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9日星期五

西班牙的一國兩制:世外桃源加那利群島

上周談過獨立前的毛里求斯、成為法國海外省的留尼汪島,有網友希望多分享各國「高度自治」的案例;而今天除了美、英、法有高度自治的海外領地,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也有。

加那利群島屬緩衝空間

西班牙國界並不止於歐洲大陸,除了介紹過的北非港口城市休達(Ceuta)和梅利利亞(Melilla),位處北非海岸對開100公里的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同樣是西班牙領土一部分。年前到過當地,確是世外桃源。

早於十五世紀末,經過近百年進逼,西班牙卡斯提亞王國終於完成對加那利群島全境的征服,幸存的原住民古安切人(Guanches)陸續皈依天主教、與西班牙人通婚,這地區自此變成西班牙一部分。由於加那利群島與西班牙本部隔着地中海,直線距離超過1000公里,群島最初仍透過條約,獲得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包括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貨幣。然而,隨後的數百年間,西班牙數次拒絕履行條約,並於1873年建立第一共和之際,正式終止了整個條約的效力,希望加那利群島徹底「西班牙化」。

然而,受當時風行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加那利群島也曾出現「加那利民族主義」本土運動,只是影響力相當有限。到了1930年代,西班牙第二共和時期,執政左派政府支持地方自治,加那利群島一度有望再次享有自治權。可惜隨著極右勢力顛覆共和,獨裁者佛朗哥控制的中央取消了對各地的自治承諾,實施高壓政策,來抹除地方文化差異,直到1975年佛朗哥逝世,舉措才逐漸紓緩。1978年,西班牙通過民主憲法,將加那利群島劃為全國17個自治區之一,並承認其一國範圍內的「歷史民族」(historical nationality)地位。

和加泰羅尼亞、巴斯克等自治區相比,加那利群島和本土的差別,也許還要明顯,而且有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價值。早在大航海時代,加那利群島就是西班牙人前往美洲的主要中轉站,探險家、傳教士、商人等絡繹不絕,也曾招惹葡萄牙、英國、荷蘭等海軍逼近。到了後冷戰時代,西班牙認定其唯一軍事威脅來自北非,加那利群島的存在,正好可讓西班牙本部獲得緩衝空間。北約亦謀求加強其「南翼」(地中海、北非沿岸)防務力量,手握加那利群島的西班牙,亦因而增加了在北約的存在價值,並削弱了英國在直布羅陀問題的籌碼。

1993年開始,加那利群島的執政大權落入本土主義政團手中,反映了主流民眾爭取擴大自治權的呼聲。雖然群島對西班牙有重大軍事價值,但多數島民都希望群島非軍事化,以免捲入戰爭漩渦。近年加那利海域更發現蘊藏石油,中央政府卻無視當地2014年大比數通過的無約束力公投,堅持批准石油鑽探,明言期待其中10%資源能供應本部,惹來環保人士、本土主義者的強烈不滿。如情況持續,相信當地本土主義情緒會持續上升,但說到要求完全脫離西班牙的誘因,卻始終缺乏。

最後,非洲大陸和摩洛哥對加那利群島的態度,也值得一提。1968年,非洲統一組織(非洲聯盟前身)一度承認「加島自決獨立運動」(MPAIAC)這個獨派組織,把西班牙對群島的統治,視為歐洲人殖民非洲的其中一環,然而最終還是放棄了這立場。由於當地原住民血緣上與北非摩爾人無關,摩洛哥亦接受「加那利群島主權屬於西班牙」這政治事實,只是在交界水域存在若干爭議,因為在同一片海域,摩洛哥一側也發現了石油。假如加那利群島的未來出現變數,很可能是源自能源外交,馬德里防微杜漸,亦此其時。

小詞典:西班牙—北約關係

西班牙於1982年加入北約,但仍希望在美蘇之間保持戰略平衡,直到冷戰結束後的1998年,才正式參加北約的軍事一體化機構。1986年,西班牙曾發起全國公投,讓選民決定是否維持北約會籍,結果56%贊成,但加那利群島的贊成率只有47%。

2017年12月28日星期四

以色列有DQ議員故事

2017年將過去,「DQ」成了熱門潮語之一。其實「DQ議員」的國際案例也很值得研究,例如以色列。

筆者多次談論過,任何國家、地方的制度建設,背後都有一些不能以簡單一人一票解決的基本共識,特別是宗教、民族、統一這類問題。

阿拉伯裔議員常被DQ

以色列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由於她是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的立國產品,先天有了猶太人的烙印,立國時訂明國體是「猶太及民主的國家」。

但是這兩者都是可以有衝突的,這條例也不容易應用到個人身上,直到1999年當局修改憲法後,情況才不一樣。

當年以色列國會修改了1958年的《國會基本法案》,加入7A條,列明假如參選人的目的或行動「否定以色列是猶太及民主的國家」,則無權參選以色列國會。

這背後的邏輯,與香港有議員因為被指支持分離主義、有違「一國」原則而被DQ,頗為異曲同工。

從2003年國會大選開始,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開始應用這條新法律,在參選報名期間,主動取消違法的候選人資格。

通常出問題的,都是兩類候選人:否定以色列是猶太國家的阿拉伯裔,或主張反民主的極端思想。以色列人口當中,有20%是阿拉伯裔,因此在120席的國會,總有10席左右,屬於阿拉伯人為主的政黨。近年這些政黨組成聯合名單參選,不時因為個別激進候選人的資格問題,和中央選舉委員會角力。

例如2003年,有兩名阿拉伯議員比沙拉 (Azmi Bishara )、提比(Ahmad Tibi)被取消資格,選委會表示他們的「泛阿拉伯主張」,威脅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存在。其中比沙拉2001年訪問敘利亞時,曾高叫「要維持對付以色列國的武裝抗爭」;提比則長期活躍在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被指支持巴勒斯坦的反以色列武裝。到了2009、2013年,以色列選委會更直接DQ阿拉伯人政黨:反對以色列成為一個猶太國家的「國家民主聯盟」 (Balad)的所有候選人,都被禁止參選。2015年,另一名議員祖亞比 (Haneen Zoabi)也因為參加反以行動為由被DQ。

有趣的是,以色列選委會並非一錘定音。歷年這些DQ決定,都被當事人訴諸法庭,而法院幾乎都駁回這些DQ申請,令爭議人物最終依然當選。首席法官巴拉克 (Aharon Barak)在2003年審理上訴時表明,由於案件涉及選舉權這基本人權,定案應該從嚴,而且引入了「可能性原則」,即考慮候選人當選後,有沒有可能實施其主張。換句話說,既然以色列當局對自己的執政能力有信心,這些阿拉伯政客的主張,就不大可能實現;而且以色列阿拉伯議員往往不會參與政府籌組,根本沒有可能影響決策,去導致這個「猶太及民主國家」受損。

以色列選委會自然不同意這樣的理解,但其實其目的,也不是非要這些人做不成議員不可。因為法院的判決,暗示了一旦這些人勢力大起來、甚至參與組閣,就沒有不被DQ的理由。那選委會的把關,也就已經成功了。

小詞典:國家民主聯盟(Balad)

又名巴拉德黨,1995年由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立,主張以色列不再是「猶太及民主的國家」,而是對「所有公民都一致民主的國家」,立國並非基於單一民族認同。換句話說,這政黨主張以色列的猶太人、阿拉伯人有平等地位,而這根本牴觸了以色列的立國精神,因而成為眾矢之的,但依然在國會有3個席位。

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

加泰羅尼亞重選:獨派的迷思

加泰羅尼亞單方面公投宣布獨立後,中央解散自治政府而重選,結果再次由獨派獲勝。但是否這樣簡單,卻很值得商榷。

一直覺得,香港、台灣媒體報道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及其後續時,實在刻意誤導引向支持獨立的一方,例如「獨派全勝」云云;單看這些報道,讀者很難理解其實當地民意只是大約五五開,獨立既非一面倒眾望所歸,更不是可望可即。為何有這類偏見,大可自行解讀。

中央看清獨派底牌

這次重選,獨派得票率其實不過半,僅47.5%,統派為43.5%,另外7.4%由支持自治的「我們共同的加泰羅尼亞聯盟」(Catalunya en Comu–Podem)獲得。上次獨派政府單方面公投,在統派杯葛下,投票率不過半,因而就算有大多數支持,也備受國內外質疑;這次全體參與,被視為更有公信力的「變相公投」,結果卻確認了獨派支持不過半的事實。對雙方而言,這都是很重要的訊息。

論議席,獨派得70席,超過半數的68席,但比上屆少了2席,統派卻比上屆多了5席,獨派優勢變得更微弱。而促成獨派政黨內訌,正是中央政府解散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新冒起的獨派領袖總會有人希望取代宣布獨立、但流亡在外的普伊格德蒙德(Carles Puigdemont),成為馬德里的談判對象;另一方面,單輪政黨,第一大黨也變成了統派的公民黨(Cs),令公民黨領袖阿里馬達斯(Ines Arrimadas)得到更多民意認受,成為中央政府名正言順的頭號合作對象。

中央政府的態度其實很簡單:只要在憲法框架下談判,大可慢慢談;但再單方面搞獨立公投,大可再解散國會,無限輪迴。經過上次公投的後續發展,獨派理應很清楚他們沒有外援,沒有任何大國支持,沒有軍隊,群眾的不合作運動更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甚麼人真的把大規模銀行擠提付諸實行,總之是一切如常。可以說,中央政府看清了獨派的底牌。與此同時,統派的勢力也基本上穩守大約一半的基本盤,來自西班牙各地、但早已在加泰落地生根的一群人是當地經濟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支持獨立,而這類人口結構在未來,也不會往獨派方向傾斜。

獨派未來最務實的策略,正如本欄從前談及,就是爭取「巴斯克方案」:像巴斯克自治政府那樣,得到更多的地方財政權,換取完全放棄獨立運動。馬德里一直拒絕給予加泰「巴斯克待遇」,固然有客觀利益計算問題,但也有一點意氣用事,假如加泰新政府通過談判,得到這樣的方案,相信得到統獨兩派一致支持,並非難事。前車可鑒,真正的政治家會如何選擇,其實清晰不過。這訊息除了對加泰羅尼亞人重要,對世界各地的旁觀者,同樣重要。

小詞典:加泰羅尼亞公民黨

加泰羅尼亞政黨,開宗明義支持統一,政治立場中間偏左,支持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2005年成立,2015年加泰議會選舉議席倍增,2017年重選更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美女黨魁」阿爾馬達絲出盡鋒頭,政黨同時在西班牙國會、歐洲議會也有議席。

2017年12月22日星期五

小國之道:毛里求斯的困局

日前談及印度洋小國毛里求斯的光明一面,但明亮背影有黑暗,該國面對的隱憂同樣不少。雖然毛里求斯政府刻意調和潛在的族群矛盾,更在人口普查剔除「種族」一欄,但印度裔主導全島的現實,已經不能逆轉。印度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是強烈民族主義者,認為這類印裔主導的海外國家奇貨可居,私下稱毛里求斯為「小印度」,也和毛里求斯簽訂不少合作條約,都是要保障印度人利益。其實,這並非莫迪的個人喜好,數十年前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在位時,甚至一度打算出兵毛里求斯,去扶持當地的親印領導層。

具戰略位置奇貨可居

然而,過分強烈的印度角色,會令毛里求斯直接牴觸中國的「一帶一路」大計劃。日前提過,當年英國就是看重毛里求斯的戰略位置,才從法國人手上把它搶過來,雖然時代已經改變,但毛里求斯戰略位置依舊,加上正在轉型為「非洲金融中心」,中國要進入非洲市場,特別是尋找一個政局相對穩定、透明、而又能溝通歐亞非大陸的跳板,毛里求斯依然奇貨可居。從市容可見,不少簡體中文廣告牌已經出現當地,中國企業也陸續進駐,特別是華為,已經成為當地生活日常。

聽起來,毛里求斯在非洲,但它距離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印度洋島國,不過幾小時航程;曾幾何時,毛里求斯管轄亞洲的查哥斯群島,後來才被英國分拆,成為「英屬印度洋領地」,可見這些島嶼榮辱與共。

今天斯里蘭卡、馬爾代夫都陷入中印兩大國之爭,一方以「一帶一路」大興土木,希望進入港口搞基建,另一方則以血緣、文化、商貿關係,企圖將這些島國變成一個個「小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近年政潮不斷,很大程度的背景,都是兩國在角力;假如毛里求斯也陷入類似紛爭,絕非小島之福。在毛里求斯時,適逢大選,雖然市面一切平和,政府卻實行三日「禁酒令」,以防群眾鬧事,大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不少遊客都愛拿毛里求斯和馬爾代夫比較,後者卻相當不令人討好,從前文章已談過,不贅。大批遊客湧入,的確令毛里求斯有「馬爾代夫化」之虞,雖然這裏不像馬爾代夫隔離居民和遊客,但不少景色最幽美的海灘,都被大酒店霸佔,酒店內形同租界,置身其中,就像美國學生Spring Break,另一些又像雙魚星號,當地人卻擠在旁邊的公共海灘,心中何所感,並不難想像。未來十年,大概是毛里求斯轉型關鍵,要是能夠成為印度洋金融中心,足以躋身發達經濟體之列,否則鄰國前車可鑒,也不必多言。

小詞典:英屬印度洋領地

英國在印度洋的海外領地,面積只有60平方公里,主島群是查哥斯群島,本來由毛里求斯管治,在毛里求斯獨立前,被英國劃出來另行處理;另外一些被劃入群島的小島,則由塞舌爾那裏分割過來。英國製造新領地,是為了租借給美軍做軍事基地,更不惜把全體一千島民趕走,造成嚴重的國際法爭議。

2017年12月21日星期四

留尼汪島抉擇:法國「非洲香港」之路

到了非洲島國毛里求斯,自然順道一併到它的「姊妹島」留尼汪(Reunion)一遊。日前提及,毛、留兩島飛行距離不過30分鐘,面積相若(都是兩個香港全境那麼大),本來都是法國殖民地。拿破崙戰爭期間,毛里求斯被英國攻陷,成為英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重鎮,留尼汪島則繼續由法國管治,直到今天成了法國海外領地,居民都有法國護照,即同時擁有歐盟身份。單是這一點,加上法國補貼下冠絕非洲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毛里求斯已經截然不同。

兩島經濟體系 互相依賴

3年前馬航空難,飛機殘骸在留尼汪島海域被發現,當時我們介紹過當地的「一國兩制」,但親歷其境,才能真切體會這個「非洲香港」得來不易。

當年英國攻陷毛里求斯後,理應一併拿下留尼汪,才能驅逐法國在印度洋的勢力。但英國偏偏不如是想,而是希望「統戰」法國在印度洋的精英,只求穩定從南非到印度的航道,做到這一點,就願意和法國和平共處。

另一個如意算盤是,有了毛里求斯的英軍牽制法屬留尼汪,法國在東非也會有所收斂。於是,留尼汪島的均勢平衡,就穩定了下來。

數十年後,法國佔領印度洋馬達加斯加島全境,將之變成法國殖民地。這對留尼旺島衝擊極大:馬達加斯加面積比留尼旺島大數百倍,兩者歷史上的關係,就像中國內地和香港;今天不少留尼旺島的人工產品,背後都寫上「馬達加斯加製造」,經濟體系的相互依賴,可見一斑。留尼旺人最初期望馬達加斯加的「法蘭西化」,有利於早就成為法國殖民地的本島;馬達加斯加龐大的人口基數,也會對留尼旺的製糖出口有幫助,甚至有建議留尼旺應該和馬達加斯加行政區合併。但不久,當地人就發現馬達加斯加不但不是助力,兩者還是競爭關係,對自居法國人的留尼旺人充滿戒心,於是下定決心自力更生。今天的身份認同,就是那時候形成。

到了非洲解殖,英法在印度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留尼旺島也一度興起獨立運動。但權衡利弊後,它最終還是留在法國,並隨著法國政策改變,逐漸取得和本土法國人一樣的權利和義務。走在島上,就像活在一個巨型的法式大花園,既充滿法國文化風情,又有獨一無二的熱帶氣候和氛圍,生活水平甚高,遠遠拋離鄰近的獨立印度洋國家。至於印度洋最大島馬達加斯加淪為全球最窮國之列,變成反面教材,更是不在話下。

留尼旺島之路,並非完全是當地人有意識規劃的,同時也是不斷和法國殖民政策的互動結果,雙方都是半推半就,沒有從一而終的大戰略。但到了今天,法國維持若干細小地方成為海外領地的政策,似乎完全成功,雖然付出的補貼不少,但以法國國力和那些經濟體的規模,依然大可承受,換取在全球不同角落維持戰略槓桿,無論在美洲、非洲還是大洋洲,都保留了話語權,甚至還有軍事潛能。

這些法國海外領地當中,我也到過不少,除了留尼旺島,還有加勒比海的聖馬丁、大洋洲的大溪地等。它們和鄰近獨立國家比較,每每令後者既羨切妒,不少鄰國人情願偷渡到這些法國海外領地成為非法居民,也要享受較高的生活水平。加上當地法國化相當徹底,無形中大大加強了法國的口碑和軟實力。這些效果,都不是由上而下能規劃出來的,歷史玄妙之處,正在於此。

小詞典:法屬聖馬丁

聖馬丁是加勒比海小島,由荷蘭、法國分別殖民南北兩部。法屬聖馬丁本來屬於鄰近法屬大島瓜德羅普的行政區,年前通過公投升格,成為法國治下的一個獨立海外領地;荷屬聖馬丁本來是「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成員,年前群島解體,荷屬聖馬丁通過公投,成為荷蘭王國之下的「組成國」,和荷蘭本部平起平坐。

2017年12月20日星期三

2017受忽視的大危機:馬達加斯加鼠疫

2017年快將過去,一如以往,「大事回顧」都是集中在大國博弈、選舉公投、恐襲內戰,但不少非主流地區的大事,依靠華文媒體,可能聞所未聞。馬達加斯加鼠疫大爆發,大概是例子之一。

當地人不信醫生

坦白說,要不是打算到馬達加斯加度假,也不會關注這宗新聞。馬達加斯加是全球第四大島,生態系統自成體系,從前的古王國也很值得研究。不過,獨立以來發展滯後,社會主義時代固然蹉跎歲月,此後的貪污腐敗也從未停止。島上不時爆發疫症,固然有自然原因,但這個國家位居全球最窮困之列,管治問題也責無旁貸。

鼠疫曾在中世紀肆虐歐洲,近年鮮有出現,2014年卻在馬達加斯加爆發過一次,造成40人死亡。今年8月,鼠疫再次在當地爆發,而且經人傳人,病毒也出現變種,專家研判為高危,至今確認2000多宗案例,造成209人死亡,成了當地50年來最嚴重疫症。

假如治療不及,鼠疫可以令人在72小時內死亡,因此全國人心惶惶,鄰國也對馬達加斯加人入境特別關照,世衞更一度對毛里求斯、塞舌爾(Seychelles)等9個鄰國發出警報。本來經濟已欠佳的馬達加斯加,又遭逢旅遊業重創,郵輪都不再靠岸,航機乘客也紛紛退訂。雖然政府宣布疫情受控,但信心明顯未能恢復。

假如單是鼠疫,到當地旅遊的風險,還只是健康問題,但隨後發生的其他危機,令風險變得更複雜。馬達加斯加平均一名醫生要照顧16000人,不少人根本沒有現代醫學概念,也不信任醫生。疫情爆發後,醫院病人大逃亡,感染鼠疫的人被關在醫院內,反而情願回家。那些較接觸現代知識的一群,則對馬達加斯加醫療質素心知肚明,擔心針孔不乾淨,也情願逃出,以土法治病。單是這種心態,就能發現馬達加斯加距離現代化,還有漫漫長路。

到了疫情緩和,又驚聞另一新聞:島上監獄被幫派攻擊,百多名囚犯集體越獄。雖然這和鼠疫沒有直接關係,但鼠疫期間,囚犯的探監安排被取消,也就是影響了地下秩序基本運作,而幫派仇殺是馬達加斯加日常生活一部份,任何「秩序」的破壞,都可能製造新危機。集體劫獄的導火線,是幫派追殺獄中一名謀殺疑犯,當地人懷疑監獄官吏必有內應,處理案件的司法人員也要逃亡避風頭。

鼠疫高峰期間,衛生專家擔心過出現全球大爆發,而作為源頭的馬達加斯加如此管治、如此民情,疫情一旦失控,內部治安、秩序,不堪設想。在這個80%以上人民每日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的國家,要是掀起逃亡潮,結局怎樣,不寒而慄。

小詞典:法屬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本來有眾多部落王國,被法國逐一征服,1897年,法國正式宣佈把馬達加斯加變成殖民地。1958年獲自治,1960年完全獨立。二戰期間,納粹德國一度考慮把猶太人集體流放到法屬馬達加斯加,作為「最後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讓其在生活惡劣、與世隔絕的島嶼自生自滅,島上情況,可見一斑。

2017年12月19日星期二

大英帝國的一國兩制:毛里求斯隨筆

此刻身在印度洋島國毛里求斯,雖然幾乎所有遊客到此,都是為了陽光海灘,但這個小國的身份認同也十分有趣,從中觀察英國人的管治模式,亦不無啟示。

毛里求斯是英聯邦成員國,1968年獨立前的150年,都是英國殖民地,但碰口碰面的人都說法語,電台也大都是法語節目。雖然英語法語都是政府接受的語言,路牌、告示也是雙語並重,但先法後英絕對是約定俗成。問當地人為何被英國殖民多年,卻說得一口流利法語,他們說本地土話是由法文變成,所以更有親切感。

這是因為英國殖民毛里求斯前,法國先殖民了100年,而且並非視毛里求斯為一般殖民地,而是將之「正名」為「法蘭西島」;旁邊至今依然屬於法國的留尼汪島(Reunion Island),則曾「正名」為代表法國王室的「波旁島」(Ile Bourbon)。在眾多殖民地當中,法國人特別喜愛這小島的氣候,不少逃避戰爭的人,都走到毛里求斯定居,加上毛里求斯本來就沒有太多原住民,一個海外的法國管治階層,就這樣成形。

形成海外法國管治階層

到了拿破崙戰爭期間,毛里求斯成了亞非之間的戰略重地,英法都希望爭奪印度洋控制權,在毛里求斯爆發大海戰。雖然拿破崙軍隊一度在毛里求斯擊敗英國海軍(這也是拿破崙唯一的海軍勝績),但最終寡不敵眾,毛里求斯法軍還是投降。英國獲得毛里求斯後,管治極其寬鬆,和原來的法國權貴約法三章,允許他們保留一切私有財產,繼續使用法語和保留法式生活習慣,還可以在法庭選擇根據法國法律審判,俘虜的戰犯更全體釋放,彷彿激戰從不存在。因此毛里求斯的法國居民都願意留下,獲得實質上的高度自治。

英國在毛里求斯對法國人的尊重,並非權宜之計,而是根本國策:英國需要毛里求斯,只是為了國際地緣政治,服務大英帝國的國防外交,根本無意、也無興趣改變島民生活習慣。有法國人把制度建立起來,並願意捍衛,只要不挑戰英國權威,就能省卻殖民地的管治成本,又斷絕了其他國家對印度洋的染指,還能必要時「以法制法」(末代法屬毛里求斯總督和拿破崙就是政敵),何樂不為?所以英國完全把整個法國中上階層統戰過來,到了英國殖民地建立後數十年,居然還為法屬毛里求斯最傑出的總督拉布爾多奈豎立巨型銅像歌頌,毫無「政治不正確」的包袱。

為了讓毛里求斯經濟發展,英國殖民期間,一如在其他殖民地,大舉引入海外勞工。這對毛里求斯而言,比例尤其誇張,前後有50萬名來自英屬印度的勞工來到毛里求斯定居,而今天的毛里求斯總人口,也不過110多萬,可見這些印度新移民已經徹底改變了當地人口結構。出人意表的是,由於毛里求斯一切以法國文化優先,這批由英國引入的印度人,迅速入鄉隨俗,被島上的法國文化同化,對英國、英語的認同反而淡薄。今天毛里求斯統治階層雖然變成了印度裔,文化上卻依然是「法國人」。

大英帝國並沒有「一國兩制」名目,但對不同殖民地的管治模式,都充滿不同彈性。英國曾與南非荷蘭裔白人爆發波爾戰爭,戰勝後卻全體荷裔白人予以吸納,讓他們繼續成為南非精英,這和大戰後奪取毛里求斯、卻依然重用法國人,一脈相承。當然,毛里求斯的法語社群、南非的荷裔社群,都要自己識趣,不再拉攏包括母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主動為英國服務,這是他們「一國兩制」長存之根本。奉政府籲,「一國兩制」是國家對港澳台地區的偉大創造,前無古人,和任何地方比較都是不合適的。

小詞典:拉布爾多奈 (Bertrand-François Mahé de La Bourdonnais, 1699-1753)

法國政治家,早期服務法國東印度公司,1735年成為法屬毛里求斯、留尼旺島兩地總督,管治五年間,奠定兩地發展基礎,典章制度、城市規劃、組織架構,大都出自其手,深受印度洋各島懷念。雖然他離開毛里求斯後仕途不如意,但死後得到哀榮,除了毛里求斯有銅像、街道、酒店以他命名,法國本土也有一條「拉布爾多奈大街」紀念他。

2017年12月18日星期一

支付寶革命:從個人關係到國際關係的影響

支付寶與微信支付正式進軍香港,民間反應兩極。支持的,說出不少獨特應用例子,超越身份、道德範疇,成為一時佳話;反對的,每每無限上綱,不少文章立論嚴重脫離事實,而成為國內用家的笑柄。

雖然普羅大眾關心的,只是掃描二維碼的付款方式與八達通怎樣比較一類問題,但假如我們只着眼於付款形式,卻會忽略科技公司於過去數年對國內社會結構造成的巨大影響。這些科技巨無霸已走出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據點,未來更可能翻天覆地。

多重身份建立與新信用制度

支付寶成立時,只是淘寶的第三方擔保系統,現已發展出基金、保險等業務,與騰訊的微信支付,都成為國內人民衣食住行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帶來的改變,首先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轉變。

自從「網購」興起,每個人在市場上的身份,已不再單純是消費者或商家。由於入場門檻低,基本上任何人只要註冊一個賬號,就可以成為「商戶」,令國內很多人同時具備買家、賣家雙重身份,然後在微博、微信買賣商品。由於國內人口基數極大,「微商」這個群體,便開始出現,從而顛覆了社會消費模式。

國內對「微商」的定義,是指在移動互聯網的空間,借助社交軟件為工具,以人為中心、社交為紐帶的新商業模型。由於微商是生存於社交空間的群體,買賣雙方也不再是完全的陌生人,起碼是微信「朋友」,也可以是親戚、同事、同學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單一,而是多重。

新媒體雜誌編輯努德利(Michael Nutley)把這建基於社交媒體空間的市場推廣、販賣商品及服務,稱之為「社群商務」(social commerce);這種商務得益於社交網絡的優勢,如對產品的評價、買賣雙方的互動、商品體驗的分享等而急速壯大。根據《2017年中國微商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微商」人口已達3000萬,隨着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10年勢必倍增,幾乎已是家家皆「商」。

另一個對人與人關係帶來改變的,是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建立的「芝麻信用」。中國內地的信用制度以往並不完善,一個人欠下巨債後,有時仍可在別的城市向個人、甚至銀行貸款;「芝麻信用」的出現,就是將用戶納入一個新的「全國信用系統」。例如,用戶定期交水電煤費,「芝麻信用」值便愈高;得分愈高,就可以有相應「信用消費」,例如免抵押租用「共享單車」,或使用更高額度的「花唄」購物,被容許在下月才還款等等。隨著「芝麻信用」普及、認受性提高,銀行的信用評核功能,也可能被取代。當然,有了這個制度,「信用」會否延伸為「政治信用」、「社會信用」,每人的一生檔案都如影隨形,成為政權的「參考」工具,就想英國警世劇集《黑鏡》(Black Mirror)講述那樣,自然是另一回事,只是大勢所趨,恐怕在中國、乃至全球,都是無可避免了。

「去中介化」還是壟斷性平台?

