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臨近，現任總統奧巴馬雖然民望高企，但政策遺產依然成為共和黨特朗普的主要攻擊對象，尤其是奧巴馬視為歷史留名的醫療改革：「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又稱「奧巴馬醫改」（Obamacare）。不僅特朗普稱之為「完全的災難」，甚至連希拉莉的丈夫、前總統克林頓為了選票，也說「奧巴馬醫改是瘋狂之舉」。究竟「奧巴馬醫改」能否在新時代繼續下去？
法案繁雜 不易明白
事實上，「奧巴馬醫改」是十分繁雜的法案，不少美國人都對其中細節不甚明瞭，容易為政客斷章取義的「後真相」左右。它的出台背景，是要改變美國臃腫低效的醫療體系：長期以來，美國以高醫療開支聞名，根據經合組織（OECD）2013年的數據，發達國家平均醫療費用佔GDP的8.9%，美國則高出一倍，達16.4%。
高昂的醫療成本，並未讓美國人感受到比其他國家更優質的醫療服務。統計顯示，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患病風險等，基本上都是僅僅達到、甚至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奧巴馬醫改」前，美國是OECD唯一沒有全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超過4000萬人沒有醫保，醫療體系普遍被認為成本高、效率低、覆蓋面窄。
奧巴馬上任後，力主進行醫保改革，「奧巴馬醫改」成為美國醫療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法案，長達千頁，細節繁多，其核心可概況為四方面：
一、除了受豁免的部分人外，每個美國公民都要購買醫療保險，否則要交罰金，美國企業也須按規定為員工購買醫保；
二、擴大美國既有的「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覆蓋面，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醫保；
三、建立「醫療保險市場」交易制度，引入私人醫保公司參與政府項目，擴大購買醫保的選擇，以降低個人負擔的醫療開支；
四、「奧巴馬醫改」的實施成本（各項醫療補助）依賴政府撥款，意味政府財政支出持續擴大。
特別是最後一點，令法案廣受爭議，只是民主黨當時如日中天，法案就在國會順利通過。支持陣營的理據，主要是認同美國既有醫保體系弊病繁多，導致大量美國人因無力負擔醫療開支，而長期受疾病之苦；有研究指美國每年有4萬5千人因缺乏醫保、無力負擔醫療開支而死去，成了支持陣營的重要宣傳。加上奧巴馬醫改是美國史上首次推行接近「全民醫保」的改革，低收入群體尤其歡迎。支持陣營同時強調，醫保公司不得因既有病症歧視投保人，保障了患者投保時的利益，也讓人憑藉醫療補助，享受預防性體檢等服務。最後，法案希望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減少不必要的程序，遏制「醫療官僚化」的趨勢，這也是大眾普遍歡迎的。
然而，基於自由市場的理念、與及種種或明或暗的利益原因，共和黨自始至終都大力反對奧巴馬醫改，甚至在法案推出伊始就向高等法院提出訴訟，稱法案「違憲」。共和黨持這立場，也不是沒有根據：首先，法案幾乎強制所有美國人購買醫保，可謂變相侵犯了公民的選擇自由（拒絕買醫保的自由），而這是共和黨的指導綱領。第二，法案導致政府財政開支顯著提高，暗示加稅，而按照美國現行稅法，這等於提高高收入人群的賦稅，用以補貼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一向奉行小政府、自由主義的共和黨，自然不能認同這樣左翼的立場。第三，法案本身是聯邦立法，但實施成本則需要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負擔，這在共和黨眼中亦等同聯邦政府變相擴權、侵犯各州保留的州主權。
自2013年法案大部分條例落實，奧巴馬醫改已實行數年，理論上，政績理應頗為可觀。法案讓近兩千萬美國人獲得醫保，九成公民都被醫保覆蓋，非裔、拉丁裔美國人未受醫保的人數較2013年，分別下降53%和27%，超過一億已患病的美國人免於被保險公司歧視，超過4百萬貧困人口獲得了醫保，超過一千萬人得以享受可負擔的醫療服務，超過一億三千萬美國人享受預防性醫療服務…… 這些數字，都是奧巴馬落任時念念不忘的。
但一如共和黨所料，奧巴馬醫改也引發了諸多爭議。上述受惠人群大部分集中在之前無法享受醫保的低收入階層，也有相當多年齡偏大、身體狀況較差的人購入醫保，導致醫保公司的經營成本和風險大幅提高。對此，保險公司採取兩種策略：一方面，兩大巨頭Aetna和United Health Care先後宣佈，將逐步退出奧巴馬醫改的核心機制「醫療保險市場」交易制度，原因正是公司長期虧本。另一方面，尚留在市場的公司，為彌補成本增加，不得不大幅調高對中高收入人士的價格。這樣一來，美國中產階層對醫改也越來越不滿，積怨就充份被特朗普所利用。
競選期間，特朗普多次表明對奧巴馬醫改嗤之以鼻，稱若當選總統，必將廢除整個醫改法案，取消國家撥款的醫療補貼制度，亦會終止對私人醫保公司的政策限制。共和黨主流派始終沒有與他完全翻臉，對奧巴馬醫改的堅定態度，是原因之一。與此同時，特朗普又提出實施「稅收返還制度」，以促進基於個人、而非群體的醫保市場發展。他還希望醫保公司的服務可以跨州銷售，以期通過市場競爭，壓低醫保價格。
但是，以上種種倡議始終不見細節，連共和黨內部亦不甚看好。著名保守派智庫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Jim Capretta受訪時即表示，共和黨最終不太可能縮減奧巴馬醫改已擴大的覆蓋人群，尤其是低收入者，因為那會直接觸怒選民利益，而且技術上也不太可行，可行的只是「止蝕」。不過美國醫療制度在下屆政府必須被「微調」，已逐漸成為美國社會的共識，即使希拉里當選，也很可能改變部份內容，以回應選民訴求。假如當選的是特朗普，大動作更是必不可免，那時美國進一步內部分裂可期，奧巴馬某程度上也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歷史遺產，才全方位支持希拉里。不過，其實基於奧巴馬醫改的分裂，八年前就試過一次，就是再出現，也不過是推倒重來罷了。
小詞典：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美國聯邦政府自1966年實行的全國性社會保障制度，由聯邦政府監督數十家私人醫保公司執行，主要針對65歲以上老人和殘疾人士，給予醫療保險服務。奧巴馬醫改計劃的一部分政策，就是削減聯邦醫療保險開支，相應成本則由國家補貼。
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
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訪問Professor Paul Evans：中美需平衡軍事與外交經濟利益
近年來，亞太地區的國際政治版圖隨著「中國崛起」發生了劇烈變化。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出「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政策，并發起以 TPP 為代表的、美國主導的地區自由貿易協定。同期，中國習近平政府也以「一帶一路」戰略向世界展現了較以往更為「奮發有為」的中國外交姿態。與宏觀機制競爭相對應的，是近期中美及東南亞諸國圍繞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國際法與自由航行權等問題產生的摩擦。日前，在由中國發起、旨在討論亞太地區防務和安全秩序的國際論壇「香山論壇」上，南中國海問題和亞太安全局勢就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圍繞「中國崛起與亞太地區秩序」這一問題，筆者採訪了「香山論壇」與會學者、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包義文教授（Professor Paul Evans）。作為加拿大亞太研究領域的權威，包義文教授長期關注亞太地區安全秩序，曾在澳大利亞、日本、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等多地擔任訪問學者，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制度」和「中等國家外交」有著獨到的見解。
沈：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習近平政府在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制度的創建上展現了相當的自信。你認為在這一系列機制倡議的背後，中國的動機是什麼？
包義文：總體而言，中國正在從「參與國際機制」向「在國際機制中發揮領導作用」轉變，並且還創設了一些新的國際機制，後者總體而言是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全球性機制（如聯合國，G20）中扮演的是積極參與者的角色；而在地區層面，中國不僅積極參與以ASEAN為核心的地區性組織，更積極創建新的地區性國際機制，如「亞投行」（AIIB） 等。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目前對機制創建的熱情同二戰後的美國相仿。具體來說，「一帶一路」、AIIB 等區域性國際機制是對既有的國際體系的建設性補充，它們大多符合現行的國際制度和規範。因此，類似於「中國試圖推翻或取代西方創建的國際機制」這樣的擔憂是并不準確的。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進行國際機制創建的動機較為複雜。有一部分動機直接與中國目前面對的經濟發展挑戰有關：中國需要保護環境、高效利用資金和產能；不僅要增加商品進出口量，還要提升「中國製造」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同時中國正朝消費型、服務型經濟轉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近創建的各種國際機制增強了中國與亞太國家的互聯互通，確實是為了滿足上述需要。但與此同時，這些機制也與地區利益和發展所需緊密相連，因此中國也是在提供區域性的公共產品。中國在亞洲的的區域投資規模與美國「馬歇爾計劃」在戰後歐洲的投入相仿，儘管二者的情景有所不同，但從「互利互惠」的理念上看，二者皆是少見的「雙贏合作」的例子。
儘管中國近年來進行機制創建的動機以經濟為主，但它們依舊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影響。北京的領導力被一些鄰國稱讚，但並非全部。日本與美國沒有參與 AIIB，印度對「一帶一路」也抱有擔憂，因為「一帶一路」會讓中國得以接入印度洋沿岸軍事價值重要的港口，增強中國的影響力。如果地區安全局勢惡化，那麼域內國家對中國的觀感也會變得負面，上述的公共產品就會被視為中國施展力量的工具。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儘管域內國家存在一些懷疑，但中國近年來的地區性國際機制創建還是普遍被視為積極的舉措。
沈：在戰略領域，中國近年的舉動也十分搶眼，例如南中國海的人工島建設，對國際仲裁法庭（PCA） 相關判決的強硬立場等等。我們應當如何認識上述中國的強勢（assertiveness）姿態？
包義文：事實上，如果我們觀察中國與其陸上鄰國的關係，不難發現中國與其鄰國之間的陸地疆界劃分和主權問題大都處理的很好。中國與其海上鄰國的領海劃界就不同了。自習近平政府以來，中國在主張其「核心利益」方面變得更加強勢，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與日本、南中國海周邊國家之間的緊張程度也在增加。具體到南中國海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三層矛盾：第一層自然是領海劃界和主權爭議，這一矛盾由來已久，並且也無法輕易解決。第二層矛盾，是中美兩國的地緣競爭，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統攝地位構成了挑戰。中國並非意在取代美軍在該區域的地位，但確實意圖制衡美軍。這導致中美兩國在互動時陷入惡性循環，加劇雙方矛盾緊張程度。要管控這樣的矛盾，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危機處理能力。第三層矛盾，是各方對該區資源如能源、礦產和漁業資源的爭奪。在各方圍繞領土爭端和軍事戰略競爭僵持不下的情況下，聯合開發資源與海岸環境保育都極為困難，這就絕非「雙贏」局面，而是「雙輸」。
沈：目前大多數亞太國家都樂見與中國更緊密地經貿合作，但同時它們也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抱有警惕，因此往往通過積極對沖（hedging） 的方式來降低被支配的風險。有分析就認為，正是中國的強勢讓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於亞太地區受到歡迎。你認為這一分析是否準確？中國對南中國海及其周邊國家的外交部署是否釋放了矛盾的信號？
包義文：中國在南中國海區域的強勢態度正在讓幾乎所有周邊國家感到擔憂，並且這種擔憂並不是針對領土爭端本身。在該區域內，中國圍繞領土和軍事問題表現的強勢態度和它的經濟外交目標之間存在衝突：如果其它國家對中國的領土和戰略抱負的擔憂持續升級，那麼「一帶一路」、AIIB 和其它地區經濟合作機制的價值都將更為難以充分實現。而如果北京能夠更清晰地說明其領土和戰略主張的性質，採取各位靈活的方式來處理爭議（例如目前中國與菲律賓關係發展中就釋放了新的信號），那麼其它國家參與中國發起的經濟合作機制的熱情會大為提高。
關於北京對 PCA裁決的態度，儘管口頭上北京對仲裁庭本身和其判決結果都持強硬拒絕態度，但在實際行動上北京、華盛頓和其它域內國家都較為克制。各方的互動現正趨於穩定，危機管控機制的設置和運作也都被各方提上議程，同時各國也都正在避免挑釁的行為。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問北京之行已經促成中菲兩國新一輪經濟合作，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會進一步緩和。目前南中國海的局勢雖然依舊脆弱，但發展方向令人欣慰。
沈：在過去的數年里，亞太地區湧現了一系列區域性國際機制，然而該區域的治理狀況（尤其是安全治理）並不令人滿意。你曾在研究中指出，對區域安全治理而言，「安全秩序」（security order） 如價值觀、規範等，是比「機制架構」（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更為重要的因素。你認為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架構中應當包含怎樣的安全秩序？
包義文：目前對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的討論往往集中于組織、架構問題，例如構建什麼組織、將哪些國家納入等等；但甚少深入思考「這些機制意圖達到何種安全治理狀態」。「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等機制架構當然很重要，但這類機制本身並不足以促成一個更為穩定的地區秩序。為了有效協調崛起的中國與其它亞太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強調「互相適應」、「自我控制」和「建立互信」的秩序觀。
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中國、日本和印度等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和 ASEAN等中等國家的參與也不可或缺。這些中等國家可以激發更多理念、調動更多資源，來構建互更強的、包含「互相適應」精神的多邊機制。以下問題尤其值得各方思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歷史權益」之間的平衡點在何處？在主權問題僵持的情況下，何種機制可以助於緩解漁業資源枯竭的危機？現行的聯盟體系如何向更具包容性的安全體系轉化？各方都呼籲「規則主導」（rule-based） 的地區秩序，那麼關於自由航行、防務系統部署等問題的規則究竟為何？
沈：在你看來，中國可以為亞太地區的秩序建構貢獻、尤其是價值觀與規範作出怎樣的貢獻？在多大程度上，中國的貢獻能夠為域內其它國家所認可和接受？
包義文：我認為，中國對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堅持「中美兩國可在亞太和平共處」。我不認為美國有意遏制中國的崛起，同時中國也并無意將美國驅逐出東亞；雙方需要互相平衡、互相適應。而其它國家更需要促成中美互相適應，而進一步加劇雙方的分歧。在過去五年里，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提出了更多的關於區域機制構建和安全架構的理念。中國提出的理念包括「新型大國關係」、「新安全觀」、「命運共同體」等等。中國也一再強調對既有的「合作性安全」、「綜合性安全」等原則的遵守。儘管學術界對上述種種理念多有討論，但在實踐層面，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各方對中國的口頭表達與實際行動之間的落差就頗有疑慮。不少鄰國認為中國目前的外交立場不僅強勢，某些方面甚至表現出侵略性。懷著對未來局勢演化方向的焦慮，不少國家就尋求鞏固與美國等盟友的關係，儘管它們面對著來自中國的有利經濟合作條件。因此，一個崛起的中國如何平衡它的軍事和領土抱負與經濟和外交利益，這是影響今天亞太地區局勢的關鍵問題。
沈：從「一帶一路」到「亞投行」，習近平政府在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制度的創建上展現了相當的自信。你認為在這一系列機制倡議的背後，中國的動機是什麼？
包義文：總體而言，中國正在從「參與國際機制」向「在國際機制中發揮領導作用」轉變，並且還創設了一些新的國際機制，後者總體而言是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全球性機制（如聯合國，G20）中扮演的是積極參與者的角色；而在地區層面，中國不僅積極參與以ASEAN為核心的地區性組織，更積極創建新的地區性國際機制，如「亞投行」（AIIB） 等。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目前對機制創建的熱情同二戰後的美國相仿。具體來說，「一帶一路」、AIIB 等區域性國際機制是對既有的國際體系的建設性補充，它們大多符合現行的國際制度和規範。因此，類似於「中國試圖推翻或取代西方創建的國際機制」這樣的擔憂是并不準確的。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進行國際機制創建的動機較為複雜。有一部分動機直接與中國目前面對的經濟發展挑戰有關：中國需要保護環境、高效利用資金和產能；不僅要增加商品進出口量，還要提升「中國製造」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同時中國正朝消費型、服務型經濟轉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近創建的各種國際機制增強了中國與亞太國家的互聯互通，確實是為了滿足上述需要。但與此同時，這些機制也與地區利益和發展所需緊密相連，因此中國也是在提供區域性的公共產品。中國在亞洲的的區域投資規模與美國「馬歇爾計劃」在戰後歐洲的投入相仿，儘管二者的情景有所不同，但從「互利互惠」的理念上看，二者皆是少見的「雙贏合作」的例子。
儘管中國近年來進行機制創建的動機以經濟為主，但它們依舊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影響。北京的領導力被一些鄰國稱讚，但並非全部。日本與美國沒有參與 AIIB，印度對「一帶一路」也抱有擔憂，因為「一帶一路」會讓中國得以接入印度洋沿岸軍事價值重要的港口，增強中國的影響力。如果地區安全局勢惡化，那麼域內國家對中國的觀感也會變得負面，上述的公共產品就會被視為中國施展力量的工具。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儘管域內國家存在一些懷疑，但中國近年來的地區性國際機制創建還是普遍被視為積極的舉措。
沈：在戰略領域，中國近年的舉動也十分搶眼，例如南中國海的人工島建設，對國際仲裁法庭（PCA） 相關判決的強硬立場等等。我們應當如何認識上述中國的強勢（assertiveness）姿態？
包義文：事實上，如果我們觀察中國與其陸上鄰國的關係，不難發現中國與其鄰國之間的陸地疆界劃分和主權問題大都處理的很好。中國與其海上鄰國的領海劃界就不同了。自習近平政府以來，中國在主張其「核心利益」方面變得更加強勢，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與日本、南中國海周邊國家之間的緊張程度也在增加。具體到南中國海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三層矛盾：第一層自然是領海劃界和主權爭議，這一矛盾由來已久，並且也無法輕易解決。第二層矛盾，是中美兩國的地緣競爭，中國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統攝地位構成了挑戰。中國並非意在取代美軍在該區域的地位，但確實意圖制衡美軍。這導致中美兩國在互動時陷入惡性循環，加劇雙方矛盾緊張程度。要管控這樣的矛盾，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危機處理能力。第三層矛盾，是各方對該區資源如能源、礦產和漁業資源的爭奪。在各方圍繞領土爭端和軍事戰略競爭僵持不下的情況下，聯合開發資源與海岸環境保育都極為困難，這就絕非「雙贏」局面，而是「雙輸」。
沈：目前大多數亞太國家都樂見與中國更緊密地經貿合作，但同時它們也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抱有警惕，因此往往通過積極對沖（hedging） 的方式來降低被支配的風險。有分析就認為，正是中國的強勢讓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於亞太地區受到歡迎。你認為這一分析是否準確？中國對南中國海及其周邊國家的外交部署是否釋放了矛盾的信號？
包義文：中國在南中國海區域的強勢態度正在讓幾乎所有周邊國家感到擔憂，並且這種擔憂並不是針對領土爭端本身。在該區域內，中國圍繞領土和軍事問題表現的強勢態度和它的經濟外交目標之間存在衝突：如果其它國家對中國的領土和戰略抱負的擔憂持續升級，那麼「一帶一路」、AIIB 和其它地區經濟合作機制的價值都將更為難以充分實現。而如果北京能夠更清晰地說明其領土和戰略主張的性質，採取各位靈活的方式來處理爭議（例如目前中國與菲律賓關係發展中就釋放了新的信號），那麼其它國家參與中國發起的經濟合作機制的熱情會大為提高。
關於北京對 PCA裁決的態度，儘管口頭上北京對仲裁庭本身和其判決結果都持強硬拒絕態度，但在實際行動上北京、華盛頓和其它域內國家都較為克制。各方的互動現正趨於穩定，危機管控機制的設置和運作也都被各方提上議程，同時各國也都正在避免挑釁的行為。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問北京之行已經促成中菲兩國新一輪經濟合作，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會進一步緩和。目前南中國海的局勢雖然依舊脆弱，但發展方向令人欣慰。
沈：在過去的數年里，亞太地區湧現了一系列區域性國際機制，然而該區域的治理狀況（尤其是安全治理）並不令人滿意。你曾在研究中指出，對區域安全治理而言，「安全秩序」（security order） 如價值觀、規範等，是比「機制架構」（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更為重要的因素。你認為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架構中應當包含怎樣的安全秩序？
包義文：目前對亞太地區安全治理的討論往往集中于組織、架構問題，例如構建什麼組織、將哪些國家納入等等；但甚少深入思考「這些機制意圖達到何種安全治理狀態」。「東盟地區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等機制架構當然很重要，但這類機制本身並不足以促成一個更為穩定的地區秩序。為了有效協調崛起的中國與其它亞太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強調「互相適應」、「自我控制」和「建立互信」的秩序觀。
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中國、日本和印度等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和 ASEAN等中等國家的參與也不可或缺。這些中等國家可以激發更多理念、調動更多資源，來構建互更強的、包含「互相適應」精神的多邊機制。以下問題尤其值得各方思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歷史權益」之間的平衡點在何處？在主權問題僵持的情況下，何種機制可以助於緩解漁業資源枯竭的危機？現行的聯盟體系如何向更具包容性的安全體系轉化？各方都呼籲「規則主導」（rule-based） 的地區秩序，那麼關於自由航行、防務系統部署等問題的規則究竟為何？
沈：在你看來，中國可以為亞太地區的秩序建構貢獻、尤其是價值觀與規範作出怎樣的貢獻？在多大程度上，中國的貢獻能夠為域內其它國家所認可和接受？
包義文：我認為，中國對亞太地區秩序建構作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堅持「中美兩國可在亞太和平共處」。我不認為美國有意遏制中國的崛起，同時中國也并無意將美國驅逐出東亞；雙方需要互相平衡、互相適應。而其它國家更需要促成中美互相適應，而進一步加劇雙方的分歧。在過去五年里，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提出了更多的關於區域機制構建和安全架構的理念。中國提出的理念包括「新型大國關係」、「新安全觀」、「命運共同體」等等。中國也一再強調對既有的「合作性安全」、「綜合性安全」等原則的遵守。儘管學術界對上述種種理念多有討論，但在實踐層面，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各方對中國的口頭表達與實際行動之間的落差就頗有疑慮。不少鄰國認為中國目前的外交立場不僅強勢，某些方面甚至表現出侵略性。懷著對未來局勢演化方向的焦慮，不少國家就尋求鞏固與美國等盟友的關係，儘管它們面對著來自中國的有利經濟合作條件。因此，一個崛起的中國如何平衡它的軍事和領土抱負與經濟和外交利益，這是影響今天亞太地區局勢的關鍵問題。
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諾貝爾文學獎以外：Bob Dylan在同路人眼中的爭議
象徵一代叛逆精神的美國創作歌手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發藝壇前所未有的地震，關於音樂是否文學延伸一類討論，坊間已有不少。我們不妨用這機會，重溫Bob Dylan立體的一生，特別是他和國際政治的互動，絕非一些平面的概念足以概況。
Bob Dylan在樂壇嶄露頭角之時，他的音樂與當時的冷戰氣氛息息相關。1962年，他的成名作《Blowin’ in the Wind》正面挑戰當國國內高漲的右翼情緒，第三張專輯《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也被視作平權運動在通俗音樂領域的蔓延，令他被左翼自由主義年輕人視為「時代的代言人」。
然而，Bob Dylan其實對此不以為然。他一再表示，不願成為誰的「代言人」，甚至「不再為別人創作歌曲，不屬於任何社會運動，只為自己創作」。這態度在美國國內政治矛盾再激化的21世紀，就招致不少左翼批評。例如在布殊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左翼普遍持批判態度，Bob Dylan卻冷眼旁觀，表示「早前支持（布殊）政府的人們現在又來反對政府，足見人是多麼反復無常。」這讓不少左翼認為Bob Dylan「背叛」左翼思潮，「政治冷感」，已成為「離地中產」。
對Bob Dylan「背叛」的指責，不只是在政治。在音樂圈，Bob Dylan也受到不少民謠Fans 的批評，因為他出道時以民謠走紅，然而在1965年的民謠音樂節上，卻用電結他演唱了三首搖滾樂，當時美國樂壇涇渭分明，令他本人遭遇首次被轟下台的經歷。這卻堅定了Bob Dylan向搖滾轉型的決心，這也標誌著傳統民謠衰落、搖滾大興的大勢，以至於傳統民謠樂迷稱他為「猶大」。
