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一國兩制：世外桃源加那利群島

上周談過獨立前的毛里求斯、成為法國海外省的留尼汪島，有網友希望多分享各國「高度自治」的案例；而今天除了美、英、法有高度自治的海外領地，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也有。

加那利群島屬緩衝空間

西班牙國界並不止於歐洲大陸，除了介紹過的北非港口城市休達（Ceuta）和梅利利亞（Melilla），位處北非海岸對開100公里的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同樣是西班牙領土一部分。年前到過當地，確是世外桃源。

早於十五世紀末，經過近百年進逼，西班牙卡斯提亞王國終於完成對加那利群島全境的征服，幸存的原住民古安切人（Guanches）陸續皈依天主教、與西班牙人通婚，這地區自此變成西班牙一部分。由於加那利群島與西班牙本部隔着地中海，直線距離超過1000公里，群島最初仍透過條約，獲得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包括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貨幣。然而，隨後的數百年間，西班牙數次拒絕履行條約，並於1873年建立第一共和之際，正式終止了整個條約的效力，希望加那利群島徹底「西班牙化」。

然而，受當時風行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加那利群島也曾出現「加那利民族主義」本土運動，只是影響力相當有限。到了1930年代，西班牙第二共和時期，執政左派政府支持地方自治，加那利群島一度有望再次享有自治權。可惜隨著極右勢力顛覆共和，獨裁者佛朗哥控制的中央取消了對各地的自治承諾，實施高壓政策，來抹除地方文化差異，直到1975年佛朗哥逝世，舉措才逐漸紓緩。1978年，西班牙通過民主憲法，將加那利群島劃為全國17個自治區之一，並承認其一國範圍內的「歷史民族」（historical nationality）地位。

和加泰羅尼亞、巴斯克等自治區相比，加那利群島和本土的差別，也許還要明顯，而且有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價值。早在大航海時代，加那利群島就是西班牙人前往美洲的主要中轉站，探險家、傳教士、商人等絡繹不絕，也曾招惹葡萄牙、英國、荷蘭等海軍逼近。到了後冷戰時代，西班牙認定其唯一軍事威脅來自北非，加那利群島的存在，正好可讓西班牙本部獲得緩衝空間。北約亦謀求加強其「南翼」（地中海、北非沿岸）防務力量，手握加那利群島的西班牙，亦因而增加了在北約的存在價值，並削弱了英國在直布羅陀問題的籌碼。

1993年開始，加那利群島的執政大權落入本土主義政團手中，反映了主流民眾爭取擴大自治權的呼聲。雖然群島對西班牙有重大軍事價值，但多數島民都希望群島非軍事化，以免捲入戰爭漩渦。近年加那利海域更發現蘊藏石油，中央政府卻無視當地2014年大比數通過的無約束力公投，堅持批准石油鑽探，明言期待其中10%資源能供應本部，惹來環保人士、本土主義者的強烈不滿。如情況持續，相信當地本土主義情緒會持續上升，但說到要求完全脫離西班牙的誘因，卻始終缺乏。

最後，非洲大陸和摩洛哥對加那利群島的態度，也值得一提。1968年，非洲統一組織（非洲聯盟前身）一度承認「加島自決獨立運動」（MPAIAC）這個獨派組織，把西班牙對群島的統治，視為歐洲人殖民非洲的其中一環，然而最終還是放棄了這立場。由於當地原住民血緣上與北非摩爾人無關，摩洛哥亦接受「加那利群島主權屬於西班牙」這政治事實，只是在交界水域存在若干爭議，因為在同一片海域，摩洛哥一側也發現了石油。假如加那利群島的未來出現變數，很可能是源自能源外交，馬德里防微杜漸，亦此其時。

小詞典：西班牙—北約關係

西班牙於1982年加入北約，但仍希望在美蘇之間保持戰略平衡，直到冷戰結束後的1998年，才正式參加北約的軍事一體化機構。1986年，西班牙曾發起全國公投，讓選民決定是否維持北約會籍，結果56%贊成，但加那利群島的贊成率只有47%。

以色列有DQ議員故事

2017年將過去，「DQ」成了熱門潮語之一。其實「DQ議員」的國際案例也很值得研究，例如以色列。

筆者多次談論過，任何國家、地方的制度建設，背後都有一些不能以簡單一人一票解決的基本共識，特別是宗教、民族、統一這類問題。

阿拉伯裔議員常被DQ

以色列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由於她是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的立國產品，先天有了猶太人的烙印，立國時訂明國體是「猶太及民主的國家」。

但是這兩者都是可以有衝突的，這條例也不容易應用到個人身上，直到1999年當局修改憲法後，情況才不一樣。

當年以色列國會修改了1958年的《國會基本法案》，加入7A條，列明假如參選人的目的或行動「否定以色列是猶太及民主的國家」，則無權參選以色列國會。

這背後的邏輯，與香港有議員因為被指支持分離主義、有違「一國」原則而被DQ，頗為異曲同工。

從2003年國會大選開始，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開始應用這條新法律，在參選報名期間，主動取消違法的候選人資格。

通常出問題的，都是兩類候選人：否定以色列是猶太國家的阿拉伯裔，或主張反民主的極端思想。以色列人口當中，有20%是阿拉伯裔，因此在120席的國會，總有10席左右，屬於阿拉伯人為主的政黨。近年這些政黨組成聯合名單參選，不時因為個別激進候選人的資格問題，和中央選舉委員會角力。

例如2003年，有兩名阿拉伯議員比沙拉 （Azmi Bishara ）、提比（Ahmad Tibi）被取消資格，選委會表示他們的「泛阿拉伯主張」，威脅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存在。其中比沙拉2001年訪問敘利亞時，曾高叫「要維持對付以色列國的武裝抗爭」；提比則長期活躍在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被指支持巴勒斯坦的反以色列武裝。到了2009、2013年，以色列選委會更直接DQ阿拉伯人政黨：反對以色列成為一個猶太國家的「國家民主聯盟」 （Balad）的所有候選人，都被禁止參選。2015年，另一名議員祖亞比 （Haneen Zoabi）也因為參加反以行動為由被DQ。

有趣的是，以色列選委會並非一錘定音。歷年這些DQ決定，都被當事人訴諸法庭，而法院幾乎都駁回這些DQ申請，令爭議人物最終依然當選。首席法官巴拉克 （Aharon Barak）在2003年審理上訴時表明，由於案件涉及選舉權這基本人權，定案應該從嚴，而且引入了「可能性原則」，即考慮候選人當選後，有沒有可能實施其主張。換句話說，既然以色列當局對自己的執政能力有信心，這些阿拉伯政客的主張，就不大可能實現；而且以色列阿拉伯議員往往不會參與政府籌組，根本沒有可能影響決策，去導致這個「猶太及民主國家」受損。

以色列選委會自然不同意這樣的理解，但其實其目的，也不是非要這些人做不成議員不可。因為法院的判決，暗示了一旦這些人勢力大起來、甚至參與組閣，就沒有不被DQ的理由。那選委會的把關，也就已經成功了。

小詞典：國家民主聯盟（Balad）

又名巴拉德黨，1995年由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立，主張以色列不再是「猶太及民主的國家」，而是對「所有公民都一致民主的國家」，立國並非基於單一民族認同。換句話說，這政黨主張以色列的猶太人、阿拉伯人有平等地位，而這根本牴觸了以色列的立國精神，因而成為眾矢之的，但依然在國會有3個席位。

加泰羅尼亞重選：獨派的迷思

加泰羅尼亞單方面公投宣布獨立後，中央解散自治政府而重選，結果再次由獨派獲勝。但是否這樣簡單，卻很值得商榷。

一直覺得，香港、台灣媒體報道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及其後續時，實在刻意誤導引向支持獨立的一方，例如「獨派全勝」云云；單看這些報道，讀者很難理解其實當地民意只是大約五五開，獨立既非一面倒眾望所歸，更不是可望可即。為何有這類偏見，大可自行解讀。

中央看清獨派底牌

這次重選，獨派得票率其實不過半，僅47.5%，統派為43.5%，另外7.4%由支持自治的「我們共同的加泰羅尼亞聯盟」（Catalunya en Comu–Podem）獲得。上次獨派政府單方面公投，在統派杯葛下，投票率不過半，因而就算有大多數支持，也備受國內外質疑；這次全體參與，被視為更有公信力的「變相公投」，結果卻確認了獨派支持不過半的事實。對雙方而言，這都是很重要的訊息。

論議席，獨派得70席，超過半數的68席，但比上屆少了2席，統派卻比上屆多了5席，獨派優勢變得更微弱。而促成獨派政黨內訌，正是中央政府解散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新冒起的獨派領袖總會有人希望取代宣布獨立、但流亡在外的普伊格德蒙德（Carles Puigdemont），成為馬德里的談判對象；另一方面，單輪政黨，第一大黨也變成了統派的公民黨（Cs），令公民黨領袖阿里馬達斯（Ines Arrimadas）得到更多民意認受，成為中央政府名正言順的頭號合作對象。

中央政府的態度其實很簡單：只要在憲法框架下談判，大可慢慢談；但再單方面搞獨立公投，大可再解散國會，無限輪迴。經過上次公投的後續發展，獨派理應很清楚他們沒有外援，沒有任何大國支持，沒有軍隊，群眾的不合作運動更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甚麼人真的把大規模銀行擠提付諸實行，總之是一切如常。可以說，中央政府看清了獨派的底牌。與此同時，統派的勢力也基本上穩守大約一半的基本盤，來自西班牙各地、但早已在加泰落地生根的一群人是當地經濟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支持獨立，而這類人口結構在未來，也不會往獨派方向傾斜。

