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

緬甸—香港關係:被遺忘的雙城記憶

自從緬甸改革開放,和香港有了直航班機,乘坐港龍、緬航到仰光,全程只需3小時,極其方便,令緬甸神秘不再。其實曾幾何時,緬甸、香港同屬英國殖民地,雙邊關係頗為密切,不少殖民地建築風格十分類似,仰光更保留了整個東南亞數目最多的英式殖民地建築,港人看見那裏的高等法院、市政廳等,定覺似曾相識。

英國在十九世紀逐步消滅緬甸封建王朝,將之納入英屬印度管治,發展仰光成為東南亞港口,當時仰光的繁榮程度,可說與香港相若。由於緬甸是中印貿易的中界點,轉口貿易興盛,模式也與香港大同小異。到了二戰前夕,香港—仰光物流鏈成了支持英軍在整個亞洲的樞紐之一,雖然聯繫不及與新加坡直接,但也是一組姊妹港。

緬甸「自古以來」有不少華僑,他們或是早年赴東南亞從事貿易的華商,或是不同時期的革命志士,甚至南明永曆帝流亡,也是走到緬甸。但緬甸獨立後,軍政府一度打壓華裔,令不少緬甸華裔輾轉來到香港。最著名的是已故愛國元老徐四民的家族:徐四民的父親是中國同盟會成員,在辛亥革命前後到緬甸經商辦報,支援革命、參與抗日,徐四民子承父業,在二戰結束後,已是英屬緬甸的華商領袖之一。他的妻子也是出身緬甸華商家庭,是「緬甸花生大王」之女,直至軍政府排華,1964年舉家遷往北京,再因為文革避走香港,成了北京重視的統戰對象、政協常委,創辦《鏡報月刊》,人稱「徐大炮」。他去世前把家族收藏多年關於緬甸華僑史的著作、手稿贈予香港大學圖書館,後人依然主理和港緬交流有關的不同工作。

逃港醫師達200多人

另一批在緬甸接受專業教育的華人醫師,也是在六十年代避難到香港。在二十世紀初,緬甸仰光「第一醫科大學」的教育和專業水平,都居於區內前列,不少華人專門到那裏求學,以取得在英聯邦的行醫資格。這批逃難到港的精英醫師多達200餘人,正好填補了當時香港西醫人才緊絀的局面。據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回憶,香港醫學界的不少奠基人,都出自這批緬甸華人醫師。今日在中環醫務所,還能看見一些醫生的履歷是「仰光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其他生於緬甸而活躍香港的華人還有不少,例如嫁入豪門的港姐冠軍朱玲玲,以及活躍香港、新加坡兩地的《星島日報》創辦人胡文虎等,他們的身份認同都是把東南亞和香港視為一整體,今人已不容易想像。順帶一提,在軍政府管治期間,融資不容易,不少到緬甸投資的人,都以新加坡的銀行為總部,這也是和英治時代的歷史淵源有關。

時至今日,緬甸再次對外開放,成了全球投資的新寵兒,被喻為又一塊金磚。早在西方追捧前,如昨天講述,和黃早已投資緬甸迪洛瓦港口;緬甸開放後,其他港商也一窩蜂跑到緬甸。根據香港貿發局的數據,2014年,香港已經是繼中國大陸之後,排第二位的緬甸外資來源地。港商在緬甸投資的集中行業首先是服裝、紡織等輕工業,這是緬甸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必然,立法會議員、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就是投資緬甸的先驅之一。最近港商也計劃開發緬甸旅遊服務業,例如香港香格里拉已經在仰光開設豪華酒店,也有港商投資發展豪宅區。究竟這些投資能否延續英治時期的港緬關係,或借助「一帶一路」的新機遇,目前自然言之尚早;但假如再不從區域角度思考香港,就一定為時已晚了。

小詞典:《鏡報月刊》

香港評論刊物,緬甸華僑徐四民在1977年創辦,至今依然有發行,銷量有限,現任社長為徐四民兒子徐世英。《鏡報》走親北京路線,曾獲江澤民題詞,曾是國際媒體理解中國動向、北京對港政策的渠道之一。

2017年3月30日星期四

緬甸迪拉瓦港:香港企業的國際視野

本欄去年曾談及,中國數家公司領導的國際財團得到緬甸皎漂(Kyaukpyu)深水港開發工程,耗資甚巨,對「一帶一路」非常關鍵。其實早於「一帶一路」出現前多年,緬甸另一個重要港口,即仰光的迪拉瓦港(Thilawa Port)營運權便落入香港的航運巨頭和記港口控股公司,充分體現港企的國際視野。

和記港口控股公司對迪拉瓦港的投資控股可以追溯至10多年前,當時和黃在全球進行航運布局,大力收購海外港口,與集團旗下的物流業務整合,建立全球首屈一指的「港口外交」戰略圖。當時緬甸還是軍政府統治,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裁,經濟發展乏力,而且變天無期,一般商人都不會想到巨額投資緬甸港口。不過,緬甸優越的地理位置其實類似香港,聯通南亞、東南亞海陸交通樞紐的潛力巨大,港英時代起家的商人有這樣的觸覺,卻不為奇。

日本不忘宣揚軟實力

迪拉瓦港全稱「緬甸迪拉瓦國際貨運碼頭」(Myanmar International Terminals Thilawa, MITT),位於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的出海口附近,可與緬甸國內水運網絡直接聯通,擁有5個泊位,可全年24小時無間斷營運。同時,它離緬甸最大城市仰光很近,因此緬甸政府於2011年宣布,在與港口設施接壤的地區建立「迪拉瓦經濟特區」(Thil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希望雙方互補。這項目由日本政府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與緬甸政府聯合注資,兩國民間資本也有參與。項目佔地面積約2400公頃,第一期工程在2015年秋投入營運。乍看起來,迪拉瓦港經濟特區與後來中緬合作的皎漂經濟特區類似,都是「港口+工業園」模式,但仔細比較,兩者還是有明顯不同的。日資主導的迪拉瓦港經濟特區本身就是工業老區,優勢明顯,招商過程順利;新建設的工業園注重輕工業、消費品製造業,主要針對仰光及周邊消費市場。在經濟特區建設和初步營運過程中,日方亦不忘展開公共外交,宣揚日本援建的軟實力。

相較而言,中資主導的皎漂經濟特區則坐落在緬甸西部海岸,經濟落後,交通基建條件亦不佳,發展阻力較迪洛瓦港區大。中資看重的是皎漂港的天然深水良港優勢,以能源加工、運輸業作為工業園主打,希望將皎漂特區與中緬能源運輸管道建設整合,背後顯然有「一帶一路」能源運輸佈局的考量。只是在整個項目咨詢建設過程中,中國企業有待加強與當地群眾交流,發展比日本那個特區明顯緩慢。

對緬甸而言,無論是迪洛瓦港、還是皎漂特區,都是「港口外交」環節之一。有趣的是,這兩個經濟特區分別位於中南部、西部,開發方分別代表了「國際標準」和「中國模式」。緬甸政府不讓和記同時建設港口和經濟特區,也不讓中資負責迪洛瓦港經濟特區(據說改革開放前,原是預了給中資的),而讓日本進駐,本身已經是一種平衡外交。至於兩者能否合作、有沒有競爭關係,則心裏有數。

在可見將來,昂山素姬的政府只會更講求「對沖外交」,利用緬甸的巨大發展潛力作籌碼,在國際社會尋求不同投資者。緬甸港口連結的商貿網絡,正是其基本槓桿。在這格局下,港資港口如何脫穎而出,真的很考眼光。

小詞典: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

JETRO成立於二戰結束後,是日本為促進對外出口而設立的政府部門,後來逐步轉型為負責日本與東亞、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JETRO在中國內地多個城市和香港都設有分部,也有拓展日本軟實力、民間外交的功能。

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

緬甸改革開放的「NGO綠色政治」

昨天談及緬甸密松水壩工程被拉倒,雖然背後明顯有官方算盤,但在前線,完全是非政府組織(NGO)負責扮演滙集、放大民意的重要角色。這包括兩種機構:第一類是大家能夠想像的環保、保育團體等,它們學習西方NGO的議題設定技術,教導受影響民眾如何捍衞自身權益;另一類背景則更複雜,與少數民族、分離主義關係千絲萬縷,典型例子是「克欽獨立組織」(KIO)。

名義上,KIO是緬甸境內的「民間組織」,事實上,對密松所在的克欽邦(Kachin State)有實際控制權。早年克欽主張獨立,自治武裝與緬甸政府發生軍事衝突,後來雙方雖然停火,但克欽的半獨立狀態一直維持至今,當地經濟活動和管治都自成一體。

KIO大舉動員反對大壩項目

從KIO的立場來看,密松大壩要求大批邦民轉移,衝擊了當地社會經濟環境,如果日後緬甸中央政府借大壩施工與維護之名進一步干預密松,甚至克欽邦內部事務,KIO的生存空間就會受打壓,克欽與緬甸政府的微妙勢力平衡,也會被打破。因此,KIO在克欽和緬甸國內大舉動員反對大壩項目。雖然箇中的分離主義傾向不為中央政府所喜,但把項目拉倒,雙方也能各取所需。

面對緬甸社會強烈反彈,中方也曾嘗試補救。2010年,中建投邀請了中緬兩地環境監測機構如中國「長江勘測設計院」、緬甸「生物與多樣性保護協會」等的專家,共同進行環境評估。這份環評報告在2011年發表,內容一如所料,指密松大壩工程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利多於弊」。有見及此,不少緬甸本地和海外環保 NGO也迅速組織另一批專家,對這份環評「反調查」,指責它刻意弱化了大壩對當地生態的危害,事實應該是「弊多於利」。事已至此,大壩對生態環境的真實影響程度究竟為何,已難以輕易量化,因為正反雙方的矛盾,已不可調和。

去年昂山素姬在新政府成立後訪華,北京希望她對密松大壩「給出一個答覆」。對此昂山只是拖延,說會責令「專門委員會」重新審視項目、再作決定云云。相關「委員會」倒是成立了,但遲遲未有交出決定性結論,只是接連向政府提交「階段性報告」。中方必也意識到大壩難以強推,如何止損、重新上路,才是未來的挑戰。

一種可能是,中建投要求緬甸政府履行項目違約的責任,支付賠償金。但即使是這一協商結果要獲得緬甸國內社會的民意支持,也不容易,尤其是相關賠償金額是在近十年前議定,近年人民幣幣值攀升、緬甸貨幣大幅度貶值(三年內貶值60%),賠償的匯率問題,已經極難解決。另一可能是訴諸國際法庭,我們訪問緬甸時,中方外交部人員說「任何選項」都不會排除,但那會嚴重影響雙邊關係,料想北京不會輕易為之。還有一個可能,就是中方將大壩擱置,轉而尋求緬甸在其它更可行、更具戰略價值的項目對中國開綠燈,如皎漂經濟特區、緬甸-雲南油氣管道項目等。畢竟在今天,後者才是「一帶一路」大戰略的關鍵。

不過,如果這案例發生在美國身上,主流做法卻是通過籠絡緬甸NGO、影響輿論,箇中奧妙甚多,這正是近日上映講述華府專業遊說團的電影《槍狂帝國》(Miss Sloane)的情節。中國在這方面要與國際接軌,恐怕尚待磨練。

小詞典:克欽獨立組織(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KIO)

緬甸北部克欽邦的實際自治機構,以克欽獨立為政治訴求,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克欽獨立軍」 。在1960年代,克欽獨立組織與緬甸政府軍展連番作戰,直至1994年,雙方達成停火協議。目前KIO在克欽邦有自己的警察、移民監管和教育機構,控制著克欽邦與中國的邊境線,形同實質獨立。

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

緬甸中資密松水電站拉倒的背後

自緬甸變天,中緬關係複雜多變,一方面就皎漂(Kyaukpyu)經濟特區、中緬能源運輸管等開展合作;另一方面,中資大力投資的密松水電站依然未能復建。這項大型項目雖然在「一帶一路」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它的拉倒,依然對「一帶一路」的未來頗有啟示。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筆者剛帶領香港中文大學的EMBA學生考察緬甸,日內會就相關見聞分析分享。

密松水電站的構想出現於九十年代,當時的緬甸軍政府希望發展水力發電,到2001年付諸實行,邀請中國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下稱「中電投」)與緬甸企業亞洲世界公司一起開發;一旦項目建成,將成為世上第十五大水電站,價值達36億美元(當時計算,約281億港元)。中電投於2006年與緬甸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2007年開始項目設計,2009年正式動工。然而,早於2001年,密松居民便反對計劃,隨着項目動工,全國民間的反對聲浪愈來愈高。最終在2011年,時任總統的登盛(Thein Sein)宣布密松水電站「無限期」停工。

表面上,停工的原因是「尊重民意」。中電投在考察過程中,一如其他國企在第三世界的基建,只重視與政府溝通,忽視當地民意。密松水電站位處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上游,那是緬甸人眼中的「母親河」,不少人認為在這樣神聖的地方讓中資企業大舉修建水壩、破壞生態環境,乃絕對不可接受。

中國成為發洩對象

再者,緬甸政府對徵地補償、居民重新安置等問題,都是由上而下「命令式部署」,民怨極大,中國就成為發洩對象。一時間,不少煽情故事在緬甸廣泛流傳,民眾因為工程離鄉別井、神明備受觸怒等廣獲報道,加上緬甸剛開放報禁,這類新聞一時間主導了主流輿論,更令中國的國家形象一落千丈。

不過看深一層,緬甸政府對工程握有絕對主導權,而願意服從民意,更可能是對條款反悔的藉口。根據中電投與緬甸政府的合作協議,水電站落成後,高達90%的實際發電都會賣回中國,緬甸則以土地出售收益、電力出口稅、五十年後完整的水電站所有權等,作為整個項目的回報,何方獲利較多,不難評估。中方的解釋是「考慮到緬甸對電力的實際購買力有限」(就算賣給緬甸,當地也買不起),但緬北本來就電力匱乏,當地人自然覺得這是極不公平的交易。

近年緬甸經濟騰飛,最缺乏的正是電力一類基建,有了水壩而得物無所用、只便宜中國,自然不是今天水漲船高的緬甸政府願意接受。何況自從緬甸改革開放,各國投資紛紛進駐,美資、日資尤為寵兒,都比中國更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相較下,中國十多年前給予的價碼,自然太過「取巧」,而又不顧及社群建設一類附加條件,政府希望重新立約,倒是情理之中。登盛政府不過作醜人,留待今天的昂山政府和中國討價還價,互相唱紅臉白臉罷了。

小詞典:伊洛瓦底江 (Irrawaddy)

緬甸第一大河,全長2,288公里,上游東西支分別起源於西藏、緬甸克欽邦,貫穿緬甸全境,經仰光流出孟加拉灣。緬甸不同民族都有關於伊江的傳說,令河流有了神話色彩,加上涉及複雜的土地所有權和少數民族政治,令密松水壩項目爭議極大。

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

「中產品味政治學」:曾俊華與昂山素姬

在學術層面而言,今年的香港特首選舉比上屆更有趣,因為「曾俊華現象」足以成為國際關係的豐富書寫。然而,正正由於認識這些候選人,避免瓜田李下,這些書寫,惟有塵埃落定才應重構出來。

先說一些個人故事:曾俊華先生的政治助理羅永聰先生,是我的中學師兄。我們一起在同一個辯論隊、同一個運動社,是很好的朋友,但走完全不同的路線。他從小到大,每一篇講詞都喜歡動之以情;我則習慣把一切理想放在理性計算的冰冷框架。他成為曾先生助理以來,我們有定期見面,看見曾先生民望不斷上升,我都是對他笑說:「雖然我好buy你老細個人咁單純,但那些築夢、齊心、信有明天,你不覺得很肉麻嗎?除了讓人喘息一下,哪些結構性問題能夠解決呢?」他也往往笑說:確實是解決不了的,但難道就沒有用嗎?自然,又不是的。