因此，一些原來理應為Bob Dylan獲獎慶祝的左翼、民謠鐵粉，都表現得有點酸溜溜，不過最不滿的，自認還是傳統文壇，原因則頗為離地：plagiarism。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訊，Bob Dylan獲獎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理念或是音樂曲風，而是他的歌詞，有「如詩一般的意蘊」。然而，不少文人認為Bob Dylan的歌詞中，一直夾雜著不少來自其他文學作品的詞句，而並未註明出處。Bob Dylan稱這是「業界傳統」，但文壇中人如作家Hari Kunzru，就指責這是「變相抄襲」。
然而，作為業餘音樂愛好者，我個人對諾貝爾獎這個決定，還是完全支持。正如作家Russell Smith評論稱，諾獎委員會可能以此作為一個信號，標誌獎項向大眾文學、甚至是流行文學的方向轉型。昔日的得獎者，究竟有多少作品可以打入尋常百姓家，大是疑問，例如華裔作家高行健的《靈山》，究竟有多少華人看過，當心中有數。普及程度自然不應該是獲獎標準，但「不普及」同樣也不應成為小圈子標準之一。
Bob Dylan一生卓立獨行，相信也不大在乎諾貝爾文學獎的相關爭議，甚至故意冷待獎項，自然令評審感到不是味兒。但這一態度，卻正正有助打破「精英──普及」的文化壁壘，「有獎──無獎」的世俗眼光，和他打破「民謠──搖滾」壁壘、打破「左翼──建制」壁壘，可謂一脈相承。這樣的獎項，比嘉許某一位文人，難道不是來得更有意義？
小詞典：《Like a Rolling Stone》
Bob Dylan在1965年發行的搖滾單曲，也是他從傳統民謠向搖滾樂壇正式轉型的標誌。這首歌被視為戰後流行樂壇最具影響力的曲目之一，被眾多新生代歌手翻唱。但在當時美國傳統民謠樂迷眼中，這歌的曲風與他們熟悉的Bob Dylan相去甚遠，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
Bob Dylan在樂壇嶄露頭角之時，他的音樂與當時的冷戰氣氛息息相關。1962年，他的成名作《Blowin’ in the Wind》正面挑戰當國國內高漲的右翼情緒，第三張專輯《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也被視作平權運動在通俗音樂領域的蔓延，令他被左翼自由主義年輕人視為「時代的代言人」。
然而，Bob Dylan其實對此不以為然。他一再表示，不願成為誰的「代言人」，甚至「不再為別人創作歌曲，不屬於任何社會運動，只為自己創作」。這態度在美國國內政治矛盾再激化的21世紀，就招致不少左翼批評。例如在布殊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左翼普遍持批判態度，Bob Dylan卻冷眼旁觀，表示「早前支持（布殊）政府的人們現在又來反對政府，足見人是多麼反復無常。」這讓不少左翼認為Bob Dylan「背叛」左翼思潮，「政治冷感」，已成為「離地中產」。
對Bob Dylan「背叛」的指責，不只是在政治。在音樂圈，Bob Dylan也受到不少民謠Fans 的批評，因為他出道時以民謠走紅，然而在1965年的民謠音樂節上，卻用電結他演唱了三首搖滾樂，當時美國樂壇涇渭分明，令他本人遭遇首次被轟下台的經歷。這卻堅定了Bob Dylan向搖滾轉型的決心，這也標誌著傳統民謠衰落、搖滾大興的大勢，以至於傳統民謠樂迷稱他為「猶大」。
因此，一些原來理應為Bob Dylan獲獎慶祝的左翼、民謠鐵粉，都表現得有點酸溜溜，不過最不滿的，自認還是傳統文壇，原因則頗為離地：plagiarism。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訊，Bob Dylan獲獎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理念或是音樂曲風，而是他的歌詞，有「如詩一般的意蘊」。然而，不少文人認為Bob Dylan的歌詞中，一直夾雜著不少來自其他文學作品的詞句，而並未註明出處。Bob Dylan稱這是「業界傳統」，但文壇中人如作家Hari Kunzru，就指責這是「變相抄襲」。
然而，作為業餘音樂愛好者，我個人對諾貝爾獎這個決定，還是完全支持。正如作家Russell Smith評論稱，諾獎委員會可能以此作為一個信號，標誌獎項向大眾文學、甚至是流行文學的方向轉型。昔日的得獎者，究竟有多少作品可以打入尋常百姓家，大是疑問，例如華裔作家高行健的《靈山》，究竟有多少華人看過，當心中有數。普及程度自然不應該是獲獎標準，但「不普及」同樣也不應成為小圈子標準之一。
Bob Dylan一生卓立獨行，相信也不大在乎諾貝爾文學獎的相關爭議，甚至故意冷待獎項，自然令評審感到不是味兒。但這一態度，卻正正有助打破「精英──普及」的文化壁壘，「有獎──無獎」的世俗眼光，和他打破「民謠──搖滾」壁壘、打破「左翼──建制」壁壘，可謂一脈相承。這樣的獎項，比嘉許某一位文人，難道不是來得更有意義？
小詞典：《Like a Rolling Stone》
Bob Dylan在1965年發行的搖滾單曲，也是他從傳統民謠向搖滾樂壇正式轉型的標誌。這首歌被視為戰後流行樂壇最具影響力的曲目之一，被眾多新生代歌手翻唱。但在當時美國傳統民謠樂迷眼中，這歌的曲風與他們熟悉的Bob Dylan相去甚遠，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
2016年10月27日星期四
特朗普與福音派的詭異同盟
特朗普不斷爆出侮辱女性一類醜聞，自由派媒體認為這足以把他置於死地，但現實又是如何？且看特朗普支持者中，包括了一批以往最看重傳統價值觀的人：美國南部各州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們為何支持這樣一個候選人，實在是一大迷思。
在美國，福音派是保守勢力台柱，其政治和社會影響力特別集中在東南、中南部各州，這些地方有「聖經帶」（Bible Belt）之稱。傳統上，「聖經帶」各州的福音派信眾是共和黨票倉，因為他們認同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價值觀，注重家庭倫理、婚姻道德，反墮胎、反同性婚姻，講究謙遜勤勞。
如果以上述價值觀衡量特朗普，他理應早就成為福音派公敵。自參選以來，特朗普不避諱自己貪婪，個人婚姻紀錄毫不光彩，亦不認為上帝對自己有多麼重要。他諷刺少數族裔、嘲笑殘疾人士，把自己的財富作為最大資本炫耀，甚至對保守派眼中的關鍵議題如反墮胎、反同性婚姻等，特朗普的立場也不堅定，在不同場合有互相矛盾表態，以至有媒體稱特朗普或是共和黨人當中「最 LGBT 友好」的一人。
然而，在共和黨初選時，特朗普卻在「聖經帶」贏得相當比例福音派選民支持， 甚至在南卡羅來納州這樣的福音派重鎮， 也大比數勝出，讓以傳統基督徒為個人賣點的盧比奧、科魯茲等目瞪口呆，福音派領袖穆爾（Russell Moore）也只能表示無奈。畢竟他對特朗普的批評，在福音派信眾中已被邊緣化，其他福音派大老例如葛福臨等也公開支持特朗普，甚至把他和摩西、大衞王等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有嚴重缺憾、但無損成為偉大領袖」。最諷刺的是，當被問及「為何福音派支持你」，一向口若懸河的特朗普也只能說：「你要問他們，但他們確實支持我。」
對這個特朗普自己都不明就裡的疑問，波士頓大學教授Stephen Prothero曾在《Politico》撰文，提供了幾個猜想，可視作一家之言。他認為近年美國民眾整體對宗教的認同有所下降，2007年無信仰者比例為16％，2014年躍升至23％，即便在福音派重鎮「聖經帶」，純粹憑信仰和價值觀投票的選民也在下降。福音派支持特朗普，就是把其他因素放得更重的反映，首先是出於對共和黨建制派的失望。
本欄曾述及，共和黨建制派在大選動員期間，一向是前期以社會議題動員保守群體，後期以經濟議題確保商界精英支持。但每次共和黨人當上總統，競選時對社會議題的種種承諾，基本上都沒有兌現，美國社會還是無可逆轉的朝向自由化、多元化發展，讓保守社群異常失望。今次他們選擇明顯不是昔日同路人的特朗普，反能更容易討價還價，好過被表面上的同路人背叛。
加上不少自認為是福音派的選民，已被近年日趨極化的政治感染，將政治議題的重要性，凌駕在基督教價值之上。例如早年茶黨支持者中，就充滿福音派信眾，儘管茶黨不以社會價值觀為主打。這批福音派信徒，其實已被極右派裹挾，他們傾向認同極右候選人如特朗普的言論，並相信這是符合《聖經》教導，而非用《聖經》教導來評估特朗普作為候選人的資格。如今特朗普身陷「錄音門」，「不尊重女性」的標籤揮之不去，傳統智慧自認深信，他在「聖經帶」將流失大量選票。但根據同一智慧，他根本第一天就不會獲得福音派支持。也許，福音派的思考模式，畢竟不是外人能懂。
小詞典：基督教福音派（Evangelicalism）
美國基督教分不同派系，例如尊崇《聖經》及耶穌神跡不容置疑的基要派，認為《聖經》只是個人信仰指導的自由派，還有堅持《聖經》神聖地位、在社會理念趨於保守、但在宗教詮釋比基要派包容的福音派。後者近年在政壇十分活躍，已令不少教會成為共和黨樁腳。
在美國，福音派是保守勢力台柱，其政治和社會影響力特別集中在東南、中南部各州，這些地方有「聖經帶」（Bible Belt）之稱。傳統上，「聖經帶」各州的福音派信眾是共和黨票倉，因為他們認同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價值觀，注重家庭倫理、婚姻道德，反墮胎、反同性婚姻，講究謙遜勤勞。
如果以上述價值觀衡量特朗普，他理應早就成為福音派公敵。自參選以來，特朗普不避諱自己貪婪，個人婚姻紀錄毫不光彩，亦不認為上帝對自己有多麼重要。他諷刺少數族裔、嘲笑殘疾人士，把自己的財富作為最大資本炫耀，甚至對保守派眼中的關鍵議題如反墮胎、反同性婚姻等，特朗普的立場也不堅定，在不同場合有互相矛盾表態，以至有媒體稱特朗普或是共和黨人當中「最 LGBT 友好」的一人。
然而，在共和黨初選時，特朗普卻在「聖經帶」贏得相當比例福音派選民支持， 甚至在南卡羅來納州這樣的福音派重鎮， 也大比數勝出，讓以傳統基督徒為個人賣點的盧比奧、科魯茲等目瞪口呆，福音派領袖穆爾（Russell Moore）也只能表示無奈。畢竟他對特朗普的批評，在福音派信眾中已被邊緣化，其他福音派大老例如葛福臨等也公開支持特朗普，甚至把他和摩西、大衞王等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有嚴重缺憾、但無損成為偉大領袖」。最諷刺的是，當被問及「為何福音派支持你」，一向口若懸河的特朗普也只能說：「你要問他們，但他們確實支持我。」
對這個特朗普自己都不明就裡的疑問，波士頓大學教授Stephen Prothero曾在《Politico》撰文，提供了幾個猜想，可視作一家之言。他認為近年美國民眾整體對宗教的認同有所下降，2007年無信仰者比例為16％，2014年躍升至23％，即便在福音派重鎮「聖經帶」，純粹憑信仰和價值觀投票的選民也在下降。福音派支持特朗普，就是把其他因素放得更重的反映，首先是出於對共和黨建制派的失望。
本欄曾述及，共和黨建制派在大選動員期間，一向是前期以社會議題動員保守群體，後期以經濟議題確保商界精英支持。但每次共和黨人當上總統，競選時對社會議題的種種承諾，基本上都沒有兌現，美國社會還是無可逆轉的朝向自由化、多元化發展，讓保守社群異常失望。今次他們選擇明顯不是昔日同路人的特朗普，反能更容易討價還價，好過被表面上的同路人背叛。
加上不少自認為是福音派的選民，已被近年日趨極化的政治感染，將政治議題的重要性，凌駕在基督教價值之上。例如早年茶黨支持者中，就充滿福音派信眾，儘管茶黨不以社會價值觀為主打。這批福音派信徒，其實已被極右派裹挾，他們傾向認同極右候選人如特朗普的言論，並相信這是符合《聖經》教導，而非用《聖經》教導來評估特朗普作為候選人的資格。如今特朗普身陷「錄音門」，「不尊重女性」的標籤揮之不去，傳統智慧自認深信，他在「聖經帶」將流失大量選票。但根據同一智慧，他根本第一天就不會獲得福音派支持。也許，福音派的思考模式，畢竟不是外人能懂。
小詞典：基督教福音派（Evangelicalism）
美國基督教分不同派系，例如尊崇《聖經》及耶穌神跡不容置疑的基要派，認為《聖經》只是個人信仰指導的自由派，還有堅持《聖經》神聖地位、在社會理念趨於保守、但在宗教詮釋比基要派包容的福音派。後者近年在政壇十分活躍，已令不少教會成為共和黨樁腳。
2016年10月26日星期三
新加坡的國際法認知：與馬來西亞爭奪小島的參考
為了進一步理解「新加坡式辯論」風格，我們不妨回顧其處理自身領土爭議時，所採取的態度。1979年，馬來西亞出版了一張地圖，把新加坡海峽南部白礁島（Pedra Branca）標示為馬來西亞領土，但新加坡認為自己對該島及其附近小島中岩礁（Middle Rocks）和南礁（South Ledge）均擁有主權，對馬來西亞此舉抗議無果，決定向國際刑事法庭（ICJ，不同菲律賓控告中國的PCA，即國際常設仲裁法院）申訴，馬來西亞亦同意。
有一套英國人訓練的心法
新加坡在此案中，不斷顯示其通過緊扣法律定義解讀史實，來維護己方主張的「法律專業主義」（legalism）。例如，新加坡試圖論證白礁島為「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不果，便轉而聲稱其前宗主國英國於1847至1851年間，在島上進行的燈塔修築、建築維護等工作，意味英國對該島主權的「合法佔有」（lawful possession），因為當時柔佛蘇丹對英國在島上的建築活動、域內媒體對英國在該島管治的報道、英國旗幟出現在島上的事實，都未有表示異議。因此，新加坡表示，作為合法繼承英殖民地的政治實體，對白礁島的主權，也理所當然予以繼承。
新加坡的上述舉證，完全針對現代國際法對「主權佔有」的界定而作出的，尤其是指「馬來西亞自1847年後，100多年間，一度對英國和新加坡的舉動不聞不問」正對應國際法中關於「取得時效」（prescription）作為主權聲索基礎的規定。最終， ICJ裁決「白礁島主權原屬於柔佛蘇丹，但後來事實上轉移給了英國/新加坡」，只是對附近小島給予馬來西亞作下台階，反映新加坡對國際關係語言，有一套英國人訓練的心法。
再看回中國對南海爭議和PCA判決的態度，我們不難發現，兩者幾乎處於平行時空。根據中國外交部一系列立場文件，中方對南海大部分島礁的主權擁有是「自古以來」，並且「毫無異議」的，菲律賓提出的仲裁「目的是惡意的」；而仲裁庭作出的裁決「惡意規避中國的排除性聲明」、「是不公正和不合法的」，中國對此「不接受、不承認」。
然而，上述種種立場背後，都不見太多國際法需要的實質證據，也不見太多現代國際法框架下的論證邏輯，而是「理所當然」式主觀論斷，因而在受西方教育的新加坡精英看來，始終難以接受。正如《環球時報》胡錫進在給羅家良大使的覆信中表示，新加坡「偏袒菲、越，與美日形成呼應，公開跟著美國跑」，這一連串指責可謂誅心之論，亦是中國邏輯的典型體現。
從胡錫進與羅家良之間筆戰顯示的邏輯、習性，到中新兩國在對待國際法和國際糾紛的態度差異，我們不難看出，中國與新加坡雖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華人主導的國家，但起碼在精英階層，卻幾乎是亨廷頓筆下「文明衝突」的翻版。中國方面對新加坡最看重的是態度和用意，新加坡主打的則是程序和邏輯。長期以來，中國官方、社會和部份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新移民，始終習慣將新加坡視為「大中華文化圈」一員，也對後者抱有種種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新加坡應當按照「中國邏輯」行事，甚至照顧中國「面子」。殊不知，經歷了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已經在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上，經歷了深刻轉型，其文化和思維模式，都向西方精英文化靠攏，成為了整個東南亞地區最西化的國家，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不會盲目跟隊。
近日南京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朱峰在《金融時報》刊文指出，新加坡外交戰略傳統乃是「以西方價值和利益觀解讀東方問題」，雖然是言重了，因為新加坡只是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已。而新加坡即使對美國、英國，昔日也不是言聽計從，從來都是周旋當中，謀取自利。但新加坡外交早就脫離「中國邏輯」的適用範疇，當無異議。
小詞典：文明衝突論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的理論，主張國際主要衝突在於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矛盾，一些挑戰者文明要改變數百年來的弱勢，對強勢文明進行種種挑戰，世界穩定因此被破壞，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接點，尤為衝突熱點所在。新加坡一方面繼承了華人文化，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完全接受西方教育，和香港一樣，可看作「文明衝突」的其中一個斷層所在。
有一套英國人訓練的心法
新加坡在此案中，不斷顯示其通過緊扣法律定義解讀史實，來維護己方主張的「法律專業主義」（legalism）。例如，新加坡試圖論證白礁島為「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不果，便轉而聲稱其前宗主國英國於1847至1851年間，在島上進行的燈塔修築、建築維護等工作，意味英國對該島主權的「合法佔有」（lawful possession），因為當時柔佛蘇丹對英國在島上的建築活動、域內媒體對英國在該島管治的報道、英國旗幟出現在島上的事實，都未有表示異議。因此，新加坡表示，作為合法繼承英殖民地的政治實體，對白礁島的主權，也理所當然予以繼承。
新加坡的上述舉證，完全針對現代國際法對「主權佔有」的界定而作出的，尤其是指「馬來西亞自1847年後，100多年間，一度對英國和新加坡的舉動不聞不問」正對應國際法中關於「取得時效」（prescription）作為主權聲索基礎的規定。最終， ICJ裁決「白礁島主權原屬於柔佛蘇丹，但後來事實上轉移給了英國/新加坡」，只是對附近小島給予馬來西亞作下台階，反映新加坡對國際關係語言，有一套英國人訓練的心法。
再看回中國對南海爭議和PCA判決的態度，我們不難發現，兩者幾乎處於平行時空。根據中國外交部一系列立場文件，中方對南海大部分島礁的主權擁有是「自古以來」，並且「毫無異議」的，菲律賓提出的仲裁「目的是惡意的」；而仲裁庭作出的裁決「惡意規避中國的排除性聲明」、「是不公正和不合法的」，中國對此「不接受、不承認」。
然而，上述種種立場背後，都不見太多國際法需要的實質證據，也不見太多現代國際法框架下的論證邏輯，而是「理所當然」式主觀論斷，因而在受西方教育的新加坡精英看來，始終難以接受。正如《環球時報》胡錫進在給羅家良大使的覆信中表示，新加坡「偏袒菲、越，與美日形成呼應，公開跟著美國跑」，這一連串指責可謂誅心之論，亦是中國邏輯的典型體現。
從胡錫進與羅家良之間筆戰顯示的邏輯、習性，到中新兩國在對待國際法和國際糾紛的態度差異，我們不難看出，中國與新加坡雖然是全球僅有的兩個華人主導的國家，但起碼在精英階層，卻幾乎是亨廷頓筆下「文明衝突」的翻版。中國方面對新加坡最看重的是態度和用意，新加坡主打的則是程序和邏輯。長期以來，中國官方、社會和部份從中國來到新加坡的新移民，始終習慣將新加坡視為「大中華文化圈」一員，也對後者抱有種種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新加坡應當按照「中國邏輯」行事，甚至照顧中國「面子」。殊不知，經歷了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已經在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上，經歷了深刻轉型，其文化和思維模式，都向西方精英文化靠攏，成為了整個東南亞地區最西化的國家，無論對美國、還是中國，都不會盲目跟隊。
近日南京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朱峰在《金融時報》刊文指出，新加坡外交戰略傳統乃是「以西方價值和利益觀解讀東方問題」，雖然是言重了，因為新加坡只是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已。而新加坡即使對美國、英國，昔日也不是言聽計從，從來都是周旋當中，謀取自利。但新加坡外交早就脫離「中國邏輯」的適用範疇，當無異議。
小詞典：文明衝突論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亨廷頓的理論，主張國際主要衝突在於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矛盾，一些挑戰者文明要改變數百年來的弱勢，對強勢文明進行種種挑戰，世界穩定因此被破壞，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接點，尤為衝突熱點所在。新加坡一方面繼承了華人文化，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完全接受西方教育，和香港一樣，可看作「文明衝突」的其中一個斷層所在。
2016年10月25日星期二
新加坡VS《環球時報》：兩種邏輯的剖析
不久前，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爆發筆戰，可謂近年難得一見的精采示範，我們不妨作為觀察兩國思考特色和邏輯的教材。
筆戰導火線是相當技術性的小議題，與國際大格局關係有限，但也必須由此談起。今年7月，老撾作為東盟輪任主席國，代表東盟向「第十七屆不結盟運動峰會」輪值主席國伊朗提交請求，希望修改《峰會最終成果文件草案》的「東南亞地區」的段落，寫明部分領導人、部長對南海局勢日益嚴峻的擔憂。
《環時》上綱上線
然而，峰會新任輪值主席國、中國盟友委內瑞拉拒絕了這一修改。故此，東盟再次致函委內瑞拉外長，表示「東盟對草案中，關於南海問題的既有段落持保留意見，認為其不能反映東盟立場，希望大會把東盟的這一態度、和早前提出針對該段的更新請求，以附件方式記錄。」然後，《環球時報》以〈不結盟運動首腦會閉幕 新加坡不顧反對妄提南海仲裁〉為題，刊載對會議的報道，被新加坡駐華大使指摘報道不實，《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則堅持報道屬實，並對新加坡外交政策表達了不滿。
那麼，雙方交鋒的核心觀點是什麼？《環球時報》所持觀點如下：
首先，新加坡在不結盟運動峰會上，「為了自己的利益」，強行要求強化《成果文件》中關於南海的段落，遭到與會「不少國家」明確反對，反映南海仲裁案在國際社會是「不得民心」的。
其次，新加坡還因此挑戰不結盟運動峰會輪值主席國委內瑞拉的權威，拖延會議進程，令各國反感，這是不尊重國際規則的表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錫進表示《環球時報》是根據參加會議的「知情人士」提供的訊息報道，絕非捏造；而這一表態，也得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側面印證（後者稱「事實很清楚」），似乎並非沒有官方參與在內。
當然，文章最大的訊息不是這些枝節，其實是認為新加坡公然走到美國一方，配合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施壓，這才是中方真正不滿所在。當然，《環球時報》遵循一貫行文風格，運用了各式負面、主觀、情緒性字眼，對新加坡進行抨擊，不贅。
這種策略，正面說是「一小見大」，負面說是「上綱上線」，總之是在一個既定觀點的大框架下，把枝節內容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滲進去，而主要受眾也是國內讀者、而不是國際社會。
新加坡雖然也是華人主導的國家，但官方的套路，則剛好相反。羅家良大使從以下數點反駁：首先，新加坡強調「強調南中國海問題」本身，並非新加坡的主張，而是東盟峰會的共識，中國只針對新加坡是罔顧事實，加上在會上其實只有少數非東南亞域內國家對此表示反對，情況和《環球時報》形容的，剛好顛倒。
其次，新加坡又強調不結盟運動峰會《成果文件》草案修改的慣例，通常是域內國家自行決定對草案中、與該區域密切相關的段落進行修訂，所以新加坡代表東盟國家提出的要求，不過是常態，這次委內瑞拉受到少數「域外國家」壓力，拒絕了東盟的集體請求，才是反常，暗示《環球時報》「惡人先告狀」（當然新加坡從不會這樣用字，只會以英式法律語言傳遞同一訊息）。
第三，新加坡強調在南海問題上堅持的「一貫立場」沒有改變，也就是希望與中國在此事上增進互相了解、共同促進中新關係發展等外交語言云云，並諷刺《環球時報》的上綱上線是「誤讀」自己的回應。
由此可見，新加坡是機械性地演繹事實，一切強調事實上、文件上、法律上的最細節，而避免作出任何政治表述，從而爭取講道理的道德高地；對象雖然也是國內，但同時也是東盟和國際社會。不過，新加坡的確迴避了北京最關心的問題：的確在南海爭議有一定態度，也對美國勢力留在區域內積極支持。這類外交議題，就不是文字遊戲可以解決的了，而且恐怕在未來日子，陸續有來。
小詞典：《環球時報》
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的報章，主要報導國際新聞、評論，1993年創刊，持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經常批判美國、日本等國的外交政策，近年也加強了對台灣、香港的評論，經常引起爭議。《環球時報》同時也是商業上非常成功的媒體，令外國評論對它究竟代表官方、還是代表市場，經常混淆不清，《環球時報》也刻意在兩者之間遊走，已成為中國外交測試水溫的一極。
筆戰導火線是相當技術性的小議題，與國際大格局關係有限，但也必須由此談起。今年7月，老撾作為東盟輪任主席國，代表東盟向「第十七屆不結盟運動峰會」輪值主席國伊朗提交請求，希望修改《峰會最終成果文件草案》的「東南亞地區」的段落，寫明部分領導人、部長對南海局勢日益嚴峻的擔憂。
《環時》上綱上線
然而，峰會新任輪值主席國、中國盟友委內瑞拉拒絕了這一修改。故此，東盟再次致函委內瑞拉外長，表示「東盟對草案中，關於南海問題的既有段落持保留意見，認為其不能反映東盟立場，希望大會把東盟的這一態度、和早前提出針對該段的更新請求，以附件方式記錄。」然後，《環球時報》以〈不結盟運動首腦會閉幕 新加坡不顧反對妄提南海仲裁〉為題，刊載對會議的報道，被新加坡駐華大使指摘報道不實，《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則堅持報道屬實，並對新加坡外交政策表達了不滿。
那麼，雙方交鋒的核心觀點是什麼？《環球時報》所持觀點如下：
首先，新加坡在不結盟運動峰會上，「為了自己的利益」，強行要求強化《成果文件》中關於南海的段落，遭到與會「不少國家」明確反對，反映南海仲裁案在國際社會是「不得民心」的。
其次，新加坡還因此挑戰不結盟運動峰會輪值主席國委內瑞拉的權威，拖延會議進程，令各國反感，這是不尊重國際規則的表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錫進表示《環球時報》是根據參加會議的「知情人士」提供的訊息報道，絕非捏造；而這一表態，也得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側面印證（後者稱「事實很清楚」），似乎並非沒有官方參與在內。
當然，文章最大的訊息不是這些枝節，其實是認為新加坡公然走到美國一方，配合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施壓，這才是中方真正不滿所在。當然，《環球時報》遵循一貫行文風格，運用了各式負面、主觀、情緒性字眼，對新加坡進行抨擊，不贅。
這種策略，正面說是「一小見大」，負面說是「上綱上線」，總之是在一個既定觀點的大框架下，把枝節內容非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滲進去，而主要受眾也是國內讀者、而不是國際社會。
新加坡雖然也是華人主導的國家，但官方的套路，則剛好相反。羅家良大使從以下數點反駁：首先，新加坡強調「強調南中國海問題」本身，並非新加坡的主張，而是東盟峰會的共識，中國只針對新加坡是罔顧事實，加上在會上其實只有少數非東南亞域內國家對此表示反對，情況和《環球時報》形容的，剛好顛倒。
其次，新加坡又強調不結盟運動峰會《成果文件》草案修改的慣例，通常是域內國家自行決定對草案中、與該區域密切相關的段落進行修訂，所以新加坡代表東盟國家提出的要求，不過是常態，這次委內瑞拉受到少數「域外國家」壓力，拒絕了東盟的集體請求，才是反常，暗示《環球時報》「惡人先告狀」（當然新加坡從不會這樣用字，只會以英式法律語言傳遞同一訊息）。
第三，新加坡強調在南海問題上堅持的「一貫立場」沒有改變，也就是希望與中國在此事上增進互相了解、共同促進中新關係發展等外交語言云云，並諷刺《環球時報》的上綱上線是「誤讀」自己的回應。
由此可見，新加坡是機械性地演繹事實，一切強調事實上、文件上、法律上的最細節，而避免作出任何政治表述，從而爭取講道理的道德高地；對象雖然也是國內，但同時也是東盟和國際社會。不過，新加坡的確迴避了北京最關心的問題：的確在南海爭議有一定態度，也對美國勢力留在區域內積極支持。這類外交議題，就不是文字遊戲可以解決的了，而且恐怕在未來日子，陸續有來。
小詞典：《環球時報》
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的報章，主要報導國際新聞、評論，1993年創刊，持強烈民族主義立場，經常批判美國、日本等國的外交政策，近年也加強了對台灣、香港的評論，經常引起爭議。《環球時報》同時也是商業上非常成功的媒體，令外國評論對它究竟代表官方、還是代表市場，經常混淆不清，《環球時報》也刻意在兩者之間遊走，已成為中國外交測試水溫的一極。