支付寶帶來的衝擊,已經不受地理限制,除了國內全線流通,與全球化「時空壓縮」的道理一樣,全球也已「聯動」。支付寶歷史上的第一筆國際交易發生於2003年,一名在日本橫濱的中國留學生將數碼相機放在淘寶銷售,在西安工業大學就讀的學生決定以這個第三方擔保方式付款,這已經是14年前的事。時至今日,世界各地華人幾乎天天這樣「貿易」,這個驚人網絡會發展出甚麼可能性,充滿想像空間。

支付寶在全球興起,是我們多次談及「網絡3.0」的「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現象一環,時至今日,中間人在交易、服務提供過程中,已經日漸失去地位,大型商場如是、大學如是、旅行社如是、的士公會如是,世人現在才發現以往被逼付出的「中介人費」,是多麼無謂。其實「去中介化」這概念,早於1960-70年代已經被討論過,當時銀行利率低,人們發現投資於其他金融工具,比存款於銀行的回報更高,因而出現「去中介化」訴求。然而當時的技術層面,並未能讓概念普及在日常生活,在網絡3.0時代,就完全不同。

現在只需花數分鐘,就可以電話購買醫療保險,過程中,保險經紀並無任何角色。獨立音樂人只需將作品上載至音樂平台,就有機會接觸到上億計的潛在聽眾,與以往必須經過唱片公司、發行商高層「發掘」才能出唱片,必須到電視台、電台宣傳才可將作品公諸於世,已是兩個時代。現在無論是音樂、聲音/短片直播、小說等平台的收費模式已經相當成熟,遇不上伯樂而自嘆懷才不遇的事,也難再有說服力。連帶技術含量較低的按摩、賣水果一類服務,也是這樣運作,卻也「行行出狀元」,新一代「按摩天后」、「水果男神」紛紛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初創企業、個體戶都可以透過這些平台,接觸到全國、全球潛在買家,這是馬雲經常說的「賦能」現象(empower)。他將阿里巴巴與亞馬遜作出區別時,指他自己致力於建立一個生態系統,讓其他人透過科技出售產品、服務,「讓每間公司都可以成為亞馬遜」;馬化騰的回應是更著重「去中心化」及「被賦能者」的安全程度,讓用戶決定自己的發展。我們可對他們的主張抱有懷疑,但多間科技公司搭建的平台,確是降低了初創公司的營運成本,接觸到更大的潛在市場。

資本背景混合的「中國公司」

這樣的趨勢,假如牽頭的是中國,對世界影響又會如何?中國近年積極建構科技強國形象,從「互聯網+」到「中國製造2025」都是例子;科技巨頭的崛起,正好提供實際成績,再配以類似「世界互聯網大會」等,就能對外推廣。這些公司已經成為中國支撐的「非國家個體」(GONGO),負責海外建立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網絡,例如支付寶、微信支付在海外推廣,就形成中國主導的結算、信用系統。更進取的是阿里巴巴提出的「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希望在不同城市成立「電子自由貿易區」(Digital Free Trade Zone,DFTZ),假如成事,甚至連各國政府這一層「中介」,也可以被繞過。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把它們與美國公司的海外擴張直接比較。雖然這些科技公司的中國色彩濃厚,但背後的最大股東,不單是馬雲、馬化騰,例如阿里巴巴的最大股東是日本軟銀、美國雅虎,騰訊最大股東則是南非傳媒公司Naspers。最大股東不一定是實質控制人,但單純視之為中國資本,也不合全球化時代之道。中國政府和這些巨無霸同樣是互相角力、合作中競爭,不過掌握的槓桿和手段,比其他對手多罷了。到了最後,老掉牙的民主Vs威權政體大辯論,可能完全無關宏旨,因為各國政府的真正功能,都在這類平台被解決了。

小詞典﹕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

馬雲於2016年博鼇亞洲論壇提出的概念,目的是讓中小企、發展中國家、婦女及年輕人參與國際貿易,通過在世界各地建立「e-hub」,為中小企建立全球貿易的基礎設施,並逐一將「e-hub」連結而成「e-road」。首個與阿里巴巴如此合作國家是馬來西亞,合作範疇包括超級物流樞紐、電子服務平台、電子支付及融資、電子人才發展等四個領域。

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

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何止特朗普一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即時鬧得沸沸揚揚,但在這個訊息極速流動的時代,似乎轉瞬間就被消化了,「其實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聲音也開始出現。
其實,除了以色列自己和美國,世上持類似立場的,還有其他政體,例如捷克。

捷克繼續親猶太傳統

在奧匈帝國年代,布拉格是歐洲其中一個最多猶太人聚居的地方,十六世紀初期,猶太人曾佔布拉格人口四分一,孕育了不少猶太名人,例如文青熱捧的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

雖然希特拉戰時的屠殺令捷克猶太人數目銳減,但捷克的親猶太傳統依然傳承下去。戰後,捷克斯洛伐克不但是以色列建國的忠實支持者,也是偷運戰時武器到以色列、協助猶太人建軍、擊退阿拉伯聯軍的一大功臣。

雖然在蘇聯影響下,捷克一度跟「美國走狗」以色列斷絕官方往來,但冷戰結束後,雙方關係迅速回復,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曾說,捷克是以色列在歐洲的最好朋友。

捷克曾經支持以色列加入北約,以保護免受伊朗攻擊,又設法拉攏歐盟與以色列建立更緊密關係,卻是唯一反對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的歐盟國家。

特朗普發表上述聲明前,捷克國會已通過議案,敦促政府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特朗普「兌現承諾」後,捷克緊跟其後,雖然強調是承認「在現今情況下,按1967年前邊界,西耶路撒冷事實上是以色列的首都」,以保留東耶路撒冷成為巴勒斯坦首都的空間,但對以色列而言,已經是極大鼓舞。

捷克與美國在耶路撒冷走在一起,而與歐盟政策背道而馳,其實還有前傳,就是共同抗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承認巴勒斯坦國,並作出不利以色列的文化遺產判決。同一事件還令以色列多了一個意外盟友:香港人熟悉的「我想住既地方」瓦努阿圖。我們介紹過,瓦魯阿圖的外交政策極其務實,例如在兩岸間游走換取「永續」援助,又一度希望以承認俄羅斯傀儡國阿布哈茲獲得俄援。瓦努阿圖在聯合國對支持巴勒斯坦、譴責以色列的提案,大都投支持或棄權票,不過現任總統自稱有強烈基督徒身份認同,認為UNESCO承認巴勒斯坦國傷害了基督徒感情,卻率先在美國、捷克之前,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大概並非巧合的是,早前瓦努阿圖風災,以色列派了大量人手幫忙,也承諾每年輸出科技、教育、保健等援助,可見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

論及在不同陣營之間游走的藝術,本來台灣也是高手。以色列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度關係密切,冷戰期間被美國形容為「亞洲東西兩大反共橋頭堡」;美國對台政策不方便出手之處,例如軍售,也可通過以色列完成。特朗普發表「耶路撒冷宣言」後,有心水清的台灣網民發現,在台灣外交部網站的各國介紹,老早列出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認為這是台灣「早著先機」。但日前台灣外交部回應記者提問時,卻明確表示不會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也無意把代表處遷離特拉維夫。其實以台灣現今國際處境,反正爭取不了阿拉伯國家,承認耶路撒冷,其實沒有甚麼代價(反正本來無一物),卻可能有實惠。不過,今天台灣外交要是還有進取心,就不是台灣了。

小詞典:UNESCO巴勒斯坦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2011 年,接納巴勒斯坦為正式「會員國」,並在今年初將約旦河西岸的希伯倫定為屬於巴勒斯坦的世界遺產,引起以色列強烈抗議,特朗普更下令美國退出UNESCO。巴勒斯坦目前是聯合國大會的「觀察員國」,同一身份的國家只有梵蒂岡。

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

圍爐取暖的濫觴:南巴西獨立公投vs緩衝國烏拉圭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而換來反效果,這對國際關係觀察員來說,毫不意外,但對選擇性接收資訊的網絡世界而言,卻是現實主義的好好一課。

南美版圖穩定之因

事實上,類似案例並不缺乏,但通常都沒有太多人注意,也許還在糾纏統獨的人,已經十分前現代。例如巴西南部的「南大河地區」三州——巴拉那(Parana)、南里奧格蘭德(Rio Grande do Sul)和聖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也曾於10月7日單方面舉行公投,國際社會便幾乎毫無關注。

那次公投與加泰羅尼亞公投一樣,毫無法律效力,雖然得到「大比數」95%通過,但投票率奇低(不及3%),唯一功能就是顯示有人對巴西政府不滿,而這對巴西這樣的大國而言,卻是普通常識。

近年,巴西政府備受貪污醜聞困擾,而上述南部三州是經濟重鎮,佔全巴西七分一人口,只有20%稅收留為己用,這是當地獨立運動「南方是我國家」的主要論據。

此外,相比巴西其他地方,當地較多德、意、東歐等移民後裔,文化也相對多元化。

然而南美版圖歷來穩定,背後有一個結構性原因:各國獨立時,已經有國家扮演了「緩衝國」角色,令大國如巴西的邊陲省份,都有緩衝國和其他勢力隔離。與巴西南大河地區接壤的小國烏拉圭,就是好例子。今日巴西和鄰國的邊境,大致承繼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帝國的邊界,但烏拉圭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卻是大國之間的妥協:1810年,拿破崙入侵西班牙,導致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紛紛獨立,烏拉圭作為帝國「東方省」,本來和阿根廷東北部五省組成「拉布拉他聯合省」,成為一個同盟,令葡巴政府擔心同盟的共和主義蔓延巴西,決定揮軍入侵,1821年更將烏拉圭吞併。數年後,「33名東岸人軍團」從阿根廷回到烏拉圭,收復首都蒙得維的亞,宣告烏拉圭獨立,最後各方在英國斡旋下簽署《蒙得維的亞和約》,烏拉圭成了阿根廷和巴西、也是西語區和葡語區之間的緩衝國。烏拉圭的南美足球王國身份,和這段與英國的淵源不無關係,我們介紹世界盃時也曾說過,不贅。

這不是說南美洲後來沒有爆發過邊境戰爭、分離主義,而是南美各國的分離主義,大多是用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多於建基於強烈身份認同,例如南大河地區從前就曾宣佈成立「大河共和國」,但無人太認真理會。單就身份認同而言,南美不少國家的地方政府,都保留了較強的地方定位,和緩衝國的性質沒有太大差異。巴西政府也懶得高調打壓,畢竟自己要面對的國內危機,可要嚴重得多。

小詞典:《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

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是最早興起的海洋霸權,兩國爭奪美洲「新大陸」的殖民地,最終在1494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親自調解,兩國簽下《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俗稱「教皇子午線」),分割歐洲以外的地球領土,分界線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因此南美東部的巴西成為葡萄牙殖民地。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

波蘭對德索償相信不可能成功

近年全球右翼思潮興起,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國,東歐諸國亦不例外,特別是波蘭、匈牙利,現在掌權的都是民族主義政黨,不時以對外強硬姿態提振民望。匈牙利右翼政府的舉措,例如移民政策、規管索羅斯大學的爭議等,筆者從前已談過,這次要介紹波蘭。

波蘭右翼政黨法律正義黨(PiS)2015年贏得大選後,其中一項積極推動的政策,就是「向歷史負責」。一方面,波蘭朝野對蘇聯製造的卡廷慘案(Katyn Massacre)窮追不捨,而且黨內認為蘇聯與波蘭簽訂《里加和約》(Peace of Riga)後,蘇聯承諾以黃金支付3000萬盧布的賠償並未兌現,必須對俄羅斯聯邦追討。不過真正大手筆的追討對象,還是二戰期間蹂躪波蘭的德國。事實上,波蘭政府和國會多次宣示從未放棄爭取賠償,法律正義黨未上台前,國會已經一致通過向德國索償,只是近年聲音愈發強大。

兩國言論各執一詞

波蘭副司法部長亞基(Patryk Jaki)解釋,稱戰後波蘭需花數以億計金錢重建,若這筆款項用於經濟建設,波蘭經濟體積會是今天的兩倍,國民收入亦已經和西方大國看齊,因此德國「無容置疑」要對波蘭經濟發展緩慢負責。同屬法律正義黨的已故前總統卡辛斯基(Lech Kaczynski)也表示,單單華沙市在戰爭的損失,已達453億美元;波蘭外長則聲言德國製造的損失,至少有一萬億美元。究竟賠償多少,就是開天索價、落地還錢了。

德國自然嚴詞拒絕,認為已經賠償了不少戰爭損失,而且不少對納粹罪行的賠償依然進行中,波蘭得到的尤其多。加上在1953年,當時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共產政府,曾聲明放棄對德索償;德國國內專家亦認為,1990年兩德與四個二戰戰勝國簽訂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已令所有國家無權再向德國索償。假如問題糾纏下去,德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會被剝奪殆盡,所以即時是德國左翼,也不可能同情波蘭這類訴求。

可以想像的是,波蘭政壇索償成風,自然是為了安內,多於攘外。波蘭學者Anna Materska-Sosnowska分析,索償既是為了表示可以向德國主導的歐盟說不,也可以轉移國內經濟問題的視線。波蘭最近因為司法改革問題,不單惹來歐盟前所未有的調查,國內也有不滿聲音,民族主義在這種時候,無論古今中外,都最為奏效。根據Ipsos的民意調查,高達68%波蘭人支持對德索償,可見政府的如意算盤,已經打響。

然而,一般相信這類索償是不可能成功的。討價還價是雙邊談判,很難再以戰爭名義捲入多邊參與,只會和今天的現實政治掛鉤,其他大國也很難支持:假如印度不斷向英國索償、阿富汗又不斷向俄羅斯索償,所有國家都無寧日。索償最成功的例子,大概是日本戰後對南韓付出天價賠償,近年又為慰安婦設立賠償基金。但那時候,日本需要和南韓和解,去融入美國主導的東亞新秩序、繼續自己經濟騰飛,近年則要拉攏南韓制衡中國,今天的德國,卻不用對波蘭賣帳。南韓的確靠那筆鉅款,促成自己的「漢江奇蹟」,波蘭要依樣葫蘆,卻甚艱難。

小詞典:《韓日基本條約》

1965年,日本和南韓簽訂和約,正式建交,日本承認1910年前日韓兩國簽訂的所有條約無效,也就是正式放棄合併韓國領土的要求,同時向南韓提供5億美元政府貸款,其中3億為無償經濟援助、2億為長期借貸,此外還有3億賦予民間借貸,不少南韓財閥集團,都是從中起家。

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

津巴布韋前傳:從香港--羅德西亞關係談起

管治津巴布韋長達37年的穆加貝(Robert Mugabe)終於下台,香港人對這個遙遙的非洲國家,卻也不會陌生,近年甚至將之當成茶餘飯後的笑話。除了因為當地貨幣一度瘋狂貶值,穆加貝一家亦曾在香港鬧出不少事端,例如穆加貝女兒曾是香港某大學學生,某網民曾戲稱成為「津巴布韋駙馬」;穆加貝夫人曾因在香港襲擊記者而上報,又因在大埔持有豪宅引起嘩然……

曾與港有不少貿易關係

今天鮮為人知的是,早在津巴布韋成為黑人政權前,她的前身、以少數白人作管治階層的羅德西亞,就與英屬香港有不少貿易關係。羅德西亞1965年單方面宣布獨立前,津巴布韋被稱為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屬英國殖民地,與香港更有精英階層的互動,例如香港無綫電視創辦人之一、也是和記黃埔前身和記的創辦人祈德尊爵士(Sir Douglas Clague),就是出生於南羅德西亞,因二戰來港,參與「香港保衞戰」,從此在港定居;曾任香港輔政司的羅樂民爵士(Sir Hugh Norman-Walker)調職到港前,亦曾於五十年代在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包括今天的津巴布韋、贊比亞及馬拉維)內閣工作,為英國殖民政府服務。

大家看到今天的津巴布韋,未必能想像當年的羅德西亞,是富裕的農產大國,盛產棉花、玉米等經濟作物,甚至有「非洲糧倉」之稱。在七十年代,香港工業仍然盛行時,不少香港布廠、紗廠商人都與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羅德西亞有生意往來,並視羅得西亞為非洲最「穩定」的貿易夥伴之一。當時羅德西亞的農產榮境,有賴於大量白人農場主的技術和資金;穆加貝掌權的前期,也希望把他們留下來。但隨著經濟惡化,穆加貝逐漸推動黑人對白人的種族仇恨,踏入2000年代後,更進行針對白人的嚴苛「土地改革」,令白人族群大批逃離。取得土地的黑人,不少都是權貴代理人,又無心、無力以現代科技發展農業,才令這個昔日的農業大國,面臨饑荒、物質短缺的諷刺局面。香港商人圈子中,也不聞投資津巴布韋久矣。

不過津巴布韋建國後,從前港商的地位,卻被和中國內地企業取而代之。早在1960-70年代,穆加貝的游擊隊因為不獲蘇聯支持,而投向北京,中國除了提供武器,亦協助其訓練,所以北京強調穆加貝是「中國人民老朋友」,雙方確是淵源甚深。到了津巴布韋經濟崩潰,被西方國家制裁,中國是少數大力投資津巴布韋的國家,既有公路、鐵路等基建,亦包括農業、能源、甚至軍用設施等,《泰晤士報》曾有評論稱:津巴布韋將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殖民地」。

穆加貝在國外的資產,都是一旦發生非常情況時,可供一家使用的逃生門。雖然他強調不會流亡,但狡兔三窟,乃每一個獨裁者的金科玉律。正因為他本人與中國關係好,而香港又是中國境內最方便流動資金的自由港,在香港置業、安排女兒來港入學、乃至以香港乘載其他未知是否存在的金錢往來,就顯得合情合理,否則他能選擇的地方,其實也不多。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數十年來和香港的關係,其實也縮影了香港角色的改變,至於改變是好是壞,就見仁見智了。

小詞典:羅樂民爵士(Sir Hugh Norman-Walker,1916-1985)

1969-1973年的香港輔政司(等於今天的政務司司長),及行政、立法兩局當然議員。英國出生,先在英屬印度工作,然後加入殖民地部,主要工作地方在南部非洲,特別是馬拉維、博茨瓦納等國,也包括「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由於他到香港任職前,從未到達香港,只是熟悉非洲,曾受到本地輿論質疑。

2017年12月11日星期一

統一與分裂:克里特島vs塞浦路斯島的故事

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除了再次掀起以巴衝突的「一國方案」、「兩國方案」、「三國方案」等討論,也令人對什麼前提下,才能令多元宗教、種族形成一個國家重新思考。須知這類問題,從來不是民主制度可以解決的,必須一方面依靠共識,另一方面以實力加持,才能有特朗普口中的「終極方案」。同屬希臘裔、土耳其裔角力的兩個地中海大島克里特島(Crete)與塞浦路斯島(Cyprus)的不同結局,就值得大家參考。而這一切,都要從鄂圖曼帝國說起。

民族主義遍地開花

話說中世紀時,鄂圖曼帝國盛極一時,領土大幅向外擴張至東南歐和北非,包括今天的希臘全境;地中海第三大島塞浦路斯,以及第五大島克里特,先後於1571年和1669年成為其囊中物。

後來歐洲多國海權崛起,帝國卻進入停滯期,中央管治權大不如前,從前屬於西方文明的地方紛紛出現離心,民族主義遍地開花,對多民族的鄂圖曼,自然構成嚴峻衝擊。與此同時,「外國勢力」則趁機支援、操縱分離運動,削弱鄂圖曼國力,以圖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在英法俄三大強權保障下,希臘人率先向鄂圖曼帝國開戰,1829年宣布成為獨立國家。然而,這只是「希臘民族復興」的第一步,希臘人的目標,是統一地中海各島,乃至進佔土耳其本部;克里特、塞浦路斯,都是希臘「統一自古以來故土」的目標。

1878年,為求得到英國在柏林會議支持,鄂圖曼帝國被迫承認英國對塞浦路斯的行政管轄權,塞浦路斯變成鄂圖曼帝國名義上的領土、實質上的英國保護國,直到一次大戰爆發,才名正言順成為英國殖民地。1897年,鄂圖曼武力鎮壓克里特島武裝抗爭,列強卻強行阻止其乘勝追擊,更逼鄂圖曼軍隊撤出克里特,以及承認當地自治權。於是,克里特島也變成另一個列強共管的國中國。

克里特島的主流人口一直是希臘裔,但是在鄂圖曼帝國管治期間,不少改奉伊斯蘭教,被堅持東正教信仰的希臘裔改呼為「克里特土耳其人」,他們在19世紀初的人數,一度佔全島近一半。然而希臘獨立後,克里特島上的希臘民族主義運動不絕,不時爆發針對穆斯林的血腥衝突,導致大部份「土耳其人」和其他種族的穆斯林逃離克里特島,走往土耳其本部。在鄂圖曼帝國最後進行人口普查的1881年,克里特土耳其人在全島的比例,只剩下26%。克里特島被國際共管期間,島上希臘人對統一的訴求極其強硬,1908年單方面宣佈「回歸希臘」,一戰前已得到國際普遍承認。由於希臘人希望進行人口換血手術,形勢比人強,穆斯林根本沒有留下來的空間,到了一戰後的1923年,希臘和土耳其在連場戰爭後,簽署《洛桑和約》,達成「互換人口」的妥協,克里特島上的土耳其勢力,自此被徹底清除。今天全球還有30多萬「克里特土耳其人」後裔,都是住在克里特島以外的地方,「回歸」故鄉,已不可能。

塞浦路斯土耳其裔的前車之鑑

克里特島前車之鑑,深深影響了其後塞浦路斯政局的演化。塞浦路斯1960年脫離英國獨立以來,人口比例大約77%是希臘裔,18%則為集中居住在北部的土耳其裔。獨立前夕,塞浦路斯的希臘裔政客計劃複製克里特島的「成功回歸」經驗,一方面強調族群政治,另一方面組成地下勢力,希望逼走土耳其人。土耳其裔為免重蹈克里特島覆轍,要求行使「民族自決」權利,主張在島嶼北部另行建立一個屬於土耳其裔的國家。

1960年,英國、希臘、土耳其三方簽約,確定塞浦路斯獨立建國,以及土耳其裔作為「少數群體」的否決權。不過希、土雙方都不滿意,緊張的準戰爭態勢,在各自母國推波助瀾下持續不斷,戲劇性的一幕終於在1974年爆發,就在希臘出現政變、鷹派上台後不久,土耳其以「恢復1960年憲政秩序」為名,揮軍攻入塞浦路斯,佔領北部36%土地。聯合國安理會儘管譴責,土耳其裔卻還是在1983年,宣佈建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一島兩制,分裂至今。至於種種調解方案,本欄從前已介紹過,不贅。

克里特重返希臘,塞浦路斯則走上獨立、分裂之路,這差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希臘裔、「土耳其裔」的克里特爭議,在20世紀初已被大國鎖定結局,「汰弱留強」的國際政治倫理,既加深了塞浦路斯土耳其裔對希臘裔的敵對意識和危機感,重演全島希臘化的難度倍增,也令土耳其人明白到「外國勢力」支持的不可少,間接導致土耳其和宿敵希臘一起加入北約,起碼令對方有所顧忌。加上20世紀早期的國際規範、尤其是人權領域的規範仍相當不足,當年不被視為罪行的行為,二戰後已難以大規模公然出現。由於塞浦路斯雙方都不敢自製公關災難,行動較數十年前克制,局勢更容易膠著。最重要的是,希、土雙方雖然都有宗教憑藉,但宗教勢力尚算克制,沒有將衝突進一步區域化、宗教化,令塞浦路斯問題始終沒有像以巴衝突那樣,依然有和平解決的希望。

2004年,塞浦路斯以獨立主權國家身份成為歐盟成員國,與希臘平起平坐,反而土耳其加入歐盟則遙遙無期,近年更有「再伊斯蘭化」、「去世俗化」傾向。時至今日,希臘裔主導的南塞浦路斯政壇,已難找到明確主張「回歸希臘」的聲音,然而多個政治立場偏右的主流政黨、以及塞浦路斯的希臘東正教會,依然強調本地的「希臘性」,以爭取與希臘這個「母國」建立更緊密關係。至於北塞浦路斯一方,也不希望和土耳其合併,情願以目前「不被承認國家」的身份,維持自身的模糊空間。至於已回歸希臘百年的克里特,絕大多數人雖然肯定希臘人身份,但也有本土文化認同,在希臘經濟危機期間,克里特島經濟憑發達的旅遊業一枝獨秀,一些當地人開始思考要是不依附希臘,能否避免被拖累。說到底,統一、分裂、回歸這種議題,都是力的較量、人心的比併、大國的博弈;特朗普橫空插手以巴衝突,又何嘗不是?

小詞典:《洛桑和約》

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政府與包括希臘在內的多個一戰協約國,在瑞士洛桑簽訂條約。其中土耳其和希臘約定「交換人口」,土耳其境內的150萬東正教徒、希臘境內的50萬穆斯林「被決定」遷徙至對方的國家。兩國視此舉為雙贏方案,寄望這樣能同時增加雙方國內的民族同質性和向心力。

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水至清則無魚:特朗普的耶路撒冷觀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其實並不意外。特朗普從來沒有深刻的外交認知,一切政策飄忽不定,此舉明顯是拉攏國內保守教徒和選民,轉移國內醜聞纏身的視線,多於真的有什麼宏大藍圖「促進中東和平」。這樣的認知,即使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概也不會不認同——他們才不會理會中東有沒有和平。

然而,這是否宣判「兩國方案」的死刑?其實,卻是言之尚早。以色列宣布把「整個」耶路撒冷列為首都,巴勒斯坦則希望正式立國後,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這兩個立場,表面上不能妥協,其實並非雙方的絕對紅線。

特朗普違反外交入門

正如本欄在月前介紹「地下主權論」時談及,於2000年,以巴雙方在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斡旋下,幾乎已經達成協議,以色列也接受巴人在東耶路撒冷立國,最後談不攏的,主要是舊城區與聖殿山的主權問題,而不是東耶路撒冷整塊土地本身。

以色列於六日戰爭後佔領的土地,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很難在終極和平方案後保留;這一點,其實任何理性的以色列政客都不會沒有心理準備。

問題是特朗普一方面說要「終極解決」以巴衝突,用的手腕,卻一律違反外交入門,單是委任身為猶太人的女婿庫什爾負責調解以巴衝突,就很難獲得巴人信任。選舉期間,特朗普把「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作為主要政綱之一,而且沒有任何預設前提,不是說為了解決問題、不是說同時有甚麼其他方案,完完全全就是為了拉票,然後被以色列右翼政客敦促他「找數」。在這前提下作出的姿態,對大局有何誠意可言,即使不是巴勒斯坦人,也能真切感受。昨天我們提及,特朗普連UNESCO也宣佈退出,導火線就是UNESCO承認巴勒斯坦國、承認希伯崙為巴勒斯坦文化遺產,也可以看作他「兌現競選承諾」的延伸部份。

然而,假如這次宣布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克林頓、奧巴馬、甚至布殊,又會怎樣?對這些傳統精英出身的政客而言,就算要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也可以充滿迴旋空間。例如對「耶路撒冷」的定義,可以用語言偽術,演繹為不包含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西耶路撒冷;可以加一句附註聲明,說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的職權範圍,不包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治的東耶路撒冷地區;可以同時宣佈在東耶路撒冷設立領事館、準大使館,暗示承認東耶路撒冷為巴勒斯坦立國後的首都。特朗普也不是沒有這類嘗試,他也強調對耶路撒冷的主權問題沒有立場、繼續支持兩國方案云云,只是沒有人(大概包括他自己)當真而已。

克林頓可以想出「共同主權論」、「地下主權論」一類創意方案,這雖然超出了特朗普的認知範圍,卻不代表未來的美國總統,沒有這樣的認知。中東各國領袖必然需要表態反對特朗普的做法,但若說會有其他行為,卻相信不會,因為他們都知道特朗普是要「安內」,多於「攘外」。在特朗普宣言的基礎上,由其他美國總統自我修正,技術上依然能做到。只是屆時會否為時已晚,卻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地下主權論」

2000年克林頓斡旋以巴談判時,提出將聖殿山地面以上部分的主權,「完全」交於巴勒斯坦;但從聖殿山地面往下0.5米的空間,交由聯合國安理會管治;而在更深的地下空間,即可能有猶太教遺跡被挖掘的地底,則由以色列擁有主權。在這樣的安排下,穆斯林和猶太教徒都可以在聖殿山不同區域、空間進行宗教活動,互不影響;而聯合國安理會則作為緩衝地帶的管理機構,避免以巴雙方在聖殿山內部衝突爆發。

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

退出UNESCO:特朗普繼續「不光榮孤立」之路

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醜聞纏身,但並沒有減慢帶領美國脫離全球化的步伐。不久前,美國宣布將於2018年底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只保留觀察員身份,繼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後,再次引起國內外大量迴響。

展現「可以說不」勇氣

美國退出的官方理由,聲稱是UNESCO在2011年接納巴勒斯坦為正式會員,並於今年初把約旦河西岸的希伯倫(Hebron)定為屬於巴勒斯坦的世界遺產,當時美國堅定支持以色列立場、投反對票,但未能改變決定。

但不能說出的理由,似乎還包括特朗普要對一些相對「無傷大雅」的國際機構,展現「可以說不」的勇氣。然而,UNESCO真是可有可無嗎?

聯合國的成立原意,就是推動一個全球化的管理體系,儘管被認為是無牙老虎,無法理順國家之間的紛爭,但一些軟性分支,例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難民署(UNHCR)、UNESCO等,則得到較正面評價。

UNESCO的最大挑戰,就是處理政治正確問題,因為它的一大工作,是為世界遺產和文化價值定下基準。不少國家因為歷史、族群因素,都會對歷史文化的演繹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可能隱惡揚善,也可能借古諷今。

UNESCO嘗試超越國家影響,以事物的本質和背後的歷史意義,建構普世價值,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任務。UNESCO彷彿一錘定音,冠以「聯合國」權威,自然難免捲入現實政治。

美國退出UNESCO的導火線:希伯倫「屬於」巴勒斯坦這例子,必然無法讓以色列接納;即使是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從2011年起,也已經沒有交UNESCO會費,以示抗議。另一個例子是位於泰國與柬埔寨邊境的柏威夏寺:2008年,UNESCO有意將柏威夏寺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當時的泰國總理是他信,支持柬埔寨為柏威夏寺申遺,引來反他信人士抗議,認為政府將柏威夏寺「割讓」予柬埔寨。最終UNESCO還是將柏威夏寺劃歸柬埔寨,但泰國軍方隨後派兵當地,與柬軍發生衝突,引發兩國歷時三年的邊境糾紛,最後需要國際法庭裁,決方能告終。

此外,UNESCO 也是一個全球檔案庫,保存各國大量檔案,並在網上公開文件,不少涉及戰爭、國際關係,不乏歷史爭議,例如日本就因為抗議公開南京大屠殺相關文件,而曾經暫停向 UNESCO 交會費。1984年,與特朗普同屬共和黨的美國總統列根,也認為UNESCO的研究傾向蘇聯,一度宣佈退出,所以這次特朗普的舉動,也算有先例可援。

問題是列根時代的美國積極推廣普世價值,對進入全球相當積極,與特朗普的「不光榮孤立」大不相同。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特朗普能「Make China Great Again」,把國際舞台上的全球化領袖角色拱手相讓,似乎也不無道理。

小詞典:希伯倫(Hebron)

約旦河西岸城市,以色列建國後予以佔領,直到奧斯陸協定之後,才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轄。境內有三教先知亞伯拉罕下葬的麥比拉洞,因而成為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共同聖城,也是以巴衝突焦點之一。

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俄羅斯2018大選:普京怎能不連任?

