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1日星期二

「菲律賓特朗普」有幾「特朗普」?

自從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掀起政治旋風,「特朗普」已成為一個形容詞,各國紛紛出現「特朗普式候選人」,雖定義含糊,但依賴民粹、不講求政治正確、有排外心態則一律被視為「特朗普式」人物。

剛當選菲律賓總統的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便有「菲律賓特朗普」之稱,究竟又是否實至名歸?

特朗普推崇強人政治,說過「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的家人理應被折磨或處決」,這完全違反美國價值觀,但那只停留在打嘴炮階段。杜特爾特則有執政經驗,對以上精神已付諸實行。他擔任達沃市市長期間,實行宵禁制度,凌晨後禁止買酒、禁卡拉OK,聲言絕不容忍毒品,稱「一旦發現自身孩子沾染毒品,不惜親手殺死他們」。他自稱「獨裁者」,任內出現一隊行刑隊專門處決罪犯,傳聞杜特爾特對此相當縱容,甚至是幕後指揮。儘管由於法律原因,杜特爾特的具體角色不詳,且有眾多白手套區隔,但民眾普遍視之為他整頓治安的「宏觀政績」之一。

特朗普參選以來,打破傳統精英對政治正確的全部禁忌,幾乎通通得罪少數族裔、穆斯林、女性選民及各種弱勢社群,卻反而成為政壇反建制、反精英、「真性情」的清泉,這跟他要爭取的白人社群、對精英政治不滿的下流中產有關。杜特爾特在這方面實不及特朗普,頂多是喜歡以政治不正確笑話或粗口,來建構自身草根與人民一分子形象,而無心跟傳統精英決裂。

何況,菲律賓的政治正確傳統與美國不可同日而語,有饒恕政客的傳統(例如馬可斯),也沒有「政治正確治國」的反彈,也就毋須刻意如此。例如杜特爾特在談及一宗澳洲女性被姦殺案時,說過「身為市長都沒有強暴,真是可惜」,隨即招致各方批評,澳洲駐菲大使也抗議,但這似乎是一種「爛gag」,多於政治計算。他當選後宣布「戒粗口」以改善形象,也反映他無意太出格。

特朗普畢竟是政治門外漢,職業是地產大亨和娛樂節目主持人,選民根本不知道他當選後有多少政綱能兌現,也不知道美國政壇的「超穩定結構」能否制約他的瘋狂口號,這是他最大的不可測性。反觀杜特爾特其實是資深政客,有三十年從政經歷,當選後「走數」空間相要小得多。在菲律賓這樣的國家,從政不比美國簡單,要周旋與黑白道、世家財閥、貧苦大眾、外國勢力,不可能單靠團隊和宣傳。杜特爾特律師出身,後來成為檢察官、市長和國會議員,人氣是基於政績而得,而不是一時三刻的旋風。

不過正正因為杜特爾特有政績、而菲律賓政治制度又不如美國穩健,根據憲法,總統又反正不能連任,假如他真的要用總統權力和資源「做實事」,卻可以比特朗普走得更前。馬可斯以戒嚴法維持治安,最終成為獨裁者;另一位菲律賓前總統艾斯特拉達以銀幕上的羅賓漢形象當選,最終則成為貪腐者。杜特爾特又會如何呢?

小詞典:法外處決(extrajudicial execution)

指權力機關對未經刑事訴訟程序的人執行死刑,當屬違法,然而在特定社會情況下,類似案例往往被視作「伸張正義」而被接受。通常執行者也不是權力機關的正式成員,而是與之有聯繫的外圍組織、民兵等。

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

身份認同外傳:顛覆傳統世界觀的「地緣想像」

無論是美國高調「重返亞太」、還是中國力推「一帶一路」,「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這一學術名詞,都頻繁進入大眾視野,一躍成為顯學,隨之而生的是各類傳統大棋局理論層出不窮,陰謀論者更是樂此不疲。然而,站在國際關係學術角度,自從批判主義(Critical Theory)興起,愈來愈多學者反思那種戰棋式的地緣政治理論,並發展以「地緣想像」(Geopolitical Imagination)為核心思想的第二代「批判地緣政治學」,對了解21世紀的世界觀可能更為實用。

地緣政治學是以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為基本的學科,研究國際政治、軍事和外交,主要是根據一個地理範圍內的要素、邊界、人口和資源分布等,來預測各國戰略、國際互動形勢。上兩個世紀著名的「陸權論」、「海權論」等,都是傳統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作,而近代最經典的地緣政治分析,當是冷戰背景下的兩極對峙。然而,正如北美批判地緣政治學者Gearoid O.u Tuathail和Simon Dalby在Rethinking Geopolitics一書指出,將地緣政治不假思索的視作「既有的客觀事實」,恐怕又是一種過時的冷戰思維,因為地緣政治其實也是一個主觀的、高度「情景化」(contextualized)的概念,雖有客觀環境,但不同人的主觀構建同樣重要,這就是「地緣想像」。

Tuathail和Dalby歸納的「地緣想像」理論,有如下三個特質:

1. 地緣政治不是單純的治國術,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既有物質意義,更有象徵意義,後者對身份認同的影響更大。我們討論地緣政治,首先要有「我者」與「他者」的體認,而諸如「國家」、「民族」這類事關身份認同的概念,就是一場「地理構建」,而沒有絕對的地理、物理、生物標準。例如是否認同屬於一個國家,更多意味着是否對其社會、 文化、政治形態產生認同,而非是否單純的住在那裏,這概念類似以「想像的共同體」演繹民族主義。

2. 因此,身份認同並非先天存在,而是後天構建出來的,進一步延伸,地緣政治的邊界,其實也是流動可塑的。當我們引入基於想像構建的身份認同後,「我者」與「他者」的劃分,就會令「外國」和「本國」的認同被重構。地緣政治的其他概念,例如何謂「敵對勢力」、「盟友」,何謂「安全」、「威脅」,甚至何謂「近」或「遠」,此類劃界都已超出傳統地理與行政區域的範疇,而是各地人物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

3. 既然身份認同可以構建出來,那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內,不同人群之間的身份認同也可產生差異,發展的「地緣想像」也就有所不同。Tuathail和Dalby歸納出三類「地緣想像」,其一是國家行政機構、領袖眼中的地緣政治,其二是一國專家、學者研究的地緣政治,這二者可合稱為high geopolitics,通過種種政策、報告體現,強調其實踐性和正式性,卻和日常生活脫節,往往「離地」。第三類地緣想像,則存在於普羅大眾和流行文化中,他們稱之為popular geopolitics,它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不必拘泥於high geopolitics設下的條條框框,具有民間較強的認受性、靈活性和多元性,這就是地緣想像最顛覆的理論。

在21世紀,現代交通、通訊技術和電子媒體光速發展,正正為「地緣想像」的多元化提供最大可能。我們即使不踏上異域土地,也可以通過互聯網24小時追蹤當地新聞,可在網絡沉浸在當地社會文化氛圍,這種身份如何用傳統國家邊境限制?當不同地域的民間社會,通過虛擬世界,構建共同的互動平台,也相應促進跨地域的身份認同,與相應的「地緣想像」。而這一發自民間的想像,一旦與官方敍述存在差異,不同社會階層、乃至地域之間,就可能產生摩擦。

事實上,當代東亞華人群體的政治與社會生態,就是「地緣想像多元化」產生摩擦的最佳例證。例如中國的官方敍述強調「自古以來」,官媒多偏好特定歷史時空的宏大敍事,諸如「王朝復興」、「大國崛起」等,意在宣揚大中華與家國一體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情緒,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夢」的宣傳更是不遺餘力,這是典型的high geopolitics,也是官方版本的地緣想像。

但是地緣想象的多元化,意味處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的人群,建構的身份認同也往往不同。台灣即是明證:近代隨著國民黨入駐,「中國」與「台灣」的身份認同,在兩岸互動、國民黨政府和台灣原住民的互動中不斷演變。直至今天,台灣與大陸對兩岸關係的地緣想象固然截然不同,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觀感,自然也不與大陸官方敘述一致。倘若忽略民間社會的參與和身份認同的構建,僅僅從傳統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角度分析,則難以理解目前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地緣想象」。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調和不同人群的「地緣想象」差異、凝聚共識,是每個社會都面對的挑戰。香港自視「亞洲國際都會」,無論是在傳媒還是日常生活中,香港與世界各地社群、文化都有豐富的交集,香港的地緣想象相當豐富,本來可以承載更多可能性。一如前不久,「毛記電視分獎典禮」上,河國榮與何謂「真.香港人」的討論,即是一例。在東亞範圍內,港人赴日韓、台灣遊學者眾,在當地往往找到久違的親切感,這本身可謂「東亞地緣想象」的一種反映,正如在台灣大選中,眾多港人赴台觀選,背後體現的認同感亦無容贅言。然而,類似的地緣想象多處於民間,雖在大眾傳媒中頗具活力,但官方是否接納,乃至是否只能以硬磅磅的政治態度上綱上線回應,卻是另一回事。從批判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看,溝通和互動,從來是重構地緣想象的重要途徑,民間思想和官方思想有差異,才是正常社會的正常現象,但若任何一方始終不懂、不願、乃至不屑面對,那麼隨之而來的「地緣想象的衝突」,幾乎是命中註定的無奈。

小詞典:國際關係批判理論(Critical IR Theory )

國際關係「英國學派」學者 Robert Cox 倡導的理論。他認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等傳統國際關係理論,都將現有的國家、社會、權力關係等概念,視為既定、且合理的,但批判理論則尋求對這些概念本身的批判,重點在於討論這些概念如何產生,以及它們的意涵如何在社會互動中發生轉變,從而論證平日我們習以為常的不少國際關係概念,其實都是特定條件下的人為建構,絕非完全客觀的存在。

2016年5月28日星期六

首屆鼓手節 本土國際Fusion眾樂樂

在眾多樂器之中,鼓可算是最國際化和多元化的樂器之一。鼓樂包含了不同的風格和色彩,當中包括流行和搖滾樂,高端的藍調,傳統的進行軍鼓和中樂,以至充滿異國風情的非洲鼓等。當中貫穿不同文化,也遊走在不同族群之中。鼓手除了需要具備強烈的節奏感和手腳協調性,更要了解鼓樂中的不同學問。其實,單是了解不同鼓樂的發展和互動,已是一門有趣的國際關係入門課。雖然鼓樂在不同音樂文化中擔當着重要角色,但卻未能得到香港媒體和觀眾的注意,這確實值得我們進一步推廣。今年,鄧樂妍博士和鄧卓斌籌備了香港首屆國際鼓手節,這不但推廣鼓樂文化,同時也包含了國際視野和教育意義。當中既有香港80後鼓手,更有在格林美獎勇奪多個獎項的國際級鼓手,他們之間的合作和互動的確值得我們期待。而是次鼓手節監製鄧卓斌就會為我們剖析當中的目的和意義。

受訪者:鄧卓斌(Francis, F)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 S)
整理:李志鵬

S: 你們為何有念頭去籌辦這個鼓手節?
F: 總監鄧樂妍博士在一個國際音樂節中認識了一位殿堂級鼓手Thomas Lang,他以手腳協調性高見稱,手腳幾乎可以用同樣速度演奏。2004年,他在全球46個國家舉辦了220場表演,可是卻沒在香港演出過,於是萌生邀請他到香港演出的念頭。鼓樂包含着不同的文化,例如中國傳統、西洋古典、爵士、流行和金屬都有各自的元素,而且風格清晰。鼓樂的優勢就是沒有包袱,即使帶着不同的民族氣息,依然能在不同樂種中融和。當我們提到樂器時,鼓常被忽略,但作為樂器,它是在旋律、節奏和音色上,都具多方面可塑性,而且極需四肢配合,對速度、靈活和音色配搭等技巧要求甚高,同時也極富有文化內涵。

S: 在這次鼓手節中,主辦單位安排了哪些活動?
F: 這次國際鼓手節於6月5日至12日舉行,當中包括公開排演環節讓學生可以與鼓手交流。同時,大師班讓樂迷可以和格林美級鼓手互動和學習,其他樂迷也可到場旁聽。鼓手們也會到訪多所院校舉辦工作坊,以推動香港音樂教育和鼓樂文化。其中,6月8日至11日就有連續四場音樂會。

80後鼓手肩負橋樑角色

S: 香港學習鼓樂的情況如何?
F: 鼓是很多人學的樂器,但不是學鼓之人總覺得是冷門的一門。這可能因為大家對鼓樂總有一個迷思,認為家中必須擁有一套鼓才能練習鼓樂,可是在家中擁有一套鼓無論在香港或是外國都是件奢侈的事。 其實,只要在家裏放置一套練習器材,練習手腳的協調性,並定時到工作室練習就能得到很好的效果。近年,樂隊音樂在流行樂壇再次活躍起來。

S: 全球哪些地區的鼓樂文化較濃厚和受人重視?
F: 在世界各國中,美國的鼓手文化最濃厚,特別是爵士樂。其中,殿堂級鼓手Buddy Rich雖然已逝世20多年,但當地一直仍有舉行音樂會紀念他。美國雜誌Modern Drummer Magazine更是音樂界中的《時代雜誌》,當中有不同的投稿,亦有大量關於打鼓技術的討論。近年,內地鼓樂的發展也很快,並設有專門的鼓樂學校,而且規模相當龐大。另外,內地也積極籌辦鼓手節。在這次鼓手節中,我們滙聚了國際和香港不同範疇的鼓手,風格遍及流行、爵士、搖滾、軍樂、節奏藍調、西方古典樂及中樂。當中大部分是香港80後的鼓手,他們雖彼此認識,但卻鮮有合作的機會。我們希望憑這次音樂節促進他們的合作,大膽嘗試不同組合,擦出火花。

S: 在籌備鼓手節時,你們有什麼使命和目標?
F: 在籌備鼓手節的過程中,我們接觸了不同的人,介紹音樂節的內容和特色。我們提及當中的國際級鼓手曾多次在格林美獎中得獎,可是知道的人不多,直至獲悉有關鼓手的名作後,才知道是神級人物,始終香港人對流行界別的音樂比較熟悉。參與這次音樂節的鼓手Peter Erskine曾為超過700張專輯演奏,兩次獲格林美獎,10次獲選為年度最佳爵士鼓手,更是Fusion Jazz的鼻祖。Russ Miller則曾為60多部國際電影配樂,包括《生化危機》、《情陷紅磨坊》和《沉默之丘》等。鼓手往往是一個節目的幕後功臣,音樂的靈魂,帶動觀眾的情緒。在一場音樂表演中,觀眾很容易忽略鼓手的角色,但如果沒有鼓手的配合,音樂就會失色不少。在我們的想像中,獨奏樂器多是電結他、小提琴、鋼琴和二胡等,少有聯想到鼓作為鎂光燈下的主角。因此,我們其中一個使命就是希望將鼓手帶到幕前,讓觀眾認識到他們的重要性。

S: 你們希望通過鼓手為香港人帶來什麼衝擊呢?
F: 世界各地有不同的鼓文化,有着不同的風格和節奏,這背後有獨特的美學構想,以及展現不同的文化概念。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不同時空和文化在香港相交,能快速吸收外來文化,進而衍生和創造新事新物新風格。以往香港曾舉辦過不同形式的鼓手節,而這次鼓手節第一次滙聚了五大鼓樂,包括中國傳統鼓樂、西洋古典鼓樂、爵士鼓樂、流行鼓樂和進行軍鼓鼓樂,是一次大膽的合作,我們期望不同界別、風格的鼓樂和音樂家相互碰撞、交流,產生化學作用。這次鼓手節以邀請80後的香港鼓手為主,80後是一個特別的世代,他們受到社會的關注,同時也是現今樂壇的主力,成為連接不同年代音樂的橋樑。

S: 在籌備鼓手節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F: 一般人對鼓手的印象比較模糊,因為鼓手都留在工作室練習或者身處舞台後方,難被觀眾留意。他們一般節奏感強,在表演中十分忘我。相比其他樂手,鼓手難以把整套鼓樂帶到不同地方表演,但他們也樂意與人分享。在籌備音樂節的過程中,需四出尋訪不同界別的香港鼓手,他們大多忙於教學,因此我們需要安排適當的表演及訪問時間。我們有幸邀請到格林美級的鼓手演出,可是,即是同一爵士組合的成員,他們分處世界不同地方表演,要安排他們到港活動,需要極高的時間管理技巧。表演中有安排他們和中樂手合作,即使他們音樂造詣高超,但仍樂意與他人合作排練。這種對藝術領域不斷的追求與嘗試,是值得敬佩的。

S: 首屆國際鼓手節之後,你們有什麼目標和發展方向?
F: 我們希望往後仍能舉辦鼓手節,延續當中的精神和目標。今年的規模較細,只邀請了香港80後的鼓手,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業內人士的重視和支持,未來可以邀請更多香港不同界別的鼓手,令這活動成為一個交流平台,讓不同音樂領域的鼓手演奏、交流,為香港大眾帶來不同風格的鼓樂表演。另外,現時鼓手節的資源畢竟有限,這也需要工商界的支持。我們希望鼓手節富有教育意義,令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能成為一個文化熔爐,將不同的音樂特色滙聚、融合、再創新,建構屬於這個城市的鼓樂文化。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的性格,彼此擁有不同的文化內涵,我們期待在鼓手節中進一步尋找屬於這個城市的聲音。

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

你家菲傭有投票嗎?

