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1日星期二

「菲律賓特朗普」有幾「特朗普」?

自從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掀起政治旋風,「特朗普」已成為一個形容詞,各國紛紛出現「特朗普式候選人」,雖定義含糊,但依賴民粹、不講求政治正確、有排外心態則一律被視為「特朗普式」人物。

剛當選菲律賓總統的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便有「菲律賓特朗普」之稱,究竟又是否實至名歸?

特朗普推崇強人政治,說過「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的家人理應被折磨或處決」,這完全違反美國價值觀,但那只停留在打嘴炮階段。杜特爾特則有執政經驗,對以上精神已付諸實行。他擔任達沃市市長期間,實行宵禁制度,凌晨後禁止買酒、禁卡拉OK,聲言絕不容忍毒品,稱「一旦發現自身孩子沾染毒品,不惜親手殺死他們」。他自稱「獨裁者」,任內出現一隊行刑隊專門處決罪犯,傳聞杜特爾特對此相當縱容,甚至是幕後指揮。儘管由於法律原因,杜特爾特的具體角色不詳,且有眾多白手套區隔,但民眾普遍視之為他整頓治安的「宏觀政績」之一。

特朗普參選以來,打破傳統精英對政治正確的全部禁忌,幾乎通通得罪少數族裔、穆斯林、女性選民及各種弱勢社群,卻反而成為政壇反建制、反精英、「真性情」的清泉,這跟他要爭取的白人社群、對精英政治不滿的下流中產有關。杜特爾特在這方面實不及特朗普,頂多是喜歡以政治不正確笑話或粗口,來建構自身草根與人民一分子形象,而無心跟傳統精英決裂。

何況,菲律賓的政治正確傳統與美國不可同日而語,有饒恕政客的傳統(例如馬可斯),也沒有「政治正確治國」的反彈,也就毋須刻意如此。例如杜特爾特在談及一宗澳洲女性被姦殺案時,說過「身為市長都沒有強暴,真是可惜」,隨即招致各方批評,澳洲駐菲大使也抗議,但這似乎是一種「爛gag」,多於政治計算。他當選後宣布「戒粗口」以改善形象,也反映他無意太出格。

特朗普畢竟是政治門外漢,職業是地產大亨和娛樂節目主持人,選民根本不知道他當選後有多少政綱能兌現,也不知道美國政壇的「超穩定結構」能否制約他的瘋狂口號,這是他最大的不可測性。反觀杜特爾特其實是資深政客,有三十年從政經歷,當選後「走數」空間相要小得多。在菲律賓這樣的國家,從政不比美國簡單,要周旋與黑白道、世家財閥、貧苦大眾、外國勢力,不可能單靠團隊和宣傳。杜特爾特律師出身,後來成為檢察官、市長和國會議員,人氣是基於政績而得,而不是一時三刻的旋風。

不過正正因為杜特爾特有政績、而菲律賓政治制度又不如美國穩健,根據憲法,總統又反正不能連任,假如他真的要用總統權力和資源「做實事」,卻可以比特朗普走得更前。馬可斯以戒嚴法維持治安,最終成為獨裁者;另一位菲律賓前總統艾斯特拉達以銀幕上的羅賓漢形象當選,最終則成為貪腐者。杜特爾特又會如何呢?

小詞典: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execution)

指權力機關對未經刑事訴訟程序的人執行死刑,當屬違法,然而在特定社會情況下,類似案例往往被視作「伸張正義」而被接受。通常執行者也不是權力機關的正式成員,而是與之有聯繫的外圍組織、民兵等。

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

身份認同外傳:顛覆傳統世界觀的「地緣想像」

無論是美國高調「重返亞太」、還是中國力推「一帶一路」,「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這一學術名詞,都頻繁進入大眾視野,一躍成為顯學,隨之而生的是各類傳統大棋局理論層出不窮,陰謀論者更是樂此不疲。然而,站在國際關係學術角度,自從批判主義(Critical Theory)興起,愈來愈多學者反思那種戰棋式的地緣政治理論,並發展以「地緣想像」(Geopolitical Imagination)為核心思想的第二代「批判地緣政治學」,對了解21世紀的世界觀可能更為實用。

地緣政治學是以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為基本的學科,研究國際政治、軍事和外交,主要是根據一個地理範圍內的要素、邊界、人口和資源分布等,來預測各國戰略、國際互動形勢。上兩個世紀著名的「陸權論」、「海權論」等,都是傳統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作,而近代最經典的地緣政治分析,當是冷戰背景下的兩極對峙。然而,正如北美批判地緣政治學者Gearoid O.u Tuathail和Simon Dalby在Rethinking Geopolitics一書指出,將地緣政治不假思索的視作「既有的客觀事實」,恐怕又是一種過時的冷戰思維,因為地緣政治其實也是一個主觀的、高度「情景化」(contextualized)的概念,雖有客觀環境,但不同人的主觀構建同樣重要,這就是「地緣想像」。

Tuathail和Dalby歸納的「地緣想像」理論,有如下三個特質:

1. 地緣政治不是單純的治國術,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既有物質意義,更有象徵意義,後者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更大。我們討論地緣政治,首先要有「我者」與「他者」的體認,而諸如「國家」、「民族」這類事關身份認同的概念,就是一場「地理構建」,而沒有絕對的地理、物理、生物標準。例如是否認同屬於一個國家,更多意味着是否對其社會、 文化、政治形態產生認同,而非是否單純的住在那裏,這概念類似以「想像的共同體」演繹民族主義。

2. 因此,身份認同並非先天存在,而是後天構建出來的,進一步延伸,地緣政治的邊界,其實也是流動可塑的。當我們引入基於想像構建的身份認同後,「我者」與「他者」的劃分,就會令「外國」和「本國」的認同被重構。地緣政治的其他概念,例如何謂「敵對勢力」、「盟友」,何謂「安全」、「威脅」,甚至何謂「近」或「遠」,此類劃界都已超出傳統地理與行政區域的範疇,而是各地人物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

3. 既然身份認同可以構建出來,那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不同人群之間的身份認同也可產生差異,發展的「地緣想像」也就有所不同。Tuathail和Dalby歸納出三類「地緣想像」,其一是國家行政機構、領袖眼中的地緣政治,其二是一國專家、學者研究的地緣政治,這二者可合稱為high geopolitics,通過種種政策、報告體現,強調其實踐性和正式性,卻和日常生活脫節,往往「離地」。第三類地緣想像,則存在於普羅大眾和流行文化中,他們稱之為popular geopolitics,它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不必拘泥於high geopolitics設下的條條框框,具有民間較強的認受性、靈活性和多元性,這就是地緣想像最顛覆的理論。

在21世紀,現代交通、通訊技術和電子媒體光速發展,正正為「地緣想像」的多元化提供最大可能。我們即使不踏上異域土地,也可以通過互聯網24小時追蹤當地新聞,可在網絡沉浸在當地社會文化氛圍,這種身份如何用傳統國家邊境限制?當不同地域的民間社會,通過虛擬世界,構建共同的互動平台,也相應促進跨地域的身份認同,與相應的「地緣想像」。而這一發自民間的想像,一旦與官方敍述存在差異,不同社會階層、乃至地域之間,就可能產生摩擦。

事實上,當代東亞華人群體的政治與社會生態,就是「地緣想像多元化」產生摩擦的最佳例證。例如中國的官方敍述強調「自古以來」,官媒多偏好特定歷史時空的宏大敍事,諸如「王朝復興」、「大國崛起」等,意在宣揚大中華與家國一體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情緒,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夢」的宣傳更是不遺餘力,這是典型的high geopolitics,也是官方版本的地緣想像。

但是地緣想象的多元化,意味處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的人群,建構的身份認同也往往不同。台灣即是明證:近代隨著國民黨入駐,「中國」與「台灣」的身份認同,在兩岸互動、國民黨政府和台灣原住民的互動中不斷演變。直至今天,台灣與大陸對兩岸關係的地緣想象固然截然不同,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觀感,自然也不與大陸官方敘述一致。倘若忽略民間社會的參與和身份認同的構建,僅僅從傳統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角度分析,則難以理解目前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地緣想象」。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調和不同人群的「地緣想象」差異、凝聚共識,是每個社會都面對的挑戰。香港自視「亞洲國際都會」,無論是在傳媒還是日常生活中,香港與世界各地社群、文化都有豐富的交集,香港的地緣想象相當豐富,本來可以承載更多可能性。一如前不久,「毛記電視分獎典禮」上,河國榮與何謂「真.香港人」的討論,即是一例。在東亞範圍內,港人赴日韓、台灣遊學者眾,在當地往往找到久違的親切感,這本身可謂「東亞地緣想象」的一種反映,正如在台灣大選中,眾多港人赴台觀選,背後體現的認同感亦無容贅言。然而,類似的地緣想象多處於民間,雖在大眾傳媒中頗具活力,但官方是否接納,乃至是否只能以硬磅磅的政治態度上綱上線回應,卻是另一回事。從批判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看,溝通和互動,從來是重構地緣想象的重要途徑,民間思想和官方思想有差異,才是正常社會的正常現象,但若任何一方始終不懂、不願、乃至不屑面對,那麼隨之而來的「地緣想象的衝突」,幾乎是命中註定的無奈。

小詞典:國際關係批判理論(Critical IR Theory )

國際關係「英國學派」學者 Robert Cox 倡導的理論。他認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傳統國際關係理論,都將現有的國家、社會、權力關係等概念,視為既定、且合理的,但批判理論則尋求對這些概念本身的批判,重點在於討論這些概念如何產生,以及它們的意涵如何在社會互動中發生轉變,從而論證平日我們習以為常的不少國際關係概念,其實都是特定條件下的人為建構,絕非完全客觀的存在。

2016年5月28日星期六

首屆鼓手節 本土國際Fusion眾樂樂

在眾多樂器之中,鼓可算是最國際化和多元化的樂器之一。鼓樂包含了不同的風格和色彩,當中包括流行和搖滾樂,高端的藍調,傳統的進行軍鼓和中樂,以至充滿異國風情的非洲鼓等。當中貫穿不同文化,也遊走在不同族群之中。鼓手除了需要具備強烈的節奏感和手腳協調性,更要了解鼓樂中的不同學問。其實,單是了解不同鼓樂的發展和互動,已是一門有趣的國際關係入門課。雖然鼓樂在不同音樂文化中擔當着重要角色,但卻未能得到香港媒體和觀眾的注意,這確實值得我們進一步推廣。今年,鄧樂妍博士和鄧卓斌籌備了香港首屆國際鼓手節,這不但推廣鼓樂文化,同時也包含了國際視野和教育意義。當中既有香港80後鼓手,更有在格林美獎勇奪多個獎項的國際級鼓手,他們之間的合作和互動的確值得我們期待。而是次鼓手節監製鄧卓斌就會為我們剖析當中的目的和意義。

受訪者:鄧卓斌(Francis, F)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 S)
整理:李志鵬

S: 你們為何有念頭去籌辦這個鼓手節?
F: 總監鄧樂妍博士在一個國際音樂節中認識了一位殿堂級鼓手Thomas Lang,他以手腳協調性高見稱,手腳幾乎可以用同樣速度演奏。2004年,他在全球46個國家舉辦了220場表演,可是卻沒在香港演出過,於是萌生邀請他到香港演出的念頭。鼓樂包含着不同的文化,例如中國傳統、西洋古典、爵士、流行和金屬都有各自的元素,而且風格清晰。鼓樂的優勢就是沒有包袱,即使帶着不同的民族氣息,依然能在不同樂種中融和。當我們提到樂器時,鼓常被忽略,但作為樂器,它是在旋律、節奏和音色上,都具多方面可塑性,而且極需四肢配合,對速度、靈活和音色配搭等技巧要求甚高,同時也極富有文化內涵。

S: 在這次鼓手節中,主辦單位安排了哪些活動?
F: 這次國際鼓手節於6月5日至12日舉行,當中包括公開排演環節讓學生可以與鼓手交流。同時,大師班讓樂迷可以和格林美級鼓手互動和學習,其他樂迷也可到場旁聽。鼓手們也會到訪多所院校舉辦工作坊,以推動香港音樂教育和鼓樂文化。其中,6月8日至11日就有連續四場音樂會。

80後鼓手肩負橋樑角色

S: 香港學習鼓樂的情況如何?
F: 鼓是很多人學的樂器,但不是學鼓之人總覺得是冷門的一門。這可能因為大家對鼓樂總有一個迷思,認為家中必須擁有一套鼓才能練習鼓樂,可是在家中擁有一套鼓無論在香港或是外國都是件奢侈的事。 其實,只要在家裏放置一套練習器材,練習手腳的協調性,並定時到工作室練習就能得到很好的效果。近年,樂隊音樂在流行樂壇再次活躍起來。

S: 全球哪些地區的鼓樂文化較濃厚和受人重視?
F: 在世界各國中,美國的鼓手文化最濃厚,特別是爵士樂。其中,殿堂級鼓手Buddy Rich雖然已逝世20多年,但當地一直仍有舉行音樂會紀念他。美國雜誌Modern Drummer Magazine更是音樂界中的《時代雜誌》,當中有不同的投稿,亦有大量關於打鼓技術的討論。近年,內地鼓樂的發展也很快,並設有專門的鼓樂學校,而且規模相當龐大。另外,內地也積極籌辦鼓手節。在這次鼓手節中,我們滙聚了國際和香港不同範疇的鼓手,風格遍及流行、爵士、搖滾、軍樂、節奏藍調、西方古典樂及中樂。當中大部分是香港80後的鼓手,他們雖彼此認識,但卻鮮有合作的機會。我們希望憑這次音樂節促進他們的合作,大膽嘗試不同組合,擦出火花。

S: 在籌備鼓手節時,你們有什麼使命和目標?
F: 在籌備鼓手節的過程中,我們接觸了不同的人,介紹音樂節的內容和特色。我們提及當中的國際級鼓手曾多次在格林美獎中得獎,可是知道的人不多,直至獲悉有關鼓手的名作後,才知道是神級人物,始終香港人對流行界別的音樂比較熟悉。參與這次音樂節的鼓手Peter Erskine曾為超過700張專輯演奏,兩次獲格林美獎,10次獲選為年度最佳爵士鼓手,更是Fusion Jazz的鼻祖。Russ Miller則曾為60多部國際電影配樂,包括《生化危機》、《情陷紅磨坊》和《沉默之丘》等。鼓手往往是一個節目的幕後功臣,音樂的靈魂,帶動觀眾的情緒。在一場音樂表演中,觀眾很容易忽略鼓手的角色,但如果沒有鼓手的配合,音樂就會失色不少。在我們的想像中,獨奏樂器多是電結他、小提琴、鋼琴和二胡等,少有聯想到鼓作為鎂光燈下的主角。因此,我們其中一個使命就是希望將鼓手帶到幕前,讓觀眾認識到他們的重要性。

S: 你們希望通過鼓手為香港人帶來什麼衝擊呢?
F: 世界各地有不同的鼓文化,有着不同的風格和節奏,這背後有獨特的美學構想,以及展現不同的文化概念。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不同時空和文化在香港相交,能快速吸收外來文化,進而衍生和創造新事新物新風格。以往香港曾舉辦過不同形式的鼓手節,而這次鼓手節第一次滙聚了五大鼓樂,包括中國傳統鼓樂、西洋古典鼓樂、爵士鼓樂、流行鼓樂和進行軍鼓鼓樂,是一次大膽的合作,我們期望不同界別、風格的鼓樂和音樂家相互碰撞、交流,產生化學作用。這次鼓手節以邀請80後的香港鼓手為主,80後是一個特別的世代,他們受到社會的關注,同時也是現今樂壇的主力,成為連接不同年代音樂的橋樑。

S: 在籌備鼓手節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F: 一般人對鼓手的印象比較模糊,因為鼓手都留在工作室練習或者身處舞台後方,難被觀眾留意。他們一般節奏感強,在表演中十分忘我。相比其他樂手,鼓手難以把整套鼓樂帶到不同地方表演,但他們也樂意與人分享。在籌備音樂節的過程中,需四出尋訪不同界別的香港鼓手,他們大多忙於教學,因此我們需要安排適當的表演及訪問時間。我們有幸邀請到格林美級的鼓手演出,可是,即是同一爵士組合的成員,他們分處世界不同地方表演,要安排他們到港活動,需要極高的時間管理技巧。表演中有安排他們和中樂手合作,即使他們音樂造詣高超,但仍樂意與他人合作排練。這種對藝術領域不斷的追求與嘗試,是值得敬佩的。

S: 首屆國際鼓手節之後,你們有什麼目標和發展方向?
F: 我們希望往後仍能舉辦鼓手節,延續當中的精神和目標。今年的規模較細,只邀請了香港80後的鼓手,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業內人士的重視和支持,未來可以邀請更多香港不同界別的鼓手,令這活動成為一個交流平台,讓不同音樂領域的鼓手演奏、交流,為香港大眾帶來不同風格的鼓樂表演。另外,現時鼓手節的資源畢竟有限,這也需要工商界的支持。我們希望鼓手節富有教育意義,令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能成為一個文化熔爐,將不同的音樂特色滙聚、融合、再創新,建構屬於這個城市的鼓樂文化。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的性格,彼此擁有不同的文化內涵,我們期待在鼓手節中進一步尋找屬於這個城市的聲音。

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

你家菲傭有投票嗎?