明年最重要的選舉,也許是俄羅斯總統大選。雖然結果呼之欲出,但如何進行、演員如何按劇本演出,依然很有看頭。

或一個回合便勝出

根據俄羅斯憲法,總統只可以連任一次,但卸任後又可以再次參選,所以普京與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這對「總統+總理」互換組合,足以無限期壟斷俄羅斯。普京雖然未表態連任,但沒有人懷疑國會最大黨「統一俄羅斯」推選的,只可能是他。

雖然俄羅斯實行「超級總統制」,但國會也不是沒有權力。目前在俄羅斯杜馬(國會下議院),梅德韋傑夫領導的政黨統一俄羅斯(United Russia)在450席中佔343席,比2012年增加了105席,在上次大選的總得票佔54%,大比數拋離俄羅斯共產黨(CPRF)、極端民族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LDPR)等對手,無疑是對普京強政勵治的最有力支持。如果普京出選,以去年政黨支持度計算,哪怕是雙階段投票制,也可能只需一回合,就以大多數勝出。

普京的國內民望從來高企,對一個長期執政、國內又畢竟實行一人一票的大國而言,有這樣的支持度,絕不容易。2014年,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後,普京雖然被國際社會制裁,國內民望卻進一步高攀。根據今年6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高達87%俄羅斯人對普京表示信任,雖然在部分細項的支持度有所下跌,但大部分指標均超過50%;加上在政治正確大潮下,主流媒體都已歸邊。在俄羅斯,此刻也沒有能取代普京的政客。

無論是俄共、還是自由民主黨,雖然算是反對黨,但其實也是「普京主義」的夥伴。普京的中央集權、國有化資源、福利社會等政策,脫胎自俄共左翼綱領;愛國思想、民族主義情懷,則與自由民主黨相近,而沒有兩者各自的極端。普京也是利用兩黨在政治光譜上的邊緣位置,把自己鎖定在「中間路線」。因此,反對黨無論在國會、還是總統選舉,都只是普京的陪跑,俄共久加諾夫、自由民主黨日里諾夫斯基,都是長期飾演「忠誠反對派」的角色而已。

真正值得留意的,反而是可能代表公民組織Civil Initiative出選的前電視台主播Ksenia Sobchak。她的父親是聖彼得堡前市長Anatoly Sobchak,更是普京恩師,但她本人強調「普京不代表我」,以「俄羅斯 Paris Hilton」之稱號,一直參與社運,推廣女權、自由市場、同志平權等「西方」價值。對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敘利亞等大受民族主義者歡迎之舉,她則不以為然。雖然Sobchak有明星身份,但動員力弱,相信難以威脅普京。

有動員力的「真‧反對派」則是律師Alexei Navalny, 他在 2011 年的反國會選舉舞弊示威中被捕,之後組成反普京政黨「Progress Party」,參與 2013 年莫斯科市長選舉,今年更組織多個大型反普京、反貪污集會,10 月初因為非法集會被判入獄。根據剛提及的Pew Research 調查,多於一半人認為近年俄羅斯貪污惡化,Alexei 就以此為切入點,不斷舉行示威,參加人數以萬計,普京也開始忌憚。因此,不少人認為 Ksenia 參選,只是為了分薄Alexei 的票源;不過以普京的強勢,其實不用任何手段,連任也只是小事一樁。

小詞典:統一俄羅斯 (United Russia)

俄羅斯聯邦執政黨,2001年成立,由兩個主流政黨合併而成,現任主席是總理梅德韋傑夫,普京也是該黨成員,相信將再次獲其支持參選總統。統一俄羅斯目前在國會佔絕對多數,有成為「全民黨」的傾向,政治光譜上則屬於中間派,鼓吹愛國主義,因為普京的聲望而得到支持,但近年也有不少針對其貪污腐化的批評出現。

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

「公義」的公式:克羅地亞將軍庭上自殺的背後

在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戰爭法庭上,曾在波斯尼亞作戰的克羅地亞將軍普拉利亞克(Slobodan Praljak)突然當眾服毒,自殺身亡。

這一幕極其戲劇性,在場所有人均措手不及,震撼全球,除了令那場慘烈的戰爭場面重現新聞,也令人思考究竟戰犯審判,是否可能有真正公義存在。

國內視他為英雄

普拉利亞克並非職業軍人出身,他在波斯尼亞戰爭期間是前線指揮官,但加入軍隊不過是1991年的事。當時克羅地亞剛剛脫離南斯拉夫獨立,跟塞爾維亞軍立刻成為死敵,普拉利亞克以愛國熱情主動從軍,還組織了一個小隊,迅速打入克羅地亞軍隊領導核心。這種高升,不可能不具能力。

普拉利亞克出生在波斯尼亞邊境的克羅地亞裔聚居城市,讀書、成長主要在克羅地亞境內,在南斯拉夫還存在時,自然「不用分那麼細」,但到了國家四分五裂,他不但以克羅地亞為祖國,也自覺有義務為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裔貢獻。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國內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都成立了自己的國家,普拉利亞克可算是代表克羅地亞政府支援「黑塞哥—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Croatian Republic of Herzeg-Bosnia)的軍事代表,也是連結兩地的樞紐,在國內被視為英雄。

波斯尼亞後來的主要戰事,都是以塞爾維亞為一方,克羅地亞-穆斯林聯盟為另一方,但在戰爭初年,克羅地亞、穆斯林之間首先爆發了戰爭,普拉利亞克是期間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被指縱容士兵在戰場上殘殺平民,炸毀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摩斯塔橋,因而被判為戰犯。他深感無辜,一來因為戰爭行為、特別是當時混亂至極的形勢,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軍官能控制一切,這和一個立國多年的國家派軍出征的紀律,有根本不同。二來他在各方將軍當中,部份由於業餘出生的關係,一直屬於「鴿派」,曾反對炸毀摩斯塔橋,與穆斯林作戰期間,也曾對被圍困在薩拉熱窩的穆斯林施加援手,又送人道物資到摩斯塔,也未發表右翼仇恨言論。普拉利亞克有不少人證物證,證明炸橋的責任不在自己;而且不少軍事專家認為退一萬步,在戰爭期間,即使把橋列為軍事目標,也完全符合常態。

問題是對國際戰爭法庭而言,它的真正功能/興趣並非要判斷普拉利亞克是否有罪,而是要對整個波斯尼亞戰爭的歷史落下「政治正確」的結論:波斯尼亞各方都犯有人道罪行,除了被西方視為眼中釘的塞爾維亞一方,連西方盟友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也一樣,唯有各打五十大板,才能做歷史的教訓/教材。

那麼克羅地亞在戰爭期間,有沒有過激行為?自然有,但主要責任其實在克羅地亞「國父」圖季曼。圖季曼的民族主義傾向,和後來淪為戰犯的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一模一樣;他以「國父」尊榮善終,其實相當幸運。圖季曼對二戰期間協助納粹的克羅地亞游擊隊一直歌頌,提出用一切辦法消除非克羅地亞人,也有一個「大克羅地亞計劃」,包括在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裔聚居地清洗穆斯林。普拉利亞克被指未能控制軍人犯下人道罪行,其實就是圖季曼的計劃一部份。戰爭法庭不會審判已經逝世、又已成為西方核心國家國父的圖季曼,自然就要其他人湊數。

說起來,普拉利亞克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傳奇人物,有工程學、哲學、社會學、戲劇學位,曾任職教授、舞台劇導演、商人,有二十多本著作傳世,似是一生追求不平凡的生活。他在庭上自殺的一幕,大概是自己導演的最戲劇性結局,假如以此歷史留名是目標之一,他成功了。

小詞典:克塞戈-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 (Croatian Republic of Herzeg-Bosnia)

1991年起,南斯拉夫聯邦崩潰,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等先後宣佈獨立,但波斯尼亞境內沒有單一主導民族,穆斯林、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三方都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克塞戈-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早期聯合穆斯林抗擊南斯拉夫聯邦軍,然後互相爭奪根據地,再在1993年重新結盟,1996年併入統一的波斯尼亞,國號正式取消。

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

香港東盟自貿協定 作為港經濟出路初探

經過10輪談判,香港特區政府終於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最早於2019年1月1日實行。雖然本欄多次談及這協定,不少業界中人望穿秋水,但公眾重視程度十分有限,這是十分可惜的。

香港雖然是自由貿易港,但反而正因如此,與東盟就自貿協定的談判並不順暢,成果也得來不易。現在雙方同意在5個重點領域合作,包括海關、專業服務、中小型企業、貿易便利化和物流、電子商貿,而且簽訂協定後,東盟國家會分階段撤銷或削減香港貨品的關稅,新加坡更會把所有產品的關稅減至零。

雙方互享國民待遇

東盟成員國會對投資當地的港商提供優惠,雙方的服務供應者互相享有國民待遇;東盟成員國亦承諾香港商務旅客可一般逗留90天,企業調動人員可逗留不超過兩年、可續兩年,這些都是協議對香港的具體影響,可以改善香港經濟近年向內地「一邊倒」的現象。相比台灣的南向政策,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更實在。

對大力促成協定的北京而言,這對「一帶一路」的推展,也是催化劑。對比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盟國家的經濟更成熟、多元,東盟內部早已於1992年簽訂自貿協定,並於2015年成立「東盟經濟共同體」,已經是一個6.2億人的龐大市場。

這個市場與香港充滿歷史淵源,作為東盟大腦的新加坡又與香港同質性強,通過香港聯繫東盟,很符合大戰略。畢竟一帶一路以能源、基建為主,除了電信、港口與香港企業關係較大,香港其實難以切入;但這個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除了惠及近年在當地設廠的港商,也惠及有香港身份的內地商人。自從前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2008年推動「騰籠換鳥」,加上國內工資、成本上漲,港商已經陸續將廠房遷離珠三角,不少改為在越南、柬埔寨設廠,而緬甸改革開放後,亦成了不少港商、「新香港人」的目的地。

當然,這樣的協定,也有其先天局限和挑戰。東盟本身就是「對衝外交」的高手,除了象徵意義較大的東亞峰會、東盟10+3等會議,東盟亦與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簽訂了不同程度的自由貿易協定,並建立了不同內容的自貿區,包括「東盟-中國自貿區」。由2010年至今,中國企業已經在東盟建立龐大的商業網絡,由2005年至2014年,中國出口到東盟的金額總值每年以13.5%增長,十年間增加了3.6倍,數據還未包括剛起步的一帶一路項目。電子商貿在東盟發展尤其有潛力,而這也是內地企業的強項,特別是阿里巴巴在過去一年,透過投資當地最大電商Lazada Group,積極發展東南亞市場,當地媒體形容,東南亞已成為阿里巴巴與美國亞馬遜的戰場。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姍姍來遲,還有多少空間,誰也說不準。

自從東盟與中國組成自貿區,中國產品可直接運到新加坡、再轉到其他東盟國家,令成本大大降低。新加坡《海峽時報》直言,東盟-中國自貿區,因為包含新加坡、但不包括香港,令新加坡大受其惠,近年香港港口的吞吐量則跌至第五位,排於上海、新加坡、深圳及寧波之後。新加坡在香港-東盟談判過程中,千方百計阻撓、拖延,也的確爭取到時間空間,今後香港能否後發制人,亦要觀望。

香港作為外交槓桿?

不過這協定除了單純的貿易計算,對中國的宏觀外交政策,也有「週邊效益」。近年中國和新加坡關係惡化,認定新加坡在中美博弈中偏向美國,而香港與新加坡的優勢相近,同時又在東盟較具影響力,要是北京刻意以香港與新加坡競爭,也可算是「懲罰」新加坡的手段之一。中國近年在東盟不同國家興建港口,以圖打破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的港口壟斷,加入了香港,也是另一個分流大計。要是香港從中獲利,首當其衝的還有台灣:近日盛傳澳洲被北京要求在香港、台灣之間「二選一」,簽訂自貿協定,反映香港FTA在宏觀層面,已經成了中國外交的一個籌碼了。

但無論如何,對香港而言,香港-東盟自貿協定的簽訂,肯定是應該樂觀其成的。目前香港還與澳洲、馬爾代夫、格魯吉亞等就簽訂自貿協定談判,也嘗試以「東盟模式」和歐盟簽署FTA(香港已經和歐洲的非歐盟國家組成的EFTA簽訂自貿協定),這種國際網絡除了是香港維持國際都會地位的關鍵,也能鞏固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獨立經濟體的地位,令國際社會長期承認「一國兩制」(對國際社會而言,他們關心的從不是「一國兩制」的內部政制,而是經濟制度,理想青年對此必須熟知)。香港彈丸之地,的確缺乏發展空間,對部份不願走到內地發展的新一代,有了東盟的廣闊市場,也應豁然開朗。但假如整個社會對這種機遇還是缺乏興趣,落後於全球形勢,「威尼斯化」的宿命,恐怕就難以逆轉了。

小詞典﹕東盟-中國自貿區

2001年,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峰會達成共識,於2010年正式成立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是為世上最大的自貿區,總人口高達19億。其中最為顯著的成果是中國對東盟的關稅,由9.8%調低至0.1%;不少港商亦因中國出口東盟的低稅額,開始直接從內地出口貨品至東盟國家。近年東盟-中國自貿區已成為中國推銷其他雙邊/多邊經貿合作的成功案例。

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何志平的名單:烏干達篇

「何志平案」的另一個涉事非洲國家烏干達,並非「失敗國家」之列,近年發展還一日千里。何志平被指賄賂的對象烏干達外長庫泰薩(Sam Kutesa),曾任聯合國大會主席,在國內也勢力龐大,因為現任總統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據說是其妹夫。

人民對穆塞韋尼期盼殷

美國法院聲稱何志平的「禮物」不但送給庫泰薩,也包括轉送給穆塞韋尼,令案件劍指何方,更添疑團。

穆塞韋尼有「烏干達鄧小平」之稱,1986年上台至今,在位已經31年,政績頗足稱道,烏干達基本上是在他治下才重回正軌。早年烏干達是英國「不列顛東非公司」保護國之一,境內土王林立,並沒有很強的中央向心力;獨立後,最大土王國布干達依然尾大不掉,令國民忠誠度無所適從。

不久,奪取大權的軍人阿敏(Idi Amin)又以獨裁、善變、殘暴、好大喜功著稱,對國內的破壞極其嚴重,包括驅逐主導商業運作的全體印裔人口出境;最終令他下台的是鄰國坦桑尼亞出兵,烏干達又經歷了被佔領的歲月。

這一籃子背景,令烏干達人對強人穆塞韋尼充滿期盼,也解釋了他掌權多年的原因。

穆塞韋尼上台初年,西方國家嘉許為「非洲新一代領袖典範」,既尊重民主程序,又控制軍隊,有強而有力管治,令經濟很快復元。筆者曾到東非各國調研,印象中,當時烏干達就像九十年代中國二線城市的水平,基本上繁榮穩定,充滿機遇,加上英國殖民時期遺留的基建不俗,成了不少外商投資的試點。穆塞維尼也大體解決了布干達問題,邀請土王回來「復國」,賦予其尊貴而無實權的榮譽,同時又控制了阿敏時代肆虐的愛滋病,國際組織都予以肯定。

然而隨著在位越來越長,穆塞維尼也開始專制。他動議取消總統任期和年齡限制,加上控制國內主要生產線,似乎有意當終身總統,西方國家開始把他列為疑似「顏色革命」對象之時,穆塞維尼自然另找靠山。國內穩定後,穆索維尼也追求擴大區域影響力,出兵剛果,間接觸發「第一次非洲大戰」,而烏干達支持的是剛果叛軍,和西方利益背道而馳,也加深了雙方矛盾。加上穆索維尼對同性戀有根深蒂固的厭惡,近年不斷以嚴刑峻法逼害,令烏干達人權狀況備受質疑。

這時候,烏干達卻出現兩大好消息,一是發現石油,二是中國崛起。2000年到2011年,中國向烏干達提供了3億5千萬美元無償貸款,除了投資油田,也為烏干得興建通往盧旺達、肯雅的鐵路,兩座發電水壩,和其他種種基建。這些基建除了是「一帶一路」前哨站,也是以整個東非為勢力範圍:肯雅是東非金融中心,盧旺達大屠殺後經濟發展迅速、同樣是中資熱點,東非吉布提的港口已經由中資運作,更是潛在海軍基地,埃塞俄比亞不少基建也是中國包辦。當穆塞維尼邁向老年,烏干達出現在「何志平的名單」,無論真相如何,是美國造謠還是真有其事,綜論背景,都不是偶然。

小詞典:阿敏 (Idi Amin, 1923-2003)

烏干達第三任總統,1971-1979年在位。軍人出身,英國殖民時代受訓,年輕時曾任拳手,以陸軍總司令身份發動政變上台。早期頗得民心,也有魅力,但政策全部失效,經濟出現危機,卻不斷以民族主義挑起矛盾、嚴刑峻法化解。結果國家接近崩潰,最終在1979年被坦桑尼亞出兵推翻,在位期間估計有十多萬人被殺,被稱「烏干達狂人」。下台後流亡利比亞、沙特,2003年病逝。

2017年11月30日星期四

何志平的名單:乍得篇

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美國捲入非洲貪污案,其中一個涉事國家是乍得(Chad)。案件內情依然不明,乍得總統也發表公開聲明否認捲入,更指這是「外國勢力」抹黑中傷;但這個國家的外交作風卻是有跡可尋。

屬典型「撕裂國家」

乍得面積龐大,曾是法屬赤道非洲成員,二戰期間大力支援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自由法國,對法國光復頗有貢獻,曾自居非洲法蘭西傳人之一,獨立初期依然是法國附庸。然而,乍得是典型的「撕裂國家」,像分裂前的蘇丹、目前的尼日利亞等國一樣,南部與北部的宗教、種族迥然不同,托姆巴巴耶(Francois Tombalbaye)帶領乍得脫離法國統治後,政策引起北方穆斯林不滿,令國家陷入內戰。直至哈布雷(Hissene Habre)擊敗各個勢力,及後又被手下將軍代比(Idriss Deby)於1990年奪權,這位代比,就是捲入何志平案的強人,在位至今已經27年。

乍得本來相當貧窮,有「非洲死亡之心」之稱,大部分國土為沙漠,只有南部雨林區相對宜居,但在二十一世紀初發現石油,此外還有不少礦產,國勢理應開始騰飛。然而,乍得的貪污程度也居於世界前列,售賣天然資源所得,基本上落入政府和既得利益者手中,他們同時也得到大量外國「援助」,一般百姓並未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對各大國而言,只要乍得不變成恐怖主義溫床,國家維持基本管治,能夠合理由各國「分享」資源,她的內部管治是沒有多少人關心的。

在代比上台初年的九十年代,台灣曾向乍得大力援助,6年間便提供7200萬美元,結果台灣擁有這個「邦交國」9年,那也是台灣難得能建交的相對大國(指面積而言)。但乍得是極其務實的,之後北京以同樣板斧,於2006年重新奪回乍得,及後的援助自然更多,到現時為止,已經提供接近2.2億美元「援助金」。

原本世界銀行為乍得提供的資金,除了用來興建輸油管,也指明要援助乍得百姓。但乍得政府將錢投放在軍隊,以打擊得到蘇丹支持的叛軍,結果世界銀行撤回援助,並要求乍得政府償還貸款。中國這時向乍得伸出欖檻枝,承諾「不會干涉乍得內政」,並且為乍得舖橋搭路,建醫院築學校,興建新機場。這樣一來,乍得有「閒錢」擴充軍隊,並利用法國駐守的軍人,已經訓練出一支在區內頗有規模的大軍。一如既往,北京強調援助「沒有任何附設條件」,但「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乍得自然同時與中國簽訂了不少石油協議,中資能源公司也代替了美國埃克森美孚、世界銀行,成為乍得能源業界的最重要開荒牛。

由此可見,中國在非洲的外交,不可謂不成功。近年西方終於意識到要反制,一方面改變過往提供援助的嚴苛條件,另一方面也加緊用法律框架,以及支援各國反對派、NGO,對其他勢力進行「監督」。一介平民捲入其中,要獨善其身,談何容易?

小詞典:自由法國

二戰期間,法國淪陷,德國成立傀儡政權維希政府,戴高樂則成立「自由法國」,以法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殖民地為根據地,組織流亡軍隊,參與盟軍,謀求反攻復國。不少非裔士兵加入自由法國軍隊,獲得大量勳章,令他們日後回到各國領導獨立運動後,也依舊保持和法國的緊密關係。乍得鄰國中非共和國的一代暴君博卡薩,同樣也是二戰期間為法國立下軍功的將士。

2017年11月29日星期三

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外傳:不能小覷阿拉斯加

上周談及隨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的「阿拉斯加能源代表團」,而這個美國最大的州,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扮演更關鍵角色,不能等閒視之。

阿拉斯加平均每平方公里連半個人也沒有,一片冰天雪地,本來是典型極地,但憑着豐富天源資源,人均收入在2007年躋身全美第15位,石油收入的盈餘用作成立永久基金,投資海外資產,現滾存到500億美元。因此,阿拉斯加永久居民就像澳門永久居民一樣,每年都有現金分紅;10年前,每人就分到3269美元,這在美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

阿拉斯加人為了減少上繳聯邦政府的款項,很多石油收益都撥入這個「永久基金」,而且是美國少數沒有徵收州入息稅、銷售稅、遺產稅的州份。因此,阿拉斯加人的本土認同,跟實質利益是掛鈎的。

阿拉斯加與其他倚靠農業或天然資源的州份(如得州)一樣,從來是保守勢力搖籃。支持低稅率、小政府、大市場、減少公共開支的共和黨順理成章在阿拉斯加最受歡迎,除了1964年的一屆,阿拉斯加人都支持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包括特朗普當選的一次。共和黨內部最保守的一翼「茶黨」,也和阿拉斯加息息相關,精神領袖就是阿拉斯加前州長佩琳。「茶黨」的名字,來自觸發美國大革命的波士頓茶會(Boston Tea Party),口號是「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這正是阿拉斯加人的想法:他們收入高,在國會的代表卻很少,對大政府有先天的不信任。這樣的政治氛圍,會否令阿拉斯加為了捍衛本土利益,而漠視全國大局,值得關注。

看見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的繁榮,對岸俄國人自然又羨又妒,畢竟這曾經是俄羅斯領土。「賤賣」阿拉斯加後,俄羅斯才發現失去了龐大的能源儲備、天然資源,也永久喪失在美洲制衡美國的地利。假如蘇聯在冷戰年代擁有阿拉斯加,對美國軍力部署的牽制,肯定大大增加,連帶整個北美的格局,也可能不一樣。

現在隨著全球暖化,北極冰雪融化,阿拉斯加除了可能發現更多可供廉價開採的天然資源,也已成為太平洋和北冰洋接壤的重要航運樞紐,北美西岸和遠東太平洋經水路前往歐洲的距離將大大縮短。普京近年積極發展俄羅斯遠東地區,正是基於類似戰略思維;如何加強在阿拉斯加的影響力,也在盤算當中。而對阿拉斯加有類似大戰略眼光的,自然還包括鄰居中國、日本在內。

作為世上最大的飛地之一,阿拉斯加與美國本部的齬齟自然存在。不過近年美國國會由共和黨控制,聯邦政府與阿拉斯加州政府關係還好,特朗普更為阿拉斯加帶來天然氣大戶中國,以換取州政府對聯邦政府的配合。怎樣利用阿拉斯加的地緣戰略價值,賦予它更獨特的地位,實在是值得思考的課題。例如一些阿拉斯加沿岸城市,大可成為自貿區、特區,以航運、天然資源、旅遊等招商,協助開發這個人煙稀少的大州,甚至整個北極。在可見將來,北極圈另一塊龐然大物格陵蘭很可能完全獨立,連鎖效應下,阿拉斯加若希望更高度自治,也在情理之中。

小詞典:茶黨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後成立的政治聯盟,屬於共和黨內極右光譜,反對增加美國國債的經濟復甦方案而成立,慢慢變成經濟保守主義大本營,支持者主要是白人中產階級,與特朗普的票源基本上重疊,茶黨精神領袖佩琳也在2016年大選支持特朗普。茶黨為保守主義重整旗鼓,不少茶黨候選人在共和黨內初選逼走資深主流政客,卻因為立場偏激,在全國選舉不具勝算,這已成為共和黨一大難題。

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

柬埔寨洪森會成為下一個穆加貝嗎?

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Robert Mugabe)終於下台;那邊廂,經歷有點相似的柬埔寨強人洪森(Hun Sen),卻進一步集權,究竟會否步穆加貝後塵?

兩人同是「英雄」

穆加貝曾是國家英雄,帶領津巴布韋終結白人種族主義政權,也曾令經濟發展,改善農民生活和醫療水平;而洪森同樣是「新柬埔寨」的救星:經過赤柬恐怖時代、越南變相殖民,柬埔寨上下只希望恢復穩定、經濟正常發展,因此在民主化後,儘管一度選出拉那烈王子(Norodom Ranariddh)執政,最後洪森還是在連串政變後穩住局面,經過民主洗禮而成為強人,經濟增長在東盟國家當中位居前列, 一派中興景象。

然而,洪森掌權已經30年,雖然有政績,但民眾開始過了單純求溫飽的階段,求變之心漸起。根據透明國際2012發表的「貪污感知指數」,柬埔寨在184個國家中排164。雖然經濟水平進步不少,旅遊業尤其發展迅速,但貧窮人口和文盲率依然很高,肉類依然是奢侈食品, 據說不少農民甚至以昆蟲來補充營養。相比首都「先富起來」的一群,民眾感到落差,自然有所反應。

近年柬埔寨主要反對黨救國黨(CNRP)表現不俗,在6月的市議會選舉中,得票由2013年的30%上升至46%,已經完全與執政黨分庭抗禮,洪森開始真正感受到政黨輪替的壓力。於是就在明年大選前,柬埔寨法庭下令取消救國黨的合法地位,連參選都不能,並逮捕黨主席根索卡(Kem Sokha),假如罪成,可以判囚30年。

最新消息是洪森乾脆一併解散了救國黨的NGO「柬埔寨人權中心」,也刻意調高稅項,令最大英文報章《柬埔寨日報》停刊。究竟局勢發展下去,會像泰國近年不斷解散反對黨那樣,成為長期對峙的兩大陣營,還是洪森鐵腕下去,變相一黨專政,目前尚未可知,惟救國黨領袖桑蘭西預言,洪森將會有穆加貝一樣的下場。

然而洪森和穆加貝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對軍隊的掌控更加穩固,而且有一個強大的靠山:中國。中國和柬埔寨長期友好,更是柬埔寨的最大援助國;「一帶一路」最有把握的一站,正是柬埔寨。洪森受中國支持多年,除了因為他的長期執政令柬埔寨保持穩定,有利中國投資,還因為柬埔寨已成為中國在東盟的「第五縱隊」。任何東盟要聯合行動壓制中國的嘗試,例如和南海主權爭議有關的表態,都過不了柬埔寨這一關;中國堅持對東盟國家逐個談判、避免東盟成為聯合一極的策略,柬埔寨是堅定執行人。雖然柬埔寨國力遠不如越南,洪森昔日也是靠越南提攜,但有效對沖越南成為東南亞霸主的,也是洪森。面對國際社會對他打壓反對黨、操控選舉的指控,洪森毫不顧忌地說:「美國的援助即管撤走吧,我們還有中國。」

雖然北京強調「不干涉別國內政」,但近年外交政策越來越積極,對有利中國利益的政權安危,不會無動於衷。何況洪森在柬埔寨牢牢控制軍隊,又不是穆加貝那樣令軍隊內部人人自危,民眾沒有推翻政權的實力,中國只要堅定援助柬埔寨、繼續簽署合同,洪森的專政依然會有政績,「顏色革命」要出現,難乎其難。對北京而言,柬埔寨已經成為中國附庸,就算柬埔寨真的變天,也不擔心新政府不合作,所以「消化」柬埔寨的政策,只會繼續;特朗普本人也喜歡洪森一類強人,不見得會高調介入柬埔寨局勢。事實上,要不是穆加貝娶妻不賢,令軍隊集團出現內部矛盾,要93歲的他下台,依然談何容易。何況還在盛年65歲的洪森?

小詞典:柬埔寨救國黨

2012年成立,由主要反對黨「桑蘭西黨」和「人權黨」合併,2013年大選取得55席,僅次於68席的執政人民黨,成為全國最大反對黨,當時已經批評洪森在選舉舞弊。2017年10月,柬埔寨政府指救國黨「勾結美國、企圖推翻柬埔寨政府」,11月法院下令解散救國黨,全體獲選出任公職的黨員都失去資格,成為柬埔寨民主化以來的最大政治風暴。

2017年11月27日星期一

中國崛起與三十年代德國:從「特朗普國師」班農比喻談起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與中國簽下逾2500億美元訂單的同時,已經離任白宮首席戰略專家、但依然被喻為「特朗普國師」的班農(Steve Bannon)大唱反調,在其掌舵的極右網媒Breitbart News更形容中國是「難以估計的敵人」,而非戰略夥伴。

早前班農訪問香港前夕,更把中國與三十年代的德國比較,認為崛起的中國將改變世界秩序,箇中固然有「中國威脅論」成分,但他特別提到中國數項外交、科技計劃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卻並非沒有真憑實據,的確令傳統歐美霸權難以放心。

大家先回到班農提到的三十年代德國。一次大戰結束後,協約國與戰敗的同盟國簽定《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訂明德國須為戰爭負上一切責任,並要作出天價賠款,令戰後德國經濟陷於困境,通脹上升、貨幣貶值,失業率高達三成。

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期,多屆選舉、多名總理上台也未能改善問題,結果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支持率節節上升,雖然也有用上威逼利誘手段選舉,但民意確是客觀存在,最終希特拉在1933年獲任命為總理,總統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死後,成為「元首」。

納粹的實用主義經濟

假如暫且不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而單看經濟層面,希特拉在三十年代並非沒有政績,納粹經濟政策可謂既不左、也不右,但相當實用。對希特拉而言,只要能鞏固納粹黨的執政地位,強化國家軍事實力便可,經濟復興只是工具,也會以數據說服國民。

研究這段時期歷史的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學者比爾(Germà Bel)指出,在這段期間,德國的銅、煤、銀行業等均被私有化,轉由親納粹商人擁有,納粹從中逐漸控制了資本家,不斷吸納他們入黨,要兩者成為「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不少公共服務亦私有化,轉由納粹黨或相關組織管理,希特拉從中吸納了大量工人階級的支持。結果,由基層到資本家,無一不和納粹黨構成共生關係。然後,納粹投入大量資源於軍備、基礎建設上,經濟大幅改善,失業率逐步降低,希特拉在短短數年內,就成為「民族救星」。

美國在希特拉崛起的過程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客觀而言,主張嚴懲德國的首先是宿敵法國,美國一直擔心適得其反,想過不少方法讓德國回到主流,只是事與願違。簽署《凡爾賽條約》後,德國很快陷入無力還債的困局,美國先後提出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楊格計劃(Young Plan)協助德國還款,但不久美國也出現大蕭條,自顧不下,急須從歐洲取回現金,楊格計劃胎死腹中。結果,美國給予德國償還債務的貸款,又掉進另一個無底洞。

如此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持續多年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有沒有可比性?這一點,經常被國內民族主義者提起,視之為「大國崛起」之象徵,認為強如美國也不過是中國的「債務人」,可見中國之世界主宰地位。不過從商出身的特朗普看清了真相:早在競選時,他已指出「欠款100美元,是債務人的問題;欠款一億時,就是債權人的問題。」可見特朗普並不擔心中國的債權人身分,會成為中美關係的發球者。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勢力項目亦指出,中國須確保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以穩定人民幣匯率,來保障中國出口,所以美國依然握有最關鍵的戰略武器。對比1930年代,美國貸款給德國掉進無底洞,中美之間的資金流向,卻是一個循環。即使中國近年強調增加內需,但出口、特別是出口到美國,仍佔中國經濟增長的龐大比重,可見中美兩國並非單純的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而是更像一個經貿關係緊密的共同體。

中國崛起與班農的五點警告

班農的「中國彷如納粹崛起論」,真正值得留意的是現時的中國經濟結構,與當時德國政府與企業的緊密關係,確實有一定可比性。班農提出中國成為霸權的五項工具,正是他對美國政府的警告,無論我們是否認同,都必須認知:

- 班農首先提到中國讓製造業升級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其中的信息技術、航空航天裝備、新能源汽車、機械人等,均是未來科技、工業的重要元素,不少更是美國現時仍然領先中國的領域,卻都是中國希望和美國「合作」的領域。

- 其次是「一帶一路」,這與傳統經濟聯盟、貿易協定不同,難以定義成功與失敗,但肯定的是在推動過程中,可增加中國的海外投資、基礎建設,當中不少可轉化為對沿線國家的實質影響力,對地緣政治有龐大影響。

- 班農提到的第三、四點,分別是金融科技,及它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的影響,令人想到正在「走出去」的支付寶,及其逐步擴張的電子商貿王國。本欄多次提及「阿里巴巴經濟體」對世界的影響,在我們大談「雙十一」前,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全球批發採購的平台。在這基礎上,將中國日漸成熟的科技金融服務推廣至全球,對世界經濟結構的影響,難以估計。

- 最後一點是第五代無線通訊技術(5G),美國咨詢公司LexInnova Technologies已指出,目前10%的「5G關鍵」知識產權由華為掌握,其次是中興,中資已經是重要持份者。加上5G與物聯網發展緊密,中國在5G年代的影響力勢必提升,而且涉及國際格局的重構,例如華為已經與德國電信合作,為歐洲提供首個5G服務。
這五點提到的中資公司、產業,未必一定是國企,但亦非歐美國家熟悉的自由市場下的私人企業。他們作出的「商業決定」,必然與中國國策緊密配合,也正是班農憂慮的核心所在。

那麼班農離開白宮後,能否繼續影響(或「協助」)特朗普施政?對這問題產生懷疑的人,實在不了解特朗普和班農,都對名義上的位置毫不重視。「白宮首席策略師」這職務,雖然也曾出現過,但並非傳統幕僚官職,而特朗普諮詢的對象,又不受規條限制,反正他信任的不是傳統公務員、技術官僚,乃眾所週知。特朗普訪華前,已無公職的班農曾到訪香港、北京,與當時仍是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會面,可見他的「國師」地位,也得到國際社會加持。班農近日接受《朝日新聞》訪問時大方承認,他離職後仍經常與特朗普通電。以「在野」身份指揮「另類右派」媒體助攻,甚至鞭策特朗普「勿忘初衷」,似乎是他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既然是這樣,班農對中國崛起的警告,始終有可能被華府採納,更不能等閒視之。

小詞典﹕「中國制造2025」計劃

中國總理李克強於2015年「兩會」時,提出的製造業戰略計劃,以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原則,分三個階段,爭取中國於2049年成為世界製造業強國之一,涉及產業包括信息技術、機械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等。對外方面,計劃已與德國《工業4.0》策略對接,兩國承諾在製造業、能源、航空等多方面合作,似有和美國較勁的意味。

2017年11月24日星期五

從十月革命百周年的「政治正確」談起

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各國的處理手法比周年紀念本身,更值得閱讀。

對不少老一輩俄羅斯人來說,蘇聯也是現代俄羅斯的起步點。「蘇聯」和「俄羅斯」的分野並不明顯,沒有不大事慶祝的理由,而同屬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白俄羅斯、吉爾吉斯,也發行了官方郵票紀念。

懷念蘇聯不合普京主義

不過,俄羅斯政府和現任總統普京卻對此冷待,克里姆林宮發言人更謂:「有什麼好慶祝?」

這並不代表普京本人不懷念蘇聯,只是單純的懷念蘇聯,卻不符合「普京主義」的利益。

自從蘇聯解體,在葉利欽(Boris Yeltsin)時代,一度厲行「去蘇聯化政策」,「十月革命」這歷史事件的紀念雖然沒有被禁,卻開始不再宣之於口。

1996年,葉利欽把「十月革命紀念日」改名成政治正確的「民族和諧和解日」;到2004年,普京更把整個紀念日移除,反而重提11月4日「團結日」這個沙皇年代的紀念日。

十月革命後由紅軍處決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也於普京時代獲平反,成為「俄羅斯捍衞世界和平的先驅」;之前他已由俄羅斯東正教會追封為「聖人」。這些舉動,說明普京希望繼承沙皇時代的俄羅斯道統,多於共產時代的蘇聯道統;反而旁邊的白俄羅斯卻自居為十月革命的正統繼承人了。

何況時至今日,俄羅斯共產黨仍然活躍,雖然不足以威脅普京,甚至可以算是普京的策略性盟友,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只要組織存在,依然不能低估。俄共目前在國會佔 42 席(約 9%),在十月革命100 週年舉辦了不少紀念活動,例如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舉辦萬人巡遊,向列寧遺體致送花圈,舉行國際共產黨會議等。普京雖然對蘇聯時代有一定懷念感情,但也不會大搞十月革命紀念,以防為俄共作嫁衣裳;相反高舉俄羅斯民族主義旗幟,卻更符合政治需要,而且沒有對手。當然,也有像日里諾夫斯基那樣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作點綴,但他們的角色只是襯托普京的主流位置,而不是為了爭奪領導權,所以說,其實也是普京的棋子。

更有趣的是銳意「去俄羅斯化」的烏克蘭。在最新烏克蘭官方歷史,俄羅斯和周邊地方由 1917 年到 1921 年,發生了一連串「事件」: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內戰等,涉及各地各民族,所以一切不只是俄國歷史,也是整個東歐、中亞的歷史,不能單純以「十月革命」命名。烏克蘭於是把那些年,和本國有關的事分隔出來,稱為「烏克蘭革命」,視為烏克蘭的抗俄歷史。這樣對十月革命重新演繹,自然也是新政府「去蘇聯化」的手段。

結果,在上述主旋律之下,俄羅斯國內媒體普遍和這個日子割蓆,連列寧也一概不談,而前蘇聯各國根據各自盤算,除了白俄羅斯等個別例子,也大多對十月革命百週年輕輕帶過。在東方,越南還算有發行郵票慶祝,但已經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的中國,卻同樣予以冷處理,背後的原因…… 你懂的?

