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印尼會再度排華嗎?

上月印尼首都雅加達市長選舉結束,華裔基督徒現任市長鐘萬學不敵前文化與教育部長、穆斯林阿尼斯.巴斯威丹(Anies Baswedan),不久鐘萬學被法院判決「瀆神罪」罪成,服刑兩年。形勢的急轉直下,令不少印尼華裔朋友不安。

早前本欄曾述及鐘萬學的「瀆神」控訴,在我們的異國角度,很難說不是欲加之罪。事源選舉期間,阿尼斯表示自己作為穆斯林,按照《古蘭經》指引,不可能投票給基督徒候選人,鐘萬學予以反駁,言論迅速被保守派解讀為「冒犯神明」,多個組織發起遊行,呼籲將鐘萬學收監。這波政潮可謂一箭多鵰,既「鬥垮」了鍾萬學,滿足了伊斯蘭勢力,威嚇了華裔,而且,還打擊了鐘萬學的政治盟友、印尼總統維多多。

問題是,究竟鐘萬學事件,真正劍指的是總統、非穆斯林,還是華裔?三者差之毫釐,卻謬之千里。假如只是維多多的政敵製造事端,那依然是政治鬥爭一部份,剛好鍾萬學的背景被造文章,就只是小圈子鬥爭的一環。假如是穆斯林團體要擴大社會影響力,不滿基督徒掌控首都的現狀,餘波會陸續有來,但畢竟也是以宗教劃線。然而,要是華裔才是主要目標,那排華潮再出現,就不是沒有可能。

令人擔憂的是,策劃反鐘萬學示威的保守穆斯林團體National Movement to Safeguard the Fatwas of the Indonesian Ulemas Council領袖Bachtiar Nasir表示,下一個目標,正正是「富裕的華裔」。按照他的說法,儘管華裔僅佔印尼人口5%,但壟斷了巨額財富,充份反映社會不公,亦損害「本土利益」。他計劃通過遊行、遊說,呼籲印尼政府推出更多「本土人優先」經濟政策,限制以華裔為主的「外人」對「本土財富」的掠奪云云。

上述論調只是老生常談,而印尼族裔之間財富不均,也可算是「自古以來」的事實。在荷蘭殖民「荷屬東印度群島」時,殖民官就倚重華裔建設,亦依賴華商的人脈拓展東南亞貿易。自那時起,華裔在印尼經濟一直處優勢,雖然政治地位不彰,但畢竟有相當影響力,令印尼「本土派」心懷不滿。歷史上,印尼爆發過多次排華潮,曾令中印兩國斷交,也曾導致九十年代的大屠殺。近年全球本土主義興起,印尼本土派將矛頭指向華商,與特朗普、UKIP、馬琳勒龐等的崛起,隱隱然有某種共性。

上述西方例子的本土派或多或少針對穆斯林,「印尼本土派」在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則反過來打著「捍衛伊斯蘭」的旗號,通過強化宗教,打壓他者。例如Bachtiar Nasir呼籲實行更嚴厲的酒精管制,強化推行伊斯蘭律法,這些除了有宗教意味,對自由主義、多元主義、乃至(西方社會定義的)法治精神,都有直接衝擊,亦為印尼的「全球人口最多的世俗化伊斯蘭國家」身份,蒙上陰影。土耳其強人埃爾多安近年的所為,說起來,有點異曲同工;同時印尼鄰國汶萊近年越來越伊斯蘭化,馬來西亞有幾個邦亦復如是。假如他們為了加強「國際說服力」,和其他激進伊斯蘭勢力串連,以對政府施壓,「伊斯蘭國際本土派」成了一個範式,就隨時可以在其他國家被借用,恐怕後患無窮。

小詞典:National Movement to Safeguard the Fatwas of the Indonesian Ulemas Council (GNPF-MUI)

目前活躍印尼的保守伊斯蘭組織,由Bachtiar Nasir去年創立,旨在攻擊鐘萬學、維護印尼伊斯蘭教傳統精神。組織傾向支持印守派政客Prabowo Subianto,後者在2014年總統大選負於維多多,很可能在2019年大選捲土重來。

2017年5月29日星期一

「伊斯蘭國」:日本學者眼中的「後現代戰爭」

近年日本學者對中東的關注持續增加,一來因為日本人質成為了「伊斯蘭國」(IS)的受害者,二來日本的西進野心在安倍任內再次顯現,令中東研究出現了別樹一幟的「日本學派」,大家也得以用有別於歐美敍述的東方視角,來理解錯綜複雜的中東問題。近日出版的《伊斯蘭的悲劇》,正是這樣的代表作。作者山內昌之是日本著名歷史學者,現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明治大學特任教授,專研中東與國際關係史。

山內昌之從IS入手,卻把問題置於更廣闊的伊斯蘭教派紛爭、中東地緣格局, 乃至當代國際關係史的視野加以考察。在本書開篇,山內提出兩個統攝全書的概念──「後現代戰爭」及「中東複合危機」。

這位日本學者認為,假如二戰以來的「現代戰爭」,是指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利益衝突,IS引發的戰爭,則明顯帶有「後現代」意味。IS主張建立復古的「哈里發國」(Caliphate),從理念上完全否定了「民族國家」、「自由人權」、「公民社會」等現代政治元素,轉而回到了「前現代」的政教合一統治方式。此所以IS根本不在乎別的國家承認,也不理會什麼聯合國、什麼主權國家原則,這和任何被視為恐怖主義的國家都有根本不同,因為IS雖然強調「國」,卻根本不是現代意義的「國家」。

然而,若大家以「聖戰」或「反十字軍」等中古時期的概念,來理解二十一世紀的IS,卻又會有失偏頗。IS殘殺的對象,不僅有種種異教徒,還有其他伊斯蘭教分支的信徒;雖然IS號稱要在敍利亞與伊拉克邊境建國,但它策劃的恐怖襲擊遍及全球。這都說明IS的宗教宣傳、地域宣傳不過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終極目的。至於IS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卻可能相當虛無,亦不以建設為目的,也因此沒有什麼踩停的空間,這也符合後現代主義的根本理念。

與此同時,「伊斯蘭國」在宣傳極端思想、執行恐怖襲擊時採取的手段,遠超不少當代國家的執行力,結果對傳統國家形成了「不對稱戰爭」。例如在互聯網空間,「伊斯蘭國」通過社交平台、博客等渠道傳播極端思想,覆蓋對像不僅有穆斯林,更包括不少當代歐美社會,那些精神空虛、前途渺茫的非穆斯林青年,不少就這樣被吸引。這樣的宣傳效果很驚人,歐美遠赴中東參加「聖戰」,或就地發動獨狼式恐襲的,大有人在。由「伊斯蘭國」總部策劃,在歐美、東南亞等國實行的恐怖襲擊,已經越來越專業,更多時候是由當地極少數「獨狼式恐怖分子」自行組織,隨後「伊斯蘭國」再出面認領「戰果」,更與傳統意義上的恐怖襲擊迥異。

日本學者能看出上述特徵,和日本的近代歷史,其實也不無關連。冷戰期間,日本也一度興起激進主義,日本赤軍和中東恐怖份子有不少練習,赤軍頭面人物更有落腳中東的例子,雖然和今日「伊斯蘭國」不可同日而語,但同樣屬於不以「現代戰爭」為綱領的國際行動。

「中東複合危機」

山內昌之的另一個概念是「中東複合危機」。如果「伊斯蘭國」僅僅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武裝集團,那麼中東局勢,還不至於像今日一般頭痛。然而如今中東牽涉到不同教派紛爭、大國角力,就不是單純的宗教戰爭、代理人戰爭可概括,必須視為一個整體分析。隨著阿拉伯之春、「伊斯蘭國」崛起,舊中東地區秩序已經崩潰,而新秩序尚未建立,這才是「復合危機」的本質,具體包括四大主軸:

1. 以伊拉克、敘利亞為核心的中東「現代國家」和國境線已經瓦解,「伊斯蘭國」、庫爾德人、遜尼派與什葉派等團體的爭鬥,紛紛無視國境線之存在。在喪失了對國境與領土的管控之後,伊拉克、敘利亞等國,也就與失敗國家無異。
2. 中東、西亞強國如沙特、土耳其、伊朗等,都在亂局中尋覓機會,拓展自己的影響力,但它們彼此的利益衝突也日益明顯,令本來有望壓制激進主義、穩定中東局勢的合作變得不可能。如土耳其以反恐之名行事,卻意在打擊庫爾德勢力;伊朗積極與阿薩德政府互動,則是要強化對以色列的戰略威脅;沙特出兵也門,卻是為了成為遜尼派龍頭,平衡伊朗為首的什葉派擴張。
3. 域外大國俄羅斯對中東的干涉,令「伊斯蘭國」危機在地緣戰略層面進一步擴大,也牽引出美國的整體戰略部署,甚至出現當年冷戰的影子。
4. 在地區秩序崩潰的環境中,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對週邊地區的衝擊,都被無限放大,從而成為歐美國家、乃至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被難民潮和恐襲雙重夾擊的歐洲,就成為中東亂局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山內昌之特別提及「中東複合危機」對中國的挑戰。他認為在對內方面,新疆穆斯林社群內部,一直存在對北京高壓治理、強制同化政策的不滿,因此在「伊斯蘭國」打輿論戰時,新疆穆斯林難免受鼓動,讓中國穩定蒙上陰影。對外方面,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海外石油資源的依賴有增無減,中東、中亞,就是中國海外能源輸送的命脈,如果亂局持續,中國的能源戰略必受衝擊。

然而,由於「中東複合危機」過於複雜,任何一條副軸,都會牽一髮動全身,中國又沒有信心能妥善處理,恐怕始終只能承擔邊緣角色。中國以維穩為第一要務,最擔心幹預外部事務弄巧反拙;同時要推動「一帶一路」,卻又必須有一個安全穩定的西部環境,製造投資基建的潛在回報。一個可能的副作用,就是中國不得不更緊密參與中東事務,但未能達到目的,同時卻被捲入其中,不能自拔,就像今天美國那樣。那時候,「中國問題」也許會成為「中東複合危機」的第五主軸,一切只會更剪不斷,理還亂。

小詞典:日本赤軍

日本老牌恐怖組織,成立於1969年,分裂自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與六十年代日本左翼學運頗有淵源。日本赤軍有不同派系,但都主張通過武力落實「世界人民大團結」,長期活躍中東,更於1972年襲擊以色列機場,震驚世界。領導人重信房子後來流亡中東,最終回到日本被判刑。

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

薩克島:500人的高度自治

筆者之前在ViuTV的節目介紹過,英國皇家屬地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中,根西行政區(Bailiwick of Guernsey)轄下的薩克島(Sark),被稱為「當代歐洲最後一個封建社會」。事實上,薩克島的皇家屬地身份並非依附於根西行政區,而是在伊利沙伯一世時期,貴族卡特里特(Hellier de Carteret)驅逐海盜有功,獲封爵賞賜而成為薩克島領主。1565年以來,薩克島的封建制度幾乎沒有變動,甚至沒有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這個小島雖然只有500人居住,卻自成天地,島上還有領主(Seigneur)、佃農等概念,如何保留千年傳統,值得深思。

根據薩克島的封建制度,領主處於「高度自治」體系頂端,擁有由40名佃農組成的私人武裝;薩克島的地主們向領主及女皇効忠,因此獲得擁有土地的權利,並向領主交租。

此外,薩克島有總管(Seneschal)這一源自中世紀的職位,作為薩克島議會(Chief Pleas)的代表,十七世紀後更擔任島上法官。薩克島議會由佃農、地主代表組成,成員由領主委任,沒有什麼民主成分可言。然而,考慮到島上只有極少人,以及議會議席的數目,所有勢力都有代表在議會,並非難事。

有封建特色的民主化

由此可見,薩克島的封建制度是以領主為核心,島上法例也繼承了歷代領主的管治遺產,自成一派。例如時至今天,薩克島依舊禁止汽車通行,交通工具只有馬車與單車;島上治安、消防、救護工作皆無常設崗位,而是島民以志願者形式自治。薩克島沿用根西行政區的刑法,但這是由薩克島授權,所以形式上依然算是薩克島在行使自治權。在每一宗刑事案中,理論上,薩克島議會都有重新「釋法」的權力。雖然薩克島不能與國際社會成員「建交」及無力負擔防務,但在內政方面,依舊是孤懸塵世之外的桃花源。

這套算是行之有效的封建制度,直到1993年,才真正受到現代社會衝擊。當年,英國富商巴克萊(Barclay)兄弟購入薩克島附近的離島布雷克舒島(Brecqhou),根據薩克島法律,2人須向薩克島領主、而非英國政府繳交高額地稅。對此安排不滿的巴克萊兄弟向英國法院申訴,並贏得訴訟,迫使薩克島修改相關法律條文。

自此,薩克島上出現改革呼聲,不少人意識到不可能永遠維持昔日制度,加上封建制度過份保護既得利益,對新移民毫無保障,而願意留下小島的又大多是老弱婦孺,也令島內生態逐漸失衡,甚至有種種有趣傳言出現,在此不贅。2008年,薩克島議會決定全面改革,改為由28個民選代表組成,是為「有封建特色的民主化」。不過薩克島的封建體制並未終結:目前第22任領主Michael Beaumont雖然不得向島民徵收地租,但可以接受通過薩克島稅收支付的2萬8千歐元「年俸」,並可以將之作為遺產承傳。對居民而言,領主依然是一切活動的中心,假如缺乏了核心,小島也彷彿失去靈魂。英國王室自然是另一個精神核心:一些薩克島人言之鑿鑿告訴我們,假如英國推翻君主制,王室依然可以來到薩克島管治,他們「無任歡迎」。

薩克島的經濟運作,也有不少可塑性。作為世上唯一有人類聚居、而又可以裸眼觀星的地方,近年薩克島吸引了大批觀星愛好者,旅遊業成了一大經濟支柱,而有意購買島上物業的外人,也有種種潛規則可跟隨。不過薩克島只有兩座旅館、數間小型客棧,因此人流控制得很好,居民也不會為了多掙幾個錢,而改變規律。薩克島也有獨立稅務體系,島上不設所得稅、增值稅,對進口貨物和遊客徵收一定稅款。和香港的新界原居民相比,薩克島原住民同樣享有不少特權,也有不少灰色地帶的實惠,例如以薩克島民身份當離岸公司董事,但由於人口太少,對英國而言,不會構成太大的漏洞,一切也就被默許下去。小國寡民,畢竟有其吸引之處,遠方的人,卻是可望不可即了。

小詞典:Seigneur

「Seigneur」一詞源於法語,意指「領主」,稱呼從王室獲得封地的貴族。領主對其封地(即中世紀的「采邑」)事務具獨立控制權,包括各項行政、司法和財政權力。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不再實行封建制,「Seigneur」一詞也不再被法國社會廣泛使用,卻在法國對岸的海峽群島保留下來了。

2017年5月25日星期四

蘇格蘭二次公投 能獨立成功嗎?