要理解「曾俊華現象」,不妨從緬甸「民主女神」(或「前民主女神」)昂山素姬談起。

昂山素姬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而不是理想主義者。她來自軍人家庭,有自己在軍隊內部的支持者,上台後重用軍政府時期的既得利益者,知道哪些「裙帶資本主義」勢力(Crony Capitalism)是碰不得的禁區,這與曾俊華的「開明建制」路線大同小異。對真正期望緬甸變成真.民主國家的人而言,昂山素姬大權獨攬,缺乏黨內外制衡,不尊重機制,不鼓勵公民社會,對真正的反對派不見得寬容,處理羅興亞人問題殘暴不仁,承認被軍政府分派出去的所有特權,這種息事寧人、大家(精英階層)開開心心的期望,正是曾俊華的主打。

昂山素姬並沒有一如主流民意期望、對中國說不,反而是她的前任登盛(Thein Sein)叫停了中國出資興建的爭議水壩,她卻放下身段訪華賣好,正如曾俊華的支持者不少不認同北京目前治港路線,但他也時刻強調「報効國家」。然而,昂山素姬依然是「緬甸人民的女兒」、媒體寵兒,但論治國魄力、能力,很可能不如登盛;與登盛軍政府的具體差異,正如曾俊華與同屬資深政務官林鄭月娥的差異,其實只是形象。在我剛從「新緬甸」回來,對比軍政府時期的緬甸見聞,感受尤深。

好了,究竟緬甸人民支持昂山素姬,是為了爭取民主嗎?廣義上,自然是的;但是狹義上,卻不完全是的。昂山很清楚自己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拼經濟」:經濟搞不好,很快就會被民意揚棄;只要經濟搞得好,民意不會介意自己利用國家機器行威權政治。這也是鄰國柬埔寨的例子:柬埔寨民主化後,軍人還政於民,有過文人政府上台,但經濟一團糟,強人洪森用種種手段,通過民主程序、威權方式,奪回政權至今,軍方換個方式控制大局,主流民意也認為他比起赤柬時代、越南控制時代、文人亂政時代,洪森始終要好。假如只有「不理想的民主」和「妥善的威權」兩個選項,在第三世界,主流民意肯定傾向後者,正如伊拉克人民情願要薩達姆,也不要ISIS時刻在巴格達放自殺式炸彈。根據一些民調,同一趨勢即使在歐美國家,也已經出現。

昂山素姬或曾俊華帶來的,是否純粹公關的feel good情懷?又不盡如是。曾俊華象徵了英國殖民時代的「文明核心價值」,例如程序公義、政治中立、專業主義、精英吸納等,一切都和回歸後的效率主義、政治正確、敵我矛盾相對照。雖然對一般人而言,其實兩種政治倫理的客觀結果,根本沒有太大差別,樓價一樣高企,政治依然小圈子,但前者畢竟代表了和「文明世界」的接軌。正如昂山素姬的形象,也是英治緬甸時代的殘留記憶:身段優雅,口中講求西方核心價值,而行威權之事,結果西方對軍政府的制裁,一概取消。

昂山和曾俊華式「framing」最成功之處,是製造了一個很簡單的「三元觀」:一種是軍政府或「梁政府」的管治哲學(如前述);一種是自己代表的「開明威權」;還有一種是不滿上述兩種的「基本教義派」,但他們的品味、鬥爭手法,卻往往趨同於第一種,因此有了超級政治明星,就同樣為主流民意揚棄。

在緬甸,假如昂山二十年前執政,可能真的會激進一點;但經過軍政府有限度的改革開放,緬甸人已經開始富起來,心態上開始自覺為(相對)既得利益者,不再希望出現激烈變革。正如在香港,不惜一切爭取「真民主」(無論那如何定義)的人,從來不多,主流社會不會希望有任何動盪影響(自己的)樓價,而nothing to lose的人始終有限,一般人(特別是中產)其實是嚮往一種「感受到尊嚴、又不會有風險的制度」。於是乎,昂山素姬、曾俊華象徵的「中產品味」,足以把兩極的支持者壓縮,把社會祈求和諧穩定、安居樂業的心態無限發揚光大,到了極致,足以成為「新威權主義」。

可惜的是,昂山素姬做到的,曾俊華不可能做到。因為曾俊華所代表的「反價值」,偏偏是中國需要的。這也是結構性的全球化現象:無論是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還是各地興起的本土主義,都反映世界已經被全球化撕裂為兩個階層:能夠受惠於一體化、職業和地域自由流動、和世界各地「互聯互通」的精英,以及被這潮流淘汰、期望自己政府捍衛自己利益的另一群人。昂山素姬可以一方面用西式包裝和世界接軌,另一方面政策上照顧這一群人;中國(習近平)、美國(特朗普)也希望照顧這一群人,但相對百廢待興的緬甸,經濟上照顧這些人的代價高得多,訴諸民族主義的傾向,只會更強,而且簡單直接。

所以,在香港強調「曾俊華路線」,哪怕客觀效果和另一條路線可能一樣,而香港人會更快樂一些,甚至有「昂山素姬式吸納」效果,根據北京目前的計算,卻不符合國家利益。在可見將來,北京要樹立另一條路線為立國之道,而根據國情,也很能夠理解,起碼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都完全理解。這正是曾俊華和梁振英競選的差異:雖然兩者選舉期間都得到(相對)民望,但梁振英路線有民望,北京會高興,反之則不然。梁先生問「為什麼上屆選舉泛民選委不all-in民望最高的他」,對北京而言,這是一個很legitimate的問題,因為問的時候,北京已經有答案了。

小詞典:羅興亞人(Rohingya)

緬甸若開邦的穆斯林,主要來自孟加拉,沒有緬甸公民資格,目前人數約有130萬。西方輿論認為緬甸政府逼害羅興亞人、違反人權,緬甸官方則認為這是非法移民侵佔本地資源的經濟問題,拒絕國際社會干預。就羅興亞問題,昂山素姬立場和軍政府基本一樣。

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歐洲足球商品化 港足守舊欠包裝

足球是香港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之一,歐洲各大足球聯賽,特別是英格蘭超級聯賽深受香港球迷喜愛。現時足球的發展已充滿全球化和商業化元素,比賽轉播及周邊產品已形成一條產業鏈。

在足球比賽直播中,評述是重要的一環,而馬啟仁(Keyman)是香港最受歡迎的足球評述員之一,他先後在香港樹仁學院(現香港樹仁大學)和澳洲臥龍崗大學取得社會學學士和新聞學碩士學位。1995年,他加入香港有線電視擔任體育評述及主持,其後再加入無綫電視和Now Sport主持和製作體育節目。他亦在紙媒撰寫體育專欄,更為電子遊戲「Winning Eleven 2017」擔任粵語評述員,相信定能讓我們對足球的發展和全球化有更深了解。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馬啟仁(Keyman, K)

整理:李志鵬

S: 你大學本科主修社會學,為何會成為體育記者和足球評述員?

K: 社會學涉獵的範疇很廣泛,什麼工作也能做,正是「做乜都得,亦做乜都唔得」,而自己一直想投身媒體工作,所以大學時代專找傳媒工作來兼職爭取經驗;及後畢業時適逢有線電視開台,就加入體育台參與幕後工作,又剛巧節目缺人講波,自己就「膽粗粗」嘗試參與,以往從未想過會開咪,但一試難忘。這就是我足球評述工作的開始。

S: 你是有線第一代足球評述員,過去這20年間,香港足球轉播發展有何改變?

K: 在這20年間,足球轉播最大的改變是轉播賽事數量的增加。以前,香港只有幾位足球評述員,他們主要的平台是在電台,間中客串在電視轉播時「講波」。隨着收費電視陸續出現,不同電視台轉播不同的聯賽,每月轉播比賽達幾十場比賽,香港就需要更多足球評述員。轉播賽事數量增加,質素卻是另一個問題,轉播質素沒有太大進步,追不上數量。這會是媒體和觀眾將來改變的方向,由追求量轉為追求質。

S: 在足球評述經歷中,有哪些比賽涉及政治事件或爭議?

K: 一直以來,香港轉播的足球賽事都以歐洲聯賽為主,感覺上都是隔岸觀火,並沒有太多直接關係;但近年香港隊和中國隊的比賽備受港人注目,在2002年日韓世界盃,中國成功打入小組賽,也是有線電視首次轉播世界盃,當時香港的睇波氣氛高漲,不少人為中國隊打入世界盃決賽周而感到興奮。由於當時中國隊的水平與其他參賽隊伍有所距離,我也與當時的拍檔李德能討論如何評論賽事,最終我們決定以「輸少當贏」為口號,減少失球為目標。在幾場輸波過後,就有觀眾質疑指贏就是贏,輸就是輸,輸少當贏就如「阿Q精神」,我們也因此捱了不少投訴。以往足球甚少牽涉政治,但近年不少人將生活的感覺投射在中港球賽中,其實香港隊曾在1985年的世界盃外圍賽擊敗中國隊出線,當時全城興奮,但仍是以波論波,沒有太多政治成分。

S: 在過去20年間,歐洲足球聯賽的商業化發展情況如何?

K: 回望歐洲聯賽轉播的發展也相當有趣,其中主要的代表就是英超。英超出現後,英國當地的天空電視(Sky TV)投入巨額資金從英國廣播公司(BBC)手上奪得轉播權。在過去20年間,每次續約的費用都以幾何級數上升。多年來,無論在英國和香港,足球轉播是收費電視的利器,因為收費電視要填滿節目時數,而每周播放10場賽事,比播放電影更划算,球迷亦會追看每一場比賽。可是,好景不常,天空電視的訂戶數目不斷下降,收費電視亦要面對難關;相反,轉播費用卻不斷增加,造成入不敷支。因此,歐洲聯賽不能再依賴電視轉播作為主要收入和推廣的手段,而轉播賽事的平台及方法亦可能有更多變化。

S: 在商業化和全球化的大環境中,足球聯賽面對什麼困難?

K: 足球比賽除了商品化外,也趨向娛樂化和藝能化,年輕人看足球比賽追看球星,就如追看明星一樣。足球的電視轉播,球衣和其他相關產品發展其實已飽和,與音樂CD情況一樣。可是,現場表演仍具有很大價值,不少球迷會到歐洲「朝聖」,而近年到現場看足球比賽成為主流的項目旅遊。歐洲球隊也願意到外地、特別是亞洲掘金,英超就曾提議將其中一場比賽在世界其他地方舉行,這當然也在當地引起爭議。而今年的英超四角賽就會在中國和香港舉行,意大利盃決賽亦已在中國鳥巢舉行多年。讓世界球迷有更多直接體驗,會是未來足球商業發展的一大方向。

S: 社交媒體如何影響體育新聞的生存空間?

K: 互聯網的確衝擊了足球傳播,球迷很容易就可以在網上找到不同方法來看球賽,雖然質素比較差,而且沒有粵語評述,但也足以令他們降低付費意欲去訂看收費電視的球賽。另一方面,收費電視傳播的球賽在製作、包裝和評述質素沒有相應提升,也無獨特之處,也讓球迷覺得沒有訂閱收費電視的需要。我覺得現時正處於新舊媒體之間的睇波過渡期,這正如當年不少人喜歡買盜版影碟一樣,最初他們不追求質素,只考慮到價錢及有得睇。以經典日劇《悠長假期》為例,我們經歷了由翻錄日本電視的VCD版,到有中文字幕版,靚畫面的DVD版,再到原裝配音版,每個階段都有龐大需求,反映觀眾追求高質的心態。

只要有靚聲和靚畫面的高質內容供應,便會吸引觀眾去購買正版,這對於體育轉播和電視製作是一個啟示。現時網上資訊爆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收費電視難以阻止網上所有足球傳播的訊號,但即使是網上訊號人們也追求質素。因此,收費電視必須在製作上入手,追求更詳盡的分析、畫面和製作質素,在處理足球新聞方面亦要以不同的角度深入分析,介紹比賽鮮為人知的一面,令收費電視的足球傳播具競爭力和吸引力。

冀體育節目多角度

S: 香港的足球發展情況怎樣?面對什麼局限?

K: 不少球迷對「本地波」愛之深、責之切,也了解和分析背後不少原因。我主要集中於討論一點:現時足球的演變着重商品化、包裝和具娛樂功能的活動,可是,香港的足球聯賽仍停留於運動項目。若要與世界接軌,足球需要娛樂化和商品化,這是香港足球最大問題之一,更遑論背後的培訓和經營,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有比賽就得」的心態。不少人都會指出香港足球是「老細足球」,但這有很多演繹空間,歐洲聯賽也有不少富豪注資,但他們營運和資金管理分得清楚,令球隊的資金直接提升球隊的表現,以達致平衡。

S: 未來你希望在體育新聞和足球轉播工作中擔當什麼角色?

K: 我沒有科班出身的包袱,因此常以較另類的角度去參與媒體工作,製作和評述足球。

我現時投放較多心思在電視行業和新媒體,今時今日的電視製作需要更獨到的角度,找到與其他媒體不同之處,加上包裝和獨特之處,令球迷更願意選擇你的製作。

我喜歡遊走於不同媒體之間,用不同的手法和不同規模去嘗試;也喜歡電子遊戲,曾參與「Winning Eleven」遊戲中的粵語評述;而另一隻遊戲「FIFA」也滲入了現實足球的資訊統計。我喜歡在衝突中尋找空間,無論是專業和球迷之間,運動和娛樂之間,虛擬與真實比賽之間,其實都有無限可能性。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英國脫歐 英聯邦復活?

英國脫歐談判如箭在弦,無論怎樣拖延,也要尋找後著。其中一個正是令英聯邦的白人核心成員聯繫「復活」,目前英國和三個英聯邦國家: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的智囊,正在商議人口自由流動,可能會成為建立「新英聯邦」的第一步。

這份四國人口自由流動的方案,早在英國脫歐前的2016年3月就被倡議。倡議者是總部位於加拿大的國際非政府組織CANZUK International,這組織以「在英、加、澳、紐四國間達成協議,實現國民自由遷徙、自由貿易和外交協作」為目標。CANZUK 創始人James Skinner率領團隊長期在四國奔走,遊說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並在互聯網動員公眾支持。按照這一設想,四國通過各自修改國內立法,取消對四國國民相互自由入境、並在任何一國就業的簽證限制,最終達成類似歐盟內部人口自由流動的格局。根據2016年的民調,加、澳、紐三國有70-80%民眾支持四國人口自由遷徙,英國則有近60%民眾認同;脫歐後的支持度,可能更高。

按照James Skinner的論述,在四國建立人口自由流動與就業協議,比目前歐盟的政策更可行。歐盟成員國包括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族群,在融合過程中,難免發生碰撞;但英、加、澳、紐四國同屬英聯邦,共享高度相似的法律體系、同源的社會文化,四國公民遷徙至任何一國、在當地就業所需的社會適應成本極低,也不會有文化衝突。其次,歐盟內部之所以對勞工自由流動反彈,乃因西歐發達成員國和東歐發展中成員國之間的差異過大,東歐移民大量湧入西歐,導致東歐國家人才流失、西歐國家勞工過剩。英加澳紐四國的經濟則處於同一水平,勞工自由流動,也不會令某一國大規模湧入外勞,更符合各國勞動力的市場規律。

事實上,四國勞工自由流動協議,僅僅是CANZUK International宏偉計劃的第一步。組織更希望通過人口流動、就業市場的互通,進一步增進四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聯繫,以期四國朝「邦聯」政治實體發展。在上述構想中,四國依舊擁有內政、外交自主權,但四國之間可以在自由貿易、自由遷徙、共同協防、社會政策上更密切合作。在這一方向,歐盟同樣提供了可參照的教訓:CANZUK International倡議的四國合作,強調各國議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而非如同歐盟一般,由布魯塞爾的行政官僚凌駕各國民意代表之上。

當然,這倡議有漫長的路要走,因為勞工自由流動不止涉及簽證、居留權,更關乎外國勞工在本國的社會福利和政治權益,而這些領域涉及廣泛的國內法律條文修改,更要社會共識支撐,難以一蹴而就。不過,英國脫歐後,CANZUK International的建議頓時被各方關注,甚至有政府官員作出了積極暗示。例如澳洲外長Julie Bishop就說,更寬鬆的簽證政策,可作為英澳自由貿易協定的一環討論。

其實早在20世紀中期,邱吉爾就曾提出「西方文明三大支柱」,包括「美國聯邦」、「歐陸聯邦」和「英聯邦」,三者是平起平坐的。可以說,英國自始至終未放棄作為全球大國的身份認同;而這樣的認同,是它作為邊陲一員參與歐盟所不匹配的。假如英國帶領英聯邦白人四國在國際政治舞台發聲,或能彰顯自身和美國、歐洲都不同的價值取向、身份認同和國民利益,正是禍兮福之所安。