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香港傳統民主派一直以此為由,訴說香港沒有「真普選」的荒謬:「連我們家的菲傭也能一人一票選領導人,為什麼我們不可?」而另一派也往往以同一案例回應:「那你情願在香港享有一人一票以外的繁榮穩定,還是菲律賓一人一票下的貪污腐敗?」

以上對話自然都是以偏概全,但筆者確實曾從不同人口中聽過不下數次。可惜「抽水」之餘,大家對在港菲傭的政治參與卻普遍不大關心。在香港的菲律賓人自然不只菲傭,還有從事其他工作,包括音樂人與專業人士。假如他們都投票,足以成為選舉的關鍵少數,在選情拉鋸時發揮關鍵作用。

話是這樣說,但海外菲律賓勞工,特別是菲傭真正大規模參與選舉,不過是近年的事。一來,過往菲傭普遍擔心公開表露政治立場,容易為本國親人帶來麻煩,或令僱主有顧忌,這類憂慮今天還存在,只是在部分非政府組織努力下被慢慢淡化而已。二來,菲律賓從前規定,選民必須在本國登記並行使選舉權,意味為數眾多的菲律賓海外勞工如不在投票期間回國,便無法投票。到2004年,菲國引入「海外缺席投票制」,准許大選投票結束前一個月內,身在海外的菲律賓人可於指定海外票站點登記及投票,不再需要回國,海外菲律賓人投票才成為常態。

經濟貢獻大 不容忽視

以海外菲律賓勞工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在大選扮演更重要角色本是理所當然。菲律賓央行統計顯示,每年海外菲律賓人寄回國的外滙,佔全年外滙五分一,直接帶來的每年收入可達200億美元,佔國家GDP一成。賺取外滙收入最高的地區,包括中東、英國、新加坡及香港等,也許相關地方的菲律賓人選出自身代表才是應份。今年菲律賓在全球開設85個海外投票點,菲律賓選舉委員會數據顯示,今年大選有137萬海外選民,人數甚至多於菲律賓部分大城市,已不容忽視。

今年香港共有93049名菲律賓籍登記選民,即佔在港工作菲籍人士的約一半。這次大選好些候選人都有意爭取在港菲人,例如著名影星帕迪利亞(Robin Padilla)今年2月抵港,為最終當選總統的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拉票。另一位候選人格雷絲.傅(Grace Poe)也在去年聖誕節來港,對在港菲律賓社群發表爭取支持的演說。雖然她笑說原本只是來旅遊,演說是即興的,但最後她還是得到不少菲律賓外勞組織表態支持。

海外菲傭社群除了成為大選重鎮,亦對國內政局產生直接影響,其中最著名的組織是「移工國際」。作為致力改善菲律賓外勞利益的政治團體,組織領導人雷加拉度(Connie Bragas-Regalado)曾在香港當家務助理,不少訴求都源自她的香港經驗。香港菲傭是這一政治團體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移工國際也繼2004年大選後,派出代表角逐眾議院議席,同時對一切涉及菲律賓外勞權益的案例都關注,而這往往影響外交。例如聲援被印尼因販毒判處死刑的、曾在杜拜工作的菲傭,就直接影響菲印關係。

雖然菲傭回國後,通常遠離政治,慢慢建立小康家庭,但也有好些活躍政治、勞工組織的例子。假如有天你家中菲傭成了國際政治人物,千萬不要驚訝:她們的教育水平和社會意識,很可能比一些僱主更高,只是我們平日不留意罷了。

小詞典:馬可斯時代

馬可斯(Fernando Marcos)是菲律賓第十任總統,1965-1986年在位,早年政績不俗,但中期面對連串經濟危機後,改以鐵腕獨裁統治,宣布戒嚴令,直到被阿基諾夫人領導的群眾運動趕下台。菲律賓就是在馬可斯任內開始輸出外勞,以增加外匯收入、減低國內不穩定性和失業率,這是否德政依然充滿爭議。馬可斯之子這次競選副總統高票落敗,反映馬可斯家族在菲律賓政壇的影響力,依然不容低估。

2016年5月26日星期四

沖之鳥是島還是礁?

上月底,台灣漁船東聖吉16號在距離沖之鳥礁(日本稱沖之鳥島)150里海域捕魚時,被日本海上保安廳扣押,理由是「擅自闖入日本專屬經濟區」。

最終台灣政府向日方交出176萬新台幣保證金,日方才釋放漁船,當時仍是總統的馬英九隨即說:「沖之鳥是岩礁而非島嶼,台灣不接受日本以此劃出專屬經濟區範圍之片面主張。」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反駁,稱日方將沖之鳥視為島嶼,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依據。

究竟沖之鳥是「島」還是「礁」?這是國際法課程常見題目。在自然地理意義上,沖之鳥是露出海平面的數塊岩石,總面積不超過10平方米,各方都無否定它屬於日本。問題是這數塊岩石極度遠離日本本部,假如鄰近海域都算作日方專屬經濟區,日本在太平洋的勢力範圍便會大增。

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海洋法公約》)第八部分第121條「島嶼制度」規定,「島嶼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擁有類似陸地領土的領海及專屬經濟區,但同時指出「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雖然日本近年加緊在岩石周圍人工築島,並建立氣象站,但目前沖之鳥仍不具備讓人長期居住的條件,事實上也無人口居住,中國、南韓等鄰國都強調那是「礁」而非「島」。

2008年,日本政府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提交議案,以「沖之鳥是島嶼」為依據,請求審議。中韓隨即抗議,稱日方主張違反《海洋法公約》,此後雙方各執一詞。台灣與日本關係微妙,長期以「定義尚有爭議」為官方的沖之鳥立場,直至這次「東聖吉事件」,馬英九首次就「沖之鳥問題」發表措辭強硬聲明,才確定台方視之為「礁」。

2012年,CLCS就日本提案作出決議,支持日本就沖之鳥以北至日本本土範圍的劃界,但就沖之鳥以南的海域問題,則表示「在中韓兩國的陳述未獲解決前,委員會無法就日方提案中涉及沖之鳥的部分作出決定」。這「語言偽術」被各方各自表述:中韓認為CLCS 否決了日本「沖之鳥是島」的主張,日本則認為 CLCS是對之認可。日本選擇 CLCS 製造國際輿論,是為了避免與中韓直接衝突(如司法仲裁),但其擴張海洋影響力的戰略意涵,與中國在南海大舉造島工程大同小異,自難免針鋒相對。

究竟何者佔道理,幾乎註定是無頭公案。國際法在「島嶼Vs岩礁」的界定上,本就十分模糊,《海洋法公約》並未就「岩礁」定義,各方自然都能找各自的專家背書。何況CLCS只是聯合國一個科學性勘測機構、而非司法仲裁部門,《海洋法公約》附件就指,CLCS 的決議不影響國家領土劃界。CLCS 的程序規定也指出,一旦牽涉領土爭議、且當事國未能就議案達成一致意見,CLCS 應拒絕審議,所以2012年的判決,就是沒有「語言偽術」,也沒有一錘定音的作用。

最有趣的,還是台灣在這場博弈的角色。馬英九不顧日本反彈,作出高調表態,正如早前視察太平島,不但是卸任前爭取政治遺產,對個人「大中華情意結」的交代,也是對蔡英文政府外交空間的刻意制約。蔡英文有意重進南向政策、並加強與日本交往,平衡過份依賴大陸的現狀,但馬英九偏偏在成為過渡政府期間,把南北各鄰國把爭議模糊化的默契一一打破,蔡英文如何接招,就考外交功力了。

小詞典: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

聯合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設立的機構,負責對大陸架外部界限進行勘測,對沿海國家的大陸架外部界限相關事宜作建議,以協助《公約》相關條款執行。委員會由海洋地質專家和法律顧問組成,負責提供科學和技術意見,但本身並非判定國家領土爭議的國際司法部門。

2016年5月25日星期三

久違了的薩德爾

還記得十年前,伊拉克「薩德爾」(Muqtada al-Sadr)這名字經常在新聞出現,當時的形象是一位激進派領袖,後來忽然銷聲匿跡,近來才為國際媒體重新注視。一切源自伊拉克政府月初宣佈,巴格達市區進入「緊急狀態」,封鎖了對外主要交通,因為各政府機構和使領館的所在地、也是戒備森嚴的「綠區」被示威民眾突破,上百伊拉克人「佔領」議會廳。號召民眾示威的,正是薩德爾。

薩德爾不擔任任何官職,在伊拉克卻有極強號召力。他領導的「薩德爾主義運動」政黨,在議會有相當影響力,同時他是一支什葉派武裝的領導人,手握兵權。他在伊拉克派系鬥爭中幾經起伏,思想也經歷了巨大變化。早在美軍剛佔領伊拉克期間,薩德爾是名符其實的反美鬥士,他的什葉派武裝在巴格達製造了一系列恐怖襲擊,並深深捲入2006-2008年的內戰中,與當時其他派系並無二致。

2008年後,薩德爾被伊拉克臨時政府軍壓制,選擇「自我放逐」至伊朗。目前外界尚不清楚薩德爾在伊朗的經歷,直到2011年,他返回伊拉克,「伊拉克民族主義」已取代了單純的(反西方)什葉派思想,成為薩德爾的核心理念。從此他重塑形象,不僅注重團結伊拉克社會中下層民眾,更積極與包括歐洲在內的「外國勢力」和商業團體聯絡,發展國內外人脈。他重組了武裝力量,緩和了之前的反世俗立場,並加入對 ISIS 作戰,甚至與從前的死敵遜尼派武裝處於同一陣線。凡此種種,讓外界對薩德爾的領導力刮目相看。

「刮目」,自然是有對比的。目前伊拉克的國家建設進展差強人意,政治被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三大派系把持,各官員任命都被三派勢力以名額等分,政府機構臃腫,腐敗叢生。新任職的總理阿巴迪意圖改革,但內閣重組方案遲遲得不到議會三大派系支持,月初的民眾示威,就是表達對此的不滿。

這時候,薩德爾就顯得與別不同,似乎超越了宗教派系之爭,甚至不以「伊斯蘭Vs世俗」的對立為出發點。他只是「為人民發聲」,呼籲伊拉克政府、議會和各方加速推進政治改革,盡快組建一個不以宗教派系勢力劃分名額、高效運作的技術官僚政府,並警告如政治改革停滯,示威運動將繼續升級。這些姿態,和他早年的行為幾乎判若兩人。

薩德爾確是繼續打民族主義牌,將批判矛頭指向英美聯軍,稱其對伊拉克的軍事佔領是入侵行為。不過,比起從前,薩德爾還是溫和了很多,例如在號召示威期間,他專門發佈通知,稱「確保(除英美使館外)各國使領館和相關人員的人身財產安全」,因為他預知英美使館可能受衝擊;但即使對英美,他的立場也不是一味反,而是以「有損伊拉克國家尊嚴」為由,抗議英美對伊政策,卻保留了和西方各界的對話空間。

結果,薩德爾目前成為了各方都不得不重視的存在。在示威中,薩德爾在人群衝入「綠區」後不久,即號召人們「和平撤出」,而示威者也照辦,令他威望大增。示威前期,伊拉克安全部隊並未對示威人群阻止;早前薩德爾親訪「綠區」,安全部隊甚至表示歡迎,都令薩德爾民望急升。美國對此表示「尊重伊拉克人民示威權利」,似暗示薩德爾只要有意談判、有力穩定局面,他並非不能接受的人物。假如「伊拉克民主」再蹉跎下去,薩德爾這樣的強人調整策略後改頭換面,倣效「普京模式」再度崛起,絕對是情理之中。

小詞典:「綠區」(Green Zone)

美軍佔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後,在市中心劃出一片10平方公里的區域,包含了伊拉克政府、議會設施、外國使領館等重要場所,由美軍和伊拉克安全部隊部署重兵把守,進出受嚴格限制。理論上,這是巴格達最安全的地方,然而普通伊拉克人難以進入,因此也被視為美國入侵的象徵。

2016年5月24日星期二

倫敦新市長成多元文化主義最後機會?

上週我們談過英國上任倫敦市長約翰遜,而新當選的薩迪克.汗(Sadiq Khan)同樣值得一談再談。這位出身平民階層的工黨候選人是一名穆斯林,與支持「脫歐」的「英國特朗普」約翰遜對比鮮明,但這背景完全無損其認受性,支持率比「富二代」對手Zac Goldsmith高出13%。這次選舉的投票率,已是倫敦直選市長以來最高的一次,反映新人的人氣不可低估。

薩迪克的經歷頗有奧巴馬的影子,可謂代表著與「美國夢」並列的「倫敦夢」。他的父母是來自巴基斯坦的新移民,家庭普通,幼時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但發奮讀書,大學考入法律系,成為人權律師,繼而從政,一度在工黨政府出任交通部大臣。這些經歷,都與身為「肯雅之子」的奧巴馬律師大同小異。英國政界及輿論對薩迪克的信仰和背景並非全無異議,在競選過程中,就有傳聞抹黑指他與極端穆斯林有聯繫。薩迪克則堅持「包容」理念,稱將以穆斯林身份與極端宗教勢力鬥爭,並在公共交通、警察等部門提拔更多少數族裔,以促進社會和諧。

這樣的政治理念,正是數十年來倫敦文化多元主義縮影。倫敦雖然有眾多新移民,但不同少數族裔相對能融入這個有85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讓倫敦有別於巴黎、布魯塞爾等城市,有涇渭分明的「穆斯林區」。然而,隨著少數族裔出生率持續較本地白人高,加上外來移民,倫敦市少數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的比例迅速增加,也令社會矛盾漸生,一些清真寺就開始被視為恐怖主義溫床,一齣紀錄片《關塔那摩之路》就記述了這種偏見下產生的悲劇。

2006年,一名英國記者撰寫《倫敦斯坦》一書,認為倫敦倡導的文化多元化是一種失敗,日益壯大的倫敦穆斯林社群正逐漸發展出一種「受害人文化」,反噬倫敦本土社會,憂慮這一情形若不加以遏制,倫敦恐成為極端穆斯林的溫床。此書一出即招致各界的「政治不正確」批評,但隨着近年「伊斯蘭國」(IS)崛起,不乏倫敦穆斯林遠赴中東參加「聖戰」,似反映上述擔憂並非毫無道理。

矛盾日深 或遭攻訐

按倫敦統計部門數據,2001年倫敦有8.5%市民為穆斯林,到2011年上升至12%。目前英國穆斯林人口達300萬,佔總人口4.5%,倫敦竟然集中英國近四成穆斯林,可見薩迪克汗的基本盤所在。但倫敦穆斯林的平均教育水平低於全市平均水平,在16至24歲年齡層,有17%沒有學位。教育的劣勢限制倫敦穆斯林的就業,他們多數從事零售、售後服務及其他勞力密集職位;倫敦冠絕全球的高房價及極有限的廉租房,都讓穆斯林家庭負擔沉重。歐洲各國政壇紛紛右轉,政治光譜上處於極端的政黨影響力漸大,都有跟倫敦類似的環境。

薩迪克汗的政治立場不激進,算是中間路線,頂多屬中間偏左,但他在此刻大環境下,能以高調的穆斯林背景當選倫敦市長,且是首名西歐大國的穆斯林市長,自有特殊意義,反映倫敦文化多元精神尚未被極端主義取代,社群及階層之間的張力,尚得以透過現行制度達至平衡,薩迪克汗代表的「倫敦夢」仍是倫敦主流。但另一方面,選舉結果也是倫敦人對文化多元的豪賭,一旦薩迪克汗治下,社群矛盾日趨尖銳,本已存在的排外主義無疑會強烈反彈,屆時薩迪克汗與其他少數族裔難免會成為當地本土派的攻訐對象。大成功往往醞釀大挑戰,假如薩迪克汗任內出現涉及激進穆斯林的大規模恐襲,其應對稍一不慎,很容易令倫敦變天,那時候,整個歐洲左翼元氣便所剩無幾。