獨派未來最務實的策略，正如本欄從前談及，就是爭取「巴斯克方案」：像巴斯克自治政府那樣，得到更多的地方財政權，換取完全放棄獨立運動。馬德里一直拒絕給予加泰「巴斯克待遇」，固然有客觀利益計算問題，但也有一點意氣用事，假如加泰新政府通過談判，得到這樣的方案，相信得到統獨兩派一致支持，並非難事。前車可鑒，真正的政治家會如何選擇，其實清晰不過。這訊息除了對加泰羅尼亞人重要，對世界各地的旁觀者，同樣重要。

小詞典：加泰羅尼亞公民黨

加泰羅尼亞政黨，開宗明義支持統一，政治立場中間偏左，支持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2005年成立，2015年加泰議會選舉議席倍增，2017年重選更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美女黨魁」阿爾馬達絲出盡鋒頭，政黨同時在西班牙國會、歐洲議會也有議席。

小國之道：毛里求斯的困局

日前談及印度洋小國毛里求斯的光明一面，但明亮背影有黑暗，該國面對的隱憂同樣不少。雖然毛里求斯政府刻意調和潛在的族群矛盾，更在人口普查剔除「種族」一欄，但印度裔主導全島的現實，已經不能逆轉。印度現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是強烈民族主義者，認為這類印裔主導的海外國家奇貨可居，私下稱毛里求斯為「小印度」，也和毛里求斯簽訂不少合作條約，都是要保障印度人利益。其實，這並非莫迪的個人喜好，數十年前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在位時，甚至一度打算出兵毛里求斯，去扶持當地的親印領導層。

具戰略位置奇貨可居

然而，過分強烈的印度角色，會令毛里求斯直接牴觸中國的「一帶一路」大計劃。日前提過，當年英國就是看重毛里求斯的戰略位置，才從法國人手上把它搶過來，雖然時代已經改變，但毛里求斯戰略位置依舊，加上正在轉型為「非洲金融中心」，中國要進入非洲市場，特別是尋找一個政局相對穩定、透明、而又能溝通歐亞非大陸的跳板，毛里求斯依然奇貨可居。從市容可見，不少簡體中文廣告牌已經出現當地，中國企業也陸續進駐，特別是華為，已經成為當地生活日常。

聽起來，毛里求斯在非洲，但它距離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印度洋島國，不過幾小時航程；曾幾何時，毛里求斯管轄亞洲的查哥斯群島，後來才被英國分拆，成為「英屬印度洋領地」，可見這些島嶼榮辱與共。

今天斯里蘭卡、馬爾代夫都陷入中印兩大國之爭，一方以「一帶一路」大興土木，希望進入港口搞基建，另一方則以血緣、文化、商貿關係，企圖將這些島國變成一個個「小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近年政潮不斷，很大程度的背景，都是兩國在角力；假如毛里求斯也陷入類似紛爭，絕非小島之福。在毛里求斯時，適逢大選，雖然市面一切平和，政府卻實行三日「禁酒令」，以防群眾鬧事，大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不少遊客都愛拿毛里求斯和馬爾代夫比較，後者卻相當不令人討好，從前文章已談過，不贅。大批遊客湧入，的確令毛里求斯有「馬爾代夫化」之虞，雖然這裏不像馬爾代夫隔離居民和遊客，但不少景色最幽美的海灘，都被大酒店霸佔，酒店內形同租界，置身其中，就像美國學生Spring Break，另一些又像雙魚星號，當地人卻擠在旁邊的公共海灘，心中何所感，並不難想像。未來十年，大概是毛里求斯轉型關鍵，要是能夠成為印度洋金融中心，足以躋身發達經濟體之列，否則鄰國前車可鑒，也不必多言。

小詞典：英屬印度洋領地

英國在印度洋的海外領地，面積只有60平方公里，主島群是查哥斯群島，本來由毛里求斯管治，在毛里求斯獨立前，被英國劃出來另行處理；另外一些被劃入群島的小島，則由塞舌爾那裏分割過來。英國製造新領地，是為了租借給美軍做軍事基地，更不惜把全體一千島民趕走，造成嚴重的國際法爭議。

留尼汪島抉擇：法國「非洲香港」之路

到了非洲島國毛里求斯，自然順道一併到它的「姊妹島」留尼汪（Reunion）一遊。日前提及，毛、留兩島飛行距離不過30分鐘，面積相若（都是兩個香港全境那麼大），本來都是法國殖民地。拿破崙戰爭期間，毛里求斯被英國攻陷，成為英國在印度洋的戰略重鎮，留尼汪島則繼續由法國管治，直到今天成了法國海外領地，居民都有法國護照，即同時擁有歐盟身份。單是這一點，加上法國補貼下冠絕非洲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毛里求斯已經截然不同。

兩島經濟體系 互相依賴

3年前馬航空難，飛機殘骸在留尼汪島海域被發現，當時我們介紹過當地的「一國兩制」，但親歷其境，才能真切體會這個「非洲香港」得來不易。

當年英國攻陷毛里求斯後，理應一併拿下留尼汪，才能驅逐法國在印度洋的勢力。但英國偏偏不如是想，而是希望「統戰」法國在印度洋的精英，只求穩定從南非到印度的航道，做到這一點，就願意和法國和平共處。

另一個如意算盤是，有了毛里求斯的英軍牽制法屬留尼汪，法國在東非也會有所收斂。於是，留尼汪島的均勢平衡，就穩定了下來。

數十年後，法國佔領印度洋馬達加斯加島全境，將之變成法國殖民地。這對留尼旺島衝擊極大：馬達加斯加面積比留尼旺島大數百倍，兩者歷史上的關係，就像中國內地和香港；今天不少留尼旺島的人工產品，背後都寫上「馬達加斯加製造」，經濟體系的相互依賴，可見一斑。留尼旺人最初期望馬達加斯加的「法蘭西化」，有利於早就成為法國殖民地的本島；馬達加斯加龐大的人口基數，也會對留尼旺的製糖出口有幫助，甚至有建議留尼旺應該和馬達加斯加行政區合併。但不久，當地人就發現馬達加斯加不但不是助力，兩者還是競爭關係，對自居法國人的留尼旺人充滿戒心，於是下定決心自力更生。今天的身份認同，就是那時候形成。

到了非洲解殖，英法在印度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留尼旺島也一度興起獨立運動。但權衡利弊後，它最終還是留在法國，並隨著法國政策改變，逐漸取得和本土法國人一樣的權利和義務。走在島上，就像活在一個巨型的法式大花園，既充滿法國文化風情，又有獨一無二的熱帶氣候和氛圍，生活水平甚高，遠遠拋離鄰近的獨立印度洋國家。至於印度洋最大島馬達加斯加淪為全球最窮國之列，變成反面教材，更是不在話下。

留尼旺島之路，並非完全是當地人有意識規劃的，同時也是不斷和法國殖民政策的互動結果，雙方都是半推半就，沒有從一而終的大戰略。但到了今天，法國維持若干細小地方成為海外領地的政策，似乎完全成功，雖然付出的補貼不少，但以法國國力和那些經濟體的規模，依然大可承受，換取在全球不同角落維持戰略槓桿，無論在美洲、非洲還是大洋洲，都保留了話語權，甚至還有軍事潛能。

這些法國海外領地當中，我也到過不少，除了留尼旺島，還有加勒比海的聖馬丁、大洋洲的大溪地等。它們和鄰近獨立國家比較，每每令後者既羨切妒，不少鄰國人情願偷渡到這些法國海外領地成為非法居民，也要享受較高的生活水平。加上當地法國化相當徹底，無形中大大加強了法國的口碑和軟實力。這些效果，都不是由上而下能規劃出來的，歷史玄妙之處，正在於此。

小詞典：法屬聖馬丁

聖馬丁是加勒比海小島，由荷蘭、法國分別殖民南北兩部。法屬聖馬丁本來屬於鄰近法屬大島瓜德羅普的行政區，年前通過公投升格，成為法國治下的一個獨立海外領地；荷屬聖馬丁本來是「荷屬安的列斯群島」成員，年前群島解體，荷屬聖馬丁通過公投，成為荷蘭王國之下的「組成國」，和荷蘭本部平起平坐。

2017受忽視的大危機：馬達加斯加鼠疫

2017年快將過去，一如以往，「大事回顧」都是集中在大國博弈、選舉公投、恐襲內戰，但不少非主流地區的大事，依靠華文媒體，可能聞所未聞。馬達加斯加鼠疫大爆發，大概是例子之一。

當地人不信醫生

坦白說，要不是打算到馬達加斯加度假，也不會關注這宗新聞。馬達加斯加是全球第四大島，生態系統自成體系，從前的古王國也很值得研究。不過，獨立以來發展滯後，社會主義時代固然蹉跎歲月，此後的貪污腐敗也從未停止。島上不時爆發疫症，固然有自然原因，但這個國家位居全球最窮困之列，管治問題也責無旁貸。

鼠疫曾在中世紀肆虐歐洲，近年鮮有出現，2014年卻在馬達加斯加爆發過一次，造成40人死亡。今年8月，鼠疫再次在當地爆發，而且經人傳人，病毒也出現變種，專家研判為高危，至今確認2000多宗案例，造成209人死亡，成了當地50年來最嚴重疫症。

假如治療不及，鼠疫可以令人在72小時內死亡，因此全國人心惶惶，鄰國也對馬達加斯加人入境特別關照，世衞更一度對毛里求斯、塞舌爾（Seychelles）等9個鄰國發出警報。本來經濟已欠佳的馬達加斯加，又遭逢旅遊業重創，郵輪都不再靠岸，航機乘客也紛紛退訂。雖然政府宣布疫情受控，但信心明顯未能恢復。

