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1日星期二

《把她帶回家》的印巴傳奇:網絡如何釋放正能量?

近年西方電影全力進軍的市場除了中國,還有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而與此同時,印度寶萊塢電影文化也越來越被西方接受,只是這股熱潮在華人地區還遠未成熟,令不少佳作都成了滄海遺珠。例如去年以印巴矛盾為背景的《把她帶回家》(Brother Bajrangi),在對立的印巴兩國,除了都大獲好評、叫好叫座,還有現實政治的意義,雖然曾在香港短暫上映,但幾乎毫無反應。

影片講述一個出生在印巴爭議地區克什米爾(Kashmir)的巴基斯坦裔啞巴小女孩Shahida,和她迷失在印度的故事。電影雖然全長數小時,但情節相當簡單:Shahida的母親帶她跨境到印度接受治療,但因為意外,令女孩未能在回程搭上火車,只能滯留印度。女孩被熱心印度大叔Bajrangi搭救收留,但因為不能言語,要大費周章,才被發現是「宿敵」巴基斯坦穆斯林。天性單純的大叔決心帶她非法越境,返回故鄉,但進入巴基斯坦境後,卻被認作「印度間諜」,遭嚴刑拷打。所幸一個記者將二人遭遇拍成短片,上載至 YouTube,引發印巴社會轟動,變成一場社會運動。最終女孩在視頻認出母親,與家人團聚,巴基斯坦也順應民意,釋放了大叔,二人於印巴邊境線作別。最後二人在邊境線擁抱、啞巴女孩忽然發聲的定格一幕,十分震撼。

那些年,克什米爾還是統一的日子

感人故事背後,令印巴雙方觀眾百感交集的,自然是克什米爾充滿紛爭的歷史。電影中,雙方老人都回憶說在英帝國時代,往返克什米爾十分容易,沒有分裂這回事,而追溯到更遠之前,克什米爾更曾建立「拉達克王國」,直至1841年被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兼併。這土邦算是英治印度的保護國,土王維持了相當權威,加上領土極大,在印度舉足輕重。1947年印巴分治,克什米爾的穆斯林人口佔7成,雖然土王希望獨立、次選加入印度,但主流人口希望併入巴基斯坦, 最終印巴在克什米爾邊境爆發戰爭,在聯合國斡旋下停火。根據停火協議,克什米爾問題應公投解決,但雙方都不願進行,結果以兩軍實際控制領域為界;後來在1965年和1971年,印巴再在克什米爾爆發衝突,至今局勢仍動蕩。這段背景,和電影中如詩如畫的克什米爾山巒美景相比,更顯落差。因此,穿越克什米爾,就像穿越南北韓、東西德,單是概念,就充滿傳奇,並隱含「那些年,克什米爾還是無分彼此」的寓意。而兩國人民為了釋放大叔進行的「社會運動」,更充滿政治隱喻。

既然要得到印巴雙方人民的共同掌聲、共同眼淚,電影自然不能不注意「政治正確」。這不是指同時向兩國歌功頌德,而是說有限度揭露兩國陰暗面的時候要「保持平衡」。女童在印度期間,曾被黑市人蛇中介賣到妓院,大叔則飽受種姓之苦;印度大叔在巴基斯坦,則不斷被巴基斯坦警察濫用死刑。然而兩國人民總體表現出來的形象,卻都極其友善,令兩國觀眾容易接受,也不會「傷害兩國人民民族感情」。事實上,這一面顯示出來的樸實,足以解釋何以印巴人民容忍了那麼多的黑暗面,也暗示了那些地下秩序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然現象,不過就不宜深入挖掘了。

互聯網在南亞次大陸的政治潛能

電影另一個引起印巴兩國跨國共鳴的原因,是與時並進滲入了互聯網的角色。印巴作為人口大國,已是各大網絡公司高度重視的大市場;電影由悲劇變成喜劇的轉捩點,就是巴基斯坦記者充分利用YouTube,激發了巴基斯坦民眾對印度大叔的同情,通過網絡動員民意、製造遊行,「成功爭取」巴基斯坦政府改變態度,更令前線官員「變節」,釋放大叔。無論這是否YouTube的植入式廣告,我們都可以參考目前印巴雙方的相關數字:巴基斯坦境內互聯網用戶佔人口17.8%,印度的這一數字則是34.8%,明顯還有大量發展空間。

商機以外,背後自然也不無政治故事:在現實生活中,巴基斯坦政府對 YouTube、Facebook 等社交媒體,一度進行過封鎖,理由是出於「國家安全」、「網站含有冒犯信仰的內容」,例如2010年一度封鎖 Facebook,2012-2016年則封鎖了 YouTube。目前YouTube在巴基斯坦依然要接入「巴基斯坦頻道」,方便監控。相較下,印度對網絡寬鬆得多,所以電影講述巴基斯坦網民的「抗爭」,究竟「抗爭」對象是甚麼,也可圈可點。

本來,電影故事是虛構的,令人意外的是,原來在現實世界,居然真有其事,只是在電影上映後才廣為人知;筆者的印度朋友講起這段傳奇,無不津津樂道。話說15年前,一名當時年僅7歲的印度女孩Geeta誤入巴基斯坦國境,因她是聾啞人,無法獨自回家,一直被巴基斯坦慈善組織照顧,並試圖幫她重返印度家園。電影上映後,Geeta的經歷得到印巴兩國政府關注,雙方外交部都說希望幫助 Geeta 重返故鄉,最終她成功返回印度,與失散多年的家庭團聚,正能量一時間照亮了印巴兩國。

這說明電影、網絡這些流行文化和工具,除了經常被批評為助長極端主義、煽動民粹,原來也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只要得其門而入,同樣可以戲劇性地釋放人性的正能量,令敏感的政治問題擱置,製造一定奇蹟。雖然奇蹟可一不可再,但成功公式如此,其實已是啟迪了前路。問題是,誰能夠加以利用,而又不會走火入魔而已。若是上一代一味逃避批判,那就本末倒置了。

2017年1月27日星期五

電腦遊戲現實版:羅德島戰記

希臘羅德島這名字,對一般人而言頗為陌生,熟悉的大概只有兩類人:電腦遊戲玩家和歷史迷,因為曾幾何時,羅德島也是歐洲的爭霸中心,想不到近日卻重新成為新聞。話說希臘債務危機從未解決,希臘政府爭取歐盟援助也好、節衣縮食也好,都是杯水車薪,於是開始出現一些嶄新的民間方案,包括很吸睛的「重建羅德島太陽神巨像」計劃。

羅德島巨像來頭極大,公元前280年由島民修築,目的是慶祝公元前305年成功阻止馬其頓軍事統帥「圍城者」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 of Macedon)圍攻羅德島。神像高30米,聳立在海邊碼頭,船隻在神像胯下經過,極有氣派,是當時世上最高的建築,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與金字塔等齊名。不過,神像只存在數十年,就在在公元前226年遭地震摧毀,居民擔憂冒犯了太陽神,因此一直未有重建。

羅德島今天是希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實歷史身份多次變遷,作為獨立國家也一度存在,曾是地中海地緣政治要塞。羅德島面積只比香港略大,是愛琴海文明發源地之一,在古希臘時代就是重要商貿中心,先後多次捲入戰爭,例如在「波西戰爭」中與希臘城邦結盟,後來又與馬其頓聯盟,先後併入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直至1306年,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the Order of Saint John)購得該島,在1309至1522年間獨立統治。

這是羅德島作為獨立實體最輝煌的歲月,騎士團獨自營運孤島也充滿傳奇,最終面對埃及蘇丹數萬大軍圍攻,被迫和平撤回歐洲;直到二十世紀初,羅德島還在土耳其、意大利、德國、英國之間易主,最終在1947年才併入希臘。

羅德島「自古以來」被歐洲、北非強國覬覦,因為她位於「愛琴海——中東航線」及「土耳其——埃及航線」的交滙處,極具戰略價值;也正因此,羅德島的繁榮程度曾不遜於雅典,作為域內商貿樞紐的影響力則比雅典更甚。後來希臘、馬其頓、羅馬、拜占庭各自在地中海的擴張過程中,羅德島都被視為關鍵據點,屬兵家必爭之地。

即便時至今日,羅德島在地中海一帶的重要性,依舊顯著。羅德島國際機場是希臘最重要機場之一,亦是地中海一帶航空樞紐;羅德島港口客運、貨運業務繁忙,是地中海主要航運點所在;羅德島的旅遊業也是希臘經濟支柱之一。有見及此,一群來自希臘和歐洲各國的建築師想到重建羅德島太陽神像,除了希望拯救希臘經濟,也是希望重現羅德島的戰略價值。

根據計劃,新神像並非完全複製歷史上的神像,而是融合了現代藝術創造,預算建築高150米,規模是舊神像的五倍。舊神像由銅鑄成,抗震性能欠佳;新神像則採用三腳架設計和鋼結構,以抵禦地震衝擊。根據設計方案,神像內部將建造圖書館、展覽館、文化中心、高級餐廳等設施,頂部設有燈塔和觀景平台。工程將耗資2億5千萬歐元,希臘政府自然不能負擔,團隊表示希望通過網絡眾籌、吸引外資等方式籌集,以此振興希臘建築業、旅遊業、物流業等,也讓希臘人重拾昔日民族自豪。上述計劃在2015年提出,去年不斷有後續新聞,但始終未有具體行動的曙光。究竟會否付諸實行,就說不準了。

小詞典:聖約翰騎士團(Order of Saint John)

三界「三大騎士團」之一,又稱Knights Hospitaller,成立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期間,本是聖城耶路撒冷的救護和保衛組織,後來成為教會軍事力量。騎士團被穆斯林擊敗後,輾轉走到地中海塞浦路斯,再以羅德島為據點,最後到達馬爾他,因此又稱「羅德島騎士團」、「馬爾他騎士團」。他們至今被不少國家承認為「沒有領土的主權國家」,依然與之保留外交關係。

2017年1月26日星期四

加拿大能成為「後民族國家」嗎?

全球向右轉,連苦苦支撐的德國默克爾也被迫開始「擁抱本土」,唯一高調推動左翼理念的發達國家領袖,幾乎就剩下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他代表自由黨贏得大選時,曾說要加拿大成為世上第一個「後民族國家」,表示加拿大「沒有核心身份認同、不存在主流觀念,只有對『開放、尊重、勤勉、互助和正義』這些理念的共享的追求」。這番官方表態,無疑是對近代「民族國家」的激進顛覆,而這番話在加拿大並未引發劇烈反響。這是否代表加拿大人已達成共識?

加拿大作家福倫(Charles Foran)早前在《衞報》撰文,對加拿大「後民族主義」進行辨析,指這一概念遠非杜魯多表態那般簡潔直觀,它本身是一場國家或民族建構的實驗。從統計數據看,加拿大的移民數量始終居於高位,每年新移民佔總人口1%;加上加拿大對新移民的篩選限制條件極少,高達85%的外來永居人口最終歸化為公民,大都市如多倫多、溫哥華等,已成為世上人口分布最多元的地方。

加拿大主義源頭

不過,「加拿大」的形象,又絕非淹沒在全球化浪潮中。恰恰相反,它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自有其經歷數世紀演化的社會文化特質——就是讓來自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社群,在同一片疆域上和諧共處,而這就是「加拿大主義」的源頭。自十九世紀中期,加拿大以「英屬北美自治領」身份,逐漸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加拿大人」這一概念,就存在種族和文化理念的混雜:既有來自歐洲的殖民者,又有久居於北美大陸北端的原住民;他們既是歐陸王室文化的認同者,又見證着美國民主發展,並深受其影響。

福倫最有趣的觀點是,認為最能反映加拿大特質的案例,乃分離主義者的「魁北克自治運動」。在世界眾多分離主義地區當中,類似運動都可能釀成曠日持久的分裂局面,甚至暴力衝突,惟有在加拿大,有強烈種族和文化認同的魁北克社群,與代表國家權威的加拿大中央政府,始終在尋求妥協。

「國家認同」在加拿大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一個始終存在內部張力、卻又能維繫不同立場的復合概念。這正是加拿大「後民族國家」的特色,而正是這樣的特質,讓加拿大年復一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

加拿大能進行上述實驗,與其自身獨特條件息息相關。加拿大疆域橫跨大陸、三面臨海,又有美國作為無威脅的強鄰,後者不僅貢獻了加拿大75%的外貿,客觀上更協助了加拿大國防(也就是特朗普口中的「搭便車」行為之一)。在這樣的環境下,加拿大在經濟、軍事安全等的壓力,較其他大國小得多。結果加拿大立國後,內部政策空間很大、自主程度也很高,才得以實驗開放、多元的「後民族國家」。

然而加拿大的例子,放眼世界,恐怕只是特例。與「後民族國家」理念相似的政治實踐很少,本來最成功的是歐盟。然而近年歐盟的「大歐洲」理念,與歐洲各國民族認同之間矛盾叢生,歐盟就算繼續存在,其價值觀的感召力,已被大幅削弱。畢竟,歐洲、亞洲等地不同社群之間的歷史文化淵源,加拿大模式是很難複製的。既然如此,只要加拿大實驗能繼續下去,杜魯多在當今世界的獨特地位,可能持續上升,令全球右轉,可能成為加拿大進一步拓展軟實力的契機。

小詞典:魁北克自治運動

加拿大魁北克省78%的居民說法語,歷史文化認同與加拿大其它地區有明顯差異,魁北克居民擔憂自己獨特性被同化,一直要求更多自治權、甚至獨立。1995年,魁北克就獨立問題舉行公投,反對者以50.6%微弱優勢勝出,但贊成者也得到話語權。1999年,加拿大國會推出Clarity Act,列明在面對「訴求清晰、並獲得地方絕大多數人民認可的獨立意願」時,國會有與魁北克展開獨立談判的義務。