小詞典:十月革命

俄曆1917年2月,俄羅斯爆發革命,資本階級的自由民主派推翻了沙皇政權,成立臨時政府,但未能控制局面,全國各地不同勢力、不同民族醞釀大內戰。到了同年俄曆10月,布爾什維克發動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其後處決沙皇一家,正式和舊時代決裂,並成為向全球輸出革命的源頭,影響了人類進程幾達一世紀。

2017年11月23日星期四

民間外交:何志平的名單

何志平先生仍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時,在年輕人對保育有很大的訴求的背景下,2007年委任了古物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當時有一篇評論文章討論這份委員會成員名單,我依然有印象,因為那是關於何志平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時,委任了一批「年青才俊」加入一個政府委員會,回應當時沸沸揚揚的保育事宜。筆者當年二十多歲,是其中一人,雖然很多細節都回憶模糊,但對何局長的印象很深。無論外間對他觀感如何,我一直深信他棄醫從政,加入前景未明的首屆問責熱廚房,是真的有股關心文化發展的儍勁,而且因為不是公務員出身,對不少問題都有個人的破格思考,這從他離任後、和後來成為本土派領袖的陳雲博士合著的出版,可知一二。想不到他在美國捲入非洲賄賂醜聞,「名單」變成塞內加爾、烏干達、乍得等國政要,希望吉人天相。

明暗規則合理化

案件細節未明朗,不宜妄自猜度,但國際關係的相關潛規則,卻並不隱晦。發達國家企業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得到「項目」,可以說很玄妙,但也可以很簡單,前提當然是要相關國家批出「項目」。由於這些國家需要資金發展,而制度不大健全,批出什麼樣的項目,自然和既得利益集團息息相關,而這些集團得以控制項目的背景,基本上都不是通過民主程序獲得。然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又走向民主化、透明化,公眾對誰掌控特權,愈來愈清楚,也愈來愈不滿。

因此,到這些國家投資,一方面要知道既得利益集團的潛規則,另一方面又要知道民主、法治的明規則,因此本地夥伴的投石問路,必不可少。結果有本地人脈的政商要人,就以「顧問」身份出現作「中間人」;有投資國聯繫的政商要人,也以類似名義出現作「白手套」,然後互相抽成,這是國際關係「產業化」101。

是不是非洲國家特別落後、特別容易瓜田李下?其實不是的。一個成熟的國家,例如美國,會把這些明暗規則合理化。例如我們曾提及,美國總統的延後利益幾乎不受監管,總統的基金會捐款、落任後的天價版稅和演講費,酬庸競選經費的職位(特別是駐各國大使),都在「陽光」下進行,但真的要揭開陽光下的霧霾,恐怕能夠獨善其身的人,幾希。只要熟悉這些規矩,就是明擺著做某種行為,也可以安然無恙。

「能源外交」,這是這樣一個充滿潛規則、又有「陽光」照料的範疇。正如日前本欄提及,特朗普一改奧巴馬立場,積極傾銷美國能源,要令美國變成能源出口大國,表面上是要扭轉貿易逆差,實際上不可能沒有其他地緣政治、戰略考慮。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國家,自然是其他能源大國,例如俄羅斯。特朗普訪華,促成大筆能源買賣,在北京立場,為了對衝,很難不對俄羅斯能源有所表示,假如大家在業界,自會留意某些相關國企,剛入股俄羅斯石油;而在華府立場,某些勢力為了對「中美合作」對衝,又或單純增加中國對美國能源的依賴、或提高自身價格,也可能需要有所動作。至於第三世界國家內部充滿權力鬥爭,提供彈藥予大國,則是舉手之勞。在這類博弈框架下,一介平民參與其中,很容易莫名其妙犧牲。不過話說回來,這類白手套,卻正正符合香港的國際身分地位,在過去一百年,走這條路的香港傳奇人物有很多,下場各異,但都是一代高人。假如何志平真的當上「白手套」,而沒有香港人的身份,肯定走不到這一步。假如他根本沒有當上「白手套」,而只是「被白手套」,要是沒有香港在中國的獨特身份,也不一定成為目標。這就是國際關係了。

小詞典:何志平案

2017年11月21日,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在美國被捕。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控罪書,何涉及兩案:(1)乍得案,涉透過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向乍得總統德比賄賂200萬美元,換取獨家開採石油。(2)烏干達案,涉賄賂前聯合國大會主席、烏干達外長庫泰薩50萬美元,換取商業利益。

2017年11月22日星期三

美國人工智能TA之後:還需要人類助教嗎?

不久前參加首爾一個國際人力資源年會,由澳洲前總理主講,與會者無不強調新世界不能再用舊思維「生涯規劃」,例如推斷目前65%的小學生在未來,都會在目前不存在的崗位工作。既然是這樣,哪些目前存在的工作會被淘汰?這問題我們談過很多次,而對學術界、教育界而言,以下發展恐怕是大勢所趨。

「教學助理」不是人

兩年前,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學科的戈埃爾(Ashok Goel)教授,利用人工智能「製造」了一名「教學助理」,名叫「Jill Watson」。「她」是由IBM Watson智能平台研發,已經任教兩個學期,回覆學生的精確度高達97%,初時學生都不為意助教原來不是人,發現真相後,無不震驚。

事實上,大家手上都已經擁有一部可以提供人工智能助理的設備,無論是Google Assistant、Apple Siri、還是Amazon Alexa,都是隨手可及的人工智能系統。Facebook(fb)在一些國家也開始在Messenger加入人工智能「M」,以「提升」用家體驗;一些fb專頁也加入Chatbot功能,讓讀者自行輸入關鍵字,系統即會因應關鍵字提供答案或內容,毋須再由人手回答。

這些網上服務的用戶,當然知道自己是跟電腦「對談」。但在一些個人化的行業,例如金融、醫療、教育、政府、社區服務,用家是否知道自己面對的是電腦人工智能,而不是人手回答,像「Jill Watson」那樣,就成了人工智能系統設計師的一項挑戰。

「AI-TA」,對於不喜歡每年都回答同樣問題的教職員,簡直是天大喜訊,想想不用每次都回答「這份功課有多少字數限制?」、「是否一定要Word Format?」等問題,自然產生莫名興奮。但這樣一來,是否意味著教學助理可以全盤淘汰?就是還有TA碩果僅存,職責也會變成確保人工智能能正確回答學生的問題,或針對學生的個別情況提供特定資料,而不再是可以流水作業的機械式工作。

問題是,教學助理除了是職業,也是整個學術生態鏈的一環,無論是物超所值、還是學術綜援,都是學院超穩定結構的一部份。當大學沒有了TA,是否教授的大部份功能都可以淘汰?其他工作呢?

近年科技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共享系統等,一大目的,就是縮短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的距離,減少使用中間人、或去除中介角色,包括大媒體、學校、零售商。正如Jill Watson 的案例,未來將有更多現時尚未出現的工種,就算職位名字可能一樣,但工作性質肯定與現在大相徑庭,以現時的職業訓練方法,必不能滿足未來工作需求。當人工智能發展日趨成熟,新職位與學生能力產生錯配越發明顯,加上跨國流動的人愈來愈多,世界會變得怎樣,已不是現在的上一代社會領袖所能掌握。假如下一波的教育改革,能夠利用人工智能,讓學生有一個更個人化的學習環境,淘汰目前極度臃腫的學校官僚機構,卻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小詞典:四代AlphaGo

AlphaGo大概是近年最著名的高階人工智能程式,在圍棋界所向披靡,除了擊敗人類棋王,也擊敗了其他人工智能程式。當第三代AlphaGo Master在網上擊敗所有對手,第四代AlphaGo Zero卻可以將第二代AlphaGo Lee以100比0打個落花流水,足以證明近年人工智能發展之快、涉足層面之廣,只要有數據或程式配合,就水到渠成。

2017年11月21日星期二

一帶一路外傳:由「印度五毛」的反華情緒談起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亞洲,華文媒體聚焦於他在中國得到的帝王式招待,卻對不少戰略性發展按下不表。例如特朗普提出的地緣政治名詞——「印度—太平洋區」(Indo-Pacific),把兩大戰略板塊連結,以印度「中和」中國崛起的目標相當明顯,也得到印度廣泛好評,就值得詳細思考。

塑膠假米屬虛構

筆者曾經多次談及中印關係,而隨着中國崛起,印度媒體、民意對中國的態度,似乎只會愈來愈差。兩國早前在洞朗地區爆發衝突,除了以最古典的方法——互擲石頭——攻擊對方,媒體和互聯網就是主戰場。

在各自討論區謾罵以外,雙方都有製造敵視對方的「Fake News」;由於中國媒體並沒有完全自由,印方的攻勢,特別是採用非英語的印度媒體,就顯得更凌厲、也更脫離現實。

翻看印度網絡新聞,除了有傳中國派兵攻擊印度邊防,亦有傳衝突平息的原因是中國貸款予印度作下台階。差不多同時,印度媒體廣泛報道中國有「塑膠假米」流入,並嚴肅教導印度人小心避免購入「膠米」,有多條關於分辨假米的影片上傳;一時間,「中國膠米」在印度鬧得熱烘烘,直到專家指出那些只是劣質米,而且「膠米」成本比真米高,不合乎經濟效益,事件才慢慢平息。

除了針對中國,宿敵巴基斯坦自然也是印度Fake News的常規目標。今年5月,一名印度作家遭親政府傳媒抨擊,據說該作家曾稱:「印度就算把駐兵數目由70萬增加到700萬,也永遠不能完全控制喀什米爾。」愛國媒體咒罵她「叛國」,有議員建議把她縛在軍車上撞死。但其實這位作家並沒有講過這番說話。

當然,巴基斯坦同樣有製造Fake News,意圖進一步挑撥中印關係,例如7月有巴基斯坦媒體報導:「中國向錫金發射火箭炮,導致158名印度士兵死亡」,其後被中印雙方齊聲譴責。但相較印度媒體的銷量和影響力,依然是小巫。

印度民族主義由來已久,但自從人氣總理穆迪上台,才真正成為國家指導思想。雖然莫迪表面上對北京還算客氣,但親政府媒體不時煽動反華情緒,以加強國民向心力,令其他媒體爭相效法,卻是不爭事實。近年中國不再韜光養悔,「一帶一路」亦觸動印度神經,但印度經濟偏偏高度倚賴中國,2014年印度出口164億美元貨品到中國,卻從中國入口584億美元貨品,短期內亦難以改變逆差。結果,民間的反華情緒、和數字上的對華依賴,就成為奇怪的共生現象。

每次和印度媒體朋友談及這種反華輿論,他們都說這只是商業行為,就像中國的《環球時報》一樣,只要反華「標題黨」能夠促銷,在一個有十多億人的龐大市場,媒體是不會錯過的。單看媒體,會以為天天中印都頻臨開戰,但實際情況,自然不是這樣,「不必大驚小怪」。問題是印度政體和中國不同,民間情緒足以改變政策,政府亦不容易完全宏觀調控。一旦政府反主為客,隨時適得其反。

小詞典:《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印度最暢銷的英文報章,也是全國第三暢銷報章,每日售賣超過三百萬份。1838年創立,目前是印度歷史最悠久的英文媒體,也是新聞學者眼中的亞洲大報。總部位於孟買,近年銳意開拓其他市場,也有經營其他語言的印度報章。

2017年11月20日星期一

兩韓統一 還可能嗎?

南北韓統一,對上一代人來說,曾是真正可追求的夢想。即使是10多年前,我們也曾見證南韓總統金大中推動「陽光政策」,兩韓運動員在2000年悉尼奧運開幕禮共同入場,彷彿兩韓統一夢出現了一線曙光。

不過,隨着北韓不斷核試、試射導彈,兩韓關係大幅惡化;同時,南韓經濟騰飛,新一代大多都失去談統一的誘因,情願永遠這樣分治下去。然而,兩韓統一與否,其實不容自己決定:只要北韓金氏政權崩潰,問題就變成現實。究竟一個統一的「大韓國」,會否成為東北亞強國,又會面對怎樣的挑戰?

兩韓分治後,各方也曾認真思考不同的統一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來自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韓裔朝鮮問題專家Victor Cha,他早前一度成為特朗普任命駐南韓大使的熱門人選。

五個階段 愈走愈遠

Victor Cha曾為「兩韓統一論」歸納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兩韓分治初期,南北韓競逐合法性,堅持自己才是「真.韓國」,雙方意識形態之爭明顯,北韓尋求在南韓推動革命、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南韓亦沒放棄通過資本主義擴張,把北韓「吸納」。但與此同時,兩韓領導人亦逐漸正視對方已存在的事實,開始提出較具體的方案促進統一,如金日成於1980年提出「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主張,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和兩個政府」方式變成「一國」,有點像中國的「一國兩制」。1989年,南韓總統盧泰愚則提出「民族共同體」,以自由、和平、民主為原則實現統一,但對主權問題則予以相對模糊化處理。

第二階段:九十年代初,兩韓逐漸意識到統一是困難與危險的。當時蘇聯解體,是學者福山稱為「歷史的終結」的年代,南韓經濟改革取得一定成就,北韓難重拾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表現,兩韓實力日漸拉遠,南韓開始擔心金家政權倒台或戰爭引發的「硬著陸」統一,會拖垮本身經濟。這憂慮在1993年北韓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後更嚴重。

第三階段:南韓金大中推動「陽光政策」,希望在和北韓建立互信的基礎下,尋求「軟著陸」統一,結果兩韓關係一度改善。自此「統一」的目標,不再如當年雙方力求迅速消滅對方,而變成一個更虛無縹緲的願景,但也因此失去民族主義的感召,起碼在南方,難以吸引新一代支持者。

第四階段:李明博當選南韓總統,強調外交的務實主義,把「統一政策」演繹為「作好北韓政權可能隨時瓦解的準備」,也就是被動的、回應式的,而不再針對北韓進行太多主動宣傳的動作。

第五階段:朴槿惠當選南韓總統,經濟急速起飛,她也將兩韓統一,視為對朝鮮半島、區內的「幸福」,是一種世代機遇,因而再次加強了意識形態宣傳。但這政策面對金正恩執政的北韓,被高度不信任,北韓也把朴槿惠的統一宣傳視為高度挑釁。這情況在文在寅上台後仍然持續,他未有如金大中提出具體方案,目前官方說法是先促成兩韓「經濟統一」,然後是「政治與軍事統一」,亦再三強調不尋求「非自然的統一」,不會將北韓吸收到南韓。

兩韓統一:由目標變成危機

由此可見,今天認真推動兩韓統一的人,已經不多,統一不再是頭號目標,只是危機處理需要防微杜漸的課題。而帶來這改變的關鍵,除了兩韓這些年來的各自發展,也包括外部帶來的啟示,例如我們多次介紹過的《南北韓,統一必亡》一書,就以兩德統一的經驗,作為兩韓統一的範例,並集中討論「同血源是否就是同族群」的問題。本書作者朴成祚認為,兩韓到了今天已可算是不同族群,不能感情用事強行統一。連兩德統一後,東西部經濟發展也長期失衡、德國人身分認同也出現危機,假如實力遠不如東德的北韓「被統一」,只會把南韓也拖垮。雖然這本書的立論出現在十多年前,此後德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但那更多是受惠於德國對歐元區的控制,而不是兩德統一本身。南韓沒有這樣的機遇,要東施效顰,只會令國內精英擔心。

至於兩韓是否依然有「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這問題似亦可思考。學者基斯克(Virginie Grzelczyk)認為兩韓政府雖然口都中說促進統一,也有種種冠冕堂皇的政策,但其實都在刻意使兩地人民有不同的身份認同,這和東西德的德意志認同頗不一樣。兩韓分治至今,已是兩、三代人的事,當年離散的家屬已傳至兒孫輩,他們之間既沒有感情,也分別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體內成長,早已形同陌路。南韓的反共教育、國安法不但防止國民認同北韓,也不希望國民同情北韓人民;北韓則反覆強調自己定義的「人民」,作為舉國體制、「主體思想」的基石,根本沒有能力把接受北韓教育以外的任何「人民」,融化進這個體制之內。此刻全球民主退潮,假如兩韓統一,北韓人民生活沒有改善、既得利益者失去國家保護,面對南方的直接競爭,可能連南韓本身對民主的認同也被衝擊。此外,學者Shang E. Ha與Seung-Jin Jang的研究亦發現,「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想法,在南韓已經基本不存在;基於「大韓民族主義」追求統一,已經是上一代人的往事。

不過退一萬步,假如兩韓真的統一,整個區域形勢,卻又可能存在大量變數,令不少人依然有所憧憬。投資銀行高盛曾於2009年預測,假如兩韓統一,而沒有日本那麼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經濟實力將於30至40年內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中國的亞洲經濟大國。高盛的樂觀想法有一個前設:韓國統一後,有有效的人口流動控制,也未計算可能出現的難民潮,所以未免一廂情願。但南韓近年經濟畢竟勢頭強勁,如統一後釋放出大量北方的低廉勞動力,應有正面影響,就像德國在共產陣營崩潰後,吸納了大量來自東歐的廉價勞動力一樣。同時北方的基礎建設必須改建,以求與南方接軌,這個過程可吸引大量海外投資,也可以令「大韓國」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基建的重要支點,正是有危有機。

至於在戰略層面,雖然南韓主流政客口中都追求朝鮮半島無核化,但北韓核武發展已經成熟,一旦兩韓和平統一,有了經濟實力、又有了核武,話語權就全然不同。即使新政權真的放棄核武,過程也可能相當漫長,足以成為對外談判的籌碼,就像昔日哈薩克獨立後,以此換取國際社會援助一樣。統一後的韓國,假如得到和日本平起平坐的資格,也會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倒向中方可以令美國失去軍事基地,倒向美方則會令中國邊境承受沉重壓力。由於變數這麼大,沒有一方、包括南北韓本身,會因為潛在的利益,而盲目促成統一。因此金正恩目前擺出「玉石俱焚」的姿態,把兩韓統一變成「世界危機」,的確是自我保護的最佳計算。

小詞典: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

由北韓已故領袖金日成於1980年的朝鮮勞動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主張兩韓統一後,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方案雖然實際操作困難,但象徵意義重大,由過往主張武力統一,變成尋求和平統一。2013年,朝鮮勞動黨官媒曾發表文章指,該主張是最光明正大的民族共同統一方案,反映建議依然有效。

2017年11月17日星期五

特朗普訪華外章:當中國在阿拉斯加「集氣」

特朗普訪華,值得關注的自然不只是帝王級款待,還有雙方簽訂的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尤其值得留意有關阿拉斯加的部分。這次特朗普帶來龐大商貿代表團,包括一批阿拉斯加政商要人,結果中美落實合作開發阿拉斯加天然氣,建設液態天然氣管道,整個計劃價值430億美元。

阿拉斯加代表團出現

這樣的合作,對於舊美國而言,不單政治不正確,也有違經濟理念。過往,美國戰略思維相信,本土能源、天然資源關係國家存亡,一度禁止出口本土原油,寧願大量入口中東石油,也不願大量開採本土藏量,以確保國家在危急關頭有足夠能源運作。

直到近年開採頁岩氣油技術有長足發展,加上全球暖化,北極冰雪覆蓋面積減少,開發極地能源比以前容易,美國才恢復出口原油。加上美國逐步改變量化寬鬆政策,經濟不能再以「印銀紙」支撐,必須推動實業和刺激出口。隨着商界出身的特朗普上台,為了「令美國再強大」,不管環保人士如何反對,都要更積極傾銷能源,以達致貿易平衡;於是,就有了阿拉斯加代表團出現。

俄羅斯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時,美國被視為儍子,現在這卻成為俄羅斯歷史上最大的愚行。自從阿拉斯加發現石油,石油就是當地的經濟命脈,佔整個州的收入大概80%,令阿拉斯加人均收入在2007年躋身全國第15位,與一般人想像中的冰天雪地「貧瘠經濟體」截然相反。不過,阿拉斯加的石油藏量逐年遞減,對比1978年的頂峰,現在已經用了超過60%;隨着開採頁岩氣油技術進步,阿拉斯加面對得州等競爭,不得不擴大市場、開發其他資源,而天然氣是其中最有潛力的。

阿拉斯加的天然氣與石油一樣,大致醞藏在北坡地區,但相比石油,開採難度較高,英國石油、埃克森美孚等都已放棄開發。中國近年急速發展,能源需求急升,天然氣是最潔淨的過渡能源,因此才不惜工本,與美國達成協議,建造輸氣管道。對中國投資,阿拉斯加自然十分歡迎,一位曾研究阿拉斯加輸氣管計劃的官員表示:「就算第一艘運氣船不能在原定的2023年開出,能在2025、2026年成事,阿拉斯加人都會欣喜若狂。」此外,這也可能是特朗普「獎勵」阿拉斯加政界(例如前州長兼「茶黨」精神領袖佩琳)支持他競選的禮物。

不過阿拉斯加和中國的能源合作也有隱憂。中美雙方的協議還在初步階段,細節需要落實的時間很難說,期間中國可能找到更便宜的海外資源,自己研發出更多可再生能源,又或計劃受到美國環保人士反對,都可能橫生枝節。雖然阿拉斯加民眾對特朗普的「禮物」普遍感激,但美國自由派與環保人士結盟,對這種能源經濟始終看不慣,一旦阿拉斯加對中國構成經濟依賴,由於地處邊陲,更可能成為國家安全議題。不過對特朗普而言,自然也不管這些。

小詞典:阿拉斯加購買

阿拉斯加在18世紀被俄羅斯探險家發現,然後成為俄羅斯的北美殖民地,但人煙稀少、經濟效益有限、軍費龐大,旁邊是當時世界強國英國控制的加拿大,令沙俄政府萌生脫手念頭。美國崛起後四出擴張,於是美俄雙方在1867年達成協議,美國以700萬美元買下阿拉斯加,當時美國反對黨嘲笑為「西華德的愚行」(西華德是負責購買阿拉斯加的美國國務卿)。

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

沙地王儲反貪腐:第三次世界大戰導火線?(下)

昨天談及沙地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的外交攻勢,已經令區域充滿火藥味,但這還不是不可測性的全部。對內層面,這位王儲觸及的地雷更多。

雙方角力白熱化

事實上,穆罕默德並非一味好大喜功,他似乎的確希望令沙地成為現代化的區域霸主,也對沙地種種弊端心知肚明。沙地權貴的窮奢極侈、特權橫行,乃眾所周知,令國家很難促成任何改革,也令平民不滿與日俱增。

日前穆罕默德主導的「沙地反貪腐大清洗」,不過是針對這些問題的其中一環,目標除了沙地首富阿爾瓦德王子(Al-Waleed bin Talal)、諸位「貪腐」王子,還包括一批政要,合共500多人,他們和其他被打擊對象及其家族合共掌握的財富,據報高達8000億美元,相當於10個蓋茨(Bill Gates)的身家,這種反貪腐的規模,比俄羅斯、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假如這筆財富全部給沙地政府充公,可以作大量用途,後續如何發展,充滿想像空間。

但與此同時,穆罕默德又對提倡「教條式廉潔」、宗教理念極端保守的瓦哈比教士不宣而戰。

瓦哈比主義(Wahhabism)是沙地國教、沙地立國以來的宗教盟友,負責國內一切意識形態政策、宗教警察等日常生活事宜,他們的理念,自然跟沙地權貴的作風背道而馳。

近年瓦哈比教士在沙地王室暗許下,積極拓展海外勢力,例如塔利班、「伊斯蘭國」(IS)等都有其影子,以換取不干涉王室貪腐的默契,這無疑是一個「不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不過,對既得利益集團而言,起碼目前是行之有效的。穆罕默德為了鞏固權威,保守教士同樣是絆腳石,他決定在沙特興建不用遵守沙里亞法的杜拜式特區,讓女性有權駕車等新政,固然都是讓沙特邁向現代經濟、不再單一依賴石油的必經階段,但同時也觸及瓦哈比教士的底線,雙方角力已經白熱化。兩面作戰,歷史上的結局,通常勝少敗多。

假如穆罕默德的所有計劃都成功,國內政敵肅清、權貴就範、教士服從、大權獨攬,鄰近遜尼派國家又全部變成附庸,唯沙特馬首是瞻,沙特以全國的財力促進經濟轉型、遜尼派現代化,再整合為一個有紀律的陣營,就像近年在沙特帶領下向也門出兵、制裁卡塔爾那樣,足以成為世界的一極。論綜合實力,有豐富石油、先進武器、宗教加持的「大沙特」,美、俄、中、歐之後的世界第五強,或許就輪到它了。

問題是穆罕默德的對立面勢力龐大,稍一不慎,沙特可以四分五裂,激進份子隨時獲得大量武器、資源,無論是豪富權貴、還是瓦哈比教士,要是決心玉石俱焚,都足以製造比「伊斯蘭國」更厲害的怪胎搞局。至於鄰國的潛在反彈、什葉派武裝的回應、土耳其等同樣希望成為「哈里發」的國家暗中拖後腿,種種危機,更是不在話下。這樣的亂局一開,隨時不再是區域戰爭,而是世界大戰。這樣的變數,誰敢預測?

小詞典:瓦德利王子 (Al-Waleed bin Talal)

沙特首富,沙特立國者費薩爾沙特國王之孫,有「阿拉伯巴菲特」、「中東股神」之稱,目前資產估計180億美元,最高峰時曾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五位,持有包括蘋果、Twitter在內的大量不同公司關鍵股份。2017年11月4日,因為涉嫌貪污、洗黑錢、賄賂等罪名,被沙特政府拘捕。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沙地王儲風暴:「真.哈里發」重臨?(上)

黎巴嫩總理哈里里(Saad al-Hariri)在沙地阿拉伯疑似被軟禁,公開宣布下台,震驚中東。而近年中東發生的奇事,實在愈來愈多,一切源頭都指向同一人——沙地王儲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本欄曾多次提及這位野心勃勃的王儲,不厭其煩繼續介紹,是因為他可能是未來10年世界和平的最大變數。

穆罕默德成為王儲,不過是今年6月的事,而這可以算是一場政變。沙地王位一向兄終弟及,就是傳給下一代,也被認為應以兄弟的下一代為優先,這是沙地王室集團山頭林立而依然能勉強維持團結的原因。現任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卻打破常規,廢除原有王儲、更將其軟禁,再任命親生兒子穆罕默德為新王儲,內部的強烈反彈,完全能想像。

確立「勇武」形象

有了這樣的背景,穆罕默德自然要在父王健在時鞏固實力、建立威望,而國王已經82歲,一切都在倒數中。但穆罕默德幹的,已經超過一般權力鬥爭所需,而涉及整個沙地阿拉伯的重構,動作極大,而且無視區域潛規則,公然以大國領袖自居,無論是內政、外交,都激起大量矛盾。

穆罕默德成為王儲前,已是全球最年輕的國防部長,主導沙地的外交革命,而他的大方向很清晰:強化沙地的遜尼派領袖身份,成為實際上的哈里發、太上皇,對區內所有遜尼派穆斯林國家發號司令,而鎖定什葉派龍頭伊朗為頭號敵人,既是為了鞏固內部向心力,也是為了測試盟友忠誠程度來「亮劍」。

根據這指導思想,穆罕默德的第一波是組成聯軍,出兵干涉也門內戰,以親伊朗的胡塞武裝份子為打擊對象,令也門內戰變成「遜尼派Vs什葉派」的代理人戰爭。沙特派出軍隊多達15萬人,背後有美英源源不絕的武器支持,同時籠絡了西方利益,一舉數得。早前的卡塔爾斷交危機,也是穆罕默德一手策劃,原因是卡塔爾身為遜尼派國家、卻和伊朗友好的「左右逢源」政策,挑戰了沙特底線。穆罕默德糾集阿聯酋、巴林、埃及等國,本來希望一舉推翻卡塔爾國王,雖然目標未達,但殺氣騰騰的「勇武」形象,已被確立。

這次黎巴嫩總理開罪沙特,據說也是因為他對伊朗、真主黨的「鬥爭」不夠堅定,有違穆罕默德「非黑即白」的表態原則。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和沙特關係更進一步,他凍結奧巴馬時代的伊朗和解政策,正是受到沙特大力鼓勵;沙特購買的美國軍火,正是最實際的「鼓勵」內容。此外,沙特要擁有核武抗衡伊朗的聲音,亦從未停止,要是在特朗普時代有進展,也毫不維奇。這樣的姿態,比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外交「微調」激進得多,究竟會將世界帶向何方?