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香港傳統民主派一直以此為由,訴說香港沒有「真普選」的荒謬:「連我們家的菲傭也能一人一票選領導人,為什麼我們不可?」而另一派也往往以同一案例回應:「那你情願在香港享有一人一票以外的繁榮穩定,還是菲律賓一人一票下的貪污腐敗?」

以上對話自然都是以偏概全,但筆者確實曾從不同人口中聽過不下數次。可惜「抽水」之餘,大家對在港菲傭的政治參與卻普遍不大關心。在香港的菲律賓人自然不只菲傭,還有從事其他工作,包括音樂人與專業人士。假如他們都投票,足以成為選舉的關鍵少數,在選情拉鋸時發揮關鍵作用。

話是這樣說,但海外菲律賓勞工,特別是菲傭真正大規模參與選舉,不過是近年的事。一來,過往菲傭普遍擔心公開表露政治立場,容易為本國親人帶來麻煩,或令僱主有顧忌,這類憂慮今天還存在,只是在部分非政府組織努力下被慢慢淡化而已。二來,菲律賓從前規定,選民必須在本國登記並行使選舉權,意味為數眾多的菲律賓海外勞工如不在投票期間回國,便無法投票。到2004年,菲國引入「海外缺席投票制」,准許大選投票結束前一個月內,身在海外的菲律賓人可於指定海外票站點登記及投票,不再需要回國,海外菲律賓人投票才成為常態。

經濟貢獻大 不容忽視

以海外菲律賓勞工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在大選扮演更重要角色本是理所當然。菲律賓央行統計顯示,每年海外菲律賓人寄回國的外滙,佔全年外滙五分一,直接帶來的每年收入可達200億美元,佔國家GDP一成。賺取外滙收入最高的地區,包括中東、英國、新加坡及香港等,也許相關地方的菲律賓人選出自身代表才是應份。今年菲律賓在全球開設85個海外投票點,菲律賓選舉委員會數據顯示,今年大選有137萬海外選民,人數甚至多於菲律賓部分大城市,已不容忽視。

今年香港共有93049名菲律賓籍登記選民,即佔在港工作菲籍人士的約一半。這次大選好些候選人都有意爭取在港菲人,例如著名影星帕迪利亞(Robin Padilla)今年2月抵港,為最終當選總統的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拉票。另一位候選人格雷絲.傅(Grace Poe)也在去年聖誕節來港,對在港菲律賓社群發表爭取支持的演說。雖然她笑說原本只是來旅遊,演說是即興的,但最後她還是得到不少菲律賓外勞組織表態支持。

海外菲傭社群除了成為大選重鎮,亦對國內政局產生直接影響,其中最著名的組織是「移工國際」。作為致力改善菲律賓外勞利益的政治團體,組織領導人雷加拉度(Connie Bragas-Regalado)曾在香港當家務助理,不少訴求都源自她的香港經驗。香港菲傭是這一政治團體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移工國際也繼2004年大選後,派出代表角逐眾議院議席,同時對一切涉及菲律賓外勞權益的案例都關注,而這往往影響外交。例如聲援被印尼因販毒判處死刑的、曾在杜拜工作的菲傭,就直接影響菲印關係。

雖然菲傭回國後,通常遠離政治,慢慢建立小康家庭,但也有好些活躍政治、勞工組織的例子。假如有天你家中菲傭成了國際政治人物,千萬不要驚訝:她們的教育水平和社會意識,很可能比一些僱主更高,只是我們平日不留意罷了。

小詞典:馬可斯時代

馬可斯(Fernando Marcos)是菲律賓第十任總統,1965-1986年在位,早年政績不俗,但中期面對連串經濟危機後,改以鐵腕獨裁統治,宣布戒嚴令,直到被阿基諾夫人領導的群眾運動趕下台。菲律賓就是在馬可斯任內開始輸出外勞,以增加外匯收入、減低國內不穩定性和失業率,這是否德政依然充滿爭議。馬可斯之子這次競選副總統高票落敗,反映馬可斯家族在菲律賓政壇的影響力,依然不容低估。

2016年5月26日星期四

沖之鳥是島還是礁?

上月底,台灣漁船東聖吉16號在距離沖之鳥礁(日本稱沖之鳥島)150里海域捕魚時,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扣押,理由是「擅自闖入日本專屬經濟區」。

最終台灣政府向日方交出176萬新台幣保證金,日方才釋放漁船,當時仍是總統的馬英九隨即說:「沖之鳥是岩礁而非島嶼,台灣不接受日本以此劃出專屬經濟區範圍之片面主張。」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反駁,稱日方將沖之鳥視為島嶼,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依據。

究竟沖之鳥是「島」還是「礁」?這是國際法課程常見題目。在自然地理意義上,沖之鳥是露出海平面的數塊岩石,總面積不超過10平方米,各方都無否定它屬於日本。問題是這數塊岩石極度遠離日本本部,假如鄰近海域都算作日方專屬經濟區,日本在太平洋的勢力範圍便會大增。

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海洋法公約》)第八部分第121條「島嶼制度」規定,「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擁有類似陸地領土的領海及專屬經濟區,但同時指出「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雖然日本近年加緊在岩石周圍人工築島,並建立氣象站,但目前沖之鳥仍不具備讓人長期居住的條件,事實上也無人口居住,中國、南韓等鄰國都強調那是「礁」而非「島」。

2008年,日本政府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提交議案,以「沖之鳥是島嶼」為依據,請求審議。中韓隨即抗議,稱日方主張違反《海洋法公約》,此後雙方各執一詞。台灣與日本關係微妙,長期以「定義尚有爭議」為官方的沖之鳥立場,直至這次「東聖吉事件」,馬英九首次就「沖之鳥問題」發表措辭強硬聲明,才確定台方視之為「礁」。

2012年,CLCS就日本提案作出決議,支持日本就沖之鳥以北至日本本土範圍的劃界,但就沖之鳥以南的海域問題,則表示「在中韓兩國的陳述未獲解決前,委員會無法就日方提案中涉及沖之鳥的部分作出決定」。這「語言偽術」被各方各自表述:中韓認為CLCS 否決了日本「沖之鳥是島」的主張,日本則認為 CLCS是對之認可。日本選擇 CLCS 製造國際輿論,是為了避免與中韓直接衝突(如司法仲裁),但其擴張海洋影響力的戰略意涵,與中國在南海大舉造島工程大同小異,自難免針鋒相對。

究竟何者佔道理,幾乎註定是無頭公案。國際法在「島嶼Vs岩礁」的界定上,本就十分模糊,《海洋法公約》並未就「岩礁」定義,各方自然都能找各自的專家背書。何況CLCS只是聯合國一個科學性勘測機構、而非司法仲裁部門,《海洋法公約》附件就指,CLCS 的決議不影響國家領土劃界。CLCS 的程序規定也指出,一旦牽涉領土爭議、且當事國未能就議案達成一致意見,CLCS 應拒絕審議,所以2012年的判決,就是沒有「語言偽術」,也沒有一錘定音的作用。

最有趣的,還是台灣在這場博弈的角色。馬英九不顧日本反彈,作出高調表態,正如早前視察太平島,不但是卸任前爭取政治遺產,對個人「大中華情意結」的交代,也是對蔡英文政府外交空間的刻意制約。蔡英文有意重進南向政策、並加強與日本交往,平衡過份依賴大陸的現狀,但馬英九偏偏在成為過渡政府期間,把南北各鄰國把爭議模糊化的默契一一打破,蔡英文如何接招,就考外交功力了。

小詞典: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

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設立的機構,負責對大陸架外部界限進行勘測,對沿海國家的大陸架外部界限相關事宜作建議,以協助《公約》相關條款執行。委員會由海洋地質專家和法律顧問組成,負責提供科學和技術意見,但本身並非判定國家領土爭議的國際司法部門。

2016年5月25日星期三

久違了的薩德爾

還記得十年前,伊拉克「薩德爾」(Muqtada al-Sadr)這名字經常在新聞出現,當時的形象是一位激進派領袖,後來忽然銷聲匿跡,近來才為國際媒體重新注視。一切源自伊拉克政府月初宣佈,巴格達市區進入「緊急狀態」,封鎖了對外主要交通,因為各政府機構和使領館的所在地、也是戒備森嚴的「綠區」被示威民眾突破,上百伊拉克人「佔領」議會廳。號召民眾示威的,正是薩德爾。

薩德爾不擔任任何官職,在伊拉克卻有極強號召力。他領導的「薩德爾主義運動」政黨,在議會有相當影響力,同時他是一支什葉派武裝的領導人,手握兵權。他在伊拉克派系鬥爭中幾經起伏,思想也經歷了巨大變化。早在美軍剛佔領伊拉克期間,薩德爾是名符其實的反美鬥士,他的什葉派武裝在巴格達製造了一系列恐怖襲擊,並深深捲入2006-2008年的內戰中,與當時其他派系並無二致。

2008年後,薩德爾被伊拉克臨時政府軍壓制,選擇「自我放逐」至伊朗。目前外界尚不清楚薩德爾在伊朗的經歷,直到2011年,他返回伊拉克,「伊拉克民族主義」已取代了單純的(反西方)什葉派思想,成為薩德爾的核心理念。從此他重塑形象,不僅注重團結伊拉克社會中下層民眾,更積極與包括歐洲在內的「外國勢力」和商業團體聯絡,發展國內外人脈。他重組了武裝力量,緩和了之前的反世俗立場,並加入對 ISIS 作戰,甚至與從前的死敵遜尼派武裝處於同一陣線。凡此種種,讓外界對薩德爾的領導力刮目相看。

「刮目」,自然是有對比的。目前伊拉克的國家建設進展差強人意,政治被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三大派系把持,各官員任命都被三派勢力以名額等分,政府機構臃腫,腐敗叢生。新任職的總理阿巴迪意圖改革,但內閣重組方案遲遲得不到議會三大派系支持,月初的民眾示威,就是表達對此的不滿。

這時候,薩德爾就顯得與別不同,似乎超越了宗教派系之爭,甚至不以「伊斯蘭Vs世俗」的對立為出發點。他只是「為人民發聲」,呼籲伊拉克政府、議會和各方加速推進政治改革,盡快組建一個不以宗教派系勢力劃分名額、高效運作的技術官僚政府,並警告如政治改革停滯,示威運動將繼續升級。這些姿態,和他早年的行為幾乎判若兩人。

薩德爾確是繼續打民族主義牌,將批判矛頭指向英美聯軍,稱其對伊拉克的軍事佔領是入侵行為。不過,比起從前,薩德爾還是溫和了很多,例如在號召示威期間,他專門發佈通知,稱「確保(除英美使館外)各國使領館和相關人員的人身財產安全」,因為他預知英美使館可能受衝擊;但即使對英美,他的立場也不是一味反,而是以「有損伊拉克國家尊嚴」為由,抗議英美對伊政策,卻保留了和西方各界的對話空間。

結果,薩德爾目前成為了各方都不得不重視的存在。在示威中,薩德爾在人群衝入「綠區」後不久,即號召人們「和平撤出」,而示威者也照辦,令他威望大增。示威前期,伊拉克安全部隊並未對示威人群阻止;早前薩德爾親訪「綠區」,安全部隊甚至表示歡迎,都令薩德爾民望急升。美國對此表示「尊重伊拉克人民示威權利」,似暗示薩德爾只要有意談判、有力穩定局面,他並非不能接受的人物。假如「伊拉克民主」再蹉跎下去,薩德爾這樣的強人調整策略後改頭換面,倣效「普京模式」再度崛起,絕對是情理之中。

小詞典:「綠區」(Green Zone)

美軍佔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後,在市中心劃出一片10平方公里的區域,包含了伊拉克政府、議會設施、外國使領館等重要場所,由美軍和伊拉克安全部隊部署重兵把守,進出受嚴格限制。理論上,這是巴格達最安全的地方,然而普通伊拉克人難以進入,因此也被視為美國入侵的象徵。

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

倫敦新市長成多元文化主義最後機會?

上週我們談過英國上任倫敦市長約翰遜,而新當選的薩迪克.汗(Sadiq Khan)同樣值得一談再談。這位出身平民階層的工黨候選人是一名穆斯林,與支持「脫歐」的「英國特朗普」約翰遜對比鮮明,但這背景完全無損其認受性,支持率比「富二代」對手Zac Goldsmith高出13%。這次選舉的投票率,已是倫敦直選市長以來最高的一次,反映新人的人氣不可低估。

薩迪克的經歷頗有奧巴馬的影子,可謂代表著與「美國夢」並列的「倫敦夢」。他的父母是來自巴基斯坦的新移民,家庭普通,幼時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但發奮讀書,大學考入法律系,成為人權律師,繼而從政,一度在工黨政府出任交通部大臣。這些經歷,都與身為「肯雅之子」的奧巴馬律師大同小異。英國政界及輿論對薩迪克的信仰和背景並非全無異議,在競選過程中,就有傳聞抹黑指他與極端穆斯林有聯繫。薩迪克則堅持「包容」理念,稱將以穆斯林身份與極端宗教勢力鬥爭,並在公共交通、警察等部門提拔更多少數族裔,以促進社會和諧。

這樣的政治理念,正是數十年來倫敦文化多元主義縮影。倫敦雖然有眾多新移民,但不同少數族裔相對能融入這個有85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讓倫敦有別於巴黎、布魯塞爾等城市,有涇渭分明的「穆斯林區」。然而,隨著少數族裔出生率持續較本地白人高,加上外來移民,倫敦市少數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的比例迅速增加,也令社會矛盾漸生,一些清真寺就開始被視為恐怖主義溫床,一齣紀錄片《關塔那摩之路》就記述了這種偏見下產生的悲劇。

2006年,一名英國記者撰寫《倫敦斯坦》一書,認為倫敦倡導的文化多元化是一種失敗,日益壯大的倫敦穆斯林社群正逐漸發展出一種「受害人文化」,反噬倫敦本土社會,憂慮這一情形若不加以遏制,倫敦恐成為極端穆斯林的溫床。此書一出即招致各界的「政治不正確」批評,但隨着近年「伊斯蘭國」(IS)崛起,不乏倫敦穆斯林遠赴中東參加「聖戰」,似反映上述擔憂並非毫無道理。

矛盾日深 或遭攻訐

按倫敦統計部門數據,2001年倫敦有8.5%市民為穆斯林,到2011年上升至12%。目前英國穆斯林人口達300萬,佔總人口4.5%,倫敦竟然集中英國近四成穆斯林,可見薩迪克汗的基本盤所在。但倫敦穆斯林的平均教育水平低於全市平均水平,在16至24歲年齡層,有17%沒有學位。教育的劣勢限制倫敦穆斯林的就業,他們多數從事零售、售後服務及其他勞力密集職位;倫敦冠絕全球的高房價及極有限的廉租房,都讓穆斯林家庭負擔沉重。歐洲各國政壇紛紛右轉,政治光譜上處於極端的政黨影響力漸大,都有跟倫敦類似的環境。

薩迪克汗的政治立場不激進,算是中間路線,頂多屬中間偏左,但他在此刻大環境下,能以高調的穆斯林背景當選倫敦市長,且是首名西歐大國的穆斯林市長,自有特殊意義,反映倫敦文化多元精神尚未被極端主義取代,社群及階層之間的張力,尚得以透過現行制度達至平衡,薩迪克汗代表的「倫敦夢」仍是倫敦主流。但另一方面,選舉結果也是倫敦人對文化多元的豪賭,一旦薩迪克汗治下,社群矛盾日趨尖銳,本已存在的排外主義無疑會強烈反彈,屆時薩迪克汗與其他少數族裔難免會成為當地本土派的攻訐對象。大成功往往醞釀大挑戰,假如薩迪克汗任內出現涉及激進穆斯林的大規模恐襲,其應對稍一不慎,很容易令倫敦變天,那時候,整個歐洲左翼元氣便所剩無幾。

小詞典: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持「歐洲懷疑論」、號召英國退出歐盟的極右政黨,移民問題是它的主要議程。英國獨立黨認為移民是英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主張限制移民政策。在2015年英國大選,該黨意外獲得12.6%的選票,單計票數,已是英國第三大黨,在歐洲議會更有不少議席。

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

理論普及化又一嘗試──《哈利波特》的國際關係

《哈利波特與國際關係》一書基本內容,圍繞大眾文化與國際政治的互動展開,並提出一個「雙重表達」理論。作者認為在現實生活觀察到的國際政治、新聞報道、政策報告等,都屬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表達」,以直接表現國際政治的「事實」;而大眾文化如電影、小說等,則屬於「第二重表達」,即對現實世界的再創作。

探討「全球在地化」

傳統國際關係專注研究「第一重表達」,但其實「第二重表達」跟現實國際政治的互動同樣影響深遠。它們的互動有4種模式:一)大眾文化與國際政治的因果聯繫、二)大眾文化的數據價值、三)大眾文化反映事實的「鏡像效應」、四)大眾文化的「建構效應」。這些「表達」、「效應」一類名詞,自然讓人感覺抽離,但只要具體看看每一章的方法論,就能輕易明白這4種方法是什麼回事。