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

1917 vs 2017:10月革命100年後…

2017年被認為是「黑天鵝之年續集」,假如真的是「黑天鵝」,自然難以預測,但與100年前的1917年比較,規律卻不無相似之處,這已足夠令人憂慮。
說來今年是俄國10月革命100周年,在《經濟學人》新年特輯中,歷史作家伍爾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便把1917年的國際格局與2017年進行深刻對比,從中可以推演出不少可能性。

民主化在第三世界開花

從世界格局起伏來看,最值得對比的,自然是兩次全球化的興衰,本欄早前也對此曾作介紹。1917年之前的半個世紀,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殖民帝國幾乎把全世界納入殖民版圖,開展殖民貿易,人口大規模自由流動,自由主義制度向其他(被認為是不文明的)地區拓展,可算是早期全球化時代。而自1970年代以來,新一波全球化思潮高漲,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蓬勃發展,打破民族國家邊界的「大歐洲」實驗被寄予厚望,在去殖民化浪潮中,民主化也在第三世界遍地開花。

然而,十九世紀全球化的興盛並未阻止世界大戰的爆發,1917年的資本主義世界悲觀情緒蔓延,歐洲殖民帝國深陷全面戰爭,經濟整合和社會文化交流被戰火阻隔。

俄國10月革命和共產主義、威權主義的興起,正是副作用之一;就是沒有一次大戰,俄羅斯帝國能否捱過資本主義的挑戰也是疑問。

再看當下,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化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遭受重創,大規模、高標準的多邊自由貿易投資協定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均告夭折;英國脫歐及特朗普當選,可能只是開始。

差可告慰的是,目前我們能避免新一次世界大戰,正是2017與1917年的不同之處。與19世紀末貿易全球化相比,今天世界的經濟互動大有區別,跨國公司遍佈全球的生產、加工、銷售網絡,取代了國家的角色,對不同社會內部的滲透,遠非19世紀末的殖民地貿易所能比擬。是故,即使在保護主義抬頭的2017年,要將以「生產全球化」為特質的全球經貿網絡打破,亦非易事。在各國經濟聯繫不再局限於商品本身,而是牽涉國內不同社群階層時,一刀切的貿易保護政策,就不容易成事。

2017與1917的另一關鍵區別,在於今日各國政府對「威脅」的認識產生了變化。在20世紀伊始,民族國家之間利益對立,被視為關乎一國生存發展的核心因素;不過在今天,恐怖主義、環境問題等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重要,而這些議題都是單一國家不可能完全解決的。在全球性威脅面前,各國不得不通過多邊協商機制、國際組織等平台磋商,令單邊主義同樣行不通。

不過,我們依舊不可對2017過份樂觀。正如Wooldridge 指出,目前我們目睹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浪潮崛起,對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造成實質衝擊;當「思潮」逐漸轉化為「政策」,戰後秩序的崩解,絕非毫無可能。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之時,蘇維埃的「共產主義」理念,乃是超越國族的世界主義理念之反映,本來被認為是痴人說夢。而在新自由主義不再吸引人的今天,我們在國際舞台再難見到「世界主義」身影,各國極端政治思潮無不強調「本土優先」。在這環境下,如何避免重蹈20世紀上半葉的覆轍,是今天精英和民眾的共同責任。

小詞典:十月革命

1917年,俄國沙皇專制政府被推翻,俄羅斯貴族組建臨時政府。同年11月7日,以馬克思主義為綱領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領導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建立社會主義政權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後擴大為蘇聯),這也是世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2017年1月24日星期二

新加坡裝甲車事件:李光耀的智慧適用嗎?

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關係出現暗湧,導火線是去年新加坡就南海問題表態;及後新加坡駐華大使與《環球時報》總編爆發數輪筆戰,把變質關係浮面;月前新加坡送往台灣參加軍事訓練的裝甲車,回程途徑香港海關時被查扣,則是關係惡化的具體顯現。香港查扣的理由是「未有經過適當報關手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為此致函梁振英(而不是北京),稱裝甲車受新加坡主權保護,促香港立即歸還。北京未有正式表態,但外交部發言人以「要求新加坡政府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喊話,暗示不言而喻。

新加坡一直以成功在不同陣營游走而自豪,這次陷入僵局,朝野頗感意外。不少人認為假如李光耀在生,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新加坡與台灣獨特的關係,正是李光耀一手促成,究竟當時的做法能否持續至今?

懂得把握最佳分寸

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面對馬來西亞、印尼等穆斯林國家的戰略威脅,亟需發展國防力量。李光耀希望建立裝備精良、具震懾作用的軍隊,惟東南亞國家都不願與印尼、馬來西亞產生矛盾,英美無意協助新加坡國防,文化同源的中國則是反共外交的敵人,李光耀惟有另闢蹊徑,把目光鎖定以色列和台灣。1965年12月,以色列第一批軍事代表團秘密前赴新加坡,隨後新加坡通過向以色列大規模軍購,成為以色列軍事出口的重要夥伴。

新加坡面積狹小,難以進行軍事演習,為此李光耀與台灣商議,借用其軍事基地。蔣介石曾提出以「新加坡與中華民國建交」為條件,為李所拒;蔣經國上台后,雙方才在1975年達成「星光計劃」協議,新加坡低調派軍備和人員赴台訓練,雙方秘而不宣,台灣也獲得接觸以色列先進軍備的機會。

其時大陸改革開放,中新之間已無意識形態對立,蔣經國政府則不曾有「台獨」傾向,鄧小平、李光耀和蔣經國三人就此達成了無言默契。如《聯合早報》前編輯鄭維所指,李光耀頻頻於兩岸穿梭,正是憑藉三方在台灣問題的共識;李登輝鞏固台灣本土意識之時,李光耀就不再訪台;直至奉行「一中」的馬英九上台,新加坡與台灣的互動重新回暖,才有2015年11月新加坡的「習馬會」。可見李光耀把握的分寸,每每恰到好處。

問題是,在北京眼中,上述共識的背景已不再存在:台灣掌權的是強調本土化、傾向「台獨」、不公開承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蔡英文;新加坡在南海問題偏向美國立場(反而當事國菲律賓已放棄對抗),同時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令對台軍事合作就了更多美國影子;特朗普政府聲稱連「一中政策」也要檢討、頻頻打「台灣牌」;就連作為中國特區的香港也興起本土主義,同時是美國戰略支點之一。北京通過裝甲車事件釋放訊息,對新加坡、台灣、美國、香港,都是警號。

所以就算現在是李光耀操盤,又可以怎樣?他雖然左右逢源,但對大國有不同程度的抗爭情結,一直避免完全一邊倒,而在國際社會重視國際法一類文本,這是新加坡得以在東盟扮演領導地位的關鍵。極其量能做的,就是在技術層面的操作,更照顧中國「國情」。例如鼓勵南海爭議各方按國際法協商,強調新加坡尊重國際法的身份,避免具體表態,這樣對中美雙方都能交代;又如面對《環球時報》一類文章,以西方法律語言回應不但是對牛彈琴,還會令對方覺得被挑釁,理想做法自然是無視之。

目前新加坡和中國的矛盾,除了戰略層面的衝突,其實還是「文明衝突」:已經全盤西化的新加坡領袖(不少是華裔)根據西方邏輯處世,而在中國眼中,任何「據理力爭」,都是不順從的表現。左右圓通,除了利益計算,還要有文化交融的底蘊。不過若說中新兩國會長期緊張,筆者是不相信的。兩國剛同意下月進行高階對話,正是釋放另一種訊息,屆時就看雙方能做到多少深層交流了。

小詞典:星光部隊

台灣媒體對新加坡赴台軍訓部隊的稱呼。自1975年以來,新加坡組建了包括步兵、炮兵、裝甲兵等多兵種訓練部隊,赴台軍事基地受訓,較有名的訓練營是屏東恆春三軍聯訓基地。星光部隊訓練高峰時,人數上萬,目前新加坡每年派至台灣訓練的官兵人數在數千人左右。

2017年1月23日星期一

國際關係Underdog理論:曾俊華能規避「梁振英路線」結構?

筆者一位好友是曾俊華的最核心團隊成員,由於他深知我討厭非黑即白、敵我矛盾的鬥爭,過去數年不時見面。然而,身為閱讀國際關係的人,我始終習慣從結構看問題,雖然很喜歡「薯片叔叔」的為人、更愛他家的柴犬,但一直反覆問這位朋友一個問題:通過underdog方式打選戰,與上屆梁振英的策略有什麼分別?假如以同一模式上台,執政後又會怎樣?且放下對政治人物的喜惡,先參考理論。

所謂underdog,泛指在比賽或選舉中被普遍看低一線的弱者,但往往因為表面的弱勢,容易激起群眾支持的熱情。一位學者Nadav Goldschmied曾以此為論文題目,研究為何underdog會得到支持,又如何通過underdog形象獲取最後勝利。

箇中原因,涉及身份認同、利益計算、心理評估、博弈論,包括認為「必勝」參賽者「以本傷人」不道德、不滿強勢參賽者代表既得利益集團、支持弱勢候選人的潛在回報倍增、建立「鋤強扶弱」的社會身份認同和道德高地,還有不能言明的schadenfreude情結——用網絡潮語翻譯,就是「鍾意睇人X街」(上屆市民看唐英年大熱倒灶時很開心,當他在選舉後成為「受壓迫者」,民望就反彈)。只要計算好上述設定,往往能製造「灰姑娘奇蹟」。

梁振英走「梁振英路線」,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是個人政治哲學和處事習慣,這與公務員出身的幾位參選人大相逕庭;二是因為不熟悉公務員團隊運作,傾向在執行中借助宏觀矛盾推動政策,這也不是公務員出身的能吏所需(單看政綱,這幾人不可能有根本分別)。但過去5年,「香港營」一直未能建立,社會異常撕裂,始終有其深層背景,也與那場奇怪的選舉有關。當時梁先生作為白手興家、主張更平均分批社會資源的「香港之子」,民望拋離被媒體宣傳為獲欽點的「富二代」唐英年,不斷強調自己不是利益集團、以理念感召「全港」支持者、以令小圈子選舉有真正競爭打動民心,團隊要「打爭氣波」士氣如虹。總之,那一刻的高民望並非虛幻,而上述語句,除去個人用字,在曾先生的演詞,幾乎99%重現。

作為選戰一部份,「underdog理論」自有其貢獻,但過程中,卻可能不知不覺間深化了社會矛盾。案例在海外眾多,放在香港「選舉」的潛在危機更多。以下五點,是兩屆「underdog」無論勝負,都值得深思的結構性問題:

一、 根據「underdog理論」,民意應「改變」最終結果,中央只會任命民望最高的候選人。但這假設很難經得起推敲,因為這裏的「民意」,有三點不同直選的真民意:第一,可選擇的對象被先天挑選,只是「相對民意」;第二,這種民意強烈反映對自己不能投票、而要接受結果的不滿,支持度其實不屬於個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民望」因此不能轉化為候選人當選後的「mandate」。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都以相對高民望上台,一律以低民望離任(曾蔭權尤其低,反映他在不同陣營都沒有基本盤)。假如以選舉期民望上台,卻又和民意不構成「社會契約」,推動任何爭議政策時,其實不可能動員民意,管治後的期望落差,只會更大。

二、 「Underdog」其實是「非主流建制候選人」,他們「非主流」,因為被認為不代表那一刻主流既得利益。一旦以「underdog」姿態上台,既得利益者會憂慮、非既得利益者作為「下注者」有期望,而這種利益再分配(或不分配),才是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何況客觀現實是,香港利益「大餅」越來越小,要求分餅的新持分者、包括各方激進勢力,卻越來越多。

三、 任何選舉中,無論當事人如何克制,提升民望,就必須有對立面,宣傳對立面時,很難不擦槍走火。上屆梁振英宣傳自己是「全民候選人」,突顯對手只代表富人和利益;曾俊華宣傳自己是「和諧推手」,但再「守規矩」,也必須突顯對手由上而下的「Topdog」姿態不能製造和諧。這種宣傳,很快會變成突出個人,令對方強烈反彈。加上最擅長負面文宣的人,往往是最兩極的人:他們不同傳統精英,並非任何人當選都會爭相拉攏,往往更出死力,自我居功,結果不言而喻。

四、 「Underdog」要戰勝「Topdog」,除了民意,還要「天意」。放在香港選舉,就是深信「Underdog」獲最高領導人秘密支持,以此穩定軍心。但一捲入「天神的遊戲」,一切就變得不再理性,任何邏輯都可以被推翻、變成「曲線」。社會氣氛習慣了「大紀元邏輯」,遇上任何不如意事,都會幻想天神下凡,政府的管治威信,更不可能確立。另一方面,「Underdog」賣點本來是「不會對北京唯唯諾諾」,但最終訴諸「天意」,執政後又有甚麼分別?

五、 「Underdog」的對手,在本地語境是「Topdog」,但在全球化、後真相時代,放在其他語境,卻可以變回「Underdog」。例如在內地愛國「小粉紅」眼中,梁振英是被「外國勢力」抹黑的英雄,香港極端保守派(人數其實不少)有了助力,自會反擊;正如右翼支持者被邊緣化時,援引美國特朗普支持者重整旗鼓,也是情理之中。有了一大片對立面,要和解,也不可能無視他們存在;但正因為其激進,支持「Underdog」的人,卻老是幻想要完全清算對方,新矛盾反而從此而生。

激情之外,如何突破宿命?

因此,就是通過「Underdog理論」勝選,是否能出現長於一年的蜜月期,也很難樂觀。最壞情況是曾蔭權末年,既得不到社會信任,又有另一陣營天天打小報告,不但管治失衡,種種怪事也隨之而生。既然我們不能改變選舉模式,更應該把焦點從候選人轉移,變成針對結構。以下五點,也許值得「Underdog」和「Topdog」,及其週邊人物共同思考:

一、 單憑常識,要是「選舉」公式變成這樣:一批候選人當中,出現疑似欽點候選人,民望急挫,Underdog挾民望成功當選,那會有甚麼後續?一是中央會以這操作,保護真正欽點的候選人;二是其他勢力,會以兩個月內的民望為單一操作目標,從而影響大局。無論是何者,假定北京容許其變成常態,都難以置信。要負責任管治,必須在競選時同時兼顧其他重點,而不是純粹打民意戰。

二、 民意戰的功能,應該是在高民望出現時轉化為mandate。香港最大爭議,始終是普選「831框架」、23條立法、最低工資等,都是永不可能有全民共識的大題目。假如高民望特首一碰這些爭議,民望立刻下跌,而放手不管,就是惡性循環,如何能製造穩定環境,讓人不移民?但假如候選人在選舉時,不再對這些議題予以語言偽術,有明確取態,而依然有民望,才容易在推動化成實質支持。否則民望要來做什麼呢?

