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1日星期六

中美顛簸年代 緊隨狂人降臨

特朗普將在不久後正式上台,其外交政策變數甚大,特別是未來的美國對華政策,也令人最擔心。筆者剛探訪了華盛頓好些前輩和舊朋友,包括學者、智庫領袖、軍方人物和記者,他們立場差異巨大,但對特朗普本人的性格及作風卻出奇地有共識,也都預言中美關係的顛簸年代已正式開始。消化了所有資訊,似乎來年特朗普治下的中美關係可作如是觀:

1. 特朗普是商人,做生意時可以很不顧面子,但身為總統,除了計算利益,更要計算面子,因為他必須強調自己是一個強人,任何令他丟臉的國際事件,都會影響其國內管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中美有衝突時,特朗普決不會像奧巴馬般「大局為重」忍氣吞聲,只會讓事件升級,以爭取國內威望;而國內鷹派製造事端或扭曲事故,令總統下不了台的可能性,也比從前增加。

美軍太平洋司令或變操盤人

2. 特朗普對國民的最大承諾,就是振興經濟,改善就業,強調把工廠搬回美國等;對選民而言,只要久不久見特朗普在twitter宣布,哪裏保留幾百職位、哪裏增加一間工廠,就會覺得總統在「做實事」。但企業的利益卻不在於此。特朗普要企業配合「作秀」,就必須同時滿足企業的利益,而美國企業最希望打進中國市場,也就是讓中國放棄自己的保護政策,並主張以提高投資美國本土市場的門檻為對應。因此,未來中美貿易衝突的表面和實質,可能是兩回事:表面上,特朗普強調中國是「滙率操控國」,可能大張旗鼓從中國搬回工廠,但實質上,在於要中國開放市場的施壓。對同樣強勢的習近平而言,這不單是經濟問題,更涉及國家安全,妥協空間極小。

3. 特朗普的團隊中,除了剛任命的駐華大使是「習近平老朋友」,基本上沒親中國的人,卻充滿同情台灣的顧問。他們會明白,「一中政策」很難改變,但在和「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前,什麼都可以辯解是「一中政策」。假如目前奧巴馬的「一中政策」是「中間偏統」,特朗普的「一中政策」就是「中間偏獨」。很多昔日約定俗成不會做的事,例如讓台灣總統正式訪美、加強軍售、在主要平台安置台灣代表等,都可能成真。由於北京強調台灣問題不能討價還價,但單是經濟制裁台灣,卻滿足不了國內民族主義者,在台海爆發小衝突的風險也與日俱增。

4. 特朗普重用退休將領,軍方在未來施政的角色可能改變,特朗普也可能改變對軍人的指示。目前不少軍方高級將領都被奧巴馬制約得很緊,但特朗普只要拆牆鬆綁,例如賦予前線將領更多靈活回應的權力,區域安全格局就全然不同。和筆者對談的軍方人物曾表示,美軍有「極多可行手段」處理各地形勢,但目前綁手綁腳,甚麼也做不了;只要特朗普把指令由「除非我命令你做、不要做」,變成「除非我命令你不要做、你可自己做」,軍方在國際關係的角色,特別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角色,就變成操盤人。

5. 特朗普的班子,除了自己挑選的富豪、銀行家、軍人和新貴,還必須填滿眾多中層、基層人員。目前可見,他們並非來自布殊時代的新保守主義者,而是以列根時代、或傳統基金會那些傳統保守主義者為核心。這些人遠離權力核心數十年,對世界的理解屬於「前全球化時代」,圍堵心態強烈,而且在日常操作層面,視對中國軟弱的人為既得利益者。過去數十年,中國在美國經營的人脈網絡,可能要重新開始;過程中,這些人要證明自己的價值,恐怕也不可能沒有事端出現。

6. 特朗普對伊朗、北韓的不信任,並非始於選舉,而屬於個人信仰,正如他認為日本、中國的貿易在拿美國好處,也是自做生意時代已根深蒂固的信仰一樣。而美國軍方對北韓核武終有一日能攻擊美國的憂慮,也與日俱增,認為昔日前總統卡特走到北韓和談,可能是美國失去移除北韓核武機會的最大敗筆。假如特朗普能在任內解決北韓核危機,在國內民望只會更高,而「解決」方法,只有繼續經濟制裁(被證明無效)、對北京施壓讓其處理北韓、和自行促使其政權變革三種。假如中國能扮演促進金正恩倒台的積極角色,可能是對美國最有用的貢獻,也多了和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假如北京決定無限支持金正恩,卻很可能被北韓綑綁。而這,卻正是目前方向所在。

7. 特朗普以twitter治國的作風不可能改變,而甚麼是機密、甚麼可以公開,都是總統權限所在,目前官僚根本不能制約。中國如何回應他的twitter,已超出外交部傳統外交語言能掌握的範疇;但以《環球時報》方式回應,則正中挑釁者下懷,而這類平台,相信會成為特朗普對華博弈的武器。近年中國積極「扶植」對政府友好的網絡領袖,他們為求表現,很可能積極反擊特朗普twitter,那時候,網戰會成為中美關係戰場之一。另一方面,中美網諜戰也進行了很久,要是特朗普要向國民交出成績,破獲一些象徵性大案,應是考慮之列。在網絡世界,未來中美關係同樣不平靜,而且風雨欲來。

基於上述各點,中國回應特朗普時代的最理想方式,理應是回到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不要主動出擊。然而,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外交,以創設自己在國際社會的新制度為核心,早已遠離「韜光養晦」,乃至走到其對立面。為什麼南海發生早前的無人潛航機事件?這不似是前線軍官決定,更像是中國政府的一個訊號,他們知道奧巴馬不會高調回應,知道目前這樣發放訊號是「安全」的。但這正是「韜光養晦」的相反,姿態是危險的。以特朗普的性格,絕不可能在就職初期對任何人、任何國家示弱,假如中國不代入其角色,可能因為小事,鑄成大風波。過去中美關係的公式:「無論誰當選,都會有半年中美衝突期,但到了總統任滿,肯定已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在特朗普身上,可能不是那麼回事。2017年,可能是亞太區局勢突變的一年,身在其中的所有國家和人民,都要有心理準備。

「全球化時代」到「後真相時代」的轉捩點?

2016年過去,雖然被稱為國際「黑天鵝」之年,但其實一切都有脈絡可追,就是圍繞對全球化時代的反彈。自由貿易、資本流動、人口流動的同時,各地本土特色、傳統文化卻日漸消亡,不能適應新時代的一半人強烈不滿,而這只是剛剛開始。在民主國家,反彈是通過選票;在威權國家,反彈是通過革命、政變,但結果,都是二元對立越來越嚴重,既得利益的一群,把種種全球化特徵進一步推進,另一群則要走回頭路,並顯示了對傳統精英的強烈不信任。虛擬世界的崛起,令「後真相時代」不可逆轉,更成為雙方的戰場。未來一年,相信是這兩種思想的正面碰撞期,以下十大後續發展,都值得關注:

1. 特朗普新政: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根據他11月公佈的「百日政綱」,會在下列六大範疇整頓美國政治經濟:退出 TPP 談判;撤銷對美國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業的限制法例以促進就業;廢除包括Dodd-Frank Act在內的商業、金融監管法例;強化政府、軍方「信息戰」能力;重新檢視簽證發放制度、打擊非法移民;禁止政客在卸任五年內從事說客。上述六大領域的執行權都在白宮,無需經國會批准,付諸實踐的機會很大,這還不算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的其他行為,意味著美國可能牽頭帶動各國的保護主義,形勢就像大蕭條後的全球形勢一樣。同時美國保守主義假如全面復興,例如墮胎合法化這類議題真的被逆轉,同樣會造成全球的蝴蝶效應。

2. 歐盟瓦解危機: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已對歐盟造成劇烈衝擊,但2017年將更關鍵,關係到歐盟根本存亡。法國、德國、荷蘭三個歐盟核心國家,都會在2017年舉行全國大選,屬極右光譜的法國國民陣線、德國另類選擇黨、荷蘭自由黨都氣勢如虹,都表示一旦當選,將推動本國脫歐公投;隨著意大利總理倫齊辭職,意大利也有可能在2017年舉行提前大選,疑歐政黨「五星運動黨」也有擴大影響力的空間。法國大選尤其具指標性,假如國民陣線的馬琳勒龐能當選總統,歐盟前景真正堪憂,對歐元的信心也有極大波動。

3. 英國脫歐與柔性歐盟:英國公投脫歐後,何時才正式啟動,依然說法不一。根據英國首相文翠珊目前計劃,英國政府將於2017年3月前啟動《里斯本條約》的脫歐條款,雖然歐盟一方態度強硬,指英國脫歐後,必不能再享受歐盟成員國待遇,但最樂觀的預期,是英國以承擔歐盟預算的方式,換取單一市場進入權。由於歐盟目前框架太僵化,而各國疑歐派、右翼興起已成現實,假如能通過英國脫歐,製造一個「柔性歐盟」,卻可能危中有機。

4. 敘利亞內戰新局: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一度頻臨崩潰,但隨著俄羅斯直接介入,ISIS不少根據地被奪取,大規模軍事衝突有望在2017年減少,阿薩德政權也可能站穩腳跟。加上特朗普上台,主張減低美國不必要的對外責任,有可能在敘利亞問題與俄羅斯達成默契,默許阿薩德政權成為俄羅斯附庸、保留相當根據地,而換取俄羅斯承認西方盟友對其他地區的實質控制。俄羅斯與敘利亞、伊朗、土耳其的關係可能越來越密切,成為填補美國在中東局部撤離後的替代力量。

5. 一帶一路推進:「一帶一路」自2013年被提出以來,一直被視作中國習近平政府的外交大戰略,但到目前為止,除了 AIIB 取得實質進展,各項龐大跨國基建項目則成效需時。當美國不再提「重返亞太」,也不再推進TPP,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也不得不加強向中國靠攏,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確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可能在明年更為明顯。而台灣、新加坡等美國盟友,既要面對北京的強勢,又要適應特朗普政府對外經濟主導的新思維,未來受到的壓力可能更大。

6. 東北亞動盪:南韓政局不穩定,2017年必會有新總統出現,期間北韓很可能乘虛而入,通過導彈試射、甚至核試等挑釁,以圖令下一任南韓政府處於弱勢,同時測試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底線。由於特朗普外交的核心思想,就是讓更多國家承擔責任和開支,假如中國能在東北亞下一波危機穩定局面,當能加強和美國討價還價的本錢;但假如北京未能制服平壤,美國卻存在逆轉既有東北亞政策的可能性。

7. 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按照特朗普的主張,美國將從 TPP 談判中退出,即使TPP不名存實亡,也和原意大相逕庭。美國與歐盟之間的TTIP 也停滯不前,加上歐盟前景暗淡,也不容易在2017年有大進展。可以預期,世界主要經濟體如美國、歐盟等,都可能以保護本國工人就業為名,進一步推出貿易保護措施,乃至進行貨幣戰爭。這趨勢若進一步蔓延,不僅體量小的外向型經濟體會受到嚴重衝擊,各大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也會下降,全球化進程將放緩。問題是各國工人面對的挑戰不單來自全球化,科技發展取代傳統人力資源的因素更為重要,他們短期內可能會受惠於保護措施,卻不可能憑這改變結構性危機。只要新上台的民粹領袖未能解決就業問題,失望而又已被動員起來的群眾,就可能訴諸更極端訴求。

8. 台海關鍵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北京的外交打壓持續加強;而根據目前各方披露的訊息,北京與梵蒂岡可能在2017年正式建交,令台灣失去最後一個重要邦交國。蔡英文希望以南向政策減少對北京的依賴,但東南亞各國卻日漸向中國靠攏,短期內通過東南亞解決台灣經濟轉型的可能性也不大。只要台灣應對稍一不慎,或因為特朗普上台而過份積極活動,予北京口實,面對的壓力可能比目前更大。

9. 強人政治抬頭:各國對民主制度的信任越來越低,取而代之的是普及型強人興起,相信這類領袖會陸續在各國出現。一些近年飽受政潮影響的中型大國,可能傾向讓強人管治來重拾秩序,這趨勢在阿拉伯之春後的各國可能更明顯。結果民主制度本身也會面對空前挑戰,昔日希拉里、默克爾式的「價值觀外交」會成為歷史,現實主義重新主導國際關係可期。

10. 虛擬國度的後真相時代:互聯網在各國政治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明顯,在不同選戰都扮演了打破傳統精英壟斷的關鍵角色,但網絡民粹主義的趨勢也令人擔心,「後真相時代」、「微真相時代」已經成為虛擬國度的顯著特徵,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網絡已取代傳統媒體,成為政治輿論的主戰場。特朗普、埃爾多安、杜特爾特等強人的 「Twitter 治國」姿態,將進一步令互聯網政治化,威權政府不再害怕網絡,反而能通過龐大資源,利用網絡特徵為自己維穩,新領袖也可能從網絡社會冒起,傳統精英的壟斷將不再存在。

沈旭暉 Bloomberg中文版 2016年12月

2016年12月30日星期五

集郵的國際關係

剛與朋友開了一個集郵專頁,也算是圓了一些回到童年的心願。關於如何通過集郵開拓國際視野,以往在訪問已不時談及,而郵票和身份認同的關係,則值得再加補充。

郵票自從英國首用開始,就帶有國家權威的印記,因為郵政是屬於國家管理的公共行政事務,也就是象徵着國家。

多國政要多有集郵

十九世紀後期,世界各國就郵政達成《萬國郵政公約》,約定各國發行的郵票須以確切文字,標明郵票所屬的發行國,惟有英國作為郵票誕生地享有特權,只須以英女皇側影印於郵票上以作標識。

然而,不少非完全獨立、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國家、地方,亦紛紛通過發行郵票,來宣示自己的主權,而且有時候界線很模糊,例如英治印度時代的一眾土邦都有發行自身的郵票,那時候大土邦如海得拉巴(Hyderabad State)和今天我們看作獨立國家的不丹之間的地位分野,確實模糊不清。

到了民族主義大潮湧現後,郵票的政治意味更濃,亞非拉各殖民地獨立時,都發行「獨立紀念郵票」作為伸張主權的象徵。

不少集郵者都喜歡從發行郵票的國度,閱讀當時的國際關係,包括好些本身是局中人的名人,例如英皇喬治五世(George V)就是著名的集郵者,亦是倫敦皇家集郵協會贊助人,生前收集了大量珍貴郵票,藏品視為全球最寶貴珍藏之一,據說曾有「集盡天下郵」的宏願,正是後來發現了一些自己也聞所未聞的印度土邦郵票,才覺得天地之大,畢竟比想像中複雜,才感到有點意興闌珊。

喬治五世去世後,他的集郵藏品由今天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繼承,她雖然不以集郵者身份著稱,但對英國及英聯邦國家的首日封必有收藏,作為整個英聯邦歷史的見證。相信加上珍藏的簽名,百年後同樣是天價。

美國最著名的集郵領袖,則必須提及二戰時的總統羅斯福,不少國家因為知道他的愛好,而專門針對性進行「郵票外交」。羅斯福年幼時就對集郵有強烈興趣,正是通過收藏各國郵票認識世界,擔任總統期間,更親自設計了多枚紀念郵票。例如他親自監製了「中國抗戰五週年紀念」郵票,於1942年發行,郵票上印有林肯和孫中山肖像,以「抗戰建國」四個中文字居中,中華民國版圖作為背景,這樣的設計在美國郵票史上屬於絕無僅有,標誌著當時中美兩國作為反法西斯盟友的親密關係。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參加了這套郵票在美國的發行儀式,羅斯福親自向蔣介石寄出首日封,而中華民國也發行美國立國週年紀念鞏固邦交。

今天香港本土主義興起,其實從昔日郵票,就能發掘香港昔日應有的國際身份認同。除了和英聯邦各地港口的聯繫,香港和廣州灣、膠州灣一類中國港口,也同樣通過郵政形成了港口外交,這些郵票並列一起,足以說出今天本土主義者、大中華主義者都忽略的國際故事。

小詞典:倫敦皇家集郵協會 (Royal Philatelic Society of London)

世上最古老的集郵學會,1869年在英國成立,英王愛德華七世開始賦予「皇家」頭銜,歷代君主都是協會贊助人,協會也負責管理皇家郵票珍藏,包括愛德華七世、喬治五世等流傳下來的藏品。學會有發行自己的月刊,舉辦年會,會員分等級制,處處可看出原來的貴族源頭。

2016年12月29日星期四

2016十大國際新聞(下)

本欄昨天回顧2016年十件大事中的五件,今天與大家看看另外五件。

六、自由貿易受挫、保護主義興起

2016年本有望成為自由貿易協定開花結果的一年,在金融危機後,由美國主導的TPP、TTIP分別在太平洋、大西洋全速推動,門檻都比WTO高,假如成事,會改變世界貿易規則,並對俄羅斯、中國產生無形壓力。然而,各國內部都有強烈質疑,隨着右翼興起、特朗普當選,TPP已給美國放棄,TTIP亦由歐盟無限期擱置,連帶現已存在的一些自由貿易框架,例如北美貿易協定(NAFTA)也可能會重新檢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