小詞典:黎巴嫩真主黨 (Hezbollah)

1982年,以色列入侵南黎巴嫩,追擊巴勒斯坦武裝份子,黎巴嫩什葉派在伊朗支持下成立真主黨,以驅逐以色列為目標,主張建立伊朗式的「黎巴嫩伊斯蘭共和國」,被美國視為恐怖組織,同時承辦了大量社會福利,因而頗得民心。黎巴嫩各方妥協和平後,真主黨成為主要反對黨,依然被視為伊朗的棋子。

2017年11月14日星期二

庫爾德公投反成伊拉克復興之路?

上月伊拉克庫爾德人舉行獨立公投時,一度令人擔心是伊拉克徹底分裂的先聲,想不到效果至今卻剛好相反,反而成為伊拉克中央政府重整旗鼓的契機。
正如美國期刊Foreign Policy所言,伊拉克總理是全世界最棘手的一份工作,伊拉克總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卻開始得到「救世主」的聲望,正是福兮禍所伏。

邊境關卡收歸中央政府

庫爾德人公投期間,阿巴迪首先把庫爾德地區列為禁飛區,切斷當地開始頻繁的國際聯繫,筆者有朋友本來已安排到當地旅遊,就要無限期延遲。公投後,阿巴迪又削減庫爾德地區的財政預算,派兵奪回石油重鎮基爾庫克(Kirkuk),更聲言把庫爾德人控制的各個邊境關卡收歸中央政府。

這些關卡包括庫爾德地區通往土耳其的輸油管,那是庫爾德人的生命線,這一着,加上土耳其配合,足以令庫爾德人的石油資源廢掉武功。一系列果斷行動,除了令庫爾德人措手不及,也贏得國內人民掌聲,而且目標明確——要終結庫爾德人過去20年來的變相「國中國」地位。

除了打擊庫爾德分離分子,阿巴迪還有另一政績——擊退「伊斯蘭國」(IS),收復一系列名城,難怪他接受《獨立報》訪問時意氣風發。

不過,真正關鍵並不是土地的爭奪,而是背後的角力。這次伊拉克中央軍奪回基爾庫克之所以那麼順利,據說得到有伊朗革命衞隊背景的民兵幫助。似乎阿巴迪要向美國發出訊息:增加援助,否則只能靠攏伊朗。

屬於什葉派的伊拉克政府一向被外界質疑是伊朗附庸,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推翻奧巴馬與伊朗的解凍,也是向伊拉克傳達「不能與伊朗太親近」的訊息。

阿巴迪一方面拉攏伊朗,另一方面亦保持距離,希望慢慢把親伊朗民兵收編,同時讓美國為首的盟軍負責訓練伊拉克軍隊。

與此同時,阿巴迪與長年交惡、和伊朗勢同水火的遜尼派龍頭沙特破冰,沙特亦承諾協助重建伊拉克。今年7月,伊拉克政府在倫敦召開招商會議,外長開宗名義說:「我們需要一個馬歇爾計劃」,目標對象似乎卻是中國的「一帶一路」。這樣的多元外交視野,並不簡單。

不過阿巴迪能否長期執政,國內團結、管治始終是重要問題。目前遜尼派副總統Osama al-Nujaifi已表態有條件支持阿巴迪連任,二人經常強調國家統一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們對庫爾德人強硬,卻有助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團結。庫爾德公投表面上是獨立運動,其實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的博弈:庫爾德自治政府主席巴爾扎尼家族長期把持朝政,他本人擔任主席超過12年,任期原本在2015年8月屆滿,卻以對抗「伊斯蘭國」為由延長任期。這次公投本來是討價還價的籌碼,結果卻反過來被阿巴迪利用來團結國民,也拉攏了不滿巴爾札尼的庫爾德人。形勢發展下去,假如阿巴迪明年大選能夠連任,伊拉克說不定就能穩定下來了。

小詞典:阿巴迪(Haider al-Abadi)

伊拉克什葉派政客,有工程博士學位,薩達姆年代長期流亡海外,在英國工作多年,累積了不少國際人脈。薩達姆倒台後回國,2013年成為國會副議長,然後被提名接替醜聞纏身的總理馬利基,2014年9月正式就任伊拉克總理。他既得到西方支持,也比前任敢於和伊朗、俄羅斯等合作,對內則以加強民族團結、反貪腐、消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為主要政綱。

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

當「程式語言」成為國際新一代共同語言

假如我們要前瞻20年後的國際關係,應該關注中美博弈,還是研究科技發展?傳統國際關係自然傾向前者,但現實世界的應用,卻很可能是後者更重要。今天我們的必修科是中、英、數(不計莫名其妙的「通識」),而近年「程式編寫」(Coding),卻開始成為世界各國的必修教學內容。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Tim Cook)早前也在法國表示,對法國人而言,學習編寫程式比英語更重要;美國佛羅里達、得克薩斯、新墨西哥等州份,已把程式編寫納入課程,部分更將之取代第二語言,成為中學生的必修科。

Coding:年輕人的第二語言

在我們早前介紹的「全民科技大國」愛沙尼亞,學生一般於10歲時已掌握基本程式編寫技巧,懂得運用軟件編寫遊戲,也就是說Coding已經是第二語言。總之,大趨勢很明顯,各國都開始討論怎樣把程式語言納入課程,早晚這種科技界通用的程式「語言」,也會成為未來世界的普世溝通渠道。這會否動搖英語的國際地位?對宏觀國際關係,又有何影響?

程式編寫,簡單來說就是人跟電腦的溝通方式。由於電腦不懂人類語言,所有訊息在電腦中,都會轉化為「1」與「0」,而「1」與「0」可以組成成千上萬的意思。人類可透過不同的軟件編寫程式,向電腦下達指令,製作出各式各樣的網站、軟件,以及我們每天使用的電話應用程式。與人類日常使用的語言一樣,程式語言也有多種,但一般強調邏輯思維,日常我們接觸到的Java、JavaScript、C、C++、Python等,就是較多人使用的程式語言。

隨着各國把程式編寫納入課程,並正成為全球年輕一代的第二語言,跟不同年代的新技能一樣,首先受到衝擊的,始終是年長一代。程式編寫就像20年前的中文輸入法,年輕一代在求學時期已透過ICQ、MSN等,掌握一至兩種輸入法,根本毋須學習,但年長一代沒有這樣的成長背景,簡簡單單的中文輸入法,就成為融入新世界的障礙。

程式語言涉及的也不止科技層面,其他行業如金融、教育等,亦需要大量程式編寫員完善相關工具。這種世代間的矛盾,可視為「數位移民」及「數位原住民」之爭,懂得程式編寫,是後者在職場的先天優勢。

不過,當未來所有畢業生都掌握這技術,便如同都會流利英語、中文輸入法一樣,新時代就由世代間的競爭,轉為同代人之間的競爭,而傳統學校的「離地」問題,就會越來越暴露人前,因為它們開辦的課程,未必能對應市場所需。根據程式編寫教師拿臣(Quincy Larson)比較不同數據,發現美國一般大學教授的是入門的C,但市場上最受流行的是JavaScript,以及近年興起的Python。當蘋果公司2014年推出程式編寫語言Swift時,一度成為軟件開發者的熱話,但當大家以為學懂Swift就足夠時,中國騰訊在微信推出小程序,計劃在傳統電話應用程式外另闢蹊徑,結果程序員又要自我增值,以確保市場競爭力。年輕一代面對的,並不是懂不懂程式編寫,而是懂多少種Coding語言,以及能否在短時間內學會新的語言。

未來全球人口如何溝通:英語霸權會終結嗎?

這種趨勢,對國際關係自有深遠影響。由於多個國家已為中、小學生開設程式編寫課程,相信很快會變成全球趨勢,當這一代成長後,各式各樣的程式語言,便成為不同國籍、文化、背景同齡人之間的「共同語言」。他們即時在現實生活,使用完全不同的日常語言,卻可以輕易通過電腦為中介,互相溝通。今天文化交流始終以語言為主要屏障,但有了Coding的一代,人類大同社會的夢想,卻可能化為現實。不同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例如美國大選會輕易被俄羅斯黑客通過machine learning影響,只會不斷出現。

然而,程式語言與英語本身,並不是零和遊戲,它們在未來的發展,相信是相輔相承的。雖然程式語言並非只以英語編寫,例如來自法國的WinDev也是程式語言,但以英語為基礎的Coding,始終處於領導地位,這自然與美國的資訊科技發展在全球獨佔鰲頭有關。現時世界上最流行的10種程式語言,均以英語編寫(更嚴格說是美式英語);即使是市場上受歡迎的Python、Ruby等程式語言,分別由荷蘭人、日本人開發,但用家編寫時,亦是使用英語為主。不少在中學階段才教授英語的國家,都需要思考如何協調英語與程式編寫這兩門「外語」課程。

換句話說,要懂得編寫程式,起碼在今天,英語基本功依然不可少,左翼學者經常批判的「英語霸權」,並不會在程式語言時代初期有根本改變。值得關注的是,程式語言和第二語言卻可能是零和遊戲:目前不少美國中學就是以程式語言取代外語,結果學生就可能學習少了一種語言,並因此減少接觸英語世界以外的文化。這對推動全球在地化、多元文化主義,自然背道而馳。而在「語言過渡期」,互聯網不發達國家的不公平待遇,可能更明顯: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統計,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互聯網使用者的比例,分別是80%和46%,假如互聯網仍未接通,又如何學習程式編寫?不過只要解決了幾本技術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才俊,卻能較容易通過程式語言,看見發達世界的門檻。

假如程式語言始終要從英語衍生,銳意發展資訊科技的印度作為英語人口大國,可能最有潛力。但上述趨勢的最大不可測性,在於有沒有一個國家能同時挑戰英語霸權、發展第一流的程式語言,而又擁有足夠的全球市場佔有率。目前有這樣潛能的國家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程式語言發展一日千里,而且有自力更生的決心,不希望長期依靠外來語言,而且本地市場龐大,足以構成另一個新世界秩序。其實今天的中國內聯網,各國都要千方百計遷就進入,已經是另一個足以和「非中國世界」平起平坐的世界了。雖然已經推出的以中文為基礎的程式語言,都未能動搖對手,但不代表未來不可能。不過根據目前情況,另一個可能性是,程式語言發展下去,可以脫離包括英語在內的任何語言規範,令任何語言使用者都能平等學習。到了那個時候,世界秩序才會根本改變。無論從工作、教育還是國際關係角度,我們都是身處人類歷史的轉捩點,又準備好了沒有?

小詞典﹕「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

美國教育評論員、作家普倫斯基(Marc Prensky)於2001年提出的兩個雙對族群概念。「數位原住民」是指從小在電子產品、互聯網包圍的環境長大的一代,「數位移民」則是指在長大後才接觸相關產品及工具的一代。普倫斯基指出,「數位原住民」先天對科技敏感,能同時接收大量資訊,並進行多任務處理(但不一定是優勢),因此針對他們的教育方式必須從「數位移民」時代改變,才能與時並進。

2017年11月10日星期五

加泰羅尼亞vs斯洛文尼亞:他山之石,不可攻玉?

加泰羅尼亞公投弄巧反拙,當地「獨派」媒體一度聲稱要仿效「斯洛文尼亞模式」漸進獨立,明顯是錯判形勢。斯洛文尼亞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後,成了中歐發達國家,也許確是加泰羅尼亞的夢想,但兩者背景之大不同,實難輕易類比。

斯洛文尼亞擁有軍隊

西班牙中央政府今天完全有效運作,可以施行憲法第155條收回加泰自治權、接管地方警察、解散議會和政府,相反斯洛文尼亞宣布獨立前的南斯拉夫,已經搖搖欲墜,什麼都已經做不到。南斯拉夫黨國一體,南共在1990年召開十四大以後,就因為新領袖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推廣「大塞爾維亞主義」,令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代表不滿退出,然後基本上停止運作,「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已經變成「塞爾維亞政府」。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稍後舉行的多黨制選舉,都是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開放的漣漪,也是當地執政共黨同意的,結果地方共黨相繼倒台,變相令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南共失去當地管治權。

斯洛文尼亞和加泰的另一不同,是有自己軍隊的。南斯拉夫在鐵托(Josip Broz Tito)年代,採取「綜合民防」策略,雖然後來中央要收回斯洛文尼亞邊防軍指揮權,但斯洛文尼亞自行修改憲法,令邊防軍只効忠斯洛文尼亞。獨立前夕,斯洛文尼亞購入俄製防空導彈、德製反坦克炮彈,打算用游擊戰對付中央軍,最終雙方戰爭只持續了10天,雖然不能算是斯洛文尼亞的軍事勝利,只是南軍不敢孤軍深入,但軍隊起碼是斯國獨立的底氣。相反加泰羅尼亞不但沒有軍事準備,連聽命於自己的警察部隊領導層也任由西班牙撤換,明顯沒有任何武裝鬥爭準備。

至於外援、特別是德國的角色,也是斯洛文尼亞獨立的另一關鍵。斯洛文尼亞曾是哈斯堡家族領地,100年前還是由奧匈帝國管治,不少居民依然以德語為母語,斯洛文尼亞前往德國(包括東、西德)工作、就學的人很多,令德國對斯洛文尼亞有特殊情感。

斯洛文尼亞爭取獨立時,按當時媒體估算,有20萬合資格的南斯拉夫居民,可以在德國投票,當中主要是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人,兩國都有族人積極爭取德國承認本國獨立。加上德國統一後,有意加強「大日耳曼」勢力範圍,又視南斯拉夫解體和德國統一為冷戰終結的標誌性事件,所以才在西方各國觀望猶疑之際,率先承認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獨立。普京諷刺歐盟對不同地方獨立的態度有如「民主自助餐」,參考了這些案例對比,也確是部份事實。

最後,當年斯洛文尼亞的獨立公投有97%投票率,其中八成支持獨立提案,民意是壓倒性、毫無爭議的。至於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即使不論其單方面、沒有法律效力的性質,投票率也不足五成,雖然支持率有90%,但明顯未能反映民調長期顯示「統派」Vs「獨派」50:50的民意。畢竟在斯洛文尼亞和塞爾維亞之間,還有克羅地亞,斯羅文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相當少;但根據2013年的加泰隆尼亞普查,高達46%居民使用西班牙語,只有36%使用加泰語、12%使用雙語,反映各地西班牙人,已成為加泰隆尼亞身分認同「不可分割的部份」。若加泰夢想得到斯洛文尼亞的成果,恐怕是東施效顰呢。

小詞典:斯洛文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 (1945-1991)

斯洛文尼亞本由奧匈帝國管治,一戰後,列強把三個斯拉夫人聚居的地方合併成一個國家,包括原屬奧匈帝國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以及塞爾維亞王國,而由塞爾維亞主導,這就是早期的南斯拉夫。二戰後,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黨建立社會主義政權,重組內部結構,斯洛文尼亞依然是一個組成國,但變成由共黨領導,是為「斯洛文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直到1991年被獨立的斯洛文尼亞取代。

2017年11月9日星期四

馬來西亞巴生港:中國取代新加坡的棋子?

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變壞,除了以不時空穴來風的泰國「克拉運河」(Kra Canal)取代馬六甲海峽,北京還有什麼攻勢可以減低新加坡的戰略重要性?馬來西亞的最大港口巴生港(Port Klang)假如被善用,似乎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大棋局的棋子。惟知易行難,馬來西亞的種種問題,始終令巴生港潛力未盡發展。

地理優勢難及新加坡

巴生港隸屬雪蘭莪州(Selangor),舊稱瑞天咸港,坐落於馬六甲海峽東岸中點附近。十九世紀末,同樣位處巴生河畔的吉隆坡崛起,瑞天咸港隨之由英國殖民政府開發,成為吉隆坡的外港。馬來西亞獨立後,進一步擴建巴生港,令其今天坐擁南北兩個深水港、產業多元的自由貿易區,以及海陸空交通物流網,近年港口貨櫃吞吐量排名穩佔全球第12位。

只是巴生港的天然地理優勢,還是比不上新加坡。細閱地圖,馬六甲海峽兩岸由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3國擁有,但印尼控制的西岸多暗礁和淺灘,不利大型船隻停泊,其港口的國際影響力亦有限;馬來西亞固然佔有東岸的巴生、檳城、馬六甲等天然良港,但與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獨佔海峽南端出口的新加坡相比下,戰略位置還是有所不及。

然而,隨着新一輪地緣政治演化,近年中國大舉投資馬來西亞各類港口業務,既是為了配合「一帶一路」,客觀上也起到以馬來西亞港口削弱新加坡的效果。對此吉隆坡政府自然樂見其成,畢竟現時中國已成為馬來西亞的最大貿易夥伴,每年雙邊貿易總額接近千億美元,也是自身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

馬拉西亞除了推動巴生港加入中馬「港口聯盟」,去年7月、即中菲南海仲裁案宣判前夕,時任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公開宣佈「在巴生建造第三港口」的計劃,並直接點名邀請中國與馬方合資,以政治表忠帶動經濟建設的意圖,明顯不過。根據馬方說法,巴生港的貨櫃裝卸量將於2020年迫近飽和,由於當前「七至八成航經馬六甲海峽的船隻是以中國為目的地」,加上「大馬向來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故希望興建第三港,而中國理所當然是首選合作對象。

不過巴生港的發展,實在面臨不少變數。即使在馬來西亞內部,其他港口也存在劇烈競爭,其中丹戎帕拉帕斯港和皇京港已獲斥巨資擴建,後者預計於2025年完工,被中國央視高調預言為「即將取代新加坡的新港口」,當然中國的巨額資金也參與其中。更令馬來西亞憂慮的是,巴生港的貨物吞吐量今年第二季下降了8.4%,原因是全球兩大船運聯盟都決定不再使用巴生港,而直接使用新加坡,背後自然涉及國際力量的角力。

北京為了不讓巴生港成為又一大白象,只會繼續觀望,不會一下子下注。而且馬來西亞首相納吉的政府國際聲望有限,國內政潮從未停止,不少國家都擔心這政府十年後能否兌現承諾。假如巴生港是香港那樣的特區,會否更易成事?北京又會否像昔日的西方勢力那樣,通過海外投資,逐漸建構一系列和母體若即若離的「行政區」?這類趨勢,才是比一個港口的興衰更值得注意的。

小詞典:《建立港口聯盟關係的諒解備忘錄》

2015年11月,中馬交通部門共同簽署備忘錄,此後已有12個中國城市、9個馬來西亞城市陸續加入。《備忘錄》為兩國在港口合作領域的第一份合作文件,旨在打通雙方和整個東協的航運網絡,以及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物流運輸變得更便捷。

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

美國槍擊案之後:全國步槍協會的邏輯

美國接二連三發生襲擊案,紐約、得州的新近兩宗卻已經沒有太大震撼,因為早前造成58死(不計槍手)、500多傷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案,依然令美國人充滿陰影。雖然倡議槍械管制的團體繼續呼籲控槍,但一如既往,有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這個龐大利益團體左右大局,改革始終遙遙無期。

轉移視線淡化槍管

槍擊案後,由於難得有共和黨議員支持加強管制槍械,NRA的立場也貌似有了不同。除了譴責外,協會兩大巨頭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和考克斯(Chris Cox)一改以往反對任何槍械限制的立場,把視線轉向俗稱「撞火」的部件。

所謂「撞火」是利用子彈發射的反作用力,把彈匣裏的子彈連射,猶如把一把半自動手槍變成全自動。

NRA聲稱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是因為兇手在一段時間內連射多發子彈,因此建議禁止使用「撞火」。與此同時,NRA卻稱國會應討論進一步放寬槍械持有,讓國民毋須在自己州份也能購買槍械,「以保障自己安全」。

這樣的邏輯,對美國人而言,早已見怪不怪。NRA明顯只是為共和黨提供下台階,結果共和黨員紛紛表態支持禁制「撞火」,企圖淡化對槍械管制的呼聲。而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民團勇武精神,依然是NRA的最強武器和擋箭牌:它除了教育民眾如何安全使用槍械,也從小灌輸擁有槍械是權利、是自由、是「美國精神」。

NRA財力雄厚,2013年的課稅接近3億5千萬美元,可比大型企業,而每年有近3億美元預算,投入教育、慈善、政治捐獻等範疇。很多教育團體、支援草根階層的慈善組織都有接受NRA資助,甚至包括童軍。曾有評論希望財大氣粗的特朗普可以不受影響,但也事與願違:特朗普身為「民主人士」時,確曾表態支持管制槍械,但參選總統後得罪傳統精英和財團,NRA卻伸出檻欖枝、提供經費,結果上任後,就改為支持放寬槍械管制。加上他集中向白(人)鄉(郊)男(人)拉票,而「白鄉男」正是NRA基本盤,雙方合作,也是順理成章。至於在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任何形式的限槍法案都會夭折;奧巴馬曾建議售賣槍械時查看購買者背景,最後關頭也功敗垂成。

去年阿富汗裔獨行槍手掃射同性戀夜店,造成50死53傷,諷刺的是NRA卻正向少數族裔埋手,鼓吹他們擁有槍械。對比「白鄉男」,少數族裔擁有槍械的比例較少,增長空間很大,因此NRA縱然由白人主導,思想保守,種族傾向明顯,但為了維持影響力,也不得不面對「市場現實」。而且少數族裔往往被標籤為恐怖份子,假如有槍擊事件,也容易被定性為「恐襲」,而可以輕輕帶過槍械管制的爭議,這種障眼伎倆,幾乎屢試不爽。到了最後,NRA的邏輯,無論怎樣看似不通,幾乎都總會找到活路。LaPierre在年會驕傲地說:「NRA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最龐大、最有效的公民團體」,這確是「實至名歸」。

小詞典:美國槍支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

美國NGO,成立宗旨是捍衛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主張槍械持有是美國公民基本人權,並通過廣泛的利益輸送、幕後交易影響政治。NRA有會員500萬,成員齊心,捐款踴躍,作為協會的游說、活動、公關經費。每次美國大小選舉,「是否支持限制槍械」都成為候選人表態的重要一環,NRA從中選擇盟友,並通過利益交換影響大局。

2017年11月7日星期二

葡萄牙:恐怖主義絕緣體?

美國再次發生恐襲,似乎大眾都已麻木;歐洲各國同樣不時有恐襲,也不知何處安全。那最安全的國家在哪裏?

去年3月,「伊斯蘭國」(IS)旗下機構表揚在布魯塞爾發動的恐襲時,罕有提及葡萄牙:「今天是布魯塞爾及其機場,明天可以是葡萄牙和匈牙利。」

須從當地人口結構入手

然而,根據美國的中東媒體研究所(MEMRI)等解讀,IS純粹是為了宣稱「自己有能力攻擊歐洲任何一個角落」,不但不是針對葡萄牙,反而側面證實了「葡萄牙恐襲風險遠低於其他歐洲國家」這印象。今年6月,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的分析顯示,葡萄牙在「全球最安全國家」排行榜中名列第3,僅次於冰島和紐西蘭。

葡萄牙全境曾是伊斯蘭勢力領土,屬於IS口中的「哈里發國」範圍,加上身為北約成員國,對反恐自然有共同立場,也不是特別獨善其身。10多年前美國組成聯軍出兵伊拉克時,法、德、俄牽頭反對,美國卻拉攏西班牙、葡萄牙,決定出兵前的美、英、西、葡四巨頭會議,還是在葡萄牙的亞速爾群島舉行。因此要解釋葡萄牙的低恐襲風險,必須從當地的人口結構方面入手。

歷史上,葡萄牙長期以來都是人口移出國:無論近代葡人為「航海大發現」海外殖民而離鄉別井,還是二十世紀初因國內經濟不景氣而前往其他歐美國家謀生,離開葡萄牙的人口,總是遠多於新移民(後者絕大部分來自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到了1974年,「康乃馨革命」爆發,葡萄牙極右獨裁政權及殖民帝國垮台,安哥拉、莫桑比克等新獨立的非洲葡語國家卻陷入內戰漩渦,大量當地葡僑和非裔人口選擇在葡萄牙重新開始,葡萄牙因而出現第一波移入潮。

隨後十多年間,葡萄牙積極融入歐陸政經秩序,並以1986年成為歐共體成員國為里程碑。加入歐共體後,葡萄牙獲得大量工農業補貼,本地基建和私人樓宇工程乘勢開始,更多人移入葡萄牙求工作,填補了當年大量的新職位空缺。進入1990年代,葡萄牙新移民來源地變得更多元,包括了東歐、巴西、南亞和中國。但葡萄牙的移民和移民第二代人口數量,還是不超過總人口的13%,比例是整個西歐最低。

葡萄牙的伊斯蘭社群以南亞裔為主體,與中東、北非沒有密切聯繫,也鮮有蓋達、「伊斯蘭國」滲透等報導。其實葡萄牙各大主流政黨均持人道立場,高調表態接納中東難民,只是由於經濟規模不如英、法、德、西等大國,一直不是中東移民首選。根據官方統計,受「伊斯蘭國」影響而選擇葡萄牙的難民,目前只有約480人,與動輒數以萬計的赴德難民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不少移民葡萄牙的安哥拉人,不得不是經濟上次一等,反而是受惠於當地石油經濟的暴發戶,買下葡萄牙的高尚地段,構成了「新貴族」階級,極端份子要滲透,並不容易。另一方面,新移民大都是來投資、不工作的一群,就是有文化差異,本地人也知道他們會帶來就業,落入極端思想的,同樣有限。西班牙有巴塞羅那、馬德里等歐洲都會,葡萄牙相對單一的社群,國內也沒有西班牙那樣的分離主義矛盾,卻令恐襲的宣傳效用降低。「象以齒焚身」,葡萄牙只要保持低調,說不定能慢慢成為歐洲後院的天堂。

小詞典:安達盧斯(Al-Andalus)

穆斯林管治伊比利亞搬到時的名稱。公元711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北非摩爾人揮軍北上,攻陷西哥德王國,伊比利亞半島史上首次落入穆斯林政權手中。11世紀開始,歐洲多個基督教王國領導的「收復失地運動」出現重大突破,摩爾人在隨後300年間節節敗退,最終在1492年徹底消失於伊比利亞半島。

2017年11月6日星期一

特朗普「瘋狂外交」:北韓核危機的Game Theory

特朗普巡迴訪問東亞各國,目的之一是向北韓施壓,以增加早前種種威脅的說服力。我們多次談及北韓的「邊緣策略」,現在總算遇到對手,我們不妨也通過博弈論(Game Theory),重溫特朗普自己的「瘋狂外交」。

區域性戰爭後果起震懾作用

博弈論於1940年代開始,被用作解釋軍事、外交決策,及後於冷戰時期廣泛用來說明各大國之間的博弈關係,如美國與蘇聯、蘇聯與中國,以及古巴導彈危機等。該理論原屬於現代數學的一個分支,指博弈雙方會考慮對方所有可能作出的行為,並基於這些因素,作出合理的應對方案。擁核國之間博弈,尤為經典。

以美蘇核平衡為例,博弈的考慮因素包括是否擁有首先發射的能力,受核攻擊一方是否具有核反擊的能力,擁有核武的國家之間是否因此形成震懾(Deterrence)等,這些考慮,都是各國不斷研發核武、生產可帶核彈頭巡航導彈的依據。由於對比常規武器,核武足以造成毀滅性後果,各國一直極為小心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擦身而過,也是博弈理性之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研究博弈論知名的核戰略專家謝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過,核裝置只有在產生震懾時,才起作用,否則形同虛設。

問題在於,以上提到的博弈論、震懾等,都是基於參與者理性、有信譽的假設;但特朗普作為超級大國領袖,卻不時在社交媒體發表惹火言論,而北韓卻還未具備核能力跟美國對峙。這當如何解釋?一個解釋自然是特朗普「真瘋」,另一個解釋就是美國確實要開始跟北韓博弈。北韓導彈的射程已經遠至阿拉斯加、夏威夷,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早晚出現,但即使只能威脅南韓、日本,美國亦可能被捲入戰爭。此外,美國學者漢密爾頓(Michael Hamilton)警告,戰爭一旦爆發,將引起如敍利亞的難民問題,或製造新一輪恐怖組織襲擊。

以上種種不確定性加起來的破壞力,已經不下於美國本土受襲,這一切亦足以成為北韓對美國的震懾。北韓正是利用這些可能出現的後果,爭取時間,發展核武、改良導彈,直至有足夠技術將核彈發放到美國本土,造成「真正」的核武震懾。

面對如此局面,特朗普眼前有數個選擇。首先是與北韓談判,但現在雙方關係惡劣,就算是文化、體育等軟性外交都是不容易有效果;特朗普最近更表示,與金正恩談判是「浪費時間」,似乎短期內不容易破冰。第二是六方會談,不過這個曾給世人期望的方式,除了中國態度較為積極,其餘國家都未見樂於推動,金正恩則希望直接與美國交手,而非經過代理人中國。第三個可能性是以戰爭,包括常規戰或核戰,但帶來的不可測性太高,單是沒有能力令首爾免於毀滅,已經令戰爭不可想象。起碼對絕大多數分析員而言,美國都是無計可施,北韓爭取時間的博弈,就能奏效。

「瘋語」拉闊美國攻擊北韓想像

因此,特朗普上台後對北韓的「瘋語」,就成了突破上述局限的奇招。他一方面多次表示可以有前設地談判,另一方面又表示假如談判失敗,便要採取其他方法,兩者都是超越了前任總統的謹慎。他一方面表示動用核武攻擊北韓是「最後一步」,但同時又不排除這個可能性,起碼令平壤不得不考慮一旦美國真的攻擊,要如何回應。特朗普正是透過發出這些聲明,令北韓政策變得糢糊、不可捉摸,維珍尼亞大學學者夏馬(Nicole Hemmer)認為,這些似是瘋癲的行徑,其實是有套路地,令人想起前總統尼克遜的「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