假如單是鼠疫，到當地旅遊的風險，還只是健康問題，但隨後發生的其他危機，令風險變得更複雜。馬達加斯加平均一名醫生要照顧16000人，不少人根本沒有現代醫學概念，也不信任醫生。疫情爆發後，醫院病人大逃亡，感染鼠疫的人被關在醫院內，反而情願回家。那些較接觸現代知識的一群，則對馬達加斯加醫療質素心知肚明，擔心針孔不乾淨，也情願逃出，以土法治病。單是這種心態，就能發現馬達加斯加距離現代化，還有漫漫長路。

到了疫情緩和，又驚聞另一新聞：島上監獄被幫派攻擊，百多名囚犯集體越獄。雖然這和鼠疫沒有直接關係，但鼠疫期間，囚犯的探監安排被取消，也就是影響了地下秩序基本運作，而幫派仇殺是馬達加斯加日常生活一部份，任何「秩序」的破壞，都可能製造新危機。集體劫獄的導火線，是幫派追殺獄中一名謀殺疑犯，當地人懷疑監獄官吏必有內應，處理案件的司法人員也要逃亡避風頭。

鼠疫高峰期間，衛生專家擔心過出現全球大爆發，而作為源頭的馬達加斯加如此管治、如此民情，疫情一旦失控，內部治安、秩序，不堪設想。在這個80%以上人民每日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的國家，要是掀起逃亡潮，結局怎樣，不寒而慄。

小詞典：法屬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本來有眾多部落王國，被法國逐一征服，1897年，法國正式宣佈把馬達加斯加變成殖民地。1958年獲自治，1960年完全獨立。二戰期間，納粹德國一度考慮把猶太人集體流放到法屬馬達加斯加，作為「最後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讓其在生活惡劣、與世隔絕的島嶼自生自滅，島上情況，可見一斑。

大英帝國的一國兩制：毛里求斯隨筆

此刻身在印度洋島國毛里求斯，雖然幾乎所有遊客到此，都是為了陽光海灘，但這個小國的身份認同也十分有趣，從中觀察英國人的管治模式，亦不無啟示。

毛里求斯是英聯邦成員國，1968年獨立前的150年，都是英國殖民地，但碰口碰面的人都說法語，電台也大都是法語節目。雖然英語法語都是政府接受的語言，路牌、告示也是雙語並重，但先法後英絕對是約定俗成。問當地人為何被英國殖民多年，卻說得一口流利法語，他們說本地土話是由法文變成，所以更有親切感。

這是因為英國殖民毛里求斯前，法國先殖民了100年，而且並非視毛里求斯為一般殖民地，而是將之「正名」為「法蘭西島」；旁邊至今依然屬於法國的留尼汪島（Reunion Island），則曾「正名」為代表法國王室的「波旁島」（Ile Bourbon）。在眾多殖民地當中，法國人特別喜愛這小島的氣候，不少逃避戰爭的人，都走到毛里求斯定居，加上毛里求斯本來就沒有太多原住民，一個海外的法國管治階層，就這樣成形。

形成海外法國管治階層

到了拿破崙戰爭期間，毛里求斯成了亞非之間的戰略重地，英法都希望爭奪印度洋控制權，在毛里求斯爆發大海戰。雖然拿破崙軍隊一度在毛里求斯擊敗英國海軍（這也是拿破崙唯一的海軍勝績），但最終寡不敵眾，毛里求斯法軍還是投降。英國獲得毛里求斯後，管治極其寬鬆，和原來的法國權貴約法三章，允許他們保留一切私有財產，繼續使用法語和保留法式生活習慣，還可以在法庭選擇根據法國法律審判，俘虜的戰犯更全體釋放，彷彿激戰從不存在。因此毛里求斯的法國居民都願意留下，獲得實質上的高度自治。

英國在毛里求斯對法國人的尊重，並非權宜之計，而是根本國策：英國需要毛里求斯，只是為了國際地緣政治，服務大英帝國的國防外交，根本無意、也無興趣改變島民生活習慣。有法國人把制度建立起來，並願意捍衛，只要不挑戰英國權威，就能省卻殖民地的管治成本，又斷絕了其他國家對印度洋的染指，還能必要時「以法制法」（末代法屬毛里求斯總督和拿破崙就是政敵），何樂不為？所以英國完全把整個法國中上階層統戰過來，到了英國殖民地建立後數十年，居然還為法屬毛里求斯最傑出的總督拉布爾多奈豎立巨型銅像歌頌，毫無「政治不正確」的包袱。

為了讓毛里求斯經濟發展，英國殖民期間，一如在其他殖民地，大舉引入海外勞工。這對毛里求斯而言，比例尤其誇張，前後有50萬名來自英屬印度的勞工來到毛里求斯定居，而今天的毛里求斯總人口，也不過110多萬，可見這些印度新移民已經徹底改變了當地人口結構。出人意表的是，由於毛里求斯一切以法國文化優先，這批由英國引入的印度人，迅速入鄉隨俗，被島上的法國文化同化，對英國、英語的認同反而淡薄。今天毛里求斯統治階層雖然變成了印度裔，文化上卻依然是「法國人」。

大英帝國並沒有「一國兩制」名目，但對不同殖民地的管治模式，都充滿不同彈性。英國曾與南非荷蘭裔白人爆發波爾戰爭，戰勝後卻全體荷裔白人予以吸納，讓他們繼續成為南非精英，這和大戰後奪取毛里求斯、卻依然重用法國人，一脈相承。當然，毛里求斯的法語社群、南非的荷裔社群，都要自己識趣，不再拉攏包括母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主動為英國服務，這是他們「一國兩制」長存之根本。奉政府籲，「一國兩制」是國家對港澳台地區的偉大創造，前無古人，和任何地方比較都是不合適的。

小詞典：拉布爾多奈 (Bertrand-François Mahé de La Bourdonnais, 1699-1753)

法國政治家，早期服務法國東印度公司，1735年成為法屬毛里求斯、留尼旺島兩地總督，管治五年間，奠定兩地發展基礎，典章制度、城市規劃、組織架構，大都出自其手，深受印度洋各島懷念。雖然他離開毛里求斯後仕途不如意，但死後得到哀榮，除了毛里求斯有銅像、街道、酒店以他命名，法國本土也有一條「拉布爾多奈大街」紀念他。

支付寶革命：從個人關係到國際關係的影響

支付寶與微信支付正式進軍香港，民間反應兩極。支持的，說出不少獨特應用例子，超越身份、道德範疇，成為一時佳話；反對的，每每無限上綱，不少文章立論嚴重脫離事實，而成為國內用家的笑柄。

雖然普羅大眾關心的，只是掃描二維碼的付款方式與八達通怎樣比較一類問題，但假如我們只着眼於付款形式，卻會忽略科技公司於過去數年對國內社會結構造成的巨大影響。這些科技巨無霸已走出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據點，未來更可能翻天覆地。

多重身份建立與新信用制度

支付寶成立時，只是淘寶的第三方擔保系統，現已發展出基金、保險等業務，與騰訊的微信支付，都成為國內人民衣食住行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帶來的改變，首先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轉變。

自從「網購」興起，每個人在市場上的身份，已不再單純是消費者或商家。由於入場門檻低，基本上任何人只要註冊一個賬號，就可以成為「商戶」，令國內很多人同時具備買家、賣家雙重身份，然後在微博、微信買賣商品。由於國內人口基數極大，「微商」這個群體，便開始出現，從而顛覆了社會消費模式。

國內對「微商」的定義，是指在移動互聯網的空間，借助社交軟件為工具，以人為中心、社交為紐帶的新商業模型。由於微商是生存於社交空間的群體，買賣雙方也不再是完全的陌生人，起碼是微信「朋友」，也可以是親戚、同事、同學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單一，而是多重。

新媒體雜誌編輯努德利（Michael Nutley）把這建基於社交媒體空間的市場推廣、販賣商品及服務，稱之為「社群商務」（social commerce）；這種商務得益於社交網絡的優勢，如對產品的評價、買賣雙方的互動、商品體驗的分享等而急速壯大。根據《2017年中國微商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微商」人口已達3000萬，隨着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10年勢必倍增，幾乎已是家家皆「商」。

另一個對人與人關係帶來改變的，是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建立的「芝麻信用」。中國內地的信用制度以往並不完善，一個人欠下巨債後，有時仍可在別的城市向個人、甚至銀行貸款；「芝麻信用」的出現，就是將用戶納入一個新的「全國信用系統」。例如，用戶定期交水電煤費，「芝麻信用」值便愈高；得分愈高，就可以有相應「信用消費」，例如免抵押租用「共享單車」，或使用更高額度的「花唄」購物，被容許在下月才還款等等。隨著「芝麻信用」普及、認受性提高，銀行的信用評核功能，也可能被取代。當然，有了這個制度，「信用」會否延伸為「政治信用」、「社會信用」，每人的一生檔案都如影隨形，成為政權的「參考」工具，就想英國警世劇集《黑鏡》（Black Mirror）講述那樣，自然是另一回事，只是大勢所趨，恐怕在中國、乃至全球，都是無可避免了。

「去中介化」還是壟斷性平台?