三、 在微觀層面,對一般人而言,就是要顯示態度,也應基於數字能計算的資訊,而不是簡單的口號。負責任的候選人應該推出一些app,讓不同人輸入自己的狀況,得出根據候選人政綱,會享受哪些待遇的數字。英國脫歐公投時,假如雙方能提供嚴肅數字,結果很可能不同。

四、 在宏觀層面,「一國兩制」能否長存,其實並非香港內部問題,而涉及中國政治、國際關係。雖然這些不是候選人能控制,但起碼應提供願景。例如北京對香港事務的參與應如何理順,香港又怎樣在全球大變局時,加強在世界各地的經濟參與(新加坡作為國家雖然難以直接比較,但這方面值得借鑑的太多)。「休養生息」是不會長治久安的。

五、 無論是政商精英中人、還是普羅大眾,都應明白,特首選舉的本質並非「選舉」,不涉及公民參與,而純粹是利益重組的「程序」。大家的利益,應該是確保任何候選人勝出,都能有自己的持分,而不是以「下注」心態參與賭局。商界完全明白這本質,所以大小財團幾乎一律對衝,肯定有家臣、附庸參與另一陣營。這不算投機,反而是維持選後穩定的必需。不同候選人的競選團隊也應互通,確保無論誰當選,都會吸納對方精英進入班子、也不使用自己陣營最不能被接受的人,社會才能找回「共識政治」的平衡點。要是作出過份情緒化的投入,很天真很傻,就本末倒置了。

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

《另一場決賽》:全球榜尾大對決之後

早前因為工作原因,造訪加勒比海小島國英屬蒙塞拉特島(Montserrat),它馳名的地方有兩點:二十年前火山爆發,毀滅了全島一半地方,與及它的足球國家隊一度在國際足協排行榜排名榜尾,球迷想必對一場它「爭奪」全球最差球隊的「另類決賽」,津津樂道。這次在蒙塞拉特島,也拜訪了足球對的前任隊長,談起那場「決賽」,他還嚮往不已,絕沒有外間想像的尷尬,因為比賽背後有不少正面訊息。這一切,都要從歷史談起。

事源2002年日韓世界盃,傳統勁旅荷蘭未能晉身決賽周,荷蘭人感到不是味兒,傳媒人Johan Kramer 與 Matthijs de Jongh忽發奇想,想到另起爐灶,乾脆促成排名最低的球隊進行「決賽」,聊以自慰。於是,他們聯絡了當時排名最低的蒙塞拉特國家隊,以及尾二的不丹國家隊,邀請雙方友賽。最初雙方都以為是惡搞,慢慢發現居然真有其事,嘖嘖稱奇,都隆而重之的考慮,最終真正成事,拍成紀錄片《另一場決賽》(The Other Final),也可算奇蹟。

蒙塞拉特島願意比賽,基本上與足球無關,純粹是國家很需要任何形式的曝光,以提醒世人他們的存在。蒙塞拉特島是英國海外領地,本來是加勒比海度假天堂之一,景色壯麗,自給自足,連Beatles的經理人Sir George Martin也專門在那裡設立錄音室。直到八十年代遇上特大颶風,全島建築物一律被破壞,再到1995年島上火山爆發,首都普利茅斯全毀,全島一半面積淪為廢墟至今,大量居民出走,留下來的一度只有千多人。島上唯一的正式運動場也被火山灰淹沒,國家隊早已不再島上訓練,也很依靠外地出生的球員歸化,由於沒有了主場,國際比賽機會更少,排名墊底,部份也非戰之罪。所以這場比賽,只要令國際媒體關注,增加援助,重新吸引旅客,就功德無量。

另一方面,不丹雖然以快樂指數高馳名(雖然不少人批評這指數水份不少),但國家隊的境況同樣不堪。自1982年參與國際賽以來,不丹到當時未嚐一勝,足球也不是受歡迎體育項目。不丹很依賴印度、中國的經濟援助,也是兩國之間的緩衝國,自己的國際接觸有限,很多時都要通過印度進行,甚至至今還沒有和北京建交、也沒有和台灣的中華民國建交,反映它的國際身份,還受到印度的明顯制約。近年不丹改革開放,年輕國王還政於民,消費品進口持續增加、農產品出口卻持續下跌,赤字嚴重,國家有限的資源,輪不到發展足運。蒙塞拉特島需要宣傳本國,不丹足協則更著意利用機會振興足運,於是積極配合拍攝,還爭取作為東道主,希望以主場的高原優勢爭取勝利,更請來同樣來自荷蘭的足球教練Arie Schans訓練球員。當然,不丹政府利用比賽,宣傳自己的國際身份,也是動力之一。

最終比賽順利進行,不丹的高原氣候確實讓蒙塞拉特隊發揮不出來,最終不丹以4:0大勝,蒙塞拉特島「榮獲」全球最差球隊「殊榮」。比賽對雙方可說是雙贏,單是遠在加勒比海和喜馬拉雅山的兩地能進行交流,已經是全球化時代的時空突破,正式比賽前後的文藝表演,聯同比賽本身,吸引了上萬人現場觀賞,不丹的如意算盤可謂打得響。紀錄片製成後全球發行,迴響不少,蒙塞拉特島的悲劇尤其被關注,也是求仁得仁。接觸到的蒙塞拉特島球員都認為,那比賽本身已是擴闊視野之旅,事後的曝光超乎想像,至今都把那場比賽的錦旗珍而重之的展示,充份反映足球涉入世事時的魔力所在。

這場比賽並非由國際足協組織,而是由民間人士牽線促成,最終也獲得國際足協的官方認可。賽後兩國對足球運動的熱情都有所增加,各自排名都隨之上升:現時不丹排在歷史新高的176,蒙塞拉特排199(2014年一度上升至169),加上總球隊數目增加,都脫離了排名最低的區域。蒙塞拉特島也興建了新球場,吸引了一些在英國低組別聯賽的球員歸化入籍,球隊發展步上正軌,一切也要拜那紀錄片所賜。

不過最後,我們還是不得不談一個掃興的哲學問題:假如蒙塞拉特島再也沒有主場,代表隊成員都住在海外,本身歸化也只是為了踢國際賽的機會(假如英格蘭國家隊召喚,自然不會考慮蒙塞拉特),那這隊「國家隊」,是否還有存在價值?假如值得繼續存在,「虛擬國家隊」又能否被國際足協接納?再問下去,就變得虛無,不過問題的前設,卻值得深思。

聖盧西亞:產生兩個諾貝爾獎得主的迷你島國

非洲島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與台灣斷交後,台灣邦交國剩下21個,其中一個是加勒比海島國聖盧西亞(Saint Lucia)。上個月我剛到過那裏,落機就聽說「台灣在這裏無處不在」、協助了大量基建,似乎又是一個金援外交的案例。但細看下來,聖盧西亞卻比想像中有潛力,值得路過加勒比海的朋友考察之。'

聖盧西亞面積617平方公里,約等於半個香港,人口則比香港少得多,只有不夠20萬。聖盧西亞與香港一樣,本來是英國殖民地,1979年獨立,但同時充滿法國文化遺蹟,因為法國也曾長期管理當地,聖盧西亞人大都懂得多種語言;在加勒比海,聖盧西亞是少數能在英語區、法語區左右逢源的小島,這種多元文化遺產,是後天造就不來的瑰寶。

不少大國對諾貝爾獎望穿秋水而不可得,連中國也是數年前才有正式得主,聖盧西亞卻居然有兩位,這是小島國家極為難得的成就。第一位是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Sir William Arthur Lewis),他在聖盧西亞出生、英國深造、美國任教,專研對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理論,「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農村脫貧、城市化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另一位是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爾科特(Sir Derek Alton Walcott),他是本土詩人,在聖盧西亞接受教育後周遊列國,作品充滿加勒比海風情。他們的獲獎,充分反映小國在國際舞台的潛能。

在當地,不斷被推介參觀頭號景點,原來他們也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國家地標皮通山(The Pitons)的火山群。聖盧西亞國旗,就是以皮通山大小山峰為背景,那是全球少數能駕駛進入的火山,有點像美國黃石公園,被科學家密切監察;同時是生態寶庫,有多種罕見動植物棲身。

不過,重點並非這些,而是聖盧西亞這個小國為何有實力得到UNESCO青睞:根據不成文規定,這是有配額的,不少大國為上榜用盡手段,不少小國則至今榜上無名。皮通山上榜是2004年的事,也許原因之一,是不遠處的蒙塞拉特島(Montserrat)有類似火山,20年前爆發,摧毀了全島一半地方,令聖盧西亞的火山更具參考價值。有了UNESCO加持,聖盧西亞旅遊業有了陽光海灘以外的秘密武器,跟鄰國的比賽,也有更多優勢。

我在鄰近島國安提瓜時,當地人不斷抱怨「經濟低迷」,國家唯一生命力只有旅遊業,而當地颶風頻仍,全年一半時間是風季,郵輪不能靠岸,所以只能半價開工,全年一半時間沒有工作。但聖露西亞人則相對自豪得多,因為他們在旅遊業以外,也有自己的出口業,可算是東加勒比海製造業最多樣化的經濟體:出口中有33%是石油加工品,與產油國委內瑞拉、美國等構成經濟串連;22%是香蕉製品,這對酷愛香蕉的加勒比海尤其吃香。

「香蕉經濟」在聖露西亞的經濟地位,一度與旅遊業平起平坐,直到近年歐盟興起貿易保護主義、加上拉美香蕉種植加工成本下降,才陷入衰退,但依然比依賴旅遊業的臨近單一經濟體有活力。聖露西亞政府試圖重振香蕉出口,另一方面鼓勵農業+工業多樣化,近年還發展 IT 、金融服務業,野心不小。

當我們看見聖露西亞在國際版出現,就是在兩岸之間反覆,先承認中華民國、再與北京建交、又返回台灣,每每以為它又是一個失敗國家。其實對這些小島國而言,這只是外交、經濟多元化手段之一, 小國生存之道,殊不容易,聖露西亞已經恰如其分了。

小詞典: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

加勒比海地區15個國家、地區組成的地區經濟合作組織,前身是成立於1973年的加勒比共同體與單一市場。相關國家在2001年通過新的多邊條約,將組織更名為「加勒比共同體」,宗旨是促進加勒比海經濟合作、共同發展,致力維持區域內經濟、政治秩序穩定。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由華威大學划艇隊的裸體月曆談起

英國名校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rsity)近年國際排名急升,同時也有不少其他項目冒起,不過最異軍突起的,還是大學划艇隊近年每年推出的裸體月曆,除了紅遍網絡,也為體育與裸體的關係,掀起新一輪激辯。月曆最初只有男子隊拍攝,後來延伸到女子隊,已成為划艇隊的招牌特色,配圖都是隊員訓練的日常場景,除了一律一絲不掛,只避免露出最關鍵部位,令照片充滿青春、藝術氣息,而不(令一般人)感覺色情。不少隊員因此成為網絡紅人,受訪時紛紛說:「想不到拍裸照是那麼自然」,也不認為被全球網民瀏覽身體有任何尷尬,更談不上任何家庭壓力。

傳統始於2009年,最初功能不過是通過發售「周邊產品」,為划艇隊籌款。但划艇隊員畢竟都是大學生,不可能接受「為錢賣肉」這樣的包裝,於是理念也陸續出現,官方說法現在是這樣的:希望通過展示充滿活力、美好的胴體,推動社會對不同性別、性取向的接納與尊敬,消除運動界、乃至整個社會的「恐同」意識。販賣月曆籌集的款項,則被注入Sport Allies慈善基金,基金致力推動體育之餘,也重視參與者的個人發展。至於何謂因、何謂果,大概當事人也已說不清。

划艇隊的裸體月曆和其他產品,已在80多個國家販售,網絡宣傳片、高清大圖等在140多個國家的互聯網上傳播,已遠遠比划艇本身受關注。英國本地和世界媒體大多讚揚這群年輕人以極富創意與勇氣方式,反擊社會的「恐同」現象,熱心慈善,熱誠可嘉。然而,批評自然也隨之而來,例如有認為媒體過分渲染划艇隊在 LGBT 的角色,卻對每年籌得的資金不予過問,而大部分收入都用作划艇隊開支,只有少數注入慈善機構,後者也不公開透明。然而,這種質疑基本上不為人重視,大部份人都覺得賺錢養活划艇隊,而隊員分文不取,已是無比神聖。

此外,對保守人士而言,這些裸體月曆始終有「掛羊頭賣狗肉」販賣色情之嫌,據說不少圖像都被使用在色情網站(尤其是同志色情網站),究竟讀者純粹是欣賞、還是同時有其他想法,自然因人而異。Facebook 一向對「色情圖片內容」嚴加管制,曾將華威大學女子划艇隊的裸體月曆宣傳頁關閉,經隊員長期投訴、解釋,方才解禁,但所有裸體圖片都被清空,可見反對聲音一直存在。

然而最核心的議題,始終是這個:裸體運動究竟是否才是真正的自然?體育競技的本意,就是展現人類肉體的強健,古代奧林匹克競技賽場上的運動員悉數裸體,文藝復興藝術家們通過雕塑、畫像重塑歷史上的運動健將時,亦不忌諱展現裸體,當時並無異議,直到近年出現「投訴裸體雕像」的風波,才無中生有的產生諸般爭議。不少歐洲國家都有天體運動的傳統,例如昔日東德天體運動大行其道,作為高壓管治的另類社會解放;近年歐美諸國也逐漸興起裸體運動,並以「裸騎單車」最受歡迎。歐美大學的裸跑傳統,更是校園文化一景。近年互聯網興起,不少運動員都拍攝裸照,既是為轉型鋪路,也是展示線條美的自信,昔日不少禁忌,已不合時而。但與此同時,保守主義也同步興起,持批判態度的群組人數也越來越多,反映世界正朝兩極方向發展。

其實,裸體運動背後,還有一個不能言明的面向:從華威大學生裸體月曆可見,「賣點」除了裸體,還有階級。這就像早前為肌肉萎縮性側面硬化病(ALS)患者籌款的「冰桶大挑戰」,賣點除了冰桶,更是參與其中的人。一般街坊向自己淋水,是沒有任何人關注的,但名人、特別是老闆富豪才俊淋水,卻充滿話題性。正是因為這些精英平日高高在上,淋水卻顛覆了既定形象,才有一種反差,運動才得以成功。這就像大學生予人感覺嚴肅求學,忽然來個裸體月曆,製做的反差,才令人期待。又如東德權貴一起參與天體運動,才釋出了無形的社會潛能,令「東德博物館」也加以介紹,假如參與其中的只有幾個天體海灘的鄰家老妞,一切就當別論。

換句話說,裸體運動的價值,正是在於其並非日常生活一部份,而且有意想不到的人參與,卻又點到即止,才物以罕為貴。假如以後所有運動都強制裸體,反而會失去那種味道。裸體運動員肯定知道,裸照會被用作「J圖」,然而水清則無魚,那正是各取所需的模糊空間。那條灰色地帶,正是精英教育不可言傳的一環,只能自行意會了。

沈旭暉 Sportsoho 2017年2月

投資伊朗:下一塊金磚,還是十面埋伏?

