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

從新加坡「禁酒令」的真相談起

新加坡的夜生活不輸香港,長期以酒吧文化馳名,與一般人心目中的「威權國家」大相逕庭。新加坡很懂得張弛之道,就像合法與非法的紅燈區也從不缺乏,近年更出現賭場,但都各司所職,不大影響日常生活,管理藝術值得學習。對酒的態度,同樣可圈可點。

新加坡作為海港城邦,長期接納世界各地旅人,是東南亞多元文化滙聚之地,酒吧從來是異鄉客消遣的好去處。這些特徵,都於香港無異:灣仔酒吧的發展,就與越戰美軍息息相關。到了近年,蘭桂坊在香港取代了灣仔,而在新加坡,克拉碼頭則成了夜生活標誌。

克拉碼頭位於牛車水唐人街附近的新加坡河北岸,名稱紀念新加坡第二任總督克拉克(Sir Andrew Clarke),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新加坡正是在他治下,成為馬來半島的重要海港。當時克拉碼頭是重要貨物裝卸地,各類商舖、食肆紛紛出現。數十年前,新加坡政府着力整治新加坡河一帶污染,把該區翻新,進行開發,沿河街區集中了大量餐廳、夜店和酒吧,這是政府主導的夜市雛形。

新加坡不僅酒吧眾多,而且具文化多元性,本地特色例如Singapore Sling,乃華裔酒保嚴崇文發明,因其獨到口感走紅,今天新加坡大小酒館都可見這一「國酒」,旅客乘坐新加坡航空時,還可免費點一杯Singapore Sling。國際特色則有日式、拉丁式、歐式、美式、中式等酒吧,基本上是咫尺地球。

有了這些背景,去年4月1日起,新加坡政府宣佈執行「酒類管制法」,就令不少人大為詫異。根據管制,每天夜間10:30至清晨7:00間,零售商都不得賣酒、民眾也不得在公共場所飲酒,唯有合法營業執照的酒吧不受限制,但顧客只得在酒吧內暢飲。違反法令者,可被罰款新幣1000元,累犯可被判監3個月。這禁令被外媒廣泛報導,多形容為「後李光耀時期的嚴刑峻法」。

然而身在新加坡,卻不難發現真相,並不是那麼回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向是新加坡民間精神之一,雖然大家對法例普遍尊重,但也知道甚麼是「立法原意」,不會大驚小怪。新加坡政府則表態稱,是在接到不少市民關於宿醉者擾亂社區治安的投訴後,開始研究禁酒令,導火線是2013年小印度區爆發外籍勞工參與的騷亂,官方結論是「醉酒鬧事」。官方民調顯示,高達八成新加坡人支持此法令。事實上,無論在新加坡酒吧、會所還是私人派對,酒精依然從不或缺,一切毫無影響,往往只有外來者錯用神。

那麼就沒有人抱怨嗎?自然不是。《海峽時報》網絡調查指出,也有不少人認為法令過於嚴格,尤其是外勞,他們往往希望下班後買酒,而又不能負擔酒吧的消費,現在就因為不敢觸犯法令而作罷。說到這裡,禁酒令的真正精髓,就呼之欲出了。

小詞典:小印度 (Little India)

新加坡的泰米爾人社區,在唐人街旁邊,以穆斯塔法購物中心為地標,印式餐廳、商店自成一角,充份體現新加坡的文化多元。2013年爆發小規模騷亂,約有300名南亞裔外勞參與,造成27人受傷、40人被捕,是數十年來新加坡的首次騷亂。

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訪問法國學者:英國脱歐後的歐盟「新對華戰略」

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團訪問英國,受到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的高規格接待,兩國官方均表示是次會晤將開啟中英「黃金時代」。於是次會晤中,中英兩國簽署了巨額投資協議,其中包括「欣克利角核電站」投資項目,後者是中國首次於發達國家投資核電建設。彼時,卡梅倫驕傲地宣稱「英國將是中國走進歐洲的橋樑」,而習近平也罕見地表態稱,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的歐盟」。然而,今年6月英國公投結果出爐,「脫歐」成為事實,卡梅倫也於隨後辭去首相一職,由前內政大臣文翠珊接任。文翠珊在重組內閣的過程中,撤換了卡梅倫內閣中英關係掌舵人、前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同時宣佈重新審視「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導致其延遲一個多月才被批准。對於英國脫歐後的中英、中歐關係走向,筆者採訪了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訪問學者陸克(Philippe Le Corre)。陸克曾任職法國國防部,並任法國國際和戰略關係研究所亞洲副研究員,對中歐關係有深入研究,其關於中國對歐投資的著作China’s Offensive in Europe英文版,今年也由布魯金斯出版社出版。本次採訪分為以下三個部分:「中英關係」,「中國﹣歐盟關係」和「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第一部分:中英關係

沈:在卡梅倫政府時期,英國似乎是中國在西方最積極的合作夥伴,在經貿往來和全球/區域治理上都對中國多有支持。你認為英國上述對華立場背後的考量因素是什麼?「脫歐」又會對英國的對華政策和利益產生什麼影響?

陸克:英國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國家。英國商界一度希望在對華經貿合作上與德國法國競爭;英國金融業一度希望吸引更多中資銀行和資本。卡梅倫和奧斯本二人是上屆英國對華政策制定核心,2014年來奧斯本主要負責對華外交工作。他們的對華政策其實很有機會主義成分,寄望英國加入 AIIB 後,能迎來新一輪中國投資熱。不過當英國脫歐之後,「一切都成往事」。當然英國不會退出 AIIB,但新任英國首相文翠珊與奧斯本的背景截然不同:在過去六年裡,她以內政大臣身份處理英國安全、警務、移民、法律等關鍵政策領域。與奧斯本相比,文翠珊對中國商界的接觸較少,在處理包括對外商貿在內的國際事務時,也必然會更為謹慎。在卡梅倫內閣時期,英國內部有一種聲音認為,英國對華政策過於積極、但並非總能收穫長期回報;目前倫敦將會採取更「常態化/平衡」的對華外交政策,與德、法等類似。

沈:你認為卡梅倫內閣時期開啟的中英「黃金時代」會在文翠珊內閣時期延續嗎?

陸克:「黃金時代」這一名字在去年受到了不少批評,尤其是中英兩國經歷了19、20世紀的種種波折之後,今日的「親密」關係其實頗為諷刺。英國希望吸引外來投資,不少人認為中國就是潛在的投資者。問題是,中國對英國長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興趣有多大?我對此持懷疑態度。中國不可能價將注意力集中於一個國家,尤其是該國剛剛決定退出歐盟。中國需要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保持平衡,在歐洲德國是一個主導國家,法國、意大利、波蘭和西班牙等國也很重要,中國在上述國家都有大量投資。英國自然仍是歐洲一個較為重要的國家,但是它對歐盟不再有影響力,那麼中國也不可能將「一帶一路」等雄心勃勃的計劃全押注在英國。

沈:近期曾有報道指,文翠珊可能至遲至2019年「內閣做好準備時」才會啟動退歐程序。即便談判開啟,脫歐也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確定」將會成為中英關係的「新常態」。你認為這一情形,將會對中英關係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陸克:目前英國社會尚處於「脫歐後遺症」階段,不少人稱自己在退歐問題上是「被誤導」了(儘管我不這麼認為)。文翠珊即將到訪中國,英國想必也會盡其所能維持中英關係平穩過渡;但是同時中國也會很務實,畢竟歐盟市場是一個擁有4.5億消費者的市場,它的價值比英國更重要。歐盟的商業環境對中國公司較為友好,這也正是為何眾多中國公司在歐盟內進行出口貿易或投資的原因。

第二部分:「中國﹣歐盟」關係

沈:近期,歐盟宣佈了「新的對華戰略」,原則上它再次強調了與中國進行進一步經貿合作的必要,但同時也指出中國在法治、人權方面存在缺陷。你認為,這一戰略「新」在何處?

陸克:我認為,這一戰略更清晰地顯示歐盟希望與中國創造「雙贏」局面,例如,這份戰略指出「歐盟希望與中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關係都是互惠的,應當是中國雙贏概念的實踐」。於此同時,歐盟也希望中國能夠擔負在維護「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時能夠擔負起相應的責任。

沈:在相關文件中歐盟亦強調了其對華政策「凝聚力和有效性」的重要。你認為目前歐盟對華政策的狀況,是否反映出其凝聚力和有效性呢?

陸克:在這份文件中,歐盟強調了一個事實:在對華政策上她必須發出一個強大、清晰和統一的聲音。歐盟成員國可能與中國建立一對一的雙邊關係,或以團體形式與中國交往(如中東歐與中國合作的「16+1」模式);不過上述國家都應當與歐盟委員會、歐盟對外事務部、其它歐盟成員國等協調,以確保其合作中與歐盟相關的方面符合歐盟法律、規範,而合作整體結果對歐盟有益。在這一方面,歐盟著意避免有害於「中國﹣歐盟」關係的內部分裂。

沈:英國曾驕傲地視自己為中國與歐盟之間的橋樑。在脫歐之後,英國還能在「中國﹣歐盟」關係中維持這一戰略優勢地位嗎?如若不然,中國在與歐盟接觸時又會尋求哪一國的幫助呢?

陸克:我不認為英國能發揮「橋樑」作用。在歐盟內部,德國、法國處於主導地位,但其它國家同樣發展了它們各自與中國的關係。在我看來,中國與歐盟較為適宜的接觸方式是,在宏觀議題上與歐盟相關機構溝通,而同時與其它歐盟關鍵國家保持密切對話,尤其是在經貿合作領域。

沈: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正在歐盟內部受到激烈爭論,近月歐盟還在 WTO 對中國發起了新一輪訴訟。你認為歐盟上述舉措背後的考量是如何?中國媒體多指這是「歐盟保護主義抬頭」,是「不公平」,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來自中國的批評呢?

陸克:中歐兩邊恐怕都有貿易保護主義。對歐盟來說,中國市場顯然不如她自己聲稱的那樣開放,歐盟商務部對此也早有研究。歐洲各國政府對保障本國就業有著很深的顧慮,這其實很正常:畢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歐洲大陸已經失去了數百萬的工業就業崗位;如果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意味著上萬工作機會的消失,那麼歐盟自然會有所顧慮。這沒有什麼不公平的。

第三部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沈:在China’s Offensive in Europe一書中,你曾對中國2009年以來對歐洲投資進行了詳細描述,對比數十年前中國傳統投資模式,今天中國更著意在發達國家投資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發達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觀感如何呢?在投資過程中,中國的國際形象又是否得到改善?

陸克:今天中國對外投資引發的觀感其實較為複雜:不少政府視這些投資為有益的,但是不少歐洲民眾視其威脅了自己的工作崗位、有悖於歐盟勞動法律、甚至威脅了社會生活。畢竟,中國有著與歐洲不同的文化和商業環境,人們因此擔心中國的投資者會讓歐洲公司更加「中國化」。表面上看起來,中國的投資是一件好事,然而這是在中國公司僱傭歐洲人、將管理權下放至歐洲本地社會的前提下。目前看起來,事情並不是如此。

沈:當前我們正目睹著新一輪來自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浪潮。同時,中國意圖在全球擴張其影響力。你認為目前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會對中國的戰略有何影響?

陸克:確實,目前在歐洲存在這樣一種擔憂,即中國可能成為反全球化浪潮中的「替罪羊」。中歐雙方都應當努力避免這一情形發生。在中國方面,中國需要為歐洲公司進入中國消費市場創造更有利的環境;在歐洲,中國公司在投資的同時需要僱傭更多歐洲本地人。目前,歐洲的中資公司僱傭本地人的數量相當有限。

沈:上世紀後期,我們曾目睹日本崛起,並在歐美大幅加大投資力度,不過之後日本經濟泡沫破滅,迎來「失落的十年」。你認為目前中國的經濟擴張,是否可持續、并切實改變全球力量分佈格局?

陸克:只要中國政治制度可以免於改革,那麼她的經濟擴張是可持續的;然而我個人認為中國最終需要進行長期的改革。「攻勢」(offensiveness) 並不是壞事,只要它不意味著「侵略」(aggressive)。基於前面提及的種種原因,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應當被謹慎對待。此外,中國的國際形象還被發生在中國國內的事件影響,例如對異見者的拘禁、治理缺乏透明、對 NGO 的管制、香港問題等等。在西方,上述事件並不能改善中國的形象,反而讓很多人對中國感到擔憂。相較於上世紀後期的日本,唯一可與中國比較的是在經濟領域,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未在政治和軍事上達至今日中國的國際地位。

沈旭暉策劃,黃思為筆錄整理,大公報,2016年9月29日

立法會議員的國際經歷補遺

上周本欄談及一眾香港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國際視野和經歷,不少熱心讀者提出應補充其他有代表性的案例,反映對這題目有興趣的朋友不少,在此從善如流。

現任立法會議員除個別例子一般中英皆精,此外還有精通法文的毛孟靜。她早年赴加拿大修讀新聞系,返港後在法新社擔任法文記者,丈夫英國人Philip Bowring也是新聞界中人,一直以對語文有研究廣為人知。法語媒體報道香港新聞時,常以法語採訪毛孟靜,令她成了香港與法國交流的一扇窗口。另一位立法會議員石禮謙也精通法語,在澳洲大學畢業前曾在中學讀了6年法文,不過較為低調。順帶一提,法國駐港領事館也十分活躍地進行民間外交,每年邀請青年才俊到法國交流,曾獲邀的包括新任議員周浩鼎。

另一位成功連任的議員張超雄,有更精采的國際故事。他血脈與南美相連,父親是秘魯華僑,祖母是說西班牙語的秘魯人,他本人在美國修讀社工碩士、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當時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為留美華人爭取權益,當地甚至把每年9月13日定為「Dr. Fernando Cheung's Day」以作表揚。

在工商界層面,精英自然大量海歸,田氏兄弟尤為箇中代表,二人都是美國留學畢業。G2000老闆田北辰的成績似乎略勝一籌,在長春藤名校康奈爾大學修讀本科、哈佛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回港後創辦G2000品牌時,也強調其經營理念的管理特色是秉承哈佛學習所得。此外,林健鋒、張宇人等都在美國畢業;資訊科技界的莫乃光也是美國矽谷回流,這都是傳統香港精英的CV,不贅。

隨著香港回歸中國,不少新一代政客的國際經驗,也加入了中國和海外相容的元素。例如楊岳橋自幼移民加拿大,在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修讀政治學,後來又先後在北京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Bristol攻讀法律碩士,有了三地截然不同的專業經驗,雖然因為參選而放棄加籍,但不能掩蓋其非一般本土的本質。同屬加拿大讀書畢業回港的新議員還有容海恩律師,同在北京求學、獲得北大博士學位的還有本土派鄭松泰,而工作以國際為業的還有澳洲留學畢業的機司譚文豪。這名單數下去,還有很多,每一個故事,都反映香港和國際的絲絲聯繫。

總之香港議員國際閱歷之豐富,有可能居於全球前列。假如他們能超越政治派別限制,將自身國際經歷與香港本土生態相結合,香港的「亞洲國際都市」之名,理應長存,亦但願如此。

小詞典:「香港本土」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與前議員范國威組成的政治組織,屬跨黨派合作,是香港立法會內最早主打本土議題的先驅之一,但組織鬆散,隨著范國威落選而前景未明。

2016年9月28日星期三

一帶一路與恐怖主義:吉爾吉斯恐襲的故事

「一帶一路」說了這麼久,究竟對企業而言有多大吸引力?其中一個令投資者躊躇的原因,正是沿途的恐怖主義。不久前,中國駐吉爾吉斯大使館遭自殺汽車炸彈襲擊,襲擊者(司機)當場死亡,另有3名使館工作人員受傷,可視為箇中警號。

對這次襲擊,吉爾吉斯國家安全部門GKNB認定襲擊者是活躍中亞的恐怖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簡稱「東伊運」),也就是中國經常宣傳要打擊的「三股勢力」代表。東伊運雖以疆獨為目標,但活動範圍覆蓋整個中亞,而維吾爾族也廣布在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國,因此東伊運在新疆、中亞,乃至巴基斯坦等,都有小規模分支。

2000年前後,據稱東伊運與阿爾基達、塔利班合作,成員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接壤地帶接受阿爾基達培訓,當時塔利班武裝甚至出現「中國營」,多是中國籍維吾爾極端分子。9.11恐襲後,美國政府把東伊運列入國際恐怖組織名單(雖然中國列出的其他「疆獨恐怖組織」不在美國名單上),被認為是拉攏中國反恐的手段、中國游說的勝利,但部分也是客觀需要使然。

隨着塔利班失去阿富汗政權,旗下的海外東伊運組織也四散流亡,不少到了中國盟國巴基斯坦,有些更遠走到混亂不堪的敍利亞。根據研究恐怖主義界別的資訊,東伊運在敍利亞的分支與當地阿爾基達殘部「勝利陣線」(Nusra Front)合流,成了敍利亞內戰中反政府武裝的一支,繼續指揮在中亞和新疆的恐怖活動。

此外,廣納國際僱傭兵的「伊斯蘭國」,據報也有不少維吾爾戰士,雖然他們和剛提及的努斯拉陣線處於競爭關係。在剛過去的杭州中美首腦會議,奧巴馬再次將東伊運納入海外反恐名單。上述資訊不一定完全真確,例如中國傾向把一切大型恐襲都歸咎分離主義、「三股勢力」,例如2013年天安門金水橋恐襲案、2014年昆明火車站恐襲案等,就真相難明。但在中東出現維吾爾戰士,則已獲核實無疑。

中亞有另一支老牌恐怖組織:烏茲別克斯伊斯蘭運動(IMU),中國簡稱「烏伊運」,也可能和吉爾吉斯襲擊有關。這一極端伊斯蘭武裝組織成立於1991年,在烏茲別克發跡,勢力蔓延至整個中亞,同樣與塔利班合流。烏茲別克政治強人、剛去世的卡里莫夫鐵腕反恐,烏伊運唯有向鄰國如吉爾吉斯、塔吉克等滲透,2000年前後,曾對吉爾吉斯發動了一系列襲擊,那是中國「西部大開發」後打算大舉投資中亞而無以為繼的原因之一。2015年,烏伊運領袖通過錄像向 ISIS 效忠,行動更為偏激。

除了上述兩個活躍中亞的恐怖組織,其它南亞、東南亞恐怖組織如虔誠軍(Lashkar-e-Taiba)等,也有支部在中亞,並與東伊運、烏伊運等合作。這一局面在敘利亞內戰爆發、ISIS 坐大後,更為複雜:一方面,ISIS 崛起、而與塔利班不和,令塔利班更多向中亞、南亞轉移,中亞也變得更不安;另一方面,不少中亞、南亞的既有恐怖組織也向 ISIS 效忠,令本來和國際恐怖主義沾不上邊的本土激進派,得到更多行動誘因。

這次吉爾吉斯中國大使館遇襲,據說是東伊運在敘利亞的首腦指揮、「勝利陣線」提供資金,而負責協調的一名疑犯,則在案發當天潛逃土耳其。要根除這樣的國際網絡,極難,而上述種種,似乎才是對「一帶一路」的最大衝擊。以往中國在國際反恐行動上不甚積極,多持「不干預內政」立場,但隨著今天中國海外利益不斷擴大,上述立場已不得不變,否則投資「一帶一路」的成本,就太難預算了。

小詞典:2014昆明火車站恐襲事件

2014年3月1日晚,雲南省昆明市火車站發生無差別斬殺群眾事件,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傷。五名恐怖分子中,4人被警方當場擊斃,另有一人受傷被捕,據調查都是東伊運成員,這是近年中國最嚴重的恐襲。