支付寶帶來的衝擊，已經不受地理限制，除了國內全線流通，與全球化「時空壓縮」的道理一樣，全球也已「聯動」。支付寶歷史上的第一筆國際交易發生於2003年，一名在日本橫濱的中國留學生將數碼相機放在淘寶銷售，在西安工業大學就讀的學生決定以這個第三方擔保方式付款，這已經是14年前的事。時至今日，世界各地華人幾乎天天這樣「貿易」，這個驚人網絡會發展出甚麼可能性，充滿想像空間。

支付寶在全球興起，是我們多次談及「網絡3.0」的「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現象一環，時至今日，中間人在交易、服務提供過程中，已經日漸失去地位，大型商場如是、大學如是、旅行社如是、的士公會如是，世人現在才發現以往被逼付出的「中介人費」，是多麼無謂。其實「去中介化」這概念，早於1960-70年代已經被討論過，當時銀行利率低，人們發現投資於其他金融工具，比存款於銀行的回報更高，因而出現「去中介化」訴求。然而當時的技術層面，並未能讓概念普及在日常生活，在網絡3.0時代，就完全不同。

現在只需花數分鐘，就可以電話購買醫療保險，過程中，保險經紀並無任何角色。獨立音樂人只需將作品上載至音樂平台，就有機會接觸到上億計的潛在聽眾，與以往必須經過唱片公司、發行商高層「發掘」才能出唱片，必須到電視台、電台宣傳才可將作品公諸於世，已是兩個時代。現在無論是音樂、聲音／短片直播、小說等平台的收費模式已經相當成熟，遇不上伯樂而自嘆懷才不遇的事，也難再有說服力。連帶技術含量較低的按摩、賣水果一類服務，也是這樣運作，卻也「行行出狀元」，新一代「按摩天后」、「水果男神」紛紛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初創企業、個體戶都可以透過這些平台，接觸到全國、全球潛在買家，這是馬雲經常說的「賦能」現象（empower）。他將阿里巴巴與亞馬遜作出區別時，指他自己致力於建立一個生態系統，讓其他人透過科技出售產品、服務，「讓每間公司都可以成為亞馬遜」；馬化騰的回應是更著重「去中心化」及「被賦能者」的安全程度，讓用戶決定自己的發展。我們可對他們的主張抱有懷疑，但多間科技公司搭建的平台，確是降低了初創公司的營運成本，接觸到更大的潛在市場。

資本背景混合的「中國公司」

這樣的趨勢，假如牽頭的是中國，對世界影響又會如何？中國近年積極建構科技強國形象，從「互聯網+」到「中國製造2025」都是例子；科技巨頭的崛起，正好提供實際成績，再配以類似「世界互聯網大會」等，就能對外推廣。這些公司已經成為中國支撐的「非國家個體」（GONGO），負責海外建立有利於中國經濟的網絡，例如支付寶、微信支付在海外推廣，就形成中國主導的結算、信用系統。更進取的是阿里巴巴提出的「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希望在不同城市成立「電子自由貿易區」（Digital Free Trade Zone，DFTZ），假如成事，甚至連各國政府這一層「中介」，也可以被繞過。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把它們與美國公司的海外擴張直接比較。雖然這些科技公司的中國色彩濃厚，但背後的最大股東，不單是馬雲、馬化騰，例如阿里巴巴的最大股東是日本軟銀、美國雅虎，騰訊最大股東則是南非傳媒公司Naspers。最大股東不一定是實質控制人，但單純視之為中國資本，也不合全球化時代之道。中國政府和這些巨無霸同樣是互相角力、合作中競爭，不過掌握的槓桿和手段，比其他對手多罷了。到了最後，老掉牙的民主Vs威權政體大辯論，可能完全無關宏旨，因為各國政府的真正功能，都在這類平台被解決了。

小詞典﹕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

馬雲於2016年博鼇亞洲論壇提出的概念，目的是讓中小企、發展中國家、婦女及年輕人參與國際貿易，通過在世界各地建立「e-hub」，為中小企建立全球貿易的基礎設施，並逐一將「e-hub」連結而成「e-road」。首個與阿里巴巴如此合作國家是馬來西亞，合作範疇包括超級物流樞紐、電子服務平台、電子支付及融資、電子人才發展等四個領域。

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何止特朗普一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即時鬧得沸沸揚揚，但在這個訊息極速流動的時代，似乎轉瞬間就被消化了，「其實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聲音也開始出現。
其實，除了以色列自己和美國，世上持類似立場的，還有其他政體，例如捷克。

捷克繼續親猶太傳統

在奧匈帝國年代，布拉格是歐洲其中一個最多猶太人聚居的地方，十六世紀初期，猶太人曾佔布拉格人口四分一，孕育了不少猶太名人，例如文青熱捧的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

雖然希特拉戰時的屠殺令捷克猶太人數目銳減，但捷克的親猶太傳統依然傳承下去。戰後，捷克斯洛伐克不但是以色列建國的忠實支持者，也是偷運戰時武器到以色列、協助猶太人建軍、擊退阿拉伯聯軍的一大功臣。

雖然在蘇聯影響下，捷克一度跟「美國走狗」以色列斷絕官方往來，但冷戰結束後，雙方關係迅速回復，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曾說，捷克是以色列在歐洲的最好朋友。

捷克曾經支持以色列加入北約，以保護免受伊朗攻擊，又設法拉攏歐盟與以色列建立更緊密關係，卻是唯一反對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的歐盟國家。

特朗普發表上述聲明前，捷克國會已通過議案，敦促政府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特朗普「兌現承諾」後，捷克緊跟其後，雖然強調是承認「在現今情況下，按1967年前邊界，西耶路撒冷事實上是以色列的首都」，以保留東耶路撒冷成為巴勒斯坦首都的空間，但對以色列而言，已經是極大鼓舞。

捷克與美國在耶路撒冷走在一起，而與歐盟政策背道而馳，其實還有前傳，就是共同抗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承認巴勒斯坦國，並作出不利以色列的文化遺產判決。同一事件還令以色列多了一個意外盟友：香港人熟悉的「我想住既地方」瓦努阿圖。我們介紹過，瓦魯阿圖的外交政策極其務實，例如在兩岸間游走換取「永續」援助，又一度希望以承認俄羅斯傀儡國阿布哈茲獲得俄援。瓦努阿圖在聯合國對支持巴勒斯坦、譴責以色列的提案，大都投支持或棄權票，不過現任總統自稱有強烈基督徒身份認同，認為UNESCO承認巴勒斯坦國傷害了基督徒感情，卻率先在美國、捷克之前，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大概並非巧合的是，早前瓦努阿圖風災，以色列派了大量人手幫忙，也承諾每年輸出科技、教育、保健等援助，可見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

論及在不同陣營之間游走的藝術，本來台灣也是高手。以色列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度關係密切，冷戰期間被美國形容為「亞洲東西兩大反共橋頭堡」；美國對台政策不方便出手之處，例如軍售，也可通過以色列完成。特朗普發表「耶路撒冷宣言」後，有心水清的台灣網民發現，在台灣外交部網站的各國介紹，老早列出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認為這是台灣「早著先機」。但日前台灣外交部回應記者提問時，卻明確表示不會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也無意把代表處遷離特拉維夫。其實以台灣現今國際處境，反正爭取不了阿拉伯國家，承認耶路撒冷，其實沒有甚麼代價（反正本來無一物），卻可能有實惠。不過，今天台灣外交要是還有進取心，就不是台灣了。

小詞典：UNESCO巴勒斯坦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2011 年，接納巴勒斯坦為正式「會員國」，並在今年初將約旦河西岸的希伯倫定為屬於巴勒斯坦的世界遺產，引起以色列強烈抗議，特朗普更下令美國退出UNESCO。巴勒斯坦目前是聯合國大會的「觀察員國」，同一身份的國家只有梵蒂岡。

圍爐取暖的濫觴：南巴西獨立公投vs緩衝國烏拉圭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而換來反效果，這對國際關係觀察員來說，毫不意外，但對選擇性接收資訊的網絡世界而言，卻是現實主義的好好一課。

南美版圖穩定之因

事實上，類似案例並不缺乏，但通常都沒有太多人注意，也許還在糾纏統獨的人，已經十分前現代。例如巴西南部的「南大河地區」三州——巴拉那（Parana）、南里奧格蘭德（Rio Grande do Sul）和聖卡塔琳娜（Santa Catarina），也曾於10月7日單方面舉行公投，國際社會便幾乎毫無關注。

那次公投與加泰羅尼亞公投一樣，毫無法律效力，雖然得到「大比數」95%通過，但投票率奇低（不及3%），唯一功能就是顯示有人對巴西政府不滿，而這對巴西這樣的大國而言，卻是普通常識。

近年，巴西政府備受貪污醜聞困擾，而上述南部三州是經濟重鎮，佔全巴西七分一人口，只有20%稅收留為己用，這是當地獨立運動「南方是我國家」的主要論據。

此外，相比巴西其他地方，當地較多德、意、東歐等移民後裔，文化也相對多元化。

然而南美版圖歷來穩定，背後有一個結構性原因：各國獨立時，已經有國家扮演了「緩衝國」角色，令大國如巴西的邊陲省份，都有緩衝國和其他勢力隔離。與巴西南大河地區接壤的小國烏拉圭，就是好例子。今日巴西和鄰國的邊境，大致承繼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帝國的邊界，但烏拉圭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卻是大國之間的妥協：1810年，拿破崙入侵西班牙，導致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紛紛獨立，烏拉圭作為帝國「東方省」，本來和阿根廷東北部五省組成「拉布拉他聯合省」，成為一個同盟，令葡巴政府擔心同盟的共和主義蔓延巴西，決定揮軍入侵，1821年更將烏拉圭吞併。數年後，「33名東岸人軍團」從阿根廷回到烏拉圭，收復首都蒙得維的亞，宣告烏拉圭獨立，最後各方在英國斡旋下簽署《蒙得維的亞和約》，烏拉圭成了阿根廷和巴西、也是西語區和葡語區之間的緩衝國。烏拉圭的南美足球王國身份，和這段與英國的淵源不無關係，我們介紹世界盃時也曾說過，不贅。

這不是說南美洲後來沒有爆發過邊境戰爭、分離主義，而是南美各國的分離主義，大多是用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多於建基於強烈身份認同，例如南大河地區從前就曾宣佈成立「大河共和國」，但無人太認真理會。單就身份認同而言，南美不少國家的地方政府，都保留了較強的地方定位，和緩衝國的性質沒有太大差異。巴西政府也懶得高調打壓，畢竟自己要面對的國內危機，可要嚴重得多。