2016年10月24日星期一
香港可以開發天然氣？
香港立法會選舉後，不少政壇新生力量異軍突起，而選舉期間，就有候選人的政綱談及「開發香港天然氣」，引起不少討論，其 “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維本身，其實很值得鼓勵。選舉過後，反正勝負已過雲煙，不妨簡單補充一下。
現實中，香港本土並無能源礦產儲藏，一直以來，都依賴從外界進口能源。目前電力供應依賴的燃料主要是煤、天然氣、核能。根據環境局數據，2012年香港發電燃料組合情況是煤53％、核能23％、天然氣22％，其它燃料2％，這比重跟以前的數字，已是差天共地。
香港能源進口的結構因素
根據《香港能源統計2015年年刊》，香港進口燃煤87.6%源自印尼；核能進口取道內地大亞灣核電站，天然氣則從海南附近海域的氣田引入，是為「崖城氣田」。總之香港對外能源依賴程度極高，這是現階段的事實；如何自己生產能源，現階段研究毫不實際。然而，思考如何避免「能源進口過於集中依賴某一方」，卻也值得研究。
不過，追求進口來源分散的同時，還需考慮成本。早在2000年，香港政府曾經提出採購國際液化天然氣，但受到不少學者質疑，例如雷鼎鳴教授曾從經濟學角度撰文分析，指液化天然氣進口、再於香港氣化的過程，都是高技術、高成本的運作，對市民而言，乃得不償失。
近期香港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鍾兆偉博士也表示，「港燈」和「中電」提出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方案，也牽涉高成本，開支必然轉嫁消費者。究竟是否需要，亦大可商榷。何況國際液化天然氣採購市場價格波幅甚大，香港能否一直購入較便宜的液化天然氣，本身也是疑問。所以到了今天，能源進口還是依賴上述地域，也有結構性原因。
香港要求專屬經濟區的困難
至於香港能否擁有自己的專屬經濟區（EEZ），在國際法則有明確答案。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專屬經濟區」這一概念的適用基礎乃是「國家」（state），因為EEZ 是「國家」領海的延伸。國家內的整體，要是要求有自己的從屬 EEZ，前提是要得到國家首肯，例如蘇格蘭。
在網上，我們可以找到關於「蘇格蘭專屬經濟區」的官方圖示，出自蘇格蘭政府關於環境介紹的官方文件，但那是陳述蘇格蘭所轄水域的範圍，而非指出這一範圍的法律基礎。現時英國（包括海峽群島）整體的專屬經濟區，是2013年由英國政府的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der 確立，在英國國會立法通過，其中寫明「The areas defined in Schedule A are designated as the area within which the rights under Part V of the Convention are excisable by the United Kingdom」。換言之，蘇格蘭所轄水域，在國際法框架下，還是源於「英國」，而非「蘇格蘭」。在英國內部，不止蘇格蘭，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作為「皇家屬地」，也被劃分了面積達11000多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但這都是內部商議的結果。
根據同一邏輯，現時香港對出水域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自然屬於「中國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若香港希望從國家分到自己的從屬專屬經濟區，理論上可以向中央政府提出。但那依然是國防外交層面的事宜，而實際上幾不可能，因為中國的「領海基線」設在萬山群島，也就是香港對出海域外的島嶼，那裏行政上屬於珠海市，香港、澳門特區的水域，不過屬於「內水」（Internal Waters），對外已被密封。
至於退一萬步，香港一旦不屬中國一部分，是否可「佔領萬山群島」、「和各國爭奪南海油田」，這是平行時空再平行時空的題目，就不再我們討論範圍內。從國際關係角度而言，香港要解決能源問題，除非有意料之外的極度天翻地覆的變化，否則始終要接受政治、地理和資源的限制，這是1970年代國際石油危機以來，香港一直明白的現實。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0月24日
現實中，香港本土並無能源礦產儲藏，一直以來，都依賴從外界進口能源。目前電力供應依賴的燃料主要是煤、天然氣、核能。根據環境局數據，2012年香港發電燃料組合情況是煤53％、核能23％、天然氣22％，其它燃料2％，這比重跟以前的數字，已是差天共地。
香港能源進口的結構因素
根據《香港能源統計2015年年刊》，香港進口燃煤87.6%源自印尼；核能進口取道內地大亞灣核電站，天然氣則從海南附近海域的氣田引入，是為「崖城氣田」。總之香港對外能源依賴程度極高，這是現階段的事實；如何自己生產能源，現階段研究毫不實際。然而，思考如何避免「能源進口過於集中依賴某一方」，卻也值得研究。
不過，追求進口來源分散的同時，還需考慮成本。早在2000年，香港政府曾經提出採購國際液化天然氣，但受到不少學者質疑，例如雷鼎鳴教授曾從經濟學角度撰文分析，指液化天然氣進口、再於香港氣化的過程，都是高技術、高成本的運作，對市民而言，乃得不償失。
近期香港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鍾兆偉博士也表示，「港燈」和「中電」提出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方案，也牽涉高成本，開支必然轉嫁消費者。究竟是否需要，亦大可商榷。何況國際液化天然氣採購市場價格波幅甚大，香港能否一直購入較便宜的液化天然氣，本身也是疑問。所以到了今天，能源進口還是依賴上述地域，也有結構性原因。
香港要求專屬經濟區的困難
至於香港能否擁有自己的專屬經濟區（EEZ），在國際法則有明確答案。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專屬經濟區」這一概念的適用基礎乃是「國家」（state），因為EEZ 是「國家」領海的延伸。國家內的整體，要是要求有自己的從屬 EEZ，前提是要得到國家首肯，例如蘇格蘭。
在網上，我們可以找到關於「蘇格蘭專屬經濟區」的官方圖示，出自蘇格蘭政府關於環境介紹的官方文件，但那是陳述蘇格蘭所轄水域的範圍，而非指出這一範圍的法律基礎。現時英國（包括海峽群島）整體的專屬經濟區，是2013年由英國政府的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der 確立，在英國國會立法通過，其中寫明「The areas defined in Schedule A are designated as the area within which the rights under Part V of the Convention are excisable by the United Kingdom」。換言之，蘇格蘭所轄水域，在國際法框架下，還是源於「英國」，而非「蘇格蘭」。在英國內部，不止蘇格蘭，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作為「皇家屬地」，也被劃分了面積達11000多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但這都是內部商議的結果。
根據同一邏輯，現時香港對出水域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自然屬於「中國的領海和專屬經濟區」。若香港希望從國家分到自己的從屬專屬經濟區，理論上可以向中央政府提出。但那依然是國防外交層面的事宜，而實際上幾不可能，因為中國的「領海基線」設在萬山群島，也就是香港對出海域外的島嶼，那裏行政上屬於珠海市，香港、澳門特區的水域，不過屬於「內水」（Internal Waters），對外已被密封。
至於退一萬步，香港一旦不屬中國一部分，是否可「佔領萬山群島」、「和各國爭奪南海油田」，這是平行時空再平行時空的題目，就不再我們討論範圍內。從國際關係角度而言，香港要解決能源問題，除非有意料之外的極度天翻地覆的變化，否則始終要接受政治、地理和資源的限制，這是1970年代國際石油危機以來，香港一直明白的現實。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0月24日
歡迎進入「後真相政治」時代
近來國際政壇爆發不少傳統精英眼中的「異象」，例如特朗普崛起、英國脫歐、哥倫比亞公投否決與游擊隊和解等，往往被視為反精英主義、極右政治的勝利；不少學者對此十分擔心，認為在更深的認知層面，當代政治正經歷難以逆轉的範式轉移，即進入所謂「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最近一期《經濟學人》即專門針對這議題討論。這現象全球通行，也值得我們反思。
人們擺脫事實束縛
「後真相政治」這名詞作為普及詞彙，可追溯至2010年，由環保網站評論員羅伯茨（David Roberts）提出，描述政治（包括選民意見和媒體報道）與政策（立法相關細節）的脫節。羅伯茨認為，這現象是對民主決策過程的根本顛覆：按傳統理性決策模型，選民會根據已知的事實，形成個人觀點；再基於這觀點，在某些議題持特定立場；又再根據立場，選擇支持某一政黨或團體。
理性世界、理想世界、教科書世界，就是那麼回事。然而，在「後真相政治」時代，現在選民卻把一切顛倒過來：首先選擇具某一價值、情緒傾向的政黨或團體，對這群體在各類議題的價值觀照單全收，然後才形成觀點，最後從事實中選擇能支持自己觀點的部分，加以放大、渲染，而把一切不利上述觀點的，一律視而不見；即使看見，也會按下不表。
根據上述理論，今天代表「後真相政治」的政客（和選民們），已經擺脫了事實的束縛。他們提出和接納主張，僅僅「讓人覺得是真的」，但事實上往往沒有真憑實據，甚至已經被多次證偽。當然，政客說謊在政治本身，屢見不鮮；然而「後真相政治」和傳統政治謊言之根本區別，在於今天「真相」相比「主張」已變得次要，人們並不在乎自己認同的主張是否得到事實支撐。
曾幾何時，「謊言政治」是精英政治的變種，精英試圖通過「語言偽術」，讓人們相信某一主張，但不等於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今天的「後真相政治」則完全是反精英政治的表現，人們對自己（缺乏事實支撐）的觀感堅信不疑，對精英的說教嗤之以鼻。
「後真相政治」在當今歐美民主政體，例子極多，特朗普即為典型。他的言論往往被嚴肅媒體證偽，例如曾宣稱「美國城市犯罪率達至新高」，然而統計數字顯示美國近20年來謀殺案數量持續下降；又如說「奧巴馬是 ISIS創辦人」，這根本無須證偽的文宣，居然讓一些支持者深信不疑。著名事實核驗網站《Politifact》統計了特朗普競選期間言論的真偽程度，發現其基於事實的主張僅佔4％，半數主張「基於錯誤論據」，更有20％「純屬捏造事實」。然而，特朗普人氣依舊，支持者並不為「特朗普說謊」困擾，因為他已超越了「說謊」的層次，進入了「後真相」境界。
英國「脫歐派」在脫歐公投前夕的種種造勢，也可說是「後真相時代」的案例。例如他們當時宣傳「歐盟成員國身份，讓英國每週向歐盟繳納3.5億英鎊，而這些錢本可用於英國社會醫療服務」，或者「至遲在2020年，土耳其可能加入歐盟，英國將受到巨大的移民衝擊」等，都是經不起推敲的數字和假象。然而，儘管英國和歐盟的官方財政機關都對上述論點提出批評、反證，稱其忽視了歐盟對英國的巨額財政支援，純屬誤導，但因為他們代表了「傳統離地精英」，先天不為「脫歐派」支持者信服，結果「後真相」的觀感，就凌駕被看作是「旁枝末節」的真相。
當然，「後真相政治」不僅限於歐美民主政體，在半威權或威權政體，力量也一貫強大。俄羅斯總統普京就是玩弄「後真相政治」的高手，例如在烏克蘭危機期間，他指揮俄羅斯部隊進入戰區，協助親俄武裝對抗烏克蘭政府軍，這一事實被多間國際媒體證實，然而普京依舊淡定宣稱「俄羅斯士兵不曾進入烏克蘭」。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鎮壓國內反政府示威期間，也多次宣稱宣稱示威是「美國CIA一手煽動」，儘管未能出示具說服力的證據，但同樣為不少土耳其基層視為理所當然。近年在亞洲，也不乏此類案例，新任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為了突出其「獨立外交」姿態，多次聲稱「美國沒有幫助過菲律賓」，儘管美國一直是菲律賓的軍事盟友，乃眾所週知。至於其他地方的留白，當可自行意會。
說到底，為何「後真相政治」在今日大行其道？根據心理學研究，人們普遍存在「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直覺傾向接受所得信息，而不會費力辨別其真偽；Dartmouth College的Brendan Nyhan 和Jason Reifler甚至發現，事實核驗反而會進一步固化成見，政治主張尤甚，因為政治信徒只會選擇性檢驗事實，認為過份細節的資訊，只是另一種誤導和語言偽術。在現代社會，本來有各類機制去偽存真，媒體、學院理應扮演這角色，然而另一位學者Jayson Harsin卻發現，現代媒體實際卻對「後真相政治」推波助瀾。
首先，Facebook/Twitter 等熟人網絡的社交媒體，只會讓持相似觀點的人聚集，形成溝通壁壘，成見、偏見在小圈子盛行，往往以為小圈子內的術語、話題就是世界，再用這類方法閱讀真實的世界，例如小圈子A的術語是「支那」、小圈子B的術語是「廢青」，他們閱讀同一篇現實世界的文章，也只會看有沒有自己的keywords，而不會費神消化前文後理，然而傳統媒體已無力滲透嚴重割裂的社交圈。全天候傳媒的覆蓋，則造成信息過剩，一般人只會覺得求證是疲勞轟炸，反正任何觀點保證都會得到反駁，一切都有表面的對衝，令人不勝其煩，最後，最吸眼球、往往也是極端情緒化的信息，才最容易受重視，傳統嚴肅新聞就往往敗下陣來。加上網絡搜索引擎是今天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之一，但 Google 等的公式設定，往往針對個人喜好、而非事實證據推送信息，無疑也加劇了偏見的固化。
當上述因素與傳統精英的種種「離地主張」相結合，又或僅僅是這些主張難以短期內有成效，普羅大眾越來越認同「精英無用論」，部分政客則把握這一機遇，憑觀點上位，「後真相政治」就隨之主導了公共輿論。正如Roberts指出，這一結構性轉變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為它威脅了現代政治制度關於「個體理性」、「政策基於事實」的假設：一旦人們不再關心真假，無論是民主、民粹還是威權政治，都成了情緒主導的真人show，這對現實社會造成的影響，也許，將會是根本的毀滅，令世界逐漸進入全面碎片化的虛擬時代。
小詞典：《PolitiFact》
美國一間檢驗國內民選政客政治主張真實性的網站，將政客的公開言論進行匯集，根據其真實性予以評級：基於事實的言論獲評級最高，缺乏證據的主張評分最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主張一貫缺乏證據，被評為「2015年度謊言」。
人們擺脫事實束縛
「後真相政治」這名詞作為普及詞彙，可追溯至2010年，由環保網站評論員羅伯茨（David Roberts）提出，描述政治（包括選民意見和媒體報道）與政策（立法相關細節）的脫節。羅伯茨認為，這現象是對民主決策過程的根本顛覆：按傳統理性決策模型，選民會根據已知的事實，形成個人觀點；再基於這觀點，在某些議題持特定立場；又再根據立場，選擇支持某一政黨或團體。
理性世界、理想世界、教科書世界，就是那麼回事。然而，在「後真相政治」時代，現在選民卻把一切顛倒過來：首先選擇具某一價值、情緒傾向的政黨或團體，對這群體在各類議題的價值觀照單全收，然後才形成觀點，最後從事實中選擇能支持自己觀點的部分，加以放大、渲染，而把一切不利上述觀點的，一律視而不見；即使看見，也會按下不表。
根據上述理論，今天代表「後真相政治」的政客（和選民們），已經擺脫了事實的束縛。他們提出和接納主張，僅僅「讓人覺得是真的」，但事實上往往沒有真憑實據，甚至已經被多次證偽。當然，政客說謊在政治本身，屢見不鮮；然而「後真相政治」和傳統政治謊言之根本區別，在於今天「真相」相比「主張」已變得次要，人們並不在乎自己認同的主張是否得到事實支撐。
曾幾何時，「謊言政治」是精英政治的變種，精英試圖通過「語言偽術」，讓人們相信某一主張，但不等於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今天的「後真相政治」則完全是反精英政治的表現，人們對自己（缺乏事實支撐）的觀感堅信不疑，對精英的說教嗤之以鼻。
「後真相政治」在當今歐美民主政體，例子極多，特朗普即為典型。他的言論往往被嚴肅媒體證偽，例如曾宣稱「美國城市犯罪率達至新高」，然而統計數字顯示美國近20年來謀殺案數量持續下降；又如說「奧巴馬是 ISIS創辦人」，這根本無須證偽的文宣，居然讓一些支持者深信不疑。著名事實核驗網站《Politifact》統計了特朗普競選期間言論的真偽程度，發現其基於事實的主張僅佔4％，半數主張「基於錯誤論據」，更有20％「純屬捏造事實」。然而，特朗普人氣依舊，支持者並不為「特朗普說謊」困擾，因為他已超越了「說謊」的層次，進入了「後真相」境界。
英國「脫歐派」在脫歐公投前夕的種種造勢，也可說是「後真相時代」的案例。例如他們當時宣傳「歐盟成員國身份，讓英國每週向歐盟繳納3.5億英鎊，而這些錢本可用於英國社會醫療服務」，或者「至遲在2020年，土耳其可能加入歐盟，英國將受到巨大的移民衝擊」等，都是經不起推敲的數字和假象。然而，儘管英國和歐盟的官方財政機關都對上述論點提出批評、反證，稱其忽視了歐盟對英國的巨額財政支援，純屬誤導，但因為他們代表了「傳統離地精英」，先天不為「脫歐派」支持者信服，結果「後真相」的觀感，就凌駕被看作是「旁枝末節」的真相。
當然，「後真相政治」不僅限於歐美民主政體，在半威權或威權政體，力量也一貫強大。俄羅斯總統普京就是玩弄「後真相政治」的高手，例如在烏克蘭危機期間，他指揮俄羅斯部隊進入戰區，協助親俄武裝對抗烏克蘭政府軍，這一事實被多間國際媒體證實，然而普京依舊淡定宣稱「俄羅斯士兵不曾進入烏克蘭」。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鎮壓國內反政府示威期間，也多次宣稱宣稱示威是「美國CIA一手煽動」，儘管未能出示具說服力的證據，但同樣為不少土耳其基層視為理所當然。近年在亞洲，也不乏此類案例，新任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為了突出其「獨立外交」姿態，多次聲稱「美國沒有幫助過菲律賓」，儘管美國一直是菲律賓的軍事盟友，乃眾所週知。至於其他地方的留白，當可自行意會。
說到底，為何「後真相政治」在今日大行其道？根據心理學研究，人們普遍存在「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直覺傾向接受所得信息，而不會費力辨別其真偽；Dartmouth College的Brendan Nyhan 和Jason Reifler甚至發現，事實核驗反而會進一步固化成見，政治主張尤甚，因為政治信徒只會選擇性檢驗事實，認為過份細節的資訊，只是另一種誤導和語言偽術。在現代社會，本來有各類機制去偽存真，媒體、學院理應扮演這角色，然而另一位學者Jayson Harsin卻發現，現代媒體實際卻對「後真相政治」推波助瀾。
首先，Facebook/Twitter 等熟人網絡的社交媒體，只會讓持相似觀點的人聚集，形成溝通壁壘，成見、偏見在小圈子盛行，往往以為小圈子內的術語、話題就是世界，再用這類方法閱讀真實的世界，例如小圈子A的術語是「支那」、小圈子B的術語是「廢青」，他們閱讀同一篇現實世界的文章，也只會看有沒有自己的keywords，而不會費神消化前文後理，然而傳統媒體已無力滲透嚴重割裂的社交圈。全天候傳媒的覆蓋，則造成信息過剩，一般人只會覺得求證是疲勞轟炸，反正任何觀點保證都會得到反駁，一切都有表面的對衝，令人不勝其煩，最後，最吸眼球、往往也是極端情緒化的信息，才最容易受重視，傳統嚴肅新聞就往往敗下陣來。加上網絡搜索引擎是今天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之一，但 Google 等的公式設定，往往針對個人喜好、而非事實證據推送信息，無疑也加劇了偏見的固化。
當上述因素與傳統精英的種種「離地主張」相結合，又或僅僅是這些主張難以短期內有成效，普羅大眾越來越認同「精英無用論」，部分政客則把握這一機遇，憑觀點上位，「後真相政治」就隨之主導了公共輿論。正如Roberts指出，這一結構性轉變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為它威脅了現代政治制度關於「個體理性」、「政策基於事實」的假設：一旦人們不再關心真假，無論是民主、民粹還是威權政治，都成了情緒主導的真人show，這對現實社會造成的影響，也許，將會是根本的毀滅，令世界逐漸進入全面碎片化的虛擬時代。
小詞典：《PolitiFact》
美國一間檢驗國內民選政客政治主張真實性的網站，將政客的公開言論進行匯集，根據其真實性予以評級：基於事實的言論獲評級最高，缺乏證據的主張評分最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主張一貫缺乏證據，被評為「2015年度謊言」。
2016年10月22日星期六
訪問梁啟智：美國總統選戰 大數據派用場
隨着最後一場電視辯論結束，美國大選進入最後階段。除了總統選舉外，美國的眾議院全部議席，以及參議院33個議席也會進行改選。選舉結果將影響美國未來幾年的政治格局，同時，也對經濟和外交政策方向有所啟示。世界各地有不少學者就選舉撰寫分析文章，討論選戰中的不同議題，以及選舉對未來環球局勢的影響。在香港，梁啟智博士是其中一位深入評論美國大選的學者，他留學美國克拉克大學，取得國際發展碩士，其後，在明尼蘇達大學取得地理學博士。今年年初，他開始就美國大選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讓香港人了解美國的社會制度、選舉方式，以及傳媒等各個議題，相信他能讓我們對美國大選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受訪者：梁啟智（Leung, L）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整理：李志鵬
S： 你何時開始接觸美國政治？
L： 在香港完成本科課程後，到美國修讀碩士，其後也完成地理學博士學位。對美國政治的興趣源自於電視劇《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在美國留學期間正是這一系列電視劇熱播時期。2000年，在美國經歷了第一場總統選舉，當時對大選不甚了解。我在麻省左翼氣息濃厚的學院讀書，不少同學都支持左翼候選人。4年後，民主黨的庫辛尼奇（Dennis Kucinich）參加初選，他曾是美國最年輕的市長，亦是著名左翼政客。他的背景吸引我參加了他的造勢大會，與他握手，也聽過他的演說。這些經歷令我更有興趣去探討美國選舉。今年我把這興趣變成工作，於專欄中分析美國選舉中值得討論的議題。
S： 你的學術經驗如何影響你對美國大選的分析？
L： 我主要研究範疇是地理學，而非公共事務，當時的研究涉及人口學，也開始接觸美國歷史，以及人口普查歷史，最早的資料甚至可追溯至美國在1790年舉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或者因為這個背景，我的選舉評論傾向以人口統計作分析，多於評論候選人。人口統計資料能抽離候選人之間的爭論來理解選舉。美國政黨亦會仔細分析選民資料，由此得知不同界別選民的取態。這幾乎已經顯示了選舉基本格局，候選人只是完成各自的「戲份」。
S： 最近大選民調顯示，民主黨的優勢逐步擴大，為何會出現這情況？
L： 背後有很多原因導致這情況，共和黨有不少人參與初選，變相分薄了票源，令特朗普勝出初選。共和黨的票源本已不斷縮小，而特朗普的行為和言論，令共和黨內部進一步分裂。若以特朗普的主張，減去他侮辱女性的言論和生活中的污點，這可能會令選戰未至於一面倒。因此，下屆可能會出現一個言行較合大眾想像的「特朗普2.0」參選。回顧過去幾屆選舉，民主黨的基本盤有242張選舉人票，加上一些本來是搖擺州但最近投向民主黨的州份，如維珍尼亞州，便能達到270票勝出的門檻。希拉莉雖然不討好，但得到黨內重量級人物支持，加上美國經濟復甦，都對她有利。相反特朗普面對不少黨內批評，難以凝聚支持。
S： 面對目前情況，共和黨會如何應付這場選戰？
L： 這次大選並非只是總統選舉，同時也是參眾兩院選舉，因此兩黨亦會爭取在議會的支持。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投放於支持特朗普的資源少之又少，而是把重點放在國會選舉。若希拉莉當選，而沒有參議院的控制權，那麼她在委任法官，以至主要官員時會面對很大困難。同時，共和黨可能藉控制參眾兩院，令政府中的一些職位懸空。這就會令民主黨在兩年後的中期選舉前一事無成，因而影響選情。
S： 未來共和黨如何改革和轉型？
L： 共和黨在上次敗選後撰寫了檢討報告，指出要爭取少數族裔支持來擴大選票來源，可是事與願違。未來，除非民主黨執政出現重大失誤，而共和黨又能推舉一位受歡迎的候選人，共和黨才有機會重新執政。共和黨內亦可能分裂，共和黨一直以來的支持者是大商家和財團，他們比較傾向支持移民和自由貿易協定，可是，有不少共和黨人反對相關議題。共和黨可能面對轉型，但這非在4至8年能完成。他們可能出現內鬥，黨內建制重新出現，亦可能有「特朗普2.0」出現。
長遠來說，從人口學來看共和黨前景很不明朗。以有30多張選舉人票的得州為例，一向被視為保守州份，奧巴馬上屆選舉就以超過一成之差落敗。然而最近的民調顯示，希拉莉只落後6%。這是因為得州鄰近墨西哥，州內移民人口上升，而州內的奧斯汀和聖安東尼奧市積極發展高科技，不少公司紛紛進駐，有機會成為新一代的矽谷，吸引不少年輕人到當地工作。這兩種轉變都會增加了民主黨的支持度，如果得州也變成搖擺州，共和黨一定要大改革才能翻身。事實上，類似的人口轉變在維珍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更為明顯，今屆如無意外會投向民主黨。
S： 民主黨會如何打餘下的選戰？
L： 希拉莉可以選擇平穩勝出，也可以選擇進攻共和黨傳統票倉。猶他州是共和黨票倉，州內有不少摩門教教徒。可是，特朗普的言行牴觸摩門教的原則，可能令他們轉投民主黨。這可以進一步擴大她的領先優勢，駁斥特朗普指選舉舞弊的指控。她也可能轉向參眾議員席位競爭激烈的地方拉票，如能幫助民主黨贏得參眾兩院選舉，日後的施政將更方便。
直斥候選人謊言 港媒要學
S： 隨着科技發展，美國政黨如何將相關技術應用到選舉宣傳中？
L： 過去10多年，社交媒體蓬勃發展，美國政黨也懂得利用資訊科技去打選戰，他們推出一些智能工具包，支持者能自發地根據指引去拉票。更重要的是政黨利用大數據，針對性地拉票。另外，他們利用聯邦私隱法律漏洞，建立全國選民資料數據庫，當中包括選民的登記資料、信用卡，以及在超市消費習慣等資料，分析相關數據後，針對性地拉攏某些選民，例如發電郵、打電話，或是義工親自上門拉票。他們傳送至每個小區的電郵亦有所不同，以針對當區選民所關心的議題，藉此增加該區的支持度。
S： 香港媒體為何要重視美國大選？
L： 美國傳媒不但主持大選論壇，也即時指出候選人的言論是否欺騙選民。其實香港也需要有相同機制，指出候選人的言論和數據是否屬實。其次，媒體是民主社會的第四權，因此在選舉中須承擔重責，捍衞民主社會的發展。另外，不少香港傳媒訪問唐人街華人的意見，但一個受訪者不代表所有當地華人。他們應從各個選舉民意調查中了解當地華人的取態。
受訪者：梁啟智（Leung, L）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整理：李志鵬
S： 你何時開始接觸美國政治？
L： 在香港完成本科課程後，到美國修讀碩士，其後也完成地理學博士學位。對美國政治的興趣源自於電視劇《白宮群英》（The West Wing），在美國留學期間正是這一系列電視劇熱播時期。2000年，在美國經歷了第一場總統選舉，當時對大選不甚了解。我在麻省左翼氣息濃厚的學院讀書，不少同學都支持左翼候選人。4年後，民主黨的庫辛尼奇（Dennis Kucinich）參加初選，他曾是美國最年輕的市長，亦是著名左翼政客。他的背景吸引我參加了他的造勢大會，與他握手，也聽過他的演說。這些經歷令我更有興趣去探討美國選舉。今年我把這興趣變成工作，於專欄中分析美國選舉中值得討論的議題。
S： 你的學術經驗如何影響你對美國大選的分析？
L： 我主要研究範疇是地理學，而非公共事務，當時的研究涉及人口學，也開始接觸美國歷史，以及人口普查歷史，最早的資料甚至可追溯至美國在1790年舉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或者因為這個背景，我的選舉評論傾向以人口統計作分析，多於評論候選人。人口統計資料能抽離候選人之間的爭論來理解選舉。美國政黨亦會仔細分析選民資料，由此得知不同界別選民的取態。這幾乎已經顯示了選舉基本格局，候選人只是完成各自的「戲份」。
S： 最近大選民調顯示，民主黨的優勢逐步擴大，為何會出現這情況？
L： 背後有很多原因導致這情況，共和黨有不少人參與初選，變相分薄了票源，令特朗普勝出初選。共和黨的票源本已不斷縮小，而特朗普的行為和言論，令共和黨內部進一步分裂。若以特朗普的主張，減去他侮辱女性的言論和生活中的污點，這可能會令選戰未至於一面倒。因此，下屆可能會出現一個言行較合大眾想像的「特朗普2.0」參選。回顧過去幾屆選舉，民主黨的基本盤有242張選舉人票，加上一些本來是搖擺州但最近投向民主黨的州份，如維珍尼亞州，便能達到270票勝出的門檻。希拉莉雖然不討好，但得到黨內重量級人物支持，加上美國經濟復甦，都對她有利。相反特朗普面對不少黨內批評，難以凝聚支持。
