述角色,因為一切資訊都不可能完全核實的,但有了這麼多「參考」,我們多少有一個概念,這是寫文章的灰色地帶。而在國際關係處於灰色地帶,正是香港對中國的剩餘價值之一,至於能維持多久,就難以預料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3月

香港與印度:被遺忘的緊密關係

一直以來,香港以「亞洲的國際都會」為傲,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多陶醉於今天香港多元的社會文化和自由經濟氛圍。倘若追溯香港近代歷史,香港實際上可以說是世界近代風雲變幻的一個縮影;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博弈這類「離地」概念之外,香港的國際化平台,還體現在有眾多來自異域的人們參與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例如印度族裔人群,即是頗有代表性的人群。印度和香港在近代的聯繫往往不為人所知,在此不妨簡要回顧一番,亦是別有趣味。

大英帝國的「一帶一路」:香港與印度的姊妹港

18至19世紀,印度和香港先後被大英帝國進行殖民統治,而印度和香港也正是因英國殖民政策而產生了聯繫。當時,英國無法從本土調派足夠的軍事和安保人員來維持其龐大的海外殖民地,那麼在殖民地內部進行分隔統治,也就成為了英國維持海外殖民地運作的一貫政策。隨著東印度公司的發展,英國在東亞的殖民管理和商貿活動多依託東印度公司運作,不少印度人成為英國商人和官員的隨從或者侍衛,更有相當印度商人依託英國不斷開拓的殖民地,而自主發展生意和關係網絡,他們的足跡也隨之在亞洲展開。據學者Kanwal Narain Vaid的記述,早在1841年,英帝國海軍佔領香港島、首次在港島升起大英帝國旗幟之時,已有2700名印度士兵和數位印度商人在場。從這一角度來看,自港英時代伊始,印度裔就是香港社會的一部份。

18世紀,印度商人已在中國東南部進行貿易活動,而當時的中國對外貿易活動以「廣東制度」著稱。根據學者總結,所謂「廣東制度」即是指,自1760年起的八十年間,中國(時清朝)唯一擁有對外貿易經營權限的港口是廣州,大英帝國是中方首要的貿易對象。當時,「東印度公司」作為英方特許商貿組織,享有與中國的貿易獨佔權,在中英貿易中佔據壟斷地位。

在「東印度公司」的許可下,有不少印度裔商人在廣州自由從事口岸貿易活動,他們被中國人稱為「港腳商人」(country merchant)。「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的交易往往帶給英國貿易赤字,皆因英國向中國出口毛織品,而從中國進口茶葉,這種交易模式讓英國不斷蝕本;也正因此,那些從事「港腳貿易」的印度裔散商們,在廣州向中國出口棉花、鴉片等賺取的收入也成為彌補「東印度公司」貿易虧空的重要資金來源。在這一貿易模式下,印度商人以廣州為根據地建立起了一個完備的貿易關係網絡。隨著鴉片戰爭后香港成為大英帝國新晉殖民地,大量印度商人從廣州南下,成為首批踏上香港進行貿易活動的印度族裔人群。

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移居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他們往往來自印度不同地區和不同種族,亦散布與香港社會不同行業,其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亦即香港殖民時代早期,香港的印度裔人群主要是隨英國殖民者而來的錫克族士兵和帕西商人(Parsis);在20世紀後期,新一波來自印度的移民則多為印度教信徒,尤以信德族人(Sindhi)為主。

香港警隊的印度裔警員

香港警隊中的印度裔警員組成也經歷了數次變動。根據學者Barbara 的記述,當英國人最初在香港建立殖民政府時,香港地區的治安主要由隨英軍赴港的孟買海員(Lascar)維持,但殖民政府隨後意識到,這些海員很容易與當時香港貪腐成風的華人警探同流合污。1862年 Creagh入主香港警務,標誌著印度裔錫克族主導香港警隊基層的開始。錫克族人在1857年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中,與英國殖民政府並肩作戰,深得殖民政府的信賴;有鑑於此,1867年Creagh向殖民政府申請增調百餘位錫克族警員,使得當年印度籍警員數量占整個香港警隊的2/3。為了避免錫克族裔在警隊獨大,殖民政府又於1870年代招募更多印度穆斯林和華人警員。