小詞典：《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

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是最早興起的海洋霸權，兩國爭奪美洲「新大陸」的殖民地，最終在1494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親自調解，兩國簽下《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俗稱「教皇子午線」），分割歐洲以外的地球領土，分界線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因此南美東部的巴西成為葡萄牙殖民地。

波蘭對德索償相信不可能成功

近年全球右翼思潮興起，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國，東歐諸國亦不例外，特別是波蘭、匈牙利，現在掌權的都是民族主義政黨，不時以對外強硬姿態提振民望。匈牙利右翼政府的舉措，例如移民政策、規管索羅斯大學的爭議等，筆者從前已談過，這次要介紹波蘭。

波蘭右翼政黨法律正義黨（PiS）2015年贏得大選後，其中一項積極推動的政策，就是「向歷史負責」。一方面，波蘭朝野對蘇聯製造的卡廷慘案（Katyn Massacre）窮追不捨，而且黨內認為蘇聯與波蘭簽訂《里加和約》（Peace of Riga）後，蘇聯承諾以黃金支付3000萬盧布的賠償並未兌現，必須對俄羅斯聯邦追討。不過真正大手筆的追討對象，還是二戰期間蹂躪波蘭的德國。事實上，波蘭政府和國會多次宣示從未放棄爭取賠償，法律正義黨未上台前，國會已經一致通過向德國索償，只是近年聲音愈發強大。

兩國言論各執一詞

波蘭副司法部長亞基（Patryk Jaki）解釋，稱戰後波蘭需花數以億計金錢重建，若這筆款項用於經濟建設，波蘭經濟體積會是今天的兩倍，國民收入亦已經和西方大國看齊，因此德國「無容置疑」要對波蘭經濟發展緩慢負責。同屬法律正義黨的已故前總統卡辛斯基（Lech Kaczynski）也表示，單單華沙市在戰爭的損失，已達453億美元；波蘭外長則聲言德國製造的損失，至少有一萬億美元。究竟賠償多少，就是開天索價、落地還錢了。

德國自然嚴詞拒絕，認為已經賠償了不少戰爭損失，而且不少對納粹罪行的賠償依然進行中，波蘭得到的尤其多。加上在1953年，當時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共產政府，曾聲明放棄對德索償；德國國內專家亦認為，1990年兩德與四個二戰戰勝國簽訂的《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已令所有國家無權再向德國索償。假如問題糾纏下去，德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會被剝奪殆盡，所以即時是德國左翼，也不可能同情波蘭這類訴求。

可以想像的是，波蘭政壇索償成風，自然是為了安內，多於攘外。波蘭學者Anna Materska-Sosnowska分析，索償既是為了表示可以向德國主導的歐盟說不，也可以轉移國內經濟問題的視線。波蘭最近因為司法改革問題，不單惹來歐盟前所未有的調查，國內也有不滿聲音，民族主義在這種時候，無論古今中外，都最為奏效。根據Ipsos的民意調查，高達68%波蘭人支持對德索償，可見政府的如意算盤，已經打響。

然而，一般相信這類索償是不可能成功的。討價還價是雙邊談判，很難再以戰爭名義捲入多邊參與，只會和今天的現實政治掛鉤，其他大國也很難支持：假如印度不斷向英國索償、阿富汗又不斷向俄羅斯索償，所有國家都無寧日。索償最成功的例子，大概是日本戰後對南韓付出天價賠償，近年又為慰安婦設立賠償基金。但那時候，日本需要和南韓和解，去融入美國主導的東亞新秩序、繼續自己經濟騰飛，近年則要拉攏南韓制衡中國，今天的德國，卻不用對波蘭賣帳。南韓的確靠那筆鉅款，促成自己的「漢江奇蹟」，波蘭要依樣葫蘆，卻甚艱難。

小詞典：《韓日基本條約》

1965年，日本和南韓簽訂和約，正式建交，日本承認1910年前日韓兩國簽訂的所有條約無效，也就是正式放棄合併韓國領土的要求，同時向南韓提供5億美元政府貸款，其中3億為無償經濟援助、2億為長期借貸，此外還有3億賦予民間借貸，不少南韓財閥集團，都是從中起家。

津巴布韋前傳：從香港－－羅德西亞關係談起

管治津巴布韋長達37年的穆加貝（Robert Mugabe）終於下台，香港人對這個遙遙的非洲國家，卻也不會陌生，近年甚至將之當成茶餘飯後的笑話。除了因為當地貨幣一度瘋狂貶值，穆加貝一家亦曾在香港鬧出不少事端，例如穆加貝女兒曾是香港某大學學生，某網民曾戲稱成為「津巴布韋駙馬」；穆加貝夫人曾因在香港襲擊記者而上報，又因在大埔持有豪宅引起嘩然……

曾與港有不少貿易關係

今天鮮為人知的是，早在津巴布韋成為黑人政權前，她的前身、以少數白人作管治階層的羅德西亞，就與英屬香港有不少貿易關係。羅德西亞1965年單方面宣布獨立前，津巴布韋被稱為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屬英國殖民地，與香港更有精英階層的互動，例如香港無綫電視創辦人之一、也是和記黃埔前身和記的創辦人祈德尊爵士（Sir Douglas Clague），就是出生於南羅德西亞，因二戰來港，參與「香港保衞戰」，從此在港定居；曾任香港輔政司的羅樂民爵士（Sir Hugh Norman-Walker）調職到港前，亦曾於五十年代在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包括今天的津巴布韋、贊比亞及馬拉維）內閣工作，為英國殖民政府服務。

大家看到今天的津巴布韋，未必能想像當年的羅德西亞，是富裕的農產大國，盛產棉花、玉米等經濟作物，甚至有「非洲糧倉」之稱。在七十年代，香港工業仍然盛行時，不少香港布廠、紗廠商人都與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羅德西亞有生意往來，並視羅得西亞為非洲最「穩定」的貿易夥伴之一。當時羅德西亞的農產榮境，有賴於大量白人農場主的技術和資金；穆加貝掌權的前期，也希望把他們留下來。但隨著經濟惡化，穆加貝逐漸推動黑人對白人的種族仇恨，踏入2000年代後，更進行針對白人的嚴苛「土地改革」，令白人族群大批逃離。取得土地的黑人，不少都是權貴代理人，又無心、無力以現代科技發展農業，才令這個昔日的農業大國，面臨饑荒、物質短缺的諷刺局面。香港商人圈子中，也不聞投資津巴布韋久矣。

不過津巴布韋建國後，從前港商的地位，卻被和中國內地企業取而代之。早在1960-70年代，穆加貝的游擊隊因為不獲蘇聯支持，而投向北京，中國除了提供武器，亦協助其訓練，所以北京強調穆加貝是「中國人民老朋友」，雙方確是淵源甚深。到了津巴布韋經濟崩潰，被西方國家制裁，中國是少數大力投資津巴布韋的國家，既有公路、鐵路等基建，亦包括農業、能源、甚至軍用設施等，《泰晤士報》曾有評論稱：津巴布韋將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殖民地」。

穆加貝在國外的資產，都是一旦發生非常情況時，可供一家使用的逃生門。雖然他強調不會流亡，但狡兔三窟，乃每一個獨裁者的金科玉律。正因為他本人與中國關係好，而香港又是中國境內最方便流動資金的自由港，在香港置業、安排女兒來港入學、乃至以香港乘載其他未知是否存在的金錢往來，就顯得合情合理，否則他能選擇的地方，其實也不多。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數十年來和香港的關係，其實也縮影了香港角色的改變，至於改變是好是壞，就見仁見智了。

小詞典：羅樂民爵士（Sir Hugh Norman-Walker，1916-1985）

1969-1973年的香港輔政司（等於今天的政務司司長），及行政、立法兩局當然議員。英國出生，先在英屬印度工作，然後加入殖民地部，主要工作地方在南部非洲，特別是馬拉維、博茨瓦納等國，也包括「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由於他到香港任職前，從未到達香港，只是熟悉非洲，曾受到本地輿論質疑。

統一與分裂：克里特島vs塞浦路斯島的故事

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除了再次掀起以巴衝突的「一國方案」、「兩國方案」、「三國方案」等討論，也令人對什麼前提下，才能令多元宗教、種族形成一個國家重新思考。須知這類問題，從來不是民主制度可以解決的，必須一方面依靠共識，另一方面以實力加持，才能有特朗普口中的「終極方案」。同屬希臘裔、土耳其裔角力的兩個地中海大島克里特島（Crete）與塞浦路斯島（Cyprus）的不同結局，就值得大家參考。而這一切，都要從鄂圖曼帝國說起。

民族主義遍地開花

話說中世紀時，鄂圖曼帝國盛極一時，領土大幅向外擴張至東南歐和北非，包括今天的希臘全境；地中海第三大島塞浦路斯，以及第五大島克里特，先後於1571年和1669年成為其囊中物。

後來歐洲多國海權崛起，帝國卻進入停滯期，中央管治權大不如前，從前屬於西方文明的地方紛紛出現離心，民族主義遍地開花，對多民族的鄂圖曼，自然構成嚴峻衝擊。與此同時，「外國勢力」則趁機支援、操縱分離運動，削弱鄂圖曼國力，以圖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在英法俄三大強權保障下，希臘人率先向鄂圖曼帝國開戰，1829年宣布成為獨立國家。然而，這只是「希臘民族復興」的第一步，希臘人的目標，是統一地中海各島，乃至進佔土耳其本部；克里特、塞浦路斯，都是希臘「統一自古以來故土」的目標。