小詞典: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持「歐洲懷疑論」、號召英國退出歐盟的極右政黨,移民問題是它的主要議程。英國獨立黨認為移民是英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主張限制移民政策。在2015年英國大選,該黨意外獲得12.6%的選票,單計票數,已是英國第三大黨,在歐洲議會更有不少議席。

2016年5月23日星期一

理論普及化又一嘗試──《哈利波特》的國際關係

《哈利波特與國際關係》一書基本內容,圍繞大眾文化與國際政治的互動展開,並提出一個「雙重表達」理論。作者認為在現實生活觀察到的國際政治、新聞報道、政策報告等,都屬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表達」,以直接表現國際政治的「事實」;而大眾文化如電影、小說等,則屬於「第二重表達」,即對現實世界的再創作。

探討「全球在地化」

傳統國際關係專注研究「第一重表達」,但其實「第二重表達」跟現實國際政治的互動同樣影響深遠。它們的互動有4種模式:一)大眾文化與國際政治的因果聯繫、二)大眾文化的數據價值、三)大眾文化反映事實的「鏡像效應」、四)大眾文化的「建構效應」。這些「表達」、「效應」一類名詞,自然讓人感覺抽離,但只要具體看看每一章的方法論,就能輕易明白這4種方法是什麼回事。

第一種互動:因果聯繫。在第一章,作者從《哈利波特》與電影生產發行的互動入手,指出全球化現象導致國際市場的重要性超越國內市場,令大眾文化傳播重視跨國擴張,從而影響現實世界權力分配。時代華納(Time Warner)作為《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發行商,憑這作品進一步鞏固行業壟斷地位,成為全球化時代跨國傳媒巨擘,而此前時代與華納兩大公司的合併,已是壟斷性行為。因此作者指出,大眾文化傳媒領域的「權力爭奪」,一如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象徵不同國家對利益的競爭;而時代華納的「(美式)文化霸權」,自然引發商業對手及諸多文化團體的擔憂與反對。

第二種互動:數據價值。在第三章,作者以《哈利波特》在全球的翻譯為例,探討「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據統計,《哈利波特》至今已被翻譯成60多種語言,不同地區的翻譯原則卻大有不同。在後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翻譯大多採取「忠於原著」手法,因為《哈利波特》的「麻瓜世界」以英格蘭為樣板,這對大多數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毫不陌生,容易代入。在馬來西亞、土耳其及印度這些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並存的地區,《哈利波特》的翻譯則帶有「解釋性」,亦即譯者時常運用當地本土文化詞彙來表達原作者意思,以便當地讀者理解,這也是「全球在地化」最明顯的反映。在俄羅斯,《哈利波特》的翻譯尤為「激進」,譯者幾乎是借用「哈利波特」之名,重新構建完全依照本土文化產生的故事,一度引發關於版權的法律糾紛。當然,「激進化翻譯」現象背後,無疑是全球化與本土矛盾的體現。作者因此指出,《哈利波特》的不同譯本可作為研究「全球在地化」的文本數據庫,這便是大眾文化傳播的「數據價值」,也符合今天大學講求「big data」之道。

第三種互動:鏡像效應。在第五章,作者分析《哈利波特》的世界觀,其中多有對現實國際關係的「鏡像」描摹。例如現實世界的「民族國家」,在魔法世界中被不同魔法學校代表;「魔法部」的設定,也跟現今國際組織相若,都是現實主義理論的體現。但與現實政治相比,《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政府及國家角色極為有限,反倒是個人的能力被極度強調,這反而更符合自由主義精神。而魔法世界中不同人群之間的衝突,往往因不同身份認同而生,這又是建構主義精華所在。無論應用哪個理論,《哈利波特》都是作為現實世界的「鏡像」而存在。

由魔法世界走進現實

第四種互動:建構效應。在第七章,作者着重分析《哈利波特》如何通過「第二重表達」,讓一些原本不被「第一重表達」認受的事情廣為傳播,進而「正常化」(Naturalizing)。最典型例子,便是《哈利波特》世界中的「魔法世界」、「麻瓜世界」與「巨人世界」,活像北歐神話設定中,「舊神」、「人類」及「巨人」這3重世界的再現,而後者隨着北歐現代化進程,卻漸漸被淡忘。《哈利波特》小說風行,才再度喚起現代人對北歐神話的記憶,以及北歐神話代表的北歐獨特歷史文化痕跡,進而讓北歐這一地理與歷史文化身份,在今天為世人重新認知,這就是大眾文化對現實的「建構」與「重構」。

不過說到底,《哈利波特》的情節和世界觀,其實以互助精神和自由主義主導,其他都是配菜,這想必與作者洛琳(J. K. Rowling)本人的政治立場不無關係。洛琳並不忌諱自己的傾向,她是英國工黨的鐵桿支持者,提倡社會民主主義,並在數次大選中稱讚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小說天馬行空的背後,活脫脫是一個西方傳統左派知識份子。或許在洛琳眼中,自由主義提倡的個體自由與合作的可能性,才是魔法世界的魅力所在;正如《哈利波特與國際關係》作者指出,這樣的魔法世界,也可以為我們進一步理解、甚至改變現實世界提供了指引。由是觀之,《哈利波特》和未來的互動,隨時有更出人意表的影響呢。

小詞典:麻瓜(Muggle)

《哈利波特》小說中對不會魔法、沒有巫師血統、不曾進入魔法世界的普通人的稱呼,他們和懂魔法的人的互動行為,往往被讀者視為帶有滑稽色彩。隨著《哈利波特》的全球流行,「麻瓜」一詞逐漸被廣泛運用,成了特定群體描述「圈外人」時的稱呼。

2016年5月21日星期六

訪問肯尼亞工作港人:感受非洲 港人立志做觀察者

現時,居港非洲裔人口約有1700至3000人,當中約15%與香港人結婚。他們主要居住在元朗錦田、橫台山和羅屋村一帶。而尖沙咀的重慶大廈亦滙聚了不少非洲人,成為他們到港後的驛站。他們大多是來自非洲的買辦,主要經營出入口生意,在深水埗採購電子產品,特別是二手手提電話,並把貨物運到非洲轉售。在全球化的年代,港非之間有着不同的交流和聯繫。可是,香港人對非洲不但感到陌生,甚至有不少誤解。現時,在非洲生活的港人更是屈指可數,其中,杜子中就在肯尼亞工作,他任職國際顧問機構,選擇派駐世界自然基金會非洲總部,負責變革管理工作。在非洲生活後,他立志做非洲觀察者,並設立Facebook專頁──「非毛腿」分享非洲的資訊,細說非洲被忽略的另一面,相信他定能讓我們對非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答:杜子中 (T)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選擇到肯尼亞工作?
T: 2008年畢業後,我在一所國際顧問機構工作了六七年。而這次來肯尼亞工作也與我工作的機構有關,我任職的機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為他們提供諮詢顧問工作,世界自然基金會(WWF)便是其一。因此,我選擇駐肯尼亞,由今年1月起在WWF位於肯尼亞的非洲地區總部展開為期一年的工作。WWF在非洲11個國家設有支部,總部的工作就是支援和協調各個支部做好環境保護工作,令工作效益提升。我負責的是變革管理工作,就機構管理提供意見。

S: 一般香港人的印象中,肯尼亞發展比較落後,當地生活難適應嗎?
T: 出乎意料的是,我大概花了一個星期便適應在肯尼亞的生活。我工作地點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這裏已發展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有不少來自歐美的人士在這裏生活和工作,因此,也有不少娛樂設施和餐廳,是一個相當宜居的城市。加上,在大學時期有不少交流經驗,這令我更容易適應其他地方的生活。而微信是重要的工具,讓我認識很多朋友。起初,只有兩位來自台灣和香港的朋友,之後,當我加入內羅畢的微信群組後,這是一個有200多人的群組,從中認識了不少朋友,平時也會相約飯敍和旅遊等。

年輕一代熟悉社媒

S: 內羅畢有多少港人?當地人對港人的印象怎樣?
T: 內羅畢的港人比較少,我認識的兩位朋友分別在國際兒童基金會和銀行工作,亦有人到這裏傳教。相比鄰近地區,肯尼亞有不少中國人,大概有4萬至5萬,他們大多是20至30歲。當我們去盧旺達旅遊時,當地人對我們都報以奇怪的眼光,相反,肯尼亞人則見怪不怪。可見,肯尼亞比較多中國人生活。部分肯尼亞人只知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對香港的印象不錯,知道香港是一個發達和美麗的城市。可是,他們仍對港人有一些誤解,例如他們會問港人食狗肉嗎?另外,他們認為中國人就懂得功夫,而成龍、李連杰和李小龍的電影在這裏很受歡迎,這可說是香港的軟實力之一。

S: 內羅畢有不少中國人,當地人對他們有什麼印象?
T: 當地人對中國的印象不一,我曾與一個外交學院學生傾談,他認為中國是一個替代(Alternative),以往在非洲投資的資金大多來自歐美國家,對他們而言,中國是另一個投資來源地。當地人對中國的態度也相當矛盾,一方面他們感恩中國投資很多資源在這裏的基建建設,但又認為中國企業招聘中國工人到當地工作,沒有刺激當地就業情況。加上政府貪污問題嚴重,投資未必可以直接改善當地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些論述認為,中國到當地投資只是為了天然資源和礦產,當然其他國家的投資者也有相同目的,但中國意圖和做法比較明顯。在語言方面,很多到這裏工作或做生意的中國人,教育程度不高,英語不好,他們抱着創業家的精神到當地做生意,但卻因語言不通造成很多衝突。早前,就有一間中國餐廳貼出不許黑人入內的告示而引起爭議,當地人一方面理解餐廳因黑人鬧事而作出相關決定,但又感到受傷害。

S: 中國人在當地主要從事什麼工作?
T: 大部分內地人在肯尼亞從事基建和採礦行業,只有少數在非政府組織和銀行工作,也有做生意,例如開設超市、髮廊和旅遊公司。當地銀行都會招聘中國人處理中國企業的業務,如華為等公司在當地的業務和影響力不斷壯大。另外,有不少來自四川和東北的人從事基建和資源開發,因此,當地有不少中國餐館。中國人經營的小生意主要滿足當地中國人的需求。

S: 印象中肯尼亞的衞生情況比較惡劣,真實情況又是如何?
T: 我到肯尼亞前就注射了3種疫苗,在辦理入境手續時,黃熱病的注射證明是必要的文件之一。當地的瘧疾情況也很嚴重,這病不會致命,但受感染而不及早治療會後果嚴重。當地所有房間都設置蚊帳,以減少蚊子傳播的疾病。內羅畢有不少來自歐美和世界各地的人生活,市內有不少雅緻商場,級數甚至媲美歐洲的大商場,部分酒店的裝潢更是超豪華,不少地方都很乾淨。但當地政府的廢物處理工作卻引來市民不滿,應屆政府在上任初期決心處理相關問題,但卻毫無進展。有些地區衞生問題比較嚴重,甚至有人隨地便溺。

S: 內羅畢是東非的主要城市,是否滙聚了東非各地的移民?
T: 肯尼亞的人口管制很嚴格,以確保本土就業。當地人口結構有一個特徵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部落,他們之間有着不同文化。基庫尤族是當地最大的部族,約佔人口23%。部族之間的文化很不同,例如基庫尤族善於做生意,而馬賽人有着特別的傳統服裝文化。部族因素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工作環境中,相同部族的同事也會較親切。但他們相信,幾個世代之後,部族文化的影響力會慢慢下降。穆斯林則聚居在沿海地方,特別在第二大城市蒙巴薩。在WWF工作的員工都接受過良好教育,談論的話題和面對的情況與香港年輕人無異,同樣會使用社交媒體,也會談論特朗普和阿拉伯之春等問題。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世界不同地方的年輕人所接觸的資訊,所關心的話題,以及生活習慣其實大同小異,也是全球公民的一種體現。

S: 當地年輕人對國家未來發展有何期盼?
T: 當地人對未來的發展很悲觀,雖然對我們而言,這裏有不少基礎建設,整體社會都在發展,但他們認為沒法解決政府的貪污和貧富懸殊。在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的清廉指數中,肯尼亞都幾乎敬陪末席。他們甚至把政府官員形容為賊,認為他們竊取人民財富。雖然當地有民主選舉,但魔鬼往往在細節中,選舉舞弊常出現,不少人在投票時發現已「被投票」,也有黑箱作業的情況,政府甚至會停止電訊網絡阻止反對派組織示威,令當地人甚不滿。

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

「馬里×古巴」的香港音樂盛宴

不少朋友抱怨香港缺乏國際視野,其實在大家身旁經常有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一流演出、展覽與交流機會,且價錢合理,只是缺乏宣傳,加上本地人興趣不大,才未能廣為人知。筆者月前欣賞兩位分別來自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樂手crossover演出,便值得一談。

來自拉美的是古巴樂手Roberto Fonseca,他是爵士樂鋼琴演奏家,父親是鼓手,母親是演唱家,其兩個兄長亦是音樂人,如此家庭背景在昔日古巴十分普遍。以紀錄片《樂滿夏灣拿》而廣為人知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也是同一時代產物。這樂手特別之處,在於其成長年代已沒太多政治禁忌,一直嘗試把美國爵士樂與古巴傳統旋律融合,在古巴完成作曲碩士學位後,跟隨老年成名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世界巡迴演出,他的知名度亦隨之上升。10年前,他推出專輯Zamazu,把非洲音樂、爵士樂、古典樂、古巴傳統音樂共融,奠定古巴新一代crossover地位。

來自非洲的則是馬里音樂家Fatoumata Diawara,她代表另一截然不同文化光譜。馬里曾是法國殖民地,稱為「法屬蘇丹」,她年幼時赴法學習表演藝術,20歲即參與法國知名劇團Royal de Luxe演出,但其心願也是把西方音樂與家鄉共融,認為這樣才能把馬里南部傳統民樂「Wassoulou」元素推向國際。兩年前,她開始跟Roberto Fonseca合作,想不到這兩位「crossover音樂人」的進一步交接,會成為世界一大文化風景。

把古巴與馬里相提並論,並非純粹是為了crossover而crossover。古巴與馬里早在十六世紀便建立社會文化聯繫,當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後,西班牙殖民者率先踏足古巴,同時帶來各種歐洲傳染病,1529年古巴爆發麻疹,便導致三分二古巴原住民喪生,西班牙惟有從非洲引入奴隸貿易。

按1817年人口數據,當時古巴半數人口(約36萬)為黑人,其中三分二黑人都是奴隸,包括大量來自西非一帶的黑人後裔。今天西非加納曾被西方殖民者稱為「黃金海岸」,科特迪瓦的意思是「象牙海岸」,貝寧卻被稱為「奴隸海岸」,但西非真正大國是昔日位於內陸的馬里王國,因此馬里文化被視為西非代表,並傳到古巴。

觀眾克制 樂手沒趣

馬里音樂透過黑奴傳入古巴後,跟古巴當地社會產生互動。來自西非的黑人於古巴自發組成小型音樂社群,稱為「Cabildo」,直至1886年奴隸制被廢止,這一結社傳統依舊被古巴非裔人保留,音樂傳統也就世代相傳。古巴革命後,盡量不希望受西方文化影響,自身卻積極輸出拉美文化,深受西非文化影響的古巴音樂通過唱片、無線廣播等方式,終於「回到」馬里。

時至今日,哪怕是最傳統的馬里人,他們對來自古巴並帶有馬里風味的音樂都感覺熟悉,反倒是古巴人往往不意識到自身音樂的非洲根源。這樣的crossover才是真正「全球在地化」,即使大家不熟悉相關音樂,單是到現場感受一下及了解背景資料,已是寶貴一課。但在「亞洲國際都會」,這樣的國際音樂盛宴卻彷彿引不起一絲迴響,兩位樂手對現場觀眾的「克制」反應也似是有點沒趣,實在可惜。

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

IS內部怎樣生活?