諷刺的是,對內部市場高度保護的中國,卻可能成為世上僅有對外倡導多邊貿易的大型經濟體,與各國的貿易關係會愈來愈複雜。

七、南海判決與中國攻勢外交

國際仲裁法院對南海爭議判決,結果對菲律賓一方大大有利,但中國堅決否定仲裁法院的權威,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也低調回應,以換取中國的經濟支持。與此同時,中國的外交攻勢愈來愈強,東南亞各國雖然進行「對沖外交」,但姿態上更傾向北京,令美國在區內的盟友如新加坡等,正面對龐大壓力。

雖然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成效需時,但亞投行作為「一帶一路」重要機制已開始運作,第一個聯合融資項目「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高速公路」已落實。美國國內開始認為奧巴馬讓中國坐大乃過分軟弱,假如中國繼續上述作風,可能跟美國新政府出現更多衝突。

八、台灣大選和台海新形勢

蔡英文當選台灣的新任中華民國總統,民進黨重新執政,主張「新南向政策」減低對大陸的依賴,並始終未明確認可「九二共識」,加上本土主義、年輕一代大受鼓舞,引起北京鷹派不滿,兩岸關係遠較馬英九時代緊張,兩岸「外交休兵」也隨著年終聖多美對台斷交而終止。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流露以台灣為對華外交籌碼的態度,引起兩岸關係多年未見的新變數,如任何一方過份反應,都可能打破現狀。

九、人民幣加入 SDR

今年10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正式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佔比例10.92%,僅次於美元、歐元,而高於日元、英鎊。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意味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增加,也有利於海外人民幣需求增長。為推廣人民幣國際化,中國金融資本體系難免逐步開放,究竟政府在未來的角色怎樣,順其自然讓人民幣貶值,還是人為讓其升值以免美國打壓,令人觀望,但總有一天出現貨幣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

十、新興經濟體貪腐醜聞

全球經濟形勢未出現顯著好轉,新興經濟體的民選政權不少出現嚴重貪腐醜聞,例如「金磚國家」之一的巴西總統羅塞夫遭國會彈劾,前總統盧拉也牽涉在內;另一「金磚國家」南非總統祖馬也陷入醜聞,執政黨在地方選舉大敗;另一重要新興經濟體南韓總統朴槿惠也陷入「閨蜜門」,同樣被國會彈劾,下台可期;一度影響力龐大的委內瑞拉則出現經濟危機,通脹極嚴重。這些醜聞除了反映新興經濟體內部的結構性問題,也可能造成區域變局,例如北韓可能在南韓危機發酵時發射導彈挑釁,南美左翼政權當道的局面也可能一去不返。

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

2016十大國際新聞(上)

在未來的歷史書,2016年可能被演繹為人類史的關鍵一年。全球化時代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資本、貿易、人口的無限制流動,造成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對本土文化的挑戰,終於激起強烈反彈,不滿全面爆發。這兩天本欄將回顧十件事件,每一件都由眾多小事組成,反映了一個大趨勢,一切也許才是預演。

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特朗普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絕對實至名歸。他的整個競選工程,顛覆了所有美國政治潛規則,頻頻以「反政治正確」和民粹主義口號吸引大眾,高調反全球化、反精英主義,誓言這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秘方,最終在主流精英、媒體一致看淡下爆冷當選。

一方面,他當選令美國的二元對立白熱化,反對他路線的人始終難以心服,卻未檢討自己路線對全球化回應的失當;另一方面,特朗普身為「民粹商人總統」的不可測性,從他對內閣的爭議任命、屢屢發表的挑釁言行,令各國都要適應新形勢,加速了全球向右轉的大趨勢。

二、英國脫歐

英國首相卡梅倫為兌現競選承諾,舉行脫歐公投,原來頗一面倒的民調,因為人氣政客約翰遜(Boris Johnson)加入脫歐陣營而逆轉,最終52%民眾選擇脫歐。卡梅倫辭職下台,表面屬於留歐陣營、實質同情脫歐的內政大臣文翠珊(Theresa May)接任首相,正就脫歐過程跟歐盟討價還價,目前尚未有共識。

這除了反映英國支持和反對全球化的意見高度對立,也為歐盟前景加添不穩定性。歐盟作為一體化的夢想,主張打破國界、一切自由流通,本來就與實際情況有距離,只是一般人相信過程不可逆轉,如今英國反其道而行,歐盟要是不變革,脫歐公投可能陸續有來。


三、敘利亞難民危機、歐洲極右抬頭
2015年爆發的難民潮,在2016年進一步發酵,來自中東戰亂地區、特別是敘利亞的難民集體取道土耳其、希臘進入歐盟,向德、法、北歐等發達國家聚集,為當地經濟、治安、文化造成巨大衝擊。法國、德國、比利時先後出現涉及穆斯林、新移民的嚴重恐襲,令民意對接收難民迅速逆轉,甚至連本來的移民政策也備受批評,主張歡迎難民、本來是歐洲最有影響力領袖的德國總理默克爾首當其衝。各國極右勢力紛紛抬頭,法國國民陣線、德國另類選擇黨、意大利五星運動、荷蘭自由黨等都成了主流力量,都主張拒絕難民、脫離歐盟,無論在未來大選當選與否,都已改變各國政治版圖。只要任何一個當選,歐盟前景都堪憂。

四、土耳其「反政變」與威權政治

今年7月,土耳其軍方爆發一夜兵變,迅速被鎮壓,埃爾多安政府立刻對國內政軍文教機關大清洗,又準備修憲鞏固權力,可能逐步偏離強調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外交上則轉向反美、反歐、親俄,可看作土耳其對長期不獲歐盟接納、又受激進伊斯蘭壓力的反彈,對地緣政治影響深遠。民眾對埃爾多安威權作風的支持,令亂世中的威權模式重新被肯定,不少阿拉伯之春後爆發革命的國家亂局紛呈,都有強人重新上台的趨勢,埃及軍政府為典型例子。走同一強人路線的還有一些民選領袖,例如菲律賓新任總統杜特爾特。

五、俄羅斯通過攻打ISIS 擴充勢力

今年上半年, ISIS 大出風頭,在敘利亞、伊拉克維持「立國」規模,也對歐洲各地的恐怖襲擊承認責任。但隨著俄羅斯直接加入戰局,以空軍協助阿薩德政府軍作戰,奪回不少名城,雙方攻守之勢已告逆轉。除了ISIS受壓,美國支持的反政府武裝也被打擊,俄羅斯已取代美國,成了促成敘利亞各方和談的最關鍵角色。俄羅斯同時在東歐擴大影響力,不少親俄政權上台,在烏克蘭的勢力範圍逐漸穩固,加上伊朗可能更依靠俄羅斯,特朗普團隊和俄羅斯的關係也惹人猜想,令普京在全球的地位舉足輕重。

2016年12月23日星期五

馬來西亞倒向中國?

繼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調整菲律賓「一邊倒」親美立場,在中美之間搞平衡外交後,早前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訪華,也有類似意義。納吉布代表馬來西亞與中國簽署金額巨大的雙邊合作協議,關於基礎建設和經濟援助的合作,包括興建港口和新加坡「對着幹」,都在預計之中;但還與中國首次簽署防務合作協議,向中國採購4艘軍艦,就有點意外。

納吉布高調與中國強化經濟和軍事合作關係,自然不無私心。最近兩年,納吉布深陷「一馬發展」(1MDB)的貪腐醜聞,不僅讓納吉布個人形象大打折扣,還影響了歐美國家對馬來西亞的投資。馬來西亞可能於明年3月舉行大選,納吉布正謀求連任,但國內經濟增長乏力、歐美投資下滑、聲望低迷,轉向中國尋求高額投資和經濟合作,本屬「沖喜」的手段。

國內反對派才是觀眾

內政考量之外,馬來西亞加強和北京合作,也有地緣戰略的考慮。本來馬來西亞在亞太地區的中美戰略競爭中,一直秉持中立,對與中國的領海糾紛也較為低調。馬來西亞雖然加入美國領導的「泛大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目前已因為特朗普上台而接近難產),但也積極參加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隨着特朗普可能調整亞太政策,連菲律賓也向中國靠攏,馬來西亞要避免成為新加坡那樣的中國出氣口,稍作姿態,亦理所當然。不過所有東南亞國家都是採取「中美對沖政策」,馬來西亞也不例外,尤其是特朗普與納吉布份屬高爾夫球球友和故交,納吉布的醜聞,在特朗普眼中也非不尋常。納吉布受到的美國壓力,在未來一段日子可能會減低。

所以納吉「中國牌」的真正觀眾,恐怕還是國內反對派。馬來西亞的反對黨聯盟對納吉訪華之旅抱有極大懷疑,認為這只是納吉假公濟私;但又不敢高調批評,擔憂會引起馬來華裔反感。畢竟,華裔佔了馬來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反對黨聯盟的重要票源,與中國關係鬧僵,只會於執政黨無益。需注意的是,中國本身也不是一邊倒支持納吉,也是在搞「對沖」,其駐馬來西亞外交官員和前總理馬哈蒂爾勢力、反對黨勢力都有頗多接觸,也不以納吉為唯一的投資合作方,一連串佈局,也是為了應對馬來西亞大選結果做兩手準備。

總之,美國在特朗普主導下的亞太戰略如何進行,有一定不確定性,東南亞國家未來在大國之間進一步對沖,也是順勢而為。但說到底,東南亞國家都是現實主義外交的老手,對沖外交的原則,在可見將來,仍是根本指導思想。認為東南亞國家有集體轉向中國的趨勢,乃言過其實:菲律賓的外交轉向,與杜特爾特本人對美國的反感有極大聯繫,但菲律賓民意仍屬親美為主,菲律賓也不是放棄美國聯繫。馬來西亞方面,雖然納吉購買中國軍艦,但美軍仍然在馬來西亞海域、空域活動,戰略存在依然不能取代。前美國最可靠的盟友、也是開始最被中國針對的東南亞國家,在這一刻,反而是華人主導、一貫以左右逢源靈活變通馳名的新加坡,這一點,才最令人意外。

小詞典:1MDB 醜聞

1MDB 是納吉設立的國家投資公司,2009年成立,目的是為吸引國際投資、促進馬來西亞經濟建設。隨後,該公司將巨額資產轉移至內部人員與政府官員名下的醜聞曝光,據報2013年有近7億美金資產被匯入納吉個人賬戶。納吉接連撤換主導調查的關鍵人員,令民眾不滿日增。

2016年12月22日星期四

特朗普內閣華裔部長:趙小蘭代表什麼?

特朗普一直被批評不尊重女性、歧視少數族裔,然而他公布內閣提名人選,卻不乏這些代表,例如提名前勞工部長、華裔女性趙小蘭為新任運輸部長。

趙小蘭是不折不扣的新移民,也是典型的「美國夢」成功案例。然而,除了顯示內閣有華裔女性參與,更重要的原因是,還有向共和黨建制派示好,因為趙小蘭的丈夫就是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國會其中一個最關鍵力量。

麥康奈爾競選時,趙小蘭是主要操盤人,擅長籌款,也能為共和黨吸納中間派、女性選票,成了麥康奈爾在2014年中期選舉擊退資金雄厚的民主黨候選人Alison Lundergan Grimes的秘密武器。麥康奈爾受訪時自豪地表示,他競選路上的最大資本,就是趙小蘭。

特朗普競選期間,麥康奈爾長期沒有公開表態,態度與共和黨主流建制派一樣,心裏對特朗普的認受,恐怕十分有限。相反身為前內閣成員的趙小蘭,卻聯同數名前喬治布殊閣員公開支持特朗普,相信這是特朗普很有印象的事。

特朗普委任趙小蘭擔任運輸部長,這並非花瓶職務,而是很實在的工作。特朗普政綱一大重點正是重振美國基建,高速公路、鐵路、隧道等升級工程;這些項目的翻新,都需要運輸部統籌配合,還需要國會撥款。雖然目前是共和黨一統天下,但運輸部長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夫妻關係,還是會令一切事半功倍;甚至與運輸無關的法案,有了這層聯繫,也有利無害。加上趙小蘭的台灣淵源,和父親與江澤民的世交關係,和蔡英文的交往,都令特朗普在兩岸政策有多一張牌可打。

趙小蘭雖然和奧巴馬一樣,是少數族裔;和希拉莉一樣,都是女性;但她代表的「美國夢」,卻和特朗普代表的更接近。特朗普的「夢」,就是美國人能夠憑自己能力上流、賺錢,富人值得尊重,也能啟發更多人,而不強調福利主義;趙小蘭的向上流經歷,正是樣板。她長袖善舞,很懂得交際應酬,知道商業運作,也明白何謂社會資本,身為溫和共和黨人,能同時獲兩黨接受,中間派也買賬,還曾擔任Peace Corps團長,有公民社會網絡,不會過分強調意識形態。這種人,本來就是美國商界常見的務實精英,和特朗普認為是務虛的奧巴馬、希拉莉都不同。特朗普認為,簡單的口號才能接觸普羅選民,這也是趙小蘭的強項。

特朗普團隊的黑人醫生卡爾森、趙小蘭等,都顯示了他的路線不一定是「大白人主義」,少數族裔和女性,也可以融入當中。通過這些任命,特朗普證明了「共融」並不是民主黨的專利、卻也不應是目的,民主黨的政治正確牌,只是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虛偽。而共和黨的少數族裔支持者,都是認同美國核心價值、核心利益的人,卻和民主黨的支持者單純強調多元、維權、理念完全不同。只要像卡爾森、趙小蘭那樣,成為「真・美國人」,自然也能到達高位,無須刻意搞平權,去便宜那些「假・美國人」。從宣傳效益而言,很難說這種宣傳不成功,畢竟投票給特朗普的少數族裔和女性,都較民主黨想像的多很多。

小詞典:趙小蘭

台灣出生的美籍華人,8歲赴美,哈佛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畢業,早年加入商界,1986年任列根政府交通部的一個副處長,1989年獲老布殊任命為副部長,2001年成為喬治布殊政府的勞工部長,是首位躋身美國內閣的亞裔女性,也是布殊兩屆內閣中唯一任職8年的閣員,亦是二戰至今美國任期最長的勞工部長。亞裔女性從政紀錄當中,趙小蘭創下多個第一,至今無出其右。

2016年12月21日星期三

特朗普的管理藝術

特朗普的內閣提名差不多完成,爭議人選極多,儘管有共和黨建制派和相當邊緣的建制外人士參與其中,但團隊強烈的超級富豪、銀行家、軍人背景,令傳統精英明顯靠邊站。究竟他的人事算盤是什麼,又有沒有「管理藝術」可言?

在奧巴馬時代,白宮幕僚對內閣成員頗為居高臨下,內閣部長的地位有被削弱跡象。特朗普則明顯不希望任何人獨大,於是在任命共和黨建制派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為幕僚長,同時也委任「超級非建制派」、極右網站主持人班農(Steve Bannon)為「首席戰略官」,稱兩人是「平等的合作夥伴」,任命次序還要是後者先行。一般相信,在團隊成員中,班農推薦立場激進的非建制人士,普里伯斯負責介紹建制中人,特朗普正是希望他們互相競爭、互相制衡,從而加強自己的仲裁地位,以及在外界強化迴旋空間。

特朗普發表人事任命、乃至重要政策宣示時,往往傳遞相反訊息,以測試水溫,由於他本人有大量非官方平台可依賴,究竟什麼才是「真.特朗普」的意思,誰也說不準。例如他提名石油大亨蒂勒森(Rex Tillerson)為國務卿前,一直放風以共和黨資深政客朱里亞尼、金里奇,甚至羅姆尼為候選人;他任命氣候變化懷疑論者普魯伊特(Scott Pruitt)負責環保前,卻高調會見致力推動氣候變化政策的前副總統戈爾、影星狄卡比奧;任命強烈反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普茲德(Andy Puzder)為勞工部長前,卻聲稱要提高最低工資。

究竟他的選擇是政策為本、人脈為本、能力為本還是忠誠為本,只有他自己知道;外間要從人選估計未來任何政策走向,可能造成大錯。

特朗普對社交媒體的使用,也超越了任何一名前總統。根據傳統理解,總統(包括當選人)的一切言行,無論新聞稿、社交媒體還是私下談話,都代表官方,但特朗普依然在自己的社交媒體暢所欲言,不受任何規範。似乎他是有意主動引導輿論和民情,避免自己的政策實踐受到「過分」關注;這可能是對爭議政策落實的一種保護,也可能是他同時傳遞不同訊息的手段之一。

即使是同一訊息,用特朗普的語言,通過社交媒體發酵,也往往有不同後果。於是,未來特朗普就無須受制於官方團隊、白宮建制派,而可以同時通過自己的團隊,保持個人風格,維持掌控全國輿論的能力。

最令傳統政客難以想像的,還有特朗普對利益輸送強烈的不敏感,或刻意製造利益輸送疑團,讓公眾自行解讀。用親普京的石油大亨掌管外交、用華爾街銀行家管經濟、打破文人領軍傳統重用剛退休的將領入閣,也公然讓自己的女兒女婿接觸國家最高機密、同時她/他們依然負責特朗普家族企業的營運,這一切一切,都和強調「比清水更清」的政界傳統背道而馳。這種作風可能是防火牆,讓國人對相關指控早日麻木,但也可能是釋放了大量潛能,令昔日因為擔心抹黑、醜聞的人才勇於加入政府;至於這些人的黑材料,自然為總統團隊掌握,那也有長遠制衡的效果。總之,特朗普以商界管理手腕治國,單是人事任命,已目不暇給,未來驚喜/驚嚇,陸續有來。