英國將於6月提前舉行大選,已經出現不少骨牌效應。除了對脫歐進程有直接影響,另一個連鎖效應,就是蘇格蘭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的呼聲再度高漲。

蘇格蘭獨立思潮久已有之,2012年,蘇格蘭與倫敦訂立《愛丁堡協議》(Edinburgh Agreement),規定英國政府把「允許就蘇格蘭獨立問題舉行具法律效力的公投」的決定權,從國會暫時轉移至蘇格蘭議會。蘇格蘭議會從而通過《2013公投法》,在2014年舉行首次獨立公投。須注意的是,公投結束後,這一「具法律效力的獨立公投許可權」,就自動從蘇格蘭議會回到英國國會。

英國投票脫歐時,蘇格蘭民意大比例支持留歐,蘇格蘭民族黨(SNP)領袖、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Nicola Sturgeon)之後提出,有必要進行第二次獨立公投,以確保在英國正式脫歐之際,蘇格蘭人民的意志與利益不會受損。在聲明中,她希望與英國政府達成新協議,因為目前蘇格蘭議會並沒有法理基礎,去推動另一場具法律效力的獨立公投。文翠珊啟動脫歐條款前一天,蘇格蘭議會以69︰59通過法案,授權施雅晴向倫敦尋求舉行二次公投。對此,文翠珊果斷以「現在不是時候」回應,又以「現時蘇格蘭人民無意尋求獨立」為由,呼籲SNP保持與保守黨政府的團結。

上述說法,曾幾何時也許接近事實。在2014年公投,55.3%蘇格蘭人選擇留在英國;而公投後,時任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保守黨政府釋出善意,進一步擴大蘇格蘭自治權,令SNP倡導的「蘇獨」陷於低潮。2011年,SNP在蘇格蘭議會選舉中,於129席中贏得69席而成為多數黨,但在去年5月的選舉只得63席,雖然依然是最大黨,但已失去了過半多數。

英國脫歐後,SNP 卻得到新潛能。過去 SNP 只能主打民族主義,現在卻可以把實際利益與獨立掛鉤,從而團結堅定民族主義者和留歐派。SNP希望將這次全國大選視為「變相公投」,每一張支持 SNP 議員的選票,都被當作「支持獨立」。在2015年英國國會大選,SNP 得到59個蘇格蘭議席中的56個,今次拿下過半數議席,相信不成疑問,也就是說選舉後蘇格蘭舉行公投的呼聲,很可能更強。

不過「蘇格蘭獨立」和「蘇格蘭留歐」,究竟有多一致?蘇格蘭境內的留歐派,究竟有多少會轉變為獨立派?這卻是誰也說不準的。根據今年3月民調,仍有53%蘇格蘭人拒絕獨立;而希望留在歐洲的動機,特別是歐盟的種種優惠,卻不一定能通過獨立獲得。諷刺的是,「歐盟不一定讓蘇格蘭迅速加入」,正是上次公投時,不少人反對獨立的理據。同樣諷刺的是,SNP在脫歐公投時,被批評沒有認真動員反脫歐的民意,否則英國可能連脫歐也不成功。雖然時移勢易,歐盟和英國已成對手,蘇格蘭一旦獨立的歐洲之路,似乎平坦了不少,但蘇格蘭畢竟不同有歐盟成員國愛爾蘭為憑藉的北愛爾蘭,變數依然不少。如何令兩大議題合二為一,就要看SNP未來一個月的操作了。

小詞典:愛丁堡協議(Edinburgh Agreement)

2012年,蘇格蘭與英國政府就蘇格蘭獨立公投達成《愛丁堡協議》,協定獨立公投將具備法理基礎,授權蘇格蘭議會起草,公投亦需要獲得議會、政府和人民充分授權,結果將為各方尊重。協議成為英國內部邦國獨立程序的先例,如果今天蘇格蘭再發起公投,需要重新與英國政府商定類似協議。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

文在寅的「北韓身份認同」

南韓總統朴槿惠下台後,長達九年的保守派政府執政告終,代表自由派的文在寅成為新任總統。他的「北韓身份認同」會怎樣影響南韓外交,格外惹人關注。

支持文在寅的媒體,一直宣傳文在寅「草根出身」,另一方則多番強調他家庭的北韓淵源。文在寅一家是「真・北韓人」,故居是北韓咸鏡南道。韓戰期間,文在寅的父母為逃避戰火,與上萬名北韓難民一起,乘坐美軍艦隻,抵達南韓,在難民營安頓下來。文在寅正是在這樣的環境出生,並自幼從父母口中得知「故鄉」的記憶。

文在寅對北韓的認同、對統一的追求,可謂他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根據文在寅青年時期的軍旅戰友回憶,就算在南韓軍政府極力渲染北韓罪惡、進行戰爭動員期間,文在寅也私下質疑「無條件反對北韓」的政治立場,稱「北韓民眾是無辜的」,「如果南韓傷害了北韓百姓,所謂統一又有何意義?」2004年,文在寅和母親都是兩韓親屬團聚的當事人,當時他首次返回北韓探親。月前他被《東亞日報》記者問及,「如果有水晶球會做什麼」,他的回答也是「向母親展現北韓故鄉的風景」,並稱若統一, 考慮在北韓以律師身份終老云云。

對這位被視為歷來「最親北韓」的總統,南韓民眾卻寄予厚望,首先反映北韓問題於南韓百姓而言,其實絕非如外間理解般被高度關注。文在寅的民望,主要是憑藉自身反對黨的「反財閥」政綱,與及宣洩對朴槿惠「閨蜜門」的不滿,北方金正恩怎麼想、怎麼做,其實大家早已麻木。而且南韓民眾也不是無條件反北韓,不少南韓人和文在寅一樣,依然有家人在北方,他們認為金正恩政權固然邪惡,但北韓人民也是受壓迫的對象,令文在寅的北韓身份認同,並未成為被追擊的對象。

文在寅與前兩任保守派政府的最大差異,在於保守派認為安全問題壓倒一切,在解決問題之前,並無與平壤對話的必要;文在寅則認為拒絕溝通,也不能解決安全危機。因此,文在寅勢必調整南韓外交,已表達了重啟南北聯絡渠道、恢復開城工業區的願望,並表示希望通過人道援助、經濟往來等,增進與北韓接觸,以期在核問題、統一問題上有進展。文在寅並沒有完全反制裁,僅強調「單純制裁無效」,這些姿態,就像金大中、盧武鉉時期的「陽光政策」,只是今日北韓已經成為核國家,「陽光政策」要奏效,只會更難。但外交綱領從來都是循環、鐘擺,「陽光政策」即使不奏效,朴槿惠的「不陽光政策」也不見得奏效,民眾既然沒有期望,也不會太大失望。

另一方面,對朴槿惠政府後期因薩德問題,在中美兩大國之間進退失據,文在寅一直批評不斷。他已經派出特使到北京,就薩德問題和中國磋商,不過截至目前,只強調薩德部署「未經過國會」,卻未明言會撤銷。同時他反覆肯定美韓軍事聯盟的重要性,想不會如菲律賓杜特爾特一般急轉彎。更可能的情況是,文在寅試圖增強南韓自身的國防實力,包括促使美軍移交戰時軍事指揮權、提升自產反導系統戰鬥力等,而接受薩德為既成現實,從而平衡各方利益。北京期望他「撥亂反正」,態度上可能足以交功課,但觸及實質問題,就不容易含混過去了。

小詞典:陽光政策

南韓前總統金大中提出的政策,在盧武鉉時期延續,旨在通過與北韓的積極接觸,維持半島和平、南北和解。陽光政策明言南韓不會容忍來自北韓的武力挑釁,但亦不會主動促進統一,而是尋求雙方合作交流。批評者認為,陽光政策無力遏制北韓研發核武的決心,保守派李明博政府上台後,南韓就放棄了這一策略。

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

另起爐灶:印度版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峰會萬邦來朝,連美國也派代表團參加,「一帶一路」必經大國印度卻公然杯葛,成為一大景觀。官媒對此稱「遺憾」,不過又強調印度缺席不能阻礙「一帶一路」推進。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上任時,一度嘗試對中國虛與委蛇,現在卻把矛盾公開化,一方面固然是對中國轉移國內剩餘產能、輸出基建來控制鄰國的作風充滿警惕;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有同類部署,和中國已成「零和遊戲」格局。因此,我們對「印度版一帶一路」, 也應有所認識。

中國改革開放後,印度逐漸感到經濟壓力。1990年,印度總理拉奧(P. V. Narasimha Rao)推出「東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這可以看作是印度的「一帶」。政策主張對外經濟重心放在東南亞, 開拓當地市場,例如與緬甸軍政府訂立貿易、投資協議,換取國有企業進入緬甸市場、承包基建,同樣模式也被應用在越南、柬埔寨等國。而對泰國、新加坡等經濟發展較好的新興經濟體,印度就與之簽訂自貿協定。

2003年,印度與東盟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達成框架協議,最終在2009年建立「印度──東盟自貿區」。然後印度把目光投向東亞,如台灣、日本、南韓等都是目標。印度又加入了不少亞太合作機制,如東盟區域論壇、東亞峰會等,力爭在區域治理上,與中國處於同一水平。

莫迪上任後,將「東向政策」 升格為「東向行動」(Act East Policy),更注重戰略合作,特別是推出與中國相似的促進區域聯通計劃,以長期合作的緬甸、泰國為跳板,以期和東盟「互聯互通」(這正是「一帶一路」術語)。日本與印度的經貿戰略互動尤其頻繁,雙方不僅堅定支持「自由主義地區秩序」,還簽訂了民用核技術、高鐵、工業園等協議,在軍事演習、防務上都有定期交流。

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後,印度和日本密謀反制,也有了「西進政策」,這可以看作印度的「一路」。2016年,印度和日本推出以聯通「日本-印度洋-非洲」航線為藍圖的「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在這構想中,「民主理念」、「高質量治理」被作為品牌推廣,明顯是針對中國「一帶一路」缺乏價值觀外交、管理質素備受批評等弱點對症下藥。近月印度和日本又倡議「亞非自由走廊」,明顯要以「自由」為幌子,在「西進政策」上與中國打對台。目前「走廊」的項目,包括伊朗查巴哈港(Chabahar)、斯里蘭卡春可馬里港(Trincomalee)、泰緬邊界土瓦深海港(Daweideep)、以及東非一系列港口等,和中國的「一帶一路」短兵相接。

印度「東進」「西進」的背後,指導思想是一個「反圍堵」戰略,假定「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單邊主義,目標是聯合印度鄰國包圍印度,讓印度經濟不能走出區外。例如「一帶一路」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經過喀什米爾,印度視之為巴基斯坦的陰謀;中國在印度洋沿岸港口大興土木,也被印度視為威脅自身的「珍珠鏈」。「一帶一路峰會」召開前夕,印度表示「區域聯通項目應當基於各方對國際準則、法治、開放、公平等理念的共識」,又指相關項目必須尊重有關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稱期待與中國就上述方面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解讀外交語言,其實就是說,中國不應以本傷人,暗示各國不要放棄意識形態,因為這方面印度和日本可以協助完善制度,以彌補資金的不足。其實兩國加在一起,資金也頗為可觀,並非不能競爭。對這些國家而言,有不同選擇,自然可以待價而沽了。

小詞典: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

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提出的方案,目標是加強亞洲基礎建設、「互聯互通」,以亞洲開發銀行為工具,呼籲成員國加強對亞開行的基建項目投入。2016年末,印度總理莫迪訪日,與安倍就這一構想磋商,提出以高質量和民主的治理,推動日本至非洲的沿岸基建互通計劃。

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

特朗普「通俄門」關鍵:普京「大中東戰略」

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解僱FBI局長科米(James Comey),震撼美國政壇,導火線之一,據說是科米調查特朗普團隊的「通俄」行為毫不留手。與此同時,特朗普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洩密」,提供關於「伊斯蘭國」(IS)的機密情報,又惹來廣泛批評。這裏的關鍵,除了美國國內黨爭、意識形態衝突,還涉及俄羅斯中東外交的具體行為:假如俄羅斯對美國果真有奇怪的影響力,或對美國外交籌碼瞭如指掌,後果確實可大可小。為此我們必須對普京的「大中東戰略」全盤掌握,才能明白美國那麼多外交官、情報人員為何對特朗普如此不滿。

目前中東焦點,首推敍利亞戰場。敍利亞與俄羅斯本土相隔遙遠,政治、宗教、戰略環境大異,普京在格魯吉亞、克里米亞等地得心應手,卻不代表在敍利亞有同一優勢。俄羅斯依舊積極介入敍利亞、維護巴沙爾(Bashar al-Assad)政權,首先自然建基於巴沙爾家族的「代理人」身份:早在蘇聯時期,他們就是克里姆林宮的戰略盟友;相反在奧巴馬任內,美國卻在「阿拉伯之春」,拋棄了長期親美的埃及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對親美威權政府帶來極大震動。如今俄羅斯通過挽救巴沙爾政權,展現捍衞盟友的立場,維護了俄羅斯作為大國的戰略信譽,就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

敍利亞的地緣位置,對俄羅斯的軍事利益更是至關重要。1971年,作為對敍利亞外債減免協議的一部分,蘇聯租用了敍利亞港口城市塔爾圖斯(Tartus)的海軍基地。這基地成了蘇聯在地中海唯一有實際控制權的港口,也是蘇聯在中東的槓桿。這一情形,在40多年後的今天依舊沒有改變:俄羅斯在中東的商貿活動、戰略部署,均嚴重依賴這港口;俄羅斯向敍利亞(和地中海其他行動)部署艦隊,也都以塔爾圖斯基地補給支援。不久前,巴沙爾政府除了延長俄羅斯使用基地年限49年,還把這海軍基地範圍的領土主權「轉讓」給俄羅斯,雙方商議了一系列基地擴建升級計劃,包括把目前停泊驅逐艦的港口,升級至可停泊航母的規模。有了塔爾圖斯作為俄羅斯棋子,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優勢就受到有力制衡,例如早前空襲敍利亞政府軍機場,就投鼠忌器。

此外,敘利亞的地理位置,是連接中東天然氣儲備與歐洲天然氣市場的必經之途,這一結構背後,就是巨大的利益。憑能源業支撐經濟的俄羅斯,自不會視而不見。如果俄羅斯能控制這一管道,克里姆林宮就多了和歐洲討價還價的籌碼。俄羅斯、敘利亞、伊朗正計劃聯合修建中東向歐洲供應天然氣的管道,抗衡親西方國家卡塔爾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計劃,這就要求敘利亞不僅有穩定環境,更要有親俄政權。假如歐洲要依賴俄羅斯-伊朗-敘利亞能源管道,美國多年建立的中東能源網絡,就會被廢掉一半武功,而俄羅斯對歐洲的影響力,正與日俱增。

當然,普京的「大中東戰略」不限於敘利亞一國,另一個關鍵槓桿,就是剛經過選舉洗禮的伊朗。伊朗核危機解決、制裁被取消後,在中東的影響力日趨擴大:目前伊朗是阿薩德政權的最重要區內盟友,伊朗武裝力量頻頻捲入其他戰爭,如也門、伊拉克、黎巴嫩等。俄羅斯今年顯著加強與伊朗戰略配合,雙方都希望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除了展開能源合作,伊朗也允許俄羅斯戰略轟炸機使用境內機場。早前美軍空襲敘利亞後,普京第一時間與伊朗領導人通電,可見兩國的「戰略性夥伴」關係;而特朗普對伊朗的態度遠比奧巴馬強硬,無形中卻是把伊朗推給俄羅斯,同時伊朗畢竟又已被「放生」,這些都正中普京下懷。