延伸閱讀:
- 寫在昆明恐怖襲擊之後:香港的警鐘?
- 吉爾吉斯政變與選舉觀察工業

2016年9月27日星期二

中美間的鋼線:杜特爾特現實主義外交

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近來成了國際風雲人物,除了因為他的掃毒計劃極具爭議,也因為他領導下菲律賓的外交轉向, 有相當明顯的現實主義外交思維,可作為教材閱讀。

先看他對中國的態度。近年中菲關係因為南海爭議日趨緊張,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把中國起訴至國際仲裁法院,更令兩國關係跌入低谷。想不到在一邊倒有利菲律賓的仲裁結果公布後,杜特爾特卻反其道而行,刻意冷處理,直言「若與中國達成和解,菲律賓將獲益良多」,又稱「中國很有錢,美國沒有錢」。最後他派出前總統拉莫斯(Fidel Ramos)為對華特使,出訪香港,與中國前副外長傅瑩非正式會晤。可以想像,假如阿基諾三世還是總統,態度必然大不一樣。

相映成趣的,則是杜特爾特對美國的態度。他上任後多次朝美國喊話,稱自己將帶領菲律賓走上獨立自主、不依賴美國的外交路線,曾惡言辱罵美國駐菲大使「對菲律賓內政指手畫腳」,最近在東盟峰會,更在媒體前稱奧巴馬為「雜種」,令白宮取消兩人的會面。杜特爾特又稱要限制美軍在菲律賓的行動,甚至要驅逐美軍駐菲軍事指導人員。

在南海成為中美角力場的背景下,杜特爾特對日本的外交也值得關注。日本長期以持份者姿態參與南海,早有意向菲律賓出售軍備制衡中國。而在東盟峰會期間,杜特爾特和安倍晉三就購買兩艘日本大型巡邏艦達成協議,日方同時向菲律賓提供貸款,租賃5架飛機。此前日本已向菲律賓提供24億美元基建貸款,用於改善馬尼拉交通。值得注意的是這類貸款,本來當屬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勢力範圍。

而在東盟內部,杜特爾特獨立自主的形象十分正面,他也對東盟高度重視。在各類峰會發言中,「不干預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東盟標誌性話語,都頻繁出自杜特爾特之口;評論國際仲裁結果時,他也不忘強調「這一判決為所有東南亞國家共同遵守」。在剛過去的東盟峰會,杜特爾特被任命為2017峰會主席,並發表經審慎撰寫的嚴肅講話,這對他而言是十分罕見的。

從以上種種不難看出,在杜特爾特看似「特朗普式」的外交姿態背後,他以現實主義主導外交的思路,昭然若揭。菲律賓作為一個人口過億的中型國家,求的是自然是自己崛起,既不可能與中國硬碰硬,也不能對美國亦步亦趨,那樣很可能淪為中美較量下的炮灰。因此他採取平衡外交,既不與中國翻臉,又標榜與美國有別,對一國的出位言行,都是對另一國釋放的外交信號。

不過只要看他的底線,就能發現上述「親華」、「反美」言行,都是幌子:他需要中國資金,但不可能放棄主權立場,他依然對軍隊表示「一旦中國進入(爭議海域),後果將會是血腥的,菲律賓絕不輕言放棄」,就是底線。同一道理,他對美國挑釁,其實是爭取更多軍援的密碼:早在正式上任前,他曾公開質問美國駐菲律賓大使「Are you with us?」,並批評美國在南中國海爭議上對菲承諾不力。最近,菲律賓考慮向中俄、而不是美國採購軍備,正是由暗示變明示。至於團結域內組織東盟、拉攏域外國家日本,都是加強和中美週旋的本錢。說到底,還是本欄曾介紹那「對衝外交」的思路。順帶一提,不少菲律賓華商競選時支持杜特爾特,大舉捐款,以為「買中」而沾沾自喜,其實當局者迷,也不過被順水推舟而已。

小詞典:杜特爾特掃毒計劃

杜特爾特上任後,將從前在達沃市的鐵腕掃毒政策推廣至全國,上任兩月已有超過兩千人死於掃毒行動,不少被緝毒警察就地槍決。國際社會廣泛批評杜特爾特濫用私刑,但他本人則引以為豪。坊間有傳毒梟謀劃刺殺杜特爾特,達沃市早前發生恐怖襲擊,或有可能是毒梟報復。

延伸閱讀:
- 「菲律賓特朗普」有幾「特朗普」?
- 特朗普對華政策會怎樣?
- 你家菲傭有投票嗎?

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

難民隊、難民國:新型國際關係的未來

一位埃及富商Naguib Sawiris忽發奇想,建議在地中海購買一座無人島,讓中東難民在島上建國,既回應本身逃避戰亂、流離失所的問題,又能解決歐洲難民危機。雖然聽來天馬行空,其實類似建議並不新鮮,多年前也有人建議在澳洲或英國購買土地,建立「新香港」,但這次建議特別之處,在於「建國」的主體不是任何一個族群,也不是源自單一地方,而是整體性的難民,這是當代國際關係的一大突破。

難民Yusra Mardini最著名

數百年前,「新大陸」的移居正是這樣造成的,不過隨着地球土地完全開墾,做法才變得困難而已。二十一世紀這類方案再次提出,也不是偶發事件,類似思維,我們可以從里約奧運會的「難民代表隊」得到印證。

目前國際社會關於「難民」身份認定的檔案,主要是1951年聯合國通過的《難民地位公約》,又稱《日內瓦公約》(下稱《公約》),以及1966年聯合國大會《有關難民地位的議定書》。《公約》規定,「難民」指「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自身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份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本國保護的任何人。」

每一個《公約》締約國都有責任遵循國際法,對難民進行認定,並對其在國際法規定下的權利予以保護。儘管如此,從去年至今,全球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峻的難民危機:聯合國難民署(UNHCR)統計資料顯示,去年全球難民數量高達6530萬人、平均每113個人中就有一名難民,尤以敍利亞內戰引發的歐洲難民潮最嚴重。

國際奧委會(IOC)在上述基礎上,在聯合國發起動議,在里約奧運增設「難民代表隊」,以喚起國際社會關注。當時各國都不為意這是顛覆「國家」的舉動,但不久「國家」和「難民隊」之間的互動,就顯示一切並不簡單。IOC設立了總金額200萬美元基金,用於難民隊的選拔、培訓、參賽,並要求各國奧委會調查本國是否有難民符合參賽標準。最後共有43名由各國奧委會推薦的難民,成為難民隊的潛在參賽者;IOC再根據三個準則:體育競技能力、個人背景、聯合國認定的難民身份,選出最後10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敍利亞難民Yusra Mardini,她從土耳其乘小舟駛入地中海、游泳抵達希臘,再跨越歐洲大陸抵達德國,在德國獲認可為難民,並接受體育訓練。

難民隊赴巴西參賽的制服、住宿等,皆由IOC統一安排,成員以「難民代表」身份,享受其他「國家代表」同等的榮譽和權利。但在前期選拔與培訓中,他們被IOC委託在相關國家奧委會的奧運訓練營活動,這些相關國家就是「Host Nation」,最終10人中有5人在肯尼亞受訓、2人在巴西受訓,另有3人來自歐洲國家。換句話說,這些「Host Nation」,都是難民隊的持份者。除了敍利亞難民,難民隊大戶是派出5人的肯尼亞Ngong訓練營,他們都是來自南蘇丹。

美國《The Atlantic》雜誌資深編輯Uri Friedman撰文指出,難民隊在里約奧運現身本身,就是意義非凡的壯舉,也是對當今奧運會「國家中心」意識的挑戰。其實現代奧運誕生之初,對運動員的國籍要求並不嚴格,在1896、1900和1904年首三屆,都有「混合代表隊」(Mixed Teams) 這種參賽隊伍,允許來自不同國家的運動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奧運,那三屆共計17名個人運動員以「混合代表隊」身份獲得獎牌。現在流行的歷屆奧運獎牌榜統計,卻無視這種歷史存在,硬生生把這些「混合隊員」獎牌按國籍劃分,令一些國家出現0.5面獎牌的怪統計,堪稱是「奧運大一統主義」的濫觴。從第四屆奧運開始,IOC才規定參賽運動員需在國家奧委會(NOC)獲得提名、代表一國參與奧運,國籍才成了運動員參與奧運的必要條件。

奧運容許了不少非獨立國家獨立參賽,雖然近年要求越來越高,但奧運會的國家主義,卻同時在冷戰結束後再次鬆動,這是主權國家難以代表一切的明證。例如1992年,南斯拉夫聯盟因發動「不義戰爭」被禁參賽,南斯拉夫運動員就以「獨立參賽者」身份出現;2000年奧運會上,獨立前夕的東帝汶派出四名選手,也是以「個人奧林匹克運動員」身份參賽。2012年倫敦奧運會和今年里約奧運會上,同樣有不同原因出現的獨立運動員現身,例如科威特運動員就因為國家奧運被凍結會籍,而被逼成為「獨立」人士。這些運動員隊伍在入場時持奧林匹克旗幟,獲獎牌時奏《奧林匹克會歌》,早享有超越國家的身份認同。

有了里約奧運的難民隊先例,各種非國家身份隊伍參加奧運的可能性越來越高,這可以是一發不可收拾的範式轉移。例如那些希望獨立的地區,一直希望以獨立身分參與奧運,假如他們不願意代表所在國參賽、而又找到能被理順的難民身份(有專業律師協助並不困難),甚至乾脆加入難民隊,也可以成為迂迴宣揚獨立意識的平台。而在「超國家」層面,也可能促派出「超國」隊伍,向國際社會彰顯內部凝聚力,先例是1992年的「獨聯體隊」,當時蘇聯前加盟共和國都已獲得獨立,但依然以獨聯體名義參賽,有了這先例,「歐盟隊」出現也不是夢。最後,難民隊也可以啟發其它議題導向的組織,嘗試組隊參與奧運,例如由島國成員組成「生態難民代表隊」,又或從打壓同性戀的國家選出同性戀運動員組隊,這些都具有可行性。假如一些小島國真的在數十年內被淹沒亡國,出現「生態難民代表隊」,更是順理成章。

上述種種「非國家隊」參與奧運,自然不是以爭取獎牌為首要目的,卻肯定有效宣揚理念,建構國家以外的身份認同。根據同一邏輯,埃及富商建議的「難民購島立國」,一旦成事,就是類似美國獨立在新大陸建國的跨族群大事,不過今天的「新大陸」要重新建構而已,甚至在網絡出現,也只是時間問題。只要先例一開,就可能對民族主義主導的國際關係打開缺口,而這一天,總會出現。

小詞典:Kakuma難民營

位於肯雅的難民營,安置了大量來自南蘇丹的難民。去年這一難民營與前馬拉松世界紀錄保持者、肯雅運動員Tegla Loroupe合作,對有體育競技潛能的難民進行選拔和培訓,最終推薦了23名潛在奧運參賽者進入難民隊,居各國潛在推薦者人數之首。

延伸閱讀:
- 運動場上的民族主義
- 基里巴斯的「環境難民」:由奧運「開心舞」談起

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

訪問旅藏港人Pazu Kong:Beyond歌聲響遍拉薩

自青藏鐵路開通,西藏成為熱門旅遊地點。根據中國西藏旅遊網的數據,由2006年至2015年,到西藏旅遊的人次由215萬增加至1179萬,相關收益也由28億元增加至280億元人民幣。開放旅遊業無疑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但也令當地人和遊客開始關心當地文化及自然景觀同時受到損害,引起了如何平衡發展和保育的討論。尤弘剛(網名Pazu,筆名薯伯伯)在香港出生和接受教育,自大學畢業後,他便展開了自由行旅程,足跡遍及歐亞和中美洲接近30個國家。2007年他和朋友在西藏拉薩開了家風轉咖啡館,並開始學習藏語。他所寫的遊記散見於香港媒體,也出版了《風轉西藏》和《北韓迷宮》分享他在旅程中的所見所聞。

受訪者:尤弘剛(Pazu, P)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會在西藏開咖啡館?
P: 15年前,第一次到西藏旅遊,當時很喜歡這地方,希望在這裏生活一段時間。5年後第二次到西藏,並決定在西藏開咖啡館,至今斷斷續續停留了10年。近年,我兼顧旅遊人及咖啡館負責人的身份,每年數個月在拉薩,數個月在香港,也會有1至2個月去旅行。

S: 對你而言,旅遊有何意義?
P: 旅遊期間,可以擺脫原來生活空間的限制,並可嘗試代入不同角色。我喜歡獨行,認識不同的人,他們之間大多沒有關連,所以在他們面前,我反而更容易找回自己和身份。

S: 旅程中,應該保持怎樣的心態去接觸不同文化?
P: 不少人去到一個經濟和物質條件較落後的地方,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或有一些刻板想像,這讓人反感。有次,一位香港年輕人問我關於「幫助」拉薩福利機構的安排,我建議他到孤兒院幫忙清潔廚房,他面有難色,表示可以做更有意義的事情,如行政工作等。可是,他卻沒有相關經驗,也只打算停留一星期。也有旅客在攤檔買紀念品,店主開價較高,他沒有還價,也沒有買東西,卻不停說別人想欺詐,因而覺得西藏人不再純潔。其實在世界各地的旅遊景點購物,討價還價是常事,由此就下結論,這也是以偏概全。

跟內地人說「官話」 跟港人說心底話

S: 你在西藏經營咖啡店接近10年,這段時間,當地有何改變?
P: 第一次來西藏是2001年8月,第二次是2006年11月,而咖啡館則在2007年4月開張。在咖啡館,不少旅客對我說,西藏,尤其拉薩的變化很大,並因西郊多了現代化建築物而覺得很失望。我對他們的說法有保留,有時旅客對西藏現代化的批評,往往流於一廂情願的想像。記得有次在社交平台上提及,我跟西藏朋友去看007系列電影。然後有人就回應指出,西藏人不應該看荷里活電影。在他的想像中,彷彿西藏人只能穿藏裝和看傳統藏戲。

S: 藏人和旅客如何看待西藏的現代化?
P: 藏人也常提到現代化的問題。有些西藏學生經常說,內地人提及西藏就覺得西藏人只應該住在帳篷和吃糌粑(西藏主食,像麵粉),也有人認為藏人不穿傳統藏裝便是漢化。可是,藏裝穿着起來較麻煩,藏人難免會多穿T恤之類的現代服裝,這是為了便利而非漢化。很多人對西藏的了解只是停留在自己心中的想像,而忽視當地人的想法。

S: 除了現代化外,不少人關心西藏漢化的問題,這情況又是怎樣?
P: 在語言方面,漢化問題明顯。若你留意藏人的對話,就會發現當中夾集了不少漢語。這跟粵語夾雜英語的情況不同,例如香港人說「去食Lunch」,但在西藏,很多人用漢語詞彙是因忘了該詞的藏語。不少西藏大學生因藏語水平差而感慚愧。他們藏語差,並非能力不逮,而是教育政策、就業要求以及族群人口變化等各方面的問題造成,當然必不可少,是統戰因素。其他方面,藏人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平衡做得較好。藏人可以一邊上淘寶,用iPhone,但一邊穿藏裝去參加大法會和傳統節日。最近,有藏人朋友問我能否幫他買iPhone 7。

S: 在西藏,藏人和漢人的關係怎樣?
P: 在藏漢關係上,漢人往往有主動的位置。很多漢人無論在西藏出生或是住了幾十年,都不會說藏語,這是因為他們覺得學藏語沒用,只說漢語也可以生活,非常大漢主義,因而令當地人反感。反而藏人大多能說流利普通話甚至四川話,我在這裏10年也有學藏語,但不算流利,香港的侯松蔚教授,更可以做藏語翻譯,每次用藏語跟西藏人交流,他們就會特別友善。曾有藏人聽到我用藏語跟他點餐,臨走時忽然握着我的手,說要代表西藏人感謝我學藏語。藏漢之間的關係雖然有時會有輕微的矛盾,但總體還是融洽。

S: 根據你的了解,西藏和香港之間交流的情況怎樣?
P: 藏港關係主要集中在旅遊、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交流。香港人對西藏的認識皮毛,或只是認識金庸的《神鵰俠侶》和倪匡的《轉世密碼》中的西藏,不少人未能分辨西藏、蒙古和新疆。可能正因為香港人對西藏沒甚認識,他們反而更願意去聽藏人的故事。政治方面,有些西藏流亡政府的核心人物曾住在香港,但相當低調。宗教方面,兩地交往很頻密。不過,藏僧要去香港十分困難,因此,香港的佛學中心大多都是邀請持尼泊爾或印度護照的藏僧到港。

S: 不少香港的歌影視作品在內地深受歡迎,西藏有類似情況嗎?
P: 藏人對來自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的劇集印象很深,他們喜歡港劇的程度可能比香港人還要高,也常與我討論港劇。香港樂隊Beyond在西藏很受歡迎。在拉薩,我從未遇過懂粵語的藏人,但不少人都會唱粵語版的《海闊天空》。最近,有個西藏大學生邊巴德吉在網上爆紅, 其成名作就是以快閃形式在藏大食堂裏唱藏文版的《喜歡你》。《喜歡你》的藏文版叫《寧都啦》,意思是親愛的,歌詞改了藏文,但意思跟原版差不多。

S: 你會如何促進藏港之間的交流?
P: 最近,西藏察隅縣種植咖啡,若品質可接受,值得向香港推廣。而香港人有極佳的條件和空間,通過媒體和出版資料等了解西藏。我覺得藏人較願意與香港人分享他們的所思所想。相反,藏人在內地遊客前說的故事,較符合官方的宣傳口徑。香港人也可用西藏的情況反思香港情況,又或透過香港的處境,了解西藏人的想法,其實相互之間,可以找到很多共鳴。

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

大溪地:旅遊天堂的衰落

我的蜜月,在大溪地(Tahiti)度過,自此對大溪地的新聞都特別注意。近來遇上一些到過大溪地的朋友,對那裏的感覺卻愈來愈一般,這背後的故事,其實蜜月時也有所察覺,雖然煞風景,卻不得不正視。

新婚夫婦認識大溪地是因為美景,但國際關係界的大溪地,卻有截然不同的重要性:核試。對大溪地人而言,法國於1966至1996年間,在法屬玻利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進行的核試最顯著的影響,其實並非核輻射,而是徹底改變他們的原生活模式。法國核試告終,本應是當地一大喜訊,那時候,大溪地人卻發現自己早已深陷「核試經濟」,正是禍兮福之所倚。

六十年代前,大溪地一帶屬於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居民散布整個群島,主要依靠種植和沿海捕魚為生。但隨着法軍進駐穆魯羅阿環礁,將其建設為核試驗場,巨大的軍事基建和民事需求,對玻利尼西亞的勞動市場,便產生巨大衝擊。

當時法軍以兩倍於法國本地工資的津貼水平招募勞工,島民喜從天降,迅速向幾個大島聚集,紛紛放棄了之前採集、捕魚為生的生活方式,成為建設、維護核試驗場所的工人,或從事服務行業,又或成為公務員,為法軍及隨行人員的日常生活提供支援。

1960至1970年間,大溪地首府帕皮提的人口因法軍進駐而倍增,新來的法軍和隨行人員留戀歐式生活,大量歐洲商品湧入大溪地,包括日用品、食物等也全面進口。大溪地原住民的農耕社會結構徹底崩潰,轉而由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取代。

法國為彌補核試的環境破壞,也對法屬玻利尼西亞投入巨額援助,令該區成為整個南太平洋最現代化的地方。法國核試期間,每年向法屬玻利尼西亞投入超過10億美元,這樣的巨額發展,令當地人民一時間衣食無休,身體力行證明自己活在天堂。

結果,隨着法國終止在南太平洋核試,當地經濟迅速陷入困境。2000年,法屬玻利尼西亞只有八分一人口從事農業,主要就業市場給旅遊業壟斷;到了2009年,該區80%就業人口都在服務業工作。