第一種互動:因果聯繫。在第一章,作者從《哈利波特》與電影生產發行的互動入手,指出全球化現象導致國際市場的重要性超越國內市場,令大眾文化傳播重視跨國擴張,從而影響現實世界權力分配。時代華納(Time Warner)作為《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發行商,憑這作品進一步鞏固行業壟斷地位,成為全球化時代跨國傳媒巨擘,而此前時代與華納兩大公司的合併,已是壟斷性行為。因此作者指出,大眾文化傳媒領域的「權力爭奪」,一如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象徵不同國家對利益的競爭;而時代華納的「(美式)文化霸權」,自然引發商業對手及諸多文化團體的擔憂與反對。

第二種互動:數據價值。在第三章,作者以《哈利波特》在全球的翻譯為例,探討「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據統計,《哈利波特》至今已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不同地區的翻譯原則卻大有不同。在後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翻譯大多採取「忠於原著」手法,因為《哈利波特》的「麻瓜世界」以英格蘭為樣板,這對大多數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毫不陌生,容易代入。在馬來西亞、土耳其及印度這些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並存的地區,《哈利波特》的翻譯則帶有「解釋性」,亦即譯者時常運用當地本土文化詞彙來表達原作者意思,以便當地讀者理解,這也是「全球在地化」最明顯的反映。在俄羅斯,《哈利波特》的翻譯尤為「激進」,譯者幾乎是借用「哈利波特」之名,重新構建完全依照本土文化產生的故事,一度引發關於版權的法律糾紛。當然,「激進化翻譯」現象背後,無疑是全球化與本土矛盾的體現。作者因此指出,《哈利波特》的不同譯本可作為研究「全球在地化」的文本數據庫,這便是大眾文化傳播的「數據價值」,也符合今天大學講求「big data」之道。

第三種互動:鏡像效應。在第五章,作者分析《哈利波特》的世界觀,其中多有對現實國際關係的「鏡像」描摹。例如現實世界的「民族國家」,在魔法世界中被不同魔法學校代表;「魔法部」的設定,也跟現今國際組織相若,都是現實主義理論的體現。但與現實政治相比,《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政府及國家角色極為有限,反倒是個人的能力被極度強調,這反而更符合自由主義精神。而魔法世界中不同人群之間的衝突,往往因不同身份認同而生,這又是建構主義精華所在。無論應用哪個理論,《哈利波特》都是作為現實世界的「鏡像」而存在。

由魔法世界走進現實

第四種互動:建構效應。在第七章,作者着重分析《哈利波特》如何通過「第二重表達」,讓一些原本不被「第一重表達」認受的事情廣為傳播,進而「正常化」(Naturalizing)。最典型例子,便是《哈利波特》世界中的「魔法世界」、「麻瓜世界」與「巨人世界」,活像北歐神話設定中,「舊神」、「人類」及「巨人」這3重世界的再現,而後者隨着北歐現代化進程,卻漸漸被淡忘。《哈利波特》小說風行,才再度喚起現代人對北歐神話的記憶,以及北歐神話代表的北歐獨特歷史文化痕跡,進而讓北歐這一地理與歷史文化身份,在今天為世人重新認知,這就是大眾文化對現實的「建構」與「重構」。

不過說到底,《哈利波特》的情節和世界觀,其實以互助精神和自由主義主導,其他都是配菜,這想必與作者洛琳(J. K. Rowling)本人的政治立場不無關係。洛琳並不忌諱自己的傾向,她是英國工黨的鐵桿支持者,提倡社會民主主義,並在數次大選中稱讚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小說天馬行空的背後,活脫脫是一個西方傳統左派知識份子。或許在洛琳眼中,自由主義提倡的個體自由與合作的可能性,才是魔法世界的魅力所在;正如《哈利波特與國際關係》作者指出,這樣的魔法世界,也可以為我們進一步理解、甚至改變現實世界提供了指引。由是觀之,《哈利波特》和未來的互動,隨時有更出人意表的影響呢。

小詞典:麻瓜(Muggle)

《哈利波特》小說中對不會魔法、沒有巫師血統、不曾進入魔法世界的普通人的稱呼,他們和懂魔法的人的互動行為,往往被讀者視為帶有滑稽色彩。隨著《哈利波特》的全球流行,「麻瓜」一詞逐漸被廣泛運用,成了特定群體描述「圈外人」時的稱呼。

2016年5月21日星期六

訪問肯尼亞工作港人:感受非洲 港人立志做觀察者

現時,居港非洲裔人口約有1700至3000人,當中約15%與香港人結婚。他們主要居住在元朗錦田、橫台山和羅屋村一帶。而尖沙咀的重慶大廈亦滙聚了不少非洲人,成為他們到港後的驛站。他們大多是來自非洲的買辦,主要經營出入口生意,在深水埗採購電子產品,特別是二手手提電話,並把貨物運到非洲轉售。在全球化的年代,港非之間有着不同的交流和聯繫。可是,香港人對非洲不但感到陌生,甚至有不少誤解。現時,在非洲生活的港人更是屈指可數,其中,杜子中就在肯尼亞工作,他任職國際顧問機構,選擇派駐世界自然基金會非洲總部,負責變革管理工作。在非洲生活後,他立志做非洲觀察者,並設立Facebook專頁──「非毛腿」分享非洲的資訊,細說非洲被忽略的另一面,相信他定能讓我們對非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答:杜子中 (T)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選擇到肯尼亞工作?
T: 2008年畢業後,我在一所國際顧問機構工作了六七年。而這次來肯尼亞工作也與我工作的機構有關,我任職的機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為他們提供諮詢顧問工作,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便是其一。因此,我選擇駐肯尼亞,由今年1月起在WWF位於肯尼亞的非洲地區總部展開為期一年的工作。WWF在非洲11個國家設有支部,總部的工作就是支援和協調各個支部做好環境保護工作,令工作效益提升。我負責的是變革管理工作,就機構管理提供意見。

S: 一般香港人的印象中,肯尼亞發展比較落後,當地生活難適應嗎?
T: 出乎意料的是,我大概花了一個星期便適應在肯尼亞的生活。我工作地點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這裏已發展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有不少來自歐美的人士在這裏生活和工作,因此,也有不少娛樂設施和餐廳,是一個相當宜居的城市。加上,在大學時期有不少交流經驗,這令我更容易適應其他地方的生活。而微信是重要的工具,讓我認識很多朋友。起初,只有兩位來自台灣和香港的朋友,之後,當我加入內羅畢的微信群組後,這是一個有200多人的群組,從中認識了不少朋友,平時也會相約飯敍和旅遊等。

年輕一代熟悉社媒

S: 內羅畢有多少港人?當地人對港人的印象怎樣?
T: 內羅畢的港人比較少,我認識的兩位朋友分別在國際兒童基金會和銀行工作,亦有人到這裏傳教。相比鄰近地區,肯尼亞有不少中國人,大概有4萬至5萬,他們大多是20至30歲。當我們去盧旺達旅遊時,當地人對我們都報以奇怪的眼光,相反,肯尼亞人則見怪不怪。可見,肯尼亞比較多中國人生活。部分肯尼亞人只知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對香港的印象不錯,知道香港是一個發達和美麗的城市。可是,他們仍對港人有一些誤解,例如他們會問港人食狗肉嗎?另外,他們認為中國人就懂得功夫,而成龍、李連杰和李小龍的電影在這裏很受歡迎,這可說是香港的軟實力之一。

S: 內羅畢有不少中國人,當地人對他們有什麼印象?
T: 當地人對中國的印象不一,我曾與一個外交學院學生傾談,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替代(Alternative),以往在非洲投資的資金大多來自歐美國家,對他們而言,中國是另一個投資來源地。當地人對中國的態度也相當矛盾,一方面他們感恩中國投資很多資源在這裏的基建建設,但又認為中國企業招聘中國工人到當地工作,沒有刺激當地就業情況。加上政府貪污問題嚴重,投資未必可以直接改善當地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些論述認為,中國到當地投資只是為了天然資源和礦產,當然其他國家的投資者也有相同目的,但中國意圖和做法比較明顯。在語言方面,很多到這裏工作或做生意的中國人,教育程度不高,英語不好,他們抱着創業家的精神到當地做生意,但卻因語言不通造成很多衝突。早前,就有一間中國餐廳貼出不許黑人入內的告示而引起爭議,當地人一方面理解餐廳因黑人鬧事而作出相關決定,但又感到受傷害。

S: 中國人在當地主要從事什麼工作?
T: 大部分內地人在肯尼亞從事基建和採礦行業,只有少數在非政府組織和銀行工作,也有做生意,例如開設超市、髮廊和旅遊公司。當地銀行都會招聘中國人處理中國企業的業務,如華為等公司在當地的業務和影響力不斷壯大。另外,有不少來自四川和東北的人從事基建和資源開發,因此,當地有不少中國餐館。中國人經營的小生意主要滿足當地中國人的需求。

S: 印象中肯尼亞的衞生情況比較惡劣,真實情況又是如何?
T: 我到肯尼亞前就注射了3種疫苗,在辦理入境手續時,黃熱病的注射證明是必要的文件之一。當地的瘧疾情況也很嚴重,這病不會致命,但受感染而不及早治療會後果嚴重。當地所有房間都設置蚊帳,以減少蚊子傳播的疾病。內羅畢有不少來自歐美和世界各地的人生活,市內有不少雅緻商場,級數甚至媲美歐洲的大商場,部分酒店的裝潢更是超豪華,不少地方都很乾淨。但當地政府的廢物處理工作卻引來市民不滿,應屆政府在上任初期決心處理相關問題,但卻毫無進展。有些地區衞生問題比較嚴重,甚至有人隨地便溺。

S: 內羅畢是東非的主要城市,是否滙聚了東非各地的移民?
T: 肯尼亞的人口管制很嚴格,以確保本土就業。當地人口結構有一個特徵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部落,他們之間有着不同文化。基庫尤族是當地最大的部族,約佔人口23%。部族之間的文化很不同,例如基庫尤族善於做生意,而馬賽人有着特別的傳統服裝文化。部族因素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工作環境中,相同部族的同事也會較親切。但他們相信,幾個世代之後,部族文化的影響力會慢慢下降。穆斯林則聚居在沿海地方,特別在第二大城市蒙巴薩。在WWF工作的員工都接受過良好教育,談論的話題和面對的情況與香港年輕人無異,同樣會使用社交媒體,也會談論特朗普和阿拉伯之春等問題。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世界不同地方的年輕人所接觸的資訊,所關心的話題,以及生活習慣其實大同小異,也是全球公民的一種體現。

S: 當地年輕人對國家未來發展有何期盼?
T: 當地人對未來的發展很悲觀,雖然對我們而言,這裏有不少基礎建設,整體社會都在發展,但他們認為沒法解決政府的貪污和貧富懸殊。在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的清廉指數中,肯尼亞都幾乎敬陪末席。他們甚至把政府官員形容為賊,認為他們竊取人民財富。雖然當地有民主選舉,但魔鬼往往在細節中,選舉舞弊常出現,不少人在投票時發現已「被投票」,也有黑箱作業的情況,政府甚至會停止電訊網絡阻止反對派組織示威,令當地人甚不滿。

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

「馬里×古巴」的香港音樂盛宴

不少朋友抱怨香港缺乏國際視野,其實在大家身旁經常有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一流演出、展覽與交流機會,且價錢合理,只是缺乏宣傳,加上本地人興趣不大,才未能廣為人知。筆者月前欣賞兩位分別來自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樂手crossover演出,便值得一談。

來自拉美的是古巴樂手Roberto Fonseca,他是爵士樂鋼琴演奏家,父親是鼓手,母親是演唱家,其兩個兄長亦是音樂人,如此家庭背景在昔日古巴十分普遍。以紀錄片《樂滿夏灣拿》而廣為人知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也是同一時代產物。這樂手特別之處,在於其成長年代已沒太多政治禁忌,一直嘗試把美國爵士樂與古巴傳統旋律融合,在古巴完成作曲碩士學位後,跟隨老年成名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世界巡迴演出,他的知名度亦隨之上升。10年前,他推出專輯Zamazu,把非洲音樂、爵士樂、古典樂、古巴傳統音樂共融,奠定古巴新一代crossover地位。

來自非洲的則是馬里音樂家Fatoumata Diawara,她代表另一截然不同文化光譜。馬里曾是法國殖民地,稱為「法屬蘇丹」,她年幼時赴法學習表演藝術,20歲即參與法國知名劇團Royal de Luxe演出,但其心願也是把西方音樂與家鄉共融,認為這樣才能把馬里南部傳統民樂「Wassoulou」元素推向國際。兩年前,她開始跟Roberto Fonseca合作,想不到這兩位「crossover音樂人」的進一步交接,會成為世界一大文化風景。

把古巴與馬里相提並論,並非純粹是為了crossover而crossover。古巴與馬里早在十六世紀便建立社會文化聯繫,當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後,西班牙殖民者率先踏足古巴,同時帶來各種歐洲傳染病,1529年古巴爆發麻疹,便導致三分二古巴原住民喪生,西班牙惟有從非洲引入奴隸貿易。

按1817年人口數據,當時古巴半數人口(約36萬)為黑人,其中三分二黑人都是奴隸,包括大量來自西非一帶的黑人後裔。今天西非加納曾被西方殖民者稱為「黃金海岸」,科特迪瓦的意思是「象牙海岸」,貝寧卻被稱為「奴隸海岸」,但西非真正大國是昔日位於內陸的馬里王國,因此馬里文化被視為西非代表,並傳到古巴。

觀眾克制 樂手沒趣

馬里音樂透過黑奴傳入古巴後,跟古巴當地社會產生互動。來自西非的黑人於古巴自發組成小型音樂社群,稱為「Cabildo」,直至1886年奴隸制被廢止,這一結社傳統依舊被古巴非裔人保留,音樂傳統也就世代相傳。古巴革命後,盡量不希望受西方文化影響,自身卻積極輸出拉美文化,深受西非文化影響的古巴音樂通過唱片、無線廣播等方式,終於「回到」馬里。

時至今日,哪怕是最傳統的馬里人,他們對來自古巴並帶有馬里風味的音樂都感覺熟悉,反倒是古巴人往往不意識到自身音樂的非洲根源。這樣的crossover才是真正「全球在地化」,即使大家不熟悉相關音樂,單是到現場感受一下及了解背景資料,已是寶貴一課。但在「亞洲國際都會」,這樣的國際音樂盛宴卻彷彿引不起一絲迴響,兩位樂手對現場觀眾的「克制」反應也似是有點沒趣,實在可惜。

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

IS內部怎樣生活?