當俄羅斯的區域影響力增加,主動投靠的區域強國也開始出現,例如土耳其。一直以來,土耳其都要求阿薩德下台,去年曾擊落短暫進入領空的俄羅斯軍機,長期是北約看管俄羅斯的第一線。不過隨著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大權獨攬,和西方關係變差,土耳其對俄羅斯的態度卻逐漸緩和,除了就擊落俄機事件道歉,也希望和俄羅斯改善關係。普京一方面拉攏埃爾多安,另一方面卻與土耳其的眼中釘、庫爾德武裝接觸,例如早前俄羅斯促成敘利亞各方和談,就表示考慮在敘利亞境內成立庫爾德人自治區,令土耳其有求於莫斯科的地方更多。此外,連美國在中東、阿拉伯地區的堅定盟友如以色列、沙特、埃及等,都在去年至今加強了和俄羅斯的聯繫,敘利亞、經貿、軍售都是普京的王牌,可以說美國能提供的,俄方都不落人後。美國情報人員一直不滿俄羅斯以「打擊伊斯蘭國」之名,不斷拓展勢力,特朗普這時候卻向俄方提供「伊斯蘭國」機密情報,其敏感性,可想而知。

總之,俄羅斯在中東部署的終極目標,就是試圖取代美國、或最低限度平衡美國,成為中東各方勢力之間的「離岸平衡者」。普京種種行為,除了展現俄羅斯作為大國的存在感,更有實質地緣政治、軍事、經濟利益;相反美國在中東的具體利益,隨著對中東能源需求減少、軍事開支居高不下,卻不一定十分實在。美國成為中東幕後操盤人,其實並非必然:地理上相隔十萬八千里,宗教上容易惹禍上身,經濟上也不存在類似「一帶一路」的大手筆,只是昔日冷戰加上石油戰爭,才承擔了上述功能。時移勢易,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是主張美國部份「交出」各地造王者身份,讓其他國家承擔更多義務和責任,從而把資源投放在更適當地方。假如上述思維變成具體政策,第一個無任歡迎的,正是俄羅斯。

特朗普團隊「通俄」的內情被調查中,我們也難以相信,他會因為個人企業利益,而成為「美姦」;依靠俄羅斯黑客勝出選舉一說,也似乎被無限誇大。但特朗普作為外交門外漢,地緣政治的知識和邏輯,自然不是KGB出身的普京對手。假如他衷心希望通過和俄方「加強溝通」,作為自己和國內外對手討價還價、加強槓桿的籌碼,這自然是生意人經營之道,卻很可能被對方將計就計、乘虛而入,從而製定針對性部署,而這邊廂,依然可能被蒙在鼓裏。「通俄門」的核心問題,全在於此。

小詞典:庫茲涅佐夫號航母

俄羅斯海軍北方艦隊航母,亦是今天俄羅斯唯一一艘航空母艦。2016年10月,該艦南下至地中海,參與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軍事活動。西方普遍認為該艦裝備相對落後、故障不斷,象徵俄羅斯軍力下滑;但較美國航母依賴艦載機的特點,庫茲涅佐夫號本身的攻防實力還是頗為可觀,是不可忽視的戰鬥力量。

2017年5月20日星期六

從67少年犯到搭通中法商機生意人

在香港,有不少企業和個人利用香港獨特優勢積極促進香港和內地與國際社會在各層面的互動,而楊先生,筆名石中英,就是其中一位傳奇人物。他近日因為「1967少年犯」的身份而廣為人知,其實他的下半生生活更精采。他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着力把中國與國際商業市場連接起來,由開始對顯像管一竅不通到成為一間法國大企業的中國合作夥伴,到打造了全球最後一家彩管廠(印度控股,中國生產)。同時,他亦是法國企業進入中國的先驅,促成中資機構與國際性公司的大規模合作,在不少國家,如美國、意大利甚至中東國家都有其生意蹤跡。相信楊先生定能為我們剖析他如何開展與法國大企業的合作,並如何連接中國及國際商業市場,以及如何利用全球視野拓展商機。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楊先生(Yeung, Y)

整理:張伊婷

S: 你在法國經商多年,與法國人合作關係感覺怎樣?

Y: 我喜歡和法國人做生意,因為覺得彼此個性相近,吊兒郎當、有點天才、喜歡浪漫,還不太受管束。相比之下,就不太喜歡和英國人打交道,但和法國人合作實在開心。

S: 你最初如何與法國人合作,並取得他們信任?

Y: 說來話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適逢中國改革開放,法國很多中小企業希望到中國發展。我當時還未下海從商,而工作的單位和國內關係相當好。我曾帶領當時法國工業部派出的十多位官員到內地尋找合作機會,結果他們做成很多生意,其中包括果汁和葡萄酒生產線等等。我甚至替他們把法國葡萄苗無償送到新疆改良品種,這些都是我慶幸做過的事,合作的故事也就這樣開始。

S: 當時他們有不少商業夥伴可作選擇,你有什麼獨特之處令他們垂青?

Y: 大概在1988年,我和一班朋友合作做生意,也與國內一些城市,如佛山,建立密切的關係。因緣際會下,佛山市政府突然給了我們一張手寫清單,希望找幾樣二手設備,其中一樣就是顯像管生產線(Color Picture Tube)。當時,我連什麼是顯像管都不知道,只想到需要這樣東西,當然要在全世界尋找。1986至1987年期間,我在法國塞納河岸邊協助興建第一間中國政府有份投資的酒店,叫作粵海酒店,酒店土地由希拉克(當時是法國總理)批出,那個項目歷時數年,也取得成功。那時,聘請了一位越南裔法籍華人為經理,所以便透過他能替我們物色生產線,他很快聯絡了一間法國國營公司Thomson,並在里昂找到一條二手生產線。這條生產線是美國與法國政府合作研發的RCA技術,而公司也簽了一個Letter of Intent(意向書)把生產線賣給當年的蘇聯政府,可是交易因法國政府不滿是用天然氣的「易貨貿易」而接近告吹。

顯像管是生產電視機的關鍵技術,佔電視機成本70%,這引起內地政府的注意,於是,我們組織了佛山政府的負責人到里昂參觀它的生產。另外,也協助一行6人的法國團隊到佛山商談。經過5日5夜不眠不休的商談,最後大家簽了合約。這是我第一次和法國公司合作,而該公司更有法國政府的背景。

當時簽訂的合約價值大概2.2億法郎,對於當時還沒有太多外滙儲備的中國政府而言,這是個天文數字,而投資廠的配套更達幾十億元人民幣。因此,法國人也為交易成功而感到驚訝。也就是這樣,我就進入了這個顯像管行業,還得到了法國人的信任。

S: 你多年來與法國人合作,當中如何相處?

Y: 法國官員的處事模式與中國官員一本正經的模式完全不同。八十年代初,跟法國工業部官員談生意,情況很輕鬆,就像玩耍一樣,當時我甫下機便有人開車接送,接着有人跟我說那司機配了槍。在路上司機又忽然把一個警笛放到車頂,汽車一路疾馳,到了酒店大門,工業部的人走過來說:「Raymond,不要下車。」之後親自給我開車門,全酒店的人都看着我。我問他們玩什麼花樣,他們說要讓人知道一個中國人來到,我們會有多重視。他們從沒有什麼架子,反正就是好玩。我們整群人都在一個「玩」的狀態,並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會面。後來,我促成了TCL(TCL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和Thomson的合資交易,打造了當時全球最大的顯像管電視機公司。

跟法國人做生意最好玩

2003年,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到法國進行第一次國事訪問,並被邀參加G8會議。他坐船從瑞士去到法國依雲(Evian)會見法國總統希拉克。在會面後6個小時,我收到Thomson行政總裁來電說:請你告訴中國政府有關人士,包括市長等等,我們的總統希拉克已知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法國有意在來年與中國進行兩個合作項目,第一項是TCL和Thomson的合資,共同打造全世界最大型的公司,並讓中方控股;第二項就是佛山合資的彩管廠,並計劃收購東莞一個彩管廠,打造成為一間廣東省最大型的大屏幕彩管製造公司。」他們很隨意地轉達相關訊息,而我立即將這個口信通知了廣東省省長、惠州TCL和佛山、東莞市市長等。他們顯然認真得多,說︰「原來法國總統跟我們國家主席這樣說。」數天後,「紅頭文件」(權力機關正式批文)就下來了。這時我就意識到事關重要,由一位國家總統告知一位國家主席,你說不重要嗎?由此可見,兩種文化大有不同,法國人行事作風感覺隨意,反而中國人則是神色凝重看待事件。這是前10年全世界第一個,亦是最大規模的中資機構與國際性公司的合作,打造中資控股的跨國電子巨人。

S: 除了法國公司外,你也與一些英美公司有貿易合作。你如何在國際社會尋找商機?

Y: 不少人以為我只和法國公司做生意,其實我與美國公司的商業關係也十分密切。八十年代,Thomson與美國通用電氣達成交易,通用電氣取得醫療設備生意,並把顯像管和音響等賣給Thomson公司。因此,我們在1992年也開始與美國公司有生意往來,包括GE-RCA的專利到中國的授權。除此之外,我亦成為泰國王室的顯像管總代理商,把泰國的顯像管賣至墨西哥。墨西哥和美國簽署北美貿易協定,使墨西哥的產品低稅甚至免稅的方式賣至美國。於是,我便看準其中的商機,把泰國王室的顯像管賣到墨西哥,在當地加工後再賣至美國。我也在國與國的技術轉移中發現商機。當年因西歐的工業品製造成本上升,很多企業遷至南歐地區,其中法國的顯像管生產線亦轉移意大利。我亦在當地接受每年3個星期的培訓,並有幸把這個意大利的合作機會(在與法國公司合資前)帶回中國。九十年代時意大利出口近500萬支大型顯像管到中國,交易總額就近10億美元。如此高額的科技電子器材交易在意大利是絕無僅有的。我很高興自己能在全球化中看準商機,同時亦促成多地的貿易合作。所以,除視自己為中國建設者外,亦自以為是世界公民。

1967五十週年:回顧香港的越戰史

今年是香港「六七暴動」(或當事人口中的「反英抗暴」)五十週年,它與文化大革命、香港地下黨、港英殖民政策等的互動關係,早已被不少學者研究。但要理解當時的大環境,其實不能抽空而談,整個冷戰的時代背景同樣十分重要。今天的新一代香港人難以想像,曾幾何時,香港和真正「熱戰」的戰場距離相當近:1967年,正是越戰的高峰期,而回顧當時的香港報紙,經常以越戰為頭條新聞,充滿國際視野之餘,也潛移默化的,讓不少讀者代入世界二元鬥爭的大格局,乃至不能自拔。

越戰是美國和越南共產黨的戰爭,但香港並非完全的旁觀者,而有其獨特角色。為了維持大量美軍在惡劣戰爭環境的長期戰鬥力,美軍自然需要在戰場的周邊地區尋求補給。英國治下的香港,既有美國軍艦泊岸的傳統,又有美英冷戰同盟庇蔭,自然成了美軍中途停靠、補給的首選之一。根據美國海軍歷史檔案,在整個越戰期間,美軍參戰航母停靠維多利亞港的次數,高達86次;作為對比,停靠新加坡港口的次數,僅為30次。每次美軍到港,都運載一批從越戰戰場退下的美軍「修整復原」(rest and recuperation,R&R),以期士兵短期內養精蓄銳,重回戰場。在1965-1970年越戰高峰期,香港每年迎接約20萬名美國陸軍、海軍人員前來「休假」,實在是美軍的大後方。英國政府對美軍赴港全力支持,但因為要保留香港的緣故,對中共政權的態度,也遠比華府的態度友好;至於越共背後,自然有中共的身影。所以,香港也可以說捲入一場代理人戰爭,只是得到風眼中的平靜。

除了提供香港作為軍事補給外,英國也因應自身的殖民經驗,為美國提供了眾多有用情報和訓練。話說越南戰區多為山區,以游擊戰為主,美軍和南越政府軍都缺乏反游擊戰經驗,就向英國求助。英軍將領Robert Thompson曾參與在馬來半島的殖民管治,有12年反游擊、平叛經驗,1961年應南越政府邀請,組建「英國駐南越顧問團」這非官方戰略顧問組織,為制定反游擊計劃,並為美軍培訓。1962年,一批英軍以「平民」身份加入美軍部隊,前往越南,為當地「真.美軍」提供戰術支援。英國還利用香港的情報站,為美軍提供情報,並從香港派遣軍機,為美軍空投作戰武裝和補給。以今天角度而言,這是否不宣而戰,已難釐清。

那些訪港美軍,對香港的經濟社會氛圍,造成了極深遠影響。當時香港雖然是相對繁榮的殖民地,但經濟尚未騰飛,尤其是華人社會中下層民眾的收入有限。為數眾多的美軍在灣仔、尖沙嘴一帶活動,他們的娛樂、消費,就成為當時香港經濟命脈,酒吧、市集、餐廳等,圍繞美軍艦隻停泊地周邊展開,香港居民獲得可觀收入,甚至有港人通過「美軍周邊產業」致富。灣仔分域碼頭附近的酒吧,歷盡風雨,不少依然存在,甚至有當年服務過美軍的女郎依舊工作,只是換了崗位。她們的口述歷史,足以成為冷戰史的寶庫。

但與此同時,美軍喧鬧、粗獷的生活作風,也與當時香港樸素的氣氛格格不入,《蘇絲黃的世界》成了西方認識香港的窗口,令不少華人不是味兒。加上港人與美軍發生的矛盾爭執,報紙時有報導,雖然程度不如今天的駐沖繩、南韓美軍,但本質上並無分別。加上越戰本身的正當性,在當時全球也存在爭議,香港左派人士尤其對之抨擊。當時的香港左派具有道德高地,在民間的影響力不能低估,這也是港人愛國意識的一個顯現。至於多少民間情緒是借題發揮,成了六七的遠因之一,則尚待研究。

六七期間,據筆者曾接觸的示威者所言,除了「反英抗暴」,也有學生提過要一併反越戰,而這可是當時世界各地「進步青年」的共同口號,可算是一個全球運動。香港學生想到這些,好不為奇。不過最終六七搞手為免「模糊焦點」,還是聚焦在英國殖民活動。港英政府為免刺激民眾,據後來解密的檔案顯示,也曾囑咐駐越美軍在群眾運動高漲期間避免來港,以免給人口實,或令局勢進一步國際化、複雜化。有趣的是,當北京明確表態不考慮提前收回香港,群眾快要偃旗息鼓時,檔案又顯示港英專門邀請駐越美軍重來,除了是間接、迂迴的「砲艦政策」,也是對形勢完全掌握的自信顯現。

越戰之後:當越南人融入香港社會

香港下一次大規模與越南發生聯繫,也是和越戰有關,不過是在戰場之外。1970年代中期,越戰接近尾聲、共產政權即將全面統治越南之際,不少對越共心懷恐懼的越南人出走他國,乘船循海路前往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以「難民」身份尋求庇護。1975年5月,首批3000多名越南人乘船抵港,當時港英政府歲宣佈他們為非法移民,但仍准許短期逗留,並聯繫聯合國難民署,通過後者協調,一年後將他們重置於美國、澳洲、德國、法國等地。