與之相比,包括農業、珍珠養殖、捕魚業在內的傳統產業,僅佔GDP的3%。但沒有了法軍和核試人員,服務業需求開始不足,單憑旅遊業,無法獨力支撐。何況當地物價極貴,基本上是我到過全球所有國家地方當中最高昂的一地,例如一客麥當勞漢堡包要港幣百多元。試問有多少人一生會到哪裡多於一次?少有「回頭客」,近年法屬波利尼西亞經濟越來越不景氣,2014年的失業率較2007年倍增,超過17,000人處於待業狀態,而當地總人口也不過28萬人。

對外貿易方面,法屬波里尼西亞仍舊處於赤字狀態,2013年進口額達17億美元,出口僅有2.3億美元。法國是主要貿易夥伴,同時日本、美國和中國,也是主要出口對象。然而當地缺乏自主工業,只能出口手工業製品和農產品、進口工業製成品。2015年,法國延長了對法屬波里尼西亞的援助,為期5年,金額2億美元。但這是治標不治本。假如法屬波里尼西亞遲遲不能找到新收入來源,擺脫對「核試經濟」和法國的依賴,一個渡假天堂的結局,可能相當悲壯。

小詞典:法屬玻里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

法國的海外領地,正式身份是「overseas collectivity」,非官方稱為「海外自治國」,從前有一堆土王國存在,逐漸被法國取締。大溪地是領地人口最多的島嶼,也是首府所在。當地使用大洋洲法郎,選出議員到法國國會,也能直接在法國選舉投票。

延伸閱讀:
- 馬爾代夫首都小島 世上最逼地方?
- 馬爾代夫騷亂港人有責

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

封鎖加沙十周年:雙方觀點與角度重溫

今年是加沙被封鎖十周年,埃及剛提出給予西奈半島的土地,予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建「大加沙州」;去年聯合國則指出,對加沙的封鎖如果繼續,至2020年,該地區將演變至「無法居住」(inhabitable)。但儘管如此,解決加沙問題依然遙遙無期,對現狀以巴三方政府互相指摘、各執一詞,這些觀點與角度,值得一併陳述重溫。

根據以色列的說法,封鎖加沙一則事出有因,二則絕非外界所稱「慘無人道」。2005年,以色列把軍隊悉數撤出加沙,不過局勢並未緩和;巴勒斯坦內部鬥爭白熱化,激進派哈馬斯(Hamas)始終不承認以色列,繼續對以軍民發動無差別襲擊。2006年,哈馬斯在加沙選舉大敗法塔赫(Fatah),全面掌控加沙,以色列認為必須防範哈馬斯的恐怖襲擊,才不得不封鎖當地。

三方互相指摘

根據以色列官方說法,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是全球人均受援助額最高的人群,但哈馬斯壟斷了國際援助,把援助物資悉數用於製造、走私武器,根本沒有對當地巴勒斯坦人生活負責,不配稱其為「政府」;以色列還指摘哈馬斯利用國際社會對加沙援助物資審查疏忽的漏洞,把部分非民用物資以「援助」途徑帶入加沙,進而製造軍火,變成對以色列平民的重要威脅。以色列始終堅持,只要哈馬斯一天不放棄加沙控制權,以色列的封鎖,一天不會停止。

儘管如此,以色列為顯示人道主義,仍然保持對加沙的電力、廚用煤氣和水資源的供應,並逐漸允許部分國際援助物資進入。以色列的立場略為軟化,很大程度是國際壓力所致,但以色列堅持,讓步是旨在促使加沙權力機關為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學校、醫院等的公共服務。以方也認為自己對加沙的封鎖與埃及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埃及對加沙南部施行嚴厲封鎖,不僅拉法(Rafah)口岸常年對巴勒斯坦人關閉,連國際人道援助物資都不得進入。目前國際社會的援助物資都由以色列口岸進入,以色列醫院也不時接收受傷的加沙居民,這都是以色列反駁外界指控的依據。

這些說詞,自然不足以讓加沙、乃至整個巴勒斯坦地區人民接受以色列的封鎖政策。哈馬斯指封鎖是以色列試圖「滅絕」巴勒斯坦人的明證,認為上述有限度福利,根本是為了綁架加沙人,令其失去任何自給自足的能力。約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政府,也強烈批評以色列的封鎖。目前不僅國際社會不斷施壓,要求以色列撤銷封鎖,就連以色列國防部官員也多次表示,加沙的社會狀況,已經惡化到極危險的地步,一旦絕望的加沙年輕人不顧一切,將對以色列造成更嚴重威脅,以色列軍隊屆時面對「憤怒的平民」,更將束手無策。如果長達十年的全面封鎖,都對化解巴以衝突毫無幫助,政策若再延續下去,大悲劇只會早晚出現。

小詞典:加沙地帶(Gaza Strip)

地中海東岸一片360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帶,與埃及、以色列國土接壤,與約旦河西岸共同組成「巴勒斯坦國」自治領土。與約旦河西岸地區不同的是,加沙地帶周圍的海陸空領域,均處於以色列和埃及的嚴密封鎖中,人員物資進出加沙都極為困難。在過去十年,以色列與哈馬斯武裝在加沙地帶,曾爆發數次大規模軍事衝突。

延伸閱讀:
- 如果哈馬斯被連根拔起
- 「加沙之戰」的背景,與國際秩序的重構
- 哈馬斯和平福音

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

納土納群島:中國與印尼的潛在糾紛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糾紛,除了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就南沙、西沙群島的爭端,還有其他暗湧,其中一個是印尼的納土納群島(Natuna Islands)。

納土納群島位於南海西南端,與印尼西北角隔水相望,行政上屬印尼廖內群島省(Riau Islands Province),由272個島嶼組成,總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有接近7萬人居住。納土納群島海域屬南海一部分,不過中國從未對群島本身申索主權。2015年11月,中國外交部專門就納土納群島主權問題發表聲明,表示:「中國與印度尼西亞之間不存在領土爭端,印尼方面不對南沙群島持有主權聲索,中方亦不對印尼在納土納群島的主權持有異議。」

表面上,這是中國近年在圍繞南海主權歸屬問題上,首次認可他國的主權主張,但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因為主權從不是爭議的根本。

2014年至今,印尼政府不斷加強在納土納群島的駐軍,包括建設海軍基地、部署美式阿帕奇直升機隊,並調配海軍部隊駐紮。

如此重視,因為與專屬經濟區有關:納土納群島本身位於中國一貫主張的「九段線」西南外沿,領土主權雖然毫無爭議,但根據國際法,納土納群島周圍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亦當歸印尼,然而這區域卻與中國的「九段線」重疊;一旦中國根據自己定義的「九段線」在重疊範圍內捕魚,印尼將視為入侵其專屬經濟區,隨時爆發衝突。

事實上,上述可能性早已成為現實。今年3月,印尼水警在納土納群島專屬經濟區內,攔截一艘正進行「非法捕魚」的中國漁船,並拘捕中國船員。印方本欲扣押中國漁船,但兩艘中國海監船隨後趕到,最終印方放棄。這事件把中印矛盾曝光,也證實印尼的憂慮:畢竟中國一直有以捕魚業作主權申索前哨的慣例,每當中國漁船遭遇他國水警,中方海監船往往適時趕到對峙,這已成為「中國模式」。

中國海監船以大噸位、高航速著稱,不少甚至是退役軍艦改造而成,相較他國水警,具有明顯優勢。印尼駐納土納群島海軍基地的軍官曾對媒體表示,兩國就專屬經濟區的劃界如不能確定,衝突的可能性長期存在,因此印尼必須繼續加強海軍佈防,不能坐以待斃。

近年中國在南海海域大舉擴張活動範圍,東南亞國家普遍視為「秀肌肉」,國內人民普遍不滿,早已是定時炸彈。印尼國內有「嚴厲打擊外國非法捕撈行為」的呼聲,印尼政府也對國民作出「強化納土納群島海監」的承諾。早前印尼海警扣押外國非法捕撈漁船,受到熱烈歡迎。只是印尼與中國保持著良好貿易關係,在矛盾叢生的南海海域,印尼本來保持低調,置身事外。但假如納土納群島對峙持續,這一盤算,恐怕也要落空。如何既避免與中國直接衝突、賺取中國投資,同時又能向國民宣示強硬形象、維護自己領海權益,已成為東南亞各國要「對衝外交」的共同挑戰。物極必反,何苦如此呢。

小詞典: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概念,指一國領海基線向外兩百海里範圍內區域。它雖然不是領土,但仍屬國家主權之延伸,該國對其專屬經濟區內的自然資源開發擁有專屬權利,而其他國家仍然享有這一區域內的航行、飛行自由。

延伸閱讀:
- 常設仲裁法院歷史案例
- 南海仲裁爭議:中國應退出《海洋法公約》嗎?
- 中國宣示主權的險着——南海人工島

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

三層國際遊戲:蘋果、愛爾蘭與歐盟的互動

美國科技巨頭蘋果遭遇滑鐵盧, 被歐盟委員會要求向愛爾蘭補繳130億歐羅稅款,以彌補之前十數年在愛爾蘭設立分公司的「避稅」行為。對此,蘋果和愛爾蘭政府都提出反對,背後反映出的「三層國際博弈」, 正是未來世界的常態。

蘋果與當今其他跨國商業巨頭類似, 在全球開設多個支部,尋找最合適的地方節省運營、生產成本,包括稅收。根據《金融時報》數據,目前蘋果的愛爾蘭子公司貢獻了海外利潤的90%,然而只須向愛爾蘭政府繳交極少稅款。根據愛爾蘭稅法,以及愛爾蘭政府與蘋果簽訂的稅務協議,蘋果愛爾蘭子公司並不劃入「應當繳稅的居民及企業」範圍內;根據美國稅法,子公司在當地保留的利潤,也不須向美國政府繳稅。

雖然愛爾蘭國內的標準公司稅率, 在世界範圍內已經較低(12.5%),但根據歐盟委員會競爭專員瓦斯塔蓋爾(Margrethe Vestager)的調查,蘋果愛爾蘭子公司過去10年上繳的稅額還可以更低,僅佔其利潤4%。

這次歐盟委員會作為「超國家組織」, 介入主權國家愛爾蘭政府、與非國家個體蘋果的稅務安排,充滿象徵意義。歐盟委員會指摘,愛爾蘭政府向蘋果愛爾蘭子公司提供「非法國家援助」(illegal state aid),後者是歐盟機制下,特有針對國家政府與企業關係的約束法例,用於防止成員國政府通過刻意減稅,偏袒某一企業,妨礙市場競爭。

愛爾蘭最先駁斥歐盟

在歐盟委員會眼中,這樣的稅務安排,給蘋果強大的避稅優勢,亦是對歐盟法例的違背;歐盟作為「維護公平市場競爭的先驅」,必須對此予以嚴懲,同時也可以此強化歐盟法律、乃至整個歐盟機制的「超然」地位。

對歐盟的指摘,愛爾蘭政府第一時間予以駁斥,並在國會緊急辯論中,以93對36大比例通過議案,向歐洲法院上訴。愛爾蘭政府的理由有二:首先,稅收屬於國家財政主權,愛爾蘭政府有權制定、執行本國立法通過的稅收政策;其次,蘋果在愛爾蘭設立的子公司營運和繳稅過程,均符合愛爾蘭稅法,這一運作模式,同樣適用於在愛爾蘭營運的其他跨國公司(和子公司),因此,愛爾蘭政府並未偏袒蘋果。

然而,或許愛爾蘭沒有偏袒蘋果一家,但愛爾蘭政府對跨國企業這類業務情有獨鐘,卻是不爭的事實。愛爾蘭國內製造業潛力有限,市場規模較小,亟需跨國公司攜巨額投資,注入國家經濟,方可緩解就業壓力,促進經濟增長。蘋果在愛爾蘭的子公司提供了5000多個工作職位,佔蘋果在歐洲創造就業數量的1/4;此外,還有不少跨國公司將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正是看中了愛爾蘭低稅的營運環境。

漩渦中心的蘋果得愛爾蘭政府的支持,自然更強硬反對歐盟委員會的裁決。蘋果指責歐盟委員會「枉顧愛爾蘭稅法」,對歐洲投資環境造成惡劣影響。當然,蘋果只是鑽各國稅法的空子,針對愛爾蘭稅法度身定做在愛爾蘭的子公司,讓巨額利潤留在愛爾蘭境內。在蘋果之前,歐盟委員會已經就類似情形,對美國公司星巴克、亞馬遜等在荷蘭、盧森堡等歐洲國家的「避稅」行為開出罰單,後者均向歐洲法院上訴,蘋果也表明將利用法律「維權」。

歐盟委員會、愛爾蘭政府、蘋果三方的法律戰,估計將持續數年,而案件的走向,對全球政治經濟多方面將有深刻影響。儘管愛爾蘭政府和美國政府都支持蘋果 ,但兩國議會內部都開始檢討跨國公司避稅問題,未來可能修法,限制跨國公司海外「合法」避稅的程度。事件也加劇了歐美商貿摩擦,令本來就舉步維艱的TTIP 談判雪上加霜。對歐洲諸國而言,蘋果避稅事件反映的,在疑歐情緒高漲的今天,遠不只是「該收多少稅」的問題,而是「歐盟是否有權凌駕國內稅法之上」的問題。英國《每日電訊報》稱,蘋果案中歐盟「侵蝕愛爾蘭財稅立法主權」的行為,正正證明了英國脫歐的明智。這不無幸災樂禍的「抽水」成份,不過,假如案件令親歐盟的愛爾蘭也掀起「脫歐」情緒,卻是歐盟始料不及的結局。

小詞典:「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

歐盟與美國談判中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涉及佔全球GDP一半的各國。迄今雙方已談判三年,但尚未取得重大進展,歐盟長期抱怨美國拒不讓步的態度,德法兩國官員近期更公開表示談判「幾乎破裂」,情況比亞太區的TPP更不樂觀。

延伸閱讀:
- 蘇格蘭、英國跟歐盟交織「3層遊戲」
- 英國脫歐後的新世界:「柔性歐盟」、「歐亞盟2.0」與「小不列顛」
- 英倫海峽群島左右逢源

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

學術官僚化:二十一世紀的大學還能創新嗎?

提起官僚主義,我們往往會將之與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相聯繫,隨之而來的是繁瑣、低效等負面印象。其實,學術界的官僚主義不遑多讓,近年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僚制又稱科層制,由大師韋伯(Max Weber)提出,他身為近代公共行政學創始人,把科層制視為現代行政管理的有效組織模式,但在實踐中,官僚主義卻逐漸成為科層制在大眾眼中的代名詞,反映理論與實踐總是存在差距。

須有特定先決條件

根據韋伯的理論,官僚制度的誕生,具有特定先決條件:需要管理的事務和人數量上升、執行過程的複雜程度加劇、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理性主義的蔓延等,分別從供求兩方面催生官僚制度。在韋伯筆下,官僚制度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層級(hierarchy)是行政管理架構的核心,科層內有明確的上下級;第二,管理者在某一明確的業務範圍內,享有絕對權威(authority);第三,管理者依據法律或其他成文規範行事;第四,管理者須經專業培訓、且不帶個人感情地執行工作;第五,科層內的晉升,須通過專業組織的評估。

官僚制的上述特點,可以讓行政事務在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得以高效執行,但帶來的弊端則是機制僵化、無視個人差異與創造力。本來,這都是必要之惡,但這些對於學術界而言,卻正是大忌。英國《衞報》曾對「學術官僚主義」進行專門報道,引用英國高等教育統計署(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HESA)調查數據指出,在2008至2009年度,高等教育機構內的行政管理人員數量,比2003至2004年度增加33%,而同期教學人員數量增幅僅為10%、學生數量增幅為9%。

在HESA調查中,「行政管理人員」指非教學的、從事財務、市場營銷、人力資源管理、質量評估等工作的專才,他們對高等教育的教學、研究內容本身並不一定了解(通常是毫不了解),卻負責與之相關的組織管理和評估,尤其是把現代公司管理的審計模式,引入教學研究評估體系。

結果,學術官僚化一律以數量指標為基準,例如「影響因子」是研究水平的指標,「學生評估」是教學水平的指標;此外,還有開會指數、基調發言指數、行政指數、服務指數、指數分析成效指數等;每個課程的存在價值,自然也有另一籃子指數。教研人員(從前的「教授」)發現,自己需要填報越來越多的表格,對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越來越頻繁的匯報,並被要求參加越來越多管理、而非學術性質的會議,最終令自己的教學研究時間大大減少。至於其他心理、生理副作用,已按下不表。

「學術官僚化」現象自然不只發生在英國,事實上歐美、香港、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近年都出現這一傾向,而且背後頗有文章。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著名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曾在《泰晤士高等教育》雜誌專訪表示,官僚化背後的核心思想,其實是「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各種頻繁的表格填報、進度匯報,都讓「組織成員」(其實理論上是學長)疲於奔命,因而不再有時間精力思考、甚至反駁這種機制背後的不合理之處。具體到高等教育界,Graeber認為這反映大學權力的「範式轉移」:從原先的「平級自治」,轉變為「垂直負責」,各院系的一把手在院系內的權威提升,學校領導層和管理層的權威更得大量加強。一些行政人員對教學毫無熱情、也毫無知識,但正因如此,在忠實捍衛官僚機器的權威後,也會獲得長約,繼而反客為主,對學術員工毫不賣帳,就像一些學校被負責撥款、籌款的「家長教師會主席」綁架一般諷刺。學者要應付這官僚體制,要是還有能力兼顧體制外的遊戲,往往是天才;而天才,卻是不會甘心長期被這樣的官僚體制束綁的。

在這基礎上,Graeber進一步批評「學術官僚化」的根源,在於現代社會對高等教育機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轉變。數十年前,「大學」本來是「院系教授群體」的代名詞,一些管理概念一團糟的左翼學者(例如福柯)都可以當系主任;但今天,這一機構則被高度公司化,「專業」管理層以「經營」的方式,來維持學校下設各機構的運作,計算「投入/產出比」,強調投資價值最大化。此外,高等教育機構日益重視集資、地產開發建設等不與教學研究直接關聯的活動,這些需求,都讓校方更傾向採取官僚化的管理模式。現代通訊技術的發達,也為大學官僚化提供了技術支持:各類報表、時間管理軟件和匯報系統,都從商業公司遷移至校園。

Graeber在訪談中最令人思考的,還有以下筆者深表認同的觀察:基本上,所有大學教授都認為上述官僚化的管理機制浪費時間精力,完全無聊,「讓我們越來越花時間評估研究,而不是做研究」。然而,我們鮮有聽聞來自大學內部對學術官僚化的高調反抗。Graeber相信,這背後也有來自教研人員的原因:首先,對於晉升的追求,是讓不少教研人員服從官僚化管理的關鍵;其次,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調查,不少教授居然認為:「填表被視作從辛苦的研究中短暫解脫的方式」。這是因為官僚主義和量化評價雖然無聊,但從機制上,畢竟讓人有一種「公開透明、公平可靠」的「印象」,背後即是「理性主義」對管理實踐的深刻影響。真正的學術研究,往往意味著極端的不確定性、高風險和高挫折感,這時候,「學術官僚化」,就適時扮演了變相解壓的角色,只要當事人精於「學術官僚化」的遊戲規則,起碼可以獲得確定的工作「滿足感」。