1878年，為求得到英國在柏林會議支持，鄂圖曼帝國被迫承認英國對塞浦路斯的行政管轄權，塞浦路斯變成鄂圖曼帝國名義上的領土、實質上的英國保護國，直到一次大戰爆發，才名正言順成為英國殖民地。1897年，鄂圖曼武力鎮壓克里特島武裝抗爭，列強卻強行阻止其乘勝追擊，更逼鄂圖曼軍隊撤出克里特，以及承認當地自治權。於是，克里特島也變成另一個列強共管的國中國。

克里特島的主流人口一直是希臘裔，但是在鄂圖曼帝國管治期間，不少改奉伊斯蘭教，被堅持東正教信仰的希臘裔改呼為「克里特土耳其人」，他們在19世紀初的人數，一度佔全島近一半。然而希臘獨立後，克里特島上的希臘民族主義運動不絕，不時爆發針對穆斯林的血腥衝突，導致大部份「土耳其人」和其他種族的穆斯林逃離克里特島，走往土耳其本部。在鄂圖曼帝國最後進行人口普查的1881年，克里特土耳其人在全島的比例，只剩下26%。克里特島被國際共管期間，島上希臘人對統一的訴求極其強硬，1908年單方面宣佈「回歸希臘」，一戰前已得到國際普遍承認。由於希臘人希望進行人口換血手術，形勢比人強，穆斯林根本沒有留下來的空間，到了一戰後的1923年，希臘和土耳其在連場戰爭後，簽署《洛桑和約》，達成「互換人口」的妥協，克里特島上的土耳其勢力，自此被徹底清除。今天全球還有30多萬「克里特土耳其人」後裔，都是住在克里特島以外的地方，「回歸」故鄉，已不可能。

塞浦路斯土耳其裔的前車之鑑

克里特島前車之鑑，深深影響了其後塞浦路斯政局的演化。塞浦路斯1960年脫離英國獨立以來，人口比例大約77%是希臘裔，18%則為集中居住在北部的土耳其裔。獨立前夕，塞浦路斯的希臘裔政客計劃複製克里特島的「成功回歸」經驗，一方面強調族群政治，另一方面組成地下勢力，希望逼走土耳其人。土耳其裔為免重蹈克里特島覆轍，要求行使「民族自決」權利，主張在島嶼北部另行建立一個屬於土耳其裔的國家。

1960年，英國、希臘、土耳其三方簽約，確定塞浦路斯獨立建國，以及土耳其裔作為「少數群體」的否決權。不過希、土雙方都不滿意，緊張的準戰爭態勢，在各自母國推波助瀾下持續不斷，戲劇性的一幕終於在1974年爆發，就在希臘出現政變、鷹派上台後不久，土耳其以「恢復1960年憲政秩序」為名，揮軍攻入塞浦路斯，佔領北部36%土地。聯合國安理會儘管譴責，土耳其裔卻還是在1983年，宣佈建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一島兩制，分裂至今。至於種種調解方案，本欄從前已介紹過，不贅。

克里特重返希臘，塞浦路斯則走上獨立、分裂之路，這差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首先，希臘裔、「土耳其裔」的克里特爭議，在20世紀初已被大國鎖定結局，「汰弱留強」的國際政治倫理，既加深了塞浦路斯土耳其裔對希臘裔的敵對意識和危機感，重演全島希臘化的難度倍增，也令土耳其人明白到「外國勢力」支持的不可少，間接導致土耳其和宿敵希臘一起加入北約，起碼令對方有所顧忌。加上20世紀早期的國際規範、尤其是人權領域的規範仍相當不足，當年不被視為罪行的行為，二戰後已難以大規模公然出現。由於塞浦路斯雙方都不敢自製公關災難，行動較數十年前克制，局勢更容易膠著。最重要的是，希、土雙方雖然都有宗教憑藉，但宗教勢力尚算克制，沒有將衝突進一步區域化、宗教化，令塞浦路斯問題始終沒有像以巴衝突那樣，依然有和平解決的希望。

2004年，塞浦路斯以獨立主權國家身份成為歐盟成員國，與希臘平起平坐，反而土耳其加入歐盟則遙遙無期，近年更有「再伊斯蘭化」、「去世俗化」傾向。時至今日，希臘裔主導的南塞浦路斯政壇，已難找到明確主張「回歸希臘」的聲音，然而多個政治立場偏右的主流政黨、以及塞浦路斯的希臘東正教會，依然強調本地的「希臘性」，以爭取與希臘這個「母國」建立更緊密關係。至於北塞浦路斯一方，也不希望和土耳其合併，情願以目前「不被承認國家」的身份，維持自身的模糊空間。至於已回歸希臘百年的克里特，絕大多數人雖然肯定希臘人身份，但也有本土文化認同，在希臘經濟危機期間，克里特島經濟憑發達的旅遊業一枝獨秀，一些當地人開始思考要是不依附希臘，能否避免被拖累。說到底，統一、分裂、回歸這種議題，都是力的較量、人心的比併、大國的博弈；特朗普橫空插手以巴衝突，又何嘗不是？

小詞典：《洛桑和約》

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政府與包括希臘在內的多個一戰協約國，在瑞士洛桑簽訂條約。其中土耳其和希臘約定「交換人口」，土耳其境內的150萬東正教徒、希臘境內的50萬穆斯林「被決定」遷徙至對方的國家。兩國視此舉為雙贏方案，寄望這樣能同時增加雙方國內的民族同質性和向心力。

水至清則無魚：特朗普的耶路撒冷觀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其實並不意外。特朗普從來沒有深刻的外交認知，一切政策飄忽不定，此舉明顯是拉攏國內保守教徒和選民，轉移國內醜聞纏身的視線，多於真的有什麼宏大藍圖「促進中東和平」。這樣的認知，即使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概也不會不認同——他們才不會理會中東有沒有和平。

然而，這是否宣判「兩國方案」的死刑？其實，卻是言之尚早。以色列宣布把「整個」耶路撒冷列為首都，巴勒斯坦則希望正式立國後，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這兩個立場，表面上不能妥協，其實並非雙方的絕對紅線。

特朗普違反外交入門

正如本欄在月前介紹「地下主權論」時談及，於2000年，以巴雙方在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斡旋下，幾乎已經達成協議，以色列也接受巴人在東耶路撒冷立國，最後談不攏的，主要是舊城區與聖殿山的主權問題，而不是東耶路撒冷整塊土地本身。

以色列於六日戰爭後佔領的土地，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很難在終極和平方案後保留；這一點，其實任何理性的以色列政客都不會沒有心理準備。

問題是特朗普一方面說要「終極解決」以巴衝突，用的手腕，卻一律違反外交入門，單是委任身為猶太人的女婿庫什爾負責調解以巴衝突，就很難獲得巴人信任。選舉期間，特朗普把「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作為主要政綱之一，而且沒有任何預設前提，不是說為了解決問題、不是說同時有甚麼其他方案，完完全全就是為了拉票，然後被以色列右翼政客敦促他「找數」。在這前提下作出的姿態，對大局有何誠意可言，即使不是巴勒斯坦人，也能真切感受。昨天我們提及，特朗普連UNESCO也宣佈退出，導火線就是UNESCO承認巴勒斯坦國、承認希伯崙為巴勒斯坦文化遺產，也可以看作他「兌現競選承諾」的延伸部份。

然而，假如這次宣布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克林頓、奧巴馬、甚至布殊，又會怎樣？對這些傳統精英出身的政客而言，就算要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也可以充滿迴旋空間。例如對「耶路撒冷」的定義，可以用語言偽術，演繹為不包含東耶路撒冷在內的西耶路撒冷；可以加一句附註聲明，說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的職權範圍，不包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治的東耶路撒冷地區；可以同時宣佈在東耶路撒冷設立領事館、準大使館，暗示承認東耶路撒冷為巴勒斯坦立國後的首都。特朗普也不是沒有這類嘗試，他也強調對耶路撒冷的主權問題沒有立場、繼續支持兩國方案云云，只是沒有人（大概包括他自己）當真而已。

克林頓可以想出「共同主權論」、「地下主權論」一類創意方案，這雖然超出了特朗普的認知範圍，卻不代表未來的美國總統，沒有這樣的認知。中東各國領袖必然需要表態反對特朗普的做法，但若說會有其他行為，卻相信不會，因為他們都知道特朗普是要「安內」，多於「攘外」。在特朗普宣言的基礎上，由其他美國總統自我修正，技術上依然能做到。只是屆時會否為時已晚，卻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地下主權論」

2000年克林頓斡旋以巴談判時，提出將聖殿山地面以上部分的主權，「完全」交於巴勒斯坦；但從聖殿山地面往下0.5米的空間，交由聯合國安理會管治；而在更深的地下空間，即可能有猶太教遺跡被挖掘的地底，則由以色列擁有主權。在這樣的安排下，穆斯林和猶太教徒都可以在聖殿山不同區域、空間進行宗教活動，互不影響；而聯合國安理會則作為緩衝地帶的管理機構，避免以巴雙方在聖殿山內部衝突爆發。

退出UNESCO：特朗普繼續「不光榮孤立」之路

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醜聞纏身，但並沒有減慢帶領美國脫離全球化的步伐。不久前，美國宣布將於2018年底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只保留觀察員身份，繼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後，再次引起國內外大量迴響。

展現「可以說不」勇氣

美國退出的官方理由，聲稱是UNESCO在2011年接納巴勒斯坦為正式會員，並於今年初把約旦河西岸的希伯倫（Hebron）定為屬於巴勒斯坦的世界遺產，當時美國堅定支持以色列立場、投反對票，但未能改變決定。

但不能說出的理由，似乎還包括特朗普要對一些相對「無傷大雅」的國際機構，展現「可以說不」的勇氣。然而，UNESCO真是可有可無嗎？

聯合國的成立原意，就是推動一個全球化的管理體系，儘管被認為是無牙老虎，無法理順國家之間的紛爭，但一些軟性分支，例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難民署（UNHCR）、UNESCO等，則得到較正面評價。