在「後制裁時代」的伊朗,不少人相信她有望成為「超級金磚」,中國也把伊朗列為「一帶一路」關鍵點,習近平年初訪問伊朗期間,就簽下不少合作協議。然而,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對伊朗核協議頗為不滿,上台後很可能調整政策,為伊朗經濟起飛帶來新變數,這些我們也曾介紹。那麼對潛在投資者而言,究竟應以什麼態度面對伊朗?
假如是西方投資者,面對銀行的黑名單、美國的政策逆轉,確實有太多不可測性要兼顧。不過,特朗普的態度反而可能有助中國維持,甚至擴大在伊朗的投資布局。

在國際制裁期間,伊朗能源業大量依賴中國資本,但談判現曙光後,伊朗政府就有意分散外資來源,令北京頗為無奈,例如2014年南阿扎德甘(South Azadegan)油田開發項目就與中資無緣。

然而,現在伊朗已大興土木,準備迎接新時代到來,不少項目已落實、訂單已付款,假如美國這時候才改變態度,箭在弦上的伊朗,不得不重新倒向中國、俄羅斯,這卻正是北京的期待。

外資須滿足兩項條件

伊朗引進外資的考量,主要從兩方面出發:投資項目注重長期發展而非短期利潤,引進資本同時要帶來先進技術管理人才。滿足這些前提的外資,可以3種方式進入伊朗市場:

一,與伊朗本地私有或公共部門組建合資企業。通過與外商合資,伊朗企業可彌補在技術管理的缺陷,推出具本地市場需求與出口潛力的產品。外商甚至可以純技術轉移方式參與合資,無須貢獻資本,這方面的誘因尤大。

二,外商通過「Buy-back」方式,投資伊朗本地項目,而以該項目產品作為投資回報。這一方式是伊朗亟需引進資本、而伊斯蘭憲法又不容許出售項目產權的矛盾下,尋找的折衷之道。

三,通過Build-Operate-Transfer (BOT)機制投資。這方式近年在伊朗能源、交通等公共部門興起,對這些項目,外資在前期享受開發和經營特權,在一定時期後,要將所有權益交還給伊朗當局。

與此同時,伊朗革命後,也逐步推出「工業自貿區」和「特別經濟區」吸引外商。目前伊朗共設立了7個工業自貿區、14個特別經濟區,多位於所轄海島、港口城市和沿海省會,伊朗政府為外資在這些園區內的經濟活動提供政策便利,如長達20年的稅收免除、外資全資企業設立許可、減免簽證審批手續、優化商品進出關手續、靈活的僱傭標準和金融服務管理、完善外資權益保護等。中資企業對這些優惠十分關心,因為都是可望可即的。

除了能源、基建,伊朗亦相當重視教育。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推行初等教育普及,目前成年人識字率超過90%,15﹣24歲年輕人識字率高達97%,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女性教育程度與男性看齊。有這些成績,因為伊朗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中,有1/5投放在教育,佔國家經濟總量5%。隨著伊朗與國際社會更接軌,對國際教育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這也是中資企業可以考慮的投資對象。總之,禍兮福之所安,特朗普上台有危有機,對伊朗似乎不是好消息;但對希望進入伊朗市場的華資,卻可能是意外驚喜。

小詞典:伊朗國際學校

目前伊朗有數間質量上乘的國際學校,主要集中在首都德黑蘭,例如Tehran International School (TIS)、Mahdavi International School (SMIS)兩所以英文為授課語言的國際學校,課程都獲IB 認可;又如Pakistan International School & College是唯一獲Cambridge O & A levels認證的國際教育機構。此外,英國與荷蘭駐伊朗大使館合籌辦了The British School,還有法語國際學校Ecole Francaise de Teheran、日語國際學校Tehran Japanese School等,但未有專門教授中文的國際學校出現。

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

潘基文會成為南韓總統嗎?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已離開聯合國大廈,從紐約回到風雨飄搖的祖家南韓,坊間對他角逐總統抱有相當期待。究竟他在聯合國的職位是否真的是在本國從政的資本?

其實,國際社會對潘基文的評價十分一般,聯合國中人不少認為他「缺乏決斷力、過於低調」,與前任秘書長安南相比,遜色不少。原因之一是,他任內適逢聯合國出現信任危機,例如敍利亞內戰令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伊斯蘭國」(IS)坐大、歐洲各國爆發人道主義危機、政壇形勢逆轉,唯一可以進行跨國協調的聯合國,卻一籌莫展;潘基文很少積極斡旋中美俄等大國,讓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實質問題,類似期望落差還在斯里蘭卡內戰、南蘇丹衝突、也門戰爭等出現。

此外,聯合國維和部隊在他任內爆出性侵醜聞,涉事人員遲遲未受處分;維和人員又把霍亂帶到海地,造成9000多人死亡,聯合國也拒絕道歉。這清單要認真算,還有不少。

不過,潘基文也有自己的強項,在毋需即時反應的長期結構性議題,他是有一定成績的。聯合國在國際扶貧、氣候問題等領域的工作,都在他任內取得長足進展;尤其是《巴黎氣候協議》,在潘基文就任之時,聯合國官員視之為「不可能的任務」(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還剩下多少,自當別論),只是這些議題不及國際衝突那樣吸引目光而已。

至今,潘基文未有明確表態參與南韓大選,不過他在南韓似乎受到相當肯定;而這份肯定,與他具體表現的關係有限,更多是本國人民的移情作用。他是首位韓裔聯合國秘書長,亦是兩韓執掌國際組織的最高位者,能任滿任期,在民族主義盛行的南韓,已大大增強了民族自豪感。

近十年南韓政潮不絕,潘基文置身事外,與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網沒有糾葛,這「外人」身份,也正是此刻南韓人民呼喚的清流。根據「閨蜜門」爆發前的去年民調,潘基文在疑似候選人中支持率排第一,高達28%,遠超排第二的反對黨領袖文在寅 (16%);明確參選的後者在去年底民調升至26.8%,還在遲疑不決的潘基文還有21.5%,潛力依然十足。

潘基文返回南韓政壇的最大阻力,除了個人決心,就是具體操作問題,不過往往是這些最難解決。目前他在南韓沒有嫡系、沒有組織,若競選總統,必須與現有黨派合作。他屬保守派陣營,本來順理成章的夥伴,當屬朴槿惠的新國家黨,但「閨蜜門」令其民望一落千丈,潘基文民調下滑與此也有關係。早前有三十名新國家黨重量級議員退黨,組成「改革保守新黨」,有意邀請潘基文加入,一些反對黨也可能爭取他。捲入現實操作後,民望會否急速下滑,就是另一挑戰。

像潘基文這樣,可能從國際組織關鍵職位卸任後「空降」回國成為領袖的案例,其實不多,近期例子,令人想起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2011年,巴拉迪在埃及國內局勢動蕩時,回國參與反穆巴拉克示威,一時間成為反對派領袖,革命成功後,成為埃及臨時政府副總統。然而不久臨時政府鎮壓示威民眾,巴拉迪辭職抗議,從政經歷就此不了了之,此前他的諾貝爾光環,早已褪色不少。巴拉迪的經歷對潘基文不無啟示:國際組織的管理與國家內政治理畢竟不同,若缺乏國內政治實力,無論國際聲譽多麼響亮,終究是「離地」的。同期從世衛領導人位置退下來的陳馮富珍,為何在祖家香港的民望不及潘基文在南韓,亦同樣值得深思。

小詞典:改革保守新黨(Bareun Party)

2016年末南韓新晉政黨,由執政黨「新國家黨」分裂出來的三十名議員組成,他們都反對朴槿惠,希望從政潮中自保,令南韓政壇變成四分天下。政黨立場與新國家黨都屬於保守派,目前在南韓比後者得到更多民意支持,可望在來屆大選扮演關鍵角色。

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

俄羅斯黑客、特朗普與奧巴馬

特朗普上任前夕,美國聯邦調查局向奧巴馬提交對俄羅斯黑客活動的調查報告。根據這份調查報告,俄羅斯對這次美國大選密切關注,並在希拉莉呈現優勢時,逐步發動針對希拉莉陣營的網絡攻擊,並在網上大肆散播抹黑希拉莉、民主黨的言論,令美國選民對民主黨,乃至整個大選過程喪失信心;為此奧巴馬高調出擊驅逐35名俄羅斯外交官,特朗普在「受惠人」嫌疑下,最終也改口說「俄羅斯黑客帶來威脅」。

奧巴馬的姿態,不少人認為是為了制約特朗普、設定國內議題;其實,同時也是向國際社會喊話。首先似乎是希望把美俄鬥爭鎖定為未來的美國外交主軸,但普京明顯有備而來,反應克制,不但沒有驅逐美方外交官報復,還藉此嘲笑奧巴馬是跛腳鴨政府,期待特朗普會「撥亂反正」。

奧巴馬同時提示盟友

其實,外交界不少人覺得奧巴馬小題大做:聯邦調查局( FBI)前情報員法夫羅(Kevin Favreau)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透露,美俄兩國自冷戰至今,情報戰從未停止,雙方互遣情報員的戲碼也不止一次上演;也就是說,選擇高調反擊還是私下角力,完全是政治主導,跟情報戰本身無關。

與此同時,奧巴馬也可以向歐洲盟友作出溫馨提示,特別是德國、法國都在今年大選,結果對全球局勢影響巨大。目前,兩國均呈現「建制派 vs 極右反建制派」的局面,與去年美國大選如出一轍。假如極右派獲勝,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可能根本逆轉,歐盟甚至可能解體,那時候,俄羅斯滲透東歐各國再無顧忌,這無疑是對俄羅斯地緣政治有利的大事。因此,奧巴馬可說是向法德預警,讓她們先發制人處理俄羅斯黑客,找到先例和「合法性」;就算俄羅斯黑客沒有真正行動,也可以讓法德建制派處於道德高地,加以宣傳。

說到網戰,美國這些年來談論更多的對象並非俄羅斯,而是中國。不過中國黑客的行動目標往往是美國企業的商業、技術機密,而不是明目張膽的影響選情。奧巴馬高調驅逐俄羅斯外交官,也是向中國間接警告:不要把網戰範圍延伸到政治層面,否則美國不會就範,還可能在商業層面作出報復,後者是北京十分在意的範疇。然而,目前似乎傾向「親俄抗華」的特朗普,卻隨時可以把公式逆轉運作:強調中國黑客對美國商業的威脅,比俄羅斯黑客對美國政治的威脅更大,把網絡戰爭矛頭指向中國。美國今天的民情,看來這方向更有民意支持。

無論如何角力,都不能否定一個現實:網絡戰爭已成為國際關係的常態,影響越來越大,也會成為各國的主戰場,「網兵」也會成為各國軍隊的正式兵種。由斯諾登到俄羅斯、中國黑客,都可見國防的定義已被顛覆,但怎樣通過他們和傳統外交互動,卻未有既定程式可援。因此奧巴馬、特朗普怎樣對待中俄黑客,正為這種「網上、網下」國際關係互動設下先例。

小詞典:網絡戰(Cyber War)

近年進入戰爭和國家安全領域的概念,指一國對另一國網絡進行有目的滲透、破壞的敵意行為。網絡戰的內容包括刺探國家機密、干擾戰時通訊、破壞基礎設施網絡等,同時「影響敵國網絡輿論」也成為新興網絡戰手段。目前,美、俄、中等國都成立了網絡戰爭司令部,其他國家也已逐步跟隨。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

無現金世界:諾貝爾獎得主尤努斯的世界觀

不久前,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發表演說,主張世界進入「無現金時代」,引起學界不少討論。想起年前,他亦曾到訪香港中文大學,分享幫助窮人脫貧的經驗和感觸。
對於尤努斯創辦的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即微貸款機制),以及它相較於傳統金融業的創新和爭議,經濟學界早有詳細討論。然而,對於尤努斯的世界觀,我們倒是較少觸及。在尤努斯的自傳《窮人的銀行家》中,他表達對貧困與扶貧、資本主義企業精神,以及社會發展的種種看法,值得從事相關業務的朋友參考。

貧窮須有準確定義

首先,尤努斯認為我們對「貧窮」需有一個清晰、準確的定義,否則全球五花八門的扶貧措施,往往不得要領。在他看來,真正的貧窮者,是那些「完全沒有機會改善其經濟基礎」的人,他們沒有土地與財產,人生沒有任何希望。