S： 面對目前情況，共和黨會如何應付這場選戰？
L： 這次大選並非只是總統選舉，同時也是參眾兩院選舉，因此兩黨亦會爭取在議會的支持。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投放於支持特朗普的資源少之又少，而是把重點放在國會選舉。若希拉莉當選，而沒有參議院的控制權，那麼她在委任法官，以至主要官員時會面對很大困難。同時，共和黨可能藉控制參眾兩院，令政府中的一些職位懸空。這就會令民主黨在兩年後的中期選舉前一事無成，因而影響選情。
S： 未來共和黨如何改革和轉型？
L： 共和黨在上次敗選後撰寫了檢討報告，指出要爭取少數族裔支持來擴大選票來源，可是事與願違。未來，除非民主黨執政出現重大失誤，而共和黨又能推舉一位受歡迎的候選人，共和黨才有機會重新執政。共和黨內亦可能分裂，共和黨一直以來的支持者是大商家和財團，他們比較傾向支持移民和自由貿易協定，可是，有不少共和黨人反對相關議題。共和黨可能面對轉型，但這非在4至8年能完成。他們可能出現內鬥，黨內建制重新出現，亦可能有「特朗普2.0」出現。
長遠來說，從人口學來看共和黨前景很不明朗。以有30多張選舉人票的得州為例，一向被視為保守州份，奧巴馬上屆選舉就以超過一成之差落敗。然而最近的民調顯示，希拉莉只落後6%。這是因為得州鄰近墨西哥，州內移民人口上升，而州內的奧斯汀和聖安東尼奧市積極發展高科技，不少公司紛紛進駐，有機會成為新一代的矽谷，吸引不少年輕人到當地工作。這兩種轉變都會增加了民主黨的支持度，如果得州也變成搖擺州，共和黨一定要大改革才能翻身。事實上，類似的人口轉變在維珍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更為明顯，今屆如無意外會投向民主黨。
S： 民主黨會如何打餘下的選戰？
L： 希拉莉可以選擇平穩勝出，也可以選擇進攻共和黨傳統票倉。猶他州是共和黨票倉，州內有不少摩門教教徒。可是，特朗普的言行牴觸摩門教的原則，可能令他們轉投民主黨。這可以進一步擴大她的領先優勢，駁斥特朗普指選舉舞弊的指控。她也可能轉向參眾議員席位競爭激烈的地方拉票，如能幫助民主黨贏得參眾兩院選舉，日後的施政將更方便。
直斥候選人謊言 港媒要學
S： 隨着科技發展，美國政黨如何將相關技術應用到選舉宣傳中？
L： 過去10多年，社交媒體蓬勃發展，美國政黨也懂得利用資訊科技去打選戰，他們推出一些智能工具包，支持者能自發地根據指引去拉票。更重要的是政黨利用大數據，針對性地拉票。另外，他們利用聯邦私隱法律漏洞，建立全國選民資料數據庫，當中包括選民的登記資料、信用卡，以及在超市消費習慣等資料，分析相關數據後，針對性地拉攏某些選民，例如發電郵、打電話，或是義工親自上門拉票。他們傳送至每個小區的電郵亦有所不同，以針對當區選民所關心的議題，藉此增加該區的支持度。
S： 香港媒體為何要重視美國大選？
L： 美國傳媒不但主持大選論壇，也即時指出候選人的言論是否欺騙選民。其實香港也需要有相同機制，指出候選人的言論和數據是否屬實。其次，媒體是民主社會的第四權，因此在選舉中須承擔重責，捍衞民主社會的發展。另外，不少香港傳媒訪問唐人街華人的意見，但一個受訪者不代表所有當地華人。他們應從各個選舉民意調查中了解當地華人的取態。
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
胡文案重溫：泰國——香港的雙邊關係案例
早前黃之鋒被泰國拒絕入境，並關押10個小時；一時間，香港各界對泰國的關注大大加深。其實，多年前有一宗涉及港泰雙邊關係的案件很值得一談，當時並未引起廣泛注視，今天看來，那卻是頗有前瞻性的預言。
1999年6月，香港人胡文持BNO護照入境泰國， 據稱他是跨境犯罪集團頭目張子強的手下。根據中國公安部門的公開訊息，部門1998年對張子強集團偵辦，當時胡文尚未落網，於是對胡發出通緝令，並在國際刑警備案。一年後，胡文入境泰國被中國發現，通過外交部和國際刑警兩層渠道與泰方聯繫；最終泰國警方捕獲胡文，再把他直接移交到中國。
中國政府以「中國對胡文一案擁有司法管轄權」為由，不認為處理過程中有任何不妥。然而，胡文畢竟以BNO護照入境，按照國際慣例，泰國警方在辦案過程中，理應知會英國駐泰國大使館，英國也可向其提供領事保護。
事實卻是英國一直不知情，直到11月事件才曝光，當時英國駐港領事館發表聲明，稱對中泰雙方都不事先知會英國而感到不滿。適逢英國外交事務大臣貝德禮（John Battle）訪港，他說英國政府已向泰國當局提出交涉，泰國政府也承認此舉「未有按照正式法律程序處理，日後當不會發生同類事件。」一個月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此事再被提出，英國代表堅持認為英國政府對BNO護照持有人在海外負有領事保護責任；中國代表反駁，稱胡文案是中國在國際刑警協助下執法，雙方各執一詞，最後不了了之。
究竟BNO護照持有人是否有權享受英國領事保護？對此，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表示，根據《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是在香港實行的全國性法律，後者在香港的適用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解釋，指明持BNO的港人仍是中國公民，在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皆不能憑BNO享受英國領事保護權。
然而這一官方回答，並未觸及胡文案的本質：胡文不是在香港被捕，而是在泰國被泰國警方拘留。全國人大常委的解釋，並無表明「BNO持有人在海外第三國不享有英國領事保護權」，而事實上，對此中國也不能解釋。畢竟，BNO的簽發方是英國，其持有人以英國國民（海外）身份，在中國（含香港）之外第三國的領事保護權如何行使，當屬於英國與第三國之間，就領事保護問題達成協議之範疇。
胡文案後，類似事件在此後多年都未有出現，BNO議題一時被按下不表。直至去年，瑞典籍銅鑼灣書店東主桂敏海被「自願」從泰國赴中國自首，他的瑞典公民身份也未能給予他任何幫助，中國外長王毅直言桂「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瑞典方面除了抗議也毫無辦法，可說是胡文案的升級版，才教不少人如夢初醒。如此種種，莫不是中國在外交領域越來越自信的反映：胡文案的當事人畢竟有明顯犯罪背景，也有國際刑警介入，銅鑼灣書店當事人所犯的，則頂多是中國內地的法律，根據同一邏輯，應用在持有BNO的香港人身上，也完全可能，不用說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在這層面上，黃之鋒被泰國拘留時的驚惶，就完全能夠理解了。
小詞典：張子強
生於中國內地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兩地犯下多起綁架、搶劫案，綽號「大富豪」。最轟動的是1996年綁架香港富商李澤鉅，向李澤鉅夫妻李嘉誠索取10.38億巨額贖金。1998年，他在廣東江門被公安拘捕，被判死刑。當時香港政府曾拒絕張子強要求引渡返港受審的請求，表示張曾在內地犯案，內地公安享有司法管轄權。
1999年6月，香港人胡文持BNO護照入境泰國， 據稱他是跨境犯罪集團頭目張子強的手下。根據中國公安部門的公開訊息，部門1998年對張子強集團偵辦，當時胡文尚未落網，於是對胡發出通緝令，並在國際刑警備案。一年後，胡文入境泰國被中國發現，通過外交部和國際刑警兩層渠道與泰方聯繫；最終泰國警方捕獲胡文，再把他直接移交到中國。
中國政府以「中國對胡文一案擁有司法管轄權」為由，不認為處理過程中有任何不妥。然而，胡文畢竟以BNO護照入境，按照國際慣例，泰國警方在辦案過程中，理應知會英國駐泰國大使館，英國也可向其提供領事保護。
事實卻是英國一直不知情，直到11月事件才曝光，當時英國駐港領事館發表聲明，稱對中泰雙方都不事先知會英國而感到不滿。適逢英國外交事務大臣貝德禮（John Battle）訪港，他說英國政府已向泰國當局提出交涉，泰國政府也承認此舉「未有按照正式法律程序處理，日後當不會發生同類事件。」一個月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此事再被提出，英國代表堅持認為英國政府對BNO護照持有人在海外負有領事保護責任；中國代表反駁，稱胡文案是中國在國際刑警協助下執法，雙方各執一詞，最後不了了之。
究竟BNO護照持有人是否有權享受英國領事保護？對此，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表示，根據《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是在香港實行的全國性法律，後者在香港的適用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解釋，指明持BNO的港人仍是中國公民，在香港和中國其他地區，皆不能憑BNO享受英國領事保護權。
然而這一官方回答，並未觸及胡文案的本質：胡文不是在香港被捕，而是在泰國被泰國警方拘留。全國人大常委的解釋，並無表明「BNO持有人在海外第三國不享有英國領事保護權」，而事實上，對此中國也不能解釋。畢竟，BNO的簽發方是英國，其持有人以英國國民（海外）身份，在中國（含香港）之外第三國的領事保護權如何行使，當屬於英國與第三國之間，就領事保護問題達成協議之範疇。
胡文案後，類似事件在此後多年都未有出現，BNO議題一時被按下不表。直至去年，瑞典籍銅鑼灣書店東主桂敏海被「自願」從泰國赴中國自首，他的瑞典公民身份也未能給予他任何幫助，中國外長王毅直言桂「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瑞典方面除了抗議也毫無辦法，可說是胡文案的升級版，才教不少人如夢初醒。如此種種，莫不是中國在外交領域越來越自信的反映：胡文案的當事人畢竟有明顯犯罪背景，也有國際刑警介入，銅鑼灣書店當事人所犯的，則頂多是中國內地的法律，根據同一邏輯，應用在持有BNO的香港人身上，也完全可能，不用說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在這層面上，黃之鋒被泰國拘留時的驚惶，就完全能夠理解了。
小詞典：張子強
生於中國內地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兩地犯下多起綁架、搶劫案，綽號「大富豪」。最轟動的是1996年綁架香港富商李澤鉅，向李澤鉅夫妻李嘉誠索取10.38億巨額贖金。1998年，他在廣東江門被公安拘捕，被判死刑。當時香港政府曾拒絕張子強要求引渡返港受審的請求，表示張曾在內地犯案，內地公安享有司法管轄權。
2016年10月20日星期四
詩琳通公主應繼承泰國王位嗎？
泰國下一任國王由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的獨子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繼承，似乎沒有懸念，但畢竟他還沒有正式繼位，由於不得人心，不少人依然認為另有選擇。
另一可能繼承人
目前泰國王室還有另一位擁有繼承權的人，即是哇集拉隆功的妹妹詩琳通公主（Maha Chakri Sirindhorn），她在國內外的名聲都要正面得多，但也不是沒有爭議，例如長期被中國「下注」，就可能成為一個隱憂。
現年61歲的詩琳通公主天資聰穎，在小學、中學和大學入學考試都名列全國前茅，隨後在泰國頂級學府朱拉隆功大學修讀歷史，再在詩納卡寧威洛大學（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並在泰國皇家軍事學院歷史系任教，泰國軍政府時期的各級高官，幾乎都由這所學校培養。這些履歷，令泰國上下真心敬重。說來王儲接受過的軍事訓練也不少，卻始終沒有帶來相應的威嚴和尊重。
更重要的是，詩琳通公主兼任不少公職，一直是父親普密蓬的私人秘書，在父親年邁、出國不便後，就代表父親承擔外訪禮儀，每每受到外國媒體和政要稱讚，得過大量各國勳章。她還長期擔任泰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在各類非政府組織（NGO）中極有號召力。普密蓬早年身體健康時，常在邊遠地區體察民情，詩琳通長伴父親身旁，與泰國基層群眾有較多互動，遠非出走歐洲的花花公子兄長可比。
中國對泰國國情相當關心，對王儲的聲望知之甚詳，對詩琳通公主一直大力統戰，這在外交界是人所共知的。公主幼年學習中國文學和歷史，中國駐泰國大使館長期派出教師教導公主中文，令公主對中國培養了深厚感情。1981年她首次出訪中國，成為首個訪華的泰國王室成員，父親相比下則對台灣更友好。
2001年，公主更親自到北京大學學習中文，將不少中國文學翻譯成泰文，數年後獲得中國廣播電台、中國對外友協等主辦的「中國緣·十大國際友人」稱號，與老牌「國際友人」白求恩、斯諾、愛潑斯坦等齊名。近年來，泰國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關鍵站，加上中泰克拉運河是否開鑿，深為各界關心，中國自然希望由親華領袖帶領國家，不要重蹈緬甸軍政府後期的覆轍。
根據泰國法律，泰王原來只能由男性繼承，直到1974年修改憲法，才允許女性繼承人，那也是泰王對王儲失望、制衡的明顯姿態。1979年，泰王正式將詩琳通公主封為女王儲，位列第二。詩琳通公主至今未婚、亦無子嗣，這也是妨礙她繼位的另一個因素，此外她本人也未顯出對王位的興趣。加上她和中國的淵源，要是真的繼位，會否影響泰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平衡，亦未可知。
更適合的是，公主憑她的國內外聲望，在新時代當真正超然的「隱形泰王」，接管王室部份資產，協助新王和各界溝通。這樣一來，王室不會出現同室操戈，新王下一代可以確保繼承權，他本人也可以獲分擔工作，繼續喜歡的花花公子生活。二來，公主的長處可以充份展現，但其他國家也可以無須憂慮她和中國的深厚淵源。軍方、商界精英、他信陣營等都和公主有聯繫，見她願意出山，都不能不給幾分面子；但公主無女王名份，就無需欠任何勢力「擁立」的人情。唯一問題是，王儲本人此刻有沒有這樣的胸襟，軍方又會否先發制人做出更激烈的控權措施，這些卻是不得而知了。
小詞典：泰國皇家軍事學院（Chulachomklao Royal Military Academy）
泰國頂級軍事院校，創建於1887年，泰國軍方高級將領幾乎全是該校校友。有媒體曾報道稱，該校專門有課程教授學生如何發動政變，這正是泰國軍事政變每每以系統化、程序化著稱的原因所在，但真實情況始終不為外間所知，知道的只是泰國頻繁的軍事政變，幾乎都是由該校畢業生發動的。
另一可能繼承人
目前泰國王室還有另一位擁有繼承權的人，即是哇集拉隆功的妹妹詩琳通公主（Maha Chakri Sirindhorn），她在國內外的名聲都要正面得多，但也不是沒有爭議，例如長期被中國「下注」，就可能成為一個隱憂。
現年61歲的詩琳通公主天資聰穎，在小學、中學和大學入學考試都名列全國前茅，隨後在泰國頂級學府朱拉隆功大學修讀歷史，再在詩納卡寧威洛大學（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並在泰國皇家軍事學院歷史系任教，泰國軍政府時期的各級高官，幾乎都由這所學校培養。這些履歷，令泰國上下真心敬重。說來王儲接受過的軍事訓練也不少，卻始終沒有帶來相應的威嚴和尊重。
更重要的是，詩琳通公主兼任不少公職，一直是父親普密蓬的私人秘書，在父親年邁、出國不便後，就代表父親承擔外訪禮儀，每每受到外國媒體和政要稱讚，得過大量各國勳章。她還長期擔任泰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在各類非政府組織（NGO）中極有號召力。普密蓬早年身體健康時，常在邊遠地區體察民情，詩琳通長伴父親身旁，與泰國基層群眾有較多互動，遠非出走歐洲的花花公子兄長可比。
中國對泰國國情相當關心，對王儲的聲望知之甚詳，對詩琳通公主一直大力統戰，這在外交界是人所共知的。公主幼年學習中國文學和歷史，中國駐泰國大使館長期派出教師教導公主中文，令公主對中國培養了深厚感情。1981年她首次出訪中國，成為首個訪華的泰國王室成員，父親相比下則對台灣更友好。
2001年，公主更親自到北京大學學習中文，將不少中國文學翻譯成泰文，數年後獲得中國廣播電台、中國對外友協等主辦的「中國緣·十大國際友人」稱號，與老牌「國際友人」白求恩、斯諾、愛潑斯坦等齊名。近年來，泰國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關鍵站，加上中泰克拉運河是否開鑿，深為各界關心，中國自然希望由親華領袖帶領國家，不要重蹈緬甸軍政府後期的覆轍。
根據泰國法律，泰王原來只能由男性繼承，直到1974年修改憲法，才允許女性繼承人，那也是泰王對王儲失望、制衡的明顯姿態。1979年，泰王正式將詩琳通公主封為女王儲，位列第二。詩琳通公主至今未婚、亦無子嗣，這也是妨礙她繼位的另一個因素，此外她本人也未顯出對王位的興趣。加上她和中國的淵源，要是真的繼位，會否影響泰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平衡，亦未可知。
更適合的是，公主憑她的國內外聲望，在新時代當真正超然的「隱形泰王」，接管王室部份資產，協助新王和各界溝通。這樣一來，王室不會出現同室操戈，新王下一代可以確保繼承權，他本人也可以獲分擔工作，繼續喜歡的花花公子生活。二來，公主的長處可以充份展現，但其他國家也可以無須憂慮她和中國的深厚淵源。軍方、商界精英、他信陣營等都和公主有聯繫，見她願意出山，都不能不給幾分面子；但公主無女王名份，就無需欠任何勢力「擁立」的人情。唯一問題是，王儲本人此刻有沒有這樣的胸襟，軍方又會否先發制人做出更激烈的控權措施，這些卻是不得而知了。
小詞典：泰國皇家軍事學院（Chulachomklao Royal Military Academy）
泰國頂級軍事院校，創建於1887年，泰國軍方高級將領幾乎全是該校校友。有媒體曾報道稱，該校專門有課程教授學生如何發動政變，這正是泰國軍事政變每每以系統化、程序化著稱的原因所在，但真實情況始終不為外間所知，知道的只是泰國頻繁的軍事政變，幾乎都是由該校畢業生發動的。
2016年10月19日星期三
泰王權威何來？
泰國國王拉瑪九世（Rama Ⅸ）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上周四（13日）駕崩，享年88歲，未來泰國政局頗不明朗，才令人發現這位表面上的「虛君」，原來才是一錘定音的強人。他的權威從何而來，值得仔細思考。
泰國於1932年已經廢止絕對君權，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根據泰國憲法，泰王是國家元首、軍隊最高統帥，國會的立法權、政府的行政權、法院的司法權，都是「代表國王行使」。泰王有權召集國會緊急會議、解散下議院，亦有權根據國會建議，任命總理、各部部長、法院法官等關鍵職位。英國皇室保有的任命權更多是禮儀，泰王的任命權卻是真實的政治博弈。
泰王任命 國會不會挑戰
例如2001年，泰國審計署任命乍魯萬（Jaruvan Maintaka）為總審計長，任命由泰王頒布；到了2004年，憲法法院裁定任命違憲，她就以「受泰王任命」為由拒絕辭職。國會產生候任總審計長人選後，泰王直接拒絕新任命；國會本可否決，卻選擇接受。
其實，早於1976年，泰國國會以壓倒性比例，通過區級民主選舉法案，但泰王拒絕簽署，國會也默默接受。在普密蓬一生，雖然否決、拒絕國會任命和提案的次數極為有限，但凡是他作出的決定，國會基本上都不會挑戰。
泰王在關鍵人事任免上的權威，雖然與普密蓬本人超然的民望有關，但根本結構，當屬泰國王室、軍方、國會之間的微妙默契。1973年，普密蓬在軍政府準備大肆鎮壓民主示威人群之際，在宮殿接見學生領袖，直接導致軍政府垮台。
此後，軍方名義上從政治退場，卻轉而憑藉泰王的權威，來維持既得利益。泰國軍隊服從於王室、而非國民，每當國會陷入分裂、或是民粹派（如他信政府）嚴重威脅到泰國政經軍精英階層利益時，泰王則會授權軍方精英干政；軍方也有節制地在政局穩定後「還政於民」，以達到各方勢力和利益的平衡。正是這樣「三權分立」，普密蓬代表的王室，作為軍方和國會、精英階層和民粹勢力之間不可或缺的調停人，就變得無可取代。
除了政治隱性權威，普密蓬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王室的財富由「王室財產局」管理，已知的包括370億美元資產。根據泰國法律，這些財產屬於王室，聽憑泰王意願花費。普密蓬在位期間，屢用王室財產，投資泰國各大發展項目，尤其是水壩、電站等基建，被稱作「王室工程」，雖然標誌著王室與國內商業精英千絲萬縷的關聯，但也受到泰國社會普遍好評。原來理應屬於政府的資源、民望，就進一步傾向於王室。
上述種種泰國王室與社會各方勢力、階層之間的「契約」，都與普密蓬70年來的苦心經營密切相關。這一切與其說是制度的結果，倒不如說是個人的手腕。候任泰王哇集拉隆功民望甚低，已先天失去民意籌碼；從前被看成他信的酬庸對象，又先天失去調解利益紛爭的說服力。期望他繼續父親的一切，實在不設實際。
小詞典：冒犯君主罪
根據泰國「冒犯君主罪」，任何人不得對泰王及王室作出冒犯性評論，但對何為「冒犯性」則無明確規定。凡是違法者可被判處3-15年監禁，這導致泰國社會和媒體都對王室相關事件避而不談，以免觸犯法律。同時，由於該罪的起訴方並非王室、而是泰國政府，外界普遍擔心泰國政府、尤其是非民選政府會利用這一法律，變相扼殺國內言論自由。
泰國於1932年已經廢止絕對君權，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根據泰國憲法，泰王是國家元首、軍隊最高統帥，國會的立法權、政府的行政權、法院的司法權，都是「代表國王行使」。泰王有權召集國會緊急會議、解散下議院，亦有權根據國會建議，任命總理、各部部長、法院法官等關鍵職位。英國皇室保有的任命權更多是禮儀，泰王的任命權卻是真實的政治博弈。
泰王任命 國會不會挑戰
例如2001年，泰國審計署任命乍魯萬（Jaruvan Maintaka）為總審計長，任命由泰王頒布；到了2004年，憲法法院裁定任命違憲，她就以「受泰王任命」為由拒絕辭職。國會產生候任總審計長人選後，泰王直接拒絕新任命；國會本可否決，卻選擇接受。
其實，早於1976年，泰國國會以壓倒性比例，通過區級民主選舉法案，但泰王拒絕簽署，國會也默默接受。在普密蓬一生，雖然否決、拒絕國會任命和提案的次數極為有限，但凡是他作出的決定，國會基本上都不會挑戰。
泰王在關鍵人事任免上的權威，雖然與普密蓬本人超然的民望有關，但根本結構，當屬泰國王室、軍方、國會之間的微妙默契。1973年，普密蓬在軍政府準備大肆鎮壓民主示威人群之際，在宮殿接見學生領袖，直接導致軍政府垮台。
此後，軍方名義上從政治退場，卻轉而憑藉泰王的權威，來維持既得利益。泰國軍隊服從於王室、而非國民，每當國會陷入分裂、或是民粹派（如他信政府）嚴重威脅到泰國政經軍精英階層利益時，泰王則會授權軍方精英干政；軍方也有節制地在政局穩定後「還政於民」，以達到各方勢力和利益的平衡。正是這樣「三權分立」，普密蓬代表的王室，作為軍方和國會、精英階層和民粹勢力之間不可或缺的調停人，就變得無可取代。
除了政治隱性權威，普密蓬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王室的財富由「王室財產局」管理，已知的包括370億美元資產。根據泰國法律，這些財產屬於王室，聽憑泰王意願花費。普密蓬在位期間，屢用王室財產，投資泰國各大發展項目，尤其是水壩、電站等基建，被稱作「王室工程」，雖然標誌著王室與國內商業精英千絲萬縷的關聯，但也受到泰國社會普遍好評。原來理應屬於政府的資源、民望，就進一步傾向於王室。
上述種種泰國王室與社會各方勢力、階層之間的「契約」，都與普密蓬70年來的苦心經營密切相關。這一切與其說是制度的結果，倒不如說是個人的手腕。候任泰王哇集拉隆功民望甚低，已先天失去民意籌碼；從前被看成他信的酬庸對象，又先天失去調解利益紛爭的說服力。期望他繼續父親的一切，實在不設實際。
小詞典：冒犯君主罪
根據泰國「冒犯君主罪」，任何人不得對泰王及王室作出冒犯性評論，但對何為「冒犯性」則無明確規定。凡是違法者可被判處3-15年監禁，這導致泰國社會和媒體都對王室相關事件避而不談，以免觸犯法律。同時，由於該罪的起訴方並非王室、而是泰國政府，外界普遍擔心泰國政府、尤其是非民選政府會利用這一法律，變相扼殺國內言論自由。
2016年10月18日星期二
如何理解「支那」?
香港有候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時， 以英文讀出China時疑似讀成「支那」，有讀者希望談談「支那」一詞的歷史源流、曾以「支那」形容中國的中國愛國名人，或提出一些相關的國際關係案例云云。當然，這種考據並非沒有價值，不少學術界同事都對這類問題頗有研究，例如孫中山如何書寫、蔣介石又如何在戰後要日本停止使用等；至於國際社會早期如何稱呼中國，資料更是汗牛充棟。
問題是，在日常應用層面，那些都不會是重點。記得多年前，在一些政府委員會，討論到如何定義涉及少數族裔的歧視。
有人認為，應該列出一系列字眼的清單，凡是說出這些字，就算歧視。有一些社會有普遍共識的字眼，固然可以這樣處理，例如在美國，現在公開說出nigger，必會大有麻煩，就算主打「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無論說話時有沒有特定對象，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說nigger諧音。當然，在黑人次文化，有時rap的歌詞也會出現nigga，作為自己人表示親暱的互嘲，但第三者以此來為自己在公開場合說nigger辯解，就不可能了。
然而，在更多時候，字眼本身不一定有歧視性，但放在某個語境、某種語氣、某種前文後理，令當事人覺得受冒犯，那也可以是歧視，例如以「拉登」為綽號稱呼阿拉伯友人，有些人不但不以為忤，還覺得挺有趣，甚至是榮譽（拉登家族是沙地的望族）；但有些人會覺得被當作恐怖分子，不能接受。又如根據此刻慣例，連「鬼佬」也屬政治不正確，但不少在港多年的洋人，卻很喜歡被稱為「鬼佬」，一些英文著作也以gweilo為題。來自澳洲的香港藝人河國榮便說過，他的節目原來希望叫《三個鬼佬一個墟》，只是基於上述原因，謹慎起見，才變成《三個老外一個墟》。
這些並非甚麼學術研究，只是普通常識。普通常識就是如果和一個人相處，而希望對他尊重，知道他介意被怎樣稱呼，就會儘量避免；當然如何是刻意要挑釁他，則另當別論。回到「支那」這名字，歷史上它有沒有侮辱性、甚麼時候才開始被視為有普遍侮辱性，在現實生活的層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中國大多數人都認為，被稱為「支那人」是侮辱，就像此刻大多數美國黑人都覺得，被稱為「nigger」是侮辱。這是客觀現實，而且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客觀現實。
那宣誓說出疑似「支那」，是否可接受？首先，如果真的是發音問題，那自然情有可原，正如在美國讀書時有一個笑話，說中國留學生常常被黑人白眼，後來才知道是用普通話讀出「那一個」，發音像「nigger」，無意中碰到禁忌。但相關候任議員是否發音問題，從其整段發言的口音，自能判斷。
其次，發言者是否知道大多數中國人覺得被稱為「支那人」是侮辱？這自然要當事人自己才能解答。但旁人也難免根據客觀環境，例如年輕議員熟悉的網絡生態，作出自己的判斷。就像在Facebook的留言，每次有網友使用「支那」取代「中國」，是否要表示藐視，讀者不會心中無數。
邏輯上，假如真的是口音問題，假如之前不知道帶侮辱性，現在才知道，假如不是全心侮辱對方，就如上述誤稱「nigger」的華人，表示歉意，才是常態。假如是故意為之，只是取悅一下支持者，那乾脆承認就是，又何須再辯？如要考據，不少粗口都可以找到很典雅的古出處，或某國語言的「鄉音」與之相符，我們初中時代，都喜歡玩這種小學雞遊戲呢。但長大了吧。
小詞典：蔣介石的「禁用支那令」
蔣介石曾留學日本，對日本人稱中國為「支那」的貶抑特別敏感，認為那是蔑視敵人的一種語言，並在戰後要求日本在公文、學術文章放棄使用「支那」，統一用「中國」，從此這成了日本公開場合的約定俗成至今。
問題是，在日常應用層面，那些都不會是重點。記得多年前，在一些政府委員會，討論到如何定義涉及少數族裔的歧視。
有人認為，應該列出一系列字眼的清單，凡是說出這些字，就算歧視。有一些社會有普遍共識的字眼，固然可以這樣處理，例如在美國，現在公開說出nigger，必會大有麻煩，就算主打「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無論說話時有沒有特定對象，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說nigger諧音。當然，在黑人次文化，有時rap的歌詞也會出現nigga，作為自己人表示親暱的互嘲，但第三者以此來為自己在公開場合說nigger辯解，就不可能了。
然而，在更多時候，字眼本身不一定有歧視性，但放在某個語境、某種語氣、某種前文後理，令當事人覺得受冒犯，那也可以是歧視，例如以「拉登」為綽號稱呼阿拉伯友人，有些人不但不以為忤，還覺得挺有趣，甚至是榮譽（拉登家族是沙地的望族）；但有些人會覺得被當作恐怖分子，不能接受。又如根據此刻慣例，連「鬼佬」也屬政治不正確，但不少在港多年的洋人，卻很喜歡被稱為「鬼佬」，一些英文著作也以gweilo為題。來自澳洲的香港藝人河國榮便說過，他的節目原來希望叫《三個鬼佬一個墟》，只是基於上述原因，謹慎起見，才變成《三個老外一個墟》。
