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30日星期四

再伊斯蘭化 恐怖主義溫床

土耳其機場發生恐怖襲擊,近年該國接連成為恐怖分子目標,嚴重打擊這個一度有望再次成為歐亞大國的古老國度。恐襲固然有諸多內外因素,但即使沒有襲擊,土耳其近年逐步離棄世俗主義並重新伊斯蘭化的趨勢,亦值得觀察。

現代土耳其的成立源自一次大戰後,鄂圖曼帝國解體,凱末爾(Mustafa Kemal)將軍捍衞剩下來的土耳其核心部分,免受歐洲帝國殖民,推動土耳其民族主義,力促世俗化改革,即「凱末爾革命」,獲尊稱「阿塔圖爾克」(Ataturk,意思是「國父」)。

1928年,土國頒布世俗化憲法,剔除伊斯蘭作為國教的條款,全國範圍內的宗教學校與宗教法庭一律關閉。這場革命深入當地社會各方面,穆斯林宗教服 飾的適用場合被限制,穆斯林的「周五休息日」也被西方「周末雙休」取代。1938年凱末爾去世時,土耳其已成為一個世俗化國家。

但自2003年埃爾多安(Tayyip Erdogan)成為總理、2014年擔任總統,一切便開始改變。跟繼承凱末爾遺志的土耳其軍方不同,埃爾多安的政黨有深厚穆斯林根基,獲農村保守穆斯林 支持。他在土耳其政壇崛起時並非打「穆斯林牌」,而是其行動派作風深受歡迎,在民生方面建樹頗豐,但自從大權獨攬,伊斯蘭化的苗頭就開始出現。

例如埃爾多安對違反伊斯蘭教法的電視節目多有批評,去年又頒布「禁酒令」,規定晚上10時後商舖不得出售酒精飲品,亦稱婦女節育違反伊斯蘭教法,這些都令西化的城市精英不安。埃爾多安政府也逐步在大學建立清真寺,把一座伊斯坦布爾大學改建為伊斯蘭學習中心,宗教學校數目不斷擴張,近年更要求全國中小學課程加入伊斯蘭必修課程。歐盟人權法院曾對相關伊斯蘭化教育改革提出異議,土方則以「順應民意」解釋。

外交上,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同樣明顯。早年土耳其強烈希望加入歐盟,但一直被冷待,近年明顯與中東諸伊斯蘭國家加強往來,也捲入更多伊斯蘭教派紛爭。例如在敘利亞內戰,土耳其強烈反對阿薩德政權,也扶植了自己的派系,俄羅斯則相信土耳其為 ISIS 走私石油,雖然證據存疑,但埃爾多安與極端伊斯蘭勢力的複雜關係,始終懸疑難解。

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自然是對凱末爾革命過分西化的反制,而這也的確受到部份人歡迎。除了精英階層,不少傳統保守派都認為凱末爾改革,導致國家喪失了獨特性和大國地位,而且令「離地精英」掌握了國家財富,造成貧富不均。但埃爾多安畢竟是務實政客,似乎只是希望土耳其重拾奧斯曼帝國的榮光,而不是真正要改變國體。而且他積極配合美國打擊伊斯蘭國,部份也有買外交保險之意。問題是,一切牽一髮動全身,土耳其保守派近年受到鼓舞,行事越來越激進,也令外國激進穆斯林有了遐想,同時令城市精英強烈反彈,國家已撕裂。而這類國家,往往是恐怖主義溫床。

月前土耳其議長İsmail Kahraman提議,將世俗主義從土耳其憲法剔除,稱土耳其作為穆斯林國家,沒有必要在宗教問題上向世俗主義讓步,重新頒布宗教憲法是「理所當然」。言論一出成為眾矢之的,議長所屬的執政黨表示「不代表本黨立場」,但這是否埃爾多安在試水溫,誰也說不準。當激進伊斯蘭份子以顛覆土耳其為目標,世俗派又視埃爾多安為「新獨裁蘇丹」,埃爾多安的動作很容易兩邊不討好、而且弱化管治。在這個全球民粹發酵的年代,土耳其前景令人擔憂。

小詞典:正義與發展黨(AKP)

土耳其偏右的伊斯蘭保守派政黨,2001年成立,現總統埃爾多安是組黨成員之一。AKP在土耳其農村、保守穆斯林群體中享有相當高支持率,自2002年來,一直是土耳其執政黨。儘管在社會議題上持保守立場,AKP仍支持自由市場經濟,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因此依然被西方主流國家接受。

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

脫歐公投 鬧劇一場

作為牛津大學舊生,筆者日前收到學校現任校長關於脫歐的公開信,語氣極其沉重,彷彿國家面對跟「9.11」恐襲同等規模的災難。說是災難,未免誇大,但形容這場公投是一場鬧劇,起碼在筆者認識的眾多英國人當中已是共識。舉行脫歐公投本身絕非鬧劇,歐盟制度上有諸多缺陷,英國是否留在歐盟值得嚴肅探討,理論上也存在脫歐後和歐盟釐定另一種合作關係的空間。但公投結果公佈後,卻反映這場公投的設計、前因後果,都相當草率、毫無章法,不得不令人對英國人賴以自豪的理性大打折扣。

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算盤,原來路人皆知,就是擔心保守黨不能大勝,認為承諾舉行脫歐公投,能在略為增加數個百分點的支持,而且承諾是不用兌現的。這是因為保守黨原來和自由民主黨合組聯合政府,而自由民主黨強烈反對這類公投,所以卡梅倫連任後,就有自由民主黨負責「走數」。怎料自由民主黨競選大敗,不能留在聯合政府,保守黨就失去迴旋空間。

即使要假戲真做,留歐派原來獲跨黨派主流精英支持,脫歐派代言人不過英國獨立黨黨魁Nigel Farage那樣的邊緣政客,正常結果理應像七十年代類似公投的數據那樣。直到保守黨、工黨均內部分裂,一年前還高調支持「留歐」的人氣政治明星Boris Johnson忽然投向脫歐陣營,以在卸任倫敦市長後延續政治潛能,民眾才覺得脫歐是一個認真的選項。

到了這裏,都沒有問題,政治從來就是這樣的。問題出在已成認真選項的脫歐陣營,居然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完整計劃,向選民說脫歐後會怎樣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希望哪些範疇保留和歐盟的關係、哪些範疇要改變、而歐盟又為甚麼要接受。這些問題卻是留歐派不用解答的,因為那就是現狀。

那「脫歐派」的宣傳重點是甚麼?一是身份認同,涉及選民對新移民的不滿、乃至白人至上主義隱藏的種族歧視;二是利誘,例如宣傳脫歐可省下「每週3億5千萬英鎊」,但具體脫歐後可以怎樣限制移民、而又保留經濟增長,可以怎樣省下那筆錢、而又能享受歐洲共同市場的好處,從來沒有人提及。Farage甚至在公投後,坦誠「承諾」是子虛烏有。公開辯論時,每次被觸及這些細節,脫歐派大將都是訴諸反精英主義,高呼「一般人」已受夠了「離地精英」的數據、理論和教條,然後,就沒有然後,因為彷彿已解答了一切。

脫歐成功至今,幾可肯定,脫歐三巨頭都沒有任何具體計劃怎樣向前走。當然,英國驚魂甫定後,定必會磨合出一套計劃,這裏簽一條、那裏補一些,湊起來,也許也像個樣子。那最後那返回理性的計算產品,很可能是目前狀況的七、八成相似;Boris Johnson剛發表的文章強調「一切不變」,除了是安撫人心,也是他明白當收拾爛攤子的是自己,其實真正的選擇甚少。這套折騰一輪後的方案,假如能為歐盟接受,必然是重重妥協的產品。假如這產品及早作為脫歐的package,與「留歐」的現狀package做一比較,一切訴諸數字和政策、而不是恐懼和感覺,選民的選擇可能完全不同,可以令結果改寫,當然也可能更堅定脫歐。在一場成熟的公投,理應是這樣投的,但現實,卻剛好相反。

可怖的是,這不是平行時空,而是我們身處的真實時代。

小詞典:「Brexit」

英國脫歐公投製造出來的新詞彙,把「Britain」和「Exit」合體,已成為普遍使用的專有名詞。名詞普及後,一系列其他詞彙也應運而生,除了原來的「Grexit」(希臘離開歐盟),還有芬蘭離開歐盟的「Finish」、捷克離開歐盟的「Czechout」等。

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

蘇格蘭、英國跟歐盟交織「3層遊戲」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公布後,Polandball有一幅十分有趣的插圖,講述英國一方面說離開歐盟要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卻跟蘇格蘭說「要本土、不要分離」。 這正是目前歐盟、英國與蘇格蘭互動的寫照,縮影了「超國體制 ── 主權國家 ── 非主權」實體之間的3層關係。

自前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推動權力下放政策,蘇格蘭整體的親歐盟立場就十分鮮明。在愛丁堡的蘇格蘭議會內,主張「脫歐」的議員屈指可數,蘇格蘭第一大黨蘇格蘭民族黨(SNP)固然主張本土化,同時也立場堅定地主張留歐,並早在結果公佈前就明言,一旦英國選擇「脫歐」,蘇格蘭將考慮「各種可能措施保持在歐盟的身份」。

留歐陣營是蘇格蘭主流,自然有結構性原因。在移民問題上,蘇格蘭的移民人口遠不及英格蘭,移民對蘇格蘭造成的社會衝擊不如英格蘭強烈,而且蘇格蘭人普遍明白需要引入外來勞動力,以扭轉本地地廣人稀、日益老化的人口結構。而且蘇格蘭人眼中,對自己「主權」最直接的侵蝕者就是英國政府,「脫歐派」眼中的布魯塞爾,正如蘇格蘭人眼中的倫敦,歐盟反而成了蘇格蘭爭取身份認同的太上皇,這在獨派陣營心照不宣。

這策略並非單是宣傳,歐盟身份也逐漸成為蘇格蘭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在蘇格蘭商界眼中,英國的市場需求相對不夠,自由、開放的歐洲乃至全球市場,才是眾多出口導向企業賴以生存的保障。歐盟單一市場制度下,蘇格蘭的出口商品可以在歐盟境內零關稅流通,蘇格蘭可以歐盟身份在全球貿易享受自由貿易協定待遇,可說實行了部份和英格蘭的平起平坐。

雖然歐盟成員國以主權國家為單位,但蘇格蘭一類非主權實體並非沒有角色的。長期以來,蘇格蘭對歐盟改革的呼聲,集中在刺激區域經濟競爭力、促進青年就業、保障勞工權益、促進自由流動這類議題上,而歐盟就以「地區」為單位,設立專門的「結構性投資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蘇格蘭享受的援助分為四大類:「區域發展基金」扶植當地中小企、創新型企業和綠色企業發展;「社會發展基金」針對當地社會福利建設(如住房、教育);「農業發展基金」和「海洋漁業基金」專門為當地漁農業提供援助。這類財政撥款,源自歐盟直接和蘇格蘭政府、NGO的合作,蘇格蘭人都直接感受到來自歐盟的福利。近年英國政府對蘇格蘭經濟發展的支援一直被批評「不到位」,不少蘇格蘭中下層人士受訪時都說:「倫敦將我們拋棄、歐盟則施以援手」。

英國留歐陣營一直有陰謀論,認為蘇格蘭是做了兩手準備,沒有用盡全力催票,這從蘇格蘭的投票率可見一斑,否則要是「蘇獨」份子像統獨公投那時候的動員,當地投票率大概可以推高數個百分點,或足以影響大局。陰謀論自然是不能核實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這樣的結果,既宣示了蘇格蘭的親歐洲立場、又製造了二次公投獨立的機會,令蘇格蘭成了大贏家。假如蘇格蘭短期內進行獨立公投,獨派翻盤的機會,就高唱入雲了。

小詞典: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蘇格蘭境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政黨,以「蘇格蘭獨立」為目標。2011年,該黨成功在蘇格蘭組建多數派政府,2014年發起「蘇格蘭獨立公投」,雖然公投獨立失敗,但仍於當年成為英國下議院第三大黨,並繼續謀求推動蘇格蘭獨立運動。

2016年6月27日星期一

重讀《帝國斜陽》對英國的啟示

英國通過「脫歐」公投,卻引來本國空前大分裂,既有不同階層、不同世 代的矛盾,亦有蘇格蘭、 北愛爾蘭等的分離主義,但這自然不是英國第一次面對類似危機。大英帝國的解體,就是震盪大得多的持續事件,英國本部卻安然度過,而且轉型得頗為成功。英國 著名記者拉平(Brian Lapping)所著的《帝國斜陽》(End of Empire),專門記述1947至1980年間帝國瓦解的過程,同時也有紀錄片推出,在香港回歸前曾被廣傳,對我們理解當下的國際政治局勢,也有借鑑意義。

大英帝國是史上面積最大的帝國之一,鼎盛時期殖民地遍布全球。自1947年印度宣告獨立,到1980年羅德西亞(Rhodesia)獨立成津巴布 韋,共計49個前殖民地擺脫英國殖民統治。拉平重點記述10個案例,分為遠東(印度、馬來亞)、非洲(黃金海岸、肯尼亞、羅德西亞)、中東(巴勒斯坦、伊 朗、 埃及、亞丁、塞浦路斯)三大類。

當時面對席捲全球的民族主義運動、反殖獨立呼聲,英國的總體政策是「順勢而為」,亦即不再動用武力,也不期望維持對殖民地的絕對統治,卻通過一系列 制度設計,鼓勵殖民地自治,與當地民族主義者談判,並最終達成「主權移交」,使得大英帝國體面地從前殖民地撤出,並保留種種明暗影響力,繼續成為「沒有帝國的帝國」(在左翼學者眼中,就是所謂「新殖民主義」)。

「柔性管制」保日後聯繫

英國這樣的姿態,在遠東和非洲取得成功,在中東則相對失敗,撤離巴勒斯坦和亞丁時悄無聲息,而且相當狼狽,與在印度、非洲衣香鬢影的移交典禮大相逕庭。拉平指出二者之間的分別,正是英國去殖前夕的種種制度設計,未能在中東得到貫徹,因此,我們更有必要了解大英帝國的制度遺產。

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理念,從武力管制轉向「制度推廣」,其教訓主要是從美國獨立戰爭中習得。自從來自倫敦的武力和專制,讓英國痛失美國殖民地之後,帝國開始採取「柔性管制」,逐漸賦予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地自治權。這一統治理念在二戰後繼續發酵,英國及其委任於各殖民地的總督,實際上成了各地獨立前夕政制發展的主要推手。英國人對帝國的政治制度,有相當自豪與自信,相信對各地的精英階層,有高度同化作用。根據拉平總結,英國政制核心有三個層次,最上層是君主立憲制的虛君,中層是富於競爭的政黨政治與內閣,下層是由知識分子和專業精英組成的文官階層,他們都是廣義的管治者、持分者。帝國殖民地發展內部自治政府,就是帝國總督在當地推廣這一套政治制度的過程。

在推動殖民地自治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是實現「本地人參政」。在殖民統治結束前數年,殖民地總督都會選擇一批「當地傑出人士」、「社會賢達」進入立法機關,與殖民政府共同議政。初時殖民地立法機關僅充當總督的傳聲筒,然而隨著本地精英不斷加入,尤其是本地人逐漸擔任具實權的行政職務後,立法機關也逐步演變為殖民地自治的重要機構。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自治過程中、乃至獨立後廣受民眾歡迎的領袖,往往並非殖民政府利益的代言人。然而出於對制度的維護,英國政府仍舊對這些當地新晉領袖,抱以尊重和支持(當然,也是為了利用)。例如1930年前後,印度殖民政府中的印度裔文官,已比英籍官僚更富行政能力,印度治理實際上已經朝印度人內部不同派別的政治博弈發展,而在印度獨立前夕,英國派遣的副王(相當於總督)蒙巴頓勛爵,就直接以末任總督身份,專注與印度本地領袖甘地、尼赫魯等人談判。過程中,英國以「談判者」而非「統治者」的姿態與印度精英交流,最終為英國和獨立後的印度繼續保持特殊關係奠定了基礎,除了令印度成為英聯邦核心,也逐漸建構出今天的「英印文化共同體」。