有見港英態度寬容,西貢陷落後,越來越多越南人專門挑選香港來逃難。越南人來港的高峰是1979年,當年越共政府對國內展開種族清洗,大批驅逐越南華裔,但鄰近越南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紛紛拒絕接受入境或登陸,只有港英政府宣佈「第一收容港」政策,亦即理論上不會驅逐抵境的難民(或疑似難民),還准許他們在香港尋求工作。消息傳開,香港瞬間成為越南人眼中的天堂,1979年一年內,就有超過6萬8千名越南人赴港尋求庇護。在隨後十多年,不斷有越南人湧入香港。據不完全統計,越戰後,香港共接納了近二十萬名越南難民(或疑似難民),在1989年前,每天都迎接超過300名新來越南人。

龐大的新人口、臨時人口,自然為香港社會治理和資源分配造成了壓力。1982年起,港英政府將難民集中安置,在深水埗、屯門等地設立難民營,但並不受本地居民歡迎,港人與越南人的衝突越來越多,情況雖然不可以和歐洲廣泛接收穆斯林難民後相提並論,但本質也有可比之處。另一方面,越南國內情況也開始穩定下來,要逃離的已逃得八八九九,剩下來要走的已經是變相移民了。結果,港英政府終於收緊難民政策,只接納政治難民,而把「船民」遣返。這一遣返過程持續至香港回歸,「第一收容港」政策也在1998年取消。

對那些留在香港的越南人,香港政府主張他們積極融入,不少越南人與本地社群聯姻,後代入讀本地學校。2000年,香港政府關閉了最後一個難民營,並向剩下的越南難民發佈身份證,標誌著越南難民潮正式落幕。然而對越南共產政權的仇恨,依然主宰部份在港越南人的思維,反而越南本地人已經變得非常務實,還和昔日的仇敵美國建立夥伴關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但香港和越南這一頁,是不能忘懷的。

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

新泰王祖先:從泰國二戰博弈談起

新任泰王登基,公眾形象甚差而奉行「威權」治國,日後定有機會詳談,暫且不贅。值得談的反而是大家對泰國「和平友善」的認知,其實跟歷史上的泰國形象頗為不同。泰國王室從來就是充滿陰謀傳聞的家族,其不透明程度遠超今天的日本皇室。在區域層面,泰國也並非很愛好和平的國家,二戰期間的爭議歷史,令現今泰國依然有不少納粹擺設,堂而皇之在公共空間陳列理論,更不用說泰國較中國更早擁有航空母艦,炫耀心態不遑多讓。新泰王的行為,不過繼承了國家傳統罷。

在三十年代,時任泰國陸軍副總司令、國防部長的頌堪(Plaek Phibunsongkhram)就任泰國首相,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可謂現今軍人干政的典型。頌堪是意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崇拜者,治下的泰國日益法西斯化,不僅實施軍政獨裁,還通過教育、文化宣傳等方式,大興民族主義。

日本在東亞、東南亞戰場發動全面攻勢前夕,泰國對外宣稱保持中立;日本要求泰方為日軍入侵緬甸、馬來亞提供行軍通道,泰國最初不回應,結果日軍在1941年12月8日進入泰國。泰軍曾稍作抵抗,但迅速妥協,雙方訂立全面合作協議,日本對泰國境內軍事、經濟資源擁有完全使用權。自此,泰國實際成了日本軍事侵略的大後方。

朝野「兩邊下注」

然而,泰國的自主性依然頗高,並非純粹的傀儡國家。例如日本召開「大東亞會議」,頌堪拒絕出席,僅派外交官韋他亞功(Wan Waithayakon)代表,以強調泰國與汪精衛政權不同。泰國自認與日本是「合作」關係,也要有利所圖,從日本獲得的一大回報,即北方四邦:這區域歷史上曾是暹羅領土,在1909年《英國──暹羅條約》(Anglo-Siamese Treaty)內,英國侵佔了吉打州(Kedah)等4個暹羅南端州份,將之劃入英屬馬來亞。日軍入侵馬來亞後,把該4個州份交還泰國,這在曼谷眼中是「收復失地」,大振民族士氣。泰國在二戰還參與日本侵緬戰爭,乘機侵佔了部分緬甸、寮國、柬埔寨英法殖民地的領土,就像匈牙利等歐洲的納粹附庸國那樣,藉機擴張。

隨著二戰後期軸心國逐漸失勢,頌堪開始疏遠日本,泰國內部和海外泰人反日、反頌堪的抵抗運動,也日益壯大。這其實是泰國朝野「兩邊下注」的智慧,一如印度國父之一的保斯雖然與日本合作,但今天依然被印度人歌頌。頌堪曾要向英美宣戰,泰國駐美國大使巴莫拒絕遞交戰書,並在華盛頓成立「自由泰人運動」,進行反日鬥爭。「自由泰人運動」與泰國境內的抵抗組織合作,也得到華盛頓認可,泰國政府在美國的資金,就被歸入「自由泰人運動」名下,免去被充公厄運。1944年,自由泰人運動發動政變,推翻頌堪,戰後宣佈頌堪政權與日本訂立的盟約皆屬非法,拒絕泰國作為「軸心國戰敗方」的身份,正如法國沒有因為維希政權的存在,而成為戰敗國。

當然,除了單純撇清關係,二戰後由文官執政的泰國政府,也對同盟國做出了相當補償,包括歸還二戰期間侵佔的所有領土。只是戰後泰國政府的立場,與頌堪激發的泰民族主義情緒相悖,大大削弱了文官在泰國的聲望和影響力,軍方更尤其不滿。流亡的拉瑪八世在1945年回國繼位,卻迅速死於非命,後來軍方再發動政變,這些都與二戰中各方勢力的角力有關。借古至今,新泰王面對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外國勢力,自己又是白璧無瑕的對立面,種種非常手段,只怕陸續有來。至於代表泰國兩邊下注的另一人,自然是深獲民心的詩琳通公主了。

小詞典:馬來四邦(Si Rat Malai)

馬來西亞與泰國接壤處的吉打州、玻璃市州、吉蘭州、登嘉樓州的統稱。這一區域歷史上本屬暹羅王國,但暹羅為了捍衛獨立,向英殖民者妥協,在1909年將該地區割讓給英屬馬來亞。二戰中日本侵佔馬來半島,將這一地區「歸還」泰國,戰後泰國再次將四州割讓給馬來亞,後成為馬來西亞領土至今。

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

「英國海外領土」:香港回歸後的突破性發展

不久前,在ViuTV的節目到訪了加勒比海蒙塞拉特島(Montserrat),它的身份是英國「海外領地」(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y, BOT),也就是曾幾何時的香港身份(1981年後,香港稱為「Dependent Territory」,這名字在2002年正名為「海外領地」)。目前,英國有14塊海外領地,本來都是殖民地,而在去殖化綱領中,自願以「海外領地」身份保持與英國的聯繫。

英國海外領地共有172.8萬平方公里,較著名的有直布羅陀、福克蘭群島、開曼群島等,聽起來很大,但其中有170.9萬平方公里都是英屬南極領地(British Antarctic Territory),主權歸屬尚有爭議,故此剩下來的只有不足2萬平方公里(相等於約10個香港),人口總共約26萬人,他們即是BOT公民。

BOT公民涵蓋所有BOT,可以經由在BOT的地方出生、世襲繼承、歸化等3種途徑獲得。不同BOT自治政府有權訂立各自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包括在BOT公民之下,劃分各領地的「本土人身份」(Belonger Status)。隨着《1981年英國國籍法案》和《2002年BOT法案》頒布,「BOT公民」與英國本土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加強。

除了「亞克羅提利與德凱利亞英屬基地區」(Sovereign Base Areas of Akrotiri and Dhekelia)之外,其他BOT公民於2002年5月21日起一律自動成為英國公民;之後獲得BOT公民身份的人,亦可以通過登記獲得英國公民身份。這就是香港回歸前千辛萬苦爭取、而絕大多數人不可得的「居英權」。到了香港回歸後,英國才修例,對其他BOT可謂誠意十足;對香港而言,自然是另一回事。

BOT由英國政府的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處理(除了「英屬基地區」歸國防部管轄),實行高度自治,英國政府在六大範疇存有直接「責任」:國防、經濟發展、環境保育、改善治理、促進社群多樣性、增進與世界的聯通。英國海外領土協會(United Kingdom Overseas Territories Association,UKOTA)在倫敦代表BOT的集體利益,英國政府對BOT提供經濟援助,如蒙特塞拉島及聖海倫娜島(Saint Helena),就收到來自英國政府的年度補貼。英國政府還設立針對BOT的基金,如Good Government Fund、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Programme Budget等,這些都是留住BOT的重要誘因。

憲制上看,英女王是各BOT的國家元首,對有常住人口的BOT,總督由女王任命,行使元首職責;對沒有常住人口的BOT,女王任命專員(Commissioner)。BOT總督或專員大多是來自英國本土的退休高級將領或政務官,職責大體是禮儀性的:任命政府官員、保持英國與當地的交流、出席禮節性場合等。BOT都有各自獨立的政府機關和司法體系,有選舉產生的議會和政府(政府首腦經總督任命),獨立制定基於英國普通法的本地法律。尤其在直布羅陀、百慕達等人口較多、歷史悠久的地區,自治系統非常完善。

正因為高度自治的憲制地位,和來自英國的財政、軍事支援,加上要獨立的前殖民地都已經獨立了,這些BOT在過去數十年,一直沒有製造大麻煩,反而很懂得利用自身獨特地位,向不同方向謀利益。BOT的外貿對象除了英國本土、各自的鄰邦,還有歐盟,漁業出口更將歐盟視作第一大目標市場。不少BOT在歐盟國家設有辦事處,開曼群島還接收歐盟的發展援助金。

然而,這些安排全是基於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的前提建立的,因此當英國脫歐,BOT政府都深表憂慮,呼籲英國與歐盟談判時,不可將BOT棄之不顧,這也成了這些BOT數十年來首次認真思考是否要改變身份的契機。然而,除了直布羅陀等歐洲BOT,其他脫離了英國庇蔭,更沒有指望加入歐盟,討價還價空間有限,只能要求強化在英國內部的角色。反而英國逐漸知道如何利用BOT的獨特身份,進入不同區域的國際平台,「一國兩制」對中央的優勢,全在於此。

小詞典:英屬南極領地

英屬南極領地面積達170多萬平方公里,英國在1908年基於對福克蘭群島附近南大西洋的控制,宣佈對這一南極區域擁有主權。二戰期間,英國設立在南大西洋偵測情報的「塔伯倫計劃」,後來演化為「英國南極調查局」,負責英國在南極洲的科研。阿根廷和智利在南極洲聲稱擁有主權的領土範圍,與英屬南極領地有部分重疊。

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

曾俊華能到亞投行工作嗎?AIIB高層的國家博弈

輪加盟成員名單,與加拿大等國,一同成為新一批亞投行會員。香港加入的身份,是作為「非主權地區」,相關規定不少是為台灣度身定制:根據《亞投行協定》第三條第三款,「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 負責的亞投行成員,同意或代其向亞投行提出加入申請」,中國基於這條款為香港申請,而台灣要加入,也要根據同一流程。

香港加入了,在亞投行會扮演甚麼角色?香港金融專才有沒有希望躋身亞投行管理層?談到這問題,不少人聯想到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因為他競選特首期間,就有這樣的傳聞。今年1月,曾俊華辭職、而未獲許可期間,就有「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曾建議推薦曾俊華擔任亞投行副行長之一,唯曾拒絕,不同陣營亦放風「闢謠」,指亞投行高層位置十分有限,香港不可能獲得名額。但這只是針對傳言反駁,卻不說明曾本人對亞投行沒有興趣——特別是沒有說自己落選後,對亞投行沒有興趣。今天一切塵埃落定,回看這樣的傳聞,卻可能是雙贏之選。

亞投行於2016年初正式運作,首任行長是中國資深金融官員金立群,另設五名副行長,負責日常業務。根據亞投行官方文件,管理層任命是根據「公開、透明、擇優」的國際原則招聘,在部長級理事會上討論和任命。不過實際操作的不成文規定,幾乎肯定是按亞投行內部勢力分佈,讓不同地方的代表均衡參與,互相制衡。目前五名副行長包括:

英國前財政部高級官員 Danny Alexander ,同時兼任亞投行 Corporate Secretary ,負責董事會、理事會和管理層內部溝通;
印度前政府官員J.Pandian,同時是亞投行首席投資官;
南韓前產業銀行會長洪起澤,負責財務風險管理;
德國的前世界銀行副行長 Joachimvon Amsberg,負責投資政策和戰略;
印尼前政府官員Luky Eko Wuryanto,負責日常行政事務。
從名單可見,副行長的甄選都是先由各國內部推薦,再進行協商,以求共識。而被代表的國家,都有特殊影響力:英國是 G7 最早加入亞投行的成員,也是亞投行贏得國際認可的關鍵,換取一個副行長,理所當然。印度是亞投行成員中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股東;德國在亞投行出資排第四,也是最大「域外成員國」;南韓出資第五,被樹立為取代日本的樣板;印尼出資第八,居東盟十國之首。這樣的名額,一切有規有矩。

更有趣的博弈,發生在一年前。南韓籍副行長洪起澤捲入國內醜聞,6月申請「離職半年」,最終退出管理層。其後南韓要推薦韓籍官員接任,但中韓關係因薩德驟跌,職位被法國的前亞開行副行長 Thierry de Longuemar 接手,令歐洲佔了亞投行副行長的3/5,反映了中韓交惡的同時,也凸顯了亞投行的國際化。

說了這麼多,關於曾俊華,最直接的問題是:中國可以怎樣利用香港,參加這類大博弈?除了副行長,亞投行的管理層位置眾多,始創階段的編制,彈性必然存在,有更多代表中國、又能兼顧國際化的聲音,必然符合國家利益。對香港整體而言,這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棋子;對內部來看,也是傳遞真正「大和解」、「既往不咎」的訊息。對北京而言,多一個陳馮富珍,總好過多一個陳方安生。

小詞典: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亞洲政府間的金融合作機構,目標是促進亞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組成和運作類似世界銀行,總部位於菲律賓馬尼拉,歷任行長均由日本人擔任,日本持股權和投票權亦是最大,客觀上,就是日本配合美國在世界銀行的亞洲版。亞開行對中國設立亞投行表示歡迎,兩者也在區域投資保持合作關係,但日本國內普遍視亞投行為競爭對手,至今沒有申請加入。

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

由《經濟學人》對「一帶一路」的質疑談起

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峰會」,聲勢浩大,但「一帶一路」進展究竟如何?不久前,《經濟學人》刊文探討「一帶一路」遭遇的阻力,值得北京虛心聆聽。

文章首先認為,「一帶一路」作為對外戰略,依舊停留在口號層面,缺乏具體、專門的政策統籌、執行部門,也就是各部委、企業只是根據自己的既定方略各自為戰,再把一切放在宣傳單張。在地方級別,無論是否直接與「一帶一路」地區掛鉤,每個地方政府,都要展現出積極響應中央號召的姿態,各種與「一帶一路」掛鉤的計劃、項目目不暇接,更不用提央企、民企紛紛打著「一帶一路」旗號,進行市場擴張,但都缺乏統一協調。群龍無首,傳遞的訊息互相衝突,讓外界對中國的政策優先、戰略目標,抱有懷疑和不解。

