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1日星期三

普京外交範例: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衞星國

日前烏克蘭慶祝獨立25周年,高調舉行閱兵式,不過與通常意義上的「慶祝閱兵」有別,今次軍隊處於高度備戰狀態,因為俄羅斯大軍正在邊境蠢蠢欲動。
同期俄羅斯司法機關也對烏克蘭國防部長發起「戰爭罪」調查,稱後者在過去一年指揮烏克蘭軍隊傷害東部頓巴斯(Donbass)地區人民生命。這個「頓巴斯地區」可能成為未來衝突熱點,正在發生很戲劇性的事。

在烏克蘭固有版圖中,頓巴斯處於東端,與俄羅斯接壤,居民有近40%是俄裔、70%左右說俄語,親俄力量主導了一切。2014年烏克蘭變天,時任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被逐,新政府持親歐盟立場,令俄羅斯直接佔據克里米亞,也讓頓巴斯的親俄社群效法尋求獨立。

克里米亞公投後,頓巴斯俄裔社群依樣葫蘆,宣布建立「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南北兩個政治實體,然後在5月公投獨立,一度組建「新俄羅斯邦聯」;烏克蘭軍多次對頓巴斯發動攻擊,頓巴斯親俄武裝則在俄軍支援下力抗,更造成誤擊馬航客機的慘劇。

最終烏克蘭政府軍與頓巴斯親俄武裝在德法斡旋下,達成《明斯克協議》(Minsk Protocol)暫時停火,交戰雙方均把重武器後撤,但局勢依然緊張。此刻當地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大城市經濟活動比戰前萎縮30%至50%(GDP計),小城市只有戰前水平十分一,教育程度較高的專業人士幾乎全部逃離,投資停滯,留守居民健康也令人擔憂。

在頓巴斯地區催生兩個「人民共和國」,可謂俄羅斯的拿手好戲,劇本和在格魯吉亞煽動阿布哈茲(Abkhazia)、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獨立,或在摩爾多瓦分割「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Transnistria)如出一轍。普京都是利用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內部的俄裔人口或親俄社群,製造獨立實體,作為控制這些國家的秘密武器,恰如幾個倒鈎,把她們從西方拉回俄羅斯陣營。對頓巴斯,俄羅斯未將它們納入俄羅斯聯邦,也沒有承認這兩個「國家」獨立,卻明確表示「沒有義務不干預當地事務」,也「無意保證烏克蘭領土完整」。目前俄羅斯每月向兩地經援3900萬盧布,當地經濟才免於全面崩潰,但已完全淪為俄羅斯附庸。

對當地「公投獨立」的合法性,烏克蘭政府一直否定,稱這是俄羅斯侵佔烏克蘭領土的把戲,誓言要收復失地、捍衛烏克蘭領土完整。俄羅斯則認為烏克蘭新政府是政變產生,已終止了舊憲法的合法性,因此公投代表的民意必須尊重。烏克蘭一度封鎖了與親俄武裝佔領地區的商貿往來,但堅持對當地居民提供社會保障和養老金,始終認為他們是「被俄羅斯侵略者控制的烏克蘭人民」,鼓勵他們逃離俄羅斯佔領區,等待烏克蘭收復領土後重返家園。

似乎頓巴斯已成為未來俄烏關係的火藥庫,雙方都無意妥協,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隨時可能發生。憑烏克蘭自身軍事實力,是無法與俄羅斯全力支持的親俄武裝抗衡的;即便贏得局部戰爭,也會付出慘重代價。但歐美對是否增加對烏支援也有分歧:美國一度支持,但歐洲、尤其是德國就擔憂衝突愈演愈烈,會成為對俄的代理人戰爭。目前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法國極右總統候選人勒龐等,都主張在烏克蘭問題上對普京示好,雖然他們未必當選,但始終反映一定民意,烏克蘭依賴歐美軍力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也有學者建議烏克蘭壯士斷腕,乾脆放棄頓巴斯,集中精力治理內政,並寄望于頓巴斯將俄羅斯經濟拖入深淵。但誰能說克里米亞、頓巴斯不是俄羅斯向西擴張的前奏?下年普京就要面對大選,而俄羅斯陷入經濟衰退,通過一場有限軍事衝突,獲得短時間內高漲的民意支持,正是普京可考慮的,而且出現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小詞典:《明斯克協議》

2014年8月,烏克蘭新政府總統波羅申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會晤,這是兩國領袖自衝突以來首次正式會面。期間烏克蘭政府與親俄武裝達成停火協議,但雙方軍事衝突持續至2015年。當年2月,德法首腦再度斡旋,各方於明斯克重新談判,達成新一輪停火協議,雙方同意重武器後撤同等距離、設立軍事緩衝區等,但對峙仍然繼續。

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

昂山素姬與中國:密松大壩與皎漂特區

早前緬甸昔日的民主女神、現任國務資政、外交部長兼「太上女王」昂山素姬訪問中國,這是她身為緬甸領導人首次出訪東盟外的國家。不過,她上台前已訪華會見習近平,遵行現實主義外交的她,與北京關係遠比外間早前估計的密切。

爭取華小規模水利工程

這次訪問有兩大重點,第一是2011年起處於擱置狀態的中資密松大壩。這項目價值36億美元,是中國對緬投資基建的旗艦,緬甸軍政府卻以當地居民、民間團體反對為由,叫停項目,既作為跟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也是爭取國內民意的手段。

不過,到了昂山素姬上台,卻反而可以利用大壩釋出善意,例如她出訪北京前,曾主動對外界釋放訊號,說已成立專責委員會重新審視興建大壩的可行性,但也希望中國進行更多小規模、對生態環境影響小的水利工程建設,態度起碼有迴旋空間。

《紐約時報》進一步稱,緬方已準備好方案,即使密松大壩廢止,亦會向中國賠償,金額將達8億美元,相信會變成其他基建項目,以維持中國在緬甸的槓桿。

談到這裏,必須介紹昂山素姬訪華的另一重點:皎漂經濟特區。據緬甸媒體報道,相比密松大壩,中國目前更心儀位於緬甸西南若開邦的皎漂特區。當地毗鄰孟加拉灣,戰略位置更重要,如果中國打通從雲南至緬甸的油氣運輸管道,從中東運來的石油、天然氣,就可直接從孟加拉灣進入中國。

這一路線不僅避免能源取道中國實力範圍外的馬六甲海峽、局勢愈發緊張的南中國海,更比「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安全;須知巴基斯坦恐襲不斷,中資工程風險愈來愈高,而在緬甸,只要項目為當地社會接受,昂山素姬就會以此為爭取外資的示範單位,至少安全和穩定都有保障。

皎漂特區包括深水港口、工業園、房地產三大內容,思路與中國在吉布提的港口城類似。中緬兩國早在2013年啟動可行性研究,只是緬甸國內局勢一直不明朗,才進展緩慢。直到今年,中資集團被授予深水港和臨港工業園的建設開發權,昂山新政府再對皎漂認可,看來才變數不大。按中方部署,吉布提港口城、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緬甸皎漂特區港口,匯流就是「一帶一路」那「海上絲綢之路」的能源、商品運輸線,戰棋阡陌縱橫,就這樣劃成。

那為甚麼昂山情願深化皎漂的中緬合作,也不願承諾密松水壩的復工?除了民意原因,這也涉及她對中國有何所求這核心問題。皎漂特區的基建,需要修通中緬相連的油氣管道、國際鐵路,而管道途徑緬北少數民族武裝控制區,昂山要求北京協助打擊分離主義,就出師有名。加上中緬鐵路雖然已於2011年簽署備忘錄,當時文件指工程三年內啟動,中方承擔大部分資金、並擁有50年運營權,但卻又是因當地社會反對,一直未曾動工樂;2014年備忘錄到期後,進度更被無限期推遲。對中國而言,假如鐵路能落實,協助昂山打擊少數民族武裝,助其在軍方跟前建立個人威望,也十分划算。

由此可見,昂山新政府並未全面倒向西方,亦未有處處對華示好,只是希望平衡中美、國內外各方勢力。目前看來,這現實主義策略是奏效的。在這次訪問,中方表態會與緬甸合作「維持邊境和平」,一改過往對中緬邊境華裔武裝不干預的態度,也應昂山邀請,擔任月底緬甸政府與華裔武裝和談的協調國。假如緬甸這困擾數十年的問題能在昂山手上解決,管治才可能長治久安。

小詞典:彬龍會議

昂山政府為解決緬北少數民族武裝與政府衝突,倡議於8月底召開和談,邀請中國擔任協調國,會議被稱為「彬龍會議」。預計少數民族武裝的果敢同盟軍、阿拉干軍、德昂民族解放軍等三支受中國默許、甚至從中方進口武器的少數民族武裝,都會出席,可能成為緬甸全面和平的契機。

2016年8月29日星期一

他山之石:塞班島的一國兩制

此刻身在太平洋塞班島(Saipan),人們眼中的度假天堂,但這裏廣為人知的卻是源自她與美國「大陸」的微妙關係。某程度上,這裏也是「一國兩制」的實驗,不過實驗效果大不同而已。

塞班島所屬的政治實體是「北馬里亞納群島自由邦」(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簡稱CNMI),下轄15個島嶼,塞班島是首府,與關島鄰近,戰略地位重要,原住民是查莫洛人(Chamorro),與關島的查莫洛人是一個整體。西班牙成為全球帝國時,殖民了這一帶島嶼,直到美西戰爭戰敗,關島割讓予美國,其他島嶼則售予德國;關島與塞班島的命運才開始分開。

不久,德國在一次大戰戰敗,這些島嶼由日本奪取,並得到國際聯盟確認為日本「委任統治地」,再成為大日本帝國「南洋廳」,是二戰太平洋戰爭的關鍵戰場,當時這些島民已自視為日本人。戰後這些島嶼由聯合國劃為「太平洋群島託管地」(Trust Terri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由美國管轄,最終以邁向非殖化為目標。

這些島群對自己的前途有不同抉擇,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帛琉、馬紹爾群島輾轉與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國家條約》,成為聯合國會員國。至於經濟相對發展得最好的北馬里亞納群島,也於1972至1975年間與美國政府就前途問題展開談判,最終通過公投,決定成為美國的「自由邦」(Commonwealth)。目前波多黎各也是美國的「自由邦」,還有獨立前的菲律賓也是,不過每個自由邦都有自己的憲政條文,並有微細差異。

在現行安排下,美國政府全權負責當地國防外交,其他當地人基本上完全自治。北馬里亞納群島照搬了美國的「三權分立」政治模式,以美國總統為國家元首,但自己擁有獨立制憲權,有自己的憲法,地方行政長官「總督」經直選產生,也有自己的議會和政黨,並由美國國會授權行使獨立的司法裁判權。

北馬里亞納向美國派駐代表,自2009年起,正式加入美國國會,雖無權投票,但可參與國會其他事宜,例如在委員會發聲。正因有了美國本土支撐,北馬里亞納參與國際貿易、發展旅遊業時才有競爭力,而又因為享有自治權,也能基本照顧本土利益,這才是「一國兩制」應有的優勢。現在北馬里亞納公民都是美國公民,絕大部分聯邦法律亦適用於此,但它不屬美國關稅區,一度擁有獨立出入境管轄權、最低工資法制定權,不過因為醜聞頻生,近年才先後被美國收回。

這些醜聞所在,也是「一國兩制」灰色地帶的生存空間。由於北馬里亞納既和美國有不一樣的關稅、出入境管制和工資法,貨物卻能往美國本土傾銷,所以成為廉價勞工聚集地,製衣工廠一度蓬勃發展,吸納了大量來自中國、東南亞的外勞,一說甚至有使用童工,為國際名牌提供原始服裝製作。這盤生意崩潰,一來因為世貿修改限額,令美國容許各國製造的貨物在本國銷售,塞班島工廠立刻失去競爭力。二來為北馬里亞納做說客的中間人爆出貪污醜聞,輿論大譁,美國國會逐步要當地跟隨最低工資,令血汗工人再不能生存。最後是美國收回移民政策,令華工走到當地,比從前略為麻煩。

但一雞死一雞鳴,北馬里亞納很快就利用同樣的「一國兩制」灰色地帶,找到另一財路,就是賭場。其實賭場在北馬里亞納已出現了一段時間,不過塞班島原來是否決興建賭場的,只是因為自身失業等問題,最終還是妥協。當地賭場出現不久,目前只是試業,正式大賭場明年才落成,已聲稱將成為全球第四大規模。那裏有大量中國賭客,因為北馬里亞納對中國遊客免簽證,這也是全球唯一對中國人免簽的美國領土,單是這點,就確保客似雲來。

因為曲折的歷史演變,塞班島自然有自己的身份認同。在向遊客介紹塞班島歷史文化的網站上,塞班島自豪地宣稱,「西班牙人為塞班島帶來基督教,德國人帶來了可可貿易,日本人帶來了農業和工業經濟,而美國人則帶來了自治精神」。目前,塞班島上除了原住民查莫羅人、加羅林人、美國大陸人之外,還有日裔、華裔、菲律賓裔、孟加拉裔、歐洲殖民者的後代,各自代表了塞班島的不同面向。

那為何塞班島並未像鄰國馬紹爾群島等獨立建國?背後的原因也十分有趣。塞班島的原住民查莫羅人其實希望與關島的查莫羅弟兄合併,但因為二戰時各為其主,被關島公投拒絕。但北馬里亞納這邊依然不希望和關島越走越遠,擔心獨立會慢慢被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等非查莫羅國家同化,情願與美國本土建立密切聯繫。事實上,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等雖然成了獨立國家,但依然與美國保持特殊合作關係,例如接受來自美國的財政援助、讓美軍協助國防等,公民自由進出美國,同時享有美國公民的大部份權益,差別在於美國不能代他們決定參戰,美國的援助也不及對自由邦的規模等。結果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對較慢,究竟爭來的主權是否值得,長期是當地的爭議話題。

北馬里亞納也有人提出「第二次前途問題」,例如曾有總督主張通過和關島合併,成為美國的第51州,而在中國遊客、資金越來越主導群島的情況下,本土主義會否反彈,或美國會否警惕「第二島鏈群」被入侵,也值得觀察。不過由於當地早已形同獨立,又享有美國身份,這樣的公式,對絕大多數追求簡單生活的島民而言,已十分滿足,所以反而沒有甚麼「北馬獨」或「塞獨」運動出現。其實打擊分離主義的藝術,就是那麼簡單,塞班島小國寡民的智慧,難道別的地方沒有嗎?

小詞典: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s)

太平洋國家,和塞班島歷史淵源甚深,同時先後成為西班牙、德國、日本、美國殖民地或託管地,1979年公投否決成為密克羅尼西亞聯邦一部份,從此自治,1986年與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國家條約」宣告獨立,1991年聯合國終止託管協議,成為聯合國成員國,但依然和美國關係密切。當地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曾長期售賣護照予華人,近年這業務已式微。

2016年8月27日星期六

訪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獅城大學如何躋亞洲三甲

早前,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2016年亞洲大學排名」,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大學都有明顯進步,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和南洋理工大學(南大)都進佔三甲位置,而南大在世界年輕大學中更排名第一。這引起香港社會對香港和新加坡兩地高等教育水平的關注。而南大副校長及教務長梅彥昌教授(Freddy Boey)被視為近年南大迅速發展的重要人物。他由2005起出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將其發展成為行內首屈一指的學院。之後,他晉身大學管理層,並作出多項改革,令南大躋身亞洲,甚至世界前列位置,相信他定能為我們剖析當中成功的秘密。

受訪者:梅彥昌教授(Freddy, F)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整理:李志鵬

S: 你是如何踏上科研之路?
F: 我在新加坡的貧困家庭長大,在11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9。童年生活困難成為我的優勢,令我知道所擁有的都不是理所當然,也幫助我更加努力追尋夢想。在服兵役後,我便到澳洲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修讀化學工程。其後,發現對物料工程更着迷,因此便投身相關研究。畢業後,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在2005年加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在過去25年,除出版論文外,也積極將科研結果應用到日常生活,建立科技初創企業,以及參與大學的行政工作。

S: 南大在教學方面有何理念?
F: 大學教育最重要是服務年輕人,他們是大學的主體,我們相信啟發是教育中最重要的過程,而世界級的研究和有效的教學方法能啟發學生,讓他們對相關知識感興趣,學生需建立學習方法,學懂理解和解決問題,同時,他們要擴闊視野,與世界上不同的人和權威交流。畢業後,他們要知道自己在社會的位置,服務整個社會,而不是單純為個人前途打算。
南大投入大量資源去改善教育的設施,讓學生得到更好的學習經驗。我們不能只催促學生去成長,更要擴闊他們的眼界,懂得回應別人的論點,對社會現況有所感悟。

S: 科研對社會和教育有何重要性?
F: 科研所做的不只是為個人的利益,而是有利於整個社會,更能帶來衝擊,推動其他同儕去發展。學生大可以忘掉考試,專注於他們有興趣的地方,當他們能投入一個科目,這便是他們下一個目的地。若學生畢業後只有一張文憑,而沒有找到自己的志向和興趣,這對他們有何益處呢?

S: 你如何推動南大在科研方面的發展?
F: 我相信南大的學生和學者都有能力參與和主導世界級的研究項目,因此,我們必須加強研究工作,也要增加研究結果與工商業應用相結合。除了金錢外,我們亦需要有優秀的教職員、學生,以及行政管理層。我積極鼓勵南大教職員去探索發展的機會,支持他們發展自己的科研興趣,也不會強迫所有人去做相同的事,但必須要有世界級的創新意念。同時,我們也積極吸引世界級人才加入南大,重視教職員間的互相影響和良性競爭。香港和新加坡的人才交往頻繁,這也是兩地另一方面的合作。我們亦要保持大學的透明度和執行力,增加行政效率,那麼資源便能更有效地分配和運用。

S: 在不同機構推行改革時都難免遇上阻力,你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F: 2004年,我成為南洋理工大學物料科學和工程學院院長。當時,我計劃在10年內將學院打入全球排名前10。當年很多人都認為我的想法很瘋狂,而學院在2012年就進佔世界排名第8。過去50年,新加坡非常支持大學科研發展,而且有長期的目標。很多時候,我們希望將外國成功的經驗複製到新加坡,但會面對很多困難,亞洲是世界其中一個發展得最快的地區,因此,我們需要建立自己的模式,而並非只模仿他人的成功之路。

S: 南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在發展上有何優勢?
F: 一所大機構或是大學都有其歷史和文化,在發展和改革初期往往要望着倒後鏡,受到很多束縛。相反,初創企業和年輕大學沒太多包袱,因而容易作出改革及推行計劃。不過,大機構架構大亦有利於培養領導人才,讓年輕人由低做起,增加經驗,有利培訓未來的領導層。

S: 在亞洲,新加坡和香港在發展高等教育方面有何優勢?
F: 現時,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高等院校都有其優勢,發展非常迅速。不少學者和學生都選擇到北京和南京等中國城市的大學發展,而香港擁有良好的社會制度,以及有中國作為腹地,因此也吸引不少人才。新加坡正積極吸引世界的科研人才,我們提供足夠的誘因,也沒有任何框架限制學者發展。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國際樞紐,也有資源和條件去發展科研。

S: 新加坡政府在高等教育發展方面有何角色?
F: 新加坡政府視教育為投資,因此敢於投放資源,但規限大學的發展計劃。他們強調新加坡是小國,教育既要培訓人才,也要帶來經濟效益,因此,我們着重如何為新加坡培育人才、發展科研、將科研結果轉移到工商業,與世界的大品牌合作、建立初創企業,以及吸引外資到新加坡發展。我們要說服政府和公眾,值得為這樣的科研撥款。

S: 新加坡社會如何看待大學排名?
F: 我不相信大學會不重視排名,因為大學的「顧客」──學生和家長都關心大學的排名。現時,大學或多或少都有相關的委員會去檢視大學在各方面發展情況和空間。一家大學難兼顧各方面需要,所以我們集中於幾方面的發展,並以此帶動其他較弱勢的方面發展。

S: 網上大學逐步壯大,在未來,這會否取代傳統大學的地位?
F: 網上學府難以取代傳統大學的地位。因為學習不是一個個人的過程,而是需要和其他人互動,例如上課並非單純學習知識,而是建立與其他同學互動和建立關係。這並沒有考試去量度其成效,但學生懂得表達自己,懂得待人接物,同時,讓他們關心他人,以至整個社會的需要。社會中大部分職業都要與人交流,校園生活讓學生做好準備。

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懷緬鐵托酒 兼談民族主義

里約奧運終結,每次閱讀獎牌榜,對那些已經消失的國家,都頗有感觸。而我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帶回大量collection,包括一整個酒櫃;裏面的酒幾乎無一是名酒,卻各有故事,不少都與昔日國家有關,例如至今珍藏的鐵托酒。在各地民族主義、本土主義大盛的今天,鐵托酒的故事,更是警世預言。
鐵托元帥(Josip Broz Tito)是昔日的南斯拉夫領袖,他的克羅地亞出生地庫姆羅韋茨(Kumrovec)從前是國民朝聖的地方,現在博物館還在,卻門可羅雀。不過附近的鄉里還是以鐵托為商機,釀製以他為品牌的酒。說實話,鐵托是我尊敬的人,起碼他是少數走「第三道路」成功的領袖,絕非什麼「中間超人」可比。近年每逢鐵托冥壽,庫姆羅韋茨都會聚集數千人,高喊昔日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口號「工廠屬於工人」,並販賣各種南斯拉夫紀念品,自然包括鐵托酒。

到了今天,鐵托與他的時代情懷,自然回不去了。網絡有關「鐵托酒」的資訊幾近於無。2010年,英國廣播公司(BBC)一篇談論鐵托遺產的文章亦說,鐵托死後30年,他所值得慶祝的遺產寥寥可數。數年前曾寫過,1980年鐵托去世之時,他的葬禮是二十世紀規格最高、有128國代表團出席。但此後,以鐵托命名的街道與廣場不再,餘下的,就只有看管鐵托紀念館的農民以葡萄釀製的鐵托酒了。