近期「伊斯蘭國」(IS)戰事略有失利,卻加強宣傳內部管治穩定,究竟在這個「國家」內部生活是怎麼一回事?外人進入IS雖風險極大,但仍有訪客把見聞寫出來,足以作為外交界了解內裏乾坤的主要參考。這裏介紹數個來自西方國家的知情人故事。

首個故事來自德國記者托登赫費爾(Jurgen Todenhofer),他曾任德國國會議員,透過Skype與IS溝通,這樣與兒子便一同獲准進入IS控制區內10天。他們大部分時間留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也到過敍利亞的拉卡與狄爾艾蘇。大家須知破除兩國邊界,正是IS不斷吹噓的一大「成就」。

「猶如活在巨型監獄」

托登赫費爾觀察得來的結論非常悲觀,他發現控制區內不少人在彈坑及破屋居住,貌似原始,卻認為IS的組織化程度遠超外界想像。他覆述IS官員所言,他們的信念是「宗教淨化」,敵人包括所有異教徒,以及主張民主與居於西方的穆斯林,並完全遵守中世紀宗教戰爭紀律,不斷屠殺並把敵人的婦女及小孩化作奴隸。筆者曾談及IS能否擁有核武(見本報2015年11月19日A24頁〈IS會啟動核子恐襲嗎?〉),便談過此人關於IS擁核的悲觀預言。

但托登赫費爾一行明顯是IS公關行為。《華盛頓郵報》(下稱《華郵》)去年一篇題為〈「伊斯蘭國」成為國家已面臨失敗〉的報道,引述IS內部能接觸到的居民,展現截然不同的圖像。相關居民投訴生活困頓,服務中斷,藥物短缺,物價急升,組織混亂,食水不能飲用,瘟疫蔓延,跟IS聲稱建立穆斯林「模範治理模式」的願景大有距離。從秘密拍攝影片可見,婦女與小孩都很沮喪,有摩蘇爾居民稱就像活在巨型監獄。這些有多少出於西方媒體偏見,同樣不得而知。

那從西方國家加盟IS的「聖戰士」又看到什麼?台灣《轉角國際》作者張鎮宏引述真名侯賽因 (Omar Hussain)的土生土長英國人故事。侯賽因到IS後,在Twitter寫道:「我花了50分鐘來削10顆馬鈴薯的皮,人生不能如此下去,我需要個僕人…… 我想我明天再處理好了,太累了。」他是在2013年「受感召」並辭去超市保安工作而加入IS的,他也有帖文抱怨阿拉伯戰友「腦殘」,英國小報稱他為「超市聖戰士」或「搞笑聖戰士」。

侯賽因這些帖文,某程度上反映了IS的管理鬆懈,例如他這樣寫道:「你很容易從一個阿拉伯幹部的嘴中聽到『bukrah inshāAllāh』(意思是「明天吧,如果真主願意的話」)。很不幸地,在大敘利亞地區,管理者全都是阿拉伯人,而他們可能是這些職位上,最懶也最爛的管理人員吧……這個體制離『效率』的概念,還有很長一段距離。」隨著各國加強網絡反恐,聖戰士的宣傳帳號亦隨之消失,侯賽因常用的Twitter帳號也被移除,現在要從內部知道「真・伊斯蘭國」訊息已不容易。

網上還能找到有一個女性例子,來自法國。有為法國女記者為探究為何青年人會鍾情IS,假裝與一名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自稱「法國藉聖戰士中最接近領導層的人」搭上,差點嫁到敘利亞,在最後一刻因恐懼而反悔。此前「聖戰士」這樣介紹婚後生活:「到了敘利亞跟我結婚後,每天上午學阿拉伯語,下午學射擊,晚上就是自由時間。你會先跟一些講法語的女孩住在一起,你們一起禱告與讀可蘭經。幾星期之後,你就跟她們一起學習前線作戰課程,訓練體能和爆破技巧」。女記者似乎不大相信這樣的遠景,其後將經歷寫成《聖戰士內心事》,成為獵奇式暢銷書。

從這些資訊,我們起碼可以確定幾點:IS承繼了復興黨的國家規模,能應付國家層面的基本運作,但同時也承繼了這些政權機器的官僚習性,並沒有建立「新國家」勵精圖治的景象。IS最現代的管理屬於宣傳部門,無論對外、對內都有一手,但卻難以從根本解決人心問題。問題是這樣的管治,也不容易出現內部政變,正如《華盛頓郵報》那篇文章也提到,即使生存狀態不佳,還不至於引發內亂,因為成本還是太高了。除非從外部解決,否則IS恐怕還得在可見將來長存。

小詞典:聖戰士 (Mujahideen)

原因指「參與jihad的戰士」,而「jihad」一般翻譯為「聖戰」,不過根據《可蘭經》原意,「jihad」不過泛指人生的奮鬥和修煉,不一定指戰爭。近代穆斯林國家開始號召「聖戰士」作戰,以爭取宗教合法性,近年則被激進伊斯蘭組織濫用,並在阿富汗反蘇聯戰爭時成為全球常用的專有名詞。

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

回顧《廣場協議》陰謀論

近年來,關於人民幣滙率討論總有貨幣戰爭的陰影,1985年美國與日本、西德等國就滙率協調達成《廣場協議》,常分別被中日民眾引用(參看《日經》土居倫之的〈人民幣貶值使中國擔憂再次升溫〉),令民間傾向認為貨幣升值就是陰謀,相信中國應當不畏美方壓力,使人民幣貶值刺激經濟。但歷史真的能簡單重演嗎?

二戰結束後,日本得以迅速復元,跟美國扶植日本對抗共產陣營關係至巨。當時美國對日本製造業打開市場,促使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日益繁榮,自戰後至1970年代末,日本經濟實現10%左右年增長,同期美國平均年增長率僅4%。

列根上台後,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國策, 大舉減稅、控制美元發行,導致美元逐步走強,進一步刺激日本對美國出口,致使日本對美貿易呈現長期順差。結果,美國面臨巨額財政、貿易「雙赤字」,對日貿易逆差尤甚。反觀日本,則一躍成為最大債權國,讓不少美國人驚呼「日本正在挑戰美國經濟地位」。筆者有不少來自上一代教授的陳年藏書,都是關於「日本威脅論」,論調有點像後來的「中國威脅論」。

因此不少陰謀論者相信,美國與日本等國訂立《廣場協議》,促使日圓兌美元升值,便是為了打壓日本出口業,重挫日本經濟,結果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至今仍未恢復。

假如劇本真是這樣,中國崛起後,出口大舉進軍全球市場,中國也成為美國主要債權國,美方批評中國操控滙率,要求人民幣升值,便是對日貨幣戰爭的翻版,這也是共和黨總統準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基本世界觀。

但《廣場協議》訂立時,日本政府的積極性其實絲毫不低於美國,這是因當時美國國會對貿易赤字再難忍耐,認為日本「忘恩負義」,貿易保護主義大興,計劃對日本出口施加懲罰性關稅,一旦法案通過,日本或全盤失去美國市場。再者,日本對美出口積累的巨額外滙,多用於購買美國國債(這背後有包括「保護費」在內的複雜政治計算),資本不能有效利用,日本政府反而希望扭轉單純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國內經濟結構並刺激內需,因此才願意讓日圓逐步升值。

因此,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跟《廣場協議》不一定有因果關係。日圓升值後,過剩資本並未投入生產,而是湧入房地產及股市;反觀同樣升值的馬克,卻能令當時西德把資本投放在生產市場。就是人民幣升值,也不代表「戰敗」,而可能只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上所謂「不可能三角」內部的調整。雖然在G20會議,中國拒絕了以「新廣場協議」的形式進行多邊匯率管控,但事實上自200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是緩步上升,因為從中的收入轉移,可以使財富從出口企業轉移到民眾,增強人民購買力、刺激內需;另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也有利推動國際化,而這一直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標。加上日本戰略上需要依賴美國,而中國不必,反而有更多迴旋空間,在「國際資本流通」和「匯率穩定」之間取捨。雖然中國經濟有諸多問題,但拿來直接和硬著陸的日本類比,始終不大恰當。

小詞典:不可能三角(The Impossible Trinity)

經濟學家蒙代爾(Roberta Mundell)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提出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概念,指在開放經濟體中,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賬戶開放」三個政策目標只能選其二。例如香港資本自由流通,且實施固定匯率,則無自主貨幣政策;中國一直實施資本管控,從而維持對匯率和貨幣政策的控制。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或不得不逐漸容許資本流通,代價是放棄匯率穩定。

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

特朗普當選是天方夜譚嗎?

美國總統大選漸入高潮,隨着參與共和黨初選的克魯茲(Ted Cruz)及卡西奇(John Kasich)相繼退選,特朗普(Donald Trump)已成為共和黨「準候選人」,除宣告共和黨建制派大老的「狙擊特朗普」計劃徹底破產,也令美國輿論開始討論他最終當選總統的可能性,特別是最新民調顯示他的全國支持度首次壓倒希拉莉,更令一眾討厭特朗普的精英寢食難安。對此我們可參考《赫芬頓郵報》Howard Fineman的分析文章,以及《今日美國報》Susan Page對「關鍵五州」的分析,均把選戰聚焦在民主、共和兩黨在各州支持率的消長變化。

由於美國總統選舉採取勝者全取的「選舉人票制」,理論上,候選人的全國支持度是不太重要,在肯定落敗的州份民望怎樣低也無所謂,只要贏得「搖擺州份」(swing states),就能成為總統,所以每次選舉到最後,幾乎都是那幾個傳統「搖擺州份」的選民左右全國大局。

奧巴馬當選後,不少評論一度認為共和黨將「永久在野」,因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愈來愈多,白人快將成為其中一個少數族裔,令經營少數族裔票多年的民主黨優勢愈來愈明顯;但這假設,放在美國各州人口比例上,卻不一定成立。

搖擺州左右大局

翻閱美國之前數次大選紀錄,以得州為代表的南部州份,一直是共和黨的「鐵票倉」,即使特朗普關於「墨西哥圍牆」的政綱令拉丁裔人不滿,都不會改變共和黨在南部的優勢,相信這些州份還是會被特朗普悉數拿下。美國選舉分析員普遍認為,共和黨在2012年大選贏得的各州,只有亞利桑那有可能失守,但在五個 2012年民主黨勝出的州份可堪一戰。從今天開始,特朗普很可能就在這六個州針對性部署,還在繼續初選的希拉莉當有一定壓力。結合美國內部分析,假如我們是特朗普幕僚,應該這樣選擇:

1.亞利桑那州:在過往16次大選中,亞利桑那州僅被民主黨攻陷過一次,原來是共和黨的囊中物,這次的問題是州內人口結構。亞利桑那與墨西哥接壤,從來是移民重鎮,人口有27%以上為墨西哥裔,也是非法移民的大本營。特朗普詆毀墨西哥人、興建「墨西哥圍牆」等言論,真正帶來關鍵負面影響的,就是這裏。根據Behavior Research Center上月初民調,希拉莉當地支持率領先特朗普7個百分點,另一調查機構Merrill/West Group則顯示兩人平手。相信特朗普的未來發言,會逐漸把「有選票的美籍墨西哥裔人」和「無選票的墨西哥裔人」差別看待,利用人的自私心態,對前一群加以籠絡,這應該是他的強項。

2.佛羅里達州:佛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是教材版的「搖擺州份」,過去6次大選中,兩黨各贏3次,2000 年喬治布殊險勝戈爾的故事,就發生在當地。去年底至今年初的民調顯示,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支持率領先於希拉莉,但優勢逐漸縮小,到上月 Associated Industries of Florida民調結果顯示希拉莉已大幅領先13個百分點,原因也是拉丁裔美國人不滿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論,他們當中高達87%人對特朗普持負面態度。不過,佛羅里達的真正關鍵選民是古巴裔美國人,他們在共和黨初選大多支持魯比奧(Marco Rubio),而對特朗普也具相當好感,因他們長期對共和黨建制派的「務虛古巴政策」不滿。特朗普可能利用這個社群為起點,爭取民望,「反攻」州內拉丁裔。

3.俄亥俄州:俄州的特別之處,在於很多民主黨人黨性不強,都是所謂「列根民主黨員」,即當年選擇共和黨列根 的民主黨人。目前民調顯示,希拉莉當地支持率只高於特朗普3個百分點,由於俄亥俄是美國製造業重鎮,大量藍領工人相當擁護特朗普反建制、反外勞的政策立 場,剛退選的卡西奇是現任俄州州長,更是深受本地人歡迎。如果卡西奇能為特朗普助選,共和黨行情大為看好。特朗普在卡西奇退選後放風,說不排除考慮邀請他當副總統拍檔,相信這是主因。

4.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也是「列根民主黨員」的州份,但自從列根退休的1988年以來,就從未被共和黨拿下。但今次情況也可能有別:當地工人階級人數眾多,白人選民成為特朗普贏出此地共和黨初選的關鍵,而不少基層白人從前沒有積極投票,已成為特朗普發動 「沉默大多數」的主打對象。目前希拉莉在賓夕法尼亞的支持率領先特朗普7個百分點,究竟基層白人從前有多「沉默」、被動員後聲勢如何,將是未來選戰關鍵。 這兩個「列根民主黨州」合計有38張選舉人票,如能一舉拿下則大局已定。

5.弗吉尼亞州:這也是傳統關鍵州份,不過希拉莉的優勢似乎愈來愈明顯,因為當地女性選民、高收入選民都堅定 支持希拉莉,看不起特朗普,而且代表弗吉尼亞的共和黨女眾議員科姆斯托克(Barbara Comstock)剛宣布,「未準備」支持特朗普,因為州內北部對特朗普極為不滿,令她難以為黨効力,加上自身也要競選連任,自然不想被拖累。目前看來,特朗普在這裏沒有什麼扭轉乾坤的憑藉,不得不和科姆斯托克代表的勢力幕後討價還價。

6.威斯康星州:這裏有趣的是,特朗普和希拉莉均在初選落敗,更可說是共和黨「反特朗普」勢力最集中的州之 一。根據最近民調結果,希拉莉支持率領先特朗普10個百分點,特朗普要扳回優勢,需要在當地受歡迎的克魯茲「大局為重」,積極站台,這又涉及特朗普有什麼 可以交換。克魯茲的保守價值觀和特朗普大相逕庭,但他野心勃勃,而從政年資淺,不排除對一些內閣位置有興趣。

假如特朗普贏出上述六州,會獲得101張選舉人票,加上估計贏得的選舉人票,即比2012年共和黨羅姆尼(Mitt Romney)獲得的206張額外多出90張,這296票足以入主白宮。

當然,如此精算得以成功,依然極其超現實,但一年前,包括筆者在內,幾乎無人想到特朗普會贏得初選,那在全國層面,他有數個月時間針對性部署,又有誰再敢說是天方夜譚呢。

小詞典:「列根民主黨選民」(Reagan Democrat)

指傳統民主黨支持者,卻在1980和1984年大選中轉向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列根的一群。他們較自由派民主黨選民保守,尤其在國家安全和移民議題上,更接近共和黨立場。此刻特朗普在美國大受歡迎,不少評論員認為有「列根民主黨選民」因素。

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

特朗普外交:盟國應該擔心嗎?

美國富商特朗普取得共和黨提名在即,連全國民調也首次超越民主黨的希拉里,原來在一旁看熱鬧的各國領導人,都不得不正視一旦這位不知深淺的「狂人」真的當選,對自己國家有何影響。首當其衝的,並非中國、俄羅斯或墨西哥,而是長期和美國合作的一眾盟國。早前特朗普接受《紐約時報》長達一百分鐘的電話訪問談外交,一反口號主導的說話習慣,首次傳遞了兩個十分具體的外交政策方針:對日韓擁核持「開放態度」,和要求以北約為首的盟國「支付報酬」,以補償美國在全球體系的支出,並說如果盟友繼續「搭美國的便車」,就情願減弱對盟約的承擔義務。

我們習慣了目前國際關係體系的規範,很難想像一旦日本擁有核武、南韓和北韓搞核平衡、北約以英法德軍主導的世界,會是何等模樣,自然傾向認為特朗普只是以一貫的娛樂化競選語言危言聳聽。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回溯美國國際關係學界近年的論爭,卻不難發現特朗普這些觀點並不新鮮,只是被主流社會當作「天方夜譚」,才不為人認真看待而已,其實不少被長期邊緣化的學者都對新時代來臨躍躍欲試。當「特朗普當選」這個天方夜譚有可能成真,這些政策主張又何嘗不可能?

早在2014年初,美國專注國防安全研究的智庫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高級研究員、前政府顧問Elbridge Colby在《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指美國不應無條件反對日韓擁核,相反應在「合適情況」下接受兩國擁核。雖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顧問班子很弱,但其實有清晰的政策導向,Colby以下立論,就足以成為特朗普外交的理論基礎:

日韓可以擁核嗎?

這一派學者認為在研判外交政策時,「核不擴散」和「地緣政治」一樣,都只是服務國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如果為了美國繁榮、自由和安全,「地緣政治」計算和「核不擴散」計算發生衝突,就應優先考慮「地緣政治」因素,而不是「離地」而虛無、可隨時修改的國際道德原則。何況北韓早已成為核武國家,美國卻無能為力,的「核不擴散」理念早已名存實亡,其他國家擁核,也改變不了根本格局,所以相關道德制約已名存實亡。

Colby相信當來自北韓(或中國)的威脅日漸增強,日韓對美國的「核保護傘」承諾不容易無條件信任,加上民族主義崛起,就會產生越來越強的「擁核」動機,這也是兩國目前的徵兆。如果美國執意反對,得利甚微,而戰略利益損失巨大,因為不僅要獨自負擔「核保護傘」的開支和風險,還會影響美日、美韓同盟的互信。中國反而可以通過綁架「核不擴散」的道德高地(畢竟中國是首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核武國家),限制美國外交的行為,令華府投鼠忌器。

相反如果美國接受日韓擁核,代價不過是受到國際社會批評,戰略得益卻頗為巨大:日韓可擁有更強實力壓制北韓,並進一步制衡中國在東亞的勢力擴張,這些都有助於減小美國受到的戰略威脅。同時日韓與美國的同盟可能更牢固,美國的默許,足以換取美軍在日韓的軍事基地長期存在。更重要的是,正如特朗普強調,美國可從中大幅減輕提供「核保護傘」的成本和戰略局限,把資源放在國內振興經濟。

根據歷史經驗,美國早年接受了英法國擁核,對以色列先進的核技術也持「開放態度」,它們並沒有對美國的戰略利益造成任何負面影響,相反還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國際地位,成為全球治理的一環。如果今天的日韓政府受到中國扶植,美國才有阻止其擁核的動機,所以對此反對的應該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美國盟友搭便車?

