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局勢愈發難測，在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等「黑天鵝」出現後，各方關注的焦點，開始集中在意大利修憲公投上。
這次公投的起因，是現任意大利總理倫齊（Matteo Renzi）希望通過改革行政、立法機關的權力架構，實現「強政府」，提高執政效率。
目前意大利國會實行「對稱兩院制」，參議院和眾議院地位與功能基本上相同，任何立法都須交予兩院分別表決。倫齊倡導的改革，將大幅削弱參議院和地方政治代表的地位，強化總理和中央代議機制的權力。
支持者認為，改革能提高意大利政府的穩定性和行政效率，打破不斷倒閣的意大利政治常態；反對者則認為，改革不利於權力制衡。由於改革方案對一般人而言太「離地」、抽象，公投就變相成為對倫齊政府的信任投票。
根據目前民調，否決公投的民意稍為領先（40%：37%），但差距不足以準確研判，同時有近四分一民眾未表態，會否積極投票也成疑。但在目前情況而言，倫齊似乎高估了民眾支持：數個月來，意大利經濟形勢轉差，失業率上升，銀行負債情況惡化，將「信任票」與「修憲公投」綑綁，卻可能導致雙輸。
須知現在意大利已陷入國家債務危機，是歐羅區風險最高的經濟體。歐洲市場希望意大利政府推出更多改革，但改革需要一個強政府推動。如果公投不獲通過，倫齊政府的執政威信固然受衝擊，屆時若歐洲資本不願救濟意大利，民眾的抱怨，就可能助長以五星運動黨（5-Star Movement）為首的民粹政治勢力全面冒起。
就目前情況來看，意大利中間派政黨和歐洲央行在短期內，可能就債務問題妥協，以免助長極端勢力。但假如意大利的改革遲遲未落實，歐洲央行可能趨於強硬，屆時意大利的疑歐情緒可能上揚，意大利版「希臘債務危機」也可能出現。
當然，從修憲公投被拒、到倫齊下台、到五星運動黨執政、到意大利「脫歐」，這些連鎖效應之間，還有太多路障。就算公投失敗，倫齊政府也不一定真的下台；他可能象徵式請辭，然後被總統要求繼續執政，並重新組閣至2018年大選。倫齊領導的民主黨和前總理布魯斯科尼領導的中右派反對黨也可能合作，以避免五星運動黨上台，因為兩者都算是意大利「建制派」，有既得利益的共同語言。不久前爆冷當選羅馬市場的五星運動成員拉吉(Virginia Raggi)上台後政績頗差，也令五星運動短期內需要先穩住局面。何況在意大利制度下，拒絕組成聯合政府的五星運動要得到足以獨自執政的選票，始終不容易。
不過，到了2018年大選，真正的危機還是會出現：如果德法極右政黨陸續上台，歐元區必會發生大規模動蕩，連歐盟也可能瓦解，更不用說意大利「脫歐」了，屆時民情可能大逆轉，亦未可知。一旦五星運動上台，意大利確實可能發起脫歐公投，畢竟這是該黨主要政綱之一。未來兩年，歐元區波動恐怕愈來愈頻繁，還會發生甚麼事，誰知道呢。
小詞典：五星運動
意大利新興極右政黨，2009年成立，反對加入歐盟，傾向民粹主義，但同時強調環保。黨魁格里洛是典型反建制代表，本身是著名喜劇演員和博客，具群眾魅力，因為言論激進，曾被譽為「歐洲最危險的人」。五星運動在2013年國會大選成為得票第一大黨，但因為拒絕組成聯合政府，而依然是在野黨。2016年，五星運動成員當選羅馬、都靈等大城市市長，被視為邁向執政的重要一步。
2016年11月29日星期二
民主黨滑鐵盧：大湖區「銹帶」之背叛
希拉莉在美國大選落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民主黨的「防火牆」五大湖區周邊州份被攻破。特朗普勝出傳統「藍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密歇根州的官方數字是還在點票中，但一般媒體的數字已假定特朗普勝出），還有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與俄亥俄，在湖區另一大州明尼蘇達也幾乎勝出。有民主黨支持者不服，提出「共和黨黑客影響湖區電子投票論」，要求重點選票，但此舉形同輸打贏要，只反映他們還在逃避現實。
那究竟五大湖區發生了什麼事？
在過去數屆選舉中，密歇根、威斯康星等都是民主黨佔上風，集中了大批傳統工業重鎮，工會組織發達，而民主黨一直與工會保持良好關係，樁腳十分穩固。其實今年這些樁腳也沒有失靈，根據票站調查，被希拉莉團隊親身接觸過的選民，遠較被特朗普陣營接觸過的多。問題是希拉莉花了大量時間在俄亥俄、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等搖擺州份宣傳，卻根本沒有親赴威斯康星競選；對密歇根，也是在大選前一個周五，才匆匆到底特律稍作停留。
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
「銹帶」（Rust Belt）之所以「染紅」，因為經濟、社會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以威斯康星為例，當地曾是美國製造業聚集區，美國勞工部統計數字顯示1994年至2016年間，製造業工作崗位淨損失高達5.5萬多個，製造業提供就業的比例從26.6%下降至19.3%。這段時期，正好是美國與墨西哥等訂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推行自由貿易的過程。另據美國智庫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調查，1994年至2010年間，威斯康星有1.45萬個工作崗位，因為與墨西哥的貿易而消失或轉移。
密歇根自上世紀末至今，也有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以密歇根東南部工業城市Flint 為例，通用公司在1980年代僱傭了超過80000員工，今天僅有7200；曾經僱用28000工人的通用Buick City工廠，更在1999年被關閉。這一方面是因為 NAFTA 的簽署，讓生產線向墨西哥遷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機械自動化，令公司的僱傭規模顯著下降。通用公司目前以5000員工管理的自動化生產線，就可以與1960年代25000名員工的工廠產量看齊。與此同時，這些州份人口老化加速、居民教育程度下降，年輕群體紛紛到芝加哥等大都會發展，都令民主黨的優勢逆轉。而且就是在年輕人當中，希拉里的優勢也不多：在威斯康辛，她在30歲以下選民的優勢只有4%，上屆奧巴馬卻有23%。
反觀特朗普，早就鎖定大湖區為致勝關鍵，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在當地主打的口號就是「反對 NAFTA」、「奪回就業崗位」，完全呼應了藍領工人對貿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反感。在威斯康辛，特朗普在藍領白人群體中，優勢比希拉里高達28%，上屆羅姆尼只有8%；在農村選民中，優勢更達29%，超過過去數十年任何共和黨候選人的戰績。另一個有趣數據是，有高達21%選民表示「反感特朗普」，但仍選他，充份反映當地人的求變心態：相比特朗普的「change」，希拉里只是現狀的延續。問題是：四年後，又如何？假如特朗普也製造不了奇蹟，那代表甚麼？
小詞典：銹帶（Rust Belt）
美國東北部五大湖區附近州份，大概從紐約州、賓州繞五大湖區往西，延伸至威斯康辛，傳統是民主黨根據地。這一帶是美國傳統製造業重鎮，然而隨著20世紀末，美國簽署 NAFTA、WTO 等貿易協定，展開自由貿易，加上工業生產大規模自動化，製造業急劇萎縮，引發經濟下滑、人口流失，和逆城市化現象。
那究竟五大湖區發生了什麼事？
在過去數屆選舉中，密歇根、威斯康星等都是民主黨佔上風，集中了大批傳統工業重鎮，工會組織發達，而民主黨一直與工會保持良好關係，樁腳十分穩固。其實今年這些樁腳也沒有失靈，根據票站調查，被希拉莉團隊親身接觸過的選民，遠較被特朗普陣營接觸過的多。問題是希拉莉花了大量時間在俄亥俄、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等搖擺州份宣傳，卻根本沒有親赴威斯康星競選；對密歇根，也是在大選前一個周五，才匆匆到底特律稍作停留。
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
「銹帶」（Rust Belt）之所以「染紅」，因為經濟、社會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以威斯康星為例，當地曾是美國製造業聚集區，美國勞工部統計數字顯示1994年至2016年間，製造業工作崗位淨損失高達5.5萬多個，製造業提供就業的比例從26.6%下降至19.3%。這段時期，正好是美國與墨西哥等訂立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推行自由貿易的過程。另據美國智庫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調查，1994年至2010年間，威斯康星有1.45萬個工作崗位，因為與墨西哥的貿易而消失或轉移。
密歇根自上世紀末至今，也有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以密歇根東南部工業城市Flint 為例，通用公司在1980年代僱傭了超過80000員工，今天僅有7200；曾經僱用28000工人的通用Buick City工廠，更在1999年被關閉。這一方面是因為 NAFTA 的簽署，讓生產線向墨西哥遷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機械自動化，令公司的僱傭規模顯著下降。通用公司目前以5000員工管理的自動化生產線，就可以與1960年代25000名員工的工廠產量看齊。與此同時，這些州份人口老化加速、居民教育程度下降，年輕群體紛紛到芝加哥等大都會發展，都令民主黨的優勢逆轉。而且就是在年輕人當中，希拉里的優勢也不多：在威斯康辛，她在30歲以下選民的優勢只有4%，上屆奧巴馬卻有23%。
反觀特朗普，早就鎖定大湖區為致勝關鍵，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在當地主打的口號就是「反對 NAFTA」、「奪回就業崗位」，完全呼應了藍領工人對貿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反感。在威斯康辛，特朗普在藍領白人群體中，優勢比希拉里高達28%，上屆羅姆尼只有8%；在農村選民中，優勢更達29%，超過過去數十年任何共和黨候選人的戰績。另一個有趣數據是，有高達21%選民表示「反感特朗普」，但仍選他，充份反映當地人的求變心態：相比特朗普的「change」，希拉里只是現狀的延續。問題是：四年後，又如何？假如特朗普也製造不了奇蹟，那代表甚麼？
小詞典：銹帶（Rust Belt）
美國東北部五大湖區附近州份，大概從紐約州、賓州繞五大湖區往西，延伸至威斯康辛，傳統是民主黨根據地。這一帶是美國傳統製造業重鎮，然而隨著20世紀末，美國簽署 NAFTA、WTO 等貿易協定，展開自由貿易，加上工業生產大規模自動化，製造業急劇萎縮，引發經濟下滑、人口流失，和逆城市化現象。
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
特朗普時代 重溫亨廷頓遺作《我們是誰？》
美國大選前後，各方對美國大撕裂、身份認同討論頻頻。其實多年前，我們曾多次介紹、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已故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已有相關論述，觀點見於《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很值得選後重溫。
該書出版於「9．11」事件後的2004年，亨廷頓的焦點由國際社會的文明衝突，轉移到美國內部的文明衝突，指出美國的國家認同正面臨危機。那何謂美國國家認同？主流論述普遍認為，美國是典型的移民國家，但亨廷頓強調，美國國家認同的起源，即開國先賢建立美國的基礎並非移民文化，而是所謂「墾殖者文化」（settler）；因為初期來到北美大陸的人，具有鮮明、單一的屬性：白人，盎格魯薩克遜裔（Anglo-Saxon），信仰新教。
在這基礎上，亨廷頓借用先賢傑弗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的「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概念，對美國國家認同歸納為：自由、平等、個人主義、代議制、私有產權意識。這些加在一起，就是「真・美國人」。
美國建國早期雖然有來自別處的零散移民，但他們都吸收、內化了美國「墾殖者」核心族群的制度、文化與語言，美國國家認同才一直得以延續。
然而亨廷頓演繹的美國歷史，卻是國家認同不斷被挑戰和消解的過程：二戰前後，大批東南歐移民湧入美國，先消解了盎格魯薩克遜族裔作為美國國家認同的功能；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爆發、非裔影響力擴大，同時亞裔、拉美裔移民大批湧入，徹底打破了種族的屬性；七十年代後，美國精英、學者出於選票或擴大輿論影響力的目的，宣傳「多元文化主義」，與拉美裔移民潮相輔相成，對美國的「盎格魯──新教」傳統和英語文化造成極大衝擊。到了21世紀，亨廷頓認為美國的國家認同，僅剩下「美國信條」這一意識形態。
問題是，單純強調自由平等、民主憲政，類似「公民民族主義」，在亨廷頓眼中，本身並不足以維持美國的國家認同，因為它缺乏把不同社群聯結在一起的文化紐帶（如語言）和歷史記憶。亨廷頓因此擔憂，單一意識形態支持的國家最終會分崩離析，正如蘇聯解體。他認為既然美國社會的人口結構大勢已不能逆轉，要避免分裂，惟有讓各族群充分內化「盎格魯──新教」主義和英語文化，把「美國信條」與宗教文化相聯繫，塑造宗教文化單一的「美國民族」。換句話說，過分強調自身原身份認同的、或製造論述「包容」新移民維持原身份認同的，都是挑戰「真・美國」身份認同的人。
在上述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文明衝突論的影子。亨廷頓始終相信，與政治制度、經濟利益上的衝突相比，文化認同對不同社群的影響更深遠。一旦不同文化認同之間產生衝突，這種衝突將持久且劇烈。在文明衝突論中，亨廷頓採指出全球化一方面讓不同文明之間互動，另一方面讓文明內部文化稀釋，文化宗教認同因此大受衝擊，而這種認同危機，不是外交博弈或經濟合作可以解決，文明衝突恐怕愈演愈烈。把這框架放在美國國內，就成了《我們是誰》。
在今次大選，何謂美國國家認同，正是兩黨候選人的分歧所在。希拉里主張多元文化主義，希望團結少數族裔，認為那才是美國核心價值；特朗普則針對白人選民，提出邊境圍牆、驅逐拉美、穆斯林非法移民。這些話題在亨廷頓的書中也有提及，例如他論述拉美移民的衝擊時就強調，拉美裔移民與中歐、亞裔移民不同，因為美國與墨西哥不設邊境，來自墨西哥的大量、持續、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後，聚居西南部，語言、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都與美國社會有別，社會文化更趨於自給自足，缺乏美國傳統宗教文化認同，儼然獨立王國，或墨西哥的新殖民地。
亨廷頓認為，這一趨勢，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消解作用異常強大。他特別預言這種社會文化衝突，會招致美國白人社群對墨西哥裔的反彈，刺激白人的排他心理，進而產生「白人原生主義」，和嚴重的種族文化衝突。在今次大選過程中，亨廷頓的這一預言屢屢被應驗，特朗普正是靠打破政治正確、針對少數族裔的言論，激發了白人社群壓抑許久的喪失身份認同的危機感。反觀希拉里，極力宣傳多元文化的美國，卻未能如期團結少數族裔，正暴露出單一意識形態不足以整合國家。
由於學界始終是左翼據點，亨廷頓對美國國家身份認同的觀察，至今仍為主流學界批判。例如筆者曾訪問的華盛頓大學著名社會學者Amitai Etzioni，就批評《我們是誰》鼓吹「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意圖通過構建來自移民的威脅，來鞏固美國凝聚力。Etzioni指出，亨廷頓將自己視為「墾殖者後裔」，認為自己代表「真．美國人」；但如果將美國社會視為馬賽克、而非大熔爐結構，不同族裔的移民社群都是美國人的主體，那麼亨廷頓的種種擔憂，其實只是「墾殖者後裔」這一社群對自己利益的擔憂，卻不足以放大到全美國人的層次；亨廷頓製造「自我實踐的預言」、偷換概念的影響，恐怕更加深了美國分裂。這一批評，就與今次希拉里、奧巴馬、其他左翼人士批評特朗普的觀點，如出一轍。
但問題是，不管「真．美國人」究竟是誰，傳統美國宗教文化根基被全球化和移民社會撼動、不少人成為「被遺忘的美國人」，乃客觀事實。美國傳媒報導說，克林頓對妻子不聽他要重視基層、打經濟牌的忠告十分憤怒，因為單單批評特朗普的政治不正確，只能籠絡傳統精英，但那是圍爐取暖，卻會反過來幫助對方鞏固身份認同。單純倡導多元文化的信徒，有沒有能力為另一群「失敗者」，提供比亨廷頓／特朗普更有力的解決方案？如果對問題視而不見，只強調政治正確，「被遺忘的美國人」自然也不會被說服。物極必反，莫此為甚。
小詞典：Affirmative action
又稱「平權法案」，是美國在1960年代由總統簽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的統稱，目標是消除就業、教育和醫療領域因膚色、宗教信仰、性別和族裔而產生的歧視現象。然而在法案實施過程中，不少行業招聘時出現「按族裔給予固定配額」的現象，被反對者形容為「逆向歧視」。
該書出版於「9．11」事件後的2004年，亨廷頓的焦點由國際社會的文明衝突，轉移到美國內部的文明衝突，指出美國的國家認同正面臨危機。那何謂美國國家認同？主流論述普遍認為，美國是典型的移民國家，但亨廷頓強調，美國國家認同的起源，即開國先賢建立美國的基礎並非移民文化，而是所謂「墾殖者文化」（settler）；因為初期來到北美大陸的人，具有鮮明、單一的屬性：白人，盎格魯薩克遜裔（Anglo-Saxon），信仰新教。
在這基礎上，亨廷頓借用先賢傑弗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的「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概念，對美國國家認同歸納為：自由、平等、個人主義、代議制、私有產權意識。這些加在一起，就是「真・美國人」。
美國建國早期雖然有來自別處的零散移民，但他們都吸收、內化了美國「墾殖者」核心族群的制度、文化與語言，美國國家認同才一直得以延續。
然而亨廷頓演繹的美國歷史，卻是國家認同不斷被挑戰和消解的過程：二戰前後，大批東南歐移民湧入美國，先消解了盎格魯薩克遜族裔作為美國國家認同的功能；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爆發、非裔影響力擴大，同時亞裔、拉美裔移民大批湧入，徹底打破了種族的屬性；七十年代後，美國精英、學者出於選票或擴大輿論影響力的目的，宣傳「多元文化主義」，與拉美裔移民潮相輔相成，對美國的「盎格魯──新教」傳統和英語文化造成極大衝擊。到了21世紀，亨廷頓認為美國的國家認同，僅剩下「美國信條」這一意識形態。
問題是，單純強調自由平等、民主憲政，類似「公民民族主義」，在亨廷頓眼中，本身並不足以維持美國的國家認同，因為它缺乏把不同社群聯結在一起的文化紐帶（如語言）和歷史記憶。亨廷頓因此擔憂，單一意識形態支持的國家最終會分崩離析，正如蘇聯解體。他認為既然美國社會的人口結構大勢已不能逆轉，要避免分裂，惟有讓各族群充分內化「盎格魯──新教」主義和英語文化，把「美國信條」與宗教文化相聯繫，塑造宗教文化單一的「美國民族」。換句話說，過分強調自身原身份認同的、或製造論述「包容」新移民維持原身份認同的，都是挑戰「真・美國」身份認同的人。
在上述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文明衝突論的影子。亨廷頓始終相信，與政治制度、經濟利益上的衝突相比，文化認同對不同社群的影響更深遠。一旦不同文化認同之間產生衝突，這種衝突將持久且劇烈。在文明衝突論中，亨廷頓採指出全球化一方面讓不同文明之間互動，另一方面讓文明內部文化稀釋，文化宗教認同因此大受衝擊，而這種認同危機，不是外交博弈或經濟合作可以解決，文明衝突恐怕愈演愈烈。把這框架放在美國國內，就成了《我們是誰》。
在今次大選，何謂美國國家認同，正是兩黨候選人的分歧所在。希拉里主張多元文化主義，希望團結少數族裔，認為那才是美國核心價值；特朗普則針對白人選民，提出邊境圍牆、驅逐拉美、穆斯林非法移民。這些話題在亨廷頓的書中也有提及，例如他論述拉美移民的衝擊時就強調，拉美裔移民與中歐、亞裔移民不同，因為美國與墨西哥不設邊境，來自墨西哥的大量、持續、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後，聚居西南部，語言、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都與美國社會有別，社會文化更趨於自給自足，缺乏美國傳統宗教文化認同，儼然獨立王國，或墨西哥的新殖民地。
亨廷頓認為，這一趨勢，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消解作用異常強大。他特別預言這種社會文化衝突，會招致美國白人社群對墨西哥裔的反彈，刺激白人的排他心理，進而產生「白人原生主義」，和嚴重的種族文化衝突。在今次大選過程中，亨廷頓的這一預言屢屢被應驗，特朗普正是靠打破政治正確、針對少數族裔的言論，激發了白人社群壓抑許久的喪失身份認同的危機感。反觀希拉里，極力宣傳多元文化的美國，卻未能如期團結少數族裔，正暴露出單一意識形態不足以整合國家。
由於學界始終是左翼據點，亨廷頓對美國國家身份認同的觀察，至今仍為主流學界批判。例如筆者曾訪問的華盛頓大學著名社會學者Amitai Etzioni，就批評《我們是誰》鼓吹「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意圖通過構建來自移民的威脅，來鞏固美國凝聚力。Etzioni指出，亨廷頓將自己視為「墾殖者後裔」，認為自己代表「真．美國人」；但如果將美國社會視為馬賽克、而非大熔爐結構，不同族裔的移民社群都是美國人的主體，那麼亨廷頓的種種擔憂，其實只是「墾殖者後裔」這一社群對自己利益的擔憂，卻不足以放大到全美國人的層次；亨廷頓製造「自我實踐的預言」、偷換概念的影響，恐怕更加深了美國分裂。這一批評，就與今次希拉里、奧巴馬、其他左翼人士批評特朗普的觀點，如出一轍。
但問題是，不管「真．美國人」究竟是誰，傳統美國宗教文化根基被全球化和移民社會撼動、不少人成為「被遺忘的美國人」，乃客觀事實。美國傳媒報導說，克林頓對妻子不聽他要重視基層、打經濟牌的忠告十分憤怒，因為單單批評特朗普的政治不正確，只能籠絡傳統精英，但那是圍爐取暖，卻會反過來幫助對方鞏固身份認同。單純倡導多元文化的信徒，有沒有能力為另一群「失敗者」，提供比亨廷頓／特朗普更有力的解決方案？如果對問題視而不見，只強調政治正確，「被遺忘的美國人」自然也不會被說服。物極必反，莫此為甚。
小詞典：Affirmative action
又稱「平權法案」，是美國在1960年代由總統簽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的統稱，目標是消除就業、教育和醫療領域因膚色、宗教信仰、性別和族裔而產生的歧視現象。然而在法案實施過程中，不少行業招聘時出現「按族裔給予固定配額」的現象，被反對者形容為「逆向歧視」。
2016年11月26日星期六
內華達州大麻合法化公投
在剛剛過去的美國大選中，除了選總統、國會議員、各級議員，同時也對超過150項地方層面的立法公投，對美國社會政治生態的影響，可能比代議政治更大。內華達州與加州、麻省等公投「非藥用大麻合法化」，就是典型例子。
大麻合法化一直是美國國內長期辯論的議題，涉及道德、經濟、治安、醫學等不同理據。此前，內華達州已於2000年大選時公投通過「藥用大麻合法化」，但在聯邦政府層面，販賣藥用/非藥用大麻均屬違法行為，只是在美式分權制度下，聯邦政府一般不對遵循州法規販售藥用大麻的個人或商業機構進行訴訟而已。這次「非藥用大麻合法化」公投，可謂近年來美國大麻合法化的第三波運動。
2012年，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等率先通過「非藥用大麻合法化」；2014年，俄勒岡、阿拉斯加等州份又通過類似州立法。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各州頻頻公投立法，也是對過去8年裏，國會經常不作為的反彈。
這次內華達公投，把大麻合法化的範圍大幅擴大，應用到非藥用層面，一般人都可以輕易購買吸食。支持一方以內華達州民主黨議員為主，自然還有當地各大麻生產、販售組織等。他們的理由可歸納為4方面：
一、立法可以消除大部分軟性毒品的黑市交易，即有助減少非法毒品販售活動；
二、法案能增加州稅收，而相關稅收將用來興建學校；
三、大麻相關的經濟活動不僅可以促進旅遊業，還可提供數千個就業崗位，振興經濟；
四、法案可以終止此前執法過程中，對無暴力傾向的大麻吸食者的不公正對待。
與此同時，內華達州不少共和黨議員、以及青少年發展關注團體，則一如所料成為反方，理由如下：首先，大麻合法化將對青少年健康造成惡劣影響；其次，大麻合法化後，社會對毒品危害的警惕性和負面觀感都可能降低，令社會治安惡化；而且大麻交易合法化只是讓大麻產業商人得利，而不會惠及一般居民。兩大陣營在公投前，都進行廣泛宣傳，民調則顯示支持民眾始終高於反對人數。最終公投結果，54.47%民眾支持，法案得以通過。
表面上，公投只是和大麻有關的表態，但實際上，同樣是兩黨政治角力的計算。內華達州民主黨強烈推動「大麻合法化」，也是算準不少大麻吸食者是少數族裔、青年人，都是希拉里爭取的主要票源，但一般投票意欲不高；假如通過炒熱公投，憑藉「大麻合法化」這一與他們切身利益和生活相關的議題，動員更多青年人和少數族裔投票，這就是所謂「公投綁大選」戰略。
從結果來看，希拉里勉強保住一度搖擺的內華達州，「公投綁大選」理應算是成功，但共和黨會否也從中動員了更多老人出來投特朗普，亦難以排除。這策略最成功的案例，其實是2004年台灣的陳水扁，當時他制定完全無謂、毫無爭議性、政府可以自行處理、而且語言含糊的公投題目（例如「台灣人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您是否贊成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以強化台灣防衛能力？」），用公帑宣傳公投時順道宣傳執政黨，也許是比兩顆子彈更關鍵的險勝因素。
小詞典：2016年內華達州大麻合法化公投
公投內容是內華達州將本州大麻經營合法的範圍擴大至非藥用層面，允許21歲以上人士種植、消費一定數額的大麻，對相應的種植、販售場所進行管理，並對這一商業行為徵稅。州政府稅務機關將對大麻交易監管，交易稅定為15%，稅收將用於建設學校。同時，執法機關對駕駛時吸食大麻、21歲以下人士吸食大麻等行為，依然處罰。
大麻合法化一直是美國國內長期辯論的議題，涉及道德、經濟、治安、醫學等不同理據。此前，內華達州已於2000年大選時公投通過「藥用大麻合法化」，但在聯邦政府層面，販賣藥用/非藥用大麻均屬違法行為，只是在美式分權制度下，聯邦政府一般不對遵循州法規販售藥用大麻的個人或商業機構進行訴訟而已。這次「非藥用大麻合法化」公投，可謂近年來美國大麻合法化的第三波運動。
2012年，科羅拉多州、華盛頓州等率先通過「非藥用大麻合法化」；2014年，俄勒岡、阿拉斯加等州份又通過類似州立法。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各州頻頻公投立法，也是對過去8年裏，國會經常不作為的反彈。
這次內華達公投，把大麻合法化的範圍大幅擴大，應用到非藥用層面，一般人都可以輕易購買吸食。支持一方以內華達州民主黨議員為主，自然還有當地各大麻生產、販售組織等。他們的理由可歸納為4方面：
一、立法可以消除大部分軟性毒品的黑市交易，即有助減少非法毒品販售活動；
二、法案能增加州稅收，而相關稅收將用來興建學校；
三、大麻相關的經濟活動不僅可以促進旅遊業，還可提供數千個就業崗位，振興經濟；
四、法案可以終止此前執法過程中，對無暴力傾向的大麻吸食者的不公正對待。
與此同時，內華達州不少共和黨議員、以及青少年發展關注團體，則一如所料成為反方，理由如下：首先，大麻合法化將對青少年健康造成惡劣影響；其次，大麻合法化後，社會對毒品危害的警惕性和負面觀感都可能降低，令社會治安惡化；而且大麻交易合法化只是讓大麻產業商人得利，而不會惠及一般居民。兩大陣營在公投前，都進行廣泛宣傳，民調則顯示支持民眾始終高於反對人數。最終公投結果，54.47%民眾支持，法案得以通過。
表面上，公投只是和大麻有關的表態，但實際上，同樣是兩黨政治角力的計算。內華達州民主黨強烈推動「大麻合法化」，也是算準不少大麻吸食者是少數族裔、青年人，都是希拉里爭取的主要票源，但一般投票意欲不高；假如通過炒熱公投，憑藉「大麻合法化」這一與他們切身利益和生活相關的議題，動員更多青年人和少數族裔投票，這就是所謂「公投綁大選」戰略。
從結果來看，希拉里勉強保住一度搖擺的內華達州，「公投綁大選」理應算是成功，但共和黨會否也從中動員了更多老人出來投特朗普，亦難以排除。這策略最成功的案例，其實是2004年台灣的陳水扁，當時他制定完全無謂、毫無爭議性、政府可以自行處理、而且語言含糊的公投題目（例如「台灣人民堅持台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瞄準台灣的飛彈、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您是否贊成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以強化台灣防衛能力？」），用公帑宣傳公投時順道宣傳執政黨，也許是比兩顆子彈更關鍵的險勝因素。
小詞典：2016年內華達州大麻合法化公投
公投內容是內華達州將本州大麻經營合法的範圍擴大至非藥用層面，允許21歲以上人士種植、消費一定數額的大麻，對相應的種植、販售場所進行管理，並對這一商業行為徵稅。州政府稅務機關將對大麻交易監管，交易稅定為15%，稅收將用於建設學校。同時，執法機關對駕駛時吸食大麻、21歲以下人士吸食大麻等行為，依然處罰。
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美國大選後第三黨會主流化嗎?