這些並非甚麼學術研究，只是普通常識。普通常識就是如果和一個人相處，而希望對他尊重，知道他介意被怎樣稱呼，就會儘量避免；當然如何是刻意要挑釁他，則另當別論。回到「支那」這名字，歷史上它有沒有侮辱性、甚麼時候才開始被視為有普遍侮辱性，在現實生活的層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中國大多數人都認為，被稱為「支那人」是侮辱，就像此刻大多數美國黑人都覺得，被稱為「nigger」是侮辱。這是客觀現實，而且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客觀現實。
那宣誓說出疑似「支那」，是否可接受？首先，如果真的是發音問題，那自然情有可原，正如在美國讀書時有一個笑話，說中國留學生常常被黑人白眼，後來才知道是用普通話讀出「那一個」，發音像「nigger」，無意中碰到禁忌。但相關候任議員是否發音問題，從其整段發言的口音，自能判斷。
其次，發言者是否知道大多數中國人覺得被稱為「支那人」是侮辱？這自然要當事人自己才能解答。但旁人也難免根據客觀環境，例如年輕議員熟悉的網絡生態，作出自己的判斷。就像在Facebook的留言，每次有網友使用「支那」取代「中國」，是否要表示藐視，讀者不會心中無數。
邏輯上，假如真的是口音問題，假如之前不知道帶侮辱性，現在才知道，假如不是全心侮辱對方，就如上述誤稱「nigger」的華人，表示歉意，才是常態。假如是故意為之，只是取悅一下支持者，那乾脆承認就是，又何須再辯？如要考據，不少粗口都可以找到很典雅的古出處，或某國語言的「鄉音」與之相符，我們初中時代，都喜歡玩這種小學雞遊戲呢。但長大了吧。
小詞典：蔣介石的「禁用支那令」
蔣介石曾留學日本，對日本人稱中國為「支那」的貶抑特別敏感，認為那是蔑視敵人的一種語言，並在戰後要求日本在公文、學術文章放棄使用「支那」，統一用「中國」，從此這成了日本公開場合的約定俗成至今。
新加坡大使筆戰《環球時報》，與新國精英的態度
不久前，新加坡和中國在半官方渠道，爆發了一場筆戰，參與者是中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以及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Stanley Loh）。二人通過紙媒、官方聲明、互聯網微博等隔空筆戰四回合，激烈程度近年罕有。
雖然中國官方立場一直是「《環球時報》不代表我」，但也一直依靠《環球時報》測試風向，和滿足國內民粹要求。加上好些細節要是沒有官方披露，「報人」不可能獲取，所以新加坡朋友普遍認定，中國在背後發功無疑。
中新地緣利益的矛盾
這場筆戰的爆發，突顯了兩國在今日地緣政治的重重矛盾。新加坡一直被視作東盟大腦，儘管自身不涉及南海領土爭端，但四個與中國存在糾紛的當事國都是東盟成員，新加坡作為東盟核心，自不能置身事外。加上南海是連接亞太的重要海上樞紐，新加坡以外貿立國，海上運輸線即是其生命線，一旦南海被中國一國主宰，也不符合新加坡利益。
早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美時，高調呼籲美國投入更多資源，以實踐「重返亞太」承諾，這和李光耀晚年對美國的循循告誡，乃一脈相承。但南海偏偏是習近平政府的「重中之重」，不僅是民族主義政策的實驗室，更是對外經貿擴張、反制美國圍堵的主戰場。習近平強化南海優勢的決心，亦非前朝可比。新加坡要求美國長存東南亞，中國官媒就表示「希望新加坡尊重中國利益」，字裡行間，不滿已現。
後李光耀年代的變化
這樣的矛盾，李光耀在生時還能掩蓋，中新兩國經濟關係也發展迅速。但新加坡進入後李光耀時代，李顯龍也試圖走出父親的影子，近年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越發密切，還准許美國在新加坡基地部署濱海戰鬥艦、反潛機，明顯意在反制中國的區域影響力。
這背後，新加坡精英有一個基本信念，就是新加坡和中國的經貿是互惠的，中國也要依靠新加坡融資、當中國商人的白手套，乃至秘密採購戰略資源。這些價值，都是香港難以取代的。因此，北京對新加坡是有需求的，新加坡也毋須過分低聲下氣。
然而，中國對此自然不滿，也希望證明上述假設錯誤。筆戰只是前哨，還可能有其他後續措施。新加坡媒體朋友私下說，收到不少「熱心華人讀者」大罵新加坡立場的短訊、投稿，這在新加坡立國以來，幾乎前所未見。一些親北京媒體聲稱，給新加坡的中國國慶廣告變得高度選擇性，凡是與新加坡政府關係密切的機構，都不會被選中，不過新加坡朋友說這並非事實，起碼今年廣告還在。
真正壓力反而來自新加坡本國商人，他們擔心中國會施加貿易報復，讓他們做生意時投鼠忌器，紛紛對新加坡政府施壓，要求外交部息事寧人，不要理南海這趟渾水。北京名義上要求新加坡「嚴守中立」，正是商人希望的態度。
《環時》逼新加坡表態，美國樂見
問題是，南海爭議不但事關新加坡的核心戰略利益，也事關東盟會否徹底成為中國附庸的結構性問題。即使新加坡願意不發聲，為其提供戰略保護的美國，在菲律賓被降伏、其他東南亞國家也越來越依靠北京時，也不可能坐視不理──要是新加坡被壓倒，東盟內部還有誰能夠抗衡北京？
本來新加坡作為小國不宜選邊站，而新加坡力求與美國在軍事上合作、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經貿聯繫，正是為了戰略對沖。如今，《環球時報》的口吻擺明要新加坡表態，參考近鄰南韓的態度，新加坡的選擇恐怕不難猜測，而這選擇，卻是美國樂見的。
新加坡精英最擔心的反而是一個潛在問題：中國移民新加坡的人口越來越多，他們會不會有天公然和政府唱對台？一旦這些移民加入政府，主導了政策，新加坡在中美之間的對沖，又如何保留？因此，未來新加坡看待新移民，只會比從前更緊；而新加坡的華裔身份，又只會比從前淡化。
此時傳出身為泰米爾人的現任副總理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可能是李顯龍接班人，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無論是否成事，訊息已經清晰不過。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0月18日
雖然中國官方立場一直是「《環球時報》不代表我」，但也一直依靠《環球時報》測試風向，和滿足國內民粹要求。加上好些細節要是沒有官方披露，「報人」不可能獲取，所以新加坡朋友普遍認定，中國在背後發功無疑。
中新地緣利益的矛盾
這場筆戰的爆發，突顯了兩國在今日地緣政治的重重矛盾。新加坡一直被視作東盟大腦，儘管自身不涉及南海領土爭端，但四個與中國存在糾紛的當事國都是東盟成員，新加坡作為東盟核心，自不能置身事外。加上南海是連接亞太的重要海上樞紐，新加坡以外貿立國，海上運輸線即是其生命線，一旦南海被中國一國主宰，也不符合新加坡利益。
早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美時，高調呼籲美國投入更多資源，以實踐「重返亞太」承諾，這和李光耀晚年對美國的循循告誡，乃一脈相承。但南海偏偏是習近平政府的「重中之重」，不僅是民族主義政策的實驗室，更是對外經貿擴張、反制美國圍堵的主戰場。習近平強化南海優勢的決心，亦非前朝可比。新加坡要求美國長存東南亞，中國官媒就表示「希望新加坡尊重中國利益」，字裡行間，不滿已現。
後李光耀年代的變化
這樣的矛盾，李光耀在生時還能掩蓋，中新兩國經濟關係也發展迅速。但新加坡進入後李光耀時代，李顯龍也試圖走出父親的影子，近年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越發密切，還准許美國在新加坡基地部署濱海戰鬥艦、反潛機，明顯意在反制中國的區域影響力。
這背後，新加坡精英有一個基本信念，就是新加坡和中國的經貿是互惠的，中國也要依靠新加坡融資、當中國商人的白手套，乃至秘密採購戰略資源。這些價值，都是香港難以取代的。因此，北京對新加坡是有需求的，新加坡也毋須過分低聲下氣。
然而，中國對此自然不滿，也希望證明上述假設錯誤。筆戰只是前哨，還可能有其他後續措施。新加坡媒體朋友私下說，收到不少「熱心華人讀者」大罵新加坡立場的短訊、投稿，這在新加坡立國以來，幾乎前所未見。一些親北京媒體聲稱，給新加坡的中國國慶廣告變得高度選擇性，凡是與新加坡政府關係密切的機構，都不會被選中，不過新加坡朋友說這並非事實，起碼今年廣告還在。
真正壓力反而來自新加坡本國商人，他們擔心中國會施加貿易報復，讓他們做生意時投鼠忌器，紛紛對新加坡政府施壓，要求外交部息事寧人，不要理南海這趟渾水。北京名義上要求新加坡「嚴守中立」，正是商人希望的態度。
《環時》逼新加坡表態，美國樂見
問題是，南海爭議不但事關新加坡的核心戰略利益，也事關東盟會否徹底成為中國附庸的結構性問題。即使新加坡願意不發聲，為其提供戰略保護的美國，在菲律賓被降伏、其他東南亞國家也越來越依靠北京時，也不可能坐視不理──要是新加坡被壓倒，東盟內部還有誰能夠抗衡北京？
本來新加坡作為小國不宜選邊站，而新加坡力求與美國在軍事上合作、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經貿聯繫，正是為了戰略對沖。如今，《環球時報》的口吻擺明要新加坡表態，參考近鄰南韓的態度，新加坡的選擇恐怕不難猜測，而這選擇，卻是美國樂見的。
新加坡精英最擔心的反而是一個潛在問題：中國移民新加坡的人口越來越多，他們會不會有天公然和政府唱對台？一旦這些移民加入政府，主導了政策，新加坡在中美之間的對沖，又如何保留？因此，未來新加坡看待新移民，只會比從前更緊；而新加坡的華裔身份，又只會比從前淡化。
此時傳出身為泰米爾人的現任副總理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可能是李顯龍接班人，不會完全是空穴來風。無論是否成事，訊息已經清晰不過。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0月18日
2016年10月17日星期一
美國大選的「十月驚奇」現象
進入10月，美國總統大選到了白熱化階段，雖然共和黨特朗普受連串醜聞影響，如果綜合精英分析和互聯網民調，大局其實還未定。那怎樣才會定？我們不妨回顧一個美國政治術語「十月驚奇」（October Surprise），或能從中找到答案。早前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者澤利澤（Julian Zelizer）在CNN撰文述及這概念，可作深度閱讀。
精心策劃變因勢利導
美國大選在每隔4年的11月初舉行，「十月驚奇」顧名思義，就是在投票前一個月內出現、對大選結果影響顯著的事，其中媒體左右中間選民的力量尤為關鍵。嚴格意義上的「十月驚奇」，需要是一方精心策劃的戰略，等到在大選前夕，才就某一導向性議題，進行大規模的媒體宣傳，以求對選民的傾向，造成不能逆轉的影響。但慢慢發展下來，不少計算以外的突發事件，也有意無意間成了「十月驚奇」，各方都要學習因勢利導、借力打力，更考選舉策略師的功力。
「十月驚奇」這概念在六十年代開始出現，當時現代通訊發展迅速，媒體對大選的影響力急升，從此逐漸被廣泛應用於大選分析，1980年卡特vs列根的選舉即為典型。那場選舉前夕，爆發伊朗人質危機，卡特聲望陷入低谷，列根團隊原應該高興，卻擔心卡特會在大選前夕，與伊朗政府就歸還人質達成協議，從而得分，贏得大選。美國一直有陰謀論認為，列根陣營當年一面通過媒體造勢，抨擊卡特營救人質不力，另一方面卻與伊朗秘密接觸，讓後者保證釋放人質的決定，只能在列根就任總統後才公布。陰謀論自然無法證實，但當年選舉期間，卡特政府持續的外交努力始終未有成效，列根勝出後，伊朗卻立即釋放人質，二者的巧合，始終讓人聯想。
然而，也不是每次在選舉年10月發生的突發事件，都能左右大局。例如1968年大選期間，美國深陷越戰泥沼，即將離職的民主黨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為給黨友候選人韓福瑞（Hubert Humphrey）造勢，在10月尾突然宣布，即時對北越進行大規模轟炸，再隨即開始與北越和談。這聲明旨在讓共和黨候選人尼克遜措手不及，因為他一直承諾「上任後將立刻終結越戰」，以此作為政綱的最大賣點。最終Humphrey仍未能擊敗尼克遜，有分析指當時尼克遜的核心幕僚基辛格，已預見約翰遜的聲明只是虛張聲勢，自己卻開始與北越接觸，讓北越領導人「支撐到尼克遜當選後進行更有利的和談」，而民眾也不相信民主黨有能力終結越戰。諷刺的是，尼克遜上任後，也並未立刻終結越戰，不過米已成炊而已。
另一個較近期的例子，則是1992年大選的老布殊Vs克林頓。當年投票日前四日，爆出伊朗軍售醜聞，列根政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曝光，老布殊正是列根的副總統。醜聞對老布殊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不過分析普遍認為，他過分注重海灣戰爭、忽視國內經濟形勢，加上獨立候選人佩羅特分票，才是敗選的最重要原因，「驚奇」出現前，早已敗局已定。後來老布殊的兒子小布殊也曾遭遇「十月驚奇」：2000年大選前夕，民主黨候選人戈爾陣營爆出他曾因醉駕被捕，引起嘩然，但小布殊立刻召開新聞發佈會解畫，危機處理得當，最終還是勝出。
說了這麼多，究竟在今天的大選，「十月驚奇」的殺傷力還有幾何？Zelizer就認為，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隨之產生的網絡政治世界，會讓「十月驚奇」有更戲劇性的效果。須知傳統意義上的「十月驚奇」，都是由雙方團隊策劃、或因勢利導發動傳統媒體宣傳，因此儘管是「surprise」，本質上還是有組織、可預測的。但在互聯網時代，每個人都能通過網絡發揮「自媒體」作用，從信息挖掘到輿論渲染，每個網民的潛在影響力，已不亞於昔日的一整個競選團隊，而個別網民行為，自然比團隊組織更難預測，橫空出現的大新聞，很可能來自不知名網民。此外，儘管美國大選是內政，但在全球政治高度交接的21世紀，「外國勢力」干預美國大選不再是天方夜譚，例如最近俄羅斯就成為黑客，大規模參與對美國民主黨的輿論攻擊。外國勢力要影響本地媒體很難，但要在網絡世界製造「驚奇」，則容易得多。
在今年十月，我們可以期許出現哪些「驚奇」？第一個可能性是美國國內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尤其是「獨狼式恐襲」，某程度上，特朗普的整個競選策略，就是等待這一天的出現。一旦它真的出現，並且有移民人口牽涉其中，特朗普陣營毫無疑問會用「國家安全」議題進行大肆宣傳，並對民主黨的外交、移民政策加以抨擊。出於恐懼，美國選民的立場可能大幅度改變，倒向鼓吹「美國人優先」的特朗普。而能夠製造驚奇的除了國內恐怖份子，我們還不能忘記「外國勢力」。
另一方面，希拉里的「電郵門」雖然已被炒作到疲勞，但也不能排除還有後續發展，因為遊戲玩家多了第三方：維基解密。維基解密領袖阿桑奇在這次選舉不斷出招，「造王」意向明顯，聲稱手中掌握了大量不利民主黨的信息，待價而沽／拋售，假如真的有重磅炸彈在最後關頭出現，也不是不可能影響選情。不過關乎他早前的「爆料」內容，例如希拉里和ISIS 的「默契」，則只屬隔靴搔讓，對選情不會有根本影響。
自由派精英壟斷的美國主流媒體，則異常積極的要令特朗普失言醜聞成為「十月驚奇」，但究竟有沒有效，卻是未知之數。特朗普多年前的侮辱女性錄音曝光，黨友紛紛割席，看似是重創；但想深一層，一個花花公子形象的富商有眾多女伴、玩女人，究竟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多「驚奇」？ 他的說話，甘迺迪就說得更露骨。究竟在公開表態之外，有多少美國普通人真的不能接受？當然有，但主要都不是特朗普的選民，除了南部福音帶的親共和黨保守教徒。但他們同時也有不少雙面性格，會否因此離棄特朗普，尚難斷言。反而特朗普陣營嘗試從中製造自己的「十月驚奇」，打悲情、親民、坦率牌，對草根宣傳自己的真性情，繼續宣傳對手「離地」、虛偽、雙重標準，不惜徹底放棄傳統精英階層，而劍走偏鋒。假如這套路能贏得選舉，才是美國選舉歷史上最大的「十月驚奇」呢。
小詞典：伊朗人質危機
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群眾佔領，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被扣押為人質。當時卡特政府進行大量談判，但沒有成果，更發動了一場失敗的營救行動，這些因素都造成卡特民望大幅下滑。1981年，列根總統就職典禮後數分鐘，伊朗就宣佈同意釋放全部人質，列根民望也高企至卸任。
精心策劃變因勢利導
美國大選在每隔4年的11月初舉行，「十月驚奇」顧名思義，就是在投票前一個月內出現、對大選結果影響顯著的事，其中媒體左右中間選民的力量尤為關鍵。嚴格意義上的「十月驚奇」，需要是一方精心策劃的戰略，等到在大選前夕，才就某一導向性議題，進行大規模的媒體宣傳，以求對選民的傾向，造成不能逆轉的影響。但慢慢發展下來，不少計算以外的突發事件，也有意無意間成了「十月驚奇」，各方都要學習因勢利導、借力打力，更考選舉策略師的功力。
「十月驚奇」這概念在六十年代開始出現，當時現代通訊發展迅速，媒體對大選的影響力急升，從此逐漸被廣泛應用於大選分析，1980年卡特vs列根的選舉即為典型。那場選舉前夕，爆發伊朗人質危機，卡特聲望陷入低谷，列根團隊原應該高興，卻擔心卡特會在大選前夕，與伊朗政府就歸還人質達成協議，從而得分，贏得大選。美國一直有陰謀論認為，列根陣營當年一面通過媒體造勢，抨擊卡特營救人質不力，另一方面卻與伊朗秘密接觸，讓後者保證釋放人質的決定，只能在列根就任總統後才公布。陰謀論自然無法證實，但當年選舉期間，卡特政府持續的外交努力始終未有成效，列根勝出後，伊朗卻立即釋放人質，二者的巧合，始終讓人聯想。
然而，也不是每次在選舉年10月發生的突發事件，都能左右大局。例如1968年大選期間，美國深陷越戰泥沼，即將離職的民主黨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為給黨友候選人韓福瑞（Hubert Humphrey）造勢，在10月尾突然宣布，即時對北越進行大規模轟炸，再隨即開始與北越和談。這聲明旨在讓共和黨候選人尼克遜措手不及，因為他一直承諾「上任後將立刻終結越戰」，以此作為政綱的最大賣點。最終Humphrey仍未能擊敗尼克遜，有分析指當時尼克遜的核心幕僚基辛格，已預見約翰遜的聲明只是虛張聲勢，自己卻開始與北越接觸，讓北越領導人「支撐到尼克遜當選後進行更有利的和談」，而民眾也不相信民主黨有能力終結越戰。諷刺的是，尼克遜上任後，也並未立刻終結越戰，不過米已成炊而已。
另一個較近期的例子，則是1992年大選的老布殊Vs克林頓。當年投票日前四日，爆出伊朗軍售醜聞，列根政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曝光，老布殊正是列根的副總統。醜聞對老布殊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不過分析普遍認為，他過分注重海灣戰爭、忽視國內經濟形勢，加上獨立候選人佩羅特分票，才是敗選的最重要原因，「驚奇」出現前，早已敗局已定。後來老布殊的兒子小布殊也曾遭遇「十月驚奇」：2000年大選前夕，民主黨候選人戈爾陣營爆出他曾因醉駕被捕，引起嘩然，但小布殊立刻召開新聞發佈會解畫，危機處理得當，最終還是勝出。
說了這麼多，究竟在今天的大選，「十月驚奇」的殺傷力還有幾何？Zelizer就認為，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隨之產生的網絡政治世界，會讓「十月驚奇」有更戲劇性的效果。須知傳統意義上的「十月驚奇」，都是由雙方團隊策劃、或因勢利導發動傳統媒體宣傳，因此儘管是「surprise」，本質上還是有組織、可預測的。但在互聯網時代，每個人都能通過網絡發揮「自媒體」作用，從信息挖掘到輿論渲染，每個網民的潛在影響力，已不亞於昔日的一整個競選團隊，而個別網民行為，自然比團隊組織更難預測，橫空出現的大新聞，很可能來自不知名網民。此外，儘管美國大選是內政，但在全球政治高度交接的21世紀，「外國勢力」干預美國大選不再是天方夜譚，例如最近俄羅斯就成為黑客，大規模參與對美國民主黨的輿論攻擊。外國勢力要影響本地媒體很難，但要在網絡世界製造「驚奇」，則容易得多。
在今年十月，我們可以期許出現哪些「驚奇」？第一個可能性是美國國內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尤其是「獨狼式恐襲」，某程度上，特朗普的整個競選策略，就是等待這一天的出現。一旦它真的出現，並且有移民人口牽涉其中，特朗普陣營毫無疑問會用「國家安全」議題進行大肆宣傳，並對民主黨的外交、移民政策加以抨擊。出於恐懼，美國選民的立場可能大幅度改變，倒向鼓吹「美國人優先」的特朗普。而能夠製造驚奇的除了國內恐怖份子，我們還不能忘記「外國勢力」。
另一方面，希拉里的「電郵門」雖然已被炒作到疲勞，但也不能排除還有後續發展，因為遊戲玩家多了第三方：維基解密。維基解密領袖阿桑奇在這次選舉不斷出招，「造王」意向明顯，聲稱手中掌握了大量不利民主黨的信息，待價而沽／拋售，假如真的有重磅炸彈在最後關頭出現，也不是不可能影響選情。不過關乎他早前的「爆料」內容，例如希拉里和ISIS 的「默契」，則只屬隔靴搔讓，對選情不會有根本影響。
自由派精英壟斷的美國主流媒體，則異常積極的要令特朗普失言醜聞成為「十月驚奇」，但究竟有沒有效，卻是未知之數。特朗普多年前的侮辱女性錄音曝光，黨友紛紛割席，看似是重創；但想深一層，一個花花公子形象的富商有眾多女伴、玩女人，究竟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多「驚奇」？ 他的說話，甘迺迪就說得更露骨。究竟在公開表態之外，有多少美國普通人真的不能接受？當然有，但主要都不是特朗普的選民，除了南部福音帶的親共和黨保守教徒。但他們同時也有不少雙面性格，會否因此離棄特朗普，尚難斷言。反而特朗普陣營嘗試從中製造自己的「十月驚奇」，打悲情、親民、坦率牌，對草根宣傳自己的真性情，繼續宣傳對手「離地」、虛偽、雙重標準，不惜徹底放棄傳統精英階層，而劍走偏鋒。假如這套路能贏得選舉，才是美國選舉歷史上最大的「十月驚奇」呢。
小詞典：伊朗人質危機
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群眾佔領，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被扣押為人質。當時卡特政府進行大量談判，但沒有成果，更發動了一場失敗的營救行動，這些因素都造成卡特民望大幅下滑。1981年，列根總統就職典禮後數分鐘，伊朗就宣佈同意釋放全部人質，列根民望也高企至卸任。
2016年10月14日星期五
泰王辭世，政治博弈與政體的未來
泰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 1927-2016，蒲美蓬）病逝，舉國同哀，政潮亦隨之而來。究竟未來局勢會怎樣？主要玩家又有什麼選項？
首先，軍政府此刻當權，也就具有造王能力，相信不會不表態支持王儲繼位。但王儲從前與軍隊的眼中釘他信（Thaksin Chinnawat，塔信）交往甚密，軍政府即使要支持王儲，也會同步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會被剝奪。由於軍政府對王儲不會完全信任，對權力的控制只會進一步收緊，而且還政於民的期限可能延長，直到利益確保得到制度性保護為止。這段時候，民間種種活動，可能面對更大打壓。
王儲由於需要軍方支持，相信短期內不會把他信勢力拉回朝；但長遠而言，他要不成為傀儡，很難避免提拔新人。假如軍政府收緊管治，新王有可能和軍隊達成分權秘密協議，也可能借助民間或他信力量制衡軍隊，而以前者可能性較大。起碼在民眾眼中，除非新王明確表示對軍方不滿，否則雙方會是命運共同體，新王也可以通過提拔軍方後起之秀，來減低元老的影響，又能安撫軍方集團。所以，這段時間應該還是平穩的。
他信陣營相信不會主動出擊，只會謀定而後動，以免惹人不尊重泰王的口實。但假如軍政府收緊控制，而經濟未有起色（短期內恐怕也不會有起色），反對派只會乘機爭取更多民意，未來兩大陣營對壘只會更佔優。而無論拖延多久，畢竟還是會選舉的，屆時就是展示力量的時候。
諷刺的是，由於兩大陣營都有理由相信新王不會完全站在自己一邊，一個強而有力的新王，都不會令自己安心，雙邊陣營內的激進派系製造事端，就在情理之中。一年多後，兩大陣營攤牌的時候已到，其間小規模攪局行為像炸彈爆炸等，恐怕會不定期出現。一旦形成選舉僵局，泰王沒有能力一錘定音，整個君主立憲制度都會面臨挑戰。但假如泰王能令兩派合流，組成聯合政府，卻會是民望瞬間暴升的契機。這樣的機會有多大？心中有數。
事實上，泰王德高望重，並不一定是歷史常態，現任泰王之前的一段歷史（1932年，泰國革命，國王權力大幅度下降，拉瑪七世退位，八世柔弱而神秘被殺），不妨重溫。目前軍方把限制言論的政策，都以防止褻瀆王室之名進行；而反對派針對軍隊專權的批評，未來也可能把新王捆綁在一起，都令王室的聲望很難長久不墮。
假如廣孚人望的詩琳通公主能公開承擔顯要象徵角色，還可能幫助新王穩定局面，否則泰國這個特殊的「強人式君主立憲政體」要持續，實在困難重重。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0月14日
首先，軍政府此刻當權，也就具有造王能力，相信不會不表態支持王儲繼位。但王儲從前與軍隊的眼中釘他信（Thaksin Chinnawat，塔信）交往甚密，軍政府即使要支持王儲，也會同步確保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會被剝奪。由於軍政府對王儲不會完全信任，對權力的控制只會進一步收緊，而且還政於民的期限可能延長，直到利益確保得到制度性保護為止。這段時候，民間種種活動，可能面對更大打壓。
王儲由於需要軍方支持，相信短期內不會把他信勢力拉回朝；但長遠而言，他要不成為傀儡，很難避免提拔新人。假如軍政府收緊管治，新王有可能和軍隊達成分權秘密協議，也可能借助民間或他信力量制衡軍隊，而以前者可能性較大。起碼在民眾眼中，除非新王明確表示對軍方不滿，否則雙方會是命運共同體，新王也可以通過提拔軍方後起之秀，來減低元老的影響，又能安撫軍方集團。所以，這段時間應該還是平穩的。
他信陣營相信不會主動出擊，只會謀定而後動，以免惹人不尊重泰王的口實。但假如軍政府收緊控制，而經濟未有起色（短期內恐怕也不會有起色），反對派只會乘機爭取更多民意，未來兩大陣營對壘只會更佔優。而無論拖延多久，畢竟還是會選舉的，屆時就是展示力量的時候。
諷刺的是，由於兩大陣營都有理由相信新王不會完全站在自己一邊，一個強而有力的新王，都不會令自己安心，雙邊陣營內的激進派系製造事端，就在情理之中。一年多後，兩大陣營攤牌的時候已到，其間小規模攪局行為像炸彈爆炸等，恐怕會不定期出現。一旦形成選舉僵局，泰王沒有能力一錘定音，整個君主立憲制度都會面臨挑戰。但假如泰王能令兩派合流，組成聯合政府，卻會是民望瞬間暴升的契機。這樣的機會有多大？心中有數。
事實上，泰王德高望重，並不一定是歷史常態，現任泰王之前的一段歷史（1932年，泰國革命，國王權力大幅度下降，拉瑪七世退位，八世柔弱而神秘被殺），不妨重溫。目前軍方把限制言論的政策，都以防止褻瀆王室之名進行；而反對派針對軍隊專權的批評，未來也可能把新王捆綁在一起，都令王室的聲望很難長久不墮。
假如廣孚人望的詩琳通公主能公開承擔顯要象徵角色，還可能幫助新王穩定局面，否則泰國這個特殊的「強人式君主立憲政體」要持續，實在困難重重。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0月14日
外交界的霸氣：官清如水，吏滑如油
不少朋友問，經常跟各國外交人員接觸，是否覺得他們很有官威，還是全都「外交」得滑不溜手？從個人經驗，只想到「官清如水，吏滑如油」八字來概括外交界的潛規則。
每次我與外國領事見面，都盡量約在領事館外， 因為不少領事館的守門員都是全館最有氣焰的人，令人很容易產生種種生理衝動。記得上次到某亞太大國領事館，大門前有一個接待處，由兩名50多歲的華人看更，負責檢查證件和安保。這二人的形象令人一見難忘：塗上粵語長片男主角的髮乳，味道3呎外清晰可聞，戴呂奇式眼鏡，全程額頭向上，正眼不瞧訪客，語氣完全是命令式，不會有任何「請」字，口音呈粵曲廣東腔，節奏緩慢，走路姿勢扭扭捏捏，把梁舜燕式上等人飾演得活靈活現。
不懂潛規則而失控
此外，另外幾個中等規模的使館，近年安保愈來愈嚴格，也令人有類似經歷，反而外交官都平易近人。須知外交官都是數年一任，不少大使館的基層職員，反而是全館資歷最深的老臣子，個別甚至得到護照，更是忠心耿耿。再次遇上，值得存檔留念。
另一種偶爾有氣焰的外交人員，屬於基金會一類「白手套」，因為他們有時會對自身身份感到模糊，也許比外交官需要更多尊重。像昨天在新加坡開會，碰到一位德國人，想起多年前的往事。當時他是某基金會的代表，贊助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卻大發雷霆，主要是不滿參加人數少於他的主觀期望，而不知道香港的國際關係學術會議，有人來，已經很好。
對發言講者，他滿意的，會走過去大讚稱兄道弟；不滿意的，會說「我決定不給他講費」。會後，他憤憤然補充一句：「以後也不給你們錢。」
總之，與很多東方小金主一樣，付出點點小錢，就自居big boss。後來，他的助手向我說了很多他的故事，希望「諒解」，例如說他深愛中國文化，只是德國人工作作風極其rigid，在兩種文化之間未能調和，所以經常情緒失控，云云。但我想，他未能了解自己的「白手套」身份，不懂得外交潛規則，才是失控的原因。再後來，和他的機構有繼續合作，只是他離開了，這些年來，不知脾氣好了點沒有？
至於真正的外交元老又如何？
兩年前，雨傘運動期間，身在法國訪問，那是法國外交部的官方邀請。
到了巴黎，看到香港佔領現場的新聞，極其震撼，遇上的任何拜訪對像，都被問及香港情況，特別是「會不會開槍」，而我問的是換了在法國，會怎樣處理，「催淚彈會否這樣放」。
太陽之下外交界無新事
在一個高級俱樂部，遇上一位外交元老，他說數十年前在同一地點，接待過一位香港青年，建議他「無論心底裡怎麼想，對北京都要強調自己中國的一面，才能擴大自己的空間。」
問他如果真的開槍，法國會怎麼樣，他聳聳肩，說大概會和歐盟出一份共同聲明。到了最後，槍沒有開，法國朋友的關注，也迅速消失。今天想回來，我們閱讀法國恐襲，亦不過如此。在外交界，太陽之下無新事，練習EQ，一切事半功倍。