英帝國對殖民地社會的文化滲透,亦對協調英國和殖民地關係起到重要作用。在帝國尚未解體時,殖民地的精英階層普遍將子女送往英國,接受英式教育。他們對英國的文化、制度和理念耳濡目染,學成之後又往往回到故土,在殖民政府或獨立後的政府中出任要職,使得獨立後的新政府,多少繼承了英治時期的管治理念和手法。殖民地總督推行的政治改革、和深受英國影響的本地政治家治理之間,之所以能夠平穩過渡,英國政治文化的軟實力功不可沒。這可以解釋為何不少殖民地在主權獨立後,都要留在英聯邦,更主動充當維護英式制度的國際地位的衛士。

換言之,英國處理去殖潮流的核心立場,並非延續帝國統治,而是將帝國的損失減到最少,再將英國利益用其他方式、改頭換面展現出來。這無疑是英式現實主義的體現:二戰後英國國力大減、又面臨反殖浪潮和冷戰二元對立,明白高壓和武力捍衛都得不償失,同期法國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遭遇就是明證。面對獨立呼聲,英國決定並不阻止,而是以制度推廣、文化滲透為手段,推動殖民地人民走一條英國有份參與設計的「自治-獨立」制度化道路,以最低成本構建出各個既和平獨立、又與英國維持政經聯繫的新興國家,最大限度維護了英國在全球的利益。大英帝國的崩潰,其實也是英國在後殖民世界的涅槃重生。英國處理脫歐公投後的挑戰,如能秉承同一智慧,不拘泥於形式,用自己的方式重新鎖定和歐盟的不同關係,再穩住內部形勢,也許對自己、對歐盟都不是壞事。

小詞典: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

指英帝國統治巔峰時期。拿破崙戰爭後,英國開始進入全盛時期,在國際經貿和政治領域佔明顯優勢,通過經濟霸權和強大海軍,令其殖民帝國不斷擴張。至一戰後的巴黎和會時,英國再託管戰敗國殖民地,帝國統治範圍遍佈七大洲,世界陸地面積和當時世界人口1/4都屬英國統治,因此又稱「日不落帝國」。

2016年6月25日星期六

英國脫歐後的新世界:「柔性歐盟」、「歐亞盟2.0」與「小不列顛」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舉世震驚,但世界還是要如常運作,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都不能否認,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今天我們先談這個時代的歐洲國際關係,至於全球右翼興起將會在下篇再述。

「柔性歐盟」

這次公投的辯論重點,理論上是「脫歐還是留歐對本國人更有利」,但其實筆者一直深信,英國無論是去是留,對具體政策而言,效果都分別不大。所謂「歐盟」固然是一個單一體制,但同時也是一個一籃子政策的綑綁式盟約,而這種綑綁也有部份彈性,例如一些政策可以對部份成員豁免,一些條約(例如神根公約)、制度(例如歐元)也可以適用於歐盟外成員。換言之,即使英國不是歐盟正式成員,政府也有責任和歐盟整體、或個別國家逐一重新簽訂不同合作條約,過程就是一連串的討價還價。雖說「主權在我手」,但英國既不可能真正孤立於歐洲,就不可能得到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條款,也不可能不對歐洲各國付出而得到好處。到了最後,挪威、瑞士一類非歐盟歐洲國家的「體外整合」案例,就會應用在英國身上,而大部份今天投票的人認為可能有突變的事,例如簽證、關稅、學費等,相信都會維持某種形式的連貫性。

但這樣的改變,卻會根本改變歐盟擴張的理論基礎:即歐盟需要一個單一體制來「剛性整合」,才能達到原設計的目的。然而這樣的整合模式,已被證明有不少盲點,例如各國邊界拆除原來是為了方便,現在卻連保衛領土的功能也一併失去。須知法國進出瑞士也有邊境,通常形同虛設,但畢竟可以隨時實化;現在歐洲各國面對難民危機,卻失去「邊境實化權」,自然不可能沒有反彈。又如東歐各國的經濟水平和「舊歐洲」相差甚大,即使是處於同一國家內,這樣的差距,也需要差別看待,現在歐盟卻是接受了新成員後,就再沒有甄別機制,這是追求大同而忽視操作的典型。筆者不相信歐盟會崩潰,但有了英國先例,肯定各國右翼都會提出「脫歐」,各國政府受到民意壓力,也必會提高對歐盟的叫價,結果很可能是令一切捆綁式條款都有了彈性,歐盟的整合由「剛性」變成「柔性」,有點像東盟那樣。那時候,名義上的歐盟甚至可能進一步擴大,因為限制少了,「大歐洲」的夢就成了形式、多於實質,但卻不再具排他性,「歐洲合眾國」的美國式藍圖,卻是遙不可及,歐盟也不容易成為世界單獨一極。

「歐亞盟2.0」

假如歐盟由「剛性」變成「柔性」,雙邊談判可能重新成為歐洲國家的主要外交行為,那樣其他歐洲整合組織可能死灰復燃,例如成員大部份出走到歐盟的「歐洲自由貿易區」(英國加入歐盟前就是這個「EFTA」的龍頭),又或普京一度興致勃勃提倡的「歐亞盟」。特別是歐亞盟,一直不能和歐盟競爭,一來是近年俄羅斯經濟不景,二來卻是歐盟的排他性制度,令東歐各國只能非黑即白,這次卻是普京重啟整合模型的契機。年前希臘債務危機發酵時,也有希臘政客想過脫離歐盟後加入「歐亞盟」,當時被當作天方夜譚,但隨著英國脫歐,這類思維已不是不可想像。另一方面,有條件另起爐灶的不止俄羅斯,英國失去歐盟,與中國的所謂「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就變得更為重要,不得不打「中國牌」和歐盟談判,這卻是中國在歐洲深化「一帶一路」為一個鬆散區域框架的意外契機。不過中國青睞英國,卻是要用英國作為進入歐盟的跳板,現在英國議價能力大跌,中國早前承諾的投資會否走數(其中不少項目都是長年無人問津的雞肋),卻也值得留意。

雖然世界各國表面上都說希望英國留歐,但普京絕對是一個幕後大贏家。話說在金融市場,一直流傳這樣的陰謀論:近年油價大跌,完全是西方的陰謀,目的是削弱經濟依靠能源出口的俄羅斯;而普京為了反擊,就積極扶植西方極右實力、乃至故意激化各國的社會內部衝突,從而破壞歐洲一體化進程、弱化美國和北約在歐洲的部署,作為報復。這樣演繹,自然是簡化了複雜的國際關係,但也不是完全空穴來風,例如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就收過親普京的俄羅斯資金捐款,而敘利亞難民湧向歐洲,大概也符合普京的戰略目的。相信俄羅斯媒體會立刻宣傳英國脫歐是「俄羅斯模式」的勝利,之後有沒有後續,看油價有否反彈也會有端倪。

「小不列顛」

公投還有一個英國首相卡梅倫似乎想不到的後果,就是極速鼓勵了英國內部分離主義。不過這情況其實並不陌生,有點像英聯邦剛成立時,不少英國殖民地都在觀望,假如英聯邦的福利能填補爭取獨立的經濟誘因,其實也不一定需要令大英帝國瓦解;直到英聯邦清楚被證明不能以「邦聯式政府」運作,不能和美國、蘇聯競爭,一眾殖民地才鐵了心獨立。現在面對類似困境的,除了蘇格蘭、北愛爾蘭等,還有直布羅陀。特別是蘇格蘭,一直希望以半獨立形式加入歐盟,那樣是否成為主權國家,其實無可無不可;但現在「被脫歐」,卻是令其選擇返回「獨立」與「不獨立」的絕對二元對立,不少原來的「統派」,有可能通過變成「獨派」,來追求與歐洲的大一「統」。由於失去英國後的歐盟,可能逐步變成「柔性歐盟」,蘇格蘭即使獨立後要和歐盟商討條款,也和其他國家的處境沒有大分別,英國要留住它,就更不容易。

假如蘇格蘭獨立,北愛爾蘭也獨立、或通過和愛爾蘭統一來返回歐盟(但這並不容易,因為教派衝突還沒有解決),即使是目前傾向脫歐的威爾斯,也難免興起分離主義,因為獨立代表了自己和歐盟討價還價的能力。而且貝理雅推行「權力下放」後,一直有其他地方有意效法,例如東部千年前曾獨立的East Anglia。這會開了一個先例: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返回歐洲」口號,爭取更大自主權,包括「留歐派」最大票倉倫敦。而一旦直布羅陀地位改變(西班牙希望用這機會重提「雙重主權」,通過其歐盟身份吸引直布羅陀「回歸」),類似海峽群島這類名義上的英國領地、但實際上早已和本部無甚分別的地方,也可能催生離心。

一旦英國失去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週邊島嶼、北海油田,要維持大國地位,幾不可能,只能成為一個依靠倫敦金融中心維持基本繁榮的中型國家。而英國只剩下英格蘭本部後,族群矛盾卻可能日趨尖銳,已佔人口5%的穆斯林,也可能要求自己的社區「權力下放」,那時候又會開了歐洲先例,又是打開整合運動的倒車。本來脫歐不脫歐,並不一定是很重大的議題,這也不是英國第一次舉辦這類公投,但卡梅倫純粹是要爭取連任、而搞出一場大戲,假戲真做後,卻沒有認真對種種後遺症防微杜漸,數十年後的歷史評價,恐怕是張伯倫一級的歷史罪人。

2016年6月24日星期五

魔鬼政治學:特朗普勝利公式之「中間」路線篇

特朗普團隊的計算公式,除了連日談過的販賣恐懼、操弄媒體,還有十分靈活的轉軚能力,因為他本來就沒有甚麼清晰立場。他完全明白只要成了共和黨候選人,要爭取的就是全國「中間」選民,而他能在選戰作出的大規模立場調整,遠不是希拉里這種有長年從政包袱和投票歷史可查的老政客可比。這裏說的「中間」,不是我們慣常理解的香港過氣政客式「中間路線」,而是以「反精英主義」來拉攏政治冷感選民的策略。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在初選期間,把共和黨傳統精英開罪透,其實是賦予了自己超越黨立場的自由。反正保守派、傳統右派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選擇,而要含淚投希拉里,畢竟違背其根本利益。以支持持槍的美國槍支協會為例,他們不可能支持民主黨的立場,而特朗普也不太在意其代表的利益集團,大可宣示自己也支持有條件限制槍械,只要條件比希拉里稍微寬鬆就是。但對中間選民而言,這卻是共和黨候選人的突破性開明。

於是這種計算,就成了純粹的數學問題:只要特朗普能在關鍵州份爭取中間選民,增長比流失的傳統支持者多,就有可能勝出;即使爭取最關鍵那一群的代價,是在深紅州份流失更多選票,也是利多於弊。當然,一不小心計算失誤,就有可能重蹈共和黨歷史上最大敗仗的覆轍,那是代表傳統保守主義的高華德(Barry Goldwater)1964年競選那一屆,當時全國所有深紅州份結果都幾乎投了民主黨,共和黨只贏得6個州。但特朗普的案例不同,他並非要捍衛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只要「勝利主義」。

上兩屆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以中間立場、能同時與兩黨溝通著稱,但特朗普不是要這一套。他的「中間」,卻是宣傳兩黨精英都是無藥可救的既得利益者,唯有選他這樣的門外漢才能帶來改變,因此他的立場比從前的候選人都務實,相信這樣才能爭取真正的中間選民。從麥凱恩的失利,似乎也可見眾多不太介意投任何一黨、乃至不在乎是否投票的選民,更容易被「素人」包裝吸引,多於被一個把自己放在「中間位」的候選人打動。

因此,傳統「中間路線」講求溫和,但特朗普剛好相反,他明白要勝出必須把黨內外對手的形象推向「建制極端」,他才有機會爭取搖擺族群。因此在未來六個月,針對希拉里的抹黑工程肯定排山倒海而來,而且內容不是從前主流政客很在意那些甚麼立場搖擺不定、或怎樣疑似公器私用,而是赤裸裸的污名化。這樣自然令「精英的中間派」倒向對手,卻也令「草根的中間派」減低投對手的意欲,一來一回,究竟怎樣計算,值得深思。

小詞典:「麥凱恩主義」

麥凱恩(John McCain)是美國資深參議員,曾在越戰期間成為戰俘而廣為人知,1987年接替文中談及的高華德,代表阿利桑那州當選至今,2008年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敗於奧巴馬。他雖然是保守主義者,但不時支持一些民主黨的立場和議案,經常領導國會的跨黨派協商,靠個人在越戰累積的聲望多於黨的背書,被視為美國政壇相對中間的存在。

2016年6月23日星期四

魔鬼政治學:特朗普勝利公式之媒體篇

昨天談及特朗普公式的恐懼元素,他的另一個當選憑藉是媒體,而這涉及赤裸裸的利益。究竟他何以獲得超高人氣?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壟斷初選以來的媒體報道。無論多麼討厭他的媒體,都不得不圍繞他的新聞團團轉,因為到了最後,十分現實,媒體也是一門生意,也有營運壓力,不可能根本違反商業倫理。

遺憾地,特朗普的商業價值很高,能賣紙,有收視。初選時,有特朗普出場的電視辯論,收視是這類辯論節目的倍數計,所有電視台都知道這事實。當一個低成本製作節目能吸引無數廣告,再製造無數話題讓紙媒及網媒跟進,有哪個媒體能無視他?