至於特朗普批評美國盟友「搭便車」,也是不少右翼學者的觀點。這是美國民間的常用俚語,源自經濟學理論,因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令個人有「不付出成本但享受公共服務」的動機,這就是「搭便車行為」;這行為往往導致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市場對資源分配調節失靈,造成「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這問題延伸到國際關係層面,也同樣適用。例如美國Naval War College 戰略政策教授James R. Holmes就曾在《The Diplomat 》撰文,認為美國盟友常年來的「搭便車」行為不合理,其立論亦可以直接崁入特朗普的外交體系。

Holmes認為在實際操作層面,美國常年將4%以上GDP 用於軍費,貢獻北約軍費總額70%,而北約盟國不少軍費開支都只占本國GDP不到2%,這是不成比例的付出。當美國經濟增長減緩,這比例已是不可持續;加上作為民主國家,美國政府亟需向民眾交待,為何納稅人的稅務被用作維護別國安全,而得不到任何補償。特別是這些開支不同軍事工業貿易,沒有直接刺激本國經濟的作用,減省也不會有太多既得利益群體反對。

在宏觀戰略層面,這派觀點認為美國盟友一味「搭便車」,反而不是互相信任的表現,而會有損雙方的戰略互信。須知在大部份美國訂立的盟約中,都不會硬性規定一旦盟國有麻煩,美國必然無條件出兵;就是《美日安保條約》也有大量灰色地帶、「語言偽術」,讓美國可以在需要時抽身,外交運作,從來如此。假如盟國一味「佔美國便宜」,而不做出相應回報、也不花費增強自己的國防力量(包括向美國買武備),在這個多極時代,又沒有蘇聯那樣的單一二元對立敵人,美國「失去」它們,不代表它們不和美國做其他買賣,所以也沒有大損失。

奧巴馬不斷諷刺特朗普不懂外交,更以訪歐總結自己的任期,以證明傳統盟友的重要,但其實他早前接受《The Atlantic》雜誌專訪時,也直接批評中東和歐洲的盟友。當時奧巴馬明確表示對沙特、英法等盟國處理中東、北非危機的做法失望,認為它們本應承擔更大責任,而非一味依賴美國「出頭」,這其實是提醒盟友不要再「搭便車」,特朗普不過用更市井、更直接的用詞,把奧巴馬的外交語言發揚光大。

總之本質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很古典的現實主義為基礎,而以美國最直接的國家利益為核心,不會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包袱,也沒有高談民主自由人權的新保守主義使命,或左翼理想主義的濫觴。特朗普從未否認北約等同盟機制的必要性,但在他眼中,「聯盟」本身是「工具」、而非「目的」,一旦目前的同盟形式不符合美國利益,或不能令美國得到「利益最大化」(這也是傳統現實主義基本信條),他是不憚於「破舊立新」的,這正是他始終強調「美國優先」的立場所在。若如特朗普黨內外對手所言,擔心美國的全球聯盟體系就此「崩潰」,當是危言聳聽;但一場關乎盟友「責任與義務」的全球辯論,即使特朗普最終落選,恐怕也是勢在必行。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5月15日

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

西元三千年的「烹饌家」

不少學術界朋友喜歡推介學術巨著,有點看不起普及作品,但往往是後者的一鱗半爪能以小見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天文學博士哈特(Michael Hart)曾著《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一書,回顧人類歷史上重要人物,內容並非隨便拼湊的名人榜,而是一本跨學科人類歷史研究的通史,頗受讀者歡迎。

哈特後來又以「哈特的十世孫亞羅圖.庫克尼」身份,撰寫《西元3000年影響世界的100人》,再選出100位公元3000年時的「歷史」名人,講述他們的生平貢獻。書中有55個人物都是虛構的,代表他想像中的未來世界,部分上集曾出場的歷史人物也有截然不同的評價,例如莎士比亞甚至以「真身」出現。

筆者十分欣賞此書,而在芸芸虛構「未來歷史名人」中,除了眾多涉及科技的人物,還有一位尤其特別,她名為班姬.巫吉吉(Banta Ujiji),屬於未來世界,是「史上最偉大烹饌家」。據哈特解釋,「烹饌家」(culinator)是指「以設計新菜色為業」的人士,他們把料理昇華到藝術境界並超越今天的層次。

虛構角色 廚藝創新

巫吉吉生於非洲,烹飪生涯足跡遍布北歐、東亞、非洲、阿拉伯地區及南美,習得世界各地料理特色,並把其融會貫通,出版《拿手菜餚》這一獨創食譜集,成為「史上最暢銷書」。

為何這虛構人物值得注意?首先在於未來世界科技在烹飪的角色。據作者言,巫吉吉的料理有下列創新:

一)融合世界各地食材與烹飪風味,把繼承自傳統的自然調料及新技術發明產生的人工調料搭配,製出全新口味,這是目前難以想像的。

二)開創不少前所未有的烹飪技巧,例如「超慢燉煮法」,以溫火高壓燉煮食材8至10天,這也是科技能改變味道的預言。

三)她是首位大量使用「快閃調味料」的廚師,相關調味料讓食物在極短時間內產生獨特香味,多種混合搭配的口味可同時出現,味道於短時間內千變萬化。

四)大規模使用「擬狀香料」,讓食物質感產生改變卻不影響其口味,突破傳統對食物空間的概念。

品味專家 不容小覷

哈特塑造的巫吉吉躋身1000年後的「影響世界100人」之列,固然反映出今人對未來世界的善良展望,相信在生命可能永恒的世界,追求美食一類享受的重要性,足以取代現在對名畫與音樂的肯定,成為藝術主流,也相信科技能持續提高生活質素。

同時作者把巫吉吉設定為非洲人,也是對非洲未來走回國際政治主流的肯定,相信今天西方眼中的邊緣文化,終獲平起平坐的地位。

但這些畢竟是小說家幻想之言,回到公元21世紀,巫吉吉的預言還是充滿啓發的。目前能進行「民間外交」的人,不是傳統精英、富豪、專業人士,就是流行文化偶像、明星、運動員,但和我們衣食住行相關的品味專家,例如品酒師、咖啡師等,依然被認為是「小圈子離地代表」,但對人們的直接影響力卻不容小覷。在虛擬世界,他們的專才往往是「健康呃like」的典範,影響力已充分展現,只欠社會的結構性調整,就能把其他潛能一併釋放。這是我的預言,我們慢慢看,走著瞧。

小詞典:「張博堯」(2213~)

Michael Hart在《西元3000年影響世界的100人》的虛構人物,當時排名全球第一的一人。他是中國四川人,職業神經外科醫師,生於23世紀,當時科技已大有突破,他在2294年首次完成「大腦更換手術」,使所有人類能通過簡單手術長久保有青春活力,「直到地老天荒」,變相長生不老,成了對人類歷史影響最深遠的人。自此各國都要嚴格控制生育,人類沒有了不安全感,也更追求生活品味,整個世界觀從此被顛覆。

2016年5月12日星期四

假如英國退出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約一個月後舉行,首相卡梅倫屬「留歐派」,認為歐盟對英方已作出妥協,前倫敦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則屬「脫歐派」,認為英國的歐盟身份妨礙「英國人優先」政策。「脫歐」多年前被當作偽命題,現在兩派民望相持不下,可說是弄假成真。假如英國真的脫歐,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表面上,最直接政治後果自然是英國政府重新控制所有政策,亦即「脫歐派」宣稱的「奪回主權」。目前,歐盟在人口流動、對外經貿、金融管理、農牧漁業、跨境執法,乃至部分稅收上,都有專門法例,致使不少屬傳統「國家主權」的領域,被歐盟這一「超國家」組織侵蝕。以人口流動為例,歐盟追求的「勞工自由流動」,對英國勞務市場及社會福利造成一定衝擊。但即使沒有了歐盟勞工,英國本土主義興起後,還是會對新移民及穆斯林等質疑,「奪回主權」的實質意義不一定很大,卻可能有其他副作用。

例如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這3個英格蘭以外的英國組成部分,長期受惠於歐盟政策資助,亦可在歐盟層面自主以不同形式發聲,儘管不是正式成員,對歐盟改革也有自身不同理念。一旦英國「脫歐」,引發各組成單位不滿,分離主義呼聲將會更強,尤其是上次獨立公投失敗的蘇格蘭,獨派勢力之後有增無減,一旦出現英國「脫歐」這新因素,再辦一次獨立公投可謂順理成章,且結果也不一定相同。

經濟方面,「脫歐」對英國不同行業影響不一,而既得利益者的階級涇渭分明。例如金融業,大規模投行及資本管理企業一直反對「脫歐」,因那將導致難以在歐盟內自由轉移資本;但不少中小型金融企業認為,「脫歐」可規避歐盟繁瑣的金融監管條例,令運作成本大幅下降。於貿易領域,歐盟佔據英國進出口半壁江山,如果英國「脫歐」卻仍留在歐洲單一市場,英國對外經貿政策仍將受到歐盟約束,意義不大;但如果離開歐洲單一市場,再跟歐陸國家簽訂新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歐陸諸國屆時必會重新開價,英方未必能爭取較現在好的待遇。

喚起身份認同

說到底,「脫歐」最能喚起英國人共鳴的,並非任何具體政策,而是對英國文化及國家的認同,甚至有人把英國新移民問題歸咎歐陸國家的穆斯林,而對自身「英印共同體」歷史按下不表。歷史上,英國對歐陸諸國一直未能形成高度文化政治認同,而是以「離岸」身份平衡歐洲勢力,這也是英國對歐盟的根本策略。

但近年民調顯示,盡管英國人普遍對歐陸事務不關心,但當面對「in or out」選擇時,卻往往不願支持「脫歐」,因「脫歐」意味被歐洲孤立,也不符合英國對自身「領導力」的期許。美、中、俄等國是否還願意選擇失去中介身份的英國,作為「歐洲龍頭之一」打交道,也難以定論。作為政治計算,英國最理想還是留在歐盟框架內並爭取“最離群成員”的待遇,那樣兩派才能各取所需,並減低不可測性。

有否這樣的智慧,除了看英國選民,還得看朝野精英的大視野。

小詞典: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

歐洲範圍內對歐盟持批判立場的統稱。歐洲懷疑主義者認為,歐盟及其所推行的歐洲一體化削弱了民族國家權力,歐盟本身日益繁雜的官僚體制也有損各國利益。歐洲懷疑主義的強硬派主張脫離歐盟,溫和派則主張對歐盟體制進行改革。英國目前主張「脫歐」的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就屬於前者。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桑德斯由非主流步向主流之路

美國總統大選初選快塵埃落定,特朗普以非主流身份勝出共和黨初選,民主黨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雖然不大可能出線,但表現令人刮目相看,也是由非主流邁向主流的典範。究竟這背後反映甚麼?

桑德斯本人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立場,長期屬美國政壇的極左派,在缺乏有規模極左政黨的美國,曾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八次連任眾議院議員,成為美國國會史上任期最長的無黨派議員,這背景本身就相當特殊。當選參議員後,桑德斯終於加入民主黨團運作,但仍舊堅持左派政治理念,與民主黨主流精英相當疏離,甚至有評論認為他足以在初選正式落敗後自組名單出選。

其實,桑德斯在具體政策立場上,與民主黨並無嚴重衝突,只是與「建制派」希拉里代表截然不同的兩群人。桑德斯力求傳遞「縮小貧富差距、驅逐金錢政治」這一簡單清晰的信號,佔據了道德高地,除了繼續吸引草根、左翼死忠支持者,也呼應了為數眾多的年輕人和中產階級心聲。美國社會目前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性下降,美國年輕人和中產階級多認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建制派執政,結果都是「換湯不換藥」,特朗普、桑德斯異軍突起,都反映了這塊龐大版圖的訴求。

桑德斯自去年4月宣佈參選以來,支持率一直高企,目前民調支持率平均值42%,不過落後希拉里數個百分點。與特朗普支持者中好些不太關心具體政策的「花生友」不同,桑德斯的死忠支持者質素似乎高得多,大多是關心時政、認為目前美國社會存在種種弊端、政府確實被「金錢政治」操縱的深度思考者,亟需桑德斯這樣的領袖帶來改變,這讓桑德斯的群眾基礎倍加牢固。在廣大年輕人和中產階級眼中,希拉里卻儼然是華爾街利益代表,後者正是目前眾多美國人厭惡的。

究竟桑德斯會否獨立組黨?對這議題,起碼綠黨最樂觀其成。綠黨是美國左翼陣營中主力之一,以環境主義、社會公義、平權等為核心理念,在2000年總統選舉,綠黨候選人Ralph Nader得到總票數2.74%,對選舉結果有關鍵影響。上月綠黨領袖Jill Stein在社交平台上表達了「希望與桑德斯一起推動共同理想」的意向,近來桑德斯和綠黨陣營的支持者們,也越發熱衷討論桑德斯是否會與綠黨進一步合作,甚至作為綠黨候選人參選。如果事成,綠黨在美國政壇的地位可能空前提升,雖然不可能根本改變兩黨制生態,卻足以對這屆激烈而奇怪的選舉左右大局。

假如特朗普、桑德斯一類政客的旋風能持續,美國政壇實在不得不反思百年來精英壟斷的問題。假如目前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帶來任何「change」,但其實美國人心底裏又不能承受真正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那究竟是兩黨制、政治捐獻還是其他制度需要變革,不得不被下任政府正視。假如美國第三黨終究要出現,近年來,實在找不到全國對兩大黨建制派更不滿的時機了。

小詞典:超級代表(superdelegate)

美國民主黨初選時,除了各州選舉人票,還有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票(「超級代表」)。他們由民主黨主要領袖、資深黨員、兩院民主黨議員和民主黨現州長等組成,無需經過選舉自動當選,並可根據自己意願支持任何民主黨候選人。正因為「超級代表」存在,在政界人脈廣泛的候選人往往會在初選佔優,本屆希拉里正是受惠於此。

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

約翰遜成「英國特朗普」?


巴基斯坦移民後代薩迪克汗(Sadiq Khan)當選倫敦新任市長,這不代表剛卸任的政壇明星約翰遜(Boris Johnson)已被遺忘。約翰遜擔任倫敦市長8年,期間倫敦走出全球金融海嘯陰霾,成功舉辦2012年奧運,支持者認為他領導下的倫敦「重新煥發生機」;加上其非主流形象鮮明,言辭富爭議性,未來成為「英國特朗普」亦未可知。

按出身,約翰遜的精英成分毫不遜色於現任首相卡梅倫。他生於紐約,14歲回英國入讀貴族學校伊頓公學,後考入牛津大學,專攻古典文學,與卡梅倫不但是校友,更曾一起參加俱樂部。畢業後,他沒像卡梅倫那樣一心從政,而是先任職於《倫敦時報》、《每日電訊報》等媒體,成為著名專欄寫手,到1997年才涉足政壇,2008年當選倫敦市長,4年後成功連任。約翰遜也許明白「主流精英從政」之路已被卡梅倫一類先行者壟斷,他踏入政壇起便刻意跟精英保持距離,樹立另類非主流形象。例如為鼓勵市民環保出行,他每天身穿西裝卻騎單車上班,樂於在沿途跟市民合照,一時成為倫敦「公路明星」。

最經典是2012年倫敦奧運期間,為慶祝英國奪得首金,他在倫敦維多利亞公園露天巨幕前玩高空滑索,卻被卡在索道中間,懸在半空,但他臨危不亂,索性掛在索道上發表支持英國隊的即興演說,並稱他此舉是「真.奧運精神」的反映。卡梅倫也不得不承認,約翰遜時常能把「關公災難」轉變為「關公勝利」,反映此人機智過人。

約翰遜與特朗普相似之處,除了二人都有亂蓬蓬的金髮造型,日常生活都不拘小節,甚至放蕩不羈,時常成為傳媒頭條,享有超高人氣;他們在公共場合的發言都屬心直口快,被視作真性情。

跟特朗普類同,約翰遜在英國政壇也有「大嘴」綽號,例如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他的專欄每年是否有25萬英鎊收入,他稱「那不過是零錢」;參加「世界伊斯蘭經濟論壇」時,對馬來西亞「女性讀大學比例高」一事發表評論,稱「她們需要找老公」,亦被指歧視女性。然而,約翰遜經常公開致歉並輔以自嘲,結果也沒有多少人深究他的過火言論。

不滿建制 早着先機

由於約翰遜對英國的「建制派」政治相當不滿,讓期待「change」的民眾找到希望。約翰遜至今未回應是否有意競逐首相一職,但他早前突然高調加入支持「英國脫歐」陣營,跟黨友卡梅倫大唱反調,便明顯是借「脫歐」議題積累政治資本。自從他加入「脫歐」陣營,高呼「英國人優先」,旋即獲得國內眾多歐洲懷疑論者及英國本土主義者的支持,也讓一度被視作玩笑的「英國脫歐」成為真議題。隨着約翰遜表態,英鎊曾應聲下跌近2%,足見其影響力之大。

假如英國「脫歐」最終成事,約翰遜成為「脫歐運動」最強推手,屆時再競選首相,可謂順理成章。即使「脫歐」失敗,相關運動幾乎代表了一半民意,也足以讓約翰遜確立「黨內一極領袖」的地位,足以跟卡梅倫代表的「留歐」精英分庭抗禮,政治能量不難保存。世界大勢難以逆轉,英國出現特朗普式人物是早晚的事,懂得精算的約翰遜,才是早佔先機。

小詞典:英國保守黨

又稱「托利黨」(Tory Party),英國最古老的政黨之一,奉行自由市場、小政府理念,屬中間偏右政黨。保守黨長期主導英國政壇,戴卓爾夫人當首相期間更是重創國內工會,直到貝里雅改革工黨走「第三道路」、催生「新工黨」,才能重新挑戰保守黨的壟斷地位。但保守黨內部對歐盟立場相當分歧,也許已埋下未來分裂的伏筆。