今天歷史學家眼中的尼克遜,屬於令冷戰緩和的美國總統,從越南撤軍、和中國「乒乓外交」、與蘇聯開啟冷戰「低盪」時代,都是出自他和基辛格的現實主義手筆。不過他剛上任時,是以「反共老手」的姿態登場,一度被視為「激進政客」。1969年,尼克遜下令將核彈頭裝載B-52型轟炸機,劍指蘇聯,成為當年真實的核戰危機;而據歷史學家蘇里(Jeremi Suri)解釋,尼克遜目的並非真的要準備攻擊蘇聯,而是希望令人、特別是對手認為他已經「不受控制」,隨時會使用核武結束越戰,從而爭取己方政策調整的迴旋空間,並從中觀察對方的一切底牌。此外,他初年表面上對中國也是類似態度,想不到最後做出突破的,同樣是他。

這種不受控制的形象,正是特朗普面對北韓核危機時所需,否則全球都會假定在美國國會、傳統官僚牽制下,美國總統始終難以動用核武。要拉闊自己政策空間的光譜,只能突破常規,令自己不受傳統國內外因素制約。尼克遜如是,特朗普也如是,分別是尼克遜畢竟在政壇打滾多年,不像特朗普般具江湖味,威脅更令人覺得可信,相反特朗普的最大風險,在於國內外開始沒有人拿他當真。但又正正因為這種個人困局,反而令北韓相信他有孤注一擲的非理性可能,卻又反過來加強了其「瘋言瘋語」的說服力。

特朗普對北韓的態度,可說始終如一:那些「先發制人,在北韓攻擊美國前先將對方消滅」一類言論,他於2000年嘗試代表改革黨參加總統大選時,已經發表過,反映他直覺認為不可能長期被北韓設定議題,自己起碼要取回議題設定權。說到底,「瘋狂外交」的對象不只是外交對手,也包括國內官僚對手。而對特朗普本人而言,後者的威脅,其實比前者更大。

小詞典﹕六方會談

2002年,北韓宣佈重啟因《朝美核框架協議》凍結的核計劃,並於次年退出《核不擴散條約》,造成北韓核危機。經多方協調下,北韓、南韓、中國、美國、日本及俄羅斯於2003年8月舉行首輪六方會談,然後前後共舉行了六輪,曾取得一定進展,美國也曾宣布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2009年,北韓發射通訊衛星,引起日本、南韓不滿,加上之後的核試,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議案制裁北韓,令北韓退出六方會談,僵持至今。

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

西班牙又一分離主義案例:北非領地休達

歐洲國家當中, 西班牙可能是分離主義最嚴重的一個,除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有潛在分裂傾向的還有不少,中央政府對加泰毫不動搖, 亦意料中事。這些地方中,較少人關注的是西班牙北非領地休達(Ceuta)和梅利利亞(Melilla);筆者在葡萄牙的澳門友人李浚賢,是少數對這地方有研究的朋友,大概因為她與澳門的歷史,不無可比之處。

休達跟西班牙的淵源,可以追溯至公元七世紀。當時北非穆斯林摩爾人揮軍北上,控制了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建立伊斯蘭政權,休達就是商貿兼軍事重鎮。後來基督徒日漸壯大,在「收復失地運動」奪得整個半島,再統一為西班牙王國,然後進軍北非對岸,休達終於在1580年落入西班牙手中。

地位更特殊的自治市

到了西方殖民擴張時代,摩洛哥由法國和西班牙瓜分,北部沿岸成為「西屬摩洛哥」,南部大片土地變成法國保護國,再南部則是另一西班牙屬地「西屬撒哈拉」,但休達依然被當作西班牙本部管理。

二戰後,西班牙於1956年主動撤出摩洛哥,卻又保留休達和梅利利亞在手, 成為西班牙僅有的北非領地。摩洛哥至今堅稱擁有休達主權,但由於經濟發展依靠西班牙,不得不對休達「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儘管偶有摩擦,單方面軍事兼併始終不是選項。然而在西班牙眼中,歐洲人早於發現新大陸前,便開始管治休達, 這是基督徒與穆斯林交戰的結果,與後期的殖民主義毫無關係。西班牙曾表示不惜出兵保衞休達,歷史上也爆發過休達圍城戰,不過知道實力今非昔比,也一直避免過分刺激摩洛哥,所以休達、梅利利亞都被設定為地位更特殊的「自治市」,而非本土17個行政區那樣的「自治區」。

休達從未出現在「聯合國非自治領土」清單,當地也未聞有獨立主張,卻不代表西班牙的管治高枕無憂。今天休達約有8萬人,其中50%西裔、45%摩洛哥裔,構成了小城內部的二元張力。在西班牙四百多年管治下,兩大族群的地位從不平等,穆斯林往往是來自摩洛哥的新移民,他們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不被賦予公民身份,至今也只能是二等公民,未能打破西班牙裔的壟斷。這些穆斯林一方面有摩洛哥認同,但也不諱言對摩洛哥的相對腐敗有清醒認識,因而只要境內西裔不太過分,也寧願成為西班牙的非主流族裔,也不期待休達併入摩洛哥。

至於休達的西班牙裔雖然對小城有感情,也為其多元文化自豪,但由於長期面對摩洛哥「他者」,不但沒有加泰那樣的離心傾向,反而拼命抓緊西班牙認同,以免休達終有一天被短視的中央政府拋棄。因此,休達人在近幾次大選,都集中投票給本族右翼力量,相信強硬「親西政策」更能捍衛自身權益。在這樣的背景下,西裔主導的休達自然強烈反對加泰獨立,除了休達議會在加泰公投前一週明確反對,休達政府主席更高調力挺馬德里收回加泰自治權,表明休達將與全國團結一致,戰勝「加泰政變」,「正如當年戰勝ETA(巴斯克分離組織)那樣」。

對他者的恐懼,目前令休達與馬德里的關係親密無比;問題是一旦境內穆斯林反客為主,變成多數,那時候即使不要求「回歸」摩洛哥,也可能要求更大自治權,以求繼續享受歐盟身份的便利,同時也享有「當家作主」的快感。近年不少摩洛哥人以休達為進入歐盟的跳板,歐盟各國早有微言,特別擔心恐怖份子以此為漏洞。西班牙如何善用北非領地,而不致製造新矛盾,也很考中央政府的智慧。

小詞典: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

16世紀發生葡萄牙王位繼承危機,西班牙乘虛而入,在1580年開始,同時統治西班牙、葡萄牙和休達地區。1668年,葡萄牙光復戰爭二十多年後,西葡簽署《里斯本條約》,西班牙承認葡萄牙恢復獨立,葡萄牙則聲明放棄休達,西班牙對休達的主權和治權,自此確立至今。

2017年11月2日星期四

另一種中美關係:阿里巴巴在美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在即,但更落地的中美關係, 其實早在網絡打得火熱。曾有網民說, 「中國夢」其實是達成「美國夢」,中國企業無不有進軍美國的夙願,例如電商巨擘阿里巴巴。像很多中國企業一樣,阿里靠併購投資擴大版圖,2013年入股物流商ShopRunner,作為翌年在美國推出網購的準備。隨着阿里巴巴於2014年捨棄香港、成功在紐約交易所上市,馬雲的美國夢亦得以站穩陣腳。

阿里巴巴在美國投資最具爭議之處, 本來只在於「假貨」一類問題。馬雲一句「假貨比真貨更平、質素更好」震驚市場, 阿里股價也因美國政府「打假」而一度插水。但是,阿里業務逐漸廣泛滲透至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層面,基本上是eBay、 Google、YouTube、Facebook、PayPal等集於一身,這令美國企業趨之若鶩,只能對阿里邊罵邊學。

馬雲的雄心壯志,於奧巴馬在任期間頗不得要領,卻正合企業家出身的特朗普脾胃。這位總統未上任已經在特朗普大廈接見馬雲,更說會與馬雲一起「做一些大事」,為阿里在美國的擴張打下一支大大的強心針。

兩個「中國」同崛起

特朗普看重馬雲,自然是由於阿里為美國帶來投資。兩人會面時,其中一個重點是阿里投資中西部,因為那是過氣工業區,住着很多窮困白人,他們支持特朗普「令美國再次強大」,但美國企業始終不大願意回國設廠;如果阿里進來投資,特朗普就能兌現部分選舉承諾。

假如馬雲把淘寶模式引入,除了可能改變當地人的購物習慣,更可把當地「山寨廠」、農場等接通中國網絡,以及阿里近年投資的東南亞電商網絡,這可是美國商人夢寐以求的超大市場。此外,馬雲投資初創公司也不手軟,阿里在矽谷的辦事處不斷為集團尋寶,發掘有潛質的初創公司,而阿里帶來的資金、市場和管理文化,亦對美國創業者相當吸引。

不過馬雲的大動作,也令美國擔心。除了知識產權、產品質量,背景也是關注點。阿里的最大股東分別是日本軟銀、雅虎、馬雲、蔡崇信,還有中信資本、博裕資本、新天域資本、國家開發銀行。中信和國家開發銀行明顯與中國政府有關,而新天域資本的創始人之一,是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博裕資本的合伙人之一,則是江澤民的孫兒江志成;阿里各子公司的管理層,亦不乏中共高層身影。這種人脈在中國營商,自然是必須,但在美國人眼中,卻難免有國家安全的憂慮。

近年阿里大力發展雲端數據處理,其子公司「阿里雲」在矽谷和維珍尼亞設有數據中心。大數據是大趨勢,滑鼠一按,就能得到比美國人口普查更全面的重要資訊,美國如何心安?加上近年阿里大規模投資媒體:微博、文化中國、優酷土豆、南華早報等,都已歸在旗下,在中國甚至有聲音指批評馬雲及阿里的言論會「被消失」。要是阿里依樣葫蘆,在美國投資媒體,加上掌握的大數據、旅居美國的華僑,要弄一幫「美國小粉紅」,左右大局,並非不可能。

最令美國人憂慮的,還是馬雲的野心。馬雲的公開目標,是將阿里巴巴擠身成美國、中國、歐盟、日本之後的「世界第5大經濟體」,口中不說,行動卻在打破幾百年來「經濟體」的定義。「阿里巴巴經濟體」照顧網民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大小事情,也提供交流平台,網民的帳號,彷彿是一本護照,這還不像一個國家?北京當然不容許「阿里巴巴國」出現,但「阿里巴巴經濟體」絕對有可能獨當一面,假如配合中國國策,美國面對的挑戰,就是兩個崛起中的中國了。

小詞典:阿里雲 (Alibaba Cloud)

阿里巴巴集團全資持有的子公司,全稱「阿里雲計算有限公司」,2009年成立,以杭州為總部,北京、矽谷為支部,負責研發大數據業務,提供涉及雲端計算的產品和服務,近年積極開拓美國市場,以亞馬遜為假想敵。

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

加泰羅尼亞之後:巴斯克自治運動的未來

加泰羅尼亞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反而令馬德里政府收回自治權, 行動未能奏效的原因之一,在於未能與西班牙境內其他分離主義結成攻守同盟,無論國內外都孤立無援。論及這範疇,自然要談一談巴斯克(Basque)。

「埃塔」態度 反覆不定

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都有自己「自古以來」的獨特文化,但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上台後,就刻意消解其身份認同,包括限制兩地人民在正式場合使用本族語言。

反抗這高壓政策、爭取巴斯克獨立的武裝組織「埃塔」(ETA),隨之於六十年代崛起。「埃塔」並沒有因為西班牙步入民主轉型期而終止活動,他們對絕大部分西班牙人都支持的1978年民主憲法並不滿意,並把暴力襲擊升級,成為冷戰期間歐洲的著名恐怖組織,前後造成超過800人死亡。

此後20多年間,「埃塔」時而停火和談、時而恢復恐怖活動,反覆不定,直到2010年才徹底轉變:「埃塔」9月聲明「正在停止武裝行動」,翌年10月宣布「終結持續近半個世紀的促獨武裝活動」,轉而尋求對話解決爭議。

今年4月,「埃塔」主動交出最後幾個位於法國西南部的武器儲藏點,表明自己真誠履行「徹底解除武裝」承諾。巴斯克自治政府則採取另一策略,希望通過歐盟削弱西班牙主權,提高自身與歐洲的聯繫,從而模糊「獨立」與「非獨立」之間的邊界。

埃塔為甚麼決定「從良」?除了冷戰結束等國際大氣候,西班牙中央政府近年制定的財政懷柔政策,也是成功安撫巴斯克的重要因素。在西班牙的19個自治區當中,巴斯克的經濟表現相當不俗,人均購買力、就業率等均優於其他地方。馬德里透過賦予巴斯克近乎獨立的稅務自主權,讓巴斯克絕大部分稅收留在原地,而非流向西班牙其他地區,令巴斯克民意不再像加泰那樣,因爲「自身的經濟成果被侵吞」對中央反感。加上西班牙表明對主動解除武裝的埃塔成員既往不咎,也加速了和平進程。

除了懷柔,西班牙也有兩手準備,逐步消除埃塔的生存空間。9/11事件後,馬德里透過高舉「反恐」旗幟,將巴斯克分離運動置於國際社會對立面。就在第二年,西班牙國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政黨法》,意味著任何「直接或間接同情恐怖組織」的國內政黨都遭到封禁。多個政黨因此被法院裁定為非法,在公共空間公然邊戰邊談的灰色空間不斷被擠壓,和平談判的共識,就得到廣泛接受。

不少人以為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同仇敵愾」,但這次加泰公投,卻未能引起連鎖效應。雖然公投前兩天,有數以萬計的巴斯克人舉行集會聲援「加獨」,還有民族主義者組團前往巴塞隆拿,向當地獨派取經,但巴斯克的頭面人物無不劃清界線。縱觀今天巴斯克民情,大部分人對恢復「巴獨」運動都有保留:最新民調顯示,希望巴斯克成為獨立國家、或在巴斯克複製「加獨」路線圖的民眾,均不足1/4。與加泰爭取稅務自主權不果相比,巴斯克可謂已享有財政領域的「實然獨立」;而在埃塔放棄恐怖主義後,當地大城市的旅遊業現已恢復榮景。歷盡暴力衝突巴斯克人,此刻更願意聚焦「拼經濟」,和昔日的勇武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

小詞典:2002年《政黨法》(Ley de Partidos Políticos)

2002年,西班牙國會以304票贊成、16票反對,通過中央政府提出的《政黨法》,對同情埃塔或任何恐怖組織的政黨都加以封殺。2003年,巴斯克獨立黨(Batasuna)因拒絕譴責由埃塔發動、並造成傷亡的恐怖襲擊,被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為非法政黨,參與各級選舉的資格隨之被剝奪。這也是自佛朗哥時代結束以來,西班牙首個被取締的政黨。

十九大之後:下一個「中華民國」的斷交國是誰?

中共十九大之後,對台政策出現逆轉的空間幾不可能,令台灣國際空間進一步萎縮、逼使台灣在依靠北京以外別無出路,從而讓崛起後的中國經濟消化台灣,以達到統一目標,應是既定國策。目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依然有20個正式邦交國,雖然它們的存在沒有太大實用價值,也不見得忠誠,但在國際關係角度,畢竟有一定象徵意義。但十九大後,若假定「20」這個數目會繼續下去,未免不設實際。自從今年巴拿馬和北京建交,剩下來的台灣邦交國中,除了梵蒂岡,有影響力的幾乎沒有;面對打進中國市場、吸引中國投資的龐大誘因,無不躍躍欲試。究竟下一個和台斷交的是誰?我們不妨素描一下:

多明尼加共和國:這是台灣剩餘邦交國中較有影響力的一個,與中華民國在1941年建交,有一定相互依賴的「島國情結」,在台灣外貿夥伴中列第71位。但多明尼加比拉美其他國家更有誘因轉投北京:它是加勒比海最大的經濟體之一,美國區內的主要代言人,但隨著古巴逐步改革開放,和美國改善關係(雖然特朗普上台後有逆轉),多明尼加很擔心地位不保,希望在古巴完全「正常化」前,確立區域大國地位。它其中一個目標,是爭取明年的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的同意,必不可少。去年多明尼加總統就職時,台灣派副總統陳建仁參加慶典,在機場僅獲外交部政務次長接待,層級甚低,已是一個訊號。早前多明尼加外長出席聯合國會議期間,與中國外長王毅握手,親自把照片上傳社交媒體,訊號更見清晰。若有盤口,多明尼加斷交的可能性應位於前列。

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同樣在1941年與中華民國建交,目前是台灣第75、87名貿易夥伴,但同樣期待與北京建立良好關係。薩爾瓦多冷戰期間曾爆發內戰,左翼游擊隊獲共產陣營支持,目前的總統正是代表左翼,對北京有好感。去年陳建仁訪問中美時,薩爾瓦多總統又是避而不見,通常這樣的姿態,都不是無的放矢。至於洪都拉斯,去年至今與台灣實現了元首互訪,然而早在2014年,洪都拉斯就有意與北京建交,當時北京以「不影響兩岸關係」為由婉拒。

尼加拉瓜:拉丁美洲左翼大本營, 1930年與中華民國建交,1980年代左翼上台期間,曾短暫與北京修好,後來又與台復交。它的最大懸念,在於一個介乎虛與實之間的「尼加拉瓜大運河」構想:2015年,中國富豪王靖聲稱出巨資修築「尼加拉瓜大運河」,並在香港成立公司規劃,目的是分散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但項目至今未有進展,未知是一場集資騙局,還是對巴拿馬施壓的目的已達。由於「大運河」可能胎死腹中,令當地對中資怨聲載道,今年蔡英文參加尼加拉瓜總統就職禮時,後者就稱蔡為「台灣共和國總統」,此刻雙方關係相對穩固。當然,要是「尼加拉瓜大運河」真的有國家在背後謀劃,一切又另當別論。

危地馬拉、伯利茲:前者也是台灣邦交國中較重要的一個,雙方在1933年建交,如今是台灣第68位貿易夥伴,台灣歷年的基建、教育援助甚多;但危地馬拉與北京的雙邊貿易也穩步上升,一直期待在中國大陸設立商務辦事處。危地馬拉旁的伯利茲,本來被危地馬拉視為「不可分割一部份」,雙方領土糾紛依然未終結,而伯利茲的經濟實力比危地馬拉弱得多,很依靠旅遊業和外界援助。伯利茲在八十年代才獨立,在一名台裔伯利茲商人牽線下,1989年與台建交,雙方在農業技術、水產養殖、投資和通訊技術等方面,都簽署了合作協定,關係相對穩定。基於危、伯的敏感關係,假如一國投向北京,相信台灣比較容易保住另一國。

海地:中華民國遷台後,才與海地在1956年建交,而與上述國家相比,海地的經濟水平、外交價值都要小得多,幾乎已是「失敗國家」。海地長期局勢動蕩,獨裁者頻生,國內依然是巫毒教盛行的原始社會,又頻繁受暴風侵襲,對外援的依賴相當嚴重。台灣對海地一直提供糧食、醫療等人道援助,但聯合國維和部隊內的中國成員,也有在海地執行維和任務。目前來看,中國主動爭取海地的動機不強,因為缺乏週邊價值;何況把海地這樣的失敗國家留給台灣到最後,也頗有諷刺意味。

聖露西亞、聖基瓷和尼維斯、聖文森:這三個加勒比海小島國都是在1980年代才和台建交,動機都是在兩岸之間投機取巧。聖露西亞和台灣建交13年後,於1997年改與北京建交,又在2007年對台復交,而在2011年贏得選舉的,卻是親北京的工黨,不過因為馬英九在任期間兩岸「外交休兵」,才未能又一次改換門庭,當時聖露西亞總理還以「外交方針不可搖擺不定」掩飾。至於聖文森,在台灣外貿排名是極不重要的第198位,年前反對黨黨魁突然表示當選後將與北京建交,總之待價而沽的訊息不時出現。

巴拉圭:台灣在南美的唯一邦交國,國內依然有「蔣介石大道」,巴拉圭總統親赴台灣訪問,是今年台灣外交部的最自傲成績表。但中國早已通過華商在巴拉圭做工夫,例如在香港註冊的陸資「先科公司」大舉投資巴拉圭以外,開宗明義希望促成中巴建交,也不時以民間身份拓展兩國關係,例如贊助巴拉圭國家足球隊訪問香港。不過儘管對台依賴不再,巴拉圭依然是台灣相對穩定的邦交國。

斯威士蘭、布基納法索:台灣在非洲的最後兩個邦交國,屬最不發達國家之列。自從「中非論壇」成立,中國對非洲各國大舉投資,布基納法索外長曾表示中方有意用援助「挖墻腳」,不過自言「目前與台灣合作愉快,無需更改外交立場」。但這只是對北京的叫價,尤其是考慮到布基納法索曾和北京建交、又再斷交求取台灣金援,其忠誠度明顯不靠譜。北京牽頭的區域組織近年卓有成效,聖多美投向北京是典型例子:只要它成為北京邦交國,就可以同時受惠於中非論壇、澳門論壇(中國和葡語國家的合作組織),而不必直接被批評為「援交」。至於斯威士蘭與世隔絕,大概會成為台灣在非洲的最後邦交國了。

大洋洲六國帛琉、 圖瓦盧、基里巴斯、瑙魯、所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表面上,大洋洲是兩岸外交競賽唯一拉成均勢的地區,但上述六國都相對落後,有影響力的例如斐濟、湯加等早已被北京拉攏。不過北京在大洋洲的區域合作組織,沒有像非洲、拉美那樣大規模,而台灣的經濟實力,對瑙魯、圖瓦盧等人口不到一萬的超迷你小國,依然不致於力有不隸。要最後湊數,這些島國可謂「價廉物美」,蔡英文剛啟程訪問它們,自然是有原因的。不過瑙魯、圖瓦盧在外交界聲名狼籍,例如兩國都是全球僅有承認阿布哈茲的國家之一,一般相信是得到俄羅斯援助;後來圖瓦盧又宣佈與阿布哈茲斷交,據稱是格魯吉亞援助到了,不過據報金額不過25萬美元。若只能依靠這些國家,台灣的國際空間恐怕已經「阿布哈茲化」了。

原載於亞洲週刊 2017年11月

2017年10月31日星期二

加泰羅尼亞如何才可「真.獨立」?

加泰羅尼亞議會於馬德里宣布直接接管前夕,宣布從西班牙獨立,然後一如所料,中央政府取消加泰羅尼亞自治權。雙方迴旋空間一時大幅收窄,惟相信這並不會完全破局,因為加泰的本錢本來就十分有限。

在西班牙憲法不容許的前提下,自治政府搞獨立公投的確沒有法律效力;而且自治政府權力有限,即使宣布獨立,卻連有效管治也做不到。要「真.獨立」,加泰羅尼亞可以考慮的,不外乎下列方案,但一律不見得可行:

一、建立軍隊打獨立戰爭

然而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沒有軍權(不像個別其他國家的自治區能擁有軍隊),目前連警權也由中央接收,要訓練正規軍幾乎不可能。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曾在巴塞隆拿恐襲後借題發揮要建軍,惟反應冷淡;西班牙民眾有了30年代慘烈內戰的陰影,也不可能支持任何形式的戰爭。

二、通過恐怖主義爭取獨立

這是西班牙另一分離主義地區巴斯克昔日的手段。冷戰期間,巴斯克游擊隊是西歐兩大恐怖組織之一(另一是愛爾蘭共和軍),但多年來成效有限,最終巴斯克放下武器,以換取更大自治權,無疑是對加泰羅尼亞的當頭棒喝。

三、爭取歐盟為外援

這是前南斯拉夫各國、特別是親西歐的斯洛文尼亞得以迅速獨立的主因,也是科索沃獲西方承認的背景。然而,前者是母體南斯拉夫忽然崩潰,加上塞爾維亞主導的新南斯拉夫不久也承認斯洛文尼亞獨立;後者則經過人道災難,令國際社會能應用「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則,去繞過主權國家承認科索沃。目前,加泰羅尼亞沒有人道災難,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全國管治奏效,歐盟不可能干涉西班牙內政,也看不出加泰羅尼亞此刻的地緣政治角色能有任何有力外援。

四、不合作運動

這是加泰主席被馬德里解職後的呼籲,而理論上,印度成功獨立,就是不合作運動的功勞。但一來當時印度也是靠內應外合、文攻武衛,二來不合作運動要製造具體壓力,必須本地人願意作出經濟犧牲。根據歷年民調,加泰只有一半人口支持獨立,統派不會參與獨派搞的公投;各地西班牙人移居加泰後,也已成為持份者,不可能支持不合作運動。即使是支持獨立的加泰人,也頂多願意做出象徵性的宣示,例如提出小部份存款、拖欠小部份稅款,而很難承擔風險動真格。除非中央政府麻木不仁到一個臨界點,但目前這並非事實。

因此,加泰要認真獨立,只剩下一個方式:爭取西班牙中央政府同意,舉行有約束力的獨立公投。而這偏偏是西班牙政府的底線,但在議會民主國家,要達到這目的,起碼在邏輯上,卻不是不可能。方法就是和西班牙議會內的其他利益團體交換籌碼,反正加泰自治政府相對富有,可以通過資助其他社團,或動員議員、盟友投票支持某議題,換取對方支持把「加泰獨立公投」提向國家議程。這是很煩雜的過程,需要大量幕後操作,合縱連橫,明暗角力,但起碼是在憲法框架下進行。只要高人操盤,假以時日,等待一個全國性危機出現、或國際局勢丕變、或一個立場不同的政黨上台執政,或可水滴石穿,亦未可知。

小詞典:片面宣佈獨立(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UDI)

泛指一個國家的一部份宣佈獨立,而沒有得到母體的同意,主要以1965年的羅德西亞獨立為範例。此前的非洲國家脫離前宗主國獨立,都是宗主國同意的,國際社會也普遍承認。直到羅得西亞白人少數政權宣佈獨立,而沒有得到英國支持,國際社會也無一承認,因此在1965-1979年之間,雖然羅得西亞完全有效內部管治,但國際社會依然認為它是英國屬土,不承認UDI。

2017年10月30日星期一

還要上學嗎?全球新世界「學習革命」

日前與教育專家程介明教授敍舊,喜見他雖然已屆退休之齡,思想卻極其前瞻,當無數學界、教育界既得利益者沉迷於「影響因子」,在小圈子圍爐取暖,他卻警告隨着資訊科技革命,整個界別正面臨天翻地覆的改變,知識的傳遞、知識的建構方法、師生關係等,都在互聯網普及下脫胎換骨。於是筆者向他拿了一些學校資訊,其中有不少警語值得與大家分享。

大家不妨先回顧傳統學習的基本原理。據程教授分享的教育界傳統認知,「學習」本應有六大原則;原理雖然簡單,卻已不是傳統華人家長喜愛「spoon-feeding」所能領略:

一、學習是認知世界,是人類對外部世界賦予意義的過程;而整個過程,人類是主動的,而非被動接收並建構知識。

二、在學習過程中,每個人都參與知識建構,而不能簡單理解為知識由一方轉移到另一方。

三、知識的建構在於經歷,人的經歷是學習之根本,有怎麼樣的經歷,便有怎麼樣的學習。正因如此,在教育中,多樣化的經歷可豐富其學習,且為必須。

四、學習因人而異,造成每個學生在學習過程、結果的差異,是因為他們的成長環境、經歷不同,亦因個人條件不同而產生。因此,必須尊重學生的學習差異,並因材施教。

五、學習過程中,理解和應用是同時進行的,兩者相互滲透,而實踐本身,就是最好的學習(令人想到鄧小平思想的精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六、人類學習是群體活動,群體學習是人類的基本學習過程,當中包括交流與分享。

綜合以上原則,學習並非單向傳遞知識的過程,學習者也不只是知識接收者,同時是參與整個社會的知識建構。在昔日教學環境,這些原則知易行難;但有了互聯網,特別是講求用者提供內容、再有大數據整理、人工智能分析的新時代,「學校」這個編制,卻幾乎可以完全被取代。然而,也有不少人質疑,互聯網是否真的可以加強教育效率,還是如大家在Facebook一樣,並沒有擴闊對外的認知,只是重複「迴音室效應」?

協作於學習環境個人化的重要

這樣的擔憂,自然不是無的放矢:社交媒體興起後,用戶在網上接收的訊息,確實出現單一化現象。學習亦一樣,雖然互聯網成為課室以外獲取資訊的地方,但也是一個「個人化」的學習環境,不見得有系統性知識傳授。當各大互聯網搜索引擎,已懂得使用、分析用戶搜尋歷史,加上人工智能日漸成熟,這種個人化、非脈絡化的學習環境,更有進一步強化趨勢。例如互聯網每天向你推送的新聞,都是基於用家以往的閱讀、搜尋紀錄;假如日常瀏覽偏右的《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接收到偏左的《衛報》新聞機會便大大降低。教學也是一樣:以往教師可以將不同立場、觀點介紹予學生,但在互聯網上的學習,則不是教師可控,多元觀點、知識的並存,反而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針對這種個人化的學習環境,不少學者開始強調「學習互動」。例如台灣學者周倩的研究團隊,提出涉及不同角色、媒介的互動,令學生與互聯網的關係,加入其他中介;另一隊台灣學者李文瑜、蔡今中的研究則發現,相對傳統學習模式,互聯網更能令學生感受到學習過程中的協作,令知識傳授者、接受者,更容易教學相長。換句話說,只要設定得宜,互聯網的出現,可以令教學的「互動過程」更為有效,原因我們可參看學者禾德(Adrian Ward)總結的三點:

互聯網已滲透到每家每戶,每人手執一部智能電話,就可隨時隨地上網,令參與知識傳授的門檻大大降低;
互聯網可讓各方面的專家聚集,例如在現實世界難以經常碰面的一眾朝鮮問題研究者、愛好者,可以在社交媒體討論最新局勢,不受時間、空間局限;
互聯網形成的網絡之廣,並非傳統教學、知識交流的地方可以做到,是一個人類交互記憶網絡。以上三點,使整個社會認知過程變得比以往更廣、更闊。
談到社交媒體,很多人先想起Facebook、Twitter,但其實更可以追溯到90年代末各式各樣的討論區,及後期興起的博客。當年不少學校已建有討論區,讓學生在課後討論功課,這是一個今天被忽略的過程。美國學者梅菲(P. Karen Murphy)指出,這個過程,正是將個人學習轉化為集體知識建構的關鍵階段,是一種新的公共知識興起,並由社群發展開去的集體實驗。學生可以透過這些工具,自行調整學習速度,令學習變得更為自主,而不受制於由上而下的課程設計。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技術:今天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這種「互動式學習」,理應是明日教育的基石。

因此,我經常問課堂上的學生:你們還願意花一個多小時乘搭交通工具,回到烏煙瘴氣的校園,聽一個沒有專業教育訓練的博士畢業生讀Powerpoint,而在課堂上也不過是各自拿出電腦修行、靈魂飄到遠方,背後的誘因是甚麼?當互聯網有免費的長春藤大學課程,由名師任教,學生可以通過人工智能調控學習進度,自己懂的可以略過、不熟悉的重複溫習,連討論也可以在網絡找到志同道合、程度相近的夥伴,而不用面對大班教學各說各話的尷尬,為甚麼還要在乎那個官方syllabus?當互聯網的「群體學習」,已經構成另一種實用社交技巧,足以在日後就業大派用場,校園提供的社交技能,例如「dem beat」,究竟又有多大實用價值?到了最後,傳統學校的最大憑藉,就是一張證書;但當教育普及化,證書幾乎等同出世紙,而正規學校的畢業生,也不能保證比中學畢業生賺多多少錢;一個沒有官方認受、但能提供實用訓練的地方,例如阿里巴巴辦自己的網上學校,卻可能更有社會保障。那我們的未來,難道還要像現在那樣,在四壁之間困獸鬥嗎?