「一帶一路」有不少項目已經進行,《經濟學人》認為,從商業角度,這些項目的盈利和可持續性,大多堪憂。中國致力於建立橫貫亞歐、深度整合的經濟區,與美國領導的太平洋、大西洋自由貿易區抗衡,但這計劃的經濟效益,卻是一筆糊塗賬。例如「中歐列車」,也就是從江蘇義烏直達倫敦的貨運鐵路,專線物流成本極其高昂,比目前水運線路高出一倍有餘,能創造多少經濟價值?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拓展海外能源、基建市場的重點,包括中亞、中東,但是這些地區不僅經濟制度、經營配套落後,更不乏教派、民族矛盾,內部環境動蕩,投資成本大、風險高,能產生多少持續效益,會否一宗意外就賠掉所有,亦大是疑問。

更重要的是,《經濟學人》認為「一帶一路」海外投資的運作方式,依舊沒有擺脫中國傳統外援模式,即側重「上層路線」,通過發展與當地官員的「關係」,直接從當地政府手中,接過項目。問題是,在東南亞、南亞等新興經濟體,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與日俱增,「一帶一路」牽涉的不只是政府,還有當地民企、社群、NGO 等,後者往往不認同中資的處事方式。從緬甸密松大壩、到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中資遭遇本土反彈、抵制的例子頻生,正是因為中資在項目招標、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程序公平意識,沒有與當地社群充分溝通,自然更談不上有何「企業社會責任」。

上述問題並不隱蔽,本欄也談過多次,但我們至今未看到實質調整,世界各國到北京「萬國來朝」的背後,只是純粹的利益計算,至於他們同時出現的懷疑、不安,自然不會直接反映予中國最高層。說到底,《經濟學人》提出的質疑,都不是不可能解決的,只要國內制度容許某些改革,對外形象,可能就會煥然一新。

小詞典:中歐列車

「一帶一路」重要的鐵路運輸線,起於中國義烏,途徑中亞、歐洲各國,最終穿過英倫海峽隧道,抵達倫敦。路線全程一萬兩千多公里,歷時18天;雖然較海運路線需時更短,但運輸成本很高。目前中國政府對這一線路貨運補貼,但其可持續性,一直受各方質疑。

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

法國大選全球啟示:當「全球派vs本土派」取代「左vs右」

法國大選塵埃落定,中間派候選人馬克龍以66.1%高票當選,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領袖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未能成為「法國特朗普」,但這並不代表「極右」勢力受挫,甚至不代表「極右」的這說法依然精確。在可見將來,一個馬克龍式「全球派」vs馬琳勒龐式「本土派」的二元框架,恐怕將在全球出現,從而逐漸取代以往對「左vs右」的認知。這樣理解特朗普、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乃至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一干人等,可能更接近現實。

以往談論政治光譜時,我們習慣把不同政治立場置於一條直線上比較,直線的兩端,即是「極左」和「極右」。理論上,他們是勢成水火的兩個極端,這也是這次選舉後期,法國傳統左派呼籲極左派「含淚投馬克龍」的理據。不過,在政治學研究中,一直有學者對這樣線性的光譜劃分提出質疑,例如法國學者Jean-Pierre Faye就提出「馬蹄鐵理論」(Horseshoe Theory),指政治光譜分布並非遵循直線,而是如馬蹄鐵形狀;在兩端的政治勢力(「極左」和「極右」),其實在理念、立場上有極多相似之處,因此它們之間的距離,會比傳統左、右派的分野更少。

「馬蹄鐵理論」在近代史不乏佐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世紀中期極端政權之間的驚人相似。二戰前後,歐洲、拉丁美洲、東亞都出現過極端意識形態政權,極右包括希特拉的納粹德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等;極左代表為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卡斯特羅的古巴,當然還有最極端的赤柬。

儘管處於政治光譜兩端,但在執行層面,這些政權的統治形式和理念幾乎完全一樣:都是獨裁政體,都體現警察國家的特徵,依賴系統性的監視、鎮壓維持統治。無論納粹德國還是斯大林的蘇聯,都拒絕認可反對派的合法權利,國內選舉要麼被廢止,要麼被操縱,異見者則被關押、殺害。這些政權均不承認公民社會存在,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集會等公民權利均殘酷鎮壓,也拒絕司法獨立。這些極端政權都以救世主姿態示人,宣稱自己才是本民族、國家的唯一出路。總之,不少學者意識到「極左」和「極右」,本來就不是遙相對立的兩端,而是一體兩面的存在。

上述各個曾被極端政權統治的國家,今天不少都已步入民主,但「馬蹄鐵理論」就是放在現代政黨政治環境也沒有過時。過去數年,歐美無不陷入意識形態極端化、民意分裂的局面,而歐美極左、極右(或「另類右派」,Alt-Right)的訴求,也有驚人相似:

- 無論極左還是極右政黨,都將國內政治、經濟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是移民,可能是國際資本和跨國企業,可能是區域或國際組織,總之在極端政黨眼中,這些外部勢力、機制凌駕於本國之上,為國家發展帶來沉重負擔。
- 極左和極右政黨,都有強烈的反建制、反精英立場。在他們眼中,無論是傳統左派還是右派,本質上,都是建制的代言人。而建制無論左右,都被少數精英階層、或跨國企業的利益綁架,漠視「沉默大多數」的利益。因此,無論極左還是極右政黨,無不自稱代表「真.人民」。
- 今天活躍政壇的極左或極右政黨,政策無不避實就虛,為了某項主張,無視政治經濟基本常識,為求換取一時的民粹支持,不惜大開空頭支票。例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在歐元危機中上台,領袖齊普拉斯無視負債累累的經濟現實,反而誓言加大公共福利開支;又如英國極右政黨 UKIP 一直以「脫歐」為核心訴求,卻隻字不提英國脫歐後,如何與歐洲各國建立自由貿易關係、如何振興英國本已疲軟的經濟。

今次法國大選,上述趨勢尤其特出。代表傳統左翼、但無甚建樹的前教育部長阿蒙在第一輪大選慘敗,曾在大選初期被普遍看好的傳統右翼候選人菲永,則因為「空餉門」醜聞一蹶不振;然而,他們的個人質素並不差,醜聞相對於法國史上出現過的也不嚴重,他們的落敗,完全反映選民對傳統精英的離棄。勒龐代表極右選民自不待言,值得留意的,還有極左選民的取態。極左候選人梅朗維異軍突起,初選得到19.58%選票,距離進入第二輪的馬琳勒龐,只相差1.72%,這是極左派前所未有的佳績。在選舉當日,高達26%選民表示不會參與第二輪投票,其中極左選民相信佔多數。馬琳勒龐在最後關頭不斷走到極左票倉,大講極左的「階級矛盾」論述,大受歡迎,雖然民調顯示只有約10%極左選民選擇她,但已反映極左、極右合流的可能性絕對存在。

事實上,無論他們怎樣投票,好些法國極左選民似乎傾向勒龐,更甚於馬克龍。勒龐承諾逆轉法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將法國經濟從代表「國際資產階級」的歐盟陰影中解放,保護法國工業和工人利益,增加社會福利開支、降低退休年齡標準,這一系列政策,是如假包換的左翼思維,而且偏離了國民陣線本身的全方位右翼綱領。她作出上述承諾,和真正的極左,只有教科書層面的差異:極左的終極目標是實行國有化資產、世界人民平等生活,而極右始終不可能支持國有化,也不會放棄「本土優先於非本土利益」。問題是在操作層面,反正極左、極右的烏托邦都不可能出現,雙方的「階段性合作」,可以變成永恆。

法國大選呈現的新現象,正是當下歐洲、乃至全球範圍內,政治派別對立的新趨勢。傳統「社會公平優先」的左翼Vs「效率自由至上」的右翼,已經被打破、重構,取而代之的,正是以勒龐為代表的「本土化民族主義」,和以馬克龍為代表的「全球化自由主義」的對峙。勒龐以極右身份崛起,除了因為部份法國人對本土利益受損、身份認同受衝擊感到不安,更因為法國經濟發展不濟,貧富差距嚴重,而這些「階級鐵票」,分別流向極左和極右,卻是殊途同歸。馬克龍則是基於對歐盟、全球化的認同,提出種種雄心勃勃的改革構想,堅信法國唯有進一步參與區域、全球整合,才能進步。這個新二元對立,正在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地陸續上演,圍繞身份認同和經濟發展途徑的辯論,未來必會繼續主導各國政壇。從這一角度看,「馬克龍主義」Vs「勒龐主義」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小詞典:政治光譜(Political Spectrum)

度量個人或團體政治立場傾向的體系,最簡單的政治光譜,即是「左翼Vs右翼」,其中左翼指共產主義,右翼指資本主義,然而政治左翼、經濟左翼、意識形態左翼都有不同定義。不過越來越多研究表明,簡單的軸線劃分,並不能清晰描述眾多不同政治傾向的分佈,過份強調這些標籤,只會得到漫無目的的謾罵,對公共論述毫無裨益。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前進」運動打造新一代法國政壇生態

在一年前,馬克龍在法國仍是寂寂無名,卻在剛剛過去的法國總統選舉中一鳴驚人,成功當選。他的成功除了因為自身的政治理念和管理能力,其中最居功至偉的莫過於其競選團「前進」運動(En Marche!)(已升格為政黨,取名共和前進黨)致力推廣各方共融的政治理念。

「前進」在去年才成立,日前已升格政黨,成立之初是一個以公民為主由下至上的進步主義社會運動。在法國各地,「前進」已有5000個委員會分部;而在中國各地亦設有委員會分部,當中包括香港、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只要有法國社群的地方就有「前進」委員會分部。與傳統政黨不同,「前進」委員會分部不是由「前進」領導層下令成立,而是當地居民自發組織,再由「前進」批准即可,突顯其平民參政的核心目的。

今次有幸訪問在港居住及工作了兩年半的「前進」香港委員會分部(下稱香港分部)發言人Sandrine Virginie Hilaire,了解她對「前進」香港分部的看法,以及該黨如何使中間派的新一代法國政壇新秀崛起及如何影響法國政壇生態。

訪問者:沈旭暉(Simon, S)

受訪者:Sandrine Virginie Hilaire(Hilaire, H)

整理:張伊婷

S: 什麼因素令你離開法國而選擇在港工作?

H: 我從小熱中東方文學,喜愛閱讀例如村上春樹的作品;相比起東南亞的婆娑樹影,我更鍾愛香港五光十色的大都會形象。畢業後,曾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當律師,但長期在法國工作和生活令我對當地的傳統精英主義感到反感。在一次機緣巧合下,因為非牟利機構工作的機會來到香港,從而感受到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充滿活力。每個地區都有其特色,香港地方雖小,但十分多元化,所以我很喜愛香港這個大都會。

S: 當初你是如何接觸「前進」?有什麼原因驅使你加入其香港分部?

H: 10年前我曾是獨立民主聯盟(Union of Democrats and Independents,UDI)的成員,可是我認為他們未能真正讓大眾發聲,因而退出。相反,「前進」是一個以人民為主,真正讓大眾發聲的運動。我出身於基層,因政府的政策而獲得教育,獲得向上流的機會,今天的成功可說是法國政府的功勞。當我有能力時,也應飲水思源,為人民服務,而馬克龍和他的共和前進黨就正正以人民為先,以及有積極求變的態度及決心。所以在馬克龍宣布競選的同時,我亦申請成為香港分部發言人,為「前進」盡一點綿力。目前也在爭取黨內提名,競選海外選區的國會議員議席。當然,我亦歡迎及支持其他黨員一起參選爭取黨內提名。

S: 馬克龍選上總統,他把「前進」運動政黨化並更名,當中有什麼原因?

H:「前進」運動原本是以一個競選團隊的形式運作,嚴格上並不是一個政黨。在馬克龍成為總統後,為了能把他的政治理念得以實踐,「前進」運動最近改組為正式政黨,並更名為共和前進黨(Republique en Marche),把帶有「前進」以及共和、與民共治的理念更準確地傳達給擁有同樣理念的大眾。

S: 共和前進黨有多少成員?

H: 共和前進黨現時在法國有近2.5萬會員,在香港亦有200會員。我們在亞太區設有多個分部, 地點包括北京、上海、南寧、東京、馬尼拉、河內、印度等不同國家及城市。

S: 為何要在香港設立分部?

H: 香港是我們在亞太區首個設立的分部。因為香港是法國人到亞太區生活的熱門城市之一(居港法國人約有2萬人,亦是香港第5大的海外國籍人口)。近年,在香港生活的法國人群體的組成結構產生了轉變,除了由法國公司外派到港工作的專才外,也有不少因為看準了香港在亞太區的優勢和商機而來香港創業的年輕人。除此之外,當中也有不少來港作工作假期的年輕人。他們在香港形成一個龐大的法國社群,這對於我們來說是策略性的關鍵,但這卻是其他黨派未有考慮到的部分。我們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及工作坊,與香港法國僑民有更多互動,令更多法國選民和本地社群明白到「前進」運動的政治理念。我們亦樂於聽取他們的意見,把接觸各群體得來的數據給總部作出分析並制訂相應競選策略。這就是為何大選結果顯示94.16%的居港法國選民在次輪投票中支持馬克龍的原因。

S: 共和前進黨的政治理念有何特色?

H: 共和前進黨有別於法國政治光譜中不屬任何傳統政治陣營,也不是定義上的左右派別。與其把國家分成不同派別,繼而互相分化,何不把共和前進黨建構成為大家的橋樑,將所有希望為國家出力的人都團結起來呢?尤其是在現時經濟和政治環境下,我們更需要團結一致使國家發展得更好。

我們允許雙重黨籍,這是法國政黨史上鮮有的做法︰不論是左中右派,只要認同我們的理念,即使已有其他黨籍,我們都歡迎其成為共和前進黨會員。可惜,因為現存法例的問題,總統和國會議員參選人只可以有一個黨籍,只有在這個限制下我們不接納已有其他黨籍的共和前進黨會員成為參選人。

海納百川組閣不問派別

S: 你認為共和前進黨和香港分部未來將向哪方面發展?

H: 共和前進黨秉承「前進」運動的核心價值,以民為先。「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法國現時需要的不是傳統精英,而是一個可以帶領大家走出困境的變革。單靠精英管治有機會使上位者腐化,忘記初衷,進而令國家發展變得一蹶不振。相反,如果有一個能海納百川的黨派,並為不同階層發聲,長遠對國家利益有一定的幫助。正因為這理念,我們認為在組織新一屆內閣班子時亦有機會考慮不同派別,以便在議會增加不同的聲音。我相信法國左中右派之間的界線亦有機會在5年後變得模糊,當然,不同政黨的存在仍對整個政治生態很重要。我們現在會有至少5年時間向各方宣揚共和前進黨的理念。

在香港方面,我們希望從不同渠道接觸更多不同的社群,其中不僅居住在香港的法國人,還有旅居法國的香港人,甚至香港本地社群。我們想要讓大眾認識共和前進黨,也讓法國和香港人互相了解對方的文化。我們亦想了解更多不同人的聲音及訴求,藉此真正實踐與民共治的核心理念。

S: 你覺得歐洲民粹為何興起?