一位朋友認識老早出局的傑布布殊(Jeb Bush)團隊競選經理,他們的團隊代表共和黨主流派,人脈網絡極廣,籌款極多,對大熱倒灶得這樣難看深深不忿,但歸咎的不是策略有誤,而是媒體。這位顧問預言,特朗普面對希拉莉的選情,「必然」被媒體吹捧到拉成均勢,甚至領先,因這樣才能繼續6個月的銷量;到最後關鍵時刻,媒體才會基於「更大的利益」歸 邊挺希拉莉。須知一般選情,是不可能天天有戲劇性新聞,而媒體要製造一天的話題,也要投放大量資源;6個月的高銷量、高收視、高廣告保證,根本就是一個神話。這方面,剛出道時的意大利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跟特朗普有點相像。

問題是,媒體有能力製造一個人的人氣,但卻已沒有能力一錘定音的影響投票傾向。當特朗普長期被塑造成一個可能當選的候選人,他就有了原來一直缺乏的全國認受性,原來把他當小丑的傳統精英,也開始認真考慮「其實投他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傳統精英的思維有一個特色,就是總會找到「論述」,支持自己原來反對的對象。他們討厭特朗普,一大原因是「撐特朗普」損及自己的精英身份認同,會被同輩嘲笑,在高級會所出入被受白眼。但隨著特朗普成為總統的可能性越來越高,「支持勝利者」足以彌補這些身份認同危機。相信在未來數月,會陸續有意想不到的精英為他站台,由於大眾根本不期望有精英支持他,無論有甚麼突破,都是意外驚喜,這是特朗普陣營對「期望管理」的計算。相反希拉里無論有甚麼人站台,對選情都不會有大幫助,因為是意料中事,除非有共和黨核心大老公然倒戈。

這樣下來,只要特朗普證明他的市場價值,不是William Hung一類三分鐘話題可比,而是可以結構性地拯救媒體收視和銷量,有能力把未來四年變成一個全國真人騷,媒體老闆就有了更多誘因假戲真做,把他的聲望繼續拉抬到選舉日。特朗普有沒有這個能力?絕對有。試想他主持會議,代表美國接見外國元首,發表講話,簡直天天都是高潮。單是他和習近平、普京、沙特國王的會面,就被全球花生友萬眾期待。說到這裏,不禁想到數年前一個本人的預言:根據正常情況,梁振英是不可能入閘成為特首候選人的;但入閘了,證明結構性因素已改變,其實就接近當選了。

小詞典:「貝盧斯科尼主義」

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曾三度當選意大利總理(1994-95;2001-06;2008-11),是戰後在位最長的意大利總理,本身是超級富豪,從政前,以AC米蘭班主、傳媒大亨、花花公子等身份廣為一般人知。他享有高人氣,源自個人懂得煽動民粹、說話平民化、顛覆傳統精英形象等風格,這些被歸類為「貝盧斯科尼主義」,與特朗普頗為相像。

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魔鬼政治學:特朗普的勝利公式之「恐懼篇」

一年前,特朗普宣布參選,包括筆者在內,沒有一個國內外的學者、評論員、政商精英,認為他有可能勝出初選。但到了今天,已沒有一個人敢說他必然不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除了因為他釋放出來的民粹遠超傳統精英想像,特朗普團隊其實也是成功的政治精算師,只不過計算方式和壟斷政壇多年的顧問完全不同,才被他們輕視,而這種輕視多少有既得利益成份在內。上月筆者寫過一篇文章,分析特朗普在每一個「搖擺州份」勝出的策略,其實此外還有更宏觀的全國勝利公式。

當年奧巴馬當選靠的是形象和口號,針對「change」,要人民相信他令美國變得更美好。特朗普說的也是改變,要美國從新偉大,但他真正的品牌,其實是「fear」,有點像剛上映的政治公關電影《Our Brand is Crisis》。因為他無論怎樣操弄民粹也好,基本盤已全部現形,單靠他們,數字上是不足以勝出的,除非連原來痛恨他的人,也不得不「含淚」投票。要出現這樣的改變,需要包括精英階層在內的美國人感到恐懼,願意犧牲一些價值觀、乃至自由,來確保自身安全。

昨天談及的奧蘭度槍擊案就是典型例子。特朗普把成因歸咎「伊斯蘭恐怖主義」、自視「先知」,固然令一般精英反感,但受落的民眾頗多,而他們須要大刀闊斧的姿態消除恐懼,那不是希拉里這種傳統自由派能提供的。只要在未來六個月,多發生一兩宗奧蘭度槍擊案,或歐洲多出現幾宗巴黎、布魯塞爾那樣規模的恐怖襲擊,而死傷者有美國人在內,民情就可能大逆轉。

日前在美國碰到一位哈佛大學教授,他坦然儘管自己討厭、鄙視特朗普,但想到他的家庭、孫子也可能在商場遇上槍擊案,如何確保國家安全,就會凌駕自己的理念。這不代表他會投特朗普一票,但卻反映一般人在某些時刻,都會改變投票基準。「一般人」感到恐懼時,是不會維持政治正確的理性的。

競選期間出現另一宗大規模槍擊案、恐襲的機會有多大?筆者沒有麥玲玲師傅的玄學知識,不可能推演未來,只能靠數據說話。根據歐洲近年涉及激進穆斯林的大規模恐襲數字,六個月內,有一宗巴黎、布魯塞爾規模恐襲的可能性極高;根據美國趨勢,出現另一宗奧蘭度的可能性也有一半。

特朗普作為傳媒大亨,有希拉里缺乏的「agenda setting」能力。他此刻已成功把奧蘭度槍擊案定調,為的不是此刻的民望,而是請君入甕,到了下一宗大案發生,他就能進一步賣弄恐慌。假如美國是第三世界國家,陰謀論者必然認為特朗普這樣的超級富豪,只要買兇自導自演一宗槍擊案,就能改變輿情。我們不是陰謀論者,相信特朗普不可能走這一步,但肯定有不少國內外高人和獨行俠,看到美國政壇此刻的微妙情況,客觀上,也增加了偶發大案的可能性。當美國國運繫於這類因素,實在不無諷刺。

小詞典:《Our Brand is Crisis》

美國電影,以玻利維亞總統選舉為背景,講述兩大陣營都請了美國選舉顧問主導選情,一方宣傳「改變」,另一方面強調改變帶來不可測性的「恐懼」,最終顧問們選完了就到另一個國家繼續策劃選舉,留下玻利維亞依然換湯不換藥,候選人的承諾在當選後一律「走數」,選民一次又一次失望。

2016年6月21日星期二

抽水政治學 —— 奧蘭多槍擊案多條戰線

美國奧蘭多槍擊案發生之際,筆者正在美國,這事情自然成為當地人頭號關注事件,因為是選舉年,也立刻變成不同陣營的選舉議題,各個立場的人士都傾盡全力「政治抽水」。一輪操作過後,誰得益最大?

槍擊案不少內情尚未清楚,但肯定觸及同性戀、伊斯蘭及槍械管制三大議題。共和黨準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姿態最為清晰,由於槍手曾向「伊斯蘭國」單方面效忠(雖然幾乎肯定事前伊斯蘭國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他立刻把案件歸類為「伊斯蘭恐怖主義」,自居早就提出警告的「先知」,批評奧巴馬不敢「正名」要麼是不稱職、要麼是「別有用心」,更呼籲他辭職、希拉里退選。這樣的激進立場,自然被主流自由派強烈厭惡,卻成功挑起一些草根階層、本土主義者的反伊斯蘭情緒,有點像英國脫歐公投那樣發酵。這姿態不會流失基本盤、不會爭取到自由派,能否令中間陣營信服,就得看後續發展(也就是有沒有同類案件再出現)。

另一條戰線強調恐同主義的禍害、肯定多元社會的可貴,由於奧巴馬視同性婚姻合法化為任內主要政績之一,他很希望把襲擊演繹為源自個別極端思潮的「本土恐怖主義」,從而肯定自己推動平權的功勞。然而案情逐漸清晰後,似乎這槍手本身是一個雙面同性戀者,行兇動機似源自更複雜的心理情結,多於同性戀者受到的歧視,即使徹底平權,也不能杜絕同類案件。因此奧巴馬很快就把焦點轉到槍支管制上。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則四平八穩,緊守主流自由派精英立場,大概是說案件目標是破壞美國的自由多元傳統,悲痛之餘不要中計云云,基本上是左翼強調政治正確的一套。這條路線在太平盛世是金科玉律,但容易被群眾視為「離地」,不容易爭取到民粹支持者。美國歷史顯示,每當國家出現危機,例如珍珠港、9/11,民眾都情願犧牲自由、去維持穩定,這卻是希拉里難以宣之於口的。

關於槍械管制,此刻連特朗普也認為要加強管理,美國槍支協會則一貫反對,並以一貫邏輯,認為假如槍械持有更普遍,死傷就會減少,因為部分人能自衛還擊云云。美國過去出現了大量槍擊案,類似辯論已進行多時,不容易因為這次有根本改變。外人看來禁槍應是最有效的回應,但美國人習慣這類爭議,對選情的影響反而不太大。

最後一條戰線是極左份子的基本教義,認為持槍者也好、同性戀者也好、穆斯林也好,都是社會上的邊緣人、弱勢社群,都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產生種種不滿,才容易滋生激進思潮,所以治標方式是解決社會不公義云云。這樣的論述,只有大學導修課的蘋果樹下才有市場了。

那究竟怎樣的回應,才最符合實際情況?恐怕真相是殘酷的。事實上,無論怎樣管制槍械、穆斯林怎樣不被歧視、同性戀者被怎樣平權,都不可能完全杜絕慘劇出現。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便捷化(包括槍械自由化)、互聯網對極端思潮的容納、人口流動造成不同背景的交集,這類案件在世界各地,也會定期爆發。所以,問題反而是要防止過份回應。不少歐洲國家有本土戰爭或游擊隊經驗,第三世界更不待言,而美國承平良久,其實不容易承受恐慌。國民心理訓練不是通過口號能解決的,只能潛移默化,卻不是講求即時選舉成果的候選人那杯茶了。

小詞典:美國槍支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美國政壇重要NGO,利益團體影響政治的典型。美國內戰期間成立,宗旨是根據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捍衛全國人民持槍權利,全國約有500萬會員。NRA組織嚴密,在選舉有動員能力、也有籌款能力,能左右相關議案的通過,並培養了大量代言人,與共和黨合作尤其密切。

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

《1984》之平行時空──重構國際關係的香港

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政治寓言《1984》已成經典,描述威權體制對個人的摧殘入木三分,隱喻早已為眾多學者討論,對號入座的人也懂得心照不宣。其實從國際關係角度閱讀,《1984》的國際觀亦饒有深意,其中觸及香港的角色尤發人深省。

在《1984》的平行時空,世界經多年混戰及大規模核戰後,在二十世紀中葉形成三大國,包括:俄羅斯吞併歐洲並形成「歐亞國」,佔據歐亞大陸整個北部;美國一統南北美洲,吞併從前的大英帝國,再加上非洲南部與澳洲等英語區,形成「大洋國」;「東亞國」較小,包括東亞、中亞部分國家。3個大國勢力範圍內都有充足資源,彼此爭奪勞動力。

強國附庸 毫無自主

三國之間還有一塊涵蓋北非、中東與東南亞的四邊形區域,擁有世界五分一人口,成為緩衝區,也是衝突區,不隸屬任何一國,香港即是這四邊形的一角。最有深意的是,四邊形內居民已成為事實上的附庸,不時在各國之間易手,存在唯一價值只是生產更多軍備用於戰爭,他們自身命運則從未被重視,讀來讓人似曾相識。

《1984》的國際觀便是由威權政府對戰爭的態度構成,各國外交都圍繞戰爭展開。由於三大國之間已達成勢力均衡,每國對另兩國的態度都是「拉一個打一個」,有點像中國古代三國時代,昨日的盟友今天便成為敵人。但這種戰爭跟十九世紀的戰爭意涵全然不同,並不真正互相廝殺,領土侵佔也不常見,因三國都是威權主義政府,更有默契用持續的衝突消耗軍需,「大洋國」的「和平部」便是進行這種戰爭規劃。當三國共同維持準戰爭狀態,便會互不侵犯,持續的「戰爭」也就成為永久「和平」。

這樣,戰爭的目的不是為了勝利,又是為了什麼?對香港這種四邊形內的地方,又有何啟示?說穿了,就像筆者分析過的北韓備戰,一切都是內政。

奧威爾認為,戰爭可令人民接受較低生活水平,從而鞏固社會分化。由於戰爭能讓社會持續生產物資而不分配消費品,如「大洋國」的「富裕部」安排物資悉數用於軍需,掠奪得來的勞動力悉數投入軍需生產,如此循環,社會便會普遍貧窮,個人之間極少的物質差異,就可確立巨大的分化。貧窮壓力讓社會底層民眾無暇學習文化及進行獨立思考,也就不會質疑特權階級是否在戰爭中無所作為。也由於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無知的群眾始終面臨危險,把權力交付統治階層以換取安全便天經地義。

奧威爾也認為,戰爭能滿足特權階層自我催眠的心理需要。《1984》中「大洋國」特權階層「英社黨」,分為「核心黨員」與「外圍黨員」,黨最需要的是有知識卻盲目忠誠的黨員。戰爭氣氛最容易誘導及鞏固這種「心智分裂」,當黨員心智被對敵國的仇恨、對「本國必取得最終勝利」的信念佔據,即使發現戰爭都是虛假的,仍不會對黨的部署質疑,反而會發揮自身才智完成黨的指令。

既然《1984》的所謂「戰爭」都是內政,三大國的內部情況自也大同小異:政府都禁止本國人與外國人來往,因為一旦發現外國人其實與自己一樣,宣傳的敵對形象就會被拆穿。三國社會都呈金字塔結構,塔尖的領袖全知全能,如「大洋國」的「老大哥」。這樣的國際關係,自然需要威權統治維繫,而香港一類四邊形內的地方,除了要飾演被各方利用的角色,也必然受這種管治的外圍影響,「核心的內圍就是(大國)核心的內圍」,不可能維持高度自主。《1984》主角在「大洋國」的經歷,反映這一統治模式的三大特點如下:

一、 故事主角所在的政府部門「真理部」會根據黨的需要,隨時修改歷史,所謂「歷史的真實」早已無處可尋。如前述,「大洋國」的盟友與敵人頻繁對調,一旦政府決定與一國為敵,在歷史記錄與報導,該國「自古以來」就是敵人。本國歷史自然也被篡改,以呈現「今天的生活優於從前」的印象,突出「老大哥」的絕對正確。通過控制人民對歷史的認知,黨即控制了「國際觀」,對黨的信仰、對他國的仇恨,就被洗腦 。

二、 「大洋國」的新聞出版無一不受「真理部」審查,連前人的文學著作也要修改,一切含有「不正確」思想言論的書籍都被燒燬,傳閱「禁書」會被抓捕。對「大洋國」統治者而言,最危險的是個人獨立思考,因此黨的宣傳機器遍佈生活每個角落,即「電幕」,時刻進行輿論宣傳。為了進一步強化思想控制,「大洋國」對日常用語可能引發思辨的詞彙都加以剔除,形成「新語」這一大一統官方語言,還通過「雙重思想」等手段,扼殺個人邏輯思辨能力,讓人對黨的矛盾視而不見。

三、 無處不在的「電幕」另一作用是監控人民,讓每個人形成「老大哥在看著你」的自覺。可圈可點的是,奧威爾認為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群眾,並無被監控的必要,因為他們早已喪失思辨智力,需要監控的反而是位於社會中層的「外圍黨員」。他們有一定知識面,知道個人自由的可貴,也因為執行黨的任務,接觸到不少機密,例如對歷史的篡改和對與論的監控,長期「在人性和黨性之間徘徊」,一旦不再信仰官方思想,就可能質疑、甚至反對黨的政策。由此,所有「外圍黨員」都受嚴密監控,親友都被秘密警察滲透,一旦其思想、言論與集體意志有偏差,就會被送到「仁愛部」「再教育」。

不少評論指今天的普京模式,就是《1984》威權政府的翻版。然而,正如早前本欄講述的「獨裁者2.0」,普京的統治手腕已較傳統威權政府進步,如名義上標榜「法治」,支持「民主自由」,只是暗中卻通過統治網絡操縱司法、干預媒體、擺佈選舉,但一切手段被「尊重本國法律與國情」合理化。今天俄羅斯社會對西方的敵對意識、對普京的崇拜,也是與《1984》如出一轍。只是今天世界中的「大洋國」,又何止俄羅斯;四邊形內的「小香港」,又何止真・香港?