因此,從宏觀結構層面看,「學術官僚化」必須放在社會商業化、理性化的背景,這趨勢短時間內無疑難以逆轉。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教授也承認,「行政管理」作為大學運行的一個環節,在今天確實不可或缺,否則大學內部運作混亂,同樣不利於教學研究。University of Derby教育學教授Dennis Hayes就建議,應該提高行政管理隊伍中的教學人員比例,至少在「行政管理」這門學科,行政人員可提供第一手經驗,也算間接發揮了官僚化的價值。Graeber則是積極的行動派,建議教授和學生進行跨校聯動,發出「去官僚化」的聲音。本地也有不少同僚提出,應該把大學員工分類(例如「高級講師」就毋需受制於影響因子遊戲),創造不同種類的階梯,這樣也勉強能提供多元化的工作環境,讓不同類型的學者各取所需。不過,變革是緩慢的,尤其是在今日大學的大笨象體系,真正的改變,恐怕只會出現在大學被淘汰的一刻。而隨著現代科技、社交媒體、人類變革的出現,這一刻,會否在有生之年出現?難說。

小詞典: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

專門負責檢查英國高等教育機構教育水準的組織,成立於1997年,對英國高校教學和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一套「評估準則」,並以外部評審方式,對大學質量進行評估,與審計行業極其相似。自從這一機構成立以來,需要填報的表格有增無減,風氣更蔓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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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5日星期四

尼泊爾新外交:左右逢源的藝術

不久前,有機會與尼泊爾外長見面,雖然他的演說也是官樣文章,但在這位支持王室復辟的政客口中,說出種種平衡外交的務實說話,還是令人印象難忘。究竟處於中國與印度夾縫當中的尼泊爾, 能否掌握左右逢源的藝術?
歷史上,尼泊爾與印度在種族、宗教、社會文化等方面,都淵源甚深,經貿發展也高度依賴與印度通商。與此同時,由於尼泊爾與西藏相鄰,中國也把尼泊爾視為事關國家安全的維穩對象,希望尼泊爾與中國的西藏政策保持和諧。今年上半年,尼泊爾時任總理奧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先後出訪新德里和北京,同時強調與中印兩國的友好關係;但總體而言,卻是中國的勢力佔上風,這又和印度政府的作風有關。

中國乘虛而入

2014年,尼泊爾推出新聯邦憲法,把南部塔魯族(Tharu)的聚居地分割為不同行政單位,令塔魯族成為不同區域的少數族裔,受到塔魯族強烈反對。塔魯族分布於尼泊爾南部和印度北部,印度總理莫迪在印度北部的地位,就很需要塔魯族加持,因此印度指摘尼泊爾「罔顧民主」,要求撤回新憲法,尊重塔魯族權利。

為了施壓,印度甚至對尼泊爾展開長達數月的非正式貿易封鎖:邊防官員對尼泊爾商貿車輛故意反覆查驗,導致邊境嚴重阻塞,尼泊爾對外貿易受重創。由於尼泊爾90%的對外商貿取道印度,印度的舉手投足,足以令尼泊爾變天。

這些手段的結果,卻是中國乘虛而入。從前中國支持尼泊爾毛派游擊隊,而與尼泊爾傳統精英關係有所隔閡,現在卻與新政府如魚得水。中國外交部第一時間祝賀尼泊爾通過新憲法,作為北京「不干涉內政」國策的反映,並在對外援助、經貿合作等方面連番示好;而近年中國已取代印度,成了對尼泊爾援助最多的國家。今年尼泊爾總理訪華時,兩國簽訂了大量協議,中國對尼泊爾基建大舉投資,包括大手筆的中尼鐵路,由西藏直達加德滿都,並列明將向尼泊爾進一步開放邊境通商。至於尼泊爾總理訪問印度後,雙方卻未發表聯合聲明,更反映中印兩國地位的此消彼長。

不過,中國與尼泊爾之間隔著喜馬拉雅,畢竟長途跋涉,不可能取代印度的天然地位。隨著中國在尼泊爾的能見度越來越高,其他大國已一併走進來。例如美國和歐盟站在印度一邊,向尼泊爾提供援助的同時,也在新憲法問題上施壓;俄羅斯駐尼泊爾大使也表示,希望尼泊爾和印度通過協商,解決憲法爭議,並稱「印度與尼泊爾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假如尼泊爾真的倒向中國,即使不談可行性問題,除了開罪印度,也幾乎是和其他大國對著幹,這自然不符合國家利益。因此中國在尼泊爾的投資,很可能面對在其他國家的風險,也就是隨著當地政局改變,項目被推倒重來,對此,投資者應該有心理準備。

小詞典:尼波羅國 (Licchavi)

尼波羅國是尼泊爾史上首個有文字記錄的王朝,於公元400年-750年立國,也是尼泊爾史上首個印度教王國,標誌印度教在尼泊爾紮根的開端。目前尼泊爾信仰印度教的人口高達81%,比例甚至高於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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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羽生筆下的尼泊爾
- 當馬爾代夫捲入中印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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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

中亞獨裁者之死

中亞國家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去世,享年78歲。在蘇聯解體後的中亞政治版圖上,卡里莫夫是不容忽視的人物,不但在烏茲別克獨立後一直領導國家,還靠左右逢源的國際關係,掩護自己國內的高壓獨裁。這類獨裁者一旦離去,區域穩定能否繼續,卻是一個謎。

卡里莫夫有機械工程本科學位、經濟學碩士學位,在蘇聯時代就以專家身份進入烏茲別克權力核心,獲莫斯科任命為烏茲別克共產黨總書記。1991年蘇聯解體,卡里莫夫緊隨鄰國吉爾吉斯之後,宣布烏茲別克獨立建國,其領導的共產黨更名為「人民民主黨」。此後卡里莫夫通過數次公投、修憲,把總統任期一再延長,創造了大選支持率99.6%的神話,作風與類似威權政體的強人一模一樣。

不過在獨裁以外,卡里莫夫的經濟、 外交政績其實不俗。他經濟上依賴石油、天然氣能源出口,同時高壓執政,以維持國內穩定。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00年以來,烏茲別克保持了長期持續經濟增長;2004年後,GDP增速甚至達到年均7%至8%,勢頭在全球金融風暴後依然得以持續。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烏茲別克的經濟增長在中亞諸國中尤其矚目,卡里莫夫主導的資源、出口型經濟發展策略,畢竟功不可沒。

在外交領域,卡里莫夫對烏茲別克自身的地緣政治優勢知之甚詳。由於她與阿富汗接壤,九一一後,國際戰略地位驟然提升,卡里莫夫把握機會,與美國開展反恐合作,包括把境內的卡爾希—漢納巴德(Karshi-Khanabad)軍事基地租給美軍;卡里莫夫絕非親美,他同時與俄羅斯、其他獨聯體國家發展合作關係,一度在美國對烏茲別克政治發表負面評論時,把軍事基地租約終止。

但與此同時,卡里莫夫對俄羅斯把中亞視為自家後院的態度亦甚為警惕,始終不曾加入俄羅斯領導的經濟聯盟「歐亞盟」,又於2012年退出由俄主導的軍事聯盟「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近年來,烏茲別克積極與中國展開能源經貿聯絡,也是為了平衡美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就取道烏茲別克境內。

然而如前述,卡里莫夫的政權始終是建立在威權統治之上,新聞出版被政府嚴格控制,歐美國家對此始終持批判態度。儘管卡里莫夫將「反伊斯蘭極端主義」作為內政外交的指導思想,但其實在境內,極端穆斯林勢力不大成氣候。西方媒體普遍認為,卡里莫夫每每借反恐之名,行鎮壓異己之實。據歐洲安全合作組織2009年的統計數字,卡里莫夫關押了7000多官方視作「極端穆斯林」的政治犯,其中包含不少政治異見領袖。2005年,卡里莫夫指揮軍警在安集延(Andijan)對數百名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的人進行大屠殺,對外宣稱是「清剿伊斯蘭極端勢力」,更令自己聲名狼藉。

強人政治的時間終究有限,卡里莫夫去世後,誰能完全掌握烏茲別克局勢?表面接班人是總理米爾則阿耶夫,但實際權力交接如何,現在誰也說不準。而一旦鐵腕政治強人缺位,長期為威權政府鎮壓的各種社會不滿,是否會在短期內爆發,也不好說。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北非「後威權政府時代」的場景歷歷在目,烏茲別克這個「一帶一路」大國能否避過宿命,只能走著瞧。

小詞典:安集延大屠殺

2005年,烏茲別克政府軍警在安集延對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的群眾集體射殺,死亡人數估計有數百人至上千人。烏茲別克政府先是聲稱「為挫敗極端伊斯蘭組織發動的叛亂」,後又改口稱「國內民怨亦是遊行誘因」。歐美國家對此激烈批評,烏茲別克一度關閉租給美國的軍事基地,並加強與中俄合作,終結了和美國的短暫蜜月期。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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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

由美國第三黨候選人約翰遜談起

上周美國第三黨候選人約翰遜(Gary Johnson)成為風雲人物,他在訪談節目中說不出什麼是敍利亞戰爭的重要城市阿勒頗(Aleppo)而成為笑柄,令支持者大失所望。

約翰遜代表的自由黨(Libertarian Party)成立於1971年,當時美國處於越戰陰霾,國際政治經濟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也瀕於崩潰,一群對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抱有信念的人,認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理念都不能代表美國的未來,於是自行組黨。今天自由黨有41萬註冊選民、100多名黨員經選舉擔任地方公職,每次總統大選都派出候選人參與,不過影響力始終極為有限。2012年,新墨西哥州前州長約翰遜代表自由黨競選總統,奪得近130萬張選票,佔總票數約1%,創下該黨紀錄;今年再度參與角逐,因為兩大黨候選人都有大量反對者,令行情一度看漲。

約翰遜的經歷固然不能與特朗普、希拉莉相提並論,但也頗有個人特色。從政之前,他白手起家,創辦了新墨西哥州最大建築承包公司之一Big J Enterprises,也被視為「美國夢」活生生的例子,因此於1995至2003年期間,兩次高票當選新墨西哥州州長。他信奉個人自由,強調限制政府角色,自稱「在社會文化議題上比民主黨更傾向自由主義、在經濟財政議題上則比共和黨更保守」。他任州長期間,曾否決超過750項增加政府支出的提案,比同期美國其他所有州長動用的否決權次數總和還多,因而被稱為「否決州長」。他本人則引以為豪:在他任內,新墨西哥州減稅14次,同時通過調動私人企業資源和捐款,改善州內教育、基建,最終還錄得10億美元盈餘。

今年約翰遜與前麻省州長韋爾德(William Weld)搭檔競選總統,當然繼續以「第三條路」作政綱。具體而言,約翰遜抨擊美國財稅政策存在缺陷、赤字經濟不可持續,苛捐雜稅嚴重妨礙生產,同時又指出現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造成以政治立場而非個人能力決定「起跑線」。在政治自由方面,約翰遜抨擊共和黨的社會保守主義立場,支持同性戀;也指責民主黨主導的大規模監聽行動侵蝕公民權,誓言保衛網絡自由。在外交政策上,他認為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戰略錯誤,希望秉承不干預原則,同時加強與盟國的關係,拒絕孤立主義。最後、恐怕也是最受爭議的,是約翰遜對大麻的態度:他認為大麻合法化是唯一解決軟性毒品負面社會效應的方案,致力於讓大麻產業成為美國經濟新支柱。

上述種種立場取向,對自由意志黨來說,已是老生常談,但在今年的美國大選氣氛中,這第三條路,卻顯得較以往更受歡迎。畢竟,在「不誠實」的希拉里和「瘋狂」的特朗普之間,不少美國人覺得自己不能支持其中之一。假如約翰遜表現理想,不少建制派共和黨人頗有可能倒戈,其中甚至包括共和黨大老羅姆尼(Mitt Romney)。目前自由意志黨發起的競選宣傳運動,首先集中在自家大本營新墨西哥州,另外還有西部和中部勢力較強的猶他州、科羅拉多州等。

根據民調,今年8月約翰遜的全國最高支持率達13%,其中猶他州支持率更達26%(特朗普29%),拉丁裔選民中的支持率有16%(特朗普17%)。如果約翰遜能在9月將支持率突破15%,將有機會參與月底的全國電視辯論,與希拉里、特朗普同台舌戰。就在這關鍵時刻,發生「阿勒頗悲劇」,早前的努力,卻可能付諸流水了。

小詞典:諾蘭曲線(Nolan Chart)

自由意志主義者諾蘭於1971年設計的著名政治光譜測試圖,諾蘭本人即是自由意志黨創始人。在「諾蘭曲線」圖上,諾蘭提出將「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立場加以區分,比傳統「左翼-右翼」的平面政治光譜更為複雜全面。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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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

G20峰會:國際主宰會還是雞肋?

G20峰會剛剛在中國杭州舉行, 在內地媒體眼中,這是中國展現大國風采的機會,亦是中國崛起的有力證明。中國原來沒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 G7(或G8)的入場券,而如今中國所在的 G20,則被視為取代 G7/G8、國際經濟合作的最重要多邊機制,這本身就反映了國際格局的變化。但G20究竟是名副其實的主宰會,還是可有可無的雞肋?

追溯 G20的誕生,必須把G7的歷史作為背景。197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受石油危機衝擊,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瀕臨崩潰,主要工業國家認為多邊合作依舊是國際經濟管治的關鍵。於是從1973年開始,美、英、法、西德、日本財長和央行官員每年舉行會議,商討宏觀經濟合作事宜,是為「G5」;意大利、加拿大不久在1975、1976年分別加入,逐步發展為7國政府首腦峰會。1997年起,俄羅斯獲邀加入,「G7」再成為 「G8」。

G7/G8成員國都是傳統發達工業國家,但在上世紀末開始,中國、印度、南韓、巴西、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或後發工業國在世界經濟的持份迅速提高,G7/G8的代表性開始備受質疑。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更讓世界看到G7/G8在國際宏觀經濟管治的缺失,因此在1999年G8峰會,加拿大財長馬丁( Paul Martin)、美國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2人提出,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和歐盟納入國際經濟管治機制,進行財金官員多邊會晤的構想。這提議得到各國支持,最終各方協商出一個包括19國和歐盟、共20個國際代表的名單,這就是「G20」。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G7/G8的主要功能已被G20取代,但G7/G8還是繼續舉行下去。

緩減全球經濟危機

儘管脫胎於G7/G8,G20在代表性和組織理念上,都與其前身有顯著區別。主要後發工業國如南韓、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南非、巴西等,甚至政體極保守的產油大國沙地阿拉伯、伊斯蘭大國土耳其和印尼,都成了G20成員國,令G20成員分布遍布五大洲,佔全球GDP的85%,自然比G7/G8有更廣泛代表性。而且德法意等國雖然已是G7成員,但歐盟這個超國家組織依然成為G20的獨立一極,反映G20不再以國家為絕對的入場券,為未來其他組織加入開了先例。

既然代表來自全球,G20比起G7/G8明顯去意識形態化,不再以跨太平洋資本主義國家為核心,參與國也沒有高度同質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組織模式,什麼樣的政體也有,就不會像G7/G8那樣,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後因為立場不同,而把俄羅斯開除會籍。

G20以多邊會晤作為運行核心機制,首先也是從各國財金官員會晤起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才加入各國領導人峰會,2008-2010年間每年舉行兩次,2011年後改為一年一度,峰會前各國財金官員先行會晤準備。除了財金官員和領袖峰會,近年 G20成員國還舉行農業、貿易、就業、外交等多次部長級會談。G20沒有常設秘書處,主席國由19個國家成員按地域輪任,輪任主席國設立臨時秘書處,並與上屆、下屆輪任主席國組成管理小組。

目前對於以 G20為代表的國際多邊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加拿大、澳洲等國,例如而University of Waterloo 的政治學教授 Andrew Cooper 和澳洲國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 Ramesh Thakur 合著了《The Group of Twenty》一書,專門分析 G20的成效。根據他們分析,G20作為一個多邊治理機制,取得的最主要成就包含兩方面:首先,它成功打破全球經濟治理的南北之爭,將傳統資本主義工業強國(北)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南)統合在同一平台,進行平等的政策對話和協調。這一成果超出了象徵意範疇,出現過實質影響,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歐美經濟體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是在 G20緊急峰會上,就「避免全球經濟崩潰」達成共識,通過了多邊協調的財政刺激方案和金融監管機制,令全球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得到控制。正是上述成績,讓 G20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備受矚目,Cooper 和 Thakur 將之視為 「G20通過的第一次考驗」。

然而,G20作為新興的多邊經濟治理機制,局限也頗為明顯。G20作為一個論壇式多邊組織,聯合聲明不具有如同「聯合國決議」一般的國際法效力和約束力;政策協調的執行,也有賴於各國各自的政策落實,遠不如 IMF、WTO 等專門機構運作高效。Cooper 和 Thakur指出,G20的上述組織形式,有三方面先天弱勢:第一,成員國之間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形式存在巨大差異,導致 G20內部分裂,面臨共同危機時,尚能齊心協力,然而一旦危機過去,利益矛盾又將主導議程。第二,G20與其它既有多邊組織存在相當大的重疊,因為 G20本身缺乏獨立執行機關,其共識經常「外判」給 IMF等國際組織執行,導致這些組織的參與國需要重複協商,浪費不少資源。第三,G20本身缺乏有效監督機制,每次峰會上公佈的宣言、共識,都難以確保完會後能繼續推進,可能淪為純粹的姿態。

無論如何,G20是國際社會圍繞多邊主義的最大規模嘗試,而在國際關係學科,「多邊主義」泛指三個或以上國家各自的政策在協調下實踐,既非單邊主義中一國任性而為,也非超國家主義有機制凌駕於國家主權之上。在這一角度看,多邊主義追求的,是各國協商與妥協達至的合作,也是各國在全球化時代保住主權來尋求共識的最後一著。然而多邊主義的實踐,需要解決合法性和成效之間的矛盾:G20雖然比G7/G8有廣泛代表性,但同時提高了協調成本,假如要有大手筆行動,成效很可能還不及G7/G8。這正是本屆G20面對的悖論。

小詞典:G20 Working Groups

G20 Working Groups 是由相關專家學者組成的政策談判小組,圍繞某些單一議題成立,如「反腐」、「發展」、「金融監管」等。每個工作小組通常由一個發達經濟體和一個新興經濟體共同主持,為各國領導人、代表之間的談判提供專業指導意見,可視為南北陣營保持戰略平衡的嘗試。

2016年9月10日星期六

問馬其頓博士:來自烽煙國度的香港副校長

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巴爾幹半島是一個陌生的地區,對當地的認識主要來自中學歷史課本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討論,或是當地的足球球星。剛過去的一周,巴爾幹半島上發生了兩件國際大事,分別是科索沃足球代表隊參加了獨立以來首場國際正規比賽,並取得勝利,以及德蘭修女獲天主教教廷冊封為聖人。前者代表着科索沃進一步得到國際社會認同,而後者則引起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爭論,爭當德蘭修女的祖國。德蘭修女生於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Skopje),其父母親為阿爾巴尼亞血統。其實,這兩國原本同屬前南斯拉夫成員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南斯拉夫爆發內戰,6個成員國紛紛獨立,並引起巴爾幹半島的動盪。耀中社區書院副校長Sultana Tupurkovska-poposka教授生於南斯拉夫時代的馬其頓,並在當地接受教育。及後,她到加拿大進行博士後研究,從事機械和航天工程的科研工作,其後到香港延續教學和研究工作,相信她能讓我們對前南斯拉夫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受訪者:Sultana Tupurkovska-poposka(Tupurkovska-poposka, T)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選擇到香港教學和研究工作?
T: 我在前南斯拉夫時代的馬其頓出生和接受教育,1989年到加拿大進行博士後研究,參與有關機械和航天工程的研究工作。其後,南斯拉夫爆發內戰,馬其頓的局勢也變得緊張,因此,我和家人移居加拿大生活。1995年,香港職業訓練局(VTC)在加拿大多倫多招聘機械工程系首席講師,加上我想見證香港回歸過程,於是應徵。到香港後,發現香港的高等教育發達,水平超出我的預期。大專院校躋身亞洲甚至世界前列,而且科研設施先進。當時,我在VTC青衣分校任職,其實驗室、教學設備和電腦等都媲美加拿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簽訂的合約只有20個月,但留港至今超過20年。