小詞典:West Wing

West Wing顧名思義位於美國白宮西翼,美國總統及其白宮幕僚成員多在此辦公,內以美國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最著名,另有幕僚長辦公室、內閣會議室、戰情室等,成為美國權力核心的代名詞。東翼辦公室則主要負責第一夫人的工作,包括社交秘書等也在東翼,特朗普現打算把東翼擴充至「第一家庭辦公室」,安排女兒入內工作,女婿則可能加入西翼。

2016年12月20日星期二

菲律賓的歷史情結:應該愛美國嗎? (下)

上周五談及菲律賓是否應該因為歷史傷口痛恨美國,今天換一角度,看看菲律賓也是否應該因為美國殖民期間的文化共融而愛美國。這問題,和香港人對英國、台灣人對日本的態度,頗有可比較之處。

確立民主及醫療制度

美國管治菲律賓後,在文化共融方面也許比英國在香港做得更有效。在這一時期,美菲殖民政府急速普及英語,推行以英語為正式語言的公共教育,令英語文化在菲律賓扎根至今;今天一般菲律賓人在英語世界的適應程度,就比香港人容易。菲律賓不同夏威夷、關島,本土人口不可能被美國移民蓋過,但美國令菲律賓人「美國化」的手腕,還是相當成功的。

令菲律賓人增加「美國身份認同」的,還有整套美國國內的管理模式都搬到菲律賓。菲律賓的民主制度就是源自美國,早在1906年至1907年間,菲律賓下議院就由選舉產生(上議院為殖民政府委任);到了1916年,美國國會通過Jones Act ,規定菲律賓兩院都由選舉產生,這在當時各國殖民地當中十分罕有。

美國還參照國內標準,在菲律賓建立了一套醫療保障體系,到了三十年代,菲律賓的各類疾病死亡率,幾乎降至與美國本土同等水平。菲律賓還得益於美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外貿出口節節攀升,國家工業化開始起步,加上本身人口眾多,具有發展成重要經濟體的潛能,一時間,幾乎就要重複美國崛起的故事,成為下一個「亞太版美國」。到了戰後,亞洲開發銀行(ADB)成立,選擇馬尼拉為總部,就是認為當時的馬尼拉才是「真.亞洲國際都會」。

既然已幾乎成為「亞太版美國」,菲律賓為什麼還要獨立?首先,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一度佔領菲律賓,而美國與菲律賓站在同一戰線抗敵,日本卻是以「解放殖民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名出兵的,美國避無可避;第二,美國早於1916年,已明確承諾「最終」讓菲律賓獨立,以配合當時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何況要是菲律賓不獨立,另一條路就是慢慢像夏威夷那樣,加入美國,美國卻是不可能消化菲律賓的人口,因此早就排拒了這可能。

結果,菲律賓人終究還是做不成「真・美國人」,也發現美國最重視他們的,始終是戰略位置和軍事基地。菲律賓獨立後,美軍保留了對這些軍事基地的使用權,並圍繞基地建立美式學校、影院與運動場,令基地儼然成為「美國村」。菲律賓保守分子對美軍在基地附近的行為多有不滿,尤其是美軍常光顧紅燈區、對菲律賓女性頗不尊重,不過這類矛盾,並非菲律賓獨家,日本美軍基地附近民居也有類似情緒。加上美軍進駐的地區,有些是激進穆斯林聚集地,更加添矛盾。1991年,菲律賓終止美軍基地的租賃續約,直至2012年,才由阿基諾政府讓美軍重返,目的就是配合美國「重返亞太」。但畢竟有價值、比沒有價值要好,即使菲律賓人對美國若干功利主義行為有所微言,正如香港人也深明英國人的務實,但他們對美國的感情,依然剪不斷、理還亂。

小詞典:Jones Act

美國國會於1916年通過關於管理殖民地菲律賓的法案,被視作美屬菲律賓實質上的「憲法」。法案規定,美國統治以「菲律賓最終進行自治」為目標,逐漸給予菲律賓自治權,並在適當時候,承認菲律賓完全獨立。在法案規定下,菲律賓本土立法機關完全由菲律賓人選舉產生。1934年,法案被Tydings–McDuffie Act取代,就菲律賓獨立作出更具體安排。

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

200年前的偶像:特朗普外交與「傑克遜主義」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 不少人形容這位當選人的背景和歷代美國總統都不同,因此很難捉摸,特別是在外交範疇,對毫無往績的特朗普,更是無從入手。

其實,還是有一些總統的背景、習性,與特朗普頗為相像,正如奧巴馬視甘迺迪為榜樣、喬治布殊以列根為偶像,特朗普的不少作風似乎都有美國第七任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829至1837年在位)的影子。

傑克遜外交框架理解特朗普

傑克遜出身一般,對美國獨立後把持政局、英國習性濃厚的新貴十分不滿,加上他曾在獨立戰爭被俘、全家也在戰爭期間遇難,令他對一切沾染「舊世界」的人和事都有逆反心理。後來他成為戰爭英雄,對外國勢力、印第安部落都十分強硬;也是美國從西班牙奪取佛羅里達的關鍵人物,令他深獲人民支持。

本來他於1825年就可以成為總統,當時他得到更多全國票和選舉人票,只是因為不過半,而由眾議院選出建制派對手,悲情意識卻獲大眾同情,結果4年後壓倒性當選。他任內把大量傳統精英貶斥,重用「平民百姓」,扶持傳統農業、取締代表既得利益的央行,把印第安人遷徙到西部,一切一切都依稀可以和特朗普比較。

有了上述背景,我們再以傑克遜的外交框架理解特朗普,可能就接近現實。美國外交史學家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著作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對「傑克遜外交」和其他美國外交道統都有專門敍述,可作參考起點。米德提出美國自建國以來,外交政策主張是國內各利益團體、社會階層在民主制度設計中互相博弈與妥協的結果,而美國外交的實踐,有4個大派別,分別由四位美國先賢命名:

一、「漢密爾頓主義」(Hamiltonianism):

以美國開國財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命名,視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為「保障美國企業在國內外的商業利益」。在漢密爾頓主義者眼中,美國國家政府和大企業之間的聯盟,是維持美國社會穩定和外交政策成功的關鍵;要維護美國企業在海外的利益,就需要美國構建和維持特定的國際秩序、並在此秩序中佔據優勢地位,這一目標往往通過聯盟的方式實現。

二、「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

以一戰期間的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命名,強調美國有道義上的責任,將美式民主價值觀推廣至全球。威爾遜主義者也認同美國對全球秩序的塑造,但更側重於價值觀層面,認為「美國價值」(American value)應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捍衛的價值觀,這才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民族自決原則、國際聯盟,都是威爾遜主義的產品。

三、「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anism):

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命名,將美國國內的民主政治和社會利益視為最重要的國家利益,然而在美國大陸之外的世界,皆是「荒蠻無序之地」。因此傑佛遜主義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捍衛美國國內社會民主,而無需將之進行海外推廣,並認為美國不應過分捲入海外戰事,尤其應當減少與外國衝突的風險,推至極端,則成為孤立主義。

四、「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

以傑克遜總統命名,這一外加思路根植於美國民粹主義傳統中,主張美國政府的一切內政外交政策,無論甚麼手段,都必須以維護美國人的實際安全(physical security)和經濟利益(economic well-being)為歸依。這派系在軍方廣受歡迎,亦是傳統美國人對獨立、勇武等理念的追求之反映,認為美國無意捲入海外事務;但一旦外敵侵犯美國利益,必將不計代價與其鬥爭,並取得勝利。

米德指出,一旦美國政府施政過程中過分陷入某一思維派系,而忽視了其他派別背後社群的利益訴求,後者就會通過民主制度,將政府「拉回正軌」。因此,今年美國大選,正正是傑克遜主義者對過去數十年忽略自己利益訴求的憤怒宣洩,特朗普就是傑克遜主義的代言人。

在今日美國,以特朗普為首的傑克遜主義者並不為兩黨政治束縛,在內政層面,支持政府將財政資源用於改善中產階級生活,但對一味攤向底層收入者的社會福利政策抱有懷疑;堅定擁護民眾合法持槍權,認為這是捍衛美國個人自由的堡壘。在種族議題上,今天的傑克遜主義者逐漸接受以黑人為代表的有色人種,但對大量拉美非法移民和穆斯林社群抱有敵意,認為後者始終不能被美國價值觀同化。

在外交層面,特朗普和傑克遜一樣,對來自外界的威脅抱有高度警惕。當一國並不威脅美國人利益時,傑克遜主義者秉持「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即使是獨裁國家,亦不介意與之結盟。但這一「盟約」的象徵意義多於實際,因為傑克遜主義者對與美國直接利益無關的海外軍事行動,都冷眼相待;對於「民主國家建設」這類議題,更是毫無興趣。而一旦一國被認定是美國人利益、甚至生存威脅,傑克遜主義者的怒火,將支持政府進行一切可行的報復行動,從經濟制裁、軍事干預,乃至到核打擊,恐怕都不能排除。

因此,在特朗普的外交詞語中,我們見不到所謂「國際社會」、「世界秩序」等抽象概念,反而是「關稅」、「能源」等切實利益頻頻被提及。特朗普可說是威爾遜主義的對立面,認同漢密爾頓主義對企業利益的重視、但手法大異,同時也並非如傑佛遜主義那樣趨向「真.孤立主義」,不見得會在所有領域進行戰略收縮。他的確是傑克遜的傳人,他和他背後的民意都以「美國人利益」為唯一目標。要捍衛這一利益,並不忌憚在必要時發動攻勢外交;美國內部的傑克遜主義者群體,就是其外交政策合法性的來源;自己所在的美國,就是一切。

小詞典:傑克遜總統(President Andrew Jackson)

美國第七任總統,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及不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早期總統,但他在美國歷史的影響力極大,長期被評為最重要的美國總統之一。他早年參軍,後自學為律師,曾任國會議員、州長。他和特朗普一樣,強烈討厭精英階層,喜愛一對一決鬥,自己卻也同時用盡一切辦法,努力打入精英階層,再成為平民的偶像。今天的美國民主黨,就是傑克遜的支持者演化而成。

教廷北京關係暖化,中梵台有否三贏空間?

自2013年梵蒂岡新任教宗、來自南美洲的方濟各就任後,梵蒂岡與中國大陸政府之間的往來就一直是國際社會,尤其是台灣社會關注的焦點。目前,梵蒂岡是台灣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亦可被視作台灣為數不多的邦交國中分量較重的一個。

梵蒂岡雖然國土面積世界最小(0.44平方公里),但它是全球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行政中樞所在,12億多天主教信徒(約佔全球六分之一人口)奉梵蒂岡教宗為精神領袖。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雖然因地上、地下教會發展情況複雜,但保守估計大陸天主教徒也有900萬人,這是教廷不能忽視的信仰群體。然而,中國大陸政府與梵蒂岡之間,經歷了60多年坎坷仍未建立外交關係。早前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湯漢撰寫長文披露,梵蒂岡與中國大陸政府之間的往來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各界隨之預計雙方「建交在即」。梵蒂岡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何去何從,引發眾議。

中梵關係的隔閡

在分析台灣 — 梵蒂岡未來關係走向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梵蒂岡與中國大陸之間長期存在的隔閡做一番梳理。

天主教在中國的流傳已經有數百年歷史,梵蒂岡亦於1942年與中華民國政府建交;而近代大陸共產政權建立前期,雙方意識形態矛盾尖銳,梵蒂岡的駐華使館亦在1951年遷至台灣。中國大陸政府雖然名義上聲稱「保護信仰自由」,但強調對宗教事務絕對的管理權,以防止信徒「顛覆政權」;具體到天主教,中國大陸政府就採取「三自模式」(自治、自養、自傳),表現形式為「一會一團」(「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基於此的教區治理模式受到中國政府的完全控制,包括「主教任命」等宗教事務都與梵蒂岡聖座沒有直接聯繫。相反,直接效忠梵蒂岡的教會組織在中國屬於非法,長期受到打壓,又被稱作「地下教會」。然而教會組織聯繫和主教任命權,乃是天主教聖座權威發展至今所仰賴的根基,對此梵蒂岡自然也難以妥協。

在上世紀80年代,梵蒂岡曾與中國大陸主動接觸,尋求在教會團體和主教任命權等議題上,於實踐層面達成默契。雙方互動一度順利發展,然而到了2000年,中國大陸突然單方面任命八名地區主教,觸怒梵蒂岡,後者將中國擅自任命的教區主教驅逐出教會,中梵關係跌入冰點。

中梵正式建交料還需時日

時過境遷,2013年新任教宗的方濟各一直對改善與中國關係抱有濃厚興趣,而2012年就任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也對梵蒂岡釋出的善意每每作出積極回應。綜合各方分析,現時阻礙梵蒂岡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主教任命權、「一會一團」與地下教會關係、台灣問題。而其中前兩點,在北京與梵蒂岡業已進行的多輪談判中,幾乎已經就實踐層面達成了共識。根據前述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披露的信息,中國官方「一會一團」,將可能與「地下教會」共同組成中國主教團,自行選出主教人選後,呈報梵蒂岡,由教宗任命;如若中國政府與教宗未能就任命人選達成一致共識,則雙方都不強行任命主教。

具體而言,北京與梵蒂岡的外交聯繫,發展或將仿照「越南模式」:梵蒂岡與越南在2007年建立了「聯合工作小組」,用來組織兩國以建交為方向的雙邊會談,對話制度從不定期轉變為定期,兩國在教區行政、主教任命等政策實踐上,都進行了多輪溝通,但兩國至今尚未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如果梵蒂岡與北京的建交模式,也以此為藍圖,那麼根據《端傳媒》披露的信息,「中梵聯合工作小組」於今年1月才設立,那距離中梵兩國正式建交,就還需時日。

台梵斷交,兩岸恐成「死棋」

目前中國大陸和梵蒂岡方面都未對上述信息作出肯定回應,但都表示對對方抱有積極態度。然而在「台灣問題」上,目前媒體披露的談判信息就極為有限。尤其是,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出於持續緊張的狀態,面對蔡英文政府始終不按照北京意願重申「九二共識」的姿態,外界就猜測,北京可能以壓制台灣外交空間作為反制措施,而梵蒂岡就是北京可能的目標之一。

對於「中國大陸即將與梵蒂岡建交」的傳聞,台灣外交部方面就回應稱,台灣與梵蒂岡「邦交穩固」,並表示「不反對梵蒂岡與北京對話」。9月初,曾被教廷奉為「聖墓騎士」的台灣副總統陳建仁,還專門赴梵蒂岡出席德雷莎修女封聖儀式,而這一舉動,就被普遍視為蔡英文政府試圖鞏固與梵蒂岡雙邊關係的舉措。

然而,正如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助理教授梁潔芬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的分析,對梵蒂岡而言,「與中國大陸建交」是「大勢所趨」,目前雙方的分歧,集中在具體的原則解讀和實踐操作層面,但至少從教廷的角度來看,它自始至終從未放棄與中國大陸當局進行溝通對話。因此,台灣始終要為教廷與中國大陸政府建交的一刻做準備。

在這一過程中,台灣尚可以繼續保持,甚至進一步發展與梵蒂岡的雙邊關係。然而,一旦教廷做出決定,正式與中國大陸政府建交,「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成為梵蒂岡與台灣關係繼續維持的阻礙。需要指出的是,早年共產中國重返聯合國大會前,梵蒂岡曾對「兩個中國」方案表示支持,試圖同時發展與兩岸的關係,惟因北京和台北均反對而作罷。今天,梵蒂岡如果在外交上選擇北京,甚至與台北「斷交」,那麼對台北的國際空間來說不啻是沉重打擊,甚至可能引發「雪崩式」外交災難。有分析人士就指出,連北京都對此心存顧慮,擔憂這一舉措將徹底把台灣推向大陸對立面,屆時兩岸關係就是「死棋」,再難有政治斡旋餘地。

台梵關係新定位?