2016年5月9日星期一

秦亞青的「關係理論」

在國際關係理論界,傳統的「三大範式」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都是源自歐美學界,它們共同享有的理論內涵皆為「個人理性主義」(Individualist Rationalism),意味着每一個獨立行為體,都以理性的方式與外界的結構進行互動。結構可以是「權力」(現實主義)、「制度」(自由主義)或「規範」(建構主義),但「理性行為體的獨立平等性」始終是西方三大範式共享的基礎。如何超越三大範式,一直是各國學者的強烈興趣。

秦亞青早年致力把中華文化與建構主義融合,隨後開創出以「關係」及「過程」為核心概念的「關係理論」(Relational Theory),自此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外自成一派。

在進一步了解「關係理論」前,大家首先要了解秦亞青對「文化」與「理論構建」之間關係的認識。所謂「理論構建」,即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及詮釋,而在秦亞青眼中,大家對某一社會現象的認識,是跟自身所處其中的社會文化息息相關,所以理論構建是以特定的社會文化為背景的。由於這假設會被其他學派批評為「絕對化」文化差異,秦亞青便嘗試以「關係」彌補有關問題。

「關係」決定「行為」

秦亞青首先從所謂「關係性」(Relationality)入手,提出3個理論假設:

一)世界由一系列「相關性」交織而成,行為體彼此聯繫,跟環境之間也互相聯繫,不存在超然的「絕對理性行為體」。

二)行為體的身份認同及社會角色均由社會關係決定,不存在脫離社會關係的身份。

三)社會的存在並非靜止的,而是一個「過程」(Process),是「關係」流動性的體現,行為體的身份認同與社會角色也在持續變化中。

在這些基礎上,秦亞青提出「關係理論」的邏輯有兩個面向:首先,行為體所處的「關係圈」(Relational Circles) 是行動的基礎,倘若對自己所處的關係圈沒有了解,甚至無法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其次,身處關係圈的行為體也會利用關係圈來實現目的,後者既包括短期的物質利益回報,也包括長期的戰略考量。

正如西方「三大範式」背後依賴的是「個人理性主義」,秦亞青的「關係理論」背後依託的,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思想,尤其是「陰陽」和「中庸」。根據秦亞青的論述,西方文化思想自黑格爾以降,皆注重事物的「矛盾」,然而東方「陰陽」文化則強調矛盾事物彼此間的「轉化」;「中庸」思想的「包容」、「互補」和「和諧」內涵,皆注重事物間的「關係」。因此,構建於中華傳統文化之上的「關係理論」,自然擁有和西方有別的世界觀,主要差異如下:

一)對「實力」(Power)的理解: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將之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關係理論」則提出「關係性實力」(Relational Power) 。「關係性實力」即行為體通過掌控其「關係圈」、使之為己所用的實力,包括擁有更廣的關係圈、更多關係親密的夥伴、乃至更高的「聲望」,亦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面子」。「面子」作為「關係性實力」的一種,意味著無形資本與利益,這是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忽視的。

二)對「治理」(Governance) 的理解:西方推崇以個人理性和自私心為基礎的「規則導向治理」(Rule-based Governance),「關係理論」則推崇「關係導向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後者建立在社群互信和互動之上,將關注點放在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而非「行為體」本身。

三)對「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理解:西方將以國家主權為核心「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作為國際關係體系的主要標準,「關係理論」則認為主權國家之間的體系,只是「關係」的其中一種,在「非主權國家」等行為體之間,還可能存在多種關係形式,例如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和日本「幕府體系」等,從而開拓了未來的種種想像,這也是筆者的強烈興趣。

秦亞青本人反覆強調,「關係理論」並不旨在取代傳統西方「三大範式」,而是意圖使東方文化與西方理論進行溝通互補,以期用不同的視角對我們所處的世界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這種話若在二十年前說出,國際學界是不會認真看待的通過以上對比,但通過以上對比,我們不難看出「關係理論」在「行為體」、「互動模式」和「互動環境」上,確實較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更多可能,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一些傳統理論難以理解的社會現象。

例如中國崛起後,在「一帶一路」等經濟外交政策上,不斷作出虧本買賣,有時確實沒有明顯所得,這在理性主義理論下是不合理的,但「關係理論」視角則認為,中國此舉意在建構更廣泛的「關係圈」,隨後便可將這一「關係資本」加以利用。

又如目前東盟的區域合作進程,一直強調有別於歐盟的「The ASEAN Way」,亦即以「協商」而非「制定規則」為主。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傾向於認為,這一合作模式因缺乏硬性規則,而不會有實質效果;但「關係理論」則認為,東南亞國家受東方文化影響深遠,The ASEAN Way正是「關係治理」的反映,旨在維持各國之間持續穩定的關係,從而保持了進一步合作的潛力。

在更宏觀的層面,目前中東乃至全球宗教極端主義氾濫,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對這些「非國家行為體」束手無策。但若從「關係理論」視角來看,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歐美各大國只重視宗教組織本身的行為,卻忽視了處理與宗教團體的關係,進而造成國家與宗教信仰者之間「關係失衡」。假如「關係理論」能真的超越主權,涵蓋非國家行為體,這本身就是一項突破性成就,還會對中國政府對主權的強烈堅持拆牆鬆綁,至於這是否政府支持「中國學派」建構的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

基於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時訂立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構建的國際關係體系。當時歐洲諸國達成了「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各國內部事務不受外國干預」、「各國在國際法前一律平等」等共識,被現實主義視為「主權國家」的起始,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就是指代現代意義上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隨著「非國家行為體」和「人道主義干預」等概念興起,這體系近年已愈發受到質疑。

2016年5月7日星期六

訪問鄭吉雄教授:台大孕育港產學者鄭吉雄

二戰後,不少學者隨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戰後幾十年,台灣社會相對穩定,學者能集中於學術研究,也孕育了一代新的文學家,如余光中和白先勇等,讓學術發展扎根台灣。這段時間,有不少香港莘莘學子負笈台灣求學,鄭吉雄教授便是其中一位。他於1982年入讀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於2002年成為台大教授。2012年,他回到香港教育學院工作,現時,他擔任教院文化史講座教授兼協理副校長。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周易》及中國古代文明、中國思想史和經典詮釋學等。至今他已出版了7本專書和60多篇學術期刊論文。他亦協助台大成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推動多項國際性人文學跨領域整合研究計劃,相信他定能讓我們認識中文在港台兩地發展的情況和展望。

答:鄭吉雄教授 (D)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選擇到台灣發展?
D: 我成長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當時香港的大學學額少,門檻高。且一般而言預科甚至高中畢業,足以立足社會。不過我從小對中國文化和歷史感興趣,亦立志學術研究,這是我1978年中學畢業後堅持讀大學的原因。當時報讀高級程度會考,以進入港大為目標;同時也考慮了內地和台灣,以具有歷史傳統的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為目標,所以我分別參加了內地及台灣舉辦的高校海外聯合招生考試(地點:內地聯招在廣州,台灣聯招在香港)。1982年獲得國立台灣大學錄取,於是奔赴台大升學,享受了四年文化學術氣息極濃厚的大學生涯。繼於畢業後考取研究所,並獲得中文系老師們的青睞,在激烈的競爭下成功獲聘為中文系助教,成為台大專任教員,展開了在台灣26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

S: 在台灣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D: 1945日本戰敗,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學術界不少著名學者隨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台北帝國大學易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後,也承傳了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曾聽過一則趣談:台大學生在椰林大道兩側草地上翻開書本,風吹到哪一頁就讀那一頁。這當然是略帶浪漫戲謔的想像,但也反映了台大自由的校園文化。
當年的台大課程設計,專業訓練之餘,也支持學生獲得更大空間發展學術興趣。我當時選讀了歷史系為「輔系」,其中「西洋通史」為必修課,授課語言是中文,課本也是中譯本。但當時為了記下各種專有名詞,我堅持用英文課本,獲得了教授的允許,且於考試時以英語作答,這是真正以「學」為主的「教」。當然,學風自由並不代表容易取得好成績。要知道每個時代都有其主流價值觀念,要突破就要敢於主動、挑戰、創新。台大學術訓練嚴謹,教授要求極高,但自由度大,有利優秀學生發展。這時候敢於挑戰的雄心壯志就會成為克服困難的力量。當然其中也有克服不了的,譬如當年兩岸未交流,台灣學生難以接觸內地學術資料藏書,幸而這方面我可以返港購買。

閱讀書寫分流 繁簡並行

S: 為何願意回到香港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
D: 我的青春壯歲、成家立業,都在台灣,直至2012年才返港,期間離開香港恰好30年。做此決定主因有二,其一是希望把握機會多陪伴年邁的父親;其二是被香港教育學院高規格的禮遇和誠摯的邀請所感動。再說,香港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回饋香港也是我心之所願。

S: 相比台灣人,香港人對中華文化和中文的重視程度怎樣?
D: 香港久負「文化沙漠」的惡名,根本上源自商業導向的社會價值觀。台灣文化氣息向來比香港濃厚,又經政府長期政策推動,閱讀風氣和文化風氣都好得多(當然現在也顯得停滯了)。閱讀風氣本身就是文化浸潤深淺的重要指標,薄弱則標誌了市民對文化的疏離。另方面殖民地背景也有以致之。每個具歷史文化傳統自覺的國家城市都具有某種獨特的審美觀,但在香港,審美觀、價值觀不中不西。反映在語言亦如此,譬如DSE將中文切割為「聽說讀」分別考核,完全套用英語測試的模式而忽略中文的語文特性,中文學界學者那麼多,卻鮮少聽聞針砭之言。總之香港在各方面美其名曰國際化,實則在文化上常陷入進退失據、價值混亂的迷惘。

S: 相比台灣的大學,香港的大學有何優勢和不足之處?
D: 世間事物,優點缺點往往並存,香港高等教育制度亦不例外:優點之一在於成功以高薪厚祿招聘國際一流學術人才;缺點是這種優勢不易扎根於香港的土壤,尤其人文領域常陷此困境。我是2014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綜合研究評鑑(RAE)人文領域的評鑑委員,全程參與評鑑工作,深悉此一工作的嚴謹與國際水平,我們也向政府提出了各校人文學科優劣的評估報告。然而,結果公布後,最終各校都自然而然地將重點放在如何爭取下一輪RAE獲得佳績,如何在人事上選優汰劣,很少注意專業領域扎根於自身土壤的複雜性。至於優點之二,在於素質保證的機制,缺點則在於過度依賴此一機制視之為萬能,反而限縮了大學教育的靈活性。素質保證的機制,常建立於各項量化的指標和數據。這些評估雖說有其效用,但過度則易本末倒置,讓多少大學教員虛耗寶貴的光陰。這也產生過度競爭的社會氛圍,導致學生再也沒有同學,只有敵人。
人生、學習失去了幸福感,豈可說是正常?反觀台灣高等教育界,優點在於社會相對穩定,學術發展健康,政府也高度重視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學術發展,且大學林立,學術社群人口多,學術風氣活潑。至於缺點,則是泛濫而缺乏客觀之高標準。

S: 你曾到荷蘭和新加坡等地交流,當地對中文的重視程度是否正在不斷增加呢?
D: 古典人文學的沒落是世界性現象。我受聘為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漢學講座時,親眼見證了該校漢學院的沒落、漢學領域的解體和漢學教授的流散。同樣的情形也在日本發生,傳統漢學式微,幾年前日本大學已招不到傳統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研究生。當然,當代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在各國仍蓬勃,帶動了各地學習中文的人口上升。這種情況,有點恍似學術界,東西方對《周易》這部書感興趣的人愈來愈多,像我這樣專門研究《周易》的國際學者卻愈來愈少。

S: 就近年有關正體字和簡體字的爭議,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些爭議?
D: 正體簡體字的爭議難以三言兩語盡述。一般普通人日常使用的中文字大約1000個左右,視乎職業而定。中文專業的學者常用字才有可能達到3000以上。簡體字的推行原意是掃盲,並方便推行政令。這在印刷品難以普及的時代,的確起了作用。但大家要注意到字體簡化,認字似乎容易了,但不同意義的字被合成一個(如「复」合併了「復、複、覆」),字體混淆造成語義錯亂也嚴重了。知識普及了,知識的素質卻低劣化。大家看互聯網上流通大量的詩詞文獻資料庫,其中錯別字之多,積非成是,令人不忍卒睹。關鍵仍在於熟習簡體字的人們,哪怕是知識人,也失去了駕馭字形細微差異的能力,從而在研究、儲存、傳遞文化訊息時發生種種謬誤。這樣會造成整個文化素質的低落。
其實在現代科技支援下,文字儲存、流通容易,國家應該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繁體字在印刷業的通用,讓人民多閱讀繁體字,卻不妨礙人民書寫簡體字,真正讓「閱讀」、「書寫」分流,正體、簡體字並行,提升文化質量。

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哪裏是「新加坡旁」?

月前在美國遇到一位馬來西亞教授,談到他的家鄉被稱為「新加坡旁」而感到不是味兒。相關廣告在香港隨處可見,原來迴響還真大。

這是中國某地產商的地產項目,計劃在柔佛海峽填海造地,建造「森林城市」。據報,計劃包括4個人工島,填海面積達14平方公里(約等同六分一個香港島),以200%綠化比為標準,耗資2500億元人民幣(約2984億港元)。但目前什麼也沒有,投資者猶如「買島花」。

該項目本來就是徹頭徹尾的大馬項目,獲大馬政府與柔佛蘇丹大力支持。大馬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今年3月宣布,把「森林城市」區域設為免稅區,並對未來入駐的旅遊與醫療企業提供稅收減免優惠。柔佛蘇丹亦一直希望發掘柔佛西部發展潛力,而「森林城市」的綠色環保理念也跟政府吻合。柔佛的地產商更是普遍歡迎項目,甚至認為它將成為「東南亞杜拜」,雖然此刻大家不必當真,但起碼有夢想,凡事不一定不可成真。

但掌聲背後,自然充滿雜音,例如不少柔佛當地漁民便大為擔憂。他們認為大規模填海造陸,將對海峽附近海域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自從工程2014年動工以來,漁民的每日捕撈量已開始下降,一旦人工城市建成,漁民可能難以維生。柔佛的環保團體對媒體表示,柔佛政府與環境署在批准這一項目時,並未徵求他們及漁民的意見,乃霸王硬上弓。假如沒有足夠的人「買島花」,項目會否爛尾更是難料。

另一邊廂的新加坡,對有關項目也頗有保留。在項目通過大馬環評時,新加坡政府便密切關注工程對附近海域的影響,新加坡議會也有議員反對,主要顧慮是對新加坡周邊房地產市場的衝擊。「森林城市」目前已規劃的住宅單位多達33.6萬個,超過新加坡全國私有住宅數量,會否引發星洲房價下跌,進而影響該國穩定社會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現在誰也說不準。

然而,在對外宣傳時,整個計劃偏偏不提大馬或柔佛,而以「新加坡旁」為宣傳口號,強調這一城市與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居民能依託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優勢,也就是「搭便車」,一如深圳與香港。今日不少深圳房地產開發項目也打「香港牌」,宣傳「在港工作、在深生活」,以「不限購」吸引港人買房,背後思維幾乎一樣。但無論是新加坡人還是柔佛人,對這樣的宣傳方式都不會好受,前者認為是被「抽水」,後者則覺得不被尊重。

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新加坡旁」本身其實也可是一種新馬之外的身份認同。 跟港深情形類似,柔佛首府新山一直被視作新加坡商貿在大馬的「腹地」,大量新山人為了高薪酬及機會在新加坡工作,不少新加坡人則為了低物價而在新山置業,這些人可說同時有兩國身份認同,這認同會否慢慢出現跟新加坡及大馬的偏離,值得關注。如今「森林城市」項目預計將容納70萬人口,倘若這一社群也遵循同一認同,無疑是一個關鍵大數目。

打算投資「買島花」的人會否想到這些?你說呢?