至於為甚麼只是英聯邦的白人四國,你懂的:目前英聯邦的第一大國是印度,印度也說過要爭取英聯邦的領導權,假如印度人也能夠在這些國家自由流動,製造出來的內部衝突,就比歐盟目前面對的困難更誇張了。

小詞典:CANZUK International

前身是The Commonwealth Freedom of Movement Organization,成立於2014年,是一個致力促進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四國人口自由流動、自由貿易和其他領域更緊密合作的非政府組織。負責人James Skinner是英國公民,在試圖移民至澳洲、加拿大時受阻,結果就創立了這組織。

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

昂山素姬治下的「裙帶資本主義」

日前談及南韓自朴正熙以來發展成形的財閥經濟,這一模式又可稱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亞洲當中,另一個以裙帶資本主義著稱的國家即是緬甸,甚至到了今天的昂山素姬年代,依然如是。

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是指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環境中,個人或企業的商業成功不取決於其經濟競爭力,而是取決於那人或企業與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關係密切者,往往可以獲得來自政府的「關照」,如稅收減免、經營許可等,而這一關係的建立,往往以企業、商人向行政官員進行利益輸送為渠道;若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沒有密切聯繫,即使競爭力充足,仍無法展開公平營運。

裙帶資本主義的弊端顯而易見:它扭曲了市場經濟,造成官商勾結、腐敗叢生,社會財富分布嚴重不均;但短期內,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卻又能令經濟增長的數字有表面提高。愈是在政治封閉、威權主義的國家,裙帶資本主義愈有機會出現及擴散。

經歷數十年軍政府統治的緬甸,正是這樣一個樣板。在軍政府時期,緬甸被西方國家嚴厲制裁,國際資本極難進入境內,惟有向中國一面倒。在這一封閉環境中,緬甸國內經濟競爭性極度匱乏,軍政府的施政更無制衡,那些與軍方保持良好關係的富商、退伍軍人,就壟斷了緬甸經濟,將資本和項目建設機會悉數收入囊中。這一現象,在軍政府放權前幾年,推廣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愈演愈烈。例如2010年,緬甸對國內加油站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其中247個國營加油站,都是以極低價格,賣給了軍隊將領擁有的私人公司、或是與軍方聯繫密切的企業。類似案例,在緬甸司空見慣,可說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進行「國家大拍賣」,製造了一堆暴發財閥的翻版。

昂山素姬一直聲稱要改變軍政府的腐敗,打造廉潔政府、公平社會。然而,當她從異見者轉型為領袖,對待裙帶資本主義的態度,就很微妙。2013年,她率領其政黨NLD 為教育、醫療項目募捐,湧現的金主,都是與軍政府密切往來的富商,更不乏退伍從商者。他們正是裙帶資本主義的代表,有的還受到美國制裁。例如富商Tay Za出身軍人世家,長期負責軍火交易,而這些器械一般被用來鎮壓國內反對派;他向昂山捐出巨款,民眾不無反感。類似富豪還有Zaw Zaw、Kyaw Win等,皆長期受惠於軍政府的裙帶資本主義,與軍方保持密切往來,手中掌握龐大社會資源與人脈。

NLD全面執政一年來,雖然嚴打貪腐,但官員與富商往來甚密,亦是人所共知。軍方掌控的所有經濟產業都蓬勃發展,影響力毫無退減。昂山繼承了軍政府的遺產,本身也有軍方血液,接受了軍方壟斷經濟的事實,裙帶資本主義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有增強跡象。早前互聯網流傳一幅圖,NLD 政府一位月薪僅得2500元的部長,手戴價值十萬元的名錶,令人嘩然。

問題是,昂山素姬的選擇,實在不多。對她的政府而言,改善落後的經濟狀況,可算是唯一的綱領;要是不與掌握國內經濟資源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合作,任務只會更艱難,反而繼續容忍他們的特權,利益均沾,政府才能短期內交出成績。經濟制裁剛剛解除,外資大批湧入的同時,亦希望與熟悉本地情況的企業、個人結成合作夥伴;他們往往情願和裙帶資本合作,重視其背後實力靠山,而不是與不穩定的民選官員打交道。昂山與軍方結成「不神聖同盟」,無奈地是唯一出路。

小詞典:裙帶資本主義指數

《經濟學人》雜誌於2014年首次發佈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通過「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富商企業所持財產佔整個經濟體的比例」,顯示主要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內部的官商勾結程度。2014年,香港排行榜首;2016年,俄羅斯則躍居首位。儘管排名方法頗為粗糙,但趨勢是清晰的,新興經濟體往往成為裙帶資本主義肆虐的主要地區。

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

「薩德」導彈危機 vs 古巴導彈危機

北韓再次試射導彈,美日韓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美軍空運「薩德」(THAAD)導彈防禦系統組件進入南韓,中國爆發連串「反韓」行為。不少評論開始擔憂,朝鮮半島會如1962年的古巴一樣,爆發「導彈危機」,中美朝這三個核國家的戰略博弈,甚至可能讓世界陷於核戰爭邊緣。但究竟兩者是否可以簡單類比?

回顧古巴導彈危機,當年蘇聯所以考慮在臨近美國本土的古巴部署核導彈,緣由有二:一方面,古巴時任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堅稱美國即將全面入侵古巴,亟需來自蘇聯的核武作為戰略威懾;另一方面,1959至1962年間,美國在土耳其、意大利部署了載有核彈頭、針對蘇聯的中程導彈,蘇聯認為這是美國戰略核威懾程度的大幅升級,為了平衡,蘇聯要在更靠近美國本土的位置部署核打擊力量,而這又進一步挑戰了美國的底線。目前,中國政府對「薩德」部署南韓表示強烈反對,正是擔心「薩德」像古巴的蘇聯軍備那樣,將改變東北亞各方戰略平衡。

古巴危機也告知,除了導彈部署位置,彈道導彈的攔截與反攔截能力,也是影響核威懾的關鍵。一派軍事分析認為是這樣的:這次美韓決定部署的「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的雷達,具有大範圍「前端偵測」、小範圍「末端攔截」兩種工作模式,如果美韓開啟「前端偵測」模式,中國在華北、華東、東海的導彈活動,都將第一時間被偵測,中國的戰略核彈威懾能力會受到削弱。因此,一旦中美爆發衝突,中國將有動機先發制人,摧毀部署在南韓的「薩德」系統雷達,以保障中國的二次核打擊能力,維持對美國的核威懾。問題是,這類舉動在美方看來,無疑是進攻性的;如若美方對中國的戰略意圖產生誤判,認為中國在對美宣戰,雙方就可能爆發軍事衝突。

南韓多番強調,「薩德」只是用於防衛北韓的自衛,中國不必反應過敏。雖然中方不會同意,但目前的危機和1962年相比,畢竟輕微得多。古巴導彈危機時,美蘇兩國面臨的是直接戰略核彈對抗,雙方都採取攻勢;而「薩德」本身不攜帶彈頭、不具備主動攻擊能力,雷達亦未有增加美軍在東北亞對中國的打擊能力。其次,對「薩德」的「前端偵測」模式,中國亦可以採取相應的干擾器材反制。中國近年在高超音速飛行器研發有所突破,有望中和「薩德」的影響。反觀在1960年代,美蘇兩國在核對抗的緊急關頭的選項,就要少得多。

在全球化時代,今日中美、中韓關係,亦與1960年代的美蘇、美古關係截然不同。昔日美蘇幾乎斷絕經貿、政治與民間往來;導彈危機爆發時,美國與古巴也處於斷交狀態。正是因為缺乏溝通渠道,華盛頓與莫斯科都對對方的戰略意圖滿腹猜疑,緊張局面下,出現誤判的可能性極高。但如今中美、中韓從高層到民間,都存在大量政經溝通渠道,儘管圍繞「薩德」各執一詞,至少雙方都能把訊息傳遞到對方決策層。而在民間經貿領域,中美、中韓之間的貿易聯結,既是雙邊摩擦中的出氣筒,又是避免雙邊關係全面惡化的緩衝。由於對抗成本巨大,中美、中韓之間長期全面對立的可能性,就不會太高。

小詞典:二次打擊

核戰略術語,指核戰爭中一方受到敵方第一波核打擊後,對敵進行核報復的能力。當雙方都具有「二次打擊」能力,核戰爭一旦爆發,意味著雙方都將蒙受毀滅性打擊,因此敵方不再有動機對我方發動第一波核打擊,雙方就能避免核戰。「二次打擊」能力是核威懾的關鍵所在,亦是各國發展核打擊能力時,最關注的內容。

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

朴槿惠下台與朴正熙的遺產

南韓憲法法院裁決國會對朴槿惠的彈劾成立,即時的影響自然是朴槿惠下台。朴槿惠象徵的,除了是她個人和路線,還有她的父親:一代強人朴正熙。朴正熙是南韓第5至第9任總統、全球爭議最大的領導人之一;朴槿惠的最後死忠支持者,不少都是受父親惠澤的鄉里和舊部。要理解圍繞朴槿惠的種種爭議,大家有必要回顧朴正熙的政治遺產。

朴正熙憑政變上台

朴正熙生於日治朝鮮,幼年曾在日本軍校就讀,早期歷史非但不是民族主義者,還可以說是日本的「合謀者」。二戰後,他投身軍旅,參加韓戰,晉升為南韓陸軍本部作戰副參謀長;1961年通過軍事政變奪權,開啟了長達近18年的個人獨裁統治。他一方面大規模肅清政黨與軍隊中的異己,另一方面通過中央集權,開啟了經濟發展奇蹟;他也大力推動日韓邦交正常化,依賴日本的技術與資金發展經濟,曾被視作「傷害國民感情」。

直至1979年10月,朴正熙遭自己創建的特務機構「韓國中央情報部」的首長金載圭暗殺身亡,事件背後的動機,依然是一個謎。

這類對經濟發展、穩定局面有功的「開明獨裁者」,從來都是最難予以歷史評價的。近年在「阿拉伯之春」被推翻的卡達菲、穆巴拉克等,某程度上,都是這類人,雖然被推翻時聲名狼藉,其實依然被不少人懷念。南韓人對朴正熙的情結,正是大同小異:2015年,首爾國立大學教授Kang Won-taek發表了一份針對歷任總統的民調,發現在政治經濟發展方面,高達74.3%的民眾對朴正熙給予正面評價。同期蓋洛普的數據也顯示,當被問及「南韓哪位總統最盡責」,44%回應是朴正熙,也是歷任最高。

朴正熙之後的軍事強人全斗煥因為鎮壓群眾,下台受刑,但南韓民眾卻至今懷念獨裁得只有更厲害的朴正熙,無疑與他掌權期間的「漢江奇蹟」有關。回看韓戰結束時,南韓大都會首爾、釜山等的基礎設施被摧毀殆盡,民眾普遍貧困失業,朴正熙接手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經濟發展水平尚不及北韓。

朴正熙通過制定經濟開發五年計劃,推進為期十年的「新鄉村」農業改革,讓南韓的農業與製造業騰飛。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僅首爾城被大規模重建,「京釜高速公路」這聯通南北的物流線也得以貫通。在製造業發展上,朴正熙政府力推外向型出口經濟模式,憑藉高度紀律化、專業化的工人,和自外國引進的先進生產技術,令南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64年,韓國出口額僅有一億美元;到了1977年,這數字躍升至100億。朴正熙執掌大權後的二十年之內,南韓的工業化、 人均生產總值、國民教育、生活水平都有跨越式提升,是謂「漢江奇跡」。

「沒有朴正熙就沒有今日的南韓」,固然是事實,但另一方面,朴正熙發展經濟與治國的手腕,也為埋下隱憂。例如本欄月前曾述及的「財閥」(chaebol)問題,正是源自朴正熙:朴正熙為了短時間內提升製造業水平,針對性地選擇數個實力較強的大企業,給予政策優惠與扶植,包括以政府名義為這些企業擔保,令他們能夠方便獲得國際貸款、引進外國技術。久而久之,這些大企業、財團成為「漢江奇跡」的支柱,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也越發具有影響力,企業向政客輸送利益換取優惠政策,成為潛規則。朴槿惠下台與三星醜聞並發,即是明證。

南韓人一方面欣賞朴正熙的手腕,另一方面想打破財閥壟斷,但兩者怎能並行,卻始終未能理順。未來南韓的民主,似乎權力會更分散,強人更難湧現,新媒體的制衡監察也已經成熟。但歸根究底,南韓財閥對經濟的壟斷可說是絕對的,沒有人能想像沒有三星的南韓;為捍衛既得利益,財閥也不可能在新時代坐以待斃。物極必反,假如南韓因為政潮而連累經濟,民意逆轉、呼喚強人的呼聲,可以隨時出現。這在阿拉伯之春後的埃及最為明顯,誰說不會是數年後南韓局勢的前瞻?

小詞典:大韓民國國家情報院

南韓國家情報院前身是1961年朴正熙政變後成立的中央情報部,在朴正熙執政初年肅清政敵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架構和後期職能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相似,尤其在1990年代開始,加強了與日本、美國針對北韓導彈試射、核試的情報共享機制。

2017年3月20日星期一

右翼政治的興起:二十年前的預言

特朗普上台,自由主義者代表的全球化時代面臨重創,右翼本土政治的能量在全球爆發,今天這一切已經變得老生常談。其實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已經對這現象作出預言,回顧他的觀點,放在今天,依然醍醐灌頂。

羅蒂先後任教於美國名校普林斯頓、史丹福,1998年出版了一本闡述美國左翼政治文化的專著:《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在書中,羅蒂將20世紀美國左翼政治勢力分為兩類:「改革左翼」和「文化左翼」,二者皆認識到美國社會存在種種不公,都同意既有的政治體制未能有效解決問題,但在「如何解決問題」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傳統改革派左翼」以小羅斯福總統等為代表,主張在既有政治體制內,對「弱者」加以保護,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消除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公平。但這思潮在1960年代經歷了重大變化:反越戰、平權運動等社會議題,在美國高校師生中引發廣泛迴響,他們堅信美國政治體制本身背負缺乏人性的「原罪」。這批知識分子組成的「文化左翼」力量,將對政治社會現實的批判從經濟福利領域,轉移至社會文化領域,尤其強調「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美國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只重視自我,漠視了由少數族裔、移民社群、政治異見者組成的「他者」。

循羅蒂的分析,自1960年代以降,美國左翼政治光譜越發向「文化左翼」陣營靠攏,知識分子和左翼政客將「文化多元主義」作為其核心政治理念,加以宣傳,大打少數族裔、移民身份認同牌,動輒宣稱「革命」,卻不再關心社會福利再分配等具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羅蒂預言,這一左翼思潮發展到極端,終會引發美國社會內部的強烈反彈,而反彈的重要誘因,正是20世紀末,高度經濟全球化對美國社會內部的衝擊。

藍領工人們(白人為主,但其實也包括少數族裔)將愈發意識到,華盛頓政客們一味藉助「文化多元」、「身份認同」等口號籠絡人氣、爭取(精英)選票,玩自己的小圈子遊戲,但並未把工人、乃至廣大中產階層的利益放在心上,更無心解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本地就業崗位外流、實際工資停滯等經濟福利問題。對於這些中產、本土社群而言,自己已經被一個受「全球化、多元化」論述裹挾的美國政治體系拋棄。1960年代文化左翼呼喚的「革命」,如今卻成了這些真正需要「革命」的被遺忘者討厭的對象。

羅蒂的下一個預言更重要,就是「被遺忘者」的訴求,將會呼喚「強人政治」,因為美國本土中產社群不再信任既有的憲政民主體制。他們需要一個有意凌駕於制衡機制之上的強人,作出「新革命」的承諾,通過推翻既有的政治格局,來讓本土社群的利益訴求「重見天日」。羅蒂本人於2007年逝世,倘若他活在此刻,對於自己二十年前的預言成真,不知作何感想。