美國大選期間，各界關注都集中在特朗普與希拉莉兩人身上，其實這次那些第三黨、獨立候選人的表現，也很值得一提，特別是自由意志黨候選人約翰遜（Gary Johnson）、綠黨候選人斯坦（Jill Stein）和獨立候選人麥克馬林（Evan McMullin）3人。從全國數據看，所有獨立於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總共拿得到4.9%選票，其中約翰遜贏得3%，斯坦亦得到1%，麥克馬林則在自己主打的猶他州得票約有21%。與2012年大選的總得票1.7%、2008年的1.4%相比，今年是翻兩番。
這些實力平平的候選人得到若干選票，直接原因自然是不少人對兩黨候選人都不滿，加上兩黨初選期間都嚴重分裂，令不少選民都不甘投給主流候選人。麥克馬林的參選目標更實際：只期望贏下一州的選舉人票，從而阻止希拉莉或特朗普的選舉人票超過270張，令大選結果由眾議院表決。在目前「勝者全得」制度下，這些目標近乎唐吉訶德式狂想，但第三黨展現出來的潛能，已經被重新注視，因為他們雖然難以勝出，卻可能影響勢均力敵的候選人。
在2000年大選中，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在佛羅里達州僅僅比對手戈爾（Al Gore）多得537票，當時就有分析指出，若非綠黨候選人納德奪得若干左傾選票，戈爾已經是總統，美國歷史已經改寫。在今次大選，在特朗普奠定勝局的關鍵州份之一的密歇根州，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共贏得24萬選票，遠高出特朗普比希拉莉勝出的12000票，類似數字在特朗普險勝的威斯康星、佛羅里達等關鍵州份也同樣出現。雖然不能說希拉莉一定是受害人（自由意志黨的理念就更接近共和黨），但如果這些選民願意「策略投票」，起碼理論上，倒真的可以左右大局。
當然，理論歸理論，現實自然沒有那麼簡單。《衛報》在分析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對今次大選的影響時指出，如果他們的數量減少，想投票給他們的群體，可能只會集中其中一人，對希拉里、特朗普的選情幾乎沒有影響。如果沒有第三黨、獨立候選人，他們的支持者也可能乾脆不投票。假如這些選民選擇「另類」是為了對主流不滿，二選一可能更傾向「非主流」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才是「受害人」，希拉里應該輸得心服口服。
說了那麼多，那不是說明第三黨、獨立候選人還是不成氣候嗎？其實不是的。剛好相反，特朗普本身，其實才是貨真價實的獨立候選人。他長期遊走兩黨之間，立場與傳統共和黨大相逕庭，競選手法和班子，也和共和黨機器劃清界線。只是他知道名正言順的獨立候選人難以當選，1992年富商佩羅特得到19%全國選票，已是奇蹟的極限，所以選擇「騎劫」共和黨平台而已。他當選後的共和黨，究竟會否繼續是一個「黨」，已大是疑問。特朗普不斷帶來黨外非建制業餘政客衝擊黨內建制，影響所及，足以顛覆共和黨部份根本。
假如下屆共和黨主流派絕地反擊，居然不支持特朗普連任，而又出現魅力型代表，特朗普像昔日老羅斯福總統自建新黨，亦有可能。那特朗普是否應該在任內，更積極思考改變兩黨格局的可能性？其實美國也有緬因州、內布拉斯卡州不採勝者全得制，假如被其他州效法，「勝者全得」制受衝擊，第三黨的生存空間也會大增。再者，這次Gary Johnson假如能參加全國辯論，得票肯定倍增，而他不能參加的原因，在於未達到選舉委員會訂下的「在三個全國民調超過15%支持率」的門檻。但這樣的條件實在十分人為，Johnson其實也一度衝過關卡，要是集中力量鼓吹修例，也可能成為社會運動。這類建議提了多年，能否付諸實行，說到底，還看有沒有推手。特朗普像嗎？
小詞典：Evan McMullin
美國無黨派人士，前中情局參謀，曾任眾議院外交事務顧問、眾議院共和黨首席政策總監。他在今年8月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與大選，號召選民讓他「使美國更好」，明顯針對共和黨特朗普而來。他在家鄉猶他州的選戰成果最突出，贏得約21%選票，雖然不夠贏下選舉人票，但表現已超出普遍期望。
這些實力平平的候選人得到若干選票，直接原因自然是不少人對兩黨候選人都不滿，加上兩黨初選期間都嚴重分裂，令不少選民都不甘投給主流候選人。麥克馬林的參選目標更實際：只期望贏下一州的選舉人票，從而阻止希拉莉或特朗普的選舉人票超過270張，令大選結果由眾議院表決。在目前「勝者全得」制度下，這些目標近乎唐吉訶德式狂想，但第三黨展現出來的潛能，已經被重新注視，因為他們雖然難以勝出，卻可能影響勢均力敵的候選人。
在2000年大選中，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在佛羅里達州僅僅比對手戈爾（Al Gore）多得537票，當時就有分析指出，若非綠黨候選人納德奪得若干左傾選票，戈爾已經是總統，美國歷史已經改寫。在今次大選，在特朗普奠定勝局的關鍵州份之一的密歇根州，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共贏得24萬選票，遠高出特朗普比希拉莉勝出的12000票，類似數字在特朗普險勝的威斯康星、佛羅里達等關鍵州份也同樣出現。雖然不能說希拉莉一定是受害人（自由意志黨的理念就更接近共和黨），但如果這些選民願意「策略投票」，起碼理論上，倒真的可以左右大局。
當然，理論歸理論，現實自然沒有那麼簡單。《衛報》在分析第三黨、獨立候選人對今次大選的影響時指出，如果他們的數量減少，想投票給他們的群體，可能只會集中其中一人，對希拉里、特朗普的選情幾乎沒有影響。如果沒有第三黨、獨立候選人，他們的支持者也可能乾脆不投票。假如這些選民選擇「另類」是為了對主流不滿，二選一可能更傾向「非主流」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才是「受害人」，希拉里應該輸得心服口服。
說了那麼多，那不是說明第三黨、獨立候選人還是不成氣候嗎？其實不是的。剛好相反，特朗普本身，其實才是貨真價實的獨立候選人。他長期遊走兩黨之間，立場與傳統共和黨大相逕庭，競選手法和班子，也和共和黨機器劃清界線。只是他知道名正言順的獨立候選人難以當選，1992年富商佩羅特得到19%全國選票，已是奇蹟的極限，所以選擇「騎劫」共和黨平台而已。他當選後的共和黨，究竟會否繼續是一個「黨」，已大是疑問。特朗普不斷帶來黨外非建制業餘政客衝擊黨內建制，影響所及，足以顛覆共和黨部份根本。
假如下屆共和黨主流派絕地反擊，居然不支持特朗普連任，而又出現魅力型代表，特朗普像昔日老羅斯福總統自建新黨，亦有可能。那特朗普是否應該在任內，更積極思考改變兩黨格局的可能性？其實美國也有緬因州、內布拉斯卡州不採勝者全得制，假如被其他州效法，「勝者全得」制受衝擊，第三黨的生存空間也會大增。再者，這次Gary Johnson假如能參加全國辯論，得票肯定倍增，而他不能參加的原因，在於未達到選舉委員會訂下的「在三個全國民調超過15%支持率」的門檻。但這樣的條件實在十分人為，Johnson其實也一度衝過關卡，要是集中力量鼓吹修例，也可能成為社會運動。這類建議提了多年，能否付諸實行，說到底，還看有沒有推手。特朗普像嗎？
小詞典：Evan McMullin
美國無黨派人士，前中情局參謀，曾任眾議院外交事務顧問、眾議院共和黨首席政策總監。他在今年8月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與大選，號召選民讓他「使美國更好」，明顯針對共和黨特朗普而來。他在家鄉猶他州的選戰成果最突出，贏得約21%選票，雖然不夠贏下選舉人票，但表現已超出普遍期望。
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
特朗普的貨幣戰爭能打嗎?
在特朗普的「百日政綱」中，與中國有關最實在的一項，大概是承諾「上任後把中國列為滙率操縱國」。在前期競選過程中，主打經濟牌的特朗普不時強調，中國一直有意壓低滙率、刺激製造業出口，導致美國大量工人失業，成為美國不再強大的元兇之一。這一說法得到了不少支持者認同，但如果仔細考察今天的中美滙率，卻不難發現，特朗普口中的貨幣戰爭，並不完全是事實。
中國與美國的浮動滙率制不同，與國際經濟接軌後，一直實行滙率管控，通過央行每天公布滙價、資本管控等各種方式，控制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價，這是不爭事實。10多年前，中國確實通過管控滙率，大幅壓低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價值，從而降低製造業的出口價，逐步成為「世界工廠」，產品大規模湧入全球市場。
1994至1996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近41%，這一滙率水平，中國央行維持至2005年。因此在這20年間，中國一直被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批評為「貨幣操縱國」，形象深入民心。
不過，這一情況自2005年起已逐漸改變，一方面，中國迫於國際壓力，已逐步調高人民幣對美元價格，截至2015年中，人民幣已經累積升值36%；同時，由於美元持續對歐洲、南美等貨幣升值，人民幣的幣值，也比上述貨幣大幅提升，可能已比10多年前升了50%。加上中國崛起後，中產階級興起，人口紅利期已過，沿海工業地區的勞動力供應下滑、薪酬上漲，「中國製造」貨品成本飆升，不少跨國製造業公司都把工廠分散至東南亞、南亞各國，中資商人也開始向高科技生產轉型，單靠壓低人民幣滙率刺激出口的公式，已難簡單達到。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早前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時，就表達了類似觀點。
在2012年美國大選，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也說要把中國列入「貨幣操控國」，當時並未太為人關注，輿論似乎相信主流政客都不能對此落實，因為此前這議題不時由美國政客提出，但始終不得要領。
今年10月，美國財政部的報告更指，中國不再適合「匯率操縱國」的標籤，而去年開始，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負面預期，已導致大量中國資本試圖外流，如按照自由市場規律，人民幣本應貶值才是，只是中國政府力推人民幣國際化，才強行令其繼續升值，以免令其他國家不安。中國確實仍然在操縱匯率，但目的有時可以完全相反。
總之，「外國操控匯率」在競選過程中，自然是實用的稻草人，但特朗普要制定具體經濟政策時，會否付諸實行，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對選民而言，無論實質經濟影響如何，只要有大動作，就是「做實事」的表現；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不少激進政綱在當選後都有微調，但把中國列入「貨幣操控國」這一項不在此列。究竟會否「不走數」，在他正式就任後才知道了。
小詞典：「匯率操縱國」
根據美國財政部報告，一國被美國視為「匯率操縱國」，一般需要滿足三個標準：第一，該國存在對美國巨額貿易順差；第二，該國持續進行單方面匯市干預；第三，該國存在巨額國際收支盈餘。在美國財政部分析中，中國目前只符合第一項標準，亦不認為這是中國操縱匯率所致，而是因為中國內需不足。中國去年至今的匯市干預措施，實際上阻礙了人民幣貶值。
中國與美國的浮動滙率制不同，與國際經濟接軌後，一直實行滙率管控，通過央行每天公布滙價、資本管控等各種方式，控制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價，這是不爭事實。10多年前，中國確實通過管控滙率，大幅壓低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價值，從而降低製造業的出口價，逐步成為「世界工廠」，產品大規模湧入全球市場。
1994至1996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近41%，這一滙率水平，中國央行維持至2005年。因此在這20年間，中國一直被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批評為「貨幣操縱國」，形象深入民心。
不過，這一情況自2005年起已逐漸改變，一方面，中國迫於國際壓力，已逐步調高人民幣對美元價格，截至2015年中，人民幣已經累積升值36%；同時，由於美元持續對歐洲、南美等貨幣升值，人民幣的幣值，也比上述貨幣大幅提升，可能已比10多年前升了50%。加上中國崛起後，中產階級興起，人口紅利期已過，沿海工業地區的勞動力供應下滑、薪酬上漲，「中國製造」貨品成本飆升，不少跨國製造業公司都把工廠分散至東南亞、南亞各國，中資商人也開始向高科技生產轉型，單靠壓低人民幣滙率刺激出口的公式，已難簡單達到。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早前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時，就表達了類似觀點。
在2012年美國大選，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也說要把中國列入「貨幣操控國」，當時並未太為人關注，輿論似乎相信主流政客都不能對此落實，因為此前這議題不時由美國政客提出，但始終不得要領。
今年10月，美國財政部的報告更指，中國不再適合「匯率操縱國」的標籤，而去年開始，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負面預期，已導致大量中國資本試圖外流，如按照自由市場規律，人民幣本應貶值才是，只是中國政府力推人民幣國際化，才強行令其繼續升值，以免令其他國家不安。中國確實仍然在操縱匯率，但目的有時可以完全相反。
總之，「外國操控匯率」在競選過程中，自然是實用的稻草人，但特朗普要制定具體經濟政策時，會否付諸實行，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對選民而言，無論實質經濟影響如何，只要有大動作，就是「做實事」的表現；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不少激進政綱在當選後都有微調，但把中國列入「貨幣操控國」這一項不在此列。究竟會否「不走數」，在他正式就任後才知道了。
小詞典：「匯率操縱國」
根據美國財政部報告，一國被美國視為「匯率操縱國」，一般需要滿足三個標準：第一，該國存在對美國巨額貿易順差；第二，該國持續進行單方面匯市干預；第三，該國存在巨額國際收支盈餘。在美國財政部分析中，中國目前只符合第一項標準，亦不認為這是中國操縱匯率所致，而是因為中國內需不足。中國去年至今的匯市干預措施，實際上阻礙了人民幣貶值。
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
微真相時代（下）：假如文革時有Facebook Live
昨天談及，「微真相時代」以自媒體、爆炸性和短暫的狂熱為特徵。這些特徵絕非毫無正面價值，它們能填補精英主義、傳統媒體、超穩定結構既得利益的局限，這是必須肯定和正視的。問題是，它同是網絡民粹主義滋生的溫床，而這又觸及了人性隱藏的暗黑一面。
網絡變成「花生台」
民粹主義本來就以反權威為標誌，以群眾爭奪話語權為主要訴求。「微真相時代」互聯網的普及、自媒體的表達，都讓網民認為真理在手，不斷得到挑戰建制、侮辱精英、扭轉輿論、扶持弱者（underdog）的快感，這種現象，在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多有警示。〈國歌〉（The National Anthem）的全球群眾為什麼「公投」觀賞首相與豬性交，究竟是為了「真理」，還是「花生」、乃至宣洩弱者的仇恨？心中有數。
試想在平行時空，假如法國大革命時有互聯網，巴黎協和廣場的斷頭台，肯定每天都有民眾進行live直播，革命時代被斬首者，恐怕遠不止7萬人；又如中國文革時批鬥成風，眾多「反革命」被戴上高帽遊街示眾，乃至出現人相食，如此情景，在平行時空，正是網絡圍觀者最喜聞樂見的「花生台」。說到這裏，想起不久前讀過《紐約時報》一段文革回憶，講述一位老人因為看線裝書而受到的待遇，畫面對人性尊嚴侮辱到極點，卻和〈國歌〉的首相與豬性交有點異曲同工，不得不節錄分享：
「他首先被要求跪在台上，自己扇自己一百個耳光，一邊扇，一遍罵自己是『畜生』；扇完耳光後，紅衞兵當眾用從他家搜出來的書，一頁頁撕下，用火柴點着，然後去燒老人花白的鬍子和本來就不多的頭髮；等到頭髮和鬍子被燒光，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一幕發生了。那時正是春寒料峭，兩個主持批鬥的紅衞兵在眾人的起鬨下，突然三下兩下就把老人的衣服褲子全扒下……『脫掉！脫掉！』旁觀者似乎打了雞血般齊聲起鬨。兩個紅衞兵在大家的鼓噪下，一人抓住老人的手，另一個則一把扯下老人的內褲……有人順手撿起黑板旁的教鞭戳了一下老人的陰部，另兩個人突然用怪怪地聲音喊道──『牽牛！』於是，眾人再次壞壞地鬨笑起來。我後來才明白『牽牛』的意思，一個紅衞兵，從褲兜裏掏出一根細細的打底繩……手腳麻利地把老人的陰毛擰成一股，然後用這根繩子綁在一起，再在耷拉着的陰莖上繞纏數圈，於是，在眾人的鬨笑聲中，大家強迫老人站起來，一個紅衞兵牽着繩子，引着老人往前走，另一個紅衞兵則揚着一把竹枝，像農村耕田時驅趕水牛一樣，一邊抽打，一邊把老人趕到學校外的道路上遊行示眾去了。」
數十年前的回憶，用文字表達，已經那麼怵目驚心，假如當是有互聯網，又如何？
更重要的是，雖然「微真相時代」原來的打擊對象是建制，但懂得在新時代煽動網絡民粹的遠不只是網民，各國威權政府也開始懂得通過同樣手法，瓦解其打壓對象的威望。例如數月前，土耳其撲朔迷離的兵變後，埃爾多安總統立刻對軍隊清洗，士兵被當街暴揍、叛軍跪在埃爾多安畫像前懺悔、在監獄被脫光衣服毆打的畫面不斷放送，瞬間土耳其軍隊維持數十年的「護國者」威嚴崩潰，成為戲謔對象。又如菲律賓鐵腕總統杜特爾特不僅允許私刑緝毒，還放任被擊斃的毒販陳尸街頭，引發眾人圍觀，血腥圖片遍佈網絡，也是瓦解販毒集團「威望」的方式。其他更熟悉的例子還有很多，不贅。如此種種是否恰當，大可討論，但都讓網民激動，則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黑鏡》的故事，恐怕很快就不再是寓言。試想這故事假如發生在香港，哪怕被要求與豬性交的人是最受歡迎的政府官員，網絡群眾恐怕也會渴望一睹他與豬性交的風采。這時代出現了，是不會回頭的，除了適應美麗新世界，還能怎樣？
小詞典：民粹主義（Populism）
社會科學名詞，指社會大多數公民（廣義上的「人民」）對「精英」的說辭持懷疑態度，認為精英為了一己私利誤導民眾、侵犯民眾權益，因此民眾應當團結起來，消解精英的話語權、推翻精英統治。在不同社會環境下，民粹主義的具體表現千差萬別，不過煽動社會對立，一向是民粹主義得以成事的最重要條件。
網絡變成「花生台」
民粹主義本來就以反權威為標誌，以群眾爭奪話語權為主要訴求。「微真相時代」互聯網的普及、自媒體的表達，都讓網民認為真理在手，不斷得到挑戰建制、侮辱精英、扭轉輿論、扶持弱者（underdog）的快感，這種現象，在古今中外文學作品多有警示。〈國歌〉（The National Anthem）的全球群眾為什麼「公投」觀賞首相與豬性交，究竟是為了「真理」，還是「花生」、乃至宣洩弱者的仇恨？心中有數。
試想在平行時空，假如法國大革命時有互聯網，巴黎協和廣場的斷頭台，肯定每天都有民眾進行live直播，革命時代被斬首者，恐怕遠不止7萬人；又如中國文革時批鬥成風，眾多「反革命」被戴上高帽遊街示眾，乃至出現人相食，如此情景，在平行時空，正是網絡圍觀者最喜聞樂見的「花生台」。說到這裏，想起不久前讀過《紐約時報》一段文革回憶，講述一位老人因為看線裝書而受到的待遇，畫面對人性尊嚴侮辱到極點，卻和〈國歌〉的首相與豬性交有點異曲同工，不得不節錄分享：
「他首先被要求跪在台上，自己扇自己一百個耳光，一邊扇，一遍罵自己是『畜生』；扇完耳光後，紅衞兵當眾用從他家搜出來的書，一頁頁撕下，用火柴點着，然後去燒老人花白的鬍子和本來就不多的頭髮；等到頭髮和鬍子被燒光，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一幕發生了。那時正是春寒料峭，兩個主持批鬥的紅衞兵在眾人的起鬨下，突然三下兩下就把老人的衣服褲子全扒下……『脫掉！脫掉！』旁觀者似乎打了雞血般齊聲起鬨。兩個紅衞兵在大家的鼓噪下，一人抓住老人的手，另一個則一把扯下老人的內褲……有人順手撿起黑板旁的教鞭戳了一下老人的陰部，另兩個人突然用怪怪地聲音喊道──『牽牛！』於是，眾人再次壞壞地鬨笑起來。我後來才明白『牽牛』的意思，一個紅衞兵，從褲兜裏掏出一根細細的打底繩……手腳麻利地把老人的陰毛擰成一股，然後用這根繩子綁在一起，再在耷拉着的陰莖上繞纏數圈，於是，在眾人的鬨笑聲中，大家強迫老人站起來，一個紅衞兵牽着繩子，引着老人往前走，另一個紅衞兵則揚着一把竹枝，像農村耕田時驅趕水牛一樣，一邊抽打，一邊把老人趕到學校外的道路上遊行示眾去了。」
數十年前的回憶，用文字表達，已經那麼怵目驚心，假如當是有互聯網，又如何？
更重要的是，雖然「微真相時代」原來的打擊對象是建制，但懂得在新時代煽動網絡民粹的遠不只是網民，各國威權政府也開始懂得通過同樣手法，瓦解其打壓對象的威望。例如數月前，土耳其撲朔迷離的兵變後，埃爾多安總統立刻對軍隊清洗，士兵被當街暴揍、叛軍跪在埃爾多安畫像前懺悔、在監獄被脫光衣服毆打的畫面不斷放送，瞬間土耳其軍隊維持數十年的「護國者」威嚴崩潰，成為戲謔對象。又如菲律賓鐵腕總統杜特爾特不僅允許私刑緝毒，還放任被擊斃的毒販陳尸街頭，引發眾人圍觀，血腥圖片遍佈網絡，也是瓦解販毒集團「威望」的方式。其他更熟悉的例子還有很多，不贅。如此種種是否恰當，大可討論，但都讓網民激動，則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黑鏡》的故事，恐怕很快就不再是寓言。試想這故事假如發生在香港，哪怕被要求與豬性交的人是最受歡迎的政府官員，網絡群眾恐怕也會渴望一睹他與豬性交的風采。這時代出現了，是不會回頭的，除了適應美麗新世界，還能怎樣？
小詞典：民粹主義（Populism）
社會科學名詞，指社會大多數公民（廣義上的「人民」）對「精英」的說辭持懷疑態度，認為精英為了一己私利誤導民眾、侵犯民眾權益，因此民眾應當團結起來，消解精英的話語權、推翻精英統治。在不同社會環境下，民粹主義的具體表現千差萬別，不過煽動社會對立，一向是民粹主義得以成事的最重要條件。
2016年11月21日星期一
微真相時代（上）：全球網絡直播英國首相與豬性交的一天
特朗普當選、 英國脫歐，除了反映全球化時代的怨氣，網絡世界的威力也終於被主流媒體正視，這也回應了本欄早前介紹過的「後真相時代」。然而，「後真相」這個剛入選牛津字典的「潮語」，並不能反映新時代全貌；互聯網製造「後真相」的同時，也通過提供巨細無遺的「微真相」，同樣助長了網絡民粹主義，再改造了「真．真相」的定義。我們不必對以上「離地」名詞上心，卻不妨從一個十分「落地」的故事談起：不知道多少朋友看過英國科幻諷刺劇集《黑鏡》（Black Mirror）？這系列講述未來科技怎樣改變生活，相當警世，現在播到第三季，但還是第一季的水準最高，尤其是第一集〈國歌〉（The National Anthem），講述英國首相被迫與豬做愛。然而這並非「標題黨」，而是十分嚴肅的預言：
故事背景是當代英國，萬人迷公主突遭身份不明的人綁架，綁匪沒有要求贖金，也沒有政治訴求，放人的唯一條件就是要英國首相限期直播自己與豬做愛的場面，否則撕票；而他與公主、首相素不相識，也沒有任何私人恩怨。首相最初堅持拒絕，希望秘密營救而失敗，綁匪的勒索視頻則被媒體截取，傳至YouTube，瞬間為全球所知，網絡民調就開始進行。
綁匪要求 匪夷所思
本來民意傾向首相拒絕要求，但綁匪送出疑似從公主割下的手指、再在網上直播公主呼叫的片段後，民意迅速逆轉，幾乎一致要首相「承擔責任」，接受要求。首相夫婦對網絡民意隱含的「花生」成分，心知肚明，但由於壓力太巨大，主流媒體、皇室和內閣都站在「網絡民意」一邊，甚至對首相施壓說不能保證其安全。
最終，首相作為「真民意」代表，不得不對網絡民意就範，在全球媒體面前，直播和豬性交，Live片段引來全球網民集體瀏覽，即時觀賞首相和豬性交的人居然數以億計。最終公主獲釋，綁匪自殺，原來他只是前衛藝術家，目的是展現「人們只關注屏幕、忽略真實生活」，首相的與豬性交視頻，就是他的藝術品。首相則因為這次「勇氣」演出，民望飆升；而首相夫人是最受傷害的一人，感受卻無人理會。
上述情節雖是虛構，但絕對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出現，其中包含對「微真相時代」的隱喻，很值得分析。所謂「微真相」的第一個特徵是，極度細微、原來不值得注意的旁枝末節，或不宜公開的資訊，可以通過網絡平台爆發式傳播，轉眼成為公共事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宏觀話題、結構性議題，在新時代卻無人問津。在綁架案發生時，政府機關本希望傳統媒體噤聲，與綁匪秘密斡旋爭取時間，同時調動警力營救公主，這基本上是傳統危機管理的指南，在少數人多少能操控議題設定權的舊世界，依然能奏效。但在「微真相時代」，政府面對這類危機根本無機密可言，綁匪的juicy要求不費分文，就可以令全球廣傳，立刻引發無數人圍觀，國際媒體也不得不緊隨其後報道，卻沒有人有興趣討論為甚麼非報導不可；關注的焦點迅速落入首相用甚麼方法、姿勢、時間長度和豬性交，而沒有人思考首相就範對日後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聲明、一根手指這樣的「微資訊」，足以徹底改變民意，這是傳統媒體時代不可想像的。
所以「微真相時代」的第二個特徵，就是對弈各方平起平坐的「超對稱性」。在前互聯網時代，主流價值觀通常是社會主流媒體塑造，同時也在傳統媒體佔主流地位，「離經叛道」者，往往沒有有效的渠道發聲。但人性始終存在陰暗面，那些被傳統道德批判狂想，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其實依然存在。在網絡時代，這一面就得到無限強化，因為無論一個人的觀點多麼非主流，都可以通過平等的互聯網接入，進行實時分享，而一旦立場誇張、方式吸睛，輻射面並不遜色於傳統媒體，甚至能反過來帶領傳統媒體進行報導，就像「首相與豬性交」的情節，就只能有網絡「推上報」。當人人皆通過 Twitter、Facebook 、YouTube 等渠道發聲，成為「自媒體」，再匪夷所思的聲音，都不愁沒有聽眾，甚至佔據輿論主流。而「自媒體」要突破自身先天資源不足的局限，講求觀點、立場多於客觀、公信力，就和「後真相時代」接軌。
「微真相」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圍觀的時效性。如同《國歌》故事結局，一年後，不僅公眾不再關心首相獸交的經歷，甚至連當事人之一、被綁架的公主都將事件淡忘，真正感受到傷害的人，似乎只有首相夫人一人。綁匪限定首相在極短時間內回應，也是確保在網絡公眾對「首相獸交」這劇情保持新鮮感時，達到最佳傳訊效果，否則足以令焦點消失，就像「伊斯蘭國」不斷直播酷刑虐殺，最初確是全球震撼，但慢慢已經見怪不怪。換句話說，網絡催生的公眾事件，往往依賴細微資訊的噱頭，引爆輿論，但在一段時間後，人們的興趣就轉移到下一個熱點，事件本身就歸於沉寂，那時候才會有「傳統理性聲音」走出來事後孔明的抽絲剝繭評論一番，但已淪為小圈子的回音壁；在民間，唯一留下記憶的只有那一息間的「微真相」，而不是背後那片森林。這樣的時代，會產生甚麼後果？（明續）
小詞典：後真相時代
按傳統理性決策模型，選民根據已知的事實，形成個人觀點；再基於這觀點，在某些議題持特定立場；又再根據立場，選擇支持某一政黨或團體。在後真相時代，卻把一切顛倒過來：首先選擇具某一價值、情緒傾向的政黨或團體，對這群體在各類議題的價值觀照單全收，然後才形成觀點，最後從事實中選擇能支持自己觀點的部分，加以放大、渲染，而把一切不利上述觀點的，一律視而不見；即使看見，也按下不表。
故事背景是當代英國，萬人迷公主突遭身份不明的人綁架，綁匪沒有要求贖金，也沒有政治訴求，放人的唯一條件就是要英國首相限期直播自己與豬做愛的場面，否則撕票；而他與公主、首相素不相識，也沒有任何私人恩怨。首相最初堅持拒絕，希望秘密營救而失敗，綁匪的勒索視頻則被媒體截取，傳至YouTube，瞬間為全球所知，網絡民調就開始進行。
綁匪要求 匪夷所思
本來民意傾向首相拒絕要求，但綁匪送出疑似從公主割下的手指、再在網上直播公主呼叫的片段後，民意迅速逆轉，幾乎一致要首相「承擔責任」，接受要求。首相夫婦對網絡民意隱含的「花生」成分，心知肚明，但由於壓力太巨大，主流媒體、皇室和內閣都站在「網絡民意」一邊，甚至對首相施壓說不能保證其安全。
最終，首相作為「真民意」代表，不得不對網絡民意就範，在全球媒體面前，直播和豬性交，Live片段引來全球網民集體瀏覽，即時觀賞首相和豬性交的人居然數以億計。最終公主獲釋，綁匪自殺，原來他只是前衛藝術家，目的是展現「人們只關注屏幕、忽略真實生活」，首相的與豬性交視頻，就是他的藝術品。首相則因為這次「勇氣」演出，民望飆升；而首相夫人是最受傷害的一人，感受卻無人理會。
上述情節雖是虛構，但絕對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出現，其中包含對「微真相時代」的隱喻，很值得分析。所謂「微真相」的第一個特徵是，極度細微、原來不值得注意的旁枝末節，或不宜公開的資訊，可以通過網絡平台爆發式傳播，轉眼成為公共事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宏觀話題、結構性議題，在新時代卻無人問津。在綁架案發生時，政府機關本希望傳統媒體噤聲，與綁匪秘密斡旋爭取時間，同時調動警力營救公主，這基本上是傳統危機管理的指南，在少數人多少能操控議題設定權的舊世界，依然能奏效。但在「微真相時代」，政府面對這類危機根本無機密可言，綁匪的juicy要求不費分文，就可以令全球廣傳，立刻引發無數人圍觀，國際媒體也不得不緊隨其後報道，卻沒有人有興趣討論為甚麼非報導不可；關注的焦點迅速落入首相用甚麼方法、姿勢、時間長度和豬性交，而沒有人思考首相就範對日後國家安全的影響。一個聲明、一根手指這樣的「微資訊」，足以徹底改變民意，這是傳統媒體時代不可想像的。
所以「微真相時代」的第二個特徵，就是對弈各方平起平坐的「超對稱性」。在前互聯網時代，主流價值觀通常是社會主流媒體塑造，同時也在傳統媒體佔主流地位，「離經叛道」者，往往沒有有效的渠道發聲。但人性始終存在陰暗面，那些被傳統道德批判狂想，在每一個人的潛意識，其實依然存在。在網絡時代，這一面就得到無限強化，因為無論一個人的觀點多麼非主流，都可以通過平等的互聯網接入，進行實時分享，而一旦立場誇張、方式吸睛，輻射面並不遜色於傳統媒體，甚至能反過來帶領傳統媒體進行報導，就像「首相與豬性交」的情節，就只能有網絡「推上報」。當人人皆通過 Twitter、Facebook 、YouTube 等渠道發聲，成為「自媒體」，再匪夷所思的聲音，都不愁沒有聽眾，甚至佔據輿論主流。而「自媒體」要突破自身先天資源不足的局限，講求觀點、立場多於客觀、公信力，就和「後真相時代」接軌。
「微真相」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圍觀的時效性。如同《國歌》故事結局，一年後，不僅公眾不再關心首相獸交的經歷，甚至連當事人之一、被綁架的公主都將事件淡忘，真正感受到傷害的人，似乎只有首相夫人一人。綁匪限定首相在極短時間內回應，也是確保在網絡公眾對「首相獸交」這劇情保持新鮮感時，達到最佳傳訊效果，否則足以令焦點消失，就像「伊斯蘭國」不斷直播酷刑虐殺，最初確是全球震撼，但慢慢已經見怪不怪。換句話說，網絡催生的公眾事件，往往依賴細微資訊的噱頭，引爆輿論，但在一段時間後，人們的興趣就轉移到下一個熱點，事件本身就歸於沉寂，那時候才會有「傳統理性聲音」走出來事後孔明的抽絲剝繭評論一番，但已淪為小圈子的回音壁；在民間，唯一留下記憶的只有那一息間的「微真相」，而不是背後那片森林。這樣的時代，會產生甚麼後果？（明續）
小詞典：後真相時代
按傳統理性決策模型，選民根據已知的事實，形成個人觀點；再基於這觀點，在某些議題持特定立場；又再根據立場，選擇支持某一政黨或團體。在後真相時代，卻把一切顛倒過來：首先選擇具某一價值、情緒傾向的政黨或團體，對這群體在各類議題的價值觀照單全收，然後才形成觀點，最後從事實中選擇能支持自己觀點的部分，加以放大、渲染，而把一切不利上述觀點的，一律視而不見；即使看見，也按下不表。
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
訪問加拿大學者：「中等國」的外交與對華政策
今年九月，加拿大自由黨政府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展開其任內首次訪華之旅，並出席杭州 G20峰會；隨後中國政府總理李克強回訪加拿大。在這一輪領導人互訪期間，中加兩國不僅簽署了多項貿易、文化交流合作協議，還就進行「中加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研究和簽署「雙邊引渡條約」的前期準備工作達成共識。加拿大還表達了加入亞投行（AIIB） 的意願。上期訪談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包義文教授（Professor Paul Evans）曾談及中國外交戰略及其對亞太地區秩序建構的影響；本次包義文教授就進一步闡釋了加拿大杜魯多政府的對華政策考量以及中加關係發展的前景。
沈：在加拿大前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主導的保守黨政府期間，中國與加拿大關係較為波折。在杜魯多總理率領自由黨組閣后，其對華政策讓不少人覺得中加關係正在「回暖」。目前杜魯多政府在對華外交上有著怎樣的共識？
包義文：杜魯多總理與李克強總理的互訪，在「重啟中加雙邊關係」方面取得了遠超預計的成功，為兩國關係發展設定了新的基調。中加兩國關係將會以適合兩國各自國情的節奏，朝更廣泛、更深入的層面發展。過去十年裡，加拿大保守黨政府與北京的關係可謂「政冷經熱」；今次自由黨政府致力於採取持續、協調一致的對華政策。當然，這一努力會否開啟兩國如上世紀70年代一般的「黃金時代」就仍有待觀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加雙邊關係將會得到兩國高度重視，其發展也將更富活力。事實上，比「黃金時代」更適合的期望應當是兩國關係進入「綠色時代」：能源與環境領域的合作是中加兩國關係下一步發展的重心所在。
與兩國關係發展新基調相呼應的，是極具抱負的議程：將兩國商貿合作關係拓展至更多領域，尤其是環境、能源領域；并拓展兩國民間交流，包括高等教育合作以及聯合研發。對加拿大而言，迅速與中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和雙邊引渡條約的談判在政治上是頗具阻力的，但前期準備工作可以展開，面向加拿大公眾的民意征詢也已經啟動。
在政治領域，中加兩國高層的全新對話機制已經建立，加拿大也表達了其加入亞投行的意願，并得到中方積極回應。總體而言，加拿大和中國圍繞全球治理相關議題，在 G20等平台上進行著非常密切的合作。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領導力受到削弱的今天，中加兩國在強化全球治理機制上有著共同的利益。
沈：在過去的研究中你曾指出，21世紀的中國不僅改變了全球實力分佈格局，亦在區域/全球事務和治理上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應當重新制定對華政策，而非繼續沿用十年前的對華戰略。具體而言，加拿大的哪些利益受到了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影響？為何十年前的對華政策在今天已經不再適用？
包義文：加拿大需要新的對華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加雙邊關係需要向前發展而非後退。2005年兩國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但兩國始終未就這一關係進行清晰的定義，亦未有將其落實。今天，北京和渥太華都認識到，全球實力均衡的格局正在改變；對美國本土市場接入的不確定性在增加；同時在地區和全球事務治理上，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合作的領導機制。
對於中國和加拿大而言，氣候變化和環境治理上的合作最為重要。在這一領域，中國和加拿大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落後於人。目前習近平政府和杜魯多政府都試圖改變這一狀況，在氣候問題和環境治理上共同發力。另一個中加兩國利益的交集是維和行動。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加拿大作為這一領域的「先行者」，有責任與中國進行更為深入的合作。中國是一個成長中的全球大國，而加拿大致力於在21世紀扮演「中等國家」（Middle Power）的角色。兩國在「維持穩定的國際秩序」上有著共同的利益，而這一秩序在今天正受到劇烈的衝擊。此外，兩國對「讓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出更大的聲音」也有著共識。
沈：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正在積極推廣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等理念和規範的定義，它們與西方的表述之間就存在差異。加拿大是否認可上述規範的「中國版本」？它會否與加拿大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外交」產生衝突？
包義文：加拿大與中國對「人權」（尤其是政治權利）、「民主」等理念的認識確實不同，而且這種差異在過去四年里正在不斷擴大。很多加拿大人原本期望，一個經濟和社會不斷開放、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中國會迎來政治自由化；但中國近年來政治管控總體在不斷收緊，這讓加拿大人感到失望。目前加拿大人面對的艱巨挑戰是，與一個有別于他們心目中所期待的中國進行合作。
從新任自由黨政府的對華外交策略來看，渥太華對中加兩國政府在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有著清晰的認識，但同時也相信這一差異可以通過「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方式進行處理。例如，兩國對「推動法治建設」都有著共同的訴求，在中國發展其法律體系、培養新一代律師和法官的過程中，加拿大就可以基於自身在行政法、刑法和商法領域的經驗為中國提供借鑒。此外，在長期看來，中加兩國訂立雙邊引渡條約或許是可行、並且值得的；不過就目前而言，兩國在「遣返在逃疑犯」這一領域更務實的合作方式還是情報共享，以及協商有效的驅逐出境措施。
沈：民意在加拿大外交決策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何種因素影響了中國在加拿大公眾眼中的形象？如何可以改善中國在加拿大的形象？
包義文：目前，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軍事現代化速度和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強勢舉動都有著較為負面的觀感。某種意義上，今天的中國與加拿大近在咫尺，這在上一輩加拿大人看來是難以想象的。加拿大人還擔憂中國國有企業在加巨額投資項目是否符合當地法律規範，擔憂中國投資者對加拿大主要城市房價的影響，并對網絡安全問題頗為關注。
與此同時，加拿大人亦對持續的外來移民、文化多元主義、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以及開放的貿易體系抱有強烈的支持態度。總體來看，中國與加拿大互相之間進行的民間交流和商品、資源貿易都取得了顯著成功。在接下來兩國進行任何重要雙邊貿易談判的過程中，杜魯多政府將需要向加拿大民眾闡釋一個新的「中國政策」，尤其是「中國為何重要」、「如何處理中加兩國之間的差異」以及「如何管控深層交往過程中的風險」。
沈：「中等國家外交」是一個不容易的任務。具體到加拿大，它如何以「中等國家」身份與域內其他國家互動、共同塑造亞太地區的秩序？在對中國進行「中等國家外交」的過程中，加拿大有何優勢？
包義文：上世紀90年代，加拿大在亞太地區的「中等國家外交」有著顯著的成績：它在區域機制（如ASEAN Regional Forum）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區域內人道主義災難也有著富於建設性的回應，對數個區域內合作安全倡議也表達了支持。不過，在過去十年裡，加拿大沒有深入參與亞太地區戰略性事務，其關注點局限于經濟事務。隨著新任自由黨政府上台，這一現象很可能改變。
對「中等國家」這一角色而言，「和平地適應（大國崛起）」是符合其利益的；但中等國家又有著對國際法和「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rule-based system） 的訴求。如何平衡這兩方面，就是「中等國家外交」面對的挑戰。以加拿大為例，在國際仲裁法院就南海問題作出的仲裁后，加拿大強調了對國際法的尊重，同時對「歷史權益」這一概念的態度與其他國家有著細微的差別：因為加拿大的立場與其對北極地區相關領土的主張一致。加拿大表達了對北京在南中國海地區一些強勢舉措的擔憂，但並未有參與或支持美國領導的「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不過，加拿大將自身置於積極促進南中國海地區海洋資源與漁業資源保育這一語境中，并發揮著建設性作用。
加拿大在亞太地區追求的角色並非是重要的軍事存在，而是建設性的、負責的地區合作夥伴。中國常常批評新加坡在戰略取向上與美國走得太近；相反地，中國之所以重視加拿大，正是因為它既靠近美國，又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美國，並且有自己的世界觀，支持中國在全球和區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正在發生轉變，美國再也無法維持其在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戰略地位，而新的地區秩序又尚未建立。諸如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和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單個來看都無法對區域安全局勢造成多少影響；但當他們聯合，并與ASEAN 國家一道，就能在減少區域衝突、協助構建地區秩序等領域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沈旭暉策劃，黃思為筆錄整理，大公報，2016年11月