小詞典:雙重思想(doublethink)

奧威爾在《1984》描述黨進行思想控制的手段,要求黨員「同時持相互矛盾的觀點,卻對二者都深信不疑」。為達至雙重思想,每個人要從小接受「內心紀律訓練」,白「2+2有時等於4,有時等於5(取決於黨的紀律)」。這手段不僅可以控制民眾,更能控制體制本身的維護者,讓他們在接受錯誤指令時,仍能機械地執行。

2016年6月17日星期五

椎名町聖地與動漫外交

不久前在東京,精通廣東話的學界友人倉田徹教授帶筆者到他家附近的「第一聖地」,原來是椎名町。對一般遊客而言,這並非主流景點,但對動漫迷來說,那是如雷貫耳,背後除了看見日本政府對動漫的重視,也能看到動漫外交的影子。

半個世紀以來,諸多日本漫畫大師如手塚治虫、藤子不二雄、石之森章太郎等,都在椎名町發跡。

那裏曾有一棟普通雙層木製公寓「トキワ莊」,手塚治虫1953年入住,長期在此創作,不久其他漫畫家陸續遷入,令椎名町成為動漫大本營及地標,公寓被動漫迷稱作「動漫莊」。原公寓因老舊已拆除,現在原址只有紀念碑。引領筆者參觀的年輕人也是漫畫家,談起這些傳奇名字與他們經常光顧的拉麵店,還是雙眼發光。

這樣的歷史並不特別,特別是政府的順勢宣傳,希望以這段歷史活化區域。2006年,當地政府為鼓勵及培育動漫新人,發起「トキワ莊計劃」,模仿那棟地標,在東京設20多間廉價公寓,出租予前來的青年漫畫家,已有200多人入住,這是一條協助出道的人生跑道。

東京此舉影響了同為動漫重鎮的京都,京都市政府2013年也宣布開發「京都版トキワ莊」,邀請外來漫畫家入住當地居民的房屋。京都有3所大學專門開設動漫創作相關專業,進駐京都的年輕漫畫創作者可接觸「京都國際漫畫博物館」館藏,也可找到「漫畫師助理」一類入門職務,建構一個專業階梯。

談及日本政府對動漫的宣傳,各國亦是無出其右。每年3月的「東京國際動畫祭」固然是國際動漫界一大盛事,日本政府更希望將其作為軟實力輸出。外務省就利用外援的「文化援助」資金,向日本動漫製作發行商購買版權,再將購得的動漫作品無償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用以推廣日本動漫文化。最注目的例子是麻生太郎政府時期,日本對戰後伊拉克出口《足球小將》。當時日本協助美國出兵伊拉克,在中東形象大跌,據說日本駐伊拉克運輸車輛上多覆蓋《足球小將》巨幅海報「防身」,其成效可見一斑。

除了軟的一面,動漫也可以是硬實力。根據日本媒體發展研究所的「動漫市場分析」報告,年前日本動漫產值創下歷史新高,達2400億日元。早在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期間,政府就曾提出以動漫為主的「日本軟實力」出口,力求將日本動漫出口比例十年內從2%提振至18%,以振興經濟。相對日劇越來越被韓劇超越,日本動漫卻依然一支獨秀,世事自然沒有偶然。香港常說輸出這、輸出那,結果又如何呢?

小詞典:「動漫外交」

2006年,時任首相的麻生太郎發表「文化外交新設想」演講,倡議日本設立針對海外的24小時滾動英語動漫頻道,推動「漫畫諾貝爾獎」,以強化東京作為全球漫畫之都的地位,並鼓勵日本知名漫畫家赴海外舉辦作品展,擔當「動漫文化大使」。麻生本人是著名動漫愛好者,以擔任首相時堅持一周閱讀近二十本漫畫馳名,深得「御宅族」支持,他希望通過「動漫外交」,讓世人把「日本」等同於友好可親的動漫形象。

2016年6月16日星期四

蒙古與土庫曼──永久中立國背後

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談中立彷彿已無意義,昔日不少歐洲小國眼見強國對峙,希望通過宣布中立來避禍(例如比利時),大多也失敗告終。至於瑞士的成功例子,則可視作特例。但近年中美俄角力愈來愈明顯,不少國家又想到中立老路,包括「一帶一路」途經的土庫曼,也包括中國旁邊的蒙古。

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Tsakhiagiin Elbegdorj)去年在聯合國演說,高調稱蒙古成為中立國,認為這將「有助加強我們區域及世界的和平、安全與發展」。

蒙古中立有助和平,但跟「一帶一路有助和平論」是兩個概念。具體而言,蒙古作為中立國的目標,一方面是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維持平衡,另一方面視美國及其他遠方盟友為「第三鄰國」,以制衡中俄。這意味蒙古既會結束與美國的低度軍事關係,亦不會成為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會員國(正如土庫曼也是因要中立而不正式加入上合組織),卻爭取成為解決亞洲紛爭的「真.超級聯繫人」。該國的「可汗演習」理論上是各國維持和平部隊的演習,美國、中國、歐盟多國都有參加,漸成一個品牌。

蒙古有中立想法,一大原因自然與蘇聯時代的痛苦記憶有關。冷戰中蘇對峙時,蒙古處於兩國之間,接受蘇聯大量駐軍以求自保,淪為實質上的「蘇聯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人民雖不滿,但如同東歐人民那樣,只能啞忍。蒙古地政學研究所所長喬因戈爾指出:「作為不想被捲入大規模紛爭的蒙古,那是一段再也不想重演的歷史。」蘇聯解體後,蒙古與美國關係忽然密切,希望以此擺脫中俄影響力,更曾派部隊及教官到伊拉克與阿富汗支援美軍,但中國畢竟是其最大經濟夥伴,大部分能源則是從俄國進口,兩國政府的壓力還是不勝其煩。

相對於美俄,中國是老早歡迎蒙古名正言順當緩衝國的。例如《上海觀察》文章〈蒙古想「永久中立」,影響中國幾何〉,嘉許蒙古不當「大國棋子」、強化「第三方」形象、增加對國際投資者的魅力,相信會為中國北部帶來安全保障,雖然也會削弱中方對某些事務的主動權,但暗示利多於弊。相反跟蒙古曾長期及短期有軍事合作的美俄,就不太覺得那是一回事,但隨着中國外交愈來愈進取,俄國輿論也開始認可蒙古中立對莫斯科的利益。

緩衝效用 國際樂見

有趣的是,中立除了是一種外交姿態,也有內政功用。蒙古正有意仿效瑞士的全民皆兵制度,這對整合社會便是一着棋;加上中立國相對容易免除外國干預,假如中立國元首也是獨裁者,便是很有趣的配套,像土庫曼。

台灣學者魏百谷曾撰寫〈典型永久中立國土庫曼〉,把土庫曼說得相當正面,稱土庫曼在國際場合積極推銷自身理念、主動參與調解區域衝突、簽署相關國際和平條約、積極推動雙邊或多邊外交云云。事實上,催生土庫曼中立化的開國總統尼亞佐夫(Saparmurat Niyazov),被認為是北韓級數的獨裁者,宣布中立似是防止「顏色革命」與「反顏色革命」的另類自保手段,多於外交需要。不過,國際社會真的樂見中亞出現一個緩衝國,一個「中立獨裁國」便這樣催生了。

小詞典:土庫曼中立決議

土庫曼是唯一通過聯合國承認、確立中立國身份的國家。1995年10月,土國總統尼亞佐夫在聯合國會議正式提出「中立國」地位申請,兩個月後,聯合國通過土庫曼成為永久中立國的決議,自此「中立」成了土庫曼在中亞境內的身份認同。

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

互聯網與「第二次印刷術革命」

本欄早前談過一本很有趣的書《公元3000年100大最有影響力人物》(見本報5月13日A24頁〈西元三千年的「烹饌家」〉),在同一作者的前傳正史《公元2000年100大最有影響力人物》,有一位排名極前的人物不為史家重視,那就是令活字印刷術普及化的古騰貝格(Johannes Gutenberg)。其實,北宋的中國人畢昇才被視作活字印刷始祖,但古騰貝格把活字印刷改良及建立商業出版社,這是西方文明發展極重要一步。

這題目的專著倒有不少,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迪特馬爾(Jeremiah Dittmar),他曾比較印刷術在歐洲城市開始流行前後兩個世紀的經濟數據,發現雖然印刷術普及前後的經濟增長無明顯分別,但一個世紀後,擁有印刷及出版社的歐洲城市較沒有的增長快兩至八成。

經濟還是次要,活字印刷術最大貢獻是改變知識傳授方式及對自身文明想像,從而顛覆社會權力結構。

在印刷術普及前,歐洲的知識來源是教廷與傳教士,教廷不但成為社會的壟斷權力,也是知識界的唯一殿堂。當時普及教育是教會大忌,一來有思想審查,二來著作往往要以拉丁文書寫,其實也是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手段。即使個別天才能著書立典,在欠缺印刷術的情況下,由作者孤本到有書籍流出市面往往耗費經年,學說自然難以流傳。

打破壟斷 知識普及

但這一切,都被活字印刷術改變,例如研究教會史的學者巴里.沃(Barry Waugh)指出,沒有古騰貝格,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可能成功,學說更不會透過大量宣傳品、小冊子及其翻譯的德文聖經進入尋常百姓家。從此教會不能再壟斷知識,專業階層與中產階級才成為農民、教廷以外的新興第三力量。印刷術的另一衝擊,還有民族主義及本土主義的興起,這是《想像的共同體》的理據之一,只是常被忽略。

說了那麼多歷史,有什麼現實意義?答案自然清晰不過。今天的互聯網革命,實際上就是第二次印刷術革命。教廷不能壟斷知識後,取而代之的是專業學院,特別是大學,而學術語言及種種離地術語,就像教廷的拉丁文,「影響因子」就像《十戒》,畢業證書就像教籍。

但互聯網普及後,一般人都可接觸從前大學才能傳授的知識,很多學院內的「禁忌」思潮都在互聯網大行其道,而從前的精英階層卻面對愈來愈大的挑戰,互聯網世代有自身的精英定義,正隱隱然衝擊着整個社會結構。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大學的壟斷就像中世紀教廷對知識的壟斷那樣,不可能在一百年後繼續存在, 那麼這一百年內,整個「反壟斷」過程究竟是馬丁路德那樣轟轟烈烈的革命,還是慢慢的軟着陸?局中人未雨綢繆,絕對是必須的。就像正在風行的立體打印技術(3D Printing),猶如蒸汽機的出現,很可能改變人類社會沿用數百年的生產模式,這又是一場工業革命。大家在讀歷史的同時,其實也正活在歷史。

小詞典:「想像的共同體」與印刷術

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本來就是建構出來的概念,而印刷術及大眾媒體的出現,令民眾對於民族成員的「想像」,變得更為實在。例如共同的歷史想像及生活經歷,可以透過書本、報章,傳遞到「共同體」內其他成員;地方語言及文字,也是透過印刷術及書本得以流傳,形成屬於特定社群的共同文化圈;公共知識份子著書立說,挑戰「大一統知識霸權」,才讓民眾得到「教徒」以外另一政治身份的可能性。

2016年6月13日星期一

民族主義外傳:再讀《被發明的傳統》

近年關於民族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一說,備受世界各地本土主義者青睞,另一本出發點不同、但很應該一併閱讀的著作是《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這是一本合集,由英國著名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牽頭編寫,探究當今人類社會各類傳統的歷史淵源,一出版便在國際關係、歷史學、社會學等跨學界引起巨大反響。

這本書的核心觀點認為,人們口耳相傳、且習以為常的很多「傳統」,其實都是在近代才出現,並非「自古以來」,而且往往是被人刻意發明。這些「傳統」往往有三大特徵:

1.它們均有當代發明者,可能是由國家機器的力量被系統性發明(也相對容易從歷史檔案考證起源),也可能是由私人集體創造、並被社會迅速接受(其起源也就相對模糊)。

2. 這些新近誕生的「傳統」無一例外地,被宣稱與相當久遠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有緊密聯繫,被視為「歷史傳承」,真相卻是人為創作。

3. 這些「被發明的傳統」往往成為廣泛的社會實踐,發明者(有意或無意地)通過這些「傳統」,向人們灌輸相應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從而達到某種對社會的控制。

灌輸價值觀控制社會

在書中,作者通過數個案例,揭示「被發明的傳統」如何披着歷史的外衣,毫無痕跡地融入現代社會,第一個例子是蘇格蘭高地服裝。今天我們通常以為,蘇格蘭短褶裙是蘇格蘭民族的歷史傳統服飾,然而根據作者考據,這一服飾直到18世紀初期,才被一名布料商人發明,而且發明者還是英格蘭人。這位商人試圖改良當時蘇格蘭人的披風,使之符合工人勞動的需要,從而開闢自己的布料市場,一切只是商業考慮。隨後這一短褶裙果然在蘇格蘭流行,但也是工作需要,直至1745年詹姆斯黨(Jacobites)領導的蘇格蘭叛亂被鎮壓,英國政府決意從服飾文化入手,企圖消解蘇格蘭的獨立意識,遂頒布禁令,禁止蘇格蘭人穿短褶裙。殊不知這禁令極大刺激蘇格蘭人的身份認同和反抗意識,逐漸通過書籍、畫冊等,努力構建蘇格蘭短褶裙這一「民族傳統服飾」,用以彰顯蘇格蘭文化與英格蘭的差異。

另一個例子是英國王室禮儀。相關禮儀向來以紛繁複雜聞名於世,然而根據作者考究,同樣也是「年輕的傳統」。在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大英帝國盛極一時,然而女王本人其實偏好簡樸,當時甚至產生了「法國大使的馬車都比英國女王的豪華」這樣的笑話,雖然民族自信心膨脹的英國社會有所不滿,但鋪張儀式依然不是女王的偏好。反而是在大英帝國開始衰落時,大概是愛德華八世即位後,各類繁文縟節才被完整制定,以突顯英國王室的雍容華貴。隨著當代英國王室實權幾近歸零,僅剩凝聚國民的象徵意義,王室更不嗇延續各式慶典上禮儀的鋪陳,權當是一場國民盛典,以強調大英帝國歷史輝煌的延續。但倘若維多利亞女王再世,恐怕搖頭歎息。

從各類相關案例中,Hobsbawn歸納到一個重點:工業革命後,圍繞民族國家(nation發明的種種「傳統」,才是當代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傳統發明活動」。它們產生的目的有三類:建立特定的社會認同和凝聚力;為某一特定政權的合法化提供依據;或向國民灌輸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和社會行為習慣。正是基於上述「被發明的傳統」,民族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才得以成為今天人類社會的常態。

以上觀點,對國際關係研究自然有特別啟示。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傳統國際關係研究基本都基於結構框架,將「(民族)國家」視作最重要(甚至最基本)的行為體,「沒有國哪有家」,卻並未探究國家從何而來。但既然種種傳統可以被創造,那麼今天的「國家」其實也可以被重新建構。今天最明顯的例子即是「伊斯蘭國」(ISIS):不過一部分極端宗教勢力借各種現代化宣傳模式,重新塑造了「哈里發」及其「歷史傳統」,用以鞏固、擴張今天的所謂「伊斯蘭國」,卻足以翻天覆地,其手法之成功,已無需贅言。這類創造,讓傳統國際政治研究束手無策,正因為忽略了「傳統的發明」這種活動。

在現實世界中,從歷史尋找依據,為當下官方行為背書的手法屢見不鮮。例如中國政府通過對中國漫長歷史的選擇性強調,構建出了目前中國人民普遍接受的觀點:「中國作為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先進文明」、「但在近代受到西方侵略打壓」,這樣簡單二分的歷史觀,所激發的民族主義就包含歷久不衰的巨大能量,進而為「中共政府領導民族復興」提供了廣泛社會支持。正如Hobsbawn所言,這樣的官方歷史構建行為,其要義和目的均在於對社會民眾的觀念進行控制,從而為政府權力之壟斷提供天然合法性。這當然不是中國的獨有行為,例如美國開國歷史的一系列傳奇,就有大量創作成份。

但發明傳統並非政府專利。當一個社會群體的身份認同受衝擊時,人們也會以由下而上的模式、自發重構某種歷史傳統,藉以強化自我認同。香港本土派的興起,其實也是這一模式的反映:他們不但大規模追溯港英時代的典雅文化、典章制度,對更久遠的香港社會歷史遺產也十分重視,甚至追溯至宋代古禮,都是為了充實「香港」這一身份認同的內在意涵。至於這種「被發明的傳統」有沒有選擇性處理,自然心照不宣。總之,世界範圍內的不同社群,無論是通過官方刻意灌輸、還是民間自發行動,類似社會實踐都時有發生。歷史細節中,究竟有多少傳統是確切的存在、有多少經過了今天人們的創造性補充,其實並不再重要。它們喚醒的對於特定時空的身份認同,才是今天回顧歷史的用意所在。

小詞典:1745蘇格蘭叛亂

1745年,蘇格蘭貴族、也是英格蘭王位覬覦者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Charlie Edward Stuart)領導「詹姆斯黨」和蘇格蘭叛軍,對英政府宣戰,試圖復辟被「光榮革命」推翻的斯圖亞特王朝。這場叛亂最終被英國政府平息,也標誌了斯圖亞特王朝徹底退出英國政治舞台,蘇格蘭的近代身份認同,卻反而應運而生。

2016年6月10日星期五

法國極右勒龐的世界觀與中國觀

全球民粹右翼主義興起,除了美國特朗普、英國約翰遜,還有籠罩在恐怖襲擊和難民危機陰影下的歐洲大陸各國,另一大國法國的情況特別值得關注。此時此刻,政治立場屬中間偏左的法國總統奧朗德,成為了法國近年支持率最低的總統;從前被主流嚴重邊緣化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 黨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卻享有超高人氣,早就脫離父親時代的陰影,躋身主流政客行列。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國民陣線以第一得票率擊敗傳統政黨,引發人們對法國政壇大變天的擔憂,政黨在地方選舉的表現亦十分不俗。勒龐目前劍指2017年4月法國大選,一旦成功入主愛麗舍宮,屆時法國的外交立場、尤其是對中國的政策,會有何改變?