在羅蒂對左翼的分析之中,說的雖然是美國,但有不少觀點都對全球其他地方,都深具參考價值。首先,在1960年代,全球「文化左翼」們追求的社會公平,是建立於強調少數族裔、移民、政治異見者們作為「他者」的不同基礎之上,並集中火力譴責既有政治體制缺乏對「他者」的認可和尊重。這種「非他即我」的二元對立思維,和相應的「政治正確」敘述,經過公共輿論渲染,已經在社會內部埋下了社群對立的種子。在來勢洶洶的經濟全球化、人口流動大潮面前,自身利益受衝擊最嚴重、卻又最不被政府關注的本土普羅大眾,自然延續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將「本土利益」與「全球化」放在對立的兩極。今天圍繞「本土主義」和「全球化」的大分裂局面,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其始作俑者,正是當年鼓吹激進革命的左翼先鋒們,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

其次,美國的文化左翼陣營一心建構、維護「他者」的身份認同,卻在政策實施環節中,對美國社會受到的衝擊視而不見,殊不知後者同樣也影響著美國社會身份認同的演化。傳統的「美國夢」,乃是美國人憑藉勤奮努力,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獲得可以實現自我發展的收入,作為中產階級,融入本地社群,到了老來領取退休金,目睹兒孫自強。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勞工全球流動,上述生活發展模式,已經被完全打破:全球化時代中,美國本土的「中產」面對外來勞工的激烈競爭,工作不再穩定,更難奢望退休後的社會福利保障;為了養家,他們不得不身兼數職,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之間轉換奔波。對這些人而言,「全球化」帶來工作生活模式的改變,大幅削弱了傳統意義上「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利益訴求。這些變化都是由偏袒全球化精英的社會經濟政策引發,這卻是「文化左翼」陣營無視的。這種對缺乏保障的「全球化新生活」的不滿,同樣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例如在香港,上一代批評新一代、新一代不滿上一代有真・退休金保障,正是同一現象的反映。

最後,文化左翼陣營所呼喚的「人性」、「多元」等政治話語,實際上是在解構傳統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試圖將社會對美國這一國家的情感,「升華」到對「全人類」的情懷;而同一努力,也在世界各地出現。這是典型的左翼烏托邦訴求,一方面削弱了「國家」的神聖、必要性,另一方面又無益於社會政策實踐,結果往往十分「離地」。更諷刺的是,在飽受激進左翼輿論轟炸、政策無視之後,美國本土主義者的訴求中,傳統美式愛國主義對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追求,逐漸被現實主義取代。本土美國人越發將「國家」視作自己利益的保護者,呼喚強勢政府、政治強人;只要能在動蕩的全球化大潮中保護自己,哪怕將選票交於一個威權政府、乃至獨裁者,也在所不惜。

一旦這樣的社會思潮變成結構性,美國未來的政治生態更容易朝威權主義傾斜。雖然國內有眾多制衡,但假如有一半民意積極支持這條路線,以足以根本顛覆美國立國之道。舉一反三,全球各地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精英愈來愈不需要政府,自認被全球化弄得成為輸家的一半人,對「國家」機器的期望卻愈來愈大,而各國政府真的能做的事其實又很少,訴諸情感宣洩的「後真相時代」、民粹主義,就應運而生;政府和「去政府化」的精英,也就構成另一種對立。

如此看來,今日全球右翼、本土主義崛起的基礎,早在上世紀就被左翼激進主義奠定,而至今各國左翼依舊沒有從中吸取教訓,令人不安。

小詞典: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

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50年代興起,至1970年代為高潮。在這場運動中,美國黑人為爭取與白人同等的社會權利,而發起非暴力抗爭,他們也得到不少美國白人自由主義左派的支持。在1970年代,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交織,成為美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社會思潮。

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

八旗編輯各為「旗主」 產業思維創造特色

對比香港出版界,台灣更充滿活力,也能容納更廣泛題材的書籍。其中,出版商「八旗文化」近年迅速冒起,這要歸功其新穎的出版方式:其運作模式自稱「八旗制度」,讓各主編分線經營,每個書籍類別的負責人都叫「旗主」;編輯以所屬旗主為中心工作,創造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出版小宇宙。他們的書折射出對所在社會的人文關切,在書市中脫穎而出。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來自滿族鑲黃旗的富察氏。他曾於上海從事出版工作,2009年,他到台北創立八旗文化出版社。他主要編輯書本的範疇包括:政治、社會評論、中國觀察與研究。作品有《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皇帝亦凡人》等。除此之外,他引介西方的中國研究,挑戰兩極化的中國觀察,又引入美國「新清史」研究成果,挑戰大中華國族史觀。早前,筆者有幸與富察先生在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的「光華講座:逆向的勇氣——分享經濟時代裏的出版,為何是更重要的力量?」中交流,以下節錄了當天的對談。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富察(F)

整理:李志鵬

S: 從上海走到台灣,你的出版事業面對什麼改變?

F: 台灣出版界是非常特別市場。我當時因家庭關係去到台灣生活,也開始在台灣從事出版行業。一開始面對的是文字問題,由簡體到繁體字、由橫排文字直排文字等,由中國的思維去到感受台灣文化,也花了不少氣力去適應。我在台灣的第一本書是與現任光華文化中心主任胡晴舫合作的《旅人》,我崇拜她這本作品,而且她本來就是台灣作家,有知名度,所以這書出來的反應還不錯。我後來也慢慢總結思考,找到台灣的市場需求及通路,便愈做愈有味道和感覺。

S: 現時香港不少行業都北望神州,台灣出版業有相似情況嗎?

F: 台灣出版業的發展就像包洋葱,以前,台灣出版業發展迅速,但現時面對電子書和網上媒體等各種挑戰。我們開始進入洋葱中間的核心部分,要捉住書本與社區的聯繫,刺激讀者思考,並從中找到自己和認同,這就是出版的生命。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台灣和香港的出版商去大陸出版書籍都面對審查的問題,但大陸和台灣的閱讀社群和市場結構完全不同。在台灣出版書但想着要給大陸讀者看,這邏輯是不對的。如果台灣讀者會看,大陸讀者也會看,這則是延伸出來的邏輯,但開始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也沒有讀者的來源,甚至對出版的通路也不了解。而在地思考台灣的問題和需要,這自然延伸到香港,因為台灣市場較大,能做翻譯書籍,補足香港所缺乏的範疇。另一方面,大陸無論在版權或者在地化都難以延伸到港澳台。沖繩就是在地出版書本的例子,當地只有140萬人口,他們出版的策略是地產地銷,本地書深受沖繩人的喜愛,他們也願意去買本地書,這反映本地認同的重要。台灣出版商不應過分兼顧中國和台灣市場。北京和上海各有人口二三千萬,與台灣人口差不多,可是北京和上海兩地出版同業所出品的書籍、品種、銷量,以及當地讀者的閱讀氛圍、書店,都跟台灣截然不同。台灣除了要捍衞出版自由,更要反映出在大一統的市場之外,其他小市場還有各種在地化的可能。

S: 網上媒體的出現,如何影響到台灣出版界的運作?

F: 網上社交媒體出現讓我們走進資訊爆炸時代。可是,網上大部分資訊偏向碎片化,而且不連貫。而書則單一、清晰、明確,讓讀者連貫地思考,資訊貫穿整本書,與網上媒體的價值不同。書的核心價值是具有深度的系統思考,不是碎片化和簡單的文章。出版界必須要找到自身價值。

S: 八旗文化的編輯在出版過程裏扮演什麼角色?

F: 他們有不同背景,來自不同地方,這可避免每一本書太單一化,藉此挑戰現時兩極化的政治立場,也為政治光譜提供充分的討論空間。我們希望能給予編輯較好的待遇。他們可選擇做自己的書,也可選擇在地的書籍,他們有各自的策略、耕耘各自的領域,對自己的作品全權自行決策,也積極與讀者溝通和互動。做書要自己先喜歡,然後想做,再思考能不能賣。若很喜歡某本書,但評估市場沒有把握,一年做一本,也無傷大雅,但畢竟也要兼顧整體平衡。出版不是一般的工業生產線,編輯們不是機械式的生產線工人,而是知識、觀念、想法的分享者。

我們必須在地思考每本書的企劃,回應在地需求,而不是單向的供求關係。我希望以產業思維造出具特色的分眾產品,編輯與讀者之間是平等活動,而不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不少出版商要求有穩定的出書量與業績,當然這也是我們要考慮因素,但我們更希望強調透過主編特色,去開發和培育新讀者群。因此,編輯們有很鮮明的個人色彩與專業背景。

出書必須在地思考

S: 八旗文化推出不少中國觀察為題的書,當初為何有此想法?

F: 2010年開始,八旗開始做了解中國主題,這並非屬於台灣出版商一個恒常主題,而出版的數量也少。我開始計劃推出中國觀察系列前,我留意到台灣在政治上有不少關於中國的討論。中國的問題多而複雜,台灣面對的中國問題也不少。台灣媒體對中國的看法明顯兩極化,一種是唱衰中國,一種認為中國充滿了機會和可能。八旗的「中國觀察」書系以中國讀者為目標群組,也不是中國某種出版需求在台灣的代工,而其目標是針對台灣一般人過分簡化中國問題而設定。雖然書的力量在短時間內的影響始終有限,但長遠而言,這對台灣人對問題認知和理解還是有幫助的。在推出中國觀察書列兩三年後,這市場就慢慢被創造出來,有不少讀者原來都想看這類書。

S: 你引入不少關於清代歷史的作品,這與你滿人背景有關嗎?

F: 不少讀者在看清朝宮廷劇時,學到不少清朝的歷史和概念。我希望讀者通過思考當時康熙皇帝重視漢化,女性在清宮的地位,以及滿洲和中原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互相影響,重新了解這段歷史。其中,也有作品討論當年台灣人去到滿洲國工作和尋找機會的經歷,這與現時台灣到大陸工作的性質接近。這讓讀者去反思台灣與周邊各國的關係。不少台灣人的史觀充滿了大一統觀念和大中華中心的影響,當中有牽涉了黨國體制下的歷史論述,這些都需要我們去反思,自我認知和探索。而台灣史觀的建構,我也期待着不要掉入另外一種形式的錯誤裏。八旗的書系都秉承這一理念而手作。台灣翻譯書籍回應不少新讀者學術需要,平衡學術與在地市場的關係。當中《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及《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等,請學者作者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再反思當下。

2017年3月17日星期五

埃及穆巴拉克已經平反?

特朗普上台後,幾乎壟斷了各地的國際新聞頭條,令不少值得注意的各地動向都不獲重視,例如曾經居於頭條的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近日便有戲劇性的遭遇。不久前,開羅最高上訴法院駁回對穆巴拉克在2011年涉嫌「縱容警察鎮壓示威民眾、造成數百人死亡」的指控,意味穆巴拉克將消除最後的罪名,完全出獄,而且是對名譽的局部平反。對此,埃及國內輿論兩極分化,國際評論員心情尤其複雜。

回想2011年1月,開羅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示威者與軍警發生血腥衝突,這一切都被身處現場的民眾和記者通過Facebook、Twitter等第一時間傳給世界。這正是「阿拉伯之春」的高潮,最終一代強人穆巴拉克被迫辭職,並遭司法機關起訴,5月在籠中受審,初時罪名包括「蓄意謀殺示威者、濫用職權、貪污」。

關於濫權和貪污的指控,原審法庭對穆巴拉克家族開出罰款,判處3年監禁;穆巴拉克起初否認控罪並上訴,經歷數次重審,法院維持原判,穆巴拉克最終認罪。當然,在支持者心目中,都是政治審判,不能作準。

各界更關注的是「蓄意謀殺示威者」這項可被判處死刑的罪名。2011年一審時,穆巴拉克稱自己是被迫下台,並非正式辭職,因此依舊有元首豁免權。2012年,控方將罪名改為「縱容謀殺示威者」,法庭判決穆巴拉克終身監禁,穆巴拉克依舊不認罪,繼續上訴。2013年重審,允許穆巴拉克從監獄轉移至居所「監視居住」。2014年,刑事法庭對「縱容謀殺」的指控作出技術上否決,直至近日,上訴法院完全將其撤銷。

在過去六年,圍繞穆巴拉克各項罪名的審判反反覆覆,自然是因為國內外局勢起伏不定。阿拉伯之春後,除了突尼斯政局稍穩,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無不陷入內部分裂、恐怖主義,甚至內戰。這不僅讓民眾對「民主政治」有了新認識,也讓國際社會意識到民主轉型的艱難。埃及在穆巴拉克時代,維持統治靠勢力強大的軍隊、與政府充份合作的警隊,社會內部不僅沒有有競爭力、合法而公開的反對黨(有競爭力的穆斯林兄弟會已被取締),也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埃及事實上已經缺乏國家(state)機制,只是依賴特殊利益集團維持管治;穆巴拉克倒台的關鍵原因,即是軍方選擇旁觀。然而在「後穆巴拉克」時代,左右埃及政治的核心,依然是軍隊。

2013年,民選產生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被軍方發動政變推翻,時任國防部長的塞西2014年就任總統。埃及人對政變感到盲目,當年推翻「獨裁者」、要求「民主法治」的激情早已不再。穆斯林兄弟會政府的治理效果甚差,反而是塞西政府以軍政作風推行社會管治,卻被不少民眾視為「希望」。2014年,埃及舉行總統選舉,塞西得到96.9%民意加持當選,雖然經濟治理乏力、物價飛漲,但根據今年1月的民調,仍有近半數埃及人認可塞西政府,反對者的批評也只是集中在民生議題,他們同樣強烈希望埃及穩定、免受恐怖主義威脅。既然塞西路線得到認可,其實又何需推翻穆巴拉克?

聯繫去年4月特朗普在競選演說中,提及對穆巴拉克和埃及的評價,就更堪玩味。特朗普一貫批判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稱奧巴馬支持推翻穆巴拉克是一個失誤,致使長期對美國、以色列友好的埃及政權被反美的穆斯林兄弟會取代。這其實代表了不少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的觀點,特朗普對塞西也十分尊敬,當選後第一批致電的元首,就包括塞西。媒體隨後翻出特朗普在穆巴拉克剛被推翻時的言論,那時他說:「穆巴拉克領導的埃及並不聽從美國(的意見),不值得美國長期進行援助,被趕下台是好事」。媒體自然希望印證特朗普「出爾反爾」,但這其實正正代表了「沉默大多數」:抽空而言,阿拉伯之春也許值得支持,但看見「革命」後的各國亂象,再繼續支持輸出民主,就只有書生和學究了。穆巴拉克和卡達菲等被阿拉伯之春推翻的「獨裁者」,已經被不少人懷念;歷史對他們的評價,相信會比他們被推翻的一刻要高得多。

小詞典:阿拉伯之春

西方對2010年起爆發於中東、北非阿拉伯國家的群眾運動的稱呼。這一運動由2010年突尼斯革命起,迅速蔓延至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執政多年的威權政府,最終導致這些「獨裁者」下台。至今只有突尼斯完成了較平穩的民主過渡,其他國家無不陷入分裂、內戰等動蕩局面。

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

土耳其公投:邁向哈里發之路?