S: 香港大專院校教學工作對你有何吸引力?
T: 在VTC任職,當中課程帶給我很大使命感,因為校方着重學生需要。不少VTC的學生在公開試遇到挫折,自信心較低,因此,我們整個團隊為他們建立自信,讓他們能裝備專業知識和實習經驗,同時也提供就業和升學資訊。因此,職業訓練局就發揮了其社會功能,為學生提供另一條出路,也為社會培養人才。現時我服務的耀中社區書院雖然規模較小,但也積極發展,並以學生為本。

S: 你印象中和親身接觸的香港有何不同?
T: 來港前,我對香港的認識很少,印象中是一個充滿東方情調的地方,對香港的主要印象來自電影《蘇絲黃的世界》和港產製品。香港的確是一個中西薈萃的地方,而且擁有著名的高等學府,不少教職員都有海外進修和研究的經驗,也有不少來自世界首屈一指的學府。香港人很友善,樂於助人。對我而言,香港最吸引人之處就是郊野公園,我常和家人結伴遠足,這是其他國際城市難以比擬。

S: 前南斯拉夫與外地的學術交流情況怎樣?
T: 當時的交流相當頻繁,主要和西方國家交流。中學階段,學生已經有不少到外國交流的機會。另外,中學也會提供第二語言教學,較受歡迎的語言是法語和德語。大專階段也有不少交流計劃,當中包括法國、德國、加拿大和美國。我就是參與了博士後研究計劃到加拿大進修,及後內戰爆發,我們便舉家移民加拿大。

S: 前南斯拉夫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T: 前南斯拉夫採用歐陸教育制度,與英式制度不同。小朋友從三歲起接受三年幼兒教育和一年小學預備教育。然後,就會接受八年制的義務基礎教育,之後,就入讀中等學校,當中分為完全中學、技術學校、藝術學校和技工學校,為期3至4年。完全中學分為人文學科組和自然學科組,我當時修讀自然學科組。專上教育方面,當時每個共和國和各自治省都至少有一所大學,我就入讀馬其頓首都的聖基里爾麥托迪大學(University of Cyril and Methodius),主修機械工程。

鐵托治下生活接近西方

S: 南斯拉夫曾盛極一時,擁有國際影響力,當中最重要原因是什麼?
T: 一個最重要原因是時任南斯拉夫總統鐵托(Josip Broz Tito),他執政接近40年,雖然有人認為他是威權統治,甚至獨裁,但他的確有效地平衡了南斯拉夫5個民族間的利益,增加了國家凝聚力,因而受到南斯拉夫人的尊重。在國際層面,他積極倡議和組織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這運動吸引了很多不願意牽涉入冷戰的國家參與,當中涵蓋了三分二聯合國成員國。這開拓了南斯拉夫,以及不結盟運動成員國的國際生存空間。他1980年去世,世界各國政要都幾乎出席了喪禮,場面盛大,反映他在世界的影響力。

S: 南斯拉夫分裂及內戰,什麼原因造成?
T: 南斯拉夫本是二十世紀初創立的一個王國,1929年亞歷山大親王出任國王,並定名為南斯拉夫王國。南斯拉夫由6個共和國組成,當中便有5個民族,4種語言和3個宗教。當中的3個宗教分別是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巴爾幹半島位處中西歐之間,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部分人在鄂圖曼帝國的統治下改信伊斯蘭教,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人受到天主教的影響,而塞爾維亞、馬其頓和黑山則受到東正教影響。這令宗教問題非常複雜,在不同政權統治下命運各異,也曾出現民族主義者建立組織清洗其他宗教的信徒,播下了民族間的恩怨。這便將問題推到深淵,也成為南斯拉夫內戰最重要原因之一。

S: 近年,俄羅斯出現懷念蘇聯時代生活的聲音,當年社會主義下的南斯拉夫情況怎樣?
T: 在上世紀初,南斯拉夫貧窮和財富分配不均問題嚴重,所以令到共產主義在南斯拉夫受到歡迎。1945年,鐵托牽頭建立完整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政權,稱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1963年改名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以此建立的社會制度為工人提供各種的服務,例如由幼稚園至大學免費教育,全面的醫療服務及房屋保障。畢業生也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崗位。相比現時美國1%的人口壟斷大部分的財富,當時南斯拉夫明顯比較均富。另外,鐵托與當時蘇聯保持距離,令國家保持獨立和自主。他重工業發展,允許西方文化進入南斯拉夫,也吸引其他國家的旅客到訪,因此,南斯拉夫的經濟和教育發展比其他東歐國家發達,當時南斯拉夫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遠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高,接近西方水平。

2016年9月9日星期五

所有小國都有噩夢:伯利茲的反危地馬拉情結

不久前,到中美洲國家伯利茲(Belize)旅遊,回來不久,就看見當地出現「大新聞」:考古學家在瑪雅文明遺產發現新證據,對考據當地「蛇朝」歷史有突破性發展。

一般人自然覺得這類新聞與己無關,而那些瑪雅建築我也到過,最深的印象的確不是考古,而是現實政治的陰影:古蹟坐落於伯利茲和危地馬拉的邊境,而這條邊境,至今還隨時有開戰的可能。雖然不少朋友連這個國家名字也沒有聽過,但爭議的背景,居然似曾相識。

兩國爭議可追溯到十七世紀,英國人橫渡大西洋,抵達中美洲的西班牙勢力範圍,在今天伯利茲一帶駐紮,並與原住民瑪雅人發展商貿,逐漸建立了中美洲大陸僅有的英語區。

後來英國與西班牙簽訂條約,英國一度放棄伯利茲一帶的殖民權,換取英商繼續貿易,但當地早已自治的原住民拒不承認,更多次擊敗西班牙軍隊。

後來西班牙統治的中南美洲國家紛紛獨立,包括危地馬拉,危地馬拉聲稱管有的伯利茲地區,卻選擇成為英國皇家殖民地,即「英屬洪都拉斯」。在危地馬拉眼中,伯利茲就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英治時期,危地馬拉繼承了西班牙帝國對伯利茲的領土要求,而不少從西班牙獨立的中美洲國家,都支持危地馬拉。因為這筆賬,伯利茲遲至1981年才能獨立,當時危地馬拉依然不予承認。

近年危地馬拉勉強承認伯利茲主權,改為認為根據西班牙於中美洲殖民初期的「教皇子午線」(Papal Meridian),伯利茲西部近半土地都應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起碼要收回「大西北」。

至此,危地馬拉與伯利茲之間的矛盾從「主權分裂」變為「領土糾紛」,起碼變得可以協商。而伯利茲獨立後,那些從前支持危地馬拉「反英帝國主義」的鄰國,也開始改變立場,伯利茲才逐漸走進國際社會。

而國際社會也一直努力協調兩國糾紛,美國和墨西哥等先後主持多輪和談,伯利茲獨立亦是聯合國支持下獲得成功。然而,就是現在糾紛變成領土問題,伯利茲居民仍舊不能接受半數國土劃給危地馬拉,因此談判始終沒有進展。2008年,兩國政府同意在兩國同時公投,決定是否將糾紛提交國際法庭、並接受後者裁決。不過計劃一直被拖延,大概雙方都對國際法庭的裁決結果不確定,而這筆陳年舊帳,確實難算。

在伯利茲期間,一和當地人談起「危地馬拉」,反應可以十分誇張。例如有些說危地馬拉軍隊會「隨時開進來姦淫虜掠」,有些則說伯利茲明智地留在英聯邦、紙鈔還印上英女王像,就是為了「歸英」,深信女王和英軍不會坐視不理云云。再說下去,論據越來越超現實,但當事人十分認真,因為那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可見無論古今中外,凡是涉及民族主義,往往很難有討論空間,卻每每是當權者維持管治的手段。在伯利茲海灘勝景聽到這些名詞,實在大煞風景。

小詞典: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

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大殖民帝國在教皇亞歷山大六世調解下,就美洲「新世界」殖民勢力範圍劃界,雙方約定以西經46度為界,以西歸屬西班牙,以東歸屬葡萄牙,因此同樣處於拉丁美洲的巴西就屬於葡萄牙,這一劃界又被稱為「教皇子午線」。後來崛起的殖民帝國如英國等對此拒不承認,但條約影響殘存至今。

2016年9月8日星期四

杜魯多訪華的漣漪

加拿大人氣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訪華,除了與習近平、李克強等會晤,參加杭州舉辦的20國集團(G20)峰會,還前來了香港。雖然這是杜魯多首次以總理身份訪華,但根據中國邏輯,他也是「中國人民老朋友」,因為他的父親老杜魯多(Pierre Trudeau)是推動中加建交的功臣,並於1973年訪華破冰。然而,中加關係在新時代,挑戰卻愈來愈多。

王毅一改儒雅形象

不少人記得中國外長王毅出訪加拿大時,有記者問及銅鑼灣書店事件以及中國人權問題,直指加拿大為何要與(人權紀錄糟糕的)中國發展更緊密關係,結果王毅連用6個反問句怒斥記者「沒有發言權、不負責任」,與王毅在其他場合的儒雅形象大相逕庭。對此,杜魯多表示已向中方表達不滿,並稱「言論自由至關重要,傳媒就是要提出尖銳的問題」;據中國媒體報道,中方對這番言論「很不高興」。

杜魯多的回應,除了反映他本人的政治理念,也是加拿大人權外交的條件反射。近年加拿大一直以人權和國際規範,作為其多邊主義外交的主軸,加拿大人亦把尊重人權、自由等理念融入自身身份認同,成為加拿大的軟實力。

杜魯多啟程訪華前,加拿大報章《環球郵報》(The Global and Mail)進行了一項民調,顯示儘管44%加拿大人認可杜魯多為訪華定調的「經貿問題作為主要議程」,但也有高達43%加拿大人認為,中國對待異見者的態度和人權問題,比經貿更重要。

令加拿大社會更擔憂的是,中國對其監控的對象,已延伸到在中國的加拿大公民。例如在2014年,中國曾因「涉嫌竊取中國軍事機密」,調查一對在華加拿大夫婦高凱文(Kevin Garratt)和朱莉婭(Julia Dawn Garratt)。他倆早年在中國教授英語,後來在中朝邊境經營咖啡館,遭羈押半年後,茱莉亞獲准保釋、不得離境,高凱文則仍舊被押。今年中國檢察機關正式以「竊取國家機密罪」起訴高凱文,案件已成了中加外交的重要議題。中方表示必將對高凱文給予人道對待、依法行事,但加拿大輿論普遍持犬儒態度。

另一個杜魯多可能和中國出現矛盾的地方,更和香港有關。香港回歸前夕,有近30萬港人移民加拿大,他們連同後代的總人數估計超過50萬,多是有專業身份的社會精英。不少港人得到加拿大身份後,又回流香港發展,根據2013年《南華早報》的數據,在1998至2013年間,共有15萬加拿大港人回港,當時加拿大外交部長曾表示,按人口統計,香港可說是「亞洲的加拿大城市」。然而近年回到加拿大的港人又開始增加,背後苦衷,不言自明。但在香港擁有加拿大身份的人還是眾多,他們一旦捲入未來政治爭議、乃至被審訊,加拿大就首當其衝。在全球化時代,不少移居海外的港人後代依然擁有強烈香港身份認同,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愛護,比不少「新香港人」更深,早已直接參與香港內部事務。說實話,假如未來不出現外交風波,才是奇事。

小詞典:姜野飛、董廣平遣返事件

2015年11月,中國曾派專機赴泰國,將一批流亡異見人士強制遣返回大陸,包括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敏海,和兩名民運人士姜野飛、董廣平。後兩人在遣返前,曾被泰國警方羈押,聯合國難民署一度與加拿大政府達成協議,準備安排二人以難民身份赴加拿大。然而最終泰國未有放人,而把二人直接交給中國。

2016年9月7日星期三

文翠珊的逆轉:中英黃金時代無疾而終?

英國脫歐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衝擊,似乎不如想像中巨大,但對中英關係,卻開始出現大調整。去年10月,習近平高調赴英進行國事訪問,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熱情接待之餘,雙方還簽訂總值400億英鎊的雙邊貿易投資協定,宣布開啟所謂「中英黃金時代」。然而,事過境遷,卡梅倫已辭職,原來主導對華政策的財政大臣歐思邦(George Osborne)也被換下,新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的對華思維,則明顯不一樣。
英國新政府對華政策調整的最直接例子,自然是欣克利角核電站投資項目。這項目可追溯至2010年,目的是為英國提供7%能源,但長期未能落實投資,直到中國崛起,四處找尋商機,去年鎖定中英法三方合作,由法國電力集團(EDF)提供技術支援和資金,國企中廣核集團提供三分一投資、持股33%。

國家安全比對華經貿重要

中方希望以此作為進入歐洲的開端, 並逐漸參與另外兩個英國核電項目,屆時會直接使用中方核技術。中廣核集團已跟法國EDF簽署協議,只待英國最後簽字,即可啟動,想不到文翠珊上台後親自過問,在簽字儀式前數小時決定「推遲並重新檢視」,很落中方面子。中國駐英大使指「中英關係處於一個關鍵節點」,批評叫停項目「將影響中英互信」,語氣之嚴厲,在卡梅倫時代罕見。

只要細看文翠珊的從政經歷,卻不難理解她的傾向。卡梅倫、歐思邦等一向着重投資,文翠珊來自內政部,則長期處理國家安全、反恐、警衞、移民等議題,表面上支持留歐,實際上認同不少脫歐派理念,而在對外經貿領域並非老手。早在去年,文翠珊就向卡梅倫表達了對核電項目匆忙上馬的顧慮,她的幕僚長、外界視為「文翠珊內閣政治大腦」的蒂莫西(Nick Timothy),也曾表示中國國企的投資和持股,將使其直入核電中樞,甚至有「關閉英國能源設施」的能力。結果,文翠珊政府公開以「國家安全」為由叫停項目,以示把國家安全置於對華經貿利益之上。

文翠珊的外交政策是甚麼,目前尚待觀察,不過回看她擔任內政部長期間的表態,可發現她的立場一切是安全主導,例如支持軍事手段解決地區衝突,強調英國軍事實力、尤其是核威懾的重要性,主張鞏固北約軍事聯盟等。與此同時,她幾乎不曾對中東、東北亞、乃至亞太局勢評論,也極少談論中國,與金馬倫相映成趣。

當然,文翠珊也不可能敵視中國,只是會比前任更謹慎處理對華外交,試圖平衡商貿、政治、戰略安全等各方面。儘管文翠珊時期的中英合作不會止步,但已不可能回到「黃金時代」。日前文翠珊向習近平致函,稱其內閣將確保中英兩國商貿關係進一步發展,但這只是官樣文章,而她在 G20會議期間訪華,依然不談核電站問題。另一方面,英國「脫歐」後,對中國的戰略價值也大為減小,中國依靠英國進入歐盟的算盤再打不響,就是沒有文翠珊的動作,也會做出相應調整。最可憐是英女王,為了迎接習近平而做的一系列王室公關,在國內備受批評,恐怕也是白做了。

小詞典:北方經濟引擎(Northern Powerhouse)

前英國財政大臣歐思邦2014年提出的經濟振興計劃,主張整合英格蘭北部重要城鎮,將其變成與南部經濟實力相當的經濟區。這一計劃雄心勃勃,但需要大量、長期基建投入,當時中國政府對此表示支持,不少中國投資從此湧向北英格蘭。文翠珊對計劃也表示支持,但對中國投資的安排,暫時未有進一步表態。

2016年9月6日星期二

朱凱廸:由阿富汗到菜園村

沒有想過,香港立法會的直選票王會是朱凱廸,相信他的朋友也沒有一人能預計。我不評論香港政治,但在我心中,這卻是全年十大國際新聞之一。
正如昨天文章談及,認識他時,他是《明報》國際版記者,而我認識的國際版同行,經常都有這樣的問題:在本土主義盛行下,我們做的東西是否很「離地」?除了當港聞的裝飾,還有什麼出路?

朱凱廸其實為大家爭了口氣。

第一次見他時,超過10年前了,和戰地記者張翠容在一起,那時候,我還沒有博士畢業。記憶中,我打趣說,要跟她到伊拉克,她笑說我太少爺,就介紹一個到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記者給我認識,那就是朱凱廸,於是有了接觸。他很強調,認識一個問題,必須親身體驗,基於這原因,就到了伊朗學習波斯文;而我的訓練一向相信,應該研發一堆框架,把不同原始資訊放在內,假如分析出錯,就應該修改框架設定。

坐言起行而低調

他真誠地相信,要認識一個地方,必須長年累月投放時間,成為當地一分子;而我儘管到過很多國家,卻習慣把一切行程、訪問排得滿滿,因為資訊只是為框架服務,而且要每個地方都了解,也不可能全都住上一年。所以,我們自然走上不同的路。

坦白說,我從小不喜歡學院左翼老師的悲天憫人,因為認識愈多,愈見虛偽,但朱凱廸改變了我這一偏見:沒有道德的空話,而是坐言起行,而且低調。

他從伊朗回來後,和一些左翼朋友辦了《獨立媒體》,開始搞天星、皇后碼頭保育;我因為玩影響因子的遊戲,並創辦了一些民間團體,在學界有了一點資歷。

忽然間,政府把我委任進古物諮詢委員會,也就忽然成了他的對立面。政府的目的,自然是用委員會爭取時間,不過委員會評級對文物是否遷拆,其實是不能一錘定音的。

了解箇中奧妙後,就明白不必站在保育人士對立面,也不必處於政府對立面,不過社運朋友們當時充滿陰謀論。於是,我有一晚找朱凱廸等人,說一些來龍去脈,也了解他們一些想法。現在自然不記得談過甚麼,只記得有兩個感覺:第一,他是把皇后碼頭當作伊朗來研究,而從他的文件明顯感到,他不是為了研究歷史,而是要搜集清拆碼頭背後官商勾結的線索,就像他在伊朗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拆解美國外交霸權。第二,他相當體貼,會擔心我是否會為社運朋友的網絡留言不快。從此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

習慣了他的做事作風,再知道他又成了菜園村村民,調研劍指的由大財團官商勾結,變成鄉紳勢力的官商勾結,原來應該毫不意外。不過,最終還是要感到意外:沒有想過他可以一住七年,還要務農維生,而對那些勢力,居然動真格。坦白說,多少左翼朋友能做到,心裏有數。這是最在地的活動,而且是最地道的本土,但後來出現的本土派,很快就成了左翼的對立面。除了種種人事糾紛,主要是因為左翼認為捍衛本土利益,是為了挑戰資本主義的剝削(例如認為中港融合是一種惡質資本主義剝削),本土派則認為應以捍衛本土身份認同為優先。但朱凱迪是很難落入這二分法的:他雖然左翼出身,但不是爭朝夕曝光、叫空洞口號求選票那種;他動輒以年為單位的深耕細作,賦予了自己最真切的本土認同;他那強調人與人接觸的作風,甚至同化了村民和新移民的本土身份。我不是左翼中人,但這些東西說來很熟悉,因為課堂上,正是這樣介紹墨西哥查巴達運動的。本土派因為他的左翼思想,而把他一併打作對立面,大是不必。

近年很少見他,交往也不多,不外是我婚禮時他來拍個照,他競選時我小額捐款意思一下,該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知道他成為票王,我心想,這不是議席問題,而是一種範式轉移,政府和北京,應該沒有遇過這樣的對手,而根據正道,他們是不懂回應的。所以一則以喜,一則以慮。