然而,我們同時需要看到,近年來梵蒂岡在與北京持續進行對話的同時,也不忘積極發展與台灣的聯繫:2013年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夫婦是教宗方各濟就職大典的座上賓;2014年,教宗專屬西斯廷教堂合唱團首次訪台演出;2015年,教廷還專門提出運送60件從未對外展出的聖器,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凡此種種,無不是在社會文化層面加強梵蒂岡與台灣的聯繫,而這正可能是梵蒂岡對台外交政策轉移的前奏:一旦與北京的正式外交關係建立,梵蒂岡就可能把對台關係的定位,從「政治外交」,轉為「文化社會外交」。

畢竟,梵蒂岡在歷史上還從未與一國「斷交」,就算最終要面對「一個中國」的挑戰,相信教廷、北京和台北三方仍舊會努力達成一個「三贏」的政策表述:屆時梵蒂岡將可正式就中國大陸境內數百萬天主教信徒的利益對中國發聲,中國政府也可將國內宗教事務納入更符合國際社會標準的管理軌道,從而在天主教世界贏得更為廣泛的國際認受性;台灣則需爭取維持現有的國際空間,並使台灣天主教會進一步發揮「橋樑教會」的作用,增進大陸教會、信徒與梵蒂岡之間的聯繫。只是,要將上述種種目標予以實現,仍需要極高的政治和外交智慧,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2月19日

2016年12月16日星期五

菲律賓的歷史情結:應該恨美國嗎?(上)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的外交政策立場,已成為影響亞太安全局勢的關鍵之一,有評論認為其「棄美親中」;也有觀點認為,杜特爾特只是想通過平衡外交,把菲律賓利益最大化。但不能否認的有兩點:他本人對美國反感,曾到美國遇到的不平對待,是一生的烙印;他對美國總統奧巴馬以下的美國官員的高調批判,與上任阿基諾三世(Benigno Aquino Ⅲ)政府形成鮮明對比,儘管這也有功利計算在內,相信他對氣味相近的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就會友善得多。那麼,回看歷史恩怨,菲律賓應該恨美國嗎?

美國與菲律賓的聯繫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當時菲律賓被西班牙殖民管治,但西班牙殖民者管治手法差劣,只對壓榨菲律賓廉價勞動力、開採自然資源和傳教感興趣,對本土社會經濟發展關注甚少,令菲律賓反殖抗爭愈演愈烈。1898年,美國與西班牙爆發「美西戰爭」,美軍邀請菲律賓反殖領袖阿吉納爾多(Emilio Aguinaldo)合作,那時候,雙方是盟友關係。

然而,西班牙戰敗後,美國並未兌現「承認菲律賓獨立」的諾言,反而變成新殖民者,獨立夢碎的菲律賓人與美國佔領軍之間的矛盾迅速升級,爆發「美菲戰爭」。當年讀書時,美國教授談及這場「被遺忘的戰爭」的殘酷,依然面有愧色:裝備落後的菲律賓抵抗軍不是美軍對手,但游擊戰術讓美軍疲於奔命,於是美軍對菲律賓人進行「無差別攻擊」。最終,菲律賓抵抗軍死亡數字約為16000人,平民死亡人數則達20萬以上。早前杜特爾特在第11屆東亞峰會上,當面向奧巴馬展示美軍殖民時期屠殺菲律賓人的照片,正是源自這一時期。理論上,這樣的死亡規模理應令菲律賓人對美國恨之入骨;日治香港造成的死亡人數,還有所不及。

不過,自從菲律賓抵抗運動被鎮壓、美屬菲律賓政權正式建立,菲律賓在美國殖民下,卻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與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高壓手段不同,美國對菲律賓採取所謂「仁慈融合」(benevolent assimilation)策略,其特徵有二:首先,對菲律賓的殖民思路,不是西班牙的剝削式統治,而是希望「培養本地精英、內化美國利益和理念」,美國主要從幕後對菲律賓施加影響力,從而作為文明輸出的樣板。其次,美國積極參與菲律賓本土社會建設,亦即現代意義上的「state building」,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普及教育,乃至民主選舉制度,都是美國管治時代完成。

基於這些功勞,不少菲律賓人都感激美國讓菲律賓現代化,也認為美國的管治畢竟比西班牙好得多,加上有了世界第一強國作靠山,與有榮焉,痛恨美國的其實不多。如果暫不考慮杜特爾特個人的激烈言辭,目前菲律賓民眾總體而言,對美國的好感頗高。根據去年 Pew 民調,92%菲律賓受訪者表示對美國有好感,比例是全球最高之一;不滿的主要是左翼份子,他們對美國在冷戰時代扶植菲律賓獨裁政權依然反感。杜特爾特鼓動的民粹主義,只要是針對國內治安問題;他的「反美」,只要是要利用這些姿態和中美角力,卻不是為了滿足國內民意。理解菲律賓人其實不怎麼痛恨美國,也許能容易明白杜特爾特的通盤策略。

小詞典:菲律賓第一共和國 (1898-1901)

1898年,菲律賓反殖革命領袖阿奎納多宣佈菲律賓獨立,成立共和國,脫離西班牙殖民管治,翌年正式執行憲法,控制部份地區。西班牙在美西戰爭戰敗後,美國進駐菲律賓,清剿共和國軍隊,最終捕獲阿奎納多,後者投降後宣佈解散共和國、效忠美國政府。但今天菲律賓依然以阿奎納多宣佈獨立的6月12日為國慶日。

2016年12月15日星期四

特朗普—蔡英文「電話門」的背後

特朗普與蔡英文互通電話,台灣一片興奮,美國自由派媒體一片震驚,各式各樣的解讀層出不窮,反而是北京反應異常冷靜。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

通話由多爾安排

兩人直接通話的消息,最早由台灣報章Taipei Times報道,再由美方證實。根據台方官方聲明,通話期間在場的都是安全、外交事務負責人,如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外交部長李大維等,相信事前台方已知悉特朗普會對蔡英文的電話祝賀友好回應。根據後續媒體披露,台方在特朗普當選後第一時間便已部署,希望利用過渡期的混亂、共和黨全面執政的機會,鞏固美國的支持,起碼是反擊美國「棄台論」。

至於穿針引線的,也不是美國日後負責外交的團隊。根據《紐約時報》報道,久居幕後的共和黨大老、目前成為說客的多爾(Robert Dole),其顧問公司曾接受台方約14萬美元的酬勞,代表台北與特朗普團隊接觸。

他公司的「工作成果」包括協調早前美國官員訪台、台灣代表團出席7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協助台灣官員與特朗普提名為白宮幕僚長的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資深顧問金里奇(Newton Gingrich)會面,促成台灣駐美代表高碩泰與獲特朗普提名為司法部長的塞申斯(Jeff Sessions)會談;還在特朗普過渡團隊組建後,安排台灣駐美官員與之會面。被問及在這通電話扮演的角色時,多爾表示:「我們確實發揮了一些影響力。」雖然明顯有邀功、誇大成分,但畢竟有事實根據。

在特朗普團隊內,有同情台灣的成員,也是事實,例如普里伯斯是著名共和黨「知台派」,曾代表共和黨訪台,在蔡英文當選前就曾與其見面;特朗普過渡團隊重量級顧問、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前主席福伊爾納(Edwin Feulner),與台灣有數十年交情;傳統基金會另一成員、現為特朗普團隊提供亞太政策建議的葉望輝(Stephen Yates),也是旗幟鮮明的「挺台派」,親自把共和黨對台政策「六個保證」寫入今年7月更新的共和黨綱領。特朗普接蔡英文賀電之前,聽取了團隊對台灣問題的簡報,上述一干幕僚的意見,必受參考。

然而,上述種種背景,恐怕都不構成特朗普可能根本改變對華、對台政策的基礎;把大方向調向經貿戰的可能自然頗高,但特朗普說要以改變「一中政策」,要脅中國在貿易戰就範,技術上則很難說到。特朗普作為曾長期和中國打交道的資深商人,自然知道台灣問題的敏感性。這通主流政客不會考慮的電話、挑釁,與特朗普的作風完全一致:動作吸引眼球,貌似激進,把叫價開到最高,其實充滿迴旋空間,也可以通過別人難以預測的行為試水溫,從而在下一輪談判早著先機。

特朗普目前只是一個平民,行為不構成官方先例,也不受官方約束。他選擇在 Twitter公開這一事件,也是製造了個人言論和未來政策之間的防火牆。他稱蔡英文是「President of Taiwan」,這稱呼連蔡本人都不曾使用,但作為一個未上任的當選人在私人社交媒體的「約定俗成語言」,卻令人無可奈何;只要他正式就任後,不再重複這字眼,已算是給了北京「面子」,足以交換其他東西,從做生意的角度,乃一本萬利。至於指責中國在匯率問題、南海問題「從未徵求美國同意」,不過重複競選語言,而他是不會認真解釋自己的真正戰略意圖的。

電話打過後,特朗普宣示了他可以完全繞過目前的白宮過渡團隊、國務院行事,不受約束,也不受美國外交精英的「政治正確」規範,已是贏家。他通過一個簡單姿態,滿足了黨內親台人士的要求,得到了選民掌聲,提高了日後在中美談判桌上的叫價,一下子去到是否堅持「一中政策」的高度,正是「開天殺價」,而毫無損失。北京雖然對美提出「嚴正交涉」,但外長王毅反應冷靜,舉重若輕,大概也明白不要被過份刺激,否則正中下懷。最值得擔心的反而是台灣:今天莫名其妙的得到口惠而實不至的甜頭,因為特朗普要玩博弈,就把「維持現狀」這個基本對台方針作籌碼,那代表什麼呢?台灣畢竟不是特朗普的核心利益、也對改善美國就業問題沒有幫助,只要北京日後對特朗普有適當的付出,「落地還錢」,台灣隨時可能出現莫名其妙的危機,正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小詞典:多爾(Robert Dole)

美國共和黨元老,曾是參議院共和黨領袖,1996年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敗於克林頓;二十年前,他已是福特總統競選連任的副總統候選人,同樣落敗。他的太太也是共和黨重量級人物,曾在列根、老布殊政府任職部長,後當選參議員,也一度競逐共和黨總統提名。多爾現任職於華盛頓顧問公司Alston & Bird,其主顧包括台灣駐美代表「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2016年12月14日星期三

特朗普.中美關係.香港特首的互動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與台灣蔡英文直接通話,聲言「一中政策」並非必然,以及梁振英放棄連任香港特首,這些事情之間有沒有任何聯繫?可以完全沒有,也可能千絲萬縷,真相我不知道,但傾向相信有。

假如真的有,聯繫是什麼?一切,自然得從香港的國際地位、涉外關係功能談起。為免被斷章取義,筆者的觀點,可參閱今年出版的Hong Kong in the World: Implications to Geopolitics and Competitiveness一書(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6);對特朗普上台後的格局,或能用同一框架解讀。

一、香港涉外關係ABC

簡單而言,香港的國際地位有下列重點:

A、中國雖然不一定需要「香港人」,但肯定需要香港這部「一國兩制」機器;這部機器那些民主、自治什麼,都是虛的,而經濟功能卻是實的。無論融資、洗錢,還是成為中國與敏感地區交往的「白手套」,香港的功能暫時無可替代,那是中國境內僅有廣獲國際承認、一切自由流動的國際金融中心,還有大量與國際接軌的典章制度。

B、世界各國不會視香港為「核心利益」,也不會基於民主自由一類口號而關心香港;其利益是確保香港的經濟功能(且看新加坡的威權舉措,從來不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障礙),服膺於更大的對華政治、經濟政策。

然而,各國政客卻有足夠動機,利用香港民主、自由、人權一類議題「抽水」,前提是相關言論可以讓他們登上媒體,滿足國內選民。

C、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就是在這兩點之間的龐大灰色地帶遊走,一方面服務中央政府(或從前宗主國)的大戰略,另一方面令另一方(「外國勢力」或從前中共)得到價值,才能維持獨特性。香港對中國的價值,就是在於國際社會承認其不同內地,才以全然不同的制度對待,北京才能「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一旦其他國家認為「一國兩制」已不存在(例如北韓搞新義州特區不會有人理會),即魚死網破,道理與英國容許中共在香港境內受監控地發展一樣。

二、特朗普時代,香港涉外關係的新ABC

以上這三點,我們課堂上,稱為「香港涉外關係ABC」。到了特朗普時代,又有甚麼改變?目前筆者在美國,沒有一個這裏的專家學者,有把握判斷特朗普外交。但綜合特朗普一直以來的言行,還是可以初步推斷「ABC2.0」:

A、 特朗普真正重視的外交,是恢復美國在國際經貿談判的強勢,從中惠及國內經濟和就業。他作為生意人,會用傳統精英政客想也不敢想的「做deal」方式,把毫無關係的事綑綁在一起,討價還價。中國在國際經貿,一旦受壓,乃至和美國打貿易戰,香港就成為僅有的經濟逃生門,對中國的重要性只會更高;但要嚴防外國勢力的把關,也更吃緊。

B、 由於特朗普把外交當生意,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國內無視政治正確,國外自然也不會有「道義」枷鎖。一些昔日提也不能提的可能性,無論是不承認「一中」、承認庫爾德斯坦、和普京交往、放棄長期盟友,總之利之所在,都可討論。上行下效,這些議題多了曝光,美國政客「抽水」的動機就大增。台灣、香港,都可能成為籌碼,未來台獨份子、香港本土派得到的國際注視,只會更多。但只要中美達成默契,他們可以隨時被賣走,而且是賤價賣走。

C、 香港要在灰色地帶遊走,更難。從前兩大陣營都有意保全香港元氣,以備不時之需,不推到最極端,所以六七暴動最終被制止,六四後英美也沒有推翻聯合聲明或搞其他動作。特朗普卻可能把檯下的一套搬上檯面,令走鋼線的難度大增。加上香港的兩極民意已被鼓動,中間遊走的彈性,就相對大減。

三、國際關係不存在「軟硬路線」問題

基於香港涉外關係「ABC2.0」,對北京而言,香港依賴哪類人管治,不是「軟Vs硬」的問題。討論人選本身,是沒有意思的,反正都是工具而已。只用硬的一套,強調意識形態、反分裂鬥爭,固然能滿足此刻內地主旋律,但風險越來越高。只要操作稍有差池,很容易成為特朗普威脅不承認「一國兩制」的籌碼,足以根本影響中國的經濟逃生門。如何顯示足夠堅定、又不致破臉,需要很高的手腕。

但假如用軟的一套,主張「大和解」,配合政治化妝師的操作,對北京而言,風險同樣很大。這樣的管治模式,多少講求民間認受,而香港民間依然以親西方意識形態略佔主流,一個柔性特首,同意有利於特朗普式討價還價:只要重視民意,西方就容易受壓,也不易對對手的部署警惕;忽然硬起來,卻會失去本來價值。何況香港民間的保守聲音,同樣不能低估,最後可能裏外不是人。

所以對北京而言,最理想的選項,並不是選任何一個人;要回應國際關係挑戰,可能要根本改變上述公式。現時困局是,二元格局牢不可破,兩極最極的質素都奇低,但「中間力量」不成氣候,無論政府、政客做甚麼,都有一半人反對。沒有民主的優點、也沒有威權的優點,卻集齊兩個制度的缺點,結果全部人都不高興,加上網絡民粹的興起,趨勢更不可逆轉。任何特首受制於這二元格局,不是過軟、就是過硬,都難以滿足北京的國際戰略需求。因為對港獨、外國勢力這類議題甚麼時候硬、甚麼時候軟,不可能有永恆標準,完全是根據那一刻的大棋局,需要和其他外交政策統一方針,才能回應特朗普那類開天殺價。一個小小地方官,無論怎樣揣摩,也難窺全豹;一旦研判錯誤、或借題發揮,還可能影響大局。

四、軟硬之外:技術官僚與國際人才

二元格局不可破,可破的,卻是功能。假如北京一方面讓管治香港的人,發揮香港的經濟優勢,為中國這機器把關;另一方面,把涉及國家安全的「一國紅線」直接處理,功勞、不滿都包攬上身,而不假手於代理人,說不定特首能逃出軟、硬枷鎖,輕身上路。當然,目前一方會強烈反對,但不會有ABC的激情;其實北京在過去十年,無論走軟、硬路線,都已是朝這方向了。那樣一來,未來的特首,除了說些大原則官話,可以大條道理對香港人解釋,那些事情他處理不了,針對北京的二元對立,北京會直接承擔;自己處理好經濟、維持香港這國際機器的技術運作,無須刻意在左派圈子做英雄、擔心在民主派中做醜人,卻不難維持局面。這類特首無須拿出一支筆一本簿、寫太多網誌,因為北京本質上,不希望有高民望地方勢力出現。反而實實在在一個技術官僚,又有北京親自操作最敏感的政治議題,就不容易「被民意騎劫」。到了模式運作暢順,普選,就不是挑戰了。

此刻有沒有這樣的人選?也許,一些長期和國際社會打交道的技術、管理專才,既有一定國際認受,又屬於香港傳統精英圈子接受的人,有北京一定信任,而沒有太捲入香港的民意戰,不太討人厭、也不太受歡迎,這樣的人,例如陳德霖、陳馮富珍等,可能較適合目前的棋局。這類人會否是特首「黑馬」,並不重要,因為他/她們就算未能當選,也可以名正言順加入新政府,表面上釋放「大和解」訊息,實際上繼續向上述模式過渡。這不是筆者個人意願,但卻符合國際現實主義的操作;筆者不懂預測未來,只能說按照現實主義教科書,假如我是中央,這是其中一個計算方向。但由於我們都不是中央,最後自然通常是另一回事,白雲蒼狗夢一場,誰知道呢。

2016年12月13日星期二

南韓歷任總統涉貪的「超穩定結構」

南韓總統朴槿惠正式被國會彈劾,被暫停總統職務,正式下台已成定局,只是時間問題。醜聞的核心,是她捲入「閨蜜」崔順實名下基金會與數大企業之間的貪腐。然而,這類醜聞不是朴槿惠獨有,幾乎成了南韓「國情」。自從南韓民主化以來,歷任總統都捲入貪腐收場:昔日的民主鬥士金泳三、金大中本身清廉,但兒子都因為受賄入獄,瓜田李下,始終難以洗清;繼任者盧武鉉人稱「草根總統」,卸任後被調查受賄,期間跳崖自殺;再下一任李明博的兄長也因貪腐入獄,要向國民道歉。