UNESCO的最大挑戰，就是處理政治正確問題，因為它的一大工作，是為世界遺產和文化價值定下基準。不少國家因為歷史、族群因素，都會對歷史文化的演繹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可能隱惡揚善，也可能借古諷今。

UNESCO嘗試超越國家影響，以事物的本質和背後的歷史意義，建構普世價值，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任務。UNESCO彷彿一錘定音，冠以「聯合國」權威，自然難免捲入現實政治。

美國退出UNESCO的導火線：希伯倫「屬於」巴勒斯坦這例子，必然無法讓以色列接納；即使是奧巴馬時代的美國，從2011年起，也已經沒有交UNESCO會費，以示抗議。另一個例子是位於泰國與柬埔寨邊境的柏威夏寺：2008年，UNESCO有意將柏威夏寺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當時的泰國總理是他信，支持柬埔寨為柏威夏寺申遺，引來反他信人士抗議，認為政府將柏威夏寺「割讓」予柬埔寨。最終UNESCO還是將柏威夏寺劃歸柬埔寨，但泰國軍方隨後派兵當地，與柬軍發生衝突，引發兩國歷時三年的邊境糾紛，最後需要國際法庭裁，決方能告終。

此外，UNESCO 也是一個全球檔案庫，保存各國大量檔案，並在網上公開文件，不少涉及戰爭、國際關係，不乏歷史爭議，例如日本就因為抗議公開南京大屠殺相關文件，而曾經暫停向 UNESCO 交會費。1984年，與特朗普同屬共和黨的美國總統列根，也認為UNESCO的研究傾向蘇聯，一度宣佈退出，所以這次特朗普的舉動，也算有先例可援。

問題是列根時代的美國積極推廣普世價值，對進入全球相當積極，與特朗普的「不光榮孤立」大不相同。不少中國學者認為特朗普能「Make China Great Again」，把國際舞台上的全球化領袖角色拱手相讓，似乎也不無道理。

小詞典：希伯倫（Hebron）

約旦河西岸城市，以色列建國後予以佔領，直到奧斯陸協定之後，才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轄。境內有三教先知亞伯拉罕下葬的麥比拉洞，因而成為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共同聖城，也是以巴衝突焦點之一。

俄羅斯2018大選：普京怎能不連任?

明年最重要的選舉，也許是俄羅斯總統大選。雖然結果呼之欲出，但如何進行、演員如何按劇本演出，依然很有看頭。

或一個回合便勝出

根據俄羅斯憲法，總統只可以連任一次，但卸任後又可以再次參選，所以普京與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這對「總統＋總理」互換組合，足以無限期壟斷俄羅斯。普京雖然未表態連任，但沒有人懷疑國會最大黨「統一俄羅斯」推選的，只可能是他。

雖然俄羅斯實行「超級總統制」，但國會也不是沒有權力。目前在俄羅斯杜馬（國會下議院），梅德韋傑夫領導的政黨統一俄羅斯（United Russia）在450席中佔343席，比2012年增加了105席，在上次大選的總得票佔54%，大比數拋離俄羅斯共產黨（CPRF）、極端民族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LDPR）等對手，無疑是對普京強政勵治的最有力支持。如果普京出選，以去年政黨支持度計算，哪怕是雙階段投票制，也可能只需一回合，就以大多數勝出。

普京的國內民望從來高企，對一個長期執政、國內又畢竟實行一人一票的大國而言，有這樣的支持度，絕不容易。2014年，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後，普京雖然被國際社會制裁，國內民望卻進一步高攀。根據今年6月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高達87%俄羅斯人對普京表示信任，雖然在部分細項的支持度有所下跌，但大部分指標均超過50%；加上在政治正確大潮下，主流媒體都已歸邊。在俄羅斯，此刻也沒有能取代普京的政客。

無論是俄共、還是自由民主黨，雖然算是反對黨，但其實也是「普京主義」的夥伴。普京的中央集權、國有化資源、福利社會等政策，脫胎自俄共左翼綱領；愛國思想、民族主義情懷，則與自由民主黨相近，而沒有兩者各自的極端。普京也是利用兩黨在政治光譜上的邊緣位置，把自己鎖定在「中間路線」。因此，反對黨無論在國會、還是總統選舉，都只是普京的陪跑，俄共久加諾夫、自由民主黨日里諾夫斯基，都是長期飾演「忠誠反對派」的角色而已。

真正值得留意的，反而是可能代表公民組織Civil Initiative出選的前電視台主播Ksenia Sobchak。她的父親是聖彼得堡前市長Anatoly Sobchak，更是普京恩師，但她本人強調「普京不代表我」，以「俄羅斯 Paris Hilton」之稱號，一直參與社運，推廣女權、自由市場、同志平權等「西方」價值。對俄羅斯出兵克里米亞、敘利亞等大受民族主義者歡迎之舉，她則不以為然。雖然Sobchak有明星身份，但動員力弱，相信難以威脅普京。

有動員力的「真‧反對派」則是律師Alexei Navalny， 他在 2011 年的反國會選舉舞弊示威中被捕，之後組成反普京政黨「Progress Party」，參與 2013 年莫斯科市長選舉，今年更組織多個大型反普京、反貪污集會，10 月初因為非法集會被判入獄。根據剛提及的Pew Research 調查，多於一半人認為近年俄羅斯貪污惡化，Alexei 就以此為切入點，不斷舉行示威，參加人數以萬計，普京也開始忌憚。因此，不少人認為 Ksenia 參選，只是為了分薄Alexei 的票源；不過以普京的強勢，其實不用任何手段，連任也只是小事一樁。

小詞典：統一俄羅斯 (United Russia)

俄羅斯聯邦執政黨，2001年成立，由兩個主流政黨合併而成，現任主席是總理梅德韋傑夫，普京也是該黨成員，相信將再次獲其支持參選總統。統一俄羅斯目前在國會佔絕對多數，有成為「全民黨」的傾向，政治光譜上則屬於中間派，鼓吹愛國主義，因為普京的聲望而得到支持，但近年也有不少針對其貪污腐化的批評出現。

「公義」的公式：克羅地亞將軍庭上自殺的背後

在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戰爭法庭上，曾在波斯尼亞作戰的克羅地亞將軍普拉利亞克（Slobodan Praljak）突然當眾服毒，自殺身亡。

這一幕極其戲劇性，在場所有人均措手不及，震撼全球，除了令那場慘烈的戰爭場面重現新聞，也令人思考究竟戰犯審判，是否可能有真正公義存在。

國內視他為英雄

普拉利亞克並非職業軍人出身，他在波斯尼亞戰爭期間是前線指揮官，但加入軍隊不過是1991年的事。當時克羅地亞剛剛脫離南斯拉夫獨立，跟塞爾維亞軍立刻成為死敵，普拉利亞克以愛國熱情主動從軍，還組織了一個小隊，迅速打入克羅地亞軍隊領導核心。這種高升，不可能不具能力。

普拉利亞克出生在波斯尼亞邊境的克羅地亞裔聚居城市，讀書、成長主要在克羅地亞境內，在南斯拉夫還存在時，自然「不用分那麼細」，但到了國家四分五裂，他不但以克羅地亞為祖國，也自覺有義務為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裔貢獻。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國內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都成立了自己的國家，普拉利亞克可算是代表克羅地亞政府支援「黑塞哥—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Croatian Republic of Herzeg-Bosnia）的軍事代表，也是連結兩地的樞紐，在國內被視為英雄。

波斯尼亞後來的主要戰事，都是以塞爾維亞為一方，克羅地亞－穆斯林聯盟為另一方，但在戰爭初年，克羅地亞、穆斯林之間首先爆發了戰爭，普拉利亞克是期間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被指縱容士兵在戰場上殘殺平民，炸毀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摩斯塔橋，因而被判為戰犯。他深感無辜，一來因為戰爭行為、特別是當時混亂至極的形勢，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軍官能控制一切，這和一個立國多年的國家派軍出征的紀律，有根本不同。二來他在各方將軍當中，部份由於業餘出生的關係，一直屬於「鴿派」，曾反對炸毀摩斯塔橋，與穆斯林作戰期間，也曾對被圍困在薩拉熱窩的穆斯林施加援手，又送人道物資到摩斯塔，也未發表右翼仇恨言論。普拉利亞克有不少人證物證，證明炸橋的責任不在自己；而且不少軍事專家認為退一萬步，在戰爭期間，即使把橋列為軍事目標，也完全符合常態。

問題是對國際戰爭法庭而言，它的真正功能／興趣並非要判斷普拉利亞克是否有罪，而是要對整個波斯尼亞戰爭的歷史落下「政治正確」的結論：波斯尼亞各方都犯有人道罪行，除了被西方視為眼中釘的塞爾維亞一方，連西方盟友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穆斯林也一樣，唯有各打五十大板，才能做歷史的教訓／教材。

那麼克羅地亞在戰爭期間，有沒有過激行為？自然有，但主要責任其實在克羅地亞「國父」圖季曼。圖季曼的民族主義傾向，和後來淪為戰犯的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一模一樣；他以「國父」尊榮善終，其實相當幸運。圖季曼對二戰期間協助納粹的克羅地亞游擊隊一直歌頌，提出用一切辦法消除非克羅地亞人，也有一個「大克羅地亞計劃」，包括在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裔聚居地清洗穆斯林。普拉利亞克被指未能控制軍人犯下人道罪行，其實就是圖季曼的計劃一部份。戰爭法庭不會審判已經逝世、又已成為西方核心國家國父的圖季曼，自然就要其他人湊數。

說起來，普拉利亞克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傳奇人物，有工程學、哲學、社會學、戲劇學位，曾任職教授、舞台劇導演、商人，有二十多本著作傳世，似是一生追求不平凡的生活。他在庭上自殺的一幕，大概是自己導演的最戲劇性結局，假如以此歷史留名是目標之一，他成功了。