然而,以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國際扶貧機構,並沒有把這部分赤貧者與一般低收入者之間,進行準確區分。在傳統扶貧中,大量資金被注入基建等項目,或是在層層官僚手中反覆周轉,成為「行政費」,最終並沒有到達赤貧者手中。在尤努斯看來,那些以「長遠規劃」為名進行的扶貧,只會便利本來就擁有一定經濟和生產基礎的人,但是對零生產基礎的赤貧階層,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反而讓他們更邊緣化。

尤努斯對傳統扶貧組織的批評,還有它們的扶貧指導思想。按照傳統的扶貧策略,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缺少技能」,而扶貧的要義,就是在於通過技能培訓,幫助窮人就業。然而,尤努斯指出赤貧者本身並不缺乏一般技能,之所以無法脫貧,是因為他們無法控制資本、無法分享由資本所得的利潤。讓窮人與資本世界割裂,是因為在傳統資本運作過程中,窮人缺乏用來作擔保的財產,無法進行有效借貸活動。在傳統銀行家眼中,這些一無所有的貧困者是「金融賤民」,即便是扶貧機構,都認為對他們的資金援助需要收取較高的利息。但尤努斯堅信,傳統的貸款擔保制度並不適用於這些窮人:倘若他們獲取了一點貸款,一定會努力償還,因為他們深知,對這筆貸款的信用,是他們接下來生存與發展的唯一希望。

尤努斯還對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作出結構性批判,指出貧窮並不是窮人的發明,而是社會經濟組織與結構導致的結果。根據他的總結,資本主義經濟有兩個核心特徵:其一是強調競爭力,其二是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尤努斯認為,上述兩個核心特徵,都有值得改動之處。在傳統資本主義經濟,企業家被視為少數掌握技能、具有競爭力的人群;尤努斯則認為每個人都有成為企業家的潛力,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自己的競爭力。一個理想的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應為所有人提供發揮個人潛力的平台,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自己做老闆、抑或打工。這便是尤努斯與中大學生分享時,表示「找工作是一個過時的行為」的意思。

其次,尤努斯認為企業家在作出投資決定的時候,不應該完全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社會利益也需要被考慮。在尤努斯眼中,「資本主義等於對商業利潤的無止境追求」,只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然‘而,當我們越強調企業的社會價值的時候,企業家越容易產生社會責任感。所以在這一基礎上,尤努斯根據目標差異,將企業分為兩類:為社會良知所驅動的企業,和純粹逐利的企業。尤努斯相信,企業家可以將這二者協調,他進行逐利活動無可厚非,但同時也可以創辦具服務社會價值、可自給自足的企業,格萊珉銀行就是後者的代表。這樣一來,市場經濟的本質,就不再是「嗜血的」,而是為每一個人提供發展機遇的平台。

最後,尤努斯還闡述了他眼中微貸款機制對社會發展的意義。微貸款機制所瞄準的,是處在社會經濟最底層的20%人群,然而,他們的脫貧,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意義,則同樣重大。尤努斯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想像社會是一列火車,每一節車廂有自己的發動機;在社會經濟結構上層的人,就像頭等艙的乘客,而在社會底層的人,就如同身處最尾車廂。倘若最尾車廂失去前進動力,整趟列車的前進也會受累;而讓最後一節車廂激發自己的動力,整趟列車前進的速度也可以更快。微貸款機制核心的「信任」與「自助」理念,正是一方面保護了赤貧者的尊嚴,另一方面避免了為社會增添無謂的負擔。儘管尤努斯對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提出批判,但他非常歡迎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他看來,全球化所倡導的信息、與資本的自由流通,令窮人更容易致富。而要在全球化時代謀求每一個人的發展,則需要更加開放、公平的競爭機制,讓每一人有機會發揮自己潛能。

「微貸款機制」最終能否落地生根,還需時日檢驗。然而,尤努斯對貧困與社會發展的認識,卻可以為我們帶來不少啟示。同樣重要的,還有他的社會角色:自從獲得諾貝爾獎後,尤努斯成了孟加拉國寶,不少大學都掛上他的肖像作招徠,他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正因如此,當他批評孟加拉經濟制度、權貴貪污、特別是總理哈西娜本人時,爭議就隨之出現;及後他捲入不同官司,都部份源自他和政府的關係。似乎孟加拉並未能善用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帶來的軟實力,這對這個南亞小國而言,格外可惜。

小詞典: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

尤努斯創辦,發源於孟加拉的民間微型借貸機構。它面向窮人發放面額較小的貸款,不需要財產擔保,貸款對象主要是貧困家庭婦女,小額資金通常為她們進行家庭手工業創業提供起步資金。雖然此類貸款放款度小,但通常可以滿足貧困家庭的基本生活;而實踐證明,此類微貸款的還款率較高。隨後,孟加拉鄉村銀行的經驗被推廣到世界,尤努斯也因此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2016年的生活革命

2016年的不同國際大事已出現很多,但在國際局勢以外,其實還有更多影響人類的生活大事。在筆者眼中,去年的「國際生活大事」,特別在資訊科技層面的,必推這4件;而特朗普上台後,在個別IT支持者如蒂爾(Peter Thiel)等建議下,美國會否推出更多科技新猷,也令人期待。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2017年的突破必不會少,它們與政局的互動,可能是「未來學」更重要的研究對象:

一、AlphaGo:

去年Google旗下研究人工智能的DeepMind研發了圍棋程式AlphaGo,與來自南韓的頂尖職業棋手李世乭(前稱李世石)對戰,以4:1戰勝人類棋王,震驚國際圍棋界之餘,也帶來人類的警號。

根據研發者介紹,AlphaGo在傳統的「蒙地卡羅樹搜索」算法上,疊加「策略神經網絡」與「價值神經網絡」兩重深度神經網絡,以模擬人類的決策過程,所以棋風與人類相似——對大眾而言,不可能知道究竟科技突破出現在哪裏,但也明白過往被認為難以仿製的「人性」,已可以計算出來。

根據Google的計劃,AlphaGo一類程式可應用在搜索、圖像識別、醫療等人工智能領域,但也暗示更多職業在未來足以由電腦取代。加上再上一年人類成功催生單細胞生命,人類成為「上帝」的日子也許不遠了,對道德倫理的挑戰,在保守勢力同步復興的今天,恐怕陸續有來。

二、Pokemon Go、VR:

增強現實技術(Augmented Reality) 與現實生活娛樂的結合,在去年也得到極大突破,代表例子是風行一時的Pokemon Go手機遊戲。這一遊戲故事背景,源自日本任天堂品牌 Pokemon,技術則是由美國Niantic軟件公司負責。在遊戲中,玩家手持手機在現實生活中尋找、收集虛擬的 Pokemon,這種虛實結合的「遊戲」,吸引眾多玩家從網上走向戶外,熱潮席捲全球,開啟了「online-offline」一體化的全新生活體驗。與此同時,VR技術也越來越完善,勢將顛覆旅行、體驗的定義,十年後,隨時可以足不出戶,就有旅行感覺;而眾多現實世界不存在的景點,也可以虛擬出現。虛擬和現實的界線,會越來越模糊,乃至製造全新的空間,讓上一代人不可想象。

三、自動駕駛技術:

「自動駕駛」(autopilot)這一概念,去年又是急速成熟:特斯拉公司推出的全新「輔助駕駛」軟件,能通過主動感知周邊事物,輔助司機操作,理論上已可以「完全自動駕駛」;Google 旗下的無人駕駛汽車項目,也積累了相當經驗,正朝商業化方向發展。各大傳統車廠商如福特、通用、奔馳等,紛紛收購自動駕駛技術相關公司,連主張「釋放司機能量」的Uber,也在弔詭地研發autopilot,推動「高速公路貨運自動駕駛技術商業化」,並計劃今年推出自動駕駛技術的無人車貨運。過去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很受交通局限,但假如自動駕駛技術成熟,身體對出外的限制會進一步減低,未來社交活動的參與模式,可能大為不同。

四、太空競賽:

歐美近年內部問題眾多,去年卻是中國航天技術發展的關鍵年。例如中國成功進行了第六次載人航天任務,兩名太空人乘坐「神舟十一號」,與「天宮二號」軌道艙對接,再於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首次發射「長征五號」重型運載火箭。目前國際太空合作處於和平期,但美俄歐合作的國際空間站將於2024年退役,特朗普也很可能加強太空技術拓展,加上中國崛起,未來大國博弈的戰場,可能出現在太空,對地球的一切,可能以另一「太空俯瞰」的態度研判,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即為一例。

小詞典:Peter Thiel

2016年美國大選中,科技界巨頭幾乎一邊倒反特朗普,唯獨Paypal 聯合創始人Peter Thiel例外,令其招致科技界、主流媒體猛烈批評,作為同性戀者的他,同時也被LGBT 社群批判。Thiel支持特朗普的理由非常簡單:只是認為美國急需衝破建制派的框架、重整政治經濟模式。各界推測Thiel將成為特朗普團隊的科技顧問,成為白宮與矽谷之間的橋樑。

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

印尼風雲:華裔省長「瀆神」的背後

最近幾個月裏,世界輿論被特朗普吸引之時,東南亞大國印尼的政潮,可能是印尼政治生態大變的前奏,同樣值得關注。

事件主角是雅加達省長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人稱「Ahok」),華裔基督徒,亦是印尼總統佐科(Joko Widodo)的重要政治盟友。佐科早前任職雅加達省長,當時鍾萬學是他的副省長,扶正也是因為佐科當選總統,可見二人的親密關係。

鍾萬學就任以來,以反腐、重視公共服務等作風贏得一定口碑,但也樹立不少敵人;加上個人說話風格不夠謹慎,不時引發爭議。他是雅加達首位非穆斯林省長,這在穆斯林佔絕大多數的印尼屬於特例,自然也引發保守穆斯林不滿。

在9月一次競選演說中,鍾萬學引述《可蘭經》一條戒律,批評保守派誤解戒律、試圖以「非穆斯林不能做穆斯林的政治領袖」為藉口,阻止穆斯林社群投自己票。隨後網上流傳視頻片段,卻顯示他疑似抨擊《可蘭經》相關戒律本身,保守派團體伊斯蘭捍衞者陣線(Front Pembela Islam, FPI)立刻指控他犯下「瀆神罪」。

鍾萬學支持者稱,視頻片段經過刻意剪輯、斷章取義,但FPI在穆斯林社群影響力巨大,過去兩個月裏,已組織了3次大規模示威,遊行要求把鍾萬學判監,參與者達數萬。不少觀察員擔憂,保守群眾歇斯底里的反應,反映印尼穆斯林的保守化趨勢已到來;印尼奉行的宗教自由、族裔多元化政策,在這個全球民族主義、右翼興起的年代,可能與其他國家近年遇到的困局一樣,會愈來愈難走下去。

目前鍾萬學正面對法庭審判,而在檢察機關起訴後,他曾多次公開致歉,試圖「澄清事實」。佐科威表態稱「一定確保審理程序公開透明」,但又表示「絕不偏袒鍾萬學」。事實上,FPI 等保守派的攻訐,也有針對佐科威本人的考量:佐科威是印尼政治領袖中首位非政治世家出身者,上任以來以改革派形象示人,對內大力肅貪、對外著力構建印尼作為東南亞大國,難免觸及既得利益者。一旦鍾萬學被判刑、或被剝奪公職,下一任雅加達省長很可能是保守派穆斯林,對佐科威連任,或許足以構成新情況。

假如佐科威威信受損,他會怎樣?其中一個可能性,也許是寄望軍方支援,這卻會讓印尼軍方在失勢多年後,有機會再度干預民政事務。儘管目前印尼各方都否認存在「軍人干政」,但軍方影響力不能低估,假如政潮越演越烈,軍隊自然有自己的角色,就像埃及一樣。

上述推演僅是猜測,但印尼作為區域大國,牽一髮動全身,涉及宗教、身份認同的政潮,不單是內政,也足以波及鄰國。激進伊斯蘭組織一直希望滲透印尼,作為顛覆東南亞的跳板,見此情況,也難免推波助瀾。想起佐科威上台時,形象有點像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雖然沒有那麼瘋狂,但也是以改革、鐵腕著稱。看見印尼無風起浪的政潮,再想東南亞各國都暗地裏傾慕強人出現,亦完全可以理解。

小詞典:印尼華裔

印尼華裔僅佔總人口2% ,屬絕對少數,但對國家經濟命脈影響巨大。20世紀後期,印尼曾爆發多次大規模排華運動,雅加達華裔在保守派政府、社會團體的攻擊中蒙受慘重損失,甚至曾成為大屠殺的受害人。如今印尼政府呼籲構建種族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但華裔依然受到穆斯林保守派排斥,亦是不爭事實。

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

聖多美對台斷交:澳門論壇奇功?