鐵托掌政前後的南斯拉夫故事,是有關「民族國家」如何構建很好的參考案例。何以鐵托去世後,南斯拉夫隨他而去、一去不返,是很值得重溫的歷史。前南斯拉夫駐歐洲共同體大使茨爾諾布爾恩亞(Mihailo Crnobrnja),曾在著作The Yugoslav Drama問一個核心問題:何以南斯拉夫內部各種民族主義會復甦?按他的觀點,所謂「民族主義」,並非基於血緣,而是源於「共同奮鬥與犧牲的漫長過去、願意在未來團結一起」的精神意志,而南斯拉夫作為一個國家卻正正缺乏這樣的意志,未能統合被囊括於其中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等社群,後者的民族主義逐漸抬頭,南斯拉夫則逐漸分崩離析。

鐵托生前其實對國內「不同民族之融合」的重要性非沒有認識,他本人即是「南斯拉夫意識」的代言人。在「南斯拉夫意識」的官方敘述中,沒有追求單一國族身份,而是主張各族地位平等、相互尊敬。鐵托致力於化解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兩族世仇的具體操作,包括「漂白」過去,也包括展望未來,鼓勵民族和解,同時搞平衡,例如在塞爾維亞設置少數民族自治省,以制衡人數最多、分佈最廣的塞裔勢力。南斯拉夫在1953年修憲、1963年頒布新憲法,大大加強了南斯拉夫的聯邦國家特質,也一度令這個實驗充滿希望。

唯一問題是,上述舉措是「由上而下」貫徹執行,而鐵托只有一個。南斯拉夫的民族融合政策在鐵托之後,並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穩定制度支撐,各民族更沒有經歷「由下而上」的自然和解,那麼在缺乏強人的年代,就極難繼續。他去世後,無人能夠繼承威望,南斯拉夫出現權力真空,早年還有口號說「鐵托之後,還是鐵托」,然而,在鐵托去世後不到一年,科索沃自治區便發生學生暴動,此後各地民族主義不斷爆發。後鐵托時期的南斯拉夫,迅速從聯邦國家,走向側重國民同質性的「民族主義競技場」,令族群矛盾變得劇烈,加上經濟轉差,油、電與食品都有限度供應,這些變化,都令分離主義得到進一步鼓舞,「南斯拉夫意識」就無以為繼了。

鐵托先是受人尊祟、繼而漸被遺忘,多少令人感慨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實驗,原來是那麼脆弱和虛幻,只留下這一瓶鐵托酒,默默訴說一切。假如這樣的collection,還不足以打動你對「酒國際關係」的興趣,我就無能為力了。

小詞典:「南斯拉夫意識」

可追溯至18世紀,多個巴爾幹半島的族群面對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等外來侵略者,培植出共同體民族意識,以對抗外敵。「南斯拉夫」原來是「南部的斯拉夫人」的聯盟,作為統一國家的觀念,在20世紀初開始增強,並於一戰後正式立國。1937年起接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鐵托是克羅地亞裔,但作戰部隊主要成員來自塞爾維亞,他刻意提出「友愛團結」口號,整合各族矛盾,成功戰勝軸心國,也是確立新南斯拉夫意識的重要工具。

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

委內瑞拉糧荒:由天堂到地獄之路

巴西里約奧運在重重危機下,依然成功進行,但同在南美的委內瑞拉,此刻正遭逢真實的人道主義災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表達擔憂,呼籲國際社會關注。相比起數年前,委內瑞拉表面上的大好形勢,令人無限唏噓。

要了解當前委內瑞拉的局勢,最直觀的方式自然是參看統計數字。2016年上半年,委內瑞拉的麵包進口比去年同期下降94%、肉類進口下降63%、水果類食品進口狂跌99%、魚類進口下跌87%、糖類進口下跌34%。上述數據由國際貿易分析公司Panjiva綜合委內瑞拉貿易夥伴的出口數據整理而得,因為委內瑞拉已經無法提供有效的經濟統計數字。

委內瑞拉已實行糧食配給,根據身份證號碼編排,每人每周可領取一次包含食物、生活用品的包裹,但根本不夠日常所需。委內瑞拉超市貨架上空空如也,街道上暴徒為糧食、生活用品頻頻打劫,政府無力維持治安,社會正處於崩潰邊緣。

食品短缺外,醫療用品的不足與隨之而來的疾病肆虐,也觸目驚心。六十年代,委內瑞拉曾宣傳「於人口聚集區徹底消滅瘧疾」,雖然當時世界衞生組織(WHO)對定義有爭議,但也大抵肯定其成就,這一直是委內瑞拉的驕傲;可是自從國家陷入經濟危機,瘧疾也捲土重來,2016年上半年的瘧疾爆發數量驟然升高72%,全國抗瘧疾藥物嚴重短缺。

這些情況,在強人查韋斯執政時,根本不能想像。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查韋斯治下的委內瑞拉經濟復甦,2004年的 GDP 錄得17%的增長,在全球首屈一指。查韋斯生前大搞社會主義政策,包括企業國有化、財富再分配和價格控制,令人民普遍分享到經濟增長的紅利。為甚麼查韋斯死後,委內瑞拉就一蹶不振?

其實查韋斯的社會主義經濟有不少弊端,他在生是泡沫沒有爆破,始終走運。當全球石油價格高企,無論查韋斯如何擺佈國民經濟,委內瑞拉都可以靠大量進口物資,維持高生活水平,甚至成為影響拉美的區域大國。但隨著國際石油價格下跌,以沙特為首的石油輸出國「降價保市」,讓委內瑞拉措手不及,查韋斯的繼任者馬杜羅既要延續社會主義經濟,又失去了石油武器,國家收入縮水超過2/3,貨幣大幅貶值,根本無法一邊壟斷市場、控制價格,一邊保障國民經濟供需穩定。現在委內瑞拉政府不僅無力購買糧食,甚至連石油開採的器械費用都無力支付,令石油出口量大受影響,國家入不敷出,形成惡性循環,已經積習難返。

馬杜羅政府一如查韋斯時代,宣稱經濟危機完全是美國人的「顏色革命陰謀」,拒絕國際援助,號召大家「團結抵抗」。但意識形態不能取代溫飽,不但國內反對派並不買賬,認為政府管理經濟不力,要求馬杜羅下台,民間的不滿也越來越高。然而反對派在國會的票數未足以罷黜總統,查韋斯遺下的草根、農村支持勢力也始終龐大,國家已經嚴重撕裂。如果政治妥協和經濟政策調整不能迅速實現,委內瑞拉很可能發生大規模暴亂、政變或兵變,屆時會否成為南美版的敘利亞,亦未可知。

小詞典:地方分銷生產委員會(CLAP)

目前委內瑞拉政府抗擊饑荒的方式是成立「地方分銷生產委員會」,取代超市,對全國食品進行分配,每人每週一次限量供給,購買者需要長時間排隊,還可能最終一無所得。根據委內瑞拉官方說法,這一機制最終目的是讓人們自己種糧食,自給自足,以減少對政府的依賴,結果卻讓民眾紛紛逃到鄰國購物,甚或出走成為經濟難民。

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

新加坡的「西方人」身份認同:由奧運金牌得主談起

新加坡游泳運動員約瑟林(Joseph Schooling)奪得新加坡立國以來第一面奧運金牌,還要擊敗自己的偶像、世界泳壇傳奇菲比斯(Michael Phelps),迅速成為國家英雄。其實,約瑟林自幼在美國受訓,也希望在美國居住,血緣身份亦是歐亞混血(母親是馬來華人、新加坡永久居民,祖父是英國軍官,祖母是生於新加坡的葡萄牙裔人),這樣的「package」,終令新加坡國內的「西方人」身份認同獲重新注視。

回溯新加坡立國之時,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政府認為新加坡雖然是華人為主的國家,卻不能讓華人獨大,以免受共產主義威脅或受中國過分影響,於是奉行種族多元政策,把華裔、印度裔、馬來裔、「其他」(主要是歐亞裔)人口固定在穩定比例,華裔雖然佔四分三的多數,但其他族裔的存在也得到保障。在種族多元格局中,來自歐美的白人是少數中的少數,目前這些「其他族群」佔全國人口3.2%,然而基於歷史原因,卻往往處於社會經濟的上層、乃至頂層,成了超然的存在。

這是因為新加坡建國以來,經濟發展主要依賴積極參與全球貿易,成了東南亞跨國公司數目最集中的國家。這些跨國企業多以從事金融、貿易、物流為主,亟需大量有國際視野和經驗的管理專才,獵頭公司習慣在歐美發達國家網羅人才到新加坡,以優渥的薪資、住房福利等吸引。不過,這模式通常以短期僱用為主,人才只是僱傭兵,以新加坡的工作經歷作跳板,三五年後,就會返回歐美晉升更高級的職位;新加坡企業也希望引入下一批來自海外的人才,以免「外人」尾大不掉。

因此,不少來自歐美的白人始終不把新加坡視為第二故鄉,不對新加坡本地事務抱有特別興趣,本地社會亦不把他們視作「新加坡人」。根據2012年滙豐公布的一份報告,暫居新加坡的海外僑民,是全球收入和財富最高的僑民人群,但僅有19%認為能融入新加坡社會,這無疑反映新加坡傳統白人精英階層的「離地」現狀。

不過,新加坡近年的歐美精英階層逐漸發生了變化。一方面,隨著新加坡本土意識抬頭,越來越多本地人對歐美白人佔據精英地位感到不滿,政府也有所回應,對跨國企業的招聘程序加以規限,優先將信息對本地社會發佈。另一方面,跨國企業雖然繼續引進高級管理人才,但鑒於中國崛起,越來越多中國海歸經營受青睞。此消彼長下,那些依然願意到新加坡的歐美精英,比從前難度高了,也不再受到小圈子和潛規則的保護,融入新加坡的意欲反而開始上升。

斯庫林奪金,正是新加坡政府宣示重視歐亞裔新加坡人的最好機會。以往他們受惠於殖民主義,成為精英階層,但現在卻是受惠於新加坡政策,反主為客,才到達世界高峰,這不啻是很好的宣傳。為甚麼這樣說?話說在2013年,年滿18歲的斯庫林本應服兵役,但新加坡體育部擔憂兵役影響體育訓練,向國防部申請將服役期延後三年,事後證明,這是明智抉擇。斯庫林奪金固然要感激美國培訓,但新加坡畢竟也對人才優待,而且將之當作自己人,已經存在宣傳價值。相反在香港,非華裔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泛政治化」的大環境下,往往涉及敏感問題,一切就更複雜了。

小詞典:僑民(expatriate)

僑民是指在外國暫時或永久居住、但始終保持本國國籍的人群。在一般意義上,僑民多為從海外引進、具有專業技能的人群,外國將之視為社會人力資本的組成部分,一旦獲得當地公民身份,則不再被視為「僑民」,這是北京眼中「海外華僑」與「海外華人」之差別所在。

2016年8月23日星期二

巴基斯坦律師大屠殺之後

這是一宗十分嚴重的恐怖襲擊,但似乎除了筆者的Facebook專頁反覆關注外, 沒有多少媒體感興趣。兩周前,巴基斯坦西南臨海地區俾路支省(Baluchistan)首府奎達(Quetta)發生自殺式恐怖襲擊和嚴重槍擊案,造成70人死亡,百多人受傷,後來死亡人數逐步攀升至近90人。
事發當日,俾路支省律師協會主席卡西(Bilal Anwar Kasi)上班途中遭不明身份的兇徒槍殺,遺體運送至政府醫院,眾多律師自發前往醫院集會,譴責兇案;就在集會過程中,醫院發生爆炸,隨後有槍手在現場實行無差別槍擊,明顯是要消滅整個地區的律師,甚有十面埋伏的意味。

這起恐怖襲擊發生後,又是「伊斯蘭國」(IS)聲稱承認責任,隨後巴基斯坦本地恐怖武裝、被視為巴基斯坦塔利班激進分支的「自由聯盟」也說是他們策劃的襲擊。巴基斯坦安全官員認為,IS在巴基斯坦的影響力非常有限,「自由聯盟」發動襲擊的可能性卻很大。

問題是,為什麼國際媒體不關注?也許一來,根據邊際效益遞減效應,巴基斯坦是恐怖主義重災區,幾乎每個月都有嚴重恐怖襲擊發生,國際媒體早已習以為常;二來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恐怖襲擊,開始給西方媒體歸類為「準戰爭一部分」,而戰爭每天都要死人,在「期望管理」下,這些國家形象「敍利亞化」,就失去了報道價值。

然而,巴基斯坦目前的局勢卻實在值得重視,因為這已是一個臨界點,一旦巴基斯坦變成恐怖主義國家,後果不堪設想。眾所周知的是,巴基斯坦情報當局與不少恐怖組織關係藕斷絲連,除了一手扶植塔利班在阿富汗上台,在歷次印巴衝突中,安全部門對襲擊印度的本國恐怖分子通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印度早已異常不滿。

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勢力坐大,旗下分支更把對平民的恐怖襲擊作為主要手段,以建立「伊斯蘭國」為最終目標,究竟背後有多少政府官員是同路人,誰也說不準。假如巴基斯坦局勢失控,塔利班逐漸得到主流地位(目前已在不少邊遠地方實際執法),不少官員隨時帶槍投靠,一切就不能回頭。

對南亞局勢而言,這無疑是災難。巴基斯坦的地緣戰略價值極其重要,也是唯一擁有核武的伊斯蘭國家。不少極端伊斯蘭份子都希望顛覆巴基斯坦,以獲得核武,那時候,整個伊斯蘭陣營就有了威脅全球的籌碼。雖然ISIS要滲透巴基斯坦並不容易,但一切可以從內部攻破,自我激進化,再對外結盟,這是美國的深層憂慮,因此一直有美國智庫建議先發制人、肢解巴基斯坦,以免激進份子坐大,只是沒有政府敢承擔這樣的歷史責任,才讓巴基斯坦的弱勢中央政府苟延殘喘至今。

巴基斯坦也是連接亞洲和印度洋的重要走廊,以及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南亞的關鍵部署。中巴兩國關係一直是鐵桿盟友,坊間以「鐵哥們」描述,以瓜達爾港為終站的中巴經濟走廊,就是中國的一個大手筆工程,被視為「一帶一路」示範單位。俾路支省近年安全狀況好轉,也是中巴經濟合作的重點區域,巴基斯坦情報官員認為這次襲擊,就是針對「中巴經濟走廊」,從而破壞中巴關係。雖然眾多本國人不同意這演繹,認為是政府推卸責任的托辭,但一旦巴基斯坦變天,不但對西方是危機,對中國也是噩夢。問題是,這些襲擊也有令中國變得不受歡迎的客觀效果,再要回到領導人一錘定音的年代,也是不可能了。

小詞典:「自由聯盟」(Jamaat-ul-Ahrar)

巴基斯坦塔利班一個分支,由激進遜尼派武裝分子組成,2014年從塔利班分裂,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內鬥的結果。早前有傳聞稱「自由聯盟」向 ISIS 效忠,但這組織對 ISIS 態度頗為消極,倒是在2015年再度聲稱自己才是塔利班「正統」,聲稱已和母體重新合流,但真實情況不詳。過去兩年,這一組織策劃了巴基斯坦多起針對基督徒社群的恐怖襲擊。

2016年8月22日星期一

敍利亞戰爭:英法的歷史責任

一張敍利亞兒童遭炸傷送院的無助照片,令敍利亞戰爭再次成為國際媒體頭條。但這樣的報道、這樣的關注,不可能超過兩天,因為敍利亞戰爭的源頭,其實早在100年前已出現,幾乎無可解決,西方國家要正視,亦無從入手,只能不了了之。要了解這些結構性原因,我們必須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份名為《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文件談起。

這份協定由英法兩國簽訂於1916年,今年剛好是100周年。協定由訂立人命名,賽克斯(Mark Sykes)與皮科(Francois Georges-Picot)分別是英法兩國的資深外交官,兩人當時都被視作「中東事務專家」,雖然後來歷史證明,這一聲望的準確性頗值得商榷,但他們更鮮明的身份,則是信奉現實主義的「帝國政治強人」。

1916年是一次大戰中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搖搖欲墜,英法兩大強國已開始密謀,戰勝後如何瓜分鄂圖曼的廣袤疆域。英國長期覬覦地中海至波斯灣一帶,既是要確保控制石油航路,也是要連接南亞殖民地。至於地中海東北部地區則屬於法國傳統勢力範圍,皮科希望加強法國與這一帶港口城市的商貿聯繫。於是,兩人代表英法訂立協議,在鄂圖曼帝國崩潰後,敍利亞北部、伊拉克摩蘇爾(Mosul)地區將劃歸法國,巴勒斯坦、敍利亞南部、今伊拉克大部分地區則屬英國,兩者之劃界由基爾庫克(Kirkuk)至海法(Haifa)的直線劃定。

這一人為劃界,是典型的戰棋式劃界,終於在鄂圖曼帝國覆滅後稍經微調,即付諸實踐,對中東地區的影響極其深遠,甚至可說是目前中東亂局淵源所在。資深中東問題觀察員鄂圖曼(Tarek Osman)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做過專題報告,把《賽克斯—皮科協定》的惡劣歷史影響總結下列方面,我們可進一步演繹如下:

一、這一事關阿拉伯地區未來的協定,自謀劃至實施,完全未有阿拉伯人民參與,乃英法兩國密謀策劃、並強加於阿拉伯地區的帝國主義行為。而且英法都在兩面三刀:同樣在一戰期間,英國曾公開承諾中東地區的阿拉伯領袖將於戰後獲得獨立,以報答他們對鄂圖曼帝國作戰,但這些承諾不但被拋諸腦後,猶太人後來大舉進入中東,更令阿拉伯人感覺被出賣。也正因此,鄂圖曼帝國解體後,阿拉伯世界「被背叛」的憤怒不斷累積,矛頭直指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方,成了後來阿拉伯各國民族主義的共同綱領。

二, 早在奧斯曼時代前,中東地區就有多民族、多宗教混雜,原來各自聚居,互不干涉,因為奧斯曼的民族政策還算相對包容。不過隨著帝國解體,新國家在英法人為劃界基礎上成立,基督徒、猶太人、庫爾德人、什葉派、遜尼派都發現,與自己人之間,已被一道外來者畫下的「國境」分隔,卻被迫與異族人共處同一「國」。接下來一個世紀的宗教、民族紛爭,種子皆於此時埋下,因為這些民族、教派根本毫無聚在一起的需要,也不應被國界肢解,勉強結合、分開,既是帝國主義的「以夷治夷」、「合而知之」、「分而治之」的策略,也是主事者漠視本土的傲慢粗疏。這和帝國撤離後,印巴衝突、南北塞浦路斯衝突的性質,如出一轍。

三, 直至20世後期,中東宗教、族群動蕩長期被壓抑,只是暫時被其他「主要矛盾」蓋過,例如冷戰,也例如驅逐英法殖民者、實現阿拉伯世界獨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但這卻帶來大量副作用,令中東社會普遍歡迎強人政治,而以納賽爾、薩達姆、卡達菲等為代表的政治強人,成了阿拉伯世界驅逐西方的主流領袖。然而隨著西方勢力逐漸退出,冷戰終結,強人政治沒落,壓抑數十年的宗教民族矛盾逐漸爆發,這才是「阿拉伯之春」的根源。

四, 原來在19世紀後期開始,少數阿拉伯國家曾經歷一段自由時代,例如1861年,突尼西亞頒布世俗化憲法,埃及更經歷過自由民主政權,類似案例本有望在阿拉伯世界普遍複製。但英法劃界的中東版圖,卻「強人政治」為了鞏固秩序,無所不用其極,也把「世俗化」這旗幟騎劫過去,令宗教勢力成為異見人士。一旦高壓的世俗政權傾覆,被壓抑的宗教勢力掌權,中東社會就陷入「威權的世俗集權統治Vs去威權的宗教民族紛爭」這二元惡性循環。曾經被證明有望調和不同宗教民族矛盾的「自由世俗政權」卻不會再出現,中東已經被世俗Vs宗教的矛盾主導,永劫輪迴。

種種歷史債終要償還,隨著 ISIS崛起,伊拉克與敘利亞那條百年前被英法劃定的邊境,已幾乎不復存在,極端穆斯林及其支持者對「能夠自由穿梭於兩國間、與同族人團聚」興奮不已,這是對百年前英法決定的嘲諷。與此同時,中東、乃至美國越來越多聲音開始呼籲重新劃分當地國界,認為應該基於各地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實現「自決」,因為唯此方可實現不同民族、信仰的人群,各自在「自己的國家」生存。

推行主張最積極首推庫爾德人:他們被分隔於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是三國的少數民族,並受到當局打壓,但 ISIS 亂局,卻讓他們逐漸得以打破國界限制、實現互通,甚至成立自治機構,有望構建「庫爾德斯坦」。與此類似,什葉派穆斯林在薩達姆倒台後重回伊拉克,伊拉克遜尼派則逐漸與敘利亞遜尼派叛軍合流,伊拉克早已不成一國。根據民族、宗教原則,沙特、伊拉克、敘利亞、巴基斯坦等,都可以被分裂為多國,聽起來似乎恐怖,但長痛不如短痛,那樣的版圖,其實更能反映實際情況。今天這些趨勢,無不反映百年前《賽克斯-皮科協定》與現實格格不入,始終中東的未來,還得依賴當地人自決。勉為其難維持敘利亞、伊拉克的國家統一外衣,而任由內部四分五裂、內戰連綿,亦是何必。