在某種程度上說,當時香港的印度裔警員,往往成為華人警員和歐洲裔警隊高層之間的緩衝劑。從香港警隊歷史記錄中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警隊42位殉職警員中有23位是印度裔。二戰期間,印度裔士兵與華人共同守衛香港,這一經歷,至今仍為當年參戰的印度老兵稱道。二戰後,殖民政府增補了一批來自巴基斯坦、尼泊爾的印度裔警員,而在1967年暴動期間,這批印巴裔警員與華人警員一同在一線維持治安;「沙頭角」事件中,香港警方與大陸民間武裝在陸港邊境處爆發槍戰,更有兩名巴基斯坦警員戰死,引發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和英國駐華代表的「強烈抗議」。
印度裔商人在香港的社會角色
在警務方面之外,印度裔商人和來自印度的猶太人在香港的活動亦相當活躍。早期印度商人在香港和中國東南部的經濟活動都主要以「家庭網絡」為平台發展,數個立足香港的印度「世家大族」也隨之湧現,而這些印度商業世家對香港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相當深遠。例如印度裔帕西商人J. H. 律敦治於19世紀末隨家庭來港,成立香港啤酒廠,後又大舉投資地產致富。在香港淪陷期間,律敦治家族廣泛救濟在港印度人,J. H. 律敦治和兒子鄧律敦治甚至曾被日軍逮捕入獄。二戰後,J. H. 律敦治又創辦「香港防癆協會」,旨在「不分族裔地服務香港社會」,這些事蹟都為他在當時贏得極高聲譽。他的兒子鄧律敦治同樣熱心服務香港社會,曾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根據Kwok Siu-tong和 Kirti Narain等學者對在港印度商人的研究,除了律敦治,當時更有帕西商人麼地爵士出鉅資贊助成立香港大學,米泰華拉出資創辦九龍小輪公司(天星小輪公司前身),帕西人碧荔、和自印度抵港的猶太人沙遜等,則是匯豐銀行的創立人。時至今日,以這些印度商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建築,已成為香港地標。

二戰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升級,處在印巴動盪地帶的印度裔商人紛紛赴港經商。以信德族為主的印度商人多源自巴基斯坦地區,他們通過廣泛的家庭聯繫進行貿易,迅速發展成為印度商人中的佼佼者。赴港信德族商人中最為矚目的是夏利萊家族。夏利萊家族早前在廣州從事中美貿易,南下抵港後則從裁縫行業起家,不僅開創了今天為港人熟知的 「the twenty-four-hour suit」,更在地產、酒店和國際貿易方面大舉投資,夏利萊本人在世時已成為香港印度裔首富。20世紀下半頁,信德族裔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在港印度裔貿易商人。1952年,信德族商人在香港創辦了印度商會,延續至今。

當下我們談及印度語與香港關係的時候,目光往往聚焦在印度和香港的雙邊貿易聯繫上:據印度政府2014年數據統計,印度近年維持香港第七大貿易夥伴,香港也是印度與中國進行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 IT,金融和航運業,香港是大量印度專業人才和公司的所在地。正是出於印度與香港緊密的經濟聯繫,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在2010年曾訪問印度,這也是印度與香港近年來最高規格的政治互動。然而在政治經貿關係之外,印度與香港的民間交流同樣頻繁。今天,香港已然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印度裔社群,在香港的活躍的印度人中,有不少是初代印度裔移民的後代,他們從小在香港長大,完全融入了香港社會。早前曾見諸媒體的印度裔警察潘保羅,其祖孫三代皆投身香港警隊,是名符其實的「警隊世家」。潘寶羅本人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可謂融入香港這一「亞洲國際都會」的絕佳例證。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到,印度族裔曾經在香港近代史上寫下不可或缺的一筆,而香港今天的多元與自由,亦吸引著印度族裔們前來發展。隨著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展開,香港作為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超級聯絡人」,想必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印度政府可以通過在港印度裔商人,建立的成熟的商貿網絡,進一步發展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經濟聯繫;另一方面,印度可以通過在港印度裔商人與華人的聯繫,吸引更多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投資,推動印度經濟發展。在傳統政治經濟領域之外,在港印度裔穆斯林和印度裔後代們所形成的印度族群,也可以促進印港關係進一步發展,這正是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亮點所在。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3月

塞萬提斯學院:西班牙語的軟實力

本欄介紹過英國、法國、德國等的文化推廣機構,而它們的成功,與大國的國力息息相關。然而軟實力不是大國專利,像近年經濟狀況陷入困局的西班牙,也有自己的類似機構「塞萬提斯學院」(Instituto Cervantes),西班牙的軟實力,亦因為全球西班牙語大盛而持續上升。