沈：在加拿大前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主導的保守黨政府期間，中國與加拿大關係較為波折。在杜魯多總理率領自由黨組閣后，其對華政策讓不少人覺得中加關係正在「回暖」。目前杜魯多政府在對華外交上有著怎樣的共識？
包義文：杜魯多總理與李克強總理的互訪，在「重啟中加雙邊關係」方面取得了遠超預計的成功，為兩國關係發展設定了新的基調。中加兩國關係將會以適合兩國各自國情的節奏，朝更廣泛、更深入的層面發展。過去十年裡，加拿大保守黨政府與北京的關係可謂「政冷經熱」；今次自由黨政府致力於採取持續、協調一致的對華政策。當然，這一努力會否開啟兩國如上世紀70年代一般的「黃金時代」就仍有待觀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加雙邊關係將會得到兩國高度重視，其發展也將更富活力。事實上，比「黃金時代」更適合的期望應當是兩國關係進入「綠色時代」：能源與環境領域的合作是中加兩國關係下一步發展的重心所在。
與兩國關係發展新基調相呼應的，是極具抱負的議程：將兩國商貿合作關係拓展至更多領域，尤其是環境、能源領域；并拓展兩國民間交流，包括高等教育合作以及聯合研發。對加拿大而言，迅速與中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和雙邊引渡條約的談判在政治上是頗具阻力的，但前期準備工作可以展開，面向加拿大公眾的民意征詢也已經啟動。
在政治領域，中加兩國高層的全新對話機制已經建立，加拿大也表達了其加入亞投行的意願，并得到中方積極回應。總體而言，加拿大和中國圍繞全球治理相關議題，在 G20等平台上進行著非常密切的合作。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領導力受到削弱的今天，中加兩國在強化全球治理機制上有著共同的利益。
沈：在過去的研究中你曾指出，21世紀的中國不僅改變了全球實力分佈格局，亦在區域/全球事務和治理上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應當重新制定對華政策，而非繼續沿用十年前的對華戰略。具體而言，加拿大的哪些利益受到了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影響？為何十年前的對華政策在今天已經不再適用？
包義文：加拿大需要新的對華政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加雙邊關係需要向前發展而非後退。2005年兩國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但兩國始終未就這一關係進行清晰的定義，亦未有將其落實。今天，北京和渥太華都認識到，全球實力均衡的格局正在改變；對美國本土市場接入的不確定性在增加；同時在地區和全球事務治理上，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合作的領導機制。
對於中國和加拿大而言，氣候變化和環境治理上的合作最為重要。在這一領域，中國和加拿大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落後於人。目前習近平政府和杜魯多政府都試圖改變這一狀況，在氣候問題和環境治理上共同發力。另一個中加兩國利益的交集是維和行動。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加拿大作為這一領域的「先行者」，有責任與中國進行更為深入的合作。中國是一個成長中的全球大國，而加拿大致力於在21世紀扮演「中等國家」（Middle Power）的角色。兩國在「維持穩定的國際秩序」上有著共同的利益，而這一秩序在今天正受到劇烈的衝擊。此外，兩國對「讓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出更大的聲音」也有著共識。
沈：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國正在積極推廣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等理念和規範的定義，它們與西方的表述之間就存在差異。加拿大是否認可上述規範的「中國版本」？它會否與加拿大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外交」產生衝突？
包義文：加拿大與中國對「人權」（尤其是政治權利）、「民主」等理念的認識確實不同，而且這種差異在過去四年里正在不斷擴大。很多加拿大人原本期望，一個經濟和社會不斷開放、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中國會迎來政治自由化；但中國近年來政治管控總體在不斷收緊，這讓加拿大人感到失望。目前加拿大人面對的艱巨挑戰是，與一個有別于他們心目中所期待的中國進行合作。
從新任自由黨政府的對華外交策略來看，渥太華對中加兩國政府在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有著清晰的認識，但同時也相信這一差異可以通過「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方式進行處理。例如，兩國對「推動法治建設」都有著共同的訴求，在中國發展其法律體系、培養新一代律師和法官的過程中，加拿大就可以基於自身在行政法、刑法和商法領域的經驗為中國提供借鑒。此外，在長期看來，中加兩國訂立雙邊引渡條約或許是可行、並且值得的；不過就目前而言，兩國在「遣返在逃疑犯」這一領域更務實的合作方式還是情報共享，以及協商有效的驅逐出境措施。
沈：民意在加拿大外交決策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何種因素影響了中國在加拿大公眾眼中的形象？如何可以改善中國在加拿大的形象？
包義文：目前，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軍事現代化速度和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強勢舉動都有著較為負面的觀感。某種意義上，今天的中國與加拿大近在咫尺，這在上一輩加拿大人看來是難以想象的。加拿大人還擔憂中國國有企業在加巨額投資項目是否符合當地法律規範，擔憂中國投資者對加拿大主要城市房價的影響，并對網絡安全問題頗為關注。
與此同時，加拿大人亦對持續的外來移民、文化多元主義、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動以及開放的貿易體系抱有強烈的支持態度。總體來看，中國與加拿大互相之間進行的民間交流和商品、資源貿易都取得了顯著成功。在接下來兩國進行任何重要雙邊貿易談判的過程中，杜魯多政府將需要向加拿大民眾闡釋一個新的「中國政策」，尤其是「中國為何重要」、「如何處理中加兩國之間的差異」以及「如何管控深層交往過程中的風險」。
沈：「中等國家外交」是一個不容易的任務。具體到加拿大，它如何以「中等國家」身份與域內其他國家互動、共同塑造亞太地區的秩序？在對中國進行「中等國家外交」的過程中，加拿大有何優勢？
包義文：上世紀90年代，加拿大在亞太地區的「中等國家外交」有著顯著的成績：它在區域機制（如ASEAN Regional Forum）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區域內人道主義災難也有著富於建設性的回應，對數個區域內合作安全倡議也表達了支持。不過，在過去十年裡，加拿大沒有深入參與亞太地區戰略性事務，其關注點局限于經濟事務。隨著新任自由黨政府上台，這一現象很可能改變。
對「中等國家」這一角色而言，「和平地適應（大國崛起）」是符合其利益的；但中等國家又有著對國際法和「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rule-based system） 的訴求。如何平衡這兩方面，就是「中等國家外交」面對的挑戰。以加拿大為例，在國際仲裁法院就南海問題作出的仲裁后，加拿大強調了對國際法的尊重，同時對「歷史權益」這一概念的態度與其他國家有著細微的差別：因為加拿大的立場與其對北極地區相關領土的主張一致。加拿大表達了對北京在南中國海地區一些強勢舉措的擔憂，但並未有參與或支持美國領導的「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不過，加拿大將自身置於積極促進南中國海地區海洋資源與漁業資源保育這一語境中，并發揮著建設性作用。
加拿大在亞太地區追求的角色並非是重要的軍事存在，而是建設性的、負責的地區合作夥伴。中國常常批評新加坡在戰略取向上與美國走得太近；相反地，中國之所以重視加拿大，正是因為它既靠近美國，又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美國，並且有自己的世界觀，支持中國在全球和區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正在發生轉變，美國再也無法維持其在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戰略地位，而新的地區秩序又尚未建立。諸如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和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單個來看都無法對區域安全局勢造成多少影響；但當他們聯合，并與ASEAN 國家一道，就能在減少區域衝突、協助構建地區秩序等領域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沈旭暉策劃，黃思為筆錄整理，大公報，2016年11月
2016年11月18日星期五
美國大選，對香港有啟示嗎?
美國大選全球矚目，在香港也激起一時震盪，但數天後便見怪不怪。那這場選舉對香港又有何啟示？從身邊朋友的反應看，最明顯的震撼來自下列各項：
- 首先，正如我們再三提及，選舉結果明顯給「政治正確」一記響亮的耳光，「反政治正確」的潮流從歐洲席捲至美國之餘，也是席捲全球。各地民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久已有之，只是此前從未有人敢於高調駁斥極端政治正確的話語，沒有主流媒體報道，也不為精英階層重視。
當財大氣粗的特朗普大聲疾呼，經過兩年全國宣傳，精英的虛偽話語便給表露無遺。精英主義與反精英主義的博弈，不可能不來臨香港；「香港特朗普」也不可能不存在。
- 我們曾談及的「後真相政治」，特朗普可謂代言人，就算是其支持者也心知肚明。然而「後真相政治」的要義在於人們並不關心事實真偽，而看重表達、姿態。在今天香港社會諸多議題討論上，尤其是在網絡平台，觀點和證據之間何者影響力更大，有目共睹，未來施政者、從政者要影響民意，靠的是什麼，也不難想像。
- 新媒體是這次大選的大贏家，特朗普遭兩黨主流媒體圍剿，卻靠互聯網反制，甚至取代了傳統政黨政治的樁腳，這是政治學的一大突破。新媒體讓無數曾被視為「原子化」的選民圍繞在特朗普周圍，最終把網絡點讚、轉發，轉化成選票。類似的模式在香港不會完全複製，因為基本上不存在變天的可能性，但被當權派快速學習使用的可能性卻要更高。
- 在整個總統選舉過程中，眾多傳統精英、媒體和學者們均異口同聲相信希拉莉佔優，與特朗普的支持者幾乎活在平行時空，這是典型的「回音室效應」。香港同樣是社交網絡高度密集使用的地方，平日對諸多社會問題的討論，正陷入一個個割裂的圈子，圈內人與圈外人的世界迥異，互不相聞，要期望「大和解」，恐怕事與願違。
- 特朗普當選，標誌本土主義一類思潮在美國有相當勢力之餘，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原因，其實全球通用：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不見提高、社群獨特性被外來移民沖淡，而把一切歸因全球化、自由貿易、人口流動。香港就是沒有回歸，這一波思潮也肯定出現，但今天則更把矛頭指向中國內地。假如這是全球潮流，恐怕還是剛剛開始。
以上種種還是間接的啟示，但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即將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會採取何種對港政策？又或是究竟在他心中，有沒有「香港」這回事？縱觀其參選至今的演講與政綱，「香港」鮮有出現，特朗普也明顯對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不太感興趣，若連台灣也不會是他的首要關注點之一，香港恐怕更等而下之。當然，他公佈委任被視為「親台」的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為白宮幕僚長，令台灣朝野鬆一口氣，但觀乎特朗普互相制衡、不斷搬龍門的管理作風，要期望把台灣利益放在優先考慮，始終不設實際。
至於，去年美國國務院一度在國會議員要求下，重啟年度「香港政策法報告」，並對香港普選問題、銅鑼灣書局事件等表示關注，也刺激了北京神經。但這類動作的主導權在於國會，唯有議題對議員的連任有幫助，才會被提出，美國朝野對此心照不宣。最新消息是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提出法案，制裁破壞香港自由的京港官員，這不代表美國真的關注香港，卻反映「香港問題」足以協助美國政客曝光，換言之北京越不希望見到，才越會出現。這說明甚麼？北京對港政策越來越強硬，理論基礎正是美國重返亞太，假如特朗普不搞「重返亞太」，北京會否相應軟化？根據邏輯，自然會；但根據中國邏輯，假如還這樣想，就是太天真了。
小詞典：「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
指在網絡進行溝通時，一般人都選擇與自己觀點相同的圈子進行對話、進一步鞏固自己已有的立場，而對截然不同的主張充耳不聞。這一傾向本是人之常情，但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推薦算法，對這效應大力推波助瀾，社會進一步分化乃其副作用，且已積習難返。
- 首先，正如我們再三提及，選舉結果明顯給「政治正確」一記響亮的耳光，「反政治正確」的潮流從歐洲席捲至美國之餘，也是席捲全球。各地民眾對「政治正確」的反感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久已有之，只是此前從未有人敢於高調駁斥極端政治正確的話語，沒有主流媒體報道，也不為精英階層重視。
當財大氣粗的特朗普大聲疾呼，經過兩年全國宣傳，精英的虛偽話語便給表露無遺。精英主義與反精英主義的博弈，不可能不來臨香港；「香港特朗普」也不可能不存在。
- 我們曾談及的「後真相政治」，特朗普可謂代言人，就算是其支持者也心知肚明。然而「後真相政治」的要義在於人們並不關心事實真偽，而看重表達、姿態。在今天香港社會諸多議題討論上，尤其是在網絡平台，觀點和證據之間何者影響力更大，有目共睹，未來施政者、從政者要影響民意，靠的是什麼，也不難想像。
- 新媒體是這次大選的大贏家，特朗普遭兩黨主流媒體圍剿，卻靠互聯網反制，甚至取代了傳統政黨政治的樁腳，這是政治學的一大突破。新媒體讓無數曾被視為「原子化」的選民圍繞在特朗普周圍，最終把網絡點讚、轉發，轉化成選票。類似的模式在香港不會完全複製，因為基本上不存在變天的可能性，但被當權派快速學習使用的可能性卻要更高。
- 在整個總統選舉過程中，眾多傳統精英、媒體和學者們均異口同聲相信希拉莉佔優，與特朗普的支持者幾乎活在平行時空，這是典型的「回音室效應」。香港同樣是社交網絡高度密集使用的地方，平日對諸多社會問題的討論，正陷入一個個割裂的圈子，圈內人與圈外人的世界迥異，互不相聞，要期望「大和解」，恐怕事與願違。
- 特朗普當選，標誌本土主義一類思潮在美國有相當勢力之餘，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原因，其實全球通用：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不見提高、社群獨特性被外來移民沖淡，而把一切歸因全球化、自由貿易、人口流動。香港就是沒有回歸，這一波思潮也肯定出現，但今天則更把矛頭指向中國內地。假如這是全球潮流，恐怕還是剛剛開始。
以上種種還是間接的啟示，但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即將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會採取何種對港政策？又或是究竟在他心中，有沒有「香港」這回事？縱觀其參選至今的演講與政綱，「香港」鮮有出現，特朗普也明顯對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不太感興趣，若連台灣也不會是他的首要關注點之一，香港恐怕更等而下之。當然，他公佈委任被視為「親台」的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為白宮幕僚長，令台灣朝野鬆一口氣，但觀乎特朗普互相制衡、不斷搬龍門的管理作風，要期望把台灣利益放在優先考慮，始終不設實際。
至於，去年美國國務院一度在國會議員要求下，重啟年度「香港政策法報告」，並對香港普選問題、銅鑼灣書局事件等表示關注，也刺激了北京神經。但這類動作的主導權在於國會，唯有議題對議員的連任有幫助，才會被提出，美國朝野對此心照不宣。最新消息是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提出法案，制裁破壞香港自由的京港官員，這不代表美國真的關注香港，卻反映「香港問題」足以協助美國政客曝光，換言之北京越不希望見到，才越會出現。這說明甚麼？北京對港政策越來越強硬，理論基礎正是美國重返亞太，假如特朗普不搞「重返亞太」，北京會否相應軟化？根據邏輯，自然會；但根據中國邏輯，假如還這樣想，就是太天真了。
小詞典：「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
指在網絡進行溝通時，一般人都選擇與自己觀點相同的圈子進行對話、進一步鞏固自己已有的立場，而對截然不同的主張充耳不聞。這一傾向本是人之常情，但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的推薦算法，對這效應大力推波助瀾，社會進一步分化乃其副作用，且已積習難返。
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
選舉過後：極端反精英主義的濫觴（下）
物極必反，「反精英主義」的抬頭，自然是對精英主義的反制。
其實，美國自建國伊始，就有反精英、民粹主義的傳統，美國憲法和選舉制度本身，就是精英主義vs反精英主義互相制衡、妥協的結果。但這一思潮到了極端，又會怎樣？結果恐怕與極端精英主義一樣，同樣令人悲觀。
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
首先，「治理」本身始終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領域，無論政治體制改革、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每一項政策從制定、實踐到評估，都需要大量專業人士（亦即傳統精英）的貢獻。特朗普背後的民粹思潮，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無疑對精英參與決策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無論法國大革命、還是文化大革命，極端的反精英思潮，均會造成大量過猶不及的社會悲劇。特朗普身為商人，理應是十分務實的人，不會容許國家鐘擺到那個極端；問題是，已經釋放的反精英主義思潮會不斷對他施加壓力，要是不加制約發展下去，始終會出現為了取悅群眾、而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新領袖。
當反精英主義在傳統公共空間邊緣化，在新媒體平台就會成為主流；然而後者以「用戶生成內容」為主要表達方式、「推薦算法」引導訊息，只會對「後真相時代」推波助瀾。
只注重觀點立場
極端反精英主義者在表達過程中，注重觀點立場、不在乎事實，這樣的公共輿論，往往會導致社會共識朝極端化、而非理性化發展，要彌補社會撕裂，幾不可能。可以說，當每一個人都使用Facebook接收公共資訊，看到其他立場的可能性愈來愈小，社會和諧也就愈來愈難。
從選舉結果看，這次大選的反精英主義大獲成功，但如果4年後，「變革者」特朗普的執政成效遠不能滿足今天民粹主義者的期望，那又當如何？
如果他們再一次失望，而發現在民主選舉制度，無論怎麼選，既得利益階層還是不能撼動，華爾街、矽谷霸權還是繼續指導白宮，各個政治、商業、外交小圈子依舊壟斷國家權力，特朗普陣營不過成了新既得利益者，那時候，又可以怎樣？最終結果，只能導致社會對基本價值取向、現行民主政治的信心全都動搖，美國將面臨社會制度理念的整體衰敗，影響遠比一時的極端思潮更嚴重。
須知在任何社會，都永遠有不同利益、不同立場，政黨不會幫助社會凝聚共識，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卻能飾演黏合社會的角色，也能中和精英Vs非精英之間的潛在矛盾。傳統精英的種種過份「離地」思想、反精英的種種過份激進主張，都會被自動邊緣化，成為一般人腦海中的天方夜譚，這也是建構主義者口中的「規範建構」（norms construction）。但在今日美國，這個黏合國家的階級正日漸衰落，社會呈現兩極化，但精英階層對價值觀的堅持，卻越發出現宗教性的執著，把「連那些也不覺得有問題」的群眾，動輒貶低為未受教化的野蠻人，並將其領袖妖魔化；而另一方對原來不可能想像的選項，例如改變民主制度、分離主義，也會慢慢不再感到禁忌，對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也傾向言必侮辱，同樣將其領袖妖魔化。換句話說，舊的規範已日漸崩潰，新規範卻未出現，這種混沌，就最危險。但願美國不會走到那一步，然而恐怕事與願違；而應該對此保持警惕的，又何止美國？
小詞典：反精英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根據美國政治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的論述，美國反精英、反智主義和民粹傳統，早在17世紀美洲殖民年代就已經萌生。當時第一代美國人受夠了歐洲精英階層的壓迫，方才追求獨立，美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正是當時新大陸平民對所謂「受教育的精英」的挑戰。
其實，美國自建國伊始，就有反精英、民粹主義的傳統，美國憲法和選舉制度本身，就是精英主義vs反精英主義互相制衡、妥協的結果。但這一思潮到了極端，又會怎樣？結果恐怕與極端精英主義一樣，同樣令人悲觀。
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
首先，「治理」本身始終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領域，無論政治體制改革、經濟發展還是社會建設，每一項政策從制定、實踐到評估，都需要大量專業人士（亦即傳統精英）的貢獻。特朗普背後的民粹思潮，對精英傾向「一棒打死」，無疑對精英參與決策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無論法國大革命、還是文化大革命，極端的反精英思潮，均會造成大量過猶不及的社會悲劇。特朗普身為商人，理應是十分務實的人，不會容許國家鐘擺到那個極端；問題是，已經釋放的反精英主義思潮會不斷對他施加壓力，要是不加制約發展下去，始終會出現為了取悅群眾、而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新領袖。
當反精英主義在傳統公共空間邊緣化，在新媒體平台就會成為主流；然而後者以「用戶生成內容」為主要表達方式、「推薦算法」引導訊息，只會對「後真相時代」推波助瀾。
只注重觀點立場
極端反精英主義者在表達過程中，注重觀點立場、不在乎事實，這樣的公共輿論，往往會導致社會共識朝極端化、而非理性化發展，要彌補社會撕裂，幾不可能。可以說，當每一個人都使用Facebook接收公共資訊，看到其他立場的可能性愈來愈小，社會和諧也就愈來愈難。
從選舉結果看，這次大選的反精英主義大獲成功，但如果4年後，「變革者」特朗普的執政成效遠不能滿足今天民粹主義者的期望，那又當如何？
如果他們再一次失望，而發現在民主選舉制度，無論怎麼選，既得利益階層還是不能撼動，華爾街、矽谷霸權還是繼續指導白宮，各個政治、商業、外交小圈子依舊壟斷國家權力，特朗普陣營不過成了新既得利益者，那時候，又可以怎樣？最終結果，只能導致社會對基本價值取向、現行民主政治的信心全都動搖，美國將面臨社會制度理念的整體衰敗，影響遠比一時的極端思潮更嚴重。
須知在任何社會，都永遠有不同利益、不同立場，政黨不會幫助社會凝聚共識，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卻能飾演黏合社會的角色，也能中和精英Vs非精英之間的潛在矛盾。傳統精英的種種過份「離地」思想、反精英的種種過份激進主張，都會被自動邊緣化，成為一般人腦海中的天方夜譚，這也是建構主義者口中的「規範建構」（norms construction）。但在今日美國，這個黏合國家的階級正日漸衰落，社會呈現兩極化，但精英階層對價值觀的堅持，卻越發出現宗教性的執著，把「連那些也不覺得有問題」的群眾，動輒貶低為未受教化的野蠻人，並將其領袖妖魔化；而另一方對原來不可能想像的選項，例如改變民主制度、分離主義，也會慢慢不再感到禁忌，對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也傾向言必侮辱，同樣將其領袖妖魔化。換句話說，舊的規範已日漸崩潰，新規範卻未出現，這種混沌，就最危險。但願美國不會走到那一步，然而恐怕事與願違；而應該對此保持警惕的，又何止美國？
小詞典：反精英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根據美國政治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的論述，美國反精英、反智主義和民粹傳統，早在17世紀美洲殖民年代就已經萌生。當時第一代美國人受夠了歐洲精英階層的壓迫，方才追求獨立，美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正是當時新大陸平民對所謂「受教育的精英」的挑戰。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
選舉過後：極端精英主義的濫觴（上）
這屆美國大選從過程到結果，顛覆了絕大部分主流媒體、政商精英、社科研究與政論人士的預測。不少報道指出，特朗普的勝利，是「民粹主義戰勝精英主義」。本欄早前分別就「全球民粹/反精英潮流」和「美國精英政治」作過論述，再對比選舉結果，我們恐怕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在世界各地，精英主義與反精英主義正分別趨向極端，我們的世界，究竟正進入一個什麼時代？令人不安。
從象徵角度而言，希拉莉自然是美國當代精英主義的標誌。她早年已是律政圈精英，八十年代被視為「全美最具影響力百位律師」之一，然後成為第一夫人、參議員、國務卿，內政、外交都有豐富經驗，又在各界高層人脈廣布。競選期間，以奧巴馬為代表的白宮團隊積極造勢，與討厭特朗普的共和黨大老暗通款曲。華爾街巨頭、矽谷才俊、荷里活及NBA巨星紛紛站台，《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無限量支持，經濟、政治學者則聯署反對特朗普政綱，無不顯示出美國各界精英階層空前團結，暗合本欄提及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對美國精英政治的描述：畢竟精英們共享同樣的價值觀、理念，以及利益。
思維僵化 漠視常識
精英主義本身當然無問題，但假如趨於極端，卻物極必反，首先會忽略「在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奧巴馬8年執政過程中，美國總體經濟復甦和增長並不假，但各行業精英佔據了全球化經濟增長成果的絕大部分，中產階層實際收入停滯、下調，同時白人社群的身份認同在全球化衝擊下受到侵蝕，卻是更真。即使是月入頭1%的人，比起頭0.1%的人，也是兩種生活，而且生活充滿不可測性的壓力，這是任何正常太平盛世都不會出現的。換句話說，「精英」的代表性愈來愈低，但對政商學媒體育娛樂等跨界別的壟斷，卻愈來愈大。結果，這一系列中下層、甚至中上層的現實問題，頂級精英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很難接觸到，也沒有切身之痛。
當精英主義去到極端，思維也會僵化，往往漠視普通常識，而一切動輒以「結構性因素」理解。以今次大選政策爭議中最鮮明的就業問題為例，美國過去二十年來的傳統就業崗位（尤其是製造業）或因自由貿易、跨國生產而被「外包」，或因技術革命、自動化生產而消失。這在精英階層看來，不過是教科書式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階段」，一句就輕輕帶過，而那也是精英享受經濟增長的基礎。按照精英階層思維，這一趨勢不僅值得，而且「不可逆轉」，相應的政策制定，就一直朝向「經濟利益最優化」的方向前進，而把利益損失方拋在腦後。即使這是事實，轉型期的陣痛，其實足以摧毀一切，這卻被按下不表。
更重要的是，當精英主義控制了主流話語權，加上「政治正確」的大旗，心懷不滿的中產、白人社群無法在主流公共討論場域發聲，激起的反彈卻更大。首先不管政治不政治，一般人講話就是有人味，不可能每個字都咬文嚼字、問定義、講客觀，就像在社交媒體不可能每字經過多重驗證，卻不代表他們沒有思想。但在精英世界，任何思想都已被框條限制。例如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凡是質疑自由主義經濟立場的觀點，都被冠以「民族主義」；凡是討論少數族裔相關的社會問題，都被指「種族主義」。這直接導致受國內外社會經濟結構性衝擊最大的社群，在傳統公共討論集體失語，成為「被遺忘者」。而精英階層在政治正確遊戲中，卻越來越走火入魔，脫離現實，像以為特朗普作為花花公子十多年前的「侮辱女性」錄音會激起全國民憤，即可見一斑，而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普羅大眾的確是這樣說話。難道你一生人都沒有說過嗎？
小詞典：政治正確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為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了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
從象徵角度而言，希拉莉自然是美國當代精英主義的標誌。她早年已是律政圈精英，八十年代被視為「全美最具影響力百位律師」之一，然後成為第一夫人、參議員、國務卿，內政、外交都有豐富經驗，又在各界高層人脈廣布。競選期間，以奧巴馬為代表的白宮團隊積極造勢，與討厭特朗普的共和黨大老暗通款曲。華爾街巨頭、矽谷才俊、荷里活及NBA巨星紛紛站台，《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等無限量支持，經濟、政治學者則聯署反對特朗普政綱，無不顯示出美國各界精英階層空前團結，暗合本欄提及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對美國精英政治的描述：畢竟精英們共享同樣的價值觀、理念，以及利益。
思維僵化 漠視常識
精英主義本身當然無問題，但假如趨於極端，卻物極必反，首先會忽略「在地」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奧巴馬8年執政過程中，美國總體經濟復甦和增長並不假，但各行業精英佔據了全球化經濟增長成果的絕大部分，中產階層實際收入停滯、下調，同時白人社群的身份認同在全球化衝擊下受到侵蝕，卻是更真。即使是月入頭1%的人，比起頭0.1%的人，也是兩種生活，而且生活充滿不可測性的壓力，這是任何正常太平盛世都不會出現的。換句話說，「精英」的代表性愈來愈低，但對政商學媒體育娛樂等跨界別的壟斷，卻愈來愈大。結果，這一系列中下層、甚至中上層的現實問題，頂級精英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很難接觸到，也沒有切身之痛。
當精英主義去到極端，思維也會僵化，往往漠視普通常識，而一切動輒以「結構性因素」理解。以今次大選政策爭議中最鮮明的就業問題為例，美國過去二十年來的傳統就業崗位（尤其是製造業）或因自由貿易、跨國生產而被「外包」，或因技術革命、自動化生產而消失。這在精英階層看來，不過是教科書式的「經濟發展和轉型階段」，一句就輕輕帶過，而那也是精英享受經濟增長的基礎。按照精英階層思維，這一趨勢不僅值得，而且「不可逆轉」，相應的政策制定，就一直朝向「經濟利益最優化」的方向前進，而把利益損失方拋在腦後。即使這是事實，轉型期的陣痛，其實足以摧毀一切，這卻被按下不表。
更重要的是，當精英主義控制了主流話語權，加上「政治正確」的大旗，心懷不滿的中產、白人社群無法在主流公共討論場域發聲，激起的反彈卻更大。首先不管政治不政治，一般人講話就是有人味，不可能每個字都咬文嚼字、問定義、講客觀，就像在社交媒體不可能每字經過多重驗證，卻不代表他們沒有思想。但在精英世界，任何思想都已被框條限制。例如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凡是質疑自由主義經濟立場的觀點，都被冠以「民族主義」；凡是討論少數族裔相關的社會問題，都被指「種族主義」。這直接導致受國內外社會經濟結構性衝擊最大的社群，在傳統公共討論集體失語，成為「被遺忘者」。而精英階層在政治正確遊戲中，卻越來越走火入魔，脫離現實，像以為特朗普作為花花公子十多年前的「侮辱女性」錄音會激起全國民憤，即可見一斑，而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普羅大眾的確是這樣說話。難道你一生人都沒有說過嗎？
小詞典：政治正確
目前公認將「政治正確」一詞以「反歧視」語義使用的第一人，當屬美國新左翼社會運動家Toni Cade Bambara。她在《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一書中，批評男性自認為比女性更優越的觀念「政治不正確」，開啟了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將「政治正確」視為必要的先聲。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美國大分裂
不少人對美國大選的結果感到驚訝，然而在學術角度，誰當選的重要性還是次要的，就算當選的不是特朗普，而有一半美國人支持他，這說明美國的大分裂已相當明顯。分裂並非僅限於希拉莉vs特朗普的對立，而是美國社會價值觀的撕裂 ──「a nation divided」。這些觀察，可由上月底美國智庫PRRI的問卷調查佐證。
該調查的研究對象，是美國各階層對各類社會議題的價值取向分布。報告顯示種族、階層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讓美國人在幾乎每一個社會經濟議題上，民意都嚴重分裂。
根據民調，56%的白人認為，今天美國社會總體較上世紀五十年代更糟糕，60%左右的拉美裔、非裔美國人則持相反意見。在白人群體中，56%受教育人士認為，美國正積極向前發展，65%工人階層則持悲觀態度。
本欄曾專門述及的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是對未來最悲觀的人群，其中74%認為美國社會正每況愈下。具體到領導力問題，46%認為目前急需威權領袖「拯救」美國，52%表示反對。對政治正確，57%人嗤之以鼻，認可的也還有39%。在政黨認同這問題上，多達61%美國人表示「民主共和兩黨都不能代表自己」，這在1990年只有48%。
建制派被視長期「離地」
分裂的美國，乃新總統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造成分裂的深層次原因有很多，但不能否認的是，民粹主義、種族政治、階級矛盾等因素發揮着最主要作用。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政客，始終將自由貿易協定、外來移民與華爾街金融精英作為「稻草人」攻訐，令這些稻草人迅速成為民眾發洩不滿情緒、互相團結的工具。結果數以百萬計、過往「討厭政治」的美國人在民粹口號鼓動下，積極投票，哪怕他們所擁護的候選人與自己傾向的主流政黨主流派互不賣賬。特朗普、桑德斯等在競選過程中，動員出了一批「民粹票倉」，這會對今後兩黨的職業政客帶來什麼啟示，不言而喻。
至於種族、身份政治，會是更大的陰影。如本欄前述，在競選過程中，各方將種族、身份認同「符號化」處理，用以進行政治動員，打開了社會禁忌，已經不能回頭。希拉里的民主黨其實也是大打少數族裔牌，但礙於政治正確，對白人群體日益削弱的身份認同緘口不提。當特朗普指責「墨西哥裔移民都是強姦犯」、提出「應遣返穆斯林移民」等口號時，不止失意白人受落，甚至連認為自己利益受非裔、拉美裔影響的亞裔都頗為認同，這是民主黨此料不及的。凡此種種，一旦成為美國政治話語的固定模式，將導致嚴肅政策討論難以進行，極端思潮取而代之。種族、身份政治絕非共和黨或民主黨專屬，而是可被任何群體利用。這樣的社會對立，無論哪一黨佔據國會、主掌白宮，都難以駕馭。階級、族群、乃至性別，都成了分化，怎可能選後復原？
回顧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我們自不能忽略其自我調適能力，通常觀點、利益迥異的各方，都能通過一套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博弈。問題是，今次大選在美國政治史上的特殊性，並非遊戲規則被改寫，而在於博弈內容被重構：「左右之爭」已被「精英Vs群眾」取代。共和黨建制派與民主黨建制派各自代表的商界、專業領域精英們，或許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著不同的願景，但他們都被群眾視為長期「離地」，讓廣大美國人的意見與利益被遺忘。大選結束了，但真正的美國大變革，恐怕才剛剛開始。
小詞典：美國民粹主義（American Populism）
今天美國民粹政治的由來，如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全球化的衝擊、後工業時代的高收入陷阱、信息時代的觀點極端化等等，本欄都早有述及。民粹主義本身，並非美國政治的新鮮事，但在這次總統大選的兩黨初選階段，桑德斯與特朗普的崛起，都預示著「跨黨派民粹政治」在今日美國，如日中天。
該調查的研究對象，是美國各階層對各類社會議題的價值取向分布。報告顯示種族、階層和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讓美國人在幾乎每一個社會經濟議題上，民意都嚴重分裂。
根據民調，56%的白人認為，今天美國社會總體較上世紀五十年代更糟糕，60%左右的拉美裔、非裔美國人則持相反意見。在白人群體中，56%受教育人士認為，美國正積極向前發展，65%工人階層則持悲觀態度。
本欄曾專門述及的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是對未來最悲觀的人群，其中74%認為美國社會正每況愈下。具體到領導力問題，46%認為目前急需威權領袖「拯救」美國，52%表示反對。對政治正確，57%人嗤之以鼻，認可的也還有39%。在政黨認同這問題上，多達61%美國人表示「民主共和兩黨都不能代表自己」，這在1990年只有48%。
建制派被視長期「離地」
分裂的美國，乃新總統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造成分裂的深層次原因有很多，但不能否認的是，民粹主義、種族政治、階級矛盾等因素發揮着最主要作用。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政客，始終將自由貿易協定、外來移民與華爾街金融精英作為「稻草人」攻訐，令這些稻草人迅速成為民眾發洩不滿情緒、互相團結的工具。結果數以百萬計、過往「討厭政治」的美國人在民粹口號鼓動下，積極投票，哪怕他們所擁護的候選人與自己傾向的主流政黨主流派互不賣賬。特朗普、桑德斯等在競選過程中，動員出了一批「民粹票倉」，這會對今後兩黨的職業政客帶來什麼啟示，不言而喻。
至於種族、身份政治，會是更大的陰影。如本欄前述，在競選過程中，各方將種族、身份認同「符號化」處理，用以進行政治動員，打開了社會禁忌，已經不能回頭。希拉里的民主黨其實也是大打少數族裔牌，但礙於政治正確，對白人群體日益削弱的身份認同緘口不提。當特朗普指責「墨西哥裔移民都是強姦犯」、提出「應遣返穆斯林移民」等口號時，不止失意白人受落，甚至連認為自己利益受非裔、拉美裔影響的亞裔都頗為認同，這是民主黨此料不及的。凡此種種，一旦成為美國政治話語的固定模式，將導致嚴肅政策討論難以進行，極端思潮取而代之。種族、身份政治絕非共和黨或民主黨專屬，而是可被任何群體利用。這樣的社會對立，無論哪一黨佔據國會、主掌白宮，都難以駕馭。階級、族群、乃至性別，都成了分化，怎可能選後復原？
回顧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我們自不能忽略其自我調適能力，通常觀點、利益迥異的各方，都能通過一套共同認可的遊戲規則博弈。問題是，今次大選在美國政治史上的特殊性，並非遊戲規則被改寫，而在於博弈內容被重構：「左右之爭」已被「精英Vs群眾」取代。共和黨建制派與民主黨建制派各自代表的商界、專業領域精英們，或許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著不同的願景，但他們都被群眾視為長期「離地」，讓廣大美國人的意見與利益被遺忘。大選結束了，但真正的美國大變革，恐怕才剛剛開始。
小詞典：美國民粹主義（American Populism）
今天美國民粹政治的由來，如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全球化的衝擊、後工業時代的高收入陷阱、信息時代的觀點極端化等等，本欄都早有述及。民粹主義本身，並非美國政治的新鮮事，但在這次總統大選的兩黨初選階段，桑德斯與特朗普的崛起，都預示著「跨黨派民粹政治」在今日美國，如日中天。
2016年11月14日星期一
美國民調黑天鵝：哪裏出了錯?