小詞典:《侯賽因-麥克馬洪協定》(Hussein–McMahon Correspondence)

1916年,管理聖城麥加的穆斯林領袖哈希姆家族的阿里(Hussein bin Ali),與英國駐埃及總督麥克嗎洪(Sir Henry McMahon)達成協議,後者代表英國允諾在奧斯曼帝國解體後,保證阿拉伯民族國家獨立,用以換取穆斯林協助英國共同對抗奧斯曼帝國。後來協議沒有付諸實行,但英國始終支持哈希姆家族成為伊拉克、約旦國王作為補償。

2016年8月19日星期五

Illeism:漫談戴高樂到特朗普

不久前一位香港立法會候選人不斷以第三人稱稱呼自己,成為網絡一時話題;這種Illeism作風,其實是十分有趣的國際關係題目,不妨稍作介紹。
Illeism這一詞彙源於拉丁語ille,即第三人稱he。在文學創作和論文寫作時,不少作者時常以第三人稱代指自己,這是力求達致文字表達的客觀。然而,不少人會在日常生活和交談中,頻繁以自己名字而非「我」來自稱,這卻別有意義。

目前我們所知的最早Illeist,當屬古羅馬凱撒大帝,他在《高盧戰記》一書頻繁以「凱撒」而非「我」來記述;近代較著名的Illeist有西班牙藝術家達利、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199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多爾(Bob Dole)等,如今在美國大選備受矚目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也頗有Illeism傾向。

為什麼有人在日常生活和演說中,頻繁地以第三人稱代指自己?心理學的解釋是,這種語言習慣反映出說話者潛意識兩種較為強烈的情緒:或者是非常高傲,或者是非常謙卑;而前者較為多見,但更常見的還是一種自卑+自大的複合情結。一方面,不少王室成員或具有較高社會地位者,有時會以這種表達方式,把自己與「普羅大眾」區別開來;而那些自視頗高者也會頻繁地作此表述,以示自己的名字真的是somebody。

另一方面,一些領導人要顯示自己依然是「普通人」時,也喜愛以這方式拉近與民眾的距離,典型例子是時常「阿扁」前「阿扁」後的陳水扁。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將軍的Illeist作風,尤其值得一提。他頻繁在演說和自傳中以第三人稱代指自己,如「求助於戴高樂的願望日益強烈」、「除戴高樂之外無人可以勝任」等。《時代》周刊曾對戴高樂的自傳作出如下評價:戴高樂對自己的自信和高傲流露於字裏行間,因此戴高樂才可以如此頻繁地以第三人稱代指自我,而不覺得尷尬(也就是暗示其他人採取這風格,可以讓聽眾相當尷尬)。

而在當下,特朗普的 Illeism 也成了政治分析熱點。美國心理學家Kim Schneiderma認為,特朗普本身可謂典型成功人士,對自己充滿自信,才喜歡說「Trump」如何如何,加上「Trump」這名字具有王者風範,他再三提醒選民自己是「王牌」,也是形象建構的一部份。早前一個美國電視節目把「Donald Trump」稱為「Donald Dump」,把「王牌」變成「垃圾」,名字就霸氣盡失。假如他的名字真的是「Donald Dump」,還會否「Dump」這樣這樣、那樣那樣,就大概不見得。

美國另一位政治傳播學研究者Elizabeth Ossoff就提醒我們,Illeism 不可過分,否則可能收到反效果,讓人產生抵觸情緒。1996年, 多爾競選總統初期,就正是因為頻繁以第三人稱指代自我,而遭到媒體嘲笑,亦被競選對手諷刺,以至於他不得不聘請專業演說教練,來幫助自己改正 Illeism 的習慣。說到底,假如未到達某個級別,就以Illeist方式稱呼自己,實在有點滑稽,戴高樂能做的,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切記。

小詞典: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

20世紀法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於二戰期間法國淪陷後,領導自由法國運動抵抗納粹德國,成為法國勝利的頭號民族英雄。戰後曾任第四共和總統,不久因政潮去職,但聲望依然,並於1958年被請出山,建立第五共和,擔任總統至1969年,領導的「戴高樂派」成為法國政壇主流至今,奉行獨立自主政策的「戴高樂主義」,也依然是法國政壇的指導思想。

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

聖誕島可回歸新加坡?

新加坡獲得獨立以來的第一面奧運金牌,愛國主義空前高漲,連究竟「什麼是新加坡自古以來不可分割部分」這問題也得到更多注意。這問題的答案本應十分直接,但翻查歷史,原來在印度洋東部海域,一個方圓僅得135平方公里(約為香港面積十分一)、常住人口只有2000的小島「聖誕島」,曾是新加坡一部分,只是不少新加坡新一代不知道罷了。

1643年聖誕節,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名船長邁納斯(William Mynors)發現這座島,並以聖誕日將之命名。歐洲殖民者的大規模探索,則要到十九世紀後期才開始,聖誕島由於富含硝酸鹽礦石,成了東印度公司的鹽礦基地。當時聖誕島由「英國硝酸鹽委員會」官員(British Phosphate Commissioners)和海峽殖民地官員共同管理,後者從新加坡、馬來亞、中國引進大批勞工,從事酸鹽開採。1905年聖誕島人口統計報告顯示,當地1000多名常住居民中,有900多人是華工,歐洲人僅得10名。

在二十世紀早期,受澳紐殖民官員影響頗深的英國硝酸鹽委員會一度試圖以「整合英國本土、澳洲、紐西蘭各地硝酸鹽供應鏈」為由,壟斷聖誕島硝酸鹽開採出售權,但與其他開採公司商談未果。直至二戰爆發,聖誕島在1942年被日軍佔領,白人管治首次中止,「聖誕島主權問題」才開始出現。二戰結束後,海峽殖民地解散,新加坡單獨成為英屬殖民地,聖誕島就被劃歸於新加坡殖民官員治下,原因一來是距離問題,二來是人口問題,新加坡都被認為是理想的聖誕島母體所在。但戰後聖誕島的硝酸鹽產量佔世界10%,對澳洲而言,聖誕島也是硝酸鹽產業的咽喉,紐西蘭亦試圖把聖誕島作為跳板,控制附近島嶼。於是兩國政府繼續二戰前的密切合作,試圖與英國密商,爭取聖誕島的控制權。

獨立前英國賣給澳洲

與此同時,新加坡亦處於變天前夕,澳洲認為對聖誕島的行動,一定要趕在新加坡憲制大變之前,這樣就只需要牽涉英國殖民政府;否則一旦新加坡獨立,再向新加坡政府索要聖誕島就難上加難。事實的確如此,在1954年至1957年間,澳洲政府與英國就聖誕島主權轉移一事進行多次商談,新加坡本地社會反而無權過問。最終澳洲與英國在1957年達成協議,英國把聖誕島主權直接「轉移」給澳洲,澳方付出2000萬美元,作為對新加坡的「經濟補償」。

那新加坡人有沒有反彈?這是很有趣的話題。根據當時報道,新加坡首席部長林有福對這一安排頗有顧慮,擔憂聖誕島上的華人享有的各項權利因此受損,亦對新加坡失去來自聖誕島的經濟利益感到不滿。但林有福及新加坡本地追求自治的官員們,正忙於與英國政府就國家前途進行談判,無暇顧及聖誕島,這一決定最終由英國殖民政府和澳洲共同宣佈,新加坡人也只有接受。

後來曾有新加坡議員在議會表示,聖誕島明明是新加坡治下土地,最終主權交給澳洲,讓新加坡有售賣領土之嫌。而新加坡政府回應指新加坡1959年才完全實現自治、1965年才獨立,對英澳兩國在1957年作出的決定,確實無法干預。

聖誕島今天的正式身份是「澳洲聯邦海外領地」,在人口組成上,有2/3是馬來華人,澳洲人反而是少數,這是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外,僅有的華人主導的政治實體。今天新加坡社會對聖誕島的歷史記憶已日漸模糊,也未見有大規模「聖誕島回歸」的呼聲。但假如新加坡軟實力持續上升,而聖誕島華人權益不被保護,這段歷史被重挖出來,也不是天方夜譚。

小詞典: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1826-1946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殖民部先後以「海峽殖民地」名義,作為對馬來半島周邊島嶼的管治單位,最初包括新加坡、檳城、馬六甲,因此又稱「三州府」。1946年,英國解散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成為直屬殖民地,檳城、馬六甲則併入馬來亞聯邦。

2016年8月17日星期三

訪問南韓李相賢博士:「薩德」陰影下的中韓美關係

上月韓國政府公布,將在星州郡部署美製「薩德」反導系統(THAAD)。儘管韓國多次強調,這一系統是韓國國防需要,但中國對韓方舉措表示強烈抗議,指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是「不必要」,不利於中國國家利益和東北亞地區局勢穩定。一時間,中韓雙邊關係似乎陷入危機。筆者就此採訪了韓國「世宗研究所」(Sejong Institute)研究企劃本部長李相賢博士(Dr. Sang Hyun LEE)。「世宗研究所」是韓國著名非官方政策型智庫,與韓國政府保持着密切聯繫。目前韓國總統朴槿惠提出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Northeast Asia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即世宗研究所起草。李相賢對東北亞地區的國際關係和區域安全有長期深入研究,曾隨團來華與中國學者討論中韓關係等議題。本次採訪分三部分:近年中韓關係發展、「薩德」部署問題、韓國外交大戰略。

近年中韓關係發展

沈:自2013年來中韓雙方互動頻繁,曾有評論預測中國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利益和外交政策將向韓國傾斜。根據過去兩年中韓關係發展的現實,你如何評價上述預測?

李:朴槿惠總統上任以來中韓關係確實發展良好,但這並非意味着中國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有根本改變。中國依然將朝鮮視為具有「緩衝區」價值的戰略資產,而非累贅。儘管目前中國對朝鮮政策有轉型的跡象,在近期內中國必然不會「放棄」朝鮮。

沈:自2013年來,朴槿惠總統對朝鮮展開了以「信任外交」為核心的外交政策。在對朝政策上韓國與中國是否進行了協調?韓國眼中,中國在朝鮮半島扮演怎樣的角色?

李:朴槿惠政府的「信任外交」理念具體表現為「朝鮮半島互信建設」「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和「歐亞構想」三大政策構想。中國原則上支持「朝鮮半島互信建設」以改善韓朝兩國關係,但中國視「半島穩定」優先於「朝鮮無核化」。在韓國看來,中國並未對平壤施加足夠的壓力以使得後者回歸棄核談判。

「薩德」部署問題

沈:為何韓國在2013年朝鮮第三次核試驗後,未接受美方關於部署「薩德」的提議,而今次迅速決定部署?

李:在朝鮮第三次核試驗後,韓國方面仍覺得朝鮮尚有希望棄核,而且韓國明確表示不會加入美國領導的全球反導系統,因為那樣代價高昂且會不必要地刺激中國。然而今年來半島局勢急轉直下,朝鮮在核試驗後展開了一系列導彈試射。本來韓國部署「薩德」的決定預計在10月公開,但7月朝鮮再度聲稱,其導彈試射的目標包括韓國領海和主要機場。朝鮮的挑釁舉動讓韓國不得不做出相應的應對措施。

沈:「薩德」反導系統對來自朝鮮的大規模短程火箭是否有足夠防禦力?韓國決定部署「薩德」系統,是否也為表明韓方對「韓美聯盟」的重視?這一信號對中國有何影響?

李:韓國對朝鮮的導彈防禦分為不同層次,如果朝鮮對韓發動大規模火箭襲擊,韓方必然會動員包括駐韓美軍在內的所有反制力量,而「薩德」將為韓方帶來更多威懾力。這一部署決定確實標誌着韓美聯盟的牢固,亦是向中國表明,韓美不會容忍來自朝鮮的挑釁。然而中國並不必覺得受到「冒犯」,因為「薩德」是純粹針對朝鮮威脅。

沈:「薩德」的雷達系統會減弱中國針對美國的洲際導彈威懾力嗎?這是否是中方認為「薩德」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理由?

李:中國對「薩德」的擔憂有二:一是「薩德」雷達偵測模式從terminal mode(TM)轉變為forward-based mode(FBM),後者可以在較大範圍內對洲際導彈發射階段進行偵測;二是韓國「薩德」系統會與日本境內的「薩德」系統聯動,對中國形成偵測網。但是中國的擔憂其實是多餘:首先,TM模式下「薩德」專注於偵測來自朝鮮的導彈威脅,根本無法偵測中國境內的導彈發射;其次,即便韓國「薩德」系統轉為FBM模式,中國將立即偵測出這一轉變,並且中國自身在黑龍江部署的雷達偵測範圍達到5500公里,覆蓋整個朝鮮半島,韓國並未表示反對;最後,韓國與日本雙邊關係尚未達到能在國防安全事務上進行密切合作的程度,聯合反導系統還只停留在可能性層面。中國當然有權對此抱怨,但畢竟是朝鮮首先發起挑釁,韓國才做出反應。

沈:你認為「薩德」會使朝鮮半島更安全嗎?或會引發新一輪軍備競賽?

李:目前面對來自朝鮮的持續、切實的核打擊威脅,理論上韓國唯一確保國家安全的手段就是自身擁核,以使半島獲得「核威懾均衡」下的和平。但「半島無核化」就絕無可能實現,故韓國政府不持擁核立場,美國方面亦不會在半島部署核打擊力量。如此,韓國能做的回應就極為有限,不得不採取一切常規措施加強對朝鮮的威懾,「薩德」只是其中之一。同時韓國亦希望國際社會共同對朝鮮施壓,促其棄核。半島局勢如何演變取決於中國的回應:如果中方堅持升級其導彈系統,美國、日本和韓國將不得不作出同樣的舉措。這樣的軍備競賽對東北亞任何國家都不利。

沈:中國會因此採取經濟制裁等方式「懲罰」韓國嗎?那將會如何影響韓國的利益?

李:中國自然能夠這麼做,但這是一把雙刃劍,中國自身經濟利益亦會受損。如果中國執意如此,韓國可以承受相應的經濟利益損失,而絕不會在國家安全上做出妥協。事實上中國的「報復」行為只會惡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這與中國的外交利益並不相符。中國曾經擅長「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外交手段,而非「惡性攻勢」(harm offensive)。我希望中國採取較為謙虛大度的態度,處理周邊外交事務。

韓國外交大戰略

沈:你如何定義韓國在東北亞地區作為 「中等國家」(middle power) 的角色?

李:韓國經濟早已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但直至最近才開始採取「中等國家外交」戰略。「中等國家」意味着該國以中等體量在區域乃至世界事務中發揮一定的領導作用。東北亞地區地緣環境複雜,有朝韓矛盾、中日對立、中美競爭等多重緊張關係,韓國力求扮演「催化劑」和「協調人」的角色,通過發起一系列多邊合作機制來引導地區局勢。「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即這樣一個機制,韓國希望打造「開放的地區合作」,促進韓、朝、中、日、俄、蒙古和美國的共同對話,以打破「六方會談」的僵局。

沈:韓國近年來給人以「經濟上與中國親密、安全上與美國聯盟」的雙重外交趨勢,在未來是否可持續?

李:我認為當今國家間利益關係比過去二十年更為複雜,絕不是「零和」局面。韓美聯盟當然是韓國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非全部。今天的韓國「國家利益」有着廣泛的延伸,超出了傳統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我認為韓國的立場是,中韓、美韓關係不是「互斥」,而是美、中、韓三方共同發展的建設性關係。

沈:你如何預判中美關係未來在東亞地區的發展趨勢?中國會否更激進,美方會否退讓?韓國又將如何面對上述情形?

李:我認為,未來亞太地區局勢的演化取決於兩個關鍵主題,即「新興大國關係」和「亞洲再平衡」。中美關係對亞太局勢的走向起到決定性作用。目前來看,「中國崛起」勢必造成與美國的結構性衝突,兩國關係估計將更為緊張,但這不意味着衝突必然爆發。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是「在長期將亞太事務作為優先級」的戰略調整,我不認為美國會在亞太退縮。但中美最終應當會互相妥協,以達至雙方均能接受的局面。韓國樂意與中美雙方展開建設性合作,維護亞洲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中東前世今生:巴勒斯坦「大穆夫提」的「法西斯」情懷

中東衝突頻仍,涉及大量宗教死結,而穆斯林心中的聖城其實有3座,除了麥加、麥地那,還有耶路撒冷。根據《可蘭經》,穆罕默德在耶路撒冷飛升並接受「天啟」,成為先知。不少人都明白何以耶路撒冷對三教同樣重要,卻忽略耶路撒冷本身也被認為是猶太人近代悲劇的成因之一。這段複雜的歷史公案,依然縈繞今日以色列。
近代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宗教領袖,一度有一個官方職位:「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and Mufti)。「穆夫提」在伊斯蘭教有「宗教學者」之意,他們是伊斯蘭領導者,精通伊斯蘭教法,並有權頒布伊斯蘭教令,因此也有政治影響力。在耶路撒冷,雖然伊斯蘭宗教領袖自穆罕默德以降一直存在,但「大穆夫提」這職位的誕生,卻只是源自近代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殖民統治。1918年,英國駐耶路撒冷軍政府長官斯托爾斯(Ronald Storrs)設立「大穆夫提」一職,把穆斯林宗教領袖納入殖民政府管制體系,以協助鞏固殖民政府在當地的管治,想不到卻後患無窮。

與希特拉有共同敵人

隨着巴勒斯坦治權頻繁轉移,英國、 約旦、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均曾先後任命不同領袖擔任「大穆夫提」,其中最具爭議的一任,當屬二戰前後的穆夫提侯賽尼(Amin al-Husseini)。侯賽尼望族出身,是立場強硬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強烈反對英法等歐洲殖民者對阿拉伯地區的殖民統治;而猶太復國主義日漸擴張,讓他認為外來者「壓榨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當時適逢德意志民族主義高潮,侯賽尼與希特拉本無交集,卻有共同敵人:英國人、法國人、猶太人,還有相似信念,就是自己民族的「生存空間」危在旦夕,必須驅逐侵略者。「敵人的敵人是朋友」,侯賽尼逐漸向軸心國靠攏。

1941年,侯賽尼抵達意大利,與墨索里尼政府官員會談,提出只要軸心國尊重阿拉伯主權和領土完整,將全力支持軸心國抗擊英國,並聯手驅逐阿拉伯地區的猶太勢力。隨後,侯賽尼草擬了《納粹德國—阿拉伯合作宣言》,交予納粹德國當局,意在表達納粹對阿拉伯爭取解放的同情與支持,強調兩者共同對抗英國、蘇聯和猶太勢力的決心。當年12月,侯賽尼抵達柏林,與希特拉會晤,成為他與納粹結盟的鐵證。

侯賽尼在當時的環境爭取一切可行的國際援助,自可理解,正如印度、印尼、菲律賓的獨立影響也有與日軍合作,本來沒有什麼大不了,關鍵是他不僅持有強烈反猶立場,還被後人指推動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2015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一次演說中指出,二戰中希特拉本意只是「驅逐」猶太人,正是侯賽尼說服希特拉「把猶太人屠殺殆盡」,因此,侯賽尼才是猶太人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侯賽尼本人也在回憶錄表達「亟須永久解決猶太復國主義的威脅」,並於1943年堅持反對軸心國「把猶太人驅逐至巴勒斯坦地區」的計劃,似乎佐證了今日以色列的批評。

這樣的指控相當驚人,自然引起另一派歷史學家反駁。根據美國歷史學家David Kaiser對二戰前後檔案的研究,和對1941年侯賽尼與希特勒會晤的記錄分析,認為指責完全站不住腳,因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政策起初確實是「驅逐」,但在1938年後,小規模屠殺已經展開,這些與侯塞尼完全無關。而在會面中,侯塞尼並未提出「屠殺猶太人」,只是反復強調希望軸心國支持阿拉伯反對英法殖民統治,希特勒當時反而拒絕了這一提議,因為他不願過早捲入與英國的直接對抗。希特勒對侯塞尼答覆稱,一旦納粹擊敗蘇聯,自然會轉而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勸侯塞尼「一步步來」,所以整個傳聞,依然是無頭公案。但近年以色列右翼領導人不斷宣傳這段往事,把巴勒斯坦從「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對本國國民而言,宣傳效用無疑十分成功,但很多歷史仇恨,卻又被從新挑動起來了。

小詞典: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

又稱「錫安主義」,具體表達為認同、支持猶太人在以色列地區建立自己的國家。猶太復國主義源自對19世紀天主教反猶主義的回應,在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大屠殺後,運動發展至高潮,最終成功令以色列獨立建國。

2016年8月16日星期二

制裁可行嗎? 「薩德危機」後的中韓關係

自從南韓決定部署美製「薩德」(THAAD)反導系統,中韓關係從近年的蜜月期急速惡化,中國認定是美國「重返亞太」的一環。兩國在正式外交場合已進行多次交鋒,例如中國外長王毅表示,「薩德系統遠超半島防衞需求」,希望南韓慎重考慮,以「避免鑄成大錯」;後來他與南韓外長會談時,再表明「薩德」破壞中韓互信基礎,要求南韓撤回。對此韓方表明,「薩德」是「保衞國家和國民的自衞防禦措施」,總統府亦發表聲明,指中國的批評「不恰當」,背後的戰略部署,本欄不久前已有介紹。

其實南韓的決定不可謂不深思熟慮,對中國反應也是有備而來。南韓國防部專門準備了針對「薩德」的中文白皮書,詳述了「薩德」的構成、部署原因、對周邊國家影響、運作細節答疑等,可見即使「薩德」不針對中國,這番說明卻是特別為中國度身訂製。根據這份說明,「薩德」本身不是美國「地區反導系統」的一部分,南韓不會參與美國的反導計劃,而且「薩德」系統的雷達覆蓋範圍,不包括中國向美國發射洲際導彈的「北極彈道」,因此不會對中國的戰略核威懾力構成威脅云云。