2016年9月5日星期一

始終是國際都會:簡評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國際視野

香港立法會選舉剛舉行,筆者沒有研究香港政治,也不大了解候選人之間的恩怨情仇,只是從國際關係研究的角度,發現不少候選人都有很獨特的國際經歷、國際視野,而這在世界各地選舉中,都是罕見的,依然擁有大量與國際接軌的資本。當局者迷,沉醉在選舉勝負時,很容易見樹不見林,但只要各陣營支持者抽離個人喜惡和人身攻擊,當能發現,香港畢竟還是一個國際都會。

【葉劉淑儀】

立法會議員當中,最熟悉香港涉外事務的權威,始終是葉劉淑儀,而這和她的經歷大有關係,因為她在政府的每一個崗位,都適逢最需要涉外交涉的時候。在行政署時,她負責推廣居英權;在工商署,她向美國游說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和設計對外經貿辦的過渡安排;在入境處時,推廣特區護照免簽證;在保安局時,除了處理一堆對外敏感議題,也要負責越南船民一類問題。加上她父親來自新加坡,自己早年留學蘇格蘭,辭官後在美國史丹福進修,師承戴雅門(Larry Diamond)教授(雖然二人觀點頗不一樣),對如何在國際社會生活深有體會。這份履歷,在涉外關係層面,已經無出其右了。

【陳雲(陳云根)】

說到國際經歷,陳雲的背景也十分獨特。網絡形象瘋瘋癲癲的他,除了中文根柢好,也在大學主修英文,然後拿法國的獎學金到法國讀法文,再在德國名校哥廷根大學博士畢業,該校校友包括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哈巴瑪斯(Jurgen Habermas)和朱德。他家人來自馬來西亞,輾轉到中國又輾轉來港,一家對國共關係、華僑身份、香港國際地位等有先天的觸覺。而他的主張,其實是國際關係的典型現實主義,也能進出政府和學院、鍵盤和現實,可惜香港真正能明白的人不多。在亂世中,這類背景的學者,足以成為時代的wild card。

【黃梓謙】

候選人當中,真正國際關係科班出身的是黃梓謙,他讀書時代是國際經濟商學學生協會(AIESEC)會長,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學士、牛津大學外交學碩士畢業,拿Chevening獎學金,然後到過印度班加羅爾工作,偶爾在報章評論國際時事。作為同業,完全感受到他的熱誠和真摯,可惜「第三道路」缺乏土壤是不能出現的。只要日後找到真伯樂,在合適的跑道,當前程無限。

【朱凱迪】

另一位國際關係出身的候選人是朱凱迪,認識他很久,當時他是《明報》國際版記者,覺得在報館太「離地」,喜歡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採訪,後來更走到伊朗進修一年學習波斯文。這種練歷和毅力,非一般人可做到。在左翼當中,他的視野最有宏觀格局,而且難得沒有由上而下的「老師」情結,又真的住在鄉村深耕七年還種菜維生,把查巴達游擊隊、菲律賓農民的模式引入香港,這和他的出身當有直接關係。

【梁國雄】

長毛在過去十年,對開拓香港人國際視野功不可沒,很多人都是從他身上認識革命英雄捷古華拉。他的國際經歷同樣有趣,早年加入的托派組織「革馬盟」屬於「第四國際」的中國支部之一;視捷古華拉為偶像,因為對方支援世界革命時,沒有國籍的包袱。長毛曾住在德國兩年,踢過業餘球隊,並到過古巴尋找捷古華拉的蹤跡,回港後做過舞台劇談捷古華拉。長毛很受洋人歡迎,曾幾何時,「長毛@九七吧」就是洋人眼中的香港。

【侯志強】

不少人以為新界鄉紳只是「土皇帝」,其實不少鄉紳領袖都有另類國際經驗,例如參選的侯志強村長。他父親是海員,自小在碼頭工作,遠眺四方,年輕時曾在英國、荷蘭、美國度過十年歲月,更在芝加哥開餐館起家,然後買賣餐館開始致富,賺第一桶金後回流,起碼見過世面,粗獷作風自然也和從前書香世代的鄉紳不同。假如他出自傳,筆者會對那十年的海外日子最感興趣,而他曾對《南華早報》記者這樣談及他的海外經歷:"I did hundreds of kinds of work. I use my brain. I engage in whatever work that is lucrative, though nothing illegal."

【鍾國斌】

至於海外留學的人數更是極多,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是目前少數尚有英式紳士風度的議員,這和他的出身自然不無關係:預科開始他就在蘇格蘭留學生活,然後在Aberdeen的Robert Gordon University建築物料測量學士畢業,再在當地Stirling University完成工商管理碩士,前後七年,蘇格蘭獨立公投、英國脫歐公投都會找他訪問。他也帶領自己的公司率先投資緬甸,當時緬甸尚未改革開放,但商機處處,我們也曾訪問他的緬甸觀。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氣質是很難模仿的。

【司馬文】

與歐洲淵源更深的,自然還有久違的洋人政客司馬文(Paul Zimmerman),他可能是歷史上「荷蘭-香港」樞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很多地方很值得思考:出生在鹿特丹、畢業於荷蘭名校Erasmus University,而長大的地方卻是一個小鎮。當時荷蘭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他曾在中學「佔領校園」抗爭。他到香港是為了逃避兵役,卻從此留了下來,最終連荷蘭籍也放棄。這種浪漫情懷,教人想起數百年前到台灣的荷蘭傳教士。

【區諾軒】

不少參選的香港新生代強調本土,其實本土之餘也臥虎藏龍,例如候選人當中的頭號「知日派」,大概是民主黨的區諾軒。他曾在日本留學一年,日語有N1程度,並在網台主持日本文化節目,筆者也上過去一次當嘉賓。每逢有日本新聞,例如南京大屠殺週年、安倍推安保法等,他都會被訪問,立場一般以反安倍為主軸。其實從政的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間,日本研究明顯給了他一個精神放鬆的空間,這也是我們經常推廣國際關係作為second identity的原因。

【葛珮帆】

雖然葛珮帆常為泛民支持者揶揄,但她的確是民建聯議員當中最關心國際視野的一人,在立法會的主打項目是國際集團走私象牙,私人草案《加強打擊走私野生動物的罪行》獲跨黨派一致通過,也親身到過北極宣揚環保,這都是不能爭選票的個人選擇。因為她的這些國際關係工作,我們相識十年,然而她這些工作在網絡時代都被按下不表,也不大為人知,這就是政治了。

【鄺俊宇】

還後一位,意想不到,具有,國際身份的候選人,沒錯,是他。鄺俊宇的背景,雖然,很本土,但鄺俊宇,卻極為台灣受落,因為他的文風,很八十年代,和台灣口味,天衣無縫。台灣人,會買他的小說,會請他做節目,而鄺俊宇,不會怕。認識鄺俊宇,很久,曾共同見證一些事,知道他對朋友很可靠,能守秘密,就像他筆下,那些,老老土土的男生一樣。台港關係,靠你了。

2016年9月3日星期六

訪問伊朗駐港總領事:歐美撤制裁 伊朗發展邁新里程

今年初,伊朗與6大國達成核協議,西方國家解除對伊朗實施多年的制裁,也逐步解禁其對外貿易。在制裁期間,伊朗面對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問題,令當地人生活困難。面對「伊斯蘭國」(IS)的興起,中東各國複雜的關係,及其衍生的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西方各國積極爭取伊朗穩住該區局勢。撤銷制裁後,伊朗可望重新與世界經濟接軌,藉此改善民生。其中他們如何開展與世界各國在不同範疇上合作,就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伊朗駐港總領事Mehdi Fakheri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他來港前是伊朗國際關係學院的副教授,歷任伊朗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的代表,以及伊朗駐外領事館的經濟官員,相信他定能為我們分析和展望伊朗和港伊雙邊關係發展。

受訪者:Mehdi Fakheri (伊朗駐港總領事)
訪問者:沈旭暉(Mehdi, M)
整理:李志鵬

S: 香港和伊朗的雙邊關係發展情況如何?
M: 過去10年,港伊雙邊關係不斷發展,雙方貿易額不斷上升。在2015年,貿易額就超過6億美元,其中由伊朗出口的佔3.8億美元,香港出口則佔2.2億美元。香港主要向伊朗出口電子、鐘錶和攝影器材,而伊朗就出口果仁、雞肉和罐頭製品。同時,香港是伊朗其中一個重要轉口港,伊朗有25%至30%的貨物經香港運中國。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良好物流、交通和金融服務制度,也有人才和企業處理相關問題,這有助伊朗打入國際市場,同時與中國建立三邊關係。香港亦積極加強在一帶一路發展的角色,雙方未來定有更多合作機會。

S: 近年,不少香港企業選擇到中東地區投資,伊朗如何吸引相關資金?
M: 今年伊朗和美國恢復外交關係,也開始拓展與西方國家於各個範疇合作。中東地區有三個主要經濟體,分別是伊朗、土耳其、沙地阿拉伯。在長遠投資來看,這三個國家幅員遼闊,各有優勢,當中伊朗有7800萬人口,土耳其就有7500萬,沙地阿拉伯則有2900萬。各國可以合作投資基礎建設,當地的經濟和人口可以支撐基建發展及日後的使用量。香港貿易發展局在杜拜設有中心,研究在中東地區的投資方向,香港也可以探討與伊朗進一步合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年初到訪伊朗,並簽定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其中包括經濟和基建合作。我們希望香港可以增加在「一帶一路」當中的角色,發揮作為金融融資中心的功能,推動香港在伊朗投資,特別在能源、農業和資訊科技方面,這都是具潛力的產業。

港伊銀行業合作有潛力

S: 香港金融界積極推動伊斯蘭金融,這能否成為港伊兩地另一方面的合作?
M: 香港金融界曾經舉辦沙地阿拉伯考察團,研究當地的伊斯蘭金融制度。伊朗的銀行系統主要以伊斯蘭金融制度運作,當中着重公平、透明度和共同承擔盈虧,而禁止利息、投機和賭博。不少歐洲和亞洲銀行都在伊朗投資和拓展業務,當中南韓和新加坡的銀行最積極。銀行業是港伊極具合作潛力的產業之一,香港有良好金融體制和文化。同時,金融業合作有助落實雙方簽訂的協議,以及完善金融制度,令兩地企業更有保障。

S: 在香港推動政改時,不少人以港伊兩地政治體制作比較,你有何看法?
M: 我看到這些比較時也感到有趣,兩地政制的確有相同性質。伊朗每一次選舉都有很多人參選,其中國會選舉就有2萬人競逐300個議席,總統選舉更有超過1000名參選人。設立一個委員會篩選合資格的參選人,這未必百分百符合民主原則,但從歐美選舉制度觀察,就會知道參選人若沒有政黨加持,將難以在選舉中勝出。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問題,若容許1000人參選,除了耗用資源,也可能會導致社會分化,甚至影響社會和諧安寧。
過去10多年間,中東地區有很多人想脫離獨裁統治,建立民主社會,但同時令恐怖組織乘勢而起,藉着真主之名任意妄為。若我們沒有安定的生活和基本安全,那麼民主對我們而言有什麼意義?

S: 美國總統選舉在即,而美伊兩國關係不穩,這會否令伊朗面對新一輪制裁?
M: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多次強調不會重新實施制裁,並鼓勵雙方企業加強合作,這些承諾值得信任。當然,新一任總統的取態可能影響其外交政策方向,但總統並不是改變國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他們仍要面對一系列的現實問題。若參考過去10至3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就會發現無論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人當政,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其實並不大。同時,我們亦相信這是一個集體決定,除了美國,其他世界重要經濟體,包括中國、歐盟和俄羅斯也有份簽定合作協議,因此美國不會輕易改變其決定。
伊朗有其歷史和文化,同時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和平關係,過去200年間,伊朗沒有主動攻擊過周邊的國家,也推動建立穩定關係。歐美亦知道,若沒有伊朗參與,很難維持地區穩定。過往10年,伊朗積極和亞洲國家發展經濟合作關係,其中中國成為伊朗最大的經濟合作國家,而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也是伊朗的重要經濟夥伴。

S: 此前,與伊朗有合作關係的外國企業曾受到西方制裁,伊朗社會對此有何意見?
M: 香港有企業受到制裁,也有其他國家企業受到牽連。美國懲罰這些企業,其實並不符合國際法,而傳媒報道的手法亦影響國際社會對事件的態度,以美國和英國入侵伊拉克為例,在整場戰爭中,他們並沒有找到任何大殺傷力武器去證明他們的指控,過去10年,英美相繼承認戰爭是錯誤,並作出道歉。但他們強調軍事行動出於善意,可是這善意殺死了數十萬人,最終只是一個簡單的道歉。同類事件繼續發生,正針對什葉派或者真主黨,但國際社會並沒有權力限制他們,或作出懲罰。國際社會應積極回應事件,令他們受到制裁,因為這些行為令到不同國家的人民和經濟受到破壞。

S: 除了西方的勢力,IS也是中東地區最大憂患之一,為何該組織能迅速冒起?
M:這來自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治,這些國家的人民希望民主化,但國家的穩定因素逐漸消失,這些組織便乘勢而起。另外,IS也借助科技和經濟因素,該組織當初只有5000多人,但在阿拉伯之春後,迅速發展至接近1.5萬人。他們透過社交平台招攬新成員,所管理的油田每天就有200萬美元收入,使他們成為最富有的恐怖組織之一。另外就是信仰,他們對《可蘭經》和伊斯蘭教義有着不同的理解,並以暴力手段爭取改變。國際社會有不少解決紛爭和仇恨的案例,其中德國和法國是二戰中的敵人,但他們在戰後60多年間可以和平共處,並有緊密的合作。因此,我們必須創造有利條件,讓彼此求同存異,尋求合作。

2016年9月2日星期五

當荷里活女星成為教授

一直關注荷里活影星安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的政治生活, 而自2017年起,她將以「客座實踐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in Practice)身份,在英國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新設立的「婦女,和平與安全」一年制碩士課程授課,課時靈活安排,保證她每年最少授課一次。雖然象徵性質甚濃,但「客座實踐教授」一職,正是針對那些不參與無聊學術遊戲、而在非學術領域有突出成就的人,安祖蓮娜祖莉當之無愧,任命也值得象牙塔中人反思。

與華人影星的「我討厭政治」傳統不同,西方演藝人只要到了某個位置,一般都會選擇一些社會議題關注。但在芸芸藝人當中,安祖蓮娜祖莉還是走得特別前。2000年,她到柬埔寨拍攝《盜墓者羅拉》(Lara Croft: Tomb Raider)期間,與當地不少泰國難民交流,深為他們經歷的苦難震撼,歸國後聯繫了聯合國難民署(UNHCR),開始了雙方的合作關係。2001年,她被聯合國難民署任命為親善大使,至今完成了50多次外派任務,足跡遍布南亞、中東等30多個國家,而她的電影也愈來愈多人文關懷滲入其中。

轉化為政策影響力

用安祖蓮娜祖莉自己的話說,她關注的是「被遺忘的危機」,觸及的地域和人群,是那些被媒體視為「沒有報道價值」、 被國際社會忽視、但正經歷人道災難的存在。安祖蓮娜祖莉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把國際媒體吸引至上述議題,與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溝通,這都是國際社會資本的最有效使用。2012年,聯合國難民署為表彰安祖蓮娜祖莉,將她提升為「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特使」,讓安祖蓮娜祖莉有了代表聯合國難民署、參與難民政策項目運作的身份。同年安祖蓮娜祖莉與同被 LSE 聘為客座教授的前英國外相夏偉林(William Hague),共同主持了英國政府發起、以「終止戰亂中的性侵害」為題的全球峰會。峰會有123個國家代表、79名部長級官員參與,規格極高,她的「民間外交家」身份,從此奠定。

自此,安祖蓮娜祖莉的國際社會活動在荷李活群星中引起相當迴響,有評論稱之為「安祖蓮娜祖莉效應」,後來者越來越多,例如Emma Watson發起的「He for She」女權運動即為典型。美國塔夫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Daniel W. Drezner認為,祖莉的成功,在於懂得如何將自身的知名度和人氣轉化為政策影響力,而這不是所謂「同行評審」和「影響因子」所能評價的。

說到底,一個希望影響政策的學生,需要一個有博士學位、天天追逐「影響因子」的學究授課,還是一位有實踐經驗、社會影響力的人生導師?我深信是後者。一個讀傳媒學碩士的學生,需要一個「離地」博士授課,還是需要一個報社總編輯授課?我也深信是後者。諷刺的是,在越來越僵化的大學官僚制度,安祖蓮娜祖莉一類專才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一心「跑數」的因子機械人卻越來越吃香。LSE能在這時候做出突破性任命,除了是難民議題、婦權議題的佳音,也是學術界的當頭棒喝,值得香港反思。

小詞典:聯合國難民署(UNHCR)

聯合國下設機構,宗旨是協調全球難民救濟行動、解決世界範圍的難民問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保障難民人權,協助他們流亡異國時獲得相應救濟。機構於1954年、1981年,兩度獲諾貝爾和平獎,不過也不時被批評行政僵化,殷別難民時過份保守。在難民危機越來越嚴重的今天,UNHCR在各方之間的平衡,也越來越難達到。

2016年9月1日星期四

《沙漠女王》:女版阿拉伯勞倫斯的歷史功過

奧斯卡影后妮歌潔曼領銜主演的傳記影片《沙漠女王》(Queen of the Desert)上映,對中東而言是一件大事,因為主角是當地難得有正面「本土形象」的西方人物,但對其他觀眾而言,都對時代背景感到陌生。其實主角貝爾(Gertrude Bell)的經歷,可能比《沙漠梟雄》的主角阿拉伯勞倫斯更傳奇,不過電影沒有詳述她的爭議性,手法也嫌平鋪直敘,令原來可以引起熱潮的電影,得到不少劣評,實屬不幸。

貝爾出身於英國一個富裕家庭,自幼飽學,在牛津大學取得當代歷史專業一級榮譽學位,隨後隻身前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下的中東旅行探險。在1892-1913年間,她訪遍中東古城,寫下諸多遊記,對中東錯綜複雜的民族、宗教淵源都有深入了解,並與當地各部落建立了廣泛聯繫。即使在今天,深入阿拉伯半島不毛之地也殊不容易,遑論一百年前,更遑論是一個在阿拉伯傳統社會不獲尊重的單獨行動的女性。因此,貝爾成了當時英國首屈一指的中東專家,也獲得英國情報部門青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她被英國駐開羅情報機關「阿拉伯局」招募成「顧問」,與阿拉伯勞倫斯共同協助英軍在中東一帶的軍事行動。雖然她在電影強調「只為自己工作」,但她的行為完全符合英國殖民主義利益,乃不能、也不必迴避的客觀現實。

要理解貝爾在一戰期間的貢獻在哪裏,就必須對當時英國在中東戰場的謀劃有所了解。一戰的南方戰線是英國核心的戰場之一,英國謀求控制阿拉伯地區,實現對半島出口航路的掌控,聯通英屬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陸路通道,就算奧斯曼帝國不是德國盟友,英國也會早晚動手肢解帝國的。不久當地開始發現少量石油,更令其戰略價值大增。為達到上述目的,英國在中東積極尋找合作對象,當地阿拉伯人就成了英軍依賴的力量。需知,在阿拉伯人眼中,奧斯曼帝國是名符其實的「異邦政權」,借「哈里發」之名,對阿拉伯人進行壓迫統治,而阿拉伯社會早就想推翻奧斯曼蘇丹政權,不過目的不是支持英國,而是實現阿拉伯民族獨立。