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後，最受打擊的自然是希拉莉、民主黨、傳統精英們，同時還有各大民調和預測機構。在大選過程中，以「data-driven」為招牌的民調/預測網站如RealClearPolitics（RCP）、FiveThirtyEight（538），以及包括《紐約時報》、CNN 等媒體公布的民調數據，一直是各方研判選情的主要訊息來源。根據 RCP 綜合各家民調數據分析，第三次辯論前後，希拉莉領先特朗普7%；直至選舉日前，仍領先3%。《紐約時報》等預測特朗普當選率僅為10%左右，對特朗普最樂觀的538網站，也僅為29%。
這些網站的預測究竟如何得來？基本上，都是以原始民調為基本數據，調查過程一般包括電話訪問、網絡調查，前者依然最被傳統媒體依賴。民調機構通常通過隨機抽樣，選擇電話號碼，然後根據事前的一系列假設、樣本代表的不同群體進行「加權」，從而推測各群體的投票傾向。對於以「州數據」為基礎的預測，調查機構一般累積各州民調，再得出候選人的選舉人票得票率。與此同時，也有直接進行全國民調的機構，但因不能契合選舉人票制，一般只作參考。
總之，無論是哪種民調，最後都未能預計特朗普當選。按照RCP等分州累積的民調，在大選日早上，希拉莉預計穩得206張選舉人票，特朗普有164張，剩下168張則屬「搖擺州」。而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兩州民調，都顯示希拉莉勝出，誤差為4%；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兩州特朗普的得票率比預計高出6%；北卡羅來納州則高出4.5%。
為政治正確拒講真話
目前美國民調業界仍處於震驚和反思階段，並未能作出確切解釋。不過有一個宏觀觀察可提供一些啟示：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社群在這次大選中，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似乎被嚴重低估了。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分析，「州大學以下教育水平的白人人口數佔該州人口總數比例」和「民調預測與實際投票結果之差異」兩者，呈現顯著的正面關連。換言之，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社群佔總人數比例越高的州，越有「低估特朗普支持率」的傾向。
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首先假設，「不回應偏差」（non-response bias）可能導致特定人群在前期民調中「失語」。例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社群，一直是民調機構難以大規模觸及的採訪對象，卻在今次大選中，被特朗普競選團隊作出針對性動員，投票積極性極高。他們在前期民調中發聲的比例，顯然低於實際投票比例，無論怎樣加權，都難以預測。更有甚者，主流媒體在大選初期，已經通過各家民調數據「唱衰」特朗普，部分反建制情緒濃厚的選民，可能天然對民調機構（及其背後的建制勢力）感到反感，直接在採訪中拒絕回應，例如聽見《紐約時報》就嗤之以鼻。這部分人，也是影響民調準確度的因素。
其次，所謂「布萊德利效應」也可能出現。今次大選前期，特朗普成為「政治不正確」的代名詞，被主流媒體評論狂轟濫炸，不少選民面對民調訪問時，可能礙於面子、或家庭朋友壓力，不透露自己支持特朗普，直至選舉當天，才用選票表明立場。這群選民被稱為「shy Trumper」。根據《紐約時報》選後民調，高達29％的拉美裔、亞裔選民選擇了特朗普，而且支持特朗普也不乏白人女性，與選前民調和輿論趨勢截然相反，可見「政治正確」的無形壓力，在選前對民調的影響力之大。
至於各民調機構對特定選民群體的投票率預設，也可能有誤。這一現象尤其反映在五大湖區州份、賓夕法尼亞、北卡羅來納州大城市等地。須知，民調機構在隨機樣本估計過程中，需判斷這一社群最後有多少人會真正投票，而這一標準，往往是根據往屆投票率、和一些其他因素主觀估測。按過往經驗，五大湖區的工業城市和賓州費城、匹茲堡等，都是民主黨傳統票倉，但今次民調可能高估了當地民主黨選民的投票慾望。對五大湖區工人而言，奧巴馬執政八年裏，他們的就業崗位受經濟全球化劇烈衝擊，心中本已不滿，即便不轉投特朗普，也沒有意願看希拉里「再來四年」。對賓州、北卡的大城市高知識人群，今次大選本身淪為人身攻擊場域，希拉里的「不誠實」形象，相信也打擊了他們的投票積極性。在上述地區，共和黨在郊區攻城略地，民主黨城市票源萎縮，此消彼長，造成了結構性轉變，這卻是前期民調無法測出的。
不過，最值得指出的還是，在RCP 於過去兩個月統計的所有民調數據中，其實有10次民調系統性地預計了特朗普有一些領先優勢，而其中9次，都來自《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在反思民調結果時就指，這一原因，在於他們統計分析時，給「網絡民調」數據更多的加權。「shy Trumper」不願在電話中向採訪人員坦承自己支持特朗普，卻更可能在無需尷尬、無人監控的情況下，對互聯網調查中誠實表達。儘管大選前期網絡民調一直被各分析師、專家們視為不可靠，但對於這群深受「政治正確」之苦的人來說，網絡或正是他們表達真心的場合所在。然而，網絡輿情大量受灌水等因素影響，導致公信力缺乏，那也是全球學界公認的事實。如何進一步理順網絡民調的準確性，讓其在民調得到更高的權重，相信是民調工作者未來最逼切的思考。不過世界已進入全新時代，相信在可見將來，「民調黑天鵝」還是會不斷出現，這原來就是轉型期的常態。
小詞典：布萊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
這一效應源自1982年加州州長選舉，當時非裔候選人布萊德利（Tom Bradley）在民調大幅領先白人競選對手George Deukmejian，然而最終投票結果卻是後者勝出。當時民調人員總結指，不少受訪者礙於政治正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不支持非裔候選者，然而最終在投票時，還是「遵循內心」，投給白人。
這些網站的預測究竟如何得來？基本上，都是以原始民調為基本數據，調查過程一般包括電話訪問、網絡調查，前者依然最被傳統媒體依賴。民調機構通常通過隨機抽樣，選擇電話號碼，然後根據事前的一系列假設、樣本代表的不同群體進行「加權」，從而推測各群體的投票傾向。對於以「州數據」為基礎的預測，調查機構一般累積各州民調，再得出候選人的選舉人票得票率。與此同時，也有直接進行全國民調的機構，但因不能契合選舉人票制，一般只作參考。
總之，無論是哪種民調，最後都未能預計特朗普當選。按照RCP等分州累積的民調，在大選日早上，希拉莉預計穩得206張選舉人票，特朗普有164張，剩下168張則屬「搖擺州」。而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兩州民調，都顯示希拉莉勝出，誤差為4%；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兩州特朗普的得票率比預計高出6%；北卡羅來納州則高出4.5%。
為政治正確拒講真話
目前美國民調業界仍處於震驚和反思階段，並未能作出確切解釋。不過有一個宏觀觀察可提供一些啟示：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社群在這次大選中，對特朗普的支持率似乎被嚴重低估了。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分析，「州大學以下教育水平的白人人口數佔該州人口總數比例」和「民調預測與實際投票結果之差異」兩者，呈現顯著的正面關連。換言之，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社群佔總人數比例越高的州，越有「低估特朗普支持率」的傾向。
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首先假設，「不回應偏差」（non-response bias）可能導致特定人群在前期民調中「失語」。例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社群，一直是民調機構難以大規模觸及的採訪對象，卻在今次大選中，被特朗普競選團隊作出針對性動員，投票積極性極高。他們在前期民調中發聲的比例，顯然低於實際投票比例，無論怎樣加權，都難以預測。更有甚者，主流媒體在大選初期，已經通過各家民調數據「唱衰」特朗普，部分反建制情緒濃厚的選民，可能天然對民調機構（及其背後的建制勢力）感到反感，直接在採訪中拒絕回應，例如聽見《紐約時報》就嗤之以鼻。這部分人，也是影響民調準確度的因素。
其次，所謂「布萊德利效應」也可能出現。今次大選前期，特朗普成為「政治不正確」的代名詞，被主流媒體評論狂轟濫炸，不少選民面對民調訪問時，可能礙於面子、或家庭朋友壓力，不透露自己支持特朗普，直至選舉當天，才用選票表明立場。這群選民被稱為「shy Trumper」。根據《紐約時報》選後民調，高達29％的拉美裔、亞裔選民選擇了特朗普，而且支持特朗普也不乏白人女性，與選前民調和輿論趨勢截然相反，可見「政治正確」的無形壓力，在選前對民調的影響力之大。
至於各民調機構對特定選民群體的投票率預設，也可能有誤。這一現象尤其反映在五大湖區州份、賓夕法尼亞、北卡羅來納州大城市等地。須知，民調機構在隨機樣本估計過程中，需判斷這一社群最後有多少人會真正投票，而這一標準，往往是根據往屆投票率、和一些其他因素主觀估測。按過往經驗，五大湖區的工業城市和賓州費城、匹茲堡等，都是民主黨傳統票倉，但今次民調可能高估了當地民主黨選民的投票慾望。對五大湖區工人而言，奧巴馬執政八年裏，他們的就業崗位受經濟全球化劇烈衝擊，心中本已不滿，即便不轉投特朗普，也沒有意願看希拉里「再來四年」。對賓州、北卡的大城市高知識人群，今次大選本身淪為人身攻擊場域，希拉里的「不誠實」形象，相信也打擊了他們的投票積極性。在上述地區，共和黨在郊區攻城略地，民主黨城市票源萎縮，此消彼長，造成了結構性轉變，這卻是前期民調無法測出的。
不過，最值得指出的還是，在RCP 於過去兩個月統計的所有民調數據中，其實有10次民調系統性地預計了特朗普有一些領先優勢，而其中9次，都來自《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在反思民調結果時就指，這一原因，在於他們統計分析時，給「網絡民調」數據更多的加權。「shy Trumper」不願在電話中向採訪人員坦承自己支持特朗普，卻更可能在無需尷尬、無人監控的情況下，對互聯網調查中誠實表達。儘管大選前期網絡民調一直被各分析師、專家們視為不可靠，但對於這群深受「政治正確」之苦的人來說，網絡或正是他們表達真心的場合所在。然而，網絡輿情大量受灌水等因素影響，導致公信力缺乏，那也是全球學界公認的事實。如何進一步理順網絡民調的準確性，讓其在民調得到更高的權重，相信是民調工作者未來最逼切的思考。不過世界已進入全新時代，相信在可見將來，「民調黑天鵝」還是會不斷出現，這原來就是轉型期的常態。
小詞典：布萊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
這一效應源自1982年加州州長選舉，當時非裔候選人布萊德利（Tom Bradley）在民調大幅領先白人競選對手George Deukmejian，然而最終投票結果卻是後者勝出。當時民調人員總結指，不少受訪者礙於政治正確，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不支持非裔候選者，然而最終在投票時，還是「遵循內心」，投給白人。
2016年11月11日星期五
特朗普總統會成為列根嗎?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不少人至今未能接受，擔心他瘋瘋癲癲的形象會化為政策，令美國左搖右擺，失去大國地位；但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相信美國制度，不認為任何總統可以為所欲為，國會就是來自同一政黨，黨內派系也足以制衡，不會有「三權合作」一類情況出現。
究竟哪個版本才貼近現實，還得看特朗普本人希望承擔什麼角色。最好的結局是，成為一個「新列根」。
列根的從政經驗雖然比「素人」特朗普豐富，但他最為美國人熟悉的身份始終是電影明星，這跟特朗普的電視名嘴形象頗為相似。列根最擅長的角色就是像做節目那樣當「國家主持人」，在記者會時金句連連，擅長製造sound bite，而且用普羅大眾懂得的詞彙，令他的親和力廣為受落。
特朗普的詞彙更市井、吸引眼球的功力更深厚， 即使是討厭他的人，也不能否認期待欣賞他的演出；雖然他失去精英媒體的支持，卻有專業團隊處理互聯網工程，也就不用像列根那樣對傳統媒體買賬，也能得到同樣傳訊效果。
誰是中興總統
列根不太熟悉政策的具體制訂過程，但對大方向十分掌握，而且意志堅定，沒有職業政客那種過分精密的計算，很多事情大而化之，抗拒微觀管理，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任務；他不一定知道「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一類名詞的框框條條，但簡簡單單對大市場、小政府的堅持，就催生了「列根經濟學」，具體究竟怎樣減稅、怎樣訂下滙率，都有幕僚操作。列根的反共意識形態根深柢固，對戰勝蘇聯充滿信心，認為那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結果天馬行空、而其實沒有資源配合的星球大戰計劃，卻立下奇功。
特朗普對經濟的了解相信比列根深，對「做deal」素有心得，擅長應付法律戰，也知道法律漏洞，但始終不是政治出生，面對官僚的繁文縟節，可能和列根的反應一樣。只要他堅持幾個簡單理念，例如美國是全球化苦主、自由市場破壞美國繁榮、美國沒有保護地球的責任，而任由下屬自由發揮，說不定反而更好。
所以最大關鍵，其實是特朗普能否找到可靠、懂官僚遊戲、又來自非官僚世界的專才，去落實他的理念，而又不會因為缺乏行政經驗而搞亂國家。列根依靠的是共和黨團隊，但特朗普和共和黨主流派關係很僵，民主黨也被他攻擊得遍體鱗傷，雖然口中說要團結國家、治癒傷痕，但相信除了朱里亞尼、金里奇等少數元老可依靠，必須提拔一群長期失意兩黨主流政治的專才，然後找一個好「管家」管理他們，自己繼續幕前演出。相比列根，特朗普做生意時長期和各級官僚打交道，對官僚主義有更多抗拒，對如何繞過程序「做實事」有獨到心得，同時網上也流傳不少他戰勝官僚的俠義事蹟。但假如這些技巧放在管理國家層面，就後果難料。
列根上台前，正值伊朗人質事件尾聲，他宣誓就職後，伊朗卻立刻放人，是一個沖喜的好開始。這教人想起特朗普「剿滅伊斯蘭國」的承諾，適逢「伊斯蘭國」強弩之末，假如在他上任初期有一個基本了斷，足以抵銷一切。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也不會毫無參考價值，到了今天，誰敢說他不可能是百年後美國人眼中的中興總統？
小詞典：伊朗人質事件
1979年，伊朗爆發什葉派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伊朗王室，期間伊朗學生衝入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把使館職員綁架為人質。卡特政府多番嘗試營救人質不果，民望大跌，間接導致他競選連任失敗，事件成為金像獎最佳電影《Argo》的藍本。
究竟哪個版本才貼近現實，還得看特朗普本人希望承擔什麼角色。最好的結局是，成為一個「新列根」。
列根的從政經驗雖然比「素人」特朗普豐富，但他最為美國人熟悉的身份始終是電影明星，這跟特朗普的電視名嘴形象頗為相似。列根最擅長的角色就是像做節目那樣當「國家主持人」，在記者會時金句連連，擅長製造sound bite，而且用普羅大眾懂得的詞彙，令他的親和力廣為受落。
特朗普的詞彙更市井、吸引眼球的功力更深厚， 即使是討厭他的人，也不能否認期待欣賞他的演出；雖然他失去精英媒體的支持，卻有專業團隊處理互聯網工程，也就不用像列根那樣對傳統媒體買賬，也能得到同樣傳訊效果。
誰是中興總統
列根不太熟悉政策的具體制訂過程，但對大方向十分掌握，而且意志堅定，沒有職業政客那種過分精密的計算，很多事情大而化之，抗拒微觀管理，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任務；他不一定知道「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一類名詞的框框條條，但簡簡單單對大市場、小政府的堅持，就催生了「列根經濟學」，具體究竟怎樣減稅、怎樣訂下滙率，都有幕僚操作。列根的反共意識形態根深柢固，對戰勝蘇聯充滿信心，認為那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結果天馬行空、而其實沒有資源配合的星球大戰計劃，卻立下奇功。
特朗普對經濟的了解相信比列根深，對「做deal」素有心得，擅長應付法律戰，也知道法律漏洞，但始終不是政治出生，面對官僚的繁文縟節，可能和列根的反應一樣。只要他堅持幾個簡單理念，例如美國是全球化苦主、自由市場破壞美國繁榮、美國沒有保護地球的責任，而任由下屬自由發揮，說不定反而更好。
所以最大關鍵，其實是特朗普能否找到可靠、懂官僚遊戲、又來自非官僚世界的專才，去落實他的理念，而又不會因為缺乏行政經驗而搞亂國家。列根依靠的是共和黨團隊，但特朗普和共和黨主流派關係很僵，民主黨也被他攻擊得遍體鱗傷，雖然口中說要團結國家、治癒傷痕，但相信除了朱里亞尼、金里奇等少數元老可依靠，必須提拔一群長期失意兩黨主流政治的專才，然後找一個好「管家」管理他們，自己繼續幕前演出。相比列根，特朗普做生意時長期和各級官僚打交道，對官僚主義有更多抗拒，對如何繞過程序「做實事」有獨到心得，同時網上也流傳不少他戰勝官僚的俠義事蹟。但假如這些技巧放在管理國家層面，就後果難料。
列根上台前，正值伊朗人質事件尾聲，他宣誓就職後，伊朗卻立刻放人，是一個沖喜的好開始。這教人想起特朗普「剿滅伊斯蘭國」的承諾，適逢「伊斯蘭國」強弩之末，假如在他上任初期有一個基本了斷，足以抵銷一切。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也不會毫無參考價值，到了今天，誰敢說他不可能是百年後美國人眼中的中興總統？
小詞典：伊朗人質事件
1979年，伊朗爆發什葉派伊斯蘭革命，推翻親美伊朗王室，期間伊朗學生衝入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把使館職員綁架為人質。卡特政府多番嘗試營救人質不果，民望大跌，間接導致他競選連任失敗，事件成為金像獎最佳電影《Argo》的藍本。
2016年11月10日星期四
事後孔明：特朗普為何勝出？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雖然令主流媒體意外，卻是早前我們講述「後真相時代」的又一現象。在選前評論，筆者只敢這樣「預測」：根據傳統民調的傳統演繹，希拉里當選機會很高，但特朗普從第一天開始，就顛覆了這些數據，屬於主流研究難以解釋的現象，因此甚麼都可以發生；假如要在學術會議，我需要估計希拉里當選，但要博彩再參考盤口，應該下注特朗普。
這些雖然是頭盔，但也充份反映特朗普當選的背後，象徵了一個全新時代。他勝出除了成功做到昨天本欄講述的全部五點（見本報11月8日A23頁〈特朗普當選5個可能性：民調準確嗎？〉），還超額完成了更多貌似不可能的任務：
他除了勝出重要關鍵州份，還搖動了本來屬於民主黨大本營的大湖區大州，贏得賓夕凡尼亞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在鄰近的明尼蘇達州也差點勝出。大湖區原來傾向民主黨，而集體擁抱特朗普，主要是因為當地是全球化時代的最大受害人之一，認為是因為自由貿易、外來勞工，令本來十分繁榮的城市衰落，這種情緒，成為特朗普崛起的最大憑藉。
希拉莉最致命死因
根據民調，希拉里在這幾州都有明顯優勢，但幾位到了當地採訪的記者朋友，都感到當地居民的明顯怨氣，相信很多原來不投票的人，既不回應民調，也不接受民主黨的辯解，這是希拉里最致命的死因。
上述反全球化情緒同時催生了大美國主義，受眾以白人為主，但也包括很多不願被標籤為不夠美國的少數族群，後者同樣很難在民調顯示。而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並非處於地下階層，論收入可能比希拉里的支持者更高，但因為擔心身份認同的迷失、和自己利益也將繼而受損，同樣寧願選擇特朗普。一些舊移民支持特朗普，認為自己昔日很辛苦融入的美國價值，近年漸漸被新移民顛覆，也不滿新移民比自己從前容易拿福利，這種複雜心理狀態，同樣難以在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反精英形象，為他贏得草根支持之餘，也突顯了「精英主義」的虛偽，無論是共和黨主流派、兩黨主流媒體、甚至是演藝體育明星，都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而強調自己孤家寡人、被媒體演繹為「眾叛親離」的特朗普，反而得以成為under-dog，創造奇蹟。在互聯網時代，人民最喜歡加持弱者、創造奇蹟，特朗普利用了這一心態，再把自己的奇蹟包裝為另一種「美國夢」，結果完全暴露了精英主義的與群眾脫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媒體報導的「重大選舉新聞」，例如特朗普「侮辱女性」醜聞、乃至希拉里「電郵門」，對一般人而言其實十分離地的話題，「政治正確」本來就是精英主義的玩意，遠遠比不上「自己的地方是否不夠從前繁榮」這類話題貼地。
但縱使如此，民主黨候選人假如是被標籤為「極左」的桑德斯，反而可能是特朗普剋星，因為他同樣具有非主流性質，比特朗普要關心基層更有說服力，而且更得到年輕人支持。相反希拉里的票源雖然和特朗普很少重疊，但問題是她同樣被不少自己的票源厭惡，形象過份建制、虛偽，而深謀遠慮，乃是靠政治油水為生的職業政客，令選舉成了真小人與偽君子之爭。如果桑德斯的支持者要「change」，特朗普豈非更能帶來「真・改變」？
奧巴馬雖然是離任時候民望甚高的總統，但他任內也加劇了美國裂痕，特別是早前我們談及的奧巴馬醫保，就嚴重令美國撕裂，共和黨主流派認為那有違美國核心價值，而且不可能持續，必須除之而後快。正因為特朗普在這類議題上，和共和黨的「夢想」一致，共和黨主流派才與他繼續有合作空間。對一些共和黨主流派選民而言，縱然極度討厭特朗普，但假如能推翻奧巴馬醫保，含淚投特朗普也是有的放矢，起碼是忠於自己的理念，而不是純粹對黨忠誠，而幫助團結共和黨的最後武器，也許根本是奧巴馬醫保。現在共和黨掌控白宮和參眾兩院，奧巴馬醫保幾乎肯定被推倒；奧巴馬後期積極為希拉里拉票，一大原因是不甘心自己最喜好的政治遺產被推倒，但現在恐怕完全事與願違。而全球大變局，恐怕同樣才剛剛開始。
這些雖然是頭盔，但也充份反映特朗普當選的背後，象徵了一個全新時代。他勝出除了成功做到昨天本欄講述的全部五點（見本報11月8日A23頁〈特朗普當選5個可能性：民調準確嗎？〉），還超額完成了更多貌似不可能的任務：
他除了勝出重要關鍵州份，還搖動了本來屬於民主黨大本營的大湖區大州，贏得賓夕凡尼亞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在鄰近的明尼蘇達州也差點勝出。大湖區原來傾向民主黨，而集體擁抱特朗普，主要是因為當地是全球化時代的最大受害人之一，認為是因為自由貿易、外來勞工，令本來十分繁榮的城市衰落，這種情緒，成為特朗普崛起的最大憑藉。
希拉莉最致命死因
根據民調，希拉里在這幾州都有明顯優勢，但幾位到了當地採訪的記者朋友，都感到當地居民的明顯怨氣，相信很多原來不投票的人，既不回應民調，也不接受民主黨的辯解，這是希拉里最致命的死因。
上述反全球化情緒同時催生了大美國主義，受眾以白人為主，但也包括很多不願被標籤為不夠美國的少數族群，後者同樣很難在民調顯示。而不少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並非處於地下階層，論收入可能比希拉里的支持者更高，但因為擔心身份認同的迷失、和自己利益也將繼而受損，同樣寧願選擇特朗普。一些舊移民支持特朗普，認為自己昔日很辛苦融入的美國價值，近年漸漸被新移民顛覆，也不滿新移民比自己從前容易拿福利，這種複雜心理狀態，同樣難以在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反精英形象，為他贏得草根支持之餘，也突顯了「精英主義」的虛偽，無論是共和黨主流派、兩黨主流媒體、甚至是演藝體育明星，都被視為既得利益集團，而強調自己孤家寡人、被媒體演繹為「眾叛親離」的特朗普，反而得以成為under-dog，創造奇蹟。在互聯網時代，人民最喜歡加持弱者、創造奇蹟，特朗普利用了這一心態，再把自己的奇蹟包裝為另一種「美國夢」，結果完全暴露了精英主義的與群眾脫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媒體報導的「重大選舉新聞」，例如特朗普「侮辱女性」醜聞、乃至希拉里「電郵門」，對一般人而言其實十分離地的話題，「政治正確」本來就是精英主義的玩意，遠遠比不上「自己的地方是否不夠從前繁榮」這類話題貼地。
但縱使如此，民主黨候選人假如是被標籤為「極左」的桑德斯，反而可能是特朗普剋星，因為他同樣具有非主流性質，比特朗普要關心基層更有說服力，而且更得到年輕人支持。相反希拉里的票源雖然和特朗普很少重疊，但問題是她同樣被不少自己的票源厭惡，形象過份建制、虛偽，而深謀遠慮，乃是靠政治油水為生的職業政客，令選舉成了真小人與偽君子之爭。如果桑德斯的支持者要「change」，特朗普豈非更能帶來「真・改變」？
奧巴馬雖然是離任時候民望甚高的總統，但他任內也加劇了美國裂痕，特別是早前我們談及的奧巴馬醫保，就嚴重令美國撕裂，共和黨主流派認為那有違美國核心價值，而且不可能持續，必須除之而後快。正因為特朗普在這類議題上，和共和黨的「夢想」一致，共和黨主流派才與他繼續有合作空間。對一些共和黨主流派選民而言，縱然極度討厭特朗普，但假如能推翻奧巴馬醫保，含淚投特朗普也是有的放矢，起碼是忠於自己的理念，而不是純粹對黨忠誠，而幫助團結共和黨的最後武器，也許根本是奧巴馬醫保。現在共和黨掌控白宮和參眾兩院，奧巴馬醫保幾乎肯定被推倒；奧巴馬後期積極為希拉里拉票，一大原因是不甘心自己最喜好的政治遺產被推倒，但現在恐怕完全事與願違。而全球大變局，恐怕同樣才剛剛開始。