相較於我們曾述及多次的特朗普,勒龐雖然主打移民政策,外交卻一直不是競選的主牌。2012年勒龐參選法國總統時,政綱幾乎沒有提及外交政策,至今她對國民陣線外交政策的闡述也頗有限,提及中國的次數屈指可數。這並不難理解:國民陣線的選民基礎,正是建立在對法國內政的極右立場上,尤其是反移民、加強安保、增加社會福利等重點議題,但這些支持者普遍認為外交政策「離地」、與己無關,法國政客也不容易把諸如以巴衝突一類議題放進政綱。不過,勒龐「法國人優先」的立場,始終同樣反映在外交當中。

她首要的外交理念,就是法國需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體而言,即反對歐盟、退出北約。在勒龐看來,歐盟架構的存在,就是對法國主權的侵蝕,從移民政策、國家財政到外交,法國的獨立性都受到歐盟架構的極大限制,所以她的政黨參加歐洲議會選舉,使命卻十分諷刺:終結歐盟,並預言歐盟會像蘇聯那樣解體。勒龐堅持法國需要脫離歐盟影響、重新將法國人的利益作為各項政策的著眼點,亦即「將權力還給法國人民」,相關立場,和英國脫歐公投的「疑歐派」可謂如出一撤。連英國同志表現也一鳴驚人,到了法國選舉,類似議題自不會缺少,勒龐早就呼籲倣效英國舉行「脫歐公投」,認為英國的先例是法國本土派的「強心針」。

對美國主導的北約,勒龐表示會在當選後毫不猶豫地退出。她認為北約將法國「綁架」,致使法國被捲入中東那些「本不屬於法國的」戰爭中,而對法國毫無益處。至於說這是法國責任、或作為前宗主國的責任,勒龐則嗤之以鼻。但這條路線有一個明顯盲點:假如法國不直接捲入外部事務,又怎樣維持大國身份、怎樣和已歸化入籍那些來自中東、北非的「新法國人」交代,這是極右路線很難理順的。

在上述立場背後,勒龐的信念,就是對美國霸權的激烈批評。這條路線與在英國的不同,自從戴高樂時代開始,在法國就有堅定的傳統。在2014年國民陣線外交立場發佈會上,勒龐曾說「美國霸權主義」對世界的威脅,絲毫不亞於極端伊斯蘭主義,可謂這一立場淋漓盡致的展現。勒龐認為,歐盟的設立,只是為了鞏固美國對歐洲諸國的控制,但畢竟還是歐洲人主導,同一邏輯更適用於北約,相信通過這些機制,美國迫使其「盟友」承擔諸多代價,最終卻是美國自身得利。有趣的是,特朗普的邏輯完全一樣,只是立論相反,認為是美國的歐洲盟友把美國綁架「搭便車」,來獲取自身利益。總之勒龐誓言,國民陣線將帶領法國打破美國霸權,重振法國的獨立大國尊嚴。

勒龐反美之餘,卻與特朗普一樣,對俄羅斯和普京抱有某種崇拜強權的特殊好感。她認為,要解決中東恐怖勢力蔓延等問題、尤其是穩定敘利亞局勢,就必須依賴俄羅斯的力量;而俄羅斯出兵敘利亞後,「伊斯蘭國」連番失利,更成為不少領導人打俄羅斯牌的佐證。勒龐對俄羅斯的好感,與她父親、國民陣線創始人老勒龐如出一轍。2012年,國民陣線的「歐洲願景」宣傳項目,就將俄羅斯視為「與法國共享歐洲文明」的國家,主張和俄羅斯結成取代歐盟的「泛歐聯盟」;國民陣線與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北約東擴、歐盟等議題上,都持有相近立場;2014年4月,國民陣線在法國地方選舉中勝出時,普京還公開祝賀。勒龐曾說普京的外交政策值得欽佩,俄羅斯銀行更曾撥出900萬歐元貸款支持國民陣線,美國媒體相信那多少代表莫斯科的意志。

從上述勒龐對法國外交政策的立場,我們可大抵推測她對中國可能採取的態度。首先,在全球治理架構上,勒龐既然接受俄羅斯,大概也不會否定中國作為重要持份者。她強烈的「反美國霸權」立場,與中國多年來一直堅持的推動「全球多極化」立場不謀而合;習近平提倡的「建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背後就是取締美國單極霸權,想必也能引發勒龐的共鳴。當年戴高樂對中國的態度,也是從反美找到突破口。

不過,若因此以為勒龐將帶領法國強化與中國的全方位合作、尤其是經濟層面的合作,卻是想當然。在勒龐眼中,一切都是以法國利益為歸依,而中法之間雖然貿易越來越頻繁,利益衝突卻也越來越多。例如在2015年8月,勒龐曾抱怨稱「法國大企業都將生產環節遷移至中國,它們讓中國崛起,卻讓法國沒落。」這類保護主義言論,與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十分相似:他們都相信,中國崛起、高速發展的經濟,導致大量產業從本國遷移至中國,導致本國製造業衰退,加劇國內失業問題,而這些正是特朗普和國民陣線致力「改變」的問題所在。

除了經濟競爭之外,勒龐對中法戰略競爭的態度也頗堪玩味。她批評美國和歐盟在克里米亞危機中的立場,其理由卻是另一種全球博弈的計算:「疏遠俄羅斯,無疑是將它推向中國懷抱,這最終會讓我們(法國)出局」。換言之,勒龐不希望世界由美國主導,但也不希望世界返回冷戰式的二元對立時代,只希望百花齊放,法國才能在強國地圖上分一杯羹,所以她對目前國際熱議的所謂「中俄聯盟」,態度就很有保留。

根據以上沙盤推演,加入明年4月勒龐如願以償,法國外交很可能面臨大轉軌。一方面,國民陣線領導的法國將會嚴重衝擊美國對歐盟、乃至整個歐洲事務的影響力,動搖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這看似對中國是戰略利好;但同時,國民陣線強烈的民族主義、反全球化立場,卻很可能衝擊兩國商貿關係。但在這些過份簡化的推演以外,更實在的還是一大片的模糊空間,因為中國崛起後,還未有直接和大國極右政權打交道的經驗,屆時有怎樣的化學作用,誰也說不準。因此中國未雨稠繆,不時在英、法、德等歐洲大國之間刻意搞平衡,除了為了製造競爭關係互相牽制,也是為了一旦出現勒龐一類不可測管治者時,自身能有更多籌碼。從這一點上,中國外交的利益計算,還是留了一手的。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6月10日

由英女皇稱中方「very rude」說起

去年習近平國事訪問英國,官媒稱中英關係邁入「黃金時期」。但近日卡梅倫政府在G7會議首次就南海爭議表明立場,希望中國遵守國際法,暗示中國的投資不能影響英國外交取態,反映「黃金」的成分並不能高估。早前,英國皇室被揭不滿意習近平訪英過程,細節值得留意。

事源上月白金漢宮一場花園宴會,有攝影師恰好拍到女皇與一名倫敦警察廳指揮官的對話。當該指揮官向女皇介紹她負責習近平訪問的保安工作時,女皇回應:「噢,真倒楣。」(Oh, bad luck.)隨後聽指揮官對中方隨行官員缺乏外交禮節的抱怨,女皇更罕有直接稱中方人員對英國大使非常無禮(very rude)。有英媒翌日在中國外交部新聞發布會就此提問,中方發言人刻意迴避評論,無疑希望低調處理。

英女皇身為英國國家元首,一直相當謹慎,在各個場合的言語措辭無不慎重考量,多以含蓄莊嚴著稱,極少發表措辭強烈、語氣凝重的言論,而例外都是可圈可點。1992年11月,她在登基40周年演講中形容1992年為「Annus Horribilis」,即拉丁語對「horrible year」 的表述。當年對皇室而言的確充滿「不幸」,那時安妮公主宣布離婚,約克公爵夫婦捲入醜聞,皇儲查理斯的婚姻陷入危機,女皇迫於壓力也開始向國家繳納所得稅,一時間,在小報窮追猛打下,皇室彷彿連存續也成問題,女皇才有感而發。

另一例子是1997年香港回歸的中英交接儀式,當時女皇未有親自前來(雖然中方主禮的是國家元首),由查理斯代她致辭。在致辭中,女皇的口吻毫不低調,不僅明確表示「Britain is not saying goodbye to Hong Kong」,且承諾「My government and I will continue to take the closest interest in Hong Kong and in its development」。有關措辭意涵鮮明,且內容明顯不為中方所喜,但北京由戰略考慮,極少批評女皇。後來查理斯的「香港回歸日記」曝光,內容極度厭惡中方,例如說:「經一輪祝酒後,我們等待跟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荒謬、無聊的會面,期間要面不改容。」他稱江澤民「由一班恐怖的古老蠟像中走到演講台,發表政治宣傳式講話,在適當時候台下的人就拍掌」。他又自嘲「我們任由香港聽天由命,但願民主黨的李柱銘不會被捕。」但北京還是四両撥千斤回應,儘管對皇室的真正觀感心知肚明。

以傳統禮儀 維繫國家團結

這次女皇被拍到以「rude」 形容中方官員,大概不是隨口說說。據英方不同報道,在習近平到訪期間,中方外交官員曾對倫敦警察的保安部署多番阻撓,更在一次步出蘭開斯特宮後,輕率地對英國駐華大使及倫敦警察廳指揮官說「訪問取消」,二人當場愕然。無論動機如何,此舉之不專業、不符外交禮儀,當無爭論。這種事情想必早已傳到女皇耳邊,否則她不會一聽到誰要接待中國人便說「倒楣」。

事實上,英國王室的虛君價值,一大重點就是以傳統禮儀維繫國家向心力;而外交禮儀不僅是王室的拿手好戲,也是現代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訪英過程的外交失禮,反過來卻襯托了英國軟實力的底藴;女皇對中國官員的舉止作出評價,正正反映英國人深信自己的優越感和軟實力遠勝中國,這對鞏固國家認同、提升國民自豪,大有作用,而這正是英女皇作為一國之君的責任。

小詞典:英聯邦共同女王

英國現任女皇伊莉莎白二世是目前世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女性君主,除了代表英國以外,名義上還是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16個英聯邦國家的共同女皇。她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不但負責英國禮儀性的外交工作,如接見外國元首訪問,有時也會以「視察」姿態訪問上述英聯邦國家,可算作國際關係主權國家容許「跨國虛君」的特例。

2016年6月8日星期三

由日本阿蘇神社重建談起

日前一位台灣朋友自發舉辦學術演講會,為日本熊本地震受損的阿蘇神社重建籌款,筆者在Facebook分享這小圈子新聞,有網友不明白日本的神社有何意義,因最著名的神社,便是充滿政治意味的靖國神社。

要了解日本神社,自然先要了解日本國民信仰之一的神道教。

不要以為這是戰前名詞,直到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推出「文明衝突論」,把日本列為獨立於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及佛教文明之外的獨立文明,就是因有神道教的支撐。

「神道」這信仰幾乎與日本民族同時產生,本無特定名稱,以祭祀各類日本神話中的天神為內容,亦把自然界各類動植物視為神。

五世紀漢傳佛教傳入日本後,為了把日本當地信仰跟佛教區分,才以「神道」命名。「神社」原是神道教祭祀場所,並非常設建築,後逐漸才變成固定工程,到明治維新,神社已遍布日本社會,成為該國民眾精神圖騰。

明治維新後,新政府為加強國民向心力,把神道教奉為國教,其地位凌駕其他宗教,從前佛教與「神道」共同祭祀的廟宇,也被迫「神佛分家」。當時日本實行某種政教合一制度,全國神社被統一在內務省下管理,祭祀人員同時也是政府職員。日本天皇赴神社祭祀,稱為「皇室祭祀」,又有「祭政一致」的說法。這樣的「神道」被稱為「國家神道」,神社也因此抹上濃厚政治色彩。

建構身份 無關政治

日本戰敗後,接受盟軍駐日本總部改造,政教合一傳統被一紙《神道指令》廢除。此後,「神道」作為一種宗教信仰跟日本政府抽離,地位亦與佛教等其他宗教對等,日本民眾可自由選擇信仰。雖然「皇室祭祀」這一傳統得以保留,但因天皇的實際政治地位被架空,因此亦變成純宗教活動。自從戰犯進入靖國神社合祀後,日皇拒絕再祭,也是為免政治麻煩之故。

諷刺的是,沒有了政治功能,目前日本神社反而充滿社會價值。日本全國有神社逾8.5萬座,數量據說較7-11便利店還多,足見神社文化的滲透程度。眾多神社中,最著名的有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歷史最悠久的神社出雲大社等。神社一般建築構成都包含鳥居、石段、手水舍及拜殿,人們踏過鳥居一刻,便被認為是踏入「神界」,有一系列紛繁參拜儀式。

與其說日本人真心相信相關儀式,不如說這是他們構建共同身份認同的密碼,更符合群眾心理學。

如今神社在日本民眾日常生活中依然扮演着特殊角色,例如新生嬰兒一般會在出生百日內,便被父母帶至神社參拜,新年亦有眾多日本人到神社求平安。日本人的人生交叉點,如升學、考試、相親、結婚與懷孕等,都會去神社祈福,「神前結婚式」也是在神社舉行。

對大多數日本民眾而言,參拜神社無關乎國家與政治,卻是對千年傳統文化及身份認同的尊重,此所以雖然日本人也許沒有多少宗教性,亨廷頓卻還是將之視為「神道國家」,並以此確立日本人非西方、非中華的身份認同。

故此,阿蘇神社被地震毀壞,便是日本身份認同的傷痕。有趣的是,台灣人民對此的感覺,遠較中國大陸人民深,背後的感情,也就不言而喻。

小詞典:阿蘇神社之災

上月日本熊本縣遭遇7級大地震,擁有2500年歷史的古跡阿蘇神社大受破壞,樓門和拜殿都在地震中坍塌,令全球文化遺產保護人員扼腕。阿蘇神社供奉的主神是創說中的「神武天皇」孫子健磐龍命,也就是阿蘇這地區的開拓者,全國有不少分社,而損毀的是主社,入口被稱為「日本三大樓門」之一。