土耳其去年發生疑點重重的未遂兵變,我們分析過強人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意欲憑藉保守派支持,加強個人集權,重振土耳其大國地位的努力。今天,土耳其依舊處於緊急狀態,埃爾多安不斷以「穩定局勢」為名打壓反對派、改變政治制度,壓軸一着是力推修改土耳其憲法,在憲政架構上實現行政擴權。今年4月16日,修憲草案將進行全民公投。大家常常談論今年的法國與德國大選,其實,土耳其的修憲公投也是另一隻潛在的黑天鵝。

總統集行政權力

修憲的核心,主張土耳其從現行的「半總統制」轉變為類似於美國的總統制。目前,土耳其行政權由兩個職位分享:國民直選產生的國家元首(即總統),以及總統經議會批准任命的總理,總理是土耳其政府首腦、議會的執政黨領袖。

新憲法建議直接撤銷總理職位,行政權力全部集中於總統:總統將能任命內閣成員和高級法官,可簽署「行政命令」(可參見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總統一人可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解散議會。

同時,新憲法會增加國會議席,但議會喪失向內閣質詢的權力;不過議會能以多數票通過對總統的彈劾,並在三分二多數通過下,對總統進行司法審判。新憲法要求總統和議員在同一次大選產生,總統任期限制為兩屆。

埃爾多安及執政正義與發展黨(AKP)是公投的主要推動者,他們呼籲民眾支持的理由如下:從法理上看,土耳其總統是直選產生,具有充分民意授權,不必在行政上與另一位首腦分權;加上目前土耳其的「雙元首」格局導致內閣、執法機關面對來自總統、總理的不同指令,導致行政失效、政府內耗。最重要的是,埃爾多安聲稱通過將行政權力集中,政治環境將趨向穩定,暗示他的權力目前依然受限制:在未遂兵變後,埃爾多安藉口「肅清居倫勢力」,在政府部門、司法機關進行大規模逮捕,而這些部門的人事任命,很大程度上出自議會。唯有取消議會的行政權,埃爾多安才可以避免政敵(「叛變分子」)進入政府機關。

理論上,總統制、議會制都是現代民主的組織形式。但在今日土耳其的特殊環境下,反對埃爾多安的人認為修憲等於強化埃爾多安的威權統治,土耳其可能迎來獨裁者。自去年兵變至今,已經有近14萬土耳其人被捕,當中不乏媒體、司法人員。反對修憲的陣營強調,新憲法規定的總統制唯有在司法獨立、社會媒體自由的情況下,方能對行政權力制衡,而在當下土耳其,司法、媒體已經被埃爾多安的威權統治重挫。

土耳其各家立場不同的民調機構,對修憲的民意,有完全不同的演繹。綜合而言,目前支持、反對修憲的力量勢均力敵,埃爾多安政府異常緊張。上月有傳言指土耳其政府通過內部文件,要求政府官員避免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使用與土耳其語「No」發音相近的問候,避免對選民造成誤導。雖然政府否認,但公投背後的張力,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大批旅居西歐的海外土耳其人也可以投票,他們可能成為決定結果的關鍵。例如土耳其有150萬海外選民在德國,埃爾多安特別派出兩名部長到德國拉票,但長期生活在西歐的土耳其人對埃爾多安好感有限,一名德土雙重國籍的記者被埃爾多安政府逮捕後,當地反感更大,德國政府亦拒絕為土耳其拉票官員提供安保。埃爾多安稱德國的做法是「法西斯」,類似情形還發生在荷蘭、澳洲等國。

假如最終公投被否決,埃爾多安很可能宣傳是「外國勢力」干擾結果,土耳其內部的社會撕裂只會更嚴重,但埃爾多安依然大權在握,訴諸「群眾鬥群眾」的作風,也很可能繼續。假如公投通過,他大權獨攬的能力更大,反對派同樣沒有好日子過。而無論結果如何,土耳其漸離歐洲、投向俄羅斯的趨勢,似乎也不會改變。埃爾多安會否成為穆斯林的新領袖,繼而對歐洲反客為主地施加影響,才是長遠影響所在。

小詞典:半總統制

一種介於總統制和議會共和制之間的國家政治組織形式,又稱「雙首長制」:國家行政機關有一名民眾直選出的總統,享有一定行政權力;同時有一名總理領導獨立於總統的內閣,後者向議會負責。法國是今天國際政治中實行半總統制的典型。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

法國大選前瞻:馬琳勒龐可以如何勝出?(下)

昨天,本欄談及法國大選前瞻,「中間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目前民望佔先,那就來到重點:馬克龍真的可以擊敗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嗎?

最新民調顯示,馬克龍、馬琳勒龐在初選排一、二名,分別得到26%和25%支持;假如第二輪是二人對決,馬克龍會以65%對35%擊敗馬琳勒龐。然而,馬琳勒龐的支持者非常堅定,菲永(Francois Fillon)的「空餉門」也令部分右翼支持者流向馬琳勒龐,假如她能進入第二輪、得到35%選票,已反映國民陣線步向主流:上次極右候選人進入第二輪的往績,是2002年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以17.8%大敗予右翼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82.2%。加上馬克龍陣營是左中右大滙集的雜牌軍,支持者的堅定度有限,不少是反對主流政客才走向馬克龍,當馬克龍逐漸「主流化」,會否失去部分支持,也有待觀察。

馬琳勒龐勝選唯一可能

馬琳勒龐要當選,只有一個可能:首先,自然得進入第二輪選舉,目前機會頗高,但也不是十拿九穩。說機會頗高,是因為她的競選工程籌備經年,支持者沒有太多其他選擇,相對其他陣營內部各有山頭,極右支持者儘管總人數不及主流選民,但在淘汰制的第一輪,已足以讓馬琳勒龐出線。假如馬琳勒龐未能出線,第二輪是「中間派」馬克龍對傳統右派的菲永,那大概是勢均力敵的競爭,對馬琳勒龐也未嘗不是好事。因為屆時,她足以成為造王者,手中的民意只要加持任何一方,就足以影響大局;新政府一當選投桃報李,讓馬琳勒龐擔任一官半職,逐步提升影響力,也不是不可能。

假如勒龐進入第二輪,但傳統極右的支持者畢竟不是全國多數,又可以怎辦?似乎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獲得第一輪被淘汰的某候選人加持,令她那35%的全國支持度上升至一半。其實根據上一個全國民調,她和馬克隆的第二輪對決也有40%支持,假如以此為基本盤,進一步提升就更容易。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目前看來是不大的。但政治一天也嫌長,黑天鵝出現的可能性,從來存在。例如說,要是選舉期間又發生大型恐襲,涉及穆斯林、新移民,現屆政府又被證明處理失當,屆時出現民意大逆轉,這樣的劇情,絕對有可能;至於主事者是「伊斯蘭國」、本地激進份子、還是俄羅斯一類「外國勢力」,則已經不重要。勒龐不斷批評主流媒體對她抹黑,策略基本上和美國的特朗普一樣,目的不單是要鞏固支持者基本盤、爭取話語權,更是準備在突發情況下,例如恐襲發生時,令主流媒體不敢不報煽情故事,從而有效主導輿論。那時候,有主流候選人投機向勒龐效忠,換取一官半職,就像英國的約翰遜忽然走向「脫歐」陣營那樣,以繼續自己政治生命,同樣不是不可能。

經過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已經沒有評論敢保證勒龐不能當選。而這樣的信念,反過來也成為勒龐陣營振奮士氣、拉攏游離選票的憑藉。畢竟一場關乎歐盟會否壽終正寢的選舉,到了關鍵時刻,發生突發事件,也不能不說是情理之中。未來兩個月會怎樣,誰知道?

小詞典: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

法國政黨,走極右路線,1972年由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一手成立,2011年由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接任主席。國民陣線路線偏鋒,除了主張反對新移民,支持保護主義,維護傳統價值,還有帶納粹色彩的反猶主義。馬琳勒龐接手後,逐漸離棄父親的激進立場,更把父親開除出黨,選舉成績越來越好,例如2014年成為歐洲議會選舉的法國最高得票大黨。

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法國大選前瞻:中間派能壓制馬琳勒龐嗎?(上)

法國大選臨近,極右候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能否當選總統,對法國、歐盟、全球前景都有極深遠影響。法國國內各派本應有「Anyone But Marine」的「ABM」共識,用一切方法合縱連橫,以防止馬琳勒龐當選為最大目標。但實際情況卻沒那麼簡單:目前傳統左右兩大陣營的候選人都不被看好,暫時民望領先「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其實與馬琳勒龐一樣,代表對主流政客不滿的選擇。誰敢保證這些選民最終不會改變主意?

要前瞻未來,先得回顧法國政情。現屆左翼奧朗德政府執政期間,法國經濟增長放緩,內部矛盾激化,更受多次恐怖襲擊,支持度一路下滑。奧朗德有自知之明,放棄角逐連任,現在代表左翼社會黨參選的是前教育部長阿蒙(Benoit Hamon)。

兩大陣營路線不同

阿蒙雖然久任公職,但個人魅力、輿論曝光都有限,政綱秉承傳統福利政策、文化自由主義,深得社會主義者擁護,但這批選民在今天法國並非大多數。而且有走更左路線的候選人梅朗松(Jean-Luc Melenchon),比社會黨更傾向社會主義,同時反對歐盟也有一定影響力。假如二人同時出選,很可能在第一輪投票雙雙落選,二人也曾表態有意聯手鞏固左翼陣營,但雙方支持者路線南轅北轍,棄保並不容易。勒龐也希望左翼候選人和她一起勝出第一輪初選,令她能在一對一決選代表整個右翼,不過目前看來,可能性有限。

在大選初期,各界普遍看好右翼主流共和黨。在共和黨黨內初選,曾兩度擔任總理的菲永(François Fillon)擊敗前總統薩科齊等勁敵,成為主流建制派候選人,政綱主打自由主義式經濟刺激計劃、反恐議題,可謂正面回應了民眾訴求。但不久菲永的妻子和女兒陷入「空餉門」醜聞,被指接受菲永申領的公帑,「變相貪污」,菲永本人也被司法機關立案調查。菲永民望自此下滑,共和黨內部一度考慮「Plan B」,但菲永經過一輪猶疑後拒絕退選,黨內大老亦拒絕接手,最終共和黨議員只能在報章發表聯合聲明,繼續支持菲永,指責「空餉門」是政敵栽贓。有趣的事,栽贓的「政敵」盛傳是左翼政黨、而不是勒龐陣營,因為左翼以為除去了菲永,就輪到自己。這種恩怨,令主流候選人能否在總選合作壓制勒龐,蒙上不少陰影。

在這情況下,中間派獨立候選人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異軍突起,目前民望佔先,和勒龐分居前列。馬克龍曾擔任奧朗德政府的經濟部長,去年退出政府,開始自己的選戰,拒絕加盟左右派,秉持中間路線。馬克龍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社會進步主義,以「進一步與歐盟展開合作與融合」作政綱,唯有這方面,與勒龐截然相反。在日益兩極化的法國政壇,馬克龍成了中間派眼中的「救國者」,也得到左右溫和選民接受。法國中間派元老、前歐洲議會議員貝魯(Francois Bayrou)放棄參選、支持馬克龍,也令馬克隆勝算上升。針對他的「同性戀婚外情」醜聞,基本上沒能打擊民望,一來這符合法國「國情」,二來也不涉及公職。到了今天,左右翼各有死穴,馬克隆就成了各方力捧的最後希望,團隊囊括左中右支持,忽然成了政壇新希望。究竟他的支持度是否泡沫?主流民調忽然追捧一名沒有傳統政黨支持的獨立候選人,可信嗎?法國戰後確實沒有選過極右總統,但何嘗選過自建「中間路線」新黨的獨立候選人?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小詞典:前進黨

法國大選獨立候選人馬克龍在2016年4月創立的新政黨,黨綱即是馬克龍個人政治理念之反映:經濟上奉行自由主義,社會文化上奉行左翼進步主義,強烈支持與歐盟的深度融合。政黨支持者來自左中右不同陣營,整合程度有限,假如馬克隆落選,政黨泡沫化幾成定局;假如他當選,政黨能否長存亦未可知。

2017年3月13日星期一

日本記者眼中的「歐洲伊斯蘭化」

今年是歐洲大選年,德國、法國和荷蘭3個歐盟核心成員國都要選出新一屆政府。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目前都有一個共通點:對外來移民、難民、尤其穆斯林的反感正在蔓延,極右政黨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本土與穆斯林社群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已成為整個歐洲政治生態的新常態。問題是,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社群究竟現狀如何?這些移民的後代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本地社會?日本記者三井美奈的新作《伊斯蘭化的歐洲》,用日本的視角探索上述問題,值得一讀。

三井美奈任職《讀賣新聞》,長期在歐洲、中東各地採訪,2011至2015年間擔任《讀賣新聞》巴黎分社社長,是日本著名的法國通。本書根據她在歐洲的第一手採訪寫成,而她對這題目的探究,一切從「聖戰士」家庭的採訪開始。在過去數年,有數以千計的歐洲人主動奔赴敍利亞、伊拉克等地加入「伊斯蘭國」(IS),參與「聖戰」,當中既有穆斯林移民後裔,也有曾經信奉基督教的歐洲本土白人。三井特別專注於兩類不同的「聖戰士」:從西歐國家奔赴中東戰場的人,以及從未直接接觸過中東等地恐怖組織,卻因思想激化,而在西歐本國進行恐怖活動的「獨狼」。

這些西歐土生土長的極端分子中,有不少是年輕人,他們投奔IS大本營,或是在本國實施恐襲之前,往往均以普通歐洲公民形象示人,絕非窮凶極惡之徒。他們無疑不少缺乏正當職業,遊手好閒,偶爾沾染毒品交易、或是盜竊,但一般均與社區鄰里保持正常、友好的關係。他們的家庭往往已經長期生活在西歐國家,適應西方文明,家中更沒有極端宗教思想的氛圍。為何這些年輕人會突然選擇走上激進、恐怖主義的道路?

三井在採訪中發現,導致西歐人(包括穆斯林移民後代)思想激化的原因,可分為以下幾方面,精神空虛是不少年輕人思想激化的內在誘因。當代西歐社會自由程度,與數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年輕一代成長過程中,一般不會受到過分約束,家庭、學校亦都不會「教」他們如何走向社會。但問題是,當今歐洲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企,所謂「勤奮工作、獲得發展」的老一輩社會常識,在今天的年輕人眼中不啻虛妄。而西歐社會普遍對宗教信仰的淡漠,更讓他們在精神生活上缺乏歸依。

西歐青年感到徬徨之時,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的對外文宣策略,卻變得越發積極。如 「伊斯蘭國」這樣的「後現代恐怖組織」藉著互聯網技術,在社交媒體大肆宣揚極端伊斯蘭主義,「揭露」穆斯林社群所遭受的來自西方基督教社會的種種「迫害」,尤其針對青年人宣揚控制區內種種「美好生活」,精心包裝的輿論攻勢,往往正中那些精神空虛、前途渺茫的年輕歐洲人心懷。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後裔們,在經歷了生活的不如意後,更容易與相關極端宗教思想產生共鳴。

三井強調,穆斯林文明本來並非與基督教文明勢成水火,中世紀歐洲尚籠罩於宗教戰爭的黑暗時,正是伊斯蘭文明保存了大量古希臘典籍,守護著西歐文明的濫觴。哪怕是在近代,穆斯林與西歐也有過親密往來:二次大戰後,歐洲百廢待興,唯獨缺乏勞動力,以支撐經濟重建活動,是故西德、法國、英國等,都大量引入來自土耳其、南歐、北非、南亞地區的穆斯林移民,用以填充本國勞動力。不可否認,這些勞動力是西歐戰後「黃金三十年」的功臣,然而,原先不少政府寄望他們一段時期後會返回故國,不想勞工很多選擇留下,甚至舉家定居。當歐洲經濟發展放緩,社會資源分配問題隨之突顯,在本地人眼中,穆斯林新移民就成了國民經濟的負擔。

在就業崗位和社會福利再分配之外,穆斯林社群在當代歐洲的尷尬,更與社會文化融合程度有關,而這個問題在以政教分離為立國之本、強調移民建立「共和國身份認同」的法國,表現得尤為突出,發生了諸如《查理週刊》慘案等大事。三井當時正在法國,目睹穆斯林女學生因信仰而蒙面紗上課的行為,不止一次成為全國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社群激辯的焦點。隨著法國政府立場日益強硬,「面紗禁令」、「罩袍禁令」等法例,愈發引起穆斯林社群反感。他們認為政府不尊重自己宗教信仰,同時又被法國人視作「不願歸化、缺乏法國身份認同」,二者之間的隔閡愈發深重。

當穆斯林移民及其後代始終與本土社會缺乏互相理解,他們往往選擇聚居城郊,與自己熟悉的穆斯林社群生活在一起。可是,這樣的社會生活環境,往往意味著穆斯林移民的後代自幼成長於經濟欠發達、教育質量欠佳的地帶,社會競爭力遜於本地人,在大城市難以立足,最終又返回城郊度日。法國本地社群則進一步抨擊穆斯林社群只顧「圍爐取暖」,拒絕融入本地社會,不能算是「真.歐洲人」。長此以往,惡性循環的後果,即是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後代長期壓抑心中空虛和不滿,一旦接觸到極端主義,暴力恐怖傾向就頃刻爆發。三井認為,上述穆斯林社群與本土社會互動的模式,在歐洲各國普遍存在,而如今從北歐到南歐,各地基督教社會都開始爆發對穆斯林移民的反感,極右政黨就蠢蠢欲動,試圖搶佔話語權,主張禁止、甚至驅逐穆斯林移民。

三井綜合出兩點教訓:一,歐洲不應將非伊斯蘭價值觀強加給穆斯林社群;二,歐洲政府不應以「文化多元」為幌子,漠視穆斯林社群發展落後的現實。這些論述往往知易行難,不僅涉及具體政策的落實,更要不同信仰者充分溝通、互相理解,在當下輿論生態中,無疑是奢求。問題是,在宏觀歷史角度而言,完全拒絕穆斯林移民是極難做到的。中東地區常年戰亂,接納穆斯林難民本身,即是「大歐洲」人道主義理念的召喚,何況歐洲、以至全球基督教社會人口結構少子化、老齡化的大勢早已是定局,就算科技發達,也很難不依靠外勞填補不同工種的需求,這點作為日本人的三井,自己國家的少子化問題更嚴重,卻依然排斥新移民,以致經濟出現明顯結構性困局,自然感受更深。

小詞典:《查理週刊》慘案

2015年1月7日,兩名高叫「真主偉大」的兇手持槍襲擊法國巴黎《查理週刊》總部,造成12死11傷,死者包括週刊總編輯,導火線是週刊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這是1961年以來法國最嚴重的恐怖襲擊,過百萬民眾走上街頭遊行支持普世價值觀。但同年11月,巴黎發生規模更大的連環恐怖襲擊,造成137人死亡、368人受傷,令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聲音開始高漲。

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

港星政治地位有別 世界觀層次不同

在談及香港的發展時,香港輿論經常提起新加坡。可是,討論的焦點往往有其局限──例如,討論多從管治精英角度出發,卻少從民間視角探究新加坡的社會文化,以及民間的日常生活。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香港與新加坡走上不同的發展路、擁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新加坡的世界視野多少因而比香港廣闊。在香港,要提升社會的國際視野並不容易,至少香港的大學中,仍然沒有一所獨立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今次訪問的是研究新加坡、比較港星管治的年輕學者鄺健銘。他先後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後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過去兩年,他出版了《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分析與比較兩地的過去與發展。他的評論文章散見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台灣等地的媒體,相信他能增加我們對港星兩地發展的認識。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鄺健銘(Kwong, K)

整理:李志鵬

S: 在編寫《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的過程對你有何啟發?