2016年11月9日星期三
希拉莉的「華爾街身份認同」
自希拉莉參與民主黨初選以來，她與華爾街金融機構的關係，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陰影。競選初期，代表草根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頻頻以此批評希拉莉，稱她根本代表華爾街利益，無視中下層人民。這一論調在大選後期為特朗普沿用，維基解密公布希拉莉對華爾街高層的閉門演辭，更核實希拉莉與華爾街沆瀣一氣。這樣的標籤，究竟是否公平，也是影響選情的其中一個關鍵。
希拉莉與華爾街金融精英的淵源，可回溯至克林頓擔任總統時期。在克林頓任內，美國政府對金融自由化立場積極，最著名例子當屬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它允許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機構進行「業務整合」，令華爾街進一步朝自由化發展。克林頓任內政績亮麗，經濟增長迅速，牛市持續，令華爾街普遍對克林頓存有好感；希拉莉的立場與丈夫相似，也繼承了丈夫的政治遺產和人脈。
但希拉莉本人真正與華爾街密切往來，還是始於2001至2009年間，擔任紐約參議員的經歷。在第一任期，希拉莉在雙子塔重建、紐約市基建籌款等扮演重要角色，與華爾街頻繁打交道，這是她本人經常談及的政績。
在第二任期，正值美國爆發嚴重金融風暴，希拉莉參與立法，支持總值7000億美元的資產重組法案，被視為華爾街成功止損的關鍵。希拉莉擔任奧巴馬的國務卿後，工作集中於外交，卸任後再次頻頻對華爾街閉門演說，不僅收入豐厚，也得到一眾金主支持。根據維基解密，希拉莉不時強調自己與華爾街的淵源，例如對高盛集團的非公開演說，就稱「我曾在8年裏代表你們」，這句話也被左派民眾、特朗普頻頻引述。
問題是希拉里的選民，仍舊以中產階級、低收入人士為主，這令她在選舉後期不得不左轉，連桑德斯也公開表態，說自己不少追求社會公平的理念，已被希拉里納入政綱，引來特朗普嘲笑「佔領華爾街的人走了去支持華爾街」。其實在上述一類演說中，希拉里也不是一面倒，也有批評華爾街。例如她談及金融危機時，直言「糟糕的決定會帶來糟糕的後果」，並稱「如果有人犯錯，那麼他就必須被問責」，又說「儘管我試圖盡一切所能促進金融業發展，我仍然主張堵住金融機構中的監管漏洞，限制高管們的天價高薪。」不過在一般人眼中，這類「批評」，只是隔靴搔癢。
在華爾街看來，希拉里無論如何左轉，仍舊是理想總統人選。《Politico》網站有一篇匿名金融菁英訪問，形容華爾街的共識是希拉里務實、專業、富政策經驗，更重要的是，與華爾街在一個方向性問題立場一致：他們都認為華爾街本身不是美國金融、經濟的「問題」，而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反觀特朗普，政綱朝三暮四、缺乏實質內容，金融界仍視其為不確定性因素，背後的考量，不言自明。
小詞典：Glass-Steagall Act
又稱「1933銀行法」，這法律禁止銀行控股公司同時擁有其他金融公司，實質上是在以儲蓄業務為核心的商業銀行、和以風險投資為核心的投資銀行之間，築起一道防火墻。1999年，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將這一限制取消；十年後，金融風暴爆發，不少評論認為取消上述限制，正是背後原因。
希拉莉與華爾街金融精英的淵源，可回溯至克林頓擔任總統時期。在克林頓任內，美國政府對金融自由化立場積極，最著名例子當屬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法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它允許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機構進行「業務整合」，令華爾街進一步朝自由化發展。克林頓任內政績亮麗，經濟增長迅速，牛市持續，令華爾街普遍對克林頓存有好感；希拉莉的立場與丈夫相似，也繼承了丈夫的政治遺產和人脈。
但希拉莉本人真正與華爾街密切往來，還是始於2001至2009年間，擔任紐約參議員的經歷。在第一任期，希拉莉在雙子塔重建、紐約市基建籌款等扮演重要角色，與華爾街頻繁打交道，這是她本人經常談及的政績。
在第二任期，正值美國爆發嚴重金融風暴，希拉莉參與立法，支持總值7000億美元的資產重組法案，被視為華爾街成功止損的關鍵。希拉莉擔任奧巴馬的國務卿後，工作集中於外交，卸任後再次頻頻對華爾街閉門演說，不僅收入豐厚，也得到一眾金主支持。根據維基解密，希拉莉不時強調自己與華爾街的淵源，例如對高盛集團的非公開演說，就稱「我曾在8年裏代表你們」，這句話也被左派民眾、特朗普頻頻引述。
問題是希拉里的選民，仍舊以中產階級、低收入人士為主，這令她在選舉後期不得不左轉，連桑德斯也公開表態，說自己不少追求社會公平的理念，已被希拉里納入政綱，引來特朗普嘲笑「佔領華爾街的人走了去支持華爾街」。其實在上述一類演說中，希拉里也不是一面倒，也有批評華爾街。例如她談及金融危機時，直言「糟糕的決定會帶來糟糕的後果」，並稱「如果有人犯錯，那麼他就必須被問責」，又說「儘管我試圖盡一切所能促進金融業發展，我仍然主張堵住金融機構中的監管漏洞，限制高管們的天價高薪。」不過在一般人眼中，這類「批評」，只是隔靴搔癢。
在華爾街看來，希拉里無論如何左轉，仍舊是理想總統人選。《Politico》網站有一篇匿名金融菁英訪問，形容華爾街的共識是希拉里務實、專業、富政策經驗，更重要的是，與華爾街在一個方向性問題立場一致：他們都認為華爾街本身不是美國金融、經濟的「問題」，而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反觀特朗普，政綱朝三暮四、缺乏實質內容，金融界仍視其為不確定性因素，背後的考量，不言自明。
小詞典：Glass-Steagall Act
又稱「1933銀行法」，這法律禁止銀行控股公司同時擁有其他金融公司，實質上是在以儲蓄業務為核心的商業銀行、和以風險投資為核心的投資銀行之間，築起一道防火墻。1999年，克林頓簽署生效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將這一限制取消；十年後，金融風暴爆發，不少評論認為取消上述限制，正是背後原因。
2016年11月8日星期二
特朗普當選5個可能性：民調準確嗎？
這篇文章出現時，美國大選已經開始投票，特朗普能否創下奇蹟，理論上可由民調推測。選前民調顯示他稍微落後，但這次民調不同過往，準確程度更是存疑，而背後原因眾多；這些原因，也正是特朗普可能入主白宮的關鍵所在。假如他要突破民調勝出，以下情況，必須同時出現：
一、美國選民受所謂「Bradley效應」影響，民調中因為政治正確原因，不敢說支持特朗普，卻在投票時回復「真我」。奧巴馬當選那屆沒有出現這效應，令不少評論認為這分析框架已過時，但當時奧巴馬的對手並沒有打種族牌，不同特朗普主打「政治不正確」，因此有多少「口裏說不」的隱性特朗普選票，實在沒有先例可援引，即使要在民調作出統計學上的「加權」，也不知從何談起。但從共和黨初選可見，這類選民的數目恐怕不少。
二、民主黨票倉的黑人社群對希拉莉缺乏熱情，雖然不會投特朗普，卻沒有非投希拉莉不可的意志，投票率可能遠低於上兩屆支持奧巴馬的時候，而這卻難在民調反映。在提前投票的州份，黑人投票率已經明顯低於2008年及2012年，相信民主黨的總得票率，可能相應下調。奧巴馬在最後關頭積極為希拉莉催票，但卻不能說出特別拉攏黑人的說話，加上他任內的種族問題其實重新浮現，都令黑人投票率不宜高估。
三、支持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民主黨人、中間選民，會否「含淚」投希拉莉，也難說。目前數據顯示他們已大部分歸隊，可能比2008年投奧巴馬的希拉莉支持者更多，但態度始終消極，也對希拉莉諸多不滿。這些人的黨性，比「含淚」投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更弱，桑德斯本身加入民主黨的黨齡也甚淺，任何一個小型希拉莉醜聞，都可能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
四、不滿兩黨候選人的選民，只希望對整個選舉投不信任票，結果乾脆選擇第三黨候選人，或自行在選票填上其他名字。最主要的兩名第三黨候選人，分別代表自由意志黨、綠黨，票源都與民主黨相近，而不少民調都沒有認真把他們的表現評估，令希拉里可能像2000年民主黨戈爾那樣，選情受綠黨納德影響：當時納德得票2.74%，而兩大候選人得票只相差0.5%，布殊還要是憑較少的全國票而勝出。當然，特朗普方面，也有傳統共和黨票倉猶他州的獨立候選人走出來分薄選票，背後是2012年支持羅姆尼的摩門教徒，但挑戰只在於單一州份，不同自由意志黨、綠黨，可以在任何一州左右選情。
五、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即感覺身份認同危機、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白人群體，或網上「鍵盤戰士」，卻可能被徹底催票催出來，而不少這些票源連民調也接觸不到，也不經常在過往選舉投票，只是因為「事關重大」，像上次黑人投奧巴馬那樣，破例參與政治，甚或進行策略性投票。這種選民的數目有多少，到了選後我們才知道。
只要這些因素同時出現，特朗普的表現，可能比民調普遍上升2-3%，那對所有搖擺州份，都會帶來根本影響。如果特朗普當選，以上效應，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學術名詞，「名垂青史」；假如他敗選，而得票比預期高，也是一個現象。本屆大選看點，全在於此。
小詞典：缺席投票（absentee ballot）
根據美國大選制度，假如選民無法在投票日親身到登記票站投票，可以提前進行「缺席投票」，一般通過郵寄方式，在大選投票日前一周，將選票寄給指定票站。每屆大選前夕，一些關鍵州的缺席投票人數，往往被視作選民投票積極性的反映。
一、美國選民受所謂「Bradley效應」影響，民調中因為政治正確原因，不敢說支持特朗普，卻在投票時回復「真我」。奧巴馬當選那屆沒有出現這效應，令不少評論認為這分析框架已過時，但當時奧巴馬的對手並沒有打種族牌，不同特朗普主打「政治不正確」，因此有多少「口裏說不」的隱性特朗普選票，實在沒有先例可援引，即使要在民調作出統計學上的「加權」，也不知從何談起。但從共和黨初選可見，這類選民的數目恐怕不少。
二、民主黨票倉的黑人社群對希拉莉缺乏熱情，雖然不會投特朗普，卻沒有非投希拉莉不可的意志，投票率可能遠低於上兩屆支持奧巴馬的時候，而這卻難在民調反映。在提前投票的州份，黑人投票率已經明顯低於2008年及2012年，相信民主黨的總得票率，可能相應下調。奧巴馬在最後關頭積極為希拉莉催票，但卻不能說出特別拉攏黑人的說話，加上他任內的種族問題其實重新浮現，都令黑人投票率不宜高估。
三、支持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民主黨人、中間選民，會否「含淚」投希拉莉，也難說。目前數據顯示他們已大部分歸隊，可能比2008年投奧巴馬的希拉莉支持者更多，但態度始終消極，也對希拉莉諸多不滿。這些人的黨性，比「含淚」投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更弱，桑德斯本身加入民主黨的黨齡也甚淺，任何一個小型希拉莉醜聞，都可能改變他們的投票決定。
四、不滿兩黨候選人的選民，只希望對整個選舉投不信任票，結果乾脆選擇第三黨候選人，或自行在選票填上其他名字。最主要的兩名第三黨候選人，分別代表自由意志黨、綠黨，票源都與民主黨相近，而不少民調都沒有認真把他們的表現評估，令希拉里可能像2000年民主黨戈爾那樣，選情受綠黨納德影響：當時納德得票2.74%，而兩大候選人得票只相差0.5%，布殊還要是憑較少的全國票而勝出。當然，特朗普方面，也有傳統共和黨票倉猶他州的獨立候選人走出來分薄選票，背後是2012年支持羅姆尼的摩門教徒，但挑戰只在於單一州份，不同自由意志黨、綠黨，可以在任何一州左右選情。
五、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即感覺身份認同危機、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白人群體，或網上「鍵盤戰士」，卻可能被徹底催票催出來，而不少這些票源連民調也接觸不到，也不經常在過往選舉投票，只是因為「事關重大」，像上次黑人投奧巴馬那樣，破例參與政治，甚或進行策略性投票。這種選民的數目有多少，到了選後我們才知道。
只要這些因素同時出現，特朗普的表現，可能比民調普遍上升2-3%，那對所有搖擺州份，都會帶來根本影響。如果特朗普當選，以上效應，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學術名詞，「名垂青史」；假如他敗選，而得票比預期高，也是一個現象。本屆大選看點，全在於此。
小詞典：缺席投票（absentee ballot）
根據美國大選制度，假如選民無法在投票日親身到登記票站投票，可以提前進行「缺席投票」，一般通過郵寄方式，在大選投票日前一周，將選票寄給指定票站。每屆大選前夕，一些關鍵州的缺席投票人數，往往被視作選民投票積極性的反映。
2016年11月7日星期一
北卡羅來納──為何成了新晉搖擺州？
今年美國大選還有不少新晉搖擺州份，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就是其中之一。當地本來是共和黨的基本盤，在過去十次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勝出八次，其中五次贏得全國大選。2000年小布殊（小布希）在這州超前民主黨對手13%，2004年又繼續以12%勝出。
然而，從2008年大選開始，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的風光不再，該州逐漸搖擺起來：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以1%的微弱優勢從共和黨手中奪得北卡羅來納州；到了2012年，輪到共和黨贏回，優勢僅為2%。
目前北卡羅來納州有一千萬人口，選舉人票15張，2000年至今，人口激增了四分之一。如此大幅度的人口膨脹背後，是大量的移民：2000年時，該州的白人數量佔70%，一直是共和黨的穩定票源，但近年逐漸被稀釋，而在2000年僅佔人口4.7%的拉丁裔人，如今就倍增。
高質移民雖增加，保守選民未失勢
新移民不一定是少數族裔，也包括和原有人口結構大相逕庭的高質移民。Wake 和 Mecklenburg 兩個縣在過去十多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最快，分別達63%和49%，如今總人口已超過一百萬。而對今次共和黨選情造成衝擊的最核心因素，正是在於這兩個縣及其附近增加的人口多屬高學歷人士，因為這一帶臨近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等知名學府。這些高學歷、高收入移民並非杜林普（川普）的目標人群，對杜林普的種種政策，也並不抱好感，而他們正是民主黨力爭的選民。2000年，小布殊在此兩縣還能得到一半選票，但到了2012年，奧巴馬已經兩縣勝出，選民變化可謂非常顯著。
當然，上述人口結構變化，並不意味著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州已經完全失勢，因為該州還有為數眾多的保守選民。最能反映當地社會價值觀的案例，莫過於今年3月州議會通過的「限制變性人使用公共浴室」法案。根據這一法案，變性人必須使用與其出生證明上列出性別一致的公共浴室，例如由男性轉變為女性的變性人，在使用公共浴室設施時，將被迫繼續使用男性浴室。雖然直接影響的人數有限，但這一法案推出後，在全美引起嘩然，然而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控制的議會迅速通過法案，共和黨州長 Pat McCrory 簽署生效，反映價值觀之爭，在當地已是惹火題目。
對共和黨而言，北卡羅來納濃厚的保守主義價值取向，始終是戰勝民主黨的資本。由於當地近十年來的人口結構和社會文化都經歷巨變，不少本地保守主義者感到不能適應，只能甘心被杜林普代表。
根據選前民調，希拉莉（希拉蕊）目前在北卡羅來納州輕微領先，但她的支持者很可能是投票率最低的一群，聚居在所謂「研究三角帶」（Research Triangle）。那是指北卡羅來納州中北部區域的八個縣，落在由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杜克大學三所大學之間的三角形區域。域內有眾多社區大學和高等教研機構，城市化程度甚高，但正是這類背景的選民，最容易受電郵門一類醜聞影響而降低投票欲，令杜林普陣營對最終得票比民調高出2%至3%滿懷希望。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然而，從2008年大選開始，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的風光不再，該州逐漸搖擺起來：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以1%的微弱優勢從共和黨手中奪得北卡羅來納州；到了2012年，輪到共和黨贏回，優勢僅為2%。
目前北卡羅來納州有一千萬人口，選舉人票15張，2000年至今，人口激增了四分之一。如此大幅度的人口膨脹背後，是大量的移民：2000年時，該州的白人數量佔70%，一直是共和黨的穩定票源，但近年逐漸被稀釋，而在2000年僅佔人口4.7%的拉丁裔人，如今就倍增。
高質移民雖增加，保守選民未失勢
新移民不一定是少數族裔，也包括和原有人口結構大相逕庭的高質移民。Wake 和 Mecklenburg 兩個縣在過去十多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最快，分別達63%和49%，如今總人口已超過一百萬。而對今次共和黨選情造成衝擊的最核心因素，正是在於這兩個縣及其附近增加的人口多屬高學歷人士，因為這一帶臨近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等知名學府。這些高學歷、高收入移民並非杜林普（川普）的目標人群，對杜林普的種種政策，也並不抱好感，而他們正是民主黨力爭的選民。2000年，小布殊在此兩縣還能得到一半選票，但到了2012年，奧巴馬已經兩縣勝出，選民變化可謂非常顯著。
當然，上述人口結構變化，並不意味著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州已經完全失勢，因為該州還有為數眾多的保守選民。最能反映當地社會價值觀的案例，莫過於今年3月州議會通過的「限制變性人使用公共浴室」法案。根據這一法案，變性人必須使用與其出生證明上列出性別一致的公共浴室，例如由男性轉變為女性的變性人，在使用公共浴室設施時，將被迫繼續使用男性浴室。雖然直接影響的人數有限，但這一法案推出後，在全美引起嘩然，然而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控制的議會迅速通過法案，共和黨州長 Pat McCrory 簽署生效，反映價值觀之爭，在當地已是惹火題目。
對共和黨而言，北卡羅來納濃厚的保守主義價值取向，始終是戰勝民主黨的資本。由於當地近十年來的人口結構和社會文化都經歷巨變，不少本地保守主義者感到不能適應，只能甘心被杜林普代表。
根據選前民調，希拉莉（希拉蕊）目前在北卡羅來納州輕微領先，但她的支持者很可能是投票率最低的一群，聚居在所謂「研究三角帶」（Research Triangle）。那是指北卡羅來納州中北部區域的八個縣，落在由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杜克大學三所大學之間的三角形區域。域內有眾多社區大學和高等教研機構，城市化程度甚高，但正是這類背景的選民，最容易受電郵門一類醜聞影響而降低投票欲，令杜林普陣營對最終得票比民調高出2%至3%滿懷希望。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俄亥俄──美國大選風向標勢失靈？
今年美國大選第三重要的搖擺州份，當屬俄亥俄州（Ohio）。俄亥俄州歷來被視為美國大選風向標，自1944年至今，俄亥俄州選民僅僅在一次大選中，未能把他們選擇的候選人送入白宮（1960年的尼克遜），令美國人有“As Ohio Goes, So Goes the Nation”一說。
雖然俄亥俄州在海外不太知名，但對美國人來說，這個州也有特殊象徵意義，在早期美國歷史的角色尤為重要。由於它在北方位處中央，在南北戰爭期間成為重要基地。北軍最著名的將領，包括後來的總統格蘭特將軍，都是俄亥俄人，且此後也有不少總統來自俄亥俄州。更有趣的是，曾經有一個龐大的德國移民社群在俄亥俄州定居，雖然經歷了兩次大戰，被排掉的排掉、同化的同化，但還是令俄亥俄州與別不同。
至於俄亥俄州對選舉的重要性，除了因為票數，也因為一個象徵意義：它的結果屢屢成功對應全國大選結果，因為該州的狀況，正好是全美的縮影。俄亥俄州不僅有現代化的大都會區，也有傳統製造業、農業集中的區域；人口的城鄉分佈、就業分佈和種族分佈的比例，亦較其他搖擺州份更接近全國平均水平。俄亥俄州選民傾向雖屬「中間偏右」，但總體以務實著稱，政治立場一般不趨向極端。
如果說，2000年佛羅里達州選民最終決定了小布殊（小布希）的勝利，在2004年，這一決定權就落入俄亥俄州手中。當時選前民調顯示，角逐連任的小布殊與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凱瑞）的支持率極為接近，甚至連遠隔大西洋的英國《衛報》都發表評論文章，號召讀者寫信給美國俄亥俄州選民，讓他們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以扭轉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最終克里在俄亥俄還是以2%落敗，令小布殊留在白宮。在奧巴馬（歐巴馬）勝出那兩屆，他也同樣能勝出俄亥俄州，可見俄亥俄州的影響力，是如何深入民心。
白人比率高，抵制外來移民
不過到了今年，俄亥俄州是否仍能一如以往，扮演象徵全美的風向標？似乎不大可能。在最近十年，俄亥俄州的人口結構變化，與全國數據之間逐漸產生了差距，而這一差距，只會讓俄亥俄州相較於全國平均情勢更有利共和黨。
俄亥俄州目前人口達1100萬，擁有18張選舉人票，65歲及以上人口佔15.9%，亦屬高齡州。最值得留意的是白人比率高達79.8%，遠高於全國的61.6%。俄亥俄州對外來移民的抵制態度，正是造成該州人口結構與全國大勢發生偏離的背景，這一態度同時也導致人口老化、經濟增長放緩，乃至出現衰退危機。杜林普（川普）高呼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深得俄亥俄州本地人認可，甚至可謂度身訂做。
民調原來顯示，杜林普與希拉莉（希拉蕊）在俄亥俄州持續拉鋸。不過到了最後關頭，杜林普已出現領先趨勢，按目前推演，結果可能出現歷史性的特例：勝出俄亥俄，但在全國落敗。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雖然俄亥俄州在海外不太知名，但對美國人來說，這個州也有特殊象徵意義，在早期美國歷史的角色尤為重要。由於它在北方位處中央，在南北戰爭期間成為重要基地。北軍最著名的將領，包括後來的總統格蘭特將軍，都是俄亥俄人，且此後也有不少總統來自俄亥俄州。更有趣的是，曾經有一個龐大的德國移民社群在俄亥俄州定居，雖然經歷了兩次大戰，被排掉的排掉、同化的同化，但還是令俄亥俄州與別不同。
至於俄亥俄州對選舉的重要性，除了因為票數，也因為一個象徵意義：它的結果屢屢成功對應全國大選結果，因為該州的狀況，正好是全美的縮影。俄亥俄州不僅有現代化的大都會區，也有傳統製造業、農業集中的區域；人口的城鄉分佈、就業分佈和種族分佈的比例，亦較其他搖擺州份更接近全國平均水平。俄亥俄州選民傾向雖屬「中間偏右」，但總體以務實著稱，政治立場一般不趨向極端。
如果說，2000年佛羅里達州選民最終決定了小布殊（小布希）的勝利，在2004年，這一決定權就落入俄亥俄州手中。當時選前民調顯示，角逐連任的小布殊與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凱瑞）的支持率極為接近，甚至連遠隔大西洋的英國《衛報》都發表評論文章，號召讀者寫信給美國俄亥俄州選民，讓他們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以扭轉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最終克里在俄亥俄還是以2%落敗，令小布殊留在白宮。在奧巴馬（歐巴馬）勝出那兩屆，他也同樣能勝出俄亥俄州，可見俄亥俄州的影響力，是如何深入民心。
白人比率高，抵制外來移民
不過到了今年，俄亥俄州是否仍能一如以往，扮演象徵全美的風向標？似乎不大可能。在最近十年，俄亥俄州的人口結構變化，與全國數據之間逐漸產生了差距，而這一差距，只會讓俄亥俄州相較於全國平均情勢更有利共和黨。
俄亥俄州目前人口達1100萬，擁有18張選舉人票，65歲及以上人口佔15.9%，亦屬高齡州。最值得留意的是白人比率高達79.8%，遠高於全國的61.6%。俄亥俄州對外來移民的抵制態度，正是造成該州人口結構與全國大勢發生偏離的背景，這一態度同時也導致人口老化、經濟增長放緩，乃至出現衰退危機。杜林普（川普）高呼貿易保護主義、反移民，深得俄亥俄州本地人認可，甚至可謂度身訂做。
民調原來顯示，杜林普與希拉莉（希拉蕊）在俄亥俄州持續拉鋸。不過到了最後關頭，杜林普已出現領先趨勢，按目前推演，結果可能出現歷史性的特例：勝出俄亥俄，但在全國落敗。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7日
2016美國大選：精英政治的終結?