小詞典:腹地(Hinterland)

一個港口的經濟延伸地區,與港口擁有相連的政治、經濟、社會脈落,天然資源可作為港口的後盾,人力資源可成為港口的勞工,其他人口則是港口的市場。新加坡除了以馬來西亞為腹地,也拓展其他鄰近地方為腹地;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也認為香港擁有八大腹地,但回歸後經濟一面倒,理論似已遠離現實。

2016年5月5日星期四

南北塞浦路斯的「足球外交」

李斯特城爆大冷成為英超足球聯賽冠軍,各地政客紛紛借題發揮,可見足球對政治的影響力無遠弗屆。雖然不少足球代表隊對促進地方主義起着關鍵作用,但有時候也能促進統一,南北塞浦路斯的「足球外交」即為一例,在剛舉行的2016 ISA年會上,也有學者對此專題探討。

塞浦路斯雖並非「自古以來」南北分裂,卻也經歷漫長演化。1571至1878年間,塞浦路斯是北面強國鄂圖曼帝國的領土,其後則被英國殖民,令島上土耳其裔社群與西歐希臘裔社群長期並存,也長期對立。

塞浦路斯反殖武裝EOKA 於1960年帶領獨立,並希望跟希臘統一,北部的土耳其裔大為不滿,成立自身武裝組織TMT,雙方不斷衝突。1970年代,希臘軍官策動政變,土耳其武裝介入,直接控制塞浦路斯北部三分一領土,並在當地駐軍。北塞浦路斯更於1983年宣布獨立建國,儘管除了土耳其外無國家承認,但畢竟具備一切內部有效管治的條件。

南北塞浦路斯分裂40多年間,雙方其中一項共同語言就是足球。早在二十世紀初,南北塞浦路斯就分別有自身「官方」球隊,經常互動,並分別跟土耳其及希臘國家隊友賽。

但由於國際社會承認希臘裔的南塞政府,令北塞「國家隊」失去參與一切國際賽的機會,為此北塞足協(TCFA)、南塞足協(CFA)與國際足協(FIFA)進行了長期互動。

統一曙光 各方關注

FIFA本來允許TCFA與FIFA 成員國進行非正式比賽,但北塞單方面建國後改變決定,作為政治姿態。直到2004年,南北塞浦路斯曾對聯合國提出的統一方案舉行公投,北塞大比例通過,南塞則大比例拒絕,令國際社會開始同情北塞。FIFA亦在2008年再度提出,只要 TCFA 同意附屬於CFA及經後者同意,也就是不違反主權國家原則,TCFA 將可跟世界任何球隊比賽。

FIFA 的條件最初被 TCFA 拒絕,他們認為這一安排有損北塞「國家地位」。但塞浦路斯國家隊持續進步,也有愈來愈多北塞優秀球員因為不能參加國際賽而另投其他球隊,TCFA終在2013年跟 CFA 達成共識,簽署 FIFA 提出的協議。一旦協議被執行,TCFA 將成為 CFA 附屬組織,TCFA 球員將自動在 CFA 旗下註冊,亦即在 FIFA 協調下,整個塞浦路斯都將由「塞浦路斯國家隊」代表,南北雙方完成了「足球統一」。這與雙方政府的政治立場大相徑庭,卻突顯出足球的政治潛能。

目前,各方正等待 TCFA 向 CFA 提交加入申請,但 TCFA 尚未行動。這裏的互動也相當微妙, CFA由始至終都是被動,以免南塞再度承擔「破壞和平」的責任;TCFA只對拓展球員空間有興趣,其實並不希望多碰政治,要不是有FIFA強力撐腰,勉強解釋接受方案是跟「國際組織」直接獨立互動,甚至說服不了其他政客為何要「妥協主權」。真正要從中得到政治光環的其實是FIFA,但此刻FIFA醜聞纏身,已無暇他顧。

南北塞浦路斯統一曙光會否因而爛尾,正備受島上各方關注,但就算最終計劃成功,恐怕作為推手的FIFA前主席白禮達(Sepp Blatter),屆時也無暇理會。

小詞典:安南計劃(Annan Plan)

安南出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聯合國提出關於塞浦路斯統一的方案,建議成立「塞浦路斯聯邦」,統合南北兩個實體。自1999年啟動談判以來,計劃先後進行了五次大幅修改,在2004年付諸南北公投,獲北塞浦路斯65%支持率,但在南塞浦路斯以76%比例被拒絕。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尼日利亞與中國──非洲金磚危與機

非洲國家中,中國目前在東西非分別最重視的,便是昨天談及的肯尼亞,以及西非大國尼日利亞。雖然肯尼亞經濟較發達,但尼日利亞潛力可以相當驚人,不少國企對此都心照不宣。日前,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訪華,外媒雖報道不多,卻是鎖定兩國緊密關係的又一里程碑,對區域發展或有深遠影響。

以往中國對尼日利亞的經濟合作及援助,主要出口廉價「中國製造」產品,近年才開始加強基建外交,這是因為尼日利亞擁有非洲最多人口,卻政局相對動盪,又受如博科聖地等恐怖組織與叛軍勢力的侵擾,經濟發展滯後,港口發展同樣落後,令廉價的中國工業及日用品大受歡迎。按中國外交部數據,目前中國是尼日利亞的最大進口來源國及第二大貿易國,尼日利亞則是中國在非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佔中國對非貿易總額8%。

尼日利亞也是非洲首個把人民幣納入外滙儲備的國家,這進一步便利尼日利亞進口中國產品。那究竟進口什麼?除了各種日用品,尼日利亞還是中國在海外最大的摩托車出口市場,年出口多達100萬輛,大街小巷的摩托車幾乎都是「中國製造」。作為回饋,中國從尼日利亞進口大量石油,正是各取所需。這樣的經濟互補結構,並非任何西方國家所能取代。

近年來,尼日利亞也成為中國在非的最大海外工程承建市場。到2015年,中國企業與尼日利亞簽訂的工程承包合同,累計金額多達770億美元,中土、中興、華為等大型企業是主力,中國派遣至尼日利亞的技術人員約8500人,承建鐵路、航站樓、電站等。

政治不可測性更大

讀者大概對相關數據沒什麼感覺,重要的是中國已在尼日利亞建立萊基(Lekki)自貿區及奧貢(Ogun)自貿區,並在近日布哈里訪華期間,就進一步推進自貿區建設達成協議。這些遠在非洲的自貿區,可說是中國外交近年的新猷,被部分西方學者視為「新租界」。定義從來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反映的卻是事實,即中國已不再停留在純粹做生意的年代。

當然,尼日利亞鞏固與中國的合作,除了着眼國內經濟發展,又是為了跟西方國家「對沖」。尼日利亞曾長期被軍政府統治,曾經歷內戰,現在雖已「還政於民」,但每次大選都伴隨着流血衝突。去年大選,布哈里跟前總統喬納森(Goodluck Jonathan)達成跨黨派共識,實現相對的和平過渡,為西方朝野廣泛稱讚。

尼日利亞口中稱自身有能力獨自反恐,其實剛好相反,一直希望西方國家在反恐、情報合作等領域加強支持。

假如沒有中國大舉進駐,乃至連自貿區也建起來,尼日利亞卻是沒有足夠籌碼跟西方討價還價。一來,尼日利亞的宗教與族群矛盾十分複雜,西方都憂慮捲入另一個泥潭;二來,西方已有油價這樣的槓桿影響當地內政。若果中國與尼日利亞的關係發展下去,早晚也難迴避處理尼日利亞諸般敏感議題,這卻是目前中國未準備就緒的角色。中國企業要投資尼日利亞,數字上的潛在回報固然不俗,但政治上的不可測性可能較投資肯尼亞更大。

小詞典:博科聖地(Boko Haram)

尼日利亞的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武裝,在「伊斯蘭國」崛起後宣佈對其效忠,改稱「伊斯蘭國西非省」。2009年以來,在尼日利亞策劃了一系列恐怖襲擊,至今控制了北部近半數省份,造成上萬人死亡、上百萬人流離失所。因尼日利亞政府軍士氣低落、西非多國部隊協調不力,博科聖地一直在尼日利亞社會製造動蕩至今。

2016年5月3日星期二

肯尼亞會成為中國的非洲門戶嗎?

不久前,肯尼亞把涉嫌電訊詐騙的數十名台灣人強制遣返中國,本欄曾談及國際法的視角(見本報4月19日A22頁〈台灣詐騙案在肯尼亞〉),而中肯兩國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肯尼亞1963年獨立,即與中國建交,但兩國關係長期欠佳。冷戰年代,肯國首任總統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雖是反殖鬥士出身,上任後卻強烈親西方,憂慮中國在非洲輸出革命。現任總統肯雅塔(Uhuru Kenyatta)便是喬莫之子,卻走親華路線,明顯是經濟考慮。非洲是中國實現「走出去」戰略的重點區域,肯國又是東非經濟發展較好及政局較穩定的國家,兩國有深化合作空間。

中肯兩國1978年簽訂貿易協定,隨後中方以項目援建方式提供無息貸款,協助建設莫伊國際體育中心、埃爾多雷特醫院擴建工程、甘波基 ─ 塞勒姆公路等項目。近年中國外交方針改變,由單純援助變為「投資承建」,這是「一帶一路」及基建外交的先聲。

中肯雙方2001年簽訂投資保護協定,2005年肯國總統齊貝吉(Mwai Kibaki)訪華時,又跟中國簽訂涵蓋基建、能源、旅遊、製造業、訊息通訊技術產業等經濟合作協議。中國承建的項目包括奧卡瑞地熱電站、肯雅塔國際機場航站樓、蒙巴薩港口泊位及「蒙內鐵路」等;同期中國通訊產業巨頭中興、華為等,也在肯國展開大規模網絡建設。官方統計,前年中國公司承接肯尼亞34.7億美元基建項目,中國亦是肯尼亞最大融資來源國及工程承包方,可說所有大型新基建都有中國身影。

相關項目對肯方官員個人而言有什麼積極性?除了灰色地帶的操作,肯尼亞現政府也對中國的政治立場有所倚重。總統肯雅塔及其閣員一度因鎮壓反對派,被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以「反人類罪」控告;肯尼亞前任駐華大使曾直言,肯方希望鞏固對華關係,以贏取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對肯國總統的支持立場。2014年到本年初,國際刑事法庭先後撤銷對肯尼亞總統及其閣員的控訴,表示該案件受到相當「政治壓力」,其意指為何可自行領會。

挑戰美在非影響力
為強化中國在肯尼亞的存在感,中方亦以肯國為「軟實力外交」重點。2005年,中國在非洲設立第一所「孔子學院」,便落戶於肯尼亞內羅畢大學,3年後肯國境內第二座孔子學院於肯雅塔大學落成,4年後又於埃格頓大學成立第三座孔子學院,成為孔子學院在非洲的示範單位。

此外,肯尼亞也是中國對非洲媒體宣傳的大本營,中國各大官媒如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及《中國日報.非洲版》的非洲總部,均設於肯國首都內羅畢,似希望跟西方價值觀正面競爭。

肯尼亞是美國傳統盟友、奧巴馬父親的出生地,2013年商場恐襲案後,兩國進一步加強反恐情報合作,而在去年奧巴馬訪問肯國期間,兩國也就雙邊投資事宜簽訂協議,看來肯方也是希望有一定「對沖」效果。中方並不在意對沖,因自信能透過市場手段加上政府的默契,彰顯「中國模式」的實力,從而突顯美國「價值觀外交」的不合時宜。

假如連肯尼亞也轉向,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難免大降,這樣的宣傳價值也是難以量化。

小詞典:2007肯尼亞選舉騷亂

2007年肯尼亞大選中,以小肯雅塔為總統的執政黨政府,與反對派就選舉結果產生爭議,爆發全國騷亂,在兩個月衝突中,造成上千人死亡。肯尼亞議會調查事件未果,將之轉移至國際刑事法庭調查。2012年,國際刑事法庭對小肯雅塔及其主要閣員展開「反人類罪」調查,小肯雅塔曾親赴海牙應訴。最終,法庭因「證據不足」,撤消指控。

2016年5月1日星期日

特朗普對華政策會怎樣?

中美建交以來,一直服膺一個假設:無論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期間說了甚麼、對中國多麼不友善,中美關係實際上「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差也差不到哪裏去」,因為一切都被一系列結構性因素控制。即使新總統可能在任期開始對華強硬,到了卸任時,也往往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競選時高呼把中國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的克林頓如是,一度把「北京和巴格達屠夫」並列的喬治布殊亦如是。形象出位的特朗普終於成了共和黨候選人,假如最終當選總統,以上假定,又會否依然適用?

不久前,特朗普在華盛頓發表了一次外交政策演說,可謂「特朗普主義」在外交領域的自我總結,期間一如既往打出「中國牌」,將對華政策作為外交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次演說、以及從前訪問,我們可大略歸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如下:

首先,特朗普作為傳統現實主義者,並不喜歡對民主自由人權一類「離地」原則過份捍衛,對華外交政策的重心肯定落在經濟上,這也是其從商經歷的反映。在外交演說中,特朗普指責中國「竊取」美國財富和工作崗位,認為奧巴馬政府對北京過分遷就,任憑中國佔據經濟優勢,才令美國承受苦果。因此,特朗普針鋒相對提出「美國優先」,聲稱一旦當選將立即把中國納入「匯率操縱國」,並就經貿問題展開談判。一般相信,技術上這並不容易,但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則不有一定效果,特別是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其實也不是鐵板一塊,當中存在的空間,正是雙方的灰色地帶。

此外,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的重點,也落在「知識產權保護」和「反傾銷」這兩大議題上。在知識產權方面,特朗普誓言禁止中國通過各種渠道(包括黑客入侵),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以終止目前中美貿易存在的所謂「市場換技術」現象,即要求中國政府不得以「技術轉讓」為條件,限制美國高科技企業進入市場。在反傾銷方面,特朗普指責中國長期利用非法補貼,提升其出口競爭力,手法包括銀行低息貸款、出口退稅、低環保標準和勞工保障等。特朗普要求中國在上述兩個領域全面落實「公平貿易」準則,而他反復強調、迫使中國「就範」的手段,就是對中國出口商品施加懲罰性關稅。但後者並非總統一個人說了算,而需要國會配合,按目前特朗普在國內、黨內的形勢,要有一個合作的國會,並不容易,但假如特朗普能憑人氣令議題聚焦民意,則又另當別論。

經濟問題之外,中國崛起、朝核問題都是美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議題,特朗普其實不感興趣,但也不得不循例表態。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也就是北京念茲在茲的所謂「美國大戰略」,感到不以為然,認為華府只強化與日韓、越南、菲律賓等盟國合作,並加強美軍在該區域存在,只會徒勞無功。特朗普反而意圖重塑美國與東亞盟友的關係,在外交政策演說中批評,包括日韓在內的盟友們,並未就美國長期在海外的軍事存在支付足夠費用,「搭美國便車」;早前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也多次提出重新考慮美日聯盟關係,並指日本應強化自身防務,而非一味依賴美國。

這些姿態對中國的影響,可以相當深遠。和歷任總統或總統候選人不同的是,特朗普聲稱不介意日韓兩國擁核,甚至認為日韓擁核後,可更好地制衡中國、並有助解決朝鮮核問題。另一方面,特朗普認為朝鮮金氏政權缺乏理性,卻又剛提出願意與金正恩直接對話,這可是北韓爭取多年的目的;而他同時又要求中國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反映他根本不希望美國浪費資源在東北亞身上。換言之,在處理東亞地緣戰略問題時,特朗普強調讓盟友自主承擔防衛責任和制衡中國,同時又希望中國在東亞發揮「建設性作用」,而非事事由美國出頭。以上政策,其實就是讓中國承擔區域霸權的角色,同時讓盟國用「自己的方法」制衡中國,好讓美國抽身,在區域責任方面轉移給中國,同時在其他範疇保持對中國的制衡。假如成事,這是美國東亞政策的一百八十度轉變。

特朗普的外交陳述中,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不少重要議題,例如對南海主權衝突,立場始終模糊。他一方面提出美軍「有必要」加強在南海的存在、以威懾中國,另一方面又始終不作任何實質承諾,讓立場難以預測。剛當選菲律賓總統、有「菲律賓特朗普」之稱的杜特爾特,雖然靠民粹主義上台,但處理南海問題、對華關係一類涉及主權的敏感議題時,一如特朗普,同樣準備了兩面手法,以免把話說盡。在另一戰線,儘管近年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日趨緊張,但在特朗普外交中,我們既難找到「台灣問題」的影子,「香港」更是沒有什麼存在感。畢竟根據John Mearsheimer一類現實主義大師的預言,美國已到了考慮放棄台灣的時候,假如純粹經貿主導,特朗普對台港的興趣,絕不會大。

假如「特朗普主義」就是以上述以經貿問題和相對利益為重點,其背後的強烈現實主義傾向,早已是國際關係界共識。在最近演說中,特朗普公然駁斥了「國家建設」、「民主推廣」等新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推崇的外交手段,認為這兩個極端,恰恰導致美國外交陷入困境。特朗普稱,「美國式民主放之四海皆準」,只是長期以來很多美國人的錯覺,而海外民主建設,更是讓美國得不償失;諷刺的是,這正正與中國長期以來對美國「民主外交」的批判如出一轍。談及天安門事件時,特朗普也未就「民主」、「人權」發表看法,卻強調當時中國政府的處理「彰顯了政府的力量」。一旦特朗普真的當選美國總統,其對華外交的民主、人權成份可能明顯下降,一切以實際利益為歸依,而對北京而言,這樣的對手是最好處理的。

最後,即便是特朗普這樣的富商巨賈,對華外交中仍可見幾分軟實力痕跡。早在競選初期,特朗普就多次表達了對中國長城的推崇,認為美國也當效仿;他反復強調自己「喜歡中國」,經常與中國人做生意、打交道,並自豪地聲稱「中國人也喜歡我」。演說中,特朗普也不忘盛讚中國領導人「聰明」,儘管此類言論的目的,多是為了反襯美國當前政府的「愚蠢」。如此種種,倒也為特朗普在中國贏得了不少粉絲,以至於中國社交網絡平台上,關於美國2016總統大選的評論,幾乎都圍繞特朗普展開。儘管大多數中國人對特朗普的關注都是看熱鬧(或鬧劇),不過一旦特朗普當選,他想不會錯過自己的在華人氣,這也可算是「特朗普主義」為數不多的軟實力成份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5月