不久前,非洲小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下簡稱聖多美)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復交,令台灣擔心出現斷交潮的骨牌效應。聖多美的案例還有一點必須一提,就是他選擇北京和我們身旁「澳門論壇」的關係。

聖多美位於西非海岸,面積和香港相若,人口不到20萬,1975年獨立前數百年來,都是葡萄牙殖民地。近年北京為拉攏葡語國家,以澳門為總部,成立了「中國 ──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即澳門論壇),雖然葡語大國巴西不大看重這論壇,但其他葡語國家都相當重視,包括極有戰略價值的石油大國安哥拉。聖多美因為和北京沒有邦交,只能是澳門論壇的「觀察員國」。

多邊合作機制吸引

北京接納沒有邦交的聖多美為「觀察員」,讓聖多美代表直接出席2012年的會議,已經是一個拉攏姿態。再回看兩年前的2010年,北京宣布實行總金額達10億美元的經貿合作援助計劃,對象是亞非葡語國家,聖多美代表面對援助可望不可即,背後和北京的互動,自然毋須言明。台灣對聖多美雖然給予長期經濟援助,涉及農業、能源技術、公共衞生等領域,更派出醫護人員抗瘧疾,但與澳門論壇背後的制度相比,規模明顯有落差。聖多美需要澳門論壇,除了為錢,也為了這個平台內部的多邊合作機制。「Institutionalism」,正是北京近年積極製造國際制度、國際平台的布局算盤所在。

聖多美位於石油資源豐富的幾內亞灣,其實也有致富潛能,但因為國力極有限,能源開採技術相當落後,其領海、專屬經濟區範圍內的油氣資源,幾乎沒有被開發。中國假如提供資源開發聖多美石油,再和安哥拉等石油資源結成一整體,足以構成一條全球能源通道,而幾內亞比紹、佛得角等葡語小國,都對澳門論壇的制度性功能最為期待。即使台灣同意這次聖多美要求的援助金額,也不可能搭建一個類似平台出來。從這角度看,澳門論壇畢竟是成功的,澳門的戰略價值,也的確得到彰顯。

北京近年讓澳門發展「歷史優勢」,鼓勵學生學習葡語,再容許澳門承擔城市外交功能,曾被不少人批評為徒具形式:畢竟目前會說葡語的澳門人已很少,葡國文化在賭業是一切的澳門也已不大「接地」。然而重新強化葡語身份,並沒有想象中的困難,而且充滿戰略價值:除了聯繫這些國家,也能為澳門開拓賭業以外的經濟命脈,何況「中國最有南歐風味的地方」,也足以帶來一定國際遊客。通過葡萄牙的歷史淵源接觸歐盟,也是澳門的另一優勢,尤其是在英國「脫歐」後,中國通過香港聯繫前宗主國英國進入歐盟投資的路線圖,已經宣告終止,澳門這另一條脈絡,更顯得難能可貴。小國小城不要妄自菲薄,這正是國際關係的玄妙。

小詞典:澳門論壇

全稱「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簡稱中葡論壇、中葡經貿合作論壇,是中國發起的國際經貿論壇,2003年成立,總部設在澳門,旨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合作,成員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東帝汶,還有觀察員國聖多美。葡語國家也有舉行自己的運動會,也是強化身份認同的舉措。

2017年1月10日星期二

安倍參觀珍珠港的計算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夏威夷珍珠港期間,筆者剛好在夏威夷,頗能感受到此間氣氛。

為什麼安倍「遲不遲、早不早」,這時候到來?

美日志不在珍珠港

表面上,這是「破冰之旅」,一改從前日本右翼不讓首相到訪珍珠港的約定俗成,因此頗有歷史意義;實際上,無論安倍、還是東道主即將卸任的奧巴馬,都明顯志不在珍珠港。

正如奧巴馬訪問廣島時,並未對使用原子彈道歉,安倍也並未對日軍在二戰的任何行為表達歉意,只是以「祭奠英靈」、「展望未來」為主題,然後,重點便轉到美國戰後對日本經濟的巨大貢獻,並稱日本人民對美國的善意和包容將銘記在心。

安倍還強調美國把日本納入其領導的「自由世界」,鞏固「美日同盟」,乃是兩國未來合作的關鍵。這番話的對象是誰,不言而喻。

日本民眾體諒安倍

奧巴馬的講話,同樣迴避了對日本的譴責,只是強調美國人民在珍珠港事件,乃至整個二戰期間的愛國精神,隨後話鋒一轉,就強調「即使美日兩國在二戰期間兵戎相見,但戰後依然選擇了和平與友誼」,再讚揚包含美日聯盟在內的戰後國際秩序,對防止下一次世界大戰的貢獻。

最後,他寄語美日兩國政府與人民增進友好往來,汲取歷史教訓,共同達成和解,以期未來的繁榮安定云云。

官方說詞背後,可以說,安倍、奧巴馬二人,都是在上演神功戲,舞台搭在珍珠港,真正的觀眾卻不在現場。他們只是要強調美日同盟關係,擔心特朗普上台後有所改變,也不希望TPP的擱置,會影響美日雙邊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昔日奧巴馬訪問廣島時,特朗普曾在 Twitter 批評他忽略了日本偷襲珍珠港;這次安倍高調造訪,也可以算是對特朗普的回應,給足面子;至於奧巴馬的用字避免挑釁下任政府,也算是釋出善意的表現。目前過渡期間,各國都戰戰兢兢,要和特朗普建立良好互動,日本尤其努力,相信特朗普上台後,姿態只會更合作。根據日本民調,高達81%的民眾對安倍此行「認可」,右翼成員也心照不宣,似乎對他的苦心,衷心體諒。

這次訪問最失望的,卻可能是歷史愛好者。時至今日,「珍珠港」作為流行文化圖騰,雖然廣為人知,但真正的史實細節,卻逐漸被淹沒。美國人自然知道「偷襲珍珠港」一事,但對為什麼之前國家採取孤立政策、戰後美國對日本施加了怎樣的「人格手術」,都極少關注。日本人當然也知道珍珠港,但對當時軍方怎樣得出偷襲的決定,是怎麼樣的情況下,怎樣計算可能「戰勝美國」,一般人也沒有興趣深究。不了解這些背景,在美日右翼同步興起的今天,若有任何新趨勢出現,就不容易防微杜漸。可惜,除了那齣十年前的大製作爛片《珍珠港》,關心珍珠港的人,又有多少?

小詞典: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位於夏威夷珍珠港的二戰紀念館,建築主體位於1941年偷襲珍珠港事件中,被日軍炸沉的亞利桑那號戰艦正上方。今日亞利桑那號的殘骸中,還有1102具美軍官兵屍體,紀念館牆上,則刻有該艦全體陣亡士兵姓名。亞利桑那號遺骸中滲出的燃油,被稱作「亞利桑那之淚」。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

關原之戰的現實意義

自從長時間離開香港,遠距離看見香港的人和事, 感覺也不同起來。身邊不少朋友始終希望香港回到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也希望那些年的和諧社會、精英治港、「大和解」可以重現,因此,往往對自己其實毫無話語權的事(例如特首選舉),予以情感投射。

然而,現實政治是純粹理性的計算, 因為希望社會回到某狀態,而憧憬相應形象的救世主,這種思維,是有違邏輯的。筆者對香港沒有研究,倒不如從一個大家熟悉的案例談起:日本戰國時代末年的關原之戰。

無論對商場中人、還是電腦遊戲世代而言,關原之戰都是永恒的經典。戰爭背景很簡單:一度控制全日本的豐臣秀吉病逝,兒子豐臣秀賴年幼,權臣「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不斷擴大勢力,取而代之、成為「真命天子」之勢明顯;強烈効忠豐臣家、討厭德川家手段、希望返回舊時代的石田三成用盡全力抗衡德川,拉攏天性謹慎的「老好人」毛利輝元做名義上的統帥,最終演變成兩軍對戰,德川的東軍戰勝毛利和石田的西軍,掃除統一天下的障礙,建立幕府,10年後,更對豐臣家趕盡殺絕。

這場戰爭的背後,不但是兩大陣營的外交戰,更是每一個大小大名的人生交叉點,充滿人性和利益、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當然,關原之戰的性質、規模本身,都完全不能跟香港周邊環境比較,但以下重點,不知怎的,卻似對當局者迷的當局者不無參考價值。當然,筆者不了解當下香港政治的人和事,不要對號入座。

1. 石田三成以「大義」號召支持豐臣家,把德川標籤為欺負孤兒寡婦的奸臣,以為當年受豐臣秀吉「恩惠」的人會報恩,相信要不是德川家康野心勃勃,豐臣政權完全可以維持,以為只要鏟除德川,就天下太平。事實是,德川也有自己的「大義」,那就是擁有比孤兒寡婦更能穩定天下的能力和實力;相對豐臣秀吉晚年窮兵黷武、遠征朝鮮,德川隱隱然承諾一個太平盛世,讓大名和人民休養生息(無論太平的前提是什麼手段也好)。基於這一點,無論在大名、還是平民當中,支持德川的「民意」並不少,而且帶有威脅的壓力,即使沒有這個人,上述呼聲,也依然存在。雖然其出現與德川有關,卻不是無中生有製造出來,即使是「西瓜靠大邊」,也隱含對穩定的追求。

2. 石田三成失敗的主因之一,是自己定義的道德標準太高,不懂得水清則無魚,不但沒有拉攏對方陣營的邊緣人物,還造成「豐臣建制派」內,有一大派系(「武功派」)對他恨之入骨,而他們都是手握兵權的武將。不少對德川毫無好感的人,也是因為不滿石田,才加入東軍。回看石田被憎恨的原因,很多都很無辜,包括不知不覺破壞其他人的既得利益等。然而原因是甚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一個「建制派」內的派系不惜全力破壞,而這個派系又是諜報、離間、暗殺諸般手段都會使用的「武功派」,那就算讓石田、西軍暫時得到勝利,也依然後患無窮。

3. 「西軍」論牌面、佈陣、人選,其實並不差:豐臣秀吉委任的「五大老」當中,三人都是西軍;參加西軍的西部大名、名將大不乏人,而且掌握地利,理論上不只有力一戰,就是戰敗,也有條件東西長期割據。然而,只要仔細看內部名單,就會發現西軍主力和東軍的淵源十分深厚,他們參戰,只是為了延續自己家族的勢力,表態其實談不上投機,只是為勢所逼,總之不是為了出死力。所以戰爭開始前,西軍高層就一個個的向德川家康提供情報,以便一旦戰爭失利,得到「諒解」,起碼可以討價還價謝罪;主帥毛利輝元雖然承諾作戰,但不少家臣反對和東軍完全翻臉,出兵徒具形式,卻希望等到勝負分明時才出場。石田三成不了解人性,自然全盤算錯。真正會出死力的人,例如石田三成本人,則是德川不會接受的人,但這些人始終太少。而且對家不會接受,總有其原因。

4. 「西軍」戰場上潰敗的真正關鍵,是豐臣秀吉的養子小早川秀秋倒戈,石田三成雖然也有防備,但始終以為小早川這種身份,為害怕天下物議,是不可能倒戈的,而小早川也確實成了數百年來日本「二五仔」的代名詞。然而在小早川的計算角度而言,卻並非不能理解:假如西軍勝出,而當權的石田看不起自己,豐臣政權延續下去,雖然獲承諾出任「關白」,但自己吊兒郎當的作風,還是朝不保夕,加上已建立的政權內部位置有限,反而倒向大舉發展的東軍,可能更有空間,甚至足以成為一個陣營的首領。雖然最終小早川英年早逝、受盡罵名,計算似乎落空,但會這樣想的「自己人」,其實很多。

5. 假如關原之戰發生在戰國時代之初,群雄爭天下之心強烈,可能很多人希望戰爭延續下去,無論哪方弱勢,都會得到意外助力。但那時的日本亂到一個臨界點,「主流民意」情願和平、穩定,而不再管統治者奪取政權的方式有沒有問題,「西瓜效應」,就會倍增,趕渾水的人就會大減。關原之戰期間,希望渾水摸魚的實力派大名只有兩個:北部的伊達政宗、南部的黑田如水,他們都希望重回戰國時代,讓自己可以爭天下。但其他大名無論屬於哪一軍,都情願儘快回到和平,希望勝負儘快揭曉,不要作無謂的損傷,包括強調俠義家風、夾擊德川的上杉景勝,也很快接受東軍戰勝的事實。結果,關原大戰居然一天內就落幕。

6. 石田三成的目的假如是存續豐臣政權,他無疑完全失敗。假如沒有他的努力,豐臣家存活下去的可能性,卻可能更高:豐臣秀吉之前統領群雄的織田家,就有後人作為一個普通大名存續下去。然而,因為石田三成他把豐臣家和德川家放到完全對立面,任何人再要用柔性身段保存豐臣家的元氣,已不可能;但沒有關原之戰「引蛇出洞」,年老的德川家康就是再多陰謀詭計,也只能東贏一點、西拿一點,卻很難在有生之年,大規模對所有大名的勢力範圍重新佈局。即使豐臣家作為普通大名維持下去,依然能維持道統,假以時日翻盤,並非不可能,正如加入西軍後的島津家、毛利家,也能作為「外樣大名」維持下去,終至幕府末年成為倒幕主角。唯有不懂隨緣順勢而去,矛盾變得如此尖銳、你死我活,迴旋空間,就不存在了。

小詞典:大阪之陣

關原大戰結束後3年(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建立德川幕府。殘存的豐臣家繼續以大阪城為根據地,成為德川家眼中釘。1614年,德川家康藉口「鐘銘事件」,說豐臣家詛咒家康,出兵大阪城,發動「冬之陣」,雙方簽訂和約後,德川軍拆毀大阪外城,然後再藉口復戰,是為「夏之陣」,最終城坡,豐臣秀賴切腹自殺,豐臣家男丁被全部處死。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未來右翼史觀眼中的「奧巴馬外交史」

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卸任,究竟世界的教科書將來會對他有什麼評價?