然而,中方重視的不是這些細節,而是宏觀外交的象徵意義。中國媒體對南韓的口誅筆伐,不會是完全代表「個人意見」的空穴來風。例如《環球時報》曾刊登學者文章,指中國應考慮經濟制裁南韓,不久大陸微博又流出「封殺南韓明星」的聲音,宣傳「國家利益高於偶像」,「人人表態」。據中國影視業界人士所言,廣電總局至今未下封殺令,但確實有意對韓星參演的綜藝節目、影視劇集進行「調控」。

此外,據南韓媒體報道,早前預計出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副行長的南韓人洪起澤在6月突然離職,韓方本欲重新舉薦同胞接任,卻傳出消息指這職務可能由法國人奪去。7月底,大連海關又公布搗毀中韓走私網絡,拘捕了多名韓籍人員。

不過這些小動作是一件事,中國官方始終未曾就「對韓經濟制裁」表態。當我們仔細分析東北亞局勢和中國自身經濟狀況,幾可斷言,制裁南韓的可操作性十分有限,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卻更大。目前中國經濟處於承壓階段,南韓是中國在東亞地區的重要貿易夥伴,任何對韓動真格的經濟制裁,都將同時影響中國自身。中日關係惡劣了這麼久,「抵制日貨」難道成功了嗎?中國自然可以象徵式在某些行業、針對幾個南韓公司制裁,但形象上卻可能得不償失,因為會給國際社會「中國枉顧南韓國家安全」的印象,這更是直接證實了南韓眼中「中國不值得依賴」的判斷,只會令南韓進一步倒回美國。

說到底,中國對韓的不滿既是給外部看的,但也是對內部觀眾的表現,只要對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有所交代,外交政策就不必翻天覆地。中韓可能會經歷一段冷戰期,但雙邊經貿和朝鮮半島無核化談判等大框架,相信不會有顯著變化。真正的改變反而是中國自身:解放軍很可能以此為由,進一步推動自身導彈技術,試圖突破「薩德」可能帶來的任何潛在危機,屆時東北亞毫無疑問會陷入一輪軍備競賽,中韓關係就將面對更複雜的挑戰。這些都是自我實踐的預言,一旦出現了,美國卻又會笑到最後了。

小詞典:殺傷鏈系統(Kill Chain)

南韓目前正自主研發的「先發式」導彈防禦系統,集探測、識別、決策、打擊於一體,與南韓從美國採購的無人機、軍事偵察衛星、地對空導彈等武器相結合,力求擁有主動打擊北韓移動導彈發射設備的能力。系統預計在2020年前後建設完畢,屆時是否還需要「薩德」就可以重新評估。

2016年8月15日星期一

阿爾及利亞情結:法國恐襲的前世今生

上月法國北部鄰近魯昂市(Rouen)的城鎮魯夫賴(Rouvray)一間教堂發生恐怖襲擊,雖然死者只有一人,象徵意義卻驚人,因為事發地點是教堂,慘遭割喉的死者是老神父。「伊斯蘭國」(IS)一如既往承認責任,法國總統奧朗德和教宗方濟各予以強烈譴責,令這系列恐襲加添了「文明衝突」的味道,而這正是IS希望傳遞的訊息。其實在IS控制區,不時有斬殺基督徒的視頻上載,目的也是一樣的宣傳戰,只是傳訊效果不及這次而已。

不過在宗教以外,還有另一條線索, 讓我們閱讀法國恐襲頻仍的另一面向:阿爾及利亞。年前《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事件的兇徒出生於阿爾及利亞裔家庭,去年底巴黎劇院恐襲事件的兇徒亦是阿爾及利亞裔法國人,今次教堂慘案的兇徒仍是阿爾及利亞裔。這些或許是巧合,卻也或許不是,一切還得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談起。

在法國對岸的阿爾及利亞在十九世紀被法國殖民後,跟其他殖民地不同,一直被當作法國「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強烈實行同化政策,也鼓勵法國人移民對岸。即使在爭取獨立時,也有不少阿爾及利亞人有強烈法國身份認同,並選擇「捍衞祖國統一」。在1954至1962年間,阿爾及利亞反殖武裝與法軍展開慘烈鬥爭時,涉及極敏感的身份認同問題,雙方都曾使用酷刑折磨戰犯,那是無比殘酷的一頁。戰爭戰死人數約15萬,其中絕大多數是阿爾及利亞人,但法國也直接受游擊戰威脅,最終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出山處理爛攤子,建立第五共和,也跟這場戰爭息息相關。

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約有17萬阿爾及利亞人在法軍服役,他們多為穆斯林,卻自願站在法國陣營反「阿獨」,被稱為「哈基」(Harkis),阿拉伯語意即「叛徒」。獨立前夕,近10萬「哈基」湧入法國避免清算,而儘管法國政府對此持反對立場,但不少法國一線軍官抗命,協助昔日戰友「哈基」逃難。果不期然,留在阿爾及利亞的「哈基」中,約有5至15萬人被殺,那是一場大清洗;然而成功出逃的「哈基」也處境艱難,法國政府對他們的到來毫無準備,一度不承認他們的居留權利,讓這群穆斯林成為孤立的社群,慢慢淪為邊緣人。1961年,一場在法阿爾及利阿人的遊行遭殘暴鎮壓,200人遇害,很快「戰友」就變成定時炸彈。

直到本世紀初,法國的希拉克政府才逐漸承認「哈基」與法軍的聯盟歷史,逐步給予他們完整公民權利,但這一步已經太遲了。不少「哈基」和後裔認為法國政府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歷史,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認同卻愈來愈強,原來可以避免的文明衝突,才變成活生生的議題。英國《獨立報》資深中東觀察人士菲斯克(Robert Fisk)日前的文章很值得重溫,他認為對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而言,「阿爾及利亞戰爭一直未曾結束」。今天法國的阿裔穆斯林與主流社會涇渭分明,格格不入,讓極端穆斯林勢力滲透易如反掌,也是恐襲頻仍的主因之一。

Fisk的文章提一件有輪迴意味的往事:法國教堂主教被殺事件,亦曾在阿爾及利亞發生,只是施害者與受害者的陣營對調而已。時為1991年,伊斯蘭政黨「伊斯蘭拯救陣線」在阿爾及利亞選舉大勝,世俗軍政府在法國默許下,宣佈選舉無效,引起雙方長達十年的內戰,死傷規模與今日敘利亞相若。1996年3月,阿爾及利亞Tibhirine教堂的7位僧侶,被二十多名激進伊斯蘭武裝力量GIA 綁架,扣押兩個月後,最終全部身亡,頭顱被發現,GIA 也宣佈對此負責。

但此事真相撲朔迷離,到了2008年還再起波瀾。意大利媒體《La Stampa》揭露,劫持發生後,阿爾及利亞軍方(在法軍指導協助下)發起過救援行動,在行動中,一架直升機對教堂內的伊斯蘭綁匪開火時卻誤中人質。更不可思議的是,傳聞稱阿爾及利亞軍方為掩蓋這一失敗,居然將人質斬首、把屍體掩埋,再公佈死訊,給外界「人質被伊斯蘭武裝分子斬首」的印象。2009年,退休法軍將領François Buchwalter曾在法庭為上述報道作證。Fisk也提出了另一個廣為流傳的猜測:阿爾及利亞軍方對伊斯蘭武裝分子恨之入骨,而Tibhirine教堂的僧侶們,一直在內戰中無差別救治衝突雙方,包括GIA 戰士,所以阿軍方對此次劫持或早已知情,更有意讓教堂遇襲,促成僧侶死亡,以示對後者救助 GIA的「懲罰」。

當我們對比上述歷史事件和今次法國教堂恐襲,不難發現二者相似之處。這起教堂慘案的犯罪者之一克爾米謝(Adel Kermiche)早為法國警方熟知,曾於前年、去年兩度通過盜用兄弟身份證,企圖赴敘利亞「參加聖戰」,先後在德國、土耳其被當地安全部門阻截遣返,法國安全部門已將他列入反恐監視名單,將其拘留至今年3月。克爾米謝設法保釋,條件是被軟禁於家中,佩戴「監視腳環」,每週向警察局報道。然而根據保釋條款,克爾米謝的受監視時間不包括每天早上8時半至12時半,他就恰恰利用這一程序漏洞,策劃這次襲擊。

有證人對媒體表示,克爾米謝在行動前,曾公開表示過目的,但並未引起重視。當日早上9時,教堂舉行早禱儀式,克爾米謝和另一名男子持刀闖入,綁架了當時主持儀式的86歲神父哈默爾(Jacques Hamel)、兩名修女以及兩名信眾,要求神父下跪,遭拒絕後,將神父斬首,然後作伊斯蘭禱告高呼「真主萬歲」。兇徒今天在法國的舉動,與二十年前故鄉Tibherine的慘案究竟有無關聯? 我們不知道,但起碼值得深思。

克爾米謝的行為在西方文明眼中,無異於是極端伊斯蘭主義對基督教世界、乃至整個文明世界最直接、野蠻的挑釁;但在伊斯蘭主義者的宣傳當中,基督文明施以的仇恨,其實不遑多樣。一旦這些足以訴諸「文明衝突」的歷史傷口被逐一揭開,乃至重新複製,對雙方而言,都是潘多拉的盒子,後患無窮。假如再回顧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要是每一宗酷刑都要重新被追究責任,雙方的仇恨全面引爆,在阿裔新移民佈滿的今日法國,恐怕永無寧日。

小詞典:阿爾及利亞內戰

發於1991年,當時軍政府不承認伊斯蘭政黨「伊斯蘭拯救陣線」的選舉勝利結果,指「伊斯蘭政黨執政威脅民主」,宣佈選舉無效,引發軍方與伊斯蘭武裝力量的持續衝突。在為期十年的內戰中,超過十萬人喪生,直至2002年伊斯蘭武裝力量宣告投降,內戰方才告終,但極端份子成為阿爾及利亞的隱患至今。

2016年8月13日星期六

訪問光華文化中心主任盧健英:在港傳播台灣人文空氣

港台兩地交往頻密,香港訪台遊客數量由2004年每年35.5萬人次增加至2014年每年125萬人次,同時,香港移民台灣的人數也由1600人增加至7600人。2014年台灣到訪香港的旅客也超過200萬人。這些交往遍及各個範疇,其中台灣當局在港設立香港光華文化中心,負責文化領域的交流。台灣前文化部部長龍應台曾指出,光華文化中心主任一職在台灣全球文化布局行動中擔任橋樑角色,通過強大的文化行政能力與經驗,以及文化網絡,推動中心與香港主流社會和新世代連結。

光華文化中心前主任盧健英,在港3年間,把台灣的人文空氣帶到香港,她坦言最大的收穫是在香港結交了許多好朋友。她在台灣文化界工作多年,曾擔任藝文記者,歷任《中時晚報》藝文生活中心副主任、《PAR表演藝術》雜誌總編輯、台北國際藝術村第一任主任,以及台北市文化局研發室研究師等,相信她定能剖析港台文化交流的情況。

受訪者:盧健英(L)
訪問者:沈旭暉(S)
整理:李志鵬

S: 來香港工作前,你對香港有何印象?

L: 對我而言,香港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不少台灣人或多或少都有香港的朋友、親戚,甚至交過香港的男女朋友。年輕時候,我們都會接觸過香港的中國戲曲,香港保留了不少京劇和粵劇文化,例如梅葆玖等的作品,這是台灣所沒有的,我們只能從文本了解戲曲。因此,我幾乎每年都會參與香港藝術活動。

S: 這3年間,你對香港有何觀察?

L: 這3年,不但香港,整個世界的改變也很大。剛到香港時候,我發現香港人很急躁,很不開心,香港人擁有的技能也備受挑戰,吃雲吞麵時候,也難以吃到當中的誠懇,我認為大部分原因是,他們根本沒有空間去發揮自己的技能,因為舖租已是一碗麵的主要成本,其次才是材料和店東的利潤。這是大結構問題,只能得到這樣的結果。往後,我天天看着這城市的改變,感受到言論自由縮窄,無論是藝術團體表演的內容,或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都是其中的例子。過去20年,台灣在民主化當中,感受到所渴望的自由,很容易想像香港人心情的不舒服。

S: 這種大環境的改變怎樣影響你的工作?

L: 我沒有太多的設限和包袱,因為我是處理人與人交往,以及工作上文化的事情。其實,兩岸四地一直有交往沒停止過,我與不少好朋友的交往依然直接和密切。即使是當權者或是大企業家,他們生活也需要有不同面向。我們曾經邀請一些在台灣推動文化的企業家來香港,不少觀眾都會問他們為何要投資這些成本高而沒有效率的項目。其中台灣科技企業家童子賢,一直在台灣推動文藝,他投資誠品15年,至今年才有盈利。他強調其身份不只是企業家,也是消費者,希望他的小孩能有一家多元的書店。若一個花園只有一種花,也太悶,希望社會有不同面向的發展。

S: 近年,不少香港人考慮移民台灣,為何有此情況?

L: 3年前上任時,《天下雜誌》2013年8月號的封面是「港人瘋台灣」。當了解香港後,我發現不少香港年輕人認同台灣的生活價值,因為這符合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以往,台灣嚮往香港的自由,當台灣人開始擁有而香港卻面臨自由的倒退,這是兩種不同的路徑。其實,香港年輕人嚮往台灣的生活價值,而中年人士到台灣過退休生活,正反映了他們的焦慮。香港的問題需香港人尋找答案,移民台灣也解決不了問題。現時台灣面對薪資低,國際形勢困難,這也是2300萬台灣人面對的問題,也需要台灣人去尋找答案。

S: 港台之間有什麼文化合作計劃?

L: 從文化角度,香港和台灣有不少同質性,兩地有不少合作。最近,就有京劇《關公在劇場》由香港導演胡恩威製作,並由台灣劇團演出,並在兩岸各地表演。台灣當代京劇創新走得很前,因為台灣資源匱乏,1949年只有小量京劇大師到台灣,四大門派更幾乎沒有。因此,台灣漸漸培養了自己的人才,不少國民黨高官都喜歡京劇,也促進了台灣京劇的發展。因此,台灣走出一條獨特的路。之後,台灣就出現了本土化藝術和中原藝術的對壘。在過去20年,台灣發展了當代藝術的獨特文化脈絡。

S: 台派京劇有何特別之處?

L: 台派京劇有兩個主要特色,分別是群體性和故事結構,當中沒有大師,卻有優秀的演員,故事加入很多現代意識,例如以女性角度去思考古代宮廷中女性間憐愛之情,令觀眾更容易投入,這也令西方觀眾知道京劇不止有美猴王和翻觔斗,還有莎士比亞等的劇目。與香港合作是另一面發展,香港劇團現代性更強,台灣則發揮說故事的能力,雙方便能擦出火花。

台灣軟實力就是人

S: 台灣發展文化事業的經驗能否用在香港?

L: 香港人都會認同,台灣很有人情味,這與台灣過去20年間的社區整體營造計劃有關。當時,有不少人從鄉間到城市工作和讀書,令城鄉間人際關係疏離,因此,文化部推出有關政策,改善這種疏離。香港灣仔的藍屋保存得很好,政府找到當中的平衡點,讓藍屋扎根社區,民居得以留下,而年輕人可以發揮創意文化,文化就在新舊之間共存。香港錦田也在起步階段,製造人際間關係,以及好鄰里文化。

S: 台灣最重要的軟實力是什麼?

L: 台灣的軟實力就是人。台灣有林懷民和賴聲川等藝術家、也有當代傳奇劇場等劇團;而電影方面有李安和侯孝賢等導演,這都值得我們向外推廣的。台灣年輕人有創意和靈活,能在有限資源下尋找最大的可能性,台灣不少上一代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努力尋找路向,他們由零開始發展,翻譯教科書,帶領學生表演,終於奠定了台灣藝術的發展方向。起初,我們舉辦的「台灣式言談」講座大多邀請台灣名人,如平路、張曼娟、幾米和蔡康永等,現時,則以素人的力量為主,以他們親身的經驗,反映公民力量。

S: 未來10年,台灣會朝哪個方向發展?

L: 現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改變10年後的情況。台灣人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及彈性,近年有經濟學家指出,發展不一定只是經濟數據的增長,也應包含文明成長,這在台灣年輕人的心目中排名很高。有人認為台灣追求小確幸代表不積極,但他們相信自己的信仰,並為此而努力和犧牲,讓更多人知道,這也是一種積極。

2016年8月12日星期五

香港特務故事:回顧崔銀姬事件

日前香港出現「脫北者」事件,令香港的「國際特務中心」地位,再度受國際社會關注。這自然並非香港首次捲入南北韓紛爭,相關題目,足以寫成長篇小說或學術專著,情節絕對比以南北韓為背景的港產電影《赤道》更精采;其中最矚目的一宗綁架案也值得今天重溫,當事人是南韓著名演員崔銀姬,而綁架者則是北韓特工。
時為1977年,南韓影后崔銀姬的事業陷入低潮,巧逢有「香港商人」接洽崔銀姬,說希望協助她在香港這個「亞洲電影中心」發展演藝事業。崔銀姬信任「香港」的品牌,於1978年隻身前來香港,與數名「韓裔港商」(其實是北韓特工)會面,相約在淺水灣進一步洽談;隨行乘車前往淺水灣後,她隨即遭等候的北韓特工綁架、麻醉,一夥人乘坐比「洗頭艇」更快速的汽艇駛入公海,8天後輾轉到達北韓。

事發當時,北韓特工在港的行蹤並不為公眾、甚或港英政府部門知曉,崔銀姬的失蹤引發轟動,港英政府高度關注,旋即成立專案組調查。根據當年跟進相關報道的資深媒體人張鼎光撰寫的回憶錄,當時警方以「一般綁票案件」為方向調查,期間傳出桃色情殺等猜測,然而這一調查途徑毫無進展。

據當時報章記載,港英警方先後會晤了上百名在港工商界、韓裔人士,進行調查取證,南韓、日本的新聞記者也不斷跟進,令事件上升為國際層面的大新聞。再後來,有潛伏於香港媒體界的情報人員利用港媒放風,指崔銀姬「可能」已遭北韓特工綁架至北韓,南韓駐港領事館亦發表聲明提出上述可能性,韓方情報人員和國際刑警也先後參與調查。港英政府在事件後期態度就轉向低調,未進一步表態,因為一切已變成最高層外交。

策劃綁架的據說就是當時的「太子」金正日本人,原因據說是他個人對電影的執迷。金正日早年主管宣傳和影視產業,對荷里活電影尤為愛好,不時命令北韓駐西方外交官搜集大片拷貝,我也從不同外交官聽過這類故事。為了「振興北韓影視業」,金正日想到把崔銀姬「請來」,又同情崔銀姬來到平壤後寂寞,再順道把她的前夫、南韓著名導演申相玉綁來「解悶」。二人被困於北韓整整8年,取得金正日信任後,終於借1986年參加柏林影展的機會,在維也納衝入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逃出生天,上述匪夷所思的經歷,才得以曝光於世人面前。

從崔銀姬事件中,我們不難想象回歸前香港的情報活動是多麼頻繁,而當時香港作為「東方卡薩布蘭卡」、「遠東情報中心」的國際地位,確實名不虛傳。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還有崔銀姬本人事後的回憶。在2006年釜山國際電影節上,崔銀姬評價金正日「對於電影製作相當在行」,指金正日對自己的影視業發展「提供了不少幫助」,亦不避諱地承認在朝期間受到物質上的優越待遇,稱「除了綁架這件事,其他(遭遇)都不算差。」根據崔銀姬回憶,金正日甚至考慮過開放北韓,但因擔憂金氏政權受衝擊,才未有實際行動。她與前夫逃脫時,特意帶走了一批有關金正日言談的錄音帶,讓世界得以一窺這位獨裁者的日常。聽聞金正日去世時,崔銀姬表示「為逃離事件向金正日道歉」,並希望「這件事之後南北能夠統一」,可見她對金正日不無情義,也被不少評論指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患者」。到了金正恩時代,一切似乎連金正日僅有的「人情味」也欠奉,卻又更懂得軟宣傳,假如你是北韓人,難道會不考慮「脫北」嗎?