K: 寫書之前,我已有某種關於香港歷史書寫的問題意識。曾在不同場合說過,在香港讀大學的時候,有位老師說,「香港歷史需要重寫」。為何香港歷史需要重寫?如何重寫?在新加坡讀書與工作時,我一直思考這兩個問題。

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令我需要寫很多關於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析,因此我讀了很多香港研究文獻,也特別着重脈絡分析。某程度上,這種治學觀很受一位中國大陸同事影響。他自學多種外語,對世界多國的歷史都有涉獵;他對世界大事的許多分析,都離不開歷史脈絡與案例比較這兩個分析角度。

着重歷史脈絡與案例比較,便由此成為《港英時代》重寫香港歷史的基本框架。具體地說,寫這本書原因之一,是嘗試填補當下香港研究的一個缺陷,即偏重頗為內向的本地框框,以及多少有着「以中國為中心」的氣質與情懷,但同時忽略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身處的全球與區域脈絡,乃至比較視野。

S: 《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何以比較這兩個城市?

K: 理由與我到新加坡讀書工作的原因一樣──我對香港的「新加坡想像」感到好奇,希望透過在新加坡生活、親身檢視這些想像的盲點,而《雙城對倒》可說是我思考與考察的結晶。

上一本書《港英時代》談的,主要是重寫香港歷史;《雙城對倒》的焦點,則是管治,切入點是從世界網絡與案例比較角度,比較香港與新加坡的管治模式,參考案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中國,以及如瑞士、盧森堡、北歐國家等先進小國。

香港與新加坡的一個很重要、但少被香港論者重視的差異,是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萎縮的特別行政區,新加坡則是獨立的主權國家,這點差異,令兩地的世界視野、管治意志與氛圍不能同日而語。但即使香港與新加坡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地位落差,新加坡仍有值得香港學習之處──例如,新加坡為何沒有以民族主義世界觀否定英國殖民地時代的一切,甚至視英治為資產;新加坡人的獨特身份認同如何形成、新加坡政府如何與為何重視Singaporean Core、如何與香港經驗作對照、尋找啟示。

不過須補充的是,比較港星模式,不能只從「以政府為中心」的角度切入,畢竟香港有的是相對強的社會、相對弱的政府,新加坡則相反。正如新加坡學者莊嘉穎說,新加坡的威權政體,令國民變得驚輸,我也在書中指出,威權政體如何局限了新加坡的創新能力;根據新加坡未來經濟委員會上月發表的報告,加強國民創新能力是未來國策重點之一。相對而言,香港的優勢在於有更具生命力與創意力量的社會。故此在此基礎上,《雙城對倒》的分析認為,香港更應向創新能力、競爭力、社會自由與國民快樂指數世界排名都很高的瑞士學習。

S: 港星兩地各自面對着什麼困難?

K: 相對而言,香港的問題比新加坡複雜。「一國兩制」令香港的權力灰色地帶遠比新加坡多,故此香港不能像新加坡那樣,較沒有包袱地以在地意志管治、重視本地福祉,這繼而影響了香港在經濟、社會凝聚力與民生政策這三個重要管治範疇的表現。

新加坡能視世界為腹地、能自主積極地建立世界網絡聯繫、也因為重視國際形象與聯繫而不會輕易從狹隘民族主義角度否定英治時代的一切;曾與新加坡同為港口城市、面向四面八方的香港,此刻卻有愈來愈沉重的「警惕外國勢力」包袱。新加坡政府視Singaporean Core、國民凝聚力為良好管治的基礎,因此既會有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成為「新新加坡人」之前也需要經過更多程序──例如,新加坡不會像香港那樣有「雙非」爭議,且新加坡政府也分別在2009與2010年,設立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與Singapore Citizenship Journey,以確保「新新加坡人」能有效融入本土社會、入鄉隨俗;在此刻的香港,「本土」愈來愈是政治不正確的詞彙,連特首選舉候選人曾俊華的宣傳影片也提到要重建「一個像香港的香港」。新加坡能源、食水與糧食供應自主,甚至已能反向大馬柔佛供水;而在香港,食水與糧食供應自主,隨時會變成政治不正確的議題。

港人包袱重 星洲人驚輸

S: 面對中國在南海影響力增加,以及美國重返亞洲,新加坡如何遊走於兩個勢力之間?

K: 近期轉變中的中星關係是可參考的案例。

南海事件之後、中星矛盾愈趨表面化。中國大陸媒體人趙靈敏在2016年8月發表於FT中文網的文章〈中國人為什麼不喜歡新加坡?〉,便很值得參考。她在文章解釋,「很多民眾對新加坡的不喜歡,則是因為新加坡『反華』。在他們看來,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天然就應該親近中國;又是一個彈丸小國,面對中國這個『上國』應該俯首貼耳,唯命是從。而事實證明,新加坡經常和中國對着幹」;中國民眾所以會認為新加坡與中國「對着幹」,其中兩個原因是:「邀請美國重返亞洲制衡中國」,以及「在南海仲裁問題上態度曖昧」。

新加坡不斷強調自身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身份、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不完全屈從與歸邊, 其目的便是為維持新加坡在國際間的自由意志。當中有兩個新加坡對中國取態的案例很值得留意:第一,去年11月於秘魯舉行的APEC會議之中,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被問到如何看中國「一帶一路」時,他補充說,在現今全球化世界之中,不再有「中土之國」。這種觀點自然不會令中國感到舒服;第二,今年2月,按《彭博商業周刊》報道,當有國家討論讓中國加入TPP、取代美國之時,新加坡政府指這種建議言之過早。

S: 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政府面對着什麼改革壓力?

K: 起碼有兩大壓力:第一,如之前所言,新加坡需要推動國家的創新能力,以應對世界愈來愈急劇的政治經濟變化,但衍生國民「驚輸」文化的新加坡威權政體,卻難免會成為國家創新發展的一大障礙;第二,新加坡需要更進一步妥善照顧各族裔的關係。2016年年底,新加坡執政黨便提議修改憲法,設立機制在某些時候將總統位置預留給某族裔候選人──按計劃,2017年的總統之位,將會預留給馬來候選人。

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

一帶一路的遠鄰:阿聯酋的知識型經濟

假如你的公司要投資「一帶一路」國家,應該選擇哪裏?那些哈薩克、伊朗等國雖然潛力巨大,但風險也高,要論大家最熟悉的市場,始終在阿聯酋。是的,不只是杜拜,而是杜拜所屬的整個阿聯酋。

阿聯酋的政治局勢一直平穩,與其內部的「高度自治」有不少關係。阿聯酋由7個酋長國組成,各國都有類似「一國兩制」的安排,阿聯酋聯邦國民議會只是聯邦層面的政策諮詢機構,由各酋長國代表組成,半數成員、正副議長均由選舉產生,各成員的地區利益一直得到相對平衡,而又有各式各法的彈性:有些如杜拜般進取,有些如沙迦(Sharjah)般保守,有些則如阿布扎比(Abu Dhabi)般後發制人。作為一個整體,阿聯酋內部互相對沖,卻有了鄰國沒有的優勢。

當然,阿聯酋富國的,依然全賴能源。阿聯酋憑藉石油出口經濟,坐擁巨大外滙儲備,政府對國民社會福利投入極高,民眾整體對社會經濟環境大都十分滿意;對政府、政治制度就算有不滿情緒,也會被各項社會福利政策安撫。2010年前後,阿拉伯爆發「阿拉伯之春」,阿聯酋並未受到波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要滲入沙地阿拉伯等國,貧富懸殊較不嚴重的阿聯酋也沒有本地人響應(那些外來勞工則是另一回事)。

女性識字率高達95.8%

兩年前,本欄介紹過杜拜的機遇與挑戰,必須補充的是阿聯酋國內對「知識型經濟」的追求,尤其是教育。阿聯酋的初等教育作為社會福利的一環,實行免費制度,提倡男性與女性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權利,這在穆斯林國家當中已不容易。目前,阿聯酋國內有1200多所公立學校,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多達93.8%,其中女性識字率更達95.8%,在杜拜、阿布扎比等經濟發達地區比率更高,這數字極其驚人。由於阿聯酋家庭富裕,家長願意投放在教育的資源極多,而阿聯酋政府也希望輸出人才到中東各國擔任高層職務,反過來影響其他國家,這是阿聯酋分散石油經濟風險的重要舉措之一。

在阿聯酋經濟結構中,外勞佔全國勞動力的比例極高,當然包括不少低階層勞力密集的外勞。但與此同時,不少高端人才也選擇到阿聯酋工作,他們有自己的圈子,子女則成為當地國際學校的重要生源。值得留意的是,月前阿聯酋政府宣佈了新的簽證計劃,旨在吸引國外醫藥、科研、IT等行業的頂尖人才和企業家,這些優質人才的子女教育需求,絕不能低估。此外,近年到阿聯酋的中國勞工、商人數量也急升,單是在杜拜已經有15-20萬華人,幾乎和「真・杜拜人」的數目相若,承載了2500間中資企業,也有不少中國商人投資地產。他們的家庭,也製造了對中式國際學校的新需求。

因此,目前杜拜、阿布達比兩城已成了國際學校雲集之地,在數百間國際學校中,著名的有American School of Dubai、Dubai College、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Abu Dhabi)等。這些國際學校普遍採用英美製課程設計,由英籍、澳籍教師執教,學生國際分佈極廣。至於高端教育、科技人才培訓,更是阿聯酋的重點發展項目。誰說有一天,香港的本質、本體,不會在沙漠地方重現?

小詞典:阿聯酋自由貿易區

阿聯酋各國都有投資優惠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由區」(free zone)制度。與「經濟特區」概念類似,這些自由區是阿聯酋經濟最開放的地方,每個區域往往為專門的產業投資而設立,外資企業可以享受100%的產權和企業資本盈利,向區內公司進行資金轉移、開展進出口業務等,亦有稅務豁免。Jebel Ali Free Zone是全國規模最大的自由區,外商投資額佔整個阿聯酋的1/5。

2017年3月9日星期四

北韓與馬來西亞:友誼終結與香港未來(下)

北韓與馬來西亞的特殊關係,因為金正男被殺而出現巨變。

北韓高調批評馬來西亞不配合善後工作,對驗屍、取證等程序都感到不滿;馬方則認為北韓「賊喊捉賊」,明明有大量證據顯示北韓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涉案,卻還污衊大馬政府辦事不力。加上事發在馬來西亞機場,對馬來西亞保安構成重大壓力,國際社會再聯繫到年前出事頻頻的馬航,難免對這個國家的安全系數大打折扣。最終馬來西亞不得不「大動作」,先是取消給予北韓的免簽證待遇,繼而驅逐北韓大使出境,兩國特殊關係會否就此終結,很值得觀察。

一些東南亞專家,例如雜誌The Diplomat副主編、東南亞事務專家帕拉梅斯瓦蘭(Prashanth Parameswaran)認為,馬來西亞和北韓的關係從來不是那麼「特別」,雖然表面看來很有「看點」,但數字上其實乏善足陳。

關係從來不「特別」

帕拉梅斯瓦蘭日前撰文指出,馬來西亞在維持與北韓的往來上,本來就顧慮重重:既需要謹慎平衡與日本、南韓、美國之間的重要雙邊關係,不能因為拿北韓「對沖」而承擔風險,也要防止北韓勢力尾大不掉。

據帕拉梅斯瓦蘭觀察,馬來西亞一方面與北韓保持經貿、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在半島無核化、防止核武器擴散等議題上,堅定站在國際社會主流,對平壤的每次核試、導彈試射都要表態,雖然偶爾會對制裁議案有所保留,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含糊。這固然與無核國馬來西亞的國策有關,但對本身不乏被西方挑剔空間的馬來西亞而言,也是自保之道。

自從金正恩上台,北韓外交比從前更難捉摸,馬來西亞打「北韓牌」的壓力也大增。例如北韓在今年年初未執行聯合國決議,馬來西亞承受了不少壓力,就取消了與北韓的直航協議。這次金正男在馬來西亞境內遇害,國際社會醞釀把北韓再列入「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假如馬方沒有積極動作劃清界線,稍一不慎,即變成沆瀣一氣的共犯,這風險十分實在,自然不再是搞對沖的時候。回想9/11後,全球口徑一致譴責恐怖主義,當時馬來西亞的態度則相對低調,已經引起美國不快。金正男遇害,不滿的還有中國,馬方自然認為到了「站隊」的時候。

對北韓而言,這樣的結局,自然有百害無一利。不用說日前談及的種種便捷消失,以及對北韓國際地下經濟的影響,還有情報部門經營的疑似軍火公司Glocom也剛被勒令關閉,單是馬來西亞疏遠北韓的動作,已足以成為國際社會進一步孤立北韓的契機。說到底,北韓需要馬來西亞,多於馬來西亞需要北韓;假如失去了東南亞,「南向計劃」失敗,北韓將無可避免地重新依賴最熟悉的舊窗口,也就是澳門,和香港。

近年香港成為北韓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雖然當中中國公司的角色至關重要,但也有北韓利用香港的自由港身份便宜行事的元素在內。早前香港發生「新加坡裝甲車事件」,假如香港海關按同一準則「按章工作」,極可能有不少北韓蹤跡被揭發出來。十年前,金正男之子要入讀香港的國際學校不果,可以走去瑞士;北韓「公司」在澳門的賬戶被美國追蹤,可以取道東南亞,因為當時的北韓,還沒有今天自絕於天下。時至今日,失去了馬來西亞,港澳朋友遇上「平壤友人」的可能性,只怕越來越大。說到底,無論是否喜歡,這也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所在。

小詞典:港朝貿易關係

據《南華早報》2013年報導,香港已成為北韓第二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超過1億一千萬美元,比前一年上升457%,以往排名僅是第十三。這關係的遠因可追溯至CEPA的簽訂,不少中國企業都具有了香港身份;近因則是2011年的丹東特區,中朝兩國有了更緊密經濟合作基礎。

2017年3月8日星期三

北韓與馬來西亞:東盟的「對沖外交」(中)