近期「伊斯蘭國」(IS)戰事略有失利,卻加強宣傳內部管治穩定,究竟在這個「國家」內部生活是怎麼一回事?外人進入IS雖風險極大,但仍有訪客把見聞寫出來,足以作為外交界了解內裏乾坤的主要參考。這裏介紹數個來自西方國家的知情人故事。

首個故事來自德國記者托登赫費爾(Jurgen Todenhofer),他曾任德國國會議員,透過Skype與IS溝通,這樣與兒子便一同獲准進入IS控制區內10天。他們大部分時間留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蘇爾,也到過敍利亞的拉卡與狄爾艾蘇。大家須知破除兩國邊界,正是IS不斷吹噓的一大「成就」。

「猶如活在巨型監獄」

托登赫費爾觀察得來的結論非常悲觀,他發現控制區內不少人在彈坑及破屋居住,貌似原始,卻認為IS的組織化程度遠超外界想像。他覆述IS官員所言,他們的信念是「宗教淨化」,敵人包括所有異教徒,以及主張民主與居於西方的穆斯林,並完全遵守中世紀宗教戰爭紀律,不斷屠殺並把敵人的婦女及小孩化作奴隸。筆者曾談及IS能否擁有核武(見本報2015年11月19日A24頁〈IS會啟動核子恐襲嗎?〉),便談過此人關於IS擁核的悲觀預言。

但托登赫費爾一行明顯是IS公關行為。《華盛頓郵報》(下稱《華郵》)去年一篇題為〈「伊斯蘭國」成為國家已面臨失敗〉的報道,引述IS內部能接觸到的居民,展現截然不同的圖像。相關居民投訴生活困頓,服務中斷,藥物短缺,物價急升,組織混亂,食水不能飲用,瘟疫蔓延,跟IS聲稱建立穆斯林「模範治理模式」的願景大有距離。從秘密拍攝影片可見,婦女與小孩都很沮喪,有摩蘇爾居民稱就像活在巨型監獄。這些有多少出於西方媒體偏見,同樣不得而知。

那從西方國家加盟IS的「聖戰士」又看到什麼?台灣《轉角國際》作者張鎮宏引述真名侯賽因 (Omar Hussain)的土生土長英國人故事。侯賽因到IS後,在Twitter寫道:「我花了50分鐘來削10顆馬鈴薯的皮,人生不能如此下去,我需要個僕人…… 我想我明天再處理好了,太累了。」他是在2013年「受感召」並辭去超市保安工作而加入IS的,他也有帖文抱怨阿拉伯戰友「腦殘」,英國小報稱他為「超市聖戰士」或「搞笑聖戰士」。

侯賽因這些帖文,某程度上反映了IS的管理鬆懈,例如他這樣寫道:「你很容易從一個阿拉伯幹部的嘴中聽到『bukrah inshāAllāh』(意思是「明天吧,如果真主願意的話」)。很不幸地,在大敘利亞地區,管理者全都是阿拉伯人,而他們可能是這些職位上,最懶也最爛的管理人員吧……這個體制離『效率』的概念,還有很長一段距離。」隨著各國加強網絡反恐,聖戰士的宣傳帳號亦隨之消失,侯賽因常用的Twitter帳號也被移除,現在要從內部知道「真・伊斯蘭國」訊息已不容易。

網上還能找到有一個女性例子,來自法國。有為法國女記者為探究為何青年人會鍾情IS,假裝與一名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自稱「法國藉聖戰士中最接近領導層的人」搭上,差點嫁到敘利亞,在最後一刻因恐懼而反悔。此前「聖戰士」這樣介紹婚後生活:「到了敘利亞跟我結婚後,每天上午學阿拉伯語,下午學射擊,晚上就是自由時間。你會先跟一些講法語的女孩住在一起,你們一起禱告與讀可蘭經。幾星期之後,你就跟她們一起學習前線作戰課程,訓練體能和爆破技巧」。女記者似乎不大相信這樣的遠景,其後將經歷寫成《聖戰士內心事》,成為獵奇式暢銷書。

從這些資訊,我們起碼可以確定幾點:IS承繼了復興黨的國家規模,能應付國家層面的基本運作,但同時也承繼了這些政權機器的官僚習性,並沒有建立「新國家」勵精圖治的景象。IS最現代的管理屬於宣傳部門,無論對外、對內都有一手,但卻難以從根本解決人心問題。問題是這樣的管治,也不容易出現內部政變,正如《華盛頓郵報》那篇文章也提到,即使生存狀態不佳,還不至於引發內亂,因為成本還是太高了。除非從外部解決,否則IS恐怕還得在可見將來長存。

小詞典:聖戰士 (Mujahideen)

原因指「參與jihad的戰士」,而「jihad」一般翻譯為「聖戰」,不過根據《可蘭經》原意,「jihad」不過泛指人生的奮鬥和修煉,不一定指戰爭。近代穆斯林國家開始號召「聖戰士」作戰,以爭取宗教合法性,近年則被激進伊斯蘭組織濫用,並在阿富汗反蘇聯戰爭時成為全球常用的專有名詞。

2016年5月17日星期二

回顧《廣場協議》陰謀論

近年來,關於人民幣滙率討論總有貨幣戰爭的陰影,1985年美國與日本、西德等國就滙率協調達成《廣場協議》,常分別被中日民眾引用(參看《日經》土居倫之的〈人民幣貶值使中國擔憂再次升溫〉),令民間傾向認為貨幣升值就是陰謀,相信中國應當不畏美方壓力,使人民幣貶值刺激經濟。但歷史真的能簡單重演嗎?

二戰結束後,日本得以迅速復元,跟美國扶植日本對抗共產陣營關係至巨。當時美國對日本製造業打開市場,促使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日益繁榮,自戰後至1970年代末,日本經濟實現10%左右年增長,同期美國平均年增長率僅4%。

列根上台後,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國策, 大舉減稅、控制美元發行,導致美元逐步走強,進一步刺激日本對美國出口,致使日本對美貿易呈現長期順差。結果,美國面臨巨額財政、貿易「雙赤字」,對日貿易逆差尤甚。反觀日本,則一躍成為最大債權國,讓不少美國人驚呼「日本正在挑戰美國經濟地位」。筆者有不少來自上一代教授的陳年藏書,都是關於「日本威脅論」,論調有點像後來的「中國威脅論」。

因此不少陰謀論者相信,美國與日本等國訂立《廣場協議》,促使日圓兌美元升值,便是為了打壓日本出口業,重挫日本經濟,結果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至今仍未恢復。

假如劇本真是這樣,中國崛起後,出口大舉進軍全球市場,中國也成為美國主要債權國,美方批評中國操控滙率,要求人民幣升值,便是對日貨幣戰爭的翻版,這也是共和黨總統準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基本世界觀。

但《廣場協議》訂立時,日本政府的積極性其實絲毫不低於美國,這是因當時美國國會對貿易赤字再難忍耐,認為日本「忘恩負義」,貿易保護主義大興,計劃對日本出口施加懲罰性關稅,一旦法案通過,日本或全盤失去美國市場。再者,日本對美出口積累的巨額外滙,多用於購買美國國債(這背後有包括「保護費」在內的複雜政治計算),資本不能有效利用,日本政府反而希望扭轉單純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國內經濟結構並刺激內需,因此才願意讓日圓逐步升值。

因此,日本經濟泡沫爆破,跟《廣場協議》不一定有因果關係。日圓升值後,過剩資本並未投入生產,而是湧入房地產及股市;反觀同樣升值的馬克,卻能令當時西德把資本投放在生產市場。就是人民幣升值,也不代表「戰敗」,而可能只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上所謂「不可能三角」內部的調整。雖然在G20會議,中國拒絕了以「新廣場協議」的形式進行多邊匯率管控,但事實上自200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是緩步上升,因為從中的收入轉移,可以使財富從出口企業轉移到民眾,增強人民購買力、刺激內需;另一方面,人民幣成為強勢貨幣也有利推動國際化,而這一直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標。加上日本戰略上需要依賴美國,而中國不必,反而有更多迴旋空間,在「國際資本流通」和「匯率穩定」之間取捨。雖然中國經濟有諸多問題,但拿來直接和硬著陸的日本類比,始終不大恰當。

小詞典:不可能三角(The Impossible Trinity)

經濟學家蒙代爾(Roberta Mundell)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提出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概念,指在開放經濟體中,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獨立」、「匯率穩定」和「資本賬戶開放」三個政策目標只能選其二。例如香港資本自由流通,且實施固定匯率,則無自主貨幣政策;中國一直實施資本管控,從而維持對匯率和貨幣政策的控制。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或不得不逐漸容許資本流通,代價是放棄匯率穩定。

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

特朗普當選是天方夜譚嗎?

美國總統大選漸入高潮,隨着參與共和黨初選的克魯茲(Ted Cruz)及卡西奇(John Kasich)相繼退選,特朗普(Donald Trump)已成為共和黨「準候選人」,除宣告共和黨建制派大老的「狙擊特朗普」計劃徹底破產,也令美國輿論開始討論他最終當選總統的可能性,特別是最新民調顯示他的全國支持度首次壓倒希拉莉,更令一眾討厭特朗普的精英寢食難安。對此我們可參考《赫芬頓郵報》Howard Fineman的分析文章,以及《今日美國報》Susan Page對「關鍵五州」的分析,均把選戰聚焦在民主、共和兩黨在各州支持率的消長變化。

由於美國總統選舉採取勝者全取的「選舉人票制」,理論上,候選人的全國支持度是不太重要,在肯定落敗的州份民望怎樣低也無所謂,只要贏得「搖擺州份」(swing states),就能成為總統,所以每次選舉到最後,幾乎都是那幾個傳統「搖擺州份」的選民左右全國大局。

奧巴馬當選後,不少評論一度認為共和黨將「永久在野」,因美國少數族裔人口愈來愈多,白人快將成為其中一個少數族裔,令經營少數族裔票多年的民主黨優勢愈來愈明顯;但這假設,放在美國各州人口比例上,卻不一定成立。

搖擺州左右大局

翻閱美國之前數次大選紀錄,以得州為代表的南部州份,一直是共和黨的「鐵票倉」,即使特朗普關於「墨西哥圍牆」的政綱令拉丁裔人不滿,都不會改變共和黨在南部的優勢,相信這些州份還是會被特朗普悉數拿下。美國選舉分析員普遍認為,共和黨在2012年大選贏得的各州,只有亞利桑那有可能失守,但在五個 2012年民主黨勝出的州份可堪一戰。從今天開始,特朗普很可能就在這六個州針對性部署,還在繼續初選的希拉莉當有一定壓力。結合美國內部分析,假如我們是特朗普幕僚,應該這樣選擇:

1.亞利桑那州:在過往16次大選中,亞利桑那州僅被民主黨攻陷過一次,原來是共和黨的囊中物,這次的問題是州內人口結構。亞利桑那與墨西哥接壤,從來是移民重鎮,人口有27%以上為墨西哥裔,也是非法移民的大本營。特朗普詆毀墨西哥人、興建「墨西哥圍牆」等言論,真正帶來關鍵負面影響的,就是這裏。根據Behavior Research Center上月初民調,希拉莉當地支持率領先特朗普7個百分點,另一調查機構Merrill/West Group則顯示兩人平手。相信特朗普的未來發言,會逐漸把「有選票的美籍墨西哥裔人」和「無選票的墨西哥裔人」差別看待,利用人的自私心態,對前一群加以籠絡,這應該是他的強項。

2.佛羅里達州:佛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是教材版的「搖擺州份」,過去6次大選中,兩黨各贏3次,2000 年喬治布殊險勝戈爾的故事,就發生在當地。去年底至今年初的民調顯示,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支持率領先於希拉莉,但優勢逐漸縮小,到上月 Associated Industries of Florida民調結果顯示希拉莉已大幅領先13個百分點,原因也是拉丁裔美國人不滿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論,他們當中高達87%人對特朗普持負面態度。不過,佛羅里達的真正關鍵選民是古巴裔美國人,他們在共和黨初選大多支持魯比奧(Marco Rubio),而對特朗普也具相當好感,因他們長期對共和黨建制派的「務虛古巴政策」不滿。特朗普可能利用這個社群為起點,爭取民望,「反攻」州內拉丁裔。

3.俄亥俄州:俄州的特別之處,在於很多民主黨人黨性不強,都是所謂「列根民主黨員」,即當年選擇共和黨列根 的民主黨人。目前民調顯示,希拉莉當地支持率只高於特朗普3個百分點,由於俄亥俄是美國製造業重鎮,大量藍領工人相當擁護特朗普反建制、反外勞的政策立 場,剛退選的卡西奇是現任俄州州長,更是深受本地人歡迎。如果卡西奇能為特朗普助選,共和黨行情大為看好。特朗普在卡西奇退選後放風,說不排除考慮邀請他當副總統拍檔,相信這是主因。

4.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也是「列根民主黨員」的州份,但自從列根退休的1988年以來,就從未被共和黨拿下。但今次情況也可能有別:當地工人階級人數眾多,白人選民成為特朗普贏出此地共和黨初選的關鍵,而不少基層白人從前沒有積極投票,已成為特朗普發動 「沉默大多數」的主打對象。目前希拉莉在賓夕法尼亞的支持率領先特朗普7個百分點,究竟基層白人從前有多「沉默」、被動員後聲勢如何,將是未來選戰關鍵。 這兩個「列根民主黨州」合計有38張選舉人票,如能一舉拿下則大局已定。

5.弗吉尼亞州:這也是傳統關鍵州份,不過希拉莉的優勢似乎愈來愈明顯,因為當地女性選民、高收入選民都堅定 支持希拉莉,看不起特朗普,而且代表弗吉尼亞的共和黨女眾議員科姆斯托克(Barbara Comstock)剛宣布,「未準備」支持特朗普,因為州內北部對特朗普極為不滿,令她難以為黨効力,加上自身也要競選連任,自然不想被拖累。目前看來,特朗普在這裏沒有什麼扭轉乾坤的憑藉,不得不和科姆斯托克代表的勢力幕後討價還價。

6.威斯康星州:這裏有趣的是,特朗普和希拉莉均在初選落敗,更可說是共和黨「反特朗普」勢力最集中的州之 一。根據最近民調結果,希拉莉支持率領先特朗普10個百分點,特朗普要扳回優勢,需要在當地受歡迎的克魯茲「大局為重」,積極站台,這又涉及特朗普有什麼 可以交換。克魯茲的保守價值觀和特朗普大相逕庭,但他野心勃勃,而從政年資淺,不排除對一些內閣位置有興趣。

假如特朗普贏出上述六州,會獲得101張選舉人票,加上估計贏得的選舉人票,即比2012年共和黨羅姆尼(Mitt Romney)獲得的206張額外多出90張,這296票足以入主白宮。

當然,如此精算得以成功,依然極其超現實,但一年前,包括筆者在內,幾乎無人想到特朗普會贏得初選,那在全國層面,他有數個月時間針對性部署,又有誰再敢說是天方夜譚呢。

小詞典:「列根民主黨選民」(Reagan Democrat)

指傳統民主黨支持者,卻在1980和1984年大選中轉向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列根的一群。他們較自由派民主黨選民保守,尤其在國家安全和移民議題上,更接近共和黨立場。此刻特朗普在美國大受歡迎,不少評論員認為有「列根民主黨選民」因素。

2016年5月15日星期日

特朗普外交:盟國應該擔心嗎?

美國富商特朗普取得共和黨提名在即,連全國民調也首次超越民主黨的希拉里,原來在一旁看熱鬧的各國領導人,都不得不正視一旦這位不知深淺的「狂人」真的當選,對自己國家有何影響。首當其衝的,並非中國、俄羅斯或墨西哥,而是長期和美國合作的一眾盟國。早前特朗普接受《紐約時報》長達一百分鐘的電話訪問談外交,一反口號主導的說話習慣,首次傳遞了兩個十分具體的外交政策方針:對日韓擁核持「開放態度」,和要求以北約為首的盟國「支付報酬」,以補償美國在全球體系的支出,並說如果盟友繼續「搭美國的便車」,就情願減弱對盟約的承擔義務。

我們習慣了目前國際關係體系的規範,很難想像一旦日本擁有核武、南韓和北韓搞核平衡、北約以英法德軍主導的世界,會是何等模樣,自然傾向認為特朗普只是以一貫的娛樂化競選語言危言聳聽。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回溯美國國際關係學界近年的論爭,卻不難發現特朗普這些觀點並不新鮮,只是被主流社會當作「天方夜譚」,才不為人認真看待而已,其實不少被長期邊緣化的學者都對新時代來臨躍躍欲試。當「特朗普當選」這個天方夜譚有可能成真,這些政策主張又何嘗不可能?

早在2014年初,美國專注國防安全研究的智庫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高級研究員、前政府顧問Elbridge Colby在《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指美國不應無條件反對日韓擁核,相反應在「合適情況」下接受兩國擁核。雖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顧問班子很弱,但其實有清晰的政策導向,Colby以下立論,就足以成為特朗普外交的理論基礎:

日韓可以擁核嗎?