小詞典:《平壤怪獸》

被北韓綁架的南韓導演申相玉在北韓受金正日督導拍攝的影片,號稱「北韓版《哥斯拉》」,該片於1985年完成,申相玉、崔銀姬二人正是借此片贏得了參與柏林影展的機會,成功出逃。該片曾於2000年在南韓首爾上映,是首部於首爾上映的北韓電影。

2016年8月11日星期四

中國的「脫北者」政策(下):未來篇

昨天談及中國昔日的「脫北者」政策,而這政策於2012年金正恩上台前後,就逐漸發生變化。
當年1月,內地主流媒體騰訊高調報道一個「脫北」家庭在中國東北生活的經歷;根據以往演繹,這些「非法入境者」要是被發現長居中國,是要被遣返的。當年4月,日本《讀賣新聞》引述中方官員表態稱,中國已暫停遣返「脫北者」的政策,原因並非人道主義,而是北韓未就當時試射火箭的行動知會中國,「罔顧中國利益」。

這些還是放風,到了2014年,政策就變成明示。當年在中國—老撾邊境,中國警察逮捕了11名「脫北者」,卻把他們悉數釋放,並交給南韓政府,這被國際社會視作中國對「脫北者」政策重大轉變的預兆。今年4月,13名在北韓駐中國餐廳工作的服務員集體出走至南韓,引起極大轟動,北韓也極其不滿,宣傳是「非自願行為」。中方在新聞發布會卻罕見強調:「這些人持有的都是有效身份證件,合法出入中國國境」,意味中國首次正式公開承認,並未阻止「脫北者」自中國前往南韓。

中國對「脫北者」的態度轉變,自然與中朝關係變化的大趨勢密切相關。金正恩上台前,中朝關係一直較為穩固,而把「脫北者」遣返的政策,亦是應朝方要求。然而,金正恩在「半島無核化」等關乎東北亞地緣局勢的核心問題上,與中國的政策立場漸行漸遠,而且處處顯示出自把自為的作風,令中方也要還以顏色。

北韓在核試驗和飛彈試射時,都不再知會中國,這不但是面子問題,也是宣告北韓把中國也視作「潛在防範對象」。自此在中國國內,「放棄北韓」的聲音漸起,而中國也開始逐步加強對朝制裁——雖然在南韓角度而言,這些制裁毫無成效、對大局也毫無改變,但起碼在逐漸停止遣返「脫北者」一事,中國是釋放了強烈訊號的。與此同時,在過去兩年,中韓關係迅速升溫,韓方在接收來自中國的「脫北者」後刻意保持低調,不刺激北韓,也是中韓默契的證明。

假如香港「脫北者」事件發生在數個月前,大概只需要兩個星期,那位數學天才就可以到達南韓。可惜中韓關係剛因「薩德」事件趨於緊張,國內響起制裁聲音,一時間與北韓的關係又有復燃跡象。雖然在操作層面上,那位「脫北者」離開南韓領事館後、在前往機場途中被中國押返北韓的可能性接近零,但出於外交規律,要不是中國有訊號放行,他始終要住在領事館內。對外交操作而言,這是向兩韓傳遞訊息的最佳中介,既沒有什麼具體風險,也不需成本,唯一代價是要那位學生無了期等待。至於是數周、數月還是甚至經年,就只是統計數字了。

說到這裏,不得不分享一則朋友陳志宏博士提供的段子,在我的Facebook專頁和微訊分享後,反應十分熱烈,雖說是故事劇情,但恐怕現實也沒有太大差別。在此祝福那位「脫北者」的父母熬過去:「18歲男生的爸爸是金日成大學的數學教授,見盡體制的荒謬,他只想到用知識幫助兒子獲得自由。於是,兒子天天苦練數學,並從數學思維學會明辨是非,他知道只有最頂尖的選手才可以上互聯網,更頂尖的才可以有出國的機會。終於,機會來了,父親流淚送行,父子都知道可能從此永別,父母親也將萬劫不復。奧數的考卷帶領青年投奔自由……」

小詞典:North Korea Freedom Coalition

一個致力於北韓人權狀況和「脫北者」人權的國際組織,成立於2003年,總部位於美國。該組織長期於美國國會遊說,希望美國對平壤政權採取更嚴厲的制裁手段,並呼籲國際社會對「脫北者」加強關注和協助。組織領導人Suzanne Scholte博士對中國的「強制遣返脫北者」做法強烈不滿,被認為是外部促進中國改變政策的因素之一。

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

中國的「脫北者」政策(上): 歷史篇

日前與南韓領事館的朋友茶敍,少不免談及近來一宗火熱新聞:「據媒體報道」,一名自北韓赴港參加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的青年,進入南韓駐港總領事館尋求庇護。由於事涉外交層面,這就變成中國跟兩韓的直接角力。當然,南韓官方反應是「不予置評」,但背後的操作自然在進行中,究竟事件會怎樣落幕?就此我們要先回顧中國對「脫北者」的傳統政策,以及近年上述政策為何出現調整。

「脫北者」的到來,對中國自然並非新鮮事。韓戰結束後,陸續有北韓居民自東北中朝邊境進入中國,而當時兩國關係十分密切,也沒有今天「脫北」的概念。直到1990年代,北韓經濟日趨崩潰,國內饑荒嚴重,加上政權本身的高壓令人窒息,愈來愈多北韓人試圖「走出去」,成了廣為人知的「脫北者」。他們本身通常不把中國作為最終目的地(特別是改革開放初年的中國更缺乏吸引力),通常是把中國作為跳板,設法進入南韓,所以部分「脫北者」會試圖進入南韓駐中國瀋陽領事館尋求庇護,亦有少數會進一步走到蒙古國或東南亞國家,再從當地被遣返回南韓。

然而,隨着中國不斷加強在華南韓使領館的安保措施,以及長途跋涉到蒙古、東南亞國家的不便,不少「脫北者」最終還是留在中國。他們多聚居在中國的東北城市,往往一邊「打黑工」,一邊嘗試以「通婚」等方式融入中國當地社會,但整體生活還是不大如意,也造成了不少社會問題。

那中國政府怎樣回應?1990年代前,中國東北邊境軍警對「脫北者」管制尚不嚴厲,但當「脫北者」人數驟增、尤其是其中屢屢有「脫北者」在中國境內,對中國公民作出犯罪行為,也令不少中國蛇頭捲入,中國逐漸對「脫北者」趨向嚴苛。根據媒體統計數字,本世紀初以來,每年自北韓非法越境進入中國的「脫北者」達數千人;而南韓難民統計機構的評估更指出,截至2012年,中國境內藏匿的「脫北者」人數或多達20萬人。

2012年前,中國一直堅持這些「脫北者」是「經濟非法移民」,他們的越境,違反了中朝相關法律,因此中國軍警一旦發現,會一律將其遣返回北韓。換句話說,中國否認了這些「脫北者」的「難民」身份,不承認他們離開北韓有政治成份,他們就和一般非法入境者沒有分別。

由於東北亞的複雜形勢,中國一直堅持「脫北者」問題是中朝之間的雙邊問題,中方有絕對的自主處理權力,不容包括南韓在內的國際社會、難民救濟組織等干預。國際社會有不少團體都嚴厲批評中國的「脫北者」政策,因為他們一旦被遣返南韓,下場可能相當恐怖。但中國一方面不希望太令北韓難堪,或傳遞錯誤的外交訊息,另一方面也擔心「脫北者」成為中國邊境的沉重負擔,所以繼續既定方針。假如這次的香港「脫北者」事件發生在十年前,遣返北韓的可能性就比今天為高。但時代畢竟已改變,原因明續。

小詞典:韓戰(1950-1953)

冷戰的第一場熱戰,北韓金日成揮軍南侵為導火線,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組成聯軍援助南韓,中國則以「志願軍」名義出兵援助北韓,背後有蘇聯提供大量協助、甚至喬裝直接參戰。戰爭造成極其嚴重的經濟破壞,數十萬人戰死,而停戰的邊界和戰前相差無幾,戰後兩韓繼續分治至今。

2016年8月9日星期二

孟加拉恐襲: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在歐洲各國不斷出現恐怖襲擊的同時,孟加拉上月也發生一宗極其嚴重的恐怖襲擊,但西方主流媒體的關注意欲不大,遑論華文媒體;但論切身影響,這襲擊好比打開了恐襲的東亞大門,反而必須注視。

事發地點是孟加拉首都達卡使館區的一家咖啡館,多國人質遭4名恐怖分子劫持、殺害,最終恐怖分子被全數擊斃,亦有20名人質、兩名警員喪生,成為近年來孟加拉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伊斯蘭國」(IS)一如既往,宣布對襲擊負責,但從安全部門對恐怖分子的背景調查可見,4人並非來自中東,亦未曾前往IS地區「受訓」,相信與IS並無直接聯繫。

相反,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孟加拉青年,而且是精英,在孟加拉頂級大學接受教育,日常生活和社交模式與普通孟加拉人無異,都愛出入咖啡館、與友人共同參與體育競賽,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反社會」。他們的家庭亦正常、世俗,父母沒有極端主義思想,也不是歐洲穆斯林新移民那類邊緣人。

孟加拉安全官員認為,這事件應視作本土恐襲,與本土恐怖武裝集團Jamaat-ul-Mujahideen Bangladesh(JMB)有關;政府也發表聲明稱「IS尚未染指孟加拉國內安全,恐怖活動與宗教無關。」

問題是,JMB已形式上向IS「効忠」,所以上述分別,並不能改變是次恐襲的性質。早在IS崛起前,孟加拉社會已深受本地伊斯蘭極端組織困擾,20年前,本土極端分子又與塔利班勾結,讓孟加拉青少年出現極端化現象,他們對世俗派人士、宗教信仰少數派的攻擊從未停止。直至IS崛起,並成為極端穆斯林勢力的代言人,孟加拉本土極端主義者隨之受到「感召」,IS亦表示「JMB是孟加拉唯一正統信仰者」,把JMB納入自身恐怖網絡內。

最令人擔憂的是,即便是受到良好教育、成長在世俗家庭環境、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少年,仍然有可能被極端化,成為恐怖組織的劊子手。這一教訓並不止見諸南亞地區,在歐洲不少投奔 ISIS 的青年,也屬於家境優越的人群,極端的「理想主義」和追求獻身的「理念」,或許是其精神動力所在,而傳統認為消滅貧困=消滅恐怖主義土壤的反恐思路,卻顯得不合時宜。當本土激進組織被外來的 ISIS意識形態再激化、「加持」,悲劇就無可避免。

孟加拉和印度的情報分析人士都相信,這次恐襲,只是南亞地區大規模恐怖活動的一個開端。尤其在孟加拉,當地政局經年動蕩,政府安全部門的反恐能力十分有限,JMB 一類本地極端組織勢力很容易進一步擴張。加上同屬南亞的巴基斯坦,亦是「恐怖分子大本營」之一,一旦從前稱為「東巴基斯坦」的孟加拉、與巴基斯坦的本地恐怖組織在 ISIS 旗幟下合流,對整個南亞,都是噩夢,印度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孟加拉作為人口過億的「人口大國」,近年積極輸出外勞,新加坡就有大量孟加拉外勞工作,東南亞各國也有不少,就連香港在面對印傭、菲傭未來可能出現短缺之際,也開始輸入「孟傭」。一旦孟加拉整體社會極端化,整個東南亞、乃至東亞,都不得安寧。

小詞典:Jamaat-ul-Mujahideen Bangladesh (JMB)

1998年於孟加拉發跡的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以在孟加拉建立「哈里發國」為目標,長期發動針對政府部門、世俗人士和宗教少數派的恐怖襲擊。2005年,JMB曾在孟加拉全國300個地點同時引爆500個小型爆炸裝置,震驚全國。孟加拉政府多次對該組織首腦清剿,但收效甚微。

中國與東南亞的港口外交

發展港口,是中國當下發展的必要策略,原因是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日深,無論有沒有「一帶一路」,都要如此。正如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在近年出版的訪談錄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說,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徵,表現在海洋的重要性;用他的話說,就是Global is Maritime。

海洋之於中國的重要性,源於中國與世界的經貿關係。根據《經濟學人》2013年的分析,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入口國;而根據《福布斯》2015年的報導,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原油入口國。這篇報導提到,南海問題與中國原油運輸需經馬六甲海峽有關。

十多年前,筆者已經談過,馬六甲是能源航線必經之地,且是美軍勢力圈、海上恐怖主義黑點,因此在胡錦濤時代,便已有突顯分散航運風險必要的「馬六甲困局」專門名詞。日本亦同樣因為倚賴進口石油、同時超過八成進口原油需要經過馬六甲,故此二戰期間與泰國結盟時,便已對興建克拉運河很感興趣,中國三峽工程開始後,更甚至有日本人提議,中日合作、共同開發克拉運河,背後不無淡化新加坡、東盟乃至美國角色、共享能源的潛藏議程。至2016年7月底,馬來西亞媒體《光華日報》引述日媒,指中國與泰國已悄然開發號稱為「東方巴拿馬運河」的克拉運河,從而令船隻無需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太平洋與印度洋;報導亦引述熟識中國國情的東南亞外交人員,指「運河完全符合(中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構想)『一帶一路』的目標。建設運河經營的好處無論在經濟還是安全政策上都是難以估量的。」這一切既反映海洋與地緣政治、國家經濟實力擴展的關係,也是中國網站百度百科以「走向海洋:誰控制海洋誰就控制世界,中國人的海洋大國宣言書」條目,介紹2011年出版、改編自中央電視台紀錄片的著作《走向海洋》的背景。

耶魯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陳志武成書於2010年的著作《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以更廣闊的視野,觀察中國的海權與港口策略需要,當中兩點很值得參考:第一點,是國際遠程貿易所需條件的歷史轉變、中國所處的世界脈絡。用陳志武的話說,「十六至十九世紀英國的跨國公司必須有自己的軍隊,而二十世紀美國的跨國公司則不需要自己的軍隊,但必須雇用許多律師。」這道出了今天中國所處的世界脈絡:一方面國際貿易已因國際法成形、成本比以往低,另一方面意味,現今國家要在海外擴展與鞏固經濟影響力,更需以軟實力尋求合作而非倚重力量。況且,如陳志武所言,論海軍基地數量、海上軍事實力,美國海軍「在維護全球海上貿易網」、「某種意義上講,美國海軍在承擔一定的中國海外貿易成本」。第二點,是中國面對的情況,與當年英帝國相近。18世紀末的英國,一方面國內消費與工業產出不對稱、需要海外市場營銷產品、輸出所謂產能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工業生產需要世界各地更穩定的原料供應,因此需要往海外拓展。在這個背景下,為保護海外市場與供應鏈,很多英國公司都修建海外港口、甚至擁有軍隊,而英國政府亦在貿易航道沿岸,建立海軍基地與殖民地,英帝國因而成形。

透過海洋保護海外市場與供應鏈,自是中國崛起後,著手發展世界港口的一大推因。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是習近平時代提出的中國夢。中國夢強調在現今世界體系之中,中國需要建立自己一套規則、確保發展自主,這不乏民族主義色彩。中國近年很具標誌性的一個港口發展項目,便是在東非國家吉布提建立、2016年動工的軍用港口設施。按BBC報導,這是「中國在非洲大陸最繁忙航道修建的首個軍事基地」,負責興建新港口的是中國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多家中國企業也有提供資金支援工程。此一「中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的全球戰略意義,是保護「一帶一路」西邊航道,東邊航道則由巴基斯坦瓜達爾港負責。另外,香港報章《東方日報》在7月29日,援引美國海軍分析中心報告報導,指未來數年,中國海軍數量與實力將位列世界前沿、發展情況猶如二戰前的日本帝國海軍,目的之一,是「與美國爭奪菲律賓海的控制權」。

2015年中國向巴基斯坦租用瓜達爾港43年,令瓜達爾港猶如似曾相識的「租約港」。去年曾寫過,瓜達爾港的戰略意義,是增加中國在印度洋的影響力、方便運送中東能源到中國西部。除此之外,中國亦在希臘、澳洲、阿爾及利亞、斯里蘭卡等國積極購買與興建港口設施。

不過,中國的全球港口發展不乏隱憂,其中之一,在於中國的軟實力,也包括中國有沒有把港口勢力延伸到腹地的硬實力。陳志武在上述著作中曾言:「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它們的軍隊可以強大,硬實力可以登峰造極,但它們也不能夠總是為所欲為……即使像美國,其經濟也依賴於國際市場,美國必須依賴其軟實力,如果其海外形象不好,那麼在海外的貿易和服務出口都會受到影響。」即使巴基斯坦外交上與中國比較親近,但按《金融時報》7月報導,中國試圖讓巴國軍方主導會接連瓜達爾港、往中國西部的「中巴經濟走廊」項目,「標志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標志性計劃的關鍵部分面臨挑戰。該計劃旨在提升中國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影響力,並幫助中國輸出過剩的工業產能」。這意味,中國的全球港口與「一帶一路」發展會否順利,現在也許還是言之過早。反而專注於港口外交,可能還容易聚焦。

沈旭暉、鄺健銘 聯合早報 2016年8月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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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殖民時代的港英「十字外交」前瞻未來(一)﹕港督般含與寶靈
- 注意東南亞「小霸王」越南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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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8日星期一

恐襲常規化:由「破窗效應」談起

過去一個月, 歐洲多國發生連環恐怖襲擊,有些「伊斯蘭國」(IS)承認了責任,有些則歸因於「精神病人」。主流評論通常認為,這類「獨狼」恐怖襲擊防不勝防,但這卻不等於這些襲擊之間真的沒有關連。且看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經歷:一列火車上4名香港人遇襲;最大商場奧林比亞商場(Olympia Shopping Centre)外發生恐怖襲擊;敍利亞難民因「情感問題爭執」殺死一女子;露天音樂會外發生自殺式襲擊,令這個一度是德國治安最好的地區人心惶惶。

要理解這一趨勢,或有必要回顧社會學家James Q. Wilson和George L. Kelling提出的「破窗理論」。這一理論從日常生活的常見現象切入:只要一棟樓的一扇窗戶被打破,而良久未有人修理,每一個社區旁觀者就會認為,這個社區缺乏「社會規範」(social control),目睹此情此景的好事者更容易產生誘惑,把其他窗戶也一併打破,最終甚至大膽闖入樓宇,把一切洗劫一空。這一效應並非強調其必然性,而是描述社會心理學的整體趨勢。

根據「破窗理論」,「一扇窗戶被打破」這類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其實是大規模「社區失序」的潛在開端。當社區內居民目睹窗戶接連被打破、而無人阻止或修復時,他們中一部分人會因為「社區失序」,而主動遷出該社區;剩下的原居民則往往擔憂人身安全,而選擇減少外出,並對社區內的微小破壞抱以漠然態度,成了沉默的旁觀者。

長此下去,「失序」隨即從擔憂演變為客觀現實。另一方面,由於「社區失序」與「犯罪增長」緊密相連,當好事者、尤其是外來人群目睹當地社區管治不力、日漸失序,就會大膽入侵社區,在社區內實施更大規模、性質更惡劣的犯罪活動,屆時對社區造成的破壞,就遠遠甚於「窗戶被打破」了。

「破窗理論」是基於社會實驗的觀察總結而得出來,原來與國際關係並沒有直接關係。但理論提出後,不同學科都覺得深受啟發,逐漸成了社會科學的經典,隨後George L. Kelling和另一位學者Catharine Coles再接再厲,進一步提出「修補破窗理論」,關於如何維護一個社區的治安。他們認為社區治安維護可以從細微處入手,即「迅速修復第一扇破損的玻璃窗」,對可能造成社區潛在失序的細節進行約束、重新建立「社會規範」,就可以維持「社區有序」的環境。根據「破窗理論」,有序的社會環境本身,就是非正式的社會控制途徑之一,所以它傳遞的訊號,能防止好事者進一步危害治安。

「破窗理論」也強調了「人」的主觀行為差異,亦即當社區出現並不熟悉/不認同既成規範的「陌生人」時,社區同樣有失序的風險,因為陌生人可能遵循另一套外來的「社會規範」,而這種屬於其他地方的規範,卻對本土社區本來的秩序有害。根據上述理論,這時候,本土社區的執法人員就應該積極介入,密切關注,並在必要時對上述「陌生人」進行分隔、針對管理,以維護社區原先的舊規範不被侵蝕。

「破窗理論」在現實社會的最顯著應用,通常以紐約為例子。在1990年代,紐約警察基於「修補破窗理論」,為了一洗過去黑幫、童黨橫行的現象,改為對社會犯罪行為「零容忍」政策,對任何潛在的犯罪分子,都進行背景檢查和監控,對任何細小犯罪行為都施以重罰,非常積極打擊犯罪行為。在這一執法思路指導下,紐約市民對城市安全的信心大大提高,紐約市治安得到顯著改善,嚴重犯罪數目連年下降。儘管目前學界認為,「破窗理論」指導執法的邏輯依據尚存討論空間,但紐約作為借用理論積極執法的「樣板城市」,卻得到公認。

讀到這裏,相信大家也能把德國的情況對號入座。事實上,無論左翼工作者如何強調新移民、難免的社會價值,和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這些崇高的理想,都不能抵消一個客觀事實,就是自從去年難民大批湧入德國後,德國人目睹的,正是一種「社會失序」的破窗式先兆。新年時,德國科隆等地發生的大規模性侵事件背後,正是遵循不同「社會規範」的人群產生的衝突。而德國有限的社會人力資源,在面對洶湧的難民到來後,亦對維持原有「社會規範」,顯得捉襟見肘。

左翼學者經常嘗試理性地舉出數字,說明「壞」的難民、新移民只佔極少比例,99%都是好的、高質素的、值得同情的,不要以偏概全。但這些數字,和「破窗理論」並沒有任何衝突:假如真的有1%的人打破窗戶,後續發展就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集體博弈,而這類博弈其實極其虛耗社會成本,特別是「社會規範」,要破壞容易,要重建卻十分困難。一個城市是否安全,從來是一種建構出來的感覺,足以被幾宗大案輕易破壞。此所以每次出現大案,一般政府都會成立「委員會」、搞新政策,有時候不過是公關宣傳,為的卻是宣示有、「打擊破窗」、「重新建構新規範」的決心。而當這種決心變成力不從心,問題就出現了。

未來德國能否效仿當年紐約,採取積極主動的方式執法,「修補破窗」?恐怕不能。一方面,自二戰後至今,德國社會規範並無類似「零容忍執法」的元素,而德國民眾初期對難民的態度以「包容」聞名於世,正為秉持不同社會規範的人群之間產生摩擦,留下了大量空間。另一方面,德國要積極執法,恐怕也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源,而若要訴諸「分隔、針對管理」,又與默克爾政府的包容政策有差異。結果德國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在面對難民問題上,已顯得進退維谷。一旦社會失序成為事實,業已氾濫的恐怖主義只會乘勢長驅直入,到時候,更大的破窗,恐怕還會在德國出現。

小詞典:社會規範(social norms)

社會中人們共同認可的行為標準,界定了社會中什麼是「對」或「好」的,與及什麼是「不對」或「壞」的,只要規範被一般人接受,就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令打破社會規範的個體不止受到法律制裁,還會得到社會的否定。社會規範包括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宗教信仰、法律等,其中法律是最正式的社會規範,但不能完全獨立於其他規範出現。

2016年8月6日星期六

訪問港90後教師,創立「脫北者關注組」

上星期,北韓變節人士闖入南韓駐港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其後,有傳言指北韓派遣特工準備採取報復式襲擊行動,引起香港傳媒注意,也驚動了警隊,以至各個官方機構。事件的起因和涉事者的身份,增加了當中的神秘性。香港人對北韓的了解大概緣自近年一系列旅遊節目,以及饑荒、權鬥,以至核試等新聞,當中的資訊孰真孰假,難以判斷。香港九十後教師劉冠亨與朋友共同創辦「脫北者關注組」,協助內地和東南亞脫北者,並助他們尋親。另外,他也積極推動教育工作,邀請脫北者來港分享和舉行電影會,讓香港人了解脫北者問題,他著有《後金正日的天堂》一書,分析北韓國內情況,相信他對脫北者問題會有一番深入見解。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劉冠亨(Owen, O)脫北者關注組創辦人之一
整理:李志鵬

S: 為何參與成立脫北者關注組?