奧巴馬日前說明,假如能再競逐連任,有信心擊敗特朗普;他也在任期結束前,默許聯合國譴責以色列殖民區、驅逐俄羅斯外交官,明顯對其政治遺產有足夠自信。

他跟緬甸、伊朗、古巴三大宿敵破冰,曾廣獲掌聲,這些外交遺產,也是奧巴馬引以為傲的事。

然而,美國政治生態已全面右轉,在右翼史觀眼中,奧巴馬的8年外交,卻是美國由盛而衰的關鍵。

無端獲頒和平諾獎

奧巴馬就職後僅僅一年,毫無政績,便莫名其妙地獲授予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在右翼保守派眼中,這成為奧巴馬被全球自由派「騎劫」的「原罪」。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當時也明言,寄望這一榮譽能為後喬治布殊時代的美國打上預防針,讓奧巴馬偏離新保守主義的外交軌道。

雖然在原教旨左翼分子眼中,奧巴馬也有出兵,依然被視為所謂「最暴力的和平獎得主」,但那只是文宣而已;保守派的主流觀點自然恰恰相反,他們認為奧巴馬外交一味投鼠忌器、姑息敵人,正是諾貝爾獎的陰謀得逞。

失南海制約中國先機

保守主義者如候任美國防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等,最狠批奧巴馬外交的一點,即是中國這個未來敵人,在奧巴馬任內全面崛起,美國卻失去制約先機。

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美中兩國的話語權便此消彼長;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更呈現前所未有的進取,推出「一帶一路」大戰略,又在南海大舉擴建人工島。

不過,奧巴馬的回應都是「以和為貴」,希望把中國拉攏為「合作夥伴」,結果卻令中國改變戰後區域秩序的努力,變成客觀事實。到了今天,美國在南海已失去反制中國的黃金時間,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也直逼美國,這些都令保守主義者相當憂慮。

與此同時,美國另一戰略對手俄羅斯,也是在奧巴馬執政的八年大舉擴展勢力,不斷先發制人,通過吞併克里米亞、扶植東烏克蘭親俄武裝、出兵敘利亞、拉攏伊朗等,已完全鞏固在前蘇聯、東歐的勢力範圍,甚至成了中東和平進程的最關鍵角色。奧巴馬並非毫無回應,但以為針對俄羅斯對石油出口的依賴,加以制裁,就能令對方就範,明顯是過份天真,不但低估了俄羅斯的綜合國力,也低估了普京訴諸軍事力量的決心。結果在奧巴馬卸任時,美國在東歐、中東的影響力,都已大不如前。

奧巴馬對敘利亞內戰優柔寡斷,部份原因是不希望捲入另一場戰爭,而從伊拉克撤軍,也是他的堅持之一。但是,出兵伊拉克的布殊,畢竟沒有令9/11再出現,美國人一度覺得比從前安全。雖然布殊時代的蓋達,也有號召各地支持者進行襲擊,但卻沒有奧巴馬時代的大量難民,作為在各地的潛在發展對象,這也令理想主義在這年頭更沒有說服力,間接令全球變得更不安全。保守派多認為,奧巴馬對此難辭其咎。

最後,即便在對外經貿領域,奧巴馬也被保守勢力抨擊。他極力推動的各項雙邊、多邊貿易協定,都被視為進一步拉大美國貿易逆差、讓美國損失就業崗位的元兇。以美韓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例,協議在2012年生效,兩國均大幅削減進口商品關稅,是為奧巴馬對外經貿政策的樣板,也是 TPP 的範例。然而至2016年,美國對南韓出口下降、進口急升,對韓貿易逆差較四年前增加了115%,根據「貿易-就業」換算比例,這一逆差等於造成美國失去十萬個就業崗位。這已是較沒有爭議的部份,談到北美貿易協定、TPP、TTIP,對立就更尖銳。

奧巴馬支持者們堅持「奧巴馬主義」有原則、有遠見,但在右翼史觀眼中恰好相反,奧巴馬外交無疑過於軟弱、缺乏決斷,而且不以美國利益為依歸,因此期待特朗普修正的,大不乏人。奧巴馬任內最大的外交遺產,居然是現實主義、右翼外交的全面復興,即使在自由主義者眼中,也是何其諷刺。

小詞典:亞太戰略再平衡(Pivot)

奧巴馬力主的美國外交大戰略,旨在將美國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向亞太地區傾斜分配,強化美國在亞太的存在感與領導力。理論上,戰略會通過美國與亞太地區諸多盟友之間的雙邊協作、以及多邊貿易框架 如TPP 等實踐,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一直缺乏足夠資源支持,成效有限,其意圖也備受中俄懷疑。

2017年1月5日星期四

特朗普的「首席戰略官」:「另類右派」能走多遠?

特朗普團隊名單大致落實,最富爭議的並非任何一名內閣成員,而是任命競選經理班農(Steve Bannon)為「首席戰略官」,公布時的排名還在白宮幕僚長之上。在美國政壇,已很久沒有這樣非主流的人,獲委任進權力核心。

傳遞三大政治理念

班農出身於弗吉尼亞州一個普通工人民主黨家庭,七十年代曾在海軍服役,當時是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政府的中東政策進退失據之時,班農對軍旅生涯失去信心,逐漸對建制反感。退役後,班農投身華爾街,在高盛工作,雖然成為精英圈子的一員,但立場並未改變。離開高盛後,他與數名前同事開設了投行,專注媒體收購合併,在這些商業合作中,開始與媒體人士接觸,最終走入傳媒業。

班農的極右思想正式成形,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他以製片人身份,接連推出一系列右翼文宣作品,如以列根總統生平為題材、宣揚保守主義的紀錄片In the Face of Evil。但班農對共和黨的布殊政府同樣不滿,認為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的反恐政策「糟糕透頂」,只對新冒起的茶黨(Tea Party)運動「加持」。然後,他又陸續推出以茶黨精神領袖佩林(Sarah Palin)為題材的傳記片The Undefeated、抨擊「佔領華爾街」運動與左翼政治的Occupy Unmasked等。這些大作,單刀直入傳遞三大政治理念:

一、建制精英無能,不能回應人民訴求;

二、左翼是讓美國社會生態不斷惡化的元兇;

三、要拯救美國社會,惟有擁抱極右思潮。

這道簡單公式,此刻在世界各地都令人感覺似曾相識。

根據以上思路,班農在2012年接手右翼網媒Breitbart.com後,迅速將之變成美國極右媒體的旗艦。在班農的運營理念中,「白人至上」與「憤怒」,是兩大關鍵詞:班農希望Breitbart.com成為眾多被建制派、自由派媒體「壓迫」的美國白人發出「怒吼」的平台,並要這一力量轉化為現實政治。班農對中產白人聲稱:「美國已陷入危機,是時候奪回自己的國家」,並指揮編輯,將批判對象對準少數族裔、穆斯林、LGBT 等,以及無力驅逐他們、或與之「勾結」的建制精英。這一鬆散又激進的政治立場,逐漸被稱作「另類右派」(alt-right)。

特朗普異軍突起時,班農迅速認定他是另類右派的有力代言人,Breitbart.com隨之對他連番追捧,在共和黨初選時大肆抹黑其他候選人,如聲稱「一旦盧比奧當選,美國將會被墨西哥移民填滿」等。在班農主打的網絡媒體戰中,共和黨精英是首要對手,直到特朗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炮火才轉向民主黨。總之在反建制、反精英、社會動員方面,班農與特朗普如出一轍,而班農的新媒體運營經驗,也很對特朗普脾胃。這樣的背景,堪稱傳統精英的跨黨派天敵。班農獲任命後,最高調祝賀的只有前3K 黨領袖David Duke,主流政客至今還是不敢相信,遑論回應。

在班農的世界觀,並無既定的原則、權威,顛覆的意義高過漸進改革,為達目的可以近乎不擇手段,卻切合了美國社會對傳統利益分配、精英政治模式的失望情緒。因此,建制精英極度反感班農,卻似乎不敢公開與之反目:一方面,班農個人並非可以扭轉乾坤,他只是順應了保守選民的憤怒,而「民意」,恰恰是政客最忌憚的存在;另一方面,班農手段狠狂,也令對手卻步。班農走進白宮決策圈之後,他與建制派的互相制衡,正是特朗普作為最高仲裁者的精心佈局。

小詞典:另類右派(alt-right)

近年美國政治光譜出現的新派別,反對傳統保守右翼政治,但自身並無系統性的意識形態,主要觀點是基於回應,例如主張反移民、反 LGBT 平權、反多元文化、反政治正確等。他們主要活躍於網絡論壇、社交媒體,大選中極力支持特朗普;主流媒體與政黨,多批評另類右派的實質,是白人種族主義和仇恨政治。

2017年1月4日星期三

哥倫比亞和約的前世今生(下):公投與二次談判

哥倫比亞於2016年實現和平,過程峰迴路轉,有不少地方很值得討論。哥國政府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游擊隊經過數年談判,以及美國、古巴的斡旋,把停火協定交予全國公投,卻由50.24%對49.76%的些微多數否決。

否決的群眾認為,和約對FARC作出過大讓步,包括不以戰爭罪審判FARC領袖、對罪犯不判監而改以社會服務為「懲罰」、允許FARC以政黨形式直接進入哥倫比亞議會等,都是「跟恐怖分子妥協」,犧牲「正義」以換取和平,乃不能接受。

否決派的背後,正是力主嚴懲FARC的前總統烏里韋(Alvaro Uribe)。這一場公投,迅速演變成人民對自身境況的情緒宣洩,加上出現明顯領袖,結局出人意表,教人想起英國脫歐公投之餘,也令人反思公投是否決定這類議題的最合適選擇。

說到底,世上是沒有完美的制度,公投是否理想的決策過程,關鍵之一是,社會是否得到議題的充分資訊。這方面,先進如英國的脫歐公投,也不見得達標:脫歐陣營始終未有把脫歐後的可行計劃公之於眾,直到現在還是含混不清,令英國公眾未能成為"well informed public",而類似情況也在哥倫比亞出現。

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把大量精力放在談判和斡旋,卻忽視對國內宣傳,他的「轉型正義」理念難以深入民心,固然有其毛病;不過反方強烈訴諸情緒,純粹假定公投否決後「正義」會到來,卻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提出其他可行建議,難免令正方覺得是純粹唱高調的偽善。

有趣的是,公投受挫並不代表和約終結,桑托斯政府迅速與反對和平協議的政黨磋商,也重啟與FARC談判,對上一份和平協定作出50項改動,包括沒收FARC財產,用以補償內戰中的受害人;明定FARC成員接受特別法庭裁判時的罪名(販毒或戰爭罪);禁止FARC議員在前叛亂區任職等。

不過,新方案的底線仍舊是不會囚禁FARC領袖,反對派依舊不滿,但桑托斯沒有再舉行公投,而是把新協議交予議會表決,最終在反對派離席抗議下獲得通過;之後還有大量程序,例如叛軍繳械、特赦等過程,都是未來爭議焦點,但框架性協議,總算已經出現。

這裏的爭議是:假如公投否決了的內容,經過「技術性微調」,而沒有根本改變協議的本質,卻繞過民眾、再在議會表決,是否符合了民主公義?這就像英國「脫歐」公投後,假如政府提出重新留歐的技術性條件,算是「回應」了民意,然後付諸國會表決,群眾會否接受?一段時間內,這正是「留歐」派對文翠珊政府的期望;目前雖然文翠珊不時強調「Brexit is Brexit」,但這一可能性,還是不能完全排除。

在法律層面,每項公投的約束力都不同,對上述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但純粹抽空而言,公投肯定不可能決定仔細的技術細節,然而「魔鬼在細節」卻是金科玉律。只要官僚處理得宜,微調技術細節,可以根本改變公投結果,而不用正面和民意衝突,這卻是2016年兩大公投給我們的啟發。在未來日子,恐怕公投作為政客提高聲望、疏導民粹的手段,會陸續有來;但作為一錘定音的功能,卻可能越來越是疑問。

小詞典:「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ARC)

1964年成立,原來隸屬哥倫比亞共產黨,冷戰期間獲得國際左翼社會支持,但冷戰結束後轉而與毒梟合作,通過綁架勒索為生,被多國政府列為恐怖組織,也被哥倫比亞共產黨切割。2016年和約簽訂前,估計軍隊人數依然有七千至一萬人,武裝力量不能低估,成了參與和談的最大憑藉。

2017年1月3日星期二

哥倫比亞和約的前世今生(上):美國的「哥倫比亞計劃」

《經濟學人》挑選哥倫比亞為「2016年度國家」,因為當地總算帶來全球久違的和平曙光;201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是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諾貝爾獎委員會指出,這是表彰桑托斯為結束哥倫比亞內戰的不懈努力。

冷戰結束 失去金主

雖然哥倫比亞和約的公投由全民否決,但最終還是通過國會,令停火令「復活」。至於哥倫比亞內戰的前世今生,卻不得不由美國的角色談起。

1964年以來,哥倫比亞陷入內戰50多年,政府軍與左翼反政府武裝「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之間的衝突,造成22萬人喪生。

其實七十年代期間,哥倫比亞本來相對和平,反而秘魯、玻利維亞等國,才是拉美毒販聚集地,壟斷世界可卡因生產,並有遍布全球的販毒網絡。

當時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發起針對拉美國家的大規模跨國緝毒合作,向拉美政府提供資金、培訓警力、打擊毒梟;始料不及的後果卻是販毒集團轉到安第斯北部的哥倫比亞。

FARC本來是哥倫比亞共產黨附屬武裝,冷戰結束後,失去主要金主,又要在農村與政府打游擊戰,便逐漸與毒梟合作,聲名急轉直下,連哥倫比亞共產黨都與之劃清界線。

FARC為了搶地盤,不惜對農村平民大開殺戒,一代哥倫比亞人對FARC的仇恨,就此結下。

哥國前總統烏里韋(Alvaro Uribe)的父親就是命喪FARC之手,因此他上台後,希望把緝毒與打擊FARC合而為一。根據這個理念,美國與哥倫比亞政府展開新一輪緝毒合作,即「哥倫比亞計劃」(Plan Colombia)。美國提供的資金,理論上,超過半數應投放在警力培訓和社會援助,但最終80%以上,都被用作軍隊,成了內鬥工具,國家分裂反而加劇。著名左派學者杭斯基(Noam Chomsky)就對「哥倫比亞計劃」極度批判。

畢竟美國的軍事援助,只能把毒販趕走,對毒品的需求市場,卻始終存在,而且國內的社會環境和人權狀況,始終未有改善,自然令人有誘因加入這市場謀生。加上FARC 並非人人罪該致死,但美國協助指導的哥倫比亞政府軍卻以「反恐」之名,對之進行無差別圍剿,濫殺了不少群眾,也令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當然,杭斯基的一些指控未免過份偏激,例如說這是「資本主義右派政府實行社會控制的陰謀」,通過戰爭令社會大多數人喪失安全感,進而尋求強勢政府的庇護云云,就未免本末倒置,當地人民也不會認真看待。但對FARC支持者而言,違反人權的其實是政府軍,內戰不是一面倒的非黑即白,這點卻必須了解。正是基於這樣複雜的背景,哥倫比亞和平到來,才那麼難能可貴。

小詞典:杭斯基 (Noam Chomsky)

美國著名左翼學者,本身專業是語言學教授,但自從六十年代投身反越戰運動以來,就成為全球知名的社運人士,支持社會主義模式的立場一以貫之,對美國政府強烈批判,名作包括《知識份子的責任》、《海盜與皇帝》等。

2017年1月1日星期日

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前瞻

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奧巴馬時代的諸多外交政策都提出異議,認為奧巴馬的「軟弱外交」,是令美國國力下降、中俄乘機坐大的一大原因。奧巴馬最自豪的其中一項外交政績:推動簽署的伊朗核協議,也被特朗普形容為「bad deal」。不少特朗普委任的外交、國防人選,過往都以對伊朗強硬著稱,而對伊朗有戒心的國會議員,也大不乏人,這還不算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反伊朗游說團」。伊朗核問題對中東穩定和全球安全,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究竟在特朗普時代,伊朗核協議將何去何從?