2016年6月7日星期二

俄國遠東地區潛能

俄羅斯總統普京不久前簽署法令,針對遠東地區人口稀少、經濟落後的情況,容許遠東聯邦管區出讓轄下土地使用權予國人,重新喚起世人關注俄國遠東地區。每名俄國公民可向遠東聯邦管區申請2.5英畝的土地開發權,在5年內開發(以農耕為主)。如果5年後有成效,可永久擁有這地。

俄國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境達世界陸地面積九分一,遠東部分又佔當中的三分一,理應受相當重視。但遠東區域主要為大陸性氣候,地處高緯度,終年寒冷,廣布凍土,凍土上只生長苔蘚及低矮灌木,曾錄得攝氏零下50度的極端紀錄。當地農耕條件極差,自然環境惡劣,人口極稀疏,只佔俄國整體4%人口,密度約每平方公里為兩人。

然而,遠東區是俄國自然資源最豐富地域,林木、煤炭儲量及水力資源都佔全國三分一,更有豐富的鐵、銅、貴金屬、稀有金屬礦產儲藏。遠東地緣戰略價值也毫不遜於西部,該區漫長海岸線連接太平洋及北極海域,更有海參崴這一極圈附近的不凍港,即從大清帝國搶來的最重要港口,扼守北太平洋與北極海域之間的航道。俄國遠東與中、朝、美、日接壤或相鄰,無疑是東北亞及西太平洋地區戰略要地。儘管新聞鮮有報道當地消息,但筆者還是對一位遠東過客深有印象。2000年,跟前總統葉利欽及現總統普京均私交甚好的俄羅斯富豪艾巴莫域治(Roman Abramovich),當選為遠東楚科奇自治區(Chukotka)行政長官。外媒關注他,往往聚焦他斥巨資購下英超球會車路士,以及此後的一擲千金,殊不知他在俄國遠東荒涼邊陲也有類似經歷。

出任楚科奇行政長官期間,他投入巨額個人財產(據報有1.8億歐羅),升級當地落後的公共設施,新建學校、住房與醫院,成功扭轉當地經濟瀕臨崩潰的局面。2008年,他辭去行政長官,但楚科奇當地居民仍對他懷念有嘉。當然,投資英超也好,客串從政也好,都與這位油王分散風險、向普京既表忠又顯示實力的策略有關,但俄國遠東地區有條件翻天覆地也被證實。

當然,單憑超級富豪,並不能促進遠東全面發展,當地的復興,最終還是需要足夠數量的人口進行社會經濟活動,這也正是普京推出「贈地」的原因之一。這項「東進」運動有沒有可能成功?恐怕卻難樂觀。遠東自然環境惡劣,可耕地有限,其次俄羅斯經濟狀況本已不佳,公民重新置業的成本又相當高昂,積極性大有疑問。據俄羅斯官方消息,自法令簽署,公民申請人數不斷,但背後動因或許更與民族自豪感有關:在他們眼中,這正是俄羅斯重振其在遠東地區主權、避免被強鄰「變相入侵」的象徵。

事實上,後者可能才是普京推出「東進」計劃的地緣戰略考量。近年來,東北亞和西太平洋一帶風雲變幻,不僅中國日益崛起,日本在安倍領導下也謀求區域復興,美國「重返亞太」也是官方政策,雖然有點雷聲大雨點小。俄羅斯的遠東戰略空間如同東歐,都逐漸受到壓迫,但與東歐不同的是,如今俄羅斯未有在遠東形成堅實的經濟社會力量,遠東甚至有被華人「反殖民」的趨勢。此番「東進」,其實是意圖改變俄在遠東地區的積貧積弱,「贈地」大概只是戰略的一環,好戲在後頭。

小詞典: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

俄羅斯聯邦位於遠東地區的行政區劃,建立於2000年,是俄羅斯九個聯邦管區中面積最大的一個。遠東聯邦管區下轄九個聯邦主體,但總人口僅有六百多萬,自然氣候寒冷,自然資源儲量豐富,雖然一片冰天雪地,卻也被認為是俄羅斯最具發展潛力的地域。

2016年6月6日星期一

中國發展的新加坡智慧──鄭永年與「廣東模式」

究竟什麼是「中國模式」,學界莫衷一是,也不可能有共識,但假如以小見大開始演繹,卻往往能見樹見林,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研究的「廣東模式」便能啟發思考。鄭永年於新加坡工作,在中國學界也十分活躍,是被不少官方重視智庫的核心顧問。

2012年,他在《鳳凰周刊》刊登〈廣東改革與中國的未來〉一文,系統性梳理對「廣東模式」的分析,認為過去十數年廣東總結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可歸納為3方面 ──「經濟轉型」、「社會改革」及「行政改革」。這些面向,除有助理解國家發展的脈絡,對外交轉型及國際定位都有啟示。

促進「治權」開放

一、經濟轉型:「廣東模式」最吸引的口號是「騰籠換鳥」,即把原先附加值低、處於產業鏈底端的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產業,從廣東省核心產業區(珠三角地區)遷移至周邊,而在珠三角地區引入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業。

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眼中,產業布局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所以「產業政策」本身便帶着違反市場規律的原罪。但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無一不有賴於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廣東「騰籠換鳥」也是基於這經驗。

鄭永年認為實現經濟轉型,重點在於把握國有與私有經濟各自的界限,「廣東模式」作為一種「混合模式」,是把國有經濟的社會保障功能,跟私有經濟的提高生產力作用進行有機結合,令經濟轉型時兼顧社會穩定。這與西方評論習慣把其中一項視為主導力量,不相信政府與市場真的能有機結合,自然截然不同。

二、社會改革:鄭永年指出,「廣東模式」的社會改革包含3方面內容,即社會制度、社會管理及社會參與。社會制度建設方面,政府的目標是主力醫療、衞生、教育、房屋等社會公共資源建設,為消費型社會提供基礎,讓廣東經濟在國際經濟起伏中更有韌性,也就是扶植中產階級落地生根。

社會管理方面,廣東經濟發展過程中湧現大批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政府除了主導政策,也會適時向企業「分權」,具體表現為精簡行政審批手續等,使後者擁有一定自主管理權。在社會參與上,廣東順德的公共決策諮詢機構設置,被鄭永年視作「新加坡制度」的成功借鑑,例如順德市黨代表與人大代表落區聽取民意,就有新加坡議員的落區服務(meet-the-people sessions)影子。

三、行政改革:鄭永年認為「廣東模式」還有行政上的創新,即嘗試理順黨政關係。再以順德市為例,他指出當地黨政「合署辦公」,精簡政府機關的同時也精簡黨組織,把政黨納入小政府改革範圍,這是廣東行政改革的重大突破。雖然西方對中國黨政軍結構有所質疑,認為是不能制衡的典型,但不少中國學者認為黨政分家是架床疊屋。對順德市試圖實踐地方政黨合一,鄭永年認為這是參考了新加坡行政經驗,順德作為縣級市,是行政意義上的「第一線」,需要極強行政能力與效率,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正是如此處理地方事務。

那為什麼需要閱讀「廣東模式」?首先,其實這模式有不少新加坡影子,有一定國際經驗可借鑑。更重要的是,鄭永年相信上述「廣東模式」的3個面向,同樣可擴展至中國,亦即他在新近出版《中國模式(修訂版)》提出的公式,即一個包含相對強大的國有部門的混合經濟模式,一個「黨權」集中但「治權」存在開放潛力的政治模式,以及一個循序漸進的體制改革模式。這些內容貌似眾所周知,其實如何內部進行有效監督,正是靠「治權」有開放潛力這一最有彈性的部分,因內裏自然需要吸納不同持份者與利益集團才能做到暢順。

讓西方認識中國

這種模式,自然跟現代西方政經發展情況有別,但鄭永年認為正是這樣,才能解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對「我是誰」的回答,因這是讓外界得以預測中國行為邏輯,進而與中國互動的關鍵所在,因為一個模式必然會對外交也有影響。

正如廣東政經發展過程中嘗試黨政合一的制度安排,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政策制訂也明顯朝着集中化方向發展。例如習近平迅速組建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代表的外交決策機構,以及他親任組長的各類「領導小組」,無不為了集中此前分散各政府部門的外交決策權;無論是「一帶一路」這樣的大戰略,或是對港政策的「微調」,部分也源自這類體制改革。儘管西方視中國為威權國家及政府主導一切,但此前中國外交其實常被研究者批評各部各自為政,政策互不協調,不少政策在落實階段效果大減,甚或釋放自相矛盾的外交訊號,讓國際社會無所適從。

說到底,「廣東模式」的開放性才是鄭永年眼中最值得推廣至全國的特點。筆者曾在《解構中國夢》一書分析,習近平時代外交將更積極以民族主義為容器,統合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人士對國家外交的能量,這一方面是「統一思想」,卻也是促使社會在可控範圍內擴大外交參與及反饋的手段,其實是民間智慧各取所需的實驗。

目前中國社會變化萬千,新媒體平台發展迅速,民意的流動性及爆發性日漸加劇,對參與「公共外交」的熱情及對傳統外交政策的意見都比過往熱烈。

這環境下,習近平政府如何參照「廣東模式」推動具「開放性」的「大外交」,仍要拭目以待。

小詞典:北京共識

學者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一種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歸納,強調其有別於西方社會普遍認可、並著力推廣的「華盛頓共識」。鄭永年認為,「北京共識」這一提法極具意識形態色彩,不利於中國被西方了解,遑論接受。相較而言,鄭永年相信「中國模式」更具技術性特色,適合作為中國研究學術和政策討論的基礎。

2016年6月4日星期六

訪問「四眼哥哥」鄭錦滿:澳洲回流移民投入本土運動

根據保安局資料,2015年香港約有7000人移民外國,數字比2014年增加100人。港人移民首選地為美國,約2100人,其次是澳洲2000人,以及加拿大800人。這三個移民熱門地點都是英語國家,相信語文是港人考慮移民的重要因素,以便融入當地的生活。隨着美國的投資移民個案增加,令批核時間平均要5年以上,而加拿大早前曾暫停投資移民,也大幅收緊移民名額,不少香港人便選擇移民澳洲,其中移民澳洲的人數比2014年就增加了100人。

除了投資移民外,近年不少人透過讀書和工作等方法到外地生活,並取得居留權,可是,當到外地生活後,卻要面對一大堆經濟、文化,以至思鄉問題,令不少人回流香港,鄭錦滿就是其中一位。他2009年半工讀到澳洲升學,其後申請居留權,2014年,幾乎可取得居留權之際,卻毅然離開澳洲,回到香港全身投入社會運動。他回流最大原因是希望守衞自己的家園,為香港未來出一分力,推動本土運動發展。相信他能分析部分港人移民和回流香港所面對的問題。

受訪者:鄭錦滿(Cheng Kam Mun, C)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整理:李志鵬

S: 當初,你為何選擇到澳洲生活呢?
C: 2008年,社民連參選立法會。我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抗爭模式,因為他們採取有別於傳統泛民的抗爭方式。當時,我積極為社民連拉票,參與示威,也投入反高鐵運動。可是,家人怕我會感情用事,變得更激進,可能因而出事,於是安排我到澳洲升學。

S: 在澳洲升學生活和工作一段日子後,你有沒有考慮在當地定居?
C: 2009年7月,離開香港到澳洲升學。當時,只專注於升學,在澳洲生活的確令我眼界大開。我住在布里斯本,那是一個很平和及令人放鬆的地方,每個人的生活都無憂無慮。除了市中心幾座較高的建築物外,其他地方密度都相對較低。一年後,除了升學,也計劃在當地生活,申請居留權。可是,我對澳洲的新聞時事興趣不大,只知道基本的資訊,但卻一直留意香港的時事,總會上網看香港新聞和收聽網台,明顯地,我的心仍留在香港。

S: 澳洲是香港人留學的熱門地方,你在當地的留學生活如何?
C: 我在澳洲留學五、六年,一般留學生兼職是「賺錢買花戴」,但我則要負責學費和生活費,曾做過飲食、清潔和運輸的工作。起初每天早上先到麵包店工作,中午到酒樓,晚上則到餐館,每天做三份兼職。之後,結識了女朋友並結了婚,她也是香港人,但認為香港的文化再不適合她。雨傘運動期間,我決意回港,於是離婚,之後再沒返回澳洲。因為我知道,即使我留在澳洲,我的心也只會留在香港,根本無法生活。我希望回到香港,為自己的家付出。

S: 在澳洲期間,你是如何關注香港的社運?
C: 由於家人在航空公司工作,因此,我享有廉價機票往返香港和澳洲。基本上六四晚會和七一遊行,我都會留在香港,而有大型的社運舉行時,也會返港參加。2012年五區公投舉行期間,我不斷傳短訊和打電話給家人和朋友,希望他們能投票,避免投票率太低,可是結果還是令人失望。更令人失望的是,所謂同路人拖運動的後腿,民主黨元老司徒華曾同意舉行五區公投,可是民主黨不但不參與,更批評運動,這也是運動失敗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S: 你曾參與六四晚會,但現時卻投入本土運動,當中的轉捩點是什麼?
C: 2012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我聽了黃毓民議員一個演講,當中強調,我們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這說法和我當時心中所想一致。之後,便開始閱讀關於本土的書籍,陳雲老師的論述指出我心中所想和解釋我當時的心態,我的本土理念因而萌生。

S: 你決意由澳洲返港參與社運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C: 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可以當家作主。因為不少人考慮到現時情況,不敢生兒育女;另外,我希望活得有尊嚴,毋須擔驚受怕。在澳洲讀書和生活是逃避,不能解決問題,每個人的心態不同,有人選擇一走了之,我常思考,當我們的家受到騷擾時,應選擇逃避,還是捍衞呢?我希望可以盡自己的能力幫助香港,我所理解的本土就是願意留港戰鬥的人,而不是留港出賣香港人。除了黃毓民議員的演講和陳雲老師的書籍外,也關心香港的民生議題,我一些朋友生育下一代後,的的確確面對爭醫院床位、奶粉和學位等問題。我住在旺角,眼見金舖和化妝品店紛紛進駐彌敦道、西洋菜街,也見證本土特色商場不斷消失。

S: 你積極投入雨傘運動,這如何影響你其後的社運參與呢?
C: 在雨傘運動中,我看到希望,因為年輕人願意走出來為自己的未來奮鬥。不少人的抗爭成本很高,不惜辭職或暫停學業,他們並非要出名,只是為了香港的未來。傘運後,香港社會病了,不少人被拘捕和關押,部分人更患上情緒病,對佔領區周邊地區有陰影,也有人強迫自己不問世事。我有幸得到政治工作崗位,因此必須全身投入,根治現時香港的問題。

建制派也重視本土

S: 在推動本土運動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C: 最大的阻力是來自一些無謂的標籤,在雨傘運動期間,「衝」和「蒙面」會被視為「鬼」。在過往十多年間,社會運動形成了基本的套路,當運動發展到某個階段後,組織者便和對家達成協議,這變成一場戲,只是為向公眾交代。但這套抗爭方法已證明無效,我們面對的政權再不是港英政府,現時的政權並不理會這些抗爭,即使幾十萬人遊行,也無法動搖這個政權。

S: 未來,你會如何投入本土派的運動?
C: 我希望將雨傘運動的失敗和悲憤化作力量,投入「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運動」。這是最後一個和平演變的機會,非建制陣營也沒直接反對,其中部分人也認同公投,計劃在未來5至10年舉行,這當中有些迫切性,不能待香港建立民族意識後才進行。因為時間緊迫,自九七年回歸至今,每天有150名大陸人移民香港,至今已逾百萬,到下屆2020立法會選舉,這累積的數字會更多。年初新東的立法會補選中,不少人為梁天琦有6萬多票而興奮,但必須留意建制派的得票也上升不少,如果再不推行本土運動,以後就更難推行。
我們不應因黨派原因放棄這件事情,而須凝聚民間力量迫使政府修改《基本法》,從而達致制憲目的。這運動已經迫使不同陣營改變和捨棄當初的立場,現在公民黨和民建聯也重視本土意識。