為了各取所需,縱使雙方都知道終極目標並不一致,但也願意「階段性合作」,英國很快與中東阿拉伯反抗勢力領袖、遜尼派哈希姆家族的首領侯賽因.阿里(Hussein bin Ali)達成「麥克馬洪協定」,阿拉伯「義軍」與英國共同打擊奧斯曼帝國,而英國則允諾阿拉伯民族在戰勝後獨立建國。基於這一協定,英國亟需一位熟知中東事務的情報官員,協調英軍與阿拉伯各部族反抗軍之間的軍事行動,而貝爾成了這一任務的最佳人選。貝爾對各部落之間的利害關係瞭如指掌,因為她的建議,一度雄踞阿拉伯半島的Rasheed家族被放棄,哈希姆家族繼續被認定為共主,但這些是否歷史的必然,其實大可商榷。在戰爭期間,貝爾為英軍突入奧斯曼帝國腹地繪製了戰略地圖,制定相關進軍路線;她利用自己對阿拉伯地區各部族關係的了解,為英軍在當地建立聯盟提供咨詢指導,成為連接英國和阿拉伯部族之間的橋樑。最終,在英國駐中東遠征軍和阿拉伯反抗軍的聯合進擊下,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她沒有改變歷史進程,但對阿拉伯世界內部的權力平衡,卻有劃時代的影響。

有趣的是,貝爾一生真正發揮影響力的時刻,卻沒有被電影涵蓋,而那觸及理想與現實、祖國與阿拉伯烏托邦之間的矛盾衝突,本應讓她變得立體。今天我們眾所週知的是,在奧斯曼帝國解體後,阿拉伯人並未如願以償,獲得民族獨立。1916年,英法兩國駐中東外交官秘密協議,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英法將瓜分其領土,這即是《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也是今天備受批評的「殖民陰謀」。在這一協定下,除了新興獨立的土耳其共和國之外,北部的黎巴嫩、敘利亞部分被法國佔領,伊拉克、科威特和巴勒斯坦地區則被劃歸英國勢力範圍,二者的分界線主要由英國外交官賽克斯劃定。這一無視中東地區種族、宗教差異的勢力分界線,成為今天中東各國界劃分的藍本,也成為百年來中東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派系紛爭的淵源。

在整個一戰期間,貝爾一直堅持阿拉伯人實現「民族自決」,這一立場與勞倫斯一致,但卻不獲倫敦官僚的認可。她明知道哈希姆家族的實力不及新興而勇武的沙特家族,卻堅持為老牌貴族哈希姆家族服務,其實同樣是今天中東亂局根源之一。在《賽克斯-皮科協定》成為既成事實后,勞倫斯深感自己的志願被倫敦背叛,決意退出中東外交漩渦,但貝爾卻選擇留在中東,接受既成現實,希望儘量在框架下「做好事」,於是為伊拉克建國事業奔波。她在戰後第一時間向英國政府提交了關於「美索不達米亞自決」的報告,反對當時英國駐美索不達米亞總督的「委任政府」方案,建議伊拉克建立獨立自治政府。在1921年開羅會議期間,貝爾以「遠東事務秘書」(Oriental Secretary)身份參與會議,憑藉其對中東的深入了解,反復遊說英國政府接受組建「伊拉克自治政府」的提案,並向英政府推薦阿里之子本.侯賽因為伊拉克阿拉伯王國領袖。最終侯賽因被英政府認可為「伊拉克之王」,即「費薩爾一世」,一批遜尼派精英也在貝爾的舉薦下,掌控了伊拉克王國大權。

貝爾的後半生都在伊拉克度過,以政府顧問身份,指導費薩爾一世處理伊拉克當地各部族、教派之間的事務。伊拉克的國境劃界已經成事實,貝爾就致力協調這一劃界下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努力讓他們團結在伊拉克國內,卻沒有認真想過讓庫爾德人建國的可能。伊拉克的什葉派佔多數,貝爾青睞遜尼派,完全是英國殖民管治典型的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戰略,和在香港給予新界人特權的原理完全一樣。倘若當年貝爾不舉薦遜尼派侯賽因,而推薦什葉派領袖哈吉.納吉(Haji Naji)領導伊拉克,那麼今天的伊拉克內政,或不至長期陷入教派紛爭。納吉與貝爾其實一直有良好私交,並向後者傳授了如何與什葉派打交道的經驗,貝爾卻藉此指導遜尼派統治者,未免有點那個。當然,伊斯蘭教派紛爭在貝爾到來之前已延續數百年,就算貝爾選擇了納吉,平行時空的伊拉克會否成為貝爾夢想中「統一、和平」的獨立國家,亦是難料。今天貝爾依然是中東人最喜愛的白種人之一,因為那代表了西方協助阿拉伯人文明建國的一頁,但假如「伊斯蘭國」持續壯大、並得以存在下去,百年後的阿拉伯史觀,卻可能對貝爾、勞倫斯的評價截然不同,這卻是後話了。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9月

果阿:澳門昔日的姐妹城市與失去的「印式一國兩制」

本欄曾論述多個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殖民地案例,而現實中一個常被大家忽略、卻與香港、澳門頗為類似的案例,還有早年「被回歸」印度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Goa)。果阿在葡萄牙殖民帝國的港口外交中地位非常突出,被併入印度後的發展也對香港有參考價值,值得我們留意。

葡萄牙作為比大英帝國更早的老牌殖民帝國,向東方擴張的經歷可追溯至15世紀。彼時葡國艦隊自歐洲南下至非洲好望角,在折向東經過阿拉伯人控制的印度洋北岸,終於在16世紀初年抵達印度,並驅逐了原先控制該區的阿拉伯勢力。1510年,葡萄牙殖民軍攻下印度西海岸的商貿中心果阿,並將殖民總督府遷移至此。從此,果阿就成為了葡萄牙東向殖民擴張的大本營。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與後來大英帝國佔領大面積海外殖民地、構建「日不落帝國」的做法不同,葡萄牙帝國的殖民擴張,是以貿易據點和航路為第一優先,因此,大洋沿岸港口的商貿權,就成為了葡萄牙人眼中最重要的利益所在。

儘管方法不同,葡萄牙在英國、荷蘭等海上霸權崛起前,也曾壟斷東亞。在16世紀,東南亞至印度次大陸一帶的香料貿易繁盛,葡萄牙人就從印度西岸向東南亞印尼群島一帶擴張殖民勢力,逐步佔領了東南亞各主要商貿中心島嶼,如帝汶島等。在東南亞、印度次大陸和歐洲之間的沿海港口航路建立后,葡萄牙殖民者展開了長達一世紀的殖民貿易,而果阿就是這一港口商貿體系的行政管理中心。

葡萄牙殖民帝國的印度總督即是果阿總督,負責全權代表葡萄牙帝國在東方殖民地的利益,其轄區極其龐大,包括莫桑比克海峽、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關鍵航路的周邊口岸和商貿據點,在行政編制上,上述地區的總督都需接受果阿總督領導。果阿同時有葡萄牙帝國在東方規模最大的艦船修理基地和武器庫,常年駐扎了葡國東方殖民艦隊的主力,與葡萄牙在霍爾木茲、馬六甲一帶的海軍相互協調,在整個印度洋海域巡邏。在16世紀後期,果阿還成為了天主教在東方的傳教基地。由此,葡國在東方由航路和港口交織而成商貿、軍事和傳教網絡,而果阿就是這一殖民網絡的中樞所在。

在這一過程中,果阿與同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逐漸建立了密切聯繫。從行政體系上看,果阿總督是澳門總督的上級,葡國在澳門的殖民官員任免、評估,都由果阿總督負責。但當時澳門早已成立半自治的地方管理機構,即「澳門議事會」。澳門議事會成員由澳門當地葡國人選舉產生,名單呈報果阿總督、並請求後者予以批准。隨著澳門當地自治的政治文化不斷發展,在16世後期,果阿總督孟尼斯(Duarte de Menezes)逐步承認和賦予澳門議事會更大的自治權限,除了軍事防務之外的一切行政、商貿和司法權力,均下放至議事會自行決定。儘管如此,整個「果阿-澳門」樞紐,依然貫串澳葡時代的全球網絡思維。

澳門是葡國在東亞、尤其是中國內地和日本地區進行貿易的集散中心,而葡萄牙的商船隊在鼎盛時期,每年都從歐洲啟程,行至果阿,再取道馬六甲,進而北上澳門,進入中國、日本,最後再於澳門集中,向「果阿-歐洲」線路返程。這條線路串聯了印度的棉產品、東南亞一帶的香料、東亞的絲綢市場,其貿易換取的巨額金銀又得以運回歐洲本土,其中帝國盛世的支點,即是果阿與澳門。

雖然果阿在葡萄牙殖民帝國中地位顯赫,當地經濟水平也相當可觀,但葡萄牙殖民者對果阿本地社會的態度,卻是以「強制傳教」為代表,並不將本地社群文化和身份認同放在心上。這一自上而下的強制同化過程,雖然使得日後果阿與印度社會在身份認同產生了差異,但同時也讓果阿社會對葡萄牙殖民者反感,結果滋生了非印、非葡的本土主義。後來印度於1961年出兵,從葡萄牙手中強制收回果阿,不少果阿人並不對葡萄牙殖民政府有多少留戀,只是果阿文化深受葡萄牙影響這一事實不能改變而已。這與英治香港的情形形成了鮮明對比:英國殖民政府在管治香港期間,成功塑造了香港社群的「親英本地身份認同」,與中國大陸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都產生了鮮明區別,而與英國文化則有著自下而上的共鳴。也正因此,在香港回歸中國前後,香港社會的「戀英」情緒高漲,果阿本土主義則更希望得到自主權,多於對葡萄牙依戀。

不過無論是果阿還是香港,二者的「回歸」都是大國鬥爭、談判與妥協的結局,本地社群在回歸前後,都沒有對本地事務的發言權。果阿社會一直希望印度中央政府賦予當地自治權利,假如有「一國兩制」已很滿意,然而印度政府並不把這一要求放在心上;香港在上世紀後期獲得「一國兩制」,然而這一自治地位的法理基礎、實踐和未來發展,香港本地人都無權過問。兩地都在回歸之後,都面對本地文化與「祖國文化」之間的差異,同時也面對經濟發展佈局變化、新移民湧入等等矛盾甚至衝突。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本地社會問題、政治動蕩,或可以「本土運動」概括,其背後,卻都是本地社群在大國陰影下的無奈。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9月

澳洲與東帝汶的海域爭議與雙重標準

圍繞南中國海爭議的「菲律賓訴中國」仲裁案餘波未平,同一個國際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又將就另一件類似案件展開仲裁。這次主角是另一個東南亞國家東帝汶,向法院提出「強制調解程序」,要求就東帝汶與澳洲簽署的領海劃界條約之有效性作出仲裁,並指導兩國就領海劃界糾紛進行談判。把這案件和南海案比較,可以得出不少很有趣的觀察。

目前澳洲與東帝汶隔海相望,澳方堅持的領海劃界,基本根據澳洲大陸架延伸劃分,其專屬經濟區線(EEZ)逼近東帝汶、印尼沿海,囊括一片估計價值400億美元的油氣田Greater Sunrise。東帝汶則希望採取「中線劃分」,那樣油氣田的1/5,就落在東帝汶的專屬經濟區內。雙方都認為自己的立場符合國際法和雙邊條約規定,互不相讓,而這案件和南海一樣觸及歷史元素,令仲裁變得更複雜。

爭議可追溯至1972年,當時印尼與澳洲就領海、專屬經濟區劃界達成協議,印尼認可澳洲「依據澳洲大陸架基線劃界」的主張,而東帝汶那時還是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政府對這一劃界方式持反對立場,但因為國力所限,抗議也是流於形式。1975年,東帝汶在葡萄牙本國左翼革命後宣布脫離葡萄牙獨立,印尼隨即入侵,多年後高調支援東帝汶獨立的澳洲,那時卻宣佈承認東帝汶是印尼的一部分,意在解決東帝汶對出海域的領海矛盾。然而,印尼不久也意識到 Greater Sunrise 油田利益所在,希望推翻原協議,再與澳洲重新以「中線劃分」原則進行劃界。雙方談判經年,最終在1980年代末達成新協議:Greater Sunrise 油田的一部分(正位於東帝汶對出海域)由印尼和澳洲「共同開發」,利潤共享。

2002年,東帝汶從印尼獨立,圍繞 Greater Sunrise 海域的領海劃界橫生變數:東帝汶作為新誕生的主權國家,不承認從前「佔領者」印尼越俎代庖的國際協議,再次要求與澳洲重新就領海劃界進行談判。澳洲則以中國式口號「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談判方針,與東帝汶在2006年達成《Certain Maritime Arrangements in the Timor Sea (CMATS)》協議。這一協定下,東帝汶同意將雙方商定永久領海劃界的時限推遲50年,同時雙方就Greater Sunrise 油氣田海域共同開發,利潤均分,而繞過主權問題,基本上和印尼治下大同小異。

直到2012年,澳洲一名前特工向媒體爆料稱,在2004-2006年間,澳洲與東帝汶就領海談判時,澳洲曾派特工潛入東帝汶政府設施,秘密安裝竊聽裝置,獲得了大量東帝汶國家機密,用於取得談判優勢。這一指控,令東帝汶與澳洲關係忽然緊張起來,東帝汶在國際刑事法院(ICJ,屬聯合國正式編制,不同PCA)起訴澳洲政府侵犯其主權,並要求澳方歸還所有竊聽獲得的東帝汶內部通訊數據資料。對此指控,澳政府多年來一直以「並不知情」否認,但ICJ卻在2014年裁定,澳洲政府不得「繼續」監聽東帝汶,並要歸還之前監聽所得數據,反映澳洲竊聽乃證據確鑿。2015年,東帝汶向 ICJ 確認,澳洲政府的確歸還了竊聽數據,這也是澳洲確實有監聽的另一證明。

竊聽風雲曝光後,東帝汶認為從前的談判吃了虧,於是在2013年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向 PCA 提請調解仲裁,指2006年與澳洲達成的 CMATS 協議無效,因為澳方的竊聽行為,已經違背了締約國的誠信原則(good faith)。對此澳洲一直無視,但根據《公約》規定,正如「菲律賓訴中國」案,東帝汶是可以單方面訴訟的。最終東帝汶在今年4月申請強制調解程序,PCA 也接受,首次聽證會已在8月底舉行。

中國沒有出席PCA的任何聽證,澳洲則派出代表參加,在聽證會上,堅稱澳洲與東帝汶簽署的 CMATS 符合國際法、具有法律效力。最具爭議性的是澳洲外交部長和總檢察長發表聯合聲明,內容可圈可點,聲稱「PCA下設的調解委員會不具有領海劃界的聽證和管轄權,其最終報告,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說詞和中國對PCA的判決幾乎一樣。澳洲政府如此強硬表態,其實也有據可依、也許還有情可訴:一方面,在2002年東帝汶獨立前夕,澳洲未雨綢繆,向聯合國遞交了關於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排除性聲明」,指明不接受《公約》關於海洋劃界的爭議解決程序。另一方面,東帝汶得以公投獨立,乃至獨立後維持基本穩定,區域大國澳洲的助力不少,假如雙方反目,道義上也有點難交代,更不用說目前東帝汶有太多基建、遊客都要依靠澳洲,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條件。

對澳洲政府的上述表態,不少中國人看來覺得似曾相識,乃至極其諷刺。在面對菲律賓提起的訴訟時,中國同樣援引「排除性聲明」,指責菲律賓單方面向 PCA 提起仲裁不合國際法、濫用 PCA職能,認為PCA這類判決會導致世界大亂,不啻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其他國家紛紛效法。有趣的是,當時澳洲與美國、菲律賓等站在同一陣線,堅稱中國應當遵守國際法;澳洲外交部長Julie Bishop特別激昂,曾在7月對南海爭議案發表評論,指如果中國無視國際法和 PCA 的仲裁結果,中國的國際聲望和領導力都將受到損害,站得如此之前,令中國外交界也有點意外。此刻澳洲政府如此回應東帝汶的訴訟,不少中國網民就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嘲笑澳洲「雙重標準」,稱其被 PCA「打臉」。

比較「東帝汶訴澳洲」案和「菲律賓訴中國」案,兩案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在兩起糾紛中,都是弱勢一方認為自己的權利被強勢一方侵佔,意欲以國際法來維權,而強勢一方都對此持拒絕態度,不願交予聯合國轄下的ICJ判決,可以單方面訴訟的PCA,就被派上用場。在兩起訴訟中,大國都選擇將領海劃界問題排除,小國則通過挑戰既有法案、定義的方式,來間接達至維護領海的主張,也是小國善用國際法與強國週旋的智慧。

不過,在東帝汶與澳洲糾紛中,雙方爭議的更多是技術性事實(是否存在竊聽)、這是否影響舊約的公正性,雙方先前訂立的條約相對清晰可循;但在南中國海爭議上,各方都持歷史論據,也就更加各執一詞,而且明顯涉及中國Vs美國的大國角力(反而菲律賓新政府願意息事寧人),比東帝汶案更難解決。而且澳洲畢竟派出官方代表,在PCA 聽證會上據理力爭,至少反映澳洲對國際法的尊重,同時也確實有利於澳方提出主張。反觀中國處理南海爭議時,自始至終拒絕合作,放棄在PCA自辯的權利,甚至公然批評PCA的地位、否定PCA法官的代表性和公正性、諷刺PCA法官「收錢」、乃至對內宣傳PCA為「A貨」,難免被各界視為不尊重國際法,輸打贏要的形象分大失。說到底,在嘲笑澳方「雙重標準」之餘,中國還是應當向澳洲學習一些經驗,這樣對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才會有長遠而言的幫助。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9月

一國兩制系列:坦桑尼亞與桑給巴爾

月前,非洲桑給巴爾(Zanzibar)的總統大選在爭議中結束,香港媒體幾乎從未給予任何關注,甚至連「什麼是桑給巴爾」也缺乏興趣了解。其實這個貌似名不經傳、屬於非洲坦桑尼亞的小島,不乏與香港比較的價值,而且和香港也產生過一些風波。例如早在二○一○年,特區政府曾因為「不識桑給巴爾第一夫人」而導致外交失禮,筆者曾在報章介紹

坦桑尼亞是一個聯合共和國,由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給巴爾兩部分組成,前者是「大陸」,後者為印度洋的沿海島嶼。桑給巴爾曾屬於阿拉伯半島的阿曼蘇丹國,島上由阿拉伯精英管治,後來成立自己的蘇丹國,再變成英國保護國,因為位處歐亞非三大洲中央,戰略位置重要,一度成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口。這段歷史,有點像香港在英國人和西化精英管治下,憑藉優越地理位置崛起的故事,當然,桑給巴爾繁榮的歷史比香港更加悠久。

不過,桑給巴爾也有自己的大陸問題,因為它距離阿拉伯半島太遠、距離非洲大陸卻太近,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慢慢主導了社會基層,對舊精英階層的壟斷越來越不滿。一九六三年,桑給巴爾宣布獨立,脫離英國,但蘇丹一個月後就被革命推翻,然後在一九六四年,新政府宣布和大陸部分合併,成為「坦桑尼亞」。表面上,桑給巴爾仍維持「高度自治」,保有自己的總統、國會,有自己的立法、司法機關,並可以同時參與坦桑尼亞共和國「大陸」政務。不過在事關共和國整體利益的議題上,坦桑尼亞聯合政府擁有最終發言權。上述種種設置,都可與港人熟知的「一國兩制」相互對照,而聯合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地方政府變成形式上的自治,也是意料中事。