對今年美國大選，美國國內愈來愈多聲音對這場「鬧劇」不滿，亦有評論認為是次大選暴露出美國制度的弊端：要不是選舉被認為只能維護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就不可能崛起。中國國內輿論更是充分借題發揮「民主失敗論」，不贅。
來自政經軍領域
其實，學界不乏對美國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研究，如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就是這方面專家。他著有The Power Elite一書，關於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此情此景，很值得我們回顧。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當代美國社會中的「權力」，其實是由小部分精英壟斷，他們掌控了社會關鍵機制的關鍵職位，坐擁龐大既得利益，選舉不過是他們內部利益分配的小程序。米爾斯眼中的「精英」或「既得利益者」，主要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領域，進一步可分為6類：
第一類：
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顯赫家族，他們祖輩聚居於大城市的高尚住宅區，不僅彼此熟悉，家族後代還互相聯姻，形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實際上的王室。
第二類：
明星，通常是媒體、娛樂、體育巨星，具有廣泛社會輿論影響力。
第三類：
高級行政人員，包括主要行業的龍頭企業CEO、行業協會主席。
第四類：
財閥，包括各大土地持有者，以及主要企業的主要持股人。
第五類：
軍工高層，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核心官員，以及軍方高級將領。
第六類：
「政治集團」，由以美國總統為代表的聯邦政府核心官僚組成。換句話說，美國總統儘管只是從屬於其他利益集團，但對一般人而言，依然高高在上。
根據米爾斯的精英政治理論，在每一個領域，都有金字塔形的三層結構：最頂尖階層是少數精英，中間階層是龐大的執行人員、技術官僚，下層則是大眾。美國社會的權力分配，就是由上至下：最上層的精英階層掌控了關鍵問題的決策權，根據內部共識，作出方向性決策；然後，這一決定交由社會中層各界別執行；一般大眾往往只是被告知精英集團的決策，對其鮮有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方向是由白宮、五角大樓等最頂層精英做出，執行則牽涉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各方面的複雜、長期協調。公眾在戰略推出前，接受了杜魯門政府大規模關於「蘇聯邪惡政權」的公關宣傳，但始終沒有機會參與政策辯論，也就是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環節，卻受到決策的深遠影響。
把大眾關注點引向「how」
這個精英政治模式，有兩點值得我們今天重新注意。首先，從權力來源和分配角度看，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與我們一般理解的民主政治，實在相差甚遠：後者強調人民作主、由下而上的權力授予，上層政府機構和各類官員理應順從民意、「代表人民」行使權力，而不是相反。
其次，選舉在精英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耐人尋味：按照米爾斯的論述，精英階層制定方向性政策後，執行過程會交由中層官僚負責，而這一環節，正是美國各式選舉的舞台。職業政客可以代表不同選民，但他們的辯論、選舉過程，其實是在爭論「如何」具體執行（精英階層既定的）政策目標，而非對這一目標本身進行諮詢。
職業政客、傳媒等中層機制，也會有意塑造議事規則和輿論導向，把大眾的關注點引向「how」、而非「why」。如此，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始終不受選舉影響，agenda-setting的權力始終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中產官僚也能在精英的夾縫中，享有剩餘權力，以及憧憬被吸納進精英階層的快感。
米爾斯的精英政治模型，不能算是政治學主流，但近年相關實證陸續發表，米爾斯的框架也愈來愈受尊重。最著名的是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佩奇（Benjamin I. Page）的研究，兩人分析了美國政策的相關民調，確定美國當代社會中，顯赫的個人、商界精英和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具有極顯著影響力，而一般大眾，以及各種草根團體，則無法獨立影響政策。
然而，精英政治模式是否意味對人民利益的背叛？米爾斯卻不認為完全如此。首先，美式精英政治並非如威權政體一般，通過壓制公民自由與利益，作為統治階層的執政手段；精英階層的組成，也並非單純依賴血緣。相反，米爾斯指出美國的精英階層，除了控制各領域的關鍵職位，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就是有共享的價值觀，例如對自由主義、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有限政府等理念的完全信奉。
這些價值觀，是精英自幼接受非常相似的家庭和教育所致；而這一精英文化，又可追溯至美國建國伊始，也就成了全國國民的向心力所在。這就像本來的香港，無論商界、公務員、「建制派」、「泛民主派」，甚至親北京陣營的有識之士，基本上都信奉同樣的精英價值，抗拒、也看不起鬥爭為綱的思維，那是根深柢固的文化使然，要改變殊不容易。
民粹領袖還未出現
美國精英階層絕不是一個封閉、固化的階級。一個底層人士經過個人努力（和極好的運氣），也有可能躋身所在領域的金字塔頂；如果他與其他精英享有共同價值觀，也會被吸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是從非頂級精英出身，走入精英的典型。
美國精英階層還有相當強的適應能力：在他們的世界觀，一切皆為「更便利的商貿環境」服務，而這正是他們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礎，意味着他們與社會各行業的聯繫非常緊密，不可能完全「離地」。一旦民眾對某一政策爆發不滿，會直接影響精英階層的利益，於是為了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精英就會作出反應，以求達到新的平衡（equilibrium），而不會像一些劣質領袖那樣，凡事訴諸二元對立和鬥爭。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精英政治現實下，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公民自由，始終得到較好的保障，也根本戰勝了共產主義體制。然而，精英政治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兩者的關係，乃政治哲學爭論不休的話題；這次特朗普帶來的旋風，只會把這些矛盾全面展露人前。
無論如何，特朗普依然是精英集團的一員，他一生的奮鬥、千方百計搬入紐約得到「紐約人」身份、通過捐款和高爾夫球結識克林頓夫婦等，都反映他的追求，不過是擠入那個圈子，不可能對社會潛規則帶來根本改變。
就像主導英國脫歐的約翰遜，根本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徹頭徹尾精英，言行之間的差距，乃眾所周知。假如美國民眾真的有強烈訴求，無論特朗普當選與否，一個真正顛覆精英政治的代言人，還是會早晚出現；那時候，才是劃時代的挑戰，我們就會發現，特朗普不過是一個拆牆鬆綁的過客，真正的民粹領袖還未出現呢。
小詞典：Social Register
Social Register 是指19-20世紀期間，美國各大主要城市均有出版、記錄本市「顯赫的美國家庭名錄與地址」的名單。能被這份名單列入的美國家族，都被視為具有極高社會地位、和廣具影響力的人脈，他們出入相同的會所，彼此的社交圈高度重疊，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重要成員。
來自政經軍領域
其實，學界不乏對美國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的研究，如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就是這方面專家。他著有The Power Elite一書，關於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此情此景，很值得我們回顧。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當代美國社會中的「權力」，其實是由小部分精英壟斷，他們掌控了社會關鍵機制的關鍵職位，坐擁龐大既得利益，選舉不過是他們內部利益分配的小程序。米爾斯眼中的「精英」或「既得利益者」，主要來自政治、經濟和軍事三個領域，進一步可分為6類：
第一類：
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顯赫家族，他們祖輩聚居於大城市的高尚住宅區，不僅彼此熟悉，家族後代還互相聯姻，形成自己的社交小圈子、實際上的王室。
第二類：
明星，通常是媒體、娛樂、體育巨星，具有廣泛社會輿論影響力。
第三類：
高級行政人員，包括主要行業的龍頭企業CEO、行業協會主席。
第四類：
財閥，包括各大土地持有者，以及主要企業的主要持股人。
第五類：
軍工高層，包括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核心官員，以及軍方高級將領。
第六類：
「政治集團」，由以美國總統為代表的聯邦政府核心官僚組成。換句話說，美國總統儘管只是從屬於其他利益集團，但對一般人而言，依然高高在上。
根據米爾斯的精英政治理論，在每一個領域，都有金字塔形的三層結構：最頂尖階層是少數精英，中間階層是龐大的執行人員、技術官僚，下層則是大眾。美國社會的權力分配，就是由上至下：最上層的精英階層掌控了關鍵問題的決策權，根據內部共識，作出方向性決策；然後，這一決定交由社會中層各界別執行；一般大眾往往只是被告知精英集團的決策，對其鮮有影響力。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戰略，方向是由白宮、五角大樓等最頂層精英做出，執行則牽涉政治、經濟、軍事領域各方面的複雜、長期協調。公眾在戰略推出前，接受了杜魯門政府大規模關於「蘇聯邪惡政權」的公關宣傳，但始終沒有機會參與政策辯論，也就是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環節，卻受到決策的深遠影響。
把大眾關注點引向「how」
這個精英政治模式，有兩點值得我們今天重新注意。首先，從權力來源和分配角度看，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與我們一般理解的民主政治，實在相差甚遠：後者強調人民作主、由下而上的權力授予，上層政府機構和各類官員理應順從民意、「代表人民」行使權力，而不是相反。
其次，選舉在精英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耐人尋味：按照米爾斯的論述，精英階層制定方向性政策後，執行過程會交由中層官僚負責，而這一環節，正是美國各式選舉的舞台。職業政客可以代表不同選民，但他們的辯論、選舉過程，其實是在爭論「如何」具體執行（精英階層既定的）政策目標，而非對這一目標本身進行諮詢。
職業政客、傳媒等中層機制，也會有意塑造議事規則和輿論導向，把大眾的關注點引向「how」、而非「why」。如此，精英階層的既得利益始終不受選舉影響，agenda-setting的權力始終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中產官僚也能在精英的夾縫中，享有剩餘權力，以及憧憬被吸納進精英階層的快感。
米爾斯的精英政治模型，不能算是政治學主流，但近年相關實證陸續發表，米爾斯的框架也愈來愈受尊重。最著名的是2014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佩奇（Benjamin I. Page）的研究，兩人分析了美國政策的相關民調，確定美國當代社會中，顯赫的個人、商界精英和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具有極顯著影響力，而一般大眾，以及各種草根團體，則無法獨立影響政策。
然而，精英政治模式是否意味對人民利益的背叛？米爾斯卻不認為完全如此。首先，美式精英政治並非如威權政體一般，通過壓制公民自由與利益，作為統治階層的執政手段；精英階層的組成，也並非單純依賴血緣。相反，米爾斯指出美國的精英階層，除了控制各領域的關鍵職位，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就是有共享的價值觀，例如對自由主義、私有財產權不可侵犯、有限政府等理念的完全信奉。
這些價值觀，是精英自幼接受非常相似的家庭和教育所致；而這一精英文化，又可追溯至美國建國伊始，也就成了全國國民的向心力所在。這就像本來的香港，無論商界、公務員、「建制派」、「泛民主派」，甚至親北京陣營的有識之士，基本上都信奉同樣的精英價值，抗拒、也看不起鬥爭為綱的思維，那是根深柢固的文化使然，要改變殊不容易。
民粹領袖還未出現
美國精英階層絕不是一個封閉、固化的階級。一個底層人士經過個人努力（和極好的運氣），也有可能躋身所在領域的金字塔頂；如果他與其他精英享有共同價值觀，也會被吸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是從非頂級精英出身，走入精英的典型。
美國精英階層還有相當強的適應能力：在他們的世界觀，一切皆為「更便利的商貿環境」服務，而這正是他們自身既得利益的基礎，意味着他們與社會各行業的聯繫非常緊密，不可能完全「離地」。一旦民眾對某一政策爆發不滿，會直接影響精英階層的利益，於是為了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精英就會作出反應，以求達到新的平衡（equilibrium），而不會像一些劣質領袖那樣，凡事訴諸二元對立和鬥爭。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在精英政治現實下，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公民自由，始終得到較好的保障，也根本戰勝了共產主義體制。然而，精英政治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兩者的關係，乃政治哲學爭論不休的話題；這次特朗普帶來的旋風，只會把這些矛盾全面展露人前。
無論如何，特朗普依然是精英集團的一員，他一生的奮鬥、千方百計搬入紐約得到「紐約人」身份、通過捐款和高爾夫球結識克林頓夫婦等，都反映他的追求，不過是擠入那個圈子，不可能對社會潛規則帶來根本改變。
就像主導英國脫歐的約翰遜，根本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徹頭徹尾精英，言行之間的差距，乃眾所周知。假如美國民眾真的有強烈訴求，無論特朗普當選與否，一個真正顛覆精英政治的代言人，還是會早晚出現；那時候，才是劃時代的挑戰，我們就會發現，特朗普不過是一個拆牆鬆綁的過客，真正的民粹領袖還未出現呢。
小詞典：Social Register
Social Register 是指19-20世紀期間，美國各大主要城市均有出版、記錄本市「顯赫的美國家庭名錄與地址」的名單。能被這份名單列入的美國家族，都被視為具有極高社會地位、和廣具影響力的人脈，他們出入相同的會所，彼此的社交圈高度重疊，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重要成員。
2016年11月6日星期日
賓夕凡尼亞──民主黨囊中物今屆現危機
除了佛羅里達州，今年美國大選的另一個關鍵搖擺州是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根據傳統定義，賓夕凡尼亞州並不搖擺，從歷年選舉結果上看，自1992年克林頓（柯林頓）當選以來，一直是民主黨根據地。然而，民主黨也談不上拉開了和共和黨的距離：除了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以10%勝出，民主黨優勢始終在5%上下，並不穩固。
杜林普（川普）用了不少心力在賓夕凡尼亞州，因為這是佔20張選舉人票的大戶，目前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65歲以上的佔17%，比例與佛羅里達州類似，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使該州成為美國排第六的高齡州——而這類數據，往往是共和黨乘虛而入的徵兆。
一般人認為賓夕凡尼亞州是民主黨囊中物，因為印象中，州內大都會費城就是代表賓州。費城當地有150萬居民，大多傾向民主黨，2012年奧巴馬獲得大都會區63%選民支持，可見一斑。當年筆者認識的不少朋友，都住在賓州大學城附近，城內精英主義氣氛甚濃，一如東岸其他民主黨根據地。
城鄉之戰
然而，州內城鄉矛盾其實十分嚴重，1996年後，共和黨每次大選都能贏得非大都會區（市郊、鄉村）的選票多數，並且贏面不斷擴大。1996年，克林頓尚可得到51%非大都會票；到了2012年，奧巴馬在非大都會區的得票率已下降至45%。
賓夕凡尼亞州不少居民以製造業為生，非大都會地區正是藍領工人的聚集地。近年來美國製造業急劇萎縮，從事製造業的人，對美國經濟前景普遍缺乏信心。杜林普自參選以來，大打貿易保護主義牌，強調要把製造業崗位從中國等國家奪回本土，針對的就是國內龐大的製造業工人票，在一般人眼中，所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十分「落地」，就是這麼簡單。
此外，在賓夕法尼亞西部的農村，杜林普的競選造勢也非常成功：這片地帶受經濟全球化衝擊尤甚，農業、礦業每年都有大量崗位消失，民怨早就累積。奈何都會區的民主黨人並不著意了解農村社群需求，杜林普「為（農村）人民發聲」，就得到不少掌聲。賓夕法尼亞州鄉村目之所及，皆是杜林普的競選宣傳，而希拉莉（希拉蕊）的形象幾乎不見蹤影。
一般相信，希拉莉可以大幅度維持民主黨在費城大都會區的優勢，匹茲堡（Pittsburgh）近年由傳統工業城市向醫療、金融等服務業轉型，亦被納入民主黨基本盤。加上賓夕法尼亞州少數族裔一如全國，比例持續升高，而希拉莉和賓夕法尼亞州有一定淵源，父親來自當地，家族在此有村屋渡假，本地人脈並不缺乏，這些都令民主黨審慎樂觀。根據各家民調，希拉莉在賓夕法尼亞州延續了歷史優勢，領先杜林普至少4%；但杜林普正把選舉上升為「第一、二產業 vs. 第三產業」的世紀之戰，希望把前者的隱性票源全部催出來。根據大數據，那幾個百分點始終難以踰越；但假如一戰功成，則大局已定。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杜林普（川普）用了不少心力在賓夕凡尼亞州，因為這是佔20張選舉人票的大戶，目前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65歲以上的佔17%，比例與佛羅里達州類似，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使該州成為美國排第六的高齡州——而這類數據，往往是共和黨乘虛而入的徵兆。
一般人認為賓夕凡尼亞州是民主黨囊中物，因為印象中，州內大都會費城就是代表賓州。費城當地有150萬居民，大多傾向民主黨，2012年奧巴馬獲得大都會區63%選民支持，可見一斑。當年筆者認識的不少朋友，都住在賓州大學城附近，城內精英主義氣氛甚濃，一如東岸其他民主黨根據地。
城鄉之戰
然而，州內城鄉矛盾其實十分嚴重，1996年後，共和黨每次大選都能贏得非大都會區（市郊、鄉村）的選票多數，並且贏面不斷擴大。1996年，克林頓尚可得到51%非大都會票；到了2012年，奧巴馬在非大都會區的得票率已下降至45%。
賓夕凡尼亞州不少居民以製造業為生，非大都會地區正是藍領工人的聚集地。近年來美國製造業急劇萎縮，從事製造業的人，對美國經濟前景普遍缺乏信心。杜林普自參選以來，大打貿易保護主義牌，強調要把製造業崗位從中國等國家奪回本土，針對的就是國內龐大的製造業工人票，在一般人眼中，所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十分「落地」，就是這麼簡單。
此外，在賓夕法尼亞西部的農村，杜林普的競選造勢也非常成功：這片地帶受經濟全球化衝擊尤甚，農業、礦業每年都有大量崗位消失，民怨早就累積。奈何都會區的民主黨人並不著意了解農村社群需求，杜林普「為（農村）人民發聲」，就得到不少掌聲。賓夕法尼亞州鄉村目之所及，皆是杜林普的競選宣傳，而希拉莉（希拉蕊）的形象幾乎不見蹤影。
一般相信，希拉莉可以大幅度維持民主黨在費城大都會區的優勢，匹茲堡（Pittsburgh）近年由傳統工業城市向醫療、金融等服務業轉型，亦被納入民主黨基本盤。加上賓夕法尼亞州少數族裔一如全國，比例持續升高，而希拉莉和賓夕法尼亞州有一定淵源，父親來自當地，家族在此有村屋渡假，本地人脈並不缺乏，這些都令民主黨審慎樂觀。根據各家民調，希拉莉在賓夕法尼亞州延續了歷史優勢，領先杜林普至少4%；但杜林普正把選舉上升為「第一、二產業 vs. 第三產業」的世紀之戰，希望把前者的隱性票源全部催出來。根據大數據，那幾個百分點始終難以踰越；但假如一戰功成，則大局已定。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佛羅里達──杜林普志在必得的最搖擺州份
美國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大選基本上採取「勝者全得」的選舉人票制度，「搖擺州份」（swing states） 是最後關鍵。歷來兩黨候選人都會投入最多資源在這些地區，因而選情也最為激烈。相反，在兩黨各自優勢明顯的大州像加州（California）、德州（Texas），即使選舉人票再多，也不會是選戰焦點。假如杜林普（川普）勝出全部搖擺州份，已足以入主白宮，因此其對美國歷年來最搖擺的佛羅里達州（Florida），尤其志在必得。
佛羅里達州自1960年代以來，人口急速增長，目前有接近兩千萬人，是全美人口第三多的大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是加州、德州之後的第三大戶。佛羅里達州之所以搖擺不定，和它獨特的人口結構息息相關。該州的65歲以上人口佔17.6%，比例在全美各州首屈一指，理應對共和黨有利；但我們也不能視之為老人州，因為21歲以下人口也佔27.6%，同樣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
按地理位置，佛羅里達理論上屬「聖經帶」，即共和黨勢力範圍；但同時它也是傳統移民大州，移民數量還在持續增長，沖淡了不少傳統價值。目前非裔美國人佔14.6%，拉丁裔佔16.8%，來自古巴、波多黎各的新移民影響力特別大，對國家的古巴政策最關注，傳統傾向態度較強硬的共和黨。不過，奧巴馬的古巴和解政策，也有國內民意支持，加上新移民下一代看重經濟問題，從前的宣傳公式已不大奏效。要在這樣複雜的州取得優勢，不能單憑一道板斧，必須多管齊下，很靠競選團隊的功力。
1980年至今，當選者未能勝出佛羅里達州的情形，只在1992年出現過一次；其中共和黨贏出六次，但沒有一次能拋離對手。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2000年大選，不少朋友都記憶猶新：共和黨候選人小布殊（小布希）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高爾）的得票數極度接近，以至觸發重新計票機制，最終由最高法院判定小布殊以500多張票之差，全取25張選舉人票，合法入主白宮。2004年，小布殊的優勢擴大到5%，但隨後奧巴馬則為民主黨兩次贏得佛羅里達，比對方高2.8%和0.9%，都是名副其實的險勝。
拉丁裔撐希拉莉，高齡白人支持杜林普
影響今年大選的關鍵，恐怕還是人口。2000年，佛羅里達州註冊選民中，80%是白人；而到今年，這比例已下降至66%，人數不斷增長的拉丁裔選民則相對支持民主黨，希拉莉（希拉蕊）選擇副總統拍檔凱恩（Tim Kaine） 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操流利西班牙語，對拉攏該州拉丁裔選民事半功倍。相反，杜林普初選時的競爭對手魯比奧（Marco Rubio，魯比歐）是古巴裔的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當地民望甚高，卻不願意全力支持杜林普，令共和黨的優勢再減。
不過縱使如此，杜林普陣營一直對佛羅里達州信心十足，認為這個州正是他要爭取的樣板：佛州曾經繁榮，卻因為全球化時代而犧牲本土經濟，又因為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激化社會矛盾，這都使杜林普陣營對勝出充滿信心。根據選前民調，佛羅里達州的高齡白人選民極度右傾，成為共和黨的中堅力量。
諷刺的是，雖然這些高齡白人的人口比例正在減少，但他們卻正正是被迅速變化的人口結構、經濟模式刺激，有失去身份認同的恐懼，才特別被杜林普的種種言論打動，投票意欲遠高於年輕人。加上月前佛羅里達州發生極嚴重的同志酒吧槍擊案，造成人心惶惶，也令杜林普的右翼宣傳奏效。
三個月前，希拉莉在佛羅里達的民調優勢，幾乎有10%（CNN數字）。但綜合最新民調，杜林普和希拉莉在佛羅里達州是完全的均勢，杜林普稍微領先不足1%，而且一般相信杜林普的陰性票源比希拉莉多。加上杜林普得票在提前投票群組中輕微領先，這些都是杜林普陣營的最大佳音。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佛羅里達州自1960年代以來，人口急速增長，目前有接近兩千萬人，是全美人口第三多的大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是加州、德州之後的第三大戶。佛羅里達州之所以搖擺不定，和它獨特的人口結構息息相關。該州的65歲以上人口佔17.6%，比例在全美各州首屈一指，理應對共和黨有利；但我們也不能視之為老人州，因為21歲以下人口也佔27.6%，同樣較全國平均水平為高。
按地理位置，佛羅里達理論上屬「聖經帶」，即共和黨勢力範圍；但同時它也是傳統移民大州，移民數量還在持續增長，沖淡了不少傳統價值。目前非裔美國人佔14.6%，拉丁裔佔16.8%，來自古巴、波多黎各的新移民影響力特別大，對國家的古巴政策最關注，傳統傾向態度較強硬的共和黨。不過，奧巴馬的古巴和解政策，也有國內民意支持，加上新移民下一代看重經濟問題，從前的宣傳公式已不大奏效。要在這樣複雜的州取得優勢，不能單憑一道板斧，必須多管齊下，很靠競選團隊的功力。
1980年至今，當選者未能勝出佛羅里達州的情形，只在1992年出現過一次；其中共和黨贏出六次，但沒有一次能拋離對手。最典型的例子自然是2000年大選，不少朋友都記憶猶新：共和黨候選人小布殊（小布希）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高爾）的得票數極度接近，以至觸發重新計票機制，最終由最高法院判定小布殊以500多張票之差，全取25張選舉人票，合法入主白宮。2004年，小布殊的優勢擴大到5%，但隨後奧巴馬則為民主黨兩次贏得佛羅里達，比對方高2.8%和0.9%，都是名副其實的險勝。
拉丁裔撐希拉莉，高齡白人支持杜林普
影響今年大選的關鍵，恐怕還是人口。2000年，佛羅里達州註冊選民中，80%是白人；而到今年，這比例已下降至66%，人數不斷增長的拉丁裔選民則相對支持民主黨，希拉莉（希拉蕊）選擇副總統拍檔凱恩（Tim Kaine） 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操流利西班牙語，對拉攏該州拉丁裔選民事半功倍。相反，杜林普初選時的競爭對手魯比奧（Marco Rubio，魯比歐）是古巴裔的佛羅里達州參議員，當地民望甚高，卻不願意全力支持杜林普，令共和黨的優勢再減。
不過縱使如此，杜林普陣營一直對佛羅里達州信心十足，認為這個州正是他要爭取的樣板：佛州曾經繁榮，卻因為全球化時代而犧牲本土經濟，又因為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激化社會矛盾，這都使杜林普陣營對勝出充滿信心。根據選前民調，佛羅里達州的高齡白人選民極度右傾，成為共和黨的中堅力量。
諷刺的是，雖然這些高齡白人的人口比例正在減少，但他們卻正正是被迅速變化的人口結構、經濟模式刺激，有失去身份認同的恐懼，才特別被杜林普的種種言論打動，投票意欲遠高於年輕人。加上月前佛羅里達州發生極嚴重的同志酒吧槍擊案，造成人心惶惶，也令杜林普的右翼宣傳奏效。
三個月前，希拉莉在佛羅里達的民調優勢，幾乎有10%（CNN數字）。但綜合最新民調，杜林普和希拉莉在佛羅里達州是完全的均勢，杜林普稍微領先不足1%，而且一般相信杜林普的陰性票源比希拉莉多。加上杜林普得票在提前投票群組中輕微領先，這些都是杜林普陣營的最大佳音。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6日
2016年11月4日星期五
溥儀國際關係：由「自創新字」之謎談起
香港海防博物館正展覽「末代皇帝」溥儀的相關文物， 十分值得推介。溥儀一生不但傳奇，還曾與不同國際勢力周旋，早年奔走不同強國謀求復國，最終除了被日本擁立、被蘇聯俘虜；當滿洲國皇帝時，據說還一度傳訊給中美洲國家請求協助逃走。
自傳沒提合體字
這次展覽有不少國際關係元素在內，最吸眼球的包括一系列「合體漢字」：根據博物館介紹，這些由「招財進寶」、「喜氣滿堂」、「克己復禮」等傳統祝福語或勸誡語組成的合體字，乃溥儀囚蘇期間創作。溥儀被蘇聯俘虜後，在那裏度過5年，這不僅是其回憶錄《我的前半生》的重要內容，也是史學界的研究對象。
究竟這些合體字是否溥儀自創，仍存有不少爭議。我在Facebook專頁轉載網友的相關分享後，另有網友傳來長篇考證，認為溥儀自己在《我的前半生》對此隻字未提，只是2011年國內出版的《末代皇帝溥儀在蘇聯》一書中有述及。
當時研究人員從蘇聯軍事檔案館獲取了一批溥儀被關押時期的材料，其中就有這些合體字，但對其來源的敍述依舊模糊。「畫字」網站團隊則引述漢字研究學者周虹的論文〈對漢字圖案的歷史考察〉，認為在溥儀幼年時，這些合體字已流傳民間，溥儀在蘇期間，只是將其向蘇聯人推廣而已。自創也好、推廣也好，溥儀在蘇聯寫下上述合體字的動機，又是什麼？今天我們知道的是，似乎溥儀當時心理狀態十分不穩定，做的一切是為了寄意，也是為活命。
這些字或許反映溥儀希望國泰民安、百姓生活富足（「國」指的是哪一國是另一回事），又或感慨自己能在亂世苟活，已殊為不易。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他希望以此討好蘇聯，為自己爭取較好的結局，也就是毋須被遣返到命運難測的中國。
要理解溥儀與蘇聯的複雜關係，還須從蘇聯對滿洲國的態度說起。滿洲國共獲得23個國家外交承認，除了軸心國的盟國，還包括蘇聯。早於1931年，蘇聯就有意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其用意一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都是克里姆林宮的地緣戰略使然。
滿洲國成立後，蘇聯代表不僅未有撤出東北，更允許滿洲國在蘇聯與東北交界的海蘭泡（Blagoveshchensk）、赤塔（Chita）設立使館；至於溥儀是否記得海蘭泡從前也是大清領土、還曾爆發大屠殺，自然又是另一回事。溥儀的登基大典上，有蘇方代表專程參加；1941年，蘇日兩國終於簽訂《中立條約》，蘇聯更表示「尊重並保護滿洲國獨立及領土完整」。溥儀當滿洲國皇帝期間雖是傀儡，但與蘇聯有沒有直線往來，難說。
溥儀被蘇聯俘虜後，根據解密檔案，頗獲禮遇，衣食無休，亦不用從事重體力勞動。據溥儀回憶，當時他「受寵若驚」，更三次向蘇共提出「永久居留蘇聯」。為此他不僅學習馬列主義，還將隨身攜帶的各種財物用於賄賂看守。蘇聯的小恩小惠得到良好效益：在遠東軍事法庭，溥儀基本上按照蘇聯要求，連續八日出庭作證，指控日本在滿洲國建立前後的種種罪行，證詞成為蘇方指控日本的重要手段；蘇聯也成功通過遠東軍事法庭，取得戰後在東北亞的共同仲裁地位。直至1950年，新中國與蘇聯談判，溥儀才被遣返；雖然在文革也受衝擊，不過好歹算得善終。假如他留在蘇聯，又會如何？會否在中蘇交惡時，被推出來成立「滿洲國人民政府」？在平行時空，誰又敢說絕不可能呢。
小詞典：《蘇日中立條約》
蘇聯與日本在二戰期間訂立的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4月簽署，蘇聯承諾尊重日本和滿洲國「主權完整」，日本則認可蒙古國（為蘇聯影響範圍）獨立，反映雙方都希望避免兩面作戰。當時中共對此表示歡迎，稱收復東北「原是我們自己的事」。日本戰敗前夕，還期望蘇聯調解，蘇聯卻在最後關頭毀約出兵日本，被不少日本學者視為徹底的背信棄義。
自傳沒提合體字
這次展覽有不少國際關係元素在內，最吸眼球的包括一系列「合體漢字」：根據博物館介紹，這些由「招財進寶」、「喜氣滿堂」、「克己復禮」等傳統祝福語或勸誡語組成的合體字，乃溥儀囚蘇期間創作。溥儀被蘇聯俘虜後，在那裏度過5年，這不僅是其回憶錄《我的前半生》的重要內容，也是史學界的研究對象。
究竟這些合體字是否溥儀自創，仍存有不少爭議。我在Facebook專頁轉載網友的相關分享後，另有網友傳來長篇考證，認為溥儀自己在《我的前半生》對此隻字未提，只是2011年國內出版的《末代皇帝溥儀在蘇聯》一書中有述及。
當時研究人員從蘇聯軍事檔案館獲取了一批溥儀被關押時期的材料，其中就有這些合體字，但對其來源的敍述依舊模糊。「畫字」網站團隊則引述漢字研究學者周虹的論文〈對漢字圖案的歷史考察〉，認為在溥儀幼年時，這些合體字已流傳民間，溥儀在蘇期間，只是將其向蘇聯人推廣而已。自創也好、推廣也好，溥儀在蘇聯寫下上述合體字的動機，又是什麼？今天我們知道的是，似乎溥儀當時心理狀態十分不穩定，做的一切是為了寄意，也是為活命。
這些字或許反映溥儀希望國泰民安、百姓生活富足（「國」指的是哪一國是另一回事），又或感慨自己能在亂世苟活，已殊為不易。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他希望以此討好蘇聯，為自己爭取較好的結局，也就是毋須被遣返到命運難測的中國。
要理解溥儀與蘇聯的複雜關係，還須從蘇聯對滿洲國的態度說起。滿洲國共獲得23個國家外交承認，除了軸心國的盟國，還包括蘇聯。早於1931年，蘇聯就有意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其用意一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都是克里姆林宮的地緣戰略使然。
滿洲國成立後，蘇聯代表不僅未有撤出東北，更允許滿洲國在蘇聯與東北交界的海蘭泡（Blagoveshchensk）、赤塔（Chita）設立使館；至於溥儀是否記得海蘭泡從前也是大清領土、還曾爆發大屠殺，自然又是另一回事。溥儀的登基大典上，有蘇方代表專程參加；1941年，蘇日兩國終於簽訂《中立條約》，蘇聯更表示「尊重並保護滿洲國獨立及領土完整」。溥儀當滿洲國皇帝期間雖是傀儡，但與蘇聯有沒有直線往來，難說。
溥儀被蘇聯俘虜後，根據解密檔案，頗獲禮遇，衣食無休，亦不用從事重體力勞動。據溥儀回憶，當時他「受寵若驚」，更三次向蘇共提出「永久居留蘇聯」。為此他不僅學習馬列主義，還將隨身攜帶的各種財物用於賄賂看守。蘇聯的小恩小惠得到良好效益：在遠東軍事法庭，溥儀基本上按照蘇聯要求，連續八日出庭作證，指控日本在滿洲國建立前後的種種罪行，證詞成為蘇方指控日本的重要手段；蘇聯也成功通過遠東軍事法庭，取得戰後在東北亞的共同仲裁地位。直至1950年，新中國與蘇聯談判，溥儀才被遣返；雖然在文革也受衝擊，不過好歹算得善終。假如他留在蘇聯，又會如何？會否在中蘇交惡時，被推出來成立「滿洲國人民政府」？在平行時空，誰又敢說絕不可能呢。
小詞典：《蘇日中立條約》
蘇聯與日本在二戰期間訂立的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4月簽署，蘇聯承諾尊重日本和滿洲國「主權完整」，日本則認可蒙古國（為蘇聯影響範圍）獨立，反映雙方都希望避免兩面作戰。當時中共對此表示歡迎，稱收復東北「原是我們自己的事」。日本戰敗前夕，還期望蘇聯調解，蘇聯卻在最後關頭毀約出兵日本，被不少日本學者視為徹底的背信棄義。
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
真小人與偽君子：希拉莉電郵門影響有多大?