塞萬提斯學院於1991年由西班牙政府創立,以《唐吉珂德》的傳奇作者命名,除了負責推廣西班牙語和文化,亦推廣加泰隆尼亞、巴斯克、加利西亞等語言,儘管這些地方都在鬧獨立;而除了宣揚西班牙文化,也宣傳拉丁美洲西語國家的文化。學院總部設於馬德里和埃納雷斯堡,於全球五大洲有超過70個支部,包括在北京和上海,但沒有香港支部。學院獲西班牙教育部授權,頒發DELE西班牙語考試證書,據官方統計,每年有超過十二萬人在學院修讀課程。學院也透過多媒體平台宣傳文化,例如有網上電視和電台。

雖然西班牙不是大國,但西班牙語的前景卻一片大好。目前全球有4.7億人以西班牙作為母語、六千萬人作第二語言,也是二十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普及程度僅次於英文、普通話和印地文,在國際溝通層面的使用率,則僅次英文。加上拉丁裔人在美國日漸舉足輕重,未來佔的人口比例只會更多,已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外語,不少美國總統候選人都以西班牙語爭取選民支持,德克薩斯州幾乎已成為雙語地方,都令西班牙語的實用程度越來越強。不少政治學者預言,墨西哥將成為21世紀舉足輕重的大國,靠的不是自己的國力,而是輸出人口、加上文化影響力覆蓋南部美國的軟實力。雖然特朗普一類候選人嘗試以荒謬絕倫的「墨西哥圍牆」圍堵,但這方向是不可逆轉的。

此外,全球足球水平最高之一的西班牙甲組聯賽,不但成了西班牙語系國家拓展軟實力的重要平台,也是拉美各國聯繫歐洲的旋轉門。不少拉美球員始終覺得最能在西班牙適應,熱愛足球的拉美人民也愛西甲多於英超、意甲,就中語言、文化的原因最為關鍵。在足球世界,拉美一直和歐洲平分秋色,西班牙地域上屬於歐洲、文化上卻接近拉美,前屆成為世界盃冠軍,正象徵了兩種文化的結合。這種優勢,正是塞萬提斯學院要宣傳的西班牙軟實力所在。

塞萬提斯學院還有法國、德國沒有的優勢,就是有一條先天的全球文化傳播鏈由於西班牙文化早已成功在拉美在地化,而拉美和美國的整合又越來越強,在全球化時代,不少美國文化都刻意吸納拉美元素,以擴大市場,而美國文化又以覆蓋全球為目標,西班牙就能輕易搭便車,可以不費分毫,就找到宣傳西班牙語言、文化的最佳代言人。例如在美國大紅的拉丁天王Ricky Martin、近年成了全球中產流行玩意的Flamenco舞,都不是靠西班牙國力發揚光大,卻是最有效宣傳西班牙的中介。

西班牙前總理薩巴德洛特別積極使用塞萬提斯學院為外交手段,希望建構一個全球西班牙文化圈,去彌補西班牙硬實力的不足。西班牙外交及合作部明確指出,學院有實際的外交目的和價值;根據《現代西班牙外交政策》一書,學院已成了公共外交的有效工具,在民間建構了西班牙的正面形象。雖然拉美各國有自己的外交方向,不會受西班牙影響,但缺乏向心力,西班牙正好扮演通過文化團結拉美的角色。其實早在1949年,西班牙和拉美的西班牙語國家就成立了「西班牙語-美洲國家組織」,現在以西班牙國王為名譽主席,定期舉行元首峰會,是頗有潛能的區域、文化整合組織。年前國王在峰會面斥委內瑞拉強人查韋斯,霸氣盡現,令人至今難忘。

正如德國的歌德學院能利用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擴大德國的全球文化影響力,塞萬提斯學院也利用了拉美國家,來宣傳西班牙語的重要性,而「西班牙語」和「西班牙」的軟實力,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由於西班牙人說的西班牙語,和拉美人說的總有地域差異,西班牙最希望做到的是,全球要學「正宗」西班牙語,都要走到塞萬提斯學院,這會無形中令西班牙受惠於崛起中的拉美。不過西班牙最擔憂的是,有一個墨西哥、阿根廷那樣的拉美大國牽頭,另訂一套「拉美西班牙語」的官方標準,搞一個類似的「查巴達學院」或「貝隆夫人學院」,那樣為了全球通行的語言學生,恐怕就會大量從西班牙流失。因此,塞萬提斯學院其實在和時間競賽,希望令DELE考試的國際認受性到達無可爭議的地步,特別是和就業掛鉤,才能令西班牙的全球地位難以取代,能否如願,卻難說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3月