2016年6月3日星期五

鼓樂與普及國際關係

一群音樂界朋友由下而上辦了一個「香港國際鼓手節」,完全無政府資源下而自力更生,他們知道筆者對音樂有興趣,請本人當教育顧問,認為可透過請來國際級鼓手,跟香港不同階層年輕人交流。筆者認為,這種活動一向是普及國際關係、將之滲入生活的理想平台。對一般大眾而言,算不上熟悉Peter Erskine、Russ Miller、Thomas Lang等業內響噹噹的名字,通過這些大師了解不同地方鼓樂文化,卻能為大家窺探另一種國際關係大開方便之門。

由於鼓樂對節奏感及協調性要求極高,能直接反映表演者與觀眾情緒,各地鼓手往往較多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特別是相對邊緣化的群體,更是奇人輩出。例如尼日利亞裔鼓手Babatunde Olatunji,他在1950年代赴美深造,結合非洲擊鼓元素與美式爵士樂,奠定一個流派的基礎。他同時積極參與社會,長期關注美國少數族裔權益(尤其黑人),現場演出前往往先發表激情洋溢並關於社會公平的演說。1963年,他參與馬丁路德金發起的「向華盛頓進軍」運動,一起呼籲為黑人平權,多年後又獲捷克哈維爾邀請,成為布拉格戶外音樂演出第一人。在上個世紀,其鼓聲彷彿是國際平權運動的象徵。

參與社會 發洩不滿

另一位背景類似的著名鼓手Fela Kuti也來自尼日利亞,也把非洲音樂元素與爵士樂融合。他出身富裕,到宗主國英國留學後回國,於1960年代開創出「Afrobeat」風格。他的活動場合停留在非洲本土,演出是表達反威權、反貪腐、反政府立場的武器,曾利用家中後院收容大量異見人士,並在此建立「Kalakuta共和國」,一生被捕200多次,在獄中曾受軍政府折磨,母親也遇害,卻成為與曼德拉等齊名的非洲精神領袖。

在當代英美,也有不少鼓手涉入社會事務。例如英國搖滾樂隊Blur的鼓手Dave Rowntree就是工黨狂熱支持者,曾在2007-08年多番代表工黨,角逐倫敦市議會席位,亦聯署支持蘇格蘭獨立公投,一切都和保守黨政府唱反調。美國的加拿大裔著名鼓手、搖滾樂隊 Rush 靈魂人物Neil Peart亦對美國社會文化有相當號召力,以「libertarian」自居,時常批評共和黨,是民主黨爭取新生代的秘密武器。

問題是在華人社會,提起搖滾樂、打鼓等,主流社會還是有一種套版形象,就是未致於簡單的將之歸類為憤世嫉俗,也往往視為可有可無的調劑。然而對不少人而言,能夠通過節拍發洩對週遭環境的不滿,其實是一種對社會的直接參與,比投票或「和理非非」遊行,更有一種充權的參與感。由於世界不同地方的社會情況都不同,音樂風格也相異,兩者的互動,又自然令鼓樂風格越來越多元化,假如只是停留在K房或Spotify,是不能輕易領略的。

小詞典:向華盛頓進軍

1963年8月28日,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發起「為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號召民權運動支持者遊行到美國首都,爭取美國非裔人的平等權益,參加人數達20-30萬,成為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權運動集會之一。馬丁路德金在集會發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演說,激起全球迴響,對美國翌年通過民權法案、投票權法案有關鍵影響。

2016年6月2日星期四

「克里斯蒂安伊阿自由城」──丹麥自治天堂背後

不久前為ViuTV拍攝一輯「國際不被承認的國家」,提到一個「克里斯蒂安伊阿自由城」(Freetown Christiania,下稱「自由城」),背景有趣且具啟發性,值得跟大家分享。

該城「創建」於1971年,其實是面積0.3平方公里的廢棄軍營,較梵蒂岡還小,附近流浪者經常出入,既為生計,也是表達不滿政府房屋福利政策。這本來沒什麼特別之處,直到一位名叫盧德維格森(Jacob Ludvigsen)的左派記者在他創辦、並於丹麥年輕人中頗流行的先鋒雜誌Hovedblade撰文,宣傳「克里斯蒂安伊阿曾是軍事禁地,但現已被平民征服,成為流浪者樂土」,呼籲將之作為「從零開始建設理想社會的絕佳試驗場」,一個空置地方便成為一場社會運動。

隨後他起草《克里斯蒂安伊阿宣言》,將那裏定義為「自治、自足的社會,每個人都對社會福祉負有責任,旨在消滅物質與精神的匱乏」,頗有昔日的公社色彩。克里斯蒂安伊阿因而聲名鵲起,逐漸成為丹麥乃至整個歐洲左翼藝術家、嬉皮士、共產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的聚集地。目前當地有800多戶常住居民,人口約1000,不少接受政府救濟,也不乏失業年輕人,卻充滿生氣,區內建築牆壁被各式壁畫覆蓋,一派波希米亞風情。該城還有瑜伽房、冥想室、咖啡館、音樂廳、放映廳等,居民能自行制定「法律」自治,令不少左派學者慕名考察。

一般相信,這只是藝術家的行為藝術,政府不會認真看待。想不到「自由城」的「超然」地位後來有了法律依據,丹麥1989年通過《克里斯蒂安伊阿法》,把「自由城」的地區管轄權從哥本哈根市收歸國防部,而國防部只實行名義上管治,實際不聞不問,區內一切治理都由居民決定。「自由城」不僅有自身旗幟,還跟政府對着幹,例如雖然禁止海洛英等「硬毒品」,但長期進行大麻交易,這在丹麥屬於違法。市政府及警方對此三令五申警告,但一直未能禁止,大麻便成為當地人文風景。

不過克里斯欽的「特權」,在2013年終遇轉折,一項新法律取代了《克里斯欽法》,雖然容許克里斯欽居民維持原生活,但有「不抵觸丹麥國家法律」的前提,管轄權也從國防部交還哥本哈根市政府。為作回應,當地居民共同組成的「克里斯欽自由城基金會」買下整個地區,儘管業權仍屬國有,但確保了對該區建築擁有租賃和使用權,也是繼續「自治」的憑藉。

有學者打趣認為,「克里斯欽自由城」可謂左翼理想主義在現實世界最完整的實踐,也是對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等政治理念的顛覆。克里斯欽並非要獨立,也不抗拒丹麥身份認同,卻不喜歡歐盟,在「自由城」出口門牌上,有醒目的「你即將踏入歐盟領土」標語,儼然將歐盟與克里斯區隔。這一獨特的身份認同和社會實踐,不能被任何國際關係框架輕易覆蓋,卻讓「克里斯欽自由城」成為當下國際政治版圖的異類,這正是歐洲多元的標誌所在。換了在東方,再就是「顛覆國家主權」的分裂行為了。

小詞典:公社(commune)

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公社中人共享資源、生產工具和財富,追求共同精神信念。這一組織以「協商式決策」、「去層級化」和「生態友好」等為管理特色,是不少左派理想主義者眼中最佳的社會組織形式,但往往難以在現實世界實踐,例如巴黎公社、中國民革期間的人民公社等,都曇花一現,而且暴露了極多執行問題。

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巴西與委內瑞拉發生「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這名詞在中、俄等國政界相當敏感,認定是美國靠煽動群眾運動顛覆別國政權的模式,西方學界則普遍不接受,乃至認為是陰謀論。香港雨傘運動時,便有內地輿論以「顏色革命」演繹之。近期南美巴西與委內瑞拉出現大規模政潮,左翼反美政權搖搖欲墜。巴西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被議會以「公共財政管理失當」彈劾,需停職受審;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則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反對派呼籲軍方發動政變。究竟以「顏色革命重來」為題研判,有多精準?

巴西正陷入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這是民心思變的根本。議會彈劾羅塞芙時,指她違規操作國家公共財政,試圖掩蓋大規模赤字,而羅塞芙的自辯其實相當「有力」,因為前任政府確實都是這樣的。但沒有民意基礎,彈劾不可能引起全國迴響,也不可能變成「政變」。羅塞芙和前總統盧拉這一系,可謂國際左翼運動根正苗紅的成員,但上台後並未與財閥劃清界線,例如舉辦世界盃時的種種醜聞,就令人有和昔日領導人一丘之貉之感。

這是否右翼政變?也很難說不是。隨著巴西檢方的調查不斷深入,涉及巴西石油巨頭Petrobras的貪污案也浮出水面,是為「Car Wash醜聞」,代表傳統財閥操控政治的老路。根據目前資料,羅塞芙本人並未捲入,反而是前副總統、目前擔任過渡總統的Michel Temer,委任了多名與Petrobras關係密切的過渡閣員。巴西媒體日前又公佈了一段秘密錄音,曝光 Temer 的經濟計劃部長Romero Juca稱,「把羅塞芙趕下台,有助制止對 Car Wash 案的調查」。政敵利用政潮奪權,無論是為理念、還是為利益,從來天經地義。

那是否又涉及外國勢力?《維基解密》日前公佈一份檔案,揭露Temer 在政局動蕩期間與美國駐巴西使館人員接觸,後者又將巴西政情傳遞迴華盛頓,有左翼輿論因而指 Temer 是「美國間諜」,整個「政變」其實是美國搞「顏色革命」。但這類接觸實在平常,根據《維基解密》,即使是一些香港極愛國的政治人物,也和美國領事館定期交往,假如證據只停留在這層面,更似是羅塞芙陣營利用「外國勢力論」爭取民意反擊。畢竟羅塞芙雖然政績不佳,但外交上對獨立自主確有堅持,例如面對低油價,不僅無視 IMF 緊縮方案,反而考慮與伊朗、委內瑞拉等合作,打算以歐元等非美元結算。問題是物極必反,「反美牌」過去十年在拉美用得太頻,民間已麻木了。

委內瑞拉的情況大同小異,也是經濟危機多於一切,而且危機比巴西嚴重得多。昔日的強人查韋斯內政、外交都有一手,適逢油價高企,國內欣欣向榮;但到了馬杜洛卻沒有了查韋斯的手腕、威望,卻面對低油價,泡沫就頻臨爆破。由於委內瑞拉福利社會過份依賴石油經濟,一旦出現經濟危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願救援,中國等能提供的幫忙也不能救近火(而且已接近泡湯),一切就打回原型,免費醫療更淪為缺乏設備、藥品短缺、醫生不足的悲劇。

在查韋斯時代,反對派依然保留相當實力,自然希望乘勢推倒政權。馬杜洛以「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為由,進行大規模軍事調動,稱反對派受「外國勢力」指使,稱「同樣的勢力造成了巴西總統羅塞芙下台」,也是慣常宣傳。只是當民生惡化到一個水平,即使對外國勢力「信則有」,也無損改朝換代的可能性。

巴西FGV Brazil大學國際關係教授Matias Spektor的分析,是中肯的概括。他認為上述「美國陰謀論」都是捕風捉影,不是因為美國不會搞小動作,而是今天的美洲政治環境,已經與冷戰時期迥異,美國在南美洲的影響力在過去20年持續下降,已沒有能力策劃大規模顏色革命。目前在巴西、委內瑞拉所見的政潮,都是由內而外的,更像迷你版的阿拉伯之春,民間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厭倦長期執政的集團,雖然這裏的「長期」不及埃及、利比亞諸國,但也是十年以上的朝代。至於美國會否從中謀利益,那卻是世界各國的根本行為,任何國家都一樣,無須少見多怪。

小詞典:查韋斯主義

以委內瑞拉前領導人查韋斯命名的左翼民粹政治經濟理念。查韋斯管治委內瑞拉期間,主張「參與式民主」、「21世紀的社會主義」,對企業大規模國有化,大舉增加公共開支,推行免費醫療,與美國提倡的「新自由主義」對抗,但也被批評作風獨裁、限制輿論。由於查韋斯時代的石油價格高企,委內瑞拉一度成了區域強國,也享有崇高聲望,不過路線能否持續尚未得驗證。

希拉里對華政策

相對於特朗普強調自己的非主流、局外人身份,希拉里可謂建制中的建制,而她從前的政績,也局限了當選後外交政策的可塑性。相對於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充滿不可測性,和可能出現的「新思維」,希拉里面對中國,則可能是司空見慣格局的升級版。

論資歷,希拉里與美國外交的淵源,可追溯至克林頓任總統的九十年代。作為強勢第一夫人,希拉里曾隨同丈夫到訪不同國家,包括1998年攜同女兒的九日訪華行,雖然期間沒有官方角色,但肯定有了自己的判斷。回溯克林頓任內,平息了國會對中國人權情況的干涉,推動法案將中美經貿關係正常化,支持對中國加入WTO ,也和一些中國領導人建立了互信,雖然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令兩國關係出現波折,但克林頓算是給了北京下台階,令他離任時,又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所以中國對「克林頓夫人」最初不無好感。

然而,希拉里自然不會複製丈夫的對華政策。一來時代不同,今天的中國影響力更大,美國不可能像九十年代那樣一極獨大;二來克林頓當選時屬於黑馬,形象年輕有為,還可以有所突破,希拉里現在卻代表老人政治,肩負捍衛傳統既得利益者的使命,在更年長的黨內對手桑德斯面前反而顯得因循守舊,恐怕當選後也難以創新。希拉里在多次受訪時表示,她知道「中國既非美國的盟友,亦非美國的敵人」,傾向促進中美兩國在更廣泛的議題上,進行務實溝通合作,但這種「合作」,只是要進一步鞏固美國領導下,亞太地區的多邊機制,將中國「融入其中」,而絕不是要和中國平起平坐,更不是要承認甚麼「G2」格局。這無疑是美國民主黨傳統對華政策的延續:始終與中國保持溝通,也始終對中國施加壓力,以促使中國朝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轉變。民主黨主流派的對華立場,基本上就是希拉里的立場,這可歸納為四方面:國際領導地位、國際秩序、人權問題和台灣問題:

首先,民主黨堅持美國在各大國際組織和國際經貿框架的領袖地位,暗示不容中國挑戰,這是奧巴馬處理亞投行時,始終投鼠忌器、不敢加入的理論基礎,卻反而逐漸讓中國建立了另一套國際秩序。在此基礎上,民主黨精英呼籲美國促使中國遵守、而非挑戰現行(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令希拉里難以像特朗普那樣,對美國傳統盟約內容進行大幅度調整,但一旦中國成功另起爐灶,像「一帶一路」,民主黨似乎未找到回應之道。民主黨重視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和經貿往來,但和共和黨相比,有更明確的意識形態目的,即是促使中國「民主化」,成為既有國際制度中的一員,相反特朗普對價值觀外交則幾乎不屑一顧。民主黨雖然認可「一個中國」,但亦相對堅持「保護台灣」;希拉里和蔡英文的女性互動,也令台灣人民充滿想像空間,而特朗普卻以看不起女政客著稱。最後在人權議題上,民主黨精英比共和黨更頻繁批評中國在西藏、新疆等議題的表現,與及在人權自由等方面的缺陷。由於特朗普對上述核心價值不少嗤之以鼻,希拉里為捍衛道統,也為捍衛自己年輕時的社運身份,反而可能要加倍著緊。