每次我與外國領事見面，都盡量約在領事館外， 因為不少領事館的守門員都是全館最有氣焰的人，令人很容易產生種種生理衝動。記得上次到某亞太大國領事館，大門前有一個接待處，由兩名50多歲的華人看更，負責檢查證件和安保。這二人的形象令人一見難忘：塗上粵語長片男主角的髮乳，味道3呎外清晰可聞，戴呂奇式眼鏡，全程額頭向上，正眼不瞧訪客，語氣完全是命令式，不會有任何「請」字，口音呈粵曲廣東腔，節奏緩慢，走路姿勢扭扭捏捏，把梁舜燕式上等人飾演得活靈活現。
不懂潛規則而失控
此外，另外幾個中等規模的使館，近年安保愈來愈嚴格，也令人有類似經歷，反而外交官都平易近人。須知外交官都是數年一任，不少大使館的基層職員，反而是全館資歷最深的老臣子，個別甚至得到護照，更是忠心耿耿。再次遇上，值得存檔留念。
另一種偶爾有氣焰的外交人員，屬於基金會一類「白手套」，因為他們有時會對自身身份感到模糊，也許比外交官需要更多尊重。像昨天在新加坡開會，碰到一位德國人，想起多年前的往事。當時他是某基金會的代表，贊助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卻大發雷霆，主要是不滿參加人數少於他的主觀期望，而不知道香港的國際關係學術會議，有人來，已經很好。
對發言講者，他滿意的，會走過去大讚稱兄道弟；不滿意的，會說「我決定不給他講費」。會後，他憤憤然補充一句：「以後也不給你們錢。」
總之，與很多東方小金主一樣，付出點點小錢，就自居big boss。後來，他的助手向我說了很多他的故事，希望「諒解」，例如說他深愛中國文化，只是德國人工作作風極其rigid，在兩種文化之間未能調和，所以經常情緒失控，云云。但我想，他未能了解自己的「白手套」身份，不懂得外交潛規則，才是失控的原因。再後來，和他的機構有繼續合作，只是他離開了，這些年來，不知脾氣好了點沒有？
至於真正的外交元老又如何？
兩年前，雨傘運動期間，身在法國訪問，那是法國外交部的官方邀請。
到了巴黎，看到香港佔領現場的新聞，極其震撼，遇上的任何拜訪對像，都被問及香港情況，特別是「會不會開槍」，而我問的是換了在法國，會怎樣處理，「催淚彈會否這樣放」。
太陽之下外交界無新事
在一個高級俱樂部，遇上一位外交元老，他說數十年前在同一地點，接待過一位香港青年，建議他「無論心底裡怎麼想，對北京都要強調自己中國的一面，才能擴大自己的空間。」
問他如果真的開槍，法國會怎麼樣，他聳聳肩，說大概會和歐盟出一份共同聲明。到了最後，槍沒有開，法國朋友的關注，也迅速消失。今天想回來，我們閱讀法國恐襲，亦不過如此。在外交界，太陽之下無新事，練習EQ，一切事半功倍。
2016年10月13日星期四
佩雷斯之死：回望曇花一現的前進黨
以色列開國元勳、從政長達逾70年的佩雷斯（Shimon Peres）去世，國際政壇紛紛致哀。佩雷斯是以色列傳奇，一生先後在12個內閣擔任過職務，兩次擔任總理、兩次出任代理總理，並在2007年至2014年擔任總統，資歷無出其右。一方面，他促成了美國對以色列的第一筆軍售，任職國防部長時，把以色列變成軍事強國；另一方面，他積極推動「新中東和平進程」，因為促成《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獲得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晚年成了鴿派代表人物。然而最終以色列的路跟他的理念愈來愈遠，因此，他也依然是歷史的輸家。
要了解佩雷斯的悲劇，我們必須談及曇花一現的大黨──前進黨（Kadima）。前進黨是一個中間派政黨，2005年由強人沙龍（Ariel Sharon）創立，當時沙龍已走向中間路線，難以認同以色列主流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Likud）「堅決反對巴勒斯坦人建國」的主張，決定退黨再創黨，主張與巴勒斯坦進行和談。沙龍以右翼元老的身份而走中間路線，一時得到不少政治精英認同，不少前利庫德黨員紛紛轉投前進黨，也有其他黨派中人加入。最令人矚目的，正是在工黨（HaAvoda）60多年的佩雷斯也加入前進黨，希望新政黨真的帶來改變。
由第一大黨淪最小黨
但前進黨誕生之初已埋下分裂種子，沙龍本人健在時還可以壓下去。偏偏沙龍在創黨不久、要進行全國大選時中風，自此昏迷不醒，前進黨就失去靈魂。若從民望看，佩雷斯應是當仁不讓的接班人，但因為前進黨高層由前利庫德黨人壟斷，議長奧爾默特（Ehud Olmert）就成為黨魁。前進黨在2006年大選中獲得29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奧爾默特也成為總理，但不能獨立組閣，中間路線也未能進一步獲得左右兩派支持。
奧爾默特執政期間，多項與以巴和談有關的政策，都胎死腹中。2009年大選前進黨以28席維持議會最大黨身份，但這次無法組建聯合政府，最終導致由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回朝。
在內塔尼亞胡領導下，以色列外交政策愈發右傾，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也日趨劇烈，前進黨作為中間政黨，對此毫無辦法。身為總統的佩雷斯看在眼裡，也無法發聲，因為總統只是禮儀性職位，而他在前進黨始終被視作外人。逐漸前進黨內部對巴勒斯坦問題也開始分化，鷹派意見逐漸成為主流，在2012年黨內選舉，右翼政客Shaul Mofaz擊敗鴿派領袖Livni，後者憤然退出前進黨，帶領7名議員重新組黨，前進黨陷入了空前分裂。這時候，前進黨已失去「中間路線」的招牌，剩下來的也沒有領導全國的號召力。在一年後的大選，前進黨較2009年流失了近九成選票，僅有兩名議員進入議會，從第一大黨淪為最小黨派。至於曾擔任總理的奧爾默特，更因為貪污醜聞而下獄，這是另一故事，有機會再詳談。
假如沙龍沒有在2005年中風，以他和佩雷斯的拍檔，是否足以促進以巴和解？一人有軍方支持，另一人得到左翼和知識份子尊重，本來就是夢幻組合，只要有一定政績，前進黨不難站穩腳跟，取代利庫德集團和工黨，成為以色列的主流政黨，從而把利庫德集團推向更激進的光譜。佩雷斯在那樣的環境，才能發揮外交所長。可惜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佩雷斯雖然得到個人聲望，晚年卻完全在無力感當中渡過，令人嘆息。
小詞典：《奧斯陸協議》
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總理拉賓與時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的阿拉法特，在挪威奧斯陸就以巴問題舉行秘密會談，美國總統克林頓積極斡旋，促成雙方達成初步共識。9月雙方在美國白宮草坪，簽署著名的《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被視為中東和平進程的里程碑。但不久拉賓遇刺，協議細節也未能完全落實。
要了解佩雷斯的悲劇，我們必須談及曇花一現的大黨──前進黨（Kadima）。前進黨是一個中間派政黨，2005年由強人沙龍（Ariel Sharon）創立，當時沙龍已走向中間路線，難以認同以色列主流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Likud）「堅決反對巴勒斯坦人建國」的主張，決定退黨再創黨，主張與巴勒斯坦進行和談。沙龍以右翼元老的身份而走中間路線，一時得到不少政治精英認同，不少前利庫德黨員紛紛轉投前進黨，也有其他黨派中人加入。最令人矚目的，正是在工黨（HaAvoda）60多年的佩雷斯也加入前進黨，希望新政黨真的帶來改變。
由第一大黨淪最小黨
但前進黨誕生之初已埋下分裂種子，沙龍本人健在時還可以壓下去。偏偏沙龍在創黨不久、要進行全國大選時中風，自此昏迷不醒，前進黨就失去靈魂。若從民望看，佩雷斯應是當仁不讓的接班人，但因為前進黨高層由前利庫德黨人壟斷，議長奧爾默特（Ehud Olmert）就成為黨魁。前進黨在2006年大選中獲得29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奧爾默特也成為總理，但不能獨立組閣，中間路線也未能進一步獲得左右兩派支持。
奧爾默特執政期間，多項與以巴和談有關的政策，都胎死腹中。2009年大選前進黨以28席維持議會最大黨身份，但這次無法組建聯合政府，最終導致由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回朝。
在內塔尼亞胡領導下，以色列外交政策愈發右傾，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也日趨劇烈，前進黨作為中間政黨，對此毫無辦法。身為總統的佩雷斯看在眼裡，也無法發聲，因為總統只是禮儀性職位，而他在前進黨始終被視作外人。逐漸前進黨內部對巴勒斯坦問題也開始分化，鷹派意見逐漸成為主流，在2012年黨內選舉，右翼政客Shaul Mofaz擊敗鴿派領袖Livni，後者憤然退出前進黨，帶領7名議員重新組黨，前進黨陷入了空前分裂。這時候，前進黨已失去「中間路線」的招牌，剩下來的也沒有領導全國的號召力。在一年後的大選，前進黨較2009年流失了近九成選票，僅有兩名議員進入議會，從第一大黨淪為最小黨派。至於曾擔任總理的奧爾默特，更因為貪污醜聞而下獄，這是另一故事，有機會再詳談。
假如沙龍沒有在2005年中風，以他和佩雷斯的拍檔，是否足以促進以巴和解？一人有軍方支持，另一人得到左翼和知識份子尊重，本來就是夢幻組合，只要有一定政績，前進黨不難站穩腳跟，取代利庫德集團和工黨，成為以色列的主流政黨，從而把利庫德集團推向更激進的光譜。佩雷斯在那樣的環境，才能發揮外交所長。可惜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佩雷斯雖然得到個人聲望，晚年卻完全在無力感當中渡過，令人嘆息。
小詞典：《奧斯陸協議》
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總理拉賓與時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的阿拉法特，在挪威奧斯陸就以巴問題舉行秘密會談，美國總統克林頓積極斡旋，促成雙方達成初步共識。9月雙方在美國白宮草坪，簽署著名的《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被視為中東和平進程的里程碑。但不久拉賓遇刺，協議細節也未能完全落實。
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
被忽視的G20：中國「杭州模式」的背後
上月初結束的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乃今年中國外交的大事。中國媒體在會議結束後，自然第一時間宣布峰會「圓滿落幕」，不過國際媒體就沒有太大興趣。
會議的最大焦點，其實是習近平充分利用了東道主身份，來提升中國的軟硬實力；至於峰會對全球治理的具體影響，反而可以按下不表。
例如習近平在會議前夕，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共同宣布，兩國將各自批准為對抗氣候變化的《巴黎協議》，就可圈可點。
中美兩國分別是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經濟體和最大經濟體，中國這次的態度，跟2012年參與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時頗為不同；中美共同批准《巴黎協議》，除了對協定本身是好消息，也傳遞了中美在世界事務已平起平坐的訊息。
在正式峰會上，中國作為東道主，「成功爭取」把現時周邊外交面臨的所有挑戰，像南海主權糾紛、東海中日矛盾、東北亞朝核問題、南韓薩德部署等，都排除在議事範圍外，以免「政治化」。
與此同時，中方設定的議程，以「創新、可持續發展」、「結構性改革」、「多邊貿易」、「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全球金融治理」等為核心，說穿了，都是一些虛無縹緲、可各自表述的範疇。
不過，須知這類議程，正給了中國模糊空間，把自身利益「綁架」到國際舞台上，例如「一帶一路」就成了「全球經濟治理議題」；又如談及「國際經濟金融改革」時，習近平呼籲全球治理應讓「發展中國家」發出更多聲音，那樣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就更有發言權。
把自身實力合法化
換句話說，中國正試圖把自身的硬實力通過多邊外交平台，「嵌入」到全球治理機制之中，從而借助既有的和新發起的外交機制，把自身實力合法化。戰後美國亦是循同樣途徑，把自己「嵌入」戰後的全球治理體制中，從而成為全球事務領袖，本欄談及習近平外交與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比較時，曾有所介紹。如今中國崛起，自也不甘落後。
最後，中國作為G20東道主，也利用峰會加強了軟實力。這次中國在G20首腦以外，還邀請了全球治理機制的核心機構負責人、和非 G20成員國領袖赴會，與會首腦數量是 G20歷史之最，這是中國追求的排場。而為了籌辦峰會，中國傾杭州全城之力，安排了上千名經過數月英語及國際禮儀訓練的志願者，充份彰顯了威權政體的國力。當然，這些舉措並非毫無代價，尤其是官方為保證治安、發動大量杭州本地人去鄰近地區「旅遊」、關閉本地商鋪的做法，就被批評為擾民。
我們可以問：難道這就是軟實力嗎？須知北京眼中，「軟實力」的定義和西方不同，「國際禮儀」和「大國風範」，正是如此體現，再加上杭州機場「羞辱」奧巴馬的一役，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不無宣傳作用。峰會過後，內地媒體對「杭州共識」大為追捧，似乎要讓它取代「華盛頓共識」，雖然明顯是文宣，但背後反映中國官方如何利用國際盛事提升國力的思維，還是值得注意。
小詞典：「杭州共識」
2016年杭州 G20峰會成果公報提出的名詞，指與會20國首腦就全球經濟治理達成的共識，包括「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促進國際貿易投資」和「推動包容式發展」等數個方面，以示中國通過自己的「和諧包容」多邊外交，已有促成國際秩序改變的能力。
會議的最大焦點，其實是習近平充分利用了東道主身份，來提升中國的軟硬實力；至於峰會對全球治理的具體影響，反而可以按下不表。
例如習近平在會議前夕，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共同宣布，兩國將各自批准為對抗氣候變化的《巴黎協議》，就可圈可點。
中美兩國分別是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經濟體和最大經濟體，中國這次的態度，跟2012年參與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時頗為不同；中美共同批准《巴黎協議》，除了對協定本身是好消息，也傳遞了中美在世界事務已平起平坐的訊息。
在正式峰會上，中國作為東道主，「成功爭取」把現時周邊外交面臨的所有挑戰，像南海主權糾紛、東海中日矛盾、東北亞朝核問題、南韓薩德部署等，都排除在議事範圍外，以免「政治化」。
與此同時，中方設定的議程，以「創新、可持續發展」、「結構性改革」、「多邊貿易」、「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全球金融治理」等為核心，說穿了，都是一些虛無縹緲、可各自表述的範疇。
不過，須知這類議程，正給了中國模糊空間，把自身利益「綁架」到國際舞台上，例如「一帶一路」就成了「全球經濟治理議題」；又如談及「國際經濟金融改革」時，習近平呼籲全球治理應讓「發展中國家」發出更多聲音，那樣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就更有發言權。
把自身實力合法化
換句話說，中國正試圖把自身的硬實力通過多邊外交平台，「嵌入」到全球治理機制之中，從而借助既有的和新發起的外交機制，把自身實力合法化。戰後美國亦是循同樣途徑，把自己「嵌入」戰後的全球治理體制中，從而成為全球事務領袖，本欄談及習近平外交與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比較時，曾有所介紹。如今中國崛起，自也不甘落後。
最後，中國作為G20東道主，也利用峰會加強了軟實力。這次中國在G20首腦以外，還邀請了全球治理機制的核心機構負責人、和非 G20成員國領袖赴會，與會首腦數量是 G20歷史之最，這是中國追求的排場。而為了籌辦峰會，中國傾杭州全城之力，安排了上千名經過數月英語及國際禮儀訓練的志願者，充份彰顯了威權政體的國力。當然，這些舉措並非毫無代價，尤其是官方為保證治安、發動大量杭州本地人去鄰近地區「旅遊」、關閉本地商鋪的做法，就被批評為擾民。
我們可以問：難道這就是軟實力嗎？須知北京眼中，「軟實力」的定義和西方不同，「國際禮儀」和「大國風範」，正是如此體現，再加上杭州機場「羞辱」奧巴馬的一役，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不無宣傳作用。峰會過後，內地媒體對「杭州共識」大為追捧，似乎要讓它取代「華盛頓共識」，雖然明顯是文宣，但背後反映中國官方如何利用國際盛事提升國力的思維，還是值得注意。
小詞典：「杭州共識」
2016年杭州 G20峰會成果公報提出的名詞，指與會20國首腦就全球經濟治理達成的共識，包括「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促進國際貿易投資」和「推動包容式發展」等數個方面，以示中國通過自己的「和諧包容」多邊外交，已有促成國際秩序改變的能力。
2016年10月11日星期二
黃之鋒泰國行：國際關係的迷思
黃之鋒獲邀到泰國出席活動，當地政府卻拒他入境，坊間主流意見普遍認為，是中國打壓香港異見人士國際空間的結果。我們不會在遠方知道真相，但不妨先從被拒入境的國際慣例談起。
每個國家都有權決定自己的出入境政策，進入威權國家尤其麻煩；但9．11恐襲後，拒絕一些名人入境，在美國也不時出現；即使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特區，也有權訂出自己的不受歡迎人物名單。除了明顯犯罪分子外，帶有政治身份的人被拒入境，通常有下列4個原因。這些原因在國際盛事、重大節慶時，又往往被放大：
一、被拒入境者本身具有跨國政治影響力，即使入境無特定目的、當事人也沒有捲入當地政治，其出現本身，就可能造成不可測性，例如美國以反恐之名拒絕一些知名伊斯蘭學者入境，即屬此類。
二、當事人對要進入的國家曾發表評論，或打算直接參與其內部政治，引起當地政府憂慮，例如埃及軍政府曾拒絕對其強烈批判的美國學者入境，中國也拒絕發表同情疆獨言論的美國學者入境。
三、邀請當事人入境的本國單位，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或為反政府組織，政府擔心其邀請的海外來賓有可能受利用；特別是威權國家內部的異見人士，邀請任何來賓，都會被另眼相看。
四、當事人在本國是受打壓人物，他要進入的國家為了維繫雙邊關係，不准其入境。
從這個清單可見，黃之鋒明顯未到（一）的級別，沒有（二）的打算，剩下來最可能就是（三）或（四），而時機在泰國舉行峰會前夕、加上是法政大屠殺周年紀念，也加強了泰國「寧枉勿縱」的傾向。不過有趣的是，即使是（四），通常外交做法，也是說「不評論個別事件」，因為出入境是一國主權基本象徵，就是按其他國家要求、不讓他人入境，出發點也只能是溫馨提示，而不應是公然強制。當泰國總理巴育說拒絕黃之鋒入境是「應中國官員要求」、「是中國的問題」，雖然其後有人解畫是「翻譯問題」，但依然顯得奇怪。
外交上，必須清楚說明應別國「要求」處理的出入境事件，通常是這類案例：被要求把犯人引渡到該國，這才必須解釋是哪一國主動要求。泰國卻是出現過這樣案例的：1999年，泰國政府「應中國官員要求」，把一名持BNO入境的香港人引渡到中國大陸，事後英國政府有提出抗議，泰方也承認做法欠周詳。
所以今次事件，無論中國有否直接施壓，泰國都要傳遞一個訊息：這是給面子中國，而這本來完全可以按外交語言含混過去。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泰國如此態度，根據外交潛規則，中國是要還債的。假如中國有施壓，這是給足面子；假如沒有，也不得不還。目前中國正努力把東盟變成附庸，先降伏了菲律賓，然後對「東盟大腦」新加坡高調施壓，手段都是通過經濟，讓該國財團予政府壓力。泰國簡簡單單通過拒絕黃之鋒入境，就交了北京的功課，在其他真正本國利益攸關的項目，則加強了討價還價的空間。未來香港異見人士作為鄰近國家和中國討價還價的棋子，恐怕漸成常態。
小詞典：法政大屠殺
1976年10月6日，泰國學生舉行大規模民主運動，反抗軍政府獨裁，泰國軍方進行鎮壓，把學生標籤為「受共產主義份子煽動的群眾」，造成46死、167傷、3000人被捕。在冷戰氣氛下，由於學生訴求包括要美國撤離中南半島，西方普遍對鎮壓漠視。這次黃之鋒到泰國，原是參加法政大屠殺四十週年的紀念活動。
每個國家都有權決定自己的出入境政策，進入威權國家尤其麻煩；但9．11恐襲後，拒絕一些名人入境，在美國也不時出現；即使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特區，也有權訂出自己的不受歡迎人物名單。除了明顯犯罪分子外，帶有政治身份的人被拒入境，通常有下列4個原因。這些原因在國際盛事、重大節慶時，又往往被放大：
一、被拒入境者本身具有跨國政治影響力，即使入境無特定目的、當事人也沒有捲入當地政治，其出現本身，就可能造成不可測性，例如美國以反恐之名拒絕一些知名伊斯蘭學者入境，即屬此類。
二、當事人對要進入的國家曾發表評論，或打算直接參與其內部政治，引起當地政府憂慮，例如埃及軍政府曾拒絕對其強烈批判的美國學者入境，中國也拒絕發表同情疆獨言論的美國學者入境。
三、邀請當事人入境的本國單位，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或為反政府組織，政府擔心其邀請的海外來賓有可能受利用；特別是威權國家內部的異見人士，邀請任何來賓，都會被另眼相看。
四、當事人在本國是受打壓人物，他要進入的國家為了維繫雙邊關係，不准其入境。
從這個清單可見，黃之鋒明顯未到（一）的級別，沒有（二）的打算，剩下來最可能就是（三）或（四），而時機在泰國舉行峰會前夕、加上是法政大屠殺周年紀念，也加強了泰國「寧枉勿縱」的傾向。不過有趣的是，即使是（四），通常外交做法，也是說「不評論個別事件」，因為出入境是一國主權基本象徵，就是按其他國家要求、不讓他人入境，出發點也只能是溫馨提示，而不應是公然強制。當泰國總理巴育說拒絕黃之鋒入境是「應中國官員要求」、「是中國的問題」，雖然其後有人解畫是「翻譯問題」，但依然顯得奇怪。
外交上，必須清楚說明應別國「要求」處理的出入境事件，通常是這類案例：被要求把犯人引渡到該國，這才必須解釋是哪一國主動要求。泰國卻是出現過這樣案例的：1999年，泰國政府「應中國官員要求」，把一名持BNO入境的香港人引渡到中國大陸，事後英國政府有提出抗議，泰方也承認做法欠周詳。
所以今次事件，無論中國有否直接施壓，泰國都要傳遞一個訊息：這是給面子中國，而這本來完全可以按外交語言含混過去。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泰國如此態度，根據外交潛規則，中國是要還債的。假如中國有施壓，這是給足面子；假如沒有，也不得不還。目前中國正努力把東盟變成附庸，先降伏了菲律賓，然後對「東盟大腦」新加坡高調施壓，手段都是通過經濟，讓該國財團予政府壓力。泰國簡簡單單通過拒絕黃之鋒入境，就交了北京的功課，在其他真正本國利益攸關的項目，則加強了討價還價的空間。未來香港異見人士作為鄰近國家和中國討價還價的棋子，恐怕漸成常態。
小詞典：法政大屠殺
1976年10月6日，泰國學生舉行大規模民主運動，反抗軍政府獨裁，泰國軍方進行鎮壓，把學生標籤為「受共產主義份子煽動的群眾」，造成46死、167傷、3000人被捕。在冷戰氣氛下，由於學生訴求包括要美國撤離中南半島，西方普遍對鎮壓漠視。這次黃之鋒到泰國，原是參加法政大屠殺四十週年的紀念活動。
2016年10月7日星期五
立法會議員的國際經歷：再三補遺篇
上周筆者補充了立法會議員的國際經歷，不少讀者在Facebook私訊，希望再介紹一些。其實，這個題目有大量潛能，但也不可能無了期繼續，不過的確還有一些視角值得探討，所以再三補充一二。
不少來自華僑
香港政壇有不少華僑，傳統上與東南亞關係尤其密切，剛連任失敗的王國興議員是其中一位。他出生在越南海防，早在越南脫離法國的獨立戰爭時，便隨家人逃難來港。當時尚未有後來越戰的「越南難民」概念，而昔日立法局處理越南難民及船民問題時，他也自然尚未入局。
正是由於來到香港身無分文，他才輾轉投入工聯會懷抱，出身不可謂不重要。不過，並非所有香港的華僑政客都是苦出身，來自書香世代、世家大族的也有不少，例如已故政協委員徐四民是緬甸華僑，家族至今承擔港緬溝通角色；行政會議成員、也曾任立法會議員的陳智思則是泰國華僑，原名Charnwut Sophonpanich，屬盤谷銀行家族，在泰國的人脈甚至比在香港的更廣。
此外，香港歷史上長期作為兩岸溝通的橋樑，立法會也有不少與台灣淵源甚深的議員。例如蔣麗芸議員的父親蔣震是國民黨員，不但曾參加自由中國運動，還到過塞班島（Saipan）接受美軍培訓；蔣議員童年居住的大磡村，正是不少國民黨人南來暫居的地點。
未能連任的黃毓民議員也在親國民黨家庭長大，童年也是住在寮屋區，對台灣政治的熟悉，在香港政壇無出其右。回歸前的立法局有親台工會「工團總會」代表，長期由彭震海出任，不過回歸後影響力大減；末代立法局也出現過親台政黨「一二三民主聯盟」的任善寧，也就是「維園阿哥」任亮憲的父親。
在澳門出生的議員更有不少，例如李國麟、張超雄、石禮謙等，那個年代的澳門人，都能申請葡萄牙護照，也就是具有今日的歐盟身份。
不少人直覺傳統愛國人士不大出國，其實亦不盡言。例如剛退休的民建聯、工聯會巨頭譚耀宗、陳婉嫻等，都曾在澳洲、英國大學進修，反映他們晉身社會精英後，也很在意裝備自己；同屬民建聯黨友的陳鑑林曾在澳洲當海員，據說曾被當地白人種族歧視，而激起愛國心；新任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更是英國畢業的律師。至於民建聯新一代已大幅中產化，不少明日之星都是海歸回來，比例可能比民主黨更高，和昔日「土共」的感覺，已大不一樣。
說了這麼多，是否外國月亮就特別圓？自然不是。但以上經歷，起碼透達了一系列訊息：甚麼是「香港人」，實在很難用出生地劃分，而華僑在昔日香港的角色極大，國際網絡很有可塑性，卻是近年被相對忽視的一群。而「兩岸四地」這概念曾是一個整體，也在兩岸四地政壇血脈相通，這些都應成為香港軟實力所在。從愛國陣營的海外經歷可見，起碼他們不會認為放洋和愛國有牴觸：事實上，和內地不少愛國人士相比，香港愛國陣營的國際視野，實在頗為進步，以致對極左那一套存在一定反感。這些特色，不但共同構成了香港涉外關係，也建構了香港的昨日、今日，希望還有明天。
小詞典：自由中國運動
國共內戰後的「第三勢力」運動，獲美國支持，一度以香港為根據地，招募青年到塞班島進行軍事訓練，希望「反攻大陸」，但空降中國大陸後毫無成效，而且下場悲慘。運動始終缺乏群眾基礎，難成氣候，檔案亦至今未盡解密。
不少來自華僑
香港政壇有不少華僑，傳統上與東南亞關係尤其密切，剛連任失敗的王國興議員是其中一位。他出生在越南海防，早在越南脫離法國的獨立戰爭時，便隨家人逃難來港。當時尚未有後來越戰的「越南難民」概念，而昔日立法局處理越南難民及船民問題時，他也自然尚未入局。
正是由於來到香港身無分文，他才輾轉投入工聯會懷抱，出身不可謂不重要。不過，並非所有香港的華僑政客都是苦出身，來自書香世代、世家大族的也有不少，例如已故政協委員徐四民是緬甸華僑，家族至今承擔港緬溝通角色；行政會議成員、也曾任立法會議員的陳智思則是泰國華僑，原名Charnwut Sophonpanich，屬盤谷銀行家族，在泰國的人脈甚至比在香港的更廣。
此外，香港歷史上長期作為兩岸溝通的橋樑，立法會也有不少與台灣淵源甚深的議員。例如蔣麗芸議員的父親蔣震是國民黨員，不但曾參加自由中國運動，還到過塞班島（Saipan）接受美軍培訓；蔣議員童年居住的大磡村，正是不少國民黨人南來暫居的地點。
未能連任的黃毓民議員也在親國民黨家庭長大，童年也是住在寮屋區，對台灣政治的熟悉，在香港政壇無出其右。回歸前的立法局有親台工會「工團總會」代表，長期由彭震海出任，不過回歸後影響力大減；末代立法局也出現過親台政黨「一二三民主聯盟」的任善寧，也就是「維園阿哥」任亮憲的父親。
在澳門出生的議員更有不少，例如李國麟、張超雄、石禮謙等，那個年代的澳門人，都能申請葡萄牙護照，也就是具有今日的歐盟身份。
不少人直覺傳統愛國人士不大出國，其實亦不盡言。例如剛退休的民建聯、工聯會巨頭譚耀宗、陳婉嫻等，都曾在澳洲、英國大學進修，反映他們晉身社會精英後，也很在意裝備自己；同屬民建聯黨友的陳鑑林曾在澳洲當海員，據說曾被當地白人種族歧視，而激起愛國心；新任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更是英國畢業的律師。至於民建聯新一代已大幅中產化，不少明日之星都是海歸回來，比例可能比民主黨更高，和昔日「土共」的感覺，已大不一樣。
說了這麼多，是否外國月亮就特別圓？自然不是。但以上經歷，起碼透達了一系列訊息：甚麼是「香港人」，實在很難用出生地劃分，而華僑在昔日香港的角色極大，國際網絡很有可塑性，卻是近年被相對忽視的一群。而「兩岸四地」這概念曾是一個整體，也在兩岸四地政壇血脈相通，這些都應成為香港軟實力所在。從愛國陣營的海外經歷可見，起碼他們不會認為放洋和愛國有牴觸：事實上，和內地不少愛國人士相比，香港愛國陣營的國際視野，實在頗為進步，以致對極左那一套存在一定反感。這些特色，不但共同構成了香港涉外關係，也建構了香港的昨日、今日，希望還有明天。
小詞典：自由中國運動
國共內戰後的「第三勢力」運動，獲美國支持，一度以香港為根據地，招募青年到塞班島進行軍事訓練，希望「反攻大陸」，但空降中國大陸後毫無成效，而且下場悲慘。運動始終缺乏群眾基礎，難成氣候，檔案亦至今未盡解密。
2016年10月6日星期四
波羅的海：普京下個目標?