這一派學者認為在研判外交政策時,「核不擴散」和「地緣政治」一樣,都只是服務國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如果為了美國繁榮、自由和安全,「地緣政治」計算和「核不擴散」計算發生衝突,就應優先考慮「地緣政治」因素,而不是「離地」而虛無、可隨時修改的國際道德原則。何況北韓早已成為核武國家,美國卻無能為力,的「核不擴散」理念早已名存實亡,其他國家擁核,也改變不了根本格局,所以相關道德制約已名存實亡。

Colby相信當來自北韓(或中國)的威脅日漸增強,日韓對美國的「核保護傘」承諾不容易無條件信任,加上民族主義崛起,就會產生越來越強的「擁核」動機,這也是兩國目前的徵兆。如果美國執意反對,得利甚微,而戰略利益損失巨大,因為不僅要獨自負擔「核保護傘」的開支和風險,還會影響美日、美韓同盟的互信。中國反而可以通過綁架「核不擴散」的道德高地(畢竟中國是首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核武國家),限制美國外交的行為,令華府投鼠忌器。

相反如果美國接受日韓擁核,代價不過是受到國際社會批評,戰略得益卻頗為巨大:日韓可擁有更強實力壓制北韓,並進一步制衡中國在東亞的勢力擴張,這些都有助於減小美國受到的戰略威脅。同時日韓與美國的同盟可能更牢固,美國的默許,足以換取美軍在日韓的軍事基地長期存在。更重要的是,正如特朗普強調,美國可從中大幅減輕提供「核保護傘」的成本和戰略局限,把資源放在國內振興經濟。

根據歷史經驗,美國早年接受了英法國擁核,對以色列先進的核技術也持「開放態度」,它們並沒有對美國的戰略利益造成任何負面影響,相反還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國際地位,成為全球治理的一環。如果今天的日韓政府受到中國扶植,美國才有阻止其擁核的動機,所以對此反對的應該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美國盟友搭便車?

至於特朗普批評美國盟友「搭便車」,也是不少右翼學者的觀點。這是美國民間的常用俚語,源自經濟學理論,因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令個人有「不付出成本但享受公共服務」的動機,這就是「搭便車行為」;這行為往往導致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市場對資源分配調節失靈,造成「搭便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這問題延伸到國際關係層面,也同樣適用。例如美國Naval War College 戰略政策教授James R. Holmes就曾在《The Diplomat 》撰文,認為美國盟友常年來的「搭便車」行為不合理,其立論亦可以直接崁入特朗普的外交體系。

Holmes認為在實際操作層面,美國常年將4%以上GDP 用於軍費,貢獻北約軍費總額70%,而北約盟國不少軍費開支都只占本國GDP不到2%,這是不成比例的付出。當美國經濟增長減緩,這比例已是不可持續;加上作為民主國家,美國政府亟需向民眾交待,為何納稅人的稅務被用作維護別國安全,而得不到任何補償。特別是這些開支不同軍事工業貿易,沒有直接刺激本國經濟的作用,減省也不會有太多既得利益群體反對。

在宏觀戰略層面,這派觀點認為美國盟友一味「搭便車」,反而不是互相信任的表現,而會有損雙方的戰略互信。須知在大部份美國訂立的盟約中,都不會硬性規定一旦盟國有麻煩,美國必然無條件出兵;就是《美日安保條約》也有大量灰色地帶、「語言偽術」,讓美國可以在需要時抽身,外交運作,從來如此。假如盟國一味「佔美國便宜」,而不做出相應回報、也不花費增強自己的國防力量(包括向美國買武備),在這個多極時代,又沒有蘇聯那樣的單一二元對立敵人,美國「失去」它們,不代表它們不和美國做其他買賣,所以也沒有大損失。

奧巴馬不斷諷刺特朗普不懂外交,更以訪歐總結自己的任期,以證明傳統盟友的重要,但其實他早前接受《The Atlantic》雜誌專訪時,也直接批評中東和歐洲的盟友。當時奧巴馬明確表示對沙特、英法等盟國處理中東、北非危機的做法失望,認為它們本應承擔更大責任,而非一味依賴美國「出頭」,這其實是提醒盟友不要再「搭便車」,特朗普不過用更市井、更直接的用詞,把奧巴馬的外交語言發揚光大。

總之本質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很古典的現實主義為基礎,而以美國最直接的國家利益為核心,不會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包袱,也沒有高談民主自由人權的新保守主義使命,或左翼理想主義的濫觴。特朗普從未否認北約等同盟機制的必要性,但在他眼中,「聯盟」本身是「工具」、而非「目的」,一旦目前的同盟形式不符合美國利益,或不能令美國得到「利益最大化」(這也是傳統現實主義基本信條),他是不憚於「破舊立新」的,這正是他始終強調「美國優先」的立場所在。若如特朗普黨內外對手所言,擔心美國的全球聯盟體系就此「崩潰」,當是危言聳聽;但一場關乎盟友「責任與義務」的全球辯論,即使特朗普最終落選,恐怕也是勢在必行。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5月15日

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

西元三千年的「烹饌家」

不少學術界朋友喜歡推介學術巨著,有點看不起普及作品,但往往是後者的一鱗半爪能以小見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天文學博士哈特(Michael Hart)曾著《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一書,回顧人類歷史上重要人物,內容並非隨便拼湊的名人榜,而是一本跨學科人類歷史研究的通史,頗受讀者歡迎。

哈特後來又以「哈特的十世孫亞羅圖.庫克尼」身份,撰寫《西元3000年影響世界的100人》,再選出100位公元3000年時的「歷史」名人,講述他們的生平貢獻。書中有55個人物都是虛構的,代表他想像中的未來世界,部分上集曾出場的歷史人物也有截然不同的評價,例如莎士比亞甚至以「真身」出現。

筆者十分欣賞此書,而在芸芸虛構「未來歷史名人」中,除了眾多涉及科技的人物,還有一位尤其特別,她名為班姬.巫吉吉(Banta Ujiji),屬於未來世界,是「史上最偉大烹饌家」。據哈特解釋,「烹饌家」(culinator)是指「以設計新菜色為業」的人士,他們把料理昇華到藝術境界並超越今天的層次。

虛構角色 廚藝創新

巫吉吉生於非洲,烹飪生涯足跡遍布北歐、東亞、非洲、阿拉伯地區及南美,習得世界各地料理特色,並把其融會貫通,出版《拿手菜餚》這一獨創食譜集,成為「史上最暢銷書」。

為何這虛構人物值得注意?首先在於未來世界科技在烹飪的角色。據作者言,巫吉吉的料理有下列創新:

一)融合世界各地食材與烹飪風味,把繼承自傳統的自然調料及新技術發明產生的人工調料搭配,製出全新口味,這是目前難以想像的。

二)開創不少前所未有的烹飪技巧,例如「超慢燉煮法」,以溫火高壓燉煮食材8至10天,這也是科技能改變味道的預言。

三)她是首位大量使用「快閃調味料」的廚師,相關調味料讓食物在極短時間內產生獨特香味,多種混合搭配的口味可同時出現,味道於短時間內千變萬化。

四)大規模使用「擬狀香料」,讓食物質感產生改變卻不影響其口味,突破傳統對食物空間的概念。

品味專家 不容小覷

哈特塑造的巫吉吉躋身1000年後的「影響世界100人」之列,固然反映出今人對未來世界的善良展望,相信在生命可能永恒的世界,追求美食一類享受的重要性,足以取代現在對名畫與音樂的肯定,成為藝術主流,也相信科技能持續提高生活質素。

同時作者把巫吉吉設定為非洲人,也是對非洲未來走回國際政治主流的肯定,相信今天西方眼中的邊緣文化,終獲平起平坐的地位。

但這些畢竟是小說家幻想之言,回到公元21世紀,巫吉吉的預言還是充滿啓發的。目前能進行「民間外交」的人,不是傳統精英、富豪、專業人士,就是流行文化偶像、明星、運動員,但和我們衣食住行相關的品味專家,例如品酒師、咖啡師等,依然被認為是「小圈子離地代表」,但對人們的直接影響力卻不容小覷。在虛擬世界,他們的專才往往是「健康呃like」的典範,影響力已充分展現,只欠社會的結構性調整,就能把其他潛能一併釋放。這是我的預言,我們慢慢看,走著瞧。

小詞典:「張博堯」(2213~)

Michael Hart在《西元3000年影響世界的100人》的虛構人物,當時排名全球第一的一人。他是中國四川人,職業神經外科醫師,生於23世紀,當時科技已大有突破,他在2294年首次完成「大腦更換手術」,使所有人類能通過簡單手術長久保有青春活力,「直到地老天荒」,變相長生不老,成了對人類歷史影響最深遠的人。自此各國都要嚴格控制生育,人類沒有了不安全感,也更追求生活品味,整個世界觀從此被顛覆。

2016年5月12日星期四

假如英國退出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約一個月後舉行,首相卡梅倫屬「留歐派」,認為歐盟對英方已作出妥協,前倫敦市長約翰遜(Boris Johnson)則屬「脫歐派」,認為英國的歐盟身份妨礙「英國人優先」政策。「脫歐」多年前被當作偽命題,現在兩派民望相持不下,可說是弄假成真。假如英國真的脫歐,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表面上,最直接政治後果自然是英國政府重新控制所有政策,亦即「脫歐派」宣稱的「奪回主權」。目前,歐盟在人口流動、對外經貿、金融管理、農牧漁業、跨境執法,乃至部分稅收上,都有專門法例,致使不少屬傳統「國家主權」的領域,被歐盟這一「超國家」組織侵蝕。以人口流動為例,歐盟追求的「勞工自由流動」,對英國勞務市場及社會福利造成一定衝擊。但即使沒有了歐盟勞工,英國本土主義興起後,還是會對新移民及穆斯林等質疑,「奪回主權」的實質意義不一定很大,卻可能有其他副作用。

例如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這3個英格蘭以外的英國組成部分,長期受惠於歐盟政策資助,亦可在歐盟層面自主以不同形式發聲,儘管不是正式成員,對歐盟改革也有自身不同理念。一旦英國「脫歐」,引發各組成單位不滿,分離主義呼聲將會更強,尤其是上次獨立公投失敗的蘇格蘭,獨派勢力之後有增無減,一旦出現英國「脫歐」這新因素,再辦一次獨立公投可謂順理成章,且結果也不一定相同。

經濟方面,「脫歐」對英國不同行業影響不一,而既得利益者的階級涇渭分明。例如金融業,大規模投行及資本管理企業一直反對「脫歐」,因那將導致難以在歐盟內自由轉移資本;但不少中小型金融企業認為,「脫歐」可規避歐盟繁瑣的金融監管條例,令運作成本大幅下降。於貿易領域,歐盟佔據英國進出口半壁江山,如果英國「脫歐」卻仍留在歐洲單一市場,英國對外經貿政策仍將受到歐盟約束,意義不大;但如果離開歐洲單一市場,再跟歐陸國家簽訂新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歐陸諸國屆時必會重新開價,英方未必能爭取較現在好的待遇。

喚起身份認同

說到底,「脫歐」最能喚起英國人共鳴的,並非任何具體政策,而是對英國文化及國家的認同,甚至有人把英國新移民問題歸咎歐陸國家的穆斯林,而對自身「英印共同體」歷史按下不表。歷史上,英國對歐陸諸國一直未能形成高度文化政治認同,而是以「離岸」身份平衡歐洲勢力,這也是英國對歐盟的根本策略。

但近年民調顯示,盡管英國人普遍對歐陸事務不關心,但當面對「in or out」選擇時,卻往往不願支持「脫歐」,因「脫歐」意味被歐洲孤立,也不符合英國對自身「領導力」的期許。美、中、俄等國是否還願意選擇失去中介身份的英國,作為「歐洲龍頭之一」打交道,也難以定論。作為政治計算,英國最理想還是留在歐盟框架內並爭取“最離群成員”的待遇,那樣兩派才能各取所需,並減低不可測性。

有否這樣的智慧,除了看英國選民,還得看朝野精英的大視野。

小詞典:歐洲懷疑主義(Euroscepticism)

歐洲範圍內對歐盟持批判立場的統稱。歐洲懷疑主義者認為,歐盟及其所推行的歐洲一體化削弱了民族國家權力,歐盟本身日益繁雜的官僚體制也有損各國利益。歐洲懷疑主義的強硬派主張脫離歐盟,溫和派則主張對歐盟體制進行改革。英國目前主張「脫歐」的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就屬於前者。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桑德斯由非主流步向主流之路

美國總統大選初選快塵埃落定,特朗普以非主流身份勝出共和黨初選,民主黨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雖然不大可能出線,但表現令人刮目相看,也是由非主流邁向主流的典範。究竟這背後反映甚麼?

桑德斯本人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立場,長期屬美國政壇的極左派,在缺乏有規模極左政黨的美國,曾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八次連任眾議院議員,成為美國國會史上任期最長的無黨派議員,這背景本身就相當特殊。當選參議員後,桑德斯終於加入民主黨團運作,但仍舊堅持左派政治理念,與民主黨主流精英相當疏離,甚至有評論認為他足以在初選正式落敗後自組名單出選。

其實,桑德斯在具體政策立場上,與民主黨並無嚴重衝突,只是與「建制派」希拉里代表截然不同的兩群人。桑德斯力求傳遞「縮小貧富差距、驅逐金錢政治」這一簡單清晰的信號,佔據了道德高地,除了繼續吸引草根、左翼死忠支持者,也呼應了為數眾多的年輕人和中產階級心聲。美國社會目前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性下降,美國年輕人和中產階級多認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建制派執政,結果都是「換湯不換藥」,特朗普、桑德斯異軍突起,都反映了這塊龐大版圖的訴求。

桑德斯自去年4月宣佈參選以來,支持率一直高企,目前民調支持率平均值42%,不過落後希拉里數個百分點。與特朗普支持者中好些不太關心具體政策的「花生友」不同,桑德斯的死忠支持者質素似乎高得多,大多是關心時政、認為目前美國社會存在種種弊端、政府確實被「金錢政治」操縱的深度思考者,亟需桑德斯這樣的領袖帶來改變,這讓桑德斯的群眾基礎倍加牢固。在廣大年輕人和中產階級眼中,希拉里卻儼然是華爾街利益代表,後者正是目前眾多美國人厭惡的。

究竟桑德斯會否獨立組黨?對這議題,起碼綠黨最樂觀其成。綠黨是美國左翼陣營中主力之一,以環境主義、社會公義、平權等為核心理念,在2000年總統選舉,綠黨候選人Ralph Nader得到總票數2.74%,對選舉結果有關鍵影響。上月綠黨領袖Jill Stein在社交平台上表達了「希望與桑德斯一起推動共同理想」的意向,近來桑德斯和綠黨陣營的支持者們,也越發熱衷討論桑德斯是否會與綠黨進一步合作,甚至作為綠黨候選人參選。如果事成,綠黨在美國政壇的地位可能空前提升,雖然不可能根本改變兩黨制生態,卻足以對這屆激烈而奇怪的選舉左右大局。

假如特朗普、桑德斯一類政客的旋風能持續,美國政壇實在不得不反思百年來精英壟斷的問題。假如目前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帶來任何「change」,但其實美國人心底裏又不能承受真正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那究竟是兩黨制、政治捐獻還是其他制度需要變革,不得不被下任政府正視。假如美國第三黨終究要出現,近年來,實在找不到全國對兩大黨建制派更不滿的時機了。

小詞典:超級代表(superdelegate)

美國民主黨初選時,除了各州選舉人票,還有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票(「超級代表」)。他們由民主黨主要領袖、資深黨員、兩院民主黨議員和民主黨現州長等組成,無需經過選舉自動當選,並可根據自己意願支持任何民主黨候選人。正因為「超級代表」存在,在政界人脈廣泛的候選人往往會在初選佔優,本屆希拉里正是受惠於此。

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

約翰遜成「英國特朗普」?