不久前本欄談及美國大選的「十月驚奇」，曾預言希拉莉的「電郵門」可能還有發酵，因為除了美國本土的玩家，在虛擬世界中，還有維基解密、俄羅斯特工、「匿名者」（Anonymous）等「參戰」，令這方面的變數難以預計，想不到最終帶來「驚奇」的，卻是聯邦調查局（FBI）。
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曾在7月對國會說，儘管希拉莉以私人伺服器處理公務電郵「極其大意」，但並未發現意圖違法，因此不建議司法部起訴希拉莉，並口頭宣稱「調查已經結束」（行政意義上，調查程序還處於「正在結束中」狀態）。直到選舉前兩周，科米卻突然再次致函國會，稱有鑑於在「另一件不相關的調查中」，發現「可能與希拉莉私人伺服器接收工作郵件事件有關」的電郵，FBI決定進一步檢視這些郵件，以判斷是否有洩密行為。
科米交予國會的信函只有短短5句話，卻一石激起千層浪。已公布的事實其實很簡單：首先，科米提及的「不相關調查」，是指FBI此前一直在進行的、針對紐約市前議員韋納（Anthony Weiner）可能捲入向未成年人發送色情短訊的案件；在取證過程中，FBI從韋納住宅取得一部電腦，內含65萬封郵件，而韋納的妻子正是希拉莉高級幕僚阿貝丁（Huma Abedin），儘管兩人目前已分居。
這批郵件到底包含什麼內容、希拉莉本人是否捲入其中？不僅我們無從知曉，科米也向國會承認「對郵件內容尚不知情」，甚至無法給出預計審查所需時間，但相信無法在選舉前完成，也就是不可能在選前有新的指控。
理論上，科米致函國會不應是針對希拉莉，而是基於兩層考慮：第一，執法人員有責任在發現相關線索時，對哪怕已結案的案件再調查；第二，如果科米不主動上報，而消息由媒體曝光，FBI無疑會成為特朗普陣營眼中「維護希拉莉」一分子。
不過，這調查帶來的心理陰影，遠比已公佈的事實嚴重。特朗普在事件爆出當日，在集會上更改了早已寫好的演講，稱這是比水門事件更嚴重的醜聞。此前他曾數次聲稱要對希拉里付諸司法行動：8月底，他曾要求司法部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克林頓基金會的資金運作；10月初的電視辯論上，他又聲稱一旦自己當選，「會將希拉里投進監獄」，不少網民今天卻開始擔心一語成讖。
科米在隨後給FBI員工發送的備忘錄中坦言，這決定幾乎必將招致「誤解」。民主黨參議院領袖里德（Harry Reid）指科米的決定違反了《哈奇法》（Hatch Act），後者禁止聯邦僱員用職務權力影響選舉。歷史上，FBI在大選時的表現極為謹慎，包括最弄權的局長胡佛在內，司法部長林奇（Loretta Lynch）也對這次決定明確反對，稱此舉將打破美國司法部門多年的傳統。有趣的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要求FBI迅速披露全面信息」的立場上出奇地一致：前者相信這批郵件與希拉里無關，希望在大選前澄清；後者也許堅信這批郵件藏有「炸彈」，也許明知道FBI不可能短期內完成調查，純粹打嘴炮，亦未可知。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於「電郵門」再燃後公佈的最新民調，希拉里自五月以來首次落後特朗普1%。民意的反彈，可以有多個解讀：「電郵門」本來只屬於「不小心」、「敏感度不足」等工作層面，但FBI再次調查這個動作，讓民眾感到之前的結論有問題，可能會推翻希拉里早前的供詞，於是就成了誠信問題。希拉里的精英主義、建制形象從來深入民心，特朗普可以爛起來出爾反爾，無視自己的誠信問題，希拉里卻強調道德，一旦被證實有同樣問題，其「離地精英的傲慢虛偽」，就無所遁形。更不可測的還是民調不能充份反映的投票意欲：不少選民不可能轉投特朗普，卻可能為此減低投希拉里的意欲，認為真小人與偽君子都是一丘之貉。特朗普的選舉策略，從來是把對手拖下同一泥濘中，讓選民寧選真小人、莫選偽君子，要麼就兩者都不要選，策略是否成功，很快就見真章。
小詞典：水門事件
1972年6月，美國民主黨總部水門大廈被發現有竊聽嫌犯闖入，聯邦調查局調查後發覺，其幕後金主是共和黨總統尼克遜的白宮幕僚。隨後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尼克遜及其下屬曾大規模在白宮內安裝竊聽設備，舉國震驚。本來以大比數優勢連任的尼克遜被逼辭職，以避過國會彈劾、甚至定罪，史稱「水門事件」。
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曾在7月對國會說，儘管希拉莉以私人伺服器處理公務電郵「極其大意」，但並未發現意圖違法，因此不建議司法部起訴希拉莉，並口頭宣稱「調查已經結束」（行政意義上，調查程序還處於「正在結束中」狀態）。直到選舉前兩周，科米卻突然再次致函國會，稱有鑑於在「另一件不相關的調查中」，發現「可能與希拉莉私人伺服器接收工作郵件事件有關」的電郵，FBI決定進一步檢視這些郵件，以判斷是否有洩密行為。
科米交予國會的信函只有短短5句話，卻一石激起千層浪。已公布的事實其實很簡單：首先，科米提及的「不相關調查」，是指FBI此前一直在進行的、針對紐約市前議員韋納（Anthony Weiner）可能捲入向未成年人發送色情短訊的案件；在取證過程中，FBI從韋納住宅取得一部電腦，內含65萬封郵件，而韋納的妻子正是希拉莉高級幕僚阿貝丁（Huma Abedin），儘管兩人目前已分居。
這批郵件到底包含什麼內容、希拉莉本人是否捲入其中？不僅我們無從知曉，科米也向國會承認「對郵件內容尚不知情」，甚至無法給出預計審查所需時間，但相信無法在選舉前完成，也就是不可能在選前有新的指控。
理論上，科米致函國會不應是針對希拉莉，而是基於兩層考慮：第一，執法人員有責任在發現相關線索時，對哪怕已結案的案件再調查；第二，如果科米不主動上報，而消息由媒體曝光，FBI無疑會成為特朗普陣營眼中「維護希拉莉」一分子。
不過，這調查帶來的心理陰影，遠比已公佈的事實嚴重。特朗普在事件爆出當日，在集會上更改了早已寫好的演講，稱這是比水門事件更嚴重的醜聞。此前他曾數次聲稱要對希拉里付諸司法行動：8月底，他曾要求司法部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克林頓基金會的資金運作；10月初的電視辯論上，他又聲稱一旦自己當選，「會將希拉里投進監獄」，不少網民今天卻開始擔心一語成讖。
科米在隨後給FBI員工發送的備忘錄中坦言，這決定幾乎必將招致「誤解」。民主黨參議院領袖里德（Harry Reid）指科米的決定違反了《哈奇法》（Hatch Act），後者禁止聯邦僱員用職務權力影響選舉。歷史上，FBI在大選時的表現極為謹慎，包括最弄權的局長胡佛在內，司法部長林奇（Loretta Lynch）也對這次決定明確反對，稱此舉將打破美國司法部門多年的傳統。有趣的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要求FBI迅速披露全面信息」的立場上出奇地一致：前者相信這批郵件與希拉里無關，希望在大選前澄清；後者也許堅信這批郵件藏有「炸彈」，也許明知道FBI不可能短期內完成調查，純粹打嘴炮，亦未可知。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於「電郵門」再燃後公佈的最新民調，希拉里自五月以來首次落後特朗普1%。民意的反彈，可以有多個解讀：「電郵門」本來只屬於「不小心」、「敏感度不足」等工作層面，但FBI再次調查這個動作，讓民眾感到之前的結論有問題，可能會推翻希拉里早前的供詞，於是就成了誠信問題。希拉里的精英主義、建制形象從來深入民心，特朗普可以爛起來出爾反爾，無視自己的誠信問題，希拉里卻強調道德，一旦被證實有同樣問題，其「離地精英的傲慢虛偽」，就無所遁形。更不可測的還是民調不能充份反映的投票意欲：不少選民不可能轉投特朗普，卻可能為此減低投希拉里的意欲，認為真小人與偽君子都是一丘之貉。特朗普的選舉策略，從來是把對手拖下同一泥濘中，讓選民寧選真小人、莫選偽君子，要麼就兩者都不要選，策略是否成功，很快就見真章。
小詞典：水門事件
1972年6月，美國民主黨總部水門大廈被發現有竊聽嫌犯闖入，聯邦調查局調查後發覺，其幕後金主是共和黨總統尼克遜的白宮幕僚。隨後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尼克遜及其下屬曾大規模在白宮內安裝竊聽設備，舉國震驚。本來以大比數優勢連任的尼克遜被逼辭職，以避過國會彈劾、甚至定罪，史稱「水門事件」。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獨狼恐襲「常態化」，蠶食美國凝聚力
國土安全是美國大選重要議題之一，但是和「911」後的心理狀態不同，今日美國人已逐漸習慣把恐怖襲擊視為常態，也從中產生了難以逆轉的社會文化，以及偏見。究竟這對美國社會會帶來什麼影響？也許美國人對不久前紐約恐怖襲擊的回應，可以前瞻未來。
9月17日晚，紐約曼哈頓一個垃圾桶發生炸彈爆炸，造成29人傷。隨後，警方在附近街區和新澤西州發現另外兩個爆炸裝置，均在爆炸前成功拆除。兩天後，警方逮捕兩名疑犯，都是「獨狼式恐怖分子」。
不少美國人已開始假定，這種襲擊是不能根除的。
獨狼恐襲的前世今生
所謂「獨狼式恐怖主義」（lone-wolf terrorism），是指一種恐怖襲擊，從策劃、準備到執行，均由一人或極少數人獨自完成，其間不曾與外界組織或人員聯絡，也不曾接受外界指令。不過，製造這類行為的恐怖分子，通常是認可某一特定政治、宗教理念。
在美國，「獨狼」這一稱謂，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的白人種族主義者。美國司法部贊助美國犯罪學家 Mark Hamm 和社會學家 Ramon Spaaij，整理了美國本土「獨狼恐怖主義數據庫」，並一直更新。根據記者 Katie Worth 對這一數據庫截至2016年7月的數據整理分析，1950至2009年這60年間，共計有59宗獨狼式恐怖襲擊，造成146人死亡。而2010至2016年7月期間，獨狼式恐襲已發生了35宗，共115人喪生，多是槍擊案，也有少數爆炸案。而當中最轟動的，是2013年波士頓爆炸案，和今年6月奧蘭多同志夜總會槍擊案。犯案的獨狼，基本都是在美國土生土長。
但雖說是本土「獨狼」，一般美國人還是傾向相信，他們是受外來影響激化，才變成今天的恐怖分子，並非徹徹底底的「孤獨」。美國反恐部門從前一直宣傳，說近年獨狼當中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多受到一個名為奧拉基（al-Awlaki）的激進伊斯蘭教士影響。奧拉基生於新墨西哥州，父母是也門人（葉門人），自己英語流利，還能言善辯。奧拉基後來成為阿爾蓋達組織（蓋達組織）也門分支首腦，遭美國、也門當局通緝。
2011年，美國無人機在也門擊斃奧拉基，但他生前種種宣講極端伊斯蘭主義的視頻，至今依然時常見諸網絡。在互聯網時代，人死後的影響力可能更大。奧拉基視頻傳遞的信息簡單直接：穆斯林在全球受到攻擊，美國國內的穆斯林有義務對非穆斯林信仰者襲擊報復，云云。
然而，亦有分析指奧拉基的個人影響力有限，近年集中爆發於歐洲、中東的恐怖活動，才是美國獨狼襲擊事件上升的主因。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恐怖主義研究專家 Max Abrahms 認為，「觀念（idea）的全球化」日益影響各國社會，恐怖主義，正是其中之一。源自中東的極端伊斯蘭主義等思潮，隨著全球化不斷擴散，在人口自由流通的歐洲已落地生根，更通過互聯網登陸其他地方，包括美國。特別是 ISIS 崛起後，世界範圍內的獨狼式恐襲呈上升趨勢，襲擊者往往自行策動和執行恐襲，再由 ISIS 認可背書。
美國仇恨政治日益高漲
結果是什麼？美國國內出現日益高漲的仇恨政治（hate politics），並以杜林普（川普）為代言人，就是例子之一。根據 Southern Law Poverty Center 的數據，2000至2008年間，美國以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為基礎的「仇恨團體」（hate group）數量，一度增長了54%；在2012至2014年間，這數字有所下降，2015年則再度上升。Abrahms 相信，美國極右思潮崛起，仇恨政治爆發，以至於有極右人士用槍擊等暴力手法針對某一特定社群、人口犯案，都導致「獨狼」頻生。
由於美國獨狼式恐怖襲擊同時受國際、國內結構性因素影響，又因為襲擊者多是本土美國人及單獨行動，往往難以通過常規的情報網絡事先區分和預測，因此獨狼式恐襲在美國已有常態化趨勢。
一旦這趨勢成為事實，美國的極右勢力又可以反過來，將造成本土恐襲的原因，歸咎於「過於寬鬆的移民政策」，繼續刺激美國民眾的恐懼心理，製造更有利的民意基礎和輿論氛圍，助長美國社會的仇恨情緒。而這又只會讓處於社會邊緣的極端分子們，更有發動恐襲的動機。一切，就循環不息。
雖然每一次個別的獨狼式恐襲，都不會像「911」那樣震撼，但接連不斷的恐襲，也會一點一點地影響社會情緒。獨狼恐襲難以預測和管控，卻又不斷蠶食社會凝聚力，對美國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覷。今次大選前期，杜林普雖然對內政和外交事務細節也所知甚少，但就利用每次國內外恐襲事件、拋出「國家安全受到移民威脅」、「需限制移民」等口號，不僅令極右選民受落，更讓不少對社會穩定有強烈訴求的中間派美國人深感憂慮，進而倒向杜林普陣營。這樣的社會氛圍一旦成型，即使最終當選的是希拉莉（希拉蕊），其已造成的深層影響，也難以消除。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2日
9月17日晚，紐約曼哈頓一個垃圾桶發生炸彈爆炸，造成29人傷。隨後，警方在附近街區和新澤西州發現另外兩個爆炸裝置，均在爆炸前成功拆除。兩天後，警方逮捕兩名疑犯，都是「獨狼式恐怖分子」。
不少美國人已開始假定，這種襲擊是不能根除的。
獨狼恐襲的前世今生
所謂「獨狼式恐怖主義」（lone-wolf terrorism），是指一種恐怖襲擊，從策劃、準備到執行，均由一人或極少數人獨自完成，其間不曾與外界組織或人員聯絡，也不曾接受外界指令。不過，製造這類行為的恐怖分子，通常是認可某一特定政治、宗教理念。
在美國，「獨狼」這一稱謂，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的白人種族主義者。美國司法部贊助美國犯罪學家 Mark Hamm 和社會學家 Ramon Spaaij，整理了美國本土「獨狼恐怖主義數據庫」，並一直更新。根據記者 Katie Worth 對這一數據庫截至2016年7月的數據整理分析，1950至2009年這60年間，共計有59宗獨狼式恐怖襲擊，造成146人死亡。而2010至2016年7月期間，獨狼式恐襲已發生了35宗，共115人喪生，多是槍擊案，也有少數爆炸案。而當中最轟動的，是2013年波士頓爆炸案，和今年6月奧蘭多同志夜總會槍擊案。犯案的獨狼，基本都是在美國土生土長。
但雖說是本土「獨狼」，一般美國人還是傾向相信，他們是受外來影響激化，才變成今天的恐怖分子，並非徹徹底底的「孤獨」。美國反恐部門從前一直宣傳，說近年獨狼當中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多受到一個名為奧拉基（al-Awlaki）的激進伊斯蘭教士影響。奧拉基生於新墨西哥州，父母是也門人（葉門人），自己英語流利，還能言善辯。奧拉基後來成為阿爾蓋達組織（蓋達組織）也門分支首腦，遭美國、也門當局通緝。
2011年，美國無人機在也門擊斃奧拉基，但他生前種種宣講極端伊斯蘭主義的視頻，至今依然時常見諸網絡。在互聯網時代，人死後的影響力可能更大。奧拉基視頻傳遞的信息簡單直接：穆斯林在全球受到攻擊，美國國內的穆斯林有義務對非穆斯林信仰者襲擊報復，云云。
然而，亦有分析指奧拉基的個人影響力有限，近年集中爆發於歐洲、中東的恐怖活動，才是美國獨狼襲擊事件上升的主因。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恐怖主義研究專家 Max Abrahms 認為，「觀念（idea）的全球化」日益影響各國社會，恐怖主義，正是其中之一。源自中東的極端伊斯蘭主義等思潮，隨著全球化不斷擴散，在人口自由流通的歐洲已落地生根，更通過互聯網登陸其他地方，包括美國。特別是 ISIS 崛起後，世界範圍內的獨狼式恐襲呈上升趨勢，襲擊者往往自行策動和執行恐襲，再由 ISIS 認可背書。
美國仇恨政治日益高漲
結果是什麼？美國國內出現日益高漲的仇恨政治（hate politics），並以杜林普（川普）為代言人，就是例子之一。根據 Southern Law Poverty Center 的數據，2000至2008年間，美國以種族主義者、排外主義者為基礎的「仇恨團體」（hate group）數量，一度增長了54%；在2012至2014年間，這數字有所下降，2015年則再度上升。Abrahms 相信，美國極右思潮崛起，仇恨政治爆發，以至於有極右人士用槍擊等暴力手法針對某一特定社群、人口犯案，都導致「獨狼」頻生。
由於美國獨狼式恐怖襲擊同時受國際、國內結構性因素影響，又因為襲擊者多是本土美國人及單獨行動，往往難以通過常規的情報網絡事先區分和預測，因此獨狼式恐襲在美國已有常態化趨勢。
一旦這趨勢成為事實，美國的極右勢力又可以反過來，將造成本土恐襲的原因，歸咎於「過於寬鬆的移民政策」，繼續刺激美國民眾的恐懼心理，製造更有利的民意基礎和輿論氛圍，助長美國社會的仇恨情緒。而這又只會讓處於社會邊緣的極端分子們，更有發動恐襲的動機。一切，就循環不息。
雖然每一次個別的獨狼式恐襲，都不會像「911」那樣震撼，但接連不斷的恐襲，也會一點一點地影響社會情緒。獨狼恐襲難以預測和管控，卻又不斷蠶食社會凝聚力，對美國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覷。今次大選前期，杜林普雖然對內政和外交事務細節也所知甚少，但就利用每次國內外恐襲事件、拋出「國家安全受到移民威脅」、「需限制移民」等口號，不僅令極右選民受落，更讓不少對社會穩定有強烈訴求的中間派美國人深感憂慮，進而倒向杜林普陣營。這樣的社會氛圍一旦成型，即使最終當選的是希拉莉（希拉蕊），其已造成的深層影響，也難以消除。
沈旭暉 端媒體 2016年11月2日
列根vs特朗普：桃色的不同下場
昨天我們分享過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的風流韻事，為何無損其受歡迎程度，更值得特朗普參考的，還有同屬共和黨的重量級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也就是今天美國一眾保守主義者的偶像。
去年作家普林斯（Danforth Prince）和波特（Darwin Porter）出版了一本列根傳記Love Triangle: Ronald Reagan， Jane Wyman， and Nancy Davis（下稱Love Triangle），談及不少列根的桃色歷史。眾所周知，列根從政前是荷里活二線演員，雖然並非大紅大紫，但也曾與不少當紅女星合作。根據作者記述，「作為二線男星的列根總能和一線女星發生關係」。書中提及多達50多名女明星與列根有染，雖然數字也許誇大，但性質卻不太有爭議。事實上，列根自己也承認拍攝期間總會「受情節影響」，與合作女星不由自主發生「曖昧」。在30年的荷里活演藝生涯中，列根參演了近70部電影，不少女星都曾為列根魅力傾倒，至於「曖昧」了多少位，就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
從政後成保守主義教父
不過根據Love Triangle，列根雖然風流韻事不斷，但頗有「自律」精神，拒絕過不少輕佻女性的誘惑，也不參與圈內放蕩的聚會；他不曾與不同女性在同一時期發生關係，亦不曾與已婚女性搞婚外情。
列根的第一任妻子懷曼（Jane Wyman）也是女演員，還是奧斯卡影后，2人在荷里活相識結婚，無奈懷曼不認同丈夫的從政理念，兩人在1948年離異，這讓列根成為了美國史上唯一曾離婚的總統。1952年，列根與百老匯女星南茜（Nancy Davis）結婚，直至終老。
與列根有過一段韻事的女星，往往給予其「風趣幽默」的正面評價，沒有舊情人跑出來說列根「不尊重女性」，這和同樣曾離婚再婚，但財大氣粗、被看作靠金錢買關係的特朗普大為不同。反而列根妻子Nancy與殿堂級藝人法蘭仙納杜拉的「交往」，媒體更感到有「花生」價值。
更重要的是，列根從政後，逐漸成為保守主義教父，右翼宗教勢力就是在他任內全面復興。列根以「過來人」身份，晚年沒有傳出太多桃色醜聞，已經足以為其理念背書。此所以那些宗教人士、保守主義者支持列根，不會感到為難和尷尬。相反特朗普雖然也得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但教派內也一直存在反對聲音，那些領袖不少和共和黨建制派關係千絲萬縷，令特朗普在主流媒體跟前動輒得咎。加上列根任內女權興起不久，稍有表示，就能滿足，不同今天特朗普的對手已經是女性，他無論說什麼，都容易被對方陣營上綱上線為「性別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假如特朗普是共和黨主流派推出來的候選人，而民主黨的候選人不是希拉里，他那些失言醜聞，不可能如此發酵；而他美豔動人的新移民妻子，也會得到比現在多的尊重。特朗普要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能當選，恐怕從此美國上下都會以他的語言為常態，屆時傳統精英，更不知如何自處了。
小詞典：列根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時，美國總統列根倡導「供給學派經濟學」政策，強調政府減少對宏觀經濟干預，減少賦稅、減少政府開支、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在列根時期，美國經濟自由化程度顯著提高，經濟改善，不過社會貧富差距也逐漸擴大。
去年作家普林斯（Danforth Prince）和波特（Darwin Porter）出版了一本列根傳記Love Triangle: Ronald Reagan， Jane Wyman， and Nancy Davis（下稱Love Triangle），談及不少列根的桃色歷史。眾所周知，列根從政前是荷里活二線演員，雖然並非大紅大紫，但也曾與不少當紅女星合作。根據作者記述，「作為二線男星的列根總能和一線女星發生關係」。書中提及多達50多名女明星與列根有染，雖然數字也許誇大，但性質卻不太有爭議。事實上，列根自己也承認拍攝期間總會「受情節影響」，與合作女星不由自主發生「曖昧」。在30年的荷里活演藝生涯中，列根參演了近70部電影，不少女星都曾為列根魅力傾倒，至於「曖昧」了多少位，就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
從政後成保守主義教父
不過根據Love Triangle，列根雖然風流韻事不斷，但頗有「自律」精神，拒絕過不少輕佻女性的誘惑，也不參與圈內放蕩的聚會；他不曾與不同女性在同一時期發生關係，亦不曾與已婚女性搞婚外情。
列根的第一任妻子懷曼（Jane Wyman）也是女演員，還是奧斯卡影后，2人在荷里活相識結婚，無奈懷曼不認同丈夫的從政理念，兩人在1948年離異，這讓列根成為了美國史上唯一曾離婚的總統。1952年，列根與百老匯女星南茜（Nancy Davis）結婚，直至終老。
與列根有過一段韻事的女星，往往給予其「風趣幽默」的正面評價，沒有舊情人跑出來說列根「不尊重女性」，這和同樣曾離婚再婚，但財大氣粗、被看作靠金錢買關係的特朗普大為不同。反而列根妻子Nancy與殿堂級藝人法蘭仙納杜拉的「交往」，媒體更感到有「花生」價值。
更重要的是，列根從政後，逐漸成為保守主義教父，右翼宗教勢力就是在他任內全面復興。列根以「過來人」身份，晚年沒有傳出太多桃色醜聞，已經足以為其理念背書。此所以那些宗教人士、保守主義者支持列根，不會感到為難和尷尬。相反特朗普雖然也得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但教派內也一直存在反對聲音，那些領袖不少和共和黨建制派關係千絲萬縷，令特朗普在主流媒體跟前動輒得咎。加上列根任內女權興起不久，稍有表示，就能滿足，不同今天特朗普的對手已經是女性，他無論說什麼，都容易被對方陣營上綱上線為「性別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假如特朗普是共和黨主流派推出來的候選人，而民主黨的候選人不是希拉里，他那些失言醜聞，不可能如此發酵；而他美豔動人的新移民妻子，也會得到比現在多的尊重。特朗普要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能當選，恐怕從此美國上下都會以他的語言為常態，屆時傳統精英，更不知如何自處了。
小詞典：列根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時，美國總統列根倡導「供給學派經濟學」政策，強調政府減少對宏觀經濟干預，減少賦稅、減少政府開支、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在列根時期，美國經濟自由化程度顯著提高，經濟改善，不過社會貧富差距也逐漸擴大。
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
石油輸出國組織凍產之後
日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就石油凍產問題可能達成的協議引發了世界各國關注，這也是 OPEC 在長時間里試圖就石油生產問題進行國家間合作、重振國際原油市場的最新努力。今次「石油凍產協議」最終能否達成，市場尚處於觀望態度；但這背後的產油國之間利益衝突與博弈，其實更值得關注。
OPEC 就原油凍產問題進行持續磋商的背景，是過去兩年裡國際油價持續低迷。造成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其實並不是 OPEC 國家本身，而是「新興能源大國」美國。在歷史上，美國的石油開採量一度有限，美國就依賴從中東、海灣國家等傳統產油國進口石油；後者就往往能通過控制石油出口量來對美國進行戰略制衡，如上世紀歷次「石油危機」即是例子。但是，自2013年美國本土「頁岩油」開採技術取得突破，國際原油開採市場的格局就發生了劇烈變化。顧名思義，「頁岩油」開採是指開採頁岩層中蘊藏的石油資源。傳統的鑽井開採方式對頁岩層開採而言成本高昂且毫無效率，因此「頁岩油」儘管在美國本土儲藏量極為豐富，但一度不為國際原油市場所重視。然而，隨著美國「水平鑽探」和「高壓裂岩」開採技術的發展成熟，廣袤的頁岩油層迅速變為可開採的石油儲備，這就讓美國從石油進口國搖身變為石油出口國。
至2014年，美國頁岩油開採技術已經大幅削減了美國石油消費對來自中東產油國石油進口的依賴，美國甚至在2015年一度取代沙特阿拉伯成為世界最大的產油國。對國際原油市場而言，美國作為重量級供應方加入，國際石油供應潛力驟升，油價就應聲下跌。理論上，OPEC 國家可以通過限制產量的辦法來穩定石油價格，但是這一應對方式並不能將美國驅逐出世界原油需求市場，OPEC 的市場還是會被成本日益下降的美國佔據。為了保持市場份額，OPEC 國家就持續開採原油、壓低油價，以期美國的頁岩油開採商因為入不敷出而退出市場。在過去兩年裡，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價格已經從100多美元/桶下跌至不到50美元/桶。
需知，「降價保市」策略是要付出極大成本。低油價對石油消費大國（包括中國）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對 OPEC 等純石油生產/出口國來說，無疑是經濟災難。這其中最顯著的例子當屬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在查韋斯時代踐行「社會主義」，在上世紀經濟增長速度驚人；但其實查韋斯政府本身并無治國良方，一直依賴豐富的石油儲備和高企的油價創收，然後再大量進口商品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然而自油價低落以來，委內瑞拉的經濟呈現雪崩式滑坡：因為國家收入大減，委內瑞拉的食品、生活物資進口都直線下滑，人們食不果腹，超市空空如也，社會幾乎陷於崩潰狀態。
不僅委內瑞拉社會受到了低油價的重創，連海灣石油巨頭沙特阿拉伯也未能倖免。在歷史上，石油收入不僅為沙特王室積累了巨額財富，更是沙特高額的社會福利之來源隨著近年來國際油價持續下跌，沙特的石油收入大幅下滑，政府就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積累換區現金，維持國家經濟運行。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在過去兩年裡，沙特已經動用了一千八百億美金的外匯儲備，其外匯存底持續走低；沙特王室甚至還向包括摩根斯坦利、匯豐集團在內的全球各大金融機構進行融資，規模達一百億美金，此舉是沙特王室25年來首次。在國內，近年來沙特人需支付的水電費用等日常生活開支也在持續走高，皆因為政府發放的社會福利大幅縮水。
以上種種原因都讓 OPEC 意識到放棄「降價保市」、執行凍產的必要性，而是次凍產磋商中其實還有一個關鍵的非 OPEC 國家加入，那便是同樣飽受低油價之苦的俄羅斯。本來俄羅斯經濟發展就相當依賴石油天然氣出口，而在克里米亞危機之後，歐美各國對俄羅斯施加經濟制裁，這一境遇與國際低油價的能源市場環境讓俄羅斯經濟雪上加霜，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衰退。正因為如此，早前 OPEC 在就凍產計劃進行初步磋商時，俄羅斯就表現的非常積極。普京多次公開表態稱，願意與 OPEC 一同協商提振油價，唯在「伊朗是否一併執行凍產計劃」這一點上尚存分歧。伊朗在于國際社會達成核協議、逐漸免於國際制裁之後，其原油出口量亦將迎來提升，對國際原油供應市場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沙特阿拉伯就一直堅持伊朗也要加入凍產計劃，但與伊朗維持良好關係的俄羅斯就不以為然。儘管分歧尚在，普京於本月10日再次聲明，俄羅斯已經準備好加入 OPEC 可能的石油凍產計劃，而後者就有望於11月 OPEC 部長會議中正式公佈。
無論是 OPEC 國家還是俄羅斯，都希望通過聯合執行凍產計劃來重振油價，提高本國石油出口收益，從而緩解國內財政捉急見肘的境遇。但是這一構想最終能否實現，還屬難料：首先，石油凍產計劃能否長時間執行，是比凍產限額更為關鍵的因素。如果各國只能在數月內維持凍產協議，隨後（不甘市場被美國攻佔）紛紛再度增產出口，那麼國際油價恐怕又要下跌，傳統產油國增收的目標就無法實現。其次，傳統產油國的油井關閉和重啟都需要較高的時間和資金成本，這直接導致這些國家不愿大規模關閉油田。而對美國頁岩油開採公司來說，其調整產能的方式就極為靈活：因為頁岩油井關閉成本較低，在油價低迷時可在較短時間內把產能較低的油井關閉、降低運作成本，然後憑藉高產能的油井繼續出口、維持市場份額，待油價回升之後迅速重啟開採。換言之，美國靈活的頁岩油開採技術讓美國石油開採供應商可以靈活應對各種價格環境，在國際石油市場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這一點，就令傳統產油國望塵莫及。
基於上述原因，美國或仍有能力通過開採技術進步強化國際原油市場的競爭性，同時擴大美國原油出口的市場份額。這樣一來，國際油價恐怕在長期並不會顯著回升，而依賴石油出口創收的傳統石油出產國就始終難逃「石油財富縮水」的厄運。不過即便是美國頁岩油出產商也不一定能高興得太久：隨著以「特斯拉」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清潔能源交通工具大規模普及，以及其他形式的清潔能源逐步並網發電，石油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將會逐漸降低。儘管現時仍不能斷言何日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將被清潔能源完全取代，但清潔能源發展的大趨勢始終難以逆轉。而即便是在這一領域，美國、歐洲也始終走在世界前列。與之相比，海灣國家、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傳統產油國，無疑又輸在了起跑線上。
沈旭暉／黃思為 南風窗 2016年11月
OPEC 就原油凍產問題進行持續磋商的背景，是過去兩年裡國際油價持續低迷。造成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其實並不是 OPEC 國家本身，而是「新興能源大國」美國。在歷史上，美國的石油開採量一度有限，美國就依賴從中東、海灣國家等傳統產油國進口石油；後者就往往能通過控制石油出口量來對美國進行戰略制衡，如上世紀歷次「石油危機」即是例子。但是，自2013年美國本土「頁岩油」開採技術取得突破，國際原油開採市場的格局就發生了劇烈變化。顧名思義，「頁岩油」開採是指開採頁岩層中蘊藏的石油資源。傳統的鑽井開採方式對頁岩層開採而言成本高昂且毫無效率，因此「頁岩油」儘管在美國本土儲藏量極為豐富，但一度不為國際原油市場所重視。然而，隨著美國「水平鑽探」和「高壓裂岩」開採技術的發展成熟，廣袤的頁岩油層迅速變為可開採的石油儲備，這就讓美國從石油進口國搖身變為石油出口國。
至2014年，美國頁岩油開採技術已經大幅削減了美國石油消費對來自中東產油國石油進口的依賴，美國甚至在2015年一度取代沙特阿拉伯成為世界最大的產油國。對國際原油市場而言，美國作為重量級供應方加入，國際石油供應潛力驟升，油價就應聲下跌。理論上，OPEC 國家可以通過限制產量的辦法來穩定石油價格，但是這一應對方式並不能將美國驅逐出世界原油需求市場，OPEC 的市場還是會被成本日益下降的美國佔據。為了保持市場份額，OPEC 國家就持續開採原油、壓低油價，以期美國的頁岩油開採商因為入不敷出而退出市場。在過去兩年裡，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價格已經從100多美元/桶下跌至不到50美元/桶。
需知，「降價保市」策略是要付出極大成本。低油價對石油消費大國（包括中國）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對 OPEC 等純石油生產/出口國來說，無疑是經濟災難。這其中最顯著的例子當屬委內瑞拉。委內瑞拉在查韋斯時代踐行「社會主義」，在上世紀經濟增長速度驚人；但其實查韋斯政府本身并無治國良方，一直依賴豐富的石油儲備和高企的油價創收，然後再大量進口商品以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然而自油價低落以來，委內瑞拉的經濟呈現雪崩式滑坡：因為國家收入大減，委內瑞拉的食品、生活物資進口都直線下滑，人們食不果腹，超市空空如也，社會幾乎陷於崩潰狀態。
不僅委內瑞拉社會受到了低油價的重創，連海灣石油巨頭沙特阿拉伯也未能倖免。在歷史上，石油收入不僅為沙特王室積累了巨額財富，更是沙特高額的社會福利之來源隨著近年來國際油價持續下跌，沙特的石油收入大幅下滑，政府就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積累換區現金，維持國家經濟運行。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在過去兩年裡，沙特已經動用了一千八百億美金的外匯儲備，其外匯存底持續走低；沙特王室甚至還向包括摩根斯坦利、匯豐集團在內的全球各大金融機構進行融資，規模達一百億美金，此舉是沙特王室25年來首次。在國內，近年來沙特人需支付的水電費用等日常生活開支也在持續走高，皆因為政府發放的社會福利大幅縮水。
以上種種原因都讓 OPEC 意識到放棄「降價保市」、執行凍產的必要性，而是次凍產磋商中其實還有一個關鍵的非 OPEC 國家加入，那便是同樣飽受低油價之苦的俄羅斯。本來俄羅斯經濟發展就相當依賴石油天然氣出口，而在克里米亞危機之後，歐美各國對俄羅斯施加經濟制裁，這一境遇與國際低油價的能源市場環境讓俄羅斯經濟雪上加霜，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衰退。正因為如此，早前 OPEC 在就凍產計劃進行初步磋商時，俄羅斯就表現的非常積極。普京多次公開表態稱，願意與 OPEC 一同協商提振油價，唯在「伊朗是否一併執行凍產計劃」這一點上尚存分歧。伊朗在于國際社會達成核協議、逐漸免於國際制裁之後，其原油出口量亦將迎來提升，對國際原油供應市場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沙特阿拉伯就一直堅持伊朗也要加入凍產計劃，但與伊朗維持良好關係的俄羅斯就不以為然。儘管分歧尚在，普京於本月10日再次聲明，俄羅斯已經準備好加入 OPEC 可能的石油凍產計劃，而後者就有望於11月 OPEC 部長會議中正式公佈。
無論是 OPEC 國家還是俄羅斯，都希望通過聯合執行凍產計劃來重振油價，提高本國石油出口收益，從而緩解國內財政捉急見肘的境遇。但是這一構想最終能否實現，還屬難料：首先，石油凍產計劃能否長時間執行，是比凍產限額更為關鍵的因素。如果各國只能在數月內維持凍產協議，隨後（不甘市場被美國攻佔）紛紛再度增產出口，那麼國際油價恐怕又要下跌，傳統產油國增收的目標就無法實現。其次，傳統產油國的油井關閉和重啟都需要較高的時間和資金成本，這直接導致這些國家不愿大規模關閉油田。而對美國頁岩油開採公司來說，其調整產能的方式就極為靈活：因為頁岩油井關閉成本較低，在油價低迷時可在較短時間內把產能較低的油井關閉、降低運作成本，然後憑藉高產能的油井繼續出口、維持市場份額，待油價回升之後迅速重啟開採。換言之，美國靈活的頁岩油開採技術讓美國石油開採供應商可以靈活應對各種價格環境，在國際石油市場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這一點，就令傳統產油國望塵莫及。
基於上述原因，美國或仍有能力通過開採技術進步強化國際原油市場的競爭性，同時擴大美國原油出口的市場份額。這樣一來，國際油價恐怕在長期並不會顯著回升，而依賴石油出口創收的傳統石油出產國就始終難逃「石油財富縮水」的厄運。不過即便是美國頁岩油出產商也不一定能高興得太久：隨著以「特斯拉」電動汽車為代表的清潔能源交通工具大規模普及，以及其他形式的清潔能源逐步並網發電，石油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將會逐漸降低。儘管現時仍不能斷言何日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將被清潔能源完全取代，但清潔能源發展的大趨勢始終難以逆轉。而即便是在這一領域，美國、歐洲也始終走在世界前列。與之相比，海灣國家、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傳統產油國，無疑又輸在了起跑線上。
沈旭暉／黃思為 南風窗 2016年11月
特朗普vs甘迺迪：為何風流不被「包容」?