「財閥經濟」衍生貪腐

這些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原因,恐怕和南韓的「財閥經濟」(chaebol)息息相關;而財閥的誕生,則與南韓經濟騰飛密不可分。一切要從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總統談起:他1961年政變奪權時,南韓經濟水平低於北韓,百廢待興,他就大力扶植和利用家族企業,通過國有金融機構,為這些財團提供低息貸款、稅務補貼,又以國家名義為其擔保,使這些企業能從國外獲得大量貸款和投資。結果財閥控制了南韓經濟命脈,通過紡織、重化工、電子製造等出口導向產業,令南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被稱為「漢江奇蹟」,近年發展勢頭更直逼日本。

然而與此同時,財閥全賴政府政策支持,就形成了和政府官員、或官員家屬的共同利益網。它們起家之初,幾乎一律有從事灰色事業的經驗,朴正熙很能通過財閥家族的弱點,予以控制,但現在已經尾大不掉,政府反過來受企業擺布。這問題並不隱蔽,每任總統都說要改革,例如金大中曾剝離財閥的非核心業務、令央行政策獨立,增加財閥和政府、金融機構各方運作的透明度等,但成效始終有限。

南韓社會長久以來的儒家文化,也是政商界利益輸送蔓延的另一背景。今天的南韓,可能是世上最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社會階級意識鮮明,「下位者」對「上位者」提出的要求很難拒絕。儒家文化的「回報」思想,也深深影響南韓人,因此不少財團向政府官員行賄時,並不提出具體訴求,而是寄望當事人因「受惠於人」,而心生某種「責任感」,在日後制定政策時「懂得分寸」,與西方法治精神全然迥異。對上述這些,南加州大學教授Kyung Moon Hwang對此有深入研究。財閥GS Group 首腦在國會受質詢時就坦承,「如果政府提出要求,公司很難拒絕,這是南韓的現實」。其實,只要政府官員的家屬視公司大老闆為「上位者」,也是一樣。

在南韓的超穩定結構,還有憲法法院法官是總統委任,雖然包括國會提名的人選,但傳統上偏向保守,作為最後把關人。還有KBS、MBC 等大媒體都受到政府直接資助、或相關財團贊助,人事任命和報道內容都受政府、財團壓力,令各種貪腐報導點到即止。這次醜聞發酵得這樣徹底,正是因為整個超穩定結構出現了漏洞:獨立運營的媒體和新興網媒不忌憚與政府、財閥鬥爭,崔順實干政的證據,就是在《中央日報》旗下的JTBC 曝光。雖然不足以改變整個結構,但起碼也是一個起點。

小詞典:南韓財閥

南韓以家族為組織形式的大型企業集團,如三星、LG、現代集團等。它們往往由一個家族中地位最高的長輩領導,子女繼承,每個企業都涉足種類繁多的產業,並在全球開展業務,是南韓經濟的支柱。目前三星一家財閥的銷售額,就佔據南韓經濟總量1/5。

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

學界如何閱讀最新國際關係學界:一個新理論的誕生?

2016「黑天鵝之年」終結在即,究竟我們可以怎樣閱讀全新的國際關係?本欄一直希望把抽象的國際關係理論帶入現實,讀者想必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流派不感陌生,而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史,即是上述流派之間辯論的歷史。

然而,辯論長期未有共識,新的大理論(grand theory)也鮮有誕生,令不少學者擔憂「國際關係大理論已死」。去年國際研究協會(ISA)的「年度最佳著作獎」由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唐世平獲得,他的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正是近年為數不多的原創「大理論」之一。究竟能否用來解釋新時代?

調和不同理論

這理論創新之處,就是為調和不同理論找到合理的框架。例如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體系的本質是無政府狀態,國際格局由各國實力決定,然而不能很好解釋半個世紀以來,各國通過國際機制合作的現實;隨後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的實證,正是基於二戰後各國增進合作的案例,但同樣不能完美解釋「戰前—戰後」國際體系變化的過程。

唐世平認為,上述所謂「大理論」,都有各自的時空局限,而國際體系的變遷是一種「社會演化」,只要把時間加入,考察「物質」與「精神」兩種力量,對不同國際體系的選擇,就能理解世界趨勢,這就是他的理論:「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範式」。

具體而言,他認為人類社會從史前發展至今,經歷了4種國際社會體系:

一、「伊甸園時代」,指原始社會早期,人口較少而資源豐富,人類社會尚未有戰爭出現。

二、隨着人口增長,人均佔有資源和空間不斷下降;同期農耕部落增加、群體認同產生、殺戮效率提高,上述因素共同促使「進攻性國家」誕生,世界進入「進攻性現實主義時代」。在這一時期,戰爭是掠奪資源的方式,戰敗意味己方勢力的消亡,因此對戰敗的恐懼,根植於每一國家的認知中。各方都不認為自己是安全的,也都希望通過削弱別國安全,來鞏固自身安全。

三、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征服或被征服」邏輯,正是促使國際社會轉向防禦性現實主義的根源。在進攻性現實主義時代,各國戰爭頻繁,導致國家數目減少、國家平均實力(國土、人口、資源)增加,防禦成本減少,而征服的代價提高。隨著攻防優勢轉換,「征服變得困難」這一認知,逐漸傳播至整個國際社會體系,國家逐漸將「防禦」作為首選對外戰略。隨著主權、民族主義等觀念興起,征服、外來者統治的成本更高昂,侵略戰爭逐漸被國家拋棄,世界進入「防禦現實主義時代」。

四、 在防禦性現實主義主導的國際社會,各國逐漸運用制度、規範而非征戰處理紛爭,對「制度制定權」的爭奪,成了國家競爭的核心。這也正是二戰至今,國際社會體系逐漸萌發的新特點:擁有不同制度設計觀念的國家各自動員、爭奪制度制定權,試圖將鞏固、複製制度,這一過程,往往以區域為單位實現。而制度的擴散本身,也可對影響國家內部,是為制度的「建構效應」。在這「制度規範化時代」,國家的行動更可預期,戰爭可能性更小,和平得到鞏固,也催生了國家以外的國際玩家。唐世平以歐盟、東盟兩個案例,分析制度的產生及其影響,指西歐在制度化道路上處於世界前沿,而東亞同樣有制度化潛力。

唐世平的「社會演化範式」,對國際體系變遷的分析格局宏大,涉及國際政治、社會、進化論等學科,其中兩個觀點尤其值得關注:
 第一,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國家間安全體系本質可能不同,各國的認知和戰略思想,也因此存在差異;
 第二,上述四個階段的國際體系演化過程並非不可逆轉,而是可以走回頭路。

了解這些,對我們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演化,或豁然開朗。回顧上世紀五十年代,儘管全球以冷戰格局開啟「防禦性現實主義時代」,但共產中國誕生後,卻以進攻性現實主義認識國際環境,「戰敗恐懼」主導了當時戰略思維。自建國到六十年代後期,中國不懼與美蘇開戰,甚至不畏打核戰爭,都是進攻性現實主義思維的反映。然而,隨著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逐漸增加,其對國際體系的認知也逐漸發展,七十年代之後,中國政府逐漸意識到長期和平是可能的,進而以「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為指導思想,開始向「防禦性現實主義國家」轉型。

中國的「防禦性現實主義」戰略,一直延續至本世紀初,然而正如前述理論預測,在戰爭這一選項被排除後,中國已將「爭奪制度制定權」作為外交戰略重心,今天習近平政府正朝這方向前進。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設立 AIIB、宣傳「中國夢.亞洲夢」等,如此種種,都意在挑戰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爭奪國際/區域制度制定權。

不少歐美學者認為中國此舉會製造國際不穩定性,但根據唐世平的論述,剛好相反:這樣的制度競爭,才是維持「制度規範化時代」穩定的保證:每一種制度設計背後都有權力支持,這樣才會平衡;一旦世界被同一制度囊括(例如「世界政府」),就意味著世界權力分佈的單一壟斷,這對國際社會多元發展絕無裨益。

在唐世平看來,「制度規範化」是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然而,他亦指出,各國如何將競爭限制在制度設計範圍內,才是維持和平的關鍵。一旦某區域的國家放棄了制度化的努力,其行為打破制度化界限、重新將戰爭納入決策範圍,那該區不僅制度化進程會停滯,更有可能倒退回「進攻性現實主義時代」。這對今天中國的外交戰略選擇,有相當警示,也反映了目前國際形勢的關鍵,其實是「制度設計之爭」:中國隨著經濟崛起,希望建立新制度,而美國也必然要捍衛自己從前建立的制度,俄羅斯也是,但習近平和特朗普、普京其實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不認為自己的制度能放著四海皆準,這和冷戰時代美國、蘇聯、中國等的作風大相逕庭,也和克林頓-奧巴馬的價值觀外交作風全然不同。假如這是真實,對未來世界的演化,卻不必過份憂慮。

小詞典:ISA年度最佳著作獎

這一獎項由國際關係學界的權威組織「國際研究學會」(ISA)所設,旨在表彰當年國際研究領域最佳著作,由學界提名,專家委員會進行評審,當年獲獎著作自動成為 「ISA十年最佳著作獎」候選作品。唐世平是首位獲得ISA 年度最佳著作獎的亞洲國際關係學者。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訪問馮家誠:港新晉學者 亞洲角度看國際關係

若盤點2016國際關係大事,東南亞相信是最受矚目地區之一。由年初開始,印尼恐襲、東南亞多國更換領導層、泰王普密蓬逝世等事件接連發生。還有南海主權爭議,以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大事,預示東南亞地區未來局勢會更複雜多變。這些事件引起了香港傳媒和學者關注,馮嘉誠就是其中一位。馮嘉誠目前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東南亞國際關係。他選擇國際關係作為研究範疇,源於在中學曾經接觸世界歷史,逐漸培養留意國際時事的習慣;雖然他在香港科技大學主修商科,但副修社會科學課程後發現十分有趣,於是決定負笈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就讀國際關係碩士課程,專研東亞國際關係。此後,馮嘉誠偶爾在報章投稿,亦曾於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助理講師,負責東亞國際關係的科目。相信這次訪談能讓我們對東南亞局勢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受訪者:馮嘉誠(Kalvin, K)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整理:李志鵬

S: 不少香港學生都到歐美升學,為何你選擇到日本攻讀博士學位?

K: 赴日本攻讀博士,主要有現實考慮和其他個人因素。對我這種自費留學生,日本的學費其實相當吸引,三年學費開支僅僅比英國名牌大學一年學費多出一點。此外,日本政府近年着意推廣大學國際化,有較多獎學金的機會,在英國獲得獎學金的機會本來便較少,再加上今年脫歐一役,更難上加難了,此為現實因素。另一方面,我興趣始終圍繞亞洲國際關係,日本有自己一套研究國際關係的視角,而且歷史相對悠久,對我十分有用。當然,地理位置、個人喜好都是考慮因素之一。不過,我日語水平十分低,即使課程主要以英語授課,但到達日本後還是需要努力學習日語,畢竟還得應付生活和交際需要。

S: 為何選擇東南亞國際關係作為研究和論文題目?

K: 我研究的題材主要針對東盟(ASEAN)成員國的身份認同建構,嘗試透過個案研習解釋東盟成員國之間為什麼能夠化敵為友,放棄通過武力解決邊境衝突。除了泰國柬埔寨2009年爆發小規模邊境衝突外,東盟成員之間自1967年組成後便沒有發生過戰爭。許多學者和媒體都認為權力平衡和大國威脅是主要原因,我則希望可以透過規範、外交及安全文化等角度分析。其實這個範疇在學界已有不少學者討論了,但較多聚焦於宏觀論述,我只是參一腳補充補充而已。
我對東盟感興趣,因為這是亞洲目前唯一一個歷史最悠久的「本土」國際組織,成員國都是亞洲國家,這點很有代表性。雖然近來南海爭議未能為東盟產生共同外交立場,讓整個組織的角色好像是一個沒甚作為的「俱樂部」或「吹水會」;但本來四分五裂的東南亞國家透過東盟這個平台逐漸帶出一個共同體認同。這個過程無疑十分緩慢。但許多時候我認為主流傾向以歐盟作為唯一指標,反而忽略了東盟建立目的以及處事方式,例如共識、協商、重視非正式會議等做法,與歐盟有根本分別,兩者很難直接比較。
親美等於背棄中國乃錯覺

S: 今年,東南亞發生了不少大事,那幾件事值得香港人關注?

K: 我認為最重要的大事一定是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勝出菲律賓總統選舉。我平常很少聽到朋友談論東南亞新聞,但杜特爾特在競選期間的言行作風幾乎無人不識,而且外媒報道他用粗口辱罵美國總統奧巴馬(其實是當地很普通的字句),令許多人覺得這人形象新鮮。事實上,他的民粹主義作風對香港可能會產生直接影響。以在港工作的菲傭為例,今年10月菲律賓海外勞工辦公室單方面宣布改變菲傭聘請合約,最終迫使香港政府進行修訂相應政策。
此外,他上任後改變菲律賓外交政策,積極改善與中國關係,來年菲律賓將會接任成東盟主席國,我們可以再細心觀察菲國未來定位。今年,國際仲裁處宣判南海仲裁案結果、緬甸羅興亞問題、印尼雅加達市長辱回爭議、泰王普密蓬駕崩、馬來西亞一馬基金風暴都是近來東南亞發生的大事,有些事件可能加強外間對東南亞「好亂」、「好落後」的印象,有些可能象徵時代變化。無論如何這些都是該地區重要的大事。

S: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將會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K: 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十分複雜,當中涉及歷史爭議、領土主權紛爭、政治體制差異、經濟合作、人口結構和美國因素等議題左右。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因素是南海爭議。雖然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向中國釋出善意,在南海仲裁結果出爐後選擇低調處理,中國亦暫停填海造地活動;然而一旦北京重新啟動造地工程,或禁止菲國漁民在黃岩島水域捕魚,很大機會觸發中菲對峙。畢竟杜特爾特靠民粹牌贏得選舉,而且國內對華反感的聲音仍佔多數,我不認為屆時他有太多選擇餘地。

其次,特朗普勝出美國總統選舉,對日後中國──東南亞關係也有影響。特朗普選前曾經強調「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又堅持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甚有可能美國重走單邊主義、或者局部孤立的舊路。不過他提名幾位專責國防的閣員都甚有軍事鷹派的味道,還有日前與蔡英文通話一例,標誌着日後美國對華姿態很大機會更加強硬。東盟成員國能否把握機會團結一致,擔任區域政治的協調角色,將成為該組織日後發展的關鍵。

不過,想強調一點,東盟10國各有不同,對華取態都不一致。我經常主張,理解東南亞國際關係不應過分簡化,誤把東南亞看成一個整體。東盟協商的外交立場固然是一個大方向,但當中各國步伐並非完全一致。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雖然在大國競賽下掙扎求存,在兩強之間遊走爭取利益是小國求存之道,但我們常有錯覺以為「親美」等於「背棄中國」(反之亦然),遺忘了國際格局的影響。對東南亞國家,國際秩序重新洗牌的風險十分高,隨時把他們捲入戰爭之中,不符合小國利益,因此很難預見他們會採取「一邊倒」策略。

S: 香港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K: 我在日本認識了很多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朋友,很驚訝他們對香港的認知原來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本地出口的港產電影製作。一個印尼同學跟我說,他小時候很喜歡張衛健、鄭伊健、周星馳的電影。香港六十年代以後對外銷售這種「華南文化」的策略其實十分成功,不但打入南洋華裔(及華僑)市場,而且能夠進入非華裔的生活圈,打破了地域界限。當然,之後港產電影聲勢大減。我希望日後港產片及獨立電影能夠再次衝出大中華圈,可以重構一個真正的「亞洲國際都會」。經濟方面,香港過去對東南亞的主要影響力來自其地理位置、轉口港角色及金融服務業地位。不過,這些因素隨着中國經濟開放,以及近年積極設立「自由貿易區」的政策所削弱。同一時間,香港還有新加坡這個競爭對手。今年全球金融經濟中心指數表示新加坡已經超越香港,成為全球第三大。香港目前努力在金融科技領域急起直追,假以時日方可知道成果。另外,香港今年應該會達成與東盟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不過香港真正可以發揮影響力的可能只有部分涉及管理、仲裁、顧問等服務領域。

2016年12月9日星期五

在美國還能墮胎嗎?