本欄早前述及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邊境，策動當地親俄分子成立衞星國，令不少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戒懼。事實上，普京對波羅的海三國也頗有興趣，當地目前外弛內張，頗有風雨欲來的味道。
歷史上，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糾葛甚多。十八世紀初，瑞典被俄羅斯擊敗，把波羅的海以東國土割讓給俄羅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發生10月革命，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相繼獨立，但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一直不願承認，乃至認為那是「故土」。1939年，蘇聯和德國秘密協定瓜分歐洲後，蘇聯就在1940年吞併波蘭，並以簽訂「互助協議」方式，逼波羅的海三國「回歸」，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直拒絕承認。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爆發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要求獨立，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在蘇聯解體前已對之承認，因此三國都沒有加入後來的獨聯體，和西方的文化聯繫，也比獨聯體國家強得多。
然而經過蘇聯的種族融合政策，現時波羅的海三國與東烏克蘭相似，內部亦有不少俄裔居民。他們除了是帝國時代的移民後代，也包括蘇聯時代被安排進行工業建設的俄裔人，結果三國的農業經濟逐步變成工業主導，愛沙尼亞甚至一度有一半人口是俄裔人。1989年，蘇聯治下的三國俄裔人口有172萬，到了2011年，依然有105萬人。他們有的通過當地政策，自動獲得公民身份（立陶宛）；有的歸化成為公民，或取得永久居住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但自身身份認同依然強烈。
可打民族主義牌
雖然三國的俄裔人口今天不再主導，但由於前述歷史淵源，他們都集中在大城市，影響依然不容低估，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就佔人口近15%，這比例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則有一半。立陶宛俄裔人數較少（6%），獨立以來奉行文化多元政策，俄裔被視作本國平等組成部分，因此相對能融入社會；但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兩國，俄裔人口多得很（分別佔24%、27%），兩國為了捍衞本土社會，對俄裔社群態度就較嚴苛，令俄裔一直被視為外來者。
結果，俄裔社群呼籲尊重俄羅斯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社會政治運動，就應運而生。在拉脫維亞，「Latvian Russian Union」是代表俄裔利益的政黨，在歐洲議會佔有一席，主張給予拉脫維亞境內所有俄裔公民身份、將俄語定為官方語言，同時反對 NATO，呼籲強化與俄羅斯合作，支持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在愛沙尼亞，「Estonian Centre Party」也扮演著同樣角色。不難看出，上述局面與東烏克蘭頗有共通之處。
波羅的海的地緣戰略價值從來重要，俄羅斯宿敵瑞典的海軍依然強大，還是北約成員，普京若想加強滲透，完全符合一貫戰略思維。俄羅斯一度是波羅的海三國重要能源來源國，但近年三國試圖通過與西歐國家簽署能源協議，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但普京式外交自然不止能源牌，當地俄裔社群就大可利用。尤其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俄裔社群都觀看俄語電視、收聽俄語廣播，一旦俄羅斯通過媒體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不難借當地附庸政黨，間接影響內政，或製造混亂。屆時，俄羅斯又可發起輿論戰，抨擊波羅的海國家「罔顧俄裔人權」，進而「應俄裔社群要求」進行保護，再重演東烏克蘭劇本，並非沒可能。
小詞典：「波羅的海之路」
發生在1989年8月23日的大型跨國和平示威，波羅的海三國共計兩百萬人參與。他們手挽手組成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穿過三國疆域，持續15分鐘，象徵波羅的海三國共同的歷史遭遇、團結的意志，和對蘇聯通過《蘇德秘密協定》非法佔領三國的譴責。活動受全世界廣泛關注，莫斯科對此譴責，但未有進一步應對。兩年後，蘇聯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
歷史上，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糾葛甚多。十八世紀初，瑞典被俄羅斯擊敗，把波羅的海以東國土割讓給俄羅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發生10月革命，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相繼獨立，但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一直不願承認，乃至認為那是「故土」。1939年，蘇聯和德國秘密協定瓜分歐洲後，蘇聯就在1940年吞併波蘭，並以簽訂「互助協議」方式，逼波羅的海三國「回歸」，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直拒絕承認。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爆發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要求獨立，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在蘇聯解體前已對之承認，因此三國都沒有加入後來的獨聯體，和西方的文化聯繫，也比獨聯體國家強得多。
然而經過蘇聯的種族融合政策，現時波羅的海三國與東烏克蘭相似，內部亦有不少俄裔居民。他們除了是帝國時代的移民後代，也包括蘇聯時代被安排進行工業建設的俄裔人，結果三國的農業經濟逐步變成工業主導，愛沙尼亞甚至一度有一半人口是俄裔人。1989年，蘇聯治下的三國俄裔人口有172萬，到了2011年，依然有105萬人。他們有的通過當地政策，自動獲得公民身份（立陶宛）；有的歸化成為公民，或取得永久居住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但自身身份認同依然強烈。
可打民族主義牌
雖然三國的俄裔人口今天不再主導，但由於前述歷史淵源，他們都集中在大城市，影響依然不容低估，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就佔人口近15%，這比例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則有一半。立陶宛俄裔人數較少（6%），獨立以來奉行文化多元政策，俄裔被視作本國平等組成部分，因此相對能融入社會；但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兩國，俄裔人口多得很（分別佔24%、27%），兩國為了捍衞本土社會，對俄裔社群態度就較嚴苛，令俄裔一直被視為外來者。
結果，俄裔社群呼籲尊重俄羅斯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社會政治運動，就應運而生。在拉脫維亞，「Latvian Russian Union」是代表俄裔利益的政黨，在歐洲議會佔有一席，主張給予拉脫維亞境內所有俄裔公民身份、將俄語定為官方語言，同時反對 NATO，呼籲強化與俄羅斯合作，支持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在愛沙尼亞，「Estonian Centre Party」也扮演著同樣角色。不難看出，上述局面與東烏克蘭頗有共通之處。
波羅的海的地緣戰略價值從來重要，俄羅斯宿敵瑞典的海軍依然強大，還是北約成員，普京若想加強滲透，完全符合一貫戰略思維。俄羅斯一度是波羅的海三國重要能源來源國，但近年三國試圖通過與西歐國家簽署能源協議，降低對俄羅斯的依賴。但普京式外交自然不止能源牌，當地俄裔社群就大可利用。尤其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俄裔社群都觀看俄語電視、收聽俄語廣播，一旦俄羅斯通過媒體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不難借當地附庸政黨，間接影響內政，或製造混亂。屆時，俄羅斯又可發起輿論戰，抨擊波羅的海國家「罔顧俄裔人權」，進而「應俄裔社群要求」進行保護，再重演東烏克蘭劇本，並非沒可能。
小詞典：「波羅的海之路」
發生在1989年8月23日的大型跨國和平示威，波羅的海三國共計兩百萬人參與。他們手挽手組成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穿過三國疆域，持續15分鐘，象徵波羅的海三國共同的歷史遭遇、團結的意志，和對蘇聯通過《蘇德秘密協定》非法佔領三國的譴責。活動受全世界廣泛關注，莫斯科對此譴責，但未有進一步應對。兩年後，蘇聯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獨立。
2016年10月5日星期三
「女版特朗普」漢森：澳洲極右真的在崛起嗎?
本欄對歐美政壇近年極右政黨崛起多有述及，澳洲今年議會大選也有極右政黨單一民族黨（One Nation Party, ONP）異軍突起，一舉拿下參議院4個議席，令人驚詫。但這是否真的如表面顯示「澳洲極右崛起」，卻大可斟酌。
比特朗普更粗鄙
ONP領袖漢森（Pauline Hanson）是澳洲政壇老將，有點像女版特朗普，而粗鄙程度猶有過之，曾在九十年代廣受關注。她的從政生涯始於1994年，先以自由黨身份參選，在1996年議會首次演講，以極右立場一舉成名：她堅稱澳洲原住民不是弱勢群體，批評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偏袒原住民、對納稅人（尤其是白人）不公平，認為澳洲移民政策過於寬鬆，讓亞洲移民「蜂擁而至」，更公開反對文化多元主義，稱這一理念沖淡了澳洲（白人）社會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只會讓澳洲「亞洲化」。
上述偏激立場，讓漢森被自由黨除名，但一年後，她直接創立ONP這一極右政黨，公然反有色人種移民、反少數族裔社會福利、反多元文化主義，成了澳洲極右龍頭。漢森不僅對亞裔社群多有指摘，近年目睹世界的反伊斯蘭風潮，更「與時並進」，把攻訐範圍擴大至非裔和穆斯林社群，稱非裔移民「帶來疾病」、穆斯林移民「帶來恐怖主義」。
ONP在1997年創黨，翌年在昆士蘭州議會取得11個議席，漢森本人在參議院佔有一席。但隨後ONP支持率急跌，在州議會再未贏得超過3席，遑論全國大選，漢森本人也被主流政壇孤立，2003年更深陷選舉舞弊醜聞，一度下獄。此後她退出ONP，一度淡出政壇，直至2013年再度加入ONP，再衝擊全國大選，又再度落敗，可見ONP長期是票房毒藥。
那為何ONP 今年敗部復活？其實這更多是技術因素導致。澳洲參議院的選舉方式是香港立法會那樣的比例代表制，任何黨派得票只要越過門檻，即有代表進入議會，本就有利於少數黨派當選。在一般選舉年，澳洲參議院76個議席中，只有半數席位進行換屆選舉，今年澳洲總理Turnbull卻決定解散參眾兩院、同時重新大選，是為「雙解散」（double dissolution）。「雙解散」後，參議院所有議席都要重選，導致當選門檻更低。在這次選舉，ONP 獲得59萬票，其實與2013年大選大致一樣，卻遠超了今次大選門檻，尤其是在根據地昆士蘭，令韓森和排位第二的候選人Malcolm Roberts雙雙當選。
當然，澳洲近年也面對自己的問題：由於澳洲依賴的出口製造業經濟低迷，就業和移民問題都成為社會焦點，今次大選中，有超過20%選民投票給非主流政黨，ONP只是最大獲益者而已。本來Turnbull政府的「雙解散」，是寄望掃除幾個少數派議席、強化主流政黨力量，以提高立法效率。但現在ONP誤打誤撞下忽然崛起，佔有四席，算盤已打不響。ONP也一躍成為參議院第五大黨，只要加入由工黨、綠黨帶領的反對黨陣營（目前有35票），以39票否決執政聯盟立法，政府就會癱瘓。這意味著自由黨領導的執政聯盟不得不拉攏 ONP ，如此一來，漢森的政黨就扮演了關鍵少數角色，其政策立場，也就再不能被主流政黨無視。澳洲自由派面對的政治環境，恐怕也不容樂觀。
小詞典：澳洲議會
澳洲屬英聯邦國家，但議會制度與美國相似，眾議院有150席，參議院有76席，兩院享有幾乎平等實權。眾議院採取單一投票制度，三年換屆；參議院則採取比例代表制，三年更換50%議席，導致眾議院趨於兩黨制，參議院則呈現多黨制。一旦兩院政策取向發生矛盾，澳洲總理可同時解散兩院，進行大選。
比特朗普更粗鄙
ONP領袖漢森（Pauline Hanson）是澳洲政壇老將，有點像女版特朗普，而粗鄙程度猶有過之，曾在九十年代廣受關注。她的從政生涯始於1994年，先以自由黨身份參選，在1996年議會首次演講，以極右立場一舉成名：她堅稱澳洲原住民不是弱勢群體，批評聯邦政府的社會福利偏袒原住民、對納稅人（尤其是白人）不公平，認為澳洲移民政策過於寬鬆，讓亞洲移民「蜂擁而至」，更公開反對文化多元主義，稱這一理念沖淡了澳洲（白人）社會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只會讓澳洲「亞洲化」。
上述偏激立場，讓漢森被自由黨除名，但一年後，她直接創立ONP這一極右政黨，公然反有色人種移民、反少數族裔社會福利、反多元文化主義，成了澳洲極右龍頭。漢森不僅對亞裔社群多有指摘，近年目睹世界的反伊斯蘭風潮，更「與時並進」，把攻訐範圍擴大至非裔和穆斯林社群，稱非裔移民「帶來疾病」、穆斯林移民「帶來恐怖主義」。
ONP在1997年創黨，翌年在昆士蘭州議會取得11個議席，漢森本人在參議院佔有一席。但隨後ONP支持率急跌，在州議會再未贏得超過3席，遑論全國大選，漢森本人也被主流政壇孤立，2003年更深陷選舉舞弊醜聞，一度下獄。此後她退出ONP，一度淡出政壇，直至2013年再度加入ONP，再衝擊全國大選，又再度落敗，可見ONP長期是票房毒藥。
那為何ONP 今年敗部復活？其實這更多是技術因素導致。澳洲參議院的選舉方式是香港立法會那樣的比例代表制，任何黨派得票只要越過門檻，即有代表進入議會，本就有利於少數黨派當選。在一般選舉年，澳洲參議院76個議席中，只有半數席位進行換屆選舉，今年澳洲總理Turnbull卻決定解散參眾兩院、同時重新大選，是為「雙解散」（double dissolution）。「雙解散」後，參議院所有議席都要重選，導致當選門檻更低。在這次選舉，ONP 獲得59萬票，其實與2013年大選大致一樣，卻遠超了今次大選門檻，尤其是在根據地昆士蘭，令韓森和排位第二的候選人Malcolm Roberts雙雙當選。
當然，澳洲近年也面對自己的問題：由於澳洲依賴的出口製造業經濟低迷，就業和移民問題都成為社會焦點，今次大選中，有超過20%選民投票給非主流政黨，ONP只是最大獲益者而已。本來Turnbull政府的「雙解散」，是寄望掃除幾個少數派議席、強化主流政黨力量，以提高立法效率。但現在ONP誤打誤撞下忽然崛起，佔有四席，算盤已打不響。ONP也一躍成為參議院第五大黨，只要加入由工黨、綠黨帶領的反對黨陣營（目前有35票），以39票否決執政聯盟立法，政府就會癱瘓。這意味著自由黨領導的執政聯盟不得不拉攏 ONP ，如此一來，漢森的政黨就扮演了關鍵少數角色，其政策立場，也就再不能被主流政黨無視。澳洲自由派面對的政治環境，恐怕也不容樂觀。
小詞典：澳洲議會
澳洲屬英聯邦國家，但議會制度與美國相似，眾議院有150席，參議院有76席，兩院享有幾乎平等實權。眾議院採取單一投票制度，三年換屆；參議院則採取比例代表制，三年更換50%議席，導致眾議院趨於兩黨制，參議院則呈現多黨制。一旦兩院政策取向發生矛盾，澳洲總理可同時解散兩院，進行大選。
2016年10月4日星期二
布殊家族與特朗普的恩怨情仇
昨天談及特朗普對美國共和黨主流派的挑戰，而主流派的中流砥柱布殊家族在大選的取態，也堪玩味。布殊家族的3代人，對特朗普有3種頗為不同的態度，究竟是分散投資，還是反映世代差異，則見仁見智。
老布殊（George H. W. Bush）是列根時代的副總統、美國第41任總統，在1989至1993年間入主白宮，任內最顯赫的政績，莫過於領導美國參與海灣戰爭大敗伊拉克；但相對忽視國內經濟，給克林頓以名句「It's the economy, stupid!」擊敗。
想不到這樣一位殿堂級共和黨元老，日前卻在私人場合向親友透露，決定投票給克林頓的夫人、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這消息由布殊家族故交、甘迺迪家族的湯森（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在Facebook發放，雖然老布殊的密友抱怨湯森洩露隱私，但老布殊自己沒有反駁，形同默認，甚至可能是主動通過世姪女放風。
老布殊的態度，在公在私都不難理解。布殊家族是美國政治世家，影響力在黨內外盤根錯節，成了特朗普「非主流」形象必須顛覆的對象，凡是布殊家族用過的老臣、也就是幾乎全體共和黨主流精英，都不大獲特朗普青睞。
由於特朗普在選舉過程中刻意對布殊家族污名化，老布殊夫婦和兩個兒子都給特朗普羞辱過，家族寄予厚望的傑布布殊（Jeb Bush）更輸得相當難看，這都令老布殊發現這次選舉跟從前點到即止的黨內競爭不同；加上他已90高齡，到了可以隨心所欲的境界，大可負責傳遞「適當」訊息。
與父親相比，尚未完全脫離美國政壇的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就顯得有些尷尬。一方面，他秉承父親的政治理念，自然也看不慣特朗普種種離經叛道的表態，也從沒有為特朗普站台。然而，他依然出席為共和黨籌集選舉經費的活動，而這些經費，自然包括特朗普的競選經費，反映他依然希望為家族守住共和黨的機器，同時也不願進一步給予特朗普「分裂黨」的口實。特朗普的手下敗將傑布布殊則清晰表態「不支持任何候選人」，並警告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最終會被背叛」，姿態還是對黨內主流地位牢牢不放，但起碼不敢說「投民主黨」。
最有趣的，卻是傑布布殊的兒子喬治．P．布殊（George P. Bush）。目前身為德州土地委員會委員的他，已經公開表態支持特朗普，一再強調「做出這一決定非常痛苦，但我們必須擊敗希拉里。」作為布殊家族年輕一輩、未來希望，他極有可能延續父、祖輩的政治道路，無論心中對特朗普印象如何，他要看的是長線。萬一特朗普真的成功當選、又或落選但共和黨逐漸「特朗普化」，他也要為家族在新時代保留政治血脈。
從布殊家族對特朗普的態度，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共和黨主流派的複雜情緒，而且對自己的利益集團和路線能否捱過這一波挑戰，其實並無十足把握。特朗普在競選前期仰賴的，一直是厭倦主流派的共和黨選民，後期他又以人氣要挾黨內精英，在過程中，主流派的機制已被破壞不少。這些機制能否復原？不樂觀。
小詞典：布殊家族
美國政界、商界聲名顯赫的家族，19世紀以來，共誕生了兩位參議員、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兩位州長、兩位總統，更有為數眾多的商界精英。布殊家族的傳記作家Peter Schweizer稱布殊家族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世家」。
老布殊（George H. W. Bush）是列根時代的副總統、美國第41任總統，在1989至1993年間入主白宮，任內最顯赫的政績，莫過於領導美國參與海灣戰爭大敗伊拉克；但相對忽視國內經濟，給克林頓以名句「It's the economy, stupid!」擊敗。
想不到這樣一位殿堂級共和黨元老，日前卻在私人場合向親友透露，決定投票給克林頓的夫人、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這消息由布殊家族故交、甘迺迪家族的湯森（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在Facebook發放，雖然老布殊的密友抱怨湯森洩露隱私，但老布殊自己沒有反駁，形同默認，甚至可能是主動通過世姪女放風。
老布殊的態度，在公在私都不難理解。布殊家族是美國政治世家，影響力在黨內外盤根錯節，成了特朗普「非主流」形象必須顛覆的對象，凡是布殊家族用過的老臣、也就是幾乎全體共和黨主流精英，都不大獲特朗普青睞。
由於特朗普在選舉過程中刻意對布殊家族污名化，老布殊夫婦和兩個兒子都給特朗普羞辱過，家族寄予厚望的傑布布殊（Jeb Bush）更輸得相當難看，這都令老布殊發現這次選舉跟從前點到即止的黨內競爭不同；加上他已90高齡，到了可以隨心所欲的境界，大可負責傳遞「適當」訊息。
與父親相比，尚未完全脫離美國政壇的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就顯得有些尷尬。一方面，他秉承父親的政治理念，自然也看不慣特朗普種種離經叛道的表態，也從沒有為特朗普站台。然而，他依然出席為共和黨籌集選舉經費的活動，而這些經費，自然包括特朗普的競選經費，反映他依然希望為家族守住共和黨的機器，同時也不願進一步給予特朗普「分裂黨」的口實。特朗普的手下敗將傑布布殊則清晰表態「不支持任何候選人」，並警告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最終會被背叛」，姿態還是對黨內主流地位牢牢不放，但起碼不敢說「投民主黨」。
最有趣的，卻是傑布布殊的兒子喬治．P．布殊（George P. Bush）。目前身為德州土地委員會委員的他，已經公開表態支持特朗普，一再強調「做出這一決定非常痛苦，但我們必須擊敗希拉里。」作為布殊家族年輕一輩、未來希望，他極有可能延續父、祖輩的政治道路，無論心中對特朗普印象如何，他要看的是長線。萬一特朗普真的成功當選、又或落選但共和黨逐漸「特朗普化」，他也要為家族在新時代保留政治血脈。
從布殊家族對特朗普的態度，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共和黨主流派的複雜情緒，而且對自己的利益集團和路線能否捱過這一波挑戰，其實並無十足把握。特朗普在競選前期仰賴的，一直是厭倦主流派的共和黨選民，後期他又以人氣要挾黨內精英，在過程中，主流派的機制已被破壞不少。這些機制能否復原？不樂觀。
小詞典：布殊家族
美國政界、商界聲名顯赫的家族，19世紀以來，共誕生了兩位參議員、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兩位州長、兩位總統，更有為數眾多的商界精英。布殊家族的傳記作家Peter Schweizer稱布殊家族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世家」。
2016年10月3日星期一
辯論之後：美國共和黨會崩潰嗎？
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階段，兩大黨候選人第一次辯論過後，輿論除了普遍認為希拉莉表現較佳，共和黨主流派也繼續與特朗普割席；但在全國民調，形勢卻遠沒有這麼一面倒，特朗普的支持率其實頗為穩定，傳統精英眼中的「失言」，有時恰巧是百姓所需。
無論特朗普最終能否當選，共和黨的真正內涵都已被掏空，不少美國媒體都探討「共和黨已死」，認為這比誰人當選更影響深遠。究竟這說法能否成立？
經歷數次大變革
要探討這問題，我們必須簡略回顧美國共和黨歷史，其實也是一部不斷內耗、轉型的歷史。共和黨被稱作「The Grand Old Party」（GOP），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早期的輝格黨（Whig Party），當時主要勢力範圍在北方州份，主張國家經濟現代化。1854年，輝格黨轉型為共和黨，政綱加入「反奴隸制」，林肯是這一時期共和黨的靈魂人物。自南北戰爭至戰後重建，共和黨雄踞美國政壇，但與今天共和黨的立場已南轅北轍，因為共和黨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數次大變革。
第一次是經濟大蕭條後，民主黨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時期，當時羅斯福的福利社會政策遭共和黨保守派猛烈抨擊，卻為不少共和黨左派接受。在二戰後的「自由主義妥協」（liberal compromise）浪潮，共和黨左派逐漸掌握黨內話語權，如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時期，美國的福利制度便有增無減，卻埋下共和黨內耗的種子。直至1980年，列根（Ronald Reagan）總統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復興共和黨，也標誌着保守派大反擊。列根大舉削減政府開支、減少稅收，建立小政府，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滯脹危機，甚至贏得不少民主黨傳統票倉和工人階層支持，後者被稱為「列根民主黨人」。
今天對特朗普最不爽的共和黨「主流派」，正是列根政治遺產的承繼人。他們主要包括兩大陣營：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前者主張大市場、低稅率（尤其對資本持有者），與華爾街財閥關係密切；後者則主張反墮胎、反同性戀等社會價值，在基督教團體中有廣泛號召力。近年共和黨候選人都靠兩大陣營分工合作，在競選前期由社會保守主義領袖動員群眾，並在正式競選過程中，由經濟自由主義者拉攏華爾街。布殊父子的共和黨，正式上述兩大派合流的時代。
然而上述互動，對本身是超級富豪的特朗普，卻完全失去制衡作用。特朗普以反移民、反政治正確為政綱，逐步壟斷美國右翼公共空間，手法民粹，傳統共和黨的訴求反而鮮有被提起。對共和黨主流派而言，特朗普的取態已觸及他們的根本利益：美國商業巨頭非常仰賴外勞，以拉低國內工資水平、提高生產效益；美國保守主義者也不會刻意對女性、少數族裔發表政治不正確言論，只會說要「保護」他們。加上特朗普的競選班底完全摒棄共和黨主流派，在初選又擊倒一眾以傑布布殊為代表的主流派候選人，主流派都很不情願被特朗普代表。
然而特朗普對共和黨主流派的挑戰，並非完全是個人行為，而是有結構性基礎的。美國政治觀察者Clare Malone曾發表文章《The End of A Republican Party》，David Frum亦於《The Atlantic 》分析共和黨選民「背叛」主流派之源頭，都和白人的危機感有關。1948年，美國投票人口中，白人佔95%；到了2012年，這比例已下降至73%，但共和黨選民結構卻一直穩定，白人比例有90%，越來越成為白人黨。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共和黨選民中，65歲以上佔超過25%，而全美平均水平是20%；共和黨白人選民中，未接受大學教育的佔60%，全美平均水平是50%以下。美國正逐步從2009年金融危機復甦，然而得到政府支援最甚的，仍舊是大企業、華爾街財團；與此同時，美國移民也受到奧巴馬政府的社會保障。位於財富金字塔頂層的巨頭壟斷社會經濟，外來移民又分享社會資源，結果共和黨的白人選民，就成了最受忽略的一群。
共和黨主流派對這一群人，卻一直視而不見。近年興起的茶黨運動，就反映共和黨主流派與基層民意的分裂，茶黨主張打破貧富不均的社會經濟分配，但共和黨大老卻將之視作傳統自由主義者呼籲減稅的「偏鋒運動」，而無視其社會代表性。在國會中，共和黨精英往往忽略中下層群眾支持對富人、財團加稅的呼聲，以確保華爾街利益為優先，越來越「離地」。如果主流精英不能代表民意，民眾自然訴諸「非主流派」，茶黨如是，特朗普亦如是，只不過後者獨立於主流派的本錢更大，也就就得更前、去得更盡而已。
如前述，共和黨歷史上並非未分裂過，不過從前結果總是有利於主流派，他們能通過報章電視等傳統媒體引導輿論，再以種種明暗之間的機制，控制住黨內關鍵人士的任免權。但到了21世紀，美國國內外都發生深刻變化，全球反建制的大潮流在互聯網、新媒體助力下，已掩蓋了傳統精英的聲音，令主流派在基層輿論戰節節敗退，並直接造成傑布布殊在初選慘敗。
共和黨接下來會走向何方？表面上，主流派或許會以團結之名支持特朗普，實際上卻正在不斷拖其後腿，分裂之勢已成型。特朗普代表的理念，假如真的落實，需要針對稅制、移民、醫保等一系列問題展開黨內改革，以滿足中下層選民，對此，共和黨主流派是不可能接受的，短期內也是難以實踐的。加上面對美國人口結構的未來改變，共和黨若淪為「白人黨」，即使能當選一次，長遠而言，也是沒有前景的。問題是主流派的基本理念本身，也的確與社會基層脫節，即使沒有特朗普，也會有類似路線的人從黨內冒起。共和黨距離「已死」的境況尚遠，因為要有新興力量取而代之十分困難，但這次大選過後，無論勝敗，都難免需要大規模變革，否則前景實在難以看好。
小詞典：自由主義的妥協（liberal compromise）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發達國家為了重振資本主義經濟，達成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國際經貿模式，希望促進國際自由貿易，又保留國家對國內經濟的調節空間，國際政治經濟學稱為「自由主義的妥協」。這國際經濟格局在1980年代，被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取代。
無論特朗普最終能否當選，共和黨的真正內涵都已被掏空，不少美國媒體都探討「共和黨已死」，認為這比誰人當選更影響深遠。究竟這說法能否成立？
經歷數次大變革
要探討這問題，我們必須簡略回顧美國共和黨歷史，其實也是一部不斷內耗、轉型的歷史。共和黨被稱作「The Grand Old Party」（GOP），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早期的輝格黨（Whig Party），當時主要勢力範圍在北方州份，主張國家經濟現代化。1854年，輝格黨轉型為共和黨，政綱加入「反奴隸制」，林肯是這一時期共和黨的靈魂人物。自南北戰爭至戰後重建，共和黨雄踞美國政壇，但與今天共和黨的立場已南轅北轍，因為共和黨在二十世紀經歷了數次大變革。
第一次是經濟大蕭條後，民主黨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時期，當時羅斯福的福利社會政策遭共和黨保守派猛烈抨擊，卻為不少共和黨左派接受。在二戰後的「自由主義妥協」（liberal compromise）浪潮，共和黨左派逐漸掌握黨內話語權，如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時期，美國的福利制度便有增無減，卻埋下共和黨內耗的種子。直至1980年，列根（Ronald Reagan）總統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復興共和黨，也標誌着保守派大反擊。列根大舉削減政府開支、減少稅收，建立小政府，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滯脹危機，甚至贏得不少民主黨傳統票倉和工人階層支持，後者被稱為「列根民主黨人」。