伊朗和美國積怨已久,可追溯至國王下台、人質危機;伊朗核危機同樣不是新議題,尤其是9/11後,喬治布殊將伊朗與伊拉克、北韓並列入「邪惡軸心」,伊朗研發核武的節奏顯著加快,以免步沒有核武的伊拉克後塵。作為回應,美國一方面對伊朗經濟制裁,重點針對伊朗的石油出口;另一方面,近年卻率領國際社會,與伊朗政府就核問題進行談判。經濟制裁並沒有打斷伊朗研發核技術、積攢濃縮鈾的步伐,談判也一度陷入僵局,以色列對可能擁有核武的伊朗最為不安,一直對美國施壓,反對任何和談。直至2013年,伊朗改革派領袖魯哈尼(Hassan Rouhani)當選,主張務實外交,換取振興經濟,談判因此才出現轉機。

2015年7月,國際社會與伊朗達成核協議(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由美、英、法、德、中、俄、歐盟與伊朗共同簽署,美國國務卿克里是代表國際社會與伊朗談判的「首席談判人」,反映奧巴馬政府對協議的巨大投入。協議規定,伊朗將在未來十年,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其核設施的嚴格監督,確保核設施純為民用;大幅削減現有的濃縮鈾儲備(幅度近98%),確保在未來至少需要12個月,才能達到製造核武的原料儲備(核協議訂立時,國際社會估計伊朗僅剩2至3個月,就能提煉足夠的製造核彈的原料)。作為交換,國際社會取消對伊朗經濟(尤其是石油出口)制裁,預計伊朗因此獲得7%-8% 的年經濟增長。這份協議對伊朗核設施的監督和限制有效期為十年,十年後,國際社會將在五年內,逐步取消這些限制。

特朗普對這份歷史性協議的批判,正是從其「十年有效期」入手,指這份協議「不夠嚴格」,僅僅是暫時延緩了伊朗研發核武器的速度,而在共和黨內部、軍方,認同這觀點的人可不少。特朗普競選時說過,一旦他當選,將以更強硬的姿態,與伊朗重新談判。表面上,在特朗普公佈的「百日政綱」中,尚未見到「推翻 JCPOA」這一條。畢竟JCPOA 並非美國與伊朗的雙邊協議,而是包括六國與歐盟在內的多邊協議,目前各方都沒有異議,聯合國對伊朗的制裁取消也正按部就班,美國若單方面將之推翻,既不負責任,可行性亦存疑。

不過,特朗普並不需要真的「推翻」協議,也能達到推倒重來的目的。在國際制裁體系外,美國財政部一直另有一套對伊朗的制裁體系,特朗普就任後,若執意對伊朗進一步施壓,下達新的制裁指令,國際社會也莫可奈何。即使是現在,伊朗軍事組織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依然被美國視為恐怖組織,其經濟活動佔伊朗經濟的35%;美國財政部規定,任何與 IRGC 控股超過50%的公司有經濟往來的外資,都會被美國罰款。IRGC 在全球設有多家空殼公司,控股都低於50%,就是為了夥伴逃避美國制裁。只要特朗普令罰款標準調低,伊朗的收入已久大受影響。

根據現時美國法律,伊朗的經濟活動若與美國金融體系發生聯繫,即屬違法,但美元交易不在此限。特朗普也可以推出新法案,規定伊朗與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進行以美元結算的交易,也受美國司法管轄,在強美元時代,這也是有力一著。特朗普還可以針對伊朗「與恐怖活動有關」的企業、「侵犯人權」的組織作出新制裁,這些舉措都在 JCPOA 框架之外,那麼就不算違反協議。一般相信,特朗普為了對支持者交代,很難完全對奧巴馬的協議照單全收,以上這些,多多少少會做一點。

伊朗被逼走回頭路?

對伊朗而言,這樣的趨勢,可謂極大警號。魯哈尼日前在演說中稱,「伊朗絕不允許特朗普撕毀 JCPOA」,並會在國際層面,就來自美國的任何可能違反 JCPOA 的舉措申訴,進而採取「報復行動」。問題是,伊朗可以怎樣報復?無論做什麼,都是削弱目前改革派政府的威望,起碼對魯哈尼政府而言,沒有任何勝望。魯哈尼說服國內保守派達成核協議,靠的就是「以核武換經濟」這道公式,一旦公式失靈,保守派大反撲可期。早前筆者訪問過伊朗駐香港總領事,他對JCPOA延續下去信心十足,依然積極鼓勵商人到伊朗開荒投資,認為假如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也出爾反爾,乃「不可想象」。可是美國真的出爾反爾後,這些官員連自身的去留也成疑問,無論之前說過甚麼,可能一概失效。

伊朗在保守派煽動民粹壓力下,面對美國的動作,恐怕很難不強硬回應,乃至重新啟動核燃料生產,也不是不可能,儘管那樣正中美國右翼下懷。要是對美國完全就範,政府卻有下台危機。無論怎樣,伊朗對美國難得累積的有限度信任,隨著特朗普「新政」,可能徹底崩潰,新一代伊朗人也會被推向對立面。一旦事情發展到這一步,JCPOA 前功盡棄,要再進行一輪涵蓋各方的十年馬拉松談判,乃難以想像,伊朗只會更依靠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主導談判的敵意,只會更深。中國外長王毅已表態稱:「任何參與伊朗核協議國家的政府換屆,都不應影響協議執行」,明顯針對特朗普。但中俄都沒有能力改變美國外交,屆時順水推舟,和伊朗建立更緊密關係,卻是情理之中。這一切,對世界和平而言,都絕非佳音。

其實,美國就算要顯示「勇武」立場,也有另一種對伊朗政策,例如經濟層面「胡蘿蔔+大棒」升級版,奧巴馬政府的一系列舉措,正是這樣。一方面,美國國會日前投票,將美國既有的對伊朗經濟制裁延續十年,奧巴馬亦有意簽署,稱其與 JCPOA 無關;另一方面,奧巴馬又可能運用行政權力,要求部分制裁法案「免於執行」,並考慮對企業發放更多「特別許可」,鼓勵其進入伊朗市場,目的是令伊朗逐漸依賴美國,方便日後「和平演變」。不過對特朗普而言,這是曠日持久的慢動作,未免過份軟弱,而且不能杜絕伊朗擁有核武的危機。通過推倒重來,取悅軍方,樹立威望,拉攏共和黨部份建制派,滿足以色列、和國內極具影響力的猶太人,對中俄敲山震虎,而不會對國內經濟帶來任何損失,卻是一本萬利的生意。至於伊朗人民的生活、地緣政治的連鎖效應,卻是他計算以外的另一回事了。

沈旭暉 亞洲週刊 2017年1月

錫克教徒的香港故事

香港雖然以「亞洲國際都會」為傲,但對境內少數族裔,一直缺乏應有關注,其實那才是香港多元文化的寶庫。我們介紹過離散香港、新加坡之間的亞美尼亞人,而人數更多的錫克教徒,和香港本土社會的淵源更深,也更值得介紹。

和其他南亞次大陸的來客一樣,錫克教徒出現在香港,也是大英帝國的政策結果。由於英國本土無法提供足夠的軍事和安保人員到殖民地,又不希望過份倚靠本地人負責安全,以免尾大不掉,在殖民地內部進行人力資源「再分配」,人為的製造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中間階層」,就成了一貫政策。而在這個「中間階層」內部,又不斷製造族群矛盾、相互競爭等關係,以便英國人避開日常遇到的正面衝突,可以飾演最終仲裁者的角色。此所以在印度殖民地內部,來自龐遮普邦、以勇武馳名的錫克教徒,就成為英國招募往海外維持秩序的首選之一,同時也被用來制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據學者Kanwal Narain Vaid記述,早在1841年英帝國海軍佔領香港島、首次升起大英帝國旗幟之時,已有大量錫克教徒士兵在場。

不過錫克教徒當時並未被長期派駐香港,大批移民前來,則是19世紀後半葉的事。這是因為英國建立殖民政府時,隨英軍赴港的孟買海員本來是主流,但香港警隊貪腐成風,孟買海員也容易同流合污,到了1862年,英國人 Creagh入主香港警務,忍無可忍,決定另外引進外來警力整頓。1867年,Creagh向殖民政府申請增調百餘位錫克教徒警員,令當年南亞警員數量佔整個香港警隊2/3之多,也開啟了南亞警員內部更明顯的互相制衡關係。錫克教警員的引進,也同時出現在新加坡、上海、斐濟等地,間接對錫克教的全球化也貢獻良多。
在香港歷史書寫中,錫克教警員所佔的篇幅十分有限,只有少量研究指出,當時香港的錫克教徒警員,往往成為華人和歐裔警隊高層之間的緩衝劑,緩和了華人與英國官員之間的矛盾。二戰之前,香港警隊42位殉職警員中,有23位是南亞裔人,並以錫克教徒為多。二戰期間,他們則與華人共同守衛香港,這一經歷,至今仍為參戰老兵稱道。

「錫克教獨立運動」與香港

錫克教徒被英國引入,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獨特的身份認同,不容易與其他南亞人「合謀」,令英國人較為安心,但這也帶來其他潛在的後遺症。這是因為錫克教徒聚居的龐遮普邦,一直有分離主義存在,因為他們既非印度教徒、又非穆斯林的身份,始終未能讓他們融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印巴分治後,錫克教徒大部分遷徙至印度境內,雖然也有成為印度精英(例如前總理辛格就是錫克教徒),但自治甚至建國的呼聲還是一直存在,最著名的是是「卡利斯坦運動」(Khalistan movement)。

錫克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就是在旁遮普邦建立屬於錫克人的獨立國家,這一主張顯然不為印度政府所容,矛盾在1980年代到達頂峰,甚至出現武裝衝突,前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就是被近身錫克衛士暗殺。武裝運動受鎮壓后,錫克教徒轉而採取非暴力方式,繼續爭取自治或獨立,並開始聯繫海外錫克群體,組成跨國政治團體「Dal Khalsa」。目前,Dal Khalsa動員的海外錫克教徒主要集中在英國、加拿大,因為這兩國是海外教徒最集中的地區;但香港的錫克教徒數目不少,若成為目標,也毫不為奇。近年電影《赤道》有一幕以香港錫克廟為背景,講述錫克教領袖有恐怖組織的情報,就予人無限想像空間。

錫克廟的本土身份認同

隨著在港錫克社群逐漸發展,不少錫克教商人也從印度前來香港經商,其中不乏攜妻帶子的家庭。1901年,駐港英軍中的錫克教徒在灣仔修建了一座高兩層的拱頂錫克廟(Khalsa Diwan),作為在港教徒的宗教與社交中心,也是香港人認識錫克教的最主要渠道。1938年,這座廟宇被擴建,以容納越來越多的赴港錫克教徒,甚至成了港島地標之一,令它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日軍兩次轟炸,所幸廟宇結構沒有被完全破壞。錫克廟有免費派發膳食的傳統,來者不拒,戰爭期間,不少華人專門走到廟內求生,這段經歷,也令本土華人對錫克教徒的好感大大增加。戰後,錫克教徒通過籌款和社會捐贈,將廟宇修復、擴建,今天的錫克廟可供兩百餘人食宿、容納上千人朝拜,廟內有幼兒園、圖書館,還為青少年開設的宗教、藝術、數學、語言等課程,雖然對象依然以教徒為主,但也有不少本地教育機構前往學習,筆者就曾多次帶學生參觀。由此可見,錫克教徒已經在香港社會建立了頗具規模的商業、貿易和社交圈子,也成了「香港人」的一部份。

既然憂戚與共,香港回歸前,也一度讓不少錫克教徒感到擔憂,引發了一波大規模移民潮。不少錫克教徒從香港移居加拿大、英國,或者回到印度,但隨後又有海外錫克教徒持他國護照返回香港。今天在香港的萬餘名錫克教徒,基本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自港英時代便抵達香港、在此成家立業的老一輩錫克教徒,他們多在香港有廣泛人脈;另一類則是回歸前後新赴港的錫克商人,他們與印度、加拿大、英國等地的錫克群體保持密切聯繫,甚或是家族企業的東亞代言人,但就與本土社會互動有限。

其實學者、媒體在接觸在港錫克教徒時,往往發現他們幾乎已完全融入香港文化,尤其是老一輩錫克教徒及其後代,一般說得流利的廣東話,最著名例子自然是演員喬寶寶,只是他的太太捕獲特區護照,「被逼」移民蘇格蘭,也成了政治事件。不少錫克教徒之間交談都以說廣東話進行,反而英語不甚靈光,不少更與本地人通婚,子女也入讀本地學校。在裝束、生活上,這些錫克教徒一般與本地人無異,除了不吃牛肉;只有進入錫克廟朝拜時,才會穿上宗教服飾、帶上頭巾。不少在香港出生的第三代年輕錫克教徒說,「香港是我家」,但近年香港社會對任何外來者的排斥,卻比百年前更嚴重。究竟這些富有南亞區域特色的「真・香港人」能存在多久,就不是今天能預測的了。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7年1月