O: 當初,我是通過到北韓旅遊了解當地的情況。其後,我們知道不少南韓人權組織向中國政府和人民傳遞訊息,希望中國政府停止遣返脫北者。可是,中韓之間始終隔着北韓,而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相信更有能力推動和傳播相關訊息,藉此改變中國的外交政策。現時,中國會遣返脫北者,但中國簽署了1967年《難民地位議定書》,遣返脫北者可能會違反議定書內容。香港雖沒簽訂相關議定書,但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聯合國曾多次發表人權報告指中國袒護北韓違反人權行為,若香港跟隨內地政策遣返脫北者,便會成為「幫兇」。

S: 香港和北韓的雙邊關係如何?

O: 目前有香港商人在北韓經營賭場和酒店,吸引了不少中國及俄羅斯遊客,當中不少員工是香港人。在首都平壤金正日紀念館中,陳列有關於香港商人在當地的投資紀錄和物品,包括香港報紙刊登的北韓特輯。另外,也有香港人在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中工作,推動北韓與各國的經濟合作。

脫北者七成是女性

S: 過去幾十年,脫北的趨勢有何改變?

O: 九十年代前,脫北者的數目每年約六百多。北韓大饑荒之前,即七、八十年代,北韓人的生活也不錯,當時的脫北者主要是軍方和政府歷年人員帶着情報叛逃到南韓,南韓政府對軍政單位的脫北者,提供相等的待遇,2000年後,脫北者數目累增至3萬人,主要是農民、工人,以及在邊境被忽視的一群。

他們普遍社會地位和學歷低,沒工作技能,到南韓後也難找工作。因此,南韓人對脫北者的觀感也有改變,以前脫北者的社會地位高,加上人數較少,所以一般人都會尊敬他們,但現時脫北者人數大幅上升,南韓政府要照顧他們,讓他們重新生活,因此,南韓人認為脫北者搶去他們的社會資源。

S: 北韓是個封閉的國家,難以獲得外界訊息,脫北者為何會決心離開?

O: 脫北者部分住在接壤中國邊境附近,生活困苦,所得的資源遠比平壤這些大城市少,他們從親友口中得知中國有較多資源和食物,因此萌生逃到中國找工作和食物的念頭。到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才輾轉到南韓。另外一部分人則從南韓的大氣電波廣播和氣球空投的傳單,得知外界的訊息,他們無法推翻政權,所以選擇離開。外逃前甚至不敢告訴家人,因為北韓的體制下,一家人也互相監察。

S: 脫北者主要通過那些方法逃離北韓?

O: 過去十多年有三條主要外逃路線,2000年後北韓人會走到中國東北境內的外國領事館尋求庇護。2002年就有7名北韓人闖進瀋陽的美國和日本領事館,其中的5人闖入日本領事館時,被中國武警帶走,事件引起外交風波,最終中國妥協。自此邊境附近的領事館都嚴密布防。2005後,有部分脫北者經過中國逃到蒙古尋求庇護,不過路途崎嶇,須經過沙漠地區,不少人途中已被中國公安攔截。2008年後,有脫北者從東北走到雲南,再經老撾到泰國尋求庇護。中國公安曾追尋脫北者,從而搗破這條路線。2013年,有9名14至20歲的年輕人到老撾後被當地警察發現,可是遭北韓領事館職員干涉,他們最終被遣返北韓。

S: 脫北失敗被遣回北韓,面臨什麼懲罰?

O: 他們大多會被送教化所和勞改營,亦即坐監,懲罰輕重,與他們離開北韓後的行為有關。若只是到中國境內工作或是尋找食物,大概會判處幾個月勞改,若曾接觸境外人權組織或是其他國家的領事館,懲罰就重得多,或遭酷刑甚至死刑。根據聯合國統計,現時在中國生活的脫北者約有10萬至20萬人,若要懲罰他們的家人,數字可達數十萬人,北韓政府也難承受,因此甚少懲處。若脫北者不是高調離開,仍可與家人聯繫,寄生活費回北韓。

S: 成功脫北後,他們的生活怎樣?

O: 即使脫北成功,他們也未必能過安穩的生活。大部分脫北者到南韓生活,失業率和自殺率遠比南韓人高。南、北韓雖然都是說韓語,但口音始終有別,即是首爾和釜山所說的韓語口音也不同,因此,南韓人對北方口音存有戒心。脫北者尤其是中年人,很難融入當地生活,他們主要從事3D工作,即Dirty(骯髒的)、Difficult(困難的)和Dangerous(危險的)。年輕人則可再接受教育,較易適應。當中有部分人接受人權組織的幫助,融入社會。也有人完全脫離脫北者群體,重新生活。

S: 脫北者有何共通的社會背景?

O: 脫北者當中有七成是女性,因為在北韓的社會制度下,每人獲分配工作,受到工作單位的監控,而女性則因生育等原因可容易離開工作崗位,加上中國農村的男女比例失衡,不少女脫北者嫁給中國農民,也有部分人被「販賣」到色情場所工作,她們無力反抗蛇頭和犯罪分子,大多在中國停留幾年後,再輾轉到其他國家。

S: 金正恩權力已鞏固,對脫北情況有何影響?

O: 金正恩上台後;不斷製造外部威脅,藉此控制內部局勢,鞏固其政權,他可以頒布戰時狀態,調遣軍隊,限制人口流動,亦加強邊境布防,調派軍隊駐守,熱門外逃地區更安裝警報系統,以阻截外逃。一直以來,中國邊境的人民都願意幫助脫北者,但近年,中國公安推出懸紅計劃鼓勵市民舉報脫北者,在這局勢下,北韓人更難逃離,但派駐外地的北韓人脫北可能成為未來的趨勢。早前,寧波北韓餐廳「柳京」的13名北韓員工逃到南韓是個例子。

訪問《南海》作者Billy Hayton:「保持克制」應成為南海各方共識

7月12日,久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南海仲裁案”由“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庭宣布了仲裁結果。仲裁庭指,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對“九段線”內資源並無“歷史權利”;所有南中國海的島礁(包括“太平島”)均屬於“巖礁”而非“島嶼”,因此不以之主張“專屬經濟區”。仲裁庭指責中國在爭議島礁海域的人工築島活動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精神不符,中國阻止菲律賓漁民在相關爭議海域捕撈作業的舉動,亦是侵犯了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海洋權益。

上述結果幾乎全數肯定了菲律賓訴訟的立場,對中國非常不利。對此,中國官方質疑仲裁庭受理該案的法理基礎,並對整個仲裁過程和仲裁結果堅持“四不”原則: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相較而言,菲律賓方面就對仲裁結果反應較為低調,並表示希望與中國進一步協商。美國方面則呼籲各方遵守國際法,並加強了其在南中國海的軍事部署。

在仲裁結果公佈後,筆者于第一時間採訪了英國智庫“Chatham House”研究員、亞洲問題專家Billy Hayton。Hayton長期對東南亞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局勢保持關注,在2014年曾出版《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一書,對南中國海紛爭的歷史背景和當前狀況都做出詳盡分析。今次採訪分為三個部分:“歷史回顧”“中國的南海戰略”以及“仲裁之後”。

歷史回顧

沈:如何對比目前南中國海局勢與上世紀70年代中越在此發生海戰的情況?我們是否正在面對一個比當年更危險的局勢?

Hayton:我認為今日南中國海發生衝突的機率小於上世紀70年代,因為一旦軍事衝突爆發,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而中美兩國都明白這個道理。接下來可能會遭遇長期的“邊緣策略”(brinkmanship),但各方會避免發生公開軍事衝突。

沈:你如何看待“歷史因素”在南中國海爭端中的重要性?

Hayton: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戰略謀劃與其“歷史權利論”密切相關。中國官方一貫立場是,南中國海“自古以來”屬於中國,而根據這一邏輯,南中國海範圍內的資源開採、島嶼建設和海軍巡航等都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特權。

中國的南海戰略

沈:“九段線”的法律性質,你認為中國本身是否對此有既定的認識和戰略利益?
  
Hayton:有分析建議中國將“九段線”法律地位明確化,我反對這一建議。如果中國現在宣布“九段線”為領海線,那麼它將必須決意捍衞這一誇張的立場,這一做法和後果都是難以想像的。目前最好的情況是,中國能夠在保持“模糊處理九段線”的同時,低調地將其國內海洋法律與國際法靠攏。
  
沈:南中國海對中國的戰略利益是什麼?中國會把“對九段線內島嶼即整個海域進行全面管治”,作為其最終戰略目標嗎?
  
Hayton:中國對“九段線”內的一切都宣稱擁有“歷史權利”,這一認識已經固化,而目前我們也看不到中國官方放棄上述主張的跡象。一種可能性是,中國官方不放棄這一主張,但在實際上與東南亞國家達成“維持現狀”的妥協。事實上東南亞國家內部在處理南中國海爭議時就是如此。
  
沈:在“民族主義”和“戰略利益”的考量之間,你認為哪一方面對中國的“南中國海立場”更具有決定性?
  
Hayton:在政府眼中,二者其實緊密相關。在東南亞國家面前中國很難做出讓步,中國其實一直在尋求美國的認可和戰略保證:一方面中國試圖尋求美國認可自己的“大國地位”,另一方面需要確保美國不威脅中國在南中國海海域的海上交通安全。同時中國在該區域的核心利益還有台灣。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局勢就會變得相當複雜。
  
沈: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南中國海政策和其他外交政策(如“一帶一路”“新型大國關係”)放在一起看,你是否認為“崛起的中國”正向外界展現一個統一的外交大戰略?
  
Hayton:我認為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中國希望與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美國奧巴馬政府也一度有過積極回應,但現時美國不再支持這一論述了。目前,南中國海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其實兩國都可以把這一問題放在更宏觀的外交層面考量,例如可以在其他政策領域做出進一步戰略保證和妥協,換取目前南中國海局勢的穩定。當然,這並不容易。
  
仲裁之後
  
沈:如何評價中國的“四不”態度?
  
Hayton:中國本可以參與仲裁庭的組成,指派一名仲裁員並在另外三位仲裁員的人選上表示意見。這一不利於中國的仲裁結果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是締約國,因而對中國具有法律約束力。
  
沈:你認為這一仲裁結果對於中國、菲律賓和美國而言,勝負幾何?
  
Hayton:具體結果是一邊倒,中國全輸,菲律賓全贏。而美國在此區域“自由航行”的利益也被仲裁結果保障,因此美國也是這次仲裁的贏家。
  
沈:你對南中國海未來的局勢怎麼看?中國、美國、東南亞國家會怎樣應對新局面?
  
Hayton:本次仲裁結果本身並沒有涉及“九段線”背後的主權爭議問題,接下來各方想必會另外談判解決主權爭議。短期內,“保持克制”想必是各方的共識。《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可以為南中國海局勢穩定提供較為清晰明確的行為指南,也利於各方明確自己的意圖。東南亞國家長期對中國的戰略意圖抱有擔憂,因此才會依賴美國“重返亞洲”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中國可以進一步表明其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態度,那麼東南亞國家面對的戰略不確定性也會減小,他們對美國的依賴也會減小,這對中國而言其實利大於弊。

本文由國際關係研究協會沈旭暉策劃,黃思維筆錄,略有刪節

大公報 2016年8月6日

2016年8月5日星期五

姜皇池教授與太平島:學者捲入國際政治的悲哀

國際仲裁法院判決「太平島」並非「島嶼」一事,台灣一位著名國際法學者深陷漩渦中心,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他本人則大呼冤枉。細節所反映的,除了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互動,也是學者的悲哀。

事件的起因,是去年4月在台灣英文報章《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出現了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姜皇池的署名文章,文中指馬英九政府的南海政策不夠理智,台灣當局對太平島的巨大投入在戰略回報、國際影響力等方面都收效甚微。

是否認同上述觀點並不重要,重點是姜皇池在文中就太平島的「軍事補給站」價值提出如下質疑:

「太平島上別說是用油與食物,以往尚有淡水可供飲用,但經歷數十年不斷抽取,如今連用水都需從台灣運去!除陽光與空氣外,所有一切所需,均待外援, 豈有能力做為中繼站,協助補給往來軍艦?」這一論述,在當時並未引發台灣社會反響,但我們不得不佩服南海仲裁案中菲律賓代理訴訟律師之「細心」,菲方代表 去年底在仲裁法院口頭辯論陳述時,居然找到姜皇池文章中所言作為論據,指「太平島並無淡水,自然不可支持人類生活,因此不可算作島嶼」。這一段插曲,在仲 裁法院最終作出不利於台灣主張的裁決後被媒體挖出。

最令人意外的是,在台灣一場關於南海仲裁案的座談會上,前總統馬英九居然也不點名批評「台灣大學某教授」,稱其於《台北時報》的言論「沒有一句話是真的」,卻正中菲律賓下懷,被菲方律師反覆引用,明顯指姜皇池的文章給菲律賓口實,造成台灣的被動局面。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也在社交網絡發帖,直接稱姜皇池為「賣台賊」,批評他主張「太平島是岩礁」云云。至於泛藍陣營的網站,也一律以類似大陸「小粉紅」的風格,對姜皇池口誅筆伐、人身攻擊,水平不堪入目。

但只要我們仔細回顧前述過程,尤其是結合仲裁法院判決書,卻不難發現馬英九以及國民黨對姜皇池的偏見。根據姜皇池自己的說法,《Taipei Times 》的文章是媒體翻譯自他於《蘋果日報》的另一篇文字,期間翻譯出現過分簡化,扭曲了本意,又被菲律賓律師過渡演繹,方出現種種誤解。當然,這類文字之爭往往是無頭公案,但無論是《蘋果日報》的中文原文,還是《Taipei Times 》的英文譯本,姜皇池都沒有說「太平島是岩礁」;他強調太平島曾有淡水,而沒有指島上現無淡水;目前太平島駐守士兵的日常生活物資(包括淡水)需從台灣運輸過去,也是公認的事實。

在仲裁法院給出的裁決書中,於584段和615段等處皆明言「太平島存在淡水」,同時判決書隻字未提姜皇池的文章。最終判定太平島是「岩礁」,乃是出於其歷史上未能有條件供人「長期居住並維持本身的經濟生活」,仲裁書另有篇幅對這邏輯予以闡述,是否合理是另一回事,但實在與姜皇池無關。

姜皇池忽然聲名大噪,更多是馬英九和國民黨的事。畢竟,太平島是國民黨政府過去八年投入巨額資金、資源的「形象工程」,馬英九卸任前不顧美方反對,親自登島表態,就是希望留下一筆政治遺產。蔡正元給姜皇池扣上「深綠」帽子,用意不言自明。民粹面前,人人平等,本身也是國際法學者的馬英九,自不例外。哀哉。

小詞典:《Taipei Times》

台灣較有影響力的英語紙媒,成立於1999年,屬台灣自由時報集團旗下,在公眾眼中有親綠營傳統。《Taipei Times 》作為台灣有數的國際媒體,在國際社會有一定影響力,也是台灣人讓世界了解島內局勢的重要平台。

2016年8月4日星期四

白馬非馬 太平島非島

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後,國際法學者最感興趣的始終是一個學術問題:究竟「島」的定義如何界定?本欄早前曾就太平島和沖之鳥島的島嶼地位之辯有過論述,而今次常設仲裁法院判決「太平島是岩礁而非島嶼」,可謂顛覆了我們原來的認知,也很可能顛覆未來國際關係的發展。

在長達500頁的判決書中,仲裁庭用了大量篇幅處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的條文解釋。根據《公約》中第121條「島嶼制度」對於「島嶼與岩礁的差別」闡述,關鍵在於那地方能否「維持人類居住」和「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然而究竟怎樣界定「維持居住」和「經濟生活」,卻無進一步說明,也就為各爭議方各自表述。

今次判決書首次正面、詳細對「島嶼」的概念作出釐定(判決書第539至551段):

第一,「島嶼」的判定以「自然狀態」為基礎,不將任何「人工改造」後的情形列入判斷依據;

第二,所謂「維持人類居住」是指「存在一個穩定的社群,可以該島作為家園繁衍,並享受該島嶼之專屬經濟區的經濟權益」;

第三,「本身的經濟生活」是指「圍繞島嶼本身展開的經濟生活」,而非「島嶼周邊水域的經濟活動」,亦非「純粹依賴外界支撐的島嶼經濟活動」;

第四,上述兩個關鍵指標都是指島嶼本身的「能力」(capacity),而非「現狀」,因為目前各國都有「通過改變島嶼現狀來強化己方主張」的趨勢,因此更依賴歷史記錄和自然狀態做出裁決。

假如真的根據上述裁決的字面解釋,太平島作為「島嶼」的法理依據確實薄弱:無論是「自古以來」的漁民,還是當前駐扎在島上的官兵,均尚未有成為太平島上穩定生息繁衍的社群,亦未能完全實現太平島本身的經濟生活。然而,正如不少國際法學者指出,上述解釋十分嚴苛,一旦將這解釋適用於其它地方,不少「島嶼」都會被除名。日本一直主張的「沖之鳥島」自然無可能是「島」,日本目前圍繞沖之鳥的經濟專屬區主張會完全崩潰,雖然一直也沒有多少國家公開承認。

更重要的影響,在於沒有簽署公約的海洋大國。例如美國兩面臨海,海洋權益廣布兩洋,太平洋散佈的不少島嶼都被美國用以規劃專屬經濟區,但根據仲裁庭上述定義,美國位於太平洋中心地帶三個擁有專屬經濟區的「島」,都缺一律乏法理依據:莊士頓環礁(Johnston Atoll)、帕邁拉環礁(Palmyra Atoll)和金曼礁(Kingman Reef)都沒有常住人口繁衍,更沒有自己的經濟生活,假如美國認同上述定義,海洋權益將蒙受巨大損失。另一大國俄羅斯的濱海邊疆區海參崴附近海域有眾多岩礁,不少從未有人居住,若根據裁判法院解釋,這些海域也沒有專屬經濟區的主張。

看到這裏,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一點:法院的判決,在現實政治層面是不可能執行的,無論是中國、美國、俄羅斯還是日本,都只會繼續自己定義「島」「礁」。法官們嘗試排除現實政治對法律本身的影響,作出「激進」(或「最符合學術定義」)裁決,卻在實際操作層面大大壓縮了迴旋空間。本來,國際法作為「軟法律」,條文模糊,可操作空間大,才可以與外交實踐有機結合。然而水清則無魚,由於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執行,反而令國際社會對國際法的尊重打了折扣。

小詞典:《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聯合國於1956、1958和1973年召開的三次海洋法國際會議達成的決議文件(即公約文本),規定了處理各國海洋權益的基準,確立了領海、專屬經濟區等重要海洋法概念,被稱為「海洋憲法」。注意美國並非簽約國。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平行時空的荷蘭大選:歐盟瓦解的最後一根稻草?