H: 上星期五參加了一場有關歐洲和民粹主義的座談會,我認為座談會上陳秀琼博士(浸會大學歐洲研究社會科學助理教授)的研究說出了事實︰民粹主義是一種病態。當精英管治未能成功管理好國家,民粹主義便像病毒一樣蔓延。其實法國的情況亦相似,國內正面對着經濟和民生問題,使民粹主義在近幾年升溫。但經過這次選舉,我認為應該會令人民意識到改變的重要。所以我深信馬克龍上台後能把撕裂已久的社會重新縫合,把精英和人民團結起來。雖然這是馬克龍上任後最艱難的任務,但我相信他會盡一切辦法為法國帶來正面的改變。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

「Fake News」:北韓局勢有多緊張?(下)美國篇

昨天談及製造朝鮮半島緊張形勢的俄羅斯及中國新聞,同時來自美國的「Fake News」層次更高,因為那是來自總統特朗普本人。他在一個月前曾公開表示,「正把一支無敵海軍派往朝鮮半島海域」,以向北韓施壓;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也同步表示,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航母戰鬥群正奉命北上朝鮮半島,為特朗普的威嚇背書。

一時間,各方都對美軍在東北亞的部署高度關注,尤其是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的動向,讓外界擔憂美國是否真的準備對北韓發動攻擊。畢竟,它3月剛剛結束了與日韓的聯合軍演,接下來按既定部署,應當赴澳洲訓練,假如途中忽然折返,是極罕見的舉動。4月17日,南韓又有爆炸性新聞:除了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美軍還準備把列根號航母、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都一併調往朝鮮半島,預計3個航母戰鬥群將在4月25日前後集結云云。

但實情究竟是怎樣?美媒Defense News在南韓爆出「3艘航母集結」消息的同期,曝光了卡爾文森號航母的真正位置,原來這艘航母只是按照既定計劃到澳洲海域進行訓練,訓練後才會緩慢北上;特朗普作出威脅時,根本與朝鮮半島相隔千里。至於另兩艘航母,列根號依舊在日本海軍基地,尼米茲號更遠在美國本土附近海域。起碼在特朗普施加壓力的一刻,美軍是沒有在朝鮮半島發動攻擊的準備與能力的。

事後白宮解釋稱,之所以遲遲不澄清卡爾文森號的動態,只是不想在媒體面前「示弱」;也有軍事評論員認為,這是特朗普「兵不厭詐」的策略,以令北韓防不勝防;又有外交觀察員認為,特朗普的真正施壓對象是北京,以測試習近平對金正恩是否還有影響力,再方便下一輪的外交部署;南韓則有評論認為,以上「假新聞」都是出於愛國情懷,掩護正在南韓裝置的「薩德」導彈防禦系統,以免北韓先發制人攻擊。這些解釋有多少說服力,大家不妨自行判斷。

假如各大媒體關於北韓的新聞都失去公信力,我們可以如何研判真正的危急情勢?首先,來自各國的撤僑行動,肯定沒有那麼多水份。當年利比亞戰爭爆發前,中國專門派遣戰艦赴北非撤僑;眼下北韓境內,不僅有不少中國遊客和外交人員,還有不少外籍記者、教師等。若各方真有意開戰,中國和其他國家必然啟動僑民撤離工作,而這方面的情報,是應該相信北京的。此外,美國遊客到北韓長期都有風險,美國的警告也不能作準,但假如公信力較高的英國、甚至中國也發出旅行風險警告,那就真的不尋常。最後,美國要是真的動武,不可能不知會首當其衝的南韓、日本,而兩國都有成熟的官方「放風」渠道,聯繫到一些媒體、國際組織和官方白手套。假如這些機構毫無動靜,本身已經是一種態度。

小詞典:卡爾文森號 (USS Carl Vinson CVN-70)

美國海軍的核動力航空母艦,1982年開始服役,近年經常在亞太區巡邏,曾與日本、南韓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卡爾文森曾是美國海軍委員會主席,積極發展核動力航母,因此這艘航母在他在生時已以其名字命名,是為罕有的殊榮。

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

「Fake News」:北韓局勢有多緊張?(上)中國篇

在過去一個月,朝鮮半島風雲突變,一度讓各方擔憂「第二次韓戰」、甚或「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即。然而,最終北韓新一輪核試驗未有發生,美軍也沒有對朝鮮動武,各方紛爭依舊維持在口頭層面,特朗普更揚言願意與金正恩直接對話,這可說是美朝關係的突破性發展。

在網絡世界,網民習慣每一刻都有「新聞」,即使沒有,也須要製造一些熱點;但在現實世界,試水溫的動作,始終多於動真格。回顧各界認為朝鮮局勢升溫的根據,不少都有炒作之嫌。

例如俄羅斯《真理報》Pravda在4月12日報道,金正恩「已經下令」疏散平壤近60萬民眾,這消息迅速被西方媒體廣傳,再成為一些華文媒體的頭條。根據這則報道,北韓當局似乎預計將與美國在短期內爆發「大戰」,而平壤的防空洞不夠容納所有市民,因此要把多餘人員作緊急安置;但事實是,平壤市民的生活一切如常。當時筆者的同事正在平壤,不但平壤人民對「大撤退」一無所知,連外界到北韓旅遊的安排,都可以一切照舊。俄羅斯的「報道」,大概是從一些非官方渠道獲得「訊息」,指北韓最高當局下令「一旦戰爭出現」,會如何如何,但輾轉就變成了「平壤居民大疏散」。

網媒需官能刺激新聞

與此同時,也有外國記者在Twitter上透露,平壤當局要近期赴朝的外國記者取消預定行程,為所謂「大型及重要事件」做準備。而事實上,北韓久不久就會「溫馨提示」各國駐朝外交官、記者,要準備因應任何緊急情況隨時撤退。最初各國都煞有介事,後來「狼來了」效應發酵,一切見怪不怪。

幾乎是同一時間,中國方面也彷彿傳出令人不安的訊號:不少媒體報道稱,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因為「局勢危急」,全面暫停北京至平壤的航班。國航是目前除了北韓的「高麗航空公司」之外,唯一飛行北韓線的航空公司,這本身也是北韓賺取外匯的渠道之一。但對於這則新聞,其實根本不是「新聞」,早於數個月前已公佈相關消息,這次國航也特別澄清,指一來只是停飛了部分航班,二來停飛原因是客流量減少,純粹是商業決定。就是國航完全停飛,就是不是完全商業考慮,更多也是北京配合聯合國制裁的姿態,多於是「局勢緊張」的指標。中國旅客就是不經國航,依然有不同渠道到北韓旅遊;近月到北韓旅遊的中國團,就完全不受影響。

說了這麼多,為甚麼上述新聞會在全球不同地方出現?除了是媒體、特別是講求即時性、爆炸性的網絡媒體需要官能刺激的新聞,也有結構性背景。自從特朗普上台,全球局勢的不可測性大增,各方都不知道過往的潛規則是否還有效,一切小動作都容易被無限上綱,這也為金融分析員提供了需要的「危機」。連本來相對容易受控的中國媒體,也因為官方需要借助民族主義為宣洩口,默許了不少灰色地帶的國際新聞評論空間,北韓尤其成為箇中重點,所以相比起十年前,關於北韓的種種新聞、評論大增,抽空地看,似乎大變在即,但其實一切依然有其規律可尋。這不是說朝鮮半島沒有爆發衝突的危機,而是說危機要是真正爆發,官方會有其他動作,媒體要捕風捉影,並不容易。

小詞典:《真理報》

蘇聯時代的官媒,以報導蘇共官方訊息著稱,蘇聯解體後輾轉被俄羅斯共產黨購回,成為其喉舌,代表了俄羅斯新左派的聲音,路線接近各國左翼黨媒,但與俄羅斯的國家立場已完全無關,公信力也存疑。

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冷岸群島:冰天雪地的大國博弈

昨天談及北極冷岸群島特殊地位的由來,而一切的國際關係特殊性,背後通常都充滿大國角力。《冷岸群島條約》把群島主權送給挪威,同時規定群島讓簽約國人民共同開發,就是典型的妥協例子。但條約簽訂後,依然有大國在打群島主意,當中尤以二戰期間的德國,和冷戰期間的蘇聯為甚。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佔領挪威,挪威奎斯林成為納粹傀儡,自己的名字,日後也變成字典的「賣國賊」代名詞。德軍同時也登陸冷岸群島,全島居民之前已被挪威疏散,但盟軍維持了少量軍隊在島上,這大概是二戰最寒冷的戰場之一,而島上德軍要到1945年9月才正式投降,這也是全球最後投降的一批德國軍隊。假如德國戰勝二戰,《冷岸群島條約》說不定就要取消。

二戰後,蘇聯一度提出和挪威共享冷岸群島主權。一來這本來就是一戰前的方案,二來蘇聯在二戰犧牲極多,希望儘量拓展勢力範圍作為補償,而從蘇聯對芬蘭的戰爭可見,它對北極資源、土地極有野心,自然不會忘記冷岸群島這片挪威的「unincorporated territory」。加上群島的戰略位置極為重要,扼守著蘇聯艦隊南下大西洋的出海口,而挪威目睹芬蘭的「芬蘭化」下場後,選擇加入北約自保,更令莫斯科擔心挪威在群島部署雷達站和聲吶系統,是為北約制衡蘇聯。因此,在冷戰期間,任何來自挪威和其他國家在群島的經濟活動,都會受到蘇聯抗議,稱其是意圖將島嶼「軍事化」。

由於蘇聯也是《冷岸群島條約》簽署國之一,戰後莫斯科就充份利用條約的「利益均沾、權利平等」原則,大規模到群島,進行變相殖民。當時全島居民有大約四千人,其中俄羅斯人的數目比挪威人更多,佔了2/3,更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小鎮,開闢了不少礦場,最著名的是巴倫斯堡。這些完全是國家行為,因為礦場收入根本不足以自給自足,蘇聯派去的礦工也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但他們在冰天雪地實行蘇式社會主義、人民飯堂,甚至偷偷部署了一些軍事設施,也研發了特色伏特加,今天還有大量遺跡存在,堪稱「一國兩制下的再兩制」。蘇聯的目的一方面是監視挪威和北約,另一方面也是製造既成事實,以便一旦出現區域危機時,可以先發制人,霸佔島嶼。

冷戰結束後,沒有了國家機器,不少蘇聯建立的礦場、小鎮都被荒廢,住在群島的俄羅斯人所剩無幾。但這並不代表普京的俄羅斯對群島沒有野心,例如克里米亞危機後,歐盟對一些俄羅斯高官和企業負責人發出禁令,挪威將禁令延伸至群島,俄方隨即抗議,稱此舉有悖於條約精神。去年4月,俄羅斯分管防務產業的副首相Dmitry Rogozin曾在群島短暫停留,事前沒有申請簽證,因為這符合條約精神,卻引發挪威抗議,並威脅將針對俄羅斯作出更嚴厲的簽證管制。在太平盛世,這些爭議自然無關痛癢,但俄羅斯始終沒有放棄在冷岸群島的特殊地位。有了克里米亞的前科,挪威也不會掉以輕心。

同樣是條約締約國、近年積極進入北極的中國,對冷岸群島的興趣也逐漸提高。2014年,曾打算在冰島建立「渡假村」而被拒的中國富豪黃怒波,又打算購買冷岸群島一處物業建設「中國村」,挪威以「維持物業的公共用途」為由介入,阻止了交易,背後是否有戰略考量,自行意會。中國北極科考隊在群島也建立了「黃河站」,用作各類極地科研,但在2014年,中國試圖新建一個大型雷達站,也被挪威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儘管如此,中國對群島的興趣依舊濃厚,不少富商開始將群島視為旅遊點,也不乏中國投資者計劃在當地興建小規模旅遊設施。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北極航線」開發,商船越來越頻繁取道北極水域,並途徑群島。由此可見,北極不但不是樂土,反而是大國博弈的潛在雷區。

小詞典:北極航道

指途徑北冰洋、連接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極地海運航線,分為俄羅斯北部沿岸的「東北航道」,和加拿大北部沿岸的「西北航道」。對於中國商船而言,取道「東北航道」至歐洲所需時間,比傳統經蘇伊士運河的航線大大縮短,商業前景相當可觀。但是東北航道僅在夏季數周可供通航,並需與俄羅斯達成繁複的通航協議。2013年,中國商船首次使用東北航道,具有劃時代意義。

2017年5月9日星期二

冷岸群島:北極特區的由來

上周談及ViuTV《異國二域》介紹過的高度自治特殊地區,不少觀眾都對自然景色壯麗的「冷岸群島」印象最深。它位於挪威領土最北端,音譯「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長年冰天雪地,總面積達6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超過4000人,但已是全球最北有常住人口的地方。近年因為有限度發展旅遊業,開始為人認識,但它的政治身份,其實比景色更有可談之處。

關於冷岸群島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十二世紀,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居民的記述,後再由荷蘭航海家巴倫支(Willem Barentsz)於1596年命名。此後,這片極地群島不時被各國捕鯨船光顧,但始終是無主之地。直至二十世紀初,當地採煤業也開始發展,美國、俄羅斯、德國、英國等大國都對冷岸群島主權表示過興趣,資源爭奪開始白熱化,確立明確主權、建立行政區的需求亦隨之而來。

群島雖然位於挪威北部,但絕非挪威「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事實上,連「挪威王國」這個國家,也是在1905年,才從「瑞典──挪威聯合王國」獲得獨立。一次大戰前,國際社會本來傾向建立一個共治政府,讓挪威、瑞典、俄羅斯這3國共享冷岸群島主權。但是一戰後,國際形勢急轉直下,俄羅斯帝國不復存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成為西方國家共同敵人,很難被國際社會接受;而挪威在一戰期間雖然維持表面中立,但不斷派商船協助英國,被德國海軍大量擊沉,英國則是主導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國家,願意協助挪威爭取冷岸群島主權。另一個重要大國美國,也一度在群島設有公司,但在戰時賣給挪威,也情願挪威得到群島主權,前提是繼續讓美國維持商業活動。

在這些考慮下,在1920年的巴黎和會,挪威與各國訂立《冷岸群島條約》(Svalbard Treaty),確立了挪威對群島的主權,但同時也釐定了群島的特殊性,這就是今天群島類似「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根據條約,全球所有簽署國都享有下列權利:任何來自締約國的公民,都可以免簽進入冷岸群島,而且毋需挪威政府的居住許可,也能在那裏常恆居住;來自締約國的公司,也可享有在群島的漁業、狩獵、採礦和其它商貿活動權益。上述活動需要遵守挪威相關法律,但假如挪威的法律歧視其他國家國民,卻是違反條約,所以挪威的行政管理頗為放任自流,高度克制。

《冷岸群島條約》還限制了挪威大陸政府的具體管治。例如在財政方面,群島財政與挪威本土分隔,稅款僅能用作群島的本地公共開支,不能向挪威政府上繳,因此冷岸群島的稅率,比挪威本土低得多,居民平均收入也更高。在環保方面,條約規定挪威政府必須尊重、保護群島一帶的自然環境,同時約束挪威(和任何其他國家)不得在群島建立軍事基地,以及不得以戰爭相關目的進行開發(但挪威政府有權在群島受戰爭威脅時,進行防務部署)。在此以外,挪威主要的全國性法律如民法、刑法等,都適用於群島,挪威政府駐當地代表是總督,地位相當於省長,負責執行挪威法律。群島另有選舉產生的市議會,負責當地基建、教育等事宜。

這樣獨特的身份,自然產生了獨特文化:今天冷岸群島充滿全球各地人民,例如包括了大量泰國人,因為自從第一批挪威人到泰國渡假後,互相都對對方文化傾慕,泰國人把冷岸群島作為移居歐陸的跳板,島上挪威人不少也愛上泰國妻子。當然,說是「任何人」都可以入境、居留,但假如沒有挪威簽證,又怎能從挪威到達群島呢?假如不能提供收入證明,挪威委任的總督,也有權趕走境內人民。

但只要過了這些關口,島民卻完全可以利用群島的稅率和利益均沾條款創業。一些歐洲文青已經在打群島主意,要把那裏建設成自己的烏托邦;一些企業也憧憬科技進一步發達後,可以廉價開採當地能源。溫馨提示:假如以香港特區護照入境,而永遠留在那裏做freelancer,變相移民,理論上,完全可行。

小詞典:瑞典-挪威聯合王國

1814-1905年存在的國家。挪威本來與丹麥是聯合王國,但因為丹麥-挪威與拿破崙結盟,法國戰敗後,被逼瓦解。另一方面,瑞典在1809年把芬蘭割讓給俄羅斯,反法聯盟希望予以補償,於是讓瑞典和挪威結合,兩國維持不同的政府,但由同一個國王聯繫兩地。1905年,挪威單方面宣佈獨立,瑞典隨即予以承認。

2017年5月8日星期一

「回音室效應」:全球選舉新常態

在去年美國大選,網絡的角色舉足輕重,候選人如特朗普頻頻利用Twitter宣傳,Facebook(fb)、Google等都成為選民獲取大選訊息、表達政治傾向、參與公共討論的重要渠道。同一現象,又在法國大選出現,極右候選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企圖用特朗普的同一公式,雖然未足以扭轉主流輿論,卻足以令她躋身主流,這從她的得票遠超在2002年進入次輪投票的父親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可見一斑。談及「以社交網絡為核心平台的公共討論」這趨勢,一個名詞時常出現在學術文章,那就是「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這一效應究竟為何,又對未來的國際關係有何影響?