日俄超越民族主義的實驗

這個民族主義大盛的時代,各國民眾幾乎一律右傾,卻不一定代表外交政策會「反映民意」,日本與俄羅斯的案例便是近年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日本民間,對俄羅斯的不滿從來沒有停止。二戰後期,日方本來期望中立的蘇聯調解,蘇聯卻在最後關頭出兵,這一「背叛」對日本的震撼,不下於美國投下的原子彈。戰後蘇聯紅軍扣押的日本戰犯超過50萬,根據蘇聯官方說法,在1947至1950年間,已完成戰俘交換工作,不曾對日本戰俘進行任何非法扣押及強制奴役。

1953年,在國際紅十字會協調下,蘇聯再次對日本戰俘數目進行考證,調查持續了近40年,直至1990年,委員會才公布紅軍扣押了逾59萬日本戰俘,其中54萬被關押在西伯利亞集中營並被強制勞役,期間逾4.6萬多人死亡。蘇聯解體後,俄國時任總統葉利欽曾就戰俘問題向日本「表達歉意」,但日方一再要求賠償,俄方沒有任何回應。上月筆者在日本期間便參觀了相關議題的展覽,反映這筆賬,日本人始終要算的。

經濟合作 外交互補

日俄之間更嚴重矛盾,還有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領土)的紛爭。蘇聯在戰後佔領整個千島群島島鏈,日方認為最南端的四個島嶼與日本北海道相鄰,不屬千島群島,相關爭議的解決方案,本欄年前曾述(見本報2014年2月12日A18頁〈日俄VS中日:解決北方四島問題的創意〉)。俄國一度在操作層面示好,例如決定在爭議島嶼對日本國民免簽,爭議海域(俄稱為自身的專屬經濟區)允許日本漁民捕魚,但雙方矛盾自2008年再度升級。近年俄方加強千島群島一帶的軍事部署,兩國爭議似乎再難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日俄在經濟層面的合作卻從未間斷。俄國經濟發展依賴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出口,而日本是製造業及能源需求大國,經濟正好互補。經濟衰退中的俄國尤其需要擴大能源出口市場,日本也要分散能源進口,以減輕對中東石油的過分依賴。日本目前在俄國的庫頁島投資巨額能源項目,千島群島海域本身也具有相當油氣儲備,日俄兩國若能商討出「共同開發」計劃,亦是雙贏。

何況在外交層面,兩國都希望在中美逐漸形成的亞太「G2」格局中,保留自身獨特影響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宣布5月訪問俄國,據報此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在電話中表示,「鑑於美俄目前緊張局勢」,希望安倍暫緩訪俄,而為安倍拒絕。這除了顯示安倍希望在對俄談判得分,穩住國內聲望,也反映日本在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後,更有意欲顯示自身與美國的差異,證明自身經濟及戰略層面都不會一邊倒。俄國則明白,中日關係難以完全和解,而美國不為中國所信任,只要俄方保持影響力及溝通,便可成為亞太的關鍵調解人,這角色也能作為跟中美博弈的棋子。結果,民間情緒與官方外交恍如平行時空,既有互動又有默契,這才是二十一世紀新型大國關係。

小詞典:蘇聯-日本聯合聲明

1956年,蘇聯與日本談判,簽署聯合聲明,結束了兩國自1945年起的「戰爭狀態」,恢復正常邦交,但未就千島群島爭議達成協議。根據聲明條款,蘇聯把爭議區域南端兩個小島交還日本,但需在兩國簽訂正式和平條約後進行,而聲明未對和平條約的簽署設定期限,令領土爭端懸而未決。

小國之道:卡塔爾異軍突起的軟實力與局限

談起軟實力,並非本欄介紹過的大國專利,不少小國也有自己的創造。例如同樣為伊斯蘭國家,卡塔爾卻在當代國際社會展現出獨特的軟實力,不僅在本區大國間長袖善舞,也能影響國際局勢,雖然缺憾也是明顯,但已足以作為一獨特案例剖析。

卡塔爾軟實力最顯著的標誌,當屬其國家媒體半島電視台。1996年底半島台成立時,卡塔爾國王親自提供了一億美元貸款,以示國家支持。播放之初,半島台就以「The opinion and the other opinion」為信條,例如公開放映有以色列人出鏡的節目,甚至有專門針對宗教和道德爭議的訪談,這在保守的阿拉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卻也奠定了半島台及卡塔爾政府的「多元」色彩。