《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

筆者從小看《福爾摩斯探案》長大,對不同版本的改篇、續篇略有研究,深覺早前上映的電影《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Mr. Holmes),也就是由Mitch Cullin小說《A Slight Trick of the Mind》改編、麥克萊恩爵士(Sir Ian McKellen)主演的版本,可謂箇中的難得佳作。電影首次將高齡90的「晚年福爾摩斯」搬上銀幕,性格塑造突破常規、又屬情理之中,還體現出福爾摩斯原作者柯南道爾的獨特志趣,一切都堪玩味。

柯南道爾愛通靈的晚年

電影以福爾摩斯隱居多年後,晚年出山到日本查案為切入點,表面原因是劇情需要,深層原因卻是怕死。年邁的福爾摩斯記憶力嚴重衰退,甚至需要將委託人的名字暗暗記在袖口、以免忘記,遠赴重洋到日本,就是為了尋找一種「岩山椒」,因為據說這種東方草藥,可以找回失落的記憶。須知福爾摩斯本人具備相當的化學、科學素養,對邏輯深信不疑,而不屑依靠藥物回春──有一個後期故事正講述一名老紳士注射猴子血清素「返老還童」,結果行為變成動物。電影卻交代晚年福爾摩斯對靈藥著迷,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和內在的統一,其實暗合柯南道爾本人的晚年心境。

柯南道爾是傳統醫學訓練出身,據說早年曾加入共濟會,對超自然現象、神秘學、靈修等話題非常感興趣。在他的晚年,妻兒及多名親屬先後離世,陷入抑鬱,逐漸沉迷「唯靈論」,希望找到方法與亡靈溝通,以得慰藉。他除了不時在家舉辦通靈大會,還創作了數本與「唯靈論」相關的作品,如《The Land of Mist》、《The Coming of the Fairies》,後者中據說是受當時轟動一時的「花仙子」照片影響,試圖證明「花仙子」的存在,儘管那批照片後來被證明是偽造。柯南道爾還著有《The History of Spiritualism》,與多位「反唯靈論」者進行辯論,但他自己預言死後靈魂回來探望、以證明靈魂存在的「承諾」至今未兌現。究竟福爾摩斯到了老年,會否出現同一種彷徨?電影的拿捏恰到好處,和筆者對福爾摩斯的認識,可謂一致。

福爾摩斯的亞氏保加症

福爾摩斯的讀者,必對其不近人情而古怪的性格特徵,深有印象。他對案件的細節與真相的追求,顯示出異常的偏執,對任何有漏洞、邏輯謬誤言論的反駁,往往直率至刻薄。正因此,福爾摩斯幾乎沒有什麼朋友,除了對他萬般包容的助手華生。福爾摩斯的天才頭腦和孤僻性格,形成又一個強烈反差,這自然成為福爾摩斯迷的研究對象。

美國文人Leslie S. Klinger曾編撰過《福爾摩斯全集》詳細註釋版,他提出福爾摩斯很可能患有「躁鬱症」,致使其表現出對偵破案件的狂熱、與對日常生活的冷漠,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特點。Klinger 還進一步分析指,福爾摩斯有可能是「亞氏保加症」(Asperger syndrome)患者,也就是和台北市長柯文哲醫生一樣。「亞氏保加症」患者具有超乎常人的才智,然而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技巧卻很缺乏,難以察言觀色,或體會絃外之音,因此社交往往陷入困境。作為自閉症的一種,「亞氏保加症」患者往往將興趣集中在某一狹窄的領域,卻能在其中發揮其天賦。

以上病症描述,確實與福爾摩斯有諸多相似,不過福爾摩斯對人際關係某方面的潛規則、絃外之音卻極為敏感,能否就此「斷症」,就得讀者們自行研判。《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正是以這條主軸延伸開來,把一代天才的心理狀態描述得淋漓盡致。他晚年隱居,正是源自當年準確拆穿女委託人Ann企圖自殺的佈局,卻在她內心孤獨、尋求理解時選擇了漠然,間接導致Ann真的自殺殞命。電影另一條副軸也是這樣:福爾摩斯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委託人的父親是拋棄妻子的騙子,卻從未體會兒子多年尋找父親的感受。他唯一的朋友華生與他相伴十數載,二人種種生死經歷,讓讀者對他們的「特殊親密關係」議論紛紛,甚至猜測福爾摩斯的性取向;但在電影中,就連華生也離他而去,二人的隔閡正是因為華生對福爾摩斯處理「最後一案」進行了美化的記述,將福爾摩斯的冷漠隱去,讓福爾摩斯感慨「華生從未懂我」。

「貝克街小分隊」與傭人的小孩

因此,電影對晚年福爾摩斯性格轉變的描繪,才是最精彩所在。促成這一轉變的人物是傭人的小孩Roger,一個福爾摩斯的崇拜者,但其實這不是福爾摩斯第一次被少年打開心窗。在柯南道爾筆下,福爾摩斯與貝克街的一群流浪兒童同樣有非一般友誼,他們被稱做「貝克街小分隊」,專門為福爾摩斯蒐集倫敦各處的消息與情報。「貝克街小分隊」出場次數不多,與福爾摩斯的關係也止於崇拜者和助手,這一設定亦是電影中小男孩 Roger 出場時的定位。

然而隨著劇情推進,Roger 對老福爾摩斯的影響愈發深刻,福爾摩斯從他們母子的對話中,體會到「理性至上」對親友帶來的傷害。最後Roger 為了保護福爾摩斯心愛的蜜蜂差點喪命,更讓福爾摩斯體會到人情之可貴,終於發展了理性之外的情感,才意識到華生之所以改動關於 Ann 的「最後一案」,乃是出於對當事人、與及對福爾摩斯的善意。華生已死,福爾摩斯為了彌補,卻模仿華生創作故事,安慰那位日本委託人,編造其父親遠赴英倫的謊言,作為與華生在生死多年後終達至的共鳴。這一種死後才達致心靈互通的「男人的浪漫」,比原著描述的福爾摩斯與華生更感人。

當電影呈現的不再是一個料事如神的偵探,而是面對衰老與死亡、情感豐富又不失機敏的老人,觀眾不難發現,福爾摩斯對死亡的態度,也經歷了同一轉變:最初懷著對衰老與死亡的恐懼,心中所念是抓住與自己漸行漸遠的記憶力和邏輯。然而在電影結束時,福爾摩斯對「真相」的追求,已經讓位於自己與親友、舊識、乃至逝去者們在情感上的「大和解」,對死亡也更為坦然。《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的情節本身,儘管不是柯南道爾所撰,卻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柯南道爾所未曾描述的晚年福爾摩斯,既能忠於原著、又能有所創造,難能可貴。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5月

張保仔與「非國家個體」

早在英國人來到前,香港已有所謂涉外關係。我們耳熟能詳的張保仔,通過電視劇的傳播,已成了香港身份認同的早期傳奇,其實也是案例之一。假如我們以當代國際關係的「非國家個體」(non-state actors)理論演繹張保仔的故事,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啟示。

據清代歷史學家袁永綸著的《靖海氛記》,張保仔原名張保,原是廣東江門一帶的的貧苦漁民,十五歲時與父親出海途中,遭海盜鄭一船隊搶劫被擄,因生性聰敏和樣貌端好,受鄭一賞識收養為義子,擢升頭目。十七世紀初嘉慶年間,鄭一的船隊已發展到相當規模,以大嶼山一帶作基地。而清朝海盜全盛時一度實施「聯盟」制度,由七名華南主要海盜首領結成「海盜聯盟」,以不同顏色的旗幟劃分勢力,規定彼此的海上行為,其中紅旗幫由鄭一統領。這種組織結構,基本上和同期活躍地中海的海盜大同小異,而他們可是歐洲列強都要專門開會討論如何打擊的獨立勢力,可謂「非國家個體」的先驅。中國的華南海盜雖然沒有立國,但活躍範圍卻能達清廷未能實質控制的遠洋,性質已超出一般「叛亂團體」。

根據《平海紀略》中記載,張保仔在鄭一意外身亡後被重用(當然內裏有不少不倫故事),逐步成為紅旗幫首領,不斷擴充船隊,估計旗下大船有八百多艘,小船超過一千,海盜部眾多達七萬多人,同時配備有大炮,稱霸珠江三角洲。據說張保仔對部下嚴格,處事公正,對敵人寬仁,並非一般海盜套版形象的大奸大惡。根據《靖海氛記》記載,張保仔與部下約法三章:不可叛逃、劫貨八成歸公、不可姦淫婦女,而且有實質土地,可謂「盜亦有道」,這也是實行「有效管理」的一個側面。

張保仔的大中華情結

值得注意的是,張保仔集團以「非國家個體」身份,捲入當時的國際關係。他旗下海盜一般以搶劫官船、洋人貨船和澳門官船為主,隨着規模不斷擴展,更襲擊英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船隻。此外,一旦發現洋人船隻劫掠中國商船,往往主動出擊,可見其雖然以清廷為敵,卻不乏「大中華情結」。

清政府深明張保仔為代表的海盜是中、葡之間的共同隱患,故採用「以夷制盜」策略,積極和澳門葡萄牙人的武裝力量合作,允許葡萄牙人設立武裝部隊和建立炮台,以配合清政府圍剿海盜的行動。在迫使張保仔投降的圍剿行動中,澳葡武裝力量奉命支援清政府,乃當時罕有的「中外國際合作」。據《大公網》整理的史料,一八○九年即嘉慶十四年,清葡聯軍包圍張保仔九日九夜,張保仔的船隊卻藉此機會在大嶼山一帶整修,最後從容突圍,但成了「國際目標」後,「霸權」已差不多終結。

隨着海盜集團的生存空間逐漸縮小,張保仔最終向清政府投誠,但卻是澳葡判事官一度負責與張保仔談判、協商招安後的安排。一八一○年即嘉慶十五年,張保仔正式被招安,時任兩廣總督百齡親自到香山縣受降,授予張保仔「千總」官銜,他的部下亦封官或退隱。當時清政府接收紅旗幫眾達一萬六千人,船隻二百八十艘,火炮和兵械無數,不過這數字已不及全盛期的實力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整個招降過程,都是兩國合作消滅一個不可測的非國家個體。而其實當年攻佔台灣的鄭成功與「海盜」之間,也只是一線之差。

當代海盜比較:「大嘴」哈桑

假如我們要找當代國際關係的海盜案例,來比較張保仔昔日的「海權」實力,當今能作為「非國家個體」的海盜集團,首推近年橫行印度洋的索馬里海盜,特別是綽號「大嘴」的首領穆罕默德·阿布迪·哈桑(Mohamed Abdi Hassan)。在索馬里因內戰成為失敗國家後,哈桑自二○○四年起盤踞印度洋海域,實力雄厚,海盜船有高科技配置,目標都是國家級。例如二○○八年劫持沙特阿拉伯超級油輪「天狼星」號時,其載有貨物總值超過一億美元,哈桑因此得到三百萬美金作贖金。更轟動的是同年劫持肯雅向俄羅斯訂購的軍火船,並利用美、俄之間的互相猜疑與雙方周旋,開出三千五百萬贖金,其「發言人」更煞有介事接受新聞採訪,聲稱對武器本身不感興趣,自己是在進行「公海巡邏」云云,似認為根據國際法,他們作為「非國家個體」在公海行使權力完全合理。

哈桑和張保仔都曾獨當一面,但同樣面對政府壓力,哈桑最終也與張保仔一樣退下陣來。二○一三年哈桑聲稱「退休」,估計是索馬里海域國際部隊長期聯合執法,導致海盜收入驟減。後來比利時政府成功誘捕哈桑,將之判刑,其結局遠不如當年張保仔「投誠」般瀟灑。但這並不代表「非國家個體」的空間減弱,反而反映任何主權國家控制減弱的地方,就自然會出現他們的蹤迹。而在人類歷史上,這才是正常現象。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5月

鐵金剛《魔鬼黨》與當代國際關係

鐵金剛007系列歷久常新,最近期的《魔鬼黨》雖然劇情生硬、007也不再優雅,但依然有不少值得探討的國際關係素材。007系列的最大反派組織「魔鬼黨」(SPECTRE) 從前已令人印象難忘,這次更大規模正式出場,本身就綽頭十足,背後也不無現實隱喻。

SPECTRE全稱「Special Executive for Counter-intelligence, Terrorism, Revenge and Extortion」,這類名字是西方常見作風,單是這簡稱的方法,就令人想起布殊時代通過的《美國愛國法》(USA-PATRIOT Act),也是被批評為以反恐之名,行人權倒退、全民監控之實。魔鬼黨是一個跨國犯罪集團,行動圍繞反情報、恐怖活動、復仇與勒索展開,最終目標是統治世界云云,可算一般小說的慣常公式。但這一般公式的背後,卻是有戰略思想的:007推出時還是在冷戰,一切都是二元對立的非黑即白,但魔鬼黨的戰略卻相當前瞻,例如在第二部007電影《From Russia with Love》,魔鬼黨領袖Blofeld就以「斗魚」為例,道出其組織的「大戰略」:挑撥兩強相爭,待一方消亡、另一方受重創,再出手擊敗倖存者。在007故事中,魔鬼黨多次挑撥美蘇矛盾,以期坐收漁翁之利,這也是當時兩極國際格局下,不少第三勢力強人的真實心境。

隨著冷戰後的「新鐵金剛」出現,魔鬼黨統治世界的野心,不再是由挑撥大國爭鬥實現,而是有了與時俱進的新方法:直接利用各大國對國家安全的擔憂,通過製造恐怖襲擊,誘使國家公權力向私人領域無限制擴張,借政府之手,實現控制世界的目標。這個假設,根本算不上電影情節,因為早已在現實世界出現,當美國政府的對手變成恐怖份子,能最有效監控各界的由FBI變成微軟,整個國際秩序的勢力平衡,已逐漸向「非國家個體」一方傾斜,不少國家政要反而要投靠它們,並為其服務,令表面上強大的國家,逐漸淪為被支配的機器。

以「全民監視」(Global surveillance)這個魔鬼黨的主要陰謀為例,其實概念本身,早在冷戰時已有實踐。當時英美兩國就情報監控和共享訂立協議,組建了以ECHELON為代號的全球情報監控網絡。彼時,英美協同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組成五國情報聯盟,又稱「五眼聯盟」(FVEV),主要監控對象是各國政要,試圖搜集各國對蘇聯的政策態度傾向。因當年信息技術發展程度有限、情報監視的手段和規模都受到局限,大規模針對普通人的監控尚不能得以付諸實施;不過隨著今天全球信息網絡的通達和資訊收集終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全民監視已然不再是紙上談兵。早前,美國 CIA 前僱員愛德華.斯諾登就曝光了以「棱鏡計劃」為代表的美國政府大規模系統監視行動,從互聯網、公共攝像頭到個人移動電話,無不被政府監視網絡覆蓋,個人幾乎毫無隱私可言。

根據官方立場,類似的情報收集工作乃是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恐怖威脅的必需反應,其出發點是為了國家安全。這正是電影中魔鬼黨得以把各國政府玩弄于掌股之上的關鍵所在。對未知威脅的恐懼,讓們渴望通過強力措施「防患於未然」,殊不知此類強力措施往往會造成公權力無限擴大;一旦這一權力乃至權力機關被野心家滲透控制,其後果就是個人向公權力背後的野心人士臣服。其實類似的情節在《聖經》中亦有預言,如《啟示錄》中就有關於惡魔在世人身上留下印記、進而控制世人的描寫,與今天政府利用技術手段對個人隱私進行無限制窺探也是如出一轍。

影片中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魔鬼黨試圖操縱實施全球監視的大國共計九個,這即是影射現實國際政治中的「五眼聯盟」。魔鬼黨在全球製造各類恐怖襲擊、從而促使各國對反恐情報產生更大需求,進而採取全球情報合作的方式進行信息共享,而這正是魔鬼黨夢寐以求的監控平台。影片中「九眼計劃」參與國包括傳統大國如英、美、德、法、中、日等,還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不過最出彩的情節設定是將南非納入情報合作參與國。這無疑是當今國際局勢中以南非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逐步崛起的反映。尤其是,片中南非代表在「九眼計劃」首次表決是是唯一投反對票的,正正凸顯出南非作為新興國家對由傳統大國把持的國際秩序的挑戰態度。不過,隨著魔鬼黨在南非策劃新一輪恐怖襲擊,南非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顧慮終於讓它不得不屈從于各大國,轉向支持「九眼計劃」。這一幕,無疑也是今天國際政治現實的寫照。

儘管「魔鬼黨」這一設定僅存在於007小說、電影中,但是隨著它「與時俱進」,其設定對今天國際政治安全局勢的警示亦是不容忽視。畢竟,現實世界中不一定時刻有007這樣的超凡特工拯救世界,但「魔鬼黨」這類野心家,卻始終是可能存在的。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