顧名思義,所謂「回音室效應」是指在互聯網社交平台中,某一用戶接觸到的訊息、觀點,往往與自身本來所持的立場極為相似,可被視作自身言論的「回音」。問題是身處其中的用戶,往往視之為「真實世界」的全部,相信自身意見與主流觀點、事實相符,並進一步堅定了自身既有立場。

當然,在公共輿論,這現象並非新鮮。早在互聯網普及前,人類就有選擇訊息來源的傾向,如閱讀特定報章、收聽固定電台節目等。在日常交流,人們也往往傾向與那些持相同喜好、立場的人互動,此即所謂「人以群分」。隨着互聯網普及,用戶與訊息之間的物理、地理隔閡被打破;理論上,用戶對各式各樣的訊息都有着無限的互動可能,人與人之間、不同觀點立場之間的交流碰撞,本應更為便捷。然而,從當代美國、歐洲政治的現實觀察,事實卻截然相反。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16年7至8月就美國社交媒體政治生態進行的調查,多達83%受訪者表示他們試圖避免接收來自親友、與自身政治意見不一致的訊息;另有39%表示,自身會因為與某人政治意見相左,而乾脆與之取消社交媒體的「朋友」關係(unfriend),或是把對方「屏蔽」(block)。不同聲音被屏蔽後,用戶便沉浸於「同道者」的語境中,對自身堅持的觀點深信不疑了。

立場先行接收單一訊息

針對這現象,去年來自歐美的社會科學家夸特羅喬基(Walter Quattrociocchi)、斯卡拉(Antonio Scala )及桑斯坦(Cass Sunstein)發表論文,以fb為案例,對網絡平台的「回音室效應」進行定量實證研究,證實fb用戶有避免與政治立場不同的社群交流、卻在相似政治觀點下「圍爐取暖」的趨勢,而不論在現實世界有沒有真實證據,支撐自身一方的觀點;甚至當相關虛假消息被「證偽」,同溫層內的人還是會選擇將之無視,繼續堅持既有立場,並繼續與同道中人互動,永遠活在自身的天地當中。

究竟社交網絡是如何以「聯通」的名義,打造「隔閡」之現實?首先,隨着網絡普及,只要接入互聯網,便能不斷接收來自親友、各大媒體的資訊,它們逐漸取代了報紙、電視、電台等媒體,成為當代人獲取新聞的絕對主要來源。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至2015年,美國有63%的人通過fb及Twitter獲取最新資訊,其中59%的Twitter 用戶還會持續在Twitter關注新聞進展。這是一種傳統媒體不可能競爭的壟斷:現在,還有誰會等待傳統媒體的印刷來獲取「最新」資訊?當所有人都期待「即時」評論,只要晚了15分鐘分享,點擊量就會以幾何級數下降;又有誰會等待兩個星期後的名家分析?當然,這不是說已經沒有名家的價值,但那是屬於另一個市場,講求知識、深度等品牌,但跟大眾傳播基本上已不能沾上邊。

壟斷信息來源後,社交網絡的「算法驅動」模式,進一步影響獲取信息的內容和質量。這其中的「推薦」(recommended)和「趨勢」(trending)兩個功能,發揮了最關鍵作用。社交網站運營的最主要目標之一,即是讓用戶保持與平台的緊密聯繫(engagement),從而通過記錄用戶的瀏覽、點擊習慣等「大數據」,交予社交網站後台的算法,再自動推薦與用戶喜好、立場相似的資訊,讓用戶「更有興趣」點擊,如此循環往復。而在虛擬世界,任何取得「大數據」的平台,都是搖錢樹。久而久之,當用戶打開社交網站,滿屏皆是針對自己既有傾向的「個性化」資訊,而沉浸其中的個體,除了極少數清醒的例外,每每將之視為「真實」世界的全部。

Facebook 等平台的「趨勢」功能,也頗有無中生有的意味:通過算法公式,社交網站會將某一時間標註為「熱點」,吸引眾多用戶參與相關討論,進而提升網站流量。但問題是,這類網上討論,先天帶有「站隊」性質,與前述「推薦」功能相輔相成,進一步拉大不同觀點陣營之間的隔閡。然而很多時候,相關事件在現實世界的影響力,本來沒有網絡用戶看到的那麼火熱,只是在算法驅使下的網上激辯,把一段本不存在的「熱點」人為製造出來罷了。

這種「迴音室效應」,會對國際政治造成怎樣的影響?積極點看,自然會增加人們對某些事情的關注度,例如「佔領華爾街」、「Black Lives Matter」 等社會運動,本來只是很小圈子的小眾「大事」,若沒有社交平台的加持,只會是傳統媒體角落裏的新聞甜品,大概會迅速被遺忘。正是互聯網,讓相關社群獲得了超越一時一地局限的影響力,在虛擬世界掀起聲勢浩大的呼籲和論辯,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的觀感,與公共輿論取向。很多政客根據上述公式,都懂得如何能小眾通過網絡進入大眾視角,特朗普固然是成功的典範,而世界各國的「小特朗普」,正磨刀霍霍列隊進場。

但另一方面,迴音室效應的負面作用只會更顯著:社交網站的信息接收者、即用戶持續沉浸於與自己立場相似的圈子,並以立場先行過濾信息,必然進一步鞏固「我者 Vs 他者」的二元對立。「道不同不相交」的社交潛規則,讓不同觀點無法積極碰撞,不同社群不能有效交流,社交網站上充斥的,更多是對彼此的攻訐。在社交網絡壟斷資訊傳播的當下,這種二元對立也就從網上,蔓延至現實世界。我們可能以為,只有民粹政客才會利用「迴音室效應」,來擴大自己的支持者社群,因為他們的非主流身份,才需要通過社交網絡,解構建制政治、傳統媒體的話語權。其實,即使是主流政客,面對大勢所趨,更不可能不利用「迴音室效應」去鞏固基本盤,否則只會老巢不保,就像這屆法國大選慘敗的執政黨社會黨那樣。

而若要打破「迴音室」,讓不同聲音被充分表達、不同意見進行理性交流,媒體和個人,自然需要在信息傳遞與接受時作出調整:例如社交媒體企業需要弱化對事實類新聞資訊的「個性化」定制,力求還原、擴大不帶預設偏好的報道;用戶則需要時刻自覺「迴音室效應」的存在,在網絡社交平台之外拓展信息來源,並主動核驗相關事實,而非「立場先行」,從能不讓自己陷入「認知偏差」之中,不能自拔。只是,這些都是「阿媽係女人」的道理,知易行難,既有違網絡媒體「針對用戶群體推廣」的商業策略,又增加了用戶獲取信息的成本。除了一小撮人,幾乎無人能抵抗。你是那一小撮人之一嗎?

小詞典: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

指人們基於主觀感受、而非客觀資訊,對社會現實作出的判斷。而這一判斷,往往對社會某方面的現狀,呈現系統性偏離事實、不合邏輯、不理性的認知。認知偏差在社會中普遍存在,近年更成為行為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等的研究重點。

2017年5月5日星期五

荷屬聖馬丹:為什麼還留在荷蘭王國?

昨天談及,加勒比海島國法屬聖馬丹(Saint Martin)的特殊身份認同,源自脫離了法國海外省瓜德羅普島(Guadeloupe)。而在同一小島南部、面積更小的荷屬聖馬丹,近年同樣經歷了類似的身份改變,卻有截然不同的原因與結局。

今天說來,荷蘭並不像強國,其實曾幾何時,它也是靠貿易冒起的世界霸權之一,雖然殖民地大多落入後來的英法手中,但剩下的還有不少。例如荷屬東印度就是今天的印尼,昔日在西半球也有「荷屬西印度」,甚至紐約原本也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二戰結束後,荷蘭在加勒比海依然有兩大塊殖民地,一塊是荷屬蘇里南(Surinam),另一塊是安的列斯群島(Antilles);而荷蘭在1954年修憲,賦予這些殖民地荷蘭王國的「組成國」(constituent country)地位。換句話說,在1954年開始,荷蘭王國是由三大成員組成,包括荷蘭本土、蘇里南、安的列斯。

後來,蘇里南在1975年獨立,由6個主要島嶼組成安的列斯群島也充滿內部矛盾,其中阿魯巴島(Aruba)率先在1986年通過公投脫離安的列斯,升格為荷蘭王國內部平起平坐的新組成國。然後2000年開始,剩下5個島先後舉行公投,最大的庫拉索島(Curacao)決定脫離安的列斯,也升格為組成國。由於庫拉索島一直是安的列斯龍頭,此舉無異宣布安的列斯解體。

剩下4個島中,只有荷屬聖馬丹公投通過同一要求,其他3個島則變成「荷屬加勒比海地區」特別市,行政上完全屬於荷蘭本土。

荷屬聖馬丁面積只有37平方公里,比香港島的南區還要小,人口約4萬,加上北部已經是另一國度(法屬聖馬丁),外人很難想像它怎樣自給自足。然而和當地總督、前部長談過後,卻不難發現字面上的「荷屬聖馬丁」,和實際上的,完全是兩回事。在安的列斯群島當中,阿魯巴、庫拉索等充滿荷蘭風情,依然說荷語,但聖馬丁孤懸在外,和荷蘭本土、以及和安的列斯諸島已經接觸不多,說荷語的人也很少,早就沒有多少荷蘭特色留下。

另一方面,由於它的地理位置是加勒比郵輪首選,而碼頭又在荷屬這一方,令荷屬聖馬丁逐漸變成一個服務郵輪客、賭場客、特別是美國客的疑似主題公園。不少各國居民因為荷屬聖馬丁的「主題公園」身份,也紛紛移居當地,令當地的國際化程度遠高於法屬的北部。1955年的荷屬聖馬丁只有2100人,今天多了出來的總人口是怎麼來的,他們怎樣看待「荷屬」這個身份,也就不難估計。

脫離安的列斯後,荷屬聖馬丁擁有自己的憲法,實行高度自治,荷蘭王室任命一個行政長官負責中央事宜,但已近乎是儀式性工作,因為荷屬聖馬丁政府甚至有自己的外交部,這在類似自治區中十分罕見。就是現任民選總理,也頗認同荷屬聖馬丁長遠而言應該獨立,因為對一個「主題公園」加賭場而言,獨立身份也許有更大彈性。

然而在一般人眼中,似乎這還未成熟:2000年,當地公投顯示70%人民拒絕獨立。一來是荷蘭撥款的經濟考量,二來是荷蘭護照的吸引力,一旦獨立,小島國的護照有多大國際認受,很難說。現在聖馬丁既是荷蘭組成國、不用受母體安的列斯支配、同時又不在歐盟當中,無須遵守歐盟對人口流動的規範,對今天生計頗靠灰色地帶的荷屬聖馬丁而言,也許已是最佳選擇。

說到底,聖馬丁南北兩部分的邊界有多真實?我們所見,平日雙方居民、遊客都是自由進出,邊境一般形同虛設,假如一方獨立,另一方很難不受影響。這也是經歷史驗證:法國在1848年革命後廢除奴隸制,荷屬聖馬丁的奴隸趁機要求自由,不然就「向北方尋求避難」,結果荷蘭迫於壓力,也逐漸廢除奴隸制。今天荷屬聖馬丁已經名實不符,更像是私人公司營運的經濟特區,種種收入來源都有財技影子,長此下去,北部法屬區如何免疫,值得深思。

小詞典:荷屬安的列斯群島 (Netherlands Antilles)

1954-2010年存在的行政單位,荷蘭王國的組成國之一,入面分為兩組島嶼:一組在南美洲委內瑞拉海岸對出,接近南美文化,包括阿魯巴、古拉索、波奈兒;另一組在西印度群島,接近加勒比文化,包括聖馬丁、沙巴、聖休達修斯。阿魯巴在1986年脫離安的列斯,其他各島也分別選擇新地位,令安的列斯群島在2010年解體。

2017年5月4日星期四

法屬聖馬丁:「升格」的理想與現實

加勒比海有不少度假天堂,包括已經獨立的小國,也有依然和宗主國藕斷絲連的自治區,這一系列ViuTV的《異國二域》節目中,我們就造訪過不少。其中最特別的是聖馬丹島(Saint Martin):這個總面積比香港島更小、只有87平方公里的小島,分成兩個部分,分別是法屬和荷屬,是為「一島兩制」。

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加勒比海諸島成了歐洲列強的爭奪對象,既是為了奴隸貿易,也是為了天然資源。法國一度是加勒比海的殖民大戶,以海地為根據地,並在北美擁有自己的「新法蘭西」。1648年,法國與荷蘭簽訂《康科迪亞條約》(Treaty of Concordia),把聖馬丹島南北分割,北部60%成為法國殖民地,民間傳說說是法荷兩國代表從相反方向跑向島中心,滙合點就是國界,法國土地佔多,只因跑手喝多了酒云云。傳說歸傳說,在現實世界,法國和荷蘭共享這小島,主要也是為了劃下緩衝區,以免為這些小島傷和氣。類似案例還有獨立前的瓦努阿圖(Vanuatu),是由英法兩國共治,但聖馬丁的法荷兩國則是分治。

法屬聖馬丁長期隸屬鄰近的法屬瓜德羅普島(Guadeloupe),而這個殖民地早就升格為法國的「海外省」,享有所有本土法國人的權利和義務。2003年,法屬聖馬丹舉行公投,決定從瓜德羅普省分離,組建單獨的「法屬聖馬丹」海外屬地(COM),自行選出議會和議長,作為地方自治機關。COM在法國行政區域與「大區」(region)同級,屬第一級,而本來法屬聖馬丹只是基層市鎮(commune),如此升格,自然得到更多討價還價的權限。

根據歐盟憲法,聖馬丁這類法國海外屬地(COM),只是歐盟成員國的海外領地(OCT),並非歐盟的正式地區;而瓜德羅普島是海外省,則屬於歐盟的最外圍正式地區(OMR)。但因為歷史淵源,歐盟特別承認法屬聖馬丁也享有歐盟最外圍地區(OMR)身份,因此也是歐盟一部份,使用歐元。相反南部的荷屬聖馬丁就不是歐盟成員,所以這個小島,同時也是歐盟的邊界。

對法屬聖馬丁而言,脫離瓜德羅普省、而不打算脫離法國,除了為了巴黎的資源,也是為了捍衛自身的身份認同。瓜德羅普島在加勒比海諸島中,是人口過四十萬的龐然大物,由非裔法國人主導,聖馬丁則依然吸引一些本土法國人移居,由於人口基數不多,反而保留了不少法式風情。一方面,當地人都使用法國護照,享有絕大部份法國提供的權利和義務;另一方面,不是法國海外省的身份,反而讓法屬聖馬丁能直接參與國際事務。

當地法裔人的夢想,就是在加勒比海建立一個和法國直接控制的瓜德羅普島不同的「小法國」,既能利用聖馬丁島已成為國際遊客天堂的優勢,又能展示自己的文化傳承。今天南部的荷屬聖馬丁已經變成迪士尼樂園,北部的法屬聖馬丁卻還能保持自身特色,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實在不容易。

小詞典:瓜德羅普省(Guadeloupe)

法國海外省,位於加勒比海,面積1628平方公里,人口40萬。1674年成為法國殖民地,主權曾數次易手,1815年拿破崙戰爭後回歸法國,曾長期是法國奴隸貿易中心。二戰後,基於對支援解放運動的貢獻,被升格為法國海外省,成為法國正式一部分。在加勒比海諸島當中,生活質素甚高,但島內貧富懸殊同樣嚴重,是未來的隱憂。

2017年5月3日星期三

奧蘭群島的自治緣何成功?