昨天談及荷蘭極右政黨自由黨(PVV)的崛起,而與歐洲其他極右政黨 相比,自由黨的發展可謂一帆風順。2005年,黨魁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憑一己之力創黨後,就在次年大選中率領自由黨奪得荷蘭議會的9個席位。2010年大選,自由黨勢如破竹,再得到15個席位,在荷蘭議會共 佔有24席,已成為國內第三大黨。2012年大選,自由黨失去9席,但仍舊是僅次於兩大傳統建制黨派的第三大黨。

值得注意的是,此刻自由黨在荷蘭的全國民望卻排名第一,而這一切也是源自同一源頭: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根據今年年初至今的民調,如果即時舉 行大選,在150個議席的荷蘭眾議院中,自由黨有望拿下30席以上,最高峰甚至可得到41席,假如成事,將成為荷蘭政壇的第一或第二大黨,對組建新一屆聯 合政府會起到決定性作用。

自由黨氣勢如虹,因為荷蘭民眾的反移民傾向已成為主流。根據同一民調,過半數荷蘭人反對歐盟的「分配難民指標」計劃,有八成以上受訪者認為「到達歐 洲的難民人群中有為數眾多的恐怖分子」。歐盟對難民問題束手無策、發生在鄰國比利時和法國的恐怖襲擊,都讓荷蘭人更堅定上述立場,也令民族主義重新興起。

在自由黨宣傳中,難民問題和歐盟問題是一體兩面,黨魁威爾德斯在英國脫歐大為興奮,並發表公開聲明,指荷蘭應效仿英國舉行脫歐公投(所謂Nexit)。

德國發生恐怖襲擊後,他感同身受,發表了不少政治極不正確的話,例如聲稱「伊斯蘭主義是洪水猛獸,歐盟全境應當禁止穆斯林進入。」這樣的政治宣言,自然讓不少左翼評論、自由派斥之為「法西斯主義」,但愈受批評,自由黨卻愈是認為自己說出了民眾心聲,聲望也愈批愈高。

荷蘭的下一次大選就在半年後的2017年3月,那會是歐盟一個關鍵日子。英國脫歐後拖拖拉拉,等待的正是其他歐盟國家效法搞脫歐公投,只要再有脫歐公投出現,甚至有荷蘭、法國一類國家投票脫歐,整個和歐盟討價還價的過程,就不再是英國單打獨鬥,而變成「脫歐陣營大聯盟」和「歐盟」的角力。屆時歐盟必然擔心出現骨牌效應,很可能主動作出變革、修改憲法、改變一些缺乏彈性的政策,以挽救整個組織,那才是英國和歐洲的雙贏。荷蘭大選必會為英國高度關注,原因全在於此。

小詞典: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與反伊斯蘭主義

荷蘭自由黨創黨人和黨魁,曾是「建制派」自由民主人民黨的閣員,因在處理移民相關的財政政策上與主流精英不和,遂自行創黨。他對伊斯蘭教及穆斯林長期持批判態度,甚至因此在2009年被英國拒絕入境,也屢屢因為批判伊斯蘭言論受到人身安全威脅。自2004年至今,他一直處於荷蘭警方保護之下。

2016年8月2日星期二

全球極右勢力崛起又一章:荷蘭篇

歐洲極右勢力政黨紛紛抬頭,英國獨立黨在脫歐一役大放異彩,法國國民陣線的勒龐已成為下一任總理熱門人選之一,但下一個可能改變歐盟命運的劇場,卻可能出現在荷蘭。荷蘭是歐盟創始六國之一,假如有一個極右政黨上台執政,對歐盟帶來的衝擊,只會比英國脫歐更甚。

在荷蘭政壇,兩大傳統建制派政黨分別是自由民主人民黨(VVD)和工黨(PvdA),都屬於政治立場相對居中的黨派,長期組成荷蘭聯合政府,構成荷蘭政治的超穩定結構。但荷蘭也有自己的新移民融合問題,早期針對的是荷蘭前殖民地的移民,例如蘇里南、印尼等,近年則同樣以穆斯林新移民為目標。

重看歷史,2002年可能是荷蘭極右勢力發展的分水嶺。當年荷蘭發生罕見的政治暗殺,受害人是極具個人魅力的極右領袖福爾特伊恩(Pim Fortuyn)。

福爾特伊恩有自己的政黨,是「出櫃」多年的同性戀者,但並沒有因為性取向而成為左翼代言人,反而經常挑戰荷蘭的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政策,談及不少涉及伊斯蘭教的社會禁忌,兇手則是左翼支持者。

事件引起全國譴責,民眾普遍反感兇徒行為,福爾特伊恩及後居然在一項網絡選舉當選「史上最偉大的荷蘭人」第一位,甚至壓倒荷蘭國父「沉默者」威廉,雖然代表性成疑,但卻成為極右政客公開獲得主流肯定的先驅。

福爾特伊恩之後,輪到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PVV)成為極右旗手。自由黨在今天荷蘭政壇極具影響力,但歷史並不悠久,源自2004年,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因為不能認同土耳其有加入歐盟的可能性(只是有可能性而已),宣佈與自由民主人民黨決裂創黨,隨後在2005年組織反歐盟憲法運動,促成荷蘭公投以62%否決歐盟憲法,一鳴驚人。

自由黨的政治主張和英國獨立黨、法國國民陣線等類似,都是以反移民、歐洲懷疑論為兩大主軸。在移民問題上,自由黨通過多種手段,針對移民問題發動宣傳攻勢,例如2007年在議會提出「禁止穆斯林人口向荷蘭移民」議案,2012年更設立網站,號召荷蘭人民將生活中「因中南歐移民而引發的問題」公之於眾。

這些行為在整個歐盟範圍引發巨大爭議,卻也令自由黨得到右翼主義圈子的「國際聲望」。對歐盟,Geert Wilders領導的自由黨更是第一天就持強烈批判態度,認為這一所謂「超國家」機制不斷蠶食荷蘭主權,以及荷蘭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控制力,在國家財政支出、社會福利分配、邊境控制、移民進入等事項尤為明顯。通過這些議題,自由黨不斷加強宣傳歐洲懷疑論,不經不覺間,配合到國際右翼興起、歐洲難民危機的大形勢,已成為荷蘭主流。提到荷蘭,我們不能只想到陳百祥和告魯夫,未來政壇的張力才劇力萬鈞。

小詞典:沉默者威廉 (William the Silent)

奧倫治家族貴族出身,荷蘭80年獨立戰爭(1568-1648)的主要領導者之一,1565年組建貴族同盟,反對哈斯堡家族對荷蘭(當時稱「西屬尼德蘭」)的統治,後來被西班牙派人暗殺。他被視為荷蘭國父,今天的荷蘭王室也有他的血統,荷蘭國歌是歌頌威廉,紀念銅像在台灣隨處可見。

2016年8月1日星期一

葡萄牙足球的國際關係情結

在2016年歐洲國家盃,葡萄牙擊敗東道主法國奪冠,也是葡萄牙大國腳首次獲得國際大賽冠軍。回溯歷史,葡萄牙於1966年首次出現在世界杯決賽周,憑球王尤西比奧一鳴驚人;後來在1989、1991年連續兩屆奪得U20世界盃冠軍,那是費高、雷哥斯達等領軍的「黃金一代」。其實今天這一隊雖然有C朗拿度掛帥,但球味反而不及那兩個年代的經典。不過不變的是,足球對今天的葡萄牙人異常重要,筆者剛到波圖足球博物館參觀,內裏有大量涉及國際關係的有趣故事。而我們要了解當下葡萄牙的足球盛世,一切也必須從國際關係開始,因為葡萄牙足球的傳統,與歷史上的「英葡聯盟」息息相關。

早在14世紀,英格蘭與葡萄牙王室就訂立正式的政治同盟協議,並發展至軍事聯盟關係,標誌性文件是1386年的《溫莎條約》,這成了歷史上為期最長的盟約之一。自此英國多次被捲入葡萄牙內政外交,例如在1640年,英格蘭協助葡萄牙從西班牙統治中恢復獨立;而即使葡萄牙在二戰保持中立,自身也屬法西斯政權,卻將位於亞速爾群島的軍事基地開放予英國及盟軍使用;到了1982年的法蘭克福群島戰役,還是一樣。葡萄牙足球俱樂部的建設模式與傳統,基本上就是從英國球會模式移植過來,而且因為英國的淵源,出現得比不少歐陸國家更早。例如波圖足球俱樂部就是一名當地酒商到英國旅遊後迷上足球,再回家鄉,依樣葫蘆建立的複製品。

聯盟歸聯盟,其實在19世紀末,葡萄牙和英國因為非洲殖民地問題關係變差,葡萄牙領袖也長期沒有太重視足球,直到戰後,才因為民族主義原因改變。當時統治葡萄牙的是1932年開始在位的獨裁者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他憑巧妙的外交手腕避過了二戰,卻也要面對國內追求民主的呼聲。為此,他以「三個 F」治國,分別是Fado (葡萄牙民俗音樂)、Fatima(傳說中聖母顯靈之地)、Futbol(足球),通過神權和「馬照跑舞照跳」的精神,維繫國家向心力,並炒作和西班牙的足球對決,以加強愛國教育。這段歷史,一篇在《獨立媒體》的文章有詳細介紹。

那時候,葡萄牙國力很弱,為了維持世界身份,對殖民地的控制反而有所加強,雖然英法等殖民大國紛紛解殖,葡萄牙卻反其道而行。不過與此同時,葡萄牙也開始實行歸化政策,讓殖民地精英在較短時間內取得葡萄牙公民身份,以解決本土的人才荒,今天來自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前葡屬殖民地的精英,已逐漸佔據了葡萄牙的黃金地段。而這政策也為薩拉查網羅葡萄牙殖民地足球精英提供了機會,例如領導賓菲卡蟬聯歐聯冠軍盃的教練Béla Guttmann巴西,他引入的尤西比奧則來自莫桑比克。

尤西比奧至今被視為全球歷來最佳前鋒之一,被譽為「黑豹」,是葡萄牙成為1966年世界盃季軍的頭號功臣,反勝北韓5:3一役尤其經典。但他全球成名後,薩拉查堅持把他留在國內,不讓他以當時的天價加盟意大利國際米蘭,這樣一來,令葡萄牙球員在沒有動力通過足球向外流動、脫貧,也令葡萄牙殖民地以外的球員難以進入本土,本來的黃金機遇,就被白白浪費掉。

1968年,薩拉查終於去世,他的法西斯式國家體制也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終結,這場革命也令葡萄牙帝國解體,殖民地紛紛獨立。雖然不少獨立殖民地的下場不妙,例如東帝汶立刻被印尼佔領,安哥拉、莫桑比克則倒向共產陣營,陷入長期內戰,但它們依然以葡語為官方語言之一,這是歷史難以磨滅的痕跡。至於在葡萄牙本土,足球俱樂部逐步脫離國家控制,葡萄牙職業足球聯盟Liga Portuguesa de Futebol Profissional (LPFP)在1978年成立,賦予各俱樂部極大自主權,包括場館建設、資金與球員引進等。這一自由化措施在十多年後收穫了巨大回報,也是今日葡萄牙足球盛世的基礎。

但即使如此,葡萄牙國家隊還是充滿薩拉查時代的遺跡,來自前殖民地球員的國腳至今還有不少。例如後衛Pepe在巴西出生、Eliseu母親是佛得角人、Eder和Pereira出生於幾內亞比紹、Sanches父母分別來自聖多美和佛得角,而除了巴西,這些非洲國家自己參加世界盃的難度很高。結果Fado、Fatima、Futbol依然是葡萄牙軟實力所在,也是通過前殖民帝國維持國際影響力的重要中介,中國也是看重這點,才在澳門成立「澳門論壇」,和全球葡語國家拉關係。雖然葡萄牙解殖解得不太光榮,但這些國家依然對葡國文化自豪,而且甚有歸屬感,再在足球場上彰顯出來,這也可算是這屆葡萄牙奪冠的意外收獲。

沈旭暉 Sportsoho 2016年8月

南海仲裁爭議:中國應退出《海洋法公約》嗎?

國際仲裁法院公佈南海裁決結果後,中國政府和民間反應激烈,《人民日報》高呼「一點也不能少」,微博世界成了愛國主義大集會,《環球時報》口誅筆伐之餘,甚至有文章建議中國考慮退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示對公約「不公正」之反對,認為為甚麼美國可以、中國不可以云云。幸好外交部發言人在7月12日新聞發佈會上,明確表示中國「維護《公約》」的立場,而中國若輕率退出《公約》,實屬弊大於利,即使是試探空氣的建議,亦屬不必。

在探討中國是否值得為南海爭議退出《公約》前,我們首先有必要了解《公約》的誕生背景與性質。目前我們習以為常的「領海」、「專屬經濟區」等關乎國家海洋主權、利益的概念,在17、18世紀時尚未成型。當時歐洲諸臨海國家對「海洋權益」的認識並不統一,例如荷蘭的國際法權威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就曾主張以國家海防大炮射程為限,射程內海域可行使一國主權(即「領海」),今天看來,籠統得幾近不可思議;至於東方世界對國際法的認知,更是非常近代的事,甚至到了今天,還是介乎理解與不理解之間。一旦沒有《公約》,就返回純粹弱肉強食的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海洋國領海宣示範圍從12海里至200海里不等,操作依然極為混亂,為了達成共識、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開始了為期三十餘年、涉及168國的協商談判,最終就「領海」、「專屬經濟區」、「公海」等劃界以及界內資源權益、紛爭解決機制等作出了規範。這就是今日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它因此亦被不少法學專家稱為「海洋憲法」。

當然,《公約》條文和其他國際法條文一樣,在談判、誕生期間,經過了各方的激烈爭辯與妥協,並非盡善盡美,且與各國自身利益可能存在衝突,因此各國對公約的質疑也一直存在。美國作為公約最初的積極倡導者,至今仍未通過國會批准加入,因為不少議員擔心《公約》將公海海底資源視為「人類共同財產」,可能損害美國海洋利益,甚或被蘇聯及其衛星國利用。美國的態度被國際社會廣泛批評,特別是冷戰後進一步依然故我,也是中國認為《公約》可輕視的原因之一。然而,美國沒有加入《公約》(及退出好些國際機構)的後遺症,正正足以作為中國的參考。例如在國際法層面,美國指責中國在南海「違約」,就因其身份而底氣不足,並失去了以國際法之名行事的不少機會。一旦中國主動退出《公約》,只會全方位失去一切道德高地,和美國的角力也失去支點,更難迴避美國的船堅炮利,也會被拿來和昔日「軸心國」退出國際聯盟、最終發動二次大戰相提並論,而沒有任何實質好處。亞太各國也會以此加強宣傳「中國威脅論」,顯得願意尊重國際法的其他區域大國會乘勢和東盟諸國合作,中國外交只會陷於全盤被動。

有一派聲音認為,目前的國際法都是昔日的勝利者強加於人的,今天中國強大了,有利自己的就應守、「不合理」的就不必守,否則永遠只是玩別人的遊戲。這態度,正是所謂「現狀挑戰者」(status quo challenger)的基本邏輯,也是中國一直極力避免得到的標籤。只要中國退出《公約》,效果只會比美國從未加入更差,因為那代表否定從前加入《公約》時承認的國際秩序。這種要推倒重來的意味,正是國際社會最顧忌的。就算真的對某些條文不滿,目前機制賦予了不少提出保留、豁免的空間,大可利用,不必牽一髮動全身,而中國也一直懂得這類運作,因此早就在加入《公約》時戴上「頭盔」,並在十年前向聯合國提交書面聲明,說不接受仲裁解決相關爭奪,並主張談判協商解決。

更重要的是,同一條《公約》,其實也為中國帶來了諸多重要海洋權益,及相關的制度性保護。例如《公約》規定公海海底資源可由全球共同開發,這其實就是保障了那些目前遠洋開採技術相對落後的國家,包括中國。根據《公約》,「國際海床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作為聯合國分支機構之一,專門負責協調專屬經濟區外海域深海的資源開採。1991年,中國作為《公約》締約國,在國際海床管理局下,註冊並獲分配15萬平方公里的開闢區,並獲得其中7.5萬平方公里的專屬勘探權,以及優先商業開採權。這片區域即是中國經過精心挑選、富含金屬礦物資源的「寶地」,中國的相關權益亦受《公約》保障。2011年,中國又與國際海床管理局訂立合同,獲得西印度洋海域1萬平方公里海床的專屬勘探權。此事一度引起印度不滿,但中國以《公約》權益保障機制作為理由,駁斥了印度的立場。因此,總不能輸打贏要。隨著中國遠洋勘探、深海採礦技術的不斷進步,上述種種因《公約》締約國身份得到保障的海洋權益,在未來都將被充分利用。如果中國退出《公約》,在未來的深海開採權益上的損失,或難以估量。

事實上,即便是面對目前南海的情勢,中國仍然可以以《公約》締約國身份發聲,而這正是中國政府近期官方立場所在:中國政府固然可以質疑此次裁判的正當性,出發點卻慢慢落於「維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尊嚴」上,而不是要否定《公約》。這樣或可變相奪回國際社會的道德高地,從而對沖不利裁決對中國造成的負面影響。早年中國還會批評西方的「民主」、「自由」概念,但近年越來越懂得「尊重」同一套詞彙,只是掏空其內涵、再以自己的方式演繹,爭取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和道德高地,這套攻略,其實也適用於中國看待國際法的態度上。

說到底,國際法並非艱深得不能理解,只要中國決心玩這個遊戲,培訓大量專才,像百年前的日本那樣,以最學術的態度處理國際法(例如日本對「尖閣列島」主權的理據就完全是參照國際法度身定制),肯定很快能發現目前體制的漏洞,並利用這些漏洞,為自己的國家利益服務,屆時合情、合法、合理、更合利,才是王者之道。純粹的力量崇拜者或許對此不屑一顧,然而今日國際社會,早已不再是純粹憑藉肌肉發聲的時代。所謂「國際法」、所謂「外交」,潛龍勿用,道可道非常道,其中巧妙,正在於此。提議中國退出《公約》的評論,完全有百害而無一利。難怪連《大公報》也發表署名文章,呼籲警惕相關提議,這種事隨便亂說亂提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8月

德國難民政策:默克爾的理想與現實

德國一周內發生4宗恐怖襲擊,雖然不是所有都與新移民、難民或穆斯林有關,但已足以令這個歐洲大國人心惶惶,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尤其面對壓力。根據德國統計部門的數據,單在2015年,德國就接收了超過100萬難民,其中大部分來自敍利亞。

默克爾最初對難民採取「無條件歡迎」立場,在邊境不設檢查站,民意最初也傾向支持,民眾紛紛捐款捐物。然而,政策實施半年後,德國社會經濟的承載力 即受到明顯挑戰,各州長官和市民都開始質疑默克爾的智慧,默克爾的口風也不得不稍作收緊,但本質並未改變。評論開始視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為一場政治豪賭,但 背後的文化和經濟原因,同樣不能忽視。彭博資訊時事評論員別爾希斯基(Leonid Bershidsky)曾於去年撰文,談及德國難民政策的歷史因素,就是很好的切入點。

根據上文和不同德國學者的理解,例如研究難民問題的本德爾(Petra Bendel),我們不難發現二戰時期納粹黨的所作所為,成了德國民眾和政治家的共同傷痕,令德國社會長期對難民抱有一種「Welcome Culture」,潛意識希望以此來贖罪,就像德國對以色列特別謹慎客氣,也有這種情結在內。今天國際社會處理難民問題的基本綱領《1951難民地位公 約》,背景正是二戰期間,猶太人為躲避納粹種族滅絕而流落歐洲;目前德國社會不少民眾本身,即是當年的難民。因此善待難民,算是一種戰後共識。

「西德大愛」受惠者

二戰後,德國長期接納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及其後代,德國社會也成立各類幫助新移民融入社會的NGO,他們一方面累積了相當社會服務經驗,另一方面也 成了社會的重要持份者。敍利亞難民危機出現後,眾多本地NGO及志願者積極在各個難民營開設語言課程,提供各類社會救濟服務。當然,在右翼團體眼中,這些NGO為進行「可持續社運」,才以本末倒置的眼光看待難民問題,是否屬實,可自行判斷。同樣因為納粹的歷史,難民、種族等議題長期成為德國政治的紅線。德 國明斯特大學(Muenster University)的移民問題專家特蘭哈特(Dietrich Thranhardt)認為,德國保守派不會輕易打「難民牌」,與英法等國的政治氛圍形成鮮明對比:當歐洲政壇都以難民問題作為攻擊政敵的突破口時,德國 依然把這類舉動視為極端主義。

德國戰後政治文化是政治正確當道,任何被指為「新納粹」的傾向,都會成為眾矢之的。而極右派長期被邊緣化,不少文化符號不但成了禁忌,甚至是違法, 都構成一種潛在大反彈的危機。德國萊比錫大學最近公布了一項備受爭議的調查,說每10個德國人就有一人渴望「Fuhrer」(元首)回歸;其實無論方法論多麼有問題,這類調查提及當年希特拉的頭銜「Fuhrer」,放在10年前已是匪夷所思。

至於默克爾本人在東德成長的背景,也是理解其難民政策的另一源頭。默克爾在東德親歷柏林墻倒塌、兩德統一的過程,再成為全德領袖,某程度上,正是「西德大愛」的受惠者。美國國際政治學者John Harper認為,默克爾政府對難民的態度,與德國統一的歷史息息相關:當年東西德之間存在巨大的社會經濟差距,也有呼聲要暫緩消化東德,但最終西德政府決意敞開大門,將社會財政資源大舉投向東德,幫助東德人重建家園、實現社會融合。這段歷史,不但成了德國的「道德領導力」泉源,也是默克爾及其同輩東德人的集體回憶。默克爾秉承當年西德接納東德的人道主義精神,竭盡所能對難民施以援手,同樣有確立「道德領導力」的意圖。

當然,在種種歷史文化因素外,德國的難民政策也包含現實經濟和外交的算盤。在經濟方面,德國政府通過引進外來勞動力,彌補本國勞動力短缺的歷史,可追溯至1960年代,當時德國與土耳其、各南歐國家等簽訂雙邊勞工僱傭協議,引入移民勞工,以發展製造業。今天德國人口進一步老化,引入難民身份的優質勞工,也是划算的安排。默克爾政府強調,德國無需為接納難民開支而徵稅,亦承諾財政收支平衡,因為難民的勞動力價值足以抵消一切。

加上難民潮的源頭雖然是敘利亞,他們進入歐洲的其中一個主要途徑則是土耳其,而正如本欄曾介紹,歷史上德土淵源甚深,尤其是兩國訂立勞務輸出協議後,土裔移民在德國社會的數量不斷壯大,赴德定居的土耳其人從1961年的數千人增長至如今上百萬人,加上後裔,土裔社群有近三百萬人,影響力不可小覷。假如德國及其主導的歐盟對難民關上大門,即相當於把難民推回土耳其,德國的土裔社群固然不滿,也不符合德國的外交利益。土耳其政變後局勢急變,那是另一回事,或許令德國改變難民政策少了一重顧慮,亦未可知。

不少評論期望默克爾在連環襲擊後,改變難民政策,其實在她的立場而言,迴旋空間實在頗為有限,反正目前德國未有其他有足夠威望的領袖挑戰她的個人地位,唯有希望民間反彈慢慢平息。問題是德國民意的逆轉究竟是長期,還是短期?德國社會對難民的承載力畢竟有上限,恐怖分子以難民身份混入、並發動恐怖襲擊的可能性也已得到驗證,加上全球右傾,英國脫歐,歐洲各國本土派坐大,這些都令德國善待難民的傳統面對結構性挑戰。假如類似襲擊「只是」法國那樣,半年「才」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震憾,德國戰後根深蒂固的反納粹圖騰,還能持續一陣子,但假如襲擊繼續密集出現,震憾強大得足以抵消一代人的納粹記憶和統一回憶,整個德國政壇的權力結構,都會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會發生,但誰能保證德國不是下一隻黑天鵝?