兩黨立場與「桑獨」問題

桑給巴爾自治政府成立以來,政治結構可謂一成不變:Chama Cha Mapinduzi(CCM) 始終是當地執政黨,Civic United Front(CUF)則一直擔當反對黨角色。執政黨的每一次勝選,基本上都被反對黨視為舞弊;而每次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往往就是兩黨支持者爆發激烈流血衝突之時。二○○○年的桑給巴爾大選衝突,甚至導致坦桑尼亞大陸政府派遣安全部隊進入桑給巴爾開槍鎮壓,造成三十五人死亡、六百餘人受傷。二○一五年十月,桑給巴爾如常大選,選舉委員會並未公布結果,就在點票後宣布選舉舞弊,需要來年再選。反對黨指責選舉委員會意在掩蓋執政黨的選舉失利,雙方矛盾再次激化,反對黨號召抵制重選,不過效果不佳,總統Ali Mohamed Shein繼續連任,反對派再號召進行「消極抗爭」。為防止局勢失控,坦桑尼亞政府又抽調軍警,進駐桑給巴爾,維持社會治安。

在維持社會穩定背後,坦桑尼亞聯合政府對桑給巴爾選情的關注,也有深層原因。執政黨與反對黨對桑給巴爾的自治地位和憲政架構,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場。執政黨對目前桑給巴爾在坦桑尼亞的憲政地位和自治狀態頗為滿意,傾向維持現狀;反對黨則一直致力為桑給巴爾爭取更多自治權,甚至不避諱「爭取獨立」。有執政黨領導人就擔心,一旦反對黨成功執政,長達五十多年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架構可能危在旦夕。對此,反對黨並未明確回應是否一定要「桑獨」,但強調「反對黨的存在是桑給巴爾民主政治的基礎」。

賦予「涉外關係」身份的國策

香港讀者想必對桑給巴爾在坦桑尼亞國內的「一國兩制」地位心有戚戚焉。不過更值得留意的,還有坦桑尼亞政府的態度和處事。坦桑尼亞自然不願桑給巴爾分離主義佔上風,但除了派軍警維持治安這類鐵腕手段外,還會從其他角度入手,給予桑給巴爾人無傷大雅的國際身份,例如通過足球。與眾多非洲人一樣,桑給巴爾人亦是足球狂熱愛好者,有自己的「國家代表隊」,雖然一度成為非洲足協觀察員,但不能參加國際足協,國際足協的官方回應是「桑給巴爾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在可預期的未來也不會是一個獨立國家」。為此,坦桑尼亞國民議會自二○一一年起持續頒布議案,要求坦桑尼亞聯合政府「全力支持桑給巴爾國家隊加入國際足協」,坦桑尼亞足聯對桑給巴爾足協加入國際足協一事予以支持,聯合政府也與桑給巴爾體育部密切合作。聯合政府體育官員還曾與桑給巴爾足協領導人共同組團,訪問國際足協總部,游說後者接納桑給巴爾的獨立會員身份。雖然種種努力尚未取得成效,但賦予桑給巴爾「涉外關係」身份,已成為聯合政府拉攏分離主義者的基本國策,和西班牙打壓加泰羅尼亞足球隊的做法完全相反。

由於坦桑尼亞對待桑給巴爾並非鐵板一塊,桑給巴爾人對「大陸」的觀感始終相對較正面,反對黨號召的「獨立」議題雖然喊了多年,也一直未有大動作。直到近年,才真正出現強烈主張獨立的聲音,他們並非來自前述反對黨,而是新興的本土激進伊斯蘭運動,運動支持者曾焚毀教堂,反對「大陸人」進佔本島,宣傳本土化能恢復桑給巴爾昔日的繁榮,主張得到不少年輕人支持。如何避免這類聲音坐大,成為主流,關鍵其實是「主流反對黨」何時才能掌握或起碼真正參與政權,那是唯一避免激進化的舉措。這道理說來簡單,但當局者迷,無論在哪裏都一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殷鑑不遠,足以為訓。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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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澳門的機遇?

隨著英國「脫歐」成事,各種後續分析文章已汗牛充棟。對於歐洲乃至世界市場而言,「脫歐」整體帶來的影響趨於負面,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場風波中全無機遇。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門,正如筆者在澳門演講時分享,就可能從「脫歐」風雲中有意外收穫。

要理解澳門在「脫歐」後的戰略機遇,首先需要回顧中國近年原本針對英國、歐洲的大戰略部署。歐洲大陸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著眼點,而英國又是歐洲大國中,近年來與中國合作關係最為緊密的國家之一。去年10月,習近平高調率團訪英,與卡梅倫政府簽下400億英鎊的投資協議,並獲極高規格接待,其用意正是以英國作為跳板,促進中國資金和影響力,進入歐洲統一市場。也正是因此,外訪期間,習近平罕見地就英國「脫歐」這一「他國內政」發表意見,稱「樂見統一的歐盟」。然而事與願違,隨著英國人最終作出「脫歐」決定、卡梅倫辭職,「中國-英國-歐盟」的鏈接破裂,而將統一的歐洲納入「一帶一路」的盤算,也無可避免的遭遇挫折。

在原格局中,香港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在「中英黃金時代」當中,也有一定角色,例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法律服務業等優勢,與及與英國接軌的制度,就提供了中國「走出去」的基本配備。但英國「脫歐」後,中國借助英國進入歐盟的算盤已大失預算,加上香港和北京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也令香港可被依賴之處進一步減少。新任英國首相文翠珊上台後,英國忽然在最後關頭「暫停」了中英法合作的核電廠,而那不但是習近平訪英團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國首次成功投資發達國家的核電項目,加上中國代表團已出發準備「慶祝」,那種震撼,就非筆墨可以形容。無論真正原因是技術、經濟還是政治原因,中英關係已因為英國「脫歐」而蒙上陰影。

不過,「一帶一路」的歐洲環節重要性依舊,英國之外,中國在歐陸並非沒有合作夥伴,澳門的前宗主國葡萄牙即是其中之一。近年來,中國與葡萄牙之間的經貿文化交流逐步升溫,而這背後發揮催化劑效應的,就包括澳門。澳門本身保留有大量葡萄牙歷史文化遺產,葡語國家與澳門企業也有較為密切的經貿往來。早在本世紀初,中國政府已經著手利用這一資源,2003年支持澳門建立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論壇」),旨在依託澳門的「平台優勢」,強化中國與葡萄牙、安哥拉、巴西、佛得角等八個葡語國家、兩億多人口的市場聯繫,本欄從前也曾介紹過。

澳門論壇建立以來,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不僅經貿合作數額穩步上升,更在一些關鍵外交領域(尤其是人權、全球氣候等問題),取得了葡萄牙等葡語國家的支持。當然,這論壇更多是利用澳門的身份,而不是真的有太多葡語人才在澳門可供使用,也得不到澳門本地人的太多注視,但純以付出和回報而言,畢竟算是中國外交近年的一項本少利大的成就。過去澳門作為東道主肩負著將葡語國家企業引入中國、尤其是珠三角經濟區的重任,而如今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澳門與葡萄牙的歷史淵源,就被視為中國企業進入歐洲的跳板之一。加上葡萄牙作為歐盟成員國,享有歐盟境內商品投資自由流動的便利,而葡萄牙商業運作成本在歐盟諸國中處於低位,對中資企業就極有吸引力。與此同時,和英法相比,葡萄牙政局中歐洲懷疑主義尚處弱勢,「脫歐」風險較小,而目前也不像法國、德國那樣,成為恐怖份子目標,可謂歐盟內部的理想避風港,北京不會不知。

基於澳門和葡萄牙的淵源,目前澳門與葡萄牙、歐盟既有的經貿、社會文化合作機制已有不少,也廣為北京重視。例如澳門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設有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機構享有行政自治權,直接向澳門行政長官負責,專司促進澳門與葡國合作、維護澳門各界在葡利益。澳門與歐盟早在1992年簽署了貿易與合作協議,雙方在法律與稅收跨境合作、教育研究、翻譯人才培養等方面都積極展開合作,同年又設立歐洲資訊中心,專門為澳門及周邊地區中小企業,提供關於歐洲經貿合作的資料,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歐盟亦向澳門提供了多項學術文化交流項目支持,例如與澳門旅遊學院合作的「澳門-歐洲旅遊研究中心」、歐洲研究學會與澳門大學等合作的「澳門歐盟學術計劃」等,都令澳門年青人有比香港更多的途徑走進歐洲。筆者認識不少在葡萄牙的澳門留學生,都是以獎學金到葡萄牙讀書,唯一條件,就是要返回澳門貢獻政府。去年歐盟又與澳門訂立合作備忘錄,就「培養中葡雙語翻譯及口譯人員」達成長期合作的課程培訓計劃協議。凡此種種,皆反映澳門積極與葡萄牙、乃至歐盟在歷史淵源基礎上,構建的全新合作框架。

當英國作為「歐盟橋頭堡」的戰略地位因「脫歐」而大受削弱,葡萄牙卻可能成為中國在歐陸針對歐盟的新切入點。如果說,英國因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在處理對華事務上尚受牽制,那麼葡萄牙在對華戰略利益和立場上,都比英國更為開放。尤其葡國與澳門長期就經貿、文化事務展開合作,幾乎不存在政治顧慮。倘若中國有意將「澳門-葡萄牙-歐盟」這一經貿文化合作框架加以發展利用,藉助澳門與葡萄牙、歐盟的聯繫,促使中國資本、企業取道葡萄牙進入歐洲市場,其效果可能並不亞於前述的「香港-英國-歐盟」路線圖。

這觀點並不止是筆者個人意見,也在歐洲有不少迴響。不久前,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國際關係及歐盟研究教授Mario Telo表示,英國「脫歐」對香港造成的衝擊較大,因港英歷史淵源頗深、香港牽涉英鎊金融業務較多,牽一髮容易動全身。但葡萄牙尚留在歐盟,澳門本身也有緊密的歐洲聯繫,英國「脫歐」對澳門的衝擊就極為有限。長遠來看,倘若中國政府、澳門特區政府有心發力,澳門未來在「中國-歐盟合作框架」的地位可能急速攀升,相關戰略角色和價值也就隨之凸顯,屆時澳門在涉外關係層面上,足以在個別層面(例如歐洲事務)與香港並駕齊驅,亦非全然是天方夜譚。歐盟駐港澳的官員,就對港澳同樣重視,這不是其他國家領事館「重港輕澳」的態度可比的。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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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的「環境難民」:由奧運「開心舞」談起

在剛過去的奧運會,來自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Kiribati)的舉重選手卡托阿塔烏(David Katoatau)雖然沒有獎牌,卻得到不少媒體關注——每次比賽結束,他都在媒體面前大跳自創舞姿的「開心舞」,他解釋背後用意是「提醒人們關注基里巴斯即將淹沒的事實」。究竟這危機有多嚴峻?

基里巴斯位於太平洋南部,陸地部分海拔極低,僅高出水平線5米。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測,一個世紀內,基里巴斯全境可用耕地都將因水平線上升而鹽化,淡水供應枯竭,大部分環礁都將沒入水平線下。隨着全球氣候變暖趨勢不減,兩極冰川融化加速,水平線上升幾成定局。與基里巴斯情況類似的還有南太平洋一眾島國,特別是小國圖瓦魯(Tuvalu)、托克勞(Tokelau)等,均面臨滅頂之災。

澳洲反對議程的考慮

面對真正的亡國危機,太平洋島國長期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也不是沒有國家、組織回應。區域大國澳洲、綠色氣候基金、地球之友等,都是最熱心援助的單位,不過資金都是試圖「就地解決」,例如通過堤岸鞏固、紅樹林種植、沿岸礁石保育等,延遲小島淹沒的結局。不過,這些計劃的實踐過程都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太平洋島國地理環境有別,本地人才匱乏,令這些方案顯得治標不治本,而且杯水車薪。

結果,太平洋島國的居民已成為「環境難民」。目前國際社會尚未就這一概念作出準確定義,在媒體報道中,它泛指「因生態環境惡化而被迫遷徙的人群」;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則定義為「長期或短期內因環境惡化而被迫或主動選擇遷徙的人群,這一遷徙行為可能跨越國界」。問題是,在國際法層面,上述定義至未有法律依據:目前定義「難民」的國際法律文件是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定義限於「受到人為迫害」的政治難民,而生態環境惡化這樣的天災,卻不在難民身份評估標準之內。正因上述原因,2012年,紐西蘭政府就拒絕了一名基里巴斯男子的「環境難民身份申請」 。

太平洋島國一度組成聯盟,在聯合國發聲,要求國際社會協助島國人民系統地遷徙他國,這一訴求一度被納入草案,其中包括「移民辦法」、「遷徙補助」等計劃。但在去年世界氣候變化大會上,這份草案因澳洲反對,而被排出會議議程。澳洲的邏輯不難推測:一旦「環境難民」概念得到國際法承認,相應遷徙計劃被擺上議程,澳洲必將成為島國難民首選。然而在澳洲國內,近年移民再次成為政治雷區,無論哪個政黨上台,都只能考慮縮減、而非放款移民限額。

太平洋島國人民也並非一心爭做「難民」,因為這片海島是他們的故鄉。基里巴斯政府的官方政策是「migration with dignity」,即讓部分擁有技術競爭力的島民,先以移民身份進入澳紐,以緩解本島人口資源壓力。這自非長久之計,只是基里巴斯人總要在生存與尊嚴之間謀求平衡;至於他們的土地可怎樣逃離末日,恐怕全世界的專家,都沒有答案。

小詞典:地球之友

一個聯邦制跨國環保組織網絡,由分佈在全球70多個國家的各自獨立的環保組織聯合成,總部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地球之友宗旨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社會和平永續,長期在氣候變化、企業社會責任、森林保護等領域發聲。

中國鷹派代表羅援與國際關係

本欄曾經談及中國前駐法大使、著名外交官吳建民不幸車禍離世,中國外交界紛表哀悼,包括曾與他就中國外交政策激辯的著名「鷹派」羅援少將。究竟中國「鷹派」在外交政策能扮演哪些角色,也必須和吳建民代表的「鴿派」一併閱讀。

羅援於一九六八年入伍,一九七八年調回北京軍事科學院,開始從事軍事理論研究,由於頻頻出鏡,言論率直,今天已儼然成為中國軍隊理論派旗幟,也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粉絲數目眾多,也是國際議題評論的收視保證。他對國際局勢、中國外交政策,自然與吳建民有顯著區別,在他一直以來的觀點,加上悼念吳建民的感懷《未了的爭論 未盡的啟迪和思念》,我們可概括二人分歧如下:

與吳建民的觀點區別顯著

——在國際關係「時代觀」方面,羅援認為「和平與發展」固然是時代前進的方向,但目前尚未成為事實,因此純粹強調和平、拒絕戰爭的觀點,實在是對目前所處時代的誤判;

——在國際局勢「威脅觀」方面,羅援始終堅持,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戰略和戰術威脅,都是切實存在的,美國政策尤其進取,自己以及眾多「鷹派」並未將之過分誇大,中國也不應採取「鴕鳥政策」,對威脅視而不見;

——在「戰爭觀」上,羅援主張對「正義戰爭Vs不義戰爭」、「侵略戰爭Vs反侵略戰爭」做出清晰區分,認為「正義的反侵略自衛戰爭」,是保障國家利益的必須手段,不能盲目「反戰」;

——在對「民族主義」上,羅援指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固然不錯,但同時需對「投降主義╱賣國主義」提高警惕,因此更需要積極倡導「愛國主義」。

基於上述理念,羅援本人儘管不乏理性,但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張,則顯得頗為強硬。例如他曾以第十一屆政協委員的身份,提出多項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建議,其中包括設立南海防空識別區、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在釣魚島設立領海基線等,這些都被國際媒體視為要更改國際權力格局的挑釁。在面對國內外媒體、專家時,羅援極力為中國軍費連年增長的趨勢辯護,稱之為捍衛國家利益、增強國防實力的必然、正當舉措,自然也成了西方眼中「中國威脅論」的佐證。在公眾發言和互聯網平台上,羅援反覆強調「憂患意識」的重要性,堅持「敢戰方能言和」的主張,而深受一群愛國網民支持,代價卻是被無限上綱,乃至被演繹成好戰分子了。

目前羅援的正式身份是「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表面上,其實只是民間代表。這個於二零一一年成立的NGO,本身是由一群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台海局勢研究的專家學者和社會人士組成,但因為負責人多具前官方背景,同時也有廣泛的媒體網絡和社會影響力,而得到中外重視,羅援即是其中代表人物。通過這一平台,羅援頻繁介入對中國軍事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公共討論,在一度被中國自由派和「憤青」佔據的互聯網公共空間中,開拓、鞏固了一片「半官方」性質的「鷹派」地盤,羅援自己就是其中的話語權威。在這一組織形式下,羅援的種種發言表態雖不能算作完全「官方」,卻又不能否認與官方存在密切聯繫和互動。其運作背後的著眼點,則是將國家軍事外交政策與國內公共輿論進行接軌,並意圖對後者加以引導。

有中國特色的試水溫機制

事實上,上述模式正是中國近年大力發展的公共政策宣傳機制之一,可看作有中國特色的試水溫機制,不能純然用「官方Vs民間」的二分法看待。在這一模式中,除了羅援之外,另幾位受媒體廣泛關注的軍方背景人士包括退役空軍上校戴旭、海軍少將張召忠等,都在承擔類似角色。二零一三年,一名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博士生Andrew Chubb在美國智庫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發表了一篇有趣的短文,研究這類「具有軍方背景的評論人士」,認為他們在公眾場合的發言表態背後,或多或少都得到中國軍方的授意,並非全然是個人身份可以承擔。文章內容本身並無新意,有趣的是,這反映不少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都希望從羅援一類人的觀點,窺測中國軍方的風向。不少在西方長期從事中國外交研究的學者都曾表示,上述具有軍方背景的「鷹派」人士在公共媒體上,享有極高話語權和影響力,甚至可能影響外界判斷中國戰略意圖,或對中國制定外交政策造成困擾。

但如此看重他們,其實是有點本末倒置的。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真正掌握中國軍方一線決策權的各軍區指揮官,幾乎從不在媒體發言,而且發言也必然代表中央,沒有多少彈性可言。而無論是羅援還是戴旭,他們實際上並無任何外交或軍事決策權,軍銜也不達那個標準,言論更像時事評論員,多於政策研究者。因此,軍方「鷹派」在中國公共輿論扮演的角色,恐怕更多是「對內」,尤其是增強國內民眾對中國軍事力量的信心、並提高軍隊在國民心目中的認受度,而不是對外,更不具有官方智囊的份量。

羅援自稱「鷹膽鴿魂」

正因為「鷹派」的作用在於引導輿情而非思辯國策、也不是要盲目捍衛立場,一旦輿情走向極端,不僅「鴿派」聲勢會容易恢復,連「鷹派」人士本身都會立即微調,以避免輿情失控。例如在今年七月第五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羅援就對台海局勢發表評論稱,「網絡民意不能代表政府觀點」,「和平統一是主流民意」,並批評「打打殺殺不能解決問題,對於一些過激言論應當予以限制」。這些相對「鴿派」的論述由羅援道出,在目前國內對台輿論民意沸騰的大環境下,就尤其值得玩味。無怪乎羅援自己也說,自己是「鷹膽鴿魂」,強調「理性愛國主義」,而不是平面的「鷹派」圖騰。

不必過份強調鷹鴿之爭

說到底,羅援也好,吳建民也罷,都是中國官方在兩個極端分別用以引導國內輿論的旗手,所以都獲得官方的肯定,這從吳建民的高規格喪禮(全體七名政治局常委都有贈送花圈,而他的級別不過是一位退休大使)可見一斑。「鷹派」、「鴿派」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前官方權威人士」言論,固然可以作為分析中國外交輿論導向的標誌,但其在政策制定過程的重要性,仍舊與外交決策環節相差甚遠;起碼和西方扮演同類角色的同人,暫時不能相提並論。過份強調中國「鷹鴿之爭」,未免見樹不見林,對那些過份渲染的「外交論爭」,有時候,根據中國國情,只能一笑置之。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