今天對特朗普最不爽的共和黨「主流派」，正是列根政治遺產的承繼人。他們主要包括兩大陣營：經濟自由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前者主張大市場、低稅率（尤其對資本持有者），與華爾街財閥關係密切；後者則主張反墮胎、反同性戀等社會價值，在基督教團體中有廣泛號召力。近年共和黨候選人都靠兩大陣營分工合作，在競選前期由社會保守主義領袖動員群眾，並在正式競選過程中，由經濟自由主義者拉攏華爾街。布殊父子的共和黨，正式上述兩大派合流的時代。
然而上述互動，對本身是超級富豪的特朗普，卻完全失去制衡作用。特朗普以反移民、反政治正確為政綱，逐步壟斷美國右翼公共空間，手法民粹，傳統共和黨的訴求反而鮮有被提起。對共和黨主流派而言，特朗普的取態已觸及他們的根本利益：美國商業巨頭非常仰賴外勞，以拉低國內工資水平、提高生產效益；美國保守主義者也不會刻意對女性、少數族裔發表政治不正確言論，只會說要「保護」他們。加上特朗普的競選班底完全摒棄共和黨主流派，在初選又擊倒一眾以傑布布殊為代表的主流派候選人，主流派都很不情願被特朗普代表。
然而特朗普對共和黨主流派的挑戰，並非完全是個人行為，而是有結構性基礎的。美國政治觀察者Clare Malone曾發表文章《The End of A Republican Party》，David Frum亦於《The Atlantic 》分析共和黨選民「背叛」主流派之源頭，都和白人的危機感有關。1948年，美國投票人口中，白人佔95%；到了2012年，這比例已下降至73%，但共和黨選民結構卻一直穩定，白人比例有90%，越來越成為白人黨。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共和黨選民中，65歲以上佔超過25%，而全美平均水平是20%；共和黨白人選民中，未接受大學教育的佔60%，全美平均水平是50%以下。美國正逐步從2009年金融危機復甦，然而得到政府支援最甚的，仍舊是大企業、華爾街財團；與此同時，美國移民也受到奧巴馬政府的社會保障。位於財富金字塔頂層的巨頭壟斷社會經濟，外來移民又分享社會資源，結果共和黨的白人選民，就成了最受忽略的一群。
共和黨主流派對這一群人，卻一直視而不見。近年興起的茶黨運動，就反映共和黨主流派與基層民意的分裂，茶黨主張打破貧富不均的社會經濟分配，但共和黨大老卻將之視作傳統自由主義者呼籲減稅的「偏鋒運動」，而無視其社會代表性。在國會中，共和黨精英往往忽略中下層群眾支持對富人、財團加稅的呼聲，以確保華爾街利益為優先，越來越「離地」。如果主流精英不能代表民意，民眾自然訴諸「非主流派」，茶黨如是，特朗普亦如是，只不過後者獨立於主流派的本錢更大，也就就得更前、去得更盡而已。
如前述，共和黨歷史上並非未分裂過，不過從前結果總是有利於主流派，他們能通過報章電視等傳統媒體引導輿論，再以種種明暗之間的機制，控制住黨內關鍵人士的任免權。但到了21世紀，美國國內外都發生深刻變化，全球反建制的大潮流在互聯網、新媒體助力下，已掩蓋了傳統精英的聲音，令主流派在基層輿論戰節節敗退，並直接造成傑布布殊在初選慘敗。
共和黨接下來會走向何方？表面上，主流派或許會以團結之名支持特朗普，實際上卻正在不斷拖其後腿，分裂之勢已成型。特朗普代表的理念，假如真的落實，需要針對稅制、移民、醫保等一系列問題展開黨內改革，以滿足中下層選民，對此，共和黨主流派是不可能接受的，短期內也是難以實踐的。加上面對美國人口結構的未來改變，共和黨若淪為「白人黨」，即使能當選一次，長遠而言，也是沒有前景的。問題是主流派的基本理念本身，也的確與社會基層脫節，即使沒有特朗普，也會有類似路線的人從黨內冒起。共和黨距離「已死」的境況尚遠，因為要有新興力量取而代之十分困難，但這次大選過後，無論勝敗，都難免需要大規模變革，否則前景實在難以看好。
小詞典：自由主義的妥協（liberal compromise）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發達國家為了重振資本主義經濟，達成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代表的國際經貿模式，希望促進國際自由貿易，又保留國家對國內經濟的調節空間，國際政治經濟學稱為「自由主義的妥協」。這國際經濟格局在1980年代，被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取代。
2016年10月1日星期六
東京奧運的動漫：日本軟實力再思
在剛剛過去的2016年里約奧運會閉幕禮，主辦方按慣例將臨近結束的時間，交給下一屆主辦城市：2020年的東京，而日本的宣傳以二次元動漫遊戲角色、加上「增強現實」技術為主打，令世界刮目相看，加上首相安倍晉三最後粉墨登場，可說是日本軟實力的示範作。在整段視頻中，以東京城市風光為背景，東京塔、淺草寺、富士山等地標點綴其中，主軸卻是日本運動員與五個日本經典動漫人物一齊，將一顆象徵日本國旗標誌「日之丸」的紅球，從東京傳遞至地球另一端的里約。這五位二次元代表包括足球小將、叮噹（新一代稱「哆啦A夢」）、Hello Kitty、食鬼和超級馬里奧，各自都對日本體育外交有直接貢獻。
《足球小將》彰顯的體育精神自不待言，這一漫畫由著名漫畫家高橋陽一創作，自1983年起連載、並卡通化，成為20世紀日本在世界範圍內輸出動漫文化的標記，主角頑強不屈、永不言敗的鬥志，不但激勵了日本足球崛起，更成了世界各國球壇的共同話題。日本球星本田圭佑、香川真司等，都表示自己深受《足球小將》影響，而阿根廷球星阿古路、意大利球星迪比亞路等，都是「大空翼」的粉絲。相傳日本支援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期間，為免物資運送時被襲擊，也是以《足球小將》圖案覆蓋車輛，其國際感染力，可見一斑。
至於叮噹、Hello Kitty 兩個形象，在整個亞洲、乃至全球，也是家喻戶曉。叮噹漫畫由藤子·F·不二雄在1969年創作，被視作國寶級動漫形象，加上近年登陸美洲，認受性正大為提升。這次叮噹與大雄、靜宜等追逐奧運「日之丸」的情形，瀰漫主角識於微時的感情，正是奧運友誼、團結的象徵；叮噹從百寶袋掏出的道具，既是成功傳遞「日之丸」的關鍵，也反映2020年東京奧運主打的科技要素，基本上，整個東京奧運足以成為一集叮噹大長篇電影。Hello Kitty則由Sanrio公司設計師清水侑子在1974年設計，設定中具有英國血統，主打年輕女性市場，商業上極其成功，公司基本上將之當作明星來包裝，令Hello Kitty亦廣泛得到代言機會，例如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影響力早超越二次元空間，變成平行時空的活生生存在。
在遊戲方面，「食鬼」是Namco遊戲公司在1980年代設計，也是1980年代「街機」經典之作。據統計，世界範圍內有超過10億人玩過「食鬼」，2005年它榮獲「世界上最成功的街機遊戲」這項健力士世界紀錄。新一代更熟悉的「超級馬里奧」，則由任天堂出品，同在1981年登場，成為「紅白機」必備，曾在全球賣出一億九千萬份拷貝，屬於數代人的集體回憶，即使言語不通，也能有共同話題。馬里奧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形象，居然變成安倍從東京穿越地心抵達里約的劇情，這一穿越，更讓人拍案叫絕。馬里奧要拯救公主，至於安倍的「公主」是誰、身在何方，也充滿想像空間。
事實上，日本為了贏得2020奧運主辦權，早在申請階段，就已啟動「動漫外交」。通常競逐城市都會委任「奧運親善大使」，通常由本國著名運動員擔任，日本申辦時，卻作出創意嘗試，宣佈由「永遠的卡通英雄」叮噹擔任「特別大使」。隨後，日本公佈了數十種叮噹不同運動造型的設計，根據東京申奧執行長水野正人的詮釋，叮噹蘊含「追求夢想、實現夢想」的精神，理應是全人類、尤其是年輕人共享，因此叮噹擔任特使，合適不過。而曾任日本首相的現任副首相麻生太郎，更是提出「動漫外交」的祖師，自己以天天讀漫畫的「御宅族」形象深入民心，對如何委任合適動漫人物進行政治宣傳，更有獨特心得。
當然，在日本社會內，也並非所有人都對東京奧運的動漫外交狂熱期待，例如日本「國民漫畫家」宮崎駿的作品，就從未在宣傳材料出現過。宮崎駿是日本戰後最享盛名的動漫家，作品如《天空之城》、《龍貓》、《哈爾的移動城堡》、《千與千尋》等影響力遍及世界，而且不乏政治社會訊息。但一直有訊息指宮崎駿對申奧「不感冒」，例如2013年，台灣《中國時報》曾報導宮崎駿說「與其花錢辦奧運，不如著力解決福島核洩漏問題」，因為後者真正關乎日本人民福祉，並批評那些慕奧運之名來東京的人「完全沒有改變日本的能力」，因此不會花精力為其宣傳。這報導隨後在華語媒體廣為傳播，然而日媒《Record China》網站專門就此訪問宮崎駿所在的「吉卜力工作室」，後者指責這一報道不實，說宮崎駿本人從未就奧運發表上述言論。無論如何，宮崎駿以沉默對待東京奧運，確是有目共睹，再考慮到宮崎駿動漫題材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描述、對商業社會的疏離，一切也是情理之中。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選擇的「動漫外交」對象，也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並非單論受歡迎程度就決定一切。過份有政治意識的宮崎駿動漫，無論當事人是否願意，都超出了軟銷奧運的所需，因為奧運的另一面：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幾乎是所有深度動漫的共同批評對象。相較下，《足球小將》雖說世界大同，卻有明顯「大日本主義」傾向，最後日本球員衝出本國、稱霸歐洲的劇情，更與安倍要自衛隊「走出國門、承擔世界責任」的右翼思想相吻合；Hello Kitty本身情節模糊、性格模糊，本來就是消費主義的精心設計，方便與任何題材crossover產生「精品」；叮噹見證日本經濟起飛的歷史轉折，種種對未來的憧憬，折射了日本戰後重新崛起的慾望；超級馬里奧是借用外來形象「本土化」，乃典型日本文化「拿來主義」的慣例；還有食鬼，雖然內容空洞，卻讓日本科技打進全球，同樣意有所指。總之，沒有一個出場人物是偶然湊數的。
由於這些選擇符合安倍右翼主義的口味，他本人願意親自客串動漫人物，其實也是借奧運傳遞國家、乃至個人訊息。事實上，他的政府對2020東京奧運愈來愈寄以厚望，一來「安倍經濟學」的蜜月期已過，日本要擺脫衰退，始終談何容易；二來中日關係長期欠佳，日本「普通國家化」、乃至廢除《和平憲法》的呼聲愈來愈強，都需要一場世界級盛事粉飾太平，就像上次東京主辦奧運時，就被視為日本洗刷二戰戰敗屈辱、迅速翻身的里程碑。對安倍而言，2020東京奧運也是他的個人里程碑，在未來數年，日本將利用東京奧運加強社會動員，盡力振興相關經濟、文化產業，同時利用「動漫外交」拓展影響力。有了這份期待，一直有傳聞說，日本自民黨正考慮修改章程，允許安倍延續總裁身份，直至東京奧運成功舉辦。假如屬實，安倍就成為近年在位最長的日本首相，管治不啻成了一個朝代；他要讓日本經濟復甦後整體右傾、改變國防規範的宏願，也許會愈發接近事實。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0月
《足球小將》彰顯的體育精神自不待言，這一漫畫由著名漫畫家高橋陽一創作，自1983年起連載、並卡通化，成為20世紀日本在世界範圍內輸出動漫文化的標記，主角頑強不屈、永不言敗的鬥志，不但激勵了日本足球崛起，更成了世界各國球壇的共同話題。日本球星本田圭佑、香川真司等，都表示自己深受《足球小將》影響，而阿根廷球星阿古路、意大利球星迪比亞路等，都是「大空翼」的粉絲。相傳日本支援美國的伊拉克戰爭期間，為免物資運送時被襲擊，也是以《足球小將》圖案覆蓋車輛，其國際感染力，可見一斑。
至於叮噹、Hello Kitty 兩個形象，在整個亞洲、乃至全球，也是家喻戶曉。叮噹漫畫由藤子·F·不二雄在1969年創作，被視作國寶級動漫形象，加上近年登陸美洲，認受性正大為提升。這次叮噹與大雄、靜宜等追逐奧運「日之丸」的情形，瀰漫主角識於微時的感情，正是奧運友誼、團結的象徵；叮噹從百寶袋掏出的道具，既是成功傳遞「日之丸」的關鍵，也反映2020年東京奧運主打的科技要素，基本上，整個東京奧運足以成為一集叮噹大長篇電影。Hello Kitty則由Sanrio公司設計師清水侑子在1974年設計，設定中具有英國血統，主打年輕女性市場，商業上極其成功，公司基本上將之當作明星來包裝，令Hello Kitty亦廣泛得到代言機會，例如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影響力早超越二次元空間，變成平行時空的活生生存在。
在遊戲方面，「食鬼」是Namco遊戲公司在1980年代設計，也是1980年代「街機」經典之作。據統計，世界範圍內有超過10億人玩過「食鬼」，2005年它榮獲「世界上最成功的街機遊戲」這項健力士世界紀錄。新一代更熟悉的「超級馬里奧」，則由任天堂出品，同在1981年登場，成為「紅白機」必備，曾在全球賣出一億九千萬份拷貝，屬於數代人的集體回憶，即使言語不通，也能有共同話題。馬里奧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形象，居然變成安倍從東京穿越地心抵達里約的劇情，這一穿越，更讓人拍案叫絕。馬里奧要拯救公主，至於安倍的「公主」是誰、身在何方，也充滿想像空間。
事實上，日本為了贏得2020奧運主辦權，早在申請階段，就已啟動「動漫外交」。通常競逐城市都會委任「奧運親善大使」，通常由本國著名運動員擔任，日本申辦時，卻作出創意嘗試，宣佈由「永遠的卡通英雄」叮噹擔任「特別大使」。隨後，日本公佈了數十種叮噹不同運動造型的設計，根據東京申奧執行長水野正人的詮釋，叮噹蘊含「追求夢想、實現夢想」的精神，理應是全人類、尤其是年輕人共享，因此叮噹擔任特使，合適不過。而曾任日本首相的現任副首相麻生太郎，更是提出「動漫外交」的祖師，自己以天天讀漫畫的「御宅族」形象深入民心，對如何委任合適動漫人物進行政治宣傳，更有獨特心得。
當然，在日本社會內，也並非所有人都對東京奧運的動漫外交狂熱期待，例如日本「國民漫畫家」宮崎駿的作品，就從未在宣傳材料出現過。宮崎駿是日本戰後最享盛名的動漫家，作品如《天空之城》、《龍貓》、《哈爾的移動城堡》、《千與千尋》等影響力遍及世界，而且不乏政治社會訊息。但一直有訊息指宮崎駿對申奧「不感冒」，例如2013年，台灣《中國時報》曾報導宮崎駿說「與其花錢辦奧運，不如著力解決福島核洩漏問題」，因為後者真正關乎日本人民福祉，並批評那些慕奧運之名來東京的人「完全沒有改變日本的能力」，因此不會花精力為其宣傳。這報導隨後在華語媒體廣為傳播，然而日媒《Record China》網站專門就此訪問宮崎駿所在的「吉卜力工作室」，後者指責這一報道不實，說宮崎駿本人從未就奧運發表上述言論。無論如何，宮崎駿以沉默對待東京奧運，確是有目共睹，再考慮到宮崎駿動漫題材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描述、對商業社會的疏離，一切也是情理之中。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選擇的「動漫外交」對象，也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並非單論受歡迎程度就決定一切。過份有政治意識的宮崎駿動漫，無論當事人是否願意，都超出了軟銷奧運的所需，因為奧運的另一面：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幾乎是所有深度動漫的共同批評對象。相較下，《足球小將》雖說世界大同，卻有明顯「大日本主義」傾向，最後日本球員衝出本國、稱霸歐洲的劇情，更與安倍要自衛隊「走出國門、承擔世界責任」的右翼思想相吻合；Hello Kitty本身情節模糊、性格模糊，本來就是消費主義的精心設計，方便與任何題材crossover產生「精品」；叮噹見證日本經濟起飛的歷史轉折，種種對未來的憧憬，折射了日本戰後重新崛起的慾望；超級馬里奧是借用外來形象「本土化」，乃典型日本文化「拿來主義」的慣例；還有食鬼，雖然內容空洞，卻讓日本科技打進全球，同樣意有所指。總之，沒有一個出場人物是偶然湊數的。
由於這些選擇符合安倍右翼主義的口味，他本人願意親自客串動漫人物，其實也是借奧運傳遞國家、乃至個人訊息。事實上，他的政府對2020東京奧運愈來愈寄以厚望，一來「安倍經濟學」的蜜月期已過，日本要擺脫衰退，始終談何容易；二來中日關係長期欠佳，日本「普通國家化」、乃至廢除《和平憲法》的呼聲愈來愈強，都需要一場世界級盛事粉飾太平，就像上次東京主辦奧運時，就被視為日本洗刷二戰戰敗屈辱、迅速翻身的里程碑。對安倍而言，2020東京奧運也是他的個人里程碑，在未來數年，日本將利用東京奧運加強社會動員，盡力振興相關經濟、文化產業，同時利用「動漫外交」拓展影響力。有了這份期待，一直有傳聞說，日本自民黨正考慮修改章程，允許安倍延續總裁身份，直至東京奧運成功舉辦。假如屬實，安倍就成為近年在位最長的日本首相，管治不啻成了一個朝代；他要讓日本經濟復甦後整體右傾、改變國防規範的宏願，也許會愈發接近事實。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0月
印第安人：美國境內「Nation」的啟示
曾幾何時，北美洲的主人是印第安人，他們的土地怎樣被美國、加拿大逐步蠶食，是悲壯的歷史。不過這並非純粹的歷史：到了今天，印第安人的土地，依然是美國境內的「nation」，這種「國中國」的政體很有特色，對其他「一國兩制」政體也有所啟示。例如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學教授Stephen Cornell、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Joseph P. Kalt曾專門合著論文剖析，就值得參考。
所謂「美洲原住民」，泛指16世紀歐洲殖民者到達美洲大陸之前就已居住的人，在北美大陸以印第安人為主。據統計，目前美國本土共有470萬原住民，佔美國人口1.5%，其中大部分為印第安人，屬於564個「聯邦認可部落」（federally-recognized tribes），散佈於超過300個「印第安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s）和超過兩百個「阿拉斯加原住民村落」（Alaska Native Villages）中。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土地面積合計約7千萬英畝，接近美國國土面積的3%，主要位於美國本土西部。
自美國建國伊始，來自歐洲的白人與印第安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一直亟待釐清。根據 Cornell 和 Kalt 的論述，印第安部落的「主權」淵源，可追溯至兩方面：第一，美國《聯邦憲法》寫明，「國會擁有管理對外貿易、州際貿易和與印第安部落貿易的權利」，這條款既是聯邦政府於1824年設立「印第安事務局」全權處理印第安原住民問題的法律依據，亦是印第安部落在美國憲制擁有自己地位之法律基礎。重要的是條款中，「印第安部落」與美國的「州」處於平等地位。第二，在18－19世紀，聯邦政府與印第安原住民部落進行交往時，雙方就土地、財產所有權的安排，皆通過（通常由國家之間簽訂的）「條約」（treaty）確立，而這些條約（迄今共374條）成為美國法院日後判決印第安事務糾紛的法律依據。儘管早期不少條約的訂立，都是在聯邦政府武力威脅下進行，但它們在司法實踐層面，卻也鞏固了印第安部落作為「nation」 的憲制地位。
美國政府在建國後的三個世紀，對印第安部落的政策經歷了不同階段。建國初期，聯邦政府與印第安部落訂立了各項通商條約，強制剝奪了印第安部落對其所在土地的所有權，視印第安原住民為聯邦政府領土上的「居住者」，而非土地所有者。19世紀早期，美國發起西進運動，西部大量散居的印第安人被聯邦政府驅逐，其土地則被來自東部的白人定居者佔領。在這一時期，印第安原住民被迫強制遷徙，其固有的部落身份認同、和部落與聯邦政府之間的獨立性，都受到嚴重打擊。
到了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中期，美國政府對印第安原住民採取同化政策，試圖將他們從聚居地轉移至美國各大城市，使其融入以白人為主的「現代社會」、拋棄傳統生活方式。然而，同化與早期的驅逐政策一樣，都被視為不尊重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傳統和身份認同的行為，效果不佳，印第安原住民與美國政府之間，仍然存在深刻矛盾，並隨著政治正確原則的確立，越來越得到自由派的同情。
因此，在民權運動興起的年代，特別是1960年代後期，聯邦政府再次調整印第安人政策。1968年，約翰遜政府頒佈的「印第安人民權法案」（The Indian Civil Right Act），標誌著印第安部落作為「nation」的憲制地位，在法律上得到進一步確認。1975年前後，美國政府頒布「自決與教育援助法案」（The Self-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al Assistance Act） 等一系列法律，再確立目前對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自治政策。
賭場與美國印第安「nation」的一國兩制
今天印第安原住民部落作為「nation」，儘管分佈各州（state）之內，但與州政府享有平等地位：每一個原住民部落都擁有自己的部落法律、管理條例，即享有獨立司法權，不受州政府司法管轄。各部落內的原住民及企業，可以不向州政府繳稅，而接受部落內部稅法管理。當然，和州政府一樣，各部落不得擁有獨立軍隊、不得行使鑄幣權、不得與外國訂立條約、不得行使高於聯邦政府的權力。在部落與聯邦政府關係上，各原住民部落均接受美國聯邦政府法律管轄，上繳聯邦賦稅；聯邦政府則對各部落負有「保護義務」（duty of protect）， 通過立法和行政命令，對部落社會福利予以保障。
印第安原住民的自治地位確立後，怎樣利用「國中國」或「一國兩制」的身份？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乃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區域內的賭博產業。博彩業在美國各州均受不同程度的州級法律管理，州政府對賭場進行的賭博形式、金額，都可以作出約束，唯獨對印第安原住民部落沒有司法管轄權。換句話說，印第安原住民於保留地內建立賭場，就不受州政府干涉。正因如此，自1970年代以來，印第安部落紛紛興建大型賭場，在經營種類、開放時間和賭博金額上，都比受州政府管轄的賭場來得彈性得多，成了美國乃至世界博彩業愛好者的天堂。
對此法律「漏洞」，州政府最初也心有不甘，在1970-80年代，一度與原住民部落進行司法戰，試圖奪回對原住民賭場的管理權，以消弭後者相較於州賭場的比較優勢。雙方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在1986年，最高法院裁定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內的賭博產業不受州政府管轄，直接受聯邦政府和國會立法管轄，自此一錘定音。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印第安博彩管理法》（Indian Gaming Regulatory Act），並成立印第安國家博彩局（National Indian Gaming Commission，NIGC），作為管理原住民賭場的聯邦機構。根據2013年的NIGC 報告，目前美國共有250個原住民部落經營賭博業，2015年 NIGC 公佈的原住民賭博產業收入，高達298億美元。博彩業為原住民部落提高了就業率，鞏固了當地部落收入，令部落也可以改善基建、提供福利。不過原住民從此沾染不少惡習，則是意料之內的副作用，這方面充滿道德爭議，不過在此不贅。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國中國」特例，反映某程度上的自決/自治，在化解現代國家主權與原住民意志之間矛盾時，擁有一定優勢，令雙方都能各取所需。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政策經歷了種種曲折，終於取得今日的相當成功，其背後體現的，即是對印第安原住民文化、權益和身份認同那份遲來的尊重。這憲制實踐也與美國立國以來，奉行的分權式政治體制、和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精神有關，政治智慧能否被其它強國借鑒，則另當別論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10月
所謂「美洲原住民」，泛指16世紀歐洲殖民者到達美洲大陸之前就已居住的人，在北美大陸以印第安人為主。據統計，目前美國本土共有470萬原住民，佔美國人口1.5%，其中大部分為印第安人，屬於564個「聯邦認可部落」（federally-recognized tribes），散佈於超過300個「印第安保留地」（Indian reservations）和超過兩百個「阿拉斯加原住民村落」（Alaska Native Villages）中。這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土地面積合計約7千萬英畝，接近美國國土面積的3%，主要位於美國本土西部。
自美國建國伊始，來自歐洲的白人與印第安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一直亟待釐清。根據 Cornell 和 Kalt 的論述，印第安部落的「主權」淵源，可追溯至兩方面：第一，美國《聯邦憲法》寫明，「國會擁有管理對外貿易、州際貿易和與印第安部落貿易的權利」，這條款既是聯邦政府於1824年設立「印第安事務局」全權處理印第安原住民問題的法律依據，亦是印第安部落在美國憲制擁有自己地位之法律基礎。重要的是條款中，「印第安部落」與美國的「州」處於平等地位。第二，在18－19世紀，聯邦政府與印第安原住民部落進行交往時，雙方就土地、財產所有權的安排，皆通過（通常由國家之間簽訂的）「條約」（treaty）確立，而這些條約（迄今共374條）成為美國法院日後判決印第安事務糾紛的法律依據。儘管早期不少條約的訂立，都是在聯邦政府武力威脅下進行，但它們在司法實踐層面，卻也鞏固了印第安部落作為「nation」 的憲制地位。
美國政府在建國後的三個世紀，對印第安部落的政策經歷了不同階段。建國初期，聯邦政府與印第安部落訂立了各項通商條約，強制剝奪了印第安部落對其所在土地的所有權，視印第安原住民為聯邦政府領土上的「居住者」，而非土地所有者。19世紀早期，美國發起西進運動，西部大量散居的印第安人被聯邦政府驅逐，其土地則被來自東部的白人定居者佔領。在這一時期，印第安原住民被迫強制遷徙，其固有的部落身份認同、和部落與聯邦政府之間的獨立性，都受到嚴重打擊。
到了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中期，美國政府對印第安原住民採取同化政策，試圖將他們從聚居地轉移至美國各大城市，使其融入以白人為主的「現代社會」、拋棄傳統生活方式。然而，同化與早期的驅逐政策一樣，都被視為不尊重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傳統和身份認同的行為，效果不佳，印第安原住民與美國政府之間，仍然存在深刻矛盾，並隨著政治正確原則的確立，越來越得到自由派的同情。
因此，在民權運動興起的年代，特別是1960年代後期，聯邦政府再次調整印第安人政策。1968年，約翰遜政府頒佈的「印第安人民權法案」（The Indian Civil Right Act），標誌著印第安部落作為「nation」的憲制地位，在法律上得到進一步確認。1975年前後，美國政府頒布「自決與教育援助法案」（The Self-Determination and Educational Assistance Act） 等一系列法律，再確立目前對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自治政策。
賭場與美國印第安「nation」的一國兩制
今天印第安原住民部落作為「nation」，儘管分佈各州（state）之內，但與州政府享有平等地位：每一個原住民部落都擁有自己的部落法律、管理條例，即享有獨立司法權，不受州政府司法管轄。各部落內的原住民及企業，可以不向州政府繳稅，而接受部落內部稅法管理。當然，和州政府一樣，各部落不得擁有獨立軍隊、不得行使鑄幣權、不得與外國訂立條約、不得行使高於聯邦政府的權力。在部落與聯邦政府關係上，各原住民部落均接受美國聯邦政府法律管轄，上繳聯邦賦稅；聯邦政府則對各部落負有「保護義務」（duty of protect）， 通過立法和行政命令，對部落社會福利予以保障。
印第安原住民的自治地位確立後，怎樣利用「國中國」或「一國兩制」的身份？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乃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區域內的賭博產業。博彩業在美國各州均受不同程度的州級法律管理，州政府對賭場進行的賭博形式、金額，都可以作出約束，唯獨對印第安原住民部落沒有司法管轄權。換句話說，印第安原住民於保留地內建立賭場，就不受州政府干涉。正因如此，自1970年代以來，印第安部落紛紛興建大型賭場，在經營種類、開放時間和賭博金額上，都比受州政府管轄的賭場來得彈性得多，成了美國乃至世界博彩業愛好者的天堂。
對此法律「漏洞」，州政府最初也心有不甘，在1970-80年代，一度與原住民部落進行司法戰，試圖奪回對原住民賭場的管理權，以消弭後者相較於州賭場的比較優勢。雙方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在1986年，最高法院裁定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內的賭博產業不受州政府管轄，直接受聯邦政府和國會立法管轄，自此一錘定音。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印第安博彩管理法》（Indian Gaming Regulatory Act），並成立印第安國家博彩局（National Indian Gaming Commission，NIGC），作為管理原住民賭場的聯邦機構。根據2013年的NIGC 報告，目前美國共有250個原住民部落經營賭博業，2015年 NIGC 公佈的原住民賭博產業收入，高達298億美元。博彩業為原住民部落提高了就業率，鞏固了當地部落收入，令部落也可以改善基建、提供福利。不過原住民從此沾染不少惡習，則是意料之內的副作用，這方面充滿道德爭議，不過在此不贅。
美國印第安原住民部落的「國中國」特例，反映某程度上的自決/自治，在化解現代國家主權與原住民意志之間矛盾時，擁有一定優勢，令雙方都能各取所需。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政策經歷了種種曲折，終於取得今日的相當成功，其背後體現的，即是對印第安原住民文化、權益和身份認同那份遲來的尊重。這憲制實踐也與美國立國以來，奉行的分權式政治體制、和強烈的個人自由主義精神有關，政治智慧能否被其它強國借鑒，則另當別論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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