為何北韓會與馬來西亞保持密切的雙邊關係?北韓的目的昨天已談過,馬來西亞方面則更為有趣。

冷戰期間,不少兩大陣營以外的國家推動不結盟運動,東南亞、南亞各國就是重要推手之一。 後來一切美蘇以外的兩大陣營成員,包括同屬共產陣營國家的中國、北韓,也紛紛以「不結盟運動」參加者或同路人自居。金日成的國際聲望一度頗高,畢竟他自稱在韓戰「戰勝」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也在蘇聯、中國以外保持了相對獨立自主的外交,曾經和東歐南斯拉夫的鐵托並列,二人都在不結盟運動有重要角色(當然後者更是領袖)。因此在東南亞國家,「北韓」這塊招牌並不太差,不妨成為「對沖外交」的對象之一。

整個東盟,現在都是「對沖外交」的持分者,利用「北韓牌」,也不只馬來西亞一家。在東南亞各國首都,幾乎一律有「平壤飯店」,北韓也有資助一些東南亞工程,例如柬埔寨吳哥的博物館,相信也是賺取外匯的幌子。北韓的價值,某程度上是國際關係的特例:一方面,有「北韓勢力」存在,足以證明自己的多元,對美國有一定壓力;另一方面,東盟各國經濟上不得不依靠中國,但卻苦無反制之道,然而只要讓北韓進駐,北京感到北韓有了替代品,這也是國家籌碼之一。十年前,據說馬來西亞一度提議讓北韓加入東盟外長會議,雖然最終不了了之,但也可見北韓與東盟的距離並不遙遠。

在東盟各國當中,有哪一國最適合打「北韓牌」?本來最駕輕就熟的調解員,理應是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兩岸調解、東西方和談的重要中介人,也一度獲北韓免簽證待遇。問題是新加坡情報體系幾乎和美國完全互通,對金融業的監管相當現代化,也不容易有灰色地帶讓北韓迴旋。另一個理想人選本來是緬甸,北韓和緬甸軍政府有長期合作關係,但現在緬甸也搞民主化,北韓辛苦建立的勢力要保持已不容易,更談不上發展。這情況下,「新加坡旁」的吉隆坡,就成了「北韓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也喜歡扮演這樣的角色,因為不但可提高國際地位與聲望,也足以淡化自己國內的種種問題。此外,馬來西亞也希望在激進和溫和穆斯林國家之間充當緩衝國,「成功斡旋北韓問題」是很重要的履歷,畢竟這都是軟實力的一部份。

在過去十多年,馬來西亞在外交上的對沖相對謹慎,沒有像新加坡、菲律賓、越南、印尼等作出大動作,但經濟上的分散投資則頗為主動,發展伊斯蘭債券等是一類,拓展第三世界經濟夥伴是另一類。北韓經濟政策轉型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尤其是金正日時代後期,關於北韓「改革開放」的傳聞甚囂塵上,中國自然早就佈局進駐北韓市場,馬來西亞也是那時候加緊行動。北韓不少天然資源十分有價值,馬來西亞通過輸入北韓工人、產品,就能鎖定這方面的合作,到了北韓變天,可能早著先機,就像今日緬甸變天後,各國紛紛爭奪資源一樣。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馬來西亞高調讓北韓「進駐」,而其實除了形式主義,就沒有付出太多,何嘗不是精打細算的表現?

小詞典:不結盟運動

冷戰時期成立的國際平台,1961年召開第一次會議,發起國是印度、印尼、埃及、南斯拉夫、阿富汗,目的是在兩大陣營以外尋找中間路線,反對「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主張裁軍、經濟資源再分配等。北韓在1976年加入成為正式成員,中國只是觀察員國,美國、蘇聯(及今俄羅斯)則不在成員國之列。

2017年3月7日星期二

北韓與馬來西亞:金家的南向政策(上)

金正男在馬來西亞遭離奇毒殺,除了暴露疑似「強力部門」的行徑,也令北韓與馬來西亞的特殊友誼全面曝光。這類關係超乎一般人想像,反映國際關係的潛規則,尚有不少鮮為人知之處。

北韓與馬來西亞於1973年才建交,密切關係也是在九十年代後才得以鞏固,這背後多少有「人棄我取」的心態。

在經貿領域,近年歐美,甚至中國對北韓制裁,馬來西亞的官方態度雖然也贊成制裁,但與北韓的雙邊貿易卻持續提升。2015年,兩國雙邊貿易從微不足道激增至500萬美元,去年馬來西亞對朝出口大幅下降,但貿易總額仍有150萬美元。馬來西亞向北韓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棕櫚油和相關糧食產品與紙製品,相應進口自北韓的商品則以化學、機械製品為主。這數字看似無足輕重,北韓也有重要得多的雙邊貿易夥伴(例如香港),但馬來西亞擁有賭場,足以成為北韓地下經濟的融資渠道之一。特別是澳門回歸後,北韓要逃避中國操控地下經濟體系,部分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可說是國策之一。

平日大家談起北韓人感覺神秘,馬來西亞人卻見怪不怪,因為馬來西亞還有引進來自北韓的勞工。據《金融時報》報道,目前在馬來西亞沙撈越州,就有多達80名北韓工人從事建築和採礦;而據筆者身邊認識這些北韓人的朋友所言,「北韓工人」都不怎麼喜歡馬來西亞,認為平壤要乾淨、有紀律得多。

這些專才持續進入馬來西亞,自然不會單單是來「工作」。北韓在馬來西亞的業務,包括名叫「Glocom」的公司(倒像是筆者愛取的名字),背後據說是北韓情報機關經營,據路透社報導,都是和軍火進出口有關;而這個層面的活動,包括背後的融資,近年在美國加強制裁澳門銀行業界後,能進行的地方越來越少。公司在馬來西亞公然營運,說馬國高層不知情也難以置信,何況公司主要生意夥伴,就包括執政黨巫統高層雅克布,正是他當年負責和北韓、伊朗、利比亞等國建立特殊關係。

馬來西亞還是北韓向東南亞推廣旅遊業的重要窗口,吉隆坡有北韓政府專門設立、定位南亞和東南亞市場的旅遊推廣辦公室。自2001年至今,有上千馬來西亞人赴北韓旅遊,成了北韓外匯來源之一;2011年,兩國又達成協議,北韓設立專門旅遊航班,北韓唯一的航空公司「高麗航空」班機得以降落在馬來西亞。

在外交層面,馬來西亞與北韓的關係也頗為特殊:雖然予北韓護照免簽的國家還有厄瓜多爾、多明尼加等八國,但北韓給予他國免簽待遇則十分罕有,連中國也沒有這「優惠」。2009年,馬來西亞成為首個、也是長時間唯一一個與北韓實行互免簽證的國家,馬來西亞公民可以不需簽證入境北韓,逗留30天。真正方便的對象自然是北韓一方,由於全球對北韓護照普遍充滿不信任,有一個亞洲國家給予免簽,就成了「北韓人民」(不可能不具有特殊身份)往全球活動的重要中轉站。

在政治層面,馬來西亞還是北韓與非邦交國聯絡溝通的第三方。例如2000年,美朝兩國就導彈試射問題舉行雙邊談判,地點就在吉隆坡;2002年,北韓與日本開啟邦交正常化談判,同樣選擇吉隆坡。北韓領袖不時訪問馬來西亞,總理金英日、委員長金永南等都在近年成行;得知北韓領袖對榮譽有「集郵」癖好,馬來西亞也投其所好,一所私立大學在2013年對金正恩頒授了「名譽博士」學位。

可以說,北韓的「南向政策」,早就無聲無息地開展。這背後的考慮,明天再續。

小詞典:高麗航空

北韓唯一的航空公司,總部位於平壤,初時主要只經營平壤往返北京、沈陽和俄羅斯海參崴三個固定航線,後來逐步擴展對華、對東南亞、對中東的其他航線。高麗航空公司的飛機老舊,評級較次,但機組服務人員質素頗高,也成了北韓的驕傲之一。

2017年3月6日星期一

微信世界:從鄭永年的「中國網絡民主論」談起

大家在香港習慣使用Facebook(fb),往往傾向不使用內地的微信。但事實上,微信世界的生態比fb只有更蓬勃,也有更全天候的經濟模式。這不單是互聯網生態的觀察,對國際關係也有深遠影響,因為這涉及互聯網與民主化這核心議題。數年前,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就被視為「Twitter 革命」,微信作為「中國Twitter」,又會有什麼角色?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互聯網時代的中國政治變革〉一文,對上述議題便很有參考價值。鄭永年長期研究中國政治轉型與治理,也是研究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先驅之一,他把中國政治轉型的核心,歸納為「開放、競爭、參與」3個互相影響的過程。

在他看來,互聯網為中國當代社會帶來的最顯著變革,在於促進政治的開放性。微博、微信等互聯網社交媒體,讓不同身份與利益的社會群體,獲得幾乎是同級的話語權,開拓民眾表達利益訴求、監督政治行政的渠道,這都已是事實。

曾經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員,如今與網民處於同一平台,政府須要回應社會訴求的壓力,並非空談,而是切實存在;只要網民不觸及中共管治的底線(中國網民最擅長擦邊球),就民生事務而暢所欲言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有了「網絡問政」的環境,「競爭」和「參與」這兩個政治轉型的關鍵,便會進一步受互聯網影響。鄭永年把中國政治治理人才的選拔制度,歸納為「賢人政治」(meritocracy)之上的民主,即通過政治體制內部長期培養提拔、而非如西方民主政治一般,單純依賴選舉產生。

但賢人政治本身自帶精英屬性,被提拔的官員較選舉產生者,更容易與社會民眾疏離。而互聯網平台,正好拉近了政治精英與普羅大眾的距離,提升了賢人政治選拔模式的競爭性和質量。

我們曾介紹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與社會學系副教授楊國斌關於「互聯網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願景,楊國斌的論述框架是以「公民社會」為核心,寄望互聯網促進民眾採取從下而上的方式解構威權,實踐「草根民主」。然而,這一論述模式假定中國已經發展出成熟的、西方式公民社會,並將政府置於被動應變的地位,難免忽視了政治現實。相較而言,鄭永年除了長期觀察中國網絡動態、也深入民間,這分析框架捕捉了中國政府、官員與非組織化的公眾之間的互動,則更符合此刻的國情。

然而,互聯網對中國政治轉型的積極作用,自非必然。無論是從頂層設計角度,還是從草根社會的視野,互聯網對中國政治生態的衝擊,都有難以忽視的負面效應。根據鄭永年的分析,互聯網與現實政治交織過程中一大弊端,就是網絡對現實政治的「解構效應」有餘、「建構作用」不足。在國外,類似「阿拉伯之春」中互聯網的力量,可能在短時間內衝擊、甚至推翻一個威權政府。但在之後的現實政治重建過程中,互聯網政治先天的分散性、扁平性、無序性,就嚴重阻礙了新的、具有實質行政能力政治權力機關誕生,最終不少地區,又退回到依靠威權政治維持社會秩序的舊路。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國內主流民眾,都很意識到要避免上述情況出現,因此在促進網絡民主時,往往傾向維持政府的基本權威,只以改良主義為重點。

鄭永年更強調,在互聯網影響政治的過程中,其解構效應不僅適用於威權政府,也同樣適用於傳統意義上的民主政府。這是因為互聯網民主的本質,就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代議制民主理念有別,已經打破了國家的疆界,也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在網絡公民的話語中,理論上,每一個個體,都能直接與網絡世界的其他個體發生聯繫,那麼傳統的政府、議會「集中並反映民意」的職能,就不再具壟斷功能。問題是,在現實世界中,為解決種種社會問題,政府和代議制依舊是發揮實際作用的不二之選,在互聯網理念與現實政治之間,國家權力機構的角色就異常尷尬。對此,中國政府不會、亦不可能毫無反應,也會傾向於通過既有威權機制,建立互聯網部門,而不是任由網民由下而上的建構自己的秩序。

至於互聯網對民粹能量的釋放,在內地社會,程度與特朗普、英國脫歐、勒龐等支持者相比,也是不遑多樣。大陸旅德政治學者彭濤曾擔憂互聯網可能「為民主政治掘墓」,鄭永年在前述文章亦指出,互聯網這一平台跳脫於傳統監管模式之外,可能將社會公眾非理性的一面急劇放大。這種網絡民意對現實政治、民主理念的傷害,可能遠遠高出不少人的預計。傳統意義上民主的核心價值之一,即是「尊重少數人的利益訴求」,但在互聯網民意中,聲勢浩大的網絡討伐,往往導致被討伐一方毫無個人隱私與基本權利可言,淪為網絡民意欺凌的對象。

在「中國特色互聯網」環境中,官方本來就善於針對特定話題,煽動民意,為官方特定立場背書。近年活躍華語互聯網世界的「小粉紅」社群,就不時在官媒(或親官媒輿論領袖)指引下,對眾多港台藝人、政客口誅筆伐,還組隊翻牆於 Facebook「洗版」,周子瑜、何韻詩、張敬軒、到今天的韓流,都是典型受害人。如果互聯網之花在中國結下這樣的「果」,又有多少人還會一如既往地嚮往民主呢?

以上種種,無不反映出互聯網與民主化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在當代中國社會環境中,將二者做簡單的線性分析,無論是純然正面、還是負面,都是脫離現實的。正如我們上週談及國際民主化退潮之勢,中國「真.民主化」的未來,同樣不能只依賴互聯網。假如只有互聯網、而沒有其他中介,中國的民主,又會變成怎樣呢?在月前我們談及「微真相時代」的文章,特別是講述假如文革時有互聯網的一段,足以成為警示。

小詞典:小粉紅

中國大陸新生代,特別是「90後、95後互聯網社群」中民族主義者的別稱。他們一方面在國內外流行文化中成長,使用大量網絡術語、潮語,行為打扮也追上潮流;另一方面又具有典型民族主義情緒和訴求,主要活躍於新浪微博、百度貼吧等平台,亦有大規模自發組織翻牆「出征」Facebook 的「戰績」。

2017年3月4日星期六

過渡新能源 天然氣黃金時代來臨

特朗普上台後,其氣候政策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他重新審視《巴黎協定》,避免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競爭中處於劣勢;他又改變了美國在能源方面的立場,同意重啟兩個橫跨美國和加拿大的輸油管項目。另一邊廂,中國積極通過「一帶一路」,與中亞國家和俄羅斯加深在能源方面的合作。這兩件事對國際能源安全都有深遠影響。香港有不少學者專注國際能源安全領域的研究,余家豪博士是其中一位,他在倫敦國王學院和哈佛肯尼迪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和做博士後研究項目,並在中國社科院國際能源研究中心、歐洲能源和資源安全中心等多家智庫擔任研究員,也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國際關係和能源政經等科目。他的研究興趣集中於能源地緣政治、中國能源政策、「一帶一路」投資和國際能源組織等,與他訪談讓我們對全球能源安全有更深入的認識。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余家豪(Yu Ka Ho, Y)

整理:李志鵬

S: 為何你選擇能源安全作為研究的範疇?

Y: 我當時在英國升學,主修國際關係,適逢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帶動歐亞、非洲等地油氣方面的投資,加上氣候問題又推了新能源發展一把,能源安全一直是契合時代的熱門題目, 我亦有心投身其中。其後,在中國北京和美國工作,得到中外能源圈前輩指點幫助,參與不少能源安全領域的研究項目。另外,能源安全除了是學術研究範疇,也是不少智庫、顧問公司,以致私人企業所關注的議題,這四方面的互動形成了一道互通的旋轉門,學者可以了解多個領域的發展動向,自己的研究結果也與現實世界緊密聯繫,經世致用。

S: 能源安全,例如油價,如何影響國際關係的互動?

Y: 能源安全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前,能源安全是外交事務的一部分,各國視此為國家的外交行為去處理能源安全。近年,能源安全變得政治化和市場化,可是,這並沒有減少能源安全與國際關係的聯繫,只是它由外交目的變為地緣政治變化的因素之一。以最近低油價為例,簡單來說,其成因主要是環球市場供求因素,而非個別國家的外交行為所致,但低油價仍然會影響地緣政治。原本,不少國家都出口化石燃料賺取外滙,去支援國內的軍費,以及各個政策範疇的開支,俄羅斯、中東和拉丁美洲是主要例子。油價暴跌後,這些國家在能源出口所賺取的外滙大減,因而要削減社會福利和國防等的開支。這便引起國內的矛盾和衝突,導致政府捉襟見肘,甚至難以顧及周邊安全問題。

S: 新能源發展能否影響能源安全的理論和學說?