小詞典:日內瓦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聯合國為處理二戰後歐洲難民問題,而於1951年在日內瓦達成的國際公約。它提出了難民的定義、資格確定條件和享有的權利,成為歐洲各國救濟難民的法律基礎。1966年,聯合國在《難民地位公約》基礎上,新訂立《有關難民地位的議定書》,將處理難民問題原則的適用擴大至全世界。

國際關係與家族政治

2016年是世界範圍內的大選年,除了萬眾觸目的美國大選、英國公投,中美洲小國尼加拉瓜也在進行大選。這次選舉最特別之處,在於現任總統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提名其妻子為副總統候選人,如若成事,則將上演「總統夫妻檔」。除了尼加拉瓜,在當代政治史上類似把國事變成家事的例子還有不少,我們不妨一併回顧。

奧爾特加本人的從政經歷可謂幾起幾落:上世紀70年代,他領導抵抗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 推翻尼加拉瓜右翼獨裁政權,建立左翼軍政府,不過在80年代受到美國資助的反對派武裝抵抗,國內局勢不穩,導致90年代連任失敗。此後,他曾數次再度參選總統,都以失敗告終,直至2006年才,再度穩定總統寶座,並於2011年成功連任。2014年,尼加拉瓜國會通過議案取消對總統連任限制,是以奧爾特加今年準備再度參選。奧爾特加的執政風格帶有強人政治特點,內政外交強調獨立自主,兼打「穩定」牌,在民眾中確實享有一定支持率。

不過在尼加拉瓜國內,奧爾特加的曝光率其實並不如他的妻子、現尼加拉瓜政府首席發言人穆里略(Rosario Murillo)。穆里略每天代表政府在電視新聞上頻頻出鏡,作風高調,喜好濃妝艷抹,尼加拉瓜民眾對「第一夫人」的直觀印象,比對總統本人更深。穆里略也絕非「花瓶」角色:她本人是詩人,掌握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英語、法語,並能閱讀德語,早年又曾參加過「桑地諾革命」,可謂能文能武。穆里略有此種軟實力和超高的人氣,奧爾特加將之提名為副總統,顯然是希望她能為自己三度連任助力,而外界觀察普遍認為,這一策略很可能湊效。

除了尼加拉瓜,在南美洲還有一個不時由夫妻主政的國家:阿根廷。上世紀40年代,阿根廷軍方將領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推翻前政府建立新政權,自己成為新任總統,而他的妻子伊娃.庇隆(Eva Perón)就出任勞工部長一職。伊娃.庇隆出身貧寒,她以此為優勢協助丈夫團結阿根廷社會中下層,本人在阿根廷享有極高的聲望,也在實際上擁有相當大的決策權。在50年代初,伊娃.庇隆還遠赴歐洲為阿根廷在二戰中的中立角色做宣傳,成為阿根廷軟實力外交的操盤手。她本人被成為「庇隆夫人」,與丈夫搭檔治國的經歷也成為一段傳奇,已成為永遠的國母。

庇隆夫人在1952年去世,年僅33歲。胡安.庇隆後來又娶伊莎貝爾.庇隆(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為妻,當1973年胡安.庇隆第三度參選阿根廷總統時,伊莎貝爾就以副總統身份與丈夫搭檔競選并雙雙成功當選。不過,1974年胡安.庇隆因病逝世,伊莎貝爾就接替丈夫成為了阿根廷總統,亦是阿根廷乃至整個南美洲歷史上首位女性總統。

在本世紀,阿根廷再次經歷了一段「夫妻總統」時代:2003年左翼領導人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éstor Carlos Kirchner)當選總統,而2007年基什內爾的妻子、阿根廷參議員克里斯提娜.費爾南德斯(Cristina Fernández)也成功當選總統,成為繼伊莎貝爾.庇隆之後阿根廷第二位女性總統。基什內爾夫妻二人身份對調,而阿根廷政府的權力,就牢牢掌握在二人家庭手中。

「家庭政治」的現象除了在中南美洲可尋之外,在南亞、東南亞國家也有存在。在上世紀80年代的巴基斯坦,出身於政治世家的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在於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比較政治學學位後歸國從政,並在1986年成功當選總理,亦是穆斯林國家中首位經由民選產生的女性總理。在從政期間,她致力於巴基斯坦的現代化改革,并積極為女性權利運動發聲,在國際社會都享有較高名望。但與此同時,貝娜齊爾的「親西方」政策,招致了巴基斯坦國內保守勢力的不滿,他們就不遺餘力地對貝娜齊爾進行抨擊。貝娜齊爾本人的政治操守或許難以指摘,但她的丈夫、後來成為巴基斯坦總統的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卻是眾人眼中的貪污份子,人稱「Mr. 10 percent」,諷刺他在任何經手的交易中都要抽取10%的手續費。在1990年至2004年期間,扎爾達里就多次因貪腐罪入獄,最後連累妻子布托流亡海外。

2007年,巴基斯坦政府對扎爾達里、布托夫婦簽署赦免令,二人回國并再度投身政治。可惜,當時擔任巴基斯坦人民黨聯合會主席的布托隨後遇刺身亡,丈夫扎爾達里就接任了黨主席職務,並於2008年成功贏得大選,就任巴基斯坦總統。與此同時,布托夫婦的長子比拉瓦爾.扎爾達里(Bilawal Bhutto Zardari)亦被任命為人民黨聯合會主席,他本人彼時雖然尚身在英國牛津學習,但就被指定學成后回國接棒父母的政治遺產。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動蕩之後,巴基斯坦的最高政治權力,又重新回到了扎爾達里家族手中。

今天的印度可謂南亞「民主政治」之典範,但在早年印度政治史上,家庭政治的痕跡依舊濃重。有著「印度鐵娘子」之稱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曾出任兩屆印度總理,而她本人即是印度獨立后首任總理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在年少時即擔任父親的私人助理,1959年更成功當選印度國大黨主席,并兼任父親尼赫魯的幕僚長。至1964年尼赫魯逝世,而一年後印巴邊境衝突中英迪拉就隻身親赴前線斡旋,贏得了印度國內廣泛尊敬。高漲的人氣和高明的政治手腕,讓英迪拉終於成功問鼎印度總理職位。在她執政期間,印度不僅實現工業振興,更獨立發展出核武器,登上大國舞台;然而她任內對反對派強硬的態度也被不少人視為獨裁。

執掌印度大權16年后,英迪拉.甘地於1984年慘遭暗殺。不過她的兒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隨即被推選為繼任總理。拉吉夫任內印度改善了與中蘇兩國的外交關係,同時 IT 產業也被提高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遺憾的是,拉吉夫本人最終亦如母親一樣殞命於暗殺。他的妻子索尼婭.甘地於1998年亦擔任國大黨主席,并在2004年大選中獲勝,她本人望出任總理,不過後者拒絕了這一職位,只是繼續保持了自己在印度國大黨內部的深遠影響力。可以說,尼赫魯家族至今仍然是印度政壇中舉足輕重的勢力。

在另一個南亞國家斯里蘭卡,「政治世家」亦扮演了重要角色。1959年,時任斯里蘭卡總理所羅門.班達拉奈克遇刺,他的妻子西麗瑪沃(Sirimavo Bandaranaike)臨危受命,領導丈夫一手創建的「斯里蘭卡自由黨」,並在1960年選舉中大勝。此後,班達拉奈克夫人就成為斯里蘭卡新任總理,并身兼國防、外交、宣傳等部門領導職位,成為世界上首位女性總理,亦是現代民主國家中首位女性民選實權領袖。班達拉納克夫人一生中三度出任斯里蘭卡總理,縱橫政壇40餘年,領導斯里蘭卡從英國獨立。她的女兒庫馬拉通加(Chandrika Kumaratunga)則「女承母業」,在1994年出任斯里蘭卡總統,同時兼任國防、財政和民族統一部門領導。庫馬拉通加夫人任內不僅振興斯里蘭卡經濟,更積極著手促進民族和解。這對母女可謂斯里蘭卡獨立后國家發展的奠基人,她們的事跡至今仍為斯里蘭卡人懷念。

最後,在東南亞的菲律賓當代史上也有一隻傳奇政治世家,即是阿基諾家族。在上世紀70年代,菲律賓處於馬科斯威權統治之下,而反對派領袖尼諾.阿基諾(Ninoy Aquino)在獄中和流亡期間都執著抗爭,被譽為「菲律賓民主之父」。1983年,流亡海外的尼諾.阿基諾獲准返國,但在機場遭暗殺,引發菲律賓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與斯里蘭卡班達拉奈克夫人類似,尼諾.阿基諾的妻子科拉松(Corazon Aquino)繼承了丈夫的遺志,隨後宣佈參選總統。當時威權領袖馬科斯通過舞弊宣佈勝選連任,但菲律賓人民和部分高級軍官將領都不認同馬科斯政權,轉而支持科拉松,並於首都發起「人民力量革命」。最終馬科斯流亡,而科拉松則出任菲律賓、乃至亞洲首位女性總統。再後來,科拉松的兒子貝格尼諾.阿基諾(Benigno Aquino)亦出任菲律賓總統,即今天我們熟悉的「阿基諾三世」。

從上述中美洲、南美洲、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家族政治」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出,即便在民主政治制度之內,政治世家扮演的角色依舊可以相當顯赫,而開篇述及尼加拉瓜可能出現的「夫妻檔總統」則是這一形式演繹到極致的表現。回顧發達民主國家如美國,克林頓家族在政壇的影響力亦可見一斑,而韓國現任總統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亦曾擔任韓國總統長達18年。這類「權力的遊戲」,背後的邏輯往往可放諸四海。

沈旭暉、黃思為 《南風窗》2016年8月

悼念吳建民大使,和他的理性外交

6月18日,中國前駐法國大使、資深外交官吳建民在武漢遭遇車禍,不幸離世,引起外交界極大震撼,筆者所屬的通訊群組,就有海量評論。吳建民是中國當代外交界最著名的「鴿派」代表,不少國外觀察分析人士認為他是中國當代「最理性」的外交家。事故發生後,各方紛紛哀悼,其中不乏吳建民生前與之長期辯論的「鷹派」中人,當然也有種種陰謀論傳出,不過都是捕風捉影而不足信。反而是「吳建民現象」本身,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吳建民早期曾為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擔任法語翻譯,1971年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的第一批代表,並先後擔任中國駐比利時、荷蘭、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大使,專業範疇是一名「歐洲通」。他並沒有像基辛格那類外交官或學者,提出自己著作等身的理論,不少發言都是出於個人經驗的分享,圍繞提綱挈領的大題目、而缺乏微觀數字和建言,但我們也可歸納出「吳建民外交思想」的四大支點:

一、 吳建民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國際發展的主流,戰爭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包括在面對主權問題時,都屬於不明智的選擇。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從中美「權力轉移衝突論」到南海問題,吳建民始終堅持「合作共贏」,貫徹鄧小平時代的「共同開發」原則,而否定戰爭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這觀點是他被眾人視作「鴿派」的主要原因。

二、 對當代中國的發展戰略,吳建民始終強調對外開放的重要性,不認同任何鎖國行為。他認為中國在近代一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缺乏對外界了解,因而落後於人而不自知;而在毛澤東時期,因為毛個人國際視野有限,對「對外開放」之於中國的重要性未有深刻認識,才讓中國經歷了種種人禍。作為親歷者,他喜見上述狀況在鄧小平時代得到顯著改善,「改革開放」讓中國逐步融入世界,而中國近年崛起,正得益於與世界接軌,而不是相反。因此無論中國與其他國家出現甚麼政治問題,他都主張維持其他層面的密切交往,這被左派批評為「為美國操控的全球化時代背書」。

三、 吳建民認為,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後提出的「韜光養晦」大戰略,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儘管今天中國領導已不再談「韜光養晦」。具體而言,吳建民反對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冒進主義」,多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中國無意與美國爭霸」,並引述前總理溫家寶的話說「韜光養晦至少要管一百年」。這態度被很多鷹派視為「軟弱」,更有激進者抨擊吳建民為「漢奸」。其實嚴格而言,「韜光養晦」總有一個盡頭,吳建民不過不認為在可見將來,中國具備爭霸的能力,而不是根本否定有朝一日「需要」爭霸,因此並非自由主義者。不過對民族主義者而言,這已是「長他人志氣」的雜音。

四、 吳建民對民族主義非常警惕,意識到近年中國和全世界範圍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抬頭,近年對此頻頻發聲,指出「民粹主義會導致從政者被民族主義綁架,喪失理性」,而這一情況一旦成為事實就極危險。吳建民認為,「民粹主義的本質是反對改革,民族主義的本質是反對開放」,這一觀察,正是吳建民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的主題。然而客觀事實是,中共需要民族主義的圖騰,來得到民眾授權、確立管治的合法性,特別在信仰真空、經濟增長日漸放緩的今天,民族主義只會越演越烈,因此吳建民在體制內的地位,也只會越來越被邊緣化。

吳建民與其他外交部官員一個顯著的差異在於,他不僅在任時堅持上述四點理念,卸任後比從前更積極發聲,不斷通過「次軌道外交」(或雙軌外交)踐行上述主張。2003年,他卸任後出任外交學院院長,親自開設「交流學」等課程,希望把上述理念升格為一門學科。他是第十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席,曾任國際展覽局主席,而後者是統籌世界博覽會的跨國組織,總部位於法國,吳建民成為了這一機構首位來自中國的主席,別具象徵意義。

最令廣大網民難忘的是,退休後的吳建民以敢於介入公共辯論著稱,成了中國外交界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份子,用今天的網絡術語,也是一位「KOL」。吳建民不僅勤於著述、長期奔波各地演說,更不介意在公共媒體平台上與「鷹派」學者、評論員唇槍舌戰,而這是網民最愛討論的茶餘飯後話題。2014年,吳建民與解放軍少將、著名「鷹派」代表羅援在鳳凰衛視就「中國外交形勢及戰略」激烈辯論,將「鷹鴿之爭」推向高潮;今年4月初,吳建民在演講中批評《環球時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誤判世界形勢、不利於中國外交,隨後《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以「媒體鷹派」自居,在互聯網上反駁吳建民的觀點,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吳建民遇上致命車禍,與他馬不停蹄四出演講、工作至深夜的作風,連司機也勞累不堪,似乎有直接關係。

事實上,吳建民也好、羅援也好,都遠離中國外交決策階層,都不具備直接的政策影響力。然而他們的官方聯繫,也讓中國官方得以利用這兩極測試空氣,傳遞不同訊息,以便自己作出政策評估。因此,中國外交的「鷹鴿」兩派,其實是互為表裏的存在,都是負責在不同形勢需要時予以平衡。無論是羅援、胡錫進,還是其他曾在各種場合公批駁吳建民觀點的鷹派大老,紛紛表示為失去一位「諍友」而惋惜,並稱與吳建民「君子和而不同」,反對媒體藉機炒作。從中除了可以看出吳建民生前的儒雅和風度,也反映了兩派其實沒有真正的利益要捍衛,頂多只是爭奪讀者而已。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江雨就對吳建民的思想遺產作出精闢總結,指出吳建民對中國當代外交的意義,正是在於「制衡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吳建民去世後,要找另一位有份量的外交官、又願意走這條路線的,恐怕並不容易。一些中國外交界的朋友認為,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傅瑩日後退休後,根據其內部談話顯示出來的氣質和視野,有潛力「接班」,也有別的退休大使傾向以「鴿派」形象出席不同論壇。但吳建民特別之處在於,他其實很懂得網絡時代的遊戲規則,知道怎樣引起注視,而這是長期在官場打滾的人很難領略的。沒有了吳建民的平衡,短期內,中國外交界的鷹派聲音難免一面倒,而假如吳建民還在生,勸國民不要對南海爭議反應過激的責任,自然也落在他身上。可惜此刻我們已聽不見特別有全國公信力的聲音,來承擔這角色。假如有一日,因為怕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而令所有「鴿派」評論員都靠邊站,中國的未來,就真正值得憂慮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8月

槍擊案不斷,美國種族矛盾重新激化

美國接連發生槍擊案,先是在白人警員執法過程中槍擊黑人、導致後者死亡,然後是白人警員被黑人槍擊。一些案件更由 Facebook 網絡直播,視覺效果驚人,引起更深震盪,也令人對美國隱藏的種族矛盾問題重新注視。

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受到不公正待遇,自然不是始於今日,可直接追溯至美國建國伊始。在16-18世紀的大西洋奴隸貿易中,越有三十多萬名非洲黑人以奴隸身份被轉賣北美,直至美國爆發南北戰爭、1865年國會通過憲法第13條修正案,奴隸制在美國,才正式成為歷史。不過,即便憲制上對非裔美國人的歧視消除,在現實生活中,美國黑人仍長期處於社會下層,最突出的表現是20世紀中期還存在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這些法案以「隔離但平等」為原則,南方及邊境各州以此要求黑人與白人分離使用社會公共場所和設施,例如學校、公共交通等,結果黑人社群享受的公共服務質量,往往低於白人。

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興起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反映了近代美國扭轉黑人受不公正待遇的大潮,期間湧現了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民權衛士,他們以「非暴力抗爭」形式凝聚強大壓力,與當時聯邦政府改革派結合,最終促使1968年的《民權法案》得以通過,自此「制度歧視」本身才被視作罪行。四十年後,美國誕生了首位非裔總統奧巴馬,輿論普遍認為這標誌著美國種族問題趨於消弭,平權理念得到彰顯,這也是少數族裔長期支持民主黨、乃至神話化奧巴馬的原因。

諷刺的是,在奧巴馬即將離任之際,我們目睹的,卻是一個因種族問題陷入更深矛盾的美國。根據統計,至2011年底,非裔美國人財富總值較2008年縮水近一半,而在2016年,美國1/3的黑人兒童處於貧困,但同期白人兒童處於貧困的比例是1/10,貧民區的黑人數目遠超白人,乃在美國生活的普通常識。與經濟境況相伴隨的,還有日益增加的種族相關社會暴力事件,例如2014年發生於弗格森鎮的非裔美國青年被白人警員槍擊致死,就引發非裔社群強烈抗議,政府更一度宵禁。自此,美國非裔與白人執法者之間的衝突,就一直是矛盾焦點。

為甚麼出現了黑人總統,美國的種族矛盾反而被重新激化?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Eddie S. Glaude指出,「奧巴馬當選」這一事件本身,並未有結構上對美國種族問題產生良性影響;恰恰相反,它的轟動效應,讓美國各類社會機構、社群都產生了「美國種族平等大業已經完全實現」的錯覺,從而對現實中非裔美國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逐漸忽視。Glaude 進一步認為,美國種族歧視絕非「理念與實踐的差距」,而是「理念本身的隔閡」,也就是說在美國白人社群中,「白人優越主義」始終存在,只是這一價值取向往往通過政黨政治、經濟競爭等「現代化」途徑反映出來,才不甚為人留意。直到特朗普競選,不忌諱任何政治不正確,這股能量才被釋放出來。而這就觸及甚麼才是「政治正確」這個核心問題。

自上世紀平權運動發展至今,美國社會的「政治正確」思潮發展至高潮,與「白人優越主義」卻形成惡性循環。一方面,今日美國公開的制度性歧視黑人、少數族裔政策,都屬於「政治不正確」,一經曝光,必然引發社會聲討。不過隨之而來的,卻是大學錄取、單位招聘、乃至商業電影角色安排等場合,都礙於「政治正確」,刻意傾向照顧少數族裔、特別是非裔申請者,反映「政治正確」將個人至於種族標籤下,反而忽視了每個當事人作為個體的獨特性。白人社群越來越對這類「政治正確」反感,認為自己受到「逆向歧視」,不滿開始溢於言表。

根據美國暢銷作家Taleeb Starkes在《American Thinkers》網站的文章,在不少白人眼中,目前美國實際上存在著一群以「種族矛盾」和「政治正確」話題為生的「種族歧視產業」(Race Grievance Industry),即一旦某一事件可以被打上「種族歧視」標籤,相關媒體、社會活動組織就會將事件朝「種族矛盾」方向渲染,將個體案例上升到「結構性問題」,並發起大規模社會運動,從而獲得特定群體的輿論、財力支持。凡是黑人受害者被執法人員傷害,無論具體情形如何,皆被輿論認定為「種族不平等」,甚至連奧巴馬政府對此類事件的第一時間表態,都存在上述傾向。在這一趨勢下,非裔美國人與白人社群的矛盾,其實完全沒有緩和,反而被不斷激化。

「政治正確」的氾濫和「種族歧視產業」的活躍,最終導致美國白人社群對政治正確的全面反擊,以及白人優越主義的復興。特朗普今年在美國大選中,以對少數族裔的冒犯、激進言論「打破政治正確」,贏得美國白人社群廣泛支持,即是明證。去年8月,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暴力組織3K黨前領袖杜克(David Duke)公開支持特朗普,根據常識,這是任何候選人都避之不及的政治毒藥,但特朗普僅以「不知情」為由敷衍了事,其算計無外乎是試圖在「政治正確」和種族主義者支持之間尋求平衡。今年5月,弗吉尼亞州的3K黨組織又表態支持特朗普,他借種族議題異軍突起的政治現實,反映種族矛盾在今天美國的激化程度空前。這一情形,是2008年奧巴馬入主白宮時始料不及的,背後的一系列社會結構因素,卻遠非簡單政策可以釐清。在全球右翼運動大盛的情況下,美國這個「種族大鎔爐」開始出現裂痕,雖然距離種族撕裂還有很遠,張力也不如六、七十年代,但未來出現更多對立,恐怕卻是大勢所趨,避無可避了。

參考資料:
How American democracy sustains racial inequality
The Race Grievance Industry's Theory of Exploitivity


沈旭暉 南風窗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