巴基斯坦移民後代薩迪克汗(Sadiq Khan)當選倫敦新任市長,這不代表剛卸任的政壇明星約翰遜(Boris Johnson)已被遺忘。約翰遜擔任倫敦市長8年,期間倫敦走出全球金融海嘯陰霾,成功舉辦2012年奧運,支持者認為他領導下的倫敦「重新煥發生機」;加上其非主流形象鮮明,言辭富爭議性,未來成為「英國特朗普」亦未可知。

按出身,約翰遜的精英成分毫不遜色於現任首相卡梅倫。他生於紐約,14歲回英國入讀貴族學校伊頓公學,後考入牛津大學,專攻古典文學,與卡梅倫不但是校友,更曾一起參加俱樂部。畢業後,他沒像卡梅倫那樣一心從政,而是先任職於《倫敦時報》、《每日電訊報》等媒體,成為著名專欄寫手,到1997年才涉足政壇,2008年當選倫敦市長,4年後成功連任。約翰遜也許明白「主流精英從政」之路已被卡梅倫一類先行者壟斷,他踏入政壇起便刻意跟精英保持距離,樹立另類非主流形象。例如為鼓勵市民環保出行,他每天身穿西裝卻騎單車上班,樂於在沿途跟市民合照,一時成為倫敦「公路明星」。

最經典是2012年倫敦奧運期間,為慶祝英國奪得首金,他在倫敦維多利亞公園露天巨幕前玩高空滑索,卻被卡在索道中間,懸在半空,但他臨危不亂,索性掛在索道上發表支持英國隊的即興演說,並稱他此舉是「真.奧運精神」的反映。卡梅倫也不得不承認,約翰遜時常能把「關公災難」轉變為「關公勝利」,反映此人機智過人。

約翰遜與特朗普相似之處,除了二人都有亂蓬蓬的金髮造型,日常生活都不拘小節,甚至放蕩不羈,時常成為傳媒頭條,享有超高人氣;他們在公共場合的發言都屬心直口快,被視作真性情。

跟特朗普類同,約翰遜在英國政壇也有「大嘴」綽號,例如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及他的專欄每年是否有25萬英鎊收入,他稱「那不過是零錢」;參加「世界伊斯蘭經濟論壇」時,對馬來西亞「女性讀大學比例高」一事發表評論,稱「她們需要找老公」,亦被指歧視女性。然而,約翰遜經常公開致歉並輔以自嘲,結果也沒有多少人深究他的過火言論。

不滿建制 早着先機

由於約翰遜對英國的「建制派」政治相當不滿,讓期待「change」的民眾找到希望。約翰遜至今未回應是否有意競逐首相一職,但他早前突然高調加入支持「英國脫歐」陣營,跟黨友卡梅倫大唱反調,便明顯是借「脫歐」議題積累政治資本。自從他加入「脫歐」陣營,高呼「英國人優先」,旋即獲得國內眾多歐洲懷疑論者及英國本土主義者的支持,也讓一度被視作玩笑的「英國脫歐」成為真議題。隨着約翰遜表態,英鎊曾應聲下跌近2%,足見其影響力之大。

假如英國「脫歐」最終成事,約翰遜成為「脫歐運動」最強推手,屆時再競選首相,可謂順理成章。即使「脫歐」失敗,相關運動幾乎代表了一半民意,也足以讓約翰遜確立「黨內一極領袖」的地位,足以跟卡梅倫代表的「留歐」精英分庭抗禮,政治能量不難保存。世界大勢難以逆轉,英國出現特朗普式人物是早晚的事,懂得精算的約翰遜,才是早佔先機。

小詞典:英國保守黨

又稱「托利黨」(Tory Party),英國最古老的政黨之一,奉行自由市場、小政府理念,屬中間偏右政黨。保守黨長期主導英國政壇,戴卓爾夫人當首相期間更是重創國內工會,直到貝里雅改革工黨走「第三道路」、催生「新工黨」,才能重新挑戰保守黨的壟斷地位。但保守黨內部對歐盟立場相當分歧,也許已埋下未來分裂的伏筆。

2016年5月9日星期一

秦亞青的「關係理論」

在國際關係理論界,傳統的「三大範式」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都是源自歐美學界,它們共同享有的理論內涵皆為「個人理性主義」(Individualist Rationalism),意味着每一個獨立行為體,都以理性的方式與外界的結構進行互動。結構可以是「權力」(現實主義)、「制度」(自由主義)或「規範」(建構主義),但「理性行為體的獨立平等性」始終是西方三大範式共享的基礎。如何超越三大範式,一直是各國學者的強烈興趣。

秦亞青早年致力把中華文化與建構主義融合,隨後開創出以「關係」及「過程」為核心概念的「關係理論」(Relational Theory),自此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外自成一派。

在進一步了解「關係理論」前,大家首先要了解秦亞青對「文化」與「理論構建」之間關係的認識。所謂「理論構建」,即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及詮釋,而在秦亞青眼中,大家對某一社會現象的認識,是跟自身所處其中的社會文化息息相關,所以理論構建是以特定的社會文化為背景的。由於這假設會被其他學派批評為「絕對化」文化差異,秦亞青便嘗試以「關係」彌補有關問題。

「關係」決定「行為」

秦亞青首先從所謂「關係性」(Relationality)入手,提出3個理論假設:

一)世界由一系列「相關性」交織而成,行為體彼此聯繫,跟環境之間也互相聯繫,不存在超然的「絕對理性行為體」。

二)行為體的身份認同及社會角色均由社會關係決定,不存在脫離社會關係的身份。

三)社會的存在並非靜止的,而是一個「過程」(Process),是「關係」流動性的體現,行為體的身份認同與社會角色也在持續變化中。

在這些基礎上,秦亞青提出「關係理論」的邏輯有兩個面向:首先,行為體所處的「關係圈」(Relational Circles) 是行動的基礎,倘若對自己所處的關係圈沒有了解,甚至無法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其次,身處關係圈的行為體也會利用關係圈來實現目的,後者既包括短期的物質利益回報,也包括長期的戰略考量。

正如西方「三大範式」背後依賴的是「個人理性主義」,秦亞青的「關係理論」背後依託的,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思想,尤其是「陰陽」和「中庸」。根據秦亞青的論述,西方文化思想自黑格爾以降,皆注重事物的「矛盾」,然而東方「陰陽」文化則強調矛盾事物彼此間的「轉化」;「中庸」思想的「包容」、「互補」和「和諧」內涵,皆注重事物間的「關係」。因此,構建於中華傳統文化之上的「關係理論」,自然擁有和西方有別的世界觀,主要差異如下:

一)對「實力」(Power)的理解: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將之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關係理論」則提出「關係性實力」(Relational Power) 。「關係性實力」即行為體通過掌控其「關係圈」、使之為己所用的實力,包括擁有更廣的關係圈、更多關係親密的夥伴、乃至更高的「聲望」,亦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面子」。「面子」作為「關係性實力」的一種,意味著無形資本與利益,這是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忽視的。

二)對「治理」(Governance) 的理解:西方推崇以個人理性和自私心為基礎的「規則導向治理」(Rule-based Governance),「關係理論」則推崇「關係導向治理」(Relational Governance),後者建立在社群互信和互動之上,將關注點放在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而非「行為體」本身。

三)對「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理解:西方將以國家主權為核心「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作為國際關係體系的主要標準,「關係理論」則認為主權國家之間的體系,只是「關係」的其中一種,在「非主權國家」等行為體之間,還可能存在多種關係形式,例如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和日本「幕府體系」等,從而開拓了未來的種種想像,這也是筆者的強烈興趣。

秦亞青本人反覆強調,「關係理論」並不旨在取代傳統西方「三大範式」,而是意圖使東方文化與西方理論進行溝通互補,以期用不同的視角對我們所處的世界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這種話若在二十年前說出,國際學界是不會認真看待的通過以上對比,但通過以上對比,我們不難看出「關係理論」在「行為體」、「互動模式」和「互動環境」上,確實較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更多可能,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一些傳統理論難以理解的社會現象。

例如中國崛起後,在「一帶一路」等經濟外交政策上,不斷作出虧本買賣,有時確實沒有明顯所得,這在理性主義理論下是不合理的,但「關係理論」視角則認為,中國此舉意在建構更廣泛的「關係圈」,隨後便可將這一「關係資本」加以利用。

又如目前東盟的區域合作進程,一直強調有別於歐盟的「The ASEAN Way」,亦即以「協商」而非「制定規則」為主。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傾向於認為,這一合作模式因缺乏硬性規則,而不會有實質效果;但「關係理論」則認為,東南亞國家受東方文化影響深遠,The ASEAN Way正是「關係治理」的反映,旨在維持各國之間持續穩定的關係,從而保持了進一步合作的潛力。

在更宏觀的層面,目前中東乃至全球宗教極端主義氾濫,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對這些「非國家行為體」束手無策。但若從「關係理論」視角來看,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歐美各大國只重視宗教組織本身的行為,卻忽視了處理與宗教團體的關係,進而造成國家與宗教信仰者之間「關係失衡」。假如「關係理論」能真的超越主權,涵蓋非國家行為體,這本身就是一項突破性成就,還會對中國政府對主權的強烈堅持拆牆鬆綁,至於這是否政府支持「中國學派」建構的原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

基於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時訂立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構建的國際關係體系。當時歐洲諸國達成了「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各國內部事務不受外國干預」、「各國在國際法前一律平等」等共識,被現實主義視為「主權國家」的起始,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就是指代現代意義上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隨著「非國家行為體」和「人道主義干預」等概念興起,這體系近年已愈發受到質疑。

2016年5月7日星期六

訪問鄭吉雄教授:台大孕育港產學者鄭吉雄

二戰後,不少學者隨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戰後幾十年,台灣社會相對穩定,學者能集中於學術研究,也孕育了一代新的文學家,如余光中和白先勇等,讓學術發展扎根台灣。這段時間,有不少香港莘莘學子負笈台灣求學,鄭吉雄教授便是其中一位。他於1982年入讀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於2002年成為台大教授。2012年,他回到香港教育學院工作,現時,他擔任教院文化史講座教授兼協理副校長。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周易》及中國古代文明、中國思想史和經典詮釋學等。至今他已出版了7本專書和60多篇學術期刊論文。他亦協助台大成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推動多項國際性人文學跨領域整合研究計劃,相信他定能讓我們認識中文在港台兩地發展的情況和展望。

答:鄭吉雄教授 (D)
問:沈旭暉 (S)
整理:李志鵬

S: 你為何選擇到台灣發展?
D: 我成長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當時香港的大學學額少,門檻高。且一般而言預科甚至高中畢業,足以立足社會。不過我從小對中國文化和歷史感興趣,亦立志學術研究,這是我1978年中學畢業後堅持讀大學的原因。當時報讀高級程度會考,以進入港大為目標;同時也考慮了內地和台灣,以具有歷史傳統的北京大學、台灣大學為目標,所以我分別參加了內地及台灣舉辦的高校海外聯合招生考試(地點:內地聯招在廣州,台灣聯招在香港)。1982年獲得國立台灣大學錄取,於是奔赴台大升學,享受了四年文化學術氣息極濃厚的大學生涯。繼於畢業後考取研究所,並獲得中文系老師們的青睞,在激烈的競爭下成功獲聘為中文系助教,成為台大專任教員,展開了在台灣26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

S: 在台灣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D: 1945日本戰敗,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學術界不少著名學者隨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台北帝國大學易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後,也承傳了北京大學的自由學風。曾聽過一則趣談:台大學生在椰林大道兩側草地上翻開書本,風吹到哪一頁就讀那一頁。這當然是略帶浪漫戲謔的想像,但也反映了台大自由的校園文化。
當年的台大課程設計,專業訓練之餘,也支持學生獲得更大空間發展學術興趣。我當時選讀了歷史系為「輔系」,其中「西洋通史」為必修課,授課語言是中文,課本也是中譯本。但當時為了記下各種專有名詞,我堅持用英文課本,獲得了教授的允許,且於考試時以英語作答,這是真正以「學」為主的「教」。當然,學風自由並不代表容易取得好成績。要知道每個時代都有其主流價值觀念,要突破就要敢於主動、挑戰、創新。台大學術訓練嚴謹,教授要求極高,但自由度大,有利優秀學生發展。這時候敢於挑戰的雄心壯志就會成為克服困難的力量。當然其中也有克服不了的,譬如當年兩岸未交流,台灣學生難以接觸內地學術資料藏書,幸而這方面我可以返港購買。

閱讀書寫分流 繁簡並行

S: 為何願意回到香港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
D: 我的青春壯歲、成家立業,都在台灣,直至2012年才返港,期間離開香港恰好30年。做此決定主因有二,其一是希望把握機會多陪伴年邁的父親;其二是被香港教育學院高規格的禮遇和誠摯的邀請所感動。再說,香港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回饋香港也是我心之所願。

S: 相比台灣人,香港人對中華文化和中文的重視程度怎樣?
D: 香港久負「文化沙漠」的惡名,根本上源自商業導向的社會價值觀。台灣文化氣息向來比香港濃厚,又經政府長期政策推動,閱讀風氣和文化風氣都好得多(當然現在也顯得停滯了)。閱讀風氣本身就是文化浸潤深淺的重要指標,薄弱則標誌了市民對文化的疏離。另方面殖民地背景也有以致之。每個具歷史文化傳統自覺的國家城市都具有某種獨特的審美觀,但在香港,審美觀、價值觀不中不西。反映在語言亦如此,譬如DSE將中文切割為「聽說讀」分別考核,完全套用英語測試的模式而忽略中文的語文特性,中文學界學者那麼多,卻鮮少聽聞針砭之言。總之香港在各方面美其名曰國際化,實則在文化上常陷入進退失據、價值混亂的迷惘。

S: 相比台灣的大學,香港的大學有何優勢和不足之處?
D: 世間事物,優點缺點往往並存,香港高等教育制度亦不例外:優點之一在於成功以高薪厚祿招聘國際一流學術人才;缺點是這種優勢不易扎根於香港的土壤,尤其人文領域常陷此困境。我是2014年香港八所公立大學綜合研究評鑑(RAE)人文領域的評鑑委員,全程參與評鑑工作,深悉此一工作的嚴謹與國際水平,我們也向政府提出了各校人文學科優劣的評估報告。然而,結果公布後,最終各校都自然而然地將重點放在如何爭取下一輪RAE獲得佳績,如何在人事上選優汰劣,很少注意專業領域扎根於自身土壤的複雜性。至於優點之二,在於素質保證的機制,缺點則在於過度依賴此一機制視之為萬能,反而限縮了大學教育的靈活性。素質保證的機制,常建立於各項量化的指標和數據。這些評估雖說有其效用,但過度則易本末倒置,讓多少大學教員虛耗寶貴的光陰。這也產生過度競爭的社會氛圍,導致學生再也沒有同學,只有敵人。
人生、學習失去了幸福感,豈可說是正常?反觀台灣高等教育界,優點在於社會相對穩定,學術發展健康,政府也高度重視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學術發展,且大學林立,學術社群人口多,學術風氣活潑。至於缺點,則是泛濫而缺乏客觀之高標準。

S: 你曾到荷蘭和新加坡等地交流,當地對中文的重視程度是否正在不斷增加呢?
D: 古典人文學的沒落是世界性現象。我受聘為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漢學講座時,親眼見證了該校漢學院的沒落、漢學領域的解體和漢學教授的流散。同樣的情形也在日本發生,傳統漢學式微,幾年前日本大學已招不到傳統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研究生。當然,當代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在各國仍蓬勃,帶動了各地學習中文的人口上升。這種情況,有點恍似學術界,東西方對《周易》這部書感興趣的人愈來愈多,像我這樣專門研究《周易》的國際學者卻愈來愈少。

S: 就近年有關正體字和簡體字的爭議,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些爭議?
D: 正體簡體字的爭議難以三言兩語盡述。一般普通人日常使用的中文字大約1000個左右,視乎職業而定。中文專業的學者常用字才有可能達到3000以上。簡體字的推行原意是掃盲,並方便推行政令。這在印刷品難以普及的時代,的確起了作用。但大家要注意到字體簡化,認字似乎容易了,但不同意義的字被合成一個(如「复」合併了「復、複、覆」),字體混淆造成語義錯亂也嚴重了。知識普及了,知識的素質卻低劣化。大家看互聯網上流通大量的詩詞文獻資料庫,其中錯別字之多,積非成是,令人不忍卒睹。關鍵仍在於熟習簡體字的人們,哪怕是知識人,也失去了駕馭字形細微差異的能力,從而在研究、儲存、傳遞文化訊息時發生種種謬誤。這樣會造成整個文化素質的低落。
其實在現代科技支援下,文字儲存、流通容易,國家應該反其道而行之,增加繁體字在印刷業的通用,讓人民多閱讀繁體字,卻不妨礙人民書寫簡體字,真正讓「閱讀」、「書寫」分流,正體、簡體字並行,提升文化質量。

2016年5月6日星期五

哪裏是「新加坡旁」?