隨著半島台不斷擴張,觀眾覆蓋遍及全球,並通過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即時報導,打破歐美傳媒對國際衝突的壟斷,一如CNN通過海灣戰爭起家。逐漸地,卡塔爾政府開始加強通過半島台塑造國家形象,並成為影響局勢的直接玩家。「阿拉伯之春」期間,從利比亞、埃及到敘利亞,卡塔爾政府都扮演了關鍵角色,對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尤其是相對激進的穆斯林勢力進行了多種援助,同時通過半島台宣傳當地民眾「追求自由」的形象,成功擴大了「阿拉伯之春」的國際輿論支持。然後半島台又宣傳卡塔爾政府的「調停者」角色,令世界都知道,能同時兼顧阿拉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有這關鍵小國。雖然國際傳媒工作者對半島台在阿拉伯之春的角色多有詬病,但這確是卡塔爾近年國際影響力大增的關鍵。

與此同時,卡塔爾長期實行「會展外交」策略,也加強了國家的軟實力。卡塔爾雖屬小國,但在中東,有相對好的聲譽和一流硬件設施,例如「卡塔爾國家會議中心」、「多哈會展中心」等,使它成了各類以協調域內矛盾、促進國際合作為主旨的會議、展覽舉辦的首選地。例如早前,卡塔爾曾為巴勒斯坦兩大派系哈馬斯、法塔赫舉辦多次和解,敘利亞眾多反對派又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會議,簽署協議組成聯盟。此外,多哈是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談判、2012年第1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主辦場,在種種賄賂疑雲中奪得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更是指標性「成就」。以往只有「西香港」杜拜有這些優勢,但卡塔爾大有迎頭趕上的趨勢,不過從筆者個人經歷所見,似乎基礎建設和杜拜相比,尚有一段距離。

正因為卡塔爾擁有立場多元的國際媒體、靈活有度的外交姿態,和現代化的社會經濟氛圍,它也被國際社會視作「自由派伊斯蘭主義」國家,與鄰國沙特阿拉伯、乃至其支持的眾多區內激進伊斯蘭主義政黨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卡塔爾行沙里亞法,人民主要是瓦哈比教派信徒(也就是沙特王室和拉登的派系),但在公共場合,嚴刑峻法的執行遠沒有沙特一般認真,女權也相對理想。卡塔爾王室近年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化改革,尤其是讓政府各部部長對經選舉產生的議員負責;雖然沒有政治意義上的「反對黨」,但對公民權益算是相對重視,尤其注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和推動教育。根據 Freedom House 的最新2016年報告,儘管在世界範圍內,卡塔爾的公民自由度仍處於「不自由」狀態,但在海灣地區、乃至阿拉伯世界,卡塔爾的排名仍屬靠前。

卡塔爾要盡力拓展軟實力,其實也是逼不得已,因為它和杜拜一樣,明白不可能永遠靠天然資源帶動經濟,而自身地方小、人口有限,若不走「杜拜路線」、「香港路線」,很難找到獨特定位。然而卡塔爾的軟實力也有明顯局限,例如在傳媒領域,半島台處於腹背受敵,既開罪了西方主流媒體,又面臨來自有沙特官方背景的Al Arabiya等電視台競爭,反映強鄰沙特對卡塔爾日益壯大的國際影響力已感到不安,而西方同業對半島台在「阿拉伯之春」的角色也感到不是味兒。當各國革命後出現嚴重混亂,半島台早期的不少文宣性報導都被證明自打嘴巴,亦反映卡塔爾缺乏足夠實力,將運動成果持續傳銷。

更矛盾的是,卡塔爾一方面主打「現代化」形象,另一方面對支持區內激進伊斯蘭組織不遺餘力,無論動機是為自保也好、擴大影響力也好,這兩點早晚是會互相衝突的。當西方期望卡塔爾起碼有杜拜的自由度,但發現改革停滯不前,而且有進一步「伊斯蘭化」趨勢,就容易出現期望落差;而當阿拉伯各國伊斯蘭主義者習慣了卡塔爾的財力支持,一旦卡塔爾出現親西方的改革,也容易反彈。和杜拜相對清晰的經濟主導政策相比,卡塔爾走的鋼線危險度更高,要真正長治久安、維持軟實力,尚有漫漫長路。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