不少美國政壇的長久爭議話題,只能在國內才能理解,對墮胎合法化爭論不休的"pro-life" vs "pro-choice"兩大陣營,即為一例。不少保守主義者支持特朗普,其實是為了廢除墮胎合法化的願望,才容忍他的其他行為,而這也是特朗普較易向支持者交代的「功課」之一。

特朗普以候任總統身份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採訪時,公開說自己反對墮胎,未來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會持反墮胎立場,令不少美國女性深感不安。要了解這一議題,得回顧極富爭議的判決: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1973)。

七十年代前,美國大多數州份都對墮胎有嚴格限制,或乾脆禁止墮胎;而同期女權運動風起雲湧,愈來愈多女性認為生育權、墮胎權掌握在母親手中,乃根本女性權利,不可受「禁止墮胎」法案剝奪 。1970年,得州兩名法律系大學生代表孕婦珍妮.羅(Jane Roe)起訴地方檢察官韋德(Henry Wade),控告當地的反墮胎法案違憲;官司打至最高法院,1973年判決,以7:2多數支持「州法律反墮胎是違憲」的主張。

墮胎與否 爭議不斷

判決依據的原則是,美國憲法及修正案指出:「公民私隱權受聯邦憲法保障」,最高法院判定,「墮胎」屬孕婦私隱權範疇以內;同時,判決也考慮「潛在生命」、即胎兒的利益,因此法官作出產期「三段式」妥協:在懷孕最初3個月,墮胎決定完全由女性和醫生作出,州政府不得干預;懷孕中期,州政府可考慮限制墮胎,以保衞母親權益;最後3個月,州政府可從保護胎兒利益角度出發限制墮胎,前提是不得危害母親健康。在美國讀書時,「羅訴韋德案」是不同課堂的必讀。

判決一如所料,引起巨大爭議。墮胎權支持者自然歡迎,認為判決維護了女性權利、公民自由和私隱權,自由派主導的社會輿論也一面倒褒揚。當「禁止墮胎」不再合法,孕婦就不用為了墮胎而長途跋涉到某個允許墮胎的州做手術。

但反對聲音也從未停止,保守派認為自受孕一刻起,生命已經誕生,「他」/「她」的權利受憲法保護,允許墮胎,即允許公然殺「人」,有違自然規律、憲法精神,不僅不道德,而且是犯罪。另一種反對聲音則質疑最高法院為爭議定調的合憲性,他們認為憲法根本沒有觸及墮胎議題,要解決這一爭議,必須通過州層面立法,但最高法院判決,卻是在缺乏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濫用司法權。

歷屆保守派總統都未曾放棄推翻「羅訴韋德案」的努力,不過他們都明白,要保守派法官在最高法院佔多數、等到一個墮胎案件送至最高法院,才有機會翻案。至今年6月,「羅訴韋德案」翻案的嘗試也存在,但依然未被推翻(當時是5:3支持原判決)。目前8名大法官當中,4人被共和黨總統委任、4人被民主黨總統委任,但有保守派法官在社會議題上偏向中間立場,此外還有一個空缺。

如今,雖然特朗普和他的副總統彭斯都是立場鮮明的反墮胎支持者,但就是再委任一位保守派大法官,填補目前空缺,支持原判決的法官還是佔相對多數,短期內也不容易推翻「羅訴韋德案」。不過現時最高法院的幾位大法官都年事已高,只要有一位在特朗普任內去世,就可能出現五位大法官支持翻案,一旦成事,州政府就有權自行決定是否重新禁止墮胎。不過有了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可以做的事還有很多,有權是否立刻用盡,就要看特朗普的智慧了。

小詞典:Planned Parenthood

美國最大關注女性生育健康的 NGO,創立於20世紀中,在美國擁有近160個支部,也與不少外國機構合作,業務覆蓋全球。Planned Parenthood積極協助婦女墮胎,積極捍衛女性墮胎權,亦成為保守人士攻擊目標。Planned Parenthood目前接受聯邦政府專項撥款,但特朗普政府聲稱考慮對之終止。

2016年12月8日星期四

泰國南部分離主義:新王的噩夢

泰國國王普密蓬去世後,王儲繼位終於落實日程,但除了國內權力鬥爭隨時出現,還有一個很可能惡化的危機,涉及複雜的國際關係形勢,即南部的分裂主義運動。

泰國是佛教徒佔絕對多數的國家,其比例佔全國人口九成,然而在南部與馬來西亞接壤地區,即北大年、惹拉、陶公三府的200萬人口中,穆斯林比例卻高達80%,造成與本部截然不同的文化認同。歷史上,今天泰南三府範圍曾是「北大年蘇丹王朝」統治區域,居民多為馬來裔穆斯林。

十六世紀時,該地不僅是東南亞商貿中心,更是整個東南亞的伊斯蘭文化和教育樞紐,直到被北面暹羅王朝軍隊擊敗,逐步成為其附庸;1909年,英國與暹羅簽定《英暹條約》,確認了北大年為泰國主權範圍。

二十世紀前,曼谷暹羅王室對北大年的穆斯林採取懷柔政策,依賴當地推舉的官員自行處理區內事務,泰國民法也不適用,地方事務多以伊斯蘭教法處理,當地與曼谷中央政府交集不多,因此關係尚好,可算是某程度上的「一國兩制」。

然而,1934年泰國獨裁軍人頌堪(Plaek Phibunsongkhram)上台後,大舉中央集權、強制同化政策,尤其針對泰南三府的穆斯林;1944年,泰國中央政府不僅把泰國民法全面推行至穆斯林社群,更在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去伊斯蘭化」,引發泰南三府穆斯林反抗,分離主義運動才陸續爆發。

隨着1957年馬來亞獨立,泰南穆斯林的民族主義情緒受空前鼓舞,泰國政府同期則鼓勵佛教徒向南移民,兩大族群的矛盾迅速激化,穆斯林分離主義武裝如帕塔尼民族解放陣線(BNPP)等先後湧現,與泰國警方頻頻爆發衝突。

自此,泰南是否安寧,和泰國中央政府的權力鬥爭,往往息息相關。例如在1980年代,軍方溫和派將領、泰王普密蓬心腹廷素拉暖將軍出任總理,為製造開明形象,對泰南三府穆斯林重新懷柔,設立「南部邊境省份行政管理中心」(SBPAC),其一大功能,就是促進穆斯林與中央溝通,大量招募本地穆斯林作為地方公務員,並對穆斯林分離武裝分子大規模赦免,前提是放棄武力抵抗。在文化政策上,中央政府在維持「泰國化」大方向不變的同時,在南部接納文化多元,尊重穆斯林習俗,分離主義一度式微。

但2001年他信上台後,由於要爭取農村支持、也鼓吹民粹主義,對泰南政策全面逆轉。他撤銷了 SBPAC,意圖確立軍警的絕對控制,更藉「反恐」名義,對穆斯林分離分子大規模逮捕、處決。雙方矛盾再度激化,分裂分子的攻擊對象,也從軍警擴展至政府官員、佛教徒,乃至在政府工作的溫和穆斯林。2006年軍方發動政變,穆斯林出身的頌提將軍一度改變泰南政策,恢復部分泰南穆斯林教法和自治,但隨後接連不斷的政潮,讓軍方、議會各派都無心處理泰南。2013年,泰國政府與泰南武裝的和談宣告無限期擱置,自此恐怖襲擊頻生;而泰國每次出現恐襲,政府又例必歸咎泰南武裝。究竟有多少是真相,外人實在難知。

近年泰國恐襲增加,一般人對穆斯林越發不滿,政府也似有意利用這種情緒,製造一個可供隨時發洩的稻草人。新任泰王正式登基後,必須面對穆斯林與中央政府的積怨,這一問題若不能由王室的威望處理,繼續讓政客把弄,隨時變成大危機。尤其是東南亞鄰國的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紛紛出現,孟加拉的有關組織也有向外滲透跡象;中國支持的「克拉運河」計劃一旦落實,把泰國南北切斷,又可能令泰南三府地理上更生離心。這些燙手山芋,就是上任泰王也只能模糊處理,但他畢竟願意到全國微服出巡,在南部也有一定威望。但要寄望新王有建設性表現,可能嗎?

小詞典:北大馬來國民革命統一戰線運動(Barisan Revolusi Nasional ,BRN)

活躍泰國與馬來西亞接壤處的分離主義組織,亦是北大年區域勢力最大的反政府組織。早於1963年成立,2001年以來,不斷策劃對民眾、公務員、教師、溫和穆斯林等的襲擊,主張以極端伊斯蘭思想控制北大年社會,成為泰國國內的頭號反恐對象。

2016年12月7日星期三

從特朗普「月球計劃」談起

特朗普政綱中,哪一項最可能落實?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其中一項相對容易的,就是「重返月球」。

那些年,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阿波羅計劃(Apollo Program)曾先後6次登月,不過耗資巨大,美國政府、國會不久就對龐大經費很有意見。NASA內部不同科研項目之間,一直爭奪撥款,導致NASA項目以不穩定著稱。在喬治布殊年代,曾希望美國在2020年前後重返月球,NASA為此專門成立了新的登月計劃「Constellation」。然而奧巴馬上台後,卻以「It has been done」為由,把這一計劃擱置,改為致力於處理全球氣候變化,對NASA的撥款也逐漸向地球氣候監測方向傾斜,任內增加了氣候變化研究經費50%,登月則遙遙無期,改為鼓勵私人企業發展「太空旅遊」取代。

特朗普的態度又是180度相反。他認為「氣候變化危機是中國的謊言」,其政策顧問沃克(Bob Walker)批評氣候變化研究是「politicized science」,NASA淪為「只做『政治正確』的氣候監測的機構」,暗示將大幅削減環境監測經費,而把這筆巨款重新投放到太空探索,尤其是登月。沃克本人,即是喬治布殊時代國會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US Aerospace Industry主席,他對美國航天事業的熱中有目共睹。此外,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特朗普團隊重量級幕僚金里奇(Newt Gingrich)也是太空探索狂熱分子,曾提出「8年內重返月球」,甚至要在月面建立殖民地,目標是收容13000名居民,還稱這一殖民地可以在月球「建國」云云。

建立「月球殖民地」的想法,目前依然是科普故事,但就「登月」本身,美國自然不存在技術問題;在共和黨控制兩院下,NASA 經費的更改,也不存在太多程序問題。何況奧巴馬政府否決「Constellation」時,國會只是將製造巨型火箭、軌道艙的經費「凍結」、而非「撤銷」。NASA 只需再得到相關撥款,甚或由別國承擔款項,特朗普「重返月球」,就可推行。現任 NASA 主管Charles Bolden將於明年1月退休,媒體預測的熱門接班人,都是「重返月球」支持者,例如曾參與起草「美國空間探索復興法案」的James Bridenstine議員,或曾負責 NASA 與喬治布殊政府協調溝通的Scott Pace。

特朗普若成功「重返月球」,對「太空國際關係」,自有深遠影響。航天技術是美國引以為傲的硬實力,但阿波羅計劃之後,就無以為繼。以「國際空間站」為代表的美俄歐合作太空科研,乃國際合作典範,但只服役至2020年。目前俄羅斯、中國等各自有登月計劃,航天新秀如印度、日本等也在發力。Scott Pace受訪時直言,NASA 「可以、並且應當成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工具」,發揮美國領導力。假如美國在下一輪太空競賽搶佔先機,為登陸火星等更宏偉的計劃奠基,也符合特朗普的口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至於代價,自然是美國曾經對改善氣候變化的承諾;但其他國家除了無可奈何,還能怎樣?

小詞典:阿波羅計劃

美國1961-1972年間進行的一系列載人登月計劃,美國太空人岩士堂在阿波羅11號任務,成為第一個踏足月球表面的人類。整個阿波羅計劃中,美國太空人共六次登月,計劃耗資約240億美元,成為人類突破地球限制的象徵。

2016年12月6日星期二

真.極右:論馬琳勒龐的紀律

英國脫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法國大選已成為全球關注的下一波「危機」。假如目前民調領先的極右國民陣線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當選,發動法國脫歐公投,歐盟全面解體,也不是不可能的。

表面上,馬琳勒龐與特朗普的崛起,都受惠於同一時代背景,都以反建制、反全球化、反移民為號召。特朗普獲勝後,馬琳勒龐第一時間在Twitter祝賀,表示特朗普作為「反建制的代表」,回應了美國人民的訴求;同樣的成功,也可以由國民陣線在法國複製。因此,不少評論形容馬琳勒龐是「法國特朗普」,但與反覆無常的特朗普相比,馬琳勒龐可能才是「真.極右」,立場只會更堅定。早前法國時事評論員戈布里(Pascal-Emmanuel Gobry)在美國雜誌The Week撰文比較兩人,就有很多對馬琳勒龐的獨到觀察。

戈布里認為,馬琳勒龐不像業餘從政的特朗普,從小到大都被訓練成一個職業政客,懂得所有政客的伎倆,而且比父親青出於藍,也比父親有「為求目標不擇手段」的使命感。特朗普不時以激進言論吸眼球,也是他突破傳統政黨機器、爭取人氣的方法,但馬琳勒龐剛好相反,因為她的政黨本身就被視為「極右」,她反而處處表現出「溫和」,脾氣和言論都相當克制,極少有驚世之言,卻每每能顯示自己對各項政策的細節了然於胸,足以成為「正常」領袖,水平讓法國總統奧朗德也感詫異。

本欄兩年前曾介紹過馬琳勒龐跟父親的「決裂」,這是她深謀遠慮、而且冷酷無情的最好例子之一。她的父親勒龐(Jean-Marie Le Pen)雖是國民陣線創黨元老,但一直被視為缺乏執政能力,言論沒有分寸,例如曾說納粹屠殺猶太人「不過是一樁小事」,又稱法國境內的穆斯林移民是「社會危害根源」。

馬琳勒龐明白就是在今日法國,也不可能不顧已經歸化入籍的大量穆斯林和後裔,只能說「精挑移民」;要在國際社會得到認受性,更不可能不否定納粹。因此,她除了把政綱重點轉移到社會福利分配、就業、反全球化等議題,把爭取對象擴大到全體不分種族的中下層選民,還把父親開除出黨。這種行為,無論在政治倫理、還是家庭倫理上,都要極大勇氣。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極右政客、政黨上位,尤其是在前期贏取民眾支持,往往都是通過政黨「改革」、極強的紀律,展現決心。納粹黨崛起時,不過是數十人的邊緣小黨,亦一度有「暴力革命」理念,直到希特拉成為領袖,儘管其反猶太主義色彩明顯,但宣傳時,主打政綱仍是「社會福利再分配」、「維護工人階級利益」,而不是自居激進。希特拉指派資深政客管理黨紀、組織,令納粹黨成為紀律鮮明、組織有序的政黨,更大規模吸納婦女、失業青年、受經濟衝擊的中下層、小企業入黨。適逢全球大蕭條,魏瑪政府執政無力,左翼分裂,納粹就成為選民無可奈何下的選擇。雖然納粹有威逼利誘讓人投票,但獲得極多自發支持,也是事實。

我們自然並非指國民陣線將會如當年納粹一般演化,也不相信那是瑪琳勒龐的訴求。但紀律嚴明的瑪琳勒龐,無異不是特朗普那種對意識形態搖擺不定的個人主義者。假如我們相信特朗普的政綱會大量「走數」,瑪琳勒龐承諾過的事,就要認真看待了。

小詞典:魏瑪共和國

德國在1918-1933年之間的共和政體,實行民主共和憲法(即《魏瑪憲法》)。然而魏瑪共和執政能力薄弱,適逢世界經濟陷入大衰退,德國社會經濟狀況惡化,被希特拉率領納粹黨成功進入議會,最終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行獨裁自稱「元首」,魏瑪共和國名存實亡。

2016年12月5日星期一

一百年前,失敗的全球化及其教訓

今年國際政壇「黑天鵝」頻現,世界秩序彷彿推倒重來;而英國脫歐、歐洲極右崛起、特朗普當選等,都可視作全球「被忽略的一半人」對「全球化時代」的反彈;奧巴馬在特朗普當選後表示,全球化是不歸路,不可能走回頭路。

然而,觀乎當下民情,難不令人擔心:全球化真的是不歸路嗎?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原始全球化」便經歷過一次大失敗,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詹姆斯(Harold James)在2001年出版的專著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就是試圖從中總結教訓,分析全球化可能遭遇的逆轉。說的雖然是百年前的事,但今天讀來,反而更有警示。

四方面呈原始全球化

如何定義「全球化」一直言人人殊,詹姆斯在書中通過四方面,呈現100年前的「原始全球化」,都與我們熟知的二十一世紀十分相似:

‧貿易方面,百年前經歷了現代運輸工具、貨物儲存技術的急速進步,殖民帝國之間貿易頻繁,關稅甚少。例如截至1913年,出口經濟佔英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0%,德國同一比例為20%;而戰後,這些國家一直到1980年代,才回到同樣外貿水平。

‧資本流動方面,當時的固定國際滙率制度、幾乎不存在的資本管控政策,讓資本迅速跨越國界。例如1870至1890年間,阿根廷吸納了佔GNP的18%的外來資本,英國在一戰前輸出資本則佔GNP的7%。這樣的國際資本流動程度,戰後至今仍未重現。

‧移民方面,十九世紀「國籍」、「護照」尚未成為人口流動的阻力,世界人口遷徙處於黃金時代,移民的障礙是決心,而不是法律。例如1871至1915年間,一共有3600萬歐洲人向亞洲、美洲等「新世界」移民。

‧文化、意識形態方面,世界商品、資本、人口的流動,讓各國精英產生對「國際主義」的強烈樂觀,認為互聯互通的狀態只會加速,逐漸來讓戰爭成為不可能之事,永續和平繁榮,將成為常態。