月前在美國遇到一位馬來西亞教授,談到他的家鄉被稱為「新加坡旁」而感到不是味兒。相關廣告在香港隨處可見,原來迴響還真大。

這是中國某地產商的地產項目,計劃在柔佛海峽填海造地,建造「森林城市」。據報,計劃包括4個人工島,填海面積達14平方公里(約等同六分一個香港島),以200%綠化比為標準,耗資2500億元人民幣(約2984億港元)。但目前什麼也沒有,投資者猶如「買島花」。

該項目本來就是徹頭徹尾的大馬項目,獲大馬政府與柔佛蘇丹大力支持。大馬總理納吉布(Najib Razak)今年3月宣布,把「森林城市」區域設為免稅區,並對未來入駐的旅遊與醫療企業提供稅收減免優惠。柔佛蘇丹亦一直希望發掘柔佛西部發展潛力,而「森林城市」的綠色環保理念也跟政府吻合。柔佛的地產商更是普遍歡迎項目,甚至認為它將成為「東南亞杜拜」,雖然此刻大家不必當真,但起碼有夢想,凡事不一定不可成真。

但掌聲背後,自然充滿雜音,例如不少柔佛當地漁民便大為擔憂。他們認為大規模填海造陸,將對海峽附近海域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自從工程2014年動工以來,漁民的每日捕撈量已開始下降,一旦人工城市建成,漁民可能難以維生。柔佛的環保團體對媒體表示,柔佛政府與環境署在批准這一項目時,並未徵求他們及漁民的意見,乃霸王硬上弓。假如沒有足夠的人「買島花」,項目會否爛尾更是難料。

另一邊廂的新加坡,對有關項目也頗有保留。在項目通過大馬環評時,新加坡政府便密切關注工程對附近海域的影響,新加坡議會也有議員反對,主要顧慮是對新加坡周邊房地產市場的衝擊。「森林城市」目前已規劃的住宅單位多達33.6萬個,超過新加坡全國私有住宅數量,會否引發星洲房價下跌,進而影響該國穩定社會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現在誰也說不準。

然而,在對外宣傳時,整個計劃偏偏不提大馬或柔佛,而以「新加坡旁」為宣傳口號,強調這一城市與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居民能依託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優勢,也就是「搭便車」,一如深圳與香港。今日不少深圳房地產開發項目也打「香港牌」,宣傳「在港工作、在深生活」,以「不限購」吸引港人買房,背後思維幾乎一樣。但無論是新加坡人還是柔佛人,對這樣的宣傳方式都不會好受,前者認為是被「抽水」,後者則覺得不被尊重。

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新加坡旁」本身其實也可是一種新馬之外的身份認同。 跟港深情形類似,柔佛首府新山一直被視作新加坡商貿在大馬的「腹地」,大量新山人為了高薪酬及機會在新加坡工作,不少新加坡人則為了低物價而在新山置業,這些人可說同時有兩國身份認同,這認同會否慢慢出現跟新加坡及大馬的偏離,值得關注。如今「森林城市」項目預計將容納70萬人口,倘若這一社群也遵循同一認同,無疑是一個關鍵大數目。

打算投資「買島花」的人會否想到這些?你說呢?

小詞典:腹地(Hinterland)

一個港口的經濟延伸地區,與港口擁有相連的政治、經濟、社會脈落,天然資源可作為港口的後盾,人力資源可成為港口的勞工,其他人口則是港口的市場。新加坡除了以馬來西亞為腹地,也拓展其他鄰近地方為腹地;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也認為香港擁有八大腹地,但回歸後經濟一面倒,理論似已遠離現實。

2016年5月5日星期四

南北塞浦路斯的「足球外交」

李斯特城爆大冷成為英超足球聯賽冠軍,各地政客紛紛借題發揮,可見足球對政治的影響力無遠弗屆。雖然不少足球代表隊對促進地方主義起着關鍵作用,但有時候也能促進統一,南北塞浦路斯的「足球外交」即為一例,在剛舉行的2016 ISA年會上,也有學者對此專題探討。

塞浦路斯雖並非「自古以來」南北分裂,卻也經歷漫長演化。1571至1878年間,塞浦路斯是北面強國鄂圖曼帝國的領土,其後則被英國殖民,令島上土耳其裔社群與西歐希臘裔社群長期並存,也長期對立。

塞浦路斯反殖武裝EOKA 於1960年帶領獨立,並希望跟希臘統一,北部的土耳其裔大為不滿,成立自身武裝組織TMT,雙方不斷衝突。1970年代,希臘軍官策動政變,土耳其武裝介入,直接控制塞浦路斯北部三分一領土,並在當地駐軍。北塞浦路斯更於1983年宣布獨立建國,儘管除了土耳其外無國家承認,但畢竟具備一切內部有效管治的條件。

南北塞浦路斯分裂40多年間,雙方其中一項共同語言就是足球。早在二十世紀初,南北塞浦路斯就分別有自身「官方」球隊,經常互動,並分別跟土耳其及希臘國家隊友賽。

但由於國際社會承認希臘裔的南塞政府,令北塞「國家隊」失去參與一切國際賽的機會,為此北塞足協(TCFA)、南塞足協(CFA)與國際足協(FIFA)進行了長期互動。

統一曙光 各方關注

FIFA本來允許TCFA與FIFA 成員國進行非正式比賽,但北塞單方面建國後改變決定,作為政治姿態。直到2004年,南北塞浦路斯曾對聯合國提出的統一方案舉行公投,北塞大比例通過,南塞則大比例拒絕,令國際社會開始同情北塞。FIFA亦在2008年再度提出,只要 TCFA 同意附屬於CFA及經後者同意,也就是不違反主權國家原則,TCFA 將可跟世界任何球隊比賽。

FIFA 的條件最初被 TCFA 拒絕,他們認為這一安排有損北塞「國家地位」。但塞浦路斯國家隊持續進步,也有愈來愈多北塞優秀球員因為不能參加國際賽而另投其他球隊,TCFA終在2013年跟 CFA 達成共識,簽署 FIFA 提出的協議。一旦協議被執行,TCFA 將成為 CFA 附屬組織,TCFA 球員將自動在 CFA 旗下註冊,亦即在 FIFA 協調下,整個塞浦路斯都將由「塞浦路斯國家隊」代表,南北雙方完成了「足球統一」。這與雙方政府的政治立場大相徑庭,卻突顯出足球的政治潛能。

目前,各方正等待 TCFA 向 CFA 提交加入申請,但 TCFA 尚未行動。這裏的互動也相當微妙, CFA由始至終都是被動,以免南塞再度承擔「破壞和平」的責任;TCFA只對拓展球員空間有興趣,其實並不希望多碰政治,要不是有FIFA強力撐腰,勉強解釋接受方案是跟「國際組織」直接獨立互動,甚至說服不了其他政客為何要「妥協主權」。真正要從中得到政治光環的其實是FIFA,但此刻FIFA醜聞纏身,已無暇他顧。

南北塞浦路斯統一曙光會否因而爛尾,正備受島上各方關注,但就算最終計劃成功,恐怕作為推手的FIFA前主席白禮達(Sepp Blatter),屆時也無暇理會。

小詞典:安南計劃(Annan Plan)

安南出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聯合國提出關於塞浦路斯統一的方案,建議成立「塞浦路斯聯邦」,統合南北兩個實體。自1999年啟動談判以來,計劃先後進行了五次大幅修改,在2004年付諸南北公投,獲北塞浦路斯65%支持率,但在南塞浦路斯以76%比例被拒絕。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尼日利亞與中國──非洲金磚危與機

非洲國家中,中國目前在東西非分別最重視的,便是昨天談及的肯尼亞,以及西非大國尼日利亞。雖然肯尼亞經濟較發達,但尼日利亞潛力可以相當驚人,不少國企對此都心照不宣。日前,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訪華,外媒雖報道不多,卻是鎖定兩國緊密關係的又一里程碑,對區域發展或有深遠影響。

以往中國對尼日利亞的經濟合作及援助,主要出口廉價「中國製造」產品,近年才開始加強基建外交,這是因為尼日利亞擁有非洲最多人口,卻政局相對動盪,又受如博科聖地等恐怖組織與叛軍勢力的侵擾,經濟發展滯後,港口發展同樣落後,令廉價的中國工業及日用品大受歡迎。按中國外交部數據,目前中國是尼日利亞的最大進口來源國及第二大貿易國,尼日利亞則是中國在非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佔中國對非貿易總額8%。

尼日利亞也是非洲首個把人民幣納入外滙儲備的國家,這進一步便利尼日利亞進口中國產品。那究竟進口什麼?除了各種日用品,尼日利亞還是中國在海外最大的摩托車出口市場,年出口多達100萬輛,大街小巷的摩托車幾乎都是「中國製造」。作為回饋,中國從尼日利亞進口大量石油,正是各取所需。這樣的經濟互補結構,並非任何西方國家所能取代。

近年來,尼日利亞也成為中國在非的最大海外工程承建市場。到2015年,中國企業與尼日利亞簽訂的工程承包合同,累計金額多達770億美元,中土、中興、華為等大型企業是主力,中國派遣至尼日利亞的技術人員約8500人,承建鐵路、航站樓、電站等。

政治不可測性更大

讀者大概對相關數據沒什麼感覺,重要的是中國已在尼日利亞建立萊基(Lekki)自貿區及奧貢(Ogun)自貿區,並在近日布哈里訪華期間,就進一步推進自貿區建設達成協議。這些遠在非洲的自貿區,可說是中國外交近年的新猷,被部分西方學者視為「新租界」。定義從來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反映的卻是事實,即中國已不再停留在純粹做生意的年代。

當然,尼日利亞鞏固與中國的合作,除了着眼國內經濟發展,又是為了跟西方國家「對沖」。尼日利亞曾長期被軍政府統治,曾經歷內戰,現在雖已「還政於民」,但每次大選都伴隨着流血衝突。去年大選,布哈里跟前總統喬納森(Goodluck Jonathan)達成跨黨派共識,實現相對的和平過渡,為西方朝野廣泛稱讚。

尼日利亞口中稱自身有能力獨自反恐,其實剛好相反,一直希望西方國家在反恐、情報合作等領域加強支持。

假如沒有中國大舉進駐,乃至連自貿區也建起來,尼日利亞卻是沒有足夠籌碼跟西方討價還價。一來,尼日利亞的宗教與族群矛盾十分複雜,西方都憂慮捲入另一個泥潭;二來,西方已有油價這樣的槓桿影響當地內政。若果中國與尼日利亞的關係發展下去,早晚也難迴避處理尼日利亞諸般敏感議題,這卻是目前中國未準備就緒的角色。中國企業要投資尼日利亞,數字上的潛在回報固然不俗,但政治上的不可測性可能較投資肯尼亞更大。

小詞典:博科聖地(Boko Haram)

尼日利亞的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武裝,在「伊斯蘭國」崛起後宣佈對其效忠,改稱「伊斯蘭國西非省」。2009年以來,在尼日利亞策劃了一系列恐怖襲擊,至今控制了北部近半數省份,造成上萬人死亡、上百萬人流離失所。因尼日利亞政府軍士氣低落、西非多國部隊協調不力,博科聖地一直在尼日利亞社會製造動蕩至今。

2016年5月3日星期二

肯尼亞會成為中國的非洲門戶嗎?

不久前,肯尼亞把涉嫌電訊詐騙的數十名台灣人強制遣返中國,本欄曾談及國際法的視角(見本報4月19日A22頁〈台灣詐騙案在肯尼亞〉),而中肯兩國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肯尼亞1963年獨立,即與中國建交,但兩國關係長期欠佳。冷戰年代,肯國首任總統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雖是反殖鬥士出身,上任後卻強烈親西方,憂慮中國在非洲輸出革命。現任總統肯雅塔(Uhuru Kenyatta)便是喬莫之子,卻走親華路線,明顯是經濟考慮。非洲是中國實現「走出去」戰略的重點區域,肯國又是東非經濟發展較好及政局較穩定的國家,兩國有深化合作空間。

中肯兩國1978年簽訂貿易協定,隨後中方以項目援建方式提供無息貸款,協助建設莫伊國際體育中心、埃爾多雷特醫院擴建工程、甘波基 ─ 塞勒姆公路等項目。近年中國外交方針改變,由單純援助變為「投資承建」,這是「一帶一路」及基建外交的先聲。

中肯雙方2001年簽訂投資保護協定,2005年肯國總統齊貝吉(Mwai Kibaki)訪華時,又跟中國簽訂涵蓋基建、能源、旅遊、製造業、訊息通訊技術產業等經濟合作協議。中國承建的項目包括奧卡瑞地熱電站、肯雅塔國際機場航站樓、蒙巴薩港口泊位及「蒙內鐵路」等;同期中國通訊產業巨頭中興、華為等,也在肯國展開大規模網絡建設。官方統計,前年中國公司承接肯尼亞34.7億美元基建項目,中國亦是肯尼亞最大融資來源國及工程承包方,可說所有大型新基建都有中國身影。

相關項目對肯方官員個人而言有什麼積極性?除了灰色地帶的操作,肯尼亞現政府也對中國的政治立場有所倚重。總統肯雅塔及其閣員一度因鎮壓反對派,被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以「反人類罪」控告;肯尼亞前任駐華大使曾直言,肯方希望鞏固對華關係,以贏取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對肯國總統的支持立場。2014年到本年初,國際刑事法庭先後撤銷對肯尼亞總統及其閣員的控訴,表示該案件受到相當「政治壓力」,其意指為何可自行領會。

挑戰美在非影響力
為強化中國在肯尼亞的存在感,中方亦以肯國為「軟實力外交」重點。2005年,中國在非洲設立第一所「孔子學院」,便落戶於肯尼亞內羅畢大學,3年後肯國境內第二座孔子學院於肯雅塔大學落成,4年後又於埃格頓大學成立第三座孔子學院,成為孔子學院在非洲的示範單位。

此外,肯尼亞也是中國對非洲媒體宣傳的大本營,中國各大官媒如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及《中國日報.非洲版》的非洲總部,均設於肯國首都內羅畢,似希望跟西方價值觀正面競爭。

肯尼亞是美國傳統盟友、奧巴馬父親的出生地,2013年商場恐襲案後,兩國進一步加強反恐情報合作,而在去年奧巴馬訪問肯國期間,兩國也就雙邊投資事宜簽訂協議,看來肯方也是希望有一定「對沖」效果。中方並不在意對沖,因自信能透過市場手段加上政府的默契,彰顯「中國模式」的實力,從而突顯美國「價值觀外交」的不合時宜。

假如連肯尼亞也轉向,美國在非洲的影響力難免大降,這樣的宣傳價值也是難以量化。

小詞典:2007肯尼亞選舉騷亂

2007年肯尼亞大選中,以小肯雅塔為總統的執政黨政府,與反對派就選舉結果產生爭議,爆發全國騷亂,在兩個月衝突中,造成上千人死亡。肯尼亞議會調查事件未果,將之轉移至國際刑事法庭調查。2012年,國際刑事法庭對小肯雅塔及其主要閣員展開「反人類罪」調查,小肯雅塔曾親赴海牙應訴。最終,法庭因「證據不足」,撤消指控。

2016年5月1日星期日

特朗普對華政策會怎樣?

中美建交以來,一直服膺一個假設:無論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期間說了甚麼、對中國多麼不友善,中美關係實際上「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差也差不到哪裏去」,因為一切都被一系列結構性因素控制。即使新總統可能在任期開始對華強硬,到了卸任時,也往往成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競選時高呼把中國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的克林頓如是,一度把「北京和巴格達屠夫」並列的喬治布殊亦如是。形象出位的特朗普終於成了共和黨候選人,假如最終當選總統,以上假定,又會否依然適用?