小詞典：克塞戈－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 (Croatian Republic of Herzeg-Bosnia)

1991年起，南斯拉夫聯邦崩潰，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等先後宣佈獨立，但波斯尼亞境內沒有單一主導民族，穆斯林、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三方都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克塞戈－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共和國早期聯合穆斯林抗擊南斯拉夫聯邦軍，然後互相爭奪根據地，再在1993年重新結盟，1996年併入統一的波斯尼亞，國號正式取消。

香港東盟自貿協定 作為港經濟出路初探

經過10輪談判，香港特區政府終於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最早於2019年1月1日實行。雖然本欄多次談及這協定，不少業界中人望穿秋水，但公眾重視程度十分有限，這是十分可惜的。

香港雖然是自由貿易港，但反而正因如此，與東盟就自貿協定的談判並不順暢，成果也得來不易。現在雙方同意在5個重點領域合作，包括海關、專業服務、中小型企業、貿易便利化和物流、電子商貿，而且簽訂協定後，東盟國家會分階段撤銷或削減香港貨品的關稅，新加坡更會把所有產品的關稅減至零。

雙方互享國民待遇

東盟成員國會對投資當地的港商提供優惠，雙方的服務供應者互相享有國民待遇；東盟成員國亦承諾香港商務旅客可一般逗留90天，企業調動人員可逗留不超過兩年、可續兩年，這些都是協議對香港的具體影響，可以改善香港經濟近年向內地「一邊倒」的現象。相比台灣的南向政策，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更實在。

對大力促成協定的北京而言，這對「一帶一路」的推展，也是催化劑。對比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盟國家的經濟更成熟、多元，東盟內部早已於1992年簽訂自貿協定，並於2015年成立「東盟經濟共同體」，已經是一個6.2億人的龐大市場。

這個市場與香港充滿歷史淵源，作為東盟大腦的新加坡又與香港同質性強，通過香港聯繫東盟，很符合大戰略。畢竟一帶一路以能源、基建為主，除了電信、港口與香港企業關係較大，香港其實難以切入；但這個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除了惠及近年在當地設廠的港商，也惠及有香港身份的內地商人。自從前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2008年推動「騰籠換鳥」，加上國內工資、成本上漲，港商已經陸續將廠房遷離珠三角，不少改為在越南、柬埔寨設廠，而緬甸改革開放後，亦成了不少港商、「新香港人」的目的地。

當然，這樣的協定，也有其先天局限和挑戰。東盟本身就是「對衝外交」的高手，除了象徵意義較大的東亞峰會、東盟10＋3等會議，東盟亦與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簽訂了不同程度的自由貿易協定，並建立了不同內容的自貿區，包括「東盟－中國自貿區」。由2010年至今，中國企業已經在東盟建立龐大的商業網絡，由2005年至2014年，中國出口到東盟的金額總值每年以13.5%增長，十年間增加了3.6倍，數據還未包括剛起步的一帶一路項目。電子商貿在東盟發展尤其有潛力，而這也是內地企業的強項，特別是阿里巴巴在過去一年，透過投資當地最大電商Lazada Group，積極發展東南亞市場，當地媒體形容，東南亞已成為阿里巴巴與美國亞馬遜的戰場。香港－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姍姍來遲，還有多少空間，誰也說不準。

自從東盟與中國組成自貿區，中國產品可直接運到新加坡、再轉到其他東盟國家，令成本大大降低。新加坡《海峽時報》直言，東盟－中國自貿區，因為包含新加坡、但不包括香港，令新加坡大受其惠，近年香港港口的吞吐量則跌至第五位，排於上海、新加坡、深圳及寧波之後。新加坡在香港－東盟談判過程中，千方百計阻撓、拖延，也的確爭取到時間空間，今後香港能否後發制人，亦要觀望。

香港作為外交槓桿？

不過這協定除了單純的貿易計算，對中國的宏觀外交政策，也有「週邊效益」。近年中國和新加坡關係惡化，認定新加坡在中美博弈中偏向美國，而香港與新加坡的優勢相近，同時又在東盟較具影響力，要是北京刻意以香港與新加坡競爭，也可算是「懲罰」新加坡的手段之一。中國近年在東盟不同國家興建港口，以圖打破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的港口壟斷，加入了香港，也是另一個分流大計。要是香港從中獲利，首當其衝的還有台灣：近日盛傳澳洲被北京要求在香港、台灣之間「二選一」，簽訂自貿協定，反映香港FTA在宏觀層面，已經成了中國外交的一個籌碼了。

但無論如何，對香港而言，香港－東盟自貿協定的簽訂，肯定是應該樂觀其成的。目前香港還與澳洲、馬爾代夫、格魯吉亞等就簽訂自貿協定談判，也嘗試以「東盟模式」和歐盟簽署FTA（香港已經和歐洲的非歐盟國家組成的EFTA簽訂自貿協定），這種國際網絡除了是香港維持國際都會地位的關鍵，也能鞏固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獨立經濟體的地位，令國際社會長期承認「一國兩制」（對國際社會而言，他們關心的從不是「一國兩制」的內部政制，而是經濟制度，理想青年對此必須熟知）。香港彈丸之地，的確缺乏發展空間，對部份不願走到內地發展的新一代，有了東盟的廣闊市場，也應豁然開朗。但假如整個社會對這種機遇還是缺乏興趣，落後於全球形勢，「威尼斯化」的宿命，恐怕就難以逆轉了。

小詞典﹕東盟－中國自貿區

2001年，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峰會達成共識，於2010年正式成立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是為世上最大的自貿區，總人口高達19億。其中最為顯著的成果是中國對東盟的關稅，由9.8%調低至0.1%；不少港商亦因中國出口東盟的低稅額，開始直接從內地出口貨品至東盟國家。近年東盟－中國自貿區已成為中國推銷其他雙邊／多邊經貿合作的成功案例。

何志平的名單：烏干達篇

「何志平案」的另一個涉事非洲國家烏干達，並非「失敗國家」之列，近年發展還一日千里。何志平被指賄賂的對象烏干達外長庫泰薩（Sam Kutesa），曾任聯合國大會主席，在國內也勢力龐大，因為現任總統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據說是其妹夫。

人民對穆塞韋尼期盼殷

美國法院聲稱何志平的「禮物」不但送給庫泰薩，也包括轉送給穆塞韋尼，令案件劍指何方，更添疑團。

穆塞韋尼有「烏干達鄧小平」之稱，1986年上台至今，在位已經31年，政績頗足稱道，烏干達基本上是在他治下才重回正軌。早年烏干達是英國「不列顛東非公司」保護國之一，境內土王林立，並沒有很強的中央向心力；獨立後，最大土王國布干達依然尾大不掉，令國民忠誠度無所適從。

不久，奪取大權的軍人阿敏（Idi Amin）又以獨裁、善變、殘暴、好大喜功著稱，對國內的破壞極其嚴重，包括驅逐主導商業運作的全體印裔人口出境；最終令他下台的是鄰國坦桑尼亞出兵，烏干達又經歷了被佔領的歲月。

這一籃子背景，令烏干達人對強人穆塞韋尼充滿期盼，也解釋了他掌權多年的原因。

穆塞韋尼上台初年，西方國家嘉許為「非洲新一代領袖典範」，既尊重民主程序，又控制軍隊，有強而有力管治，令經濟很快復元。筆者曾到東非各國調研，印象中，當時烏干達就像九十年代中國二線城市的水平，基本上繁榮穩定，充滿機遇，加上英國殖民時期遺留的基建不俗，成了不少外商投資的試點。穆塞維尼也大體解決了布干達問題，邀請土王回來「復國」，賦予其尊貴而無實權的榮譽，同時又控制了阿敏時代肆虐的愛滋病，國際組織都予以肯定。

然而隨著在位越來越長，穆塞維尼也開始專制。他動議取消總統任期和年齡限制，加上控制國內主要生產線，似乎有意當終身總統，西方國家開始把他列為疑似「顏色革命」對象之時，穆塞維尼自然另找靠山。國內穩定後，穆索維尼也追求擴大區域影響力，出兵剛果，間接觸發「第一次非洲大戰」，而烏干達支持的是剛果叛軍，和西方利益背道而馳，也加深了雙方矛盾。加上穆索維尼對同性戀有根深蒂固的厭惡，近年不斷以嚴刑峻法逼害，令烏干達人權狀況備受質疑。

這時候，烏干達卻出現兩大好消息，一是發現石油，二是中國崛起。2000年到2011年，中國向烏干達提供了3億5千萬美元無償貸款，除了投資油田，也為烏干得興建通往盧旺達、肯雅的鐵路，兩座發電水壩，和其他種種基建。這些基建除了是「一帶一路」前哨站，也是以整個東非為勢力範圍：肯雅是東非金融中心，盧旺達大屠殺後經濟發展迅速、同樣是中資熱點，東非吉布提的港口已經由中資運作，更是潛在海軍基地，埃塞俄比亞不少基建也是中國包辦。當穆塞維尼邁向老年，烏干達出現在「何志平的名單」，無論真相如何，是美國造謠還是真有其事，綜論背景，都不是偶然。

小詞典：阿敏 (Idi Amin, 1923-2003)

烏干達第三任總統，1971-1979年在位。軍人出身，英國殖民時代受訓，年輕時曾任拳手，以陸軍總司令身份發動政變上台。早期頗得民心，也有魅力，但政策全部失效，經濟出現危機，卻不斷以民族主義挑起矛盾、嚴刑峻法化解。結果國家接近崩潰，最終在1979年被坦桑尼亞出兵推翻，在位期間估計有十多萬人被殺，被稱「烏干達狂人」。下台後流亡利比亞、沙特，200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