然而,19世紀的全球化高峰,卻在20世紀戛然而止,資本、商品和移民流動程度均陷入低潮,至冷戰終結才復甦。不少分析認為,是兩次世界大戰打斷了全球化進程,但 James 在書中指出,19世紀全球化的「內核」,早已埋下崩潰的種子,大蕭條與戰爭,只是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具體而言,他認為「原始全球化」的危機潛藏於外貿、資本流動、移民三大領域,這些都可以和今天一一比對:

 大蕭條後,各國提高關稅、大打貿易戰,是「原始全球化」解體的最明顯表徵。貿易自由化未能持續,因為影響到特定群體的利益(當時以農民為主),而他們在各國代議政治,逐步形成利益代表,擁有向政府施壓、左右貿易政策的能力。

 資本流通的便捷,也令金融風險同步全球化。大蕭條發生時,只是部分國家市場的偶然動蕩,但因為全球資本流動程度極高,局部危機造成的恐慌,迅速在全球金融體系蔓延,最終造成結構性危機,以至影響到實體經濟。

 如果說進口商品和資本波動,對國內影響較為間接,外國移民對本國社會的衝擊,一如今日,就相當直接:移民勞工搶佔本地就業崗位,享受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而他們帶給本地社區的新文化,也讓保守人士擔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威脅。

結果,切身利益受外貿、資本波動、移民衝擊的人群,逐漸萌生反「原始全球化」的情緒。他們對國家、政府的訴求日益增長,認為政府理應發揮「屏障」功能,保護本國人免於全球化威脅。這樣的理念,逐步形成相關政策,政府逐步提高關稅、央行限制資本流動,人口跨國自由遷徙,則被各國反移民法案阻檔。當政府通過內部立法、經貿政策都無法滿足國民期望,把矛頭指向「外國勢力」,就成為解壓良方。當國與國之間的隔閡逐步加深,戰爭就不再是不可能之事。

回看這段19-20世紀的「原始全球化」興衰,正如筆者早前在一個銀行講座警告,實在與今日世界頗為相似。21世紀初,在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分別興起的反自由貿易聲音,幾乎就是20世紀初「帝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翻版。2008-09年的美國次按危機,源自欠缺適當管理的金融制度,而百年前的大蕭條也是泡沫爆破的年代。今天從中東流離歐洲的難民,和自拉美遷徙北美的移民,都遭受越來越強的反移民情緒;而百年前美國對亞裔移民的限制,則較今天特朗普口中說的更誇張。

那今天全球右翼興起的反全球化浪潮,與上世紀相比,差異在哪裡?也許20世紀的反全球化訴求,多集中在國內輿論,各自為戰,但今天互聯網的發展,讓各國民族主義和民粹思潮互相聲援,已形成跨國聯盟。換言之,我們正目睹不同民族主義、極端主義群體「藉全球化成果反全球化」的吊詭。而昔日國家/政府被視為解決全球化問題的答案,但今天政府普遍被反全球化人士,視為受精英操縱、不知民間疾苦的「離地層」,令反建制、反精英情緒,與反全球化訴求合二為一。畢竟19世紀全球化的起步,是殖民帝國自中心向邊陲拓展,而今天的全球化,則是各國政府、跨國公司等戰後的默契。因此,今天反全球化的對立面,可能比百年前更廣;而有了讓「沉默大多數」發聲的互聯網,民粹的發酵也更容易。

十五年前,James 認為當代反全球化的勢力,缺乏有力的理論指導和成功案例,因此未成氣候。然而這些年來,那個跨國反全球化聯盟已取得可觀戰績,各地民族主義、極端主義思潮,已有全面執政勢頭。我們難以斷言20世紀的「全球化黑暗時刻」會否再臨,但恐怕全球化並非不可逆轉,所謂永續的和平與繁榮,終究是一個夢。

小詞典:大蕭條

1929-1933年期間,全球發達國家和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危機始於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災,市場恐慌情緒隨著全球金融體系互通迅速蔓延,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歐美各國失業率飆升,社會不滿累積,美國因羅斯福政府的「新政」從危機中恢復,本身已受戰後賠償影響的德國,則逐步陷入納粹統治。

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

大使與政治酬庸:特朗普女兒任駐日大使?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赴秘魯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途中取道紐約,與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會面,會晤內容並未向媒體披露,但坐在父親身旁的女兒伊萬卡(Ivanka Trump)則吸引了大眾目光。她在場不是全然靠裙帶,日本有媒體稱,特朗普或任命女兒為駐日本大使,不過訊息來源存疑。然而,這也並非不可能,因為美國總統任命駐外大使作政治酬庸,本來就是「國情」一部分。

在美國總統競選過程中,政治募捐是候選人集資的重要途徑,而最方便對部分喜歡拋頭露面的金主的回報,就是當大使,因為大使由總統提名,只須經歷聽證程序而毋須國會表決,可以獨斷獨行。

美國大使有兩類,一類是職業外交官,經過正規外交訓練,有使館工作履歷或是即將出任的國家/地區的專家;另一類是政治任命,往往被視為「政治酬庸群體」,卻可能對即將出任的地區毫無了解。

歷史上,美國不成文規定,職業外交官與政治酬庸比例為7︰3,後者往往被任命去「麻煩少、風景好」的地區。據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統計,過去60年中,美國派往西歐、加勒比海的大使有高達72%是政治任命;與之相比,中東國家的政治任命比例僅為14%。

在克林頓時代,政治任命的外交官佔28%,小布殊時代是30%;到奧巴馬時代,則上升至37%,出格的案例也更多,尤其是在他第二任期內,有39位新任外交官獲政治任命;根據月報The Washington Diplomat文章的統計資訊,平均每位政治任命的大使,為他籌集了50萬美元競選經費,而悠閒的盧森堡大使「價值」300萬美元,摩納哥這類搶手職位,價格更要進一步倍增。

這類政治酬庸無可避免被視為賣官鬻爵,更被職業外交官尖銳批評,認為這明顯削弱了美國駐外使節的專業性和嚴肅性。例如奧巴馬競選期間的籌款負責人巴曾(Matthew Barzun)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他為奧巴馬籌集了近7億美元,卻是毫無外交經驗的商人。又如奧巴馬任命金主馬梅特(Noah Mamet)為駐阿根廷大使,但他上任前從未去過阿根廷;另一位富商策尼斯(George Tsunis)被提名為駐挪威大使,但連挪威基本政治體制都不了解,在聽證問答環節漏洞百出,被媒體和國會強烈抨擊,最終任命罕有作罷。任命甘迺迪家族的女兒為駐日大使,已是相對得體的一次。

說到甘迺迪家族,上世紀羅斯福總統任命約瑟夫.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 甘迺迪總統的父親)作為駐英國大使,也相當具戲劇性。老甘迺迪是著名企業家,民主黨金主,在1938年作為政治酬庸被任命到英國,但因為家族的愛爾蘭裔、天主教背景,而始終被視為局外人,羅斯福任命他時,居然在辦公室命令他脫下褲子,作為能否適應「英國文化」的考驗。二戰前夕,老甘迺迪畏懼戰爭,多次提議與納粹德國和談(被國務院否決),又對英國的抗戰立場發出負面評論,讓美國頗為尷尬。最終國務院決定不能再由他代表美國,老甘迺迪唯有黯然辭職,此後英國防衛戰正式爆發。無論特朗普會否最終委任女兒到日本,他的大使名單也很令人期待:以他作風,入面肯定有一些意外驚喜/驚嚇的爭議人物,走著瞧。

小詞典:美國外交學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美國聯邦政府下屬機構,於1947年成立,位於維珍尼亞州威靈頓國家外事培訓中心,主要負責對美國外事人員進行集中培訓,培訓內容包括語言課程、領導力和管理力課程等。學院出身的專業外交官,和政治任命的大使之間不時發生衝突。

卡斯特羅,共產世界的「開明專政」?

卡斯特羅(卡斯楚)逝世,始終被西方輿論視為獨裁者,但他的「社會主義建設」,與斯大林(史達林)、毛澤東的手筆實在不同,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不少。

在1959年革命前,古巴75%的富饒土地被外國投資者、地主佔有,城市主要由白人聚居,有色人種被限制在農村。卡斯特羅將私有土地收歸國有,把城市內的地主、教會勢力驅逐出境,然後讓非裔、中下層拉美裔居民居住。對國有化的土地,卡斯特羅採取「社會主義合作社」的形式耕種開發,發展製糖業,令糖產品出口成為古巴最重要的經濟來源。

和中國、蘇聯相比,卡斯特羅沒有大開殺戒,情願「減少反革命份子數字」,讓不滿意的人離開;此外也有大批古巴人(甚至包括卡斯特羅女兒)逃離古巴,多數渡海湧入佛羅里達。此所以美國有龐大的反卡斯特羅古巴僑民群體,乃至成為美古復交的最大障礙。但某程度上,也因為他們在「監督」,同時卻不在國內構成壓力,古巴始終沒有走到極端。

卡斯特羅當然是古巴政府不容置疑的權力核心;其成立「保衛革命委員會」對古巴社會嚴密監控,關注潛在「反革命分子」,反對卡斯特羅統治的人都被視作反革命。不過,卡斯特羅始終未有採取「大清洗」、「文革」那樣的「群眾鬥群眾」、「互相揭發」的恐怖手段。

卡斯特羅政權無疑是獨裁,且處決了五百前朝高官,但在同世代相似政權中,比其殘暴者比比皆是。卡斯特羅的更大興趣,其實是國際共產革命,不惜投放大量人力物力,到非洲安哥拉打內戰,這自然放慢了國內經濟發展步伐,但把鬥爭對象外移,也是成功轉移國內視線。

卡斯特羅堅持用中央控制的計劃經濟思路治理古巴,強調「平等」理念,少數族裔、婦女的社會權益大幅提升。在其主政期間,政府在通訊、醫療保健、教育、房屋的福利建設都頗為可觀。

古巴作為發展中國家,截至1960年代末,所有兒童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基礎教育,更落實全民免費醫保,結果擁有可與已開發國家比擬的識字率和人均壽命,失業率也較1950年代大幅下降。雖然貪腐依然存在,但起碼較親美政權時期已有所遏制,而第一代領導人的清廉,始終相對守得住。

當然,上述「進步」與蘇聯的經濟援助密不可分,但這些成就,的確不無可炫耀之處。其代價,自然是消費主義的倒退:儘管古巴社會貧富差距大幅縮小,但消費物資相對貧乏,基礎建設、交通工具常年未有更新,甚至成了吸引旅客的懷舊賣點。

蘇聯解體後,卡斯特羅顯示出實用主義思維,尋求引入外資、重新准許使用美元、關閉缺乏生產力的工廠,推行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改革。這種實用主義和被動改革的意願,正是卡斯特羅有別於毛澤東、斯大林之處,也讓古巴免於經濟浩劫。2006年,卡斯特羅將大權交由弟弟勞爾接管,古巴改革正緩慢前進,相信即使政權倒台,也不致於出現東歐「蘇東波」那樣的大清洗。

一個時代的傳奇人物,能夠長期堅持同一路線,又不至於脫離現實,已經殊不容易,看委內瑞拉在查韋斯(查維茲)死後幾乎崩潰,即可見一斑。不要忘記,卡斯特羅是教科書上和赫魯曉夫(赫魯雪夫)、甘迺迪同期出現的歷史人物,居然能夠適應21世紀,當年追隨他革命的人,誰能想像呢?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2月2日

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

最富庶的東南亞國家:文萊的未來

提到世上富裕的伊斯蘭產油國,人們第一反應往往是中東的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其實地處東南亞的文萊蘇丹國的炫富程度,也不遑多樣。國際社會長期對文萊這個面積只有5700多平方公里、人口40萬的彈丸小國缺乏重視,也不期待它扮演類似卡塔爾的關鍵小國角色。直到最近數年,文萊的政治經濟狀態忽然暗流湧動,才令它在國際媒體多了曝光。不久前,筆者獲文萊大學邀請演講,也順道做了一些地上、地下的考察,深感這個國家的前景,確有不少值得思考之處。

文萊實行伊斯蘭教法的背後

文萊自英國獨立以來,一直以溫和伊斯蘭國家姿態呈現世人面前,直到2014年,作為全球首富之一的文萊蘇丹Hassanal Bolikah突然宣佈,將於國內推行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法),並要求佔國內人口1/3的非穆斯林同樣遵守。這一法律改革包括禁止不符合伊斯蘭教法的行為(例如飲酒)、推廣「齋戒月」、禁止宣傳伊斯蘭教之外的宗教活動等。尤其令國際社會和非穆斯林社群不安的,是法律改革將恢復包括「石刑」在內的極端刑罰,儘管文萊早在1957年就暫時禁止了死刑。人權組織普遍對文萊恢復伊斯蘭教法觀感負面,認為文萊蘇丹是要使國家偏離世俗化、現代化的軌道,重新「伊斯蘭化」。

根據文萊蘇丹的安排,這一法律改革,將按照相應刑罰的嚴重程度,劃分為三等,分三個階段執行。第一等懲罰輕微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言行,例如予以罰款、監禁等;第二等對犯下盜竊、搶劫等罪行的犯人處以斷手、杖刑等重罰;第三等對通姦、謀殺等重罪犯人施加石刑等死刑。按照蘇丹的原定計劃,處理第一等的第一階段已經在2014年5月實施,翌年文萊甚至禁止慶祝聖誕節,官方指相關慶祝行為「有辱伊斯蘭教」。第二階段推行計劃本應於2014年末展開,但推遲至今,政府解釋是要實行相關伊斯蘭法,需要針對刑事案件的調查、起訴和判決過程通過新法案,即「Syariah Courts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CPC),但這立法過程一直拖延」。至於第三階段,原訂2016年推出,目前時間表則順延至2018年,是否落實,尚不得而知。

不過和當地人談起,以上「改革」似乎是形式多於一切。以禁酒為例,黑市啤酒依然普遍,不少酒家的茶壺裏面居然都是啤酒,而背後自然有官員洞悉一切,操作的潛規則心照不宣。在鬧市中心的大酒店,朋友甚至帶筆者到過地下酒吧,內裏所有「被禁」的娛樂一應俱全。至於年青人,只是改到大宅內部舉行私人派對,派對的本質毫無分別。而根據伊斯蘭教法,舉證頗為困難,也令當地人感到安心,何況文萊犯罪率從來極低。值得注意還有國際反應:例如文萊也是現已名存實亡的TPP的成員國之一,美國曾對文萊實行伊斯蘭教法大表質疑,不過最終也默默接受,因為據說不少美國人到了當地後,感覺一切如常,與新聞報導出來的「伊斯蘭化」現象,頗不相同。

假如文萊的天然資源耗盡

從文萊拖沓的伊斯蘭法律改革過程中,外間不難發現,文萊蘇丹除了因為自己年邁、希望訴諸宗教,也許,這同時也是處理未來危機的迂迴方式。文萊得以成為富國,國民不知納稅為何物,全靠石油所賜。目前文萊GDP的60%都依賴石油相關產業,石油佔據文萊98%的出口額,是政府收入來源的93%。因為石油開發、提煉等被國家壟斷,文萊國內70-80% 的就業崗位,都由政府和政府下轄企業包辦,而政府也用這些收入,為國民提供極佳的福利,因為人口少、不大接納移民,即使政府管治效率欠佳、欠透明,在近代歷史,基本上未遇上大危機。然而,近年國際油價一瀉千里,文萊政府過去三年的收入已縮水70%,國家負債嚴重,加上各種新興能源紛紛出現,這個單一經濟體實在不容樂觀,政府為國民提供的福利水平只可能下降。就如教育產業,就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對象。

這一困境,本來是所有產油國都面對,中東國家如沙特等,多年前就著手經濟多元化改革,發展旅遊、金融、基建等產業。文萊也不是沒有想到,在2008年,曾提出「Wawasan 」2035計劃,針對過度依賴石油經濟的風險,發展以教育、IT、中小企、旅遊業等非石油相關產業。然而,數年過去了,文萊非但在其他行業沒有起色,對石油經濟的依賴反而越來越深。近年伊斯蘭金融業發展勢頭良好,無奈文萊的兩大鄰國馬來西亞、印尼都是東南亞伊斯蘭金融中心,文萊因為絕對君主制難和國際接軌,始終難以受惠;加上面積更小的新加坡,已是國際社會在東南亞的首選大都會,文萊要追上,幾不可能。和阿聯酋的杜拜相比,文萊也沒有類似大興土木的氣勢,部份原因自然與內部權力架構有關。文萊政府請了不少經濟顧問提意見,例如目前國內就有聲音指政府應思考發展牛肉加工,但這種「改革」,恐怕是杯水車薪。

與此同時,保守伊斯蘭主義在東南亞興起,馬來西亞、印尼都有這類呼聲,只是文萊作為小國,才避無可避。加上蘇丹需要鞏固權力,拉攏伊斯蘭教士,不失為方法之一,例如設立「穆夫提」(mufti)職位,賦予教士更多影響社會的權力,用意就很明顯。假如教士都成為絕對君主制的既得利益者,要文萊民主化的呼聲,自然得到有效制衡。所以一些文萊實行伊斯蘭教法的內容,說白了,其實只是鞏固蘇丹的絕對權威,例如「禁止發表或做出侮辱蘇丹、政府宗教機構、官員的言論或行為」,或「禁止通過網絡,包括微博、微信、whatsapp等傳播針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教法的任何謠言、評論」,基本上就是維持「管治」所需。而對文萊蘇丹相對缺乏忠誠的少數族裔(例如華裔),不少也是非穆斯林,當伊斯蘭教在文萊的主導地位越來越無可爭議,似乎也是政府鎖定核心族群的認同過程。