不久前,特朗普在華盛頓發表了一次外交政策演說,可謂「特朗普主義」在外交領域的自我總結,期間一如既往打出「中國牌」,將對華政策作為外交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次演說、以及從前訪問,我們可大略歸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如下:

首先,特朗普作為傳統現實主義者,並不喜歡對民主自由人權一類「離地」原則過份捍衛,對華外交政策的重心肯定落在經濟上,這也是其從商經歷的反映。在外交演說中,特朗普指責中國「竊取」美國財富和工作崗位,認為奧巴馬政府對北京過分遷就,任憑中國佔據經濟優勢,才令美國承受苦果。因此,特朗普針鋒相對提出「美國優先」,聲稱一旦當選將立即把中國納入「匯率操縱國」,並就經貿問題展開談判。一般相信,技術上這並不容易,但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則不有一定效果,特別是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其實也不是鐵板一塊,當中存在的空間,正是雙方的灰色地帶。

此外,特朗普對華經貿政策的重點,也落在「知識產權保護」和「反傾銷」這兩大議題上。在知識產權方面,特朗普誓言禁止中國通過各種渠道(包括黑客入侵),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以終止目前中美貿易存在的所謂「市場換技術」現象,即要求中國政府不得以「技術轉讓」為條件,限制美國高科技企業進入市場。在反傾銷方面,特朗普指責中國長期利用非法補貼,提升其出口競爭力,手法包括銀行低息貸款、出口退稅、低環保標準和勞工保障等。特朗普要求中國在上述兩個領域全面落實「公平貿易」準則,而他反復強調、迫使中國「就範」的手段,就是對中國出口商品施加懲罰性關稅。但後者並非總統一個人說了算,而需要國會配合,按目前特朗普在國內、黨內的形勢,要有一個合作的國會,並不容易,但假如特朗普能憑人氣令議題聚焦民意,則又另當別論。

經濟問題之外,中國崛起、朝核問題都是美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議題,特朗普其實不感興趣,但也不得不循例表態。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奧巴馬的「重返亞太」戰略、也就是北京念茲在茲的所謂「美國大戰略」,感到不以為然,認為華府只強化與日韓、越南、菲律賓等盟國合作,並加強美軍在該區域存在,只會徒勞無功。特朗普反而意圖重塑美國與東亞盟友的關係,在外交政策演說中批評,包括日韓在內的盟友們,並未就美國長期在海外的軍事存在支付足夠費用,「搭美國便車」;早前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也多次提出重新考慮美日聯盟關係,並指日本應強化自身防務,而非一味依賴美國。

這些姿態對中國的影響,可以相當深遠。和歷任總統或總統候選人不同的是,特朗普聲稱不介意日韓兩國擁核,甚至認為日韓擁核後,可更好地制衡中國、並有助解決朝鮮核問題。另一方面,特朗普認為朝鮮金氏政權缺乏理性,卻又剛提出願意與金正恩直接對話,這可是北韓爭取多年的目的;而他同時又要求中國加強對朝鮮的控制,反映他根本不希望美國浪費資源在東北亞身上。換言之,在處理東亞地緣戰略問題時,特朗普強調讓盟友自主承擔防衛責任和制衡中國,同時又希望中國在東亞發揮「建設性作用」,而非事事由美國出頭。以上政策,其實就是讓中國承擔區域霸權的角色,同時讓盟國用「自己的方法」制衡中國,好讓美國抽身,在區域責任方面轉移給中國,同時在其他範疇保持對中國的制衡。假如成事,這是美國東亞政策的一百八十度轉變。

特朗普的外交陳述中,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不少重要議題,例如對南海主權衝突,立場始終模糊。他一方面提出美軍「有必要」加強在南海的存在、以威懾中國,另一方面又始終不作任何實質承諾,讓立場難以預測。剛當選菲律賓總統、有「菲律賓特朗普」之稱的杜特爾特,雖然靠民粹主義上台,但處理南海問題、對華關係一類涉及主權的敏感議題時,一如特朗普,同樣準備了兩面手法,以免把話說盡。在另一戰線,儘管近年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日趨緊張,但在特朗普外交中,我們既難找到「台灣問題」的影子,「香港」更是沒有什麼存在感。畢竟根據John Mearsheimer一類現實主義大師的預言,美國已到了考慮放棄台灣的時候,假如純粹經貿主導,特朗普對台港的興趣,絕不會大。

假如「特朗普主義」就是以上述以經貿問題和相對利益為重點,其背後的強烈現實主義傾向,早已是國際關係界共識。在最近演說中,特朗普公然駁斥了「國家建設」、「民主推廣」等新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推崇的外交手段,認為這兩個極端,恰恰導致美國外交陷入困境。特朗普稱,「美國式民主放之四海皆準」,只是長期以來很多美國人的錯覺,而海外民主建設,更是讓美國得不償失;諷刺的是,這正正與中國長期以來對美國「民主外交」的批判如出一轍。談及天安門事件時,特朗普也未就「民主」、「人權」發表看法,卻強調當時中國政府的處理「彰顯了政府的力量」。一旦特朗普真的當選美國總統,其對華外交的民主、人權成份可能明顯下降,一切以實際利益為歸依,而對北京而言,這樣的對手是最好處理的。

最後,即便是特朗普這樣的富商巨賈,對華外交中仍可見幾分軟實力痕跡。早在競選初期,特朗普就多次表達了對中國長城的推崇,認為美國也當效仿;他反復強調自己「喜歡中國」,經常與中國人做生意、打交道,並自豪地聲稱「中國人也喜歡我」。演說中,特朗普也不忘盛讚中國領導人「聰明」,儘管此類言論的目的,多是為了反襯美國當前政府的「愚蠢」。如此種種,倒也為特朗普在中國贏得了不少粉絲,以至於中國社交網絡平台上,關於美國2016總統大選的評論,幾乎都圍繞特朗普展開。儘管大多數中國人對特朗普的關注都是看熱鬧(或鬧劇),不過一旦特朗普當選,他想不會錯過自己的在華人氣,這也可算是「特朗普主義」為數不多的軟實力成份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5月

《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

筆者從小看《福爾摩斯探案》長大,對不同版本的改篇、續篇略有研究,深覺早前上映的電影《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Mr. Holmes),也就是由Mitch Cullin小說《A Slight Trick of the Mind》改編、麥克萊恩爵士(Sir Ian McKellen)主演的版本,可謂箇中的難得佳作。電影首次將高齡90的「晚年福爾摩斯」搬上銀幕,性格塑造突破常規、又屬情理之中,還體現出福爾摩斯原作者柯南道爾的獨特志趣,一切都堪玩味。

柯南道爾愛通靈的晚年

電影以福爾摩斯隱居多年後,晚年出山到日本查案為切入點,表面原因是劇情需要,深層原因卻是怕死。年邁的福爾摩斯記憶力嚴重衰退,甚至需要將委託人的名字暗暗記在袖口、以免忘記,遠赴重洋到日本,就是為了尋找一種「岩山椒」,因為據說這種東方草藥,可以找回失落的記憶。須知福爾摩斯本人具備相當的化學、科學素養,對邏輯深信不疑,而不屑依靠藥物回春──有一個後期故事正講述一名老紳士注射猴子血清素「返老還童」,結果行為變成動物。電影卻交代晚年福爾摩斯對靈藥著迷,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和內在的統一,其實暗合柯南道爾本人的晚年心境。

柯南道爾是傳統醫學訓練出身,據說早年曾加入共濟會,對超自然現象、神秘學、靈修等話題非常感興趣。在他的晚年,妻兒及多名親屬先後離世,陷入抑鬱,逐漸沉迷「唯靈論」,希望找到方法與亡靈溝通,以得慰藉。他除了不時在家舉辦通靈大會,還創作了數本與「唯靈論」相關的作品,如《The Land of Mist》、《The Coming of the Fairies》,後者中據說是受當時轟動一時的「花仙子」照片影響,試圖證明「花仙子」的存在,儘管那批照片後來被證明是偽造。柯南道爾還著有《The History of Spiritualism》,與多位「反唯靈論」者進行辯論,但他自己預言死後靈魂回來探望、以證明靈魂存在的「承諾」至今未兌現。究竟福爾摩斯到了老年,會否出現同一種彷徨?電影的拿捏恰到好處,和筆者對福爾摩斯的認識,可謂一致。

福爾摩斯的亞氏保加症

福爾摩斯的讀者,必對其不近人情而古怪的性格特徵,深有印象。他對案件的細節與真相的追求,顯示出異常的偏執,對任何有漏洞、邏輯謬誤言論的反駁,往往直率至刻薄。正因此,福爾摩斯幾乎沒有什麼朋友,除了對他萬般包容的助手華生。福爾摩斯的天才頭腦和孤僻性格,形成又一個強烈反差,這自然成為福爾摩斯迷的研究對象。

美國文人Leslie S. Klinger曾編撰過《福爾摩斯全集》詳細註釋版,他提出福爾摩斯很可能患有「躁鬱症」,致使其表現出對偵破案件的狂熱、與對日常生活的冷漠,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特點。Klinger 還進一步分析指,福爾摩斯有可能是「亞氏保加症」(Asperger syndrome)患者,也就是和台北市長柯文哲醫生一樣。「亞氏保加症」患者具有超乎常人的才智,然而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技巧卻很缺乏,難以察言觀色,或體會絃外之音,因此社交往往陷入困境。作為自閉症的一種,「亞氏保加症」患者往往將興趣集中在某一狹窄的領域,卻能在其中發揮其天賦。

以上病症描述,確實與福爾摩斯有諸多相似,不過福爾摩斯對人際關係某方面的潛規則、絃外之音卻極為敏感,能否就此「斷症」,就得讀者們自行研判。《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正是以這條主軸延伸開來,把一代天才的心理狀態描述得淋漓盡致。他晚年隱居,正是源自當年準確拆穿女委託人Ann企圖自殺的佈局,卻在她內心孤獨、尋求理解時選擇了漠然,間接導致Ann真的自殺殞命。電影另一條副軸也是這樣:福爾摩斯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委託人的父親是拋棄妻子的騙子,卻從未體會兒子多年尋找父親的感受。他唯一的朋友華生與他相伴十數載,二人種種生死經歷,讓讀者對他們的「特殊親密關係」議論紛紛,甚至猜測福爾摩斯的性取向;但在電影中,就連華生也離他而去,二人的隔閡正是因為華生對福爾摩斯處理「最後一案」進行了美化的記述,將福爾摩斯的冷漠隱去,讓福爾摩斯感慨「華生從未懂我」。

「貝克街小分隊」與傭人的小孩

因此,電影對晚年福爾摩斯性格轉變的描繪,才是最精彩所在。促成這一轉變的人物是傭人的小孩Roger,一個福爾摩斯的崇拜者,但其實這不是福爾摩斯第一次被少年打開心窗。在柯南道爾筆下,福爾摩斯與貝克街的一群流浪兒童同樣有非一般友誼,他們被稱做「貝克街小分隊」,專門為福爾摩斯蒐集倫敦各處的消息與情報。「貝克街小分隊」出場次數不多,與福爾摩斯的關係也止於崇拜者和助手,這一設定亦是電影中小男孩 Roger 出場時的定位。

然而隨著劇情推進,Roger 對老福爾摩斯的影響愈發深刻,福爾摩斯從他們母子的對話中,體會到「理性至上」對親友帶來的傷害。最後Roger 為了保護福爾摩斯心愛的蜜蜂差點喪命,更讓福爾摩斯體會到人情之可貴,終於發展了理性之外的情感,才意識到華生之所以改動關於 Ann 的「最後一案」,乃是出於對當事人、與及對福爾摩斯的善意。華生已死,福爾摩斯為了彌補,卻模仿華生創作故事,安慰那位日本委託人,編造其父親遠赴英倫的謊言,作為與華生在生死多年後終達至的共鳴。這一種死後才達致心靈互通的「男人的浪漫」,比原著描述的福爾摩斯與華生更感人。

當電影呈現的不再是一個料事如神的偵探,而是面對衰老與死亡、情感豐富又不失機敏的老人,觀眾不難發現,福爾摩斯對死亡的態度,也經歷了同一轉變:最初懷著對衰老與死亡的恐懼,心中所念是抓住與自己漸行漸遠的記憶力和邏輯。然而在電影結束時,福爾摩斯對「真相」的追求,已經讓位於自己與親友、舊識、乃至逝去者們在情感上的「大和解」,對死亡也更為坦然。《福爾摩斯的最後探案》的情節本身,儘管不是柯南道爾所撰,卻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柯南道爾所未曾描述的晚年福爾摩斯,既能忠於原著、又能有所創造,難能可貴。

沈旭暉 信報財經月刊 2016年5月

張保仔與「非國家個體」

早在英國人來到前,香港已有所謂涉外關係。我們耳熟能詳的張保仔,通過電視劇的傳播,已成了香港身份認同的早期傳奇,其實也是案例之一。假如我們以當代國際關係的「非國家個體」(non-state actors)理論演繹張保仔的故事,就會得到截然不同的啟示。

據清代歷史學家袁永綸著的《靖海氛記》,張保仔原名張保,原是廣東江門一帶的的貧苦漁民,十五歲時與父親出海途中,遭海盜鄭一船隊搶劫被擄,因生性聰敏和樣貌端好,受鄭一賞識收養為義子,擢升頭目。十七世紀初嘉慶年間,鄭一的船隊已發展到相當規模,以大嶼山一帶作基地。而清朝海盜全盛時一度實施「聯盟」制度,由七名華南主要海盜首領結成「海盜聯盟」,以不同顏色的旗幟劃分勢力,規定彼此的海上行為,其中紅旗幫由鄭一統領。這種組織結構,基本上和同期活躍地中海的海盜大同小異,而他們可是歐洲列強都要專門開會討論如何打擊的獨立勢力,可謂「非國家個體」的先驅。中國的華南海盜雖然沒有立國,但活躍範圍卻能達清廷未能實質控制的遠洋,性質已超出一般「叛亂團體」。

根據《平海紀略》中記載,張保仔在鄭一意外身亡後被重用(當然內裏有不少不倫故事),逐步成為紅旗幫首領,不斷擴充船隊,估計旗下大船有八百多艘,小船超過一千,海盜部眾多達七萬多人,同時配備有大炮,稱霸珠江三角洲。據說張保仔對部下嚴格,處事公正,對敵人寬仁,並非一般海盜套版形象的大奸大惡。根據《靖海氛記》記載,張保仔與部下約法三章:不可叛逃、劫貨八成歸公、不可姦淫婦女,而且有實質土地,可謂「盜亦有道」,這也是實行「有效管理」的一個側面。

張保仔的大中華情結

值得注意的是,張保仔集團以「非國家個體」身份,捲入當時的國際關係。他旗下海盜一般以搶劫官船、洋人貨船和澳門官船為主,隨着規模不斷擴展,更襲擊英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船隻。此外,一旦發現洋人船隻劫掠中國商船,往往主動出擊,可見其雖然以清廷為敵,卻不乏「大中華情結」。

清政府深明張保仔為代表的海盜是中、葡之間的共同隱患,故採用「以夷制盜」策略,積極和澳門葡萄牙人的武裝力量合作,允許葡萄牙人設立武裝部隊和建立炮台,以配合清政府圍剿海盜的行動。在迫使張保仔投降的圍剿行動中,澳葡武裝力量奉命支援清政府,乃當時罕有的「中外國際合作」。據《大公網》整理的史料,一八○九年即嘉慶十四年,清葡聯軍包圍張保仔九日九夜,張保仔的船隊卻藉此機會在大嶼山一帶整修,最後從容突圍,但成了「國際目標」後,「霸權」已差不多終結。

隨着海盜集團的生存空間逐漸縮小,張保仔最終向清政府投誠,但卻是澳葡判事官一度負責與張保仔談判、協商招安後的安排。一八一○年即嘉慶十五年,張保仔正式被招安,時任兩廣總督百齡親自到香山縣受降,授予張保仔「千總」官銜,他的部下亦封官或退隱。當時清政府接收紅旗幫眾達一萬六千人,船隻二百八十艘,火炮和兵械無數,不過這數字已不及全盛期的實力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整個招降過程,都是兩國合作消滅一個不可測的非國家個體。而其實當年攻佔台灣的鄭成功與「海盜」之間,也只是一線之差。

當代海盜比較:「大嘴」哈桑

假如我們要找當代國際關係的海盜案例,來比較張保仔昔日的「海權」實力,當今能作為「非國家個體」的海盜集團,首推近年橫行印度洋的索馬里海盜,特別是綽號「大嘴」的首領穆罕默德·阿布迪·哈桑(Mohamed Abdi Hassan)。在索馬里因內戰成為失敗國家後,哈桑自二○○四年起盤踞印度洋海域,實力雄厚,海盜船有高科技配置,目標都是國家級。例如二○○八年劫持沙特阿拉伯超級油輪「天狼星」號時,其載有貨物總值超過一億美元,哈桑因此得到三百萬美金作贖金。更轟動的是同年劫持肯雅向俄羅斯訂購的軍火船,並利用美、俄之間的互相猜疑與雙方周旋,開出三千五百萬贖金,其「發言人」更煞有介事接受新聞採訪,聲稱對武器本身不感興趣,自己是在進行「公海巡邏」云云,似認為根據國際法,他們作為「非國家個體」在公海行使權力完全合理。

哈桑和張保仔都曾獨當一面,但同樣面對政府壓力,哈桑最終也與張保仔一樣退下陣來。二○一三年哈桑聲稱「退休」,估計是索馬里海域國際部隊長期聯合執法,導致海盜收入驟減。後來比利時政府成功誘捕哈桑,將之判刑,其結局遠不如當年張保仔「投誠」般瀟灑。但這並不代表「非國家個體」的空間減弱,反而反映任何主權國家控制減弱的地方,就自然會出現他們的蹤迹。而在人類歷史上,這才是正常現象。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