昨天談及芬蘭自治區奧蘭群島,筆者訪問過當地的民選總理,與及奧蘭駐芬蘭首都的代表,都是很務實的人,很難在「一國」和「兩制」之間拿捏分寸。說瑞典語的奧蘭人本來自居瑞典人,但成為芬蘭自治區後,逐漸培養出「奧蘭人」的身份認同,特別是二戰期間,和芬蘭並肩作戰抗擊蘇聯,大大加強了對芬蘭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冷戰期間,奉行「芬蘭化」政策、主動消除一切反蘇勢力自保的芬蘭,也明白保持奧蘭的自治地位,是和西歐各國保持關係、必要時借助其抵抗蘇聯的棋子,更不會無緣無故對奧蘭輕啟事端。

根據芬蘭憲法,奧蘭的自治權源自芬蘭中央政府和奧蘭自治政府之間的共享,而非由芬蘭政府單方面「下放」,因此在自治制度安排上,奧蘭地方擁有與芬蘭中央政府同等的憲制權力。也就是說,要改變奧蘭的現有地位,需要雙方議會同時通過,而不是芬蘭政府單方面「我給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的說了算。再加上昨天談及的國際條約背書,令奧蘭人更加安心,基本上沒有想過自治會被剝奪。由於沒有這樣的憂慮,而芬蘭給予的優待又不少,獨立運動雖然存在,但絲毫不成氣候,更多是被嘲笑的對象。

奧蘭的自治法中,明文規定「芬蘭需保留奧蘭本地文化和身份認同」。因此奧蘭有自己的法定語言:瑞典語,擁有本地直選產生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並選出自己的代表到赫爾辛基,和芬蘭政府共同協商與雙方有關的共同事務。奧蘭的物業產權和商貿經營權只限於本地永久居民,芬蘭大陸人也沒有例外,這一規定在後來芬蘭加入歐盟時,還通過特別立法予以保留,因而避免了最敏感的「經濟同化」危機。但與此同時,芬蘭在冷戰後否極泰來,已經成為全球最富有國家之一,在這個母體下的優惠,是很多其他國家夢寐以求的,奧蘭就更不會放棄「芬蘭一部份」的身份。

奧蘭「一國兩制」的經濟誘因,也是芬蘭大陸人又羨又妒的。芬蘭1995年加入歐盟時,奧蘭也進行了自己的公投,才通過加入,附加條件就是芬蘭入歐後的條款不適用於奧蘭,歐盟也予以准許。例如歐盟各成員國的增值稅(VAT)並不適用於奧蘭,所以經奧蘭來往瑞典和芬蘭的郵輪,就全部享有另一稅率,這是奧蘭維持其船運業的重要憑藉。另一個敏感問題是賭業:芬蘭有賭場,全國集中管理,盈餘完全用來回饋社會、NGO,被稱為全球最有良心的賭業;而奧蘭因為高度自治,也有自己的發賭牌機構,不屬芬蘭大陸監管。結果不少芬蘭、瑞典人專門到奧蘭賭錢,分薄了芬蘭大陸賭場的收入,而且奧蘭賭場又進軍歐洲,芬蘭政府自然頗為不滿。

芬蘭容許這些特例出現,除了歷史原因,與及保留奧蘭作為緩衝區以備不時之需,也不是沒有其他得著的。芬蘭會向奧蘭徵稅,只是把收益回歸部份予奧蘭議會使用,所以假如奧蘭能自行創富,甚至像澳門那樣發展自己的賭業,絕對可以回饋母體。而奧蘭成為歐盟境內的特殊地區,對芬蘭企業「鑽空子」,同樣有百利而無一害:只要象徵性「路過」奧蘭,就無須繳交歐盟增值稅,企業又怎會不心領神會呢。奧蘭只要發展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例如善用自己在北歐理事會的準會員角色,配合芬蘭的正式身份,同樣可以增加芬蘭的軟實力,中國在APEC有香港的配合,就是殷鑑了。

小詞典: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

二戰後北歐國家之間組成的跨國區域合作組織,由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和瑞典五個國家,以及格陵蘭、法羅群島和奧蘭三個自治區組成,後三者是「準會員」,此外還有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德國的Schleswig-Holstein邦為觀察員。在北歐理事會中,奧蘭有自己的獨立秘書處,這也是奧蘭參與最主要的區域國際組織。

2017年5月2日星期二

芬蘭一國兩制:奧蘭群島背後的外國勢力

早前為ViuTV拍攝了一輯旅遊節目,尋找國際社會不同的自治區案例。根據中央論述,香港、澳門的「一國兩制」安排自然獨一無二,亦無可比較;而在狹隘本土派眼中,什麼都只會想到獨立,但在國際社會,畢竟有不少類似案例,他山之石,總有部分值得參考。今天先談北歐芬蘭的自治區:奧蘭群島(Aland Islands)。
奧蘭群島位於波羅的海入海口,鄰近芬蘭本土,但同樣接近瑞典,面積1580平方公里,約相等於半個香港,人口則較香港的一個大型屋邨還要少,只有不足3萬人。

奧蘭群島上有一個「和平研究所」,研究奧蘭群島「一國兩制」的成功模式,能否對其他地方有啟示。然而,奧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大國博弈製造的緩衝區,並非自身的能耐。要是忽略這一點,很容易見樹不見林。

東西歐兩大勢力緩衝區

歷史上,奧蘭曾經長期作為瑞典領土,居民到今天都是說瑞典語為主;而瑞典曾是北歐霸主,勢力最強時,不但整個芬蘭都屬於瑞典,還擁有歐洲大陸不少土地。直到俄羅斯彼得大帝在「大北方戰爭」戰勝瑞典,瑞典國勢日衰,最終在1809年再次戰敗,被迫割地求和,在《弗雷德里克斯哈姆條約》(Treaty of Fredrikshamn)把整個芬蘭割讓予俄國,組成俄羅斯主權下半自治的「芬蘭大公國」。

本來割讓的土地不應包括和芬蘭沒有淵源、以瑞典文化為核心的奧蘭,但俄羅斯堅持要把奧蘭一併拿過來,因為這島嶼有戰略價值,除了可以控制北歐航道,也可以成為俄羅斯向瑞典、德意志邦國,乃至英國挑戰的軍事基地。

就這樣,俄羅斯開始在奧蘭大舉興建軍事堡壘,西歐各國都十分擔憂,視奧蘭的俄軍為眼中釘。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爆發,英法聯軍除了在黑海對俄軍作戰,也乘機派軍登陸奧蘭,摧毀還未完全堅固的俄國城堡。最終俄國戰敗,《巴黎條約》沒有改變奧蘭的主權歸屬,但規定奧蘭要全面非軍事化,也就是要將之作為東西歐兩大勢力的緩衝區,這成了奧蘭今天得以強調「和平」的歷史淵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俄羅斯帝國再度武裝奧蘭,意欲「洗刷歷史恥辱」。但沙俄自身難保,不久爆發十月革命,芬蘭乘機宣佈獨立,但鑒於奧蘭群島戰略地位重要,新政府的蘇維埃軍隊仍駐扎在奧蘭。這時候,芬蘭爆發內戰,「白軍」主張和西歐諸國合作,「紅軍」主張和蘇軍合作,在奧蘭的瑞典裔居民邀請下,瑞典、德國紛紛派軍到奧蘭「維持和平」,以免芬蘭內戰波及。

當時奧蘭的瑞典居民舉行公投,結果絕大多數希望脫離芬蘭、回歸瑞典,但芬蘭拒絕,並把問題提交剛成立的國際聯盟,史稱「奧蘭危機」。當時奧蘭形勢十分複雜,列強都有代理人、甚至軍隊在這群小島,國際聯盟決定不支持奧蘭回歸瑞典,但同意奧蘭成為芬蘭境內的自治區,並讓國際社會背書。

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是英、法、意、日,他們不願支持奧蘭「回歸」瑞典,除了芬蘭主動讓奧蘭自治的手腕高明、駐國聯大使Carl Enckell策略得宜,也有更大的戰略考量;一來因為瑞典在一戰中立,沒有出過力;二來芬蘭在抵抗蘇聯的統一戰線有特殊作用,戰略價值比瑞典更大。當時芬蘭獨立不久,「去俄羅斯化」的民族主義空前高漲,蘇聯「赤化」歐洲的計劃,首先就受到芬蘭的有效制衡。英法一方面以芬蘭為兩大勢力的緩衝國,再將奧蘭變成自治區,成為「緩衝國之中的緩衝區」,以便一旦芬蘭淪陷,要把奧蘭拿回來當橋頭堡,也有迴旋空間。就這樣,芬蘭國會在1920年頒佈《奧蘭自治法》,1921年各國共同簽署《奧蘭公約》,奧蘭的獨特地位,就延續至今。

小詞典: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

19世紀開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日漸衰落,俄羅斯希望佔領土耳其的中亞、近東地區,1853年藉口「保護東正教徒」,對土耳其宣戰,主戰場在克里米亞半島。英國、法國不欲俄羅斯進一步擴張,與土耳其結盟,出兵抗擊俄國,最終獲勝。戰爭被稱為「第一次現代戰爭」,先進科技開始用上戰場,戰場上的慘況也令國際人道主義興起,護士南丁格爾就是在戰爭成名。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忽然關心香港的背後

香港特首選舉結束後,不少內地媒體頗關注國際社會的回應,而在亂局紛呈的國際形勢中,依然有空評論香港的外國政要,實在寥寥可數。本欄曾數次談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 共同主席、共和黨參議院盧比奧(Marco Rubio)曾力推《香港人權法案》,在雨傘運動後,多次評論香港民主發展,並曾接見黃之鋒。這次,果然又品評起特首選舉來。

在選舉後一天,盧比奧發表聲明,批評北京「明顯干預是次特首選舉」,並指這是北京不斷侵蝕香港自主性的又一明證。盧比奧認為,這場小圈子選舉並不符合香港人對民主、普選的追求,選舉結果也不能使香港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在聲明中,他還提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近期香港政府對傘運領袖的起訴,而在他看來,這些人正是香港的希望所在。盧比奧呼籲當選的林鄭月娥,能夠在就職後積極推動政治改革、按照香港人期望的民主法治精神,來推進香港政治發展云云。

如果說盧比奧上述言論,還只是一廂情願的個人表態,他的國會同事、共和黨眾議員兼CECC 主席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同期的表態,就包含更多現實政治的訊號。史密斯指林鄭月娥「顯然是北京屬意的特首人選,就像上屆(梁振英)一樣」,而她坐擁北京支持的事實,會讓香港的自主性和法治精神進一步受損。他表示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橋樑,符合各方利益,但自由是這一特殊地位的保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警告如果林鄭月娥領導的香港,變得和中國內地城市無異,那麼美國將被迫重新審視對香港的政策,即《美國-香港政策法》中,對香港的種種特殊待遇。

為何盧比奧等議員會對香港事務抱有越發濃厚的興趣?無論是盧比奧還是史密斯,他們個人與香港社會的聯繫,恐怕還不及特朗普(特朗普早年曾親赴香港與港商交易,本欄對此曾詳述)。數年前,盧比奧也沒有像近幾月這樣頻繁、高調就香港民主問題發聲。

不過時過境遷,經歷了去年大選洗禮的美國政治生態,已經發生質變,尤其是一批年長選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已被激發。根據最新的 Pew 民調,年長美國人對中國人權、民主等問題的關注程度,明顯高於年輕人,並且將之視為處理中美關係時需要考量的嚴肅議題之一:在50歲以上的美國人中,高達53%的人認為,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政策,是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嚴峻挑戰;而在18-29歲人群中,這比例僅有38%。現時年長選民已是共和黨最核心的支持力量,盧比奧等共和黨議員迅速打「香港牌」,也許是有數據支撐的。

雖然盧比奧在去年美國共和黨初選中輸給特朗普,但他的政治支持度,依舊很高。他是在退出初選後,才回心轉意,為連任佛羅里達參議員開始競選工程,已經比對手晚了數月,最終還是勝出,得票比上屆更多出3%,說明他在佛州政壇的穩固基礎。現年45歲的盧比奧依然是明日之星,四年或八年之後,再度謀求入主白宮也有可能,因此在特朗普時代,正是選擇戰略性議題來「關注」之時。

領導 CECC 這樣專註中國政治發展(尤其是人權事務)的機構後,盧比奧未來在美國政壇做出與中國內政、人權問題掛鉤的政治舉動,大概會成為常態。香港在其中的重要性,不過是「一籃子」議題當中的一環而已。這一切自然不是出於盧比奧個人的理想,而是他(和國會、政府)爭取選民支持的途經,以及更廣義上對華施壓、討價還價的籌碼。假如特朗普無意打香港牌,盧比奧就會成為代言人;假如特朗普在某些時候忽然想到利用香港,盧比奧「成功爭取」,也有功勞。香港政治人物日後訪美,拜訪盧比奧,恐怕也成了指定動作了。

小詞典:《美國 -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目前美國處理對港事務的法律基石。它准許美國將香港視為與中國內地政治經濟體制有別的「非主權實體」,在雙邊經濟文化交流和其它領域,給予香港諸多中國內地不能享受的政策優惠。但該法案也要求,一旦香港政治社會情勢轉變,美國有必要重新全盤審視對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