2008年,希拉里與奧巴馬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期間,已經多次表明了上述民主黨傳統對華立場,措辭遠比奧巴馬強硬。隨後她出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有自己形同獨立的團隊,更是將這一立場付諸實踐,團隊中人也極可能回朝。其中兩個案例,最能反映其對華態度,與及中國何以對她充滿戒心。近年中國外交的大戰略,無論大如「一帶一路」、還是小如香港「反佔中」,幾乎都以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為假想敵,但希拉里、而不是奧巴馬,才是這戰略的主要推手。她上任伊始即不斷出訪亞太,尤其注重鞏固美國和日本、韓國的戰略同盟關係,明確定義美國在南中國海爭端的國家利益所在,包括「自由航行權」、「亞洲海域公共資源接入權」和「維護國際法」三大方面。這一系列宏觀戰略構建,被普遍視為對「中國崛起」的反制,也令中國大為緊張。克里繼任國務卿後,把注意力轉移到中東、俄羅斯,奧巴馬的興趣變成與古巴、伊朗、緬甸破冰去歷史留名,難以短期見實利的「重返亞太」變得雷聲大雨點小,北京暗自慶幸,自不願希拉里崔護重來。

另一案例是陳光誠事件,象徵希拉里在人權議題上,與北京的正面交鋒。希拉里在自傳《艱難抉擇》中,把事件當作自己任內一大「政績」,詳述她如何在短短數天內進行危機處理,既捍衛了盲人律師陳光誠的人權、尊嚴,滿足國內人權份子的期望,又避免中美兩國因此引發外交危機,最終成功「保護」陳光誠赴美,也印證了美國的大國身份。但事後重溫,其實希拉里當時也有其他選擇,例如對陳光誠的請求作冷處理,先完成其訪華議程,才慢慢官僚地領功,但她堅持積極干預的,反映她對中國人權問題,似乎有一些難以妥協的立場。這立場到了她競選前後,依然一貫,例如早前習近平出席聯合國婦女峰會並作發言,彼時美國自由派正批評北京對女性維權者大肆維穩,希拉里也公開在 Twitter 指責習近平「shameless」,其用詞之尖銳,令不少華人側目。

基於上述原因,中國不少學者、網民普遍對希拉里持頗為負面的觀感,認為她的當選將不利於中美關係改善;即使是自由派,也大多不相信她的高調姿態會對中國帶來任何實質改變,認為她只是演出給國內選民觀看。假如特朗普當選會如本欄早前講述,減少對日本、南韓的實質支持,希拉里當國務卿時的傾向,卻顯示了她的政策可能剛好相反,加強對這些傳統盟友施加影響,既和中國爭奪亞太區的市場佔有,也繼續傳統戰略圍堵政策。當習近平鼓勵外交官反客為主,宣示國家對人權、自由、民主等議題的立場,一旦希拉里繼續強調這些價值,中美的「價值觀戰爭」,必會比從前激烈,一來中國民族主義者已得到國家要針鋒相對的期望,二來美國自由派受到特朗普衝擊後,士氣空前低落,也需要希拉里打贏「價值觀戰爭」振奮人心。當然,中美關係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時代,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如何震蕩,都難以改變操作層面的緊密互動。但假如突發事件在這氣氛中發生,例如類似南海撞擊事件再次出現,再要期望希拉里圓滿解決、習近平低調回應,恐怕比十多年前更不容易。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6月

《赤道》與香港涉外關係

港產片近來經常被詬病既缺乏本土特色、也缺乏國際視野,卻越來越迎合大中華市場,但早前上映的《赤道》也許是一個例外。在120分鐘內,這電影的佈局由南北韓、中東到美國都包羅其中,對中港矛盾也有刻意敘述,可謂一部「香港涉外關係」的教材電影。雖然不少情節有點誇張、反駁,但畢竟有一定事實基礎。

在影片中,最早聲稱得知恐怖份子「赤道」所在的人,是一名信奉錫克教的情報商人,他與警察相遇的場所,就是灣仔皇后大道東錫克廟,也是筆者經常帶學生「田野研究」的地方。香港錫克教徒有沒有情報體系,筆者不敢妄言,但歷史上,他們的確和香港安全息息相關。早在19世紀中期,港英政府因為不滿華人警員和孟買水兵貪污成風,刻意在1867年開始,從印度增派了百多名錫克教徒警員,使當時以錫克教徒為主的印度裔警員,佔了香港警隊人數1/3。到了1870年代,香港警隊又引入來自印度的穆斯林搞平行,讓錫克教徒、穆斯林和華人警員共同在白人高層領導下共事。由於錫克教徒有尚武傳統,不少後代留在香港擔任保安人員,亦有經商。目前,在港錫克教徒約有一萬人,成為連接香港與印度的紐帶之一。錫克教徒大多聚居龐遮普邦,希望脫離印度獨立,有自己的激進組織,印度「鐵娘子」甘地夫人就是被錫克教徒暗殺。但這些組織近年已趨向溫和,和中東激進組織表面上也沒有關連,但若要互通資訊,相信必有渠道。當然,要找香港的錫克教情報商人,根本毋需到錫克廟,不過為了實景,也可以理解。

《赤道》也介紹了香港另一個「情報中心」,核心人物是方保羅出演的美國「記者」Martin Koo,片中負責反恐的香港總督察與他緊密合作,追蹤「赤道」。在港英年間,香港警察和美國情報部門合作,在冷戰框架下,可謂情理之中;六七暴動期間,英美兩國就為香港互通資訊,美國派往越戰的軍艦是否來港示威,亦是兩國的默契。然而香港回歸後,假如警察繼續和美國情報人員眉來眼去,卻是北京最顧忌的事。根據《基本法》第十三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務,而反恐是否涉及國防外交,自可自行判斷。假如香港警方與外國情報人員(甚或單純的新聞工作人員)合作,繞開中央政府處理反恐,在北京眼中,恐怕是上綱上線的罪名。當然,我們不能斷言電影的新聞人員是美國特工,不過除了電影的強烈暗示,現實世界也有相關報導,因為美國長期以來,一直被外界認為利用其遍佈世界的傳媒網絡,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例如在去年年底,伊朗關押了《華盛頓郵報》記者雷薩安(Jason Rezaian),官方說他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監。

正如《赤道》所述,香港既作為「遠東情報中心」,長期活動於此的間諜自然不止美國人。電影以北韓盜取南韓秘密武器為背景,南韓駐港領事、甚或連總統朴槿惠也曾短暫出場,而在歷史上,香港和柏林、伊斯坦布爾並列「冷戰三大特務中心」,一直是南北韓展開間諜活動的競賽場之一。根據一些解密檔案,早在七十年代,北韓就下令在香港設立秘密間諜組織,負責監視南韓赴港的演員、高官親屬等活動;1978年,北韓特工甚至在香港綁架南韓演員崔銀姬夫婦,迫其拍攝宣傳電影──當然,根據北韓版本,二人都是自願到北韓,也不承認在香港的外交工作有其他任務,正如不會承認在澳門的外交工作有其他金融任務。不要以為這類「韓戰@香港」是冷戰時的歷史往事,到了2012年,時任南韓總統李明博的親信金丙一被發現在香港寓所自殺身亡,當時他正深陷南韓議會性醜聞而被警方追查,這一撲朔迷離的案件,讓人聯想甚多。

《赤道》亦反映出香港在另一敏感的國際地位,涉及軍火販賣。香港作為「自由港」享譽全球,而各種通關便利,讓香港受不少軍火商青睞。在1980年代,《紐約時報》曾披露中國和北韓將香港作為武器裝備交易場,每年交易額高達5億美元,也認為香港是中國與中東進行軍火交易的中介,而中國出產的輕武器一直在中東戰場頗受歡迎,兩伊戰爭期間,中國就通過香港,對伊拉克和伊朗都出售了軍備──當然這些是否「外國勢力」抹黑,可自行評論。近年來,眾多在香港成立的「空殼公司」,也成為軍火商走私的庇護,例如今年年初被美國制裁的一間國資港企「安徽藍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就被美方認定是阿聯酋商人對伊朗出口軍火和融資的渠道。

有鑒於香港在國際敏感事務方面長期扮演的獨特角色,1997年之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基本上延續了冷戰時期周恩來提出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亦即不大規模限制香港在情報活動、武器走私等活動空間,但對各方勢力在香港的活動密切監視,從而讓香港成為自己的情報網之一;長期在香港活動的「中國調查員」,相信不少朋友都有所接觸。

根據曾負責港澳工作的中央官員李後回憶,周恩來曾將香港比為「觀測站」,從香港觀察國際動態,將香港作為中國掌握世界情報的橋頭堡。在《赤道》,代表中央的宋鞍就在香港以守為攻,以期監視「赤道」的動態;在現實中,北京處理「斯諾登事件」的態度,守株待兔,也反映出這一立場:按理說,憑藉北京在港的各類正式、非正式情報網絡,不可能不在美國「叛變特工」抵港後第一時間了解情況,然而北京卻一直保持沉默,讓斯諾登接受媒體採訪後離港,方才施施然由香港特區政府回應。這段期間,這宗美國諜報醜聞充分發酵,北京的謹慎也沒有失分,至於有沒有從中獲得其他情報,則非我們能知。這一事例,無疑是香港在北京情報監視工作發揮「前台」作用的代表作。一部《赤道》,可以看出種種香港涉外關係的門道,即使有其他缺憾,也足以令國際關係分析人士感到劇力萬鈞。

沈旭暉 信報月刊 2016年6月號

特朗普會怎樣對待普京?

美國共和黨「假定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除了在美國激起千重浪,也成了國際熱話。我們談過他對盟友、對中國的態度,自然不得不提他對另一大國俄羅斯的方針。而這裏又可分為兩部份:對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的政策,與及對俄羅斯強人普京作為一個形象的態度。

由於特朗普自我宣傳為「強人」,他對國內外的任何「強者」,由中國領導人到金正恩,似乎都有「識英雄重英雄」的好感,這「瑜亮情結」對普京尤為明顯。早在角逐提名初期,特朗普就說普京「非常精明」(very bright)、是一個「強力領導人」(strong leader),這和奧巴馬給予普京的評價,可謂背道而馳。須知美俄關係自克里米亞危機以來一直緊張,而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去留、俄羅斯在波羅的海軍事擴張等議題上,兩國也存在極大分歧。美國官方對普京的形象建構,已逐漸和冷戰時代的蘇聯領袖相若,還加上種種負面的價值判斷。然而在特朗普看來,普京的「強勢」,卻正是自己推崇、並準備踐行的執政風格,也正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關鍵所在,其他價值觀都不大重要。何況唯有歌頌普京,才能諷刺奧巴馬的軟弱,此所以特朗普儘管也曾多次指責稱普京「不尊重我們的總統」,背後也是為了映襯奧巴馬軟弱無能,暗示自己才能以普京式的強勢手腕,贏得普京的尊重。

這份態度,並非只適用於普京一人。特朗普對俄羅斯和蘇聯的整體觀感,也和美國主流輿論和傳統精英大不同。在美國傳統政治話語中,「蘇聯」與意識形態緊密聯繫,身份是自由社會的敵人,乃至是一個「邪惡帝國」。但特朗普接受《紐約時報》關於外交政策的訪談時論及蘇聯,卻純粹從國家實力角度出發,盛讚其在冷戰時期的「強大軍事力量」,勝於今天的俄羅斯。這充分反映「特朗普主義」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思維:只要俄羅斯依然維持強大軍力,特朗普就會有興趣與其改善關係,進而達到一種國際社會的均勢和平。有趣的是,普京也在接受採訪時評論過特朗普外交,表示「我們當然歡迎這樣的立場」,二人儼然在隔空對話,互引為知己。

在具體政策方面,特朗普提出美國應當從中東的戰爭泥沼撤出,放手讓俄羅斯處理敘利亞亂局、打擊ISIS,似反映特朗普意圖在中東達成美俄戰略默契、甚至建立戰略聯盟,也是特朗普反復強調「與俄羅斯進行交易」的例子。用特朗普自己的話說,類似合作「必然存在可能性」;用我們的話說,只是從前的領袖不能「think out of the box」,才未能把一直存在的外交彈性活化而已。

事實上,美國傳統精英都習慣了一系列假定:例如美國需要維持在中東的影響力,需要確保石油供應穩定,也有責任從源頭堵截激進伊斯蘭主義,作為反恐基礎,以及讓中東在政治上、經濟上逐步改變,作為自己的天賦使命。但這些假定,其實都不是不能改變的金科玉律:例如美國發展頁岩氣後,早已不用依賴中東能源,而且也能通過「方方面面」,操控油價;而即使美國一直在中東存在,激進主義也還是持續壯大,甚至可能比沒有美國更容易壯大。既然是這樣,讓俄羅斯、歐洲、乃至中國接過中東的燙手山芋,有何不可?假如是十年前,持這種傾向的人會被美國精英邊緣化為「孤立主義者」、「失敗主義者」,但在今天,這路線似乎有越來越廣泛的民意基礎。

特朗普也認為北約目前的戰略目標亟待改革:他希望將北約打造成專注反恐的聯盟,而非致力於對抗俄羅斯的侵犯,後者卻是北約近年維持向心力的重要手段。這一立場,在特朗普對烏克蘭危機的評價中,表達得最直接:他認為烏克蘭危機中,真正應當出面干預的是烏克蘭周邊國家,尤其是歐盟龍頭德國,結果危機卻演變為美俄對抗,美國白白付出,卻未得到任何好處,根本有為國家利益,而一般美國人根本不知道「克里米亞」在何方。當被問及「一旦俄羅斯侵犯北約盟國領土時,美國是否會保衛盟國?」特朗普稱「當然,但問題是美國在保護所有人」,潛台詞是即便面對俄羅斯的威脅,盟國也不應當一味依賴美國。上述觀點,被不少傳統精英視為「戰略退縮」,但特朗普認為這不過是理性的得失計算;美俄之間「達成交易」、而非一味對抗,更有助美國利益最大化。

類似思路,還表現在特朗普對俄羅斯的經濟立場。眾所周知,特朗普有時是經濟制裁政策的愛好者,他對中國的殺手鐧,就是制裁、制裁、再制裁。然而,目前美國真正經濟制裁的對象,卻是俄羅斯,而特朗普反而從未表態支持。俄羅斯始終認為,美國對俄經濟制裁是冷戰思維的延續,而特朗普雖然嘉許蘇聯軍力,卻相信美俄關係應拋下冷戰包袱;一旦入主白宮,對俄制裁大有可能拆牆鬆綁,或起碼會全面檢討。這是因為對特朗普而言,俄羅斯不像中國,不構成經濟威脅,也相信通過經濟制裁達到戰略目的,從來就是徒勞無功。

綜合以上種種,無怪乎有評論家稱特朗普是「親俄派」。評論員Josh Rogin在Bloomberg刊登的文章更嘗試從個人經歷,分析特朗普這一立場的歷史淵源:蘇聯尚未解體時,特朗普就積極開拓「特朗普集團」在蘇聯的地產市場,並對後者的潛力和作風欣賞有加,因而相信自己很能和俄羅斯人打交道。然而,這恐怕是典型的上綱上線:在商場,特朗普很精算,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只不過計算公式不同,採取的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計算,一時間未能為主導外交數十年的精英習慣罷了。

說到底,一任美國總統能否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其實懸念甚多。有俄羅斯專家就很心水清,明白現時論斷「特朗普入主白宮將有利俄羅斯」乃為時尚早,因為美國外交決策圈始終由傳統精英主導,他們有學院包袱、既得利益集團背書、也要維繫自己的理論基礎,不可能輕易妥協。更何況冷戰時,蘇聯研究是美國外交中顯學中的顯學,培養了大量蘇聯專家,怎樣對待俄羅斯,不可能無視他們的意見,哪怕明知道他們的意見不大管用,也如是。特朗普目前用的外交顧問,幾乎一律名不見經傳,無一為傳統精英看重,除非能請到重量級傳統現實主義學者出山,否則要忽然和普京蜜運,恐怕一場一場的國務院小型政變,會層出不窮。但假如特朗普排除萬難,真的能把一切付諸實行,想像世界屆時會變成怎樣,實在很有趣,很有趣。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