小詞典:社會認知

社會認知是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人類如何處理社會訊息,特別是人們登錄、儲存、提取、應用社會情景的過程,強調認知過程對社會互動的重要性。社會認知被廣泛應用於不同層面,並有學者以此解釋不同文化差異、以及個體與不同文化的關係。

2017年10月28日星期六

亞速爾何以觸動美國鷹派的神經?

中國第一個駐海外「保障基地」今年7月正式成立,地點是在亞丁灣沿岸、非洲小國吉布提的領土上。這些年,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海外投資金額和人員數量急劇增加,「為保障中方在海外的新興政經利益」,中國軍隊已開始衝出東亞傳統水域,尋求在域外地區施展軍事層面上的影響力。

被形容為「大西洋上的一串珍珠」的亞速爾群島,由九個小島組成,十五世紀初由剛進入「航海時代」不久的葡萄牙帝國所發現和拓殖。儘管面積不過2300平方公里,亞速爾群島卻因其連繫歐洲、北美和地中海的戰略位置,逐漸成為近代西方強權眼中的兵家必爭之地。

二戰前期,納粹德國軍方一度企圖從中立國葡萄牙手中,強行奪取這個軍事要衝;二戰後期,美國則成功與葡萄牙當局達成交易,後者允許美軍登島並建立拉日什空軍基地(Base Aérea das Lajes),以換取多項政經利益和安全保障;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代,為阻止蘇聯勢力向西歐擴張,美國拉攏葡萄牙加入「馬歇爾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葡萄牙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進一步加強,亞速爾群島則成了美軍溝通亞歐大陸的橋頭堡,其空軍基地甚至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作出過「卓越貢獻」,協助美國和以色列一方反敗為勝。

可是隨着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拉日什基地逐漸成了美軍「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已先後數次調整軍事佈局,令當地駐軍數量由昔日高峰時期的數千遞減至今天的數百。這種持續不斷的戰略收縮舉動,無疑對長期依賴「駐軍消費」的亞速爾經濟造成打擊。

2012年和2014年,中國領導人在結束拉丁美洲訪問行程後「技術性經停」葡萄牙亞速爾群島半天才回國,有意無意間表現出對這串北大西洋海島的興趣。中國的舉動,既增加了葡萄牙與美國交涉的籌碼,也開始觸動了美國鷹派的神經。

而面對潛在的中美地緣博弈,葡萄牙一方面在軍事領域以靜制動,另一方面則鼓勵亞速爾群島分散風險,着手投資非軍事領域產業。現在,當地科研方面的國際合作計劃已嶄露頭角,一個預期耗資三億歐元的科研基地「亞速爾國際研究中心」(Azor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即將全面運作,內容涉及氣候、能源、海洋和外太空等多個範疇,包括中國、美國、印度和南非在內的全球29個國家已開始參與其中。

然而,即使有關合作不存在軍事成分,即使美國也獲邀參加這個項目,美國鷹派的疑慮依然不減,當中的代表人物,是葡裔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努內斯(Devin Nunes)。努內斯出身于亞速爾望族,與特朗普關係密切,過去數年他已多次就亞速爾美軍問題高調發表評論,警告美國。

今年四月,努內斯出任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期間,應邀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出席閉門會議。場外,他聲稱中國「現已在全球多處地方進行經濟擴張、包括在亞速爾群島上」,隨後更表示「亞速爾是全球其中一個最關鍵的戰略據點,七十年來一直保衞駐歐美軍、乃至美國本土的安全,任何形式的外國機構企圖靠近拉日什基地,都不是一個好主意」,言辭明顯指涉「亞速爾國際研究中心」。

本次專訪,邀請亞速爾大學教授安德拉德(Luís Andrade)博士分享觀點。這位國際關係兼地緣政治學家,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亞速爾居民;赴美學成歸國後的三十多年來,安德拉德教授持續深究亞速爾涉外議題,對拉日什基地的前途問題見解深刻,經常獲邀為葡萄牙主流媒體答疑。

沈:去年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時,亞速爾輿論一片憂心忡忡,畢竟特朗普競選期間曾高調批評「美國的北約盟友沒有充分履行財政義務」,而駐拉日什基地美軍的去留爭議,很大程度上正是在特朗普的「地圖炮」射程範圍內。特朗普任內將加速美軍在拉日什基地的戰略收縮態勢,還是會順應努內斯等鷹派的呼籲堅守陣地?

安德拉德:目前拉日什基地的美軍去向仍然是未知之數,特朗普的出現更是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這兩年間他不停在重大議題上改變自己的意見,就連他對一眾北約盟友的評價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回應民氣、削減美國在海外的「不必要花費」,另一方面則是重視鷹派的關切、守住戰略要衝─想準確判斷特朗普政府的最終決定,現在恐怕為時尚早。

沈:希臘每當與歐盟或北約關係欠佳時,往往會透過加強與俄羅斯的合作來反擊。假如美軍全面撤出拉日什基地,葡萄牙是否真的能夠效仿希臘,改為與中國在亞速爾群島展開軍事合作,從而向美國報復?

安德拉德:現階段我們確實不可排除任何可能性。但基於兩個因素,我還是相信,直接涉及亞速爾的葡中軍事合作不會真的發生。首先,葡萄牙是北約創始成員國,有一系列的防務承諾必須履行;其次,葡萄牙與美國本身也有簽署雙邊國際協定,不論關係變好變差,它終究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過話分兩頭,亞速爾可以、也理應在葡萄牙國家利益的框架內成為中國的夥伴,加強在經濟、商業、技術和科研等領域的雙邊合作。

沈:「亞速爾國際研究中心」似乎正是這種非軍事領域合作的重要一步,但美國政府的取態卻有待觀察:應該如何看待眾議員努內斯早前訪葡時發表的言論,這純粹是其家族或政治版塊的一家之言,還是他其實是在總統特朗普的授意下,向葡萄牙政府釋出某種信號?葡萄牙同時邀請中美等多國參與島上科研活動,是否已充分照顧美國的安全需求?

安德拉德:努內斯本身有亞速爾背景,而且是共和黨人。考慮到過去奧巴馬時代,他已持續批評美國在亞速爾的戰略收縮政策,我傾向相信他是在重申美國的主流鷹派觀點。

只是他這段言論,在我看來是不可接受的。努內斯不可以、也不應該就這個非軍事項目的持份者事宜,向葡萄牙發號施令─這一切,甚至居然是發生在葡萄牙的領土上。葡萄牙與各國之間的這類新合作值得繼續看好,美國對此有何觀感也不會有差別。一個國家失去尊嚴,就會失去一切。

沈旭暉 李浚賢

大公報

2017年10月27日星期五

由Facebook「六國實驗恐慌」談起

近日全球最熱門的國際新聞,似乎並非任何國際版報道的大事,而是一個Facebook的小實驗:在六個「偏遠國家」,嘗試取消所有專頁的非付費內容,出現在用戶的「生活時報」上。雖然Facebook官方表示「目前」未有計劃推廣實驗到其他地方,但對大大小小依賴社交媒體來傳銷、分享新聞的中小企、新媒體而言,一時哀鴻遍野,彷彿世界末日。

這六個國家,似乎是精心挑選的,都是不同洲的中型國家:亞洲的柬埔寨、斯里蘭卡,美洲的危地馬拉、玻利維亞,東歐的斯洛伐克、塞爾維亞,既能「測試」一定人口的反應,也不會對真正大戶、大國構成影響。但該六國直接受影響的企業,義憤之情,自然溢於言表。

Facebook的官方理由是希望把商業資訊和個人資訊分割,因為近年Facebook愈來愈少個人生活訊息流通,不少用戶都是用它來看其他資訊,導致大品牌壟斷了「生活時報」,和Facebook創辦時的原意,已是本末倒置。 另一原因是網絡世界「Fake News」盛行,甚至影響了不少國家的選舉進程,大小政黨都利用社交媒體的演算法造勢,直接影響選舉結果;這類經驗,足以寫成一堆博士論文。Facebook無論怎樣打假,都難奏效,於是乾脆想到釜底抽薪。

然而一般網民的陰謀論,自然來自全然相反的觀點,幾乎一律認為,這是Facebook一貫的騙財手法:先提供非收費服務,到個人/企業已經投放了大量資源發展新媒體,養成慣性依賴,不能輕易轉型,才改變遊戲規則,逼它們付費宣傳,這是最無恥的「尋租」行為,而且毫無智力成分可言,可謂最赤裸裸的壟斷性經濟。此外,也有評論認為Facebook是向大財團、大政府屈服,通過打擊新興對手,換取無數幕後利益云云。

但作為新媒體用家、也有玩票搞一些網絡專頁的筆者而言,始終不相信這個「實驗」,會完全推廣到全球。實驗除了是測試,也是發放訊號的渠道,一來對股價、收購、合作有眾多我們局外人看不到的功用,二來也是對其他持份者的交待:「我們已盡力而為」。

關鍵是Facebook的壟斷,其實並非牢不可破:一方面,年輕一代已經開始離棄Facebook,轉投更即時性的IG等社交媒體;他們依然有Facebook戶口,但不常分享自己的資訊,只會看看「社會」有甚麼訊息。另一方面,大企業、大政府無不希望複製Facebook,為己所用,中國這方面自然做得最成功,但這個夢想,幾乎為所有創科公司所共有:看到朱克柏格的成功,誰不想分一杯羹?

換句話說,只要Facebook的實驗擴充至全球,有足夠critical mass的企業、大戶受到毀滅性影響,就會是足夠的誘因,令一大群人另起爐灶,而且帶同一大群粉絲離開。這個機遇,無數大企業虎視眈眈多年,Facebook不會不知道。就像香港網絡世界的「連登事件」,對高登討論區的影響如何,網民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假如Facebook的實驗未能增加個人資訊分享,卻連社會資訊的優勢也失去,新一代只會連最後留在Facebook的誘因也不存在。因此,Facebook的實驗,永遠只能在上述兩大上下限之間尋求空間;真正大規模的改變,帶來的不可測性,恐怕已不是Facebook這個今天的龐然大物所能承擔。

小詞典:連登事件

2016年,香港高登討論區有用戶提出對管理層的種種質疑,其後有網民發起另起爐灶,成立「連登討論區」,成為高登建立以來的最大挑戰。連登成立後,發帖、回覆數目一度比高登更多。高登管理層其後進行大改革,在技術層面回應了網友不少訴求;但在管理層面上,兩者原則依然頗有不同。

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由跳樓機到智能手機:金正恩的「改革開放」

昨天談及金正恩時代的北韓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而在極權一面以外,金正恩也有意搞「改革開放」,讓人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通常外間對這類資訊嗤之以鼻, 但大家絕不能忽視一般人對生活改善的觀感:封閉的資訊,加上「新生活」的出現,也許足以令大多數人麻木下去。

金正恩上台後,雖然對外姿態強硬, 但也開始容許國內經濟有更多「市場元素」,中小型企業、個體戶都在擴張,連便利店這種「資本主義產物」也開始普遍。

10年前,筆者第一次到北韓之時,入境還要把手提電話存放在移民局,以確保國內沒有人使用「高科技通訊」;但現在一切已經改變,居然有十分之一北韓人擁有手機,更有國產「阿里郎」品牌。據說,有北韓人認為該品牌檔次比中國製造的手機還要高,已成為北韓人的熱門求婚禮物。

彷彿一下子走過幾十年

由於北韓人已經可以上網,網購也開始流行起來——當然,那依然是名副其實的「內聯網」,不能連到外國的網站,網購平台亦是北韓自家研發的,但起碼能帶動內銷。

虛擬世界以外,近年北韓的實體硬件「進步」同樣有跡可尋。2016年元旦,首列北韓製地鐵列車正式啟用,代替以往來自東柏林的二手車卡,在這新式列車上,關愛座、通訊系統無所不有,令北韓人彷彿一下子走過幾十年。

在金日成時代就開始興建、但一直「爛尾」而閒置多年的平壤地標柳京飯店,近日據報也重新動工,象徵意義鮮明,同時平壤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金正恩繼承了家族傳統,鍾愛迪士尼和遊樂場,他親自試玩機動遊戲的片段深入民心,現在跳樓機、太空飛車等,都成了北韓人週末娛樂,最新3D電影院是人民另一新寵兒。

與此同時,金正恩也開始發展北韓的「軟實力」:利用外界對北韓的獵奇心態,大搞特色旅遊,例如平壤馬拉松就是近來最成功的嘗試,形象健康,經歷獨特,由於獨一無二,價格也就同樣獨特。過往封閉的地方,部份亦開始開放給深度遊和傳媒,令遊客有更多機會接觸北韓百姓,「體驗主體思想的偉大」。北韓當局揚言到2020年,每年觀光人數會達到200萬,這一筆外匯,不可小覷。

當然,北韓「GDP高速增長」也好,「改革開放」也好,一切有大量水份。說到底,北韓人均年收入依然只得150萬韓圜,即1342美元,少於南韓百姓的5%,所謂「增長」,始終是相對概念。而且很多剛才提及的新建設,都集中在首都平壤,北韓其他地方的百姓,依然屬於另一世界;而平壤權貴家族與一般百姓之間的鴻溝,亦是客觀現實。問題是在鞏固政權的角度而言,有限度的生活改善、嚴密控制的資訊,可能比大幅度生活改善、自由流通的資訊更有利於管治,因為更多人會從中得到「既得利益者」的感覺/錯覺,有了失去「利益」的恐懼,反而更不希望出現改變。那些假設北韓人民會「起義」的外國評論,始終見不及此,難免誤判連連。

小詞典:柳京飯店

1987年開始興建的北韓酒店,預計樓高330米、105層,有3000間房間,外型為大三角金字塔,作為平壤地標,預計1989年開幕,但工程一直延誤至今。雖然不時有傳不同公司願意承擔計劃,但都是無疾而終,令酒店成了北韓好大喜功的尷尬大白象。

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北韓GDP居然在「高速增長」?

北韓核危機與導彈危機不斷,國際社會制裁不斷,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根據南韓銀行估計,北韓在最高領袖金正恩「瘋狂」治下,2016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居然是17年來最快,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前一年增長3.9%,是1999年以來的最大升幅。假如沒有乾旱氣候影響農作物收成,增長還會更高。

對習慣了中國式高速增長的大家而言,增長3.9%也許不算什麼,而且北韓經濟基數甚低,要增長也相對容易。惟說到底,3.9%的增長已經高過歐盟大部分國家,而且正正由於北韓經濟基數低,GDP增長的成果,無論領導如何高壓,都更容易被一般人感受到。這一點,是外間閱讀北韓時經常忽視的。

試射導彈屬最佳廣告

問題是,北韓GDP的增長究竟從何而來?

在可考的數據上,北韓最大的收入來自煤礦和製造業(製造業則以製衣為首)。中國一直是北韓的最大貿易夥伴,2016年,中國佔北韓貿易總額的92.5%,絕對舉足輕重。雖然中國在聯合國贊成制裁北韓,不再從北韓入口煤炭,對北韓是一大打擊,但雙邊貿易依然熾熱。

問題是,北韓所有數據都不對外間透明(3.9%增長只是外間估算),黑市生意做得有多興旺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知悉,卻可能默默支撐着全國經濟(金正恩同父異母兄長金正男生前,甚至有說真正身份是在海外管理地下業務的「地下財經部長」)。例如軍火生意可能是北韓最有競爭優勢的業務之一,不斷試射導彈正正是最佳廣告。

除了明刀明槍,黑客兵團也是北韓的潛在業務來源:根據各國情報部門和防毒軟件公司透露,北韓黑客技術高超,專門攻擊外國銀行、企業、金融機構、甚至政府伺服器,以盜取利益和機密資料。這門「業務」,對於北韓來說可是無本生利;只要制度化,更是一舉數得。

北韓雖然封閉,也出口了不少廉價勞工賺取外匯。某程度上,這些外勞應被稱作「外奴」才是,因為他們需要上繳大部份薪金,但本身薪水低得可憐,工時卻長得離奇。他們被剝削,除了基於北韓政府本身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在於國際社會的制裁:由於聯合國制裁,僱用北韓勞工成了非法行為,因此他們都是黑工,薪金自然被壓榨,結果成了「黑心企業」的青睞對象,實在極其諷刺。

這些業務,很多都是在國外催生,北韓駐各地的大使館,就是北韓經濟活動的大本營。北韓外交官除了有官方外交功能,據不同外電、脫北者分享,同時也像社團領導,管理各樣走私生意,小至牛肉、煙酒、名貴汽車,大至毒品、偽鈔、偽冒產品,無所不包。比「坐館」更厲害的是外交官有「外交豁免權」,除了可以掩飾一切,必要時甚至連租金也可拖欠。大使館業務大小通吃,有時還會出租作婚禮、派對、舞會、商業活動,總之為了賺取外匯,可以「去得好盡」。

小詞典:外交豁免權

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各國外交官為了方便執行職務,享有「外交豁免權」,也就是不受派駐國家的法律監管,所在國頂多可以驅逐他們出境。任何時候都予以豁免的稱為「絕對豁免權」,外交官從事外交活動才予以豁免的稱為「功能性豁免權」。不少外交官都有濫用特權之嫌,例如利用豁免權違例泊車,就是最微觀例子。

2017年10月24日星期二

沉默大多數:加泰羅尼亞統派團體能走多遠?

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過後,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回應是暫時終止其自治權;而爭取獨立的一方沒有軍隊、沒有外援,很難看見終點。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當地民意未見一面倒,由於統派杯葛公投,令投票率不過半,西班牙也就振振有詞,稱得到「沉默大多數」支持。

統派團體背景再起爭議

事實上,西班牙在加泰羅尼亞一直有培養統派勢力。雖然於公投期間,這股勢力低調行事,但公投過後,便大舉浮上水面活動。

兩周前,最大統派社團「加泰羅尼亞公民協會」在首府巴塞隆拿舉辦大型「撐統一遊行」,聲稱有35萬人參加,規模奇大,甚至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站台,以表達對加泰羅尼亞政府發動「政變」的不滿。

這個「公民協會」並非新組織,它於2014年成立,由多個親西班牙社團合併而成,包括「是時候行動了」、「我們的加泰羅尼亞,我們是西班牙」、「公民脈動」等。當時加泰羅尼亞政府主席馬斯宣布,在2014年底就是否獨立舉行「諮詢性公投」,於是「統派」決定「以群眾鬥群眾」,這策略也遺留至今。

西班牙政界對公民協會自然大力加持,主要政黨都派代表出席其成立典禮,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反對黨領袖桑切斯(Pedro Sanchez)都公開寫信支持,還提名「公民協會」角逐2014年歐洲公民獎,最終協會更成功獲獎,引來加泰羅尼亞議會嚴重抗議。

加泰議會的抗議,也不是純粹建基於立場不同,而是不斷檢舉「公民協會」成員有極右傾向,和佛朗哥政權的殘餘勢力有聯繫。 「公民協會」創會主席博斯(Josep Ramon Bosch)是被「爆料」的主要目標,接連被揭發用假名上youtube發布紀念佛朗哥武裝成員的影片,以及親身參與佛朗哥基金會活動。佛朗哥基金會成立目的是保存佛朗哥生前文件和書信,但活動經常成為極右聚會,充斥著那些年的口號。最後博斯被迫辭職,但組織還有更明顯的極右份子,例如創會秘書比拉巴(Jorge Buxadé Villalba)曾在1995、1996年代表佛朗哥的長槍黨參與選舉,就不是秘密。早前在馬德里的「反加獨」集會,再次響起佛朗哥年代的歌曲《面向太陽》,令這些加泰「統派」團體的背景再起爭議。

不過無論「統派」是否「極右」,他們的前景都是一片光明的。加泰隆尼亞地方色彩無疑很強,但數百年來,西班牙各地人口大舉遷入,早已成了加泰持份者之一,他們的西班牙認同不可能磨滅,也難以願意成為所在地的「外國人」。他們對爭取加泰更大自治權其實不太反對,因為那是經濟議題,自己受惠;只是說到獨立,勢必惹來中央反彈,在身分認同以外,更會連累自己利益,才會站出來。「統派」大集會出人意表的出席人數,正正反映了這樣的計算。

在可見將來,西班牙為控制加泰,只會進一步扶植「統派」,除了經費,也會協助其爭取國際認同(例如那個歐洲公民獎),讓「獨派」知道統一才是有利可圖。這種策略,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而且是很奏效的。

小詞典:尤薩 (Mario Vargas Llosa)

秘魯作家、詩人,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競選秘魯總統,僅敗予後來當選的藤森,代表作為《城市與狗》、《綠房子》。九十年代開始移居歐洲,擁有西班牙國籍,得過西班牙文壇最高榮譽「塞萬提斯獎」,2011年獲西班牙封為侯爵,在西語國家有廣泛影響力。他參與加泰隆尼亞統派遊行,因為認同西班牙象徵的自由、法治、多元,不希望被分離主義破壞。

2017年10月23日星期一

美國南北戰爭真是「解放黑奴之戰」嗎

特朗普上台後,前總統奧巴馬、喬治布殊頻頻批評他撕裂美國,激化國家傷痕,種族問題尤其有惡化趨勢,特別是在「另類右派」大本營的中南部州份,不少昔日象徵極端民族主義的旗幟、組織紛紛再現,毫無忌諱。

然而,特朗普的角色頂多是一個助力,而不是始作俑者:美國的種族問題從來存在,有了社交媒體、後真相年代,固然容易死灰復燃,但本質上,其實從未徹底解決。這一切,我們可以由南北戰爭談起:在自由派眼中,這是無可爭議的正義之戰,北軍是為了解放黑奴而戰。但在不少美國白人心目中,這樣的論述卻虛偽無比,因為真相遠比簡單的文宣複雜。

經濟結構差異引發內戰

早於1920年代,歷史學家比爾德夫婦(Charles Beard、Mary Beard)就提出,經濟動機才是爆發南北戰爭的主因。十九世紀中葉,東北部的新英格蘭經濟逐步轉型,工業逐漸發展,開始出現中大型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成型,他們之上還有工業資本家,歷史學家稱這段時期為「市場革命」。

與此同時,南部州份的經濟命脈仍以農業為主(特別是棉花業),主要生產力都是來自黑奴。因此,在南方,沒有視作黑奴為公民,只視之為一種產生利潤的工具;但在北方,卻希望釋放黑奴的剩餘勞動力到現代工業,也相信提高其消費力,能促進商業發展。

北方因爲經濟發展需要,開始出現大量受聯邦政府規管的銀行;南方的銀行則以地方銀行為主,只針對農業服務。北方呼籲提高關稅,以保障其工業製成品的國內銷路;南方則主張低關稅政策,以免歐洲國家報復,抵制他們的棉花農產品出口。總之,南北雙方經濟矛盾重重,黑奴問題只是「一籃子」問題之一,而且,最初只是旁枝末節。

就在南北走向不同發展之時,林肯當選總統。今天的美國歷任總統排名榜當中,林肯經常高踞榜首,但他當選時,卻被視為國家分裂的真正元兇:南部舊有貴族階層、居民早就擔心北方新興工業資產階級控制美國政壇,而林肯代表的共和黨只是剛成立六年,在南部幾乎毫無根基,與今天的美國政黨勢力分佈完全不同。面對強硬捍衛北方利益、主張提高關稅的林肯,南方各州決定先發制人,宣佈退出聯邦,組成「美利堅邦聯」,而林肯決定討伐,開啟了南北戰爭。

廢奴問題的利益計算

林肯當選時,固然從道德上反對奴隸制度,並多次反對蓄奴「擴散」,但他本身並非徹底的廢奴主義者,廢奴也不是他決定打內戰的主因。當時北方政權討論過多個方案,權衡繼續容許、控制奴隸發展,與一鼓作氣對南方作戰之間,何者更具經濟效益。最後共和黨人研判,不讓南方獨立對自己更有利,但並未根本否定奴隸制度,經濟學者根德遜(Gerald Gunderson)更曾搜集數據,支持以上說法。

當我們將時軸再向前推至1846年爆發的美墨戰爭,可更清楚發現美國南北部主要勢力,對黑奴問題一直無意積極面對,但對南北經濟角力則重視得多。戰爭導火線是1845年,從墨西哥獨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正式加入美國,墨西哥擔心其他州份效法,美國則希望乘機多佔墨西哥土地,而戰爭期間,美國一直處於優勢,就算要墨西哥亡國,也不是做不到,於是興起了「應否佔領整個墨西哥」的討論。結果大部份南方州份都主張「滅墨」,因為以德克薩斯為例的潛在新州份,都是蓄奴州,他們的加入,將大大加強南方在聯邦的影響力。至於北方政客反對吞併整個墨西哥,也是基於同一原因;當時在國會仍有影響力的輝格黨,就大力反對美墨戰爭,以免南方坐大。美墨最後簽定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劃入美國的墨西哥領土雖然極多,但已經是南北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至於通過吞併墨西哥、再在當地厲行廢奴,美國各方連想也沒有想過。

到了南北戰爭爆發後,南軍在李將軍領導下,攻勢比預期凌厲,林肯為了勝利,開始思考一切辦法。於是北軍開始宣傳,這是一場與奴隸主的戰爭,想到改變奴隸制度,來弱化南方勢力,因此在戰爭中段,才開始強調這是一場「解放黑奴的戰役」。1862年開始,大量黑奴加入北軍,既填補了人員,也加強了士氣。同年林肯發表《解放奴隸宣言》,宣佈「美國邦聯」的黑奴亦享有自由,希望以此培養第五縱隊,在南方內應外合。加上這樣的道德高地,也方便在國際社會向南方施壓;英法一度給予自身經濟利益,打算承認南方政權,部份也是被林肯的「解放黑奴」宣傳攻勢壓止(兩國都在南北戰爭前,已宣佈廢除奴隸制度)。

這樣的背景,解釋了何以南北戰爭後,美國的種族歧視依然存在:北軍最終勝出內戰,國家重新統一,經濟目標已經達到,種族問題再也不是「問題」,反而如何盡快和南方權貴地主大和解,才是國家要務。美國國會雖然通過了第13、14、15修正案,分別廢除奴隸制、保障公民權利與在法律面前有平等保障、賦予公民平等的投票權,但實際上並未改變非裔公民的現況,特別是在南部州份,廢奴後仍然實行各項種族隔離政策,包括黑人不可與白人學生於同一學校就讀,黑人在餐廳、鐵路等公眾場所需於指定區域就坐等。假如廢奴真的是至高無上的綱領,斷不可能如此。不少非裔美國人希望循法律途徑爭取平權,但司法機關均以「隔離但平等」為由,維護了種族隔離政策,直到20世紀中的民權運動,通過《民權法案》,才得到大幅度改善。但百多年來,主張種族不平等的思想,始終在美國有其群眾基礎;廢奴運動以來,勝利的只是一方的經濟主張,而不是道德主張。到了今天美國經濟、特別是白人的經濟出現種種問題,種族「問題」再次浮現,也是順理成章。萬物有因果,特朗普,正是一個果。

小詞典﹕《解放奴隸宣言》

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宣佈,所有於南方叛亂地區的奴隸,均獲得自由。然而,宣言並未包括北方的蓄奴州,全國黑人的待遇直至第13修正案通過後,才陸續改善。有趣的是,密西西比州更要到1995年才通過相關修正案,但因未有送往聯邦政府備案,而未有落實。到2013年,當地一名教授觀看電影《林肯》後,發現該州並未完成相關法律程序,才建議跟進,第13修正案才於南北戰爭結束150年後在全國通過。

2017年10月20日星期五

瓦努阿圖的「Bitcoin革命」

上周談及愛沙尼亞的「電子政府革命」,有朋友認為太過前瞻,目前可行性成疑,筆者卻深信這是大勢所趨。

移民概念 相當虛擬

除了筆者談及的內容,近年「區塊鏈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Bitcoin)開始流行,愛沙尼亞政府亦打算推出這類「Cryptocurrency」,取名「Estcoin」,以圖在電子交易平台領導歐洲,再配合電子國民認證,向其他國家推銷,總之十分積極。

但論進取程度,愛沙尼亞還是及不上一個很遙遠、但香港人聽起來很熟悉的國家——瓦努阿圖(Vanuatu)。

瓦努阿圖以「我想住嘅地方」廣告而廣為人知,而同樣廣為人知的是,這廣告的對象並非「真.香港人」,而是打算移民到香港的內地人,先以簡易程序得到瓦努阿圖公民身份,再以「外國公民」身份申請移民香港,對不少人而言,絕對比直接從中國內地到香港方便。

這門生意也不是瓦努阿圖原創,西非小國岡比亞(The Gambia)才是這方面的「大國」。

理論上,岡比亞還是提供最多「移民人口」予香港的國家之一。瓦努阿圖後來居上,從來沒有想過真的有申請人打算到當地居住。整個概念,其實已經相當虛擬。

然而,虛擬無極限。有了電子貨幣,瓦努阿圖亦希望繼續擴展其「大生意」——投資移民,剛宣布接受跟20萬美元等值的Bitcoin,作為投資移民的貨幣。

以現時Bitcoin 的美金價值計算,大約43-44BTC ,就能得到瓦努阿圖公民身份、甚至進一步拿到一本世界通用率排名 34 的護照(參考passportindex.org)。瓦努阿圖與申根公約國的免簽證待遇、加上近乎沒有稅項的稅務天堂身份,實在讓不少人趨之若鶩。

「發明」Bitcoin 的人是誰,至今仍是個迷,但這絕非一個純IT、純經濟行為,而是一個挑戰國家主權的「陽謀」。這種「P2P資科分享」,令 Bitcoin 被視為對抗中央銀行控制模式的交易工具,自由流通和私隱性被受推崇,可謂「網路3.0」自由主義一大象徵,更可能是向美國等金融霸權抗爭的先驅。近年有更多人發明各式Cryptocurrency,也有創業者用Cryptocurrency 的虛擬方式-所謂「Initial Coin Offering」(ICO) 集資,而不是通過傳統的股票配售,以避過監管。新世代來臨,已經呼之欲出。

既然Bitcoin 是沒有任何人背書的「貨幣」,交易不受任何地緣限制和規管,難免與洗黑錢、勒索軟件等拉上關係,南韓和中國因此已禁止通過發Cryptocurrency 形式的集資活動,背後的原因,相信也和主權爭議不無關係。就在這個時候,瓦努亞圖卻人棄我取,宣佈可以經澳洲一間公司,將bitcoin 變成美金,以支付投資移民,似乎跟各國加強打擊ICO的做法有所不同。

瓦努阿圖會否帶領潮流,雖然尚待觀察,但幾可肯定的是後有來者,岡比亞、幾內亞比紹等競爭對手,亦必各出奇謀。其他中美洲、太平洋小國,亦有不少投資移民計劃,積極推動各國向其護照免簽,再以投資移民方式吸引資金流入,也是瓦努阿圖的同路人,只是近年被美國施壓,才稍有收斂。但潘朵拉的盒子已經被瓦努阿圖打破,革命,還會遠嗎?