說到底,在經濟危機未來一旦出現時,文萊王室若單單減少國民社會福利,而繼續龐大開支,只會引發社會矛盾。作為絕對君主制國家,文萊蘇丹是一國行政首腦和權力中心,其家族子嗣按輩份,對王位進行世襲,這種政治體制如同沙特王室,如果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要永續也挑戰處處。綜合以上考慮,文萊蘇丹適時重提伊斯蘭教法,也是希望推動佔人口2/3的穆斯林對國家、尤其是對王室的認同感。加上蘇丹也面對自己的繼位問題,新世代要接受一個新人,還要是有實權的絕對君主,已經很不容易,在過渡期減少不可測性,應是大計之一。只是,石油經濟的「資源詛咒」始終存在,到了下一任蘇丹繼位,要維持同一專權制度,而又不能提供更多經濟誘因,若連生活也越加嚴苛,危機,恐怕就出現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2月

《希特拉歸來》:德國穿越劇的背後

近年中國興起穿越小說、穿越劇,回到歷史的橋段忽然成了主流,其實在其他國家也有類似趨勢。去年一部以「希特拉穿越時空來到現代」為題材的德國喜劇電影上映,頗有差利喜劇之意味,對當下德國乃至全世界右翼復興的社會政治氛圍的暗喻,尤其值得留意。

影片大致情節是,希特拉在當代德國醒來,用納粹時期的思維理解今日德國社會,發現自己與現實格格不入,起初無比沮喪。他偶然與電視台工作人員Fabian Sawatzki相識,後者當希特拉是一名模仿歷史人物「希特拉」的演員,邀請他參加自己籌劃的紀錄片。二人遂展開了一趟足跡遍佈德國各地的旅途,期間Sawatzki拍攝希特拉「扮演」自己與德國人交流的場面。隨著希特拉在電視節目頻頻現身,德國社會對他「扮演的角色」的印象越發趨於正面,希特拉也逐漸發現,今日德國社會與上世紀30年代,其實存在某種相似,自己「帶領德國人統治世界」的夢想,其實仍有可能實現。當希特拉暗中安排兩個「新納粹」成員將自己打傷後,德國民眾更對他無比同情,視他「與德國人民同在」,最終希特拉計劃「攜民意」重歸政壇。

乍看起來,這樣的情節異想天開,但根據影片攝製組和片中扮演「希特拉」的演員Oliver Masucci透露,片中「希特拉與今天的德國人民促膝交談」的情形,絕非誇張。在拍攝「紀錄片」橋段時,有不少德國普通人(並非演員)熱衷與希特拉扮相的Masucci自拍;劇組遇到的年輕人多為Masucci的出現驚呼,並上前圍觀;當劇組進入老年人社區時,不少老人甚至對這位「希特拉」傾訴心聲。更令人震驚的是,一名德國人甚至直言「把集中營帶回現實吧!」當然,德國人知道Masucci其實是一名演員,電影中穿越時空的情節,並未在現實中發生。但在類似拍攝經歷背後,「希特拉」作為一種符號,在今天德國社會的被接受、甚至於受歡迎程度,依然令人震驚。

當我們回顧二戰後的德國歷史與社會演化,這樣的情形,本應不可想象。戰後希特拉個人形象連同其納粹言論,一律成了德國社會的禁忌,戰後一輩德國人及其後代處於一種奇特的社會氛圍。一方面,對於德國在二戰期間,對猶太人、乃至整個世界犯下的罪行的懺悔,深刻地嵌入社會方方面面,成了戰後德意志身份建構之一環;另一方面,任何關於希特拉、納粹的資料都不得輕易曝光,公共場合對其討論也有限,也令新一代對希特拉開始陌生。直至2004年,希特拉的形象才首次以主角身份登上德國熒幕(《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至2010年,德國方才在爭議中開放了首個關於希特拉的歷史展覽,其中希特拉的演說片段全部以「消音」技術處理,只播放圖像。去年希特拉自傳《我的奮鬥》重新出版注釋版,也引起德國社會一陣嘩然。

只是,正如負責再版《我的奮鬥》的慕尼黑當代歷史研究所學者Andreas Wirsching所指,將希特拉和納粹歷史視為不可觸碰的禁忌,其實無助於德國人真正反思過往,反而會造成希特拉形象的神秘化和崇高化,後果將更為嚴重。這一論述在今日德國,早已不是預言。二戰後,東德就曾出現新納粹主義,認為德國人是二戰中受害者;進入21世紀後,德國新納粹勢力逐步抬頭,將德國戰後大規模引進外來移民的做法視為批判對象,聲稱移民搶佔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呼喚重拾納粹主義,建立「第四帝國」。2000年以來,德國發生過數起新納粹主義者攻擊猶太移民的案例,更出現過數百名新納粹主義者遊行的場面。

近年來,德國新納粹主義思潮與蔓延整個歐洲的極右主義融合,不少不滿中左建制派政策的右翼選民,也開始與新納粹主義支持者有限度合流。目前「德國國家民主黨」就是以新納粹主義為指導思想、極力反對移民的政黨,而另一極右政黨「另類選擇黨」也以移民、難民問題大做文章。敘利亞難民危機爆發後,默克爾領導的聯邦政府對難民門戶大開、而不考慮社會承受能力,受到人民、乃至地方政府極大反彈,新納粹「驅逐移民/難民」的口號,就更為響亮。回想十年前,另一部惡搞希特拉的電影《玩謝希特拉》上映,片末訪問了不少人對希特拉的印象,主流思想似乎是對他很陌生,而又覺得有點卡通的可笑。想不到在2016年,卻有調查指10%德國人希望重新迎接「元首」,反映世上其實沒有什麼事,是絕對不可能重現。

由是觀之,德國今日的社會狀態,不能不教人憂慮。當年希特拉之所以能夠成為「民選」領袖,最終建立「第三帝國」,依賴的就是民眾對國內外情勢的憤怒:一方面,《凡爾賽和約》對德國利益造成巨大傷害,德國工業經濟瀕於崩潰;另一方面,魏瑪共和國憲法雖然民主,但政府先天欠缺執政能力,對社會危機無所作為。希特拉一方面激發德國人的不滿和民族情緒,將社會仇恨引向猶太人和國際社會,另一方面又對德國民眾的訴求開出眾多空頭支票,反復強調「人民意志決定一切」,「激進+民粹」的做法,最終讓他和納粹黨走進議會,引發一場浩劫。

再看今日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美社會,因移民、社會流動僵化、收入增長停滯等因素,引發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當然,今天的極右份子一來沒有擴張野心,二來不至顛覆民主法治,將之視作希特拉都是有失偏頗;但重點是,他們所代表的民意,卻是實實在在的。正如影片末,識破希特拉「穿越」真相的Sawatzki被關進精神病院,希特拉則自豪地表示,自己無法被殺死,因為自己「在每一個人心中」。這一場景,會否成為現實,你說呢?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12月

在新加坡觀察美國大選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全球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把這現象和自己的處境對號入座,包括美國傳統區域安全夥伴新加坡。選舉前後,筆者基本上在新加坡渡過,此間學者、輿論對選情自然十分關注,選後對新加坡有何影響,也被熱烈討論中。

新加坡經濟發展模式與台灣、香港類似,一大支柱是國際貿易。對這類小型、外向經濟體而言,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一直是本地經濟發展命脈所在,而新加坡本身對國際經貿格局的結構性影響力又有限,因此長期以來,只能依賴美國領導的戰後自由主義體系,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進行密切貿易往來。但新加坡對建構自身在國際制度的角色十分積極,除了成為東盟大腦,推動不同國際組織總部設立在新加坡,同時也是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積極倡議者,不僅與域內各國訂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還長期致力於多邊貿易協定建設。奧巴馬政府大張旗鼓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協議(TPP),原來就是新加坡等亞太小國牽頭發起,美國才後來加入,可見新加坡這方面的前瞻性。

然而,特朗普在整個競選過程中,一直表現出傾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立場,甚至在最後一場競選演說中,指明「新加坡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令傳統對美國保護充滿憧憬的新加坡人大為意外。雖然特朗普本人對新加坡不見得抱有敵意,甚至不見得在點名新加坡前有做過認真研究,但他的立場畢竟暗示,或許會在正式就職後,改寫現行的自由主義國際經貿規則。他雖然在當選後有不少弱化跡象,但始終對TPP 就嗤之以鼻,堅持不會讓其通過,令TPP的原發起國新加坡,可能成了「捍衛TPP之戰」的對立面: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上月出訪美國時,還一再向美國政府呼籲「TPP 是檢驗美國對亞太盟友承諾的試金石」,暗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如此出爾反爾,只會令盟友心淡。一旦缺少了美國參與,TPP 將無法達成「升級亞太自由貿易準則」的宏偉目標,新加坡對剩下參與國的商品服務行業配套,也難免要重新檢視。何況美國外貿政策對全球經貿格局有重大影響,而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可能讓全球各區域經濟波動加大,新加坡也難獨善其身。

新加坡對特朗普總統擔憂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即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持續性。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強烈依賴亞太區開放、穩定的海上航線,因此對「規則主導」(rule-based) 的區域秩序,有強烈訴求。美國「重返亞太」之所以受新加坡歡迎,正是後者擔憂近年來日益強勢、偏好「實力外交」的中國,對亞太地區的既有規則造成衝擊。以南海爭議為例,新加坡本身並非島礁、海域聲索國,但在整個爭議過程中,新加坡的姿態十分高調,其駐華大使早前還與《環球時報》主編進行了數輪筆戰,卻引起國內部份華裔一定不滿。新加坡的立場其實非常明確,即將「避免武力」與「尊重國際法」兩條原則擺在最首位,而這二者,正是新加坡在亞太地區維護核心利益的關鍵。一旦美國不再積極捍衛亞太區這些原則,新加坡就會變成出頭鳥,這是不得不防的。

在過去,新加坡與美國在軍事、防務上保持密切合作,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頻繁停泊於新加坡,新加坡也頻頻參與美軍在區內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些防務合作和安全保障,都是新加坡用以進行大國平衡外交的資本。目前,特朗普在亞太的外交理念會否與新加坡相呼應,尚難判斷,但在已公開的戰略裏,不難看到他本質上將戰略部署視為生意談判,只關心美國在其中獲得的利益、和支付的成本,而不會太講求國際理念和道義。特朗普在南海問題上,始終未有表達清晰明確的立場,似乎也是其討價還價「國際生意」作風的伏筆,這就讓東南亞諸國非常擔憂;特朗普政府會否對新加坡一如既往地保持戰略投入、恪守安全承諾,也是一個未知數。新加坡官方則可以向國民派定心丸,例如國防部長黃永宏在特朗普當選後對媒體表示,新加坡在過去向美軍提供軍事基地和停泊港口、派兵支援美軍反恐戰爭等,為美國的防務做出很多貢獻,相信美新防務合作會以「互惠互利」為原則進一步發展,對與特朗普政府的合作頗有信心云云。

不難看出,黃永宏這番話,正正是從「談生意」的角度,來闡述與美國未來的防務合作,強調美國的得利與新加坡的付出,以期正中特朗普下懷,因為新加坡畢竟和其他區域大國不同,不算是特朗普口中「搭美國便車」的頭號代表。但假如特朗普有自己的計算方式,不看重東南亞,新加坡卻難免要調整方針。特別是此前新加坡與美國在戰略上的密切合作關係,或多或少引發來自中國的不滿,尤其是中國民間對新加坡「淪為美國附庸、不與中國合作」的指責不一而足,假如美國不再重視東南亞,新加坡在中國面前的議價資本,也將大為減少。對新加坡這樣的小國而言,處於單一大國陰影之下,絕非其利益所在,而且是應該竭力避免的,因此爭取美國停留在本地區,可謂當務之急。假如過去幾年,新加坡的姿態令外交界認為偏向了美國傳統精英的一方,現在特朗普上台,也許是時候適度鐘擺,才符合小國生存之道。

最後,是次美國大選過程中暴露的身份認同政治、階層矛盾等社會議題,也令新加坡社會有一定衝擊。民調顯示,新加坡人超過六成傾向支持希拉里,特朗普當選讓不少人大吃一驚,李顯龍總理在特朗普獲勝後發表在 Facebook的「祝賀」語中,坦言是次大選正如6月英國脫歐公投一般,反映出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對重塑身份認同的渴望,他的受眾除了是特朗普,似乎更包括國內同胞。畢竟這些影響社會政治生態的因素不止見諸歐美,也在近年新加坡社會中浮現:近年來新加坡社會貧富差距也在逐步擴大,本地社群對外來移民的觀感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這在李光耀逝世前的一次補選已有充份反映。但與此同時,新加坡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高質量的移民人口,都有結構性的巨大訴求,不可能像美國、英國那樣變得完全受民意主導。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本地社會福利再分配、本地身份認同和新移民之間的並存,就成為未來新加坡政治穩定的關鍵。不過特朗普式的政客,始終難以在新加坡民主複製,因為新加坡法律對預防種族衝突有大量設計,執行得很嚴格,不少特朗普的話放在新加坡,早已是犯法言論,而放在新加坡身處的敏感區域環境,這些法規的功用,卻實在不能否定。在全球邁向動盪的大時代,新加坡依然是相對穩定、可測的宜居綠洲,已經殊不容易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2月

卡斯特羅的國際主義

古巴前領袖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去世,究竟他的歷史地位如何,恐怕蓋棺仍未能論定,但在國際關係層面,他的確扭轉了歷史發展,這是任何人都難以否定的。

首先,卡斯特羅正式打破其他勢力不能進入美洲的「門羅主義」。他領導革命時,注重對外形象建構,在國際輿論得到的同情,遠勝於給推翻的親美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權,這是他建立拉美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基礎之一。

然後他公然走反美路線,處決500多名前政府官員,全面實行共產主義,把私人土地充公,驅逐美國地主,並與蘇聯進行經濟、戰略合作,直至爆發古巴導彈危機。這些往事的重要性,在於宣告其他勢力進入美洲並非不可能,此後拉美左翼政權興起,都是直接受古巴鼓勵的結果。今天中國和拉美各國經貿關係發展迅速,可以無視美國門羅主義,也多少身受其惠。

卡斯特羅把「古巴經驗」當作「拉美現象」處理,令眾多右翼威權政府統治的拉美國家爆發革命,或有游擊隊在山林鬥爭,也可說是國際共產主義理念的拉美版。卡斯特羅當年氣魄宏大,把古巴當作革命搖籃,甚至將之制度化,任命戰友捷古華拉(Che Guevara)組建「革命部」,專司革命志願軍訓練,再部署至拉美各國。

雖然捷古華拉本人在玻利維亞支援革命時身亡,但古巴的拉美革命出品也有成功例子,例如尼加拉瓜。二十一世紀的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左翼政權,也視卡斯特羅為革命教父,可視作那些年的隔代遺產。

今天不少人忘記了,古巴在卡斯特羅領導下,也曾是「世界大國」。他認為非洲是「帝國主義的最弱一環」,希望把革命火種播撒至非洲大陸,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國的革命,都可見古巴戰士身影。最大規模的介入出現在1976年,古巴與蘇聯合作,派兵參加安哥拉的代理人戰爭,支持左翼革命勢力「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對抗美國支持的「安盟」。古巴遠在天邊,居然向安哥拉派遣了五萬多士兵,卡斯特羅本人親自遙控指揮,這是中國輸出革命全盛期也不能做到的。古巴還對非洲戰場「醫療輸出」,有數十萬志願者赴非洲進行醫護工作,比蘇聯、中國都要理想化。英國工黨黨魁科爾賓說卡斯特羅的最大貢獻,就是通過安哥拉內戰,終結鄰國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是否成立另當別論,但卡斯特羅對非洲的影響,當無庸置疑。

值得注意的是,卡斯特羅和金日成、胡志明相比,更受西方左翼人士歡迎,也成功「統戰」一些西方領袖。最著名的自然是加拿大總理老杜魯多,也就是現任加拿大總理的父親。1976年,老杜魯多訪問夏灣拿,動機也許是宣示加拿大並非美國附庸,也許是要促成冷戰時代的外交突破,客觀效果卻是證明了兩大陣營領袖可以建立單純友誼。老杜魯多逝世時,卡斯特羅專門飛到加拿大扶靈;卡斯特羅死後,小杜魯多冒「政治不正確」大不韙滿懷感情哀悼。這些經歷,在未來領袖身上很難再體現,因為卡斯特羅的國際觀,在號稱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反而顯得過份超前了。

小詞典: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發表宣言,警告歐洲列強要是進一步對美洲殖民、或干涉其內政,都是侵略,美國都會干涉。宣言在英國默許下出現,令拉丁美洲成為美國後院,多場歐洲大戰都沒有大規模波及美洲,美國也得到「反殖」道德高地。不過拉美各國對美國的依賴越來越重,間接催生了日後的反美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