Y: 隨着新能源的迅速發展,未來傳統能源的份額逐漸減少,這將總體增加一國的能源安全,因為新的局勢給予國家更多的渠道、選擇和方法去獲得能源,減少對他國的依賴自然對能源安全有所幫助。另外,新能源的發展使得私人企業在能源領域有了更大影響力,因為新能源生產規模較小,例如普通民居也能鋪設太陽能板。在新能源領域,學術的概念較少,反而着重實際的貿易和投資,也有環保概念,再加上大量私人企業的加入,開闊了安全能源的研究光譜。反觀傳統能源,它與政府、國企和親政府的機構息息相關,三方面在化石燃料的開發上都有很大話語權,因為油田開發、建立煉油設備,以至鋪設輸油管道,都涉及龐大基礎建設計劃和資金,而政府在授權土地開發和融資方面都是重要角色,戰略意味更重。

S: 中國「一帶一路」有什麼能源投資與能源安全有關?

Y: 「一帶一路」與中國過往提倡的走出去戰略一脈相承,能源投資是重中之重。具體來說,一帶一路涉及範疇甚廣,其中一個核心目標是將中國大陸產能轉出去,而能源項目多涉及大量基建和生產設備,例如煉化廠、油氣管道、太陽能板、跨境電網等。除此之外,能源設施須連接道路、港口,這便形成了一個配套安排,除了包含商業貿易,也涉及金融融資、基建和能源政策。這個配套安排能達致「一帶一路」的目標──互聯互通,形成了一條活路。

S: 北極冰川進一步融化,會如何影響國際能源安全?

Y: 北極圈的冰川融化後, 除了中、美、俄等大國,歐洲國家、東南亞國家,甚至新加坡也對當地的資源虎視眈眈。因為當冰川融化後,當地海底的能源和資源便會釋放,同時,冰川融化增加了新貨運航道,由俄羅斯到美國和由歐洲到中國的航線距離會大幅縮短,石油和天然氣的運輸受到航運地域、航線和距離的局限將減少;不過,也有安全問題考量,以俄羅斯為例,目前俄羅斯與亞洲的能源合作主要集中在遠東的油氣項目,西部和北極圈則跟歐洲對接。北極圈冰川融化,俄羅斯開發該地區油氣資源的技術成本可大幅下降,而新航道成為俄羅斯把出口西部和北極圈的天然氣運到亞洲的契機,它會成為歐亞之間的「鐘擺賣家」。

S: 香港社會對能源安全議題的態度如何?

Y: 我曾到歐美國家、中國內地、俄羅斯和新加坡等地參與能源會議,凡談及能源話題,方向大多是政策轉向、項目投資,以及各國間的合作。但在香港一提及能源話題,大家便會集中詢問股票投資策略,估計這也與香港的金融定位有關,香港人偏向思考金融方面的投資機會。其實,無論是中國內地或是歐美國家,都有掛靠政府部門、智庫和大學的能源研究中心,與政府和企業緊密合作,提供政策建議,這形成旋轉門讓學者可以與商界和政界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相比之下,香港在這方面的聯繫的確較少,但有較高的研究自由度,也有不少關於能源政策以及國際關係的高質素活動,例如,早前國際能源憲章組織、德國基金會KAS 和香港中文大學合辦一個「一帶一路、能源合作與國際法」的會議,內容主要從國際法角度探討如何保障「一帶一路」下的能源投資,中國國務院和能源局的專家也有參與其中。

S: 未來有什麼能源安全方面的議題值得我們注意?

Y: 首先是氣候變遷,這會影響到化石燃料的使用量以及再生能源的發展,能源應用大轉向已經開始了。不過,大規模再生能源的應用始終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天然氣將是從傳統能源過渡到新能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選擇。在未來10年至20年間,天然氣需求將大增,加上美國頁岩氣革命,以及東非等地發現大量氣田,可以說是天然氣的黃金時代。最後,氣候或綠色金融亦值得我們關注,中國及其餘金磚五國均積極推動氣候或綠色金融,藉此增加投資新能源的機會,同時發展新能源領域以應對氣候或者環境問題,究竟是短線投機還是長遠可持續發展,值得探討。

2017年3月3日星期五

一帶一路之斯里蘭卡:反華示威是結構性嗎

中國「一帶一路」的海外大規模基建陸續推進,包括斯里蘭卡的「漢班托特(Hambantota)港口城開發計劃」(見小詞典),卻引起當地居民強烈反對。類似情形並非第一次出現,相信也不是最後一次,背後的博弈,正是「一帶一路」的縮影。

中國對斯里蘭卡港口城的投資和建設,雖是商業掛帥,但也有重要戰略考量。從國際貿易層面而言,斯里蘭卡位處於中東—東亞航運中樞,四周遍布優良港口,而「一帶一路」正是要聯通歐洲、中東至東亞的商貿線路,斯里蘭卡港口的經濟價值極高。從地緣戰略角度看,斯里蘭卡不僅扼守中東石油輸出線,亦是連接西太平洋、印度洋水域的關鍵港口。近年中國在吉布提(Djibouti)、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先後投資港口城,就是希望加強對沿線能源轉運的控制力,提升能源安全,西方卻視之為有軍事含義的「珍珠鏈戰略」。但這也是觀點與角度問題:中國海軍的確希望西進印度洋,自2014年起,中國潛艇便曾數次停靠斯里蘭卡港口。隨着斯里蘭卡港口成為中國勢力範圍,中國海軍可能獲得的戰略便利,充滿遐想。

然而,中國在斯里蘭卡並非一帆風順。數年前,中國試圖興建科倫坡(Colombo)港口城,但因斯里蘭卡政府換屆,新政府對中資運作不透明而產生疑慮,一度叫停項目,直至爭取其他資金失敗,才不得不重啟項目。這次的漢班托特項目也不平靜:項目是由斯里蘭卡前政府協商成事,但中資在2010年進駐後,一期項目收益有限,二期項目又遲遲不見進展,營運呈現巨額虧損。斯里蘭卡新政府寄望與中國重啟配套建設開發,轉虧為盈,但在項目動工典禮,遭遇當地農民和佛教徒示威抗議;最後政府要動用水炮和催淚彈鎮壓,造成21人受傷。

當地居民反對項目的理由,其實不難理解。首先,長達99年的土地租賃合同,容易被視為「賣國」,不少人認為無異於上世紀英國人建立的殖民地。其次,項目需要的土地,是當地人世代生息繁衍之地,居民不愿將之交於中國商業開發,也是保育的表現。第三,佛教徒對項目潛在的「文化殖民」頗為忌憚,擔憂中國建築、開發團隊將長期駐扎,數十年後,後代將建立自己的社群,「侵蝕」本土社會。

項目不止受到一些本地人反對,中國的區域競爭對手,也不會樂觀其成。美國一直警惕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活動,上述協議達成時,就有美方官員表示將密切關注實施細節。印度比美國更焦慮:年前中國潛艇停靠斯里蘭卡港口時,印度表示了強烈不滿,如今中資大規模投入印度洋沿線,印度鷹派在國內一直主張反制,這也是斯里蘭卡政府態度不時反覆的主因。

問題是斯里蘭卡本身資不抵債,亟需外資改善經濟,然而斯里蘭卡前政府因人權記錄糟糕,歐美資本多不願進駐;新政府雖然試圖改善人權狀況,但至今爭取外資成效依舊有限。斯里蘭卡不願激怒強鄰印,甚至表示願意將另一深水良港Trincomalee交予印度開發,然而印度自身也亟需外資改善基建,亦無力對斯里蘭卡長期投資。除了中資,斯里蘭卡其實沒有多少選擇。至於中資在「一帶一路」會否一改陋習,同時關注本地社區、民生發展,才是反華示威會否變成結構性的關鍵。答案如何,就得看未來十年了。

小詞典:赫班托達港口城開發計劃達

2016年12月,斯里蘭卡政府與中國就南部港口城市赫班托達「港口城」開發計劃達成協議,將赫班托達港80%股份售予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並委託後者進行開發。開發項目覆蓋範圍甚廣,除了貨運港口基建,中方還在港口周邊50平方公里土地建設工業園,園區內設立貨物集散中心、工廠和商貿中心等。這模式與中國在吉布提、斯里蘭卡科倫坡等地的「港口城」如出一轍。協議將上述土地以99年租期租予中國,中方還可在99年後,與斯里蘭卡協商續約99年,無需即時歸還土地使用權。

特朗普是以色列的守護天使嗎?

特朗普當選時,不少猶太人對他寄予厚望,與奧巴馬私人關係極差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更是大喜過望,認為特朗普會成為以色列的守護天使。奧巴馬卸任前夕,拒絕否決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區的決議,只是罕有地棄權,令決議意外獲得通過,當時特朗普就高調批評,說自己會「撥亂反正」。但隨着他的外交政策逐步成形,他真的會對以色列比從前更一面倒嗎?

一方面,特朗普確實做出不少對以色列友好的舉動。他任命商業律師弗里德曼(David M. Friedman)為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就深有代表性:在九十年代,弗里德曼曾代理特朗普及特朗普集團的商業訴訟業務,因而與特朗普熟悉,但並非外交專才。他的立場是親以色列的強硬派,曾反駁以巴雙方各自劃分領土的「兩國方案」,認為「兩國方案」只服務於「美國和阿拉伯世界心懷叵測者」,無利於美國傳統盟友以色列。

以色列反對奧巴馬與伊朗和好

弗里德曼又指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不是合法領袖、奧巴馬政府在中東問題上偏袒巴勒斯坦,公開表態稱特朗普政府將「完全支持」以色列在以巴衝突上的任何立場,表示要落實特朗普的競選承諾: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主權有爭議的耶路撒冷。

以色列強烈反對奧巴馬和伊朗和好,這立場也得到特朗普支持。特朗普本人就曾多次表示,奧巴馬代表國際社會與伊朗達成的核問題協議是「最糟糕的協議」,聲言上任後將對伊朗強硬。特朗普團隊則一貫斥責伊朗長期資助中東恐怖組織,如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等。不過,這些恐怕只是宏觀立場表態,特朗普本人對真主黨和哈馬斯就沒有深入了解:2015年9月,他出席廣播節目期間,被主持人問及上述組織的領導人,只能說「我現在不能分辨,但我上任後一定會知道得比你多」。特朗普本人既無心、也無精力深入了解中東地區複雜的地緣政治和宗教局勢,相信只會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對幕僚的意見照單全收。而特朗普眼中之「利」,只是以國內猶太人社群的反應和支持為優先,而不是關注作為主權國家的以色列的利益。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控制區的殖民方案,正是這樣的例子:內塔尼亞胡在特朗普上任後,主動擴大殖民區,以為特朗普定必支持,想不到他對殖民區的態度和奧巴馬一樣,也就是要求「暫緩」擴建。為什麼特朗普連美國堅持了多年「兩國方案」也可以考慮調節,但對殖民區卻不予支持,自然和國內民意有關:只需口頭上對「兩國方案」鬆動,美國猶太人就感興奮,但這就像說要「檢討一中政策」,根本不會對實質形勢有任何影響。不像殖民區是切切實實的動作,沒有甚麼迴旋空間,就不能取巧來討價還價了。

那麼,美國猶太人對特朗普的印象,又是否完全正面?恐怕也不是。例如在美國頗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猶太人組織Anti-Defamation League(ADL),就一直對特朗普有所保留,因為特朗普政府秉持的反移民、反全球化立場,與需要兼顧全球業務的在美猶太人切身利益相悖,更不用說他們的意識形態傾向,更接近民主黨和自由派。特朗普首席戰略官班農曾負責運營的「另類右派」網站Breitbart,也被ADL指有反猶言論。不過,立場較保守的猶太組織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就對特朗普大表支持。 由此可見,美國猶太人對特朗普的觀感,更多是取決於自身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與美以關係,不一定劃成等號。

小詞典: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

兩國方案主張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組建自己的國家和政府,以共同認可的安全邊界共存。這一政策是美國自1990年代以來,推動以巴和談的指導原則,為雙方溫和派接受,但雙方激進派反對,至今進展甚微。

金正男是中國的秘密武器嗎?

金正日長子金正男在馬來西亞遭謀殺,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重點之一是,一直保護金正男的中國如何回應。究竟金正男與中國的關係如何,由於事涉國家機密,外間只能憑公開資訊猜想。但單憑這些,已經殊不簡單。

在九十年代,中朝之間尚有所謂「血盟」關係,金家長子作為政權可能繼承者之一,自然與中國有一定往來;後來金正恩的接班人地位確立,金正男逐步淡出權力核心,長居澳門,也不時出現在北京。他的澳門大宅地址不少當地人都知道,筆者也曾「慕名」駐足在外參觀。早年金正男在中國境內活動時,據報均有中國政府派出的國安人員跟蹤保衞,甚至赴東南亞旅遊時,也有中方特工陪同,當時便曾傳出金正恩要暗殺哥哥的傳聞。然而,金正男在澳門賭場十分活躍,不少賭客經常遇上他真身,都不認為這位表面上的花花公子有何特異之處,也不覺他有什麼隨從;這次他在馬來西亞遇害,全程孤身一人,起碼反映他不在北京的全天候保護名單內。

個別澳門大亨投資北韓賭場

究竟金正男在澳門是流亡、避難,還是執行父親金正日的秘密任務,真相自然不得而知。根據種種地下消息(不少來自脫北者的推論、海外媒體的揭秘),北韓的海外地下資產,可能部分是由金正男負責打點,而澳門作為北韓最重要的國際窗口之一,個別銀行曾被美國點名批評為北韓「洗黑錢」,個別澳門大亨投資北韓賭場,則是眾所周知。

究竟澳門的賭場、銀行、地下錢莊、北韓私產,與長住澳門的金正男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外人只能捕風捉影。據說金正男與被處決的姑丈張成澤關係密切,也繼承了對方的地下錢莊,但張成澤是否與北京有特殊關係,跟相關外交人員談話後,則發覺言人人殊。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北韓在澳門的金融活動、在香港的物流活動,無論在地上、地下,北京都是完全知悉的,而且是默許的。順帶一提,兩地特首位置的敏感性之一,正是能夠接觸大量這類國家機密,這也是北京強調特首必須「可靠」、「維護國家利益」的一大原因。北京讓金正男住在澳門、而不是更方便保密的北京,大概不是完全為了讓金正男方便賭錢吧。

至於金正男是否北京一旦與金正恩翻臉時,足以供擁立的「秘密武器」,這一點,外間更難確認。但無論北京有無此意,根據北韓金家三代傳統,對黨內高層「裏通中國」,從來都是十分忌憚的。金日成本人和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關係密切,但毛澤東早期屬意的北韓領袖是八路軍的武亭,他後來自然被金日成批鬥。韓戰後,金日成視其他和中國關係密切的「延安派」為潛在對手,最終進行大整肅,不少「延安派」要員被判死刑,是為「八月宗派事件」,然後才推出「主體思想」,強調中國不是太上皇。總之,北京的造王能力,一直是金家的一大心病。金正男以「王室」血脈身份住在北京,就是強調不問世事,也自然是金正恩的潛在威脅。然而,說北京主動策劃以金正男取代金正恩,卻是不太可能的:畢竟北韓內部管治嚴密,北京除非是出兵,否則要通過正常手段「廢立」,就是在毛澤東時代也不可能,何況今天?

金正男死後,中國政府宣佈為執行聯合國決議,全面禁止從北韓進口燃煤。這一舉措,表面上是對平壤試射導彈的不滿,至於是否與金正男事件有關,當自行意會。但就算金正男之死真的由金正恩下令,北京會因此而翻臉嗎?大概也是不會的。說到底,北韓的存在,製造了東北亞的緩衝國,目前依然符合中國利益。而當年金日成、金正日對中國的挑釁更多,兩國門面上,還不一樣是「血盟」?

小詞典:金韓松

金正男的兒子,北韓已故領袖金正日的長孫。他早年曾希望到香港的國際學校留學,不獲簽證,改赴波斯尼亞莫斯塔爾市世界聯合學院讀書,2013年進入巴黎政治學院深造,畢業後返回澳門。他曾在歐洲接受媒體訪問,表達過對金正恩獨裁方式的反對。如今金韓松的人身安全成為焦點,南韓媒體分析稱,中國正對金韓松予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