小詞典:瓦努阿圖共和國

太平洋美拉尼西亞島國,1906年成為獨特的英、法共同殖民地,島上法律都分別有英國、法國、原住民版本,導致政出多門。1980年獨立,外交政策完全利益主導,曾短暫和中華民國建交又斷交,也曾承認阿布哈茲換取俄羅斯援助,又在俄援撤銷後取消承認。近年大舉推廣投資移民,只是一脈相承。

2017年10月19日星期四

意大利的分離主義:「薩丁尼亞王國」的今天

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成為各方焦點,而歐洲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地方還有很多,不少鮮為人關注,例如曾身為意大利統一先驅的薩丁尼亞島。

表面上,「薩丁尼亞獨立運動」只是笑話。今年8月底,英國《泰晤士報》為一名薩丁尼亞島民刊登訃文,主角是「薩獨」份子梅隆尼(Salvatore Meloni)。 他的「行動」,卻不果是在2005年登上一個薩丁尼亞的離島,自稱「總統」,直至離島業權人投訴,意大利政府才將梅隆尼以擅闖私人土地、破壞樹木等罪名拘捕。梅隆尼不是一開始就是獨立份子,甚至曾參加意大利統一百年活動,只是在活動上感到「大意大利主義者」對地方習俗的不屑,才憤而搞獨立,除了「佔領」,還曾涉嫌策動炸彈襲擊。

真正重要的,自然不是這類游擊行動,而是薩丁尼亞本身的獨特身分認同。1720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本來屬於西班牙阿拉貢皇室領地的薩丁尼亞島,被割讓予薩伏依公爵;後來薩伏依公爵逐步統一意大利,薩丁尼亞也成為意大利王國一部分。 不過對薩伏依王室、和不少意大利精英而言,孤懸海外的薩丁尼亞島,一直是可有可無。薩伏依王室最初擁有的是資源比較富庶的西西里島,甚至曾考慮將薩丁尼亞賣給奧地利或法國;意大利開國首相加富爾,曾說薩丁尼亞是「第三個愛爾蘭」;意大利統一志士馬志尼甚至表示,可以用薩丁尼亞換取法國支持意大利統一。

此所以「自古以來」,薩伏依王室、乃至意大利政府,對薩丁尼亞,都沒有很大的管理意志,長期維持古代的「離地」統治,從大陸派出執政官治理了事。當薩伏依本土(例如都靈)開始改革時,薩丁尼亞依然維持中世紀式管治;1847年,薩丁尼亞貴族代表請求改革,希望將薩伏依國王治下的領土法律統一,以得到現代化管治,最後卻變成了整個國家的體制合一,薩丁尼亞地方問題卻依然被忽略,導致提出方案的薩丁尼亞貴族驚呼「我誤判」(Errammo tutti)。

新生的意大利比從前更忽視薩丁尼亞問題,導致薩丁尼亞獨立主義漸生。二戰後,意大利全盤民主化,薩丁尼亞出現了兩股支持獨立的政治勢力,分別是「薩丁尼亞行動黨」和「薩丁尼亞聯盟」。行動黨的影響力在1984年地方議會選舉到達高峰,取得13.8% 選票,甚至可以提名地方政府主席。但獨派政黨忙於內鬥,行動黨此後再也不能重覆佳績,剛提及的「薩獨份子」梅隆尼本身正是行動黨成員,因為發現行動黨「只說不做」,才開始了自己的行動。

其實,薩丁尼亞人不滿的議題很多,例如六成北約在意大利的駐軍都在薩丁尼亞,有不少擾民行為;意大利本土企業亦大舉入侵,影響到島民生計,但「本土派」政黨都未能有效反應。2012年,薩丁尼亞地方議會曾提出舉辦獨立公投,以一票之差被否決。於是,才有了梅隆尼的出現。

那麼,這位「薩獨人士」是因為甚麼原因過世的?原來他被捕後,被牽扯出多項罪名,他聲稱是政治檢控,入獄多年後,決定開始絕食,今年7月不治,似是要仿效當年愛爾蘭共和軍絕食的囚犯。而他的喪禮,除了家人以外,最後只有威尼斯分離主義份子出現。這代表甚麼,意大利統一的前景如何,亦一葉知秋。

小詞典:薩丁尼亞王國

1720年,薩伏伊王室離開西西里島,得到薩丁尼亞島作為補償,建立薩丁尼亞王國,不久歐洲大陸的皮埃蒙特也併入王國,所以又稱「皮埃蒙特-薩丁尼亞」。1849年,維特克艾曼紐二世登基,開啟了意大利統一過程,最終在1861年成立意大利王國,因此薩丁尼亞曾被視為意大利統一的搖籃。

2017年10月18日星期三

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公投適得其反?

伊拉克庫爾德自治政府9月25日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聲稱有72%投票率,得到92.7%支持;加上早前敍利亞庫爾德人已經宣布成立「民主聯邦」,實行更大自治,庫爾德人的立國夢彷彿愈來愈近。惟公投結束後,各方反應都比想像中負面,似乎自治政府的「造勢」算盤有點適得其反。

讓伊軍出兵基爾庫克有名

這次公投的最大爭議,除了伊拉克中央政府不承認,還包括把自治政府官方區域之外的石油重鎮基爾庫克省(Kirkuk)列入公投獨立範圍之內。基爾庫克並非庫爾德人傳統控制區,只是在「伊斯蘭國」(IS)崛起時,庫爾德自由鬥士部隊(Kurdish Peshmerga)趁機控制了該區,得到龐大石油收入,這也是庫爾德人信心百倍的憑藉,只要找到買家,就可以確保收入來源。

假如庫爾德人能打通敍利亞北部,透過陸路興建管道,更可把石油經地中海出口,避開土耳其和伊朗的封鎖。

想不到一場公投,卻給予伊拉克政府軍出兵基爾庫克的名義,僅僅用了一天,就從庫爾德人手上「解放」了基爾庫克,過程中更有庫爾德族軍隊倒戈。在現實政治主導的中東,這對庫爾德人來說,可謂當頭棒喝。

庫爾德人希望爭取的國際道德高地明顯亦沒有出現。庫爾德人聚居的伊拉克、伊朗、敍利亞及土耳其4國,當然都反對庫爾德人立國;而且歐洲國家也普遍表態,反對伊拉克庫爾德人獨立公投。一方面,「公投獨立」已經為不少歐洲國家帶來煩惱,相關國家很難解釋何以一方面不接受加泰羅尼亞單方面獨立公投,同時卻支持伊拉克庫爾德人。

「形同獨立」不同「獨立」

更重要的是,歐洲各國擔心伊拉克庫爾德人一旦立國,會為中東帶來新的亂局,製造新一波難民潮, 後果不堪設想。公投後,各大航空公司大都響應伊拉克中央政府呼籲,停飛北部庫爾德地區,這也是一大訊號。

然而,若說國際社會很支持伊拉克中央政府「捍衛主權」,亦同樣不是事實。事實是,各國大都希望永遠弱化伊拉克這類國家,讓不同勢力同時活躍區內,方便分而治之,上下其手,只要庫爾德斯坦不正式獨立,庫爾德人的空間,反而可以不斷擴大。以美國為例,雖然表態反對庫爾德人獨立公投,但美國在中東泥足深陷,不少問題都是靠資助庫爾德人解決,對庫爾德人的金錢資助,只會源源不絕。美國盟友以色列更是一直暗中支持庫爾德人,借他們在中東搞局,又可以得到石油;沙特阿拉伯遠離庫爾德人活躍範圍,最遲一刻才表態反公投,其實對庫爾德人牽制伊朗、土耳其等競爭對手樂觀其成。

表面上,俄羅斯對這次公投沒有明確表態,但身體語言十足。俄國石油巨擎Rosneft在公投前一星期表示,會加大在庫爾德地區的投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更說「希望庫爾德人能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一樣,達成他們的夢想」。總之,只要伊拉克庫爾德人「形同獨立」、而又不能得到完全的獨立,這些大國就有槓桿可以不斷使用。有了大國暗中撐腰,伊拉克庫爾德人要心甘情願成為「伊拉克不可分割一部分」,亦不可能呢。

小詞典:庫爾德敢死軍 (Permerge)

伊拉克庫爾德人的軍隊,由自治政府總統直接領導,在對伊斯蘭國戰爭中作戰勇敢,為西方盟友看重,但內部派系林立,庫爾德斯坦民主黨、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兩大勢力互不相讓,成為最大隱憂。伊拉克中央軍隊不能進入庫爾德人自治區,因此敢死軍同時也負責地區的內部秩序。

2017年10月17日星期二

政治化還是制度化?匈牙利索羅斯中歐大學風波

不久前,一個匈牙利官方安排的代表團訪港,成員包括匈牙利學界代表,以及中央銀行資助的研究所。交談間,少不了觸及一個敏感議題——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猶太銀行家索羅斯(George Soros)創辦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是否被新政府針對。雖然答案一如所料,但這案例涉及「政治化vs制度化」的觀點與角度,很值得大家參詳。

中俄眼中的「顏色革命」行為

今年4月初,匈牙利國會通過現任右翼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推動的新法案,規定所有在匈牙利營運、但在外國註冊的大學,都必須在註冊國擁有運作中的校區。

政府認為這是整頓高等教育界的正常舉措,但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此舉旨在針對歐爾班的政敵,因為被暱稱「索羅斯大學」的中歐大學,正是匈牙利28間外國大學中,唯一觸犯新法的一間。如校方未能補救,中歐大學明年起將喪失錄取新生的資格,或無法在匈牙利立足,因而引起大批師生、舊生遊行抗議,歐盟也有聲援。

中歐大學的情況,確有不少技術層面的非議。它在美國紐約州註冊,卻從不在當地設置校區或提供任何課程,在匈牙利校園畢業的學生則坐享制度之利,證書同時獲得匈牙利和美國認可,導致中歐大學聲價十倍,迅速成為匈牙利全國排名最高的大學之一。

歐爾班政府正是針對這一點,認定中歐大學擁有「不公平優勢」,非修法不足以為其他大學討回公道。諷刺的是,或許正是這種「不公平優勢」,令中歐大學異軍突起,並建立了頗具影響力的國際網絡。它的多個人文學系在不同全球排名都位居前百,除了擁有格魯吉亞總統、羅馬尼亞前司法部長等知名校友,大學現任校長伊格納蒂埃夫(Michael Ignatieff)也是學術明星,曾於哈佛、牛津和劍橋大學任教,以及一度出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

從26年前落戶布達佩斯、到今天出現存亡危機,中歐大學的命運,一直與匈牙利、乃至整個中東歐的演變息息相關。大學出現的背景,正是東歐劇變,索羅斯乘勢大舉投資「家鄉國家」的人文教育產業,希望以美式價值觀,填補「後共產時代」的意識形態真空。隨後索羅斯又透過一手捐款設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一邊在高教界提供大量獎學金(當年歐爾班、以及他的一些民主青年黨黨友也是受惠者),一邊積極散播左翼「自由開放價值」,在世界各國扶持大量NGO,據說香港也有個別大學的職位是開放社會基金會捐助。此外人權監察等國際NGO,背後也包括索羅斯的主要經費,令整套計劃成為「一條龍」,成效顯著,但已成為中俄等國眼中的「顏色革命」行為,也令中東歐、乃至以色列政界都越來越有戒心,害怕索羅斯會成為幕後造王者。

2010年,下野八年的歐爾班重新當選匈牙利總理,這時候的匈牙利已經是「新歐洲」核心國家之一,他卻逐步引領國家向威權統治模式回歸,2014年更發表演說,矢言要向新加坡、中國、俄羅斯、土耳其等「後金融海嘯時期」的「非西方成功國家」借鑑,聲言要把匈牙利建設成「非自由政體」,令國家更具競爭力。不久歐洲難民危機惡化,歐爾班的威權意志進一步強化,除了決定修築邊境圍欄,更授權軍隊以武力對付非法入境難民,因而被評為「極右政權」。索羅斯則反其道而行,大力資助各國NGO接待境內難民,以協助他們融入。對要求「捍衛歐洲傳統生活」的歐爾班政府而言,索羅斯已對其構成現實威脅。

雖然政府line to take是「制度化」,但對這彷彿為中歐大學度身訂造的法案,匈牙利各級官員私下也不諱言劍指何方。負責向國會提交法案的人力資源部長,早已明言「索羅斯的機構也不能超然於法律」,後來更直接指控索羅斯「透過偽公民組織為外國勢力張目,企圖以此干擾匈牙利國內政治」。索羅斯則反指歐爾班政權是「黑手黨集團」,並趁機感謝國內示威者和歐盟聲援。其實索羅斯的行為,不過是仿效西方既得利益集團,加上他的東歐淵源,才樹大招風,若說他有力成為東歐自由派共主,明顯是言過其實。但歐爾班利用「反索羅斯牌」強化自身施政,卻可能一本萬利,一個東歐強人,就這樣誕生了。結果怎樣?執筆之時,剛傳來匈牙利政府與美國紐約州達成框架協議,美方安排一間大學為中歐大學提供「運作中的校區」,換取中歐大學繼續在匈牙利生存。這樣簡單的方案,其實大可老早簽訂,何以大費周章?這就是關鍵了。

小詞典:匈牙利邊境圍欄

2015年9月,歐洲難民危機加劇,匈牙利當局先後於本國接壤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的邊境修建圍欄,以阻止外國人非法入境。據官方資料,非法入境匈牙利的人數,由此前的日均4600人,銳減至2個月後的日均15人。歐盟已拒絕應匈牙利當局要求,表明不會分擔圍欄的一半(約4億歐元)建造費用。

2017年10月16日星期一

北韓式精算:從特朗普謾罵美式足球員「不愛國」談起

特朗普和金正恩貌似宿敵,其實風格十分相近,都是通過不斷製造「危機」,來爭取各種各樣的其他利益,有時候轉移視線,有時候討價還價,有時候隔山打牛,學術上稱之為「brinksmanship」,或「瘋狂外交」,我們已曾多次介紹。近日特朗普在國內忽然不斷砲轟美式足球員「不愛國」,應用的公式幾乎一模一樣,箇中計算,我們也彷彿似曾相識。

特朗普的批評,源自部份美式足球員在比賽前奏國歌時不肯站立,形容這是「極不愛國」的行為;而球員在奏國歌時選擇半跪下來,則是為了抗議美國警方執法不公、歧視非裔族群。特朗普的批評,自此沒有停過,副總統彭斯觀賞美式足球比賽時,一如所料遇到同類行為,也要表態立刻離場,以博取特朗普讚賞。事件更漫延至職業籃球NBA,兩大球星居里、占士均炮轟特朗普,令事件幾乎演變成特朗普與整個體壇的對罵。

特朗普在內外交困之時,選擇美式足球為突破點,自然有其原因。今天的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賽事,大部份比賽的都是黑人球員,但在上世紀,NFL與其他職業聯賽一樣,球員都是白人為主,非裔球員被拒諸門外,只可到其他較少人留意的聯賽。這情況直到平權運動後才逐步改善,但在白人主義者眼中,這是國粹被「異化」的象徵,一直心有不甘。

即使非裔球員今天沒有比賽限制,但一直被賦予刻板形象,新聞學學者馬些李奧(Eugenio Mercurio)與菲力(Vincent Filak)曾對這現象有深入研究。他們整理NFL1998-2007年間的NFL新人選秀時,評論員對四分衛球員(一個美式足球的關鍵位置)的評語,發現黑人球員大多被形容為「體能良好、但欠缺心理質素」,白人球員則剛好相反。須知參加新人選秀前,這些球員已經參與過競爭激列的大學聯賽,「體能好、欠心理質素」的球員,在大學聯賽也不易生存,若說非裔球員都是如此,未免難以令人信服。

非裔球員的「玻璃天花板」

球員以外,球隊的靈魂還有教練團、管理層,非裔員工面對的「玻璃天花板」,亦比球員層面更多。以往NFL教練團基乎全是白人,為此NFL於2002年通過「朗尼條款」(Rooney Rule),規定招聘教練等位置時,必須要有至少一名少數族裔納入面試名單,否則球會會遭罰款。條款實行後,除了令少數族裔有更多面試機會,擔任相關職位的非裔人數,自然亦有所增加,但也自然引起是否存在「正面歧視」的討論,起碼對白人主義者而言,這又是濫用「政治正確」的例子。事實上,「朗尼條款」只是「軟性肯定行動」(Soft Affirmative Action),即規定少數族裔有平等的面試機會,而非將種族作為招聘時的評核因素,這是否「正面歧視」,有相當大的詮釋空間。通過把社會討論延伸到這類「軟性行動」,特朗普的戰線就可以無限擴大,因為類似的「模糊肯定行動」在美國為數眾多,而以往的辯論,只在於硬性的政治正確規定。爭議激起千重浪,特朗普的算盤,其實已經打響了。

「肯定行動」源自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涵蓋範圍甚廣,從巴士座位使用權到投票權,都是爭取範圍,當時從校園到街頭都有連串不合作運動,令政府不得不回應。甘迺迪總統於1961年簽署行政命令,正式推動肯定行動,確保招聘過程中,種族、信仰、膚色、血統等,不成為考慮因素。1964年約翰遜總統年代的民權法,更正式禁止對種族、宗教、性別等歧視。那些年,大部份非裔學生都積極參與一系列抵抗運動,當中不少是美式足球員、教練。部份非裔學生沒選擇職業足球員的路,但留在各院校擔任不同委員會、項目的肯定行動職員,有些更視之為終身職業,對推動校園政治正確,起了重要作用。亦因此對比其他運動,大學美式足球聯賽與職業聯賽的關係更緊密,而在白人主義者眼中,這是刻意保護非裔人士的一條龍「永續福利」,反映了白人遭受「逆向歧視」的冰山一角,早就心懷不滿。

美式足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

特朗普選擇對美式足球員開炮,也因為他明白這運動與美國人的身份認同,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從美式足球的攻守模式、戰述部署,到每個球員的職責,都與傳統戰爭的對陣極為相似,很符合美國右翼提倡的勇武精神。加上美式足球被視為體現「健碩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精神的運動,這觀念源於19世紀的英國,推動者嘗試結合運動與信仰,強調男性特質對社會的重要性,一系列運動如美式足球、藍球等,都是在這背景下演變出來,「健碩基督教」運動就在美國校園殖根。美式足球的受歡迎程度,在美國也高於籃球、棒球、冰球等其他三大職業聯賽,美國人對美式足球的熱情,是從中學、大學開始,加上外國人興趣不大,反而更成了美國精神代言人。

不過在大眾媒體,更常見的是以個人恩怨,解讀這場「戰役」,這也暗合特朗普作為媒體大亨操控媒體的技巧。那些年,特朗普曾任美國美式足球聯盟(USFL)新澤西將軍隊班主,他曾在1984年呼籲,將原本在春夏兩季舉行的USFL改至秋季開始,以與NFL直接競爭,並批評NFL在美式足球運動的壟斷。到了2014年,他未能收購NFL的水牛城比爾隊,不少人認為他自此惱羞成怒。特朗普自然知道這些往事,最能牽動普羅大眾的情緒,只要發幾個Twitters,事件就迅速炒熱,令美國人天天關注,既能鞏固白人主義支持者的基本盤,在共和黨內部以「愛國主義」考察忠誠度,並對「通俄門」一類指控轉移視線,槓桿效應不可謂不大。我們不要忘記,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時,曾經說過「足球變得軟弱,正如我們的國家變得軟弱」,可見他對美式足球員的批評不是偶然,而是緊扣他一直以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文宣。這和金正恩久不久就試射導彈,本質上又有何區別?

小詞典: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

成立於1920年的職業聯賽,目前共有32支球隊。常規賽由秋季開始,隨後為季後賽,最後兩強爭奪通常於二月舉辦的超級盃,是為全國性盛事。聯賽初成立時,各球隊對非裔球員並不接納,他們大多到美國美式足球聯盟(AFL)參加比賽。1970年賽季,NFL與AFL正式合併,非裔球員地位才得到改善。近年NFL積極對外推廣,例如在英國足球聖地溫布萊球場舉辦過多場常規賽。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

「電子化國家」的未來:以愛沙尼亞為案例

要「移民」一個國家成為「公民」,是否必須住在那個國家?自從互聯網興起,出現「虛擬國家」的可能性愈來愈大,我們也曾談過不少,但其實連傳統國家也有嘗試「自我虛擬化」。近年最進取的,要首推愛沙尼亞。

以「聰明」方式建設

愛沙尼亞人口只有100多萬,經常擔心給俄羅斯再吞併,應對之道除了依靠西方,還有把自身認同通過網絡擴至全球,令愛沙尼亞幾乎成了「電子化國家」代名詞。

正如TransferWise總裁欣里庫斯(Taavet Hinrikus)接受CNBC訪問時表示,愛沙尼亞1991年才重新獨立,基建反正從零開始,所以一開始便考慮電子化,以「聰明」的方式去建設。

因此當地政府很重視互聯網,2000年更宣布「上網是基本人權」,規定必須把網線鋪到鄉郊,聲稱99%的政府服務都可以網上完成,國民早於2000年便可以網上交稅。

2001年,愛沙尼亞全國換領「2048位元加密電子資料」的智能身份證,因此當地人甚至可以網上投票,解決了不少國家懸而未決的技術問題。

近來愛沙尼亞更進一步,開始推動「電子居民」計劃,容許外國人登記「E-居民」身份,以此在愛沙尼亞,甚至歐盟框架內開公司,一時成為網上熱話,引起不少人對未來無國界身份的遐想。當然,以此刻情況,未免是想多了:雖然當局公佈有來自138國家的人申請成為「E-居民」,但都是以方便商業活動為目的。 根據愛沙尼亞給「E-居民」的稅務指南,他們就算通過愛沙尼亞賺錢,都無法成為真正的愛沙尼亞人,因為他們不是長期居住在愛沙尼亞的「繳稅居民」,很可能依然要繳付原居地稅款。

換句話說,這個「電子居民」計劃聽起來前衛,其實和離岸公司分別不大,主要是通過一個身分,建立愛沙尼亞公司,為的是方便愛沙尼亞增加稅收,以及促進公司使用愛沙尼亞銀行、服務業。英國公投脫歐後,愛沙尼亞抓緊機會,推出「如何留在歐盟」網站,希望藉機吸引英國公司;但英國人要通過愛沙尼亞虛擬身份留在歐盟,還是要滿足「12個月內實際居住在愛沙尼亞183日以上」的要求,也就是說,沒有捷徑這回事。

不過愛沙尼亞政府的網上倡議不止於此,最近還在「E-居民」身份之上,提出所謂「Estcoin」設想。簡單來說,這就是一個有愛沙尼亞政府支持、公私營合作的「比特幣」計劃,主要是給「E-居民」進行交易,亦希望逐漸成為虛擬世界、甚至實體世界的貨幣。但愛沙尼亞法定貨幣畢竟是歐羅,歐洲央行德拉吉已經大潑冷水,表示沒有歐元區國家可以自行引入貨幣,哪怕是電子貨幣也不行。

然而,「E-居民」、「Estcoin」,未來確實有無限可能。假如推出這些計劃的不是歐盟國家,而是可自行發行貨幣的國家,借用跨國網絡經濟,催生更有認受性的新貨幣,並非天方夜譚。而一個國家認真定義「E-居民」的權利與義務,讓他們按照經濟付出,享有更多真正公民的福利,而又依然保持和在地公民之間的分野,技術上,同樣完全可行。數十年後,國籍、公民等概念,若說和今天一模一樣,才是令人意外。

小詞典:愛沙尼亞共和國

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位處芬蘭對岸,多次被北歐諸國和俄羅斯統治,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獨立,二戰期間根據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議,被蘇聯重新佔領,成為其加盟共和國之一,到了蘇聯解體前夕重新獨立。愛沙尼亞相當擔心被俄羅斯重新佔領,於2004年加入歐盟後,基本上向西方一邊倒。

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北韓李春姬vs美國奧花雲費:政治正確女主播脫貧啟示

美國與北韓劍拔弩張,而兩國人民如何接收危機訊息,依然主要依靠媒體。有趣的是,在這兩個處理新聞手法截然不同的國家,分別產生了兩位萬人景仰的女主播——北韓「國寶」李春姬及美國「媒體女王」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兩人如何通過當主播走到社會上層,正正反映了兩國種種明暗規則的異同。

同是基層 同樣成名

年過70歲的李春姬是北韓最有名的女主播,廣播風格早已紅遍網絡,但不少人忽視了她的「政治正確」背景。李春姬出生於日治時期朝鮮,位於江原道的貧窮勞動家庭,本來與權貴完全沾不上邊。因為「階級純正」和有表演慾,受到朝鮮勞動黨栽培,在平壤話劇電影大學演員系畢業,之後在朝鮮中央電視台當播音員,逐漸成為主播,因為聲調充滿感情,時而慷慨激昂,時而哀怨萬千,深受領導人器重,逐漸成為北韓政權的圖騰。近年,她處於半退休狀態,但每當北韓有重大宣布,例如金正日逝世,或近期的導彈發射、大閱兵,這位「國寶」都會出山。

不少脫北者提起李春姬,都充滿崇敬之情,畢竟她是北韓有數的「演藝名人」,也算是憑個人「藝術天分」,成為「一代天后」。她在北韓享有高幹待遇,住在高級住宅,出入有專車接送,北韓樹立這樣的榜樣,把政治正確、演藝事業、公眾曝光、社會資訊結合在一起,不能說做法不聰明。

另一邊廂,奧花雲費也是出生在貧窮農家,以今天的左翼自由主義標準,同樣政治正確。她是美籍非裔黑人,父母離異,由祖母照顧長大,童年曾受性侵犯,這都是那些年黑人的常見際遇。

奧花雲費雖然沒有李春姬那樣的國家栽培,但也受惠於政治正確大潮流:隨著七十年代平權運動、女權主義抬頭,奧花雲費逐漸爭取到不少表現機會,19 歲時成為居住地Nashville的首位黑人女新聞報導員,然後畢業於田納西州立大學,主修科目和李春姬類似:演說溝通和表演藝術。她在八十年代開始走紅,《The Oprah Winfrey Show》已成為美國標誌性清談節目,除了訪問各界名人,還不時揭露社會不公、幫助性侵受害者,令她成為不少美國人的偶像。奧花雲費在資本主義世界早已致富,更成立了自家媒體網絡 OWN (Oprah Winfrey Network)。這樣一位黑人名嘴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之一,權貴都要賣帳,對美國人自然不無模範作用。

李春姬與奧花雲費在鏡頭前都是有天份的表演者,真假難分。李春姬「震懾敵人」的報導方法、奧花雲費強調以「大愛」與觀眾和被訪者溝通,固然都是出於兩地的實際需要,但也是她們配合大環境的小策略。結果「突破玻璃天花板」的兩位窮家女孩,分別被兩國權貴認為能代表「普羅大眾」,值得被樹立為社會上向流動的樣板,也反映了國家形象。有了這身份後,二人亦難免和所代表的陣營結成共生關係,李春姬固然必須當金家政權的傳聲筒,奧花雲費也很難不為同屬黑人的奧巴馬助選。由此可見,北韓雖然是極權政體,但對媒體的使用心得,也許絲毫不比自由政體美國遜色。

小詞典: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美國媒體常見比喻,意指人為製造的障礙,對象是有能力、但屬於弱勢社群的人,通常泛指女性,源自1986年《華爾街日報》「企業女性」專欄。女性主義者不斷以「打破玻璃天花板」為口號,推動平權運動。希拉里2016年敗選後,也以「玻璃天花板」解釋自己的落敗原因。

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

甘迺迪家族悲劇:「車禍式謀殺」的國際關係

年前香港發生的一宗離奇命案,近日有新發展,震撼校園。案件死者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太太和女兒因吸入過量一氧化碳,在私家車內中毒身亡,最終居然是教授被控謀殺。案情真相如何,旁人自不能妄議,但「車禍謀殺案」作為一個範式,其實在國際關係有特殊作用,甚至已成為流行文化一部分。

美國大行其道的網上劇集《紙牌屋》(House of Cards),講述美國政壇的勾心鬥角,主角成為總統前,就設計在車內謀殺了一名知悉其種種黑歷史的國會議員,然後以意外吸入過量一氧化碳為掩飾。由於這位未來總統已先設局,讓議員身敗名裂,公眾都相信議員是自殺。情節雖是杜撰,但熟悉美國政治的觀眾,都想到一宗真人真事,主角是已故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也就是甘迺迪家族過去數十年的族長。

誤殺罪成 一生污點

車禍發生在1969年,地點是麻省的查帕奎迪克島(Chappaquiddick)。愛德華當時與幾名兄長的團隊成員聚餐後,開車送其中一人離開,途中不慎迷路,在一條沒有圍欄的橋墮海,愛德華逃出汽車,同事不幸溺斃。最懸疑的是,愛德華生還後沒有即時報案,卻回到酒店休息,10多小時後才通知救援,結果被判誤殺罪名成立,判監兩年緩刑。

這是美國政壇的大事,因為甘迺迪兄弟當中,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當選總統後於1963年遭暗殺,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也於1968年競選總統時遭暗殺,國人對甘迺迪家族的同情,就寄託在同樣飽受暗殺威脅的愛德華身上。但這宗神秘車禍後, 愛德華有了致命黑材料,就失去了競選總統的資本。

這宗車禍流傳著種種陰謀論,最輕微的認為愛德華醉駕,最嚴重的認為他設局殺人,原因不外乎桃色糾紛,或因黑幕而滅口。後來BBC有一個比較合乎情理的解釋,相信愛德華和死者有不尋常關係,而在深夜駕車時遇上警察,為免被發現影響公眾形象,獨自逃走,留下死者駕車,而死者又不熟悉本地情況,才會意外墮海,否則難以解釋愛德華作為麻省大族會不認識地形,也難以解釋他何以初時掉以輕心。愛德華妻子不久小產,也被好事者認為是報應。此案始終疑點重重,調查報告也未全面公開,每人都有自己的想像,《紙牌屋》的劇情,部份也似有所影射。

Chippadquidick對美國政壇有深遠影響,甘迺迪家族返回白宮失敗,換成尼克遜上台,標誌著完全現實主義的時代,而民主黨至今也再沒有貴族式候選人當選總統。愛德華在1979年還是按捺不住,嘗試競選總統,在黨內初選挑戰現任民主黨總統卡特,但十年前的車禍依然成為焦點,結果他贏不了卡特,卡特也贏不了列根。不知道這案例對其他地方的各式人等,又有何啟發?

小詞典: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1932-2009)

美國民主黨甘迺迪家族第三代重要成員,老約翰・甘迺迪的最小兒子,兩名兄長曾分別擔任美國總統、司法部長,都被暗殺。愛德華1962年起,在家族大本營當選麻省參議員,壟斷麻省政壇47年至病逝,在國會被視為民主黨精神領袖,也是左翼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但因為上述車禍,造成一生誤點。最後他支持奧巴馬競選總統,被視為把甘迺迪家族的道統承繼出去。他的兒子也從政,曾任羅德島眾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