特朗普在選舉後期面對的最大「醜聞」，想不到是多年前調戲女性的私人對話曝光，比性質更嚴重的希拉莉「電郵門」更獲主流媒體青睞。特朗普自青年時代起，一直以風流倜儻形象示人，類似對話出自特朗普之口，原是理所當然；他年輕時曾接受採訪，坦誠自己風流一面，並稱「幸好將來不做政客」。其實，論行為之風流、私下對女性言辭之下流，至今的萬人迷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麼對其魅力絲毫無損？這就得從他的艷史談起。
2013年，《國家地理》雜誌對甘迺迪艷史專門回顧，引述總統傳記作家達萊克（Robert Dallek）稱，甘迺迪一生風流成性，年輕時就對女性有「莫名且難以抑制的慾望」。學者普遍認為，甘迺迪年輕時，在這個政治家庭有不少心理陰影：父親據傳有外遇，與母親關係一直不佳，加上至親相繼橫死，以及對自己身體健康的過分憂慮，都可能是他性情扭曲的原因。為了緩解揮之不去的壓抑，甘迺迪以接連不斷的「風流」減壓，也經常用粗鄙言詞形容女性；不少這類用字，都是這位年輕總統首先帶入白宮的。但也因為「減壓」過度，令甘迺迪在女伴圈子當中，以「3分鐘先生」聞名。
在甘迺迪還是麻省議員時，他已曾與空姐、秘書，以及不少事業有成的女性有一手，這「生活習慣」，在他與充滿魅力的積琪蓮（Jacqueline Bouvier）結婚、當選參議員，乃至當選總統後都未有改變。甘迺迪就任總統期間，最有名的情婦是荷里活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不過相比於夢露對甘迺迪的迷戀，甘迺迪始終未動真情，以至於夢露高調對甘迺迪示好、引發外界猜測後，甘迺迪便果斷「斬纜」。
另一位甘迺迪的著名情婦是做過白宮實習生的奧爾福德（Mimi Alford）。她在白宮泳池與甘迺迪相遇，數小時後，就收到來自總統的請柬，邀她去總統府，接着就在第一夫人臥室發生關係。在短暫的暑期實習結束後，奧爾福德與甘迺迪保持往來，不時赴華盛頓幽會，古巴導彈危機解決當晚，就是她等待甘迺迪至深夜。數十年後，克林頓與實習生萊溫斯基發乎情、止乎口，實在遠比前輩收斂。
以上種種，放在今天，不僅是政敵攻訐的把柄，更會成為媒體的獵奇對象。然而當年甘迺迪不僅免於大眾傳媒窮追猛打，至今他在美國社會的聲譽，仍屬歷屆總統中的佼佼者，甚至連妻子都對這些行為默許。根據後人披露的積琪蓮私人信件，她在婚後對甘迺迪的風流深感無奈，不過始終不曾後悔；她其後改嫁，也普遍為國人諒解。那為何美國人對特朗普的風流事，又大驚小怪？
也許最大關鍵是，甘迺迪一直很受女性選民歡迎，他的風流都被「包容」在年輕才俊的魅力範圍內；相反特朗普一貫對女性選民不重視，這次被找到口實，全國女性領袖幾乎一致以此批評他「不尊重女性」，基本上是立場先行。加上特朗普一直不為共和黨建制派接受，但又人氣高企，這類醜聞因為能「入屋」，是共和黨主流派少有能動搖特朗普的機會，於是我們就發現，美國媒體幾乎跨黨派地槍口一致，將之化作一場「精英Vs反精英主義」的鬥爭。相反甘迺迪家族雖然來自非主流的天主教家庭，卻是徹頭徹尾的精英，很懂得和精英集團打好關係，也就有了利益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盟約。
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因為美國主流輿論對特朗普的「侮辱女性」煞有介事，就以為全國人民都這樣想。在一般人心目中，特朗普和甘迺迪這方面的成績，可能不分軒輊，這種「落地」情緒，在互聯網上普遍展現，不過被主流媒體刻意漠視罷了。
小詞典：甘迺迪遇刺案
1963年11月22日下午，甘迺迪總統在德州達拉斯市乘坐敞篷車時，遭搶手槍擊，子彈命中頭顱，當場死亡。同時喪生的，還有坐在前排的德州州長康納利。兇手奧斯瓦爾德是當地倉庫僱員，被捕後不久也被槍殺，事件至今撲朔迷離，幕後黑手尚未曝光。
2013年，《國家地理》雜誌對甘迺迪艷史專門回顧，引述總統傳記作家達萊克（Robert Dallek）稱，甘迺迪一生風流成性，年輕時就對女性有「莫名且難以抑制的慾望」。學者普遍認為，甘迺迪年輕時，在這個政治家庭有不少心理陰影：父親據傳有外遇，與母親關係一直不佳，加上至親相繼橫死，以及對自己身體健康的過分憂慮，都可能是他性情扭曲的原因。為了緩解揮之不去的壓抑，甘迺迪以接連不斷的「風流」減壓，也經常用粗鄙言詞形容女性；不少這類用字，都是這位年輕總統首先帶入白宮的。但也因為「減壓」過度，令甘迺迪在女伴圈子當中，以「3分鐘先生」聞名。
在甘迺迪還是麻省議員時，他已曾與空姐、秘書，以及不少事業有成的女性有一手，這「生活習慣」，在他與充滿魅力的積琪蓮（Jacqueline Bouvier）結婚、當選參議員，乃至當選總統後都未有改變。甘迺迪就任總統期間，最有名的情婦是荷里活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不過相比於夢露對甘迺迪的迷戀，甘迺迪始終未動真情，以至於夢露高調對甘迺迪示好、引發外界猜測後，甘迺迪便果斷「斬纜」。
另一位甘迺迪的著名情婦是做過白宮實習生的奧爾福德（Mimi Alford）。她在白宮泳池與甘迺迪相遇，數小時後，就收到來自總統的請柬，邀她去總統府，接着就在第一夫人臥室發生關係。在短暫的暑期實習結束後，奧爾福德與甘迺迪保持往來，不時赴華盛頓幽會，古巴導彈危機解決當晚，就是她等待甘迺迪至深夜。數十年後，克林頓與實習生萊溫斯基發乎情、止乎口，實在遠比前輩收斂。
以上種種，放在今天，不僅是政敵攻訐的把柄，更會成為媒體的獵奇對象。然而當年甘迺迪不僅免於大眾傳媒窮追猛打，至今他在美國社會的聲譽，仍屬歷屆總統中的佼佼者，甚至連妻子都對這些行為默許。根據後人披露的積琪蓮私人信件，她在婚後對甘迺迪的風流深感無奈，不過始終不曾後悔；她其後改嫁，也普遍為國人諒解。那為何美國人對特朗普的風流事，又大驚小怪？
也許最大關鍵是，甘迺迪一直很受女性選民歡迎，他的風流都被「包容」在年輕才俊的魅力範圍內；相反特朗普一貫對女性選民不重視，這次被找到口實，全國女性領袖幾乎一致以此批評他「不尊重女性」，基本上是立場先行。加上特朗普一直不為共和黨建制派接受，但又人氣高企，這類醜聞因為能「入屋」，是共和黨主流派少有能動搖特朗普的機會，於是我們就發現，美國媒體幾乎跨黨派地槍口一致，將之化作一場「精英Vs反精英主義」的鬥爭。相反甘迺迪家族雖然來自非主流的天主教家庭，卻是徹頭徹尾的精英，很懂得和精英集團打好關係，也就有了利益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盟約。
正因如此，我們不能因為美國主流輿論對特朗普的「侮辱女性」煞有介事，就以為全國人民都這樣想。在一般人心目中，特朗普和甘迺迪這方面的成績，可能不分軒輊，這種「落地」情緒，在互聯網上普遍展現，不過被主流媒體刻意漠視罷了。
小詞典：甘迺迪遇刺案
1963年11月22日下午，甘迺迪總統在德州達拉斯市乘坐敞篷車時，遭搶手槍擊，子彈命中頭顱，當場死亡。同時喪生的，還有坐在前排的德州州長康納利。兇手奧斯瓦爾德是當地倉庫僱員，被捕後不久也被槍殺，事件至今撲朔迷離，幕後黑手尚未曝光。
特朗普當選的台灣回應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舉世震撼。關於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本欄數月前已有文章前瞻，但是他當選後態度反覆，不少競選承諾都被立刻「微調」，令人難以預測未來數年的美國外交，究竟會否有一個連貫的主軸，又或者是否還需要一個連貫的主軸。但中美關係畢竟由眾多結構性因素主導，相信特朗普能根本改變的空間很小；更憂慮未來方向的，卻是其他地方，例如自主能力小得多的台灣。
理論上，台灣與美國共和黨的關係一直較為密切，後者傳統外交政綱的「反共」元素始終存在，而台灣在冷戰時期開始，就一直處於美國反共外交的前沿。中美建交後，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立場，但以共和黨議員為主的「知台派」還是在華府昔日十分強大的「台灣遊說團」影響下，力主推出《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不斷關注台灣事務，這是台灣維持現狀的最大憑藉。不過民主黨對台灣也有一定重視，特別是在過去數年，奧巴馬政府對台灣的政策立場，除了延續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外交，也有戰略利益上的考量：美國「重返亞太」依賴的，乃至推出TPP所期望的，正是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傳統盟友的合作，包括台灣。蔡英文政府敢於調整兩岸政策，力主「新南向」，一般相信，與看準美國加強在亞太的存在感關係很大。
特朗普當選，一時間令台灣朝野憂心忡忡，因為特朗普雖然是共和黨候選人，但基本上獨來獨往，更似「騎劫」了共和黨的平台，而行獨立候選人之實；他個人的意識形態，不少和傳統共和黨員背道而馳，亦是眾所週知。縱觀特朗普本人曾發表的外交政策綱領，我們不難看到，他認為美國之前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中付出太多，要求其亞太盟友們主動承擔更多成本，暗示美國可能會在東亞進行「戰略收縮」，也不會使用「重返亞太」這樣的名詞。
事實上，今次美國大選過程中，台灣民進黨政府本來一直押注希拉里，對未來加入美國領導的 TPP 協議有極高期望。關於TPP，特朗普卻不斷強調要把它擱置，認定全球過份自由貿易影響本土勞工利益，現在奧巴馬已宣布「放棄」在餘下任期推動TPP，恐怕其前景堪虞。至於奧巴馬政府拒絕加入北京主導的亞投行，特朗普卻認為那是一個戰略錯誤，說不定會報名參加。這些外交轉向，並非意味著美國完全撤出其在東亞的軍事存在，更不代表會減低軍費開支，但卻顯示了徹頭徹尾的務實態度。具體到台灣問題上，雖然台灣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乃美國一以貫之的利益所在，但一旦北京對台灣明確打壓時，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會否作出任何具體行動、以支援盟友，在上述理論框架下，卻難以斷言。
在經濟層面，美國是在中國大陸之後，台灣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台灣企業與美國公司之間的研發、生產合作非常緊密。然而，特朗普的整體經濟外交政策是趨向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在競選過程中，反復強調「東亞國家把就業崗位從美國人手中奪去」，而這也是美國工人階層選民業已固化的認識。儘管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尤其是商界勢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特朗普至少可以通過總統在對外貿易決策上的權力，拒絕 TPP之餘、進一步調節出入口政策，這會對台灣出口行業造成一定打擊。台灣已經有經濟學家建議，台灣企業或不得不考慮將出口生產線部分遷移到美國本土，政府需要與更多其它貿易夥伴（如東南亞國家）訂立自由貿易協定。同時在中美經濟實力、政策轉變大潮中，台灣將無可避免的受到更多北京主導的經貿機制影響。
幸好即使民進黨押錯注，相信特朗普陣營也不會太介意。日前特朗普已經派遣其顧問赴台，並與包括蔡英文在內的民進黨政府接觸；台灣外長李大維對媒體稱，民進黨政府將向特朗普說明台灣對美利益的重要性，期待雙方溝通更為制度化。說到底，特朗普畢竟還要依重共和黨團隊，這些人不少和台灣關係密切，例如熱門國務卿候選人之一的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就是堅定的反共、親台老牌政客。特朗普剛剛宣佈的人士任命，也讓台灣當局頗感欣慰，例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Reince Priebus將被任命為白宮幕僚長，而Priebus也是共和黨內著名的「知台派」。在他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期間，不僅親赴台灣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典」，還多次率團訪問台灣；今年7月，共和黨首次將美國於上世紀為維護台灣利益作出的官方表述「六項保證」列入新版黨綱，Priebus就被視為幕後推手。白宮幕僚長這一職位對美國行政相關的政策調度，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而且無須國會通過，屬於總統親信。Priebus與台灣的友好關係，或可能讓台灣有直接與美國行政中樞溝通的渠道，進而增強台灣對美國對台政策的遊說能力，而這正是奧巴馬執政期間台灣所缺乏的。
特朗當選前，說希望東亞盟友自主承擔防務，但又在當選後與日韓首腦通電話，重申美國將恪守安全承諾，其立場表述搖擺不定已是常態。相信他要完全離開亞太，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要調整外交，也不可能開罪軍方，必然要在軍售方面做出更多成績，這樣既符合讓盟友承擔更多「責任」的承諾，又能維持美國影響力，同時令國內金主更高興。於是，台灣自主防務升級，也就開啟了新的可能性。須知長期以來，美國對台灣軍售總體不考慮高精尖武器，而是以老一代常規武器為主，此舉自然出於對北京的戰略關係考量，但一旦特朗普打破對武器技術和世代的限制，卻完全符合目前他的外交宣示。能否落實，自當看北京的回應，這又看有多少東西華府和北京要討價還價。台灣有一篇署名「柴依雯」的文章發表在《信傳媒》，不知是否和蔡英文有關人士在放風，甚至認為特朗普可能放棄「一中原則」，這就明顯是太一廂情願了。
最後，這次美國大選過程和結果，都對台灣的啟示也值得一談。美國大選暴露的建制精英與底層民眾對社會經濟發展認識的矛盾，其實在台灣也同樣存在，去年國民黨就是這樣失去了執政機會，起碼這是部份原因。問題是，蔡英文率領民進黨執政能否有效回應台灣中下層民眾的利益訴求，也有待觀察，她本人也是徹頭徹尾的精英，有「女版馬英九」之稱。事實上，「兩黨制」在建制派手中的政策立場，基本都會趨同，結果選民求變的心態，也一直得不到呼應，民粹情緒不斷積累，就始終有政治地震的可能。今次特朗普上台即是如此，而明天的台灣，誰又能保證類似的故事不會成真？當台灣兩黨都被視為「離地」，距離台灣特朗普出現，還會遠嗎？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1月
理論上，台灣與美國共和黨的關係一直較為密切，後者傳統外交政綱的「反共」元素始終存在，而台灣在冷戰時期開始，就一直處於美國反共外交的前沿。中美建交後，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立場，但以共和黨議員為主的「知台派」還是在華府昔日十分強大的「台灣遊說團」影響下，力主推出《台灣關係法》、對台軍售，不斷關注台灣事務，這是台灣維持現狀的最大憑藉。不過民主黨對台灣也有一定重視，特別是在過去數年，奧巴馬政府對台灣的政策立場，除了延續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外交，也有戰略利益上的考量：美國「重返亞太」依賴的，乃至推出TPP所期望的，正是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傳統盟友的合作，包括台灣。蔡英文政府敢於調整兩岸政策，力主「新南向」，一般相信，與看準美國加強在亞太的存在感關係很大。
特朗普當選，一時間令台灣朝野憂心忡忡，因為特朗普雖然是共和黨候選人，但基本上獨來獨往，更似「騎劫」了共和黨的平台，而行獨立候選人之實；他個人的意識形態，不少和傳統共和黨員背道而馳，亦是眾所週知。縱觀特朗普本人曾發表的外交政策綱領，我們不難看到，他認為美國之前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中付出太多，要求其亞太盟友們主動承擔更多成本，暗示美國可能會在東亞進行「戰略收縮」，也不會使用「重返亞太」這樣的名詞。
事實上，今次美國大選過程中，台灣民進黨政府本來一直押注希拉里，對未來加入美國領導的 TPP 協議有極高期望。關於TPP，特朗普卻不斷強調要把它擱置，認定全球過份自由貿易影響本土勞工利益，現在奧巴馬已宣布「放棄」在餘下任期推動TPP，恐怕其前景堪虞。至於奧巴馬政府拒絕加入北京主導的亞投行，特朗普卻認為那是一個戰略錯誤，說不定會報名參加。這些外交轉向，並非意味著美國完全撤出其在東亞的軍事存在，更不代表會減低軍費開支，但卻顯示了徹頭徹尾的務實態度。具體到台灣問題上，雖然台灣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乃美國一以貫之的利益所在，但一旦北京對台灣明確打壓時，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會否作出任何具體行動、以支援盟友，在上述理論框架下，卻難以斷言。
在經濟層面，美國是在中國大陸之後，台灣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台灣企業與美國公司之間的研發、生產合作非常緊密。然而，特朗普的整體經濟外交政策是趨向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在競選過程中，反復強調「東亞國家把就業崗位從美國人手中奪去」，而這也是美國工人階層選民業已固化的認識。儘管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尤其是商界勢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特朗普至少可以通過總統在對外貿易決策上的權力，拒絕 TPP之餘、進一步調節出入口政策，這會對台灣出口行業造成一定打擊。台灣已經有經濟學家建議，台灣企業或不得不考慮將出口生產線部分遷移到美國本土，政府需要與更多其它貿易夥伴（如東南亞國家）訂立自由貿易協定。同時在中美經濟實力、政策轉變大潮中，台灣將無可避免的受到更多北京主導的經貿機制影響。
幸好即使民進黨押錯注，相信特朗普陣營也不會太介意。日前特朗普已經派遣其顧問赴台，並與包括蔡英文在內的民進黨政府接觸；台灣外長李大維對媒體稱，民進黨政府將向特朗普說明台灣對美利益的重要性，期待雙方溝通更為制度化。說到底，特朗普畢竟還要依重共和黨團隊，這些人不少和台灣關係密切，例如熱門國務卿候選人之一的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就是堅定的反共、親台老牌政客。特朗普剛剛宣佈的人士任命，也讓台灣當局頗感欣慰，例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Reince Priebus將被任命為白宮幕僚長，而Priebus也是共和黨內著名的「知台派」。在他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期間，不僅親赴台灣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典」，還多次率團訪問台灣；今年7月，共和黨首次將美國於上世紀為維護台灣利益作出的官方表述「六項保證」列入新版黨綱，Priebus就被視為幕後推手。白宮幕僚長這一職位對美國行政相關的政策調度，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而且無須國會通過，屬於總統親信。Priebus與台灣的友好關係，或可能讓台灣有直接與美國行政中樞溝通的渠道，進而增強台灣對美國對台政策的遊說能力，而這正是奧巴馬執政期間台灣所缺乏的。
特朗當選前，說希望東亞盟友自主承擔防務，但又在當選後與日韓首腦通電話，重申美國將恪守安全承諾，其立場表述搖擺不定已是常態。相信他要完全離開亞太，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要調整外交，也不可能開罪軍方，必然要在軍售方面做出更多成績，這樣既符合讓盟友承擔更多「責任」的承諾，又能維持美國影響力，同時令國內金主更高興。於是，台灣自主防務升級，也就開啟了新的可能性。須知長期以來，美國對台灣軍售總體不考慮高精尖武器，而是以老一代常規武器為主，此舉自然出於對北京的戰略關係考量，但一旦特朗普打破對武器技術和世代的限制，卻完全符合目前他的外交宣示。能否落實，自當看北京的回應，這又看有多少東西華府和北京要討價還價。台灣有一篇署名「柴依雯」的文章發表在《信傳媒》，不知是否和蔡英文有關人士在放風，甚至認為特朗普可能放棄「一中原則」，這就明顯是太一廂情願了。
最後，這次美國大選過程和結果，都對台灣的啟示也值得一談。美國大選暴露的建制精英與底層民眾對社會經濟發展認識的矛盾，其實在台灣也同樣存在，去年國民黨就是這樣失去了執政機會，起碼這是部份原因。問題是，蔡英文率領民進黨執政能否有效回應台灣中下層民眾的利益訴求，也有待觀察，她本人也是徹頭徹尾的精英，有「女版馬英九」之稱。事實上，「兩黨制」在建制派手中的政策立場，基本都會趨同，結果選民求變的心態，也一直得不到呼應，民粹情緒不斷積累，就始終有政治地震的可能。今次特朗普上台即是如此，而明天的台灣，誰又能保證類似的故事不會成真？當台灣兩黨都被視為「離地」，距離台灣特朗普出現，還會遠嗎？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1月
太平洋的特殊獨立國家：中國突破美國島鏈的機遇？
我們經常把主權「獨立」與「非獨立」看得非黑即白，但國際關係其實賦予了大量特例，我們曾經介紹了很多。這次希望介紹身旁被忽略的另一些配角：太平洋三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FSM）、馬紹爾群島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RMI） 和帕勞共和國（Republic of Palau）。儘管中國領導人一再聲稱「太平洋足夠大」，不會和美國起衝突，但中美兩國近年在太平洋的戰略競爭不斷加劇，乃客觀現實。這群頗不起眼、一度被國際社會忽略的微型國家，正有可能成為影響中美地緣戰略的棋子。
名義上，這三國是獨立國家，也是聯合國正式成員國，但同時與美國關係藕斷絲連，獨立也是通過和美國簽署《自由聯繫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COFA） 而產生。COFA 的背後，有複雜的歷史背景：在20世紀初期，上述三個太平洋島國、連同北面的北馬里亞納群島，都曾被德國殖民，然後被國際聯盟委託日本帝國管治，成了二戰美日太平洋逐島爭奪戰的要地。最終美軍戰勝，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21號決議，該片區域被畫作「太平洋群島託管地」（Trust Terri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TTPI），由美國託管。TTPI覆蓋的水域總共不過有十多萬人居住，水域面積卻與美國本土相若，資源潛能、戰略價值都極高。由於TTPI 本身受到島嶼分散、物流不便的地理條件限制，經濟落後，美國在託管期間，對 TTPI 各社群有持續財政援助，令島民既想獨立，又不願離開美國的保護傘。如何在獨立或「高度自治」後，繼續延續美國的財政援助，為此又要付出甚麼代價，成了雙方長期爭拗的議題。最終北馬里亞納群島放棄獨立，與美國達成協議，成為美國一個「自由邦」（可波多黎各相若），島民都成了美國公民；FSM、RMI 和帕勞三國就先後獨立，同時與美國簽署了 COFA協議。
甚麼是COFA？它的協議框架主要包含四部分：政府關係、財政援助、服務互通、國防管理。在政府關係方面，三島國都是獨立主權的國家，由獨立選舉產生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獨立進行外交；但在此基礎上，三國也是美國的「聯繫邦」（associated state），讓美國通過給予三國財政支援、和若干優惠，換取對三國防務安排的主導權。具體財政支援方面，三國接受來自美國聯邦政府的各項年度性、一次性財政撥款，獨立至今，累積已達十數億美元。而且三國國民都能享受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例如氣象、郵政、航空管理、災害應對等。三國在美國關稅區外，對美出口產品基本免關稅，三國公民還可自由在美國居住、就業。接觸過不少這些島民，都覺得自己的身份，根本和「真・美國人」無異，大讚政府的算盤化算。
美國給予三國那麼多優惠，就是為了在「聯繫邦」的軍事部署和防務上，擁有絕對主導權。美國從前在馬紹爾群島的比堅尼珊瑚礁進行核試，令這些島嶼成名；而根據 COFA 協議，美國未來依然可在「聯繫邦」範圍內部署美軍，可經協商後在「聯繫邦」領土建立軍事基地，並可拒絕其它國家的軍事力量進入「聯繫邦」範圍。「聯繫邦」公民雖然不是正式美國公民，但根據 COFA 協議，他們仍可以加入美軍，而當軍的福利，對這些島民而言，十分吸引。與此同時，美軍全權承擔三個「聯繫邦」的國防，遇上敏感案例，需要「主權國家」出手相助，例如安置從關塔那摩基地放出來的疑似恐怖份子，也可以打這些島國的主意。
COFA 協議簽署之時，採取15年期可續形式。三國與美國在1982年協商訂立，1986年生效（帕勞則在1993年生效），因在2003年，FSM 和 RMI 已經與美國更新協議，規定自2004年起，COFA 條約再延續20年，帕勞也在2010年和美國完成了續約談判。目前圍繞 COFA 續期談判最引人關注的，其實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FSM）：儘管與美國的COFA 協議到2023年才過期，但 FSM 一直指責美國在履行財政援助「義務」方面管理不善、拖延，在2015年底，FSM 議會甚至表示可能提前至2018年終止 COFA 協議。美國軍事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研究員、中校Tom Matelski曾在《Diplomat》網站撰文分析，認為從 FSM 立場看，上述表態，只是提高叫價的手段，意在訂立對FSM 更有利的條約，因為FSM是不能承擔COFA 終止帶來的危機的。
COFA的「中國因素」
然而，這些小島是否除了當美國附庸國，就無可選擇？在中國崛起的時代，卻大概不是的；而在理論層面，三島國甚至可以成為中國突破美國「島鏈戰略」的切入點。 所謂「島鏈戰略」，是由美國軍事評論員John Foster Dulles在韓戰期間首次提出，旨在從海上圍堵中蘇。這一概念在中國當代軍事評論界產生重大影響，成為「美國圍堵戰略」的代名詞。目前公認的「第一島鏈」包括日本－台灣－菲律賓群島，「第二島鏈」指伊豆群島－小笠原諸島－馬里亞納群島，還有「第三島鏈」，延伸至夏威夷一帶。
FSM 擁有的超過250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正位於「第二島鏈」之內，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海上通訊的關鍵支點，鄰近東盟、中日韓等主要國家。從戰略意義看，FSM是美國在關島基礎上，向西太平洋、乃至東亞地區投射戰略影響力的基地，也是進行震攝式軍事部署的地方。正是 COFA，讓美國對這一地區，擁有絕對軍事控制權。
有趣的是，按逆向思維，同樣的邏輯，其實也適用於中國：2000年以來，中國對 FSM 的興趣不斷增加，首先集中在當地富饒的海洋漁業資源。今天中國的漁業公司，已經在 FSM 漁業市場取得近乎壟斷地位。2012年，中國會展旅遊集團公司（ETG）與 FSM 一州雅浦島（Yap）談判，就巨額經濟開發援助項目達成初步協議，ETG 將對雅浦島大部分土地擁有開發權，並負責協助發展當地旅遊業和基建配套。一旦類似項目在 FSM各島、乃至其他兩個「自由邦」遍地開花，那麼這些島國，就不再需要單純依賴來自美國的財政援助。誰能保證中國不會學習美國經驗，通過經濟援助，換取在西太平洋的戰略介入？
因此，Matelski就指出，一旦中國在 FSM 等地區的影響力成熟，而 FSM與美國的 COFA 協議又真的不獲延續，中國必將調動己方軍事力量進入區域，複製當年美國的戰略。屆時，中國甚至可能與 FSM 等國，簽署類似「中國版 COFA」協議，以高額經濟援助、加上接近零政治條件（頂多是不能承認中華民國），換取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進入。一旦此事成真，中國的軍事戰略威懾力將顯著提高，其「反干預」（counter-intervention）能力，或會成功擴展至「第二島鏈」，美軍將喪失今天對南海、西太平洋的絕對軍事優勢。當然，目前這一切都是沙盤推演，距離中國民族主義者夢想成真，還有十萬八千里。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於中美兩國而言，太平洋雖然大，其實已經顯得很擁擠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1月
名義上，這三國是獨立國家，也是聯合國正式成員國，但同時與美國關係藕斷絲連，獨立也是通過和美國簽署《自由聯繫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COFA） 而產生。COFA 的背後，有複雜的歷史背景：在20世紀初期，上述三個太平洋島國、連同北面的北馬里亞納群島，都曾被德國殖民，然後被國際聯盟委託日本帝國管治，成了二戰美日太平洋逐島爭奪戰的要地。最終美軍戰勝，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21號決議，該片區域被畫作「太平洋群島託管地」（Trust Terri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TTPI），由美國託管。TTPI覆蓋的水域總共不過有十多萬人居住，水域面積卻與美國本土相若，資源潛能、戰略價值都極高。由於TTPI 本身受到島嶼分散、物流不便的地理條件限制，經濟落後，美國在託管期間，對 TTPI 各社群有持續財政援助，令島民既想獨立，又不願離開美國的保護傘。如何在獨立或「高度自治」後，繼續延續美國的財政援助，為此又要付出甚麼代價，成了雙方長期爭拗的議題。最終北馬里亞納群島放棄獨立，與美國達成協議，成為美國一個「自由邦」（可波多黎各相若），島民都成了美國公民；FSM、RMI 和帕勞三國就先後獨立，同時與美國簽署了 COFA協議。
甚麼是COFA？它的協議框架主要包含四部分：政府關係、財政援助、服務互通、國防管理。在政府關係方面，三島國都是獨立主權的國家，由獨立選舉產生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獨立進行外交；但在此基礎上，三國也是美國的「聯繫邦」（associated state），讓美國通過給予三國財政支援、和若干優惠，換取對三國防務安排的主導權。具體財政支援方面，三國接受來自美國聯邦政府的各項年度性、一次性財政撥款，獨立至今，累積已達十數億美元。而且三國國民都能享受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例如氣象、郵政、航空管理、災害應對等。三國在美國關稅區外，對美出口產品基本免關稅，三國公民還可自由在美國居住、就業。接觸過不少這些島民，都覺得自己的身份，根本和「真・美國人」無異，大讚政府的算盤化算。
美國給予三國那麼多優惠，就是為了在「聯繫邦」的軍事部署和防務上，擁有絕對主導權。美國從前在馬紹爾群島的比堅尼珊瑚礁進行核試，令這些島嶼成名；而根據 COFA 協議，美國未來依然可在「聯繫邦」範圍內部署美軍，可經協商後在「聯繫邦」領土建立軍事基地，並可拒絕其它國家的軍事力量進入「聯繫邦」範圍。「聯繫邦」公民雖然不是正式美國公民，但根據 COFA 協議，他們仍可以加入美軍，而當軍的福利，對這些島民而言，十分吸引。與此同時，美軍全權承擔三個「聯繫邦」的國防，遇上敏感案例，需要「主權國家」出手相助，例如安置從關塔那摩基地放出來的疑似恐怖份子，也可以打這些島國的主意。
COFA 協議簽署之時，採取15年期可續形式。三國與美國在1982年協商訂立，1986年生效（帕勞則在1993年生效），因在2003年，FSM 和 RMI 已經與美國更新協議，規定自2004年起，COFA 條約再延續20年，帕勞也在2010年和美國完成了續約談判。目前圍繞 COFA 續期談判最引人關注的，其實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FSM）：儘管與美國的COFA 協議到2023年才過期，但 FSM 一直指責美國在履行財政援助「義務」方面管理不善、拖延，在2015年底，FSM 議會甚至表示可能提前至2018年終止 COFA 協議。美國軍事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研究員、中校Tom Matelski曾在《Diplomat》網站撰文分析，認為從 FSM 立場看，上述表態，只是提高叫價的手段，意在訂立對FSM 更有利的條約，因為FSM是不能承擔COFA 終止帶來的危機的。
COFA的「中國因素」
然而，這些小島是否除了當美國附庸國，就無可選擇？在中國崛起的時代，卻大概不是的；而在理論層面，三島國甚至可以成為中國突破美國「島鏈戰略」的切入點。 所謂「島鏈戰略」，是由美國軍事評論員John Foster Dulles在韓戰期間首次提出，旨在從海上圍堵中蘇。這一概念在中國當代軍事評論界產生重大影響，成為「美國圍堵戰略」的代名詞。目前公認的「第一島鏈」包括日本－台灣－菲律賓群島，「第二島鏈」指伊豆群島－小笠原諸島－馬里亞納群島，還有「第三島鏈」，延伸至夏威夷一帶。
FSM 擁有的超過250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正位於「第二島鏈」之內，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海上通訊的關鍵支點，鄰近東盟、中日韓等主要國家。從戰略意義看，FSM是美國在關島基礎上，向西太平洋、乃至東亞地區投射戰略影響力的基地，也是進行震攝式軍事部署的地方。正是 COFA，讓美國對這一地區，擁有絕對軍事控制權。
有趣的是，按逆向思維，同樣的邏輯，其實也適用於中國：2000年以來，中國對 FSM 的興趣不斷增加，首先集中在當地富饒的海洋漁業資源。今天中國的漁業公司，已經在 FSM 漁業市場取得近乎壟斷地位。2012年，中國會展旅遊集團公司（ETG）與 FSM 一州雅浦島（Yap）談判，就巨額經濟開發援助項目達成初步協議，ETG 將對雅浦島大部分土地擁有開發權，並負責協助發展當地旅遊業和基建配套。一旦類似項目在 FSM各島、乃至其他兩個「自由邦」遍地開花，那麼這些島國，就不再需要單純依賴來自美國的財政援助。誰能保證中國不會學習美國經驗，通過經濟援助，換取在西太平洋的戰略介入？
因此，Matelski就指出，一旦中國在 FSM 等地區的影響力成熟，而 FSM與美國的 COFA 協議又真的不獲延續，中國必將調動己方軍事力量進入區域，複製當年美國的戰略。屆時，中國甚至可能與 FSM 等國，簽署類似「中國版 COFA」協議，以高額經濟援助、加上接近零政治條件（頂多是不能承認中華民國），換取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進入。一旦此事成真，中國的軍事戰略威懾力將顯著提高，其「反干預」（counter-intervention）能力，或會成功擴展至「第二島鏈」，美軍將喪失今天對南海、西太平洋的絕對軍事優勢。當然，目前這一切都是沙盤推演，距離中國民族主義者夢想成真，還有十萬八千里。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於中美兩國而言，太平洋雖然大，其實已經顯得很擁擠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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