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9日星期六

港義工建音樂學校 緬童奏出新生

每年香港都有大大小小的義工團到內地、東南亞,以至非洲服務,當中的服務時間有幾天至幾個月不等,希望關心當地人之餘也對自己有所裨益。不過,義工團成風,不少人開始思考這些活動對當地人的意義。而鄭凱恩(Angel)就有着不同的經驗,自2009年起幾次到緬甸景棟參與宗教短宣,她發現當地孤兒院小朋友在表演樂器時臉上都充滿自信,便決定幫助當地小朋友,讓他們找到自己價值。從2015年起,她在當地免費教授孤兒及附近村民演奏樂器,更計劃興建音樂學校,讓孤兒院學生接受專業訓練,為他們的未來提供多一個出路。她們舉行的幾場音樂會引起當地人以至官方注意。在與孤兒院商討後,Angel決定在當地購買5公頃土地建音樂學校。整個計劃預計需款200萬港元,於是她成立B.A.M.S.-Build A Music School,全職為這個計劃籌款。早前,她推出新書《緬甸二家姐》分享她在當地服務的經歷和感受,並為這個項目籌款。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鄭凱恩(Angel, A)

整理:李志鵬

S: 你如何與景棟結緣?

A: 2009年,我第一次跟教會到緬甸短宣。當時的緬甸較現時封閉,景棟周圍滿是軍營,入境過程嚴格。2014年,再次到當地,2015年決定到當地生活半年,第一個原因是宗教感召,希望到當地服務;其次,我希望30歲時給自己一個挑戰,到一個自己不能溝通的國家生活。緬甸正正符合我的目標。於是,我把這目標視為一個Gap Year(空檔年),之後就返回香港。在當地買地後,便展開建音樂學校計劃。

S: 為何萌生建音樂學校的念頭?

A: 我初到景棟時只教鋼琴和英文,一位來自仰光的老師則教小提琴,我們免費教導孤兒院學生及附近村民演奏樂器。我花了半年才適應當地的社會運作方式,當地貪污和不公義問題嚴重,緬甸人是以另一個方法去運作他們的國家。我希望那些純真的小朋友不受既有的方式影響他們的生活。

在當地,老師會以私人補習的形式或敬師日等等藉口收取學生的費用,警察和軍人壓榨平民的情況也很嚴重。小朋友長大後出路有限,即使務農也會受到政府和毒梟的控制。我相信他們並非只有這兩個選擇,學習音樂會成為他們的優勢,做當地人未能做到的事情。音樂學校的目的是令孩子更有自信,重視自己的價值。我們能做的事是澆水,小朋友們要靠自己,而並非環境。

孤兒學生習音樂重拾自信

S: 景棟現時情況怎樣?

A: 景棟位於金三角其中一據點,與雲南和泰北接壤,由軍人和政府控制。當地有公路來往各地,運毒和貿易發達,也造成貧富懸殊嚴重。一般人每月收入100美元,而毒梟和商人的收入很高。即使接受教育也難找到工作,政府也沒能力提供工作機會。當地人很善良,但居住環境差,缺電、缺互聯網,軍人貪污普遍。緬甸天然資源豐富,然而軍人教育水平較低,天然資源以很低價錢賣給鄰國,但這些資源經加工後,卻以高價賣回緬甸。早前簽訂的水壩協議幾乎逼走周邊的民族。這些在軍政府時代簽訂的協議對文人政府造成很大的壓力。

S: 景棟社會對音樂中心的反應如何?

A: 早前當地發生水災,小朋友用3個星期練習了10首古典音樂曲目,在賑災音樂會上表演。音樂會吸引了當地人注意,很多人希望學習音樂,這也成為當地的熱門話題。對他們的演出,我深受感動,認為音樂能成為他們的出路。之後我們轉而重點訓練當地大學生去教導更多小朋友。我們認為需要一個更系統化的訓練方法,令學生能成為音樂家或音樂老師。音樂令他們變得自信,受到別人欣賞。早前,昂山素姬宣布緬甸學校將會加入體育和音樂課,相信對音樂老師的需求會逐漸增加。4月舉行的音樂營,共有80多人參加,而且當地的將領也有出席。音樂會後,小朋友繼續走到不同村莊,用音樂祝福更多村民。

S: 當地官方對這個計劃抱什麼態度?

A: 早前有一個泰緬的外交會議在景棟附近舉行,他們邀請Oasis Kid在會議開幕儀式上表演,官員十分讚賞,更邀請樂團參與閉幕晚會演出。樂團從寂寂無名到能代表國家演出,這讓小朋友找到自信。現時,不少婚禮也會邀請Oasis Kid在婚宴中演出。

冀辦社企咖啡店補貼學校

S: 在落實計劃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

A: 興建音樂學校涉及改動土地用途,當中需要各種許可證。由軍人政府過渡到文人政府可見到有不少改變,以往要向不同部門繳付不少「手續費」,現時申請過程已變得正規,但行政效率仍待改善。昂山素姬上台後也面對不少壓力,她推出不少新政策,但政府仍由原本的官僚架構主導,當中存在不少阻力。昂山素姬上台後外地人到當地旅遊更加方便,不少在泰國、新加坡和老撾等地工作的緬甸人回流工作或投資,地價升了不少。另外,也有年輕人創業,他們相信會得到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同時,軍隊仍然散播不少似是而非的說法,例如民主就是等於付出更多稅項。的確,新政府上台後推行了不少政策和基建,令當地支出增加。在舊管治制度和方式的影響下,新政策的成效始終成疑,但先增加了窮人的負擔。至於資源方面,現時在香港籌款依然困難,港人對緬甸不熟悉,也可能難以了解整個計劃。

S: 有不少義工和服務團到發展中地區探訪,這能改善當地情況嗎?

A: 我們必須平衡義工探訪和當地小朋友的生活,也須了解計劃的目標及活動能否有益於小朋友的成長。這能避免探訪活動影響小朋友的正常生活,避免令他們的生活會變成了一個「表演」。有部分義工團的服務時間短暫,但要求行程中接近一半時間去觀光,這是我們無法安排的。而在整個行程後,小朋友需要有更全面的解說,因為他們會想念曾接觸過的義工,也會因收到精美禮物而覺得自卑和不公平。我們要安慰他們,強調禮物是各地不同的特色,他們需要更好地裝備自己,以求能去不同的地方,與外地人分享自己的文化。

S: 你有計劃進一步發展音樂學校項目嗎?

A: 我們希望幫助一個世代的景棟人,給小朋友一條新出路,也是一個社區計劃,當地人為音樂學校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我們希望發展旅遊和公平貿易,但仍沒有具體時間表落實。現時,計劃仍缺乏資源,以音樂營為例,大部分參加者都沒有能力支付學費,因此,我們希望建立一間社企咖啡店,賺取收入補貼音樂學校運作開支。我們也鼓勵學生去附近的城鎮修讀工商管理課程,令到這個計劃更多元化。

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

敍利亞亂局被忽視的玩家:以色列

敍利亞局勢在美國首次直接軍事打擊下,變得更複雜, 也更像是美俄兩國的代理人戰爭。其實,在敍利亞戰場上活躍的還有中東其他國家,除了伊朗與沙地阿拉伯,還有以色列。上月,以色列空軍曾攻擊敍利亞南部一支運送武器的車隊,敍方對進入領空的以色列戰機發射了地對空導彈,聲稱擊落了一架以色列戰機。根據以色列國防部聲明,敍利亞導彈並未命中目標,其中一枚被以方的導彈攔截系統擊落。為什麼以色列在這時候出現?

首先,以敍兩國本來並非處於公然敵對狀態。兩國經歷數次中東戰爭後,雖然以色列奪取了敍利亞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但雙方基本互相承認了現狀,劃定停火線後,再沒有爆發直接軍事衝突。後來,敍利亞干預黎巴嫩內戰,與強烈反以色列的真主黨(Hezbollah)連成一線,而真主黨背後又有伊朗撐腰,以敍雙方才多了間接衝突。在上月的空襲中,以色列打擊的對象,正是從伊朗取道敍利亞、向真主黨武裝運送武器的車隊。然而,敍利亞的總後台是俄羅斯,較伊朗、真主黨、哈馬斯(Hamas)都要硬,以色列始終投鼠忌器,對敍利亞相對克制。

對於真主黨借道敍利亞接受伊朗武器這一事實,以色列和敍利亞政府在很長時間內都心知肚明。在敍利亞內戰爆發之初,以色列空軍便間中曾對敍利亞南部邊境自伊朗向黎巴嫩運輸武器的車隊空襲,敍利亞當局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色列則一直不予置評。直至2015年,以色列國防部依舊宣稱在敍利亞內戰問題上「不代表任何一方進行干預」,當時敍利亞政府也未有異議。

但上月空襲後,兩國態度已經明顯改變。敍利亞對以軍發射導彈,以色列國防部則強硬表態稱,若再出現類似情況,以軍將毫不猶豫摧毀敍利亞防空系統。敍方則表明,若以色列不停止空襲,將讓以色列承受「彈如雨下」的還擊。為何如今以色列與敍利亞打破之前的默契?更直接的問題是,為何以色列會加強對敍利亞南部目標的空襲?

原因之一,或許正與本欄早前提到的中東地緣政治大變局有關。隨著俄羅斯、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角色減弱,以色列的戰略空間和影響力也被壓縮。向來以生存為以第一戰略考量的以色列,自然不會坐視不理。攻擊伊朗向真主黨輸送武裝的車隊,正是為了減低伊朗的區內影響力。

但空襲行動始終存在風險,擦槍走火的幾率只會越來越高。一旦出現衝突,以色列會否真如官方表述,直接對敘利亞防空設施發動大規模打擊?似乎也未必。關鍵原因在於俄羅斯:目前俄羅斯與以色列關係相當不錯,但俄方捍衛阿薩德、與伊朗關係升溫卻是有目共睹。以色列似乎和美國有一定默契,一方面由特朗普高調空襲敘利亞,另一方面由以色列低調炸車隊,連結起來就是對俄羅斯的溫馨提示,但以色列的主觀意願,依然是不直接捲入敘利亞亂局的,所以狠話都由特朗普來說。

其實,以色列和俄羅斯的關係,可塑性很高。即使在冷戰期間,以色列雖然是美國重要盟友,但也不會開罪猶太人眾多的另一超級大國蘇聯,兩國甚至會共享情報。因此俄羅斯高度介入敘利亞戰爭,也令美國少了以色列這張牌可以用;以色列則情願俄羅斯進駐,好過戰略空間被伊朗、真主黨取去。普京對以色列一貫友好,目前俄語在以色列的普及程度甚至比英語更高。兩國只要保持默契,美國在敘利亞恢復影響力,就有了多一重忌憚。

小詞典:真主黨(Hezbollah)

黎巴嫩主要反對黨,也是中東地區與以色列敵對的重要武裝力量之一。1980年代由伊朗援助成立,屬於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政治軍事復合組織,活躍於黎巴嫩內戰。戰後真主黨以抗擊以色列入侵為由拒絕繳械,持續在黎巴嫩與以色列交界地帶對以色列發動攻擊。美國、以色列視之為恐怖組織,美國甚至連真主黨的燈塔電視台也列為恐怖組織;歐盟則承認其政黨,只以軍事組織為恐怖組織。

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

香港─東盟FTA:等待果陀?

在港英時代,香港作為國際著名自由港,沒有在意和各地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因為本身已經足夠自由。然而,目前數字上已拋離香港的新加坡,同期卻積極簽訂了數十個FTA,把新加坡的國際經貿關係不斷提升,以致香港在回歸後也開始簽署一些FTA。

不過,因為專才不足,目前除了和內地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只落實了和紐西蘭、智利、歐洲自貿區(即沒有加入歐盟的剩餘角色)的FTA。至於期待已久和東盟的FTA,等了多年,依然是等待果陀。

根據最新經濟數據,東盟10國整體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內地;而香港作為一個非國家級別的經濟體,也是東盟的第八大貿易夥伴,反映雙方經貿往來的頻繁程度。對北京而言,香港與東南亞國家不僅經貿往來頻繁,更有深厚的社會文化聯繫基礎;在中國資本大舉進入東南亞市場的今天,香港若能以FTA的身份參與中國在東南亞的項目,也會為中資帶來不少便利。

因此,在北京支持下,香港在2014年開始就與東盟正式啟動FTA談判,其實之前已經醞釀了一陣子。按當時規劃,這FTA預計最遲在2016年就應該完成談判並生效。

在過去兩年,香港與東盟各國談判代表前後共進行了8輪談判。根據香港政府的訊息,在2016年中,香港與東盟方面就FTA四大內容達成了「共識」:通關手續簡化、檢疫標準統一、撤銷技術相關貿易壁壘、增強經濟學術合作。去年年底,港府透露香港-東盟FTA有望在2016年底如期完成談判。

然而2016年已經過去,談判依舊進行中。今年1月,香港特首梁振英答記者問時表示,港府正積極與東盟各成員國就FTA談判細節磋商,力求在三月底前完成。如今步入5月,FTA依然未落實,能否在這屆政府任內完成,尚未可知。就算能在7月前公佈,時序也和設想中的慢了很多。在國家強勢推動下,依然遇到阻滯,究竟為什麼?

首先,香港對東盟進口商品實行零關稅,而香港向東盟出口的商品,被徵收的關稅也不超過10%。雙方談判的核心議題,很快就進入更敏感的「服務自由化」議題。早前美國與各國談判TPP,也因為類似議題舉步維艱,遑論香港?關鍵是香港在金融、航運管理等服務雖然發達,卻與新加坡的優勢高度重疊,一旦服務自由化,香港對新加坡的衝擊,就變成零和遊戲。香港-東盟FTA落實後,根據經濟學者分析,唯一經濟可能受損的東盟國家,正是新加坡。而新加坡一直是東盟大腦,主導了東盟對外協定的過程,談判中橫生枝節,也就可以理解。新加坡其中一個論點,就是香港不是主權國家,假如要和東盟簽訂FTA,可以通過中國進行。這類討論明顯是拖延時間,參與的人,也心知肚明。

此外,東盟與香港還有意向在雙邊投資領域建立更高準則。尤其是東盟方面,希望香港能在對東盟投資過程中,加速技術引進、轉移,而非集中投資廉價勞動力。這些議題涉及香港、東盟對自己經濟發展階段的評估,討價還價之處甚多。因應涉外經貿談判的重要性,假如港府能增聘相關專才,也許是下屆政府應考慮的議程了。

小詞典: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以東盟十國為主體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其它參與國包括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中國對RCEP的態度尤其積極,外界一度視其為中國對抗 TPP 的戰略部署,而在美國退出TPP後,RCEP的潛力大增。RCEP 是一個「尋求最大公約數」的FTA,如果香港與東盟完成了更高標準的自貿談判,加入 RCEP,就顯得順理成章。

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

研判北韓的誤區:金正恩究竟要做什麼?

在剛剛過去的 「太陽節」,北韓並沒有如外界預期般核試,但中美俄日韓朝多邊關係依然緊張,不少朋友擔心戰爭一觸即發,或提出種種解決北韓問題的(一廂情願)想法。然而,究竟我們對真實的北韓戰略有多了解?月前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兩名學者Ralph Cossa和Brad Glosserman撰寫報告《撥開北韓疑雲》,釐清了不少迷思,頗值得一讀。

報告站在美國角度,從三方面闡述了北韓問題的6個論斷。在對金氏政權的觀察上,作者認為金氏並非「瘋狂」政權,而是一直以高度理性行事,這一點在金正恩身上也沒有改變。回看北韓近20年與美國、中國,乃至以聯合國為代表的整個國際社會就核問題的周旋,我們不難發現,平壤在核武、導彈的研發和測試上,始終緩慢而堅定地向前推進,反倒是國際社會無力阻止平壤的決心。箇中關鍵,在於平壤金氏政權能夠準確理解對手的戰略思維,知道他們對北韓核武的底牌,因此才能在不招致激烈反彈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推進研發。

這就聯繫到報告第二個論斷:北韓核武和導彈技術的研發,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平壤自身定義的「國家安全」,是純粹的內在考量,而不是應對國際社會或美國的挑釁。一個久為外界忽視的事實是,東北亞、乃至全球局勢的變化,對北韓核武研發的進程幾乎沒有影響。美國政府換屆、南韓內政動盪,都沒有加速或減緩北韓核武、導彈研發的進程,一切只是按部就班。換句話說,無論對家領袖是特朗普還是奧巴馬、朴槿惠還是金大中,北韓都會找到理由/藉口,推進其「先軍政治」。

那麼,國際社會有什麼應對措施?報告指出了兩個被廣泛認可、但並非事實的誤區。其一,美國(和不少其他國家)一直相信,只要改變中國的態度,就能根本改變北韓,但作者認為這是不現實的。從意願上看,北京雖然也表現出對平壤核決心的不滿,但平壤金氏政權的崩潰、朝鮮半島由南韓主導統一,始終不符合北京在東北亞的戰略利益。在中韓戰略互信有限的情況下,北京不會有「寧可放棄金氏政權、也要迫使北韓棄核」的決心。從能力上看,北京對平壤的實際控制力,在過去二十年,也已被持續削弱。金正恩上台後,對政權內部「知華派」高官大清洗,近期金正男也被暗殺,更暴露了北京對金氏政權的無力。

其二,美國一直以來,堅持對北韓採取外交施壓、經濟制裁,甚至數次威脅使用武力,但作者認為,這些姿態都不能解決北韓問題。回顧當代國際政治史,經濟制裁作為戰略手段的效用十分有限,最顯著的案例即是伊朗:美國對伊朗實施了數十年經濟制裁,並沒有讓伊朗放棄核武研發,最終還是從談判協商入手,才暫時制止了德黑蘭。加上北韓不是伊拉克、敘利亞,假如美國對北韓「先發制人」,不僅中國不會認可,南韓、日本也會被波及,這些後果,都讓美國威脅動武的言辭難令人信服。

最後,報告對未來北韓趨勢,作出兩點前瞻分析:首先,金氏政權並不如外界想象的脆弱。儘管近年屢有北韓高官外逃,但整體來看,金正恩對北韓政治軍事力量的控制、國內社會的控制都十分穩固,美國不能指望金正恩政府短期內會崩潰。其次,北韓留給美國的決斷時間已經不多,平壤在推動核武、導彈研發的道路上只會繼續向前,一旦彈道導彈技術取得突破,美國本土安全將直接受威脅,屆時美國將更被動。如果美國和國際社會不能盡快扭轉平壤的戰略姿態,第二次韓戰的爆發,並非不可能。

特朗普的北韓政策存在嗎?

這樣的結論,自然十分悲觀。然而對照特朗普上台後的戰略,我們也看不到解決北韓核問題的方案。相較於特朗普競選期間種種口若懸河的說辭,今天美國政府的對朝立場已相對清晰,並有以下可識別的特徵:

第一,特朗普要徹底放棄奧巴馬提出的「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 政策,轉而對平壤進一步施壓。在近一個月,特朗普政府先後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和阿富汗 ISIS 據點做出強硬軍事行動,無疑是在展示與奧巴馬有別的戰略決斷力。
第二,特朗普更堅持要求中國對付北韓。雖然在剛剛過去的中美領導人峰會上,特朗普與習近平並未就北韓局勢達成共識,但隨後二人再度就北韓問題通電話,特朗普更在 Twitter 上透露「中國正與美國合作、美國拭目以待」的訊息,這都反映了特朗普將北京置於解決朝核問題方案的重要地位,企圖以此換取中美關係的其他籌碼。
第三,特朗普眼中的美韓、美日戰略同盟關係日益增強。特朗普與日本安倍政府的密切往來始於他當選後的一刻,美國與南韓也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共同決定提早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背後的訊息,相信是日韓將附上更多區域安全的「責任」,也就是為美國的保護結算。
與美國的舉措相比,中國在公開場合的姿態顯得較為克制,背後的醞釀卻可能更具體。北京固然呼籲各方保持克制,提醒美朝兩國避免「迎頭相撞」,但這類說辭在過去數年已經反覆多次,影響有限。華盛頓強調北京亦認同「目前北韓的行為不能繼續放任」,但這類原則上的共識如何轉化為具體政策,依舊成疑。與此同時,解放軍據報卻正陳兵中朝邊境,並進行了誓師儀式,訊號既是給美國的,也是給北韓的:假如如何一方發起軍事衝突,中方不會忌憚出兵,履行韓戰結束後對朝的「基本責任」。也就是說就算美國推翻了金正恩,中國也不會放棄維持北韓這樣的附庸國存在。

根據純戰略分析,北韓的存在,對中國、美國合理化各自的戰略擴張,都有百利而無一害。除非金正恩突破了雙方能容忍的底線,分別是對美國本土真正構成威脅,或一旦崩潰時放任難民衝擊中國邊境安全。天馬行空的想,對中美最有利的破局方法,其實是雙方聯手推翻金正恩,扶植一個中國信任、美國也能接受的北韓政權,確保不會越過底線,而繼續從前的互動。金正恩自然也察覺自己可能成為棄子,加強宣傳玉石俱焚的決心,只會更盛。

小詞典: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

美國奧巴馬政府對北韓政策的代名詞,主張美國在北韓主動作出讓步之前,拒絕與北韓進行協商、談判,只會將北韓邊緣化。策略雖然沒有激化朝鮮半島局勢,但也未能阻止北韓進一步研發核武,也未能達到本來目的,因此被美國右派廣泛批評。

2017年4月24日星期一

中國有義務軍事保護北韓嗎?

中國和北韓曾被稱為「血盟」,兩國簽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往往被外界演繹為中朝軍事同盟關係的佐證。但仔細研讀條約各項條款,不難發現這條約的實際操作充滿含糊空間;性質上,也不等同於簡單的軍事同盟。期待中國全力保護北韓,完全是一廂情願。

條約的關鍵條款集中在第一、二條。首先,條約大前提(第一條款)是「締約雙方將繼續為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而盡一切努力」。在此基礎上,第二條款規定「締約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並且當一方處於被侵略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把上述兩條套用至目前的北韓危機上,根據外交語言的「偽術」,中國充滿解套空間。目前朝鮮半島危機的關鍵矛盾,在於北韓屢次無視聯合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反對,一意孤行研發核武;而這一舉措,顯然有悖於條約第一條「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之理念。換言之,如果北韓因執意研發核武,而導致與他國武裝衝突,那麼中朝「友好合作」的大前提已經動搖,之後關於軍事援助等具體條款還是否適用,就完全取決於北京那一刻的解讀。可以確定的是,按照條約,北韓一旦對第三國主動發動襲擊,中國並沒有義務協同參戰;考慮到最惡劣的情況,如果平壤政府單方面對第三國使用核武,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將宣布所有後果都不在條約覆蓋範圍內。

利用條約獲最大迴旋空間

如果美方先發制人,精確打擊北韓的核設施,或對金正恩實施「斬首」行動,中方又有沒有義務出兵保衞北韓、與美國開戰?似乎也非必然。首先,今天國際社會關於「侵略戰爭」的定義,依舊未有達成共識,相關條約義務是否自動觸發,可以各執一詞。其次,平壤聲稱即將開發出可以威脅美國本土的導彈技術,如果美國以此為由,攻擊北韓,也大可以「自衞」作為理由,中國是否認可,則完全取決於戰略考量。

條約規定締約國的義務包括「軍事援助」,但並未指明是「軍事行動」,這其中可操作空間又很大,可以是提供情報,可以是提供物資,可以是提供道義支持,也可以是派出軍事顧問,乘機奪權。在美朝衝突爆發之時,中國以何種方式、在什麼時機介入,主導權都在中方,北京只會以國家利益考量,不可能受條約綑綁。最後,就算中國出兵朝鮮半島,北韓會否會對援軍抱以同樣的盟友義務,在解放軍被美軍攻擊時,保衛中國士兵?單從條約來看,只要中國本身沒有遭遇侵略,北韓自然可以理直氣壯作壁上觀,期待中國官兵與美軍正面交鋒。中方如何反應,心中有數。

說到底,《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是在1960年代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到了今天,東北亞地緣局勢和中朝、中韓、中美雙邊關係,都已經截然不同。這一條約本來就不再是、亦不可能是限制中國外交的存在;恰恰相反,北京卻有意利用條約,謀求在東北亞複雜局勢中,獲得最大迴旋空間。對於北韓,中國可以憑上述模糊的態度,來避免自身戰略選擇被平壤綁架;對於美國及其盟國,中國又可憑藉條約保留適時干預朝鮮半島的理由,從而形成戰略威懾。相反,美國對南韓、日本的軍事保護則實在得多,不容易取巧,主導權也就不如北京了。

小詞典:《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韓戰以板門店休戰告終,北韓希望得到中國保護,以維繫與南韓對峙時的生存。因此兩國於1961年簽訂條約,有效期20年,除非一方對條約提出異議、並要求修改或終止,否則條約到期時將自動續期。兩國已經在1981年、2001年兩度將條約續期。

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

港產女歌手 佛羅倫斯意總統前獻唱

河國榮和布偉傑雖然有着一幅白人臉孔,卻是不少香港人眼中的真香港人。他們曾分別在本欄中道出融入香港生活和尊重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成為香港人之道。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滙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也有不少香港人到世界各地生活。當中也有很多人融入當地生活,得到認同,李愷怡就是其中一位。她在香港成長,中五會考後先後到加拿大、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讀書和生活。在意大利生活7年間,除了工作外,也學習意大利文和爵士音樂。早前,她實行一個計劃#HeidiCantaInTuttiIDialetti(Heidi唱盡所有地方語言)在意大利各地旅遊,以當地的方言唱民歌,並拍攝成短片上載YouTube。這計劃得到意大利外交部的注意,邀請她到佛羅倫斯一個國家會議獻唱。另外,她將會與意大利文化協會合作,在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亞洲地區舉行音樂會, 推廣意大利文化和風土人情。去年,她出版唱片名為Third Culture Kid,即指那些在不同地方成長而繼承了與父母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這與她過去十多年間在不同國家生活的文化衝擊相類似,當中的歌詞以粵、英、意創作,反映她遊走於各個文化之間的感受。

受訪者:李愷怡(Heidi, H)

訪問者:沈旭暉

整理:李志鵬

S: 你何時到意大利生活?

H: 中五時,投考世界聯合書院(UWC),UWC致力推廣世界和平和國際視野。學生被派往UWC在不同國家的分校就讀。當時,我獲得全額獎學金去加拿大世界聯合書院Pearson College讀書。我自小希望出國讀書,奈何香港大多數獎學金只供大學生申請,而世界聯合書院則提供一個中學階段的獎學金。書院提供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在這國際環境下讀書,畢業後順理成章去到英國的華威大學修讀政治和國際研究,其後,在法國修讀一個政治學文憑和法文課程。當時認識了意大利籍男友,又覺得意大利是一個較冷門和有趣的地方,於是,選擇到意大利工作。工作很穩定,每天朝八晚五,下班後便找一些「課外活動」,我所居住的城市佩魯賈,每年都有爵士音樂節,當地有很濃厚的音樂氣息,我通過音樂課程和工作坊認識很多朋友,以融入當地生活。對我而言,音樂不再單純是興趣,希望認真把事情做好,因此,決定在意大利學習爵士音樂,報讀了本科音樂課程,現時正在完成畢業論文。

S: 世界聯合書院的教學模式有何特別?

H: 書院遠離市區,令校園自成一國的小世界村,加拿大分校距離市區40分鐘車程,當中200名學生來自88個國家,校方希望學生通過相處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其中,校方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女孩編在同一房間生活。我們甚少去市區,日常上課,以至起居飲食都在校園。校舍風景秀麗,背山面海,校方亦定期舉辦文藝表演,學生穿着民族服裝出席。

S: 香港成長的背景如何影響你的音樂作品?

H: 父母是粵曲愛好者,因此,我從小就學習粵曲,11歲時曾經參加無綫電視的全港粵曲比賽, 奪得冠軍,除了聽粵曲,平時也喜歡「唱K」。另外,與很多香港小朋友一樣,也學習鋼琴,但沒專注在某一範疇。我的音樂着重和文化元素的結合,去年製作的個人音樂唱片中有4首英文歌,1首廣東歌及1首意大利歌。我希望將自己的興趣、文化、音樂、旅遊和語言結合在一起,並在YouTube上實行一個計劃,在意大利不同地方以當地的方言去唱民歌。

S: 意大利人對以意大利方言唱民歌的計劃反應如何?

H: 意大利不同地方都有其獨特地方語言和文化,其中西西里島和拿玻里的口音更連意大利人也難以明白。我希望以#HeidiCantaInTuttiIDialetti(Heidi唱盡所有地方語言)計劃,去意大利不同地方旅遊與當地人傾談,與當地的音樂人合作,唱當地民歌。早前,意大利外交部請我去佛羅倫斯一個推廣意大利文化及語言的國家會議演出,意大利總統也有出席,這是我最引以為傲的。

去年12月,我辭去正職,將文化和音樂結合成為自己的工作,並會和香港意大利文化協會合作,製作一個大型音樂會,以意大利民歌介紹意大利的風土人情。這計劃明年春天舉行, 並計劃推展到新加坡等亞洲地區。

S: 在意大利發展音樂事業面對什麼困難?

H: 始終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在當地有較好的社會聯繫和網絡,相反,我則需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建立相關的人際網絡。相比英法兩種語文,意大利文較為冷門,本身的音樂底子,加上用心和積極融入意大利人生活圈子,室友都是意大利人,有助我的意大利文進步。回港後,也參與了在港意大利人的群組。

S: 意大利年輕人為何熱中到外地工作?

H: 意大利很多年輕人都計劃到外國發展或升學,原因是當地經濟差,工作機會少,另外,退休金制度對政府的財政造成很大負擔,因此政府將退休年齡提升,這造成惡性循環,令年輕人更難得到工作。意大利人移民巴西和阿根廷等地的歷史超過一個世紀,不少移民會回意大利尋根,也有不少人兩邊走。意大利人的家庭觀念很重,重視出生的地方,以至祖屋,因此,他們年老後就會回到意大利養老。我的父母也覺得意大利的風土人情與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很相似。

S: 未來將向哪方面發展?

H: 希望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東西,音樂可以達致身心治療,而且沒有語言界限,我會嘗試幕後工作,例如創作和監製等。在籌備第一張唱碟期間,每天都要收發電郵,在社交媒體宣傳,以眾籌來籌集出碟資金。另外,亦希望繼續向外推廣中國戲曲,為廣東大戲做導賞的工作,講解粵劇演員的動作、如何分辦小生、花旦等。

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Coldplay@台北:為何不到中國?

上周到台北看英國搖滾樂隊Coldplay的演唱會。他們10年前來過香港,這是第一次到台灣,在台灣文青界當中,是一大盛事,承載了聽《Yellow》長大的一代人重拾青春的回憶。

雖然露天場地音響不怎麼樣,加上滂沱大雨,但整體氣氛還是很有感覺的。據早前報道,這次演唱會原來也希望到中國大陸,但最後行程並沒有,令人懷疑Coldplay是否又被封殺了。答案可能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但從他們的背景、曲目,亦不難看出和北京主旋律的格格不入。

Coldplay的主要成員來自同一間名校──排名居於英國最前列之一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主音Chris Martin以一級榮譽畢業,主修古典歷史;結他手Jonny Buckland則主修天文、數學。這樣的背景,讓他們擁有典型左翼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經常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對公平貿易、反戰、扶貧等議題一貫關心,不少歌曲都有這些影子,有專輯更以革命為主題。政治上,他們反對美國共和黨、反對英國脫歐,可以視為一代人的全球化代言人。但Chris Martin畢竟是古典歷史出身,歌詞不時出現Achilles、Hercules等歐洲典故,結果也創造了迴旋空間,不會輕易觸碰地雷。

意識形態不大相符

雖然Coldplay沒有就中國最敏感的議題高調發聲,但意識形態不大和北京相符,大概是樂迷的共識。例如第一張大碟有一首《Spies》,歌詞就很難被北京喜歡:「No one is free, we're all fugitives, look at the way we live down here, I cannot sleep from fear.」有樂迷猜測,中國近年把一切關心西藏問題的西方藝人都放進黑名單,而Coldplay有一名音樂合作夥伴Adam Yauch是西藏組織活躍分子,並組織了「自由西藏演唱會」,不少參與了這演唱會的巨星都被北京封殺。

真相是否這樣,我們無從得知,中國的Coldplay歌迷也只能捕風捉影。但把Coldplay形容為平面的「民主鬥士」,也是庸俗的穿鑿附會。例如他們的歌曲《Viva la Vida》,就更似諷刺日後出現的特朗普那類「民主獨裁者」:「One minute I held the key, next the walls were closed on me. And I discovered that my castles stand upon pillars of salt and pillars of sand」。

在台北演唱會,Coldplay以「很高興來到這個友善的country」形容台灣。雖然英文的「country」可以沒有主權含義(例如多次說過,蘇格蘭也是英國的「country」),但反正在北京眼中,已足以大為感冒。雖然他們沒有明言,但不少說話都在鼓勵台灣,配合歌詞的內容,正能量就滿溢。

當然,樂隊是不希望捲入政治爭議的,但也有刻意回應時事,像唱《Everglow》前,就特別提及敘利亞、也門、和「所有其他地方」。這首歌最特別之處,除了有主因的前妻和唱,還有最後加入拳王阿里1977年的演說:「So I’m going to dedicate my life to using my name and popularity to helping charities, helping people, uniting people, people bombing each other because of religious beliefs. We need somebody in the world to help us all make peace. So when I die, if there’s a heaven, I’m gonna see it」。

阿里主要的訊息,自然是和他個人背景有關的宗教大同,年前本欄談及阿里喪禮時就曾有介紹。但同一「大愛」精神放在兩岸關係,也不會不合用。第二晚,回到台北我慣常到的一間live house,那裏的主音又是唱《Yellow》向Coldplay致敬,同時又知道這live house剛開了上海分店,不少顧客都是陸客,氣氛和數年前已頗不一樣。那麼,Coldplay會到大陸嗎?總有一天,大概會的。

小詞典:Coldplay

英國四人搖滾樂隊,1997年出道,2000年發行首張專輯《降落傘》,以《Yellow》成名,至今發行了七張專輯,大碟全球銷量超過八千萬,曾獲七次格萊美獎。樂隊作品一般旋律簡單直接,歌詞則有不少隱喻。

2017年4月20日星期四

敍利亞反對派同樣是違反人權的兇手

敍利亞內戰瀕臨終局之際,忽然出現化武襲擊,反對派和美國均指摘是敍國總統巴沙爾(Bashar al-Assad)的政府軍所為,敍利亞政府和俄羅斯卻說是反對派製造了大量化武,被轟炸時洩漏才導致傷亡,更認為是對方刻意嫁禍。雙方各執一詞,事件恐怕又成羅生門。在敍利亞戰場上,政府軍和反對派同樣並不是非黑即白,西方媒體經常報道巴沙爾的殘暴一面,但大家對反對派的同類行為,也應該有所認知。

各自為戰

「敍利亞反對派」的組成和架構經歷了漫長、複雜的演化,他們源自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群眾由和平示威演變成自組武裝,不久部分政府勢力、軍隊開始叛變,加入反對派,內裏又涉及不同教派與族群的矛盾,就此拉開了內戰序幕。

現在,反對派組織主要有三個:

①敍利亞全國委員會(Syrian National Council, SNC),2011年8月於土耳其創立,成員包括最初反對巴沙爾政府的小型反對派代表,以推翻巴沙爾政權、重建民主敍利亞共和國為目標,成立之初得到包括美英法在內的不少西方、阿拉伯國家承認。

②爭取民主變革全國協調委員會(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Change, NCC),由敍利亞左翼政黨組成,路線較 SNC溫和,主張與巴沙爾政權對話、共同促進民主轉型,受到SNC等抨擊。

③敍利亞反對派和革命力量全國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ary and Opposition Forces),由SNC連同其他數個反對派團體在2012年聯合組成,包括了武裝代表,現在被不少西方國家視為敍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表。

但以上的組織,並不能真的有效控制反對派武裝。在內戰初期,反對派武裝各自固守某一戰區,未有廣泛結盟,相當時間後才組成「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 FSA),另有規模較小的武裝力量伊斯蘭陣線(Islamic Front,參見小詞典),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零散武裝,與及其他教派、族群的民兵。在日常作戰中,基本各自為戰,不接受任何「中央」調度,儘管名義上的「中央」已經出現。

早在2012年,國際人權組織「人權監察」就發佈公開信,稱反對派武裝涉嫌綁架、拘禁親政府人士,並虐待戰俘。2015年,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也指,在2012-2015年間,至少有24宗由反對派武裝進行的綁架,另有不少法外行刑、虐囚事件。報告指,在敘利亞戰場上,各武裝集團在國際法、國際人道主義準則方面幾乎毫無約束,違反人權的事件屢屢發生。報告公佈後,國際人權組織紛紛譴責,警告阿薩德政權的血腥鎮壓手腕,並不能成為反對派違反人權的理由。

但問題是,侵犯人權的行為,往往由零散的反對派基層武裝犯下,政治組織根本無力約束。何況在陷入全面內戰、更有 ISIS割據的敘利亞,人權、國際法早被各方拋諸腦後。一般評論都找不到阿薩德政權在近月節節勝利下,有任何使用核武的誘因;美國雖然有嫁禍的動機,操作上要密不透風,也不容易。反而是前線武裝因為很微觀的動機,而持有化武、提供假情報、希望重回亂局,這樣的誘因卻最強。戰場上,哪有天使呢。

小詞典:伊斯蘭陣線(Islamic Front)

敘利亞反對派主要武裝之一,由境內遜尼派反對派力量組成,被外界認為有沙特勢力暗中支持。它旨在完全推翻阿薩德政權,與「敘利亞全國委員會」互不承認,但亦暗示在遵循敘利亞人民意志的前提下,可與之合作。目前它的戰鬥行動名義上受「敘利亞全國聯盟」領導,實質上獨立作戰。

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

特朗普的「中俄博弈」:如何在普京與習近平之間周旋

在過去兩星期,表面上,特朗普的美國外交正經歷巨變。說是「表面上」,因為他的外交本質只是「做deal」,其實從來沒有改變;但是在外間觀感而言,是從「親俄」鐘擺到了「親華」。不過,這趨勢會維持多久極是疑問。

特朗普上台前就被指「親俄」,除了他本人對強人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欣賞、團隊成員跟俄國的接觸、普京也希望終結民主黨的管治,背後都牽涉到利益計算。通過與俄國修好,美國傳統盟友北約、日本等都會感到危機,不得不主動提供經濟誘因,讓美國繼續承擔同盟「義務」,同時各國右翼勢力也會受到鼓舞。日本安倍晉三在特朗普當選後,火速飛到特朗普大樓「拜見」,做出了大量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時代不會考慮的讓步,就是典型例子。

但親俄牌因為操作粗疏,不少特朗普核心團隊成員都有具體證據被政敵掌握,令「通俄」成為特朗普黨內外敵人的突破口。不少特朗普身邊人都因為「通俄」而被審查,實質上要查的自然是其特朗普本人。如此被動,對特朗普自然不利;加上北約、日本已經迅速調整了對美國的立場,也顯示了願意承擔更多「責任」,特朗普放棄親俄牌,就顯得順理成章。

掌握議題設定權

於是,他高調出擊敍利亞,空襲俄軍進駐在附近的政府軍據點,既是為了開脫「親俄」嫌疑,也是反客為主、重奪敍國和談主導權的手段。這一舉動,宣示了他和奧巴馬「議而不決」、宣稱不容許敍國總統巴沙爾(Bashar al-Assad)越過「紅線」而又不敢行動不同,完全無視國際輿論及國會授權,客觀效果就是完全掌握了議題設定權。無論對國內政敵還是國際對手而言,這種agenda setting能力都有震懾作用。

然後,他乘習近平到訪的機會,把「親俄拒中」變成了「親中拒俄」,所有早前說的壓力,現在都不再存在:原來說「一中政策」可以討論,變成絕對肯定「一中」,對台灣幾乎提也不提;原來說中國是「貨幣操控國」、美國失業的元凶,現在說中國「沒有」操控貨幣,強美元是「自己的責任」;原來說要針對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施壓,現在也隻字不提。這背後,一方面是和中國討價還價,價碼可以是開放中國市場,可以是北韓;另一方面也是向其他盟友繼續施壓,暗示亞洲各國要美國平衡中國崛起,就不要忘記美國利益。

但根據同一思路,過不了多久,特朗普很容易又會向中國製造緊張氣氛,這本來就是brinksmanship外交的一部份。現在特朗普給予北京的,都是口惠而實不至:「一中政策」本來就不具有改變的空間(即使最親台的美國政客,也不會相信華府可能承認台灣獨立),而貨幣操控議題本來就是偽命題,正如本欄月前分析,此刻人民幣要是被操控,反而是對美國有利的。中國卻在特朗普「示好」下,失去了主要友好國家例如俄羅斯、伊朗、北韓的信任,是否已經被離間,值得關注。

在現實主義角度而言,特朗普如此操作,不但無可厚非,而且只要功力深厚,確實能在短期內確保美國利益得以擴大,其他國家縱然不滿,也無可奈何。按這幾個月的趨勢,他確實主導了全球外交的基本方向,其他國家無分大小強弱,都只能被動回應。如果未來四年都是這樣,特朗普就已經很傳奇了。

小詞典:佛林 (Michael Flynn)

特朗普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任職一個月後就被逼辭職,原因是秘密和俄羅斯外交人員接觸。他本身是民主黨人,曾任奧巴馬政府的國防情報局局長,最後提前離職,自此經常批評奧巴馬,並加入特朗普陣營。佛林辭職被視為特朗普團隊的一大打擊,反映內部充滿權力鬥爭。

2017年4月18日星期二

一代官僚的末日:由聯合航空談起

聯合航空以暴力強拖購票乘客下機,成為全球焦點,而我自然不覺得意外。自從數個月前寫過一篇勸各位千萬、千萬、千萬不要乘搭UA的文章,得到極多回應,就知道乘客對這間航空公司的怨氣,就差一個總爆發的機會。然而,除了這間航空公司,整件事情反映的,還有時代的改變。

任何一個政府、公司、學校、傳媒、NGO,以至學生會,都有自己的規矩,而每一個規矩,都有它的「立法原意」,例如在聯航的角度,強行拖乘客下機,完全符合「內部指引」,而這些指引抽空而言,官僚們覺得是「天經地義」:

‧航空公司的「超賣經濟學」除了確保利潤最大化,也是節省能源之舉;

‧航空公司工會認為,機組人員乘機有優先是應有之義;

‧航空政策規定,執行飛行任務的機組人員有優先登機權,是為了確保安全;

‧航空公司有指引,處理哪些賣了票的乘客「被犧牲」、怎樣補償,這往往和他們買的票價、時間有關,起碼是有準則;

‧航空公司一旦基於上述準則,認為有上了機的乘客「需要」下機,而當事人拒絕,代價會是超載、班機延誤,影響全機乘客,因此以保安「請」乘客下機,才符合公眾利益。

問題是,當這些指引加在一起,就出現了杜醫生血流披面被拖下機的一幕。任何一個人,看見這場景,都必然覺得不合理;但UA行政總裁的即時回應,卻是公司「依足程序」,沒有錯;現場的機組人員看見如此暴力場面,也毫無制止的念頭;而依然有不少網民支持UA,引述的就是上述理據,認為只要乘客自願下機,不單可獲得賠償,更能避免悲劇出現,不守規則,就是「咎由自取」。這些邏輯,和上週本欄談及的「國泰關公災難」:乘客拿二十年前的感謝信和口頭承諾,要求升級而不獲准,本質上一樣。公司都可以說是有「程序基礎」,卻毫無common sense;至於人性,更是零。

這樣的思考方式,反映在現代社會,只要官僚思維僵化到一個地步,每每認為微觀層面的「規矩」是第一王道,就會泯滅人性;太多人只會堅守自己僅能掌握的一丁點技能和權力,一旦偏離「權力基礎」,就一無所有。結果,無數人在這個高度「異化」(alienated)的社會,成為「制度獨裁」的幫兇,包括無數口中天天高呼支持民主、人權的人。聯合航空不過是箇中極品,其實在日常生活,大學、政府等,90%都是同類,港府面對Uber的反應就是一例。而任何制度的出現,通常都是對危機的回應:優秀的領袖會在危機出現前防微杜漸主動改變,稱職的領導會因應危機而修改規則,劣質領導卻只會擁抱過時的規例。

官僚習性得以成為主流,最大憑藉,就是這些機構具有不同程度的壟斷性,與及獲保護的不透明性,才有恃無恐。例如UA在美國內陸航空具壟斷地位,內部投訴機制(又是「機制」)不會公開過程,假如這件事情發生在十年前,沒有社交媒體,只會石沉大海。現在出事,反映這類大政府/企業/學校/媒體的壟斷已被打破,以「制度」之名行壟斷之事,已經不再可能。

今天乘客投訴,根本無須理會航空公司的內部機制,只要片段在社交媒體瘋傳,自己就是一個「機制」,頂級律師自然會排隊免費求接案件。假如UA不汲取教訓,立刻完全改變內部指引,單是律師主動尋找過去十年的不同苦主,逐一訴訟,已足以令UA破產。這一邏輯,同樣適用在學校身上:從前因為壟斷了教學資源(圖書館、老師),就要學生出席上課;現在來自外國名校的網上免費教育,質素比那些讀Powerpoint的教師好得太多,一切資料隨手可得,還有多少人需要上課?又像媒體,從前掌握了「捧人」的絕對權力,但現在明星、KOL一律自我營運,無需靠中介,就能直接接觸市場,效果可能更好,媒體反過來要求他們協助,主客易勢已是結構性現象。舉一反三,在這個時代,要是誰再墨守成規,以十年前的老黃曆處世、訓示下一代「做人處世」之道,下場只會不堪設想。

小詞典: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

美國大型航空公司,總乘客量居全球第三。早期質素不俗,直到9/11後面對嚴峻經濟危機,2002年申請破產保護、2006年撤銷,但自此服務質素直線下滑。2011年與美國大陸航空合併,業績有所改善,並經營大量週邊業務,但服務質素口碑繼續下跌,經常成為傳媒抨擊對象。

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

緬甸教育市場:亞洲人才孵化機會重生嗎?

緬甸改革開放後,除了我們談及的資源、創科潛能,還有另一個亟待開發的行業:教育。

緬甸曾是英國殖民地,教育水平在東南亞曾首屈一指。在前殖民時期,緬甸接受教育的主要是男性僧侶;隨著英國傳教士不斷開設教會學校,殖民政府建立教育體系,英語成了緬甸學校的必授語言,緬甸普通民眾、尤其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攀升。早在1921-1931年間,就有超過10萬緬甸女生進入中小學就讀,緬甸還設立了不少專門的女子學校。同期緬甸女性的就業比例有顯著增長,公務員的女性比例提高了三成、教育行業的女性比例提高了六成,而在醫療護理行業,女性更激增九成。慢慢緬甸成了東南亞人才孵化機,英殖時期緬甸教育的最大驕傲,即是醫學。20世紀初,英殖政府在仰光創立的「第一醫科大學」,是當時整個東南亞教研實力、學生質量首屈一指的醫學高等學府,我們早前曾談及,從這所學校畢業的醫生,擁有在全球英聯邦國家及殖民地行醫的執照,廣受尊重,當年不少華人學生也在這裏畢業,影響了一代人。

可惜隨著緬甸進入軍事獨裁,教育環境也顯著惡化,在緬甸接觸到的大學高層,形容為「失去的兩代人」。緬甸軍政府上台後 ,首先將全國學校公有化,取消大學的英語授課要求,改為緬甸語教學;軍政府還打破大學正常學制,開設各種兩年制地區學院(regional college),來取代常規大學教育,而這類學院的授課水平,與正牌大學不可同日而語。在軍政府執政後期,緬甸大學生曾發起反政府示威遊行,於是軍政府又對大學校址重新規劃,將大學分散在城市周邊地區,以便阻止大學生迅速聚集;學潮洶湧時,軍政府甚至曾下令大學停辦。如此種種,令緬甸教育水平一落千丈。

如今緬甸新政府百廢待興,也對教育重新規劃起來。緬甸現時實行五年制小學義務教育,而自幼兒園起,英語已經恢復作為第二語言。緬甸接受初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很高,目前全國識字率近90%,但國家對中、高等教育投入欠缺,目前政府的教育撥款只有 GDP 的1%,緬甸大學的課程和教育質量都待提高。因此,現在每年有數千緬甸中學畢業生選擇遠赴泰國、馬來西亞、日本等修讀大學,他們大都來自富有家庭,否則也不可能承擔海外的高昂學費,畢業後也往往留在歐美工作生活。昂山素姬本人,其實正是這樣的例子。結果,最優秀的人才都外流了。

一個折衷辦法,就是鼓勵外國機構到緬甸辦學,學費不會像海外升學般高昂,只要緬甸國內的中產階級開始湧現,優質教育也會慢慢發展起來。近年緬甸政府大力吸引外資設廠,隨外資進入緬甸的高學歷專業人才,往往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緬甸本地學校就讀,因此歐美不少國際教育機構,已經針對緬甸市場行動。如英國的British Schools Foundation在2014年在仰光開設國際學校,美國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也在2015年赴緬甸考察,要對本地師資提供專業培訓,諸如Pun Hlaing International School等國際學校則直接收購緬甸校區,興辦國際學校。入讀國際學校的人不可能太多,但假如國際教育機構能協助培訓緬甸教師,卻已是功德無量。

小詞典:8888民主運動

指緬甸發生於1988年8月8日前後的大規模民主運動。運動起因是當年3月,緬甸大學生對軍政府施政不滿,遊行時與軍警爆發衝突。隨著民眾與政府矛盾加劇,至8月份,大學生、農民、工人等都投入示威,引來政府強硬鎮壓,昂山素姬就是那時候開始成為民主運動領袖。

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

特朗普政權的內部權力鬥爭

特朗普就任至今,團隊內鬥不絕,他固然是有意縱容、乃至鼓勵不同陣營的鬥爭,以便自己作為最高仲裁者做出制衡,這也是他的營商手法的反映。但究竟他的商場智慧,放到政壇是否管用,又或他有沒有這份功力,卻是誰也不知道。「國師」班農被鬥離國安會,女婿庫什爾則成為權鬥大贏家,只不過是重重權鬥的其中一環。更反映執政團隊各自為政的,首推廢除「奧巴馬醫保」胎死腹中的一役。

特朗普競選時,就誓言要推翻奧巴馬任內的最大政策遺產「平價醫改法案」(Obamacare),而在過去數年,主流共和黨人也一直主張將這份法案廢除。在執政不到百日後,特朗普政府就向國會提交新的醫改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AHCA),以為在共和黨掌控的國會可以輕易通過。想不到最終卻因為缺乏足夠支持票數,而令新醫改法案被逼撤回,這是特朗普上台後的最大敗仗。

AHCA 折戟的關鍵並非民主黨反對,而是共和黨內部的分裂。黨內對 AHCA 反對聲浪最大的派系,是黨內最保守的「自由黨團」。這是一群在財政理念上極端保守的議員,數目約三十人,以Mark Meadows為代表;他們不是不希望廢除奧巴馬醫保,恰恰相反,只是覺得特朗普保留太多奧巴馬醫保的關鍵條款。例如「禁止保險公司對客戶進行預設健康條件的篩選」等,以及依舊承認聯邦政府在全美醫保體系的地位,可算是對市場精神的背叛,只會進一步提高保險服務價格。「自由黨團」堅持,除非 AHCA 將上述條款撤銷,否則不會「投下不值得投的贊成票」。

特朗普拒絕對他們妥協,因為接受「自由黨團」的立場,就會開罪人數更多的黨內溫和派。事實上,AHCA 相較於奧巴馬醫保,已經朝市場化方向前進了不少,已經不太為溫和派接受。例如奧巴馬醫保先天具有再分配意味,對投保的補貼,是根據收入水平劃分,中下層民眾受惠最大;AHCA 則直接根據年齡劃分,老年人受補貼最高,但中下層收入的中青年將受巨大衝擊,貧困者將失去投保能力。因此不少在財政理念上趨於中庸的共和黨議員擔心,AHCA 一旦通過,自己選區內的中青年選民利益將受損,會明顯違背自己作為民選議員的原則(和利益)。作為財政中庸派,他們不在乎醫改是否遵循「小政府、大市場」原則,只在乎自己能否連任。

AHCA 表決撤銷後,特朗普表示「這不怪瑞安」,後來也忍不住,在twitter砲轟「自由黨團」。但「自由黨團」與茶黨交接,茶黨又與特朗普的大本營「另類右派」交接,特朗普要離開他們,殊不容易,何況溫和派的麥凱恩等大老對特朗普只會更不爽。由此可見,當下美國宏觀的兩極化現象,正如微觀的醫改問題,不可能一刀切解決,必然牽涉不同理念、利益之間的妥協。AHCA 是特朗普嘗試的平衡,正如他嘗試在「國師」和「女婿」之間平衡,無奈,最終卻容易兩面不討好。當內鬥加劇,訴諸外部方式解決矛盾,就毫不意外了。

小詞典:自由黨團(House Freedom Caucus)

成立於2015年的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保守派團體,目前人數為32人。這一團體追求在各項政策議題上,發出代表保守派的「更團結、更緊密、更活躍」聲音。自成立伊始,他們對政府財政預算、醫改等政策的極端保守主義立場就十分鮮明堅定,往往與共和黨建制派發生矛盾。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余澎杉獲美國政治庇護理據:反方篇(下)

余澎杉(Amos Yee)獲美國政治庇護案,即使在美國國內也沒有形成一面倒意見。值得留意的是,對於移民法庭的判決,美國國土安全部就表達了反對意見。國土安全部認為,余澎杉在新加坡的經歷,只是出於新加坡當局正當的司法實踐,當局做法在新加坡國內具有普遍性,並非單單針對余個人的言論、或是宗教信仰施加迫害。因此,他的難民身份根本不應成立,也毋須對其提供政治庇護。

美國國土安全部沒有言明的,還有地緣政治、外交層面的潛台詞。假如美國真的認為新加坡特別針對余澎杉,也就是不認為他的控罪具有合理性,但「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感情罪」,卻是新加坡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維持基本穩定的重要基礎之一。新加坡是美國在東南亞的重要反恐盟友,乃至是東盟內部最傾向美國的國家;假如對新加坡內部法律越俎代庖,對目前的外交形勢並無幫助。

冒犯宗教一概違法

新加坡政府在美國移民法庭判決公布後,第一時間發聲明,指余澎杉因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冒犯性言論獲罪,符合新加坡法律,並且余本人也認罪,這一點是新加坡人基本同意的。新加坡政府特別表示,美國與新加坡對待「言論自由」的理念和標準有別:美國以「言論自由」之名,容許對宗教信仰的冒犯,但類似行為在新加坡一概違法,並不會偏袒任何宗教、個人。

在聲明的最後,還有一番頗具深意的溫馨提示,值得認真思考:新加坡政府表示,在世界上其他國家,還有不少人會刻意發表仇恨、冒犯性言論而遭當局起訴;現在美國對待這一行為的方式如此「特殊」,無疑會有更多人因此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新加坡政府聲明全文中,並沒有對美國移民法庭的判決作出任何批評,卻在最後作上述表態,無疑是新加坡式政治語言的典範,暗指美國開此先例,後患無窮。

和認識的新加坡朋友談及此案,一般對余澎杉在李光耀逝世時高調批評長者,都十分反感,也認為他的言論只是口腔期抗爭,並非對社會有什麼深刻觀點。然而,他們也相信單是這些言論並不會讓他獲罪。在新加坡互聯網上批評李光耀、李顯龍的言論其實並不缺乏,特別是在選舉期間。假如只看網絡輿論,幾乎會得出人民行動黨人心盡失、變天在即的判斷,結果還不是執政黨繼續以七成以上選票當選。

說到底,新加坡人對穩定都十分在意,對潛在的恐怖襲擊、顛覆政權等威脅充滿憂慮,認為政府用法律寧枉勿縱的對任何宗教、種族敏感言論防微杜漸,是應該肯定的。也就是說,假如余澎杉只是批評政府,而不觸及上述禁忌,也許根本沒有人理會;而他在第一次獲罪後照辦煮碗,由觸及基督教變成伊斯蘭教,更似是為違法而違法了。

在美國,甚麼人得到庇護,很難說標準完全劃一。例如中國作家余杰,曾因多部揭露中國政府貪腐黑幕的著作而被政府打壓、軟禁,後於2012年赴美,成功尋求政治庇護另一方面,不少敘利亞難民試圖以被政治逼害為由,赴美國尋求庇護,但美國移民審查機構就通過限制名額、和漫長的審查機制,將大部分申請人拒諸門外。他們看到余澎杉申請成功,會是怎樣的心情,盡在不言中。

小詞典: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感情罪

新加坡刑法第298條規定,凡言語語蓄意傷害他人的宗教或種族情感,罪成可判監3年及罰款。刑法是為了保障新加坡作為多種族國家,不會因為有人刻意挑起宗教、種族衝突,批評者認為這是妨礙言論自由,支持者則認為言論自由也有其限度,不能以犧牲社會穩定為代價。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余澎杉獲美國政治庇護理據:正方篇(上)

新加坡青年博客余澎杉(Amos Yee)在美國獲政治庇護,他被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媒體普遍標籤為「異見人士」,但在新加坡國內,即使是那些反對派、自由派,同情他的人卻大是寥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差?筆者得先從他獲庇護的理據談起。

2015年3月,在李光耀病逝之際,年僅16歲的余澎杉在自身的YouTube頻道上傳一段視頻,批評李光耀政府獨裁,並把李光耀與基督教信仰相提並論(「虛偽如耶穌」)。視頻公布後,在新加坡引起大量負評,不久新加坡政府以「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感情」及滋擾等罪名對他起訴,判入精神病院拘禁。余澎杉獲釋後,在2015年11月再度上傳批評政府官員的言論,這次用語則被視為冒犯伊斯蘭教。新加坡以同樣的罪名起訴,這次他被監禁6周。余澎杉去年12月以遊客身份赴美,並申請政治庇護。

因政治異見獲罪

余澎杉及其人權律師堅持,他正是聯合國難民署定義下「因言獲罪」的政治犯。目前,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政治犯」身份的界定,均是基於1951年的《難民地位公約》。該公約規定,無論當事人有無國籍,只要是「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份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那麼他就具備難民身份。《難民地位公約》進一步規定,難民有權向任何一個公約締約國申請庇護,而締約國則有義務保障難民的法律權益和遷徙自由。

然而,以上的定義根本不可能有劃一指示,各地不時都有「假難民」爭議,尤其是在各國本土主義興起的今天,為外來者提供庇護,較從前要有更多關卡。特朗普的其中一項主張,便是對難民身份的門檻認真查證,對德國大量容許難民入境一直不以為然,認為不少從中東到達歐洲的人,只是實質想移民的人,根本不構成難民資格。

這案件並沒有得到美國社會太多重視和討論,直到3月24日,芝加哥的移民法庭對余澎杉的申請作出判決,決定認可他的難民身份,並予以政治庇護。法官Samuel Cole寫下長達13頁的判決,其核心理由在於,法庭認為新加坡政府對余澎杉的起訴,是出於扼制其批判政府言論的考量,而不是真的因為這名青年犯了「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感情」罪。換言之,美國法官認同余澎杉在新加坡「因政治異見而獲罪」的陳述,而這正是余澎杉作為(政治)難民的身份來源。判決同時暗示新加坡政府會控制言論、以言入罪,這也是余澎杉的代表律師希望證明的宏觀背景。

雖然美國本身並未簽署1951年的《難民地位公約》,但簽署了1967年適用於歐洲難民的《有關難民地位的議定書》,加上《難民地位公約》中的「禁止遣返」(non-refoulemnet)原則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任何國家都有義務遵循。根據法庭判決,余澎杉即時在美國獲得難民身份,並可在美逗留、生活與就業。但這判決在新加坡社會當中,頗多人不以為然,明天再敘。

小詞典:禁止遣返(Non-refoulement)

指一國不得將他國前來尋求庇護的難民,遣返至原本對其造成迫害的國家。這一原則的適用範圍甚廣,不止針對受到政治迫害的難民,也包括來自戰區的難民。原則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逐步確立,目前已是國際習慣法一部分,即便一國沒有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仍有義務遵循,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經常引發各國爭議。

2017年4月10日星期一

假如解放軍攻台灣:美國情報官員的視角

習近平和特朗普首次會面,宣示了美國對「一中政策」的延續,但與此同時,中美強硬派依然各自存在改變台灣現狀的主張:美國鷹派認為要是再不打「台灣牌」牽制北京,中國取代美國的趨勢只會更明顯;中國鷹派則相信再不統一台灣,台灣下一代就再也沒有「統派」。北京要是出兵台灣,一般相信,勝利毫無懸念。而不久前刊於The Diplomat的一篇分析文章,卻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問題:假設北京成功以武力奪得台灣,究竟得失為何?

該文章由化名「Wang Mouzhou」的前國家安全局(NSA)情報官員寫作,作者認為解放軍若跨海登陸、發動全面戰爭,即使短時間內(在美國作出反應之前)取勝,也將付出巨大代價。首當其衝的,就是過程中的直接人員傷亡,和間接社會成本。現時台灣武裝力量裝備、組織和訓練的核心目標,都是反入侵,就算解放軍在戰場上擁有技術和人數優勢,台灣的針對性防禦力量,也會造成巨大的解放軍傷亡,減損中國本已缺乏的年輕人口。戰爭的開支也將加重政府財政負擔,更可能引發國際制裁,拖累中國經濟發展。這些估算,中國研究員不是沒有評估過,但雙方對實質影響的研判則差天共地。筆者對上述分析並不認同,放在後頭再敍。

這位NSA前情報員又認為,比起攻打過程,維持戰後管治台灣所需的代價只會更大。在一場全面戰爭之後,台灣面臨戰後基建重建、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而對一個攻台前人均GDP是大陸三倍有餘的地區,高昂的戰後重建成本,會進一步讓大陸經濟受壓。更令北京難處理的恐怕是台灣作為「佔領區」的社會治安和穩定問題:台灣的反入侵武裝力量,可能在戰後隱沒入社會內部,以巷戰、游擊戰等方式反抗,在這種環境下,北京將被迫在台灣各地駐軍,並通過戒嚴等措施鎮壓島內反抗勢力。這暗示了需要持續、巨額的軍費開支、軍事人員消耗,以及漫長而難以化解的社會管治危機,維穩費比今天新疆、西藏更多。

兩岸政權的相對合法性建構

這些情境會否出現?關鍵之一,預設在於對台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要理解這一假設的合理性,我們必須談及北京的合法性建構,與台灣社會的身份認同變化。從國共內戰至今,中國大陸共產政權的合法性建構,經歷了數次轉變:建國後至1960年代,合法性建立於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上;然後在1970年代至21世紀初,不拘一格地促進經濟發展,又成了維持政權認受度的途徑。只是兩位數的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維持,加上國際經濟環境惡化,2008年後,中國的經濟增長也遇到瓶頸。自習近平執政以來,政權合法性的建構再次發生了轉移:民族主義、「大國榮耀」成為政府合法性的來源,這正是「中國夢」的意涵。在這一建構途徑中,中國與國際勢力的互動,已逐漸成為北京獲得國民認受的關鍵。

反觀台灣,在過去六十多年裏,社會對於經濟發展、政治制度等也有諸多辯論,最終內部形成了對民主、法治、自由開放等理念的共識,並基於上述理念發展和鞏固了「台灣認同」。不同民調大抵都顯示,如今八成台灣人都傾向維持現狀,不支持統一。這種身份認同的來源、形式,以及相應的利益訴求,都北京宣傳的中國夢相差千里。換言之,與統一相關的各類文宣、政策如果一直缺乏兩岸都可接受的共識,往往只能在中國大陸內部引發迴響,而不能贏得台灣社會的認同。在這情形下,若北京以統一為名對台動武,解放軍或可以戰勝台軍,卻無法戰勝台灣民意。

台灣軍隊還能打仗嗎: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比較

然而,另一個問題是,就算北京攻台不得民心,台灣軍隊還能打仗嗎?對此本欄兩年前曾談論過,姑且不贅。更值得討論的是台灣人民願意付出生命、經濟等實質代價,來增加北京的攻打和管治成本嗎?這同樣是難以斷言的答案,「Wang Mouzhou」卻嘗試通過比較政治,作出預測,比較對象就是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覆轍。當然,兩岸關係和美伊、美阿關係,在本質上完全不同,但從技術上看,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都採用了標準的「入侵-佔領」模式,憑藉軍事實力取得正面戰場的勝利,但也在佔領後付出極大代價,成為美國戰略失敗的代表。

在這兩次戰爭初期,美國出兵的合法性都源自反恐,也多少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特別是阿富汗戰爭)。但在其後的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 過程中,儘管美軍號稱輔助當地建設民主政權,卻因忽視教派矛盾、無視政府缺乏行政能力等現實,造成當地有政府、無管治的亂局,使美軍迅速失去人心,更令當地興起對舊威權政權的思念。這過程反映出,「合法性/認受度」是一個極其主觀的概念,依賴於被管治地區的主觀認同與訴求。無論是祖國統一、還是民主化,若得不到當地社會認可,都無法為外來者贏得合法性。

那近年類似的國際案例都沒有成功的例子?我們不妨觀察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危機前後扮演的角色。俄羅斯公然入侵、吞併烏克蘭領土,受到國際社會廣泛批判,卻能實行有效管治,讓克里米亞通過公投併入俄羅斯聯邦,至今已成為不可能改變的現實,關鍵因素,首先在於克里米亞的本地社會生態。克里米亞的俄裔人口本來就佔多數,一直與俄方保持密切經濟、社會往來,更有相當數量的俄羅斯公民。在克里米亞主流敘述中,烏克蘭內戰只是烏克蘭政府壓迫俄裔,而普京則是「解放者」。俄軍在衝突中,得到克里米亞民意、反政府勢力的支持,即使不滿合併的勢力,也沒有誘因玉石俱焚。

台灣怎樣成為北京的克里米亞、而不是伊拉克,關鍵首先是人心,而這方面,北京在可見將來,都毫無把握。但這位NSA情報人員的預測,卻還是不容易準確:台灣成不了克里米亞,不等於就會變成伊拉克。背後道理很簡單,假如只有伊拉克和克里米亞兩個選擇,恐怕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包括主張台獨的一群,都會選擇克里米亞,而沒有打算要放棄目前相對穩定、優越的經濟生活,去和解放軍打游擊戰。忽視了這一重人性的計算,上述文章的基本框架,會瞬間變得「離地」不堪。至於背後要釋放甚麼訊號,也只能自行領會了。

小詞典:「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

美國官方對「One China Policy」 的正式表述見於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其要義是,美方知曉「海峽兩岸中國人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這一政策立場中,美國政府始終未明確表示,是否認可台灣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存在,而目前美國視台灣為「一中政策之下不同大陸的政治實體」,正是一個迴旋空間。

2017年4月7日星期五

由國泰「關公災難」談起

筆者是國泰的資深乘客,馬可孛羅會的金卡會員,近年幾乎每周在香港、新加坡、台灣之間遊走;所以,國泰可以說是生活一部分。從前認識不少國泰(舊)高層,乘坐過首航派對,對他們的(舊)管理思維十分佩服。正是因為這份感情,對國泰近年的改變感到十分無奈。
經營不善、投資失利、把責任轉移乘客且不說,把經濟艙再加窄以安置更多乘客也不說,單是改變馬可孛羅會的計分方式,令短途乘客再沒有成為長期顧客的誘因,就很令人反感。

日前《東方日報》報道了一個小故事,引起不少網絡迴響,頗能以小見大。話說在1997年,一位任職護士的國泰乘客在機上遇到小孩心臟不適,為他施以心外壓,獲國泰經理發出感謝信。事主太太說,當時國泰經理致電道謝,指出感謝信所說的「心意」,是這家人日後乘搭國泰時,可由經濟艙升級至商務艙一次。太太這麼多年後,終於要長途旅行,拿出感謝信希望兌現承諾,而國泰表示時代久遠,難以核實,只讓她一人升級至特選經濟艙。

升級承諾不兌現

筆者在Facebook分享了這段小故事,不少網民批評國泰沒有人情味、不重視承諾,也有網民認為,國泰根據沒有明言提供升級優惠的信件按章工作,才是「法治精神」。假如單論程序,20年前的國泰經理沒有在發出感謝信時於內容註明可實質給予的優惠,這可能是經理的疏忽、甚或當事人的一廂情願,但這並非重點。重點是,遇到這種極不常見的情況,制度通常容許管理層有「discretion」便宜行事。怎樣處理,就反映了企業精神。

便宜行事,首先要合情合理。假如證明不了20年前的信有沒有這樣的承諾,只需要做一個簡單決定:假如這事發生在今天,有乘客義救另一乘客,航空公司提出下一程升級作感謝,是否合理?答案是肯定的,筆者就曾經以輕微得多的原因獲升級。

其次,假如擔心乘客不斷拿着20年前的信件「白撞」,這是乘客的責任,還是公司的責任?自然是公司。假如公司內部有制度、檔案,明確列出這類信的實質含意、優惠有沒有被採用,便能知道乘客有否「濫用」。現在正因為沒有制度,卻懷疑當事人白撞,而不是疑點歸於顧客,這背後的理念,就不很負責任。

即使在純公關角度,這種一年不一定有一次的案例,完全可以用來正面改善公司形象。只要顯示應有的禮貌,升級後用來拍片宣傳:「國泰重視每一個乘客和承諾」,已經是相當成功的廣告,勝過千言萬語。

假如員工沒有誘因改善公司形象、也不覺得有責任完善公司制度,情願以陰謀論猜想乘客動機,只會反映公司不鼓勵discretion。須知「制度」的功能,從來不單是讓所有人盲目跟隨制度工作,而是賦予一定空間,才能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成功的制度,每每能保障日常規律之餘,讓優秀員工發揮,公司利益(例如內部制度的完善、對外的形象)才會成為員工上心的個人利益;不成功的制度,則剛好相反,把有創造力的員工弄得心灰意冷,留下來的只會變本加厲地官僚。一間公司/學校/媒體/政府到了這樣的情況,就離衰敗不遠了。國泰的今天,何其似曾相識,怎能不欷歔?

小詞典:馬可孛羅會

國泰航空的定期飛行會員會籍,乘搭國泰、港龍、「寰宇一家」成員航空均可獲分數,會籍分綠、銀、金、鑽石四等,以及之上的「鑽石+」,各有不同待遇。近年官方表示因為會員人數增加,機場貴賓室用戶過多,將改變計分政策,短途乘客所獲的分數大幅調低。

2017年4月6日星期四

《緊急狀態》:真.戰地記者的視角

近年國際局勢動盪不安,從南亞、中東到歐洲,宗教衝突、種族紛爭、恐怖主義、難民浪潮等,始終是每日國際媒體報道的焦點。在遍布戰火硝煙的電視畫面之外,紛爭地區社會生活的「日常」,始終較少反映在新聞報道中。然而,民眾在衝突陰影中生活的細節、觀感和訴求,才是真實的世界。為了令國際關係沒有那麼離地,德國伊朗裔作家凱爾馬尼(Navid Kermani)的新作《緊急狀態》(Ausnahmezustand: Reisen in eine beunruhigte Welt)很值得一讀,他以自己深入世界多個動盪、衝突區域,與當地社群交流互動的經歷為基礎,為大家呈現了處於「緊急狀態」地區的真實一面。

我者他者穿梭轉換

凱爾馬尼探尋危機地帶的行程從開羅起步,走過南亞喀什米爾大街小巷,亦記錄了中東的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敍利亞、巴勒斯坦的戰火和紛爭,最後在意大利蘭佩杜薩島(Lampedusa)駐足,以當地迷人海濱風光與難民潮之間的尖銳對比作結。與傳統主流媒體側重數據分析、事件跟蹤的報道方式有別,這本書字裏行間,充滿着對各式各樣普通人情感的忠實描摹。他們或是對種族紛爭歷史的記憶,或關乎不同社群對宗教信仰的解讀,都是對「人性」這一人類社會最核心、又最深奧之概念的拷問。

跟循作者筆觸,讀者可以沉浸在上諸般紛爭細節之中,用一個普通人的眼光,在歷史與當下、「我者」與「他者」之間穿梭轉換。不少衝突地區都是伊斯蘭文明所在地,然而通過閱讀本書,讀者將意識到,「伊斯蘭」絕非一個臉譜化、公式化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在南亞與中東文化呈現出的特質,在不同社群、國族的發展命運中,都發揮著不同的影響。作者更進一步通過對普通人情感的描摹,探尋宗教、種族紛爭背後的淵源,例如何為「伊斯蘭」?為何在上述地區暴力衝突不斷?教派之爭、種族矛盾在歷史中糾纏而成的鬱結,會否有解開的一天?

然而在書中,這位德國記者並沒有就上述問題提供最終答案——畢竟,完全解惑是不可能的。那麼,作者觀察、交流和記述的意義何在?一言以蔽之,是為了「理解」。摒棄傳統的「宏大敘事」手法,撇開政客們激情洋溢的宣言,作者用最日常、最微觀的視角,為我們呈現了衝突地區民眾之間互動的點點滴滴,以期與讀者一道,認識當事人面對戰火與紛爭有何種情緒、何種思考、何種訴求。因此,我們可以觸及衝突地區民眾對戰火的厭倦、和對信仰的執著,可以感受顛沛流離逃避戰亂的人們對生活的渴望,亦可以看到救濟者秉持超越國族的人性光芒。以上種種,並不足以化解矛盾、消弭紛爭,但它們著實呈現出各個「緊急狀態」的複雜多面性。

很多問題本身,並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解決捷徑,但「試圖理解」,本身已是對生命的尊重,亦是我們每個人可以盡到的一份責任。當我們選擇某一視角來體察與感受現實,我們也就選擇了自己與世界溝通的立場。從這一意義上看,你我都不再是「局外人」。閱讀國際關係,不正是應作如是觀?

小詞典:克爾瑪尼(Navid Kermani)

德國作家,生於西德,父母是伊朗移民,也持有伊朗國籍,妻子也是伊斯蘭學者。他曾在德國和埃及讀書,持有博士學位,研究當代伊斯蘭教,不時在媒體發表評論文章,已出版十多本著作,曾獲不少國內獎項,主題都是根據親身經歷,探討東西文化衝突。

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緬甸金磚」的Start-up熱

上周談過緬甸改革開放後的機遇與挑戰,不少投資者都注重緬甸的天然資源。其實在緬甸社會內部,創業經濟(Startup Economy)也蓄勢待發,長遠而言,潛力可能更大。

在軍政府統治時期,緬甸基建極其落後,發展程度遠低於東南亞其他國家。到了今天經濟騰飛,兩個時代的落差之大,只有相隔10年到過緬甸的人,才能領會。例如於2009年,電話卡極為罕見,國際電訊服務商根本無法進入緬甸市場,一張SIM卡售價可達2000美元;如今緬甸各大城市陸續開設電訊業務,一張可上網的電話卡只需1.5美元。在網絡覆蓋上,緬甸近年發展也是一日千里:2011年,只有1%人口可以上網,今天全國卻有80%通過流動電話接入互聯網。從前難以接觸的Facebook,也成了緬甸人最常瀏覽的國際網站。

這些數字,自然不會被投資者漠視。早於2014年,馬登(David Madden)就在仰光成立互聯網技術培訓機構Phandeeyar,獲得惠普(HP)、三星、Google等國際科技巨頭贊助,定期為緬甸人舉辦技術培訓工作坊。去年Phandeeyar推出緬甸首個創業「孵化器」:有志創業的人可獲2.5萬美元啟動資金和其他技術支持,這在緬甸而言,已是天價。馬登表示,隨着昂山素姬上台,美國的經濟制裁進一步放鬆,愈來愈多國際科技資本願意通過贊助「孵化器」的方式,扶植緬甸本土科技新星,開拓緬甸市場。

當然,機遇歸機遇,挑戰也不少。緬甸國內小城和偏遠地區的基建依舊落後,尤其電力短缺,既局限了移動數據訊號塔的部署,也限制了當地互聯網和市場規模。儘管緬甸年青一代不乏創業熱情,但專業電腦人才依舊匱乏;即使是長期在緬甸政府工作的技術人員,也對外部世界潮流不甚了解,導致國內對新技術反應遲緩。互聯網產品的普及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是「移動支付」,但緬甸人經濟實力有限,很多甚至沒有銀行存款,平日多以現金消費,這也限制了互聯網經濟的普及。

但不少緬甸互聯網產品依然成功壟斷市場,新的消費模式,已經影響一代人。例如GoP是旅遊套餐預定 app,針對緬甸開放後的遊客開發,提供一站式旅行計劃。EzStay是酒店預定網站,與緬甸國內的酒店、旅館、特色民宿互聯。Chae Sat由一對緬甸姐妹創辦,是現時緬甸國內最大的在線招聘平台。White Merak是針對緬甸社會的漫畫閱讀 app,與本土畫師建立合作推廣關係,深受緬甸人喜愛。認識幾位在香港創辦「炒散」app的年青創業人,也走進緬甸市場開拓業務,就是看中那裏彷彿無窮無盡、而未能完全就業的廉價勞動力。在整個亞洲,除了中國、印度,值得搞Start-up的國家清單,今天又怎少得了緬甸呢?

小詞典:企業孵化器(Business Incubator)

商業機制,指通過個人或大企業投資,為小企業創業者設立具有良好研發、培訓、生產和經營的公共環境,讓創業者更快吸引投資、研發產品,並進行市場推廣。小企業對新技術的適應和運用都比大企業更快,企業孵化器讓小企業創業風險和成本降低,在市場前沿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能有效促進市場活力。

2017年4月3日星期一

《臥虎》:特朗普國師的「中美衝突論」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究竟會怎樣?到目前為止仍是言人人殊。難以理解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中國政策幕僚太少,而僅有的已曝光幕僚又不受傳統精英重視,令人懷疑他們的立場有多少能夠變成現實。

從特朗普競選到當選,高調以「中國問題專家」身份受訪的,只有不太懂中文的經濟學者納瓦羅(Peter Navarro)教授,他是現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筆者也曾對他介紹。最近,他2015年的著作《臥虎》(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翻譯成中文版,大家不妨閱讀一遍,以理解這位當朝紅人的基本思路。

《臥虎》圍繞一個基本主題展開:「中美之間是否終有一戰?能否避免戰爭?」全書的理論基礎,大概是源於國際關係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教授(John Mearsheimer)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再加上他個人的領悟。在本書開篇,納瓦羅回顧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習近平曾引述的經典歷史案例,以帶出對當代中美關係面對的安全困境。

習近平認為中美能越過陷阱,但納瓦羅則認為中美對彼此的意圖都難以了解,只能觀測對方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結果在缺乏世界政府調停和管理的環境下,中美之間便存在持續的互相猜忌與顧慮。在他看來,惟有深入了解中國的戰略意圖和戰略實力,才能對未來的中美關係判斷。

那麼在他眼中,中國的戰略意圖是甚麼?答案很簡單:正從守勢變成攻勢,從過去主張「保衛領土」、「保衛海上運輸線」,變成近年來東海、南海咄咄逼人,讓人懷疑中國有意顛覆東亞地區既有的地緣勢力均衡,進行富侵略性的戰略擴張。讓納瓦羅作出判斷的重要依據,乃中國近年急速發展的「非對稱」戰略實力。在書中,他不僅對中國的軍事預算、戰艦戰機製造、核武儲備等軍事力量點評,更關注中國的潛艇、飛彈、網絡攻擊實力,認為正是後者讓中國有了以低成本的武裝力量(如一枚超音速飛彈),摧毀美國高成本戰爭機器(如一艘航母)的「非對稱實力」。純粹從軍事投入的成本收益考量,美國若要遏制中國在東亞擴張的野心,將花費遠高於中國的戰爭資本,顯然不划算;在納瓦羅看來,這正是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優勢所在。

接下來納瓦羅對台灣、朝鮮半島核問題、東海、南海、南亞中印邊境爭端等區域熱點,逐一勾勒。按照納瓦羅的論述,在上述爭端地區,美國或擁有切實利益(如南海的自由航行權)、或是有關鍵盟友,而中國與上述周邊國家隨時可能爆發的衝突,都有可能將中美捲入大戰,輕則是慘烈的持久戰,重則引發核戰。至此,納瓦羅得出結論,稱無論是從意圖上、還是能力上看,中美之戰都似乎難以避免。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爭議地區之所以存在衝突風險,以和複雜的歷史糾葛密不可分,但納瓦羅列舉各個潛在「戰場」時,對歷史背景著墨甚少,分析亦受局限。他本人的專業領域亦非軍事,在上述大篇幅關於中國軍事技術、戰力和戰略對抗模擬的論述中,技術性細節同樣屈指可數,學院派是不會對這類論述認真看待的。

為了彌補這些缺陷,納瓦羅採訪了數十名有美國政府、軍方背景的專業人士,大幅引述他們的分析。然而這寫作手法的缺憾也顯而易見:在種種情景模擬中,納瓦羅及其採訪的專家們,都反復強調中國與美國兵戎相見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而這些觀點,早已存在於美國對華政策圈,並沒有為當下中美關係的分析作出原創性的補充。從這一角度上看,本書前三分之二的內容,更適合被看做對美國政界、軍界既有的「中國憂慮」的整合。

在本書的末尾兩章,納瓦羅把話題從「戰爭」轉向「和平」,而他對中美和平的可能性,自然不樂觀。民主黨的智囊傾向相信,密切的貿易往來,能夠緩解兩國緊張的關係,這也是目前各方不認為中美之間會爆發大戰的結構性因素;納瓦羅則認為和中國進行的貿易,對美國而言是「損己利人」,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衝突的可能。在這一環節,納瓦羅終於回歸自己的專業領域,但他對中美貿易的觀察和推論,也不是數據派的,對反方的數字幾乎毫無引述。例如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接納中國加入 WTO後,中國正式與世界經濟接軌,納瓦羅認為這一決定的代價是「超過七萬家美國工廠關閉,失業和低度就業的勞工數量最終會超過兩千五百萬人,讓美國欠了中國上兆美元」,但因果關係的推論,就難以輕易確立。

首先,這一統計數字本身存在諸多爭議,美國本世紀以來,就業崗位減少,不僅是因為美企將工廠轉移至海外,更與生產自動化密切相關,後者對傳統就業崗位的衝擊,不亞於貿易。其次,針對「中國製造」,納瓦羅的分析也過於片面:因為正是中國較低的生產成本,讓美國消費者得以享受較低物價,但對此納瓦羅隻字不提。至於人民幣是「操控匯率」的觀點,雖然已被不少主流經濟學者駁斥,但納瓦羅依然照用不誤。當得知納瓦羅獲得特朗普內閣提名時,美國經濟學界多抱以驚訝態度,不是因為立場,而是因為他的「使命」,讓方法論過份粗疏。

然而,儘管納瓦羅對「中美之戰」的演繹,不乏片面和誇張成分,但他的分析絕非不值一讀。恰恰相反,讀者需要關注的並不是書中對潛在軍事衝突的渲染,而是納瓦羅、以及他所代表的「另類右派」,在審視中美關係時的分析框架。在奧巴馬時期,米爾斯海默等傳統現實主義者都被冷落,「合作共贏」是中美官方輿論的主流基調;而即使是米爾斯海默本人,也是相當學院派的學者,筆者曾有書面之緣,深覺其性格開朗、務實,不會像納瓦羅那樣隨便基於簡單的意識形態推論國際形勢,也不會輕易認可特朗普的外交路線。

但事實還是清晰的:正是在民主黨管治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包括軍事實力)暴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相對下滑。自由主義者往往強調,中美合作帶來雙方「絕對收益」的增長,利多於弊;但在宏觀層面,中國崛起、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巨變,都已經是客觀事實,倘若從「相對收益」看,中國顯然是大贏家,而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本土的利益,確實將被中國衝擊。從前,美國決策者對此視而不見,但如今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正是旨在扭轉這一趨勢。特朗普時代出現,意味著久被冷落的現實主義思維重新主導對華政策,而要了解這一華府新視角,納瓦羅的《臥虎》,無疑正是入門讀物。不過,特朗普是不可能照單全收的,納瓦羅負責是開天殺價的角色,其他傳統精英、幕僚則負責落地還錢,這才符合特朗普的「做deal」之道。

小詞典: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政治教授米爾斯海默創立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用以描述大國政治。它基於數個假設: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大國具備進攻性軍事力量、一國的意圖難以被別國把握、大國是理性行為體、生存是大國首要目標,而大國為了捍衛自身存在和利益,只能和潛在對手先發制人競爭。在此基礎上,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大國之間更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是為「大國政治的悲劇」。

2017年4月1日星期六

新加坡的「昭南情結」:二戰博物館命名風波的背後

1942年2月15日,駐守新加坡的英軍向日本帝國軍隊正式投降,當日英日雙方就新加坡管治權進行交接的地點,就在新加坡福特車廠。2006年,新加坡政府將車廠定為國家歷史文物,命名為「舊福特車廠資鑒館」,廠中設有歷史展館,展示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第一手資料。去年新加坡政府對展館封閉修繕,以待今年週年紀念時重新開幕,展館重開時被改名,新名稱是「昭南展覽館」——「昭南」,正是日據時期對新加坡的命名,正如當時日本稱中國「支那」,菲律賓「比島」,庫爾島「樺太」等。「昭南」這名字迅速引發新加坡強烈爭議,特別是上一代華人反應最大,指名字代表痛苦的歷史記憶,會傷害新加坡人民感情。數日後,新加坡政府將展館名稱再改,成為「日據時期:戰爭與遺跡」展館。

新加坡精英對使用「昭南」不太敏感,可能只是在英語世界對名字有不同觀感,但也反映新加坡對政治不正確並未有如中國般敏感:假如有「支那二戰博物館」在中國出現,乃不可想象。這方面的落差、展館改名風波的背後,也反映新加坡社會對自身國家歷史、尤其是二戰日據歷史的複雜情懷。

根據新加坡官方主流視角,日據時期是新加坡社會最艱苦、黑暗的歲月,新加坡歷史博物館的日據展區,充份反映了當時的恐怖一面。總理李顯龍2月15日於Facebook專頁發文稱,這一展館「記錄了日據時期的恐怖和殘暴歷史,以及先輩在那段日子經歷的苦難,和展現的勇氣」,明顯不是要對日據歷史有浪漫化描述。

這一敘述視角,尤其見諸新加坡華人社群。當時正值日本侵華戰爭,身在新加坡的華裔因對「中華」的民族認同而敵視日軍,而與中國同仇敵愾,更在新加坡淪陷後,持續對日據政府展開反抗運動,他們即是一如東江縱隊的「星華義勇軍」。新加坡華裔積極抗日的姿態,讓日據政府將華裔社群視為頭號威脅,並針對其展開「肅清」運動。據後來披露的檔案資料,在日據期間,可能高達上萬名華人死於日軍「肅清」;據李光耀本人的回憶錄講述,他逃過日軍鎮壓,也只是幸運。日據時期新加坡糧食、物資嚴重匱乏,社會經濟與此英殖時期的繁榮景象,不可同日而語,都是日本人也難以反駁的客觀事實。

新加坡日據時期與獨立運動

但與此同時,在新加坡社會,亦有對日據時期歷史的另類解讀,親日、親西方觀點尤其容易有這傾向。須知二戰前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一系列戰役,尤其是對東南亞地區英、法、荷、美殖民地所謂「ABCD包圍網」的短時間攻克(ABCD指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對當時不少人而言,卻標誌著近代東亞地區亞洲人首次成功取得對歐美殖民者的勝利。當時日本發動戰爭的口號,乃「促進東亞民族解放」,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今天這名字雖然聲名狼藉,但這一以反殖民為旗號的姿態,畢竟讓東南亞對殖民統治不滿的本地社群,看到「解放」的希望。

戰時駐守東南亞像馬六甲、新加坡一帶的英軍,雖然部署了重兵,但只有零星抵抗,就幾乎將整個殖民地拱手相讓給日軍,比香港戰役打得更遜色。這一敗績,極大減損了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社群眼中的形象和威嚴。正因此,在二戰結束後,英國從日軍手中再次接收馬來半島時,其統治的認受度,已完全不復當年,各族群爭取自治、獨立的訴求,如風起雲湧,不少獨立領袖,都在二戰期間嶄露頭角。從這一視角來看,日本擊敗英國的過程,事實上促進了新加坡、乃至整個馬來半島的身份認同和戰後獨立。

戰後的新日緊密關係

加上新加坡獨立後,在東南亞強鄰環伺下要生存,就更要放下和日本的歷史包袱,反而在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展開雙邊合作,日本也樂於以新加坡為東南亞跳板。新加坡與日本在1966年建交,去年正值兩國建交50週年,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海峽時報》撰文回顧戰後新日友誼的文章,就很值得一讀。

在1970年代,日本製造業大規模在新加坡開設工廠、培訓當地勞工,對當時新加坡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乃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有關鍵奠基作用。戰後東亞製造業經歷「雁型模式」升級,也有賴於日本與新加坡等進行密切資金、技術交換。如今,日本與新加坡互為對方第二大外資投資國,新加坡還在2002年,成為域內首個與日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至於對當代亞太地緣局勢,日本與新加坡、乃至其它東南亞國家,也都有高度共鳴:雙方均強調建構以國際法主導的地區秩序(暗示中國不尊重國際法),對美國在亞太的角色,也抱有相同期待(以平衡崛起的中國)。雖然同是華裔為主的國家,新加坡與日本的雙邊關係,就與長期緊張的中日關係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在新加坡民間、特別是新一代當中,幾乎找不到仇恨日本的人,這和香港新一代對日本的感情,卻頗為相像。

今日新加坡對日據歷史、乃至對日本的認識,也與新加坡自身社會族群政治有關。「新加坡民族」在官方解讀中,自然是超越種族的存在;但若對新加坡社會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追根溯源,不同族裔各自的民族意識,卻與日據時期的政策導向有密切聯繫。日本佔領馬來半島後,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格局被打破,其中受惠最大的,就是之前受英政府政策歧視的馬來裔、印度裔社群。特別是在馬來裔眼中,在英殖民時期社會,伊斯蘭信仰自由被限制、穆斯林身份認同被壓抑,日本管治者反而放鬆了宗教事務管理,並打破新加坡就業市場的族裔分隔。日據政府的用意,乃是團結馬來宗教領袖,為自己的「大東亞共榮圈」野心提供助力。日本亦表態全力支持印度獨立運動,協助組織了東南亞地區印度裔社群,成立「印度國民軍」。此外,日據政府還推動過「大印尼計劃」,以期整合印尼人和馬來人為統一的民族,以便戰時征召。凡此種種,令日本的形象在其他族裔眼中,也有一定的正面回憶。

對以上歷史細節,新加坡官方輿論、教科書自然刻意淡化,反而渲染當年馬來半島不同族裔「先被英、日統治者利用、後覺醒並反抗」的正統觀點,以期將這段歷史,塑造為今天新加坡不同族裔的共同記憶。然而,歷史的痕跡並不容易湮滅,民間的情緒更不容易被掩蓋,今天新加坡上一代華裔、和有深刻大中華認同的一代人,還有新移民自然都對日據歷史沒齒難忘,也對任何相關描述大為敏感。但新一代「真・新加坡人」、精英階層、還有其他族裔,對日本的態度則要寬容得多。背後反映的,其實是新加坡內部認同的張力。歷史展覽館的改名風波,只是這張力的冰山一角罷了。

亞洲週刊 2017年4月

香港六七Vs肯雅茅茅:從「1967青年犯」赴英翻案談起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分析文章已有不少,而當年文革的深遠影響,香港也未能倖免,1967年爆發的左派群眾「六七暴動」、或當事人口中的「反英抗暴」,就是文革的副產品。當時港英殖民政府管治頗多弊端,運動最初亦頗得「進步輿論」支持,直至運動暴力化,特別是使用真假炸彈後,輿論一百八十度逆轉,左派從此長期被香港主流社會示威暴徒,令港英前期的高壓鎮壓,則普遍得到社會各界諒解。這段公案,歷史自有公論,這裏希望介紹的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涉外關係案例:不久前,一名當時被港英政府控告非法集會、被判入獄一年的青年,準備遠赴英國尋求「翻案」,單就案件本身,以及英國的回應,都能帶出國際關係另外的故事。

當事人曾宇雄現在是退休護士,據他回憶說,1967年他年僅16歲,就讀左派香島中學。11月1日下午,他與同學如常結伴回家,行至九龍塘時被一隊警員截查,隨後警員以緊急法例為由,控告他及同行同學們「非法集結」。12月,他與其他幾個年滿16歲的同學因「拒不認罪」,被判監禁一年,從此終身留下案底,於是念茲在茲的,就是向政府討回公道。當然,他追求翻案,心底裏希望的自然是社會輿論對整個「六七暴動」的翻案,但這點就是北京,目前也不會感興趣的;而單論他的個人經歷,即使是對「六七暴動」反感的大眾,不少也覺得同情,因為港英當年是否濫用緊急條例,特別是在炸彈出現前,其實也不無爭議。

不少「六七」當事人對經歷頗為忌諱,但曾宇雄是少數的例外,一直高調以這身份活動。2012年,他曾先後致信香港特首梁振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兩者都沒有提供進一步協助。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自然無法撤銷法院判決,而事實上,根據香港司法複核程序規定,曾宇雄案早已過了可提交司法複核申請的時限。因此,曾宇雄最近計劃將該案直接提交英國「上級裁判庭」(Upper Tribunal),尋求英國法律系統內的司法覆核。

英國「上級裁判庭」設立於2008年,是裁判庭制度改革的部份,享有與英國高等法院同等的法律地位。與其它一般裁判庭不同的是,「上級裁判庭」是英國司法體制中,唯一可以進行司法覆核的裁判庭。根據英國裁判庭條例規定,上訴人一般需要在相關判決或行政命令發出後1-3個月內,向「上級裁判庭」申請司法覆核,但「上級裁判庭」裁判官有權將時限延長,唯上訴人需提出延長時限的有力證明。「上級裁判庭」一旦接受了司法覆核、作出判決,就與高等法院的司法覆核有同等法律效力。

然而,裁判庭條例同時規定,「上級裁判庭」接受司法覆核的範圍有限,除了移民案例,只接受兩類申請:英國法庭移交的申請,和個人對一般裁判庭(First-tier Tribunal)判決的覆核申請。拋開四十多年時間的延長請求不論,單單根據受理類型標準,曾宇雄的申請,就幾乎沒可能被接受;就是接受,英國也無權要求今日香港司法機關必須做出相應舉措。所以,「翻案」的形式價值,自然大於一切。

然而,這樣的形式,卻也不是沒有國際案例可參考。六七前後,不少英國殖民地都爆發了反殖運動,運動在這些國家獨立前被官方形容為「暴動」,獨立後往往被美化為「起義」。1952-1960年東非肯雅的「茅茅運動」(Mau Mau,即今天肯雅官方所說的「茅茅起義」),即為最著名例子之一。「茅矛運動」期間,眾多農民結成反政府武裝,英軍對之大規模清剿,並採取集體懲罰機制,懲處平民。根據肯雅人權委員會統計,有近9000名肯雅人被殖民政府非法折磨,部分甚至被處決;近16萬人被強制遷徙至集中營,受到非人道待遇。

1999-2002年期間,肯雅倖存的「茅茅」參加者要求英國為當年的迫害賠償,石沉大海。2003年,肯雅人權委員會從眾多受害者中選出五名,將他們的經歷作為英殖政府「罪證」之代表,正式起訴英國政府。2005年,肯雅政府公開要求英國就此事致歉,英國外交部一直以「國家繼承」原則為由搪塞,稱既然肯雅已經獨立,前殖民政府的責任自然由新政府繼承,與今天英國無關。事件卻在2011年出現轉折:倫敦高等法院表示,決定受理清剿「茅茅」過程中,肯雅人受英殖民政府虐待的案件,並駁回英國外交部關於「事件年代已久、逾期不究」的立場,堅持將案件付諸庭審。最後,英國政府與「茅茅」當事人代表律師庭外和解,英國承諾對5,228名尚在世的肯雅受害者提供共二千萬歐元賠償金,英國外交大臣Hague也對肯雅受害人正式道歉。

當然,「茅茅運動」和「六七暴動」之間雖然有一定可比性,但不可比性甚多,當事人要求「翻案」的程序、理據都不同。肯雅受害者選擇直接起訴英國政府,經過漫長等待,英國法院最終受理,令政府一改強硬立場;曾宇雄則選擇司法覆核途徑,成功的可能性固然不如前者,輿論影響力更難同日而語。然而,這背後反映的,卻是香港涉外關係其中一個最難解開的結,影響至今:一方面,自居民族解放立場的香港左派即使在回歸後,也沒有像「茅茅勇士」那樣得到新政權認同,令他們的受害人情結只會更深,對當年過激行為的悔意也很難透徹,乃至動輒訴諸港英陰謀論,這對左派群眾和香港傳統精英、西化社會的「大和解」,自然有百害而無一利。

另一方面,港英當時的過火舉措鮮有被注視,處理群眾運動早期不成比例的武力沒有被問責,既令現在的特區政府從中得到「穩定壓倒一切」的心法,也令社會失去理性反思的空間,只要群眾運動出現,更易朝非黑即白兩極方向發展。英國眾多前殖民地的當年恩怨,到了今天,大都一笑泯恩仇,英國和它們的關係往往甚好,例如茅茅運動的領袖肯雅塔被釋放後當選總統、成為國父,奉行親西方政策,忽然成了「英國人民老朋友」,他的兒子後來也成為總統。反而是香港,今天才掀起遲來的民族主義Vs本土主義風暴,部份正是源自五十年前未解的鬱結。遺憾的是,恐怕舊結不但不能解除,新結還越結越多,世事無常,原是無奈。

原載於明報月刊 2017年4月

走過烽火大地的香港「前銀行家」

去探訪受害平民。可是,當我們展開工作後,衝突突然發生。我幸好得到當地同事的帶領才能避開攻擊。因此,安全管理對於國際人道組織也是一項很大的挑戰。而另一項工作就是探訪監獄,ICRC得到《日內瓦公約》授權定期探訪戰地的囚犯,以確保他們在監獄的待遇符合國際標準,以及協助當局改善又需要的地方。同時,我們亦確保《日內瓦公約》得以落實,令戰區中的民用設施和投降的人士能得到保障。其中更重要的角色是了解衝突的情況,與各個政治和武裝團體聯絡,以及定期見面。而之前提及的孟加拉灣難民危機,我們在48小時內要作出反應,準備各項物資。而在落後地區得到食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要求當地水廠在不影響當地正常食水供應情況放下為我們提供食水。同時,我們也和無國界醫生和聯合國難民署等國際人道組織合作。在前線提供協助時,我們亦要制定運作程序和計劃。這令我明白一個好的國際人道組織最重要是內部的系統和制度,這令員工和職員能更有效去回應突發事件,也能大大減低行政費用,這是媒體很少論述的部份。ICRC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是防止違反《日內瓦公約》的軍事行為,以及其相關的平民傷亡(如大屠殺)。經過160多年的努力,媒體和軍隊的訓練也滲透了戰爭法的認識,這大大減少大屠殺發生的機會。

S:在國際人道組織工作的經驗如何改變你的人生價值和目標?

J:起初對國際人道組織的想像都是來自於媒體,其中的工作都給予人英雄感、愛和同情心。現時,我覺得這些元素不就是人與人相處所需要的嗎?作為事業,在前線工作,我們往往不能勇字當頭就去服務。在戰區,我們要與不同的政治和武裝組織溝通,與政府協商而取得當地的許可。同時,我們去接觸不同的持份者,與他們對話從而落實計劃。這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當中亦涉及很多文書工作,而且要持續去朝着目標去做,這才能走得更遠。過程之中有沉悶,也有精彩,這才是工作動人之處,而非把事情看得太浪漫化。我已經有六年在前線工作的經驗,也得到很多寶貴回憶。在過程之中家人給予很多包容和支持,未來我希望能與家人有更多的相聚時間。

S:現時國際人道組織面對着什麼困難?

J:以往的戰爭主要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可是現時不少的國際衝突都變得零碎化,即其參與衝突的各方可能是零散的武裝組織或利益團體。因此,難以確保人道法在衝突中得到落實。ICRC亦需要按着不同脈絡去查找參戰各方所屬的組織,從而與他們商談,以確保我們在衝突中的中立性。同時,我們更要確保在前線工作同事的安全。另外,一般會認為,衝突之中大眾最缺乏的是水和醫療。可是,以巴衝突或是阿富汗的衝突都長達數十年,不少當地人反映對基礎的教育渴求。以烏克蘭為例,不少學校便身處於交戰區,於是ICRC與當地的學校合作興建防空洞,提供逃生演習訓練,這些計劃亦取得成功。

S:對比於其他國際城市,香港有何獨特性和競爭力?

J:香港人身份亦有利我在ICRC工作。ICRC必須以實際行動來反映其在衝突中的中立性,擁有參戰國國籍的同事很難代表ICRC在戰區工作。而香港亦甚少介入國際衝突,這有利於香港人服務於如ICRC這類的國際人道組織。加上,香港人接受優質的教育,而香港人的競爭力就是靈活和能快速應變突發事情。處事有明確的目標,並以結果作為處理事情的導向。這都是國際人道組織所需要的特質。

S:其他同事對香港和你香港人的身份感到好奇嗎?

J: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歸後奉行一國兩制,成為中國的一部份。無論是從前和現在,香港在不少外國人眼中是一個特別的地方。隨着中國及亞洲各國的發展,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不斷提高,亞洲人以及香港人在國際社會的發展機會都會隨之而增加,也有更多機會在國際人道組織中服務發揮所長。現時國際人道組織中,亞洲面孔增加了不少,無可否認這與國力有所關係,影響亞洲人在國際人道組織中走多遠,爬幾高。中國人的身份的確讓我在這個轉變中帶來了機遇。

S:香港的年輕人應如何增強自己的國際視野?

J:香港年輕人只有選擇性的國際視野,對於商業、娛樂和旅遊,香港人都是放眼國際。然而,社會在討論國際議題時只觸及一些大的議題和關鍵詞,較少以歷史和戰爭背後的原因等脈絡去了解國際視野。若年青人有相關的知識和視野,不妨實踐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即使未必能達成目標,但在過程之中會找到自己不同的興趣和關心的議題。這些沿途欣賞的風景更難能可貴。

《The Girl King》:被遺忘的瑞典傳奇女王,和她的心理故事

不久前有新聞報導,瑞典打算重新徵兵,以應付俄羅斯日益增加的邊境壓力,令人想到曾幾何時,在17-18世紀,瑞典也是歐洲、乃至世界一流強國。雖然今天瑞典不再以強國自居,但到過首都斯德哥爾摩,不難發現氣派猶在,那些年的傳奇瑞典君主們,雖然不太為我們熟悉,卻依然是歐洲家傳戶曉的人物。其中一位形象最突出的瑞典女王Christina (1632-1654年在位),事蹟曾多次改編成電影、舞台劇,包括2015年改編自魁北克劇本的北歐電影《The Girl King》。就是對不了解那段時代背景的觀眾而言,這電影充滿精采心理描寫,女王的形象亦比《伊莉莎白》系列的英國女王更立體,值得作為教材觀看。

第一個出櫃的同性戀女王?

即使是按今日標準,Christina的一生還是相當前衛,遠遠超前了她所屬的時代,無論是學識還是膽識,都可能是17世紀全球女性第一名。電影以「Girl King」命名,明顯要令人想起「Virgin Queen」伊莉莎白,但「Girl King」的性別定型更直白,因為Christina被不少史家認為是史上第一個「出櫃」的同性戀女王。電影講述她和女伯爵斯巴蕾(Ebba Sparre)的親密關係,由精神進而肉體,自然可算是(廣義)同性性行為的一種;但女王從小到大被賦予當「國王」的期望,也以這責任自我鞭策,登基時以成為「King」宣誓,對女性的感情,似乎也是心理失衡的一種釋放。女王並非美人,身形健壯、聲音低沉,自幼學習劍術,喜好騎馬打獵,甚至在著裝上,都偏好穿著男性裝束,這在17世紀歐洲王公貴族中,自然獨樹一幟。她拒絕了不少瑞典貴族追求,似乎對女性「從一而終」,但電影沒有交代的是她遜位離開瑞典後,卻與不少男性有過親密交往,反映她並非單純的性別壓抑,而是對國家、信仰、責任、生活的全方位,都有不少壓抑。在這前提下,閱讀她和女伯爵的關係,就更為微妙。

宗教改革時代的最大叛徒?

Christina的另一個劃時代行為,就是承受千夫所指,也敢於選擇自己的信仰。表面上,她和堅持選擇新教、離棄羅馬天主教的英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一樣,只是方向剛好相反:離棄新教、回到羅馬天主教。但事實上,兩者的權力暗示同樣是顛倒的:伊莉莎白皈依新教,是為了離開羅馬教廷的影響,跟隨父親亨利八世的軌跡,自立聖公會當一方霸主,完全是權力鞏固的行為。Christina卻不同,新教(路德宗)當時已是瑞典國教,但她從小秘密改信天主教,和天主教國家法國來的大使過從甚密,最終甚至為了公開信仰,而放棄瑞典王位,被國內視為離經叛道,乃至「叛教叛國」。這樣的叛逆率性,和她追求性別解放一樣,即使在今天,即使是普通人,也需要無比勇氣,何況是中世紀保守世界從王位變成平民的一介女子?然而,電影同樣沒有交代的是,她作為被「策反」的新教徒到了羅馬後,雖然一度獲得教宗盛大歡迎,但慢慢就因為生活過份自由化,和羅馬保守勢力也鬧得很僵,也不時保護被教廷打壓的人(例如猶太人),又鼓吹女性在舞台上粉墨登場。她選擇羅馬天主教,似乎是因為受不了瑞典本國的宗教權威,卻不代表她真的對遙遠的宗教權威心服口服。

名師笛卡兒的高徒?

Christina博覽群書,精通多國語言,天賦之高,無庸置疑。而且她好奇心極大,要把瑞典建成「北方雅典」,由古典知識、神秘學、到當時最前緣的科學都要知道,個人藏書是當時世上最大的知識寶庫之一(死後被梵蒂岡購入)。瑞典因為她的緣故,吸引了不少逃避中歐戰亂、瘟疫的知識份子,奠定的基礎,惠澤至今。女王最廣為人知的「知識之旅」,正是電影頗花筆墨講述的、和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關係。

笛卡兒作為一代哲人,既有對形而上的探討,也有相當務實的機械科學的一面。Christina通過法國大使認識了笛卡兒的著作(電影把笛卡兒講述為法國引誘女王脫離新教的共謀),專門把她請來瑞典主持學院,和做她的私人導師,最終笛卡兒不敵瑞典嚴寒天氣,不久就病逝。根據野史,二人甚至傳出過羅曼史,笛卡兒的算術也是隱藏二人感情芸芸,自然都是毫無根據。反而根據電影沒有講述的正史,女王和笛卡兒根本相處不來:她請笛卡兒到瑞典,只是希望得到支持自己追求各種自由的理論基礎;笛卡兒到瑞典的誘因,卻似是動員一國資源,協助自己進行各種實驗。因為互相都有期望落差,二人見面「上課」,前後大概只有幾次。雖然女王要笛卡兒凌晨五時授課的要求實在嚴苛,但也難以判斷,是否就這樣令笛卡兒吃不消身亡。反而笛卡兒形容天氣「嚴苛」,是否哲人講述心境的暗語,才令人有所想像。

被忽略的現實主義大師

正因為Christina的生平如此多姿多彩,她對國際關係最大的貢獻,就不時被低估,那就是她和《威斯特里法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關係。就此,反而是這電影給予了充份肯定。Christina 6歲即為,因為父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中陣亡,條約正是戰爭的和約,前後談判了數年。瑞典是主要參戰國之一,和法國雖然屬於不同宗教陣營,卻是反哈斯堡王室的堅定盟友,算是勝方;神聖羅馬帝國、哈斯堡王朝及其附庸,則是利益受損一方。但無論如何,和約得以落實,和瑞典女王主動追求和平、放棄乘勝追擊、選擇最有優勢的時候議和大大有關。和約簽訂時,瑞典面積居歐洲第三大,擁有歐洲其中一支最精良的軍隊,並得到法國支付合約報酬,國勢如日方中。電影說Christina當時是「和平使者」,並非過譽,不過也許因為後來遜位,令箇中角色的重要性被有意無意間淡化。

《威斯特里法條約》在國際關係史極其重要,被認為是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里程碑,現實主義(Realism)學派把1648-1991年的主權國家年代稱為「威斯特里法年代」(Westphalian Era),可見Christina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事實上,她退位後並沒有失去對國際大棋局的觸覺,雖然客居各地做寓工,但往來無白丁,更一度和法王路易十四達成交易,獲安排出任拿玻里女王,去平衡法國和西班牙兩大勢力,同時暗中在南歐建立「新瑞典」。雖然後來不了了之,但假如成功,又是國際關係一大壯舉。今天要重溫瑞典歷史上的輝煌,除了認識這位「Girl King」,就只有親身到瑞典王宮